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1
本研究中体育锻炼的动机和原因指标根据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的指标设计。主观动机测量指标有：强身健体、娱乐消遣、陪同亲友、减肥健美、保健康复、缓解压力、交流交际、家庭交流、修生养性、提高能力、运动不足、宣泄情绪、兴趣爱好、其它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测量指标有：学校培养、传媒影响、家庭影响、朋友影响、名人影响、学校活动影响、体育赛事影响、周围锻炼人群影响、其它客观原因。统计样本中体育锻炼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原始测量指标的中选频度，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研究分析湖南高校中年教师体育锻炼的动机和原因。
一、主观动机
主观有二种含义，一指人的意识、精神；二指人的认识不从实际出发。体育锻炼的主观动机是指人的意识、精神上的动力和原因，是一种内在的原因。如同人的任何活动一样，个体在参加体育锻炼的背后必然隐含着深刻的内在原因，即主观动机。本文中根据对主观动机测量指标相关系数矩阵分析，各测量指标独立性较差，在数理统计上适宜采用主成分分析。经KMO抽样合适性测度值检验，主观动机KMO值为0.718。经Bartlett检验，卡方统计量（X2）= 2661.461，自由度（df）=78，P0.001。说明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对体育锻炼的主观动机作进一步探讨。
注：主成分(Component)按特征值（Total）大于1取舍
表1是体育锻炼主观动机测量指标主成分分析特征值(Total)、贡献率(% of Variance)和累计贡献率(Cumulative %)。按主成分(Component)按特征值大于1取舍，共有5个主成分入选，测量指标累计贡献率86.66%。如此选取的5个主成分，可以解释湖南高校中年教师体育锻炼主观动机测量指标变异86%以上的信息。
对湖南高校中年教师体育锻炼主观动机每一测量指标在5个主成分中的因素负荷矩阵进行分析（按因素负荷≥±0.65对各因素进行取舍），归纳得出湖南高校中年教师参加体育锻炼主观动机的5个主成分，按贡献率从大到小顺序，分别是生活情趣因子，包括强身健体、消遣娱乐、修身养性、兴趣爱好四项指标，其贡献率为27.534％；保健、康复因子，包括保健康复、运动不足两项指标，其贡献率为17.91％，；亲情交流因子，包括陪同亲友、家庭交流两项指标，其贡献率为16.82％；精神调解因子，包括缓解压力、宣泄情绪两项指标，其贡献率为16.456％；人际交流因子，包括交流交际一项指标，贡献率为7.946％。
二、客观原因
从认识论意义上讲，主观动机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从来不否认外因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影响，从来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外因甚至对事物的发展变化会起着暂时的决定作用。因此，在研究体育锻炼的动机和原因时，如果只探讨主观动机，对客观原因视而不见，这种研究至少是不全面的。为此，本研究在探讨主观动因的同时，对客观原因也进行了研究。
根据对客观原因测量指标相关系数矩阵分析显示，拟定的各测量指标既有独立性，又有关联性。经检验，KMO值为0.633，说明原始数据可以采用因素分析法进行研究。经Bartlett检验，卡方统计量为657.296，自由度为28，P0.001。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对湖南高校中年教师体育锻炼的客观原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表2是湖南高校中年教师体育锻炼客观原因测量指标主成分分析特征值(Total)、贡献率(% of Variance)和累计贡献率(Cumulative)。主成分(Component)按特征值大于1取舍，共选入4个主成分，测量指标累计贡献率为79.235%。如此选取的4个主成分，可以解释湖南高校中年教师体育锻炼客观原因测量指标变异79%以上的信息。
注：主成分(Component)按特征值(Total)大于1取舍
对湖南高校中年教师体育锻炼客观原因每一测量指标在4个主成分中的因素负荷矩阵进行分析（按因素负荷≥±0.65对各因素进行取舍），归纳得出湖南高校中年教师参加体育锻炼客观原因的4个主成分，按贡献率从大到小的顺序，分别是宣传教育因子，包括学校培养、传媒影响、朋友影响、周围锻炼人群影响4项指标，其贡献率为34.717％；家庭影响因子，包括家庭影响一项指标，其贡献率为16.091％；赛事明星因子，包括名人影响、体育赛事影响两项指标，其贡献率为15.595％；学校影响因子，包括学校活动影响一项指标，其贡献率为12.832％。
湖南高校中年教师体育锻炼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均由多因子组成，各因子影响力不同。其中主观动机主要由生活情趣因子、保健康复因子、精神调节因子、亲情交流因子和人际交流因子构成。客观原因主要由宣传教育因子、家庭影响因子、赛事明星因子和学校影响因子构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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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2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3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不孕不育的发病率也明显增加，其发病原因的研究已经成为生殖医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在不孕不育患者生殖道的体液中进行解脲支原体（Ureaplasma urealyticum, UU）检测，已经成为许多医院临床上常用的病因筛查内容。大量的实验研究已经证实解脲支原体是引起不孕不育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采集了不孕不育患者的和阴道分泌物进行UU检测，对我所门诊初诊的汉族和包括维吾尔族、回族和哈萨克族在内的3个少数民族不孕不育患者进行UU感染的数据统计分析。同时，观察随着不孕不育病史的时间逐渐增加，UU感染在患者中的感染和分布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临床病例选择我所2008年至2010年不孕不育门诊就诊UU培养为阳性的初诊患者，年龄24～37岁，不孕不育病史2～12年，既往无支原体感染诊疗史，经门诊常规检查排除常见的绝对不孕不育原因， 2周内未用过任何抗生素，排除淋病奈瑟菌、衣原体及其他细菌感染。
1.2 标本采集 女性用阴道无菌拭子取阴道分泌物，男性用法取于干燥的消毒杯内，立即将分泌物或接种与解脲支原体培养液进行UU培养。
1.3 UU培养及结果判定 试剂盒由珠海黑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按说明书进行操作。培养48h后，如培养基变红且无浑浊，则判定为阳性。如颜色变黄或无颜色改变，则判断为阴性。
1. 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3.0医学统计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2 结果
2.1 年龄24岁-30岁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解脲支原体感染情况，见表1
表1 24岁-30岁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解脲支原体感染统计
2.2 年龄24岁-30岁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解脲支原体感染情况，见表2
表231岁-37岁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解脲支原体感染统计
2.3 由表3可知：汉族UU感染率0.482±0.046低于其他民族人的
表3 汉族与其他民族支原体感染率的差别
UU感染率0.578±0.108，二者的差异显著，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2.4 随着年龄的增加，不孕不育病史的年限相应增加。由表4可知：24岁～30岁年龄段UU感染率0.542±0.061低于31岁～37岁年龄段支原体感染率0.542±0.061，二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4 不同年龄段与支原体感染率的差别
可以认为31岁-37岁年龄段支原体感染率高于24岁-30岁年龄段UU感染率。
3 讨论
解脲支原体是寄生于生殖道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是泌尿生殖道感染和不孕不育最常见的病原体之一[1]，有20%～30%的泌尿生殖道感染为解脲支原体引起[2]，UU在不孕不育人群中的检出率为接近50%[3]。目前认为UU对生育的主要影响是多因素、多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4]。
UU感染男性生殖道后，能吸附与表面，造成的结构和功能改变，同时，UU能产生神经氨酸酶样物质，干扰与卵细胞接触和受精[5]。当女性UU感染后，能引起生殖道的炎症、梗阻和损伤等，直接影响在女性生殖道的运行、精卵识别、受精和着床[6]。同时，也影响胚胎的正常发育，导致女性生育能力下降。总之， UU感染主要表现为对结构功能的影响、宿主生殖道炎症、微生态改变和免疫反应等，从而导致正常的生育能力受到干扰和影响。
我们认为，UU感染的易感性和致病性与其他致病微生物一样，也取决于UU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和个体的易感程度。在14个UU血清型中， 3、4型与未定型与不孕不育关系密切[7]。目前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正常生育的人群中间也有基础的UU感染率， 但感染率明显低于不孕不育人群。它提示我们，UU感染对于生育的影响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与受感染者的机能状态密切相关的。但是，同样是UU感染者，是什么原因在影响和决定着这种感染的转归和结果，种族遗传特质和传统生活习惯等的差异是否与UU感染有关，现在并不清楚。我们的临床资料分析结果显示，不孕不育患者中汉族UU感染率低于其他3个少数民族，提示这种异常表达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导致这种感染性差异的原因。同时，也期待有特异性更强的UU检测试剂盒应用于临床，以便对UU进行分型，为进一步做好预防、诊断工作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使UU生殖道感染的治疗更趋科学、合理和经济。
UU感染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致病因素在患者中的持续影响和存在，势必造成受到这种影响的患者数量增加。在临床上则表现为随着不孕不育病史年限的增加，感染率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我们的临床资料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UU的感染率也逐渐增加，验证了这一推断。提示不孕不育患者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外，应该同时检查和治疗。如果有UU感染，应该早期干预，早期获得临床治愈，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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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4
1.1研究背景
消费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但是近来，外部需求下降，过去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20%的出口部门面临严峻的收缩局面，实体经济运行规模出现萎缩。从数据来看，中国已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经济增速放缓。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为9%，低于市场预期的9.7%，主要体现在出口与房地产两架引擎同时放缓。
图12006年1月-2009年6月GDP走势图
为了弥补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宏观政策将着力于扩大内需，而在扩大国内需求的构成中，扩大消费尤其重要。若想增加消费，保持国民经济稳定、持久的增长，就必须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特征、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1.2消费结构概念的界定
本文中的消费结构是指以货币表示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与用品、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文教娱乐、杂项开支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关系。
2消费结构影响因素
2.1社会保障水平（Thelevelofsocialsecurity，SS）
居民消费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不仅减少了即期消费支出，而且会抑制消费结构的升级，致使消费结构中应有的一些消费需求热点无法显现。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居民增加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从而适应不同层次人群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启动多元消费市场。本文以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测算。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2受教育水平——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比重（Generalhighereducationpopulation，GHEP）
居民的消费结构与其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密切相关。在理论上，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消费观念越科学，消费结构的层次越高。本文用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作来衡量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3技术进步（Researchanddepartment，RD）
本文用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量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中国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作为影响消费结构的一个因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4利率（Rate，R）
本文选用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
2.5人口结构——抚养比率（DependencyRatio，DR）
一般来说，通过人口结构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大体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当论及这一问题，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一个人口集团（或群体）在某一时点上的人口年龄分布状况、各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它可以表明人口发展类型和速度，反映劳动年龄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例等。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将对消费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
本文将抚养比包括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即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作为重要的指标选入模型。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6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UrbanizationRate，UR）
城市化率是指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而言，城市率越高伴随的消费结构层次越高，本文将城市率作为衡量消费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3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分析
表1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比单位：%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食品
41.67
40.35
42.58
41.94
43.20
33.25
40.05
40.23
衣着
8.94
8.97
7.30
7.29
7.08
8.88
7.59
7.65
居住
10.46
10.18
12.68
12.26
11.43
17.25
12.67
14.95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5.90
5.96
5.47
5.44
5.38
5.97
5.48
5.17
医疗保健
7.24
7.85
7.49
7.96
8.22
7.71
11.40
9.09
交通通信
10.81
11.35
10.19
10.82
11.09
12.82
11.97
11.08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0.31
10.50
11.07
11.61
10.94
11.40
8.11
9.03
杂项商品与服务
