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经济失衡的影响:中国经济失衡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探讨

一、背景介绍

从发达国家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从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其商业、金融业等都是在较纯熟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壮大起来的,因而这些国家都有较完善的汇率制度。但我国工业化加速阶段并没有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作为前提,经济转轨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转轨,我国的金融业处于先天不足的状态,这也是中国的汇率改革举步维艰的历史原因,在没有一个完善的汇率制度及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又成为争论焦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与滋生它的环境密切相关。

我国现阶段处于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状态,这些失衡因素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也给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了重大压力。因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存在的背景很复杂,即市场化不完善与经济失衡共存的状况。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失衡的多方面表现论述经济失衡给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的压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政策几经变革,可细分为四个阶段:1979年前,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实行计划单一汇率,1美元兑1.7元人民币。1979年至1984年人民币经历了从单一汇率到复汇率再到单一汇率的变迁。1985年至1993年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向复汇率回归。1994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05年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中国汇率制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人民币汇率开始逐步升值。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13年7月15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1663元。按照2005年汇改8.11的汇率计算,此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增幅达24%。

宏观经济的失衡应该从宏观经济的四大量化指标中寻找,即Y(国民收入)、P(物价水平)、N(就业率)、NX(净出口)。宏观经济有其自身的波动和传导机制,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以使经济在均衡的道路上持续增长。然而我国的经济在这四方面都各有失衡的表现。汇率升值的问题市场化不健全有关也同中国经济的失衡密不可分,本文就将根据宏观经济的失衡对汇率升值的问题进行解析,寻找出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

二、国内生产总值内部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经济建设,不断地完善我国的各项经济制度和体制,实行渐进式改革。体制和政策的开放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释放了力量,如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完善、分配制度的不断健全(十七大又提出加大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0.57%(图一中显示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的状况,从该图的斜率来看,其二阶导为正,故中国的经济正以递增的速度增长)。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成为了世界上各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可知,用支出法可以得出Y=C+I+G+X-M,X-M即净出口,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

(一) 投资增长过快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其中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在时间数据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分析得出,在不发生较大的制度和技术变化的条件下,我国国民经济现阶段承受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的波动幅度大体上为9%,在4.5%-22.5%之间,但自2003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已严重超过所设定的上限水平,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而固定资产投资是投资中具代表性的一项,从而促使投资增长过快。

(二)消费增长的乏力

经济增长过程中最根本的推动力是消费,这种最内在的动力可以推动投资和政府支出,市场需求扩大,厂商必然想方设法地满足。因此,经济贡献中,消费所占比重越大越好。通过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在GDP增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之间存在着反比的关系,投资增长速度的提高将使消费的增长速度降低。在前文中提到过我国的产能明显过剩,即投资过热而消费乏力,固定资产投资过多,会排挤消费,加剧生产能力的过剩和内需的乏力。

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还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紧密相关。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机会不均等造成的,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各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三)消费和投资结构失衡

尽管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位于世界前列,但内部结构失衡是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经济增长可以概况为GDP的逐年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投资额增长一直都高于消费的增长,体现出消费增长乏力的事实。经济结构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中就包括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故而,Y的失衡体现在了其内部结构的失调。

三、就业率下降

(一)就业率下降的表现

对于就业率我们宏观调控的目的是要达到充分就业,但是充分就业的定义却并不确切。充分就业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然而我国就业率可以肯定其失衡或是有问题存在的事实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的失业率和失业人口不降反增。

(二)就业率下降违背经济规律的理论依据

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加入根据周期性来诠释中国经济现状,理论上中国处于从复苏到繁荣的过渡阶段。但失业率上升是逆周期的,即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失业率则越低,这是通过美国经济的历史总结出来的宏观经济特征事实。根据这一经验事实,中国的失业率应该处于下降状态。然而,从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在不断增加,而且,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失业率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下降,相反中国的失业率大体呈上涨的趋势。

(三)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率的下降

经济高速增长的我国却同样面对着逐渐增长的失业率,其原因与我国是出于双重转轨的国家密不可分,市场化与工业化的转轨过程让我国在得到了生产力释放的同时也遭遇体制的改革必然导致一些体制性失业,这些失业人员在未进行体制改革时属于隐蔽性失业,而在改革期间却体现出来。同时,在工业化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必然导致更多的结构性失业。从而在我国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率下降这一经济现象。

四、外贸依存度的提高

(一)我国的外贸依存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出了引进走出的外贸政策。 2011年,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为9.2%,2011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18986亿美元,增长20 .3%;进口17,435亿美元,增长24.9%。我国进出口商品总额的增长速度保持在了20%以上,远远高于GDP的增长率。

2003年至2011年的8年间,我国GDP平均增长幅度为10%左右,单从出口贸易来看,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扩大,我国需求的拉动中由外需拉动的部分增加,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

Y=C+I+G+X-M,其中NX=X-M,由于我国近年来出口大于进口,所以NX这一值一般为正,根据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在不断扩大。

五、物价上涨

(一)货币化进程中的通货膨胀的分析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4.1%,涨幅比11月份收窄0.1个百分点,创15个月来新低。2011年,中国CPI比上年上涨5.4%。尽管央行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措施,但CPI上涨的脚步并为止住。通胀化时代、通胀化生存已经成为了当今各大媒体的主题词,成为了老百姓最为密切关注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这一主题必然会给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带来影响。

