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非遗文化篇1

出席活动现场的主要领导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楚小龙；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徐智深；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主任薛玉霞；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文物管理局局长张诚忠等。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明确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主题为“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济源市非遗中心响应号召，以济源本土非遗代表性项目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华诞前夕，主要围绕弘扬黄河文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等思想内涵，创新编排了讴歌济源黄河岸边的抗日英雄、赞扬抗疫大爱的原创舞台展示展演节目，并承接由省非遗中心主办的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黄河号子的巡演活动，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内容。

数千年以来，地处中原的劳动人民在与大自然的抗争过程中，创造并留下了很多灿若星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以黄河文化为依托的劳动号子便是其中璀璨闪亮的一颗。2008年，我省的黄河号子被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09年，济源境内的黄河船工号子也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黄河非遗文化篇2

作为中国石油行业的最高学府，中国石油大学已经走过了57年的光荣历史。

赫然矗立在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校区青年园南侧的巨型花岗岩石匾，是中国石油大学77级校友、烟台大海阳石材公司董事长宋国然捐赠给母校50年校庆的一份厚礼。这块长8.1米、高2.1米、厚0.22米、重约11吨的巨石正面是一幅题名“群山万壑”的浮雕，背面是著名书法家邹德忠厚重苍劲、大气磅礴的书法作品：

校庆五十周年铭记：

石油大学，一九五三年由清华、北大、天大等名校石油学科专业组建成当时著名的学院之一的北京石油学院。

一九六九年迁址山东东营市，改称华东石油学院。

一九八八年更名为石油大学。

五十年的风雨，自强不息，求真务实，这所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院校，已建成理、工、管、文、法、经等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五十年的沧桑，严谨治学，开拓创新，培养了6万多名各类毕业生，培养出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

半个世纪的历程，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方面取得许多国际国内领先成就，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

捐赠人谨记

公元二三年十月四日立

1988年，更名为石油大学后，形成北京、东营两地办学的格局。2005年，经教育部批准，石油大学更名为中国石油大学，由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区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独立办学。2006年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实际形成东营、青岛两地办学的格局。

不难看出，东营、青岛、北京既是中国石油大学的驻地，也是中国石油大学研究地域文化、实施文化导入的不同起点。对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来说，40多年来与胜利油田和东营市党政军民风雨同舟，在黄河入海口艰难跋涉，在黄河三角洲耕耘奋斗，已经成为石油、石化行业和当地政府最为倚重的教育科技文化支点。

加强黄河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应当成为中国石油大学相关院所教育科研的重点。

一、黄河文化研究的第一个层次――黄河三角洲文化

黄河文化研究的第一个层次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中国石油大学要结合黄河三角洲大规模开发，以国家界定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主要服务对象，更加自觉、努力、深入地推进黄河三角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2009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山东东营市随之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作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核心部分，《规划》的批复将对东营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09年11月25日，受东营市委托，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在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校区正式挂牌成立，中心下设办公室、区域经济研究室、新能源产业研究室、石油装备制造业发展研究室、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室、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室、人力资源研究室，其任务是搭建地校双方经济与文化研究平台，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为黄河三角洲的科学发展贡献力量。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位于渤海南部黄河入海口沿岸地区，包括山东省东营市和滨州市，潍坊北部寒亭区、寿光市、昌邑市，德州乐陵市、庆云县，淄博高青县和烟台莱州市6个设区市的19个县（市、区），总面积2．6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985万人。这个黄河三角洲应该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其范围要远远大于人们常说的自然地理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也就是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河道自东营市入海以来“淤积―延伸―摆动”所形成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如果把万里黄河比作一条入海巨龙，黄河三角洲就是口含宝珠、祥云缭绕的龙头。地处京津冀都市圈与山东半岛的结合部，与天津滨海新区最近距离仅80公里；和辽宁沿海经济带隔海相望，是环渤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向西可连接广阔的中西部腹地，向南可通达长江三角洲北翼，向东出海与东北亚各国邻近；还是山东对接滨海新区和京津冀都市圈的前沿和枢纽地带。

黄河三角洲文化浸润着先秦以来的齐文化色彩。齐文化浩浩荡荡、泱泱大风，注重发展经济，不断开拓进取，具有变革性、开放性、多元性、务实性等特点。西周初年，姜尚因战功被封于齐，建都营丘（今临淄），“太公至国，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① 国首先称霸天下，于公元前685年开始在黄河下游低平处筑堤防洪，开发被河水淤漫的滩地，这就是所谓的齐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广，其他诸侯国也相继筑堤，“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从此黄河下游漫流区日益缩小，九河逐渐归一。②位于今扇面形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顶点附近的齐都临淄早在齐桓管仲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人口20多万的沿海开放型城市，为黄河三角洲研究和开发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故城遗址和历史遗迹被称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地下博物馆”，有东周殉马坑、车马坑、古墓群、晏婴墓、孔子闻韶处、古城墙以及齐长城遗址等。盘点黄河三角洲文化构成，不仅有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资源，还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文化资源。其中，孙子文化、吕剧文化、革命文化、石油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和河海文化等，都是研究和开发黄河三角洲文化丰富而宝贵的文化资源。

代表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孙子文化，秉承了齐文化中的兵家文化。今东营市广饶县是被誉为“东方军事学鼻祖”的“兵圣”孙子的故乡。《孙子兵法》是一部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兵家经典，也是一部被誉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世界著名军事谋略作品。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时向美国总统布什赠送了丝绸精装版《孙子兵法》。2008年4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在会见来访的马来西亚空军司令阿兹赞时又把《孙子兵法》作为礼物赠送对方。一部仅5000余字的兵书为何历经2500多年仍能作为国礼赠送外宾，这充分说明在喧嚣纷扰的当今世界，中国的《孙子兵法》已经不单纯是一部兵书，更是一部谋略全书和智慧全书。从孙子文化研究与开发看，1990年以来在广饶县及东营市已经逐渐形成一波高潮：成立了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11次承办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从2005年至今连续六届成功举办了孙子文化节及孙子国际论坛，并大力开展了孙子文化产业开发；目前，广饶县博物馆、孙武祠、孙武文化公园和孙武文化广场四处景区融为一体，总面积已达到10万平方米，成为颇具规模的文博建筑景点，已经被批准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与东营市广饶县有着“孙子故里之争”的滨州市惠民县，这些年在孙子文化研究开发方面也做了堪与广饶媲美的努力。中国石油大学区域经济与文化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整合黄河三角洲孙子文化资源，进一步把孙子文化品牌打造成享誉全世界和跨文化交流的拳头项目。

吕剧是中国著名的地方戏曲之一，起源于今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时家村，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山东琴书发展而成。当时，位于黄河入海口处的广饶县北部和利津县东部尚无防洪大堤，黄河漫流入海，每至汛期黄水漫溢，穷苦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以逃荒乞讨谋生，许多灾民行乞时多演唱民间小曲以求施舍。其中北路琴书艺人时殿元独辟奚径，把山东琴书由坐唱形式改为化妆演出，成为吕剧的主要创始人。吕剧主要流行于山东省和江苏省、河南省部分地区，表演富于生活气息，唱腔曲调简单，通俗质朴，易学易唱，在广大农村影响很大。传统剧目有《王定保借当》、《小姑贤》、《姊妹易嫁》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产生过《李二嫂改嫁》等风靡全国的现代戏佳作。黄河三角洲是吕剧专业剧团集中的地区，但主要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文艺剧团市场意识淡漠，长期缺乏领军人物和演艺精品，民营演艺团体也满足于“庄户剧团”、“草台班子”的层面和水平。2007年10月，东营市成功举办了首届吕剧文化艺术节。吕剧是山东文化产业开发的资源大矿之一，如何借鉴东北二人转、西北二人台、信天游等风靡全国、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应当成为中国石油大学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的重点课题。

黄河三角洲是山东省乃至全国革命文化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抗战时期，这里的垦区根据地是清河平原上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是清河区、渤海区的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有“山东小延安”之称。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不仅是我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战争资源的重要供给地和休养整训的可靠后方，仅1945～1948年，渤海区就输送了18万子弟参加中国人民，动员民工多达82万人次随军支前，抽调了5000余名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这里有无数革命先烈把生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2．65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烈士陵园。黄河三角洲革命文化资源景点还有渤海革命纪念园（何坊村）、渤海垦区革命纪念馆（组）、寿光牛头镇巨淀湖、宋哲元将军纪念馆（乐陵）、阳信张家集纪念堂（又称纪念堂）、滨城杨柳雪怀周祠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革命文化教育，不仅体现了黄河三角洲985万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而且是促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源动力。中国石油大学开展黄河三角洲革命文化研究开发，应当着眼于开发资源和打造品牌相结合，通过开发红色旅游和建设红色影视拍摄基地等，如同相关地市打造《铁道游击队》、沂蒙《红嫂》和《地雷战》那样打造革命文化品牌。

黄河三角洲曾经沉睡千年，上世纪60年代因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发现而凝聚了世人的目光，作为“石油科技人才摇篮”的中国石油大学才有了和那场轰动神州的石油大会战、和这场波澜壮阔的黄河三角洲开发的因缘际会。这一切都起源于那黑褐色的，来自数千米地下的，能够滚滚流淌、熊熊燃烧的石油。胜利油田主体部位在黄河入海口两侧，工作范围达4.4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东营、滨州、德州、济南、潍坊、淄博、聊城、烟台8个市地的28个县（区）境内。仅在黄河口地区就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华八井（胜利油田发现井）、胜利广场、胜利油田科技展览中心、孤东石油文化景观区、天鹅湖、胜利黄河大桥、丛式井组和海上钻井平台等油田景点。1984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在视察胜利油田时题词：“一步艰难创业史，百万覆地翻天人。”1987年，胜利油田原油产量达3000万吨，并连续九年年产原油保持在3000万吨以上。由东营出发的“胜利铁军”迈开雄壮的脚步一路向西，在他们身后，黄河尾闾、中原腹地、陕北高原、四川盆地、新疆大漠等石油天然气能源基地正在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芒。胜利钻井、胜利井下、胜利物探、胜利设计、胜利油建等行业品牌已经誉满国内外市场。胜利人说，这些年我们是循着黄河而上去寻找石油，找到的石油又循着黄河而下送到内地和海边，大河上下有石油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家。中国石油大学作为“黑色石油部落的一个特殊群落”，一定要把研究黄河能源文化和研究开发“百年创新，百年胜利”的胜利石油文化紧密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黄河三角洲各相关地市已经开始形成一批以地域民俗文化资源为依托、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品牌。东营市倾力打造“兵圣故地”、“吕剧之乡”、“石油之城”、“黄河入海”等文化品牌，大力开发黄河入海口“黄河原生态”民俗，如滩涂台房、摆渡渡口、防汛习俗、黄河移民、渔民生活等底蕴丰厚的文化矿床。滨州市倾力打造黄河文化博览园、黄河文化观光带等旅游品牌，大力开掘沿黄河两岸的魏氏庄园、胡集书会、董永文化主题公园、惠民清河镇木版年画等文化矿床。潍坊市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民俗文化品牌种类繁多，节会品牌主要有风筝节、鲁台会、文展会、菜博会、绿博会、花博会、宝石节、奇石节等，文化产品品牌主要有潍坊风筝、寒亭杨家埠木版年画、昌乐蓝宝石、唐吾乐器、临朐奇石及红丝石砚等。德州市自古就有“神京门户，九达通衢”之美誉，又是传说中“大禹疏九河”的故地，有表彰大禹治水功绩的禹王亭，也有代表中菲友谊的苏禄国东王墓，还是中国杂技艺术的发源地、享誉中外的“杂技之乡”，德州脱骨扒鸡、乐陵金丝小枣、德州大西瓜和德州黑陶等也成了代表性地域文化产品。中国石油大学应当充分发挥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的作用，结合各地优势，积极规划建设民俗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演艺、民俗园区基地、民俗影视创作等文化产业项目，以促进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产业项目规划建设得到进一步提升。

位于黄河口的黄河三角洲部级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曾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办、全国34家媒体协办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中国最美的湿地”之一，亦是山东省已建成的六处国家地质公园之一。保护区内植被覆盖率高达53.7%，形成了我国最大的海滩植被。保护区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的中转站、越冬地和繁殖地，鸟类资源丰富，珍稀濒危鸟类众多，共有鸟类265种，其中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鸟类有白鹳、中华秋沙鸭、金雕、白尾海雕、丹顶鹤、白头鹤和大鸨7种，天鹅戏水、鹤鸣鹳舞呈现出一幅幅和谐静美的“鸟类天堂”景象。整个保护区以其原始状态的自然面貌，造就了野、奇、新、美的河口景观、湿地景观、草地景观和海滩景观。与之相连，位于无棣沿海的贝壳堤岛被列为部级贝壳堤岛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河三角洲腹地的东营明月湖城市湿地公园、沾化徒骇河城市湿地公园分别被列为部级城市湿地公园，东营、滨州、潍坊、德州几处大型海港和临港经济园区，黄河水体纪念碑和东营观海栈桥、莱州黄金海岸等滨海旅游度假项目等也已展开大规模开发。《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研究》提出：“发挥黄河三角洲原生态优势，打造国际知名的生态旅游项目，在黄河口建设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低的度假社区，并争取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命名，使其成为全球民间环保论坛的举办地、全球游客生态体验地、著名温带休闲度假地。发挥鲁北生态化工工业园的物质综合利用水平、排放水平已经优于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的优势，进一步把其打造成全球排放水平最低的生态工业园，使其成为全球、全国循环经济示范基地、节能减排教育基地。”③中国石油大学应当依据“既要发展，又要保护”这一思路，进一步探索发展黄河三角洲滨海产业的思路和方式。

二、黄河文化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齐鲁文化

黄河文化研究的第二个层次是齐鲁文化。中国石油大学要结合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的社会主义新山东的战略部署，以打造和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重点研究对象，更加积极、主动、大胆地推动山东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2009年4月，总书记来山东考察时做了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要讲话。2009年6月30日，山东省了《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一个崭新的经济区概念：在经济区划上，是特定的陆域及其邻近的海域经济空间的总和；在产业领域上，涉及海洋产业、临海产业、涉海产业、海外产业；在海陆统筹范围上，包括海陆资源、产业、经济统筹；在发展内容上，是海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发展。

黄河自西向东流经山东省9个市、27个县（市、区）而汇入渤海。在沿黄河的城市中，有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济南和聊城，有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泰安、济宁、淄博，留有很多有价值的人文和自然文化资源。在大约150万年的黄河孕育生长史上，黄河一如伟大的母亲对齐鲁大地有着生生不息的眷爱。历史发展至今天，山东省内的河流湖泊，尽管只有一条大汶河属于黄河一级支流，但东线南水北调（引江入黄）穿越黄河的关键枢纽在山东境内，黄河对属于淮河、海河、运河等水系的河流，对南四湖、北五湖等湖泊的水源补充也起着巨大的作用，甘甜的黄河水甚至通过引黄济青（青岛）、引黄济京（北京）、引黄济津（天津）、引黄济淀（白洋淀）等长距离输送辐射造福着广袤的华北地区。

以齐文化和鲁文化为核心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山东文化强省的重要优势。截至2009年底，山东省共有部级历史文化名城6座、历史文化名镇1个、历史文化名村3个，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6处，其中包括泰山及“三孔”两处世界文化遗产，泰山还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山东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沂源猿人化石证明，早在四五十万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摇篮。在山东境内黄河南北，陆续发现了距今4000～6000年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以泰安市大汶口命名的大汶口文化和以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命名的龙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存，留存了几千座墓葬和重要文物，生动展示了由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全过程”。④ 2500多年前开始修建的齐长城，西起黄河沿岸，东至黄海之滨，依山而筑1000余里，既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军事防御工程，也将山东半岛大致划为齐文化区和鲁文化区。齐国故都、稷下学宫、车马坑博物馆、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聊斋、陶硫、商埠等历史文化资源是齐文化的宝贵遗产。

与更多体现出变革性、开放性、扩张性的齐文化不同，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重礼、重德、重义、重农、重亲情、重传统，以重视宗法人伦纲常、追求社会和谐稳定为基本特征，其历史文化遗产有西周初年周公旦被分封“奄”地（今曲阜）建邦称鲁所营造的鲁国故城，以及少昊陵、周公庙、孔庙、孔府、孔林、私学、六艺、周朝礼乐、祭孔大典、颜回庙、孟子及微子墓、邾国故城等。春秋时期孔子所提出的“仁”和“礼”的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战国时期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提出“民贵君轻”，主张“政在得民”。 孔孟之道成为2000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一部《论语》成为历代封建帝王的治国经典。时至今日，儒家文化不仅是山东特有的知名文化品牌，而且是享誉中国和世界的知名文化品牌。由山东省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和国家旅游局等联合主办的孔子文化节，1984～2009年连续举办了25届，已经成为一项融纪念活动、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学术活动和科技经贸活动为一体的大型国际性节庆，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孔子热、汉语热和中国传统文化热。目前，仅我国在国外开设的孔子学院就达300多所。

与山东境内另外两所著名高校――山东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相比，中国石油大学在齐鲁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研究方面尚存差距，其海外孔子学院的建设迄今还是空白。中国石油大学应当采取措施迎头赶上，力争率先在中亚、非洲石油国家和欧洲、北美一些有密切教育文化交流的地区实现突破。

以泰山、黄河为代表的山水文化是齐鲁文化孕育、发展和不断发扬光大的地域基因。山东的山主要有泰山、蒙山、崂山、鲁山、沂山、艾山、徂徕山、昆嵛山、大泽山、孟良崮等；山东的水主要有黄河、徒骇河、马颊河、沂河、沭河、泗水河、大汶河、小清河、胶莱河、大沽河、潍河以及京杭大运河、会通河等，还有“南四湖”微山湖、独山湖、昭阳湖、南阳湖和“北五湖”东平湖、马踏湖、南旺湖、蜀山湖、马扬湖以及济南的大明湖、聊城的东昌湖等，有济南的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五龙潭等七十二名泉和章丘的百脉泉和漱玉泉等。位居“五岳之首”的东岳泰山，有史以来就是中国历代帝王封禅祭祀的华夏神山，有“五岳独尊”、“天下第一山”等称号，先秦时就有七十二君登泰山祭天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后世君主大都在登基之初、太平年岁来到泰山脚下举办封禅大典。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成为融自然与文化遗产为一体的世界名山。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是：庄严神圣的泰山，2000年来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其山中的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华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与黄河流域其他名山一样，山东的名山也承载、汇聚了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除儒家文化长期被尊为“儒教”外，本土的道教全真派发端于渤海之滨的昆嵛山，史载王重阳居此兴道创业，门下有邱处机等七大弟子，号称“全真七子”。其他道教文化还有泰山的泰山娘娘信仰、崂山之太清宫和长春真人以及蒲松龄笔下的“崂山道士”、蓬莱山的八仙传说。外来的佛教在山东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僧朗创建的灵岩寺早在唐代就是“四大名刹“之一，济南、青州、崂山、鲁西南等都有大量佛教文化遗存，泰山、崂山、云门山都是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于一体的文化名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山东也有广泛传播与分布。中国石油大学应当把中国传统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开放式教育发扬光大。例如中国石油大学6月28日，由中国石油大学与美国的中国人才资源中心联合举办的暑期语言文化培训班开班，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圣芭芭拉分校，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和圣何塞大学大所知名高校的34名学员在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校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2010年9月份，美国的中国人才资源中心还派遣10名大学生来石大进行为期一年的语言学习和文化交流。对此类“留学生”的教学就不宜死板地放在讲堂上，更应该发挥石大东营、青岛两地办学的优势，组织他们到黄河尾闾、泰山极顶考察观光，定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资源的山东民俗文化是山东人文精神的传承载体之一。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截至2009年底，全省已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8项。其中民间文学与历史传说类有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孝子董永传说、陶朱公传说、麒麟传说、鲁班传说、八仙传说、秃尾巴老李传说和崂山民间故事，民间表演艺术有聊斋俚曲、鲁西南鼓吹乐、长岛渔号、鲁南五大调、山东古筝乐、诸城派古琴艺术、唢呐艺术、佛教音乐、道教音乐，秧歌、鼓舞、商羊舞、高跷，京剧、柳子戏、柳琴戏、五音戏、茂腔、道情戏、一勾勾、山东大鼓、胶东大鼓、山东柳琴、山东快书、二夹弦、吕剧、柳腔、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枣梆、莺歌柳书、山东落子、大平调、大弦戏、四平调、皮影戏，聊城杂技、蹴鞠、查拳、螳螂拳、宁津杂技；民间美术与传统手工技艺类有杨家埠木版年画、高密扑灰年画、面人、面花、莱州草辫、石雕、曲阜楷木雕刻、核雕、东昌葫芦雕刻、西关村王家锡雕、木版年画、鄄城砖雕、剪纸、聂家庄泥塑，潍坊风筝制作技艺、临清贡砖烧制技艺、鲁锦织造技艺、黄金溜槽堆石砌灶冶炼技艺、周村烧饼制作技艺；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类有祭孔大典、泰山石敢当习俗、惠民胡集书会、渔民开洋谢洋节、渔灯节、泰山东岳庙会、抬阁；传统医药技艺类有东阿阿胶制作技艺等。⑤传统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民族节庆和富有山东地域特色的民间礼仪也得到了良好的传承。钱穆曾经说过：“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⑥这不仅是由于在山东大地上、在历史长河中出现了商圣管仲、史圣左丘明、文圣孔子、兵圣孙武、工圣鲁班、科圣墨子、医圣扁鹊、亚圣孟子、算圣刘洪、智圣诸葛亮、书圣王羲之、农圣贾思勰这样的文化圣人，更重要的是在民俗的滋养下、在文化的熏陶中由千万个山东人表现出来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等。“欲教吾生先知吾乡”，中国石油大学应当摒弃那种“见物（石油、天然气）不见人（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理念，既教书又育人，让师生既尊贤重道又热爱家乡，人人成为“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君子。

3000公里黄金海岸线、与山东半岛面积相近的“蓝色国土”是山东自然人文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海岸线从日照市绣针河口往北，绕山东半岛直到无棣县大口河堡，全长3024公里，占全国海岸线的1/6，居全国第二位。山东半岛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地。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与朝鲜半岛有了贸易文化交流活动，据《管子•轻重甲》载，管仲在与齐桓公讨论与“四夷”的关系时说，“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管子•揆度》还对“朝鲜之文皮（有花纹的兽皮）”大加赞誉。公元前219～210年，扫平六合的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仙药，派琅琊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百工、船员数千人东渡海上，后来到了日本，传说徐福出发的港口就是登州港（今蓬莱）。学者刘凤鸣在《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指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发展于秦汉，盛行于唐宋，繁荣于明清。至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开始全部是胶东半岛沿海的各个渔港：胶东的芝罘港（今烟台芝罘区）、斥山港（今威海荣成石岛）、琅琊港（今青岛胶南）都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出海港口。山东海疆外受黄、渤海的天然滋润，内承齐鲁大地的人文孕育，形成了崇尚创新、追求时尚、富有活力的海洋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年“海上山东”建设，昔日“登州海道”终于再现辉煌：山东半岛拥有了欧亚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群”――青岛、烟台、威海、日照、潍坊、东营和滨州等港口城市，拥有了黄河流域惟一保税港区：青岛保税港区。作为龙头城市的青岛将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区域经济中心、现代化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国家海洋科研及海洋产业开发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化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国家重要的区域性航空港，国际滨海旅游度假胜地。中国石油大学应努力发挥青岛、东营两个沿海校区的区位、科研优势，在海洋文化研究方面独辟蹊径、捷足先登、后发先至。