4.66
4.83
3.21
2.66
2.67
2.72
2.73
2.79
资源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计算所得
图2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I图3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II（比重）
由上述图表可以看出，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人均6668.13元，上升到2007年的26821.60元，消费水平已得到极大提高，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很低，亚洲开发银行(ADB)在近期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排在世界第128位。
从消费结构来说：
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2778.83元上升到2007年的10790.22，可见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已得到极大提高，食品消费比率由2000年41.67%下降到2007年的40.23%。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可见，中国居民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目标，这主要是由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快速提升拉动的，但是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为2008年的37.3%，达到了国际衡量标准中的富裕阶段，间接反映出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
居住消费明显增加，由2000年人均596.41元上升到2007年的2051.99元，消费比率也由2000年10.46%上升到2007年的14.95%。住户条件不断改善，平均每人现有住房使用面积呈现增加趋势。但由于占绝大比率的低收入与其价格差距较大，短期内还不可能形成较强的购买力。消费正处在从一般水平向高档水平转变的孕育阶段。
衣着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720.95元上升到2007年的2972.35，其消费比重由2000年8.94%下降到2007年的7.65。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居民衣着消费比重将呈平稳下降趋势。但由于衣着消费的绝对量在增加，人们在衣着消费中更加追赶时髦，更注意质量和款式。这些均表明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在提高。
2007年人均家庭用品消费支出为4010.59元，约是2000年697.63元的5.7倍，其上升幅度是消费结构组成中最大的，这说明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已得到极大提高。但其消费比率却由2000年5.90%下降到2007年5.17%，这说明大部分家庭己经购买彩电、冰箱等耐用电器，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耐用家电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对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必将越来越快。
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消费增加迅速，分别由2000年7.24%，10.81%上升到2007年9.09%，11.08%。前者说明因为人口结构老龄化、人们的保健意识增强以及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使个人医疗负担适当增强。后者说明为方便生活，节省时间的现代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迅速进入居民家庭。
娱乐文教消费总量在不断提高，由2000年人均393.52元上升到2007年1386.08元，这说明中国居民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用于娱乐消费、旅游支出都有明显增长。随着工作强度的加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城镇居民越来越注重闲暇时的娱乐，诸如旅游、度假等已成为消费热点。并且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父母望子成龙，加大对子女培养教育的投入。还有就是，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自身学历的提高越来越重视。但从消费比率来看，文教娱乐的消费比重开始逐年下降，2006年仅为8.11%，这与国家提出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政策有关。
4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章节首先对影响消费结构的变量，包括社会保障水平、受教育水平、技术进步、利率、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进行单位根检验；接着把这些变量与消费结构的变量包括食品、居住、文教娱乐、医疗保健、衣着、交通通讯、杂项，放在一起进行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分析。
4.1单位根检验
表2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单位：%
年份
SS
GHEP
RD
R
DR
UR
2000
1.53
1.02
1.00
2.25
29.9
36
2001
1.81
1.12
1.07
3.06
30.0
38
2002
2.19
1.27
1.23
3.47
41.7
39
2003
1.96
1.51
1.13
2.52
40.5
41
2004
1.95
4.14
1.23
2.25
38.6
42
2005
2.02
4.53
1.34
2.25
40.1
43
2006
2.06
4.95
1.42
1.98
38.3
44
2007
2.18
5.45
1.49
1.98
37.4
45
注:SS是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GHEP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RD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量占GDP的比重；R是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DR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UR是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利用EViews3.1对上述6个变量进行单位根(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变量ADF检验
变量名称
ADF检验值
P值
(C，T，N）
临界值
1%
5%
10%
D(SS(-1)，2)
-2.965013
0.0251
(0，0，0)
-3.0507
-1.9962
-1.6415
D(GHEP(-1))
-1.926497
0.0954
(0，0，0)
-2.9677
-1.989
-1.6382
D(RD(-1))
-2.127608
0.0709
(0，0，0)
-2.9677
-1.989
-1.6382
D(R(-1))
-2.940666
0.0217
(0，0，0)
-2.9677
-1.989
-1.6382
D(DR(-1))
-2.743578
0.0288
(0，0，0)
-2.9677
-1.989
-1.6382
D(UR(-1)，2)
-8.660254
0.0001
(0，0，0)
-3.0507
-1.9962
-1.6415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Eviews3.1的检验结果表明GHEP、RD、R、DR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平稳的，而SS、UR是二阶平稳的，同时也说明这些变量本身是不平稳的。因此，不能对这些变量直接进行回归，本文采取因果检验与相关系数来进行实证分析。
4.2因果检验与相关系数分析
选择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与用品、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文教娱乐、杂项开支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作为中国消费结构的结构变量，分别记为Y1、Y2、Y3、Y4、Y5、Y6、Y7、Y8。
用Eviews3.1对其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7。
表4:结构变量ADF检验
变量名称
ADF检验值
P值
(C，T，N）
临界值
1%
5%
10%
D(Y1(-1))
-3.725314
0.0204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2(-1))
-3.116793
0.0356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3(-1))
-4.947263
0.0078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4(-1)，2)
-3.598566
0.0368
(0，0，0)
-5.8034
-3.7441
-3.0339
D(Y5(-1))
-4.353490
0.0073
(0，0，0)
-3.1714
-2.0056
-1.6458
D(Y6(-1)，2)
-3.603050
0.0367
(0，0，0)
-5.8034
-3.7441
-3.0339
D(Y7(-1))
-3.118931
0.0356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8(-1)，2)
-6.285693
0.0081
(0，0，0)
-5.8034
-3.7441
-3.0339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结构变量Y1、Y2、Y3、Y5、Y7是一阶平稳的，Y4、Y6是二阶平稳的，同时说明这些结构变量本身是不平稳的。
4.2.1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表5: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Granger因果检验
变量
零假设
滞后期
F
P
结论
Y1
SS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2
0.01579
0.98457
接受
SS
Y1不是SS的格兰杰原因
2
67.1668
0.08596
拒绝
Y1
GHEP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4.53328
0.1003
拒绝
GHEP
Y1不是GHEP的格兰杰原因
1
0.03207
0.86658
接受
Y1
RD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0.54146
0.50265
接受
RD
Y1不是RD的格兰杰原因
1
0.42696
0.54914
接受
Y1
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1.49549
0.28849
拒绝
R
Y1不是R的格兰杰原因
1
0.17164
0.69991
接受
Y1
D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0.06458
0.81192
接受
DR
Y1不是DR的格兰杰原因
1
0.01062
0.92288
接受
Y1
U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2
0.92002
0.59339
接受
UR
Y1不是UR的格兰杰原因
2
0.04539
0.95748
接受
从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9.97%，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1.15%，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1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6: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
Y1
-0.4118
0.272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1(总消费中食品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且起到负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中国的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总收入水平随之提高，且消费观念更加科学化，在保证基本的物质消费条件下，更增加了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支出，从而在食品消费绝对量增长的同时其比重呈下降趋势。
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平均消费水平还比较低，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其消费水平仅达到温饱，正处于向小康社会奔进的发展阶段，食品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现阶段食品消费结构与教育水平等变量的相关性还不是很显著。
4.2.2衣着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衣着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63.50%，抚养比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选择DR来进行实证分析。Y2与其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7:衣着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DR
Y2
-0.705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2(总消费中衣着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DR（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且起到负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都是消费大于当期收入的人群，缺乏收入作为消费的支持和后盾，该类人群所占比越大，人们的消费压力也越大，用于衣着这类可多消费可少消费的物品来说其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自然随之减少。另外，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对衣着品牌和款式的追求也不是十分强烈。
4.2.3居住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97%，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技术进步率即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总值的比重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91%，技术进步率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1%，城市化率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D、UR三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3与这三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8:居住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D
UR
Y3
0.6533
0.7244
0.6907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3(总消费中居住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D(技术进步率)、UR(城市化率)，且都起到正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技术进步率越高，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伴随的收入越多，对住房这类高消费需求也越大。另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谋求发展，对住房的需求也十分强烈。
4.2.4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家庭设备与用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5%，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是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的格兰杰原因；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是家庭设备与用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2%，技术进步率是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SS、RD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4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9: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SS
RD
Y4
-0.6462