1.货币供给的增加

鉴于中国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长时间保持着顺差的趋势,由外汇占款而被动带动的基础货币数量陆续提升。人民币的货币供给量因双顺差而被动增加,外汇占款所拉动的基础货币数量在陆续增加。据人民银行初步统计,2013年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68.0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上半年增加5.08万亿元,同比多增2218亿元。

2.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

(1)国内投资

尽管中国存贷款利率都在上涨,但通货膨胀也在加剧。截至2011年12月份我国的CPI达到了102.3%,而此时现行的贷款利率大约在6.1%左右,存款利率在0.5%左右。在实际贷款利率为负的背景下,政府即便提高名义利率,通货膨胀也无法从根源上得到控制。理性投资者发现贷款利率为负,必然加大投资力度,加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通货膨胀。

另外,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所以人们不会把钱存到银行,而是用于投资或是购买一些耐用品。人们都在慢慢地适应并学会如何在货币贬值的年代确保自己的利益,其中投资在房地产市场是好的保值升值的方式,导致了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继续飚升,加剧通货膨胀。

(2)国际投资

中国目前汇率具有升值的预期,想要套期保值的人,便会持有人民币,从而推高人民币汇率,也加大了人民币的货币供给。

同时中国政府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多次提升利率,加强了人们到中国投资或投机的欲望,国际游资不断在中国落脚,加大了人民币的供给。这样,中国的股市房市被进一步推高,从而提高了国内人们对于股市房市的预期,进一步扩大国内投资。国际投资在中国的增长成为了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需求因素。

3.成本拉动型通货膨胀

(1)名义工资上升

物价上涨,使得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导致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引发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在AD-AS模上表现出来的就是AS曲线向左移,推动物价水平的上升。

(2)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

随着我国深入到国际市场,我国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价格的上涨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越发紧密。近期美元不断贬值,而许多能源都是以美元标价,为了弥补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损失,能源价格不断上升。同时美元贬值,使过去用美元来保值的人改用能源来套期保值,导致能源的期货期权价格不断攀升,对现货市场也带来压力,因为期货和现货之间存在着平行性和收敛性的关系。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必然推动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推动物价水平的上升。

六、结论

经过以上的阐述,本文在对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抽丝剥茧的阐述后,探讨出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内部来源,即我国经济存在着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与失业率继续攀升并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与产能过剩矛盾尖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与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并存,内需扩张乏力与外需增加速度加快并存等失衡的表现。另外,随着消费价格指数的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的加剧又给经济加上了一层困难。这些经济问题都与汇率紧密相关,并带来了升值压力,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决不仅仅是外国所施加的压力,要真正解决汇率的问题,决不能脱离了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影响汇率的最主要因素是中美利差,其次是国民收入、我国的对外依存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物价水平和国民收入内部失衡等。因此,高度重视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尤其是解决内部经济失衡问题对减弱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重大意义

浅谈经济失衡的影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内容提要】国际收支失衡是21世纪初期全球宏观经济的重要特征。从一般均衡的视角出发，当前国际收支失衡是由美国的投资储蓄缺口以及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储蓄过剩共同导致的。从经常项目账户赤字将导致一国净对外债务上升的视角出发，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是不能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路径主要有政策协调主导和金融市场主导两种，而后者具有很强的破坏性。情景分析的结果显示，各国主动实施国内政策调整，并就调整成本达成实质性的分担协议，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而言都是选择。

【关键词】国际收支失衡；净国际投资头寸

一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概述

近年来，世界经济的一大显著特征是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集中表现为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经常项目账户盈余。以2006年为例，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金额为8 567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为6.5％；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账户盈余金额为2 531亿美元（中国为2 385亿美元），占GDP的比率为5.4%（中国为9.1%）；中东国家的经常项目账户盈余金额为2 124亿美元，占GDP的比率为18.1%。

从经常项目账户余额的相对水平来看，经常项目账户失衡按严重程度排序分别为中东国家、中国、美国、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日本和欧元区国家（图1）。中东国家的经常项目账户盈余从2002年开始迅速上升，这应该归因于全球的原油价格从2001年以来的一路飙升。在三大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存在显著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日本存在显著的经常项目账户盈余、欧元区的经常项目账户基本保持平衡。

从经常项目账户余额的水平来看，经常项目账户失衡按严重程度排序分别为美国、石油输出国、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接近全球GDP的1.8%，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占全球经常项目账户盈余的75％以上。石油输出国的经常项目账户盈余接近全球GDP的1%。中国的经常项目账户盈余接近全球GDP的0.3%。可以看出，无论是相对水平还是水平，中国的经常项目账户失衡程度都远低于石油输出国。很多研究和舆论都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中国在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中扮演的角色。

关于当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成因，目前有两种观点比较流行：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下降和投资率上升导致了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美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20世纪90年代近十年的经济增长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高以及近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带来的财富效应，共同导致了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下降。自从布什政府上台以来，政府预算迅速从盈余转变为赤字，导致美国政府储蓄率的下降。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经济和信息技术泡沫导致美国国内投资率上扬，从而导致作为储蓄投资差额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不断扩大。

另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储蓄过剩（saving glut）导致了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东亚国家向来具有很高的居民储蓄率，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的投资率更高，从而整体上存在经常项目账户赤字。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除中国外）的投资率迅速下降，至今尚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且这一期间东亚国家的政府储蓄率也显著上升。以上因素导致东亚国家的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东亚国家的过剩储蓄主要流向了美国，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推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带动了美国居民的消费，从而降低了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低水平的利率同时也给政府带来了为财政赤字进行低成本融资的机会，从而降低了政府储蓄率。美国国内总储蓄率的降低造成了经常项目账户赤字。