2009年是共和国一甲子的纪念年，也是山东的文化改革年，文化、体育、出版、演艺等方面从体制到经营都有了重大突破和进展，山东文化强省建设迈出了极大的步伐。山东作为一个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资源大省，齐鲁文化资源丰厚、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历史传承看，有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有生机勃勃的现代文化资源；从文化形态看，有丰厚富集的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也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从地域构成看，有名胜众多、分布广泛的陆地文化资源，也有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海洋文化资源（这一点是黄河经济带十省区所独具的）。齐鲁文化理应进一步打响自己的文化品牌。具体来说，要重点打造孔子文化、齐文化、泰山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泉水文化、海洋文化、红色文化、齐鲁出版传媒、新兴文化产业十大文化产业品牌，以文化名牌产品带动、提升文化综合竞争实力。中国石油大学在能源文化研究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山东是黄河流域也是全国能源资源大省，胜利油田是中国第二大石油生产基地，中原油田的重要采区也在山东境内，全省原油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1/3；山东境内含煤地层面积5万平方公里，兖滕矿区是全国十大煤炭基地之一；山东半岛周边海域（渤海、黄海南部、东海大陆架）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海洋油气资源，将是人类发展的一次能源战略大转移。来自里海、中亚、塔里木、鄂尔多斯、四川盆地等“西部石油之路”，即将与“东方海上石油之路”实现历史性对接。中国石油大学应当在不同石油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中有较大建树。

三、黄河文化研究的第三个层次――黄河流域及辐射区文化

黄河文化研究的第三个层次是黄河流域及辐射区文化。要结合“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大规模国际文化交流的机会，以发扬和光大黄河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加速推进和尽快实现黄河经济带十省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曲，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水面落差4480米，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包括新疆在内的黄河经济带横贯中国大陆的东、西两端。

黄河流域九省区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资源。大约100万年前，黄河流域就有人类居住，有距今大约180万年的旧石器早期文化西侯度文化遗址，1964年在陕西蓝田发现了距今98万年的猿人下颌骨、牙齿和头盖骨化石，后被定名为“蓝田人”。 在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上，有3000多年黄河流域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夏王朝立国（公元前21世纪）一直到北宋，绝大多数王朝都是在黄河流域建都。其中，西安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为11个朝代的都城，历时长达千年。洛阳自东周起，东汉、曹魏、隋、唐、后梁、后周等9个朝代在此建都，被誉为“九朝古都”。 黄河流域历史文化遗址的集中程度是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著名的古人类遗址有西侯度遗址、蓝田猿人遗址、河套文化遗址、水洞沟遗址、大地湾遗址、仰韶遗址、半坡遗址、西水坡遗址、马家窑遗址、大汶口遗址、城子崖遗址、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等。自夏以来的古城址、古墓葬、塔寺庙观、石窟摩崖在黄河岸边星罗棋布。著名的古城址有殷墟、周原沣镐遗址、秦咸阳城遗址、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统万城遗址、唐长安城遗址、北宋东京遗址、潼关遗址和平遥城墙等。著名的古墓葬有黄帝陵、秦始皇陵与兵马俑坑、五陵原上的西汉帝陵、昭君墓、司马迁墓、洛阳邙山上的东汉帝陵、东阿鱼山曹植墓、关中18座唐陵、北宋皇陵、西夏王陵和成吉思汗陵等。著名的塔寺庙观有一百零八塔、海宝塔、五塔寺、宝塔、大雁塔、小雁塔，塔尔寺、瞿昙寺、拉卜楞寺、同心清真大寺、法门寺、大兴善寺、兴教寺、香积寺、玄中寺、双林寺、广胜寺、普救寺、晋祠、后土祠、白马寺、少林寺、相国寺、灵岩寺，伏羲庙、五当召、楼观台、白云山庙、解州关帝庙、永乐宫、济渎庙、黄帝太初祖庙、岳飞庙、嘉应观、岱庙等，著名的石窟摩崖主要有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须弥山石窟、麦积山石窟、清凉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巩义石窟、贺兰山岩画、红石峡摩崖碑刻等。⑦

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与黄河如影随形。长城东起渤海湾山海关，西至甘肃省嘉峪关，穿过崇山峻岭、山涧峡谷，绵延起伏1.2万余华里，横跨中国北方七个省、市、自治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御敌，便据险修筑长城，秦统一中国后，把分段的防卫墙连接起来，建成规模宏伟的万里长城，以后各朝又陆续加固增修，到了明代，在旧有的基础上逐渐改建成如今的面貌。气魄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之一，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充盈着汉唐气象的丝绸之路，是西汉时期由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的以长安和洛阳为东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主要因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而被称为“丝绸之路”。广义的丝绸之路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与西域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汉丝绸之路成为陆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条连通了古代中国和亚洲、欧洲、非洲国家的交流与贸易，实现了黄河文化和尼罗河、两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文化交汇融合的神奇大通道，目前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申遗的还有由黄河母亲孕育而诞生的著名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等。截至2009年底，黄河流域九省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有12 处，加上备选名单，几乎占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半壁江山。在国务院公布的110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其中九省区的历史文化名城就有41座，被列为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共有1004 处之多。开掘、研发这些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中国石油大学责无旁贷，从教学科研价值上讲，也与开发黄河流域石化能源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是更加重要的意义。

黄河流域九省区有着奇丽壮美的自然文化资源。名山有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祁连山、崆峒山、贺兰山、六盘山、阴山、恒山、五台山、吕梁山、秦岭、华山、嵩山、泰山等，名胜有黄河源头、扎陵湖与鄂陵湖、青海湖、孟达天池、响沙湾、乌梁素海、壶口瀑布、三门峡与小浪底、郑州黄河游览区、水泊梁山和黄河入海口等。⑧ “黄河之水天上来”，九曲黄河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劈开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之后，又在广袤平坦的华北大平原上“堆积”成一道区分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分水岭”，黄河流过白雪皑皑的雪山，流过黄沙漫漫的沙漠，流过蜿蜒曲折的峡谷，流过绿浪无边的原野，千回百转而一往直前。2005年10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办、全国34家媒体协办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揭晓，泰山以“华夏的图腾”之名当选中国最美的十大名山之一，青海湖以“陆心之海”之名当选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之一，黄河壶口瀑布以“万千气象一壶收”之名当选中国最美的六大瀑布之一，黄河晋陕大峡谷当选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若尔盖湿地和黄河三角洲湿地入选中国最美的六大沼泽湿地，巴丹吉林沙漠和鸣沙山月牙泉、沙坡头入选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川西高寒草原、祁连山草原、呼伦贝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入选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纵览黄河流域，堪称“中国最美的地方”的名山胜水不胜枚举：以青海藏民眼中的“祖宗之山”阿尼玛卿山为例，当地称为玛积雪山的阿尼玛卿山脉主体有18座高于5000米的山峰，有30条现代大型冰川，海拔6282米的雪山主峰玛卿岗日山顶终年积雪；九曲黄河怀抱阿尼玛卿东端在青甘川交界处形成“黄河第一曲”，山下有千年颂扬的唐蕃古道和被称之为“天路”的青藏公路和铁路，有享誉世界的《格萨尔》史诗和青海热贡艺术，有异彩纷呈的众多苯教寺庙和成千上万藏族同胞。再以曾两次考察过的黄河壶口瀑布为例，那是大自然上百万年的杰作――在晋陕峡谷中，万里黄河至此从300多米的河宽骤然收束为50多米，奔腾的黄河从狭窄的河槽中倾泻而下，一直跌入30多米深的谷底，惊涛怒吼，声震十里。古往今来描绘讴歌壶口瀑布的文学艺术作品也算得上汗牛充栋了，其中最好的还要数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因为它是由黄河壶口瀑布孕育诞生的、中华民族危难岁月广大热血青年炎黄子孙奋起挽救国家危亡的《第九交响曲》。因此，中国石油大学在研究黄河岸边那些“有大美而不言”的自然景观时，一定要注意挖掘和开发蕴藏其中的文化、哲理和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

黄河流域九省区有着无比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并于2001年、2003年、2005年、2009年分别命名了四批世界非物质遗产，中国总共涉及26项，是目前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古琴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蚕桑丝织技艺、《格萨尔》史诗、青海热贡艺术、藏戏、蒙古族呼麦、甘肃花儿、西安鼓乐、书法、篆刻、剪纸、雕版印刷、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等14项发源于黄河流域并与之息息相关。包括正在公示的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内，目前我国已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共有1377项，其中涉及黄河流域九省区就有近千项之多。上古时代产生的很多神话传说，著名的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牛郎织女等，全都诞生在黄河流域九省区。除汉族传统节日外，藏族雪顿节、羌族瓦尔俄足节、热贡六月会、民间社火、黄帝陵祭典、炎帝陵祭典、太昊伏羲祭典、女娲祭典、大禹祭典、成吉思汗祭典、祭敖包、祭孔大典以及藏、回、蒙、羌、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各少数民族婚礼等，无不洋溢着浓郁热烈的民俗民风。以蒙古族为例，马头琴声和长调民歌上千年来在草原上广泛流传的天籁之音不知道征服和陶醉了多少人；草原那达慕上的骑马、射箭和摔跤比赛，一代代传承着游牧民族“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的尚武精神；被称为“马背上的婚礼”的蒙古族婚礼。最具特色的莫过于黄河两岸的鄂尔多斯和乌拉特婚礼了：人们在晚霞里唱着幸福欢乐的《迎亲歌》，“成吉思汗时代许下的婚礼，是草原上最欢乐的时机，抬出那肥壮的牛羊，摆上那丰美的奶食，让我们在这丰收的季节里纵情欢乐”，扬鞭策马向新娘家的蒙古包驰来。在经历了盛宴、歌舞和“哭嫁”、“抢亲”后，第二天，在惜别的《送亲歌》歌声中，送亲和迎娶的人们竞相策马向新郎家驰去。这传递蒙古人幸福的鄂尔多斯婚礼上的歌声，如同鄂尔多斯成陵（成吉思汗陵）大殿里的圣灯，世世代代绵延传承，历经780多年仍然没有熄灭。应该指出，由于多年来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和保护不足，这些“民族记忆的背影”有些已经渐行渐远，有些已经在历史的尘埃中逐渐湮灭。中国石油大学应当与黄河流域其他著名高校，如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内蒙古大学、宁夏大学、兰州大学等携起手来，共同为保护、研究、开发这些珍贵的民族遗产做出不懈努力。

黄河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历史上黄河治理都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目前，在全国七大流域机构中，黄河水利委员会是惟一担负全河水资源统一管理、水量统一调度、直接管理下游河道及防洪工程等任务的流域机构。⑨新中国成立60年来，黄河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四次加固修筑了长达1451公里的黄河下游两岸大堤，重修改建了下游险工134处，坝、垛、护岸5248道，并修筑了北金堤、东平湖和南北展宽区等下游防洪分凌工程，使得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堤防变成了固若金汤的“水上长城”。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方面，初步治理面积18万平方公里，已经修建大中型支流水库180多座、淤地坝11.2万座，塘坝、涝池、水窖等小型水保工程400多万处，营造水土保持林草11.5万平方公里，年均减少入黄泥沙3亿吨左右。黄河水电、水利资源得到综合开发，干流已经建成龙羊峡、李家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大峡、青铜峡、三盛公、万家寨、天桥、三门峡和小浪底12座水利枢纽和水电站，发电装机总容量达1700多万千瓦，使万里黄河成为国家重要的水电能源基地；同时，兴建和扩建了青海湟水灌区、甘肃沿黄灌区、宁夏灌区、内蒙古沿黄灌区、山西汾河灌区、陕西关中灌区、河南山东沿黄灌区等，引黄灌溉面积从1200万亩增长到1.1亿多亩，并提供了沿河50多座大中城市和一大批工矿企业的生活、工业用水，实施了引黄济津、引黄济淀、引黄济青等跨流域调水。为弥补黄河水资源严重不足的战略举措――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和西线调水工程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的联系，可逐步构成以“四纵三横”的总体布局，形成我国巨大的水网，基本可覆盖黄淮海流域、胶东地区和西北内陆河部分地区，有利于实现我国水资源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合理配置格局……一项项前无古人、宏伟浩大的工程，不仅从规模上让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等相形见绌，而且让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国家充满敬意。60年来，黄河安澜并造福中华民族和沿黄群众，黄河水利委员会功不可没！但与大规模治理黄河的贡献相比，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黄河文化研究开发方面所作的努力还远远不够。黄河文化研发，黄河水利委员会具备天然优势，中国石油大学和河域高校应当借重各方面优势，在开掘和打造一条“人文黄河”的施工中力争主导和领先。

黄河非遗文化篇3

文化旅游泛指以鉴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追寻文化名人遗踪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为目的的旅游,它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产业,因其关联度高、涉及面广、辐射力强、带动性大而成为21世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文化旅游业已成为兰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一、兰州文化旅游新业态正逐步形成

文化旅游不仅是在自然景区体验,而且是和当地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等紧密结合的特色文化体验。经过多年发展,世界各地旅游业已经进入“产业融合化”发展阶段,越来越多地与其他产业相融合,衍生出各种新的旅游热点和旅游形态。同国内外旅游业发展的趋势一样,兰州旅游业横向、纵向合作的态势进一步增强,除了与传统古文化的结合外,还日渐与工业、农业、民俗、演艺、饮食、商务、教育、宗教、节会赛事等文化元素相融合,文化旅游业的元素日渐丰富和多元化,兰州文化旅游新业态正逐步形成。

(一)旅游与演艺文化加速融合

优秀的演艺文化能集中表现地方文化、特色民俗,兰州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近年来,兰州舞台艺术精品演出、春节文化庙会等大型文化演艺活动精彩纷呈,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其中,《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文化旅游演出剧目曾轰动海内外,已成为兰州城市形象名片。《丝路花雨》的创作和演出标志着中国“敦煌舞”诞生,被誉为“20世纪华人舞蹈经典”,《大梦敦煌》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享有“西部艺术第一品牌”、“可移动的敦煌”等美誉,敦煌文化由此也成为海内外旅游团体追崇的目标。另外,30立体风光与歌舞完美结合的《炫彩之旅》,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文化震撼吸引了大批游客,成为我市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品牌演艺节目。旅游与演艺文化的日益结合,吸引游客,拉动消费,极大地促进了兰州文化旅游业的繁荣。

(二)旅游与节会赛事文化日趋融合

节会赛事是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最佳载体,一些有影响力的展示地方特色的各类节会赛事文化活动,不仅能够吸引大批游人参加,带动文化旅游,而且成为集中展示地域历史文化、自然风貌、民族民俗风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的平台。多年来,兰州通过举办一些大型节会赛事活动,“节会经济”的综合效应显现,加速了兰州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兰洽会、兰州国际马拉松赛、环青海湖自行车兰州段比赛、中国MBA黄河(兰州)漂流赛、中国机器人大赛、兰州水车节、兰州黄河文化旅游经贸洽谈会等节会的举办吸引了来自各方的游客。据统计,2010年国庆期间,水车博览园游客人数同比增长101.2%。旅游与节庆会展的对接,充分展现了兰州丝路重镇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提升兰州文化旅游的品位,对加快兰州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逐渐结合

兰州历史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厚,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资源。从已公布的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可以看到,社火、花儿、傩舞等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较深的文化底蕴,对游客有着神秘的吸引力。依托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兰州已建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秦腔博物馆等,通过展馆和演播大厅让游客穿越时空隧道,获取精神享受,构成美好回忆,深刻体验兰州民俗文化的厚重感。另外,兰州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开发成旅游商品,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教育价值,而且经济价值也十分可观,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魅力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旅游的发展。

(四)旅游与工业文化不断结合

黄河非遗文化篇4

一、淮安与运河淮安段的历史及现状

淮安，古称淮阴。大约在七千年前，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青莲岗文化。后来，淮阴成为东夷活动的重要场所。东夷是与华夏、苗蛮齐名的三大部族。东夷的一支是徐夷，徐夷又称淮夷。西周时，淮阴属于徐国；春秋时，淮阴是吴国和楚国争夺的战略要地。

淮阴开挖运河的历史似可上溯到徐偃王时期。北魏郦道元叙述上古时期徐偃王开挖的运河的情况时指出：“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徐偃王生活在周穆王时代。周穆王是周王朝的第五个君主，其生活时代大约在公元前960年左右。从“通沟陈、蔡”中可知，徐偃王沿泗水北上进入中原及陈国和蔡国时，开挖了一条联结天然河流的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邗沟与“通沟陈、蔡”的运河联结在一起，建立了长江、淮河、黄河等水系间的联系，淮阴因此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楚汉战争结束后，汉高祖刘邦封项伯为射阳侯，由此揭开了汉武帝时析淮阴县建射阳县的序幕。晋代，改射阳县为山阳县。此后，淮阴升格为郡（州），先后出现了山阳、淮州、东平、北兖州、东楚州、楚州、淮安等称谓。汉代以后，淮阴县与射阳县（山阳县）并存，出现了或同属一郡或分属两郡，或郡治建在淮阴或建在山阳的情况。然而，不管行政区划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本质而言，都是在分析大淮阴以后出现的新行政区划。

邗沟的南端经扬州联系长江，北端经淮阴进入淮河，由淮河入泗水联系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条航道建成后，一是建立了江淮之间的直接联系；二是通过泗水可直接进入黄河下游地区。北宋以前，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基本上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然而，当江浙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时，必须以运河为通道调集江南财富时，淮阴遂成为历代统治者重点经营的地区或城市。从大的方面讲，淮阴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淮阴政治地位提升与经济走向繁荣是在漕运的过程中实现的；二是淮阴盛产淮盐，淮盐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凭借特有的资源及航运优势，淮阴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品集散地。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隋唐以洛阳为运河交通枢纽，还是北宋以开封为运河交通枢纽，淮阴在漕运及促进商品流通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隋唐以后，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中心建在黄河流域，另一方面经济中心移往江淮及长江以南，因淮安位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节点淮河流域，独特的水上交通能力与地理位置决定了淮安的区域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如宋神宗赵顼熙宁十年（1077），楚州（淮安）的商税在全国名列第三。当时，全国商税超过十万贯的城市及地区有三个，名列第一的是杭州，年征收商税约17.3万贯；名列第二的是开封，年征收商税约15.3万贯；名列第三的是楚州，年征收商税约11.3万贯。因漕运而带来的商业繁荣必然带来城市的繁荣。与此同时，因淮安位于漕运的咽喉地带，历代统治者加强其地的水利工程建设及城市建设，从而为淮安保存较多的运河文化遗产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从历时的角度看，淮安政治地位的全面提升发生在明清两代。自明代在淮安设置漕运总督以后，清代又设立了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凭借强大的商品输出能力，淮安迅速发展成与省会城市并驾齐驱的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④。淮安是典型的运河城市，淮安兴衰和变迁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运河兴衰的历史。在这中间，淮安辉煌既见证了中国运河辉煌的历史，同时也见证了中国运河衰落的历史。从这样的角度看，深入地解构运河与漕运及城市的关系，关注淮安即淮阴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方面。

在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大背景下，作为运河线上的最重要的航段及水利工程枢纽，运河城市淮安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运河淮安段水利工程设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运河景观必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客观地讲，这是对古老大运河的一次“再发现”，也是对其价值的重新发掘，同时也是研究、保护、整治、复兴这座古老运河的机遇，是以实例从一个侧面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一个契机。

二、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的基本构成

中国的运河代表了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范围内水利规划、土木工程的最高成就。2006年5月，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中国的运河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开挖运河的历史，运河的文化遗存远远地超出明清两代形成的京杭大运河的范围，乃至于人们对运河所指的范围、相关的物质非物质遗产构成等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张延皓认为：“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可包括运河工程遗产和由运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遗产二大类。”稍后，谭徐明亦认为：“京杭大运河遗产的核心构成是水利工程体系，由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和附属设施四大工程系统组成。”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古代运河的理解和认识集中在京杭大运河方面，乃至于将京杭大运河视为中国古代运河的全部。其实，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古代有更悠久的开挖运河的历史。此外，将运河遗产的核心构成定位在水利工程遗产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遗产等方面也是片面的。古代开挖运河与国家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与稳定政治秩序有密切的关系；与发展漕运，稳定社会秩序有密切的关系；与发展商贸，加强不同地区的经济往来有密切的关系；与城市发展及文化传播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对于正确地认识和厘清运河文化遗产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为此，我们主张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运河及运河沿岸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更为科学的角度分析和解构其存在的价值和文化意义。运河淮安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远远地超过了运河沿线的其他地区或城市。根据我们的调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航道及水利工程遗存

运河是富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遗产。运河淮安段分布着许多见证运河航道、水利工程、城镇建筑等各类不可移动的文物，它们见证了运河沿线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活动和社会经济、城市建设、文化发展的历史。与其他航段相比，运河淮安段保存的古代水利工程设施遗存最多，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水利工程博物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运河工程史的缩影。

1.淮安段有不同时期开凿的运河航道遗存，主要有邗沟北段、泗水故道、龟山运河、盐河、太平河、张福河、老涧河、六塘河、通济渠（汴河）、沙河运河、洪泽新河、山阳湾等。

2.在历史的变迁中，运河淮安段与淮河、泗水、黄河形成了交汇之势，洪泽湖为运河航道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特殊的地理位置，铸造了运河淮安段特有的河口文化。主要的河口遗址有古末口遗址、古清口遗址、杨庄运口、小清口、仲庄运口、张福运口、淮口、汴河口（通济渠口）、磨盘口（新庄口、鸭陈口）、水渡口等。

3.淮安段有丰富的堤坝遗存，主要有高家堰、周桥月堤、高家堰滚水坝、中运河越堤、中运河旧堤、拦黄坝、康熙御坝、顺清坝、天妃坝石工、卞家汪石工、清口五坝、盖坝、济运坝、塘河东西堤、草湾双坝、淮安五坝、古运河石堤、清江坝、三义坝、草湾双坝、烟墩埽工、磨盘埽坝、竹络坝等。

4.淮安段有丰富的涵闸遗存，主要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清江大闸、清口石闸、码头三闸遗址、活动坝节制闸、王营减水坝遗址（西坝）、盐河头双金闸、盐河闸、仲庄闸、陶庄闸遗址、淮阴船闸等。

5.淮安段有著名的津渡遗址，主要有通济渠入淮口码头、清江浦石码头（御码头）、龟山御码头、清口御码头、王家营渡、武墩渡口、西坝老船塘等。

运河淮安段充分展示了古代运河工程的科技成就，为研究运河水利工程史、管理史以及具体的航道建设、堤坝、涵闸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搞清其历代航道变化的过程，可以为普查运河航道及历史航道地下文化遗存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运河沿岸城镇及相关的文化遗存

运河在展示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成就的同时，还孕育了运河淮安段的古镇、村落和历史街区。这些文化遗存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历史，展示了运河淮安段绚丽多姿的文化风貌。具体地讲，运河沿岸古城遗址有淮安三城遗址、泗州城遗址、清河城墙遗址、甘罗城遗址、韩信城遗址、龟山城遗址等十多座遗址；有十多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名镇，如码头镇、河下古镇、王营镇、西坝镇、蒋坝镇、龟山镇等；有丰富的古建筑及遗址，如清江浦楼、镇淮楼、文通塔、淮安府衙、漕运总督府遗址、河道总督府遗址、清江浦丰济仓遗址、淮安钞关遗址、清江督造船厂遗址、韩侯钓台、韩信故里等；有展示历史的文化街区，如楚州区上坂街、清江浦丰济仓与草市口历史文化街区、花街与慈云寺历史文化街区、都天庙历史文化街区，清江大闸口历史文化街区、东长街历史文化街区、童年读书处至人民剧场历史文化街区等；存有内容丰富的石刻，如清晏园御碑林、御制重修惠济祠碑、乾隆阅河诗碑、高家堰接筑堤工碑、清口灵运记碑、勺湖公园御碑、龟山石刻群、第一山题刻、三河闸历代石刻遗存、洪泽湖大堤石刻、洪泽湖大堤碑刻等；有分布广泛的庙宇及庙宇遗址，如惠济祠、吴公祠、陈潘二公祠、天妃宫、慈云寺、淮渎庙等二十多处。