-0.5628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4(总消费中家庭设备与用品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SS(社会保障水平指数)、RD(技术进步率)，且都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国家对居民的相关补助越多，像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购买家庭设备与用品可以减免13%的费用，由当地政府部门给予补偿等。另外，技术越进步，家庭设备与用品越先进，其耐用性越高，当人们已经购买了所需家庭设备用品后自然不会再轻易购买此类用品，因此，其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的作用有限，以上检验出的相关性不是十分显著。
4.2.5医疗保健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受到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是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8%，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医疗保健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3%，城市化率是医疗保健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U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5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0:医疗保健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UR
Y5
0.6515
0.663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5(总消费中医疗保健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UR(城市化率)，且都起到正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注重对身体的健康保养，另外，城市化进程越快，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城市里较好的医疗保健水平，但其消费价格也较高。
4.2.6交通与通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交通与通讯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4%，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交通与通讯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3%，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6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1:交通与通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
Y6
0.5841
-0.5022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6(总消费中交通与通讯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前者起到正的作用，后者起到负的作用。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中国的教育水平越高，人们更注重信息之间的交流与交通的便利，对交通与通讯的需求越强烈。另外，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越低，人们用于储蓄的资金越少，消费越旺盛，汽车、手机、电脑等交通与通讯设备已成为消费的热点，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利率越低在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支出越多。
但由于交通与通讯设备的使用期较长，已经购买了的消费者除非特别的爱好与追求不会再轻易购买同类产品，因此受各因素的影响有限，相关性不是十分显著。
4.2.7文教娱乐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2%，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技术进步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4%，技术进步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5%，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7%，城市化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D、R、UR四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7与这四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2:文教娱乐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D
R
UR
Y7
-0.5264
-0.5483
0.5009
-0.414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7(总消费中文教娱乐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D(技术进步率)，且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与近几年国家实行的教学娱乐改革有关，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娱乐事业的发展，在教育娱乐方面的投入越高，居民个人在该方面的投入自然越少，因此，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和技术进步率对文教娱乐结构变量起负的作用。
虽然，现在的家庭更加重视文化培养和生活娱乐，对教育质量和生活乐趣的投入越来越大，但由于家庭人口数的减少，越来越多的是3口之家，文教娱乐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变化不大，且其也具有一定的消费刚性，受到各因素的影响有限，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
4.2.8杂项开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杂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57%，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杂项开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选择DR这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8与这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3:杂项开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DR
Y8
-0.904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8(总消费中杂项开支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DR(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且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越大，生活压力越大，将收入来源主要用在必需品上面，用于不十分紧迫的杂项上面的开支自然受到约束，其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自然越小。
4.3小结
社会保障指数、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城市化率，通过这些变量的单根检验以及与消费结构变量的因果检验及相关系数的分析，结果显示(下面“+”表示影响因素对结构变量正的影响，“-”表示影响因素对结构变量负的影响)：
（1）影响食品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
（2）影响衣着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3）影响居住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城市化率(+)；
（4）影响家庭设备与用品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技术进步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5）影响医疗保健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城市化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6）影响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7）影响文教娱乐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8）影响杂项开支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5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消费结构变量及影响因素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因果关系及相关系数的检验分析，得出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各自的主要因素，针对上面分析的结果，给出以下建议：
1、对消费结构的调整要兼顾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
2、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普通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宽度
3、进一步实施计划生育，控制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进一步扩大
4、加大科技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5、降低利率，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6、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提高人们的生活档次
参考文献1 王芳.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典型相关分析.经济纵横，2007(2):106-107
2 张黎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因素分析及预测研究.现代商业，2007(24):230-231
3 晏民春，杨桂元.近十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3):72-76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5
[
关键词 ] 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R1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5）04（c）－0197-02
[作者简介]赵英健(1972-)，女，黑龙江泰来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妇产科学。
生殖道感染是由于受细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霉菌、滴虫等多种病原体的侵袭造成生殖道感染的一大类传染病的总称，主要发生于性活跃的育龄女性，该病可以造成不孕、流产、宫颈癌、死胎等，还可影响家庭的稳定，造成社会性问题，很多情况下，生殖道感染对患者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1-2]。该研究随机选择2014年1月—2014年12月在该院进行生殖健康检查的400例育龄妇女对育龄妇女进行的生殖道感染调查分析，了解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现状及影响因素，从而为促进妇女生殖健康的政策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共收集该院进行生殖健康检查的400例育龄妇女临床资料，纳入标准：自愿参加本调查；年龄在18~48岁育龄女性；无其他重大疾病史；无认知障碍及行为异常，有效问卷为400份，有效率为100%。
1.2 研究方法
该研究采用现场问卷调查、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等相结合的方法，问卷是参考相关文献自行设计的，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生育史、避孕方式、妇女病普查等。妇科检查包括：B超、外阴检查、窥阴器检查、双合诊检查等；实验室检查包括：阴道分泌物上皮细胞、白细胞、线索细胞、白色念珠菌、滴虫检查，宫颈防癌涂片等。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3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对每一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从单因素分析中挑选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上所有统计检验显著性水平均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殖道感染情况
400名妇女中184例患有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为46.0%；发病率居前五位的疾病依次为：慢性宫颈炎，发病率67.75%（271/400）；滴虫性阴道炎，发病率13.75% （55 /400）；细菌性阴道病，8.25% （33/400）；念珠菌性阴道炎，5.25% （21/400 ）；慢性盆腔炎和附件炎4.25% （17/400）。
2.2 生殖道感染单因素分析
经统计学处理，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流产史、避孕方式五个因素是生殖道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GDM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有流产史、无避孕方式（P＜0.05）。见表2。
3 讨论
生殖道感染已成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生殖健康和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世界各个国家的重视，目前我国生殖道感染的流行状况也非常严峻，据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达50%左右[3]，该研究中，400名妇女中184例患有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为46.0%，与报道基本一致，可见我国育龄妇女中生殖道感染非常普遍。
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生殖道感染的发病原因不仅限于生物学因素，社会、文化、行为等因素都与其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4]。该研究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流产史、避孕方式五个因素是生殖道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已婚、有流产史、无避孕方式进入多因素回归方程分析，为影响生殖道感染的最危险因素。该研究中，40岁以下妇女成为生殖道感染的高危人群，这是因为40岁以下妇女性生活活跃、分娩损伤、人流及放取环等宫腔操作损伤及妊娠期雌激素水平较高等因素增加了生殖道感染的机会[5]。单因素分析显示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妇女发生生殖道感染的几率显著降低，同时文化程度也进入了多因素分析当中，这是因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通常能较主动地了解和掌握疾病的相关知识，对感染的原因、预防措施、经期卫生等有较高的认识，因此罹患率较低，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对疾病的认识相对肤浅，即使有轻微的症状也往往羞于咨询和就诊，导致疾病迁延不愈。雷莫章等[6]的研究显示，患者感染的情况与学历程度有关，高学历群体的女性生殖道感染率相对较低，大专及以上患病率仅为9.62%，显著低于初中及以下的69.46%，该的研究与之相似。该研究中，未婚女性的感染率显著高于已婚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未婚妇女绝大多数未曾参加任何形式的妇女保健，掌握生殖道感染知识及自我保健能力和保健意识较差，或未采用避孕措施或未使用规范的避孕，意外妊娠发生率高，且大多数经济能力有限，羞于咨询及就诊，治疗不规范或治疗未彻底，成为生殖道感染的高发人群。马妹英[7]的一项调查显示已婚组女性生殖道感染率50.15%，未婚组女性的生殖道感染率为60.86%，与该研究结论一致。有流产史作为影响生殖道感染的重要因素，不仅进入了单因素分析，同时也进入了多因素分析当中，说明流产与生殖道感染有明显的相关性，这与流产使患者宫颈、宫腔受损，抵抗力低下，更易感染生殖道疾患有关。避孕措施同样是生殖道感染的极强影响因素，使用避孕套的妇女患病率明显下降，避孕套是减少性传播疾病的最佳方法，其他避孕措施技术要求较高，避孕失败率高[8]，而未采用避孕措施则发病率最高。
[
参考文献]
[1] 雷莫章，尹福璋.育龄女性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与健康教育需求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2013，51（20）：12-125.