事实上，国际收支失衡是一般均衡现象。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总是对应着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账户盈余，因此更加的说法是，美国的储蓄不足以及东亚和石油输出国的储蓄过剩共同导致了当前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

本文重点探讨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及该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是否可持续；第三部分剖析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可能调整路径；第四部分解读各种调整路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 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不可持续（略）

三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调整的路径选择（略）

四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如前所述，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调整主要有各国通过政策协调积极调整和金融市场情绪变动触发消极调整两条路径。然而，即使各国实施政策协调来积极调整，调整成本的分担也有不同方式。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国达成《广场协议》来调整国际收支失衡，承担调整成本的主要是日本等顺差国，而作为赤字国的美国基本上没有承担任何调整成本。历史经验证明，这种由顺差国单方承担调整成本的做法，不但会对顺差国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损害，而且会影响调整的最终效果。

因此，我们在此将未来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可能调整路径分为三种：一是由金融市场来主导调整（即作为外国投资者的东亚国家来主动调整美元资产比例）；二是顺差国在美国压力下实施集体升值，即达成新的“广场协议”；三是各国就成本分担机制达成实质性协议，从而主动实施国内政策调整。下面我们就各种可能调整路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

情景分析一：东亚国家主动调整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例，美元被迫大幅度贬值。

这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而言都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形。美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就分担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调整的成本达成协议，双方均未进行积极调整，从而将调整的主导权交给金融市场。那么当东亚国家为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赤字融资累积到一定限度，从而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长期走势失去了信心之时，金融市场上外国投资者的预期和情绪发生变化，东亚国家必将开始迅速减持外汇储备资产中的美元资产。东亚国家集体减持美元资产将会造成全球市场上美元大幅贬值以及美国国债价值猛跌，这将导致美国国内的长期利率上升，尽管美联储可能控制联邦基金利率的上升。长期利率的上升将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造成沉重打击，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一场重度衰退。美国经济的衰退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消失和全球进口需求的下降，从而引发全球经济的衰退。

上述情景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如下影响：及时，东亚国家集体减持美元所导致的美元汇率下跌会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缩水。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假设其中美元资产占70％，那么美元汇率贬值10％意味着中国将遭受超过840亿美元的资本损失。第二，由于中国实施了广泛的冲销政策，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方的外汇储备对应着负债方的央行票据，美元贬值造成的资产缩水可能会影响中央银行未来还本付息的能力，严重的话甚至会造成央行票据违约的情况。第三，美国经济的衰退意味着美国进口需求的下降，这将引发中国出口的萎缩，导致GDP增长速度的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出口部门的减速将会加剧中国的就业压力。

情景分析二：在美国的压力下达成新的“广场协议”，东亚国家货币集体升值。

美国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内的霸权国，可能以关闭国内市场等条件为要挟，逼迫东亚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集体升值，从而达成新的广场协议。实施新广场协议对于解决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有如下好处：其一，这种集体行动可以解决东亚国家货币升值的囚徒困境。对于单个东亚国家而言，它们不愿意因为本币升值而影响贸易顺差，如果单独升值的话，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转移到其他国家。如果东亚国家实施集体升值，那么这些国家贸易加权汇率的升值幅度将会远远低于与美元双边汇率的升值幅度，对贸易余额的影响将降到低程度。其二，这种制度化的协议为当事国提供了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协调干预的框架。

实施新广场协议的问题在于：首先，美国没有承担任何调整成本，而是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负担全部转嫁给东亚国家，这一点明显失于公平。其次，东亚地区目前还缺乏有效的货币合作和汇率协调机制，东亚国家集体升值的幅度是保持一致还是根据各自低估程度进行升值，都会面临争论和非议。，汇率调整对于改善国际收支失衡而言只是治标之策，如果美国没有采取提高国民储蓄率的实质性措施，新广场协议的后果无非是对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的又一次纵容。

此情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由于东亚国家货币集体升值，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外力的介入将会打破人民币汇率既有的改革途径和升值节奏。如果美国不实施积极的国内调整，加入新广场协议并不能够在长期内从实质上改变当前国际收支失衡的格局。只要美国国内储蓄显著低于国内投资，那么美国依然要通过经常项目账户赤字来获得融资。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把全球失衡的调整压力转嫁给顺差国，而不实施积极的国内政策调整的话，那么国际收支失衡的格局不会根本扭转，可能发生的改变无非是顺差国由东亚国家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情景分析三：各方就国际收支失衡的成本分担达成实质性协议，各方均主动实施国内政策调整。

前文分析表明，各国政策制定者不能坐等金融市场情绪变化来驱动全球失衡调整。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的增强（如2006年12月的泰国金融动荡）已经向我们昭示了市场突然进行调整的风险和破坏程度。然而，正如造成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样，一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很难通过制定独立政策来解决问题。在不中断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解决全球失衡问题，需要全球主要国家协调各自的国内政策。主要的政策协调应包括：及时，美国主动削减政府财政赤字以提高政府储蓄率，全球需求在美国和东亚国家之间的重新平衡是不可避免的。努力调整居民的支出结构以提高居民储蓄率。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通过扩大政府的公共开支以降低政府储蓄率，通过扩大内需以降低居民储蓄率。全球需求在美国和东亚国家之间的重新平衡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东亚国家从增量开始对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进行缓慢减持，稳健可控地实施货币升值。日本和中国是东亚地区进行调整的重点，如果日本和中国不让本币相对于美元升值，那么其他国家是不会放任本币升值的。第三，欧洲和日本加快自身的结构性改革，促使GDP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并加大市场开放力度。各方主动承担相应的调整成本，对于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而言都是一件幸事。如果进展顺利且配合得当，全球国际收支格局有望在五年时间内恢复到更具可持续性的水平上。