（三）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说，运河淮安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淮安人民长期积累的文化与智慧的结晶。深入调查其形态，可为研究大运河对流经区域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播提供鲜活的实证材料。具体地讲，一是运河淮安段保存了大量的与运河相关的神话及民间传说，如无支祁传说、水漫泗州的传说、洪泽湖传说、龟山传说等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在保持固有习俗的基础上与运河文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富有个性特点的民俗。如金龙四大王崇拜、妈祖崇拜、老子山安淮寺庙会、洪泽湖渔家婚嫁习俗、洪泽湖渔家丧葬习俗、清口惠济祠庙会、淮河服饰习俗等；三是在运河文明与民间艺术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染力强、富有艺术张力的民歌、戏剧、舞蹈。如南闸民歌、淮剧、淮海戏、香火戏、泗州调、程家戏、楚州十番锣鼓、洪泽湖渔鼓舞、泾口高跷、花船舞、龙舞、团团会等；四是创造了富有个性特征的技艺，如淮扬菜制作技艺、漕船制造技艺、洪泽湖渔具制作技艺、洪泽湖地区水车制作技艺、共和蒲草编织技艺等；五是运河哺育和创造了淮安的历史辉煌。如许多政治家、文学家或生在淮安，或在淮安驻足。他们留下的足迹及诗文丰厚了淮安的历史文化，为后人深入地认识淮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如汉赋作家枚乘父子、南朝鲍照、唐代诗人白居易等、宋代诗人苏轼等、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瞿佑的运河纪行诗、晚清思想家龚自珍的运河纪行诗等都是人们认识淮安的重要载体。

（四）运河沿岸的人文和自然景观

运河淮安段保存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十分丰富。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的活动成果与大自然有机地融合，构成了运河淮安段富有个性色彩的文化景观。

1.运河淮安段有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相互结合的文化景观。淮安位于淮泗流域，处在淮河、黄河、泗水、洪泽湖等的交汇处。淮河、泗水及改道后的黄河流经此地后，构成了淮安不同形态的水道。同时，淮安境内的湖泊密布，有洪泽湖、射阳湖、白马湖、高邮湖、宝应湖、山子湖等，造就了淮安的湖光山色。河流与湖泊构成了淮安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此同时，人工河流（运河）与天然河流及湖泊拧结在一起，又构成了运河淮安段别具一格的文化景观。具体地讲，这一景观就是经人加工过的自然景观和保持原生态的自然景观。

2.运河工程是运河淮安段重要的人文景观，这些人文景观与具体的地形地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形态。淮安在运河及漕运中的地位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淮安在运河各航段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作为运河航运的重要区间，为保证其航道的畅通，历代统治者在淮安进行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建设。这些水利工程的遗存与特定的地形地貌结合在一起，给淮安大地留下很深的印记。这些景观在改变居住环境、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为研究大运河对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提供不可多得的资料。

三、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的现状评估

在运河开凿的漫长历史中，孕育了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这一文化集中地折射到运河淮安段的科学技术、建筑艺术、工艺美术、文学艺术、风情习俗、饮食文化等方面。深入地思考这一文化现象，以积极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估，将有利于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一）航道及水利工程遗存现状评估

运河淮安段是古代运河及京杭大运河的关键航段。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运河物质文化遗址众多，承袭关系清楚，脉络可辨，是运河航道遗址的重要地区。“淮安北带黄河，南络长江，中贯淮河，与运河有不解之缘。春秋时，淮安属一度强盛的徐国。据载，徐偃王为北上争霸曾在淮安修运河人中原。稍后，吴王夫差开挖邗沟，入淮处在末口（今淮安）。此后，魏文帝开挖山阳池，隋文帝杨坚开山阳渎（开皇七年，587），他们修整联结江淮水道的行为，为建立淮安与运河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淮安政治地位的提升以及社会经济走向繁荣与明成祖迁都北京、改海运为漕运有密切的关系。永乐九年（1411），明成祖朱棣下令疏浚洪武二十四年（1391）淤塞的会通河，“十三年（1415），始罢海运。是年，平江伯陈瑄又开清江浦五十里，导湖水以达清口。自是东南之舟浮于邗沟，济于淮，溯于河、于汴、于沁、于泗、于沂、于汶，沿于会通，入于卫，溯于白，达于大通，至都城六十里。”在明王朝的经营下，淮安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重镇。

目前，运河淮安段水利工程设施仍在使用的水利设施保存基本完好，如淮安水利枢纽、淮阴水利枢纽等。现有的航道基本上保持了历史航道的走向。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时段开挖的新航道成为航运条件优良的内河二级主航道，延续着大运河的航运功能。明清两代开挖的里运河，因其运输功能减弱开始成为淮安市内河道及生态景观廊道，并成为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主要输水线路；黄河故道因不再具备通航能力，开始演变为城市的生态景观廊道；盐河现为四级通航河道，经改造后将成为三级航道即建成可通航五百吨驳船的航道。与此同时，现有的运河航道、里运河航道等还有着防洪排涝的功能。如经过改造的黄河故道为行洪分洪河道。从现有的情况看，地方政府一方面在有意识地保护运河沿岸的文化遗存，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及建设的需要在不自觉的状态中或无情地破坏运河沿岸的文化遗存。现择其大要，叙述如下。

1.高家堰（俗称洪泽湖大堤）石工墙遗存。高家堰北起淮安淮阴区码头镇，南至盱眙县堆头村，全长70.63公里。因长期破坏和缺少必要的保护，地面上的石工墙基本遭受破坏，底部石工墙的完好率仅为26.6%。保存最好的石工墙底部为洪泽十堡到高良涧水电站段，该段石工墙共15.63公里，堤段底部的石工墙完好率达到70%。其中，周桥月堤、乾隆信坝和蒋坝石工尾保存最好，其遗存虽大部分埋入滩地，但完好率达74%。从另一个层面看，这些石工墙的底部虽保存较好，但因石工墙的上部已遭破坏并成为公路，故很难得到修复。

2.清口水利枢纽遗址等留有部分地面遗存。清口是京杭运河与黄河、淮河的交汇点，素有漕运咽喉之称。为防止黄河对运河的倒灌和侵入，明清两代运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此修筑了淮阴三闸等一系列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些工程建成后，在治黄、导淮、济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因后来运道不再使用，在、中遭到人为的破坏，乃至于与航道相关的堤坝、航道、船闸等拆除殆尽。尽管如此，其主要的水利工程遗存尚在，只要下决心保护，还是可以展示昔日的雄姿的。

3.清江大闸。该水利工程主体设施保存基本完好。清江大闸是陈碹开清江浦以后建成的。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1403-1424）年间，平江伯陈瑄开运河新道清江浦。史称：“碹访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江口相值，宜凿为河，引湖水通漕，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旧渠也。’碹乃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人鸭陈口达淮。十三年五月，工成。缘西湖筑堤亘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闸，日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严其禁。并浚仪真、瓜洲河以通江湖，凿吕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势，开泰州白塔河以达大江。筑高邮河堤，堤内凿渠四十里。久之，复置吕梁石闸，并筑宝应、汜光、白马诸湖堤，堤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是时淮上、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皆建仓转输。滨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浅夫。水涩舟胶，俾之导行。增置浅船三千余艘。设徐、沛、沽头、金沟、山东、谷亭、鲁桥等闸。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陈瑄开清江浦后，加强船闸等水利设施建设。这一运河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与里运河一直通航有直接的联系。然而，与清江大闸相配套的水利工程设施大部分遭受破坏，已无法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

（二）运河沿岸城镇及相关的文化遗存现状评估

明清两代，因漕运淮安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经济实力走在全国的前列。美籍华人黄仁宇指出：“1600年左右，明代一位作者列了一份全国最大城市的清单，清单上所列城市排序如下：北京、南京、杭州、镇江、广东、福州、苏州、松江、淮安、扬州、临清、济宁、仪真、芜湖和景德镇。在15座省会城市中，有5座坐落在漕河地区，其他几座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漕河，或者散发自己的生产品，或者输入消费品。”在全国十八座大城市中，淮安排列第九，其繁荣程度超过许多省会城市。运河淮安段两岸即从末口到清口五十余里间，分别有淮城、河下、河北、板闸、钵池、清江浦、王家营、西坝、韩城、杨庄、马头、清口等十多个城镇，这些因运河商品流通而兴起的城镇夹岸数十里，街市鳞次栉比，传递着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见证了运河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独特的民俗风情，为运河文化遗存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

运河淮安段沿岸城镇主要有淮安古城、清河县城、码头镇、河下镇、板闸镇、王营镇、小营镇、西坝镇、杨庄镇等。其中，保存相对完好的只有河下镇历史文化街区，其他城镇破坏极为严重，考虑到恢复性的保护投入太大，为此，需采取一定的措施有计划地选择重点加以保护。

（三）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评估

运河两岸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代口传心授、世代传承的文化遗产，根植于民间，是运河淮安段人民的生命记忆和活化的文化基因，同时也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和智慧的结晶。

目前，经过整理和发扬光大，已有部分遗产被列入国家和江苏省、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在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生长的环境发生变化，保存的环境日趋恶劣。特别是现代生活方式对运河沿岸原有的生活方式的消解，直接导致这些遗产的存在空间日渐狭小，乃至于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具体地讲，一些技艺因为老艺人的去世，没有传人，直接导致人死技亡的事件一再地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抢救工作迫在眉睫。如何更好的保护大运河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这些祖先们创造并赠与我们的宝贵财富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已是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

（四）运河沿岸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现状评估

运河淮安段具有文化与自然遗产水融的特色，天工和人工交融在一起，展示了运河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根据我们的调查，运河淮安段从竹络坝至清口保存了较好的郊野风光，生态环境良好。如运河沿岸——市区以南的开发区和楚州段沿运河两岸展开，有较好的田园风光。楚州城区的三湖一垠，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融合在一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略加整治，可恢复旧日风貌。

里运河沿线可分为市区和郊区两类。市区的工业化程度较高，对沿线文化遗存破坏极大。市区运河两岸分布了较多的工业企业。如淮海南路以西、淮海东路以南、漕运南路、运南西路等运河沿岸路段为传统工业区，这些工业区一方面破坏了运河沿线的文化构成，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淮安近代以来工业建设的成就。目前，这一密集区的企业及居住区正在拆迁，面临用地调整。与里运河平行的翔宇大道沿线分布有会展中心和新住宅区等大量已建或待建项目，这些建设项目开工后，对原有的运河文化遗产的保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城西北路以南段的乡镇企业拆除后，虽利用部分拆迁腾空的土地建设了河滨公园，但在建设中存在着毁坏运河文化遗存的现象。淮安枢纽以南的京杭运河与淮江公路并行，沿岸砂石厂等占用运河堤坝的现象十分普遍，环境不佳。

与市区相比，郊区因工业化程度低，现代化建设起步晚，因此保存了有较好的运河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田园风光。然而，在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运河沿线的人文与自然相融合的景观正逐步消失，存在着过度开发，大面积破坏运河沿岸文化遗存的危险。

黄河故道沿岸以居住区为主，两岸的黄河故道绿化风光带具有较好的景观环境。但沿岸住宅虽与河道隔开一定的距离，但建筑高度和密度较大，对运河风貌有所影响。盐河（淮阴区段）、老涧河（楚州区段）、楚州文渠的大部分河道位于市区，以城市型景观为主，并不同程度地受到城市建设的影响，周边环境和水质有待改善。龟山运河、张福河、盐河、老涧河航段及区间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两岸的郊野风光绮丽。

洪泽湖高家堰大堤以郊野型景观为主，生态环境良好，有部级湿地生态自然保护区。高家堰大堤流动的空间布局，充满生命力的水系，以及洪泽湖的浩渺烟波，将大自然的风光通过人的刻意改造以浓缩和升华的方式再现，并与建筑、林木巧妙地有机结合在一起，融人工、自然、文化意境于一体，使自然化的人文景观与人文化的自然景观水融，相映成辉。洪泽湖生态保护区的环境保护对于高家堰大堤等运河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近年来，淮安市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组织开展淮安运河文化遗存专题调查行动，在全市成立十二支文物普查工作队，对运河淮安段以及与之有关的洪泽湖、古黄河、古淮河、盐河等重点区域展开了调查，新发现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化遗迹40多处。如航运局一号楼、二号楼是本次文物普查新发现的与运河文化相关联的文物，建筑本体保持较好，需要立即着手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加强保护；丰济仓遗址仅存的三幢20余间房屋被周围大量新建房屋包围，急需对其内部房屋资源情况进行调查，着手制定保护规划。

四、运河淮安段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运河2000多年的发展史上，淮安地处重要航段，其社会经济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明清两代，漕运总督、河道总督驻节于此，使得淮安一度成为全国的漕运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淮盐集散中心等，运河见证了淮安的历史，奠定了城市的格局，繁荣了城市的经济，丰富了城市的文化。

近年来，随着运河“申遗”工作的展开，京杭大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调查、研究工作取得新进展，运河文化遗产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和重视。如2007年底，淮安市文物局委托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淮安市文物保护紫线规划》，相关文物的保护真正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又如有关部门对淮安运河水利工程及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现状的分项评估的结论是，管理状况良好的占54%，管理状况一般的占28%，管理状况较差的占18%。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进一步保护和利用这些遗产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其一，开展专题研究。京杭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遗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俗等众多领域反映出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其坚韧的活力和独有的魅力保留和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运河淮安段存有大量运河设施、古城街区、特色民居、道观庙宇、地方会馆、园林建筑、名人遗迹，构成了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建筑群落和文物名胜，展现出淮安绚丽多姿的运河文化风貌，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目前已做的工作有：（一）配合运河“申遗”，组织具有影响力的知名专家来淮安，向专家们推介淮安的运河文化遗产，如向他们介绍古清口水利枢纽工程的遗产价值、介绍淮阴三闸在运河水利工程史上的成就。（二）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目前已举办数次。（三）点校和出版相关的运河文献，如荀德麟主持了部分运河文献的整理工作，张强主持点校了一批地方文献。这些文献为提高运河城市淮安的知名度做出了努力。（四）参与运河沿岸城市的研究合作，淮安市政府多次派员参加运河城市论坛，等等。在这些方面，淮安市政府及相关人士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地深化。

其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新的运河淮安段的保护条例。2005年，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淮安里运河文化长廊概念性规划》，对贯穿市区36公里的里运河本体及沿河区域提出主导性保护意见，初步建立了遗产评估系统，对各遗产点进行价值分析、制定保护措施，进而将这一系统纳入运河辅助规划系统中；同时编制完成《河下古镇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规划》、《驸马巷——上坂街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规划》、《清江文庙——慈云寺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码头古镇总体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10多个，对与运河有关的历史街区、古镇古村、治水遗迹等均提出明确的保护要求。2007年底，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完成《淮安市文物保护紫线规划》，该规划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为大运河淮安段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规定在大运河保护范围内，不准私搭乱建，不得割断居民与运河的时代联系；在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要事先征得文物部门的同意，尽量保留运河的原有肌理，使运河保护真正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2008年10月成立了淮安市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申遗工作领导小组，聘请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大运河（淮安段）遗产保护规划》，已于2009年11月底编制完成，这个保护规划符合淮安运河及其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对于淮安更加合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我们以为，因运河淮安段文化遗存调查方面不够准确和全面，需要重新普查，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方案。

其三，对运河淮安段文化遗存作必要的修缮。为进一步做好保护工作，淮安市制定了运河文物保护修缮计划，有选择地对运河沿线的文物古迹进行保护修复。2007年，国家文物局公布古末口遗址、古清口遗址、清江大闸、漕运总督署遗址、码头“三闸”遗址、淮安钞关遗址、淮安丰济仓遗址、乾隆阅河御诗碑、竹络坝、河下古镇等16处运河本体及沿线相关文物，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重要保护节点。目前，淮安市已为每一节点刻制并树立了黑色花岗岩文物标志牌，以切实加强保护。2003年以来，淮安市从城市维护费中每年安排150万元文物保护经费，用于重点文物古迹特别是运河文化遗产的维修和保护。较大的项目，还另外安排专项经费。运河沿线各区县也积极投入资金，和市里上下联动，共同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三年来，淮安市用于运河沿线文物古迹维修的资金就达上亿元，先后组织维修了淮安钞关遗址、清江大闸、吴公祠、大王庙、陈潘二公祠、圣谕祭祀碑、润州会馆等十多处有关大运河的文物古迹。市政府还拨出专款支持楚州区维修和保护运河名镇——河下古镇。淮阴区也投入巨资维修码头古镇漂母墓、韩信故里、枚乘故里等文物古迹。

其四，实施运河水环境整治工程。水体污染是运河淮安段难以解决的大问题。运河淮安段的水源主要来自洪泽湖，洪泽湖的水源主要来自淮河。淮河中上游水体污染严重，直接影响到运河淮安段的水质。此外，在工业化及现代化的进程中，淮安本身也存在着因排污引起污染运河水体的问题。淮安市历届政府都重视运河水体保护及环境整治，但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运河水体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始终不尽人意。随着陆运兴旺、工业发展，城区古运河水运功能消失，工业污染、农业污染、航运污染、生活污染、码头污染、旅游污染都集中反映到运河的水体上。建议淮安各级政府应进一步提高治理和管理水平，尽快地恢复运河淮安段历史风貌。

其五，加强非遗保护。淮安市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世纪70年代，文化部门曾专门组织人力，对全市的民间文学、歌谣、谚语进行搜集、整理和出版。近几年来，淮安市坚持非物质与物质并重，加强运河文化遗产保护，通过举办保护成果展、民间文艺展演、工艺品展示等形式，宣传、弘扬淮安民间文化，并采取资金扶助、表彰奖励等方式鼓励和扶持传承人进行传习活动，但我们认为，这一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地加强。

五、运河淮安段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在运河申请世界遗产的大背景下，充分挖掘运河淮安段文化内涵，保护运河文化遗存，延续运河文脉，传承历史文明，在大运河保护和申遗中提升城市的文化竞争力，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将有很多事情要做。为此，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打算就运河淮安段的现状提出一些开发和利用方面的建议。

其一，充分发挥现有运道的航运功能。大运河是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航运与运河的生命息息相关，没有航运大运河将失去最核心的文化价值。京杭大运河在历史上为我国南北物资流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依然在我国综合运输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内河水运网络“一纵、两横、两网”中唯一的纵向通道，也是北煤南运和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通道。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大运河又被赋予新的功能，大运河的文明在流淌中得到新的延伸和发展。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护现有的文化遗存是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其二，建议政府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申报世界遗产的进程中。四通八达的运河建立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关系，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凝结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成果，既是一部展示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2006年6月，京杭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12月，大运河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从另一个层面看，2009年至2014年是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关键时期。具体地讲，2009年至2010年是启动阶段，2011年至2012年是保护、整治阶段，2013年至2014年为申报阶段。从国家的层面看，目前已基本完成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资源调查和认定工作，明确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思路，改善了部分大运河文化遗产本体和环境景观的保护状况，在运河保护和申遗已全面启动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乘势而上，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充分挖掘大运河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通盘考虑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切实把积极申遗的过程变成加强大运河保护与开发管理的过程，推动大运河遗产的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积极开展申遗宣传，弘扬本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使运河成为展示本地区文明的重要窗口。

其三，根据区域特点积极发展相关的文化产业。长期以来，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所公认，但往往容易忽视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造成文化遗产的价值一直被低估，资源效应未能完全释放。京杭大运河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众多的水利工程遗存、历史文化遗存以及依托运河发展起来的名城古镇。如果再加上运河沿线尚未被很好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就更丰富了。《大运河（淮安段）遗产保护规划》确定，淮安段大运河水工及相关文化遗产共35项119处，淮安是镶嵌在大运河上面的一颗明珠，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需要淮安。这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应在淮安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为此，我们主张通过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来培育旅游景点、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以便把文物资源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起来。近年来，总督漕运公署遗址、淮安府衙、明祖陵等景点展示利用所取得的良好效益，为运河遗产产业化作出了有益探索，今后还应在运河核心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方面多下功夫。

黄河非遗文化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3-0001-07

中国历史悠久，农业发端早，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也是许多农作物的起源中心。瑞士植物学家康德尔（A. de Candolle，1806-1893）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栽培植物起源的学者，他根据作物的野生种存在、历史文献、语言和考古资料等进行研究，于1882年出版其著作《栽培植物的起源》，涉及247种栽培植物，认为世界农业最早起源于3个地区：中国、亚州西南部（包括埃及）及美洲热带地区[1]。前苏联植物育种学家瓦维洛夫（Vavilov， N. I1887-1943）依据“遗传变异最多的地区即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认识，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世界各地植物进行广泛调查，写出《作物的起源、变异、抗病性及育种》一书，提出世界重要栽培作物起源于8个独立的中心：中国、印度、中亚、近东、地中海地区、阿比尼西亚、墨西哥南部及中美、南美洲。瓦维洛夫认为世界上农业发展最早及最大的作物起源中心，包括中国中部与西部山区及邻近的低地。瓦维洛夫在其另一本著作《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中进一步说道，中国是“第一个最大的独立的世界农业发生发源地和栽培植物起源地”[2]。关于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获得许多成果，他们统计了世界上所有的667种主要栽培植物，其中起源于中国的有粟、黍、稻、大豆、萝卜、白菜、葱、杏、梅、山楂、银杏、茶等136种，占20.4%，居世界第二位，这是中华民族为人类的生存与文明所做出的重大贡献[3]16-17。起源于中国的136种作物，有的起源于北方，有的起源于南方，如我国起源作物中最为重要的两种作物粟和稻，就有“北粟南稻”的说法。粟在古代是五谷之首，稻后来居上，成为大江南北居于首位的粮食作物。游修龄先生在其所著《中华农耕文化漫谈》一书中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秦汉以前3000年主要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从唐朝起，才接过黄河流域的班，继续大发展，后来居上，“两河”流域先后共同发展，形成整体的中华文明大国[4]。游先生所言中华文明在“两河”流域的先后大发展，说的就是以粟作农耕文化和稻作农耕文化为根基的中华文明的先后发展与繁荣。中国的“两河”流域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还是史前东亚两类农耕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是粟作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与其并驾齐驱，长江流域则是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中心。南北之分自古为我国栽培作物和农业类型考察的一个习惯视角，不过，即如笔者在《我国农耕文化研究刍议》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虽然说的是南北，然而视野往往只是南北的东部，西部常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即存在“重东轻西”的倾向，这是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将详细检视前人关于粟和稻起源的考察和研究，特别是西部的考察和研究，以强调西部在粟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一、西部与栽培粟的起源