[2] 杨洁.生殖道感染与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2010，5（27）：48-50.
[3] 赵更力.生殖道感染防治培训手册[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
[4] 汪钰清.城镇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情况分析[J].医学信息，2010，23（12）：350.
[5] 袁彦玲，叶汉风，童吉渝，等.在妇女生殖道感染防治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的实践和思考[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7，15（1）：29-31.
[6] 覃祥兰.8532例妇女疾病普查结果分析[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 4（20）：5154-5155.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6
引言
基因组改组技术是近几年迅速发展的微生物育种技术，在菌种特性改良和提高产量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原生质体制备、再生与融合技术是基因组改组育种的重要技术基础，由于各种微生物细胞壁的组成和结构不同，不同菌种原生质体制备和再生的条件也不相同[2-3]，较高的原生质体制备率和再生率是育种成功的必要条件。本研究拟开展苏云金芽孢杆菌基因组改组菌种选育，通过酶解法制备苏云金芽孢杆菌原生质体，主要研究了菌龄、酶浓度、酶解时间、酶解温度对原生质体制备和再生的影响，优化出原生质体制备与再生的最佳条件，为进一步进行原生质体的融合、选育优良重组的菌株奠定基础。
1 材料
1.1 菌种 苏云金芽孢杆菌FS42，本实验室保藏。
1.2 培养基 （1）斜面（平板）培养基（g/L）：牛肉浸膏3，蛋白胨10，氯化钠5，琼脂20。pH7.0～7.2。
（2）再生培养基（g/L）：牛肉浸膏3，蛋白胨10，氯化钠5，琼脂20，蔗糖171.15。pH7.0～7.2。
（3）种子培养液（g/L）：牛肉浸膏3，蛋白胨10，氯化钠5。pH7.0～7.2。
2 方法
2.1 菌种活化 从保种斜面挑取一环，平板划线，37℃恒温培养箱放置24h。
2.2 种子培养 从活化的平板上挑取成熟的单菌落接入种子培养基（装液量50mL/250mL三角瓶），置于 30℃ 230r/min恒温摇床振荡培养11h。
2.3 原生质体制备与再生
2.3.1 原生质体的制备 （1）挑取成熟的单菌落接入液体培养基（装液量50mL/250mL三角瓶），置于30℃ 230r/min恒温摇床振荡培养11h，2%转接新鲜的液体培养基（装液量50mL/250mL三角瓶），恒温摇床振荡培养3h，加3%的甘氨酸，继续培养4h。（2）吸取3mL菌液，加入3mL0.75mg/mL溶菌酶液，40℃水浴低速振荡60min。（3）吸取0.1mL菌液，用无菌水稀释至一定梯度，吸取0.1mL涂于平板上，37℃培养24h，计算其菌落数（A值）。
2.3.2 原生质体的再生 （1）用高渗缓冲液将制备好的原生质体悬液稀释至一定梯度，吸取0.lmL涂于再生培养基，37℃培养24h，计算其菌落数（C值）。（2）吸取0.1mL制备好的原生质体悬液，用无菌水稀释至一定梯度，静置20min，使其充分胀破，最后吸取0.1mL涂于平板上，37℃培养24h，计算其菌落数（B值）。
2.3.3 制备率和再生率计算公式 （1）制备率（%）=（A-B）/A×100；（2）再生率（%）=（C-B）/（A-B）×100。其中，A：总菌落数；B：未被酶解的菌数；C：原生质体再生菌数与未酶解菌总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单因素试验优化
3.1.1 溶菌酶浓度对原生质体制备与再生的影响 采用酶法制备苏云金芽孢杆菌FS42原生质，取预培养的菌液（接后培养3h，加3%甘氨酸，继续摇瓶培养4h），其它制备条件不变，溶菌酶浓度为0.5mg/mL、0.75mg/mL、1.0mg/mL，以考察不同浓度对原生质体制备与再生的影响，结果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当溶菌酶浓度为1.0mg/mL时，原生质体制备率达到最高，为82.63%，原生质体的制备率随酶浓度的增加而升高，但提高幅度较缓慢。当溶菌酶浓度为0.5mg/mL时，再生率达到最高，而随着酶浓度的增加，再生率逐渐下降，由12.1%下降至3.14%。由此可见，酶浓度的增加不利于原生质体的再生。虽然高浓度的酶制备率比较高，但再生率却很低。其原因可能是高浓度的溶菌酶使细胞壁被裂解得太彻底，进一步对原生质体产生毒害，使其失去再生能力，从而再生率下降。
3.1.2 酶解时间对原生质体制备与再生的影响 采用0.5mg/mL溶菌酶酶解，其它制备条件不变，分别酶解作用40min、60min、80min，考察不同酶解时间对原生质体制备与再生的影响，结果见图2。结果表明：酶解时间对其原生质体制备率和再生率有较大的影响。当酶解时间为60min，制备率与再生率的乘积达到最大，若继续延长裂解的时间，虽然制备率有略微上升，但其再生率快速下降，造成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原生质体的形成需要一定的酶解时间，酶解时间太短，则形成的数量少，直接影响其再生率；若时间太长，酶活力显著下降且脱壁太彻底，使细胞壁失去再生的引物，对酶的损害也越大，使再生率大大降低[4]。
3.1.3 酶解温度对原生质体制备与再生的影响
采用酶解时间为60min，其它条件不变，考察35℃、40℃、45℃ 3个酶解温度对原生质体制备和再生的影响。由图3可知，随着温度的升高，制备率逐渐升高，但变化较为缓慢，酶解温度为45℃时，制备率达到最大，为99.76%。随着温度的升高，再生率逐渐下降。酶解温度为35～40℃，虽然制备率变化缓慢，但对再生率的影响非常明显，由17%下降至4.17%。根据酶的动力学性质可知，随着温度的升高，酶反应速度加快，但是酶反应的温度过高，则会导致酶的失活，而降低酶解的能力，同时破坏了原生质体的活性，造成原生质体再生率显著下降。
3.2 正交试验优化原生质体制备与再生条件 单因素优化结果表明，酶浓度、酶解时间、酶解温度对原生质制备与再生有重要影响，通过正交试验考察3因素对原生质体制备与再生的综合影响，采用3因素3水平试验设计，结果见表1。以原生质制备率为考察指标，正交极差分析表明，酶解浓度在原生质体制备中起主导作用。当温度为35℃、酶解浓度为1.0mg/mL、酶解时间为60min时，原生质体的制备率最高。以再生率为考察指标，正交极差分析表明，酶解温度在原生质体再生中起主导作用。当温度为30℃、酶解浓度为1.0mg/mL、酶解时间为80min时，原生质体的制备率均值最大，说明在这3个条件下，原生质体的制备效果最好。
综合单因素与正交试验可知，酶解浓度对原生质体制备影响最大，酶解温度对原生质体再生的影响最大。根据正交试验结果分析确定苏云金芽孢杆菌原生质体制备与再生的最优条件为：取转接后3h加甘氨酸，继续摇瓶培养4h的菌体，在1.0mg/mL的溶菌酶溶液中，30℃酶解80min，此条件下，制备率达98.14%，同时再生率也可达58.14%。
参考文献
[1]陈劲春，尉渤，周代福. 原生质体技术在工业微生物育种中的应用[J].工业微生物，1997（04）：37-39.