上述情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可以将中国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的调整结合起来。政府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不但可以直接降低政府储蓄率，而且可以通过消除居民未来收入或支出的不确定性而降低居民储蓄率，国民储蓄率的下降将会直接增加中国人的福祉。一方面，人民币稳步升值有利于改善中国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失衡发展的格局，使得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淡化目前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加有利的出口环境。这种调整方式无论对于全球经济还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都是的，它能够使中国经济走上更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轨道。

浅谈经济失衡的影响:从经济制度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由来已久,贸易失衡已经引起两国激烈的贸易摩擦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根据传统贸易理论,比较优势对进出口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中国与美国各具比较优势,从某种角度看,美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都强于中国,在这种国际竞争力比较现实中,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对美国有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贸易长期失衡,如何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冲突,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一、相关文献综述

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赫-俄的要素禀赋理论,它的核心问题是要素禀赋差异使一国在贸易中形成比较优势。据此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实施发挥比较优势的战略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获益。这一理论一直以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指导理论。但杨小凯(2000)认为,如果后发国家不重视制度改革,会形成“后发劣势”。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理论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内需不足和美国过度消费引起的。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等(2007)就是持这种观点。但对又是什么引起这种需求与消费失衡,目前理论界多从一些现象进行解释。

近年来理论界关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具代表性的是以下观点。克鲁格曼(2008)认为人民币估值过低,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扩大,所以人民币必须升值。而蒙代尔(2009)认为人民币汇率应保持稳定,应继续与美元挂钩,否则对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都将是一种损害。张五常(2009)认为人民币汇率不是导致中美长期存在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但人民币应该以一揽子商品的价格作为标准采取浮动汇率制。而陈志武(2008)认为,人民币汇率浮动有助于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总之,国外关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分歧。

我们认为以上一些观点对中美贸易失衡原因的分析具有片面性,如果比较优势理论是有效的,美国国际竞争力强于中国的现实,不应该出现对中国贸易的大量逆差。如果赫-俄的要素禀赋理论是有效的,引入汇率机制后,中美贸易的差额很容易就消失。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探讨中美贸易长期失衡的原因。

二、中美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

(一)中美劳动力成本差距缩小

一直以来,中国是以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但这种优势目前正在逐渐弱化。体现为中美两国的劳动成本在“要素价格均等化”规律作用下,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如果把两国各自的国内市场价格水平考虑进去,这种缩小的幅度就更为明显。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依靠压低劳动报酬降低成本,提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比较优势,这条路子现在越来越难走了。本世纪初10年时间里,中国已经发生三次“民工荒”现象,导致目前企业的工资水平大幅上升。2010年初,中国各省、市纷纷公布低工资标准,基本上提升的幅度都超过20%。因为此前付给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确实偏低,并不包含他们付出的一些有形和无形的成本。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转移成本、非城镇户口借读增加的费用、离乡别井与受歧视的精神成本、留守儿童难以健康成长的代价、经济波动导致就业不稳定成本、社保基金异地转移的成本、不能享受惠农政策成本等。

美国虽然一直以来劳动力成本大大高于中国,但近年来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上升都相对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大量廉价的制成品的进口,既使美国的消费者每年节省数千亿美元的消费支出,也使美国物价水平上升缓慢。据《南风窗》公布的数据,美国2009年的年平均工资42270美元,①扣除税收后约30000美元。以教授为例,美国的大学教授平均工资为7-10万美元。而中国的大学教授的年平均工资约为7-10万人民币。从任职资格的取得、劳动强度与工作质量上看,两国差距很大,但是从本国货币的本国商品购买力上看,中国教授的生活水平不会与美国教授有多大的差距。

(二)美国对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十分明显

美国对中国的比较优势,从要素禀赋方面看,体现在科技、人才、文化、管理水平等方面;从行业上看,美国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文化产业、教育,以及对外投资等方面。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业优势更为明显,金融产业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20%以上,美国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时美元在国际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在科技与研发领域,一直处在世界的制高点上。妮科尔.涅索托和吉奥瓦尼.格雷维认为,有四大基本因素,将影响于未来的科技发展,即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用于研发的投资。美国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居世界及时。在全世界50所好的大学中,美国大学占了37所(包括所有学科),它也因此吸引了世界上最的人才流往美国。②

中国对美国目前在要素拥有方面主要是劳动力优势与资金优势,主要优势产业是制造业;美国拥有的主要是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主要优势产业是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但由于美国对向中国提供的技术加以限制,向中国出口金融、文化产品、商业服务在《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下也受到一定限制,美国的比较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但无论如何,美国所拥有的优势明显强于中国。

(三)中美全球竞争力排名的差异

通过全球竞争力排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美两国的比较优势差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的200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美国在57个经济体中依然位居首位,得分为100分;中国大陆则排名20,较2008年排名17位有所回落。③再以世界经济论坛《2009-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力排名的结果,瑞士排名及时,美国由于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稳定性均有所削弱下降至第二位。中国的排名比上一年靠前一位,但也仅处于第二十九位。《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规模也为它带来了许多竞争优势。鉴于中国在全球具有仅次于美国的巨大市场规模,可为在华企业获得规模收益与丰厚利润提供广阔空间。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显示出良好的竞争力。但此《报告》表示,中国仍然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领域,尤其是其金融市场成熟性、技术准备和高等教育方面。④