粟在中国古代的农作物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那么粟就是哺育中华民族的乳汁。粟在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其他作物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粟在植物分类上属禾本科的“狗尾草属”（Setaria），栽培粟的学名为Setaria italica。粟又称谷或谷子，去皮称作小米，植株称禾。粟喜湿暖，耐旱，对土壤要求不高，适应性强，春播夏播皆宜，因此特别适合在黄河流域种植。粟是中国北方原始农业中最早驯化的谷类驯化作物之一，栽培历史至少已有8 000年。关于栽培粟的起源，国内外学界曾有不同的观点，有埃及起源说、印度起源说、中美洲起源说等，主张埃及和印度起源说的学者认为，粟是自埃及或印度起源之后传入中国的。不过上述说法由于缺乏明确充足的证据而受到质疑。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粟是我国黄河流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独立驯化的主要农作物，中国作为粟的起源中心已无异议。能够说明粟起源于中国，最有力的证据是黄河流域诸多史前遗址发掘出土的粟的遗存。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者已经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等省区的新时代遗址中，先后发现碳化粟粒、粟壳或粟的谷灰40多处，其中发现于西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碳化粟，年代距今8 000-7 500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粟作遗存[3]16-17。考古资料说明，早在远古时代，粟就已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中国西部和北部广大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黄河流域遗存有粟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东部的黄河下游流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遗址是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三里河遗址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4 800-4 200年。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共发现476个灰坑，其中有88个存有粮食。磁山遗址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5405+100和公元前5285+105年。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6005-公元前5948年，比半坡遗址早1 000多年。与磁山遗址同等重要的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也发现粟的遗存。裴李岗文化是以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早于仰韶文化而与磁山文化相当的一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境内。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新郑县小乔乡的沙窝李遗址所发现的粟的碳化颗粒，年代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5220+105年（未经树轮校正）。属于西部的黄河中游流域粟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要的有山西万荣县荆村瓦渣斜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山西万荣县荆村瓦渣斜遗址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是黄河流域最早出土粟的重要遗址，其时代为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继荆村瓦渣斜遗址之后，陕西省西安市郊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粟的遗存。半坡遗址F37出土的陶缸中有腐朽的粟粒壳；F2门道口有一个双耳大瓮，内有腐朽灰白色谷物粉末；T8出土的储藏罐（编号为P4716），罐口用一皿状器作盖，其中装盛保存完好的粟粒；M152压在女性儿童左脚上的5号和6号钵也装有粟粒，两钵内壁也粘附许多粟壳；F88房内东北角有一个小窖穴，深不到1米，底径约1米，内有粟粒朽灰推积，显系为一储藏粟米的粮窖；H115窖穴亦堆积厚达18厘米谷物朽灰，呈灰白色的半透明状。粟粒不但发现于窖穴，还发现于墓葬中，成为随葬品，可见粟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半坡遗址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4800-公元前4300年[5]。位于更西部的黄河上游流域粟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要的有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青海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等。甘肃先秦农业考古资料说明，粟是该区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农作物。该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遗址，遗址下层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另一种遗存，年代经碳14测定，最早者为公元前5200+9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5850年，与中原地区早期磁山裴李岗文化年代相近。重要遗址有房址、墓葬、窖穴三大类，出土遗物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粮食以及装饰品等，此外在墓葬中还发现了以家畜随葬的事例。这些情况真实反映出当时居民已过着比较稳定的以农业、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结构的生活。在第四发掘区T303号探方内发现的F374号房子内有一窖穴，圆形直壁，底部存有已碳化的粮食颗粒，经鉴定是稷和油菜籽。在H219的底部发现有一层厚约0.2厘米的碳化粟粒。此外，一些陶器上彩绘图案中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农作物状况。马家窑文化是甘肃另一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初步统计发现遗址400多处，分布地域很广。根据底层叠压和年代测定又可分为若干不同类型，有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4个类型，主要遗存有房子、墓葬、窖穴、制陶遗址等。出土遗物6万余件，直接与农业相关者有生产工具、粮食作物、窖穴以及反应农业生产的彩陶绘画。粮食作物主要是粟，均以陶罐或窖穴储存。储存规模最大的是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储粮窖穴有长方、圆形直壁、圆形尖底、椭圆、袋状等种类。建筑工艺细致规整，有的内壁涂抹草拌泥或红胶泥，上部用圆木搭盖屋顶，向北开门修筑斜坡门道，门口两侧对立圆木构成门框，形成半地穴式的仓房。室内置放若干陶罐，罐内装粟。广河齐家坪第一号窖穴，70多个陶罐重叠放置，每罐装粟大约15斤，一次可储粟1 000斤左右。大河庄遗址共发现12座房子，15个窖穴，储粮约15 000斤，说明当地粟作农业生产已处于较为稳定的阶段[6]。此外，在西部的青海等地，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与中原地区近似的农业遗存，目前已被大量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3个时期）和齐家文化遗址，都确认存在农耕遗迹。在青海东部地区，尚有时代稍早于马家窑文化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农耕文化。在青海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以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至齐家文化阶段的资料最为丰富。在这些资料中又以柳湾墓地的资料最完整，该墓地先后发掘了半山、马厂、齐家、辛店文化的墓葬1 730座，由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撰写的《青海柳弯》整理发表了其中1至1500号墓葬资料。柳湾墓地位于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那里自然条件较好，至今仍然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柳湾墓地有粮食随葬习俗，粮食被置放于粗陶瓮或陶罐内，柳湾墓地墓葬原始登记表中记录了17座墓葬粮食随葬的资料，依据实物鉴定得知，当时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粟[7]。上述考古资料说明，西部的黄河中上游流域及其周边，遗存有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远多于东部的黄河下游流域，而且年代相当久远，说明西部在我国粟作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西部与栽培稻的起源

“稻（Oryza satiua L.）是世界第一大粮食作物。今天，稻米已成为全球30多个国家居民的主食，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在亚洲，有20亿人从大米及大米产品中摄取60%-70%的热量和20%的蛋白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产量占世界的35%”[8]。稻自古就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驯化和栽培的历史，可达万年。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者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已近200处，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河南、陕西对等省市和自治区。其中最早的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年代都在1万年以上。稍晚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的水稻遗存，年代距今9 200-8 300年。湖南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汩罗市附山园、华容县车轱山遗址以及河南贾湖遗址的稻作遗存，年代距今8000年。浙江罗家角的稻作遗存，距今7 100多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碳化稻谷和农作工具，尤为引人注目，距今也有7 000年[3] 25-28。以上遗址，均为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从其分布地点来看，有的是在东部的长江下游流域，有的是在西部的长江中游流域的湖南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根据考古遗存、野生稻分布和稻谷遗传资源等因素，国内外学者对稻作起源做过不少研究，结果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栽培稻起源论，它们都涉及我国西部或东部，兹简要叙述于下。

（一）国外学者瓦维洛夫、盛永俊太郎、张德慈的喜马拉雅山东部稻作起源说

黄河非遗文化篇6

海丰镇遗址，1986年发现，位于今海丰镇村南邻。由于朔黄铁路、石黄高速公路等相继经过，2000年、2003年、2004年，河北省文物部门分别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证实这是一处以金代遗迹、遗物为主且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尤以大量砖建筑基址和精美瓷器的出土引人注目。因其濒临渤海湾的特殊地理位置，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该遗址可能是金代海丰镇旧址，与贸易集散、瓷器出口等关系密切。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自隋唐以降，海路渐盛，有名的如唐代四大港（交、广、泉、扬）、北宋三司（广、杭、明）、南宋四大港（广、杭、泉、明），元代则更有港等，多是古代瓷器出口的大港，但均位于南方，而北方却近乎空白。因而海丰镇遗址的发现、发掘与定性，对于研究金代瓷器的产出、交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等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金代海丰镇的繁荣

海丰镇遗址分布在海丰镇村南至杨庄之间的大片区域内，为一高出周围平地的岭地。今地表散布有较多的白瓷片以及砖、瓦、陶片，遗物分布面积约在5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约中部有一道东西向隆起的土岭，当地人称之为“海丰岭”“马鞍岭”。经考古工作者调查、钻探，马鞍岭及其周围是遗址最丰富的地区。2000年、2003年的发掘区位于马鞍岭北侧，是遗址次丰富区。其中2000年的第一次发掘入选当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2]。两次共揭露面积2000多平方米，清理出较多的灰坑、砖建筑残基、夯土墙、灶以及道路、水井等各种遗迹。文化层厚2～4米，从上到下依次为明清、元、金各时期遗存，其中尤以金代遗存最为丰富。金代砖建筑有的规模较大，墙体较厚，室内铺地砖横、竖、侧铺皆有，还发现了较大型的龙形鸱吻。发现的灶有的分布密集。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这里不是一般的民宅，可能与官署或商业活动有关。在遗址约东部还出土了一道南北向的夯土墙，宽3米左右，推测可能是城墙的一部分，或是阻挡海水的堤坝。出土遗物中以瓷器残片最为丰富，所见至少有河北的定窑、井陉窑、磁州窑，陕西的耀州窑、河南的钧窑、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等的产品，其中河北诸窑的金代瓷器总量占到90%以上。瓷类以生活用瓷为主，如碗、盘、盆、瓶、壶、盒等，也有玩具及其它类，如瓷枕、砚台、围棋、象棋、骰子、小动物、彩绘人物等。以窑口论，如定、井陉窑的印花、刻划花、点彩，磁州窑的红绿彩、白地黑绘、剔划，以及耀州窑的青瓷印花、不明窑口的绞胎瓷等，总体上数量大，精品多，而且大部分器物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海丰镇遗址的发掘表明，较大型的建筑基址及大型龙形鸱吻的出土，比较密集的灶的发现，还有南北众多窑口的精美瓷器汇集于一地，数量之大，远非一般遗址所能及，更不可能仅仅是当时的生活垃圾。可以想象，当时林立的店铺，连片的盐池，如山的盐堆，繁忙的水陆运输，人声鼎沸和车水马龙的街道等等，交织成一幅繁忙的市场景象。故此有专家认定此即是金代海丰镇旧址。它是利用了滨海以及距河北诸制瓷名窑较近的地理优势，在唐宋通商和漕盐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以瓷器为主的贸易集散地，并可能由此出口东亚、东南亚各地。同时，海丰镇的繁荣也是金代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金代初期，因连年战争，经济萧条，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和商业恢复的政策，包括开放关津、榷场贸易、鼓励农耕、减免赋税和贷款利息、疏浚交通、民族融合等等。到金熙宗时，为了适应对外商业发展的需要，分别在宋和西夏边境设置了很多贸易榷场，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经济的发展必定带动大批商业城镇的兴盛，海丰镇金代的繁盛正是这种经济背景下的产物。

二、海丰镇繁荣追溯――秦之柳县

约在商周以后，海丰镇一带的大海渐渐退去，形成了一大片沼泽化的滨海平原，即今老百姓所称之“退海地”。因其水资源中盐度太高，长期以来多为旱地农业，工业以晒制海盐为主，著名的长芦盐场即位于今海丰镇村东广阔的区域内，素有“苦海盐边”之称。故谭其骧先生认为：“春秋以前，河间以东、迄海之地南北二百余里为大河浸注泛滥之域，无所谓居民都邑也。”[3]谭先生曾长期致力于对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的研究，他认为在春秋以前的河北平原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古代文化遗址和城邑聚落的空白区，其大致范围西以京广铁路为限，东至今徒骇河一线。但考古学的发展逐渐证明，河间以东之地在春秋以前并非无“一乡一邑”可寻，像任丘哑巴庄[4]，沧县陈[5]、倪杨屯[6]，黄骅后街[7]等皆为商周以前遗址，黄骅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伏狄城一带还出土过完整的商代陶鬲[8]。不过总的说来，河间以东春秋以前的古文化遗存分布密度远不及太行山东麓一带，黄骅以东更是寥寥。这无疑与黄河曾多次淤塞、改道和乱流入海密不可分。而黄骅以东古文化遗存少则同时与海岸线的形成年代有关[9]。故有史载：“直至春秋，九河渐淤，齐人始据而有之。河徙后田芦日增。直至战国而河间、渤海诸名始著。直至嬴秦始有柳县之设。”[10]因此，可以认为海丰镇至金代繁荣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秦代柳县之设。

柳县，因柳河而得名。县志皆以为柳县必河海交通之大埠，秦以前此地除西南饶安外，无一邑一乡见诸史籍，而始皇独于荒漠之区首先置县者，“盖八流既塞，北道犹存，水道交通咸萃于此”[11]。但是水道交通只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就必须对经济生活中一些至关紧要的产品实行垄断经营，从而最大限度地占有和使用这些产品在生产和流通中的利润。史载“齐以渔盐雄天下”，而盐之利也一直是封建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历朝历代都想方设法加强对盐类商品的生产与管理。《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初就已在渤海郡章武县（旧城在今黄骅市故县村）设有盐官。唐代与盐有关的官甚多，如“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盐铁两税使”“榷盐使”“盐池使”及副使等[12]。至宋已形成一整套较完备的盐业生产、运输、销售、税收等管理制度。金代盐铁管理方面最高级别的都转运司使官至正三品，其下分别有同知（从四品）、副使（正五品）、盐铁判官（从六品）等，而且还设有专门的机构，如转运使、盐使司、盐司等[13]。《金史・食货志》中称：“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足见盐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读史方舆纪要》卷14“盐山县”：“海，县东七十里，潮汐所至，土皆咸卤，煮而为盐，其利甚广。今沿海有场，设官司之，长芦盐利出于县者十之五六。而柳县之地正位于今盐山东及东北（今黄骅境域），据有滨海之地，亦正当齐之北境。”所以柳县之设，正说明了秦时此地不仅水道通畅，更是渔盐丰富的产地。

柳县治所，因“境地兴废，与时转移”，故其地未详，诸说不一。《盐山新志》认为在今羊二庄“东南十余里处”，明时称“南长坨”。《河北省地名志・沧州分册》称：“柳县治所在今黄骅县羊二庄东南十余里，弯弯头村东十里处。”《黄骅县志》则认为柳县故城遗址位于羊二庄乡大马庄东南5公里。1986年黄骅县文物普查时，曾在许官乡东偏北2.5公里处发现一段夯土墙，东西长480米，宽7米，残高0.7～1.5米。同时还发现夯土墙北约25米处有一道约8米宽的东西向古河道，还于周围捡到一些灰陶盆、罐的残片。当时普查者推定此即柳县故城所在地。

经实地考察，今羊二庄东、东南5公里之内只有一白坨子（称大辛坨子）和一黑坨子。其中黑坨子在今海丰镇东南，早已成为一片平地，只有地表可捡到一些金元时期的瓷片和砖块。白坨子位于齐庄东1公里余，现是一高1.5～3米、面积约1000余平方米的台子，台子东为一望无际的卤水池子。经探，台子尚有1米多厚的文化堆积层，地表亦可见金代以后的瓷片。因此推测黑、白坨子都应是金元及其后的渔村或渔民打鱼的临时驻扎地。

又考察1986年文物普查所记，许官乡东北之柳县故城，其北不远为古柳河，前述古城墙北墙及其北护城河地貌现象依旧。同时又在许官村人所称“东岭子”以东发现一道南北向的土岭，从现场看适与北墙相接，可能即城之西墙。虽然城内地表砖瓦陶片难得一见，但我们还是认为此即柳县故城（即秦代柳县城）。查《水经注》淇水，有载：“浮水故渎（即柳河）东北经高城县之苑乡城北（即盐山旧城），又东经彰武县之故城南。又东经箧山（魏土地记曰：城东北五十里有箧山，长七里）北，浮渎又东北经柳县故城南，……又东注于海。”此所记柳县在柳河之北，与调查所见柳河南岸之柳县不合。查秦柳县之后，汉高祖和汉武帝又在其附近的柳河北岸相继封戎赐为柳丘侯（今羊二庄一带），封齐孝王子刘阳为柳侯 （今海丰镇一带），分别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此正《水经注》柳县下注：“武帝元朔四年封齐孝王子刘阳为侯。地理风俗记曰高城县东北五十里有柳亭，故县也，世谓之辟亭，非也。”又《汉书・地理志》卷28上：“柳县（颜注曰侯国）为高帝置，属渤海郡。”由此可知汉初亦设有柳县，柳丘侯应封于柳县。因此推测秦之柳县因汉初柳县的设立旋即废弃不用，故今城内地表遗物很少，地貌变化不大。后世知秦柳县者寥寥，史家学者每每提及柳县，概皆以汉柳丘侯或柳侯封地当之。

三、海丰镇的衰落

前引《盐山新志》言：海丰镇在魏晋南北朝时曰漂榆邑（此与《水经》漂榆邑地望不合），唐宋曰通商镇。目前考古发掘资料尚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海丰镇遗址发掘部分中最早的文化层为金代形成，虽偶见唐代的假圈足瓷器残片，也只能视其为混入的早期遗物而已。但可以肯定，东汉迄宋，这一带不会是荒漠之区，因其地正位于柳河（《水经》所记之浮水）岸边，自古为盐运必经之地，至少可以肯定，至唐宋时，海丰镇一带早已是通商之地。《黄骅县志》还记述有人曾在海丰镇遗址上采集到汉代的灰陶罐、唐白釉碗底、宋元鸡腿瓶底、银锭、铜币等。当然，金代以前情况如何，尚需进一步的工作去揭示。

到金代的海丰镇，经过前后千余年的发展，曾一度成为“海口第一繁盛之区”，入元以后渐趋衰落。对于海丰镇衰落的原因，可归结为三：

其一，如《盐山新志》所言：“至元盐业不振，渐废为墟。”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人类对盐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增无减，那么能够导致盐业不振的原因应与交通特别是水上交通密切相关。推测流经海丰镇入海的柳河长期疏于治理，被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淤塞，水上运输之路日渐艰涩，故《盐山新志》认为“宋后盐河又以漕盐著重，盐河再废，地旋为墟，明清以来又成僻壤”。

其二，元代天津兴起并取而代之。元都大都，天津成为南粮北运的交通枢纽和大都出海的门户，因此海路、陆路都有着比海丰镇更优越的条件。同时元代又相继开通会通河、通惠河[14]，使江南漕粮等物运往大都畅通无阻。故《盐山新志》言：“元开惠民河（此应指会通河、通惠河），河道纵行，凡岸以东横河并废。”

其三，金代海丰镇除了漕盐外，已发展成为以贸易瓷器为主的海滨大镇，而同时期河北诸瓷窑也一派繁荣景象，其产品尚能被当时人们所普遍接受。元代的统一结束了宋金对峙的局面，无论是商业还是经济利益，对于元帝国来说，河北瓷器已不再像金时那么重要。河北诸窑的瓷器烧造也渐如残花败柳，今非昔比，而中国制瓷中心、对外瓷器贸易再一次被南方诸窑垄断，因此海丰镇的瓷器贸易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海丰镇旧址大约至明代已形成大致与今无异的土岭地貌，繁华盛景早已成为过去，相当一部分居民不得不离开这片曾商贾云集、棹歌帆影之地，另谋生路。据调查，海丰镇人中的一支约于300多年前辗转迁移到了距海更近的今狼坨子废村，成了完全以出海打鱼为生的渔民，而后来的海丰镇人大多是在清初由南京等地迁来的移民。

[1][10][11]《中国方志丛书・盐山新志・疆域略》，据民国孙毓修，贾恩绂纂，民国五年刊本。

[2]《河北黄骅金代海丰镇遗址》，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00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

[3]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故道》，《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丘市哑巴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沧县陈遗址发掘报告》，载《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6]沧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沧县文化馆：《河北沧县倪杨屯商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3年2期。

[7]黄骅后街遗址，1987年调查发现，遗址面积300平方米，出土有不少细石器等，皆存黄骅市博物馆。

[8]陶鬲现存黄骅市博物馆。

[9]李世瑜：《古代渤海湾西部海岸遗迹及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研究》，《考古》1962年12期。

黄河非遗文化篇7

耶鲁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张光直(K．C．Chang)，根据按照发展分类的方法，将这些新发现的局部或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总称为“龙山式”，并作了如下说明：

“大量提到的这些阶段(新发现的庙底沟Ⅱ期文化等等)虽然全都以彩陶为其特征，实际上与仰韶文化并不一样。可它们与仰韶文化的不同之处却是与龙山文化的相似之处。虽然这些遍布各地的文化中可能有些要早于龙山文化，但是在凡是有过仰韶文化的地区，它们是晚于仰韶文化的。”(87)

“龙山式”这个总称一直没有引起考古学家的重视，尤其是在中国。我认为这个名称是非常方便的，并将在本文中根据张所下的定义使用它。

1972年，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恢复出版了官方刊物《考古》。学术界这才知道这个研究所早在1965—1966冬天就已经进行了第一次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工作，延误了结果的公布。1972年夏天，公布了29项放射性碳年代数据，其中有关中国史前时代的20项列在表1中。

系统的中国史前期年表制订还须有待于来自北京的范围更为广泛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

现有的数据对于重新评价仰韶文化(中国第一个成熟的新石器时期)和年代学，以及更清楚地了解一些主要的地区性龙山式文化出现的顺序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放射性碳数据中关于仰韶文化半坡阶段的为数最多。半坡阶段对于了解中国文明的发端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为已经证明它代表着最早的文明阶段，半坡阶段的田间农业以谷子为主，动物驯化以猪为主，并且有建造得很好的带有墓地的定居村落公社和彩陶、原始的文字和数字（100）。四项放射性碳数据和我的年代换算表明半坡遗址在公元前第五千年里前后几乎存在了600年。

但是，成熟的半坡阶段的出现，并不能等同视之为仰韶文化的诞生，这将在第三节中作进一步的解释。现已知道，陕西省西乡县李家村遗址是仰韶文化的最早阶段。这个遗址位于秦岭山脉的自然分界线以南。虽然到目前为止，在这里和秦岭以北相似的文化遗址都没有发现谷物遗存，但是绘有条纹的陶器、特别是石铲和磨石的发现很可能表明了某种形式的定居生活和原始农业已在这里出现。我们完全有把握猜测仰韶文化的李家村阶段必定是出现于公元前第六千年的某时。

由河南西部的庙底沟遗址所代表的另一种形式的仰韶文化在文化的重要性上同半坡几乎不相上下．这种文化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彩陶上绘有非常生动的螺旋花纹，这种文化形式在地理上分布于河南最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西安以东的渭河下游流域。半坡型同庙底沟型之间时间和历史发展的关系自从195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是广为争论的题目。直到得到了放射性碳年代数据，我们才知道庙底沟型要晚得多，甚至比河南北部的后岗型还要晚一些。后岗型虽然深受半坡型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显著特色。最晚的数据也表明半坡型的分布比庙底沟型广泛，远至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西部（100）。

这些在时间上晚于仰韶文化，由张氐为了方便定义为“龙山式”的各种地区性文化，最近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表明，它们在年代上并不是大致同时而是有先有后的。早在仰韶文化发展起来之前，青莲岗文化就已在中国东部出现了。吴山菁根据南京博物馆没有发表的报告，对青莲岗文化有以下概述（67）：首先，现已发现的大约80处青莲岗文化遗址中，江苏省界内有65处。这种文化从江苏向西延伸到安徽，向北延伸到山东中部和南部，向南延伸到浙江北部，在浙江后来出现了良渚文化。青莲岗文化分布地区大约有10万平方公里。第二，青莲岗文化可以分为江北和江南两种类型。江北类型由四个时期组成；江南类型由三个时期组成。从地层学和文化形式来看，江南类型的三个时期可以看作与江北类型的前三个时期同时。第三，江北类型的早期，以江苏北部邳县大墩子最下文化层为例，最近已经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为距今5625±105年，换算年代应是4450±105 B．C．。浙江东北部嘉兴马家浜是最典型的早期江南类型，但那里的最下文化层一直没有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上海附近崧泽遗址的最下文化层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为距今5185±105年(注: 表1中为5195——译注)(换算年代： 3995±105 B．C．)，但崧泽遗址属于早期江南类型中的晚期。吴山菁认为，两处遗址在年代上455年的差距很可能代表着南北两种类型的早期存在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江北类型出现得较早。

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出现于大约公元前三千年(作者推算)也是出人预料的。过去一般认为良渚文化的出现比更靠北的龙山式文化要晚得多．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年代确定对于证实水稻文化的起源和提供中国中部、东部家畜和水牛的早期驯化的线索具有重要作用，这在下面几节中将要讨论到。

公元前四千年末至三千年末，其它地区的龙山式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相继出现。铜石并用的齐家文化在年代上更接近中国历史上第一有史记载的时期一商朝的建立。 最近我对确定商朝和周朝的方法所作的批评使我更倾向于认为商朝建立于大约公元前1600年，西周肯定是建立于公元前1027年（100）。虽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数据才能知道龙山式文化和龙山文化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年代，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距今7000年前开始对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

