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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法律意识篇1
关键词 ：农民工；法律意识；法的运用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8-0143-02
一、农民工的含义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制户籍体制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一个群体，具有中国特色，国外鲜有这样的称谓。农民工是身份和职业的综合体，指的是户籍身份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随着社会法治的发展，农民工群体的壮大，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不可获取的力量，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也受到重视，逐渐用“进城务工人员”的称谓来代替，表示对农民工的尊重。进城务工人员的内涵比农民工范围大，包括生活在农村的城、乡两种户籍的人，显示不出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的歧视，较符合现在城市外来人员的情况。对此学者们还有一些称呼，比如“异地务工人员”、“务工人员”等。
无论称呼怎么改变，农民还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随着老一代农民工的退去，新一代农民工代替老一代为城市的发展建成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代又被称为“新生农民工”。本文的农民工就是指农民进城经商或务工从事非农业的生产。
二、农民工法律意识的现状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法律意识是这样解读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象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法律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①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是不同的，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体对外界所反映的一种法律思想、观点或心理，而法律知识仅指对法律内容的知晓和掌握，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基础，法律意识是运用法律知识的前提。农民工法律意识是指农民工自觉遵守法律和主动合理的运用法律的心理基础。
（一）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有无
社会对农民工进行的教育和普法还仅停留在法律知识的灌输阶段，并没有深入到法律意识的层面。农民工进城后，一直面临着恶意克扣、拖欠工资，工作环境恶劣、缺少劳动保护条件，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社会保险没有着落等现状。社会各界也在这些方面加大法律知识的普及，农民工也开始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的权益。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犯罪率在一些大中城市中一直是居高不下，影响这些城市的安定和谐。进城农民工在面对着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迷失了自己憨厚的本性，误入犯罪的歧途。文化的冲突使得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城市中生活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由于农村的教育水平低，进城的农民无一技之长、文化知识贫乏，只能从事底层的服务行业。这一行业报酬少、不稳定、老板剥削严重等问题，使得进城农民面对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的犯罪。进城农民工走向犯罪的另一原因是法律知识的浅尝辄止，没有形成法律意识，更谈不是什么法律素质了。在农民工犯罪的罪名中盗窃、抢劫居多，这些人员只知道这些行为违法，但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就是犯罪了，对于罪名的犯罪构成、犯罪情节等没有清晰的认识。
农民工在多年的普法教育下，民事权益的法律意识是有的，但是刑法方面的法律才意识淡薄，分不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二）农民工法律意识的高低
法律意识的培养能够促进法律的建构和运行，对于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培养仅涉及到促进法律运行当中的守法功能，也就是法的遵守和运用。法的建构是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法律专业人士应该具备的。
农民工目前具有的法律意识主要是法的遵守，是法的指引作用的体现。法的指引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或不得这样行为。憨厚的本性使得大多数农民工能够在多年的普法教育下守住法律底线，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但是农民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运用意识不高，社会中也时有发生暴力讨薪和开胸验肺的悲剧，这种行为不仅保护不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又使他们陷入另一个纠纷当中。
农民工的法律意识还停留在法的遵守低层次的法律意识中，法律的运用意识不高。农民工法律运用意识的培养不仅更好的理解需要法律知识和法律条文，还需要一些身边鲜活的法律运用成功的案例来提升他们对法律的信仰，使它们能够在遇到纠纷后能够选择用法律的手段去解决纠纷，避免悲剧的发生。
三、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培养
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培养，是我国在进行普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普法宣传，进城农民工从各种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学到了法律知识，但是，时至今日，这一群体的法律意识仍然不高，他们想用法律、敢用法律的、会用法律的意识提高的不多。究其原因，从这些媒体上学到的是法律知识，农民工仅仅从自己领会到的少数的零散的法律知识上知道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了，他们想不想用法律的手段去保护自己的权益，敢不敢去哪其法律的武器，会不会正确运用法律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道鸿沟。本文并不否认普法的作用，但是这种零散的片段式的普法对进城务工人员法律意识的提高作用不大。进城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需要进行简单的系统化的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树立这一群体的法律信仰，从想、敢、会几个角度来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社区教育就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使命。
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不是因为不知法律，而是因为不敢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农民工的违法犯罪率居高不下，不是敢作敢为，而是不会正确的运用法律手段，应当使他们懂得用违法的手段去惩治违法的行为，自己也会遭受刑罚的处罚。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意识淡薄。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对其自身权益的保障，形成良好的工作和学习环境，加快市民化进程，构建和谐社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进城农民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由于其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差，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更容易被迷惑，更易走进犯罪的歧途。所以在培养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时，不能只侧重于其弱者各项权益的保护法律意识的宣传和培养，也应该注重刑法法律意识的培养，对这类人群进行违法犯罪的预防教育，使其对刑法犯罪望而生畏。不能把农民工作为弱者加以一味的保护，法律的意义在于公正，一味的保护可能会使法律有所偏颇。要让他们摒弃弱者心态，以城市主人公的姿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快市民化进程。
提高进城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项全民工程，不能只依靠政府。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助于法律素质的培养，对于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整个社会的环境息息相关。国家应当从城乡二元制体制的改革做起，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养老保险、劳动合同、工伤、子女教育、住房等多方面做起树立其城市主人翁的情感意识，使其敢于知法、用法。同时还得通过社区教育，开放大学等形式系统的加强对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培养，弥补其在农村教育的不足造成的法律认识的缺乏。利用现代的电子技术，做到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社会环境。地方政府也要保证这些措施的顺利实施。
注 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法律意识”条目，第104页
参考文献：
[1] 高刃锋.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思考[J].兰州学刊，2005，（1）.
[2] 张波.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演变分析[J].桂海论丛，2006.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2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消极因素
利益多元化是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劳动和生活的其他领域中时常会遇到不公待遇，他们不再选择沉默，而是拿起手中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整体上来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他们在法律实践中存在非理性的一面，在权利救济上具有非主动性特点，在守法意识上呈现非自觉性特征。就目前情况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虽有一定提高，但法律知识却相对匮乏；维权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法律情感依旧淡漠，维权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主要是受到以下消极因素的影响。
（一）“人治”观念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使我国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儒家的人治主义思想是权力至上的衍生品，就是一种作为公共权力异化的官本位权力观，官职成为评价个人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这是以官为尊、以官为贵的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外化。纵观我国历史，因长期受到封建意识和儒家思想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在广大民众的潜意识中始终存在官本位思想。官职大小已经成为个人身份、地位、道德的代表。同时，在权钱交易背景下，“官”和“利”也如影随形，官员不仅俸禄优厚，而且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非法利益。综上所述，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在“官本位”思想以及特权意识支配下，逐步演化为个人的利益观、地位观和权力观。普通百姓由于深受以上封建思想的影响，在他们心中始终存在以权为本的观念，这种思想和认知渐渐地消融了新生代农民工对法律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在法律与权力的较量中，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会认为权力最终会战胜法律，甚至认为部分官员能够操作法律的制定。因此，在城市中打工，当他们遇到纠纷以及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总是首先寻求有关系、有地位的亲戚或同乡的帮助，而往往忽视，甚至藐视法律的作用。
（二）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目前户籍、社会保障和福利等社会制度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产生较大的影响。户籍制度因具有社会调控功能，逐渐成为政府和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55年颁布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人为将我国居民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自此正式得到确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在当时社会情况下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包括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制度也都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由此造成不同的户籍享有不同的待遇，城市居民凭借户籍会享有较多的社会福利。城乡利益格局也因二元户籍制度而逐渐固定下来，这不仅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同时也是造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体制根源，进而使他们丧失了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养老、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一系列的权利，破坏了制定社会制度的初衷，甚至抹杀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担心自己的子女将来面临与他们同样的身份困境。综上所述，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众多权利缺失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是显性户籍制度的衍生品，这也是影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并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同地方因地制宜，尝试了不同的模式，但效果并不理想，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参保比例仍然较低。即使少数农民工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也主要是针对养老、工伤、医疗这些缴费性的保险，而社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这些非缴费性的保障项目，目前还是只针对城市居民。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城市还未针对农民工制定住房保障政策，即使少部分城市计划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系统，但又制定了过多过严的限制条件。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也深受传统户籍制度因素的影响，其处境与城市居民完全不一样。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其内容基本涵盖我国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工作和生活都在城市，但各种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甚至连最基本的养老和医疗都得不到切实保障。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有赖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也严重限制了其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三）执法和司法不公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意识内部各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外部因素相互依赖，始终处于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中，适宜的条件有利于促进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反之，则会形成负向的阻碍法律意识提高的消极影响。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行政，而行政合法性则是现代行政执法的最基本原则，然而实践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司法不公现象在我国依然存在，这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进一步提高的又一障碍。法律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自身是否能反映民意，体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二是法律在现实中能否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但都需要以司法公正为基础。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为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审判效率，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虽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还是不少。这不仅使司法公信力面临巨大的挑战，更严重的是在他们心里会产生轻视法律、蔑视司法的心理，司法机关作为社会中立裁判者的权威也荡然无存。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3