[2]李麒，武井直树. 纳豆在保健和医疗上的应用价值[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2002（4）：57-60.
[3]刘新梅，高宇，赵静，等.纳豆菌原生质体制备与再生条件的研究[J].食品科学，2007（5）：231-236.
[4]刘伊强，王雅平，潘乃，等.芽孢杆菌原生质体的形成、再生及种间融合的研究[J].微生物学报，1994（1）：76-80.
[5]朱志春.基因组改组选育类球红细菌辅酶Q10高产菌株[D].福建师范大学，2012.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7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3月～2015年4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224例女性不孕不育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22～35岁，平均（29.3±6.1）岁，病程1.8～10.3年，平均（2.6±1.2）年。原发病不孕症患者107例（47.8%），继发性不孕症患者117例（52.2%）。所有患者经过诊断均为不孕症患者：1年性生活正常且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妊未受孕。之前无妊娠史为原发病不孕症；之前成功妊娠后受孕失败为继发性不孕症。排除标准：排除因为夫妻另一方原因导致的不孕不育症患者。
1.2方法 调查所有患者的病史、妊娠史、月经情况、手术史、等资料；所有患者接受妇科检查、免疫学检查、阴道超声检查、宫腔镜检查、后试验（PCT）、生殖道感染检查、子宫输卵管通液检查；进行内分泌检查确定孕激素、雌激素、黄体生成素、泌乳素、卵泡刺激素等激素水平；使用焦虑自评量表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分析所有患者不孕不育的病因并明确相关危险因素。
2结果
2.1不孕妇女年龄和不孕年限分布情况 见表1。
根据表1可知，年龄在29～31岁的女性不孕不育发生率最高，占34.8%；年龄25～29岁的女性不孕不育发生率最低，占11.6%。不孕年限在1～3年的女性不孕不育发生率最高，占44.2%；不孕年限在8～11年的女性不孕不育发生率最低，占8.0，即不孕时间越长，所占的比例越低。
2.2病史与性生活史 12例患者有过全身性疾病史，占5.4%；22例患者有盆腔炎疾病是，占9.8%；5例患者有性病史，占2.2%；26例患者有烟酒嗜好，占11.6%。每周同房0～1次者23例，占10.3%；2～3次者134例，占59.8%；4～5次者45例，占20.1%；6～8例者20例，占8.9%；8次以上者2例，占0.9%。
2.3月经史与妊娠史 所有患者中，66例患者月经异常，占29.5%，主要异常情况包括月经周期过长（>35d）者46例，占所有患者比率为20.5%；原发性闭经者20例，占9.0%。继发性不孕不育患者116例，占51.8%，其中妊娠次数1次者61例，占继发性不孕不育症患者比率为52.6%；2次者44例，占37.9%；2次以上者11例，占9.5%。
2.4病因确诊结果 见表2。
根据表2可知，原发性不孕不育症患者的主要病因为内分泌失调，占41.7%（45/108）；继发性不孕不育症患者的主要病因为输卵管方面，占44.0%（51/116）。综合来看，女性不孕不育症的主要病因为输卵管和内分泌两个方面。
3讨论
女性不孕不育症是危害人类生殖健康的重要原因，不仅会严重损害患者的身心健康，还会给患者家庭造成负面影响，破坏家庭的和谐和幸福，甚至导致家庭破裂[1，2]。当前，不孕不育症已经成为全球的社会性问题，因此需要积极寻找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受孕是一较为复杂的生理过程，在性生活正常以及女性生殖系统健康的前提下，女性卵泡规律性排卵，进入阴道后和卵子在输卵管壶腹部相遇，的头部和卵子表现相互接触，开始受精过程，受精卵形成后进行有丝分裂，同时平滑肌蠕动和输卵管纤毛运动推动其进入宫腔，进行着床和发育。整个受孕过程中任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不孕发生[3，4]。本研究结果显示，，原发性不孕不育症患者的主要病因为内分泌失调，占41.7%（45/108）；继发性不孕不育症患者的主要病因为输卵管方面，占44.0%（51/116）。综合来看，女性不孕不育症的主要病因为输卵管和内分泌两个方面。导致输卵管不通的原因包括盆腔慢性炎症和周围瘢痕组织牵拉导输卵管僵硬、粘连或闭塞，从而引起不孕症。内分泌失调也会对女性的雌激素、孕激素、卵泡刺激素、泌乳素等的分泌产生影响，从而不利于受孕[5]。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性不孕不育症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月经异常、性生活频率过高以及生殖健康知识的缺乏。随着女性年龄的整增长，机体生育功能会逐渐减弱，有部分女性因为不想过早怀孕生子，导致错过最佳生育年龄，从而出现不孕不育的问题。内分泌问题的外在表现为月经异常，正常的月经周期为21～35d，持续时间为2～6d，月经周期越长会导致受孕的几率越低。此外，女性缺乏生殖健康知识也是重要的导致不孕不育的危险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性观念产生了变化，婚前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因为缺乏生殖健康知识以及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导致意外怀孕的几率不断增加，但流产、刮宫等都会对女性再次受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继发性不孕不育症患者的数量明显增加，本研究中继发性不孕不育症患者的数量高于原发性不孕不孕症患者[6]。性生活频率过低毋庸置疑会导致难易受孕，但平率过高会容易导致各种妇科疾病，影响女性生殖健康，从而影响受孕。
综上所述，不孕不育是女性临床常见疾病，不仅会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还会给家庭带来严重伤害，其病因种类繁多，造成不孕不育的因素主要是妇科病症。不孕不育病因的相关危险因素的明确可帮助临床预防和治疗活动提供参考，从而降低发病率。
参考文献：
[1]谢幸.妇产科学[M].第8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369.
[2] 周晓珍，金云兰，娄甜平.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与宫-腹腔镜联合检查在输卵管性不孕症诊断中的效果评价[J].中国医药指南，2013，14：193-194.