目前这两个组织对世界各国在全球竞争力的排名是具有性的。如果这种评价是有可信度的,那么从比较优势方面进行分析,我们找不到中美贸易失衡、并且越演越烈的根本原因。

三、中美经济制度的主要差异

(一)基本经济制度差异

1.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其最终目标是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但其过渡时期国家仍然掌握较大的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在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下,中国的改革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名义上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而由发改委等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具体分配。各级地方政府为本地的利益和增长的需要,在资源和项目掌握在中央的手里的条件下,向中央要投资、要项目、要政策(如各种经济改革试验区、开发区、保税区等),从而争得自己的一定份额。由于地方GDP增长的冲动导致产业结构雷同,重复投资严重,产能过剩,使中国的许多产业和产品形成对国际市场的极大的依赖。在应对本次金融危机中,由于国有经济得到中央政府的更多支持,掌握和垄断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进一步扩张,产生了理论界广为争议的“国进民退”现象。

2.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美国是典型的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联邦政府对经济很少直接干预,企业对投资与经营享有较的决策权。历史上发生的几次重大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对经济的干预更多的是在反垄断和社会收入分配领域。可以体现在当时在任政府的行为上,体现了美国政府坚持奉行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态度。

(二)收入分配制度差异

1.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一直向国家和企业倾斜。据估计,在中国GDP的分配中,国家税费占35% -40%,税收增长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非常困难的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8.7%,财政收入增长却达到11.7%。中国的企业投资者在GDP分配中所得约30%,国企盈利能力迅速上升,企业存款余额增长快于居民。,中国的城乡居民获得GDP的30-35%左右,而其中储蓄率又达到20%以上。近几年,即使中国居民把收入大量作为储蓄,但居民储蓄增长也大大慢于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中,企业存款增长了36.5%,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仅增长19.5%。⑤根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研究,以1995年为起点,截至2007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6倍,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增长了6倍左右。⑥

2.美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问题

美国的GDP中,有70%用于劳动要求的收入分配。美国民众享有世界较高的收入水平,人均能耗5倍于人类平均值,还孜孜以求物质享受。近年来储蓄率更降到了负值。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能增进不可缩减,否则罪责就在政府(或别国)。

3.中美应对金融危机财政政策的差异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中美的财政政策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采取的是“增收增支”政策,通过财政增收增支,可以推动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对刺激经济增长有较明显的效果。而美国采取的是“增收减支”政策。从经济理论上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特点应该是增加财政支出,同时减少财政收入,还富于民———这是欧美国家在金融危机下的普遍做法。截至2009年9月30日的财政年度里,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同比下降达17%,财政赤字达到1.42万亿,创50年来的新高。⑦

(三)中美贸易政策差异

1.中国的贸易政策制度取向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在加入WTO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 2001年以来中国的出口每年以20% -30%的幅度增长。甚至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为应对出口锐减的问题,中国提出所谓的“扩大外需”的对策。不说这种政策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可能进一步激化国际贸易摩擦,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外需”即国外的需求,它是由国外市场决定,而不是由中国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为扩大“外需”,在具体操作上,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取消出口税促进出口,为此增加了财政支出1600亿元。

2.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度取向

应该说美国多年来采取的一些国内政策,客观上鼓励国外的产品大量向美国出口,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化。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意识到这种政策难以持续。所以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即提出其“购买美国产品”治国主张。在金融危机激化的过程中,奥巴马又向美国选民作出保障:美国2015年外贸出口要增长一倍。可以看出,美国的贸易政策,正在逐步向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

可以预见,在今后若干年,贸易争端将是中美两国矛盾的根源,而其核心问题毫无悬念的是汇率问题。在美国从经济学界到国会,认为中国是操纵汇率的国家的观点甚为流行,是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管理实践给这种指责留下口实。2009年末中国外汇储备2399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531亿美元。增幅23.3%,而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8282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0.1%。⑧如果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那么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不会是这种状态。

四、中美制度差异是导致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的背后,有更深刻的制度原因:

(一)制度导致美国的过度消费

美国的过度消费,除了其国内所采取的刺激经济增长,控制物价上涨的政策外,也与其产权制度、金融制度有直接的关系。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可以使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明确,增强人们的消费信心。而美国的金融具创新性,金融制度的创新也对美国的消费起到很大的扩张作用。如住房按揭和汽车按揭,使人们得以消费未来的收入,消除人的一生的收入与消费不均衡现象,避免形成效用值上的极大浪费。所以金融制度是美国人提高消费能力的重要制度。

(二)制度导致中国的消费不足

中国由于缺乏鼓励消费的金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大大限制了居民的消费。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目前虽然部分购房和买车可以通过按揭来解决,教育的助学贷款也可以经过严格审批获得,但医疗、养老目前都主要由家庭承担。所以完善国家的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与退休养老制度,可以大大促进内需的扩大。

中国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是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抵消了制度的劣势。以上分析表明,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内需不足的原因,是现行产权制度与分配制度造成的。中国本身具有一个全世界 较大的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优势的资源要素,也是许多国外投资都看中的中国的较大的区位优势。但现行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贸易制度,并不能很好地利用中国这一比较优势。中国现行的分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导致中国大量的商品生产和输出,既压低了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又引起国外的贸易保护。