2．原始环境

仰韶时代原始中国人的家乡在黄土高原的东南部，就是位于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的整个渭河流域。从地质学的角度看，这个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是一个“典型的”黄土地区。这里的黄土沉积异乎寻常地厚，而且黄土的颗粒结构特别均匀。对形成这种特殊的土壤结构的解释只能是：很可能是风(而不是其它自然因素)把黄土从四面八方运送而来，并在中国北方长期的以干燥为特征的更新世气候中积沉而成（47）。中国3000年来的历史记载也表明中国北方各地经常发生风成黄土沉积（63）。

在过去的100万年中间，由于三个雨量相对充足时期的隔断，共出现了四段干燥期。在雨量比较充足的时期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壤侵蚀。结果，黄土被从高原地区带到了中国北方的低地平原。虽然低地平原黄土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这个地区的土壤很大一部分来自冲积和洪积。在低地平原的许多地区，土壤是由卵石、砾石和砾岩混合而成。相比之下，黄土高原的土壤因为主要是风成，所以在结构上均匀、细小、松散、易碎，因此使得原始的掘土木棒比较容易入土。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气候尽管非常干旱，黄土高原地区却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摇篮的原因之一。

中国北方的气候向以恶劣著称，那里冬天冰封，夏天酷热，春天又经常扬起沙暴。黄土高原的年平均降雨量在250～500毫米之间(比10～20英寸稍微少一点)。低地平原的年平均降雨量是400～750毫米，只有在再沉积黄土地区的南部和东部边缘才有年750毫米的降雨量。如果把10～20英寸的年降雨量在四个季节平均分配，那么只能满足一般旱地农业的最低需要。但是在黄土地区，降雨量大部分集中在夏季，这时候的气温和蒸发速度都非常高。雨量集中在夏季，对某些抗旱作物是有利的，例如谷子，但也给其他类型的农业带来了很大困难，至少在史前时代是如此。另外，因为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处于暖气候季节风和冷气候旋风暴这两个主要造雨构造的边缘，所以，黄土地区是一个半干旱地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中国北方的原始气候有相当多的争论。根据对于中国黄土高原多方面的科学调查。对这个问题最新的看法是，尽管在整个更新世内，气候在非常干旱期和相对湿润期之间变化，但是长期的气候变化趋势，一直是周期性的， 而且可能越来越干燥（113）（47）。

在这种干旱条件下形成的黄土的性质十分明确地反映在土壤的物理和化学特征上。如所周知，气候潮湿地区的土壤易风化、滤水性强、呈酸性；而干旱地区的土壤则不易风化、滤水性差、呈碱性。中国黄土高原的黄土风化程度微乎其微，保持着大部分主要的原始矿物成分以及几乎不变的碱性。通过同欧洲几个国家的黄土仔细比较，中国地质学家的结论是，中国黄土形成的气候条件要比欧洲普遍情况更为干旱（47）。

为了研究更新世期间中国北方气候的改变，中国地质学家近些年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埋在厚厚的黄土沉积层中的各种红土层上。这种红土层具有相当重要的科学意义，因为只有在不正常温暖和潮湿的气候条件下，黄土才有可能风化为红土。但是对山西省离石县黄土剖面的各种红土标本的系统分析表明，这些红土层的P H值在7．5～8．8之间（46)。也就是说，这些埋在下面的红土壤仍然呈中性或者比较强的碱性。更有说明意义的是埋藏在山西午城黄土剖面上部的红土层内发现的花粉构成。这一特殊的土层位于距地面10．6～12．9米之间，这土层应表明在较近的地质年代里存在着一个“湿润的”从属时期。在这个土层内发现的47粒花粉中，只有4粒是树木的（Abies一粒，Pinus三粒）；其余43粒全被认为属于蒿属植物(Artemisia)(45)。这类植物是干旱、半干旱环境一个最好的植物学证明。因此，在讨论中国北方的原始气候时，“多雨”一词必须谨慎而且只能在相对意义上使用。

与中国北方的原始环境相关的所有科学因素中，最令人疑惑的是动物群的遗存。其内容一应俱全。从原产于冻土带和北极附近的长毛犀牛 (Coelodonta antiquitatis) 和猛犸(Mammuthus Primiqenius)到产于热带的大象(Eelephas maximas)和犀牛(Rhino- ceros sp)。今天有些学者仍想以象和犀牛的遗存为证来说明中国北方的原始环境必然一度处于温湿时期。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此地同样也有长毛犀牛和猛犸的遗存发现， 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动物只应北极附近才有，另外还可以举出只有在沙漠或半沙漠地区才能见到的骆驼和驼鸟的遗存为例。此外，本世纪初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许多大象和犀牛的化石，当时因为没有详细的地层报告，结果被错误地归之于不同的土层。最近对这些古生物学资料重做的系统验证表明，这些大象和犀牛的化石几乎全都来自湖床，这些湖床形成于土壤侵蚀期内，并且在上面普遍覆有不规则的黄土沉积层。一位主要的中国黄土高原的综合学者在全面研究了这些动物资料之后认为， 自更新世中期以来黄土地区的动物群一直是以啮齿类为主，特别是鼢鼠类(Myospalax sp)更清楚地表明了半干旱的草原环境(47)。

近年来，研究黄土地区原始环境最引入注目的进展大概是在孢粉学领域。据我所知，至少有十项孢粉研究与中国北方有关(12)。除了辽东半岛普兰店一项反映了古代沿海气候外，其余九项都非常有助于了解中国北方低地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原始环境。其中尤以山西午城柳树沟整个黄土剖面的孢粉成份的研究最有价值，因为这里的黄土断层最为全面，而午城这个名称也成了中国地质学家用来代表更新世早期黄土沉积层的代名词。其它中国北方的孢粉研究都只涉及更新世的某一时期，午城研究则与众不同，它概括了过去的100万年。为了便于进行古生物学的研究，全部121米深的午城剖面被分为106层，这样就能对植物及其所代表的气候变化进行审微度详的研究。因为本文主要关心与中国农业起源最接近的地质时期的植物与气候，所以我把午城剖面上部20米的孢粉分析开列如表2(附表2)。

从表2中，我们能够看到黄土高原原始环境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在1，622粒孢粉中乔木和灌木只占74粒，这说明这个地区的森林资源一向是贫乏的。在总共74粒木本孢粉中，松(Pinus)和柳(Salix)地位显著，共有47粒，但是应当指出，松树的孢粉由于有两个气袋，所以能从很远的山区产地飞来，而柳树一般生于水边。因此说，虽然在为数稀少的森林资源中独有这两种树引人注目，但这更说明了在这个半干旱草原上，森林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也是极其稀少的。

第二，在剖面的孢粉构成中最明显的是草本植物占压倒优势，总数为1，548粒，占孢粉构成的95．4％。毫无疑问，黄土高原除去大小山脉、坡地和近水地区，都是不长树只生草的半干旱草原。仅蒿属(Artemisia)就占64．8％的事实更是说明了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

第三，蒿属在20米以下的孢粉中占53．3％，在20米以上的孢粉中占71．8％。这个百分比的上升表明到了更新世晚期气候已变得更加寒冷和干燥。

第四，在草本植物中，重要性仅次于蒿属的植物，是禾本科(Gramineae) 和藜科(Chenopodiaceae)。前者中一些品种后来被人驯化为粮食作物，后者许多类似菠菜的植物曾为原始人当蔬菜食用并经常为了得到它们的种子而种植(95)。在孢粉总数中，禾本科占10．7％。这类植物在过去的一百万年间分布相当广泛。但是从考古学和关于中国谷物最早的文字记载看，禾本科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并不意味着自从更新世早期以来它就是广泛存在的潜在的粮食作物。相反只能说明为数有限的几种谷类植物在同蒿属和藜属等早生植物进行了长期、无情的斗争后，还是在半干旱地区有效地保存下来，终于为仰韶农民所利用。

表2表明的原始环境的主要特征不仅还为中国北方其它地区(辽东半岛一处除外)的孢粉分析所证实，而且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中植物学的记载也能提供证据，在这些古典文学著作中，以《诗经》的植物学记载最全面。《诗经》描写了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到公元前六世纪中期中国人的生活，它那优美的文笔和可靠的史料历来为全世界的汉学家所称道。这部诗歌选集收录的305首诗歌，采自周天子及各侯领地，其中提到的植物近150种。当然，这个数字同今天的植物分类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的时代，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比，《诗经》所反映的植物学知识则是首屈一指。例如圣经、古埃及人的著作、荷马史诗、希罗多德(注)的史书中提到的植物分别只有83、55、60、63种(104)。因此不能不说《诗经》真正是历史学家、植物学家的宝库。《诗经》还在许多地方提到了植物生长的地理环境——山川、平原、河边洼地、沼泽、池塘和河流。305首诗歌包括的地理区域非常广泛，计有陕西、山西、河南省、汉江下游流域到长江中游流域、山东中部和西部、安徽西北部、河北南部。很幸运，这部古书对黄土高原东南部的植物记载尤为详细。

我根据中国古书的记载，验证了近些年来在黄土高原的科学发现，并将《诗经》中提到的所有植物，除去水生植物和粮食作物外，做了一个鉴定、分析并开列成表。因为我主要关心古代“野生”植物，所以我还从先秦和两汉年间编写的各类历史、地理和哲学著作中，以及公元6世纪编纂的最早的取材广泛的文学选集《文选》中挑选了一些资料来补充《诗经》中的植物学记载。通过和现代科学发现相比较，我得出了以下结论(详见（12）：P35—84， 表3和表4) ：

注 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在西方有“历史之父”之称。——译注。

第一， 自从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北方的森林构成一直没有什么改变。即使有的话，也不具有实际意义，并且落叶树总是在数量上超过针叶树。

第二，通过考证《诗经》中提到的乔木和灌木的产地，可以发现这些植物实际上局限于山区、丘陵、坡地和河边。也就是说，撇开不均衡的季节性雨量分布和夏季的大量蒸发不讲，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区看来一直不能为木本植物的生长保持足够的水份。中国地质调查的创始人丁文江在对格莱尼特(Marcel Granet)《La Civilisation Chinoise》一书的著名评论中指出，该书关于黄土高原上散布着草木丛生的沼泽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并且值得引用以作为对一些论述中国原始环境的著作的纠正：

“现在所有的地质学家都认为黄土高原从来就没有森林形成。…水线是如此之低， 甚至今天在黄土高原种树仍需在幼树期灌溉直到根部扎得足够深。…山坡上有过森林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黄土高原一直是一个半干旱草原。就是今天的沼泽虽然在冲积平原上，但是格莱尼特教授所说的沼泽大多位于黄土地区，”（139）

对于丁的观点，我仅有的修正是在陕西的渭河流域甚至今天也有沼泽存在，这是因为独特的自然地理因素引起的排水不畅造成的（36）。尽管气候并不湿润，在排水不畅的低洼地还是有许多沼泽和泥炭沼泽形成，其中有些据知形成于史前时代晚期和有史时代早期。

第三，《诗经》中提到的蒿属植物达10种之多，在《诗经》记载的各类植物中遥遥领先。蒿属在黄土地区的优势同《诗经》中的记载决不是巧合。从各类植物在《诗经》里出现的频率看，蒿属仅次于桑(mulberry，19—20次)、黍(Panicum miliaceum，载15首诗)和稷(载12首诗)。鉴于谷子是古代中国人最重要的口粮，而桑树对养蚕业至为重要，商、周时代曾在中国北方广为种植。蒿属在《诗经》中如此受到重视明确无误地表明黄土地区是一个半干旱草原。

第四，《诗经》中只提到藜科(Chenopodiaceae)两次。结合其它古书的记载，表明藜科植物在黄土地区普遍生长。除非藜科植物确为某地区特产，否则对现代学者说来，将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周代(如果不是更早)休闲地一般称为莱，处女地称为“草莱”(12）。著名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地层剖面孢粉分析也证实了古书中关于藜科记载的准确性。在2．8米深仰韶文化层中发现的278粒孢粉中，木本植物仅占40粒，而藜科和蒿属分别占到141和38粒（6）。

中国古书所表明的黄土地区古代植物的主要特征，同近年来的古生物学研究完全一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些主要因素的影响，诸如黄土沉积的气候条件；黄土的物理、化学性质；动物群中典型的草原动物特点；比较稀少的木本植物；一些旱生碱性植物如蒿属和藜科在地质学和历史上所占有的数量优势；就不难得出这些的结论，即，黄土高原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半干旱的草原。

对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者说来，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尽管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非常严酷，却不失某些可取之处。准确地说，黄土由于其风成起因和长期的干旱半干旱形成条件，使其土壤结构异常均匀、松散并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很利于木质原始掘土农具的翻掘。可以认为，覆盖在黄土高原上的草从未象欧亚大陆其它重要的大草原和森林草原那样茂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森林草原地区)最常见的土壤表层是黄土和类黄土，”后者的特征是稍黑的“黑土牧草地”，俄国其它“草原地区”是典型的暗黑土壤，这表明地面的草曾非常茂密（133）。使用综合法研究历史的著名学者麦克内尔(william Mcneill)曾正确地指出，在旧世界农业一般首先出现于长树的山坡或山脚下，因为“天然草地对于掘土木棒是非常棘手的（124）。但是在旧世界中重要的也是仅有的例外就是仰韶中国。这个例外一般可以解释为黄土的特殊结构和稀少的地表植被。因为黄土不易风化，保持着大部矿物成分，所以非常肥沃。尽管有限的年降雨量连20英寸都不到，但是它集中在夏天，这使得仰韶农民能成功地种植少数几种在半干旱环境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存留下来的谷类植物。另外，黄土一般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在雨量较少的情况下，粮食作物的收成高于其他土壤。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农业和新石器文化突破某些自然条件的限制，在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区的出现。大概只有在中国的黄土高原，这些限制条件才能被抵销。

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对于建立仰韶式农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除此之外，不受黄河下游冲积大平原的影响以及没有原始的灌溉也是中国原始农业的特点。

在本世纪的头几十年，由于对中国史前时代知之甚少，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可能是在黄河冲积大平原。因为仅从19世纪末以来就在位于低地平原的河南最北部的安阳发现了几万件卜骨。在西方，这个观点是由麦斯皮罗(Henri Maspero)系统阐述(123)，并通过托恩比(Arnold Toynbee)的史学巨著((140)：P318—321)而广为流行。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的年代顺序也已比较清楚，所以可以肯定中华文明的摇篮是在黄土高原的东南部，这里同黄河下游的大平原几乎毫不相干。

从中国北方属于仰韶、龙山式、龙山和其它史前文化遗址的大量考古报告概括、明确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下列事实，这些遗址不管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低地平原，大多是沿着黄河的各条支流旁的黄土坡地或山丘，而并不沿着黄河的主流。对这些遗址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位于小河或溪流边，而这些小河溪流甚至在详细的中国地图上往往也找不到，只有当地人才知道。这更加说明中华文明的诞生并不能归功于黄河主流，虽然从理论上说这许多小河溪流属于黄河流域(（12)P107—117)。

当然，在甘肃、山西西南和西北部、河南西部有几十处史前文化遗址是沿着黄河主流的上游和中游的。可是，从地形上看，这些遗址同其他遗址也非常相似，都是位于距离河床16、20到几百英尺的高地上。这就是说，中国北方所有史前文化遗址都是近水的，同时又保持有效的高度以免遭洪水的侵害。这些高高在上的遗址是对复杂的水轮和水泵发明之前就有灌溉的说法的最有力的反驳。

除了一千多处新石器遗址的地理环境表明原始时代不可能有灌溉外，我还可以另外举出中国出现灌溉较晚的证据。在西安附近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和商朝最后的首都安阳小屯都发现了沟道，但是当地的考古学家认为半坡的这些大围沟是为了防御，小沟道(全都通过居住区)也不可能用于灌溉（14）。小屯的沟渠网比较复杂，遍布大部分皇宫、皇家祖庙、住宅和工场，但显然是用于排水（62）。中国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在广泛研究了商代甲骨文之后的看法是商人只是害怕洪水，全然不知道筑堤、水利和灌溉（74）。

大概是出于灌溉的目的而在田里挖沟的文字记载首见于《左传》。其中说公元前571年，子驷当了河南中北部的郑国的执政之后不久，“为田洫，司氏、堵氏、候氏、子师氏皆丧国焉。”结果，公元前563年，子驷被五个贵族鼓动的一帮“不逞之人”杀害。书里没有指出开挖这些沟渠的确切年代，很可能比较接近公元前563年。这个夭折的灌溉工程在大约20年后由郑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子产继续建造，一开始，他也招来人们的非议，三年以后，当灌溉见到收益后，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如果灌溉不是一件人所不知的新鲜事物，这两位高级官员在建造初期就不可能遇到反对。《左传》还提到公元前548年，位于长江中游的强大的楚国“数疆潦，规偃潴”，计算水淹地、规划蓄水池（116）(作者引的是《左传》英译本——译注)。

公元前424—296年间，魏国在河南北部的漳河地区完成了第一个著名的灌溉网，从公元5世纪《水经注》的详细描写中，我们得知这个灌溉网只有20里长，也就是6英里多一点（75）。直到公元前8世纪，大规模的灌溉网才出现于陕西渭河流域和四川盆地。

表1 中国史前期碳—14年代测定

地 点| 文化类型| 碳—14测定(半衰期=5,570年)| 碳—14测定(半衰期=5,730年)| 作 者 换 算

1．四川资阳黄鳝溪| 不 详| 7275±130B．P．| 7485±130B．P．| ?

2．陕西西安半坡| 仰 韶| 5895±110B．P．| 6065±110B．P．| 4865±110B．C．

3． 半 坡| 仰 韶| 5740±105B．P．| 5905±105B．P．| 4555±105B．C．

4． 半 坡| 仰 韶| 5676±105B．P．| 5840±105B．P．| 4490±105B．C．

5． 半 坡| 仰 韶| 5429±105B．P．| 5585±105B．P．| 4235±105B．C．

6．河南安阳后岗| 仰 韶| 5331±105B．P．| 5485±105B．P．| 4135±105B．C．

7．上海青浦崧泽|青莲岗| 5195±105B．P．| 5345±105B．P．| 3995±105B．C．

8．河南陕县庙底沟| 仰 韶| 5084±100B．P．| 5230±100B．P．| 3880±100B．C．

9．浙江吴兴钱山漾| 良 渚| 4568±100B．P．| 4700±100B．P．| 3300±100B．C．

10．甘肃兰州曹家嘴|马家窑| 4398±100B．P．| 4525±100B．P．| 3125±100B．C．

11．江西修水跑马岭|新石器| 4165±95B．P．| 4285±95B．P．| 2785±95B．C．

12． 庙 底 沟|龙山式| 4141±95B．P．| 4260±95B．P．| 2760±95B．C．

13．河南淅川黄楝树|屈家岭| 4102±95B．P．| 4220±95B．P．| 2720±95B．C．

14.甘肃永靖马家湾 村|马家窑| 4019±95B．P．| 4135±95B．P．| 2635±100B．C．

15．甘肃兰州青岗岔| 半 山| 3903±95B.P．| 4015±95B．P．| 2415±100B，C．

16．辽宁旅大双砣子| 龙 山| 3898±95B．P．| 4010±95B．P．| 2410±95B．C．

17．河南洛阳王湾|河南龙山| 3893±95B．P．| 3950±95B．P．| 2350±95B．C．

18．青海诺木洪搭里 他黑哈| 不 详| 3669±90B．P．| 3775±90B．P．| 2175±90B．C．

19．甘肃永靖大何庄| 齐 家| 3572±95B．P．| 3675±95B．P．| 2075±95B．C．

20． 大 何 庄| 齐 家| 3543±95B．P．| 3645±95B．P．| 1945±95B．C．

21．

来源，[39]： P52—56． [40]： P56—58。

显而易见，中国农业和文明的出现同黄河的洪积平原并没有直接关系，而在旧、新世界各文明发祥地中，中国人是最后知道灌溉的。麦克内施在广泛研究了新世界农业的起源之后认为（122），灌溉在中美洲大约出现于距今2，750年前，晚于美索不达米亚几乎4，000年，但仍然略早于中国。威特弗格尔的文化或“专制国家”起源于“水力”的理论（145）长期以来曾在无知的人们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古代中国的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是没有一点根据的。中国文明出现于半干旱的黄土高原，那里的仰韶农民实行着旱地农业。 (未完待续)

表2 山西午城黄土剖面孢粉分析

植物名称| 孢粉总数(1—20米)| 孢粉总数(20—121米)| 孢粉总数(整个剖面1—121米)

A．木 本|||

Abies| 2| 0| 2

Pinus| 15| 13| 28

Cupressaceae| 3| 0| 3

Juglans| o| 3| 3

Carpinus| 0| 3| 3

Quercus| 2| 6| 8

Ulmus| o| 1| 1

Morus| 2| 0| 2

Acer| o| 1| 1

Ephadra| 0| 2| 2

Salix| 7| 12| 19

Corylus| 2| 0| 2

总 计 (木本)| 33| 41| 74

B．非木本|||

Typha| 1| 1| 2

Gramineae| 56| 118| 174

Cyperaceae| 3| 3| 6

Humulus| 3| 16| 19

Chenopodiaceae| 18| 58| 76

Caryophyllaceae| 1| l| 2

Clematis| 48| 5| 53

Convolvulus| 14| o| 14

Compositae| 32| 45| 77

Dicotyledoneae| 72| 1| 72

Artemisia| 722| 330| 1.052

黄河非遗文化篇8

1、物质文化遗存及保护类资源情况。全市有历史遗址279个，墓葬129个，石窟、石刻60个；陵园12个，其中部级文物保护单位4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4处。全市博物馆馆藏藏品2万多件，其中一级品6百多件。

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织机洞洞穴遗址、裴李岗遗址、唐户遗址、大河村遗址、西山遗址、新砦遗址、古城寨、王城岗及阳城遗址、大师姑遗址、*商代遗址、小双桥遗址、郑韩故城、韩王陵、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打虎台汉墓、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嵩岳寺塔、刘碑寺造像碑、巩义瓷窑遗址、荥阳故城、巩义石窟、法王寺塔、永泰寺塔、净藏禅师塔、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碑、大周封祀坛碑记、黄冶唐三彩窑址、后周皇陵、北宋皇陵、初祖庵及少林寺塔林、会善寺、李诫墓、欧阳修墓及祠、观星台、中岳庙、*轩辕庙、康百万庄园、*二七纪念塔及纪念堂等。

2、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全市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处，省级非物质遗产分别是少林功夫、黄河澄泥砚、超化吹歌、豫西狮舞、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岳古庙会、苌家拳。其中，少林功夫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悠久，这里产生的文化名人灿若星辰，他们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有：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治水英雄大禹、隐士鼻祖许由、春秋政治家管仲、春秋思想家邓析、春秋政治家子产、战国政治家申不害、战国水利专家郑国、战国思想家列御寇、战国思想家韩非、秦未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西晋文学家潘岳、世界文化名人诗圣杜甫、唐代杰出诗人白居易、李商隐、李颀、杜审言、北宋建筑家李诫、元学家许衡、明代思想家高拱等。*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和历史典故很多，大禹治水、楚河汉界、达摩面壁、武则天册封嵩山、官渡之战等脍炙人口。

*拥有各种极富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其中最富特色的就是豫剧，产生了现代豫剧大师常香玉，代表了豫剧的最高水平。*杂技独具魅力，*杂技团的诸多节目在国内外赛场上屡获殊荣，并先后赴美国、加拿大、南斯拉夫、冰岛、丹麦、挪威、日本、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阿联酋等国家及香港、台湾地区演出。

*作为黄河文明的摇篮，在此地域积淀形成的姓氏文化、黄帝文化、黄河文化、商都文化、嵩山文化、少林文化、客家文化、象棋文化、河洛文化、豫商文化、冶铁文化、石窟文化、古县衙文化、唐宋文化、汉文化等影响深远。

（1）姓氏文化资源。*是郑氏、潘氏、许氏、侯氏的发源地。其中：郑氏、潘氏发源于荥阳，许氏发源于登封市，侯氏发源于新密市。韩氏、孔氏、杜氏、左氏、周氏、高氏、冯氏、史氏、常氏、熊氏、龚氏等发源或其中的一支发源于新郑市，密氏、郐氏等或其中的一支发源于新密市。