1.1 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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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男性15人，女性15人。在调查“您了解我国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吗”这一问题，在被调查的30人中有8名男性选择 “了解一些”，而选择这项的女性共有6人。选择“一点都不了解”的男性有7人，选择该项的女性有9人。选择“很了解”的为0人。可以看出，男性的法律意识水平要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很多成年男性比女性在工作上的地位高，成就大，而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所以在法律认知上与男性有所差距。
1.2 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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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18岁以下的人数是3人，占总体10%；19-23岁年龄段的人数是13，占总体43%；24-33岁年龄段的人数是14，占总体47%；调查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法律意识水平差异很大，24岁及以上农民工法律意识水平明显高于18岁以下农民工法律意识水平。24-33岁年龄段公众的环境法律意识水平比19-23岁的公民环境法律意识水平要高。
1.3 民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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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汉族15人，占总体调查人数50%；回族11人，占总体调查人数37%；蒙古族3人，占总体调查人数10%；满族1人，占总体调查人数3%。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回族和汉族的环境法律意识水平要比其他少数民族的环境法律意识水平高。
1.4 文化程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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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小学学历的有1人，占总体3%；初中学历的有8人，占总体27%；高中（含中专、中技）学历的有14人，占总体47%；大专学历的有3人，占总体10%；其他学历的有3人，占总体10%。调查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法律意识水平越高，与受教育程度影响模式相符。所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将成为其提高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条件。
1.5 收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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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收入1001-1500元的5人，占总体调查人数17%；收入1501-2500元的9人，占总体调查人数30%；收入2501-5000元的14人，占总体调查人数48%；收入5001以上的1人，占总体调查人数3%。在调查“您了解我国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吗”这一问题，5名收入1001-1500元选择“了解一些”的有1人，9名收入1501-2500元选择这项的有3人，14名收入2501-5000元选择这项的有9人，1名收入5001以上选择这两项的有1人。选择“一点都不了解”的，5名收入1001-1500元选择“了解一些”的有4人，9名收入1501-2500元选择这项的有6人，14名收入2501-5000元选择这项的有5人，1名收入5001以上选择这两项的有0人。通过数据可以看出，收入在2501-5000元的公众其环境法律意识要高于收入2500元以下的公众。收入差别影响农民工法律意识。
1.6 职业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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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中，从事房地建筑工的人员为5人，占调查总数的17%；制造业、加工业工人为4人，占13%；厨师3人，占10%；服务员为1人，占3%；终点工或保姆为14人，占47%；其他为3人，占10%。在调查“您了解我国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吗”这一问题，5位从事房地建筑工选择“了解一些”的有2人，占40%；4位制造业、加工业工人选择这项的有3人，占75%；3位厨师选择这项的有1人，占33%；1位服务员选择这项的有0人；14位终点工或保姆选择这项的有6人，占43%；3位其他选择这两项的有2人，占67%。通过分析数据可以看出，不同的职业类型的人们的环境法律意识水平也有所差别：制造业、加工业工人法律意识水平最高，这由于他们进入工厂相对正规，大多数签订劳动合同，所以他们法律意识比较高。而钟点工、保姆、服务员和厨师大多和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这些群体法律意识较低。
1.7 外出务工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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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外出务工时间1年的人数是5人，占总体17%；2-5年的人数是20，占总体67%；5年以上的人数是5，占总体17%；在调查“您了解我国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吗”这一问题，外出务工时间1年的选择“一点都不了解”的有5人，而外出务工时间2-5年选择这项的有9人，5年以上选择这项的有2人。选择“了解一些”的，1年的有0人，2-5年有11人，5年以上有3人。调查显示，外出务工时间的长短对农民工法律意识水平影响很大，外出务工时间2-5年法律意识水平最高，外出务工时间5年以上要比1年法律意识水平高。
2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法律意识是现代法理学和法律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关于法律意识是这样记载的：“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法律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它关注的乃是现实社会主体关于法和法律的知识、情感、意志、态度、意识形态等各种法律心理活动、认知活动、情感体验和其成果的性质、状况及其社会意义和法律价值功能。
2.1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
2.1.1 法律知识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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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环境知识来源的选择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电视66.7%、互联网63.3%、听别人说23.3%、报刊杂志和学校教育为3.3%。这一结果显示，电视和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首选渠道，遗憾的是，学校教育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2.1.2 您知道我国都制定了哪些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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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也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对我国法律、法规还不够了解。了解婚姻法和劳动合同法高于宪法和刑法。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 2的被调查者回答知道劳动合同法，而超过1/ 3的人回答知道婚姻法，所有调查者中只有1人了解刑法，1/ 5的人回答知道宪法。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我国法律、法规的了解仍需提高。
2.2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与法律意识相关的行为取向
2.2.1 你是如何找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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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找到工作的，被调查者首选亲戚朋友介绍，其次是人才市场，最后自己找的。可见，相当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以群体或社会关系为主要找工作的方式。这表明，作为一个西部欠发达地区，宁夏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意识比较浓厚。
2.2.2 您是否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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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中，设定了以下问题来了解宁夏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您是否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调查结果表明，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有56.7%公众选择“没有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这说明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情愿为获得工作，放弃自己的法律权益，反映了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单薄和劳动合同法在显示中没有完全的实施。
2.2.3 您在加班是否有加班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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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中，“您在加班是否有加班工资”，结果宁夏农民工有46.7%选择雇主几乎没有给过加班工资，有43.3%宁夏农民工选择雇主偶尔给过加班工资，只有10%宁夏农民工选择雇主经常给加班工资。可见，近一半的宁夏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加班工资。这表明，作为一个西部欠发达地区，宁夏农民工的劳动保护还需要加强。
2.2.4 您是否认为老板给不给钱，或者什么时候给钱，是老板的事，自己拿他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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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当问到老板不给钱，或者什么时候给钱，是老板的事，自己拿他也没有办法，50%的农民工赞同。公众对损害自己权益行为的态度可以看出，公众法律意识的程度很低，不能依法积极和有效地抵制破坏自己权益的行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2.2.5 如果您的雇主有意拖欠您和您工友半年的工资，您的首选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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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新生代农民工对“找熟人协调”的选择率高达46.7%，而对于向法院的选择率则低至6.7%，甚至远远低于对“找老板协调”的选择率。这一现象反映出公众在法律保护问题上对社会关系的依赖和对法律的强烈排斥。
2.2.6 您认为要解决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问题，最主要应该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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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世界各国政府在实施法律中都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多数国家中，公众的参与和媒体宣传压力对政府制定政策和法规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宁夏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在法律保护中的作用是怎样认识的呢？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宁夏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要解决法律意识问题主要依靠媒体宣传和政府。这反映出，宁夏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对媒体宣传和政府的高度依赖性，对自己在法律保护中的作用认识不足。
参考文献：
[1]李步云，刘士平.论法与法律意识.法学研究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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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雪屏.试论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和价值.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4]母文华.当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及成因分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4