当然,美国的现行制度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结构产生的冲突、劳动成本高、社会保障制度不足、政治上党派相互倾轧的制度消极效应等,也导致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也一样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从制度差异上,我们找到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其核心问题是民生问题,中国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贸易制度,是导致和加剧中国民生问题的制度根源。

五、通过制度变革实现中美贸易的再平衡

中美关系是当前国际社会最主要的关系之一,世界各国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都予以很大的关注。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与美国的正常关系的维护,分析两国冲突的原因,积极寻求消除和缓解冲突的途径,这是中美关系再平衡的基点。这其中,民生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提出“中美关系再平衡”的观点。⑨

改革开放以来较长的一段时期,经济发展也给人们的收入带来普遍的提高,民生问题对当局在以往较长一段时期里没有形成太大的压力。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教育、医保、住房、待业与养老越来越成为老百姓家庭的负担,民生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民间储蓄率不断提高导致内需不振,而保障就业又必须持续扩大出口,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量逐年增大。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压力就明显加大了。

中国政府在近来也非常清楚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对改善民生的问题采取相当积极的态度。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中央提出“保增长、调结构、保民生”的基本方针。今年“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⑩在2010年3月14日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更是深情地提出: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占大多数。

对于中国来说,实现“保民生”存在两种现实选择的途径,一是通过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保民生,另一是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的倾斜保民生。但通过经济增长来保民生必须与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必须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才可能既促进就业,又增加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扩大内需。同时必须克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最终解决与国外主要贸易伙伴贸易失衡的问题。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已经做了多年的尝试,但到目前为止收效并不明显。而走另一条道路,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保民生,在制度上却是可行而直接的。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11.7%,中央政府投向社会保障的财政资金为2906亿元,增长16.6%,这是首次投向社会保障的资金大幅度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它的实现也表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六、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比较优势理论难以解释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中美的经济制度差异导致两国的民生政策取向差异,而不同的民生政策取向是导致美国有过度消费,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这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为实现保民生的目标,中国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中美关系再平衡的最直接有效途径

浅谈经济失衡的影响: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发展方向的争论已成为国内外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在2005年初确定《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报告的体系时就把“全球经济失衡与人民币汇率”列为一个热点问题讨论。年末再次就这一问题邀请国内学术界和有关政府机构代表进行探讨,其目的就是要把研究引向深入。迄今为止,有关全球经济失衡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远未取得共识。因此,我们在这里首先对全球经济失衡提出一些问题,以求教于各位与会代表。

一、全球经济失衡只是经济学家的幻觉吗?

2005年美国贸易赤字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为7258亿美元,占GDP的5.8%。目前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总额相当于全球主要顺差国顺差总额的四分之三。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美国经济的失衡称之为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因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恶化(占GDP的比例较高超过了3%)而诱发了及时次全球经济失衡。众所周知,最终以“广场协议”的签署、美元贬值得到了解决。此轮失衡始于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从1996年的1202亿美元升至2004年的6659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净对外债务余额(即海外净资产为负数)从3600亿美元升至25610亿美元。更为严重的是,美元的实际汇率在2002-2004年大幅贬值以后,其经常账户逆差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持续恶化;2005年在经常账户逆差创出新高的同时,美元汇率却稳中走强。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差额的一个主要手段失灵了。

日益恶化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与美元汇率、经济增长走势的脱节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真实性的质疑。2005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暗物质”假说(Hausmann,Sturzengger,2005)。他们的基本看法是,全球经济失衡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他们算了这样一笔帐:1980年美国的海外净资产为3650亿美元,投资收益为300亿美元。1980-2004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累计45000万亿美元,按理说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应该为-41000亿美元,但统计显示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只有-25000亿美元(为了方便说明问题选择了25610亿美元的近似值)。这两者之间的差额(16000亿美元)可以看成是美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收益。

如果对海外债务每年支付5%的利息(美国国库券的利率),那么美国2004年应该支付2100亿美元利息。实际结果如何呢?统计显示,2004年美国仍然有300亿美元净投资收益,和1982年相等!这意味着美国在免费使用这45000亿美元的债务。如果不考虑这16000亿美元的投资收益,那么可以说美国根本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常账户赤字!现在美国仍然是债权国!

以300亿美元净投资收益为前提,以5%的利率为标准推算,美国现在应有6000亿美元的债权。那么,官方统计中的25000亿美元债务与6000亿美元债权之间的差额就被称之为“暗物质” 。“暗物质” 是借用天文学的一个概念,表示能够创造收益但看不到的一种东西。

“暗物质” 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美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以在东道国融资借款。它们没有反映在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统计内,但却能给美国带来投资收益。这相当于美国企业出口了一种Know-how(技术诀窍)。第二个来源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的债务源于其他国家对美元有强大的需求,这等于美国以债务形式向世界出口了流动性,本质上是美元的铸币税收益。第三个来源是流入到美国的投资收益率远低于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这种差别收益相当于美国向世界出口了一种保险。由于这种“暗物质”的存在,人们对所谓全球经济失衡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二、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