（2）黄帝文化资源。新郑市是人文始祖黄帝的诞生地，5000年前人文始祖黄帝就诞生并建都于此。近年来，*市共举办了15届炎黄文化节和20*年“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20*年“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将新郑的寻根文化推向高潮。

（3）黄河文化资源。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处于黄河文明的核心位置，发扬光大黄河文化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

（4）嵩山文化资源。嵩山及其周边时代久远、文化绵延、数量与类型众多的遗址构成了围绕嵩山的嵩山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有着孕育中原文化的山、水、土、生（物）、气（候）、位（置）古环境“六要素”的最佳组合。表明了嵩山文化圈在中原文化、华夏文化的核心地位，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独有优势。

（5）少林文化资源。少林文化根在登封，源出少林寺，是嵩山文化的重要元素，是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少林文化的主体是禅宗和武术。少林寺位于登封市中岳嵩山腹地，距今有1500多年的历史。少林寺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少林文化包括少林禅宗文化、少林武术文化、少林医学文化、少林艺术文化、少林历史文化及和少林文化相关的民俗文化等。

（6）商都文化资源。*商城遗址是中国商代都城的遗址，1955年发现并开始发掘。1961年国务院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城作为商代早期建立的一座都城,至今已有3600年历史,其建筑规模之大,规划布局之严整,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当时世界之最。*商城作为商代早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是中国古都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探索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2004年，*被中国古都学会确定为中国古都之一。

（7）客家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的祖根地。客家文化的前身是中原文化，客家民系产生于中原，客家人就是中原移民。客家人遍布于今日粤、桂、台、闽、赣及海外，演变、递嬗了的中原文化，较多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原生形态。从文化渊源上，它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是研究中原文化的资料来源和活化石。*正建设世界客家文化中心。

（8）河洛文化资源。*的巩义是洛河和黄河的交汇处，两河相交形成的漩涡触发了古人创造太极八卦的灵感，这里因此成为“河图洛书”的发源地。在这一地区长期积淀形成的区域性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

（9）象棋文化资源。荥阳是中国象棋的策源地，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就出自荥阳，荥阳市广武镇至今还保存着汉霸二王城即鸿沟的古迹。为进一步拓展象棋文化内涵，荥阳市成立象棋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了可同时容纳350人进行比赛和训练的象棋馆，建造了占地2万多平方米的象棋广场，内有长88米、宽80米的超大棋盘，设著名残局“骐骥一跃”。成功举办了上万人参加的首届中国象棋文化节。

（二）自然遗产资源

全市有1个世界级地质公园，即嵩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河南省登封市，面积464平方公里，包括安坡山、马鞍山、挡阳山、少室山、太室山、五指岭诸峰等。被地质工作者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和“地学百科全书”。2001年6月被国土资源部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2004年2月13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1个国家地质公园，即*黄河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8月通过国务院评审。全市有1个部级风景名胜区，3个省级风景名胜区，部级风景名胜区是嵩山风景名胜区，省级风景名胜区是*黄河风景名胜区、浮戏山风景名胜区、环翠峪风景名胜区。

到20*年底，全市共有森林公园18处，主要分布在登封、荥阳、新密、巩义、新郑、管城、二七7个县（市）、区，经营面积4.5万公顷，占我市国土面积的6％。20*年，全市森林旅游接待国内外游客377.2万人次，旅游经营收入14144万元。部级森林公园有*国家森林公园、登封嵩山国家森林公园、新郑始祖山国家森林公园3处，省级森林公园有中牟森林公园、河南嵩北森林公园、巩义青龙山森林公园、河南省桃花峪森林公园、河南省南河渡森林公园、河南省神仙洞森林公园、登封市大熊山森林公园、河南省环翠峪森林公园、香山森林公园、黄河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10处，市级森林公园有老龙窝森林公园、古城森林公园、潮湖森林公园、尖岗森林公园、朝阳沟森林公园5处。

到20*年底，*市共建成城市公园广场28处，占地面积达到373.75公顷，从业人员达到1523人。其中占地面积超过10公顷的有碧沙岗公园、紫荆山公园、人民公园、西流湖、*市动物园、*市世纪游乐园、*市金水区郑花公园、*市绿城广场、*市五一公园、*市二七区嵩岳公园

自然保护区1处，即河南*黄河湿地保护区，面积380*公顷，保护区分布到巩义市、荥阳市、中牟县、金水区、惠济区，是我省生物多样性分布的重要地带，湿地内物种繁多，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是河流湿地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态学价值，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繁殖地和觅食地区。

（三）文学艺术资源

*市的小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有以发表小小说而驰名文坛的《百花园》文学月刊和转载精选小小说作品的《小小说选刊》，还有以杨晓敏为代表的一批从事小小说理论研究和推进小小说繁荣的作家、理论家和文学编辑。*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共有11个艺术家协会，即书协、美协、作协、摄协、音协、剧协、影视协、民协、曲协、杂协、舞协。全市有艺术家协会会员近3000人，其中部级会员270多人，省级会员900多人。会员们经常参加全国性展览、省级书法展览，同时每年举办60次以上各类书法展览；每年组织60次以上艺术活动；每年组织40次以上摄影艺术活动；每年组织开展各类影视活动60次以上。

全市艺术表演团体19个，从业人员1699人；20*年收入8149万元，其中演出收入2565万元，国内演出3672万人次。全市有艺术表演场馆10个，从业人员297人；20*年收入8101万元，其中演（映）出收入3315万元，演（映）出场次9045。

（四）新闻出版资源

全市图书出版单位11个，从业人员1002人，出版图书3677种，总印数21689.77万册；报纸出版单位55个，从业人员12182人，出版报纸55种，总印数1495*.92万册，总印张5*9489.32千印张，定价总金额84771.27万元；期刊出版单位160个，从业人员1780人，出版期刊160种，总印数8454.93万册，总印张360135.17千印张，定价总金额33478.86万元；音像电子出版单位9个，从业人员336人,音像出版物379种，电子出版物13种；出版发行单位1626个，从业人员10197人；印刷生产单位1627个，从业人员35*2人，印刷产品用纸量达618万令；我市20*年引进版权48个，输出版权15个。*日报社是中国记协理事单位，省记协副会长单位，省报协副主席单位；*晚报是中国晚协副会长单位。2005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定为全国报社管理先进单位。*日报社曾先后三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二、三等奖，并有多人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省十佳新闻工作者等称号。

（五）广播、电视、电影资源

20*年末，全市拥有中短波转播发射台1座，电视转播发射台10座。广播电台公共节目17套，全年节目播出时间81760小时，年节目制作量达93351小时，从业人员1156人，20*年经营收入16989.*万元。电视公共节目22套，年播出时间124537小时，年制作量达19629小时，从业人员3174人，20*年经营收入67880.64万元。有线电视网络已连通各县（市）区，电缆、光缆总长度1万多公里，有线电视用户达116万多户，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干线总长15190.7公里。*地区广播电视人口混合覆盖率已达到98%以上，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市城乡的广播电视传播网络，为全市城乡人民群众收听收看新闻时事，了解经济信息，享受精神文化生活创下了基础。

20*年末，电影发行业单位13个，从业人员341人；城镇电影院20个，从业人员484人；农村电影队393个，从业人员483人。

*

（六）网络文化资源情况

*市经营网络运营的公司有6家，分别是：网通公司、电信公司、铁通公司、移动公司、*广电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长城宽带公司。*市互联网经营企业共有765家（不含筹建单位数），其中市区456家，县市309家，网吧连锁经营单位有中青网络家园、博文实达、珠峰、长城宽带、中远文化网络家园等10家，连锁单位共有69家。

（七）武术资源

20*年，全市有武术学校89所，境内武术学员52037人、境外武术学员468人，从事武术教育工作人员5125人；有武术（产品）经营机构100个，从业人员1319人。2002年至20*年，武术对外交流210次，参与人员2210人；举办国际大型武术节会6次，全国型武术节会12次。目前我市有传统拳种151种，著名拳师50人，习练传统武术人数35000人。

（八）文化人才资源

到20*年未，*市共有文化专业人才5047人（注：范围为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各县（市）区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各类文化人才），其中，女性2230人。按职称分，高级职称人员496人，中级职称人员2022人，初级及以下人员2529人；按学历分组研究生174人，大学本科1905人，大学专科1674人，其它，1294人；按文化人才类别分，社科类353人，图情类403人，文博类390人，出版类192人，文艺类1135人，新闻类2163人，网络类411人。

（九）民族宗教文化资源

1、民族文化资源。截止20*年底，全市有回族、蒙古族、满族等47个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总人口13.7万，其中回族人口约12万，占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的90%，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市（区）有5个，即：金水区、中原区、管城回族区、二七区和荥阳市。一个回族乡，即：荥阳市金寨回族乡。共有民族中小学22所。到20*年底，我市收集整理的少数民族古籍共有197册（主要是回族）。书籍类：共搜集到回族书籍169册，成册时间大部分集中在清末及民国初年。时间记载最早的是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由马复初撰写的《四典会要》。最晚的是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由穆散尼夫撰写的《小儿经》。铭刻类：共搜集到的回族铭刻28通（块），匾额2块。时间大部分集中在晚清和民国早期。时间最早的是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由牧天颜撰文的《五梦歌》碑，为通俗宣教碑，现存于*北大街清真寺。最晚的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范庭三撰文、马云祥刻的《马老阿訇墓志表》。

由于我市属于典型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居住相对分散，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固有的一些生活方式正逐渐改变，少数民族传统的手工艺制作、文艺表演形式有许多已经消失和淡化，有待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2、宗教文化资源。*市宗教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截至20*年底，全市共有宗教文化单位52个，其中佛教24个、道教11个、伊斯兰教16个、基督教1个，其中属国家重点文物单位的有8个，属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1个，已开发利用的单位有34个。

（十）文化设施资源

1、公共文化场馆。全市公共图书馆8个，图书总藏量421.6万册（件），总面积4.7万平方米，阅览室座席数达到2500多个。设置馆流动借书点37个。20*年，书刊外借册数99.6万册次，总流通人次191.3万人次。

全市共有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14家，乡镇综合文化站（文化服

务中心）114个，村级文化大院429个，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48个。全市共有国有博物馆11个、纪念馆4个。*市有科技馆2个、美术馆1家，*科技馆于2000年4月开馆，建筑面积8426平方米，总投资3920万元。内设常设展厅和临时展厅，常设展厅分为16个展区，拥有各类展品200余件套，95％的展品允许观众动手操作。

2、公共体育场馆。全市体育系统体育场馆212个，场地面积62108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546平方米，投资金额64084万元，其中席位5000人以上体育场7个；全民健身工程311个，场地面积196024平方米，投资金额3259万元；全民健身晨晚练点657个，国民体质监测点3个。

3、歌舞娱乐场所。全市有歌舞娱乐场所295个，从业人员10460人，房屋建筑面积1140320平方米，经营面积1140320平方米，全年营业收入29180万元，游戏电子游戏场所89个，从业人员440人，房屋建筑面积14974平方米，经营面积11680平方米，全年营业收入7220万元。

4、文化专业村和特色文化产品。全市有文化专业村4个，分别是：新密市城关镇楚沟书画村、荥阳市高村乡刘沟民间文艺村、关虎屯村民间文艺村、马头岗戏曲村。特色文化产品11种，其中：黄河澄泥砚、烙画，密玉(又称河南玉)、少林龙泉宝剑、念珠、武术表演用道具、少林武僧表演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

5、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烈士陵园。全市有“*二七纪念馆”等42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4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分别是：*二七纪念馆、*博物馆、商城遗址博物馆、*黄河风景区。烈士陵园（纪念馆）5个，占地面积275854.6平方米，从业人员156人，安葬烈士334人，陈展烈士648人，20*年接待瞻仰17.3万人次。

*

（十一）广告、会展资源

全市从事广告业务的单位有3400多家，主要的载体有：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电脑网络、手机信息网络、DM（固定式印刷品广告）、喷绘广告牌、展示牌、电子显示屏、灯箱、霓虹灯（三面翻、滚动式），利用交通工具城市公交车、候车厅、站牌、路名牌、升空器具、充气物、模型、绘制、张贴、悬挂及地下铁道设置，各宾馆、餐饮、娱乐、洗浴专卖店等店堂广告。

*会展业发展迅速。在第二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上荣获2005年度中国（宏观管理）最佳会展城市和2005年度中国（硬件设施）最佳展览展馆奖；在中国国际会议经济发展高峰会上，*荣获“中国十大会议中心”大奖。*市会展业硬件资源不断发展和完善，目前有专业展馆3个，展馆面积达到28.78万平方米，20*年共举办展览75场，接待举办各种会议1750场次。拥有展览公司98家，展馆从业人员264人，20*年会展营业收入达到6亿元。

*

*国际会展中心位于郑东新区中央商务区CBD中央公园中心，是集会议、展览、商务、旅游、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功能齐全、设备先进的大型现代的会议展览中心。它满足了举办各种国内、国际大型会议、展览以及与会议、展览有关的展示、演出、宴会等活动。工程总占地面积68.57万平方米，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22.68万平方米，由会议中心和展览中心两部分通过一个两层连廊连接组合而成，会议中心建筑面积6.08万平方米，展览中心建筑面积16.16万平方米，工程总投资概算22亿元，是河南省有史以来一次性投资最多、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公共建筑工程。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位于*市郑汴路96号，是河南省最大的几个专业展览馆之一，于1993年投入使用，至今已成功举办各类展会数百个。中心占地14万平方米，可供展览面积5.3万平方米，其中室内面积2.3万平方米，室外广场3万平方米。主展馆二层，辅展馆一层。展厅结构设计合理，底层柱网尺寸15米×15米，二层为45米×45米空旷大跨度布局，层高10米，净高8米。展馆设施配套完善，有双回路供电、中央空调、自动消防、程控、宽带网电讯，以及国际标准展具和成套会务服务系统。

*贸易中心栈商品交易馆地处金水路未来交叉点，是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直属大型服务经营型企业，1980年开业。占地80亩，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会展服务设施完备，功能齐全，适宜举办各种大型商品展示、展销会及其他商贸活动。具有20多年接待全国性各类会展和商品交易会的历史，共组织承办全国性和区域性大型商品交流订货会200多次，接待全国客商140多万人次，累计成交额200多亿元，在国内享有较高知名度。

二、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

1、文化资源保护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十分重视文化资源，特别是历史优秀文化资源的保护，统筹城市建设发展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维护了城市文化根脉。全市初步形成了全市博物馆网络。编制了商城遗址等5个大遗址保护规划，100多处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维修保护。投入大量资金对商城遗址、城隍庙、文庙、嵩山少林寺景区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和保护。从2005年开始，开展了“文化遗保护日”活动。嵩山古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全面展开，圆满完成了《嵩山古建筑群保护管理规定》的立法工作、“嵩山古建筑群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的规划设计工作，以及嵩山古建筑群申遗的申报文本初稿编制工作，并作为河南省唯一独立申报项目成功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目录，极有可能在2009年作为中国政府的唯一文化遗产项目，参加世界文化遗产的评选。文物钻探、发掘连年实现新突破，新发现了商代的祭祀遗址、窖藏青铜器、西周贵族墓、郑国贵族墓等大批珍贵文物。征集近现代文物1万多件。建立并加强了县、乡、村三级文物保护网，连续多年实现了馆藏文物安全年。

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市成立了由常务副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和由省会相关方面著名专家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评审委员会，建立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制定下发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及长远规划”。目前，正在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将命名一些特色文化乡镇、特色文化村和特色文化遗产传承人，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成立了*炎黄文化研究会、*古都学会、嵩山文化研究会、郑氏文化研究会等文化研究组织和机构，组织、利用全国的力量，对全市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嵩山文化系列研究被列为*市跨越式发展文化建设工程重点项目。

2、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步展开。全市大河村文化、黄帝文化、商都文化、少林文化、唐宋文化、河洛文化、客家文化、唐宋文化、汉文化等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开发，少林文化、黄帝文化、客家文化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少林文化成为国际知名文化品牌。近年来*加大了对这些文化资源的宣传和开发利用力度，*加入中国古都，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国际少林武术节、世界传统武术节、世界客属肯亲大会、郑氏文化节、象棋文化节等文化活动都在海内外有强烈的影响，对提高*的知名度，改善*甚至全省的文化形象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全市依托文化资源，建成并正在建设一批文化重点项目，主要有：中华炎黄巨型塑像、世界客属文化中心、嵩山地质博物馆、象棋博物馆、大中华文化园、黄帝文化苑、商城遗址公园、黄河地质博物馆

3、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有待加强。*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历史古迹众多，但开发开放的较少。历史遗迹类开放的单位占历史遗迹类单位总数的30％，墓葬类开放的单位占墓葬类单位总数的51％,石窟、石刻类开放的单位占石窟、石刻类单位总数的25％。

20*年全年来我市观光、旅游以及从事各项交流活动的境外人员23.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1％，其澳台同胞8.8万人次，增长10.9％；实现旅游外汇收入8800.0万美元,增长13.2％。全年接待国内旅游者达2316.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8.7％；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23.5亿元，增长29.2％。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发现我市旅游文化资源缺乏深层次发掘和有效整合，一些很有影响的历史景观开发利用率较低，一些景区建设重形式、轻内容，缺少文化内涵的深层次发掘。

4、人民群众的文化休闲娱乐情况。为了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我市以成功地举办了“绿色周末”、“广场文化”、“周末电影夜市”等一系列群众性文艺演展活动。其中“绿色周末”公益活动以提高广大青少年的艺术修养、向*市民普及高雅艺术为宗旨，自开办以来，已演出300多场，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成为*独有的、在全国颇具影响的“文化名牌”。“广场文化”以文化广场为阵地，城乡联动，一年一个主题，从三月份至年底，月月有特色、周周有活动，通过比赛、展演等形式吸引各种团队参与其中，使广场文化很快成为*市群众文化活动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市图书馆大胆创新服务形式，首先将推行服务人性化、服务便捷化作为着力点，强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积极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先后推出了全年365天开放、全面开架服务、免费免证服务、送书上门服务、夜间代还书服务等一系列方便读者的人性化服务措施，努力为读者创造温馨周到、方便快捷的服务环境，每周开放时间达82小时，成为全省开放时间最长的公共图书馆；其次，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努力开展服务创新，创下了多个全省公共图书馆的第一，如：创办了全省公共图书馆第一个音乐戏剧欣赏室，全省公共图书馆第一家电子阅览，率先开通了全省首家可提供远程服务的图书馆网站，开设了全省首家夜间还书处、全省首个针对未成年人上网服务的公益性“绿色网络通道”，在全省公共图书馆中率先全面实行了“一卡通”借阅管理；第三是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教育宣传主阵地作用，以每年60-70次各种读者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各种展览、学术讲座、知识竞赛、图书宣传、有奖征文等读者活动宣传自身、吸引读者，努力扩大了图书馆的社会影响，普及了图书馆知识，增强了广大市民的图书馆意识；第四是实施社会办馆新策略，延伸服务触须。加大阅读站和分馆建设，先后建起了省送变电社区、南阳寨村两个分馆和交巡警九大队、炮院、平等街社区等阅读站20个，目前*市图书馆已初步建成了一个中心馆、两个分馆和数十个阅读站为一体的服务网络。为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及社会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对加大*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几点建议

1、制定对*市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规划。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拥有的财富，不能很好的利用这种资源就不能实现财富的价值。做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是发挥文化资源作用的基础性工作。本次文化资源普查初步摸清了我市文化资源的底数，各部门应尽快制定开发利用文化资源规划，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潜力，促进*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快发展，实现省市政府提出的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强市跨越的战略构想。

黄河非遗文化篇9

一、古老的东西大道

早在秦汉时期，已经有一条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自东向西横贯平川区境。这条古道自陕西至宁夏段古称回中道，公元前220年，秦始皇曾沿此道翻越六盘山，巡行到今宁夏境内号称“襟带西凉，咽喉灵武”的萧关一带。汉武帝时张骞、霍去病都是抵萧关再往西进入今平川区境，从阴古渡直去西域。北逐匈奴，大面积开拓西北疆域之后，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分北地郡河西、置安定郡，置祖厉、鹑阴二县属安定郡辖（祖厉县治在今靖远县西北的红嘴子，鹑阴县治在今平川区水泉镇的黄湾）。之后，汉武帝数次经回中道西巡，公元前112年十月进入今平川区境，从打拉池沿杨稍沟到靖远，“西临祖厉河而还”。

这条古道在《读史方舆纪要・迭烈孙堡》中也有记载：“明初元将贺宗哲攻凤翔不克，自固原之六盘山遁去，明师追之，复由迭烈孙渡河遁。”又《明会要》：“（宣德）七年（1432）五月，复开平凉府开城县迭烈逊道路。”并解释说，云此前“西安诸府州岁运粮饷赴甘州、凉州、山丹、永昌诸卫，皆经平凉府隆德县六盘山蝎蜥岭。山涧陡绝，人力艰难。开城县旧有路，经迭烈逊黄河，平坦径直，抵甘州诸卫，近五百余里”。强调指出，迭烈孙黄河渡口在朱元璋时曾“官置渡船，平凉拨军造济，人以为便。”这一次是“如旧开通，以利民”。

二、黄湾古渡口

平川区黄湾古渡口即汉时的阴口，宋、明时称为迭烈孙渡口，清时为黄沙湾渡口，民国后称之为安宁渡口。

黄湾古渡口位在红山峡上口，渡口两岸山势深邃、沟豁丛生。渡口西岸车道沟，直通今景泰境内中泉乡西番窑。西汉置县之前，黄湾渡口名为漠口，这一带流传着霍去病西征匈奴渡河时的传奇故事。《后汉书》记载，护羌校尉赵冲率骑追击叛羌，战殁于阴口。《三国志》记载，凉州卢水胡反，魏文帝曹丕派张既前去平定，卢水胡在阴口埋伏了7000多骑兵，张既另选别处暗渡黄河，大破卢水胡。西晋亡后，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阴口烽烟不断，当地流传着前秦灭前凉时，大军渡河时的种种传说。隋唐时期，会州是朝廷屯军养马之地，唐朝在阴口设有管理机构。唐代名臣名将如李靖西征吐谷浑、尉迟敬德西征突厥、薛仁贵西征吐蕃，都曾从阴口渡河西出。渡口西岸的塔儿山上有数处古塔遗址，据说是武则天派人修造的七星塔。北宋末年，在渡口修造索桥，西夏占据后，在渡口筑城防守，名为“迭烈逊（孙）”。

明洪武三年（1370），“建置船只索桥，通凉庄路”，“设巡检司于此，每岁冬增兵戍守”。宣德年间（1426―1435），“此时，复开此路，命陕西布政司造船八艘，每艘十一人持之，隶迭烈孙巡检司”。黄湾古渡口是明代黄河上游一座规模很大的官方渡口。但有明一代，游牧于黄河西面的蒙元遗兵不时乘冰从渡口过河东掠，靖远、会宁直至定西、固原一带发生十多次较大规模的战事，都与迭烈逊渡口有关。清朝数次西征，部分大军往来是从这里渡过黄河的。此时渡口的主要功能是商贸要津，不再有防守职能。

1944年，应抗日急需，甘肃省政府将兰宁公路改道从黄湾渡口渡河，称之为为安宁渡，初置四艘单车渡船，后置四艘机器拖轮。从此，安宁渡进入现代机器轮渡。解放战争时期，安宁渡为人民快速进军宁夏发挥了关键作用。1958年，为了方便靖远县城的交通，渡口移至县城西北汉代祖厉渡口旧址，名为红嘴子渡口。黄湾渡口现在为民渡，国家投资架设了滑轮索道和渡船，以水力为动力。