[3] 王玲.不孕不育患者述情障碍与其生活质量相关性研究[J].医学与哲学，2014，04（21）：85-86.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选择2012年1月1日―12月31日的居住在金沙镇的婴儿母亲，共发放450份调查问卷，回收合格问卷438份，问卷回收率为97.3%。
1.2 调查内容：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此问卷参阅了国内外文献后自行设计而成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分娩方式、母乳喂养状况及孕期是否接受母乳喂养知识及技巧的宣传教育，进行面对面询问方式进行现场调查。
1.3 质量控制：问卷发放前均对调查人员进行了统一专业的培训，经考核合格上岗，使用统一的指导语指导母亲填写，并向被调查者说明本问卷的调查目的，让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问卷调查后当场收回。
1.4 资料分析：对本次调查的问卷进行了筛选，筛除了不合格的问卷，收到合格问卷438份，问卷合格率为97.3%，将数据用EXCEL录入，应用SPSS软件统计软件，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了整理与数据分析，并进行了统计学描述与分析。
2 结果
2.1 母乳喂养宣教与纯母乳喂养的关系 接受母乳喂养宣传教育的纯母乳喂养率为94.1%，而未接受母乳喂养宣传教育的非母乳喂养率为5.9%。见表1。
2.2 年龄因素与纯母乳喂养的关系 调查对象为母亲年龄，非高龄产妇（年龄
2.3 文化程度与纯母乳喂养的关系 高中及以下267人，纯母乳喂养150人，纯母乳喂养率为56.2%。大专及以上171人，纯母乳喂养54人，纯母乳喂养率为31.6%。见表3。
3 讨论
母乳喂养对母婴健康的有利影响已经得到世界公认。母乳喂养同时增进亲子感情，有利于促进婴儿认知和社会适应性的发展，对其儿童和青少年期发展有着长远影响[3]。我国一项基于全人群乳腺癌病例对照研究显示哺乳对预防乳腺癌发病的保护稳定作用[4]。
3.1 喂养知识宣传教育对纯母乳喂养的影响 健康教育可提高群众母
乳喂养知识水平和掌握母乳喂养技巧，有利于提高母乳喂养率[5]。接受宣教的比未接受宣教纯母乳喂养率高，原因是部分产妇不了解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不知道早吸吮对母乳喂养的影响，认为产后半小时乳汁分泌很少，不给新生儿早吸吮，而用代乳品、奶瓶喂养，婴儿产生了错觉。甚至有些产妇认为奶粉比母乳营养价值高，而放弃母乳喂养。说明了母亲对母乳喂养的认知直接关系到哺乳行为。本研究结果表明接受母乳喂养宣传教育的纯母乳喂养率为94.1%，而未接受母乳喂养宣传教育的非母乳喂养率为5.9%。差异有显著性。提示健康教育是促进纯母乳喂养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3.2年龄因素对纯母乳喂养的影响 原因是年轻的母亲多为独生子女，
她们在孕期受到各方面的保护，而且自理能力相对不足，产后母亲角色转换慢，加上有的产妇追求苗条的身材，不愿给孩子哺乳，导致乳汁分泌减少。高龄产妇身体较成熟，营养充足，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深入全面，更具有深厚的母爱，生活经验丰富，生活压力小，有利于母乳喂养[5]。本研究表明高龄产妇的纯母乳喂养率76.9%，非高龄产妇纯母乳喂养率42.5%。两组年龄构成比有统计学意义（P
3.3文化程度与纯母乳喂养的影响 调查显示，文化程度高中及高中以
下为主，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其纯母乳喂养率递减，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产妇纯母乳喂养率为56.2%，大专及以上的产妇纯母乳喂养率为31.6%，探其原因是大专以上妇女多为职业妇女，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压力越来越大，许多母亲忙于事业甚至未满产假就重返工作岗位，故采用混合喂养或人工喂养，因此建议应延长产假时间。表明文化程度高低与纯母乳喂养有关。
3.4分娩方式对纯母乳喂养的影响 自然分娩的产妇纯母乳喂养率明显
高于剖宫产术后的纯母乳喂养率。自然分娩的产妇纯母乳喂养率为61.1%。剖宫产的产妇纯母乳喂养率为36.9%。二者比较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5 非纯母乳喂养相关影响因素 其中自觉乳汁不足为主要原因（70%），其次是担心体型变化是52.6%，内陷扁平、乳汁稀担心婴儿营养不良、因上班不能保证哺乳时间、认为配方奶粉更有营养、自身健康原因及他人建议等因素。母亲的心理状况对母乳喂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产妇保持愉快的心情，注意休息和睡眠，多喝汤汁，增肌哺乳次数，适当锻炼身体，就可以达到既可以母乳喂养又不影响体型的目的[6]。
综上所述，宣传母乳喂养、提高母乳喂养率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下大力气持之以恒地开展健康教育，广泛进行母乳喂养宣传与指导，创造爱婴、爱母的社会氛围，降低剖宫产率，增强产妇母乳喂养的信心，同时要指导产妇早吸吮，教会产妇正确哺乳的方法和按需哺乳的重要性，并帮住他们纠正错误认识。为了增进母婴的身心健康，增强体质，我们呼吁全社会继续关心、促进、支持母乳喂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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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9
1．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0月—2017年3月在我院妇产科行人工流产的妇女2000例。所有调查对象均确诊为宫内孕早期妊娠（孕周＜12周），主动要求终止妊娠；智力正常，无沟通障碍；能够理解问卷内容，并独立完成问卷调查；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研究。
2．方法
问卷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妊娠和避孕情况，避孕、流产知识和需求。研究者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熟悉并掌握调查内容和方法。调查员在人工流产术前以匿名形式完成面对面的问卷调查。研究者负责现场质控，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问卷，对其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核校对，以掌握调查的应答率以及结果的准确性。本次调查共完成问卷2000份，其中有效问卷1962份（98．1％）。
3．统计学处理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10
近年来,我国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尽管得到较好的改善,但在生殖健康服务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有些危害妇女生殖健康的社会、心理因素还被人们所忽视,剖宫产率、人工流产率仍呈上升趋势,生殖道感染的发生率处于较高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2009年1到2010年5月,随机调查20～49岁已婚育龄妇女698名。设计封闭式问卷入户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研究人员根据调查对象回答填写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避孕行为与生育状况、生殖系统疾病症状及诊断、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避孕知识、生育意愿等5方面56个问题。所有问卷由研究者进行完整性和一致性检查,为便于调查结果的定量分析,对问卷中半开放性问题进行重新编码,对全部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避孕知识进行赋值,将各项得分相加得到生殖健康综合评分。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有效问卷共计668份,回收率为95.6%。年龄45.21±10..52岁。77.0%为农村户口;受教育程度为:文盲69例(10.32%)、小学220 例(32.9%)、初中210 例(31.4%)、高中136例(20.3%)和大专及以上33例(4.9%) ;职业构成情况: 农民256例(38.3%)、工人及商业69例(10.3%)、公务员/老师/技术人员150例(22.5%)、家庭妇女165例(24.7%)和其它28例(4.2%) ;初婚610例(91.3%)、离婚38例(5.7%)、丧偶20例(2.9%) ;配偶文化程度:文盲1.4%、小学23.7%、初中51.8%、高中12.2%和大专及以上11.0%,配偶文化程度高于调查对象。
2.2 生殖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调查对象9613%已妊娠过, 94.6%有小孩。现有1 ～ 2 个孩子的占87.3%, ≥ 3 个的占713%。21.7%的对象做过人工流产,流产原因52.1%为避孕失败,其余主要原因有:不想要小孩(23.9%)、未婚先孕(5.1%)和丈夫要求(5.1%)。1514%调查对象有独生子女证,城市组持有率(46.1%)显著高于农村组(6.7%),独生子女户中享受独子养老金的仅有25户(31.3%)。双女绝育户14户,其中12户享受双女绝育计划生育养老金(85.7%)。已生育过的妇女6011%做过产前检查,最近分娩地点30.8%在家,住院分娩率为61.3%。卡方分析显示,产前检查率的影响因素有对象受教育程度、职业、参加生殖健康培训。住院分娩率的影响因素是户口、对象受教育程度。将以上影响因素选入Binary Logistic过程,产前检查率和住院分娩率的回归方程。
调查对象避孕现用率为93.8%,各种避孕措施的使用构成比为:女性绝育(41.2%)、IUD (32.1%)、男性绝育(18.6%)、(16.1%)、口服避孕药(4.9%)、药膜/隔膜/胶冻(9.4%)、体外/自然避孕(0.6%)和其他(7.3%) ;未用原因主要是不容易获取避孕方法(4811%)和希望妊娠(4414%);现用避孕方法选择以夫妇双方商量共同决定为主(44.4%), 妻子单独决定的占21.5%, 1919%在医务人员指导下选择, 5.1%由丈夫选择,而由医务人员选择的仅占414%;对现用避孕法了解(适应人群/副作用) 的占49.8%, 选择现用法的主要原因有效(32.7%)、计划生育政策要求(20.2%)、医疗服务人员推荐(16.5%)、副作用小(16.3%); 37.7%的对象未换用过避孕方法,更换避孕方法的主要原因是改用更先进的方法(27.8%)和计划生育政策要求(27.4%)。卡方分析显示,随着已婚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的增加,她们越容易更换避孕方法。使用避孕法引起不适而就诊的占51.0%,仅22.8%未出现不适。有不适但未就诊的原因有不严重(37.2%)、经济因素(15.4%)、不知道需要看医生(25.4%)和没时间(23.8%)。51.8%的对象曾因避孕失败意外妊娠,其中25.7%在2次以上, 77.1%的最后一次避孕失败妊娠结局是人工流产, 17.9%活产。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控制政治、文化、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差异是影响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的重要因素,这与生殖过程的禁忌习俗、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有关。可通过提高妇女家庭、社会地位来促进产前健康检查和住院分娩。疾病的预防和早发现、早治疗,可以大大减少国家卫生投入和家庭就医经济负担。要提高妇女的身体素质,必须增加基础卫生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使广大农村人口能够享受到会发展的成果。还应该在群众中加大健康教育,提高她们的健康意识,认识到疾病预防重于治疗,能主动参与健康体检。政府组织的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培训班对于提高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体检率已起到明显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受文化水平、经济状况、社会生殖保健服务体系的影响。在生活方式、禁忌习俗与社会风尚方面,如何兴利除弊、因势利导和促进平等是改善已婚妇女生殖健康状况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人类生殖健康进展.WHO.1992,12:73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11