1农民工法律常识培训的意义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的产业大军。 据调查，我国目前有农民工1.5~2亿，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群体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对农民工群体开展法律常识培训，不仅有助于农民工树立法治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在城市中的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进城务工农民的普法教育工作，2006年《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明确将农民工作为普法教育的重点对象，指出“：要采取多种形式，突出加强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明确用工单位法制宣传教育的责任，在进城务工人员管理活动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中央的“阳光工程培训”、“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省政府的“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等农民工的培训项目中，都将法律常识列入培训内容。 据此，各级各部门对农民工的法律常识培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总体看，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2农民工法律常识培训存在的问题 2.1培训数量 目前，浙江省有农民工约2000万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数量将继续增加。但据调查，全省接受过法律常识培训的农民工仅占9．2％，存在着很大的盲区。 2.2培训内容 2.2.1重条文教育，轻法治精神塑造目前农民工法律常识培训最突出的问题是重条文、轻精神，重形而轻神。在具体培训中，孤立地宣讲具体法律条文，不注重法律理念、法律原理的普及。 2.2.2重守法教育，轻用法培养目前对农民工的法律常识培训，更多的是从社会管理角度出发，主要以管治、限制、防范为目的，培训内容多为刑事法律、治安管理条例等，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和威慑力，突出法律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要求农民工被动地遵纪守法，而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的法律在正常的民事、经济交往、权益保障方面的维权属性宣讲较少。法律对于农民来说，只是一个被动的要求、消极的顺从，农民工成为法律管制的对象，法律面目变得“可憎”，致使农民工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疏远，漠视法律、拒斥法律、不想了解法律。这种倾向不利于建立农民工对法律的信仰，也不符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的“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要求。 2.2.3重条文教育，轻实用性指导对农民工法律常识培训多是宣讲法律条文，介绍法律的权利和义务。而对法律诉讼、法律程序涉及很少。这使农民工在遇到法律纠纷后，不知道怎样走法律程序，往往是通过传统的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诉，甚至采用暴力、自残、自杀等极端方式来谋求问题的解决。 2.3培训形式 目前对农民工的法律常识培训往往延用老一套的常规培训形式，一般以教师授课的方式进行，重法律知识教育，轻法律服务。主要是通过编发法律知识宣传资料、举办专题讲座或进行法律常识理论培训，只授各类法律概念，没有与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法律知识教育与法律援助脱节。形式单一，枯燥乏味，缺乏多样性。 难以调动起农民工学法的积极性，效果欠佳。 2.4培训时间 目前对农民工法律常识培训，大多采取集中宣讲、集中授课，缺乏灵活机动。这种集中时间的培训方式并没考虑到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忽视了农民工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这一明显的特点。 加上农民工自身文化程度较低，要接受新的法律知识要化费较多的精力，而农民工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都渴望休息。因此，这样的集中时间培训往往事倍而功半。 3提高农民工法律常识培训实效性的对策 3.1创新教育培训理念，重视法治精神塑造 要注重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提高农民工对法律的信仰度。 虽然，一定的法律知识宣讲是必要的，法律价值观的树立和法治精神的塑造也是离不开这一前提。但不能仅仅进行法律理论知识的宣传教育，“法律的真正活力不是在于被知道，而是在于被使用”，因此法律常识培训更应以传递法治精神为终极目的。 只有让农民工明了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观念，培育其对法律的感情，建立对法律的信仰，最终形成农民工普遍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评价自己及别人的行为，依法解决纷争、维护权利，让农民工看到法律的维权属性，体味到法律是一种不可失缺的权利维护工具，进而掌握法律这个“工具”，才能使法律常识培训变被动为主动，使农民工由“要我学”转向“我要学”，真正实现法律常识培训的价值。 3.2兼顾实体和程序，突出实用性 对农民工进行法律常识培训，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时，不应仅仅停留在实体权利、义务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要让农民工清楚寻求法律救助的程序。比如教会农民工如何保存证据；在法定权益遭受侵害时，通过怎样的途径和程序来寻求法律的救助，如何申请法律援助、如何申请仲裁，如何提讼，法定时效如何规定；教会农民工写简单而实用的法律文书，如各种民事合同、劳动合同、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公证申请书、民事书等，提高农民工“自助”用法的能力，降低用法成本，提高农民工用法的积极性。#p#分页标题#e# 3.3依据与农民工生活的相关性，选择具体培训内容 农民工来自农村，文化素质不高，即使进城务工，也仍长期生活在较封闭的生活圈子中，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弱。再加上他们工作辛苦，休息时间不多，因此，不能在法律常识培训中面面俱到，要求他们像专业人员一样精通法律知识。 笔者认为，在定位培训内容时，首先应考虑农民工最需要、与农民工生产生活联系最密切的法律知识作为培训重点。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对当地农民工的需求开展深入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当地农民工缺乏的法律常识，尤其对涉及农民工从农村跨入城市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相关法律知识，进行分析梳理，在普法培训的基础上，确定培训重点。如涉及农民进城务工后，原来在农村承包的土地流转、处置的相关法律；进城务工期间可能会碰到借款、租房等日常民事中包含的法律知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知识，常见的过失、故意刑事犯罪类型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中有关国家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具体规定。 使培训内容和农民工生活紧密联系，真正符合进城务工农民实际需求，提高培训实效性。 3.4拓宽培训渠道，摸索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 农民工学习有以下特点：一是理解力强、记忆力差。农民工的认识能力是建立在已有的实践经验和感性知识的基础上的，能很好地联想和思考问题，他们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但对抽象反应相对迟钝，记忆力差。二是学习注意力不易长时间集中。农民工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较少，对课堂学习不习惯，而且参加学习没有拿不拿得到文凭的约束，注意力容易分散，不能较长时间集中。三是农民工工作负担重，学习时间少，而且不同用工单位、不同工种的农民工作息制度不统一，学习时间不易集中安排。 农民工的这些学习特点决定了对他们开展法律常识培训不能采用单一集中讲课、枯燥地宣讲法律条文、讲大道理的形式，这不但培训时间很难安排，而且不能调动农民工的学习积极，反而会引起他们厌烦、反感心理，对培训的实效造成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要提高农民工法律常识培训的实效性，必须有针对性地摸索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做到课堂教育和课外教育相结合、法律学习和文化娱乐相结合、法律服务和普及法律常识相结合。 3.4.1集中培训这种常规的培训方式，具有信息量大，导向性强等优势，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适当安排农民工集中培训，但应结合农民工特点，注意以下几点：（1）时间地点安排要灵活，要符合农民工工作实际。 为农民工安排集中学习的时间，应尽可能利用夜间和雨天，学习地点尽可能安排在工地、车间工休场所，以方便农民工参加学习。（2）法律常识培训教学中，讲课者应放下教育者架子，应当热心、平等、务实地和农民工交流，重视他们提出的问题，保护和激励他们的学习兴趣，集中他们的注意力，营造良好学习的氛围。（3）要把握直观易懂的原则，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介绍，由浅入深，逐步讲清法律原理、法律知识。在具体教学中要重视运用直观的教学手段，如利用幻灯、动画、电视、录像等。在授课时，力求把繁杂的问题分解简化，难懂的理论通俗易懂化，尽量用农民工习惯的语言，让农民工听得懂，并产生兴趣，获得预期的培训效果。 3.4.2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立体式培训要充分利用农民工周围的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文化娱乐媒体，以专栏、热线、特别节目等多种形式向农民工介绍法律知识，以农民工喜闻乐见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农民工群体进行法律常识教育，把普法和其他文化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寓教于乐，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3.4.3结合涉法事项、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培训农民工在需要办理涉法事项或遇到需要法律咨询、法律服务、求助法律帮助时，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最有主动性，因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要求，主动寻求所需的法律，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法律常识培训工作者要抓住这种时机，以此为契机，有意识地组织农民工开展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的教育，以真切性和情境性来培训农民工，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这种培训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5
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培育和形成，不能脱离他们赖以生存的乡村的法治环境。笔者认为，农村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在微观上是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在宏观上就是要造就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让农民在良好地法治环境中形成法制观念、培养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从“一五”普法到目前正在实施的“四五”普法正是有条不紊地实践着这个目标。只有形成一个全社会崇尚法治的社会环境，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实现。在我国目前以政府推进为主要方式的法治进程中，这样的“法治环境”需要各级政府去营造。“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是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四五”规划的目标是实现由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向提高法律素质的转变。可见，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农村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应当对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法律素质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够使其职责有明确的定位、行动有明确的方向。
通过调查和资料分析，我们发现，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现象：⒈在职责上缺乏明确的定位。普法和依法治理是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还是具有政策性和临时性的工作？作为推动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基层政权机关和组织，应当充分认识到普法和依法治理是政府的职责。⒉在方法上往往以法律条文的宣讲作为硬性指标。由于对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存在模糊认识，灌输法律条文几乎成为培养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主要方法。⒊在实施过程中未能形成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普法”似乎也在向农民“摊派”法律知识，“依法治理”则是以法律为“罚则”治理乡村。⒋在评价机制上，注重于形式的普及，有些经验来源于文字总结与模仿复制。尽管这些问题是非主流的现象，但是在今后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存在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认识问题和观念问题。为此，必须明确什么是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如何“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律素质”？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法律意识包括法律思想（理论）、法律观念（法制观念）和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有个体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之分，个体（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取决于公民的法律心理，以及法治环境的影响。群体法律意识具有团体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在我国农村不应忽视传统性和地域性的冲击和扭曲。社会法律意识是全体公民普遍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它与传统的法律文化、主流法律观念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社会法律意识和群体法律意识是公民的个体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环境因素。个体法律意识和群体法律意识对社会法律意识内容与发展有较大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者是协调一致的，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冲突。
笔者认为，“一五”普法在于唤醒公民的法律意识；“二五”普法在于培养积极向上的群体法律意识；“三五”普法着眼于营造全体公民共同的社会法律意识。“四五”规划就是在三个五年普法的基础上，为巩固普法和依法治理的成果，提出了由法律意识的培养转变为法律素质的提高，因为法律素质是法律意识的内在本质。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观念的影响，农民的法律意识与依法治国、依法治省提出的目标还存在着差距，今后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工作应当主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⒈培养农民对法律价值的尊重和法律知识的追求。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则是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和敬仰，因为法律的价值代表着公平、正义和秩序。普法和依法治理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法治社会，这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但是不能因此认为普法和依法治理就是政府的单方行为。作为以行政指导为主要特征的普法和依法治理活动中，各级组织特别是政府部门，不仅应当将法律知识告之于民，而且还要让农民知道法律的价值是什么？法律是人们安居乐业的行为规则，法律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武器，惩罚不是法律的全部。只有让农民真正认识到法律的功能和价值，法律才能让农民所接受，对法律的认知和运用才能从自发到自觉。我省农村基层人民政府推行的“送法下乡”、“送书到户”的活动，有其积极的因素，应当予以肯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人手一册法律书，不等于人人都知法和懂法了。