三、古城遗址

数千年古道，数千年古渡，从秦汉至明代，沿着这条古道在平川区境内留下了很多古城遗址。

平川境内最早的古城是西汉武帝时的鹑阴县治。有学者研究认为，西汉鹑阴县城在平川区水泉镇黄湾的北武当山上，而且提出了保护鹑阴城的中肯建议，其实山上的古城是西夏的迭烈逊城。鹑阴故城遗址位在山下原黄湾学校及李家堡子一带，东汉年间县城被一场大洪水冲毁，洪水的痕迹至今可辨。位在黄湾古城遗址东山上有一处规模很大的古墓葬群，西汉墓葬特征明显。近五六十年来，人们在修田建房时挖出的古墓就有300座以上，被平川区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70年代，文物部门发掘了一座古墓，内外两室，四周和墓顶全是方木围封，经考证认定为汉墓，出土文物保存在靖远县博物馆。2013年，又发掘一座规模更大的西汉墓，经专家们认定黄湾古城遗址就是西汉的鹑阴县城遗址。鹑阴县城东汉年间被洪水冲毁后，移置于旱平川，史书记其名为阴。祖厉县城也应是毁于这场洪水而移置于今会宁县境的。学者们普遍认为，鹑阴县城是秦将蒙恬沿河所筑抗御匈奴的古城。蒙恬“城河上为塞”阻击匈奴，而汉武帝以秦城置县，河西诸郡与朝廷的交通也是考虑的主要因素。

旱平川新墩有东、西两座土筑古城，民间称东城为“缠州”，西城为“柳州”。据《甘肃通志》载：“阴古城，在靖远县北。东汉作阴县，属武威郡。晋废。”旱平川新墩东城即东汉的阴县城。阴城原是一处匈奴部落聚居地，西汉政府在黄湾渡口设置鹑阴县后，慢慢形成了集镇“廛里”，东汉时在集镇的基础上扩筑为阴县城。根据《魏书》记载，阴县南北朝时又复名鹑阴县，也就是说，这座古城史书上先后使用过阴、鹑阴两名。宋时，此地曾长时间为西夏占据。西夏人在占领地“以堡镇号州”，或因城名之声韵变化，或因“廛里”之名一直在民间流传，阴城名成了“缠州”。

新墩西城是前秦平凉郡郡治和唐代凉川县治。晋太元元年（376），前秦灭前凉，为彰显其功绩而置平凉郡，《魏书・地形志》：“平凉郡，领县二。鹑阴，郡治。前汉属安定，后汉属武威，……”云明确记载了鹑阴县的履历，魏晋贤先生《甘肃省沿革地理论稿》据此认定此处的鹑阴就是旱平川的汉城阴。平凉郡治筑在（鹑）阴县城边，就是今新墩西城，距阴城仅300余米。平凉郡自设置至隋末，有200年郡治不在平凉县，从《魏书》、《隋书》中即可求证。唐时复置会州，以会宁县为州治，在恢复隋凉川县名时，将凉川县“别置”于平凉郡治古城。凉川县城被称为“柳州”，可能是音转，也可能是西夏留下的城名。

西秦麦田城。东晋咸和四年（329），羯族后赵石勒灭匈奴前赵刘曜，吓坏了鲜卑乞伏氏首领大寒，乞伏氏自榆中苑川“惧而迁于麦田元孤山”，在麦田驻36年后，因氐族前秦进逼，又由麦田迁于度坚山。

古籍记载麦田城地理环境的只有《水经注》。郦道元《水经注》在记述完祖厉川水之后说：“河水又东北径麦田城西，又北与麦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北径麦田山西谷，山在安定（固原）西北六百四十里。”依此，麦田古城在靖远城以北的黄河下游，而且濒临黄河。《大清一统志・兰州府・古迹》载：“麦田城，在靖远县东北。”考察靖远县东北黄河沿岸，只有距新墩两古城西南约5公里处、位在旱平川南沿月河的古城遗址的地理特点，符合《水经注》对麦田城地理环境的记述，也符合《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仔细考察即可看出，此故城初筑在古沙河南面的平台上，后来不知是西夏引水掘城，还是自然突发洪水，致使沙河改道从城中穿出，大部城墙被冲毁，仅留一面城墙被分割在沙河的南北两边。30年前，月河河口、沙河南北两侧各有一段雄伟的古城墙，可惜近几十年毁墙平地，使古城墙现在仅存一段。古城墙北面沙河故道的痕迹现在还很明显，西北故沙河口汩汩涌淌的泉水，泉水流出故城西北后西南方向流入黄河的痕迹，与《水经注》所记麦田泉水完全吻合。

200年后，宇文泰为西魏丞相时，于公元548年奉西魏太子率兵西巡，会师于鹑阴，当地人张信拿出全部家产慰劳六军，宇文泰非常高兴，就以“会”为名置会州。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述了这段历史，并清楚地记载：“会宁，本汉鹑阴县地。”学者们根据史籍中记载的会州与兰州、盐池、固原等地的距离推算，确定故会州在旱平川。但旱平川有四处古城遗址分布在方圆三五公里的范围内，到底哪一座才是故会州城呢？《元和郡县图志・会州》记载： “开元七年（719），河流渐逼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团练兵起作，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没。”《新唐书》也有此记载，说明会州城在黄河边沿。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宋朝收复古会州地后，地方军政官员因选择新筑会州地址而发生争议，对原会州地理位置和地形作了较清楚的描述：“会州西地名巴宁会，地形高爽，土脉坚润，比之古会州更险要。”最终在“会州川口”即今靖远县城“初筑会州”即宋会州。结合诸史籍可以看出，宋代以前故会州的地理特点：临河，城西有一高地也可筑城。平川月河与今靖远城之间的河川，宋人叫“会州川”，而《旧唐书》称之为“会宁川”，说明宋筑新会州之前故会州也在这一河川上。如此，只有河川最北的月河古城遗址具备这些条件。因此，西魏时宇文泰初置会州是以麦田故城为州治的。

宇文泰置会州，北周武帝于保定二年（562）废会州，改为会宁防，隋初又改为会宁镇，后撤镇置会宁县，属平凉郡辖，此时平凉郡治在今固原。隋大业二年（606）置会宁郡，改会宁县为凉川县，以为会宁郡郡治。唐初，在凉川县置西会州，复会宁县名，作为西会州州治。贞观八年（634），改为粟州，后又复为会州。“开元四年（716）别置凉川县”，即恢复了凉川县名，而置县于平凉郡治故城。凉川县名应该来源于平凉川，说明位在月河北面的旱平川当时叫作平凉川。

北宋末期，在今靖远县城筑的新会州，后被金兵攻占，又被西夏攻占。金朝在今会宁郭城侨治会州，之后，会州便落户于今会宁境。

另外，从会州州治城名的变化也可看出唐及以前会州城地理位置的特点：西魏所置会州，北周改为会宁防，这是“会宁”名称第一次出现;隋朝撤防设镇又改为会宁县，又置会宁郡，将郡治会宁县改名为凉川县，这是“凉川县”名的第一次出现;唐在凉川县置西会州时，恢复州治名为会宁县，后恢复会州建制时仍以会宁县为州治，但“别置凉川县”。从会州州治在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围绕“会宁”、“凉川”两名的交替使用来看，唐及以前的会州城就在“会宁川”和“平凉川”的交界处，也就是在今靖远城东一弯河川和旱平川的交界处，而月河的麦田古城遗址正好位于此处。这一特点和前述对唐及以前会州城址的推断相吻合。

北宋在会州川口新筑会州时，于今平川区共和镇打拉池筑怀戎堡，在其西20里的毛河洛筑水泉堡，在其东杨崖湾筑通会堡，通会堡当时属今宁夏海原境内的西安州辖。西夏占据此地后，在阴渡口筑迭烈孙堡。明代先后筑有水泉堡、陡城堡。而这10座古城，除打拉池及其东的通会堡和其西的水泉堡外，其他7座古城都在旱平川及其周边方圆20公里范围内。

四、遗址现状

平川区沿丝绸之路古道两边，分布着从秦汉至明代共9座古城遗址，而且至少还有三五处古城遗址尚未查清其朝代和古名。鹑阴古城已毁于黄河洪水，会州古城城墙现仅存一墩，迭烈孙古城址就在北武当道观，怀戎堡内有民居农田，城墙已不完整。水泉堡城南墙不存，陡城堡内为民居。

阴古城城址清晰，1970年后被平整为农田。古城只有一座南门，东、北城墙今尚存数段，南城墙上已改为水渠。城墙东西、南北各长325米，面积约158亩。城周有城壕，挖出过汉代箭簇等兵器。城东北部曾挖出过古窨洞，内有兵器、尸骨，但未深探便填埋了。城中遍布砖瓦碎片，有专家鉴定是汉瓦无疑。

唐凉川县古城也已变为农田，但城墙基本保存完好。20世纪70年代平地时村民就势铲成块田，没有深挖，在城东北部铲出直径约1米的两块柱砥石，估计是衙门所在。东城门处挖出直径约50厘米的城门梁，上有大火烧灼痕迹。城中有一直径1米多的井口，与北山下沙河一暗洞相对应，或为取水设施。凉川城有东、西两城门，城门有瓮城，瓮城口皆面南。东、南、西三面城墙下有城壕，城墙最高处顶端距地面16.4米。墙顶宽3～5米，城面积约180亩。城四面城墙各有向外突出的墩台，是为“马面”。凉川城北临陡坡，水路隐蔽且近，从坡下水头村庄仰望城墙，陡峭险峻。其规格要远远高于阴县城，说明前秦筑平凉郡治时的军事防御目的非常明显。

五、保护和开发

1976年定西地区文物普查时认定新墩西城为唐代古城。1980年，靖远县政府将新墩两古城遗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白银市恢复建制后此地归平川区辖，1994年1月，平川区政府于两城遗址建立县级文物保护碑。

白银市平川区处在“兰白都市经济圈”的中心区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发展势头良好的一个新兴城区。，这座现代新兴城区可以说是丝绸古道上的一株文化奇葩，境域古遗址密布，文化堆积深厚，考察这些古遗址，就好像打开中国西北数千年历史画卷，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开发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建立健全古文物保护机制，明确区级文化部门、乡镇政府直至村民委员会的保护责任，管理制度化常规化。

黄河非遗文化篇10

唯一健在的传承人

荥阳西北，汜水口子村黄河边，就是玉门古渡。

这里是济水穿过黄河向南流的交界处，也是鸿沟与济水相通的地方。在宋代之前，这里是通济渠的码头站场，当时全国性的大粮仓――敖仓、河阴仓就在这里。

即便新中国成立前，在汜水镇口子村78岁的王小毛儿时的记忆里，这里还是一个大码头，山西的棉花、粮食从这儿卸货，再送到火车站，或者经过这里运到下游。然而如今，只有一条从镇里延伸到村里的柏油小路，把人送到路尽头的古渡口。

黄河岸边，骄阳似火，几只渔家乐的铁皮船，慵懒地停在水上。船底，水流依然湍急，但水面已经窄多了。王小毛估摸也就几十米，而在他小时候，那水面，“一眼望不到对岸”。

王小毛没有跑过船运，但他的父亲曾经是地地道道的船工。听父亲讲，在黄河里行船，吃的就是黄河水，一碗水舀上来，澄不出半碗清水。所以，这是一个辛苦活，有钱人不干这一行。

更难的是行船，遇到逆风、激流时，都得上岸拉纤。四五个人是拉不动一条船的，一般得等三五条船走到一起，大家一起先拉其中一条，然后再拉另外一条。

这时候，就需要各条船上的人相互配合，整齐划一，力量才能使到一块儿，靠的就是号子。如今，王小毛成了黄河玉门号子唯一健在的传承人。

号子喊得跟唱戏似的

有人说，黄河船工从来不行“哑巴船”，这其实是和他们的劳动情况分不开的。不管是拖船下水、上岸检修，还是起锚、打篷起帆、上水拉纤，都需要一起喊号，甚至还要根据水势、风向和行船的状态，不断地变换调子、节奏、速度。

具体怎么喊，就看领号的“号头”，节奏的变化，全靠他掌握。比如上水拉纤的时候，“号头”就会有节奏地喊：“喔嘿！喔嗬！哟这嗬！哟嗬拉上来！”其他人就会跟着“号头”的节奏，合起来喊：“喔嘿！哟嗬嘿嗬！哟嗬嘿嗬！”

再比如，在岸边会听到有人喊：“哟嗬……一起来吧喽……”这就是有人在发出信号，意思是他家的船要上岸检修了，需要附近的人都来帮忙。

更有趣的是，“号头”并不是单纯地“哟――嘿”，而是经常把一些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当地戏曲里的情节给编排进来。

比如有一个拉纤号子，中间一部分是这么喊的：“……我这一人这一马――我这一杆嘎枪，啊喂哟喂嘎嗨――我这为上嗨――我这杨二郎这担山啊呀嘿赶太阳。阿依――我这为上嗨――嘿喂哟喂嘿咳――我这三人这哭活我这紫荆的树，啊喂哟喂嘿咳……”

翻译过来就是“一人一马一杆枪，二郎担山赶太阳，三人哭活紫荆树”，接下来还有“四马投唐小秦王，五虎赵云保太子，镇守边关杨六郎，七星台上诸葛亮……十九王莽撵刘秀，二十八宿定阴阳”。

“号头”每停顿一次，众船工就合喊“哟嘿――嘿咳”一次，听来妙趣横生，甚至有些戏曲的味道。

传说典故信手拈来

黄河玉门号子，词儿不固定，根据“号头”个人的天赋、记忆灵活变换，有时候是信手拈来。唯一相同的是那种原始粗狂、不加修饰、鼓舞力气的劲儿。

烈日炎炎，王小毛独自一人在他家窑洞里午休，见有客人来，他乐呵呵地迎了出来，显得精神矍铄，看起来还很硬朗。

那天，他坚持在自家院子里给大家喊了一段他最熟悉的玉门号子：“太阳出来一点红哦，三国出了个赵子龙。赵子龙来真英雄，一杆枪能挡百万兵！”

脱离了真实的劳动场景，又没有人跟着喊，加上年事已高，那号声显然已不够嘹亮，但号子传达出的韵味还在，依然透着黄河船工的韧劲儿。

王小毛说，黄河号子里，三国典故多，因为三国猛将、勇将多，喊这些典故，能给船工提气，张飞一吼喝断桥嘛！

荥阳市非遗中心主任丁力伟说，当年的船工知识文化水平有限，号子里喊的这些典故，大都来自戏曲或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脍炙人口，流传广。

但这些曾经脍炙人口的号子，如今在荥阳玉门古渡，也就只剩下王小毛会喊唱了。虽被视为文化瑰宝，但在失去实用价值之后，也并没有人主动跟着学。

在汜水镇口子村村主任付华强看来，就连王小毛，如果不是“爱玩”，恐怕也不会喊唱，毕竟他小时候也并没有机会做船工。

他喊唱黄河玉门号子，也是在码头听大人们喊得多了，渐渐学会的。这位老人生性乐观，前些年，老伴常年有病，儿子也有病，但他给人的印象总是乐呵呵的。也许，他传承的黄河号子里，也有这种乐观豁达的基因吧。

谁还能传唱玉门号子

在黄河、长江甚至很多河流的支流，都曾经传唱着号子。仅在黄河两岸，就有多个地方和机构申请了对黄河号子进行非遗保护。

最早是由河南黄河河务局申报的“黄河号子”，2007年进了第一批河南非遗名录，后来又进了河南省部级非遗名录。接下来，武陟县申报的“黄河河工号子”、荥阳市申报的“黄河玉门号子”、济源市申报的“黄河船工号子”、三门峡湖滨区申报的“黄河号子”，都先后进入河南省省级非遗扩展名录。

但在各地，随着黄河长途水运的衰落，黄河号子大都面临无人传唱的尴尬。在三门峡湖滨区，黄河号子也只剩下最后一代传承人――张君厚，今年已经80多岁。

黄河非遗文化篇11

地理标志 > “上杭乌梅”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日前，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正式核准“上杭乌梅”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这是继“上杭槐猪”之后福建省上杭县获得的第二件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了解，“上杭乌梅”曾是明代的贡品，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由未成熟果实青梅或成熟的果实黄梅经独特的工艺加工而成，颜色呈棕或乌黑色。其味酸性温，具收敛生津，安蛔驱虫等功能。目前，全县种植梅子面积 2.86万亩，2011年产量达7000多吨，产值3000万元。（来源：闽西日报） “大荔黄花菜”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经过近一年的申报，日前，陕西省大荔县的黄花菜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黄花菜又名忘忧草、萱草花，学名萱草，为多年生百合科草本植物，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大荔县境内的沙苑地区由于土质肥沃松软，排水性能良好，出产的黄花菜以针长、色佳、肉厚、味香、营养丰富，清康熙年间已成为皇室贡品。目前，大荔县黄花菜栽培面积已达5万余亩，总产量1000万公斤，产值超过2亿元，为西北地区第一生产大县。 （来源：西安晚报） “汴绣”成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日前，河南开封“汴绣”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现了开封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零的突破，同时也填补了河南省刺绣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空白。据了解，“汴绣”距今有千年历史，其绣工精致，针法细密，图案严谨，格调高雅，堪称中 国一绝。2008年“汴绣”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来源：汴梁晚报） 非遗 > “文化遗产与文化繁荣” 为第七个文化遗址日主题 遗产与文化繁荣”。在“文化 产保护活动的主题为“文化 今年的6月9日，是 我国第七个“文化遗产 日”。今年非物质文化遗 遗产日”期间，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周”活动，举行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典籍记忆系列展”， 内容包括“中国传拓技艺展”、“中国传统 建筑营造技艺展”两个专题展；各地省级文 化部门举办“文化遗产日”活动110余项， 包括北京市的“京味儿——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浙江省的“传承人大型主题访问活 动”、广东省首届“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系列活动等。这些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讲座、论坛 以及咨询服务等活动，多方位、多角度地展 示了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高 了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来源：长沙晚报） 植物新品种 > “早露”成为大连市樱桃新品种 6月5日，大连市农科院表示，一种极 早熟樱桃新品种“早露”正式通过新品种备 案，进入推广阶段。“早露”为一种稀有的 极早熟优良新品种,果实发育期短，仅为35 天左右，成熟期比红灯还要早8-10天。“早 露”果实大，呈宽心形，外观色泽为鲜红 色，酸甜可口，口感好。此外，“早露”还有 良好的丰产性和抗病性。 （来源：大连日报）

黄河非遗文化篇12

新近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文化线路》中定义了文化线路：“任何交通线路，无论是陆路、水路，还是其他形式，拥有实体界限；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定活力和历史功能为特征，以服务于特定的、十分明确的用途；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它必须是产生于、也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以及贯穿重大历史时期的人类、国家、地区甚至大陆之间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多维度的持续的相互交流；二是它必须促进了其所影响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杂交融合，并通过其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反映出来；三是与线路存在相关的文物和历史关系，必须已经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系统。”中国大运河无疑符合上述的3个基本条件，但其显著的工程和技术价值却无法置于基本条件之中而有别于其他文化线路。

如果我们综合上述两个国际通行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再结合我国实际，可对中国大运河遗产做出以下表述：它是春秋时期以来在我国中东部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若干经济文化区域的水路交通大动脉；它是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国家漕运重要经济制度的见证；它是超大型的系统性、综合性、组群性文物；它是具有突出文化价值的遗产运河；它是凸显水利工程和技术价值的文化线路；它是人类和自然的大型联合工程，形成了独特的线性文化景观；它具有超强的历史活力和适应性，至今在相当区段还保存着运河的初始功能。

大运河遗产的构成

中国大运河遗产的构成由其基本属性所决定。如果说大运河属于工程性文化线路性质，那么其工程性是有别于丝绸之路、香料之路、朝圣之路等文化线路的最本质的特征的。工程哲学认为，工程的本质是人、环境和技术这三大要素的系统集成过程及其产物。技术要素构成了工程的基本内涵，但工程不仅是技术的集成，而且受到非技术要素边界条件的制约，产生社会和生态环境影响。由此，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可包括运河工程遗产和由运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遗产两类。

中国大运河是人类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错综复杂，这也对工程的设计者、施工者和管理者的水平要求很高。大运河技术要素是指建造大运河并保证其功能发挥的各种技术元素，比如大运河的河道工程、北京人工河湖水系水源工程、汶上南旺运河越岭的分水枢纽工程、淮安清口运河渡黄的运口枢纽工程、淮安高家堰“蓄清敌黄”的大坝关键工程、苏北宿迁淮安段“束水攻沙”及治黄保运的堤防系统工程等，均是按照不同地点、不同针对性、不同需求，集成了规划、设计、施工、更新、改造、材料、工艺、方法诸多技术要素而完成的。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区段往往都是大运河的工程技术节点，更具有技术价值。大运河的建造和使用，反映了古人利用超大工程创建人工新流域的意识和能力，反映了朝廷实现南粮北运诉求的工程途径。由技术要素集成的人类伟大运河工程是中国大运河最显著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价值。因大运河工程而保存和流布的工程文件、奏章上谕、专史专志、历史舆图等河工文献，历时长，数量多，也构成中国大运河珍贵而独特的工程技术遗产。

中国大运河建造的非技术要素是指自然、经济、政治、人文等主客观环境构成的工程边界条件，反映这类要素的遗产往往由此产生，或是为实现大运河工程目标而设置。比如浅铺是专为疏浚运河淤浅的工人――浅夫提供的驻地，兵堡是维护运河治安的军事设施，河道总督府及其分司是建造、维护、更新、改造运河工程技术设施的管理机构，钞关是专司征收运河过往船只税费的管理机构。属于此类性质的还有仓储管理及其设施、漕船修造工场作坊、漕政管理机构等。大运河上的非技术性遗产与经济、政治、管理发生着直接的联系，人流、物流、信息流集散于此，其所在地往往都是大运河工程造就的文化节点，而这些节点又刺激和促进运河沿线区域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成为催生新文化现象的营养基。因此，历史作用是确定大运河工程文化价值的重要标尺。

大运河工程的派生衍生遗产是大运河的产物，其与大运河有着必然或者偶然的因果关系。一是因大运河工程而兴盛繁荣的城镇聚落、产业行业；二是因大运河工程而建的祭祀纪念性建筑物、构筑物或组群；三是与大运河工程相关的其他遗存；四是见证由大运河工程引发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是因大运河工程造就的人工化自然景观（如洪泽湖、北运河的蜿蜒型河道）、工程化历史地貌（如骆马湖―清口堤坝地貌区）、人文景观。这些遗产不但直接或者间接地见证了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历史，而且有些事物已经长久地影响着运河沿线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还应当注意的是，在总结中国大运河珍贵遗产时，不可仅重视工程成就的方面，对工程致灾的遗存遗迹也应当留意辨识和保存。

大运河遗产的特征

中国大运河作为人类伟大工程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大运河是综合水科学、水利技术、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集成性工程。大运河经由勘查、规划、设计、决策、施工、使用的集成过程，通过经济保障、组织管理、运行制度的集成方式，实现了各种要素的综合配置。大运河漕运、灌溉、排洪等综合功能的实现，取决于上述各种要素配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说，如果缺乏对水规律的认识和相应的水利技术，没有可资利用的自然条件，没有高度集中的封建政权，中国大运河的建造和运行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大运河的兴衰史，就是一部这些要素综合的历史，什么时候政权强大、主客观要素完备且配置合理，大运河就兴盛，反之大运河就衰败。

（2）大运河是具有超广时空尺度的连续性工程。运河是陆上人工建造的以水为介质的交通线路，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运河必然是由连续不断的河道所构成，因此连续的线性是其属性所表现的基本工程特征之一。中国大运河纵贯我国中东部地区，穿越五大流域，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其发源甚至应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足见其时间、空间尺度之大。但是，运河河道的人工连续负地貌特性很容易混同于自然河流，故往往不能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