无论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只是一种幻觉,但国际收支统计显示,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收支逆差必须有赖于外部资本的不断流入来弥补。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趋势是否可持续。乐观派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全球经济失衡还会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Dooley, Folkerts-Landau和Garber,2003;2004)。其逻辑是,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条件下美国与西欧、日本的关系相似,目前的全球经济仍然划分为“中心”(美国)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家。“”国家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此需要钉住“中心”国家的货币,低估本币汇率,其结果是对“中心”国家贸易顺差增加。进而再把外汇储备重新投入到“中心”国家。这就是90年代以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循环”机制。由于“中心”国家具有资本市场优势,它可以从“”国家吸收短期资本,同时输出长期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只要亚洲、拉美新兴市场经济没有从“”阵营中“毕业”,这种循环就不会出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可以持续下去。这种机制也被称之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悲观论则不接受上述逻辑(Blanchard等,2005; Eichengreen, 2004; Obsfeld, Rogoff, 2004)。

其一,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环境不同,目前并不存在一套完整的固定汇率机制。“”国家并不是一个利益和行动一致的共同体,任何国家都没有义务使本国货币与美元保持稳定的关系。庞大的国际游资对汇率市场的冲击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即使“”国家愿意保持与美元的稳定关系,面对国际游资的冲击也可能无能为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具有排他性,而目前欧元的出现至少是对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一种可替代的选择。近来,为对抗美国,伊朗着手筹建石油交易市场,宣称将以欧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就是一例。

其二,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正在诱发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从根本上来说,经常账户不断恶化源于美国的低储蓄率,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把它归结为外部世界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并要求新兴市场经济调整对美元的汇率。

其三,即使美国愿意接受目前的“双循环”机制,国际金融市场是否愿意永远接受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还是一个未知数。近年来,东亚某些国家政府官员每每谈及调整外汇储备的构成时,都会引起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

其四,与美国相对应,贸易顺差国能否承受不断扩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和美元储备也在成为一个风险来源。为维护本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顺差国中央银行需要不断地买进美元,从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增发货币。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大多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这种形式增发货币客观上也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反过来一旦需要紧缩货币政策时,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袱——本国货币政策失灵。

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有多大,调整的必要性有多充足,但迄今为止的事实是,失

衡本身并没有阻碍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这就为乐观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对此,我们还需要看一看目前全球经济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

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上述的“双循环”机制: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私人消费需求。在2000年之前支撑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证券市场繁荣的“正财富效应”。证券市场的泡沫崩溃后,房地产市场繁荣成为支撑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而房地产市场繁荣主要得益于低长期利率。“9·11”事件以来,美国短期利率已经从1%提高到4.25%,同期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几乎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在历史低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的流入。这些资本的流入又来自于它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以这种“双循环”为基础,美国经济与亚洲经济共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2005年的一个新变化是美元汇率在连续下跌之后开始止跌回升。这要追溯到全球石油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油价上涨扩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仅对OPEC国家的贸易赤字就从2002年的20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近800亿美元。另一方面,石油出口国又把增加的石油出口收入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伴随大量资金流入石油输出国家,他们并没有像前两次石油危机阶段那样大量用于消费,而是更多用于储蓄。这部分储蓄回流美国成为支撑美元走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这种“双循环”为基础的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增长要得以持续,需要每一个环节都要运转良好。而全球经济失衡处于循环的核心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担心的原因所在。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及其调整的方向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形成的原因,美国的低储蓄率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2000年之前,美国经常账户恶化主要源于私人投资率太高。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投资率下降,经常账户恶化更多反映了储蓄率的降低。但近来,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越来越强调外部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和石油输出国)过度储蓄对失衡的影响(IMF,2005)。毫无疑问,全球范围内的储蓄与投资应该是平衡的。强调外部世界过度储蓄的目的还是要其他国家与美国共同分担失衡调整的风险。

与此相对应,对于未来的调整方式,经济学家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最终仍然是由全球来承担调整的压力(Blanchard等,2005; Obstfeld, Rogoff,2005)。及时种可选择的方式,也是最理想的方式,即在既定的汇率水平下消除经常账户赤字。这要求美国贸易伙伴的增长率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贸易伙伴实现更高的增长率才能吸纳更多的美国出口。1990-2004年间,美国经济累计增长幅度为45%,欧洲和日本分别为29%和25%,而其他贸易伙伴的增长率都高于美国。在美国经济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欧洲和日本要弥补这种增长缺口是很困难的。即使能够做到,他们也只占美国出口的35%,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出路是美国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减少进口。这将有可能引发美国与全球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方式是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发生变化,更多投向美国资产,即外国投资者购买更多的美国债券和股票,增加美元储备。这只会带来美元暂时的升值,长期内是更大规模的调整。第三种方式是美国提高利率。同样的逻辑,如果仅提高利率,美国将会积累更多的债务和需要支付更多的投资收益。面对“双赤字”,美国需要提高利率与降低财政赤字并举。需要说明的是,减少经常账户赤字需要降低财政赤字,但降低财政赤字本身并不足以解决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问题。第四种方式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改变决策,停止购买美元,降低持有美元的比例。这将是全球范围内对美元需求的重大调整。其中,如果人民币不再钉住美元,在美元大幅贬值的同时,欧洲货币将会大幅升值。很显然,在美国看来,解决其对外失衡的根本出路是外部世界。与此相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美国最希望的,就是签署第二个“广场协议”:美元贬值。这既不会触发美国经济衰退,又能够解决经常账户失衡问题。考虑到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净债务国,美元大幅贬值客观上还将减轻其债务负担。正像美国泡沫经济崩溃由全世界共同分担损失一样。