尿失禁是女性的常见疾病之一，患者的排尿自控能力丧失而造成尿液不受控制地流出，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文献认为，女性尿失禁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在妊娠期间会对盆腔组织造成损伤，且女性体内的雌激素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导致盆底肌肉组织松弛，同时女性进入中年后体型会变胖，这些均是尿失禁发生的重要病理基础。尽管尿失禁在女性人群中的发病率十分高，但是大部分患者认为尿频、尿急、漏尿等症状是年龄增加后的正常表现，未到医院检查就诊而延误了治疗时机。尿失禁对女性的身心健康具有十分大的危害，然而我国对女性尿失禁的患病情况和相关影响因素缺乏完善的调查，因而无法针对性地展开预防干预。本文对杭州市余杭区女性尿失禁的流行病学展开了调查分析，为当地尿失禁的预防提供文献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余杭区中医院与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健康体检的女性1200名作为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年龄20～81岁，平均年龄（41.2±10.1）岁。纳入标准：年龄>20岁；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研究，积极配合。排除标准：严重脏器功能异常、精神病、其它泌尿系统疾病等。
1.2 方法
使用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进行，尿失禁诊断标准遵循《尿失禁的分类标准及压力性尿失禁的诊断》。首先患者的病史及症状做出初步诊断，然后通过妇科的系统体检并对检查结果做出正确的判断分析。比较不同年龄段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年龄段主要分为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69岁、>70岁。然后将调查对象分成尿失禁组和非尿失禁组，观察分娩方式、生育次数、体重指数、慢性疾病对尿失禁发病率的影响。其中分娩方式分为剖宫产、顺产、难产、无生育史，生育次数分为0次、1次、2次、≥3次，体重指数分为≤20 kg/m2、20-25 kg/m2、≥25kg/m2，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同时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研究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
2 结果
2.1 尿失禁发病率与年龄的关系
发放的1200份调查问卷收回合格的问卷1178份，有效回收率为98.16%。1178名女性中共301名女性患有尿失禁，患病率为25.55%，且年龄段越大，尿失禁的发病率越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 尿失禁发病率与分娩方式的关系
不同分娩方式的尿失禁的发病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 尿失禁发病率与生育次数的关系
随着生育次数的增加，尿失禁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其中有3次生育史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无生育史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4 尿失禁发病率与体重指数的关系
体重指数与尿失禁的发病率呈正相关的关系，不同体重指数女性的尿失禁发病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5 尿失禁发病率与慢性疾病的关系
存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6 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分娩方式、生育次数、体重指数以及慢性疾病均是尿失禁发病的影响因素。见表6。
3 讨论
尿失禁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女性人群中，但是在中老年女性中更为常见。尿失禁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理功能，同时对患者的社交活动、日常生活产生十分大的影响，容易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心理障碍，具有十分大的危害性。近10年来，我国女性人群尿失禁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受到卫生部门的高度关注。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杭州市余杭区女性尿失禁的患病率为25.55%。这与包娟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患病率相对较高，需要引起卫生部门的重视。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对女性群体（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群体）尿失禁的流行病学调查，从而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
随着年龄的增加，盆底神经组织功能衰退，尿道周围组织萎缩，导致盆底支持系统的作用显著降低，同时女性进入绝经期后雌激素的分泌减少，加快了尿道黏膜的萎缩，因而更加容易患上尿失禁。分娩会造成女性盆底组织神经损伤、导致膀胱颈活动度增加，影响盆底功能，同时妊娠过程会引起激素水平的改变，导致盆底组织部分胶原纤维含量降低，使得尿道周围组织的支持力变小，造成膀胱尿道位置上移，诱发尿失禁，且随着生育次数的增加，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也随之上升。有研究显示肥胖是尿失禁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肥胖会导致腹部压力上升，导致盆底肌肉和膀胱张力增加，这是尿失禁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人群尿失禁的发病率约是健康人群的2倍左右。原因在于高血压会引起腹压上升而诱发尿失禁，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与尿失禁的发病有着密切的联系。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5-0071-02
1 引言
核桃是优良的食用油料树种，又是珍贵的干果和用材树种。发展核桃产业，对于实现食用油料木本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核桃产业的迅速发展，核桃将是泸水县林业生产今后发展的主要树种之一。因此，必须要总结经验教训，找准原因、制定对策，才能把核桃产业的发展做大、做强。通过对泸水县近几年核桃发展情况及结果的总结，得出了几点影响泸水县泡核桃造林成活率和生长的原因和对策。
2 泸水县核桃发展及分布现状
核桃在泸水的垂直分布，从海拔约800 m的上江乡蛮云村到海拔2800 m的老窝乡凤凰山都有分布。其中，种植较多、生长较好、比较适宜的海拔为1600～2000 m。
核桃品种在泸水分布情况，细香核桃、新疆核桃一般分布于海拔1400～2000 m，大泡核桃、泸水1号一般分布于海拔1800～2600 m，野生铁核桃一般分布于海拔2000～2800 m。
3 影响核桃造林成活率和生长的原因
3.1 苗木因素
苗木是林业生态建设的基础和关键，苗木的好坏直接影响造林成活率及后期生长。通过资料的查询和多年的观察总结，认为苗木影响泸水县核桃造林成活率和生长的原因有核桃生物学特性和育苗技术措施两方面。
3.1.1 生物学特性
生物学特性是决定苗木生长的主要原因，起主导作用。核桃嫁接苗中主要表现在砧木和接穗上。
（1）砧木。近年来，部分苗木生产单位为了缩短育苗周期、降低成本，采用芽砧苗嫁接。由于芽砧苗培育时间较短，只有3～4个月，根系较弱、木质化程度低、抗性弱，用这样的砧木嫁接培育的苗木根系较弱、嫁接口愈合差，造林后成活率低、生长也较缓慢。而实生苗砧木，一般要选用亲和力较好的铁核桃做种来培育砧木苗，经过1年的生长，当砧木的地径长至1 cm左右时进行嫁接。用这样培育出的砧木嫁接培育出的苗木，根系发达、木质化程度高、抗性强、嫁接口愈合好，造林后容易成活且生长较好。
（2）接穗。接穗的好坏是影响苗木生长的主耍原因。由于泸水县无核桃采穗圃，每年对接穗的需求量又很大，而泸水县原核桃种植群众又不愿意采集和缺乏采集接穗的技术，造成接穗供应不足和质量差。因此，各育苗单位就大量从外地采购或在本地不管质量好坏的收购。造成核桃接穗质量和品种得不到保障，直接影响到泸水县核桃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
3.1.2 育苗技术措施
苗木培育中，育苗技术措施是间接影响苗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的原因。
（1）苗圃地选择。在育苗过程中，为了强调集约经营，降低成本而忽略了核桃的生物学特性，将苗圃设在低海拔的江边沿线水田中。而造林地又在海拔较高、立地条件相对较差的山地。违背了种子调运中“北向南调，高纬度向低纬度调，高海拔向低海拔调”的原则。这样势必就会影响苗木造林后的成活和生长。
（2）过度追肥。1999年《云南省主要造林树种苗木地方标准》实施后，对苗木的苗高和地径要求提高了。为达到要求，部分育苗单位就增加了追肥力度和次数，甚至喷施生长激素，促使苗木快速生长。特别是在苗木生长后期的追肥，会造成苗木推迟落叶，木质化程度低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苗木造林后的成活率和生长。
（3）起苗运输。由于泸水县苗圃过去大部分都在江边沿线，造林地又大部分在山区，交通不便，苗木都是靠人背马驮运输到造林地。因此，造成苗木运输时间过长。这样就会造成苗木脱水而影响造林成活率和苗木生长。
3.2 种植原因
长期以来，由于群众对造林技术的了解太少，种树的观念落后，认为种树很简单只要“挖个塘、放进苗、盖上土”就可以了。这也是造成泸水县泡核桃造林成活率低和生长缓慢的原因。
3.2.1 挖塘太小
泸水县大部分群众种植核桃时，所挖的塘一般只有30 cm×30 cm×25 cm，而标准核桃嫁接苗的主根长都在20 cm以上。这样，种植时苗木的根系就直接在硬土上，有的还露出一段在外，这对苗木的成活、生长非常不利，成活率也就得不到保障。科学的挖塘规格是1 m×1 m×1 m，这样有利于底肥的施放、苗木种植和苗木成活后根系的生长，土壤挖疏松后具有保水、保肥的作用，有利于苗木的成活、生长。
3.2.2 栽植
栽植是造林过程中关键环节。泸水县大部分群众在栽植核桃时，过于粗放，常有窝根和露根现象，盖土不足，踩实不够，更做不到浇水、盖膜等环节。因此，直接造成造林成活率低，即使成活也因根系不能正常生长而影响苗木生长.