（3）大运河是适应社会和自然变化而不断进行更新改造的动态性工程。清代著名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称：“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不仅如此，可以说动态性是大运河的常态：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治水理念和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历代的此类记载比比皆是。大运河遗产不但体现了其变化的常态，而且其历史的真实性、完整性也寓于变化之中。运河的动态性，是自然水系变迁的结果，是灾害预防和应激反应的结果，是技术、材料更新的结果，其变化“本乎时势”。

（4）大运河是解决水与人、水与水、水与地理环境关联问题的系统性工程。大运河由水道工程系统、运河水资源调配与控制系统和运输管理系统组成，必须统筹按照水源、引水、排水、蓄水、行运、仓储、防灾减灾等功能建造单元工程，以实现大运河的漕粮转输、商业运输、灌溉、防洪、城市供水等功能目标，因此大运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特征在大运河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区段体现得尤为显著，如数量众多的梯级船闸工程解决的是北运河、会通河比降过大问题，南旺济运分水工程解决的是运河山东段水源问题，中运河开凿工程解决的是运河航道规避黄河之险问题，高家堰河洪泽湖大堤和清口的“蓄清刷黄”枢纽工程解决的是黄河在运口淤垫倒灌问题，洪泽湖大堤上的5座减水坝工程和归江水道工程解决的是里下河地区的防灾问题。虽然枢纽工程所解决的问题不同，但都保证了大运河系统功能的实现。

（5）大运河是人类和自然联合的自然系统人工化工程。大运河的建造者们利用自然江河湖泊水系和地下水资源以及地形地貌，经过人工开凿，构建了新的完整的人工系统，也是大运河完成的自然系统人工化过程。这里既包含工程对自然的依赖，说明自然在大运河工程边界条件中的重要地位；这里又包含工程对自然的违拗，说明人的主观意志在大运河工程中的根本作用。若对自然过分依赖，则大运河工程将无法实现其功能；若对自然过度违拗，则大运河工程将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灾害，这也是大运河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

大运河遗产的价值与保护

大运河的价值和大运河遗产的价值是不同的概念。大运河的初始功能主要是漕粮转输，其价值也主要体现于此，这一核心价值使大运河得以连续使用千年而不息。由于大运河极大地便利了我国南北经济文化区域的联系，因此衍生出更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

黄河非遗文化篇13

因此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将采集的野生谷物撒在地上，让它自然生长，到成熟时用手摘取，这是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民族学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云南的独龙族就是将野生稻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既清除了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杂草，又可利用带起来的泥土掩埋种子。农作物长大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和杂草折断，让作物在阳光下生长。(2)

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江西省万年县吊桶环遗址和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1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稻作遗存和水稻植硅石，可能就是属于这一阶段。玉蟾岩遗址发现3粒稻谷，其中1粒是野生稻，其余属栽培古稻，其年代为距今14000年左右。吊桶环遗址的植硅石鉴定结果，表明12000年前人们已采集野生稻为食物。大约在距今10000—9000年，栽培稻已经出现。牛栏洞遗址的植硅石年代为距今11000—8000年。(3)这3处遗址都没有发现典型的农业工具，可见当时的种植水稻的方式是与上述云南独龙族类似。

与此阶段同步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可能还有河北徐水南庄头等遗址，以及华南地区的一些洞穴遗址，如广东英德牛栏洞(距今100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9000年)等。这一阶段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也被称为“火耕”或"刀耕火种”。

大约到了8000年前，原始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突出的标志是出现了农业工具，反映了耕作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由于谷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必然要扩大种植面积以承受日益增多的人口压力。但是天然的适宜种植谷物的土地毕竟有限，必须开辟新的耕地。人们除了用火焚烧地面上的野草杂树之外，还要砍伐荒地上的树木和刨掘树根，平整地面，以便于播种，使庄稼顺利生长。而这些作业仅凭双手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依靠工具来进行。于是就出现了用来砍伐的石斧、石锛，用来修正土地的耒耜，以及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用于脱壳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工具。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栽培驯化，野生的谷物逐步进化，品质得到改良，初步脱离了野生状态，产量相应提高。农业也就在当时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了。但是，当时还不可能会对土地进行施肥，因此种植几年之后，地力衰退，产量下降，就将土地抛荒，另辟新地种植。称之为抛荒制。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大体上是属于这一阶段。如在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距今7800—7300年)，黄河中游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黄河下游的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距今7000多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7868年左右)，淮河下游的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距今7000多年)，长江中游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湖北省宜都枝城北遗址(均距今8000年左右)，长江下游的浙江省浦江县渠南村遗址(距今9700—8200年)、浙江省萧山跨湖桥遗址(早于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桐乡县罗家角遗址(距今7100年左右)，等等。

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铲、石耜、骨耜、木耒(痕迹)、石刀、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一整套农业工具，发现了炭化的粟、黍、稻(籽粒或壳)，属于人工栽培的粮食作物，此外，还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或模型，说明原始农业已经脱离了火耕阶段。特別是耒耜等翻土工具是典型的农具，而整地又是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环节，因此这一阶段的原始农业也被称为“耜耕农业”。

大约从距今6000多年开始，原始农业进入了发展时期。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农田的开辟，产量的提高，有了更多的粮食可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可以比较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定居，村落规模逐渐扩大。而人口的增加又迫使人们去耕种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和饲养更多家畜，导致原始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农具的种类增加，石质农具通体磨光，制作得更加精致、实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农田得到进一步整治，修整沟渠等排灌措施，对田里的庄稼加强保护管理(如铲锄杂草，驱赶糟蹋庄稼的野兽等)。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址，都属于这一阶段。考古学家不但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木、石、骨、蚌质地的农具和数量众多的粮食作物遗存以及畜禽骨骼，更为难得的是发现了农田遗址。如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和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遗址都发现了6000年前的水田遗址。特别是草鞋山遗址的水田是由小块水池状的水田串联而成，小者几平方米，大者十几平方米，互相间有水口串联，并有水井、水塘、水沟等配套设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已日趋成熟。同时也表明原始农业的耕作制度已由原始的抛荒制进步到熟荒耕作制，而南方则可能已是连续耕作制，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

大约从5000多年前到4000多年前这段时间里，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达时期。农具的制作更加精致实用，种类增加。如石锄、石镢的普遍使用，石铲更为扁薄宽大，精工磨制，出现了有肩石铲、穿孔石铲、穿孔石刀，石镰的制作也较以前进步，粮食加工工具杵臼的出现和推广，晚期还出现了石犁，标志着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增多，粟、黍、稻、麦、豆、麻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水稻种植已扩大到黄河流域，粮食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畜牧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后代称为“六畜”的马、牛、羊、猪、狗、鸡等均已饲养，采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下降。水井的开凿并被使用到生活和生产上，给定居生活提供更大的方便，使人们可以向距离河流和泉水较远的地区扩展。发达的原始农业不但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开始有了剩余产品，为社会积累了财富，而且为制陶等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创造了条件，也为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处于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有：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华南地区的石峡文化，福建的昙石山文化等为数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原始农业已形成三大经济类型，即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粟作农业，以黄淮地区为中心的粟、稻混作农业，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稻作农业，基本上已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大体格局。

二．作物的栽培

农业的产生是以粮食作物的栽培为标志。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农作物标本，说明黄河流域的先民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种植粟、黍、稷等旱作谷物，在5000年前已经种植小麦。而长江流域的先民则早在1万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粟粟是属于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作物，原产于中国北方，一直是黄河流域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它是从野生的狗尾草驯化而成的。何时驯化，目前尚不清楚。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炭化粟粒、粟壳或谷灰。其中最早的为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省新郑县沙窝李遗址，前者距今8000年左右，后者距今7000多年。磁山遗址共发现了88个存有粮食的窖穴。腐朽的粮食均堆积在窖穴的底部，十分疏松，出土时略为潮湿，颜色显绿，风干后成灰白色，大部分已成粉末状。粉灰之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壳，颗粒完整，外部形态圆隆饱满，直径约2毫米，与现代粟粒基本相同。经灰象法鉴定证明是粟。有些窖穴的底部粮食堆积中发现有完整到陶盂，可能是盛取粮食的容器。有些窖穴在粮食堆积的底部整齐地摆放着猪、狗等家畜(骨架)，可能是存放粮食时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而放人的。新郑沙窝李遗址也发现一片面积约o．8—1．5平方米比较密集的粟的碳化颗粒。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粟的遗存。这些粟粒有的是存放在窖穴里，厚达18厘米。有的是放在陶瓮、陶罐或陶钵中。其中有的可能是作为种子而保存的，也有的是放在坟墓里作为随葬品，可见粟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距今4800多年的粟粒，体积达1立方米多。说明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后，粟也成为黄河下游的主要粮食了。

黍、稷黍稷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生育期短，喜温暖、抗旱力极强，特别适合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种植。黍稷本是同种作物，农学界一般将圆锥花序较密，主穗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秆上有毛，子实黏性者称为黍；将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开，秆上无毛，子实不黏者称为稷。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了公元前5850年的碳化黍粒，说明黍在中国的栽培历史也有近8000年，与粟一样古老。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和山东省长岛县北庄遗址也都发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黍壳。在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里，还发现了堆积达1．8立方米的稷穗，是捆扎成束堆放在一起的，也可能是作为种子贮藏的，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此外，在新疆、青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黍稷遗存。它们和粟一样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

麦麦在我国种植的历史较晚，目前只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麦的遗存，其中最早的是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小麦和大麦的碳化籽粒。距令5000年左右。其次为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中出土了数百粒小麦，距今4000年左右。在新疆哈密市五堡乡克孜尔确卡古墓中发现大麦的植株和穗子，距今3200年左右。看来麦子在新石器时代还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

稻稻是一年生的禾本科草本作物，喜温暖、潮湿，是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最主要粮食作物。栽培稻是从野生稻驯化来的。驯化的时间大约在1万多年前。考古学家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物蛋白石，但已具有人工干预的痕迹，说明当时人们不但已经采集野生稻作为食物，而且可能已尝试人工种植。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3粒半1万年前的稻粒，其中一粒是野生稻，其余属古栽培稻。在广东英德市牛栏洞遗址也发现了1万年前的水稻植硅石。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也发现了9000年前稻作遗存。这就证明我国栽培水稻的历史已有万年之久。到了8000年前左右，水稻的种植在长江流域中游和淮河上游都颇具规模。考古学家在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李家岗遗址都发现了大量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壳和稻谷遗存，有的保存极好，出土时如同新鲜稻谷。在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谷遗存。经鉴定都属于古栽培稻。说明已经越过选育、驯化阶段，形成了早期稻作农业文化。大约到了7000年前，我国的稻作农业已进入发展阶段。淮河流域下游、长江中下游都已发现很多稻作文化遗址，如湖南省的临澧县胡家屋场、岳阳市坟山堡遗址，湖北省宜都城背溪、枝城北以及秭归县柳林溪遗址，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等，都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这些遗址的年代距今7300—6800年。说明这一时期，稻作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普及，并且水稻品种也得到了初步的改良，已有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到了6000年前，我国的原始稻作开始进入发达阶段，水稻种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稻田的整治已初具规模。到了5000年前，水稻的种植已经遍布长江流域各地以及华南、闽台地区，甚至连黄河流域(如陕西、河南、山东)都已开始种植水稻了。水稻的驯化、培育成功，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巨大成就之一。

蔬菜瓜果原始居民除了食用主粮之外，还要吃蔬菜瓜果。根据文献资料，商周时期我国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业已经相当发达，推测其起始年代应有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目前考古发掘中已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葫芦、菱芡、甜瓜子、莲子、桃核、梅核、枣核、栗壳以及菜籽等实物，年代最早可达7000年前。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野生植物，看来当时人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培育粮食作物方面，同时采集一些野生果实充饥，不可能有人工种植。不过，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曾出土过距今近7000年的油菜籽，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的一座房子遗址里发现一件小陶罐，口很小，内盛碳化了的菜籽，经鉴定是属于白菜或芥菜的种子。将菜籽装在不易取出的小陶罐里，显然不是为了食用，应该是供来年种植使用。由此可见，我国人工种植蔬菜的历史已有六七千年之久，而白菜、芥菜和油菜的起源地正是中国，至今仍然是民间最主要的蔬菜。

纤维作物及蚕桑原始人最初的衣服是冬披兽皮夏穿树叶，以后逐渐学会利用野生葛、麻的纤维纺织布料制成衣服。当原始农业发展以后，人们在种植粮食的同时也尝试栽培麻、葛等作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人们也从采集野生的蚕茧进而学会养蚕缫丝纺织衣服。这个过程可能要晚于粮食作物的栽培，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才发展起来的。首先被驯化栽培的是大麻。大麻是雌雄异株植物，雌株结的籽粒可食用，古人曾作为粮食，被列为“五谷”之一。雄株的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原始先民可能是在采集雌麻籽粒过程中发现了雄麻纤维可做衣料，从而逐渐加以栽培种植。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出土过四五千年前的大麻籽，新疆孔雀河古墓内出土过4000年前的大麻纤维，辽宁省北票市丰下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麻布残迹，是目前最早的实物标本。另一种纤维作物苎麻是雌雄同株，大约与大麻同时被种植，浙江省吴县钱山漾遗址曾出土了一些苎麻布和苎麻绳子，距今也有4000多年。葛是野生纤维植物，但是在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过6000年前的葛纤维纺织品残片，说明当时原始先民可能已经有意识的加以保护利用，甚至也可能尝试种植它。

原始先民在采集野生桑椹充饥过程中，会发现桑树上野蚕所结的茧，从而逐渐利用野蚕茧丝，继而有意识地保护、饲养，终于将它驯化成家蚕。河北省正定县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两件5400年前的陶蚕蛹，钱山漾遗址也出土了4700多年前的家蚕丝带、丝线和绢片。可见至少在5000年前，我国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这是纺织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说明黄帝“淳化……虫蛾”的传说并非毫无根据。

三．家畜的驯化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狩猎工具的改进和狩猎经验的积累，人们捕捉野兽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因此有可能将一些暂时不吃的活的野兽或小动物放在天然地洞内或圈以栅栏养起来，以备日后捕捉不到野兽时食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洞养或圈养的野兽也越来越多。天长日久，部分野兽的性情开始渐渐温顺起来，进而驯化为家畜。这样就开始了原始的畜牧业。这一过程，大体上是与农作物的栽培同步的。从考古资料得知，至少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经开始饲养狗、猪、牛、羊、马、鸡等家禽家畜。

狗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早在狩猎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进入农业时代，狗自然会有一部分成为肉食对象。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狗骨骼，说明至少在8000年前狗已成为家畜之一。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现代华北狼有很大区别，已具备家养狗的特征。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陶狗鬶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狗的形态特征。

猪猪是从野猪驯化而来的，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发现了9000年前的家猪骨骼，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猪骨骼，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一件7000年前的陶猪模型，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和现代家猪之间，属于原始家猪阶段。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5000多年前的陶猪鬶，其形态则属于典型的家猪。在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经常以猪作为随葬品，说明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可见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已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羊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羊一直是北方居民的主要肉食对象。因此北方的遗址中发现的家羊遗存较南方为多。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出土过一件陶羊头，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出土过一件陶塑器盖把纽，呈羊头状，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过羊骨骼。在南方，最早的发现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的陶羊，其形态属于家羊。看来，至少在7000年前，羊的驯化已经成功。到了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各地已普遍养羊，因此，各地的遗址发现羊骨骼也较多。

牛作为肉食的牛，主要是黄牛。耕牛则包括不同属的黄牛和水牛，它们各有其野生的祖先。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出土过黄牛的骨骼，河姆渡遗址出土过牛的残骨和牙齿，半坡遗址也出土过牛的牙齿，江苏省邳县刘林遗址还发现30多件牛的牙床和牙齿。说明牛的驯养早在8000年前就已开始，至6000多年前，南北各地都已饲养黄牛。水牛的饲养在南方可早到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16个水牛头骨。江苏省吴江县梅堰遗址也出土了7个6000年前的水牛头骨。在北方，山东省的大汶口、王因遗址，河北省的邯郸涧沟村遗址，陕西省的长安客省庄遗址，都发现过水牛骨骼。可见至少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牛已经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一些地方了。

马马的驯养比较晚，在我国一些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未发现马的遗存。我国家马的祖先是生活在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蒙古野马，最早驯养马的也应该是这一地区的先民。目前只在半坡遗址发现2颗马齿和1节马趾骨，未能肯定是家马。在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如山东省历城市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市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出土过马骨。

是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来的。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发现原鸡的遗骨，西安半坡遗址也发现原鸡属的鸟类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各地都有条件加以驯化。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山东省滕县北辛等遗址都有家鸡遗骨出土，说明家鸡的驯化年代可早到8000年前，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区都已饲养家鸡，成为主要的家禽。

总之，古代所谓的“六畜”(马、牛、羊、鸡、犬、猪)在新石器时代都已经驯养了，除了马较晚之外，其它畜禽驯养的历史都早到七八千年前，远远超过传说中黄帝“淳化鸟兽虫蛾”的年代。

四．农具的创造

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当时最主要的生产环节是播种和收获，靠双手来进行。后来人们逐渐使用石刀、蚌刀等工具来收割，用石磨盘来加工粮食。因而最早的农具是收获和加工农具。稍后，进入火耕阶段，人们用石斧、石锛来砍伐荒地上的树木再放火焚烧，因此石斧、石锛也可视为农具。再往后，人们为了平整土地修治沟洫，创造了耒耜，农史上称之为耜耕。耒耜开始是木质的，后来又增加了骨耜、石耜(铲)、石锄、石钁瘖等农具，加工农具也增添了杵臼。在原始社会末期，还发明了木犁和石犁等耕地农具，为犁耕农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简要说来，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是以木、骨、石、蚌质材料制成，按生产环节划分，大体上可分为整地农具、收割农具和加工农具三类。

1．整地农具

石斧、石锛还可作为武器、狩猎工具和手工业工具，并非纯粹农具。真正的整地农具有耒、耜、铲、锄、钁、犁等。

耒耒耜是最古老的整地农具，《易经·系辞下》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说明耒耜最早是木质的。耒是从采集经济时期挖掘植物的尖木棍发展而来的，在木棍的下端安一横木，便于脚踏刺入土中，以后下端从单尖发展为双尖，提高了挖土功效。因为耒是木质的，不易保存，故发现很少。只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耒的使用痕迹。如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的窖穴壁上都发现有木耒挖土后留下的痕迹，刃部都做双齿形。(4)其年代距今五六千年。但从民族学材料来看，木耒应是在原始农业初始阶段就已使用，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耜耜是从耒演变而来的。在单尖木耒底部绑上一块动物肩胛骨，或者将木耒的底部加工成板状刃，就成了骨耜或木耜。用耜翻土的面积比耒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因此被普遍采用。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和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就出土很多近7000多年前的骨耜及少量的木耜。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也出土6000多年前的骨耜。(5)

铲铲是考古学家根据出土器物的形态类似今天的铁铲而予以命名的，实际上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铲就是耜，根据质地分有木铲、石铲、骨铲等。是原始农业中的主要翻土工具之一。铲的刃部有的较为平直，有的较为尖锐。前者称为铲，后者一般称为耜。河姆渡遗址出土过7000年前的木铲。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都出土过8000年前的石铲。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普遍出土石铲。晚期的石铲除了通体磨光之外，有的还在铲的上部钻孔，以便于捆扎木柄，提高铲土效率。

锄、钁锄、钁是和耜、铲不同类型的掘土工具。耜、铲是直装木柄插地起土的农具。锄、钁是横装木柄由上向下掘入地里向后翻土的农具，耜、铲使用时是边起土人边往后退，用锄钁挖土则是边挖边向前进。一般是将器身较宽平呈长方形的称为锄，将器身呈长条形的称钁。它可能是从石锛演变而来的，是新出现的整地农具，其历史较耜铲晚。目前出土的石锄、石钁一般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早只有6000多年的历史。

犁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一些遗址中出现了新式农具石犁，如浙江省杭州市水田畈、上海市马桥遗址都出土过石犁。(6)这种石犁平面呈三角形，上有穿孔，使用时是安装在木柄上，用人力牵拉前进。石犁是连续运动的农具，与耒、耜、铲、锄、钁等断续运动的农具不同，可以大大提高起土效率。虽然石犁在原始农业生产中还没有普遍使用，但它为犁耕农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收割农具

谷物成熟后，人们最早是用手直接摘取，后来才发明石刀、蚌刀、陶刀、石镰、蚌镰等收割农具。

石刀早在采集经济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蚌壳、石片来割取野生谷物的禾穗，以后就发展成为石刀和蚌刀。早期的石刀呈长方形，后来出现了半月形石刀。在石刀上部穿孔，系上绳子套在手指上，就可割取谷穗。目前在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都有石刀出土，如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沙窝李遗址都发现很多距今8000年的石刀，说明他们的历史非常古老。

陶刀在仰韶文化时期。北方的一些遗址中也发现利用陶片制成的陶刀，形态与石刀类似，这可能是黄土高原缺乏石材的缘故。

蚌刀蚌刀则多是利用蚌壳磨制的，形态不像石刀那么规整。但由于蚌壳取材容易，坚硬锋利，故被广泛使用。在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出土，其历史之悠久并不亚于石刀。

石镰石镰的刃部有锯齿，需安装在木柄上才能使用，由于有锯齿，比石刀锋利，不但可割取谷穗，还可收割禾秆，因此成了原始农业中最重要的收割工具，其历史也非常古老。裴李岗遗址、磁山遗址都出土了8000年前的石镰。尤其是裴李岗遗址的石镰制作得非常精致，数量也不小，也可反映当时粮食生产已有较大的规模。

3．加工农具

原始农业的加工农具主要是石磨盘和杵臼，其功能是通过碾磨和舂打使谷粒脱壳，取得米粒，以便于食用。

石磨盘人们最早是将谷物放在石块平面上，再用一块石头来回碾磨，使其脱壳，后来逐渐将下面的石块加工成长方形，用一根圆形石磨棒在上面来回磋磨。裴李岗遗址出土很多石磨盘，制作十分工整，在磨盘下面琢出4个短柱形足，使磨盘放在地面上不易移动，便于加工谷物。磁山遗址也出土类似的石磨盘。可见这种带有4个短足的石磨盘至少在8000年前就在黄河流域流行。大约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石磨盘逐渐被杵臼代替。

杵臼最早的臼是在地上挖个坑，铺上一张兽皮，将谷物倒进去，用一根木棍舂打，使谷物脱壳。那根木棍就叫杵。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杵臼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杵，距今近7000年。从民族学材料看，原始居民也应该会使用木臼，即将一段树木中间挖空倒进谷粒，在用木杵舂打。但目前未发现实物。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一种器壁很厚的圆形陶器可能就是陶臼。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开始用石头凿成石臼，用石杵舂打，坚固耐用，又便于移动，其加工谷物的功效远胜于石磨盘，逐渐取而代之，一直成为后世的主要加工农具。

总之，考古资料告诉我们，中国的原始农业产生于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至8000年前左右，黄河流域已经产生了粟作农业，长江流域以及淮河流域的稻作农业也具有一定的规模。被驯化栽培的谷物有粟、稻、黍、稷、麦等；种植的蔬菜有芥菜、白菜或油菜，可能还有葫芦等；作为纺织原料的作物有大麻及苎麻；驯养的家畜有狗、猪、羊、牛、马、鸡等，还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制造石、木、骨、蚌质的农具，其种类有整地农具耒、耜、铲、锄、钁、犁，收割农具有刀、镰，加工农具有磨盘和杵臼。这些成就，表明原始农业的生产力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为原始文化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基础。

注释：

(1)参见陈文华：《农业起源的神话传说》，《农业考古》1999年1期。

(2)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131页，文物川版社，1983年。

(3)参见陈文华《农业考古》(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展与研究丛书)41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