⒉让农民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全面、正确地理解法律。长期以来，传统法制观念中，“法即是刑”、法就是“惩罚”的观念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正确理解。诚然，对违法者的惩戒是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但是不是法的全部。在普法的法制宣传中要力戒这种片面的倾向。农村的社会生活受到法律调整的领域十分广泛，普法和依法治理中应当结合农村的特点，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给农民予以法律帮助和法律引导。例如，农民负担问题；打白条问题；粮食收购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等等。让农民通过法律帮助和指导，认识到保护老百姓也是法律的重要功能。只有这样，作为农村中主要社会主体的农民才能形成法律观念、培育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
⒊充分尊重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农村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心理：解决矛盾和纠纷，总是谋求法律诉讼之外的方式来解决，无论正当与否，一般都把诉讼看作不光彩之事。作为普法推进者的基层组织往往迁就这种现实，解决纠纷与矛盾以息事宁人为原则，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法律原则。今后在普法中，首先应当树立法律的权威，以法律为原则作为解决争端的依据和方法。各级政府应当正确地引导和评价公民的诉讼活动，尤其是农民诉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更应当端正认识。
二、我省农村普法与依法治理的法律实践问题
我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存在着许多认识问题、观念问题以及法律实践中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将这些问题有重点的提出来，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或制定相应的对策，将会大大推动今后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农村基层组织的法律定位与作用。
在农村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中，实际承担具体工作的基层政权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它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农村实施普法和依法治理规划的实际效果。普法和依法治理的长远性目标是实现法治国家，阶段性目标是实现各个时期普法“规划”提出的具体任务，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则是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肩负着如此重任和职责的基层组织对其法律地位应有正确的定位。
普法和依法治理是全社会的工作，应当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乡、镇人民政府是我国基层行政机关，其行政事务千头万绪，各项行政工作如计划生育，农业税费、农业生产等等，很难说哪项工作为主，哪项为次。如果将普法和依法治理仅仅理解为某项工作职责（并且有专人负责贯彻落实），这可能有悖于普法和依法治理的本意。笔者认为，普法和依法治理并不是一项单列的工作，它是贯穿于各项工作中的原则精神，在政府工作的各项职责中都要体现与贯彻普及法律和依法治理的原则。换言之，普法和依法治理的主体（推进者）是任何部门与任何人员。任何工作必须以普法和依法治理原则为指导，我们不能把普法与依法治理仅仅理解为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基层组织是普法与依法治理的参与者、倡导者、推广者与服务者。
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自治性群众组织。它虽不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但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与法定职能，使其在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中应当发挥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对村民进行守法教育；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促进村民团结和家庭和睦；协助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的职责和任务与普法和依法治理所提出主要任务是相同的，基层群众性组织组织的各项工作正是亦步亦趋地实践着普法与依法治理的目标。目前，农村普法工作中，应当充分发挥村委会的功能和作用，使其从被动地完成工作任务转向积极地开展普法宣传。
（二）关于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工作方法问题
调查发现，农村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在工作方法上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
首先，在“普法”工作上，主要表现出的特点是放任性和无序性。农民往往把收看电视中的法制节目，作为自发的法治思想的启蒙。诚然，法律的普及可通过多种渠道，在当今电视已作为简便、快捷、普及的传媒工具，其在普法工作的功能不可低估。有些工作开展比较好的地方，还利用农村广播网进行宣传，利用集市大会进行集中宣传，利用村民大会请司法人员上法制课。还有的地方采取“知识带动型”普法，即向在校的中小学生进行有意识的普法教育，再通过学生将法律知识传播到广大农户等等，这些都不失为好方法。笔者认为，凡是有利于普法工作实施的经验，都应当是值得肯定的好方法。但是针对当前农村普及法律的工作方法存在放任性和无序性的局面，我们应当着手做好以下工作：
⒈在传媒工具上，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普法工作。可以利用电视中现有法制节目，还可以利用农村有线广播。在调查中农民普遍反映，了解法律知识的渠道主要来源于电视，如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电视台的“法眼看天下”等都是农民十分喜爱的节目。因此，笔者建议，能否将现有的电视法制节目进行整合，开设电视节目的法律频道，专门地、系统地、生动地宣传法律。在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省的大环境下，开设法律频道电视节目作为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实施手段是很有必要的。这对于广泛地宣传与普及法律，拓宽普法渠道，改进工作方法都有积极的意义。我省的有关部门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尝试。
⒉在普法的工作方针上，农村普法不能只把农民当作普法的对象。根据普法规划的精神，农村普及法律和依法治理是针对农村各级组织和公民。特别是“执法者”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对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农村各级组织在普法和依法治理中首先应当从“自律”开始，将自己作为法律的学习者和接受者，模范地执行和遵守法律、法规，然而才是法律的推广者。对于农民则应采取多种形式，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切实地运用法律去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让法律的服务功能、保障功能、授益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改变“法就是制裁”的观念，让农民从“要我学法律”到“我要学法律”。
其次，农村“依法治理”工作中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是民事调解。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律观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法制观念和行为准则。在农村，调解成为“执法”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以息事宁人，止争息讼为目标的调解，在法律上、在观念上、在文化上都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因此充分运用调解的方法，对建立我国农村安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和法律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有些地方将调解的范围已扩大到无所不及的领域，如果把调解作为解决一切矛盾纠纷的必经手段，则可能冲淡了法律的权威性。笔者认为，在肯定调解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的同时，应当树立法制观念并且尊重当事人运用诉讼等法律手段的权利与选择。必要时基层组织应当鼓励与宣传诉讼方式的积极意义。如果一味排斥、回避或阻碍“打官司”，甚至将诉讼本身附加许多非法律因素，那么我们通向法治的道路也不会是坦途。毕竟司法是法治的保障。
（三）关于农村普法与依法治理的经费问题。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实地调查中反映较集中是普法的经费问题（有关文字材料却没有提及），经费紧张制约了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进行。诚然，普法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希望有关部门予以重视。但是，笔者认为，对普法经费也应当澄清一些误区。普法和依法治理要求在各项工作中都应当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这些内容是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得到体现和实施。不能因为在工作职责中增加了“法治”的内涵，就应当相应地增加“经济”成本。遵守法治规则和秩序是各级组织与人员应尽的义务，而且依法治理只会降低和减少耗损，提高执法水平。当然，我们应当在重视解决经费问题的同时，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活动，如：法律援助、法律扶贫、法律志愿者等等都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关于农民义务法治化（减轻农民负担）问题。
在农村工作中，减轻农民负担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从中央到地方一般都把“农民负担”作为专用术语并赋予特定内容予以关注。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民负担”一词越来越具有贬义、甚至有“违法”的意味。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农民应该不应该有“负担”？应当负担哪些义务？“减轻农民负担”是减轻什么“负担”？如何减轻农民负担？这些问题都与法律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所谓负担，主要是指社会主体所承担的责任、任务或者费用。农民负担是指农民作为生产者应当依法向国家交纳的各种税费。不可否认，当前我国农民负担相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收入而言是比较沉重的。这里有政策性问题，但更多是执法工作中存在违法、恣意地对农民增加的“负担”。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增加农民负担，大力减轻农民负担，但是有些地方收效甚微。笔者认为，解决农民负担的根本途径是将农民负担法治化。让农民在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同时，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也应当强化这样的工作职责，就是要切实维护法律保障机制和保证行政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途径的畅通。只有将农民负担问题纳入法制轨道，唤醒农民的法律意识，制约行政权力的滥用，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在具体作法上，笔者建议：
⒈用“农民负担法治化”代替“减轻农民负担”的提法。因为，农民负担是农民依据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的税费义务。承担和履行法定义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减轻”农民负担是相对于“增加”农民负担或者农民负担过重而言的，这里除了政策性因素之外，农民对于不合理，不合法的增加的负担，完全有权利依法行使法律“抵抗权”，予以拒绝。对此，司法机关应当正确发挥法制保障功能，成为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长期以来使用的“减轻农民负担”一词，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所减去的额外税赋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容易使农民造成负担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错觉，难以分清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从而形成强烈的对立情绪。使用“农民负担法治化”用语，不仅明确了农民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且也寓意着法津同时依法保障农民们合法权益。这种提法的变换，其意义远远超过词语本身的含义。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6
（一）农民工转移前后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和对立，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环境中。他们沿袭传统社会靠地域范围内的相关主体对风俗、道德、习惯、礼制、规约等非正式制度的普遍认可，靠宗法、血缘、情感、心理认同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和调控社会关系，基本不依赖或者较少依赖政府所提供的正式制度。这导致农民对国家正式法律制度掌握不够，法律知识欠缺，轻法、畏法、无诉意识还在很大的范围内盛行。而城市发展长期得到正式制度的倾斜，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制化的过程，市民主动地学习法律并自觉地运用法律规范调节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客观事实。城乡分割的这种制度安排，使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后面临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对法律“补课”，以适应转移后的环境，迅速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二）农民工转移前后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
主动接触、自觉学习是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根本途径。而主动接触的前提是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尤其是保护其经济利益的需求。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关系简单，基本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国家法律制度来调节、保障其利益，农民就没有主动学习法律的动力。转移后，农民工一下投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市场规则由法律规范来保障和调节。经济环境的变化，凸显出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外在的市场压力和农民工迫切转移的内在动力相结合提升了农民工增强法律意识的愿望。
（三）农民工转移时面临的工作环境