3.3 种后管护
俗话说：“三分造林，七分管护”。说明管护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林业生态建设项目都是由国家投资建设的，而这些项目又没有后期管护资金，同时，这些建设项目的优惠政策又给农户养成了只有给补助才种的习惯，甚至觉得是帮国家种树。因此，缺乏主动投入林业建设的意识，更谈不上自已投入种植与管理。这样就造成“重造轻管”的现象。
3.4 立地条件
由于泸水县山高坡陡、生态脆弱，可利用土地资源匿乏，而且可利用的土地已基本开垦为农地。这样用于造林的地块大部分都是坡度较大、土层较薄、肥力较弱的地块。这也是影响泸水县核桃造林成活率低和生长缓慢的原因。
4 对策
根据以上所浅析的影响泸水县核桃造林成活率和生长的原因，结合泸水县实际提出以下几点解决办法。
4.1 加大培训力度
4.1.1 核桃造林、管理等技术培训
由于核桃产业建设不同与农业生产，它周期长、见效慢，而且不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加之林业部门以前在发展核桃时在政策宣传及科技培训方面投入不足，力度不够。造成大部分群众对核桃产业建设认识不足，存在偏见。因此，大部分群众对核桃的苗木培育、嫁接技术、造林技术和抚育管埋技术认识和掌握不够。这就需要林业部门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和培训。
（1）结合森林防火和项目建设等，录制核桃嫁接、造林、管护等技术进行反复播放宣传，并现场咨询服务及制成传单进行发放
（2）根据项目规划，到项目建没区举办培训班，请专业技术人员授课讲解核桃的育苗技术、种植技术、扰育管理等技术，并请嫁接能手现场示范，让学员动手操作，以便更快、更好的掌握。
4.1.2 异地参观学习
组织项目区群众代表到核桃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参观学习。让他们直观的了解核桃的经济价值、生态效益等，学习先进技术，提高他们种植积极性，从而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核挑产业建没。
4.2 加强种苗队伍建设及执法力度
充实种苗管理人员，提高人员素质。加强队伍自身建设。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林木种苗行为。坚决取缔无证生产的苗圃，严禁私自调运林木种苗，特别是接穗，从源头堵住劣质种苗进入泸水县，从而净化种苗市场。
4.3 加强苗圃建设、规范苗木生产
在进一步管理、经营好泸水县现有合法苗圃的同时，根据全县需苗情况加快建设采穗圃或选定采穗母树，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全县各项目建设所需苗木；加强苗木出圃检验，严格执行林木种苗的国家和地方标准。
4.4 增加项目后期管护投资
多方争取资金、合理整合项目或把现有项目资金相应提出部分用于后期管护。
4.5 推广林农混种模式
支持和鼓励进行林农混种。首先在有一定经验的乡镇推广，然后逐步推向全县。
4.6 做好提质增效
充分管理和利用好“核桃提质增效”项目。
5 结论
（1）影响泸水县核桃造林成活率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种植环节和管护环节，然后是立地条件和苗木质量，而种植环节又起到决定性作用。
（2）影响泸水县核桃造林生长速度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苗木质量和管护环节，然后是种植环节和立地条件，而苗木质量又起到决定性作用。
可以看出，在影响泸水县核桃造林成活率和生长的因素中，管护环节都起到重要作用。这也证实了“三分造林，七分管护”的说法。
参考文献：
[1]杨 源.云南核桃[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
[2]中南林学院.经济林栽培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1.
[3]孙时轩.造林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1.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13
高校的主要职责是培养人才，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大学生就业，培养合格的大学生服务社会，要了解重庆市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整体就业形势，首先要从就业率、就业岗位、毕业生工作待遇、毕业生自我能力评价、社会的需求这几点出发。
2.1、重庆市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近三年来的就业率
由于大学生的就业直接影响到高校的招生，在竞争激烈的高校队伍当中，大学生就业率成为了学校发展与生存的命脉，大学生就业率对于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效果最有力的检验，要了解一所高校是否办学合理、是否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就业率能够反映最真实的情况。要了解重庆市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现状，务必对就业率作出客观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湖南省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在逐年下降，虽然较之全国大学生70％的就业率来说算比较高的，但是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2.2、重庆市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分析
就业岗位是否适合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学生能够适应所在的岗位，也影响到毕业生能否在该岗位长久的工作，能否在该岗位上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因此对湖南省重庆市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岗位的调查也非常有必要。调查结果表明，该省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大多数选择到沿海发达城市与中小城市就业，而西部地区、县城、乡镇这些急需要人才、而且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地方则极少有学生投身其中，由此可见，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去、到农村去服务再寻找出路是一条可行的方向。
3、重庆市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就业率下降的成因分析
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在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学生自身的因素。
3．1、影响大学生就业的社会因素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顺利实施，据重庆市近三年来的年鉴记载：从2000年到2006年的六年间，重庆市中小学生人数以平均每的8．14％的比例在减少，各中小学需要的教师岗位也随之减少，教育部提出，中小学体育教师数量已趋饱和，下一个阶段以提高体育教师的学历、职称为主。而越来越多的工作单位招聘人才时将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放在首位。由此可见，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改变，导致了许多大学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一毕业就面临失业。
3．2、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学校因素
人的一生接受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再到大学教育，其中，大学教育是最能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的摇篮，高校从学生入学的那一记刻起，对学生的人生职业规划、思想道德教育、专业技能的教学、综合能力的培养、就业方法的指导，都与学生的就业紧密相关。学校培养出学生的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学生是否具备竞争能力，学生是否具备竞争能力，又直接影响到就业率，而就业率的高低，则关系到高校是否能持续发展，学生的质量、就业率的高低与学校的发展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又互相影响。
3．3、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学生自身因素
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大学生自身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优胜劣汰的环境下，谁更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谁就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竞争是残酷的，社会的要求是苛刻的，既要求专业技术过硬，又要求德才兼备，还要求综合素质较高，总之，如果把学生作为学校生产出来的一件商品的话，那么学所学校的商品质量更好，当然就能赢得更多的就业市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中，来自学生自身的有心理素质、意志品质、综合素质、求职技巧等等各方面，这一些因素是学生通过四年学习后通过社会检验的资本，可以归纳为学生的质量，用人单位偏爱的肯定是质量好的学生，因此，学生质量的好坏，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
3．4、影响重庆市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因素
重庆市在社会因素上与我国其他省市一样，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中小学生人数逐渐减少这一因素是不容置疑的。而通过前面对用人的评价分析，多数用人单重庆市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现献与对策研究2009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位认为重庆市体育教育专业的毕业生综合能力较差，毕业生的综合能力较差表示培养的学生质量不过关，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学生质量较差，应当从学校和学生自身找原因，从学校对学生的人生职业规划、思想道德教育、专业技能的教学、综合能力的培养、就业方法的指导上找原因；从学生的心理素质、意志品质、综合素质、求职技巧上找原因，学生的以上能力有一半以上来自课堂，所以，我们主要对湖南省开设体育教育专业的普通高校进行分析。高校是以教学为主体的，学生所学知识大部分来自课堂，影响学生质量的高低的主要因素是该专业的教学活动，教学活动包括课程的设置、实践实习、课外活动等，而这其中，课程是教学的主体，所以，湖南省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主导因素为专业课程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