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经常在城市和农村中徘徊流动。即使转移顺利，也可能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之间奔波，工作不固定。而且他们数量庞大，年龄差异大，文化素质偏低，分布行业广、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相对较大，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这种特点使劳动力流出地在普法教育时很难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教育，流入地又因为流动性太强难以保证参与率。这种两难境地，常使对农民工的普法宣传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形成农民工普法的盲点和真空地带。
“公民的法律知识是现代法律观念的物质基础，它使得人们对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公众自觉守法、护法的知识基础”。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水平，增强其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达到自觉地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目的。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一）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
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时，还是首先依赖于亲戚、朋友、熟人，信任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信任，农民在求职时对介绍人、职业中介和招聘单位减少了警惕，放弃了招聘资格、招聘手续等方面必要的法律审查。结果不断有农民遭遇虚假招工、非法招工，轻者以报名费、工作押金、保证金等方式被骗财骗物，严重的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伤害。这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产生巨大的疑虑，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二）影响劳动合同签订和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履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对于农民工来说，劳动合同不过是一纸文书，可有可无，找到工作意味着有活干，就可以赚到钱，而不问及由什么来界定他们在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谁来保障他们的工资和劳动的基本权益。由于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在合同中具体详细地规定农民工各种权益的行使方式、时间、违约责任等条件，结果，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
（三）影响转移后的生活状况
法律知识缺乏，使得农民工的报酬还经常被克扣、拖欠。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调查显示，农民工被克扣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两成、被拖欠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数的两成。农民工不清楚相关法规，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没有约定具体的支付方式，结果常被拖欠工资，使农民工生活陷于困境，也波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为讨薪采取极端方式也屡屡发生。打工难，讨薪更难，成为农民工的心声，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顺利、持续转移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我国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使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同时减少了农民工进修培训的时间，使其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难以得到提高，长期停留在重活、脏活、累活、难活、险活的范围之内。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生产和生活安全无保证。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是，常有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违反这些法规，而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也听之任之，有的甚至帮助企业欺瞒有关机关的检查。由于缺乏劳动安全保障，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职业病的防范不理想，最终给自己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率低，缺乏保障。农民对各项社会保险的法规基本都不了解，认为只有工资才是自己劳动所得，缴付保险金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开支，很少把国家法律规定上缴的各项保险金作为自己的收益和基本权益。由于参加社会保险率低，农民在遭受损失和困难时只能自己默默承担，因此而致贫、返贫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四）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后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
法律既是防御武器，也是自救自卫的武器。而农民工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律意识的低下，使其在正当权益遭受侵犯后，还是求助于自己最为便利的乡土资源，导致权益难以维护。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占18.34%，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占16.92%，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解决、找亲友帮忙的还是占了很大比重，有部分农民工还选择了自己忍了或是向有关部门举报等。而且，依赖法律维权的时间、资金成本又太高，农民承担不了。在维权无门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工选择退出打工潮。
（五）引发转移后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些文化技术水平低的农民长期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又无法拿到报酬，或为了维权失去工作而流落城市街头，成为无业游民或贫民，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困难。而法律知识缺乏加上经济上的贫困往往使其铤而走险，偷盗、抢劫等各种“自救式”犯罪活动也因此而生。农民工因为被拖欠工资、工伤等权益赔偿等引发各种突发事件，致使劳资冲突呈激化态势。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农民工法制教育对策
（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并强化法律知识教育
首先，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要把法制教育纳入教学大纲，保证课程的安排落实，配备兼职或者专职的法律人员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使法制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环节能得以落实。其次，农村学校法制教育要与农村社会的经济实际、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帮助学生运用法律基本知识来正确认识和理解生活中各种现象和问题，使学生能学有所思、学有所用，并以自身的感触，来影响家庭其他成员。再次，要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基本法律观念的培养上，通过对《宪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学习，促进青少年权利意识、契约观念、诉讼意识的形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意识来源。
（二）举办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专业法律培训
各级政府要健全针对劳动力转移的法律教育工作。首先，劳动力输入和输出政府都要针对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情况进行法制教育。其次，要始终注意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和优势，按职能分工，实行齐抓共管，协同行动。最后，建立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地的法律学习课程对接和交流转移制度，使农民工的法律学习能够通过信息系统的记录而转移，从而全面监控、保障学习过程，使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得以切实提高。
（三）在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中渗透法制教育
我国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有50.20%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认可职业技术化教育，在其中渗透法制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职业技术资源，向协同教育要效益。例如，在建筑技术、装潢设计的培训中增加《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内容，增加法律课程的内容和课时量，将技术课程和法律课程的内容衔接起来，使技术可行性和法律可行性结合起来，使农民工既体会到技术对找工作的意义，也懂得相关技术对自身安全、身体健康、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使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健康和稳定。
（四）加大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以此为契机，应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长效机制。首先，应该健全专门针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提供免费咨询和法律援助。比如，2007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以及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建立的“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在一年之内建立起覆盖21个省的工作站。这些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项目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其次，在资金保障上，建立由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法律援助基金，同时辅之以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和国际资金的援助。第三，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信息系统，集中参与援助的法律专家和律师、典型案例、受援农民的相关情况、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使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参与者有一个交流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真正帮农民工解决法律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7
一、农村经济发展下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党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概念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农民的思维已经逐渐发生转变。农村社会所具有的封闭性和不流动性都被打破，农民慢慢的接受新农村生活。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农民充分重视市场经济对于建设新农村已经农村发展的作用。积极的吸收具有创新性的元素，帮助农民接受现代化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模式。
二、农民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
随着农村法制工作的不断建设，新农村也在不断的发展中，这有利于农民提供法律意识。但是，通过研究调查，也发现了一些阻碍发展的具体问题。如在河南省兰考县台棚村，文盲人数占14%以上，小学文化程度人数占37%以上，初中文化程度占8%以上，大中专文化程度仅占1．5%。
(一)农民对法律缺乏充分的认知
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现如今，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法制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民逐渐对法律意识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是还有待加强。
(二)农民对法律缺乏精准的认识、判断
在河南省兰考县台棚村进行考察中，人们对“法律和人情”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大约33%的农民认为“法律高于情”，这表明新农村的建设有助于思想观念的转变，一些新的关键在农民的头脑中产生;21%的农村认为“人情高于法律”，还有45%左右的农民认为这需要看情况，这表明农民逐渐摆脱了陈旧、传统的观念。
三、对农民法律意识进行培养
(一)加强农民对法的认知，树立农民的法律意识
想要改变农民对法律的认识，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就需要坚持开展法制工作。通过对河南省兰考县台棚村的调查分析，在开展法制过程中，仅仅局限于形式，缺乏有效的内容，所以要对现有的法制现状进行改变。首先，需要站在农村整体发展的角度上，对农民的法律意识进行提高，初步构建法律在农村中的框架。
(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借助市场经济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市场经济是合理分配资源的一种方式，基于此，在增强农民法律意识的基础上，需要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系，让市场经济成为农村发展的新模式，也为推动农村法制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农民法律意识的加强与农村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大力推进以法治国、以发兴农的进程，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科教兴农的具体表现形式。我国宪法中明确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一原则，只能加快农村法制工作的建设，让农民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做到宪法中所说的人人平等。否则，农民不了解法、不懂法，无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实现农民法律地位平等也是空话。宪法给与公民权利的时候，也赋予公民义务，否则这也是空谈。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使得农村经济秩序严重混乱，直接影响了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因此，积极的开展普法教育工作，不断的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这项工作是任重而道远的。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分支来源于农村市场。《税法》将按照农民的个人所得进行征税。外出打工的人员需要按照个人总收入的百分比进行纳税。此外，如果农民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在从商的过程中遇到不合理的工商或者税务行为，可以给你控告和投诉，从而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五、结语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也有了一定的提高。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力推进农村法制工作的建设，农民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的加强。这不仅仅可以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借助法律手段对农村的经济进行调整和规范，并且有利于我国农村经济步入国际大舞台，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才能保证农村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因此，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可以更快实现以法兴农的目标，并且可以使得国家的收入更上一个台阶。
作者:代安博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8
（一）农村经济发展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
目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等原因，经济发展严重落后。在没有电视广播、没有网络的封闭性环境中生活的农民，过多关注自己的吃穿住行，而忽视了思想进步，学习提高。在出现矛盾纠纷的情况下，村民们往往选择依据习俗遵守村规民约。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农村，交通便利、外商投资、人才引进，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视野开阔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也会逐步提高。可见，农村经济发展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
（二）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法治保驾护航。在推进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具体体现在：一是出现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的时候，具备法律常识的村民们不会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积极寻求村委会调解、法律援助，民事纠纷演变成刑事案件的情况会大幅度减少。当农民们日常矛盾纠纷减少，必然会过多关注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二是签订农业项目合同时，法律意识逐步强的农民们会懂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签订合法有效的合同。在一个法治有序的环境下，投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三是出现经济纠纷时，农民法律意识提高了，农民们不会用极端恶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会选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有助于农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近几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主要体现在：一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有精力关注法律现象并获得法律知识。比如，电视的普及、网络的覆盖等增加了农民获取法律信息的通道。二是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事项增多，农民维权意识逐渐加强。当交通便利为农民解决了出行难的问题时，当土地流转力度加大，农民不再被原有的生活模式束缚时，当进城务工解决农民吃饭难问题时，当新农村建设为农民提供各种商机时，农民在参与众多社会经济生活事项的同时，维权意识也逐渐加强。三是文化素质提升，法律意识随之提高。近年来，随着农村文化建设的加强，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也在不断地提高。很多农民已不单单是遵守村规民约，而是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不断加大，懂得运用法律维权。四是社会转型时期要求农民工懂法、守法。当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其中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也需要随之提高。农民工不仅应对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法律法规有所了解，还应对哪些行为违法、哪些行为合法的问题具备相应的判断力。若农民工肆意践踏法律，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目前我国各地区多措并举提升农民工法律意识。由于知识水平有限、生活环境艰苦等原因，我国大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不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或盲目遵守村规民约，或用极端暴力的方式解决纠纷。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普法力度不够，法律知识匮乏
一是由于部分农村物质生活难以保障，法律知识很难通过电视媒体等新兴媒介普及到农村。二是由于文化水平低，农民学习意识处于被动状态，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学习法律知识。三是在我国农村普法过程中，普遍遇到了普法对象难集中、时间难确定的问题。相比难以理解的法律，农民们往往觉得不如回家干点农活来得实惠。
（二）息讼思想作祟，维权意识薄弱
一是很多农民受传统不良思想的影响（即息讼思想），认为上法庭是件“丢面子”的事，宁可忍辱负重，也不愿将纠纷事实诉之于法庭，甚至是刑事案件，也会选择“私了”。二是绝大多数妇女在农村处于极为弱势地位，发生家庭暴力或继承财产纠纷往往都选择了沉默，不懂得何谓维权、如何维权。三是受差序格局的影响，遇见纠纷时，农民们愿意选择自己比较信赖的人居中调解，这虽然是在封闭偏远的农村构建和谐环境的良好方法，但这种第三人调解是否合法合理仍受到普遍质疑。
（三）法治环境较差，法治信仰缺失
一是参与立法少。目前大多数农民没有参与过立法，不仅对立法的背景、程序及意义了解少，而且对法律的态度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二是受执法不公现象的影响。近年来，暴力执法、钓鱼执法现象凸显，部分农民片面地认为执法者或是腐败或是不作为、乱作为，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三是司法权威性不高。目前，司法权威性不高的原因很多，法官素质不高、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地方保护、媒体不当言论等都会成为削弱司法权威性的因素。很多司法案件经过审理，即使是胜诉方拿着公正的判决也会遇到执行难问题。因此，很多农民走上了“信访不信法”的道路。四是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很多农民的心中都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是在农村，法治信仰严重缺失，农民没有形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惯性。
三、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农民法律意识培育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提供内驱力
一是坚持精准扶贫，切实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脱贫攻坚方面的讲话中多次指出精准扶贫要扶到点上、根上。我国甘肃省在精准扶贫方面采用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建档立卡等创新式的工作方法，成效显著。坚持精准扶贫，因户施政，因为只有物质生活得到保障，贫困农民才会有多余的精力和多种渠道去关注法治国家建设，了解法律常识。二是打出“农业特色牌”，创办各类服务实体。农村可以根据本村的资源和产业优势，打出自己的“特色牌”，从而创办服务实体，快速发展本村经济。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也注重对农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农民在创业路上不断遇见新问题，不断地想办法解决，自然会形成用法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三是发挥村镇龙头企业带头作用。村镇龙头企业一般会通过合作等方式联结农户，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这些企业在开拓市场的同时能够遵纪守法，如果这些企业在与农民签订合同时能够依法依规，如果这些企业在遇见纠纷时能够积极地用法律维权，必将给村民们树立懂法、用法、守法的榜样。可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民不仅仅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其法律意识也能够提升。
（二）加强农村普法宣传教育，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提供软环境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9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074-01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开始市民化，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工作，但是户籍的限制使得在城市里他们的身份与城市居民不同，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没有市民拥有的相应的社会保障，使得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主要集中在服务、建筑等行业，这些行业在用工管理上规范化程度较低，政府对这些行业的劳动监管存在漏洞，最重要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足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常识，高估了行使权利的成本，低估了其效益，面对侵权无能为力，所以加强法律意识和法律常识教育，探索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活动中的法律教育模式刻不容缓。
一、转变法治教育理念，突出法律意识教育
邓小平曾经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治教育的核心在于法律观念教育，是借助法律知识的传授让他们形成法律意识，而不是单纯的法律知识法律技能的培训。系统的法律知识的掌握和成熟的法律技能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和较多精力，显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教育无法实现这样的目的，但是法律观念的培养可以通过多样化的途径，点滴渗透到他们的观念里，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心灵，促进法律思维方式，法律信仰的形成。
二、探索多样化的教育途径
（一）与职业技能培训绑定进行法律知识和观念的培训
把与职业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的集中培训纳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中，聘请法律专业的老师、实践经验丰富的律师或者处理大量劳动纠纷案件的仲裁员等专业人士，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活动中的现实需要为他们讲解签订劳动合同、收集证据和维权方式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和他们近距离接触，面对面地解答他们困惑的法律问题。各地组织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已经初步展开，把职业法律知识纳入其中，使他们接受技能培训的同时学习与职业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逐步形成法律意识。
（二）在法律服务中渗透法律意识的教育
借助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活动中的法律教育，可以使他们在具体案件中比照工作中遇到的其他问题，触类旁通，学习法律知识领会法律精神，分析公民行使权利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消除他们与法定权利的隔膜。
（三）自我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第一代农民工有提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可以通过在公共场所反复播放法制类的专题片、纪录片等方式对农民工进行持续、反复的影响，让他们能够很方便的获得这方面知识和资源，帮助他们形成对自我职业发展的认识，对法律知识和理念的认识，对自己的职业活动中权利义务问题有清晰的判断，提高依法做事依法维权的能力。
三、改革法律教育的方法
和传统的纸质媒体相比，现在网络媒介和自媒体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法制教育的方法也有了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接受新事物的愿望比较强烈，普遍使用手机、用手机上网或在网吧休闲，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等深受互联网的影响。所以建立普法网络服务平台，利用手机短信等方式，及时交流职业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并有专人解答他们提出的法律问题，使法制教育在更大的空间、更广的范围内、更加有效地开展。
四、建立职业法律教育及服务网络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他们的流动性较强，所以对他们进行职业法律的教育，一是要在他们的原住所地建立健全省、市、县、乡、村五级农民工普法网络，各级普法教育领导机关应与律师事务所和高校法律专业合作，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律师和高校教师定期进行咨询和讲座，真正形成一个省、市、县、乡、村辐射式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法律教育网络体系，在他们进城务工之前就能接受到普法教育；二是在城市里农民工集中的行业和居住的社区建立流动的法律服务和法律宣传机构，使他们在日常的工作中能定期接受到相应的法律服务，将法律教育和法律服务结合起来，切实的服务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和权利维护。
五、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体系
农民工继续教育，就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以促进农民工就业为主要目的，对其传播先进知识和先进技术技能的一种追加型教育。［2］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内容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升专业技术技能素质；二是普及城市生活常识，渗透城市生活理念，引导其对城市文明的认同和承担对城市生活的责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三是传播法律知识，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现代公民意识、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即公民意识的发展。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建立起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体系，使他们能定期接受培训，完成相应的学习内容，让他们在脱离正规教育以后能继续接受新知识、新技能、新方法和新观念，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开发他们的潜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本职工作的需要，这种追加的教育对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来说意义重大。
六、政府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教育的投入和管理
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教育方面，尤其是职业法律教育方面，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各类社会组织及公益机构发挥辅助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保障，建立至上而下的纵向管理体系，通过社区组织实施。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中，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并在城市定居生活，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不仅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还对促进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维护他们的职业生活中的权利就是在改善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法律教育就是在促进他们的职业发展。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10
农民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精神因素，它与农村社会的持续和稳定发展息息相关，对于提高全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基本前提，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如何有效地提高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是摆在广大普法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二、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约58%的农民对法律表示陌生，不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27%的农民认为只有在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通过求助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15%的农民明确表示在切身利益遭受侵害时会主动利用法律武器。总体来说，我国农民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知识欠缺：农民法律意识欠缺是导致农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首要原因。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所以农民们才会对法律有很多的不解与迷惑，客观导致了他们不信法、不用法，形成了较为严重的恶性循环。农民对于法律知识了解的有限性，即使有所了解也仅仅只是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甚至了解到的信息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信息。
（二）法制观念淡漠：在农村的广大地区，农民“惧法厌讼”现象严重。在农村地区，法律并没有发挥其作用。他们不了解法律也不愿了解法律。在学术界往往把这种情况称为法律情感低迷。即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他们也会采用“和为贵，忍为上”的方式处理，宁可委曲求全，也不愿走向法庭，更不会主动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
（三）权利意识不强：许多农民不知道作为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他们对国家的法律认识到的只是其强制性的一面，而并没有认识到权利保护的一面。对义务意识愈加浓厚，权利意识愈加淡薄，对法律从内心更加难以接受。
（四）缺乏民主监督意识：调查中发现农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意识淡薄，民主选举的参与度低。很多农民对此非常淡漠，对村务公开内容的了解不够，村务公开是为了更好的让全体村民对村委会的各项工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可以对村委会的工作起到监督作用，也便于村民参与村务管理，达到真正的村民自治。然而，广大的农民群众根本就没有把这当回事。
三、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模式
研究表明，人们法律素质的高低与其文化程度成正比，即文化程度越高，其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水平就越高；反之，其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水平就越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在法律行为方面就会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当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敢于和善于用法律武器来维护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因此，要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就需要从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入手。成人教育是指有别于普通全日制教学的教育形式，该形式以成人为教育主体，通过这个教育过程，成人学习者直接面对社会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直接参与社会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等社会活动。
目前我国的成人教育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函授教学：是指运用通讯方式进行授课的一种远程教学方式，主要通过信函或其它媒介进行沟通学习的过程，学员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学函授教材为主，由函授学校给予辅导与考核，并在一定时间进行短期集中学习和就地委托辅导。
2、广电教学：是指相对于封闭教育而言的一种开放性教学形式，基本特征为：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取消和突破对学习者的限制和障碍。在学习方式、学习进度、时间和地点等方面可由学生根据需要决定，在教学上采用多媒体教材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3、网络教学：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一种学习活动，它主要采用自主学习和协商学习的方式进行。相对传统学习活动而言，网络学习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共享丰富的网络化学习资源。二是以个体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为主要形式。三是突破了传统学习的时空限制。
4、移动教学：是指在终身学习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现代通讯终端，如手机、PDA等设备进行远程教学的一种学习形式。该形式所使用的移动教学设备必须能够有效地呈现学习内容，并且可以提供教师与学习者之g的双向交流。
四、提升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成效
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在其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工作的实效性，而不是流于形式。据调查，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均希望在其工作生活当中能够得到专业的法律教育，他们对于学习法律知识有着一定的热情，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农民在外出务工以及春节返乡期间，运用不同的成人教育途径，长久深入地做好法律知识的宣传工作。
宣传的内容要有针对性，应当同农民的生活实际相结合，选择一些当代农民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宣讲。同时，应当随时掌握农民关注点的变化，以便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宣讲的形式要多样化，要选择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律知识宣传，诸如知识竞赛、法制讲座、文艺演出、播放电影等等，让农民在轻松的环境下接受法制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知法、懂法、学法、用法的热情。
参考文献：
[1]张华兵.新形势下培养农民法律意识的探索[J].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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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奎刚，王展艳.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探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11
一、农村普法教育
农村普法教育是我国相关普法工作者以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向农民施加某种影响，让其认识法律这一事物的存在及存在意义和功能从而促进我国农村法治社会建设的一种教育工作。农村普法教育旨在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向老百姓传播法治理念、使老百姓树立法治信仰的一种教育。农民知法、懂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某些犯罪意图恶杀于摇篮之中，做到实质意义上的防患于未然。农村普法工作的有效进行可以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从而增强农民的维权意识，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农村的普法现状
我国各农村地区经过 “五年普法教育”的积极探索与实施，农民的法制观念得到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也得到相应提高。在法律维权意识方面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我国农村的普法教育工作也受到各方的重视。全国农村各地区法制宣传部门采用的普法措施和形式种类多样复杂，农村的普法工作向纵横向积极推进发展。整体上看，农村的普法工作具有如下特点：领导高度重视、大政方针走向正确、方式繁多、实践活动复杂。农村普法教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各地区经常开展“送法下乡”等一系列活动。民主法制建设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取得很大的进步。
三、我国农村普法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法律素质方面
1.农民法律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思想和评价的总称。一定的法律意识体现了社会主体对于一定法律现象的价值评价。一定的法律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法律实践活动。”农民对法律这一重要维权工具的作用认识不清楚，在他们看来只要自己不杀人放火、不偷不抢就不会触犯法律法规。
2.传统封建思想严重阻碍普法工作。我国大部分农民一直以来都受传统的“礼治”和“ 人治”思想观念的束缚。甚至有些偏远山区的族长之威望代替了法律的作用。“无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思想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
（二）国家普法工作及执法情况
农村普法方式单一模式化；农村普法工作保障机制缺失；农村普法机关及工作人员对普法教育价值认识不清。我国农村部分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质不高，司法效率不高影响法律在群众心中的威望。
四，对我国农村普法教育缺陷而提出的对策
（一）加大开展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活动的强度
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法制教育宣传，以此来刺激广大农民的民主及法律权利意识，提高他们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严格要求普法工作者认清普法教育的理念， 即“以人为本”思想在农村普法中的重要性，坚持把农民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宣传村民们最关心和与他们最密切利益的相关法律知识。普法工作人员深入群众，积极与农民群众进行沟通，让村民知道法律是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工具。
（二）创新探索农村普法教育的方式
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相关普法教育工作也必须改变以往老套的普法模式，应该由表面转向实质，探索科学合理的普法实施方式。“方法的生命胜过观点”只有正确合理的普法方式才能有效地实行农村普法。另外，普法人员还可以利用案释法的方式进行普法教育宣传。通过实际的案例，对案例逐一进行细致分析，形象直观描述能够让各种文化层次的农民都能理解、接受。普法工作人员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理论联系实践，努力做好各方面普法工作。
2.具体宣传方式手段必须要多样灵活，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由其所在的企业单位组织集中学习与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相关城市劳动保障部门也可以进行一些普法教育，同时可以组织在校法学大学生或者其他法律志愿者来给农民工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在农村，普法教育可以利用中小学生作为依托，首先给他们进行法制教育，然后通过他们传讲给自己的家长，进而达到对农民普法教育的效果。
（三）规范执法人员的行为
1.严格要求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工作；农村基层干部必须依法行政，遵守法律要求，积极改善农村目前执法情况，捍卫法律的尊严，确保法律法规在农村严格、正确、统一实施。培养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完善农村立法，保障农村法律的有效实施，树立良好的法律形象于农民群体的心中。
2.大力推进我国司法改革，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司法公正指司法人员在执行法律过程以及结果中必须时刻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四）提高农村普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
加强农村普法人员队伍。把一些法学专业的或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大学生村官及其他乡镇工作人员调任到农村普法宣传队伍中来，让他们引领着普法工作的有效进行。正确树立农村普法工作者的法律价值取向。在普法工作人员心中必须对普法教育有一个很好的定位，认清普法的意义，
（五）扫除文盲与扫除法盲同时进行
加大扫除文盲与扫除法盲的结合度。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有很大比例的文盲存在，这极大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同时在普法时，由于农民不识字，法律法规条文难以宣传，农民对部分法律难以理解。如果要更好地在农村实施普法活动，必须从文盲抓起，从文字上解决这一困难。将两种扫盲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互弥补，能有效促进普法教育的更好实施。只有让农民认识字，读得懂部分法条、记住简单的法律知识，才能更好地联系实际法律问题，最终达到普法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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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斯・韦伯.儒家与道家[M].王荣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3-33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12
1.文化低，不学法
大部分贫困地区的村民文化素质相对偏低，思想观念落后，封建迷信在脑中根深蒂固，对法律认识不足，法制观念淡薄。在贫困地区，这种心理和思想的农民主要是因为生产经营上的小农心理所导致。长期以来我国多数农村产业生产规模小、农民生产技术差、劳动效率低，基本上每天都是为了生存而被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所困扰。
2.不懂法，不用法
（1）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时代，农村群众在经济交往中不会履行相关手续，借款不打借据，拉货不打收条，打工不签合同，认为是熟人、朋友、认识的同乡，没必要手续，以为不会出问题。不懂得这种经济交往所承受多大风险，有时出问题，无凭无据，无法求得法律保护。特别是偏远贫穷落后的山区，大学生寥寥无几，初中文化以上的农民几乎都走出大山，外出打工。还有一些农民是文盲和半文盲，对近年来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难以掌握和理解，不懂法，每做一件事情，不懂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有的农民自己本来家庭经济困难，吃自己的粮在当地老板承包的企业或工程劳动，没有签约合同，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没得工钱。当知道自己权益已受到侵害，无法可依、告状无门。（2）在生产、生活及社会活动中，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不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3.不信法，不怕法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的执法环境差，法制建设薄弱。大多是依靠行政手段甚至是强制手段管理农村和农民，经常出现权大于法的现象，严重损害我国法律权威，有的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形象在广大农民中造成恶劣的影响，引起农民对法律的抵触情绪。还有部分农民的思想观念长期被封建落后习俗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浸染，宁愿信鬼神而不信法。还有的农民不懂得法律的重要性，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在宽阔的水泥公路上不少村民就把石头、沙子、木头、钢筋等材料长时间地放在马路上，秋天就把谷子、辣椒、萝卜条等晒在马路上，几乎占了一边道；每逢赶场，不少人为自己的生意在公路上摆摊，有的还经常占人行道经营；根本不去思考假如造成交通事故，自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二、影响贫困地区农民法律意质的主要根源
1.落后的社会文化限制农民法律意识
先进的社会文化，我们要努力挖掘、发展；好的乡规民约，我们可以宣传和继承；对那些封建的、不合法的，要彻底清除。以前出现过，村里若发现有人做坏事，马上喊一群人围起来将其轮流暴打，认为做坏事的人罪有应得；赶场看见车子撞人，一邦人围过去把司机打伤，结果帮了被害人的倒忙。
2.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低被限制法律意识
没有文化，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农村实用技术需要有文化的人才能学会，法律基础知识要有文化的人才能学懂，笔者下村参加“精准扶贫”工作，走访50户贫困户，大部分农民缺文化、缺技术，同他们谈心后，了解到贫困农民多数缺乏法律思维能力，说明文化素质也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的根源之一。
3.落后的自然经济限制农民法律意识
落后山村，缺文化、缺科学、缺技术的农民，缺乏市场经济的竞争能力，他们尚未摆脱贫困，没有资金，更谈不上法律意识。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需要法律来维持市场秩序，维护交易的自由平等，引导经济有序地发展，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必然促使人们对法治的追求。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就会不断地提高。
三、如何加强贫困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
提高民众法律意识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关注。
1.让贫困地区农民知法、用法
让贫困地区的农民主动学习有困难，我们就应当用宏观调控的方式来灌输，多下基层解决百姓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宣传法律法规并引导他们学习法律。这样，能使贫困地区的农民也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党员干部下乡进村同村民交谈，都要宣传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会议精神。
2.提高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素质
完善法律援助体系，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素质，让碰到法律问题的老百姓能够方便有效地获得法律援助，使老百姓能在得到法律援助的同时获得相应的法律常识。基层法律工作者对贫困地区的农民要开展一些相关的法律宣传；基层法院具体的承办法官也要主动承担起法律宣传工作；做到司法公正，执政为民，让贫困地区的农民在法律上，能与全国公民同等。
3.媒体宣传法律，让法律法规家喻户晓
普及民众法律常识、提高民众法律意识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必须加以重视。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必须要走“法律平民化”的路线，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了优化法治环境，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必须向民众宣传法律常识、不断提高民众法律意识。加大电视、杂志、报纸等各新闻媒体的法治宣传，做到法律知识家喻户晓，才能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
农民工法律意识篇13
1农业大省中农民法律意识的特殊性
农业大省是指第一产业在本省GDP产值中占据较大比例的省份，这些省份多具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地区位置相对偏远、工业化进程相对落后的特点。在农业大省中，务农人员数量庞大，并且相对于其他工业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农民的经济状况也相对更差，是真正能代表社会经济基础最低水平的人群，是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2015年海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854．72亿元，地区生产总产值为3702．76亿元，第一产业占比为23．08％；而2015年江苏省第一产业增加值3986．05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为70116．38亿元，第一产业占比仅为5．68％。2014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20％，按照这一比例，有17个省第一产业占比超过了全国水平，占比前十名的省份分别为海南（23．10％）、黑龙江（17．68％）、新疆（15．60％）、云南（15．50％）、广西（15．40％）、贵州（13．79％）、甘肃（13．20％）、四川（12．40％）、河南（11．90％）、河北（11．70％）。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从农业占比角度来看，海南省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农业大省；即使是通过农业产值对比，海南省和江苏省的产值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所以农业大省中，农民的收益将远低于经济发达省份的农民收益。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从多方面影响其法律意识的形成。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首先，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尚需为生活而打拼，自然疏于关注法律制度对其影响，只有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之时，才产生对于法律的需求，其法律意识相对于其他群体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阶层则更为欠缺。其次，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多处于偏远地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信息传输能力较低，农民与外界接触的途径也少，其法律意识淡薄，也就难以避免。加之海南省少数民族众多，利用日常习惯解决矛盾纠纷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最后，农民本身接触法律的机会也少，同时有天然的不认同，法律基本知识的匮乏，也导致其做出不利于自身甚至是违法的举动，却缺少预防和救济的途径。对于法律，农民部分还停留在畏惧层面，甚至仍然认为法律只是刑法，只跟犯罪有关。这些都事实上产生了农民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以及农业大省农民相对于工业化程度高的省份农民，法律意识的特殊性：其法律意识相对欠缺。
2农业大省中农民认识的法律
为了了解海南省农民对法律的看法，笔者采取了调查问卷和走访调研的方法，与正在务农的临时工一起进行玉米授粉作业，通过向他们提一些问题来获取他们对法律认识的大致情况。问题主要涉及三方面，调查人群年龄20～50岁，问卷共100份。
2．1农民与法律的距离
通过设置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常遇到法律问题？”来调研农民与法律之间的距离。在调研的结果中，肯定的回答占据了78％，否定性的回答占据了22％。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农民与法律的距离还是拉近了很多。特别是受过一定教育的20～30岁的年轻人，对法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至少知道法律是一种规范、日常生活中的准则。通过与他们交谈得知，他们比较关心的是继承、民间借贷、土地承包等一些问题，多涉及乡里的一些民事纠纷。农村一家多子的现象还较为普遍，对于30岁左右的子女来说，多有3～4个兄弟姐妹，所以继承问题是他们最多关心，也最急迫地了解法律上规定的问题。令人比较惊讶的是，对于轻微的刑事犯罪，他们反而不会很在意，甚至不知道某些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调研中否定性回答大多是年纪较大的农民做出的，他们认为法律与他们太遥远，基本用不到，吃饱穿暖更为重要，发生纠纷，有自己的方式解决。
2．2农民对于法律公正性的看法
通过设置问题“你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执法司法大多是公正的吗？”来获取法律的公正性在农民认识中的情况。48％的被调研者认为基本上是公正的；25％的被调研者认为不公正的情况存在，进一步探寻，他们认为权力和金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还有27％的被调研者难以理解执法和司法是什么，不理解这个问题想问什么，也不理解政府的行政人员的权力是来自于权利机关的授权，要由法律规范。进一步询问，他们认为谈这些离生活还是比较远，一般不会涉及，可能还是公正的。对于这个调查结果，是有一些失望的。回到第一个问题，在农民的意识中，法律，并非一个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无时无刻不运用的东西。相对于纠纷发生后的法律救济途径，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不仅仅是对法律公正性存在信心不足的原因，也因为他们不熟悉司法，认为司法的成本是极高的。有一位做临时工的“阿姐”询问关于律师的问题，她认为律师收费应该会特别贵，大概要几万，而且不请律师没法打官司。笔者的解释是，律师收费会跟各地不同经济收入情况不同，并非任何案件费都会很高。但是最让笔者感到法治推进之难的是，她不知道“法院”这个名词，据她所说“一旦有纠纷，可能还是要去‘法律所’解决的。”
2．3农民脑中守法的概念
为了探寻被调研者守法用法的情况，调查问卷设置了问题“你会选择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吗？如果不是，会通过什么途径？”调查的结果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公正性调研效果不理想的原因。32％的被调研者认为，他们是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44％的人认为遇到纠纷在非诉讼不可的时候才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4％人认为司法途径太过繁琐，费用可能也不低，更何况不一定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对于如何解决纠纷，进一步追问，可以发现，农村如果发生纠纷，村委会成员，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而他们则多是以调解为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村委会本身是村民自治机构，可以发挥协调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的作用，这也是绝对值得提倡的。村中长者的调解作用，也是发挥乡规民约作用的一种途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并且对于稳定村中和谐也有很大贡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可以通过协调解决来完成，在与村民交流过程中，笔者发现，其所说的协调解决纠纷不仅仅局限于简单民事纠纷，对于故意伤害、放火等犯罪行为，竟然也可以协调解决。村民谈到如果打架了，把人打伤了就要老人出来协调解决医疗费和赔偿问题。甚至有人提到，有人喝醉酒放火将他人所有的仓房内物品点燃，造成仓房严重烧毁，若非及时发现扑灭，将产生对公共安全极大的威胁，然而，行为人本身却并没意识到这已经是严重的犯罪，而最后事情也是由村中长者协调解决。
2．4对比讨论
将调查分析与之前学者的调研结果做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相应结论。1999年时，有学者对全国16个省农民法律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了“我国农民的法律保护意识较差”的结论。时至今日，法治社会的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强调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强调人人懂法守法用法。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和信息较通畅的农村，普法工作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如同经济发展一样，普法建设也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农业大省中农民的法律意识仍然相对淡薄。通过简单地调查，可以发现在工业化发展程度不高、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最为贫苦的农民群体的法治意识远没能达到我们希望的水平，其产生的危害不在于我们无法达成全面法治的目标，而是真真切切地在于当农民需要法律来保护自己之时，不懂得如何运用，在农民应当享有权利之时，却只能任人宰割，而求救无门。法治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恰恰如所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需要从政府、社会和农民个人的角度来共同努力。
3农业大省中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与权利保障的完善
3．1提高农民收入，改善收入结构
增强农民法律意识，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正如调查问卷中所展现出来的，农民认为法律离生活较远，不如工作挣钱更实在一些。所以，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是他们能够愿意了解法律、懂得法律的基础。对于海南这类的农业大省来说，第一产业比重相当高，第二产业相对落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很大。举例来说，海南的豇豆角产量很大，然而其价格却根据市场需求浮动很大，高时10元／kg，低时不足2元／kg。农民难以掌握市场动向，只能任由亏损。所以政府应当发挥经济调节的辅助作用，帮助农民寻找稳定的收购商，通过收购商的收购计划来引导农民适当种植，以免造成供过于求而导致价格跳水的情况。同时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创新科技，改善产业结构，对于产量过剩的农产品可以进一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这就需要农业大省加快工业化步伐，并且打通销售渠道，降低运输成本，弥补工业化大省农产品需求缺口，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
3．2提高农民教育文化水平
在调研中发现，对于20～30岁的务农人员，他们大多对法律有相对较高的认识水平。他们大多是经历过一定的基础教育，也易于从信息渠道中获得对法律的基本认识。而对于部分年纪较大的务农人员，他们大多文化水平较低，也存在不识字的现象，对他们来说，法律意识则十分遥远，基本不知道法律为何物。所以坚持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水平，也可以为法律意识的增强铺平道路。
3．3将政府的普法活动和法治宣传落到实处
对于普法工作而言，村民大多存在抵触或漠然的态度，如果仅仅是做口号性的宣传，并不能引导农民的关注，自然难以将普法的作用发挥出来。通过被调研者对笔者的一些咨询，发现他们并不是不需要法律知识，反而十分迫切地想要弄清一些问题，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于继承、土地、借贷等问题尤为关心，所以普法不妨真正地去想农民所想，为农民普及基本的、常用的、落到实处的法律知识，这样，农民是乐于接受的，普法工作也可以取得实效性的进展。
4参考文献
［1］郑永流．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任大鹏．我国现阶段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1999（3）：6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