四、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无论是采取哪一种调整方式,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都将是首当其冲的。原因至少有一下几个方面。及时,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虽然2003年以来美国对石油出口国的逆差大幅上升,但那是油价上涨的结果。除非美国能够抑止油价的上涨,否则他就不能要求石油出口国为失衡的调整承担责任。第二,中国处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最末端——加工组装阶段。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因此,只要东亚地区经济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不做根本性调整,中国对美的顺差格局将很难发生改变。第三,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由此也决定了中国是美国逆差融资的主要提供者。第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尚未完成,这也为美国向中国施压提供了口实。

总之,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外部风险。未雨绸缪,提出符合实际的对策是这次会议的最终目标所在。

浅谈经济失衡的影响:经济失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是2005年初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全球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减缓。

论文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失衡是2005年初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但它已经是在全球连续多年存在的现象,即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有贸易往来的一些国家却存在大量贸易盈余。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对外债务,而亚洲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中国对美国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全球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一)引发次贷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减缓

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方面,美国同日本和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上。美国由于消费需求旺盛和企业投资增多,拉动了该国经济的增长。相比之下,日本和欧洲的消费需求疲软和企业投资无力,导致日欧经济下滑。鉴于高油价、粮价上涨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不利影响,预计近几年美国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都将可能下降,而日本和欧洲在上述两方面可能也不会有好的表现。所以,因需求疲弱和企业投资下降,最终将导致西方经济增速放缓。

亚洲与拉美大都是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对西方经济的依赖性较大,因而受西方经济影响,亚洲和拉美经济增长也将在未来几年出现减缓势头。

(二)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减缓

经济全球化使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东亚国家和地区凭借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加工基地。这既是经济全球化下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是该地区比较优势的体现。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和经济扩张的动机:一是为了占领和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份额,二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亚洲制造业发展相对迅速,长期把美国作为制造业出口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过度盯住美元,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会被到卷入金融风波中。

一般情况下,一国的国际收支通常是不平衡的,平衡只是偶然的情况。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顺差必然表现为另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严重失衡,从短期来看,这种失衡表现出动态性和持续性。全球经济失衡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全球经济失衡不仅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成果,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不得不投资到美元资产上,作为外汇储备,致使国内经济发展资本严重缺乏,从而美国资本账户盈余逐渐上升,弥补了其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是出口国以贬低劳动力的价值,耗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许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一些污染型企业转移过来,使发展中国家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失衡、资源严重浪费论文怎么写。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使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过去曾受到保护的许多部门被卷入竞争,一些幼稚产业和基础薄弱产业会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发展中国家边缘化,使这些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侵蚀。

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美国采取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政策,将扩大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的规模和速度,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资本净流入的增长。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危机转嫁、货币作陪、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能源和资源价格看涨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未来增长可能减速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和国内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进而使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减缓。

(三)全球贸易失衡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平衡格局

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其贸易状况处于有利地位,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推动其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较低,其贸易状况处于不利地位,贸易状况难以改善,其获得的贸易利益份额较小。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状况长期恶化,贸易差额不断扩大,这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短期经济增长,还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两大贸易集团在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上的对抗性非常突出。伴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关系不平衡性的日益变化,发达国家往往借助各种手段来提高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生产成本,以达到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输出和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目的。

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因素的差异,而非贸易政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企业的外向型程度不断加深,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国际贸易市场环境的新变化及成本限制、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对各国对外贸易造成的影响都会导致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全球贸易失衡的实质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以及由此决定的各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失衡和利益失衡,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不平等的外在表现。它是由美国的内外政策选择、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金融服务水平以及美元在国际的中心地位造成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受到影响,全球经济体制和模式也深受影响,全球政治格局遭受巨大冲击,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一)影响国际国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制度安排的较大特点是:“一个国家可以把整个全球经济体系扣做人质”(Stiglitz,2002)。美元是全球交易结算和储备的主要货币,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元挂钩,所以,美国的金融政策时刻影响全球。金融全球化让经济体货币政策自主性大为丧失。与各国的国内货币体系相比,国际货币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是世界各国间长期实践所形成的一套惯例和规则,体现出较大灵活性和松散性,因而对各国一般不具有强制力。其次,在出现国际经济失衡和金融波动时,各国首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经济增长,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

(二)暴露国际国币体系的弊端和不足

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源于美元本位制。二战之后,美国凭借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取代英国,又通过没有硝烟的“凯恩斯计划”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因其固有的“特里芬两难”矛盾而难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欧元和日元崛起,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削弱。20世纪90年来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美元成为全球具影响力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优势。

后来建立的牙买加体系是并没有摆脱“特里芬难题”。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货币有充足的流动性,美国只有保持经常账户的逆差,通过输出美元低价进口实物资本和自然资源, 维持本国物价的稳定。美元作为一种信用货币,它的发行不受任何限制,美国可以通过大幅发行美元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贸易逆差,反而恶化了美国的贸易收支,进而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当今美元本位制与黄金本位制的较大区别,在于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滥发美元进行对外支付。美国又凭借其金融霸权,利用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和非对称性,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获取较大利益,维护和促进了美元本位制的运行。

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是由发达国家操纵和控制的,体现的是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意志和利益,是国家之间相互争夺、相互妥协的产物,本身带有歧视性、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在这种国际货币体制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没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发言权。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意识到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弊端,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要对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三、全球经济失衡使国际金融风险增大

美国新金融霸权控制着国际货币体系,掌握了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它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所欲为,通过操纵汇率、利率、股票和债券的价格来获取丰厚利润。并通过操纵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国际金融投机,支配弱小国家的经济活动。美国的这些行为都对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资本流动管制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论文怎么写。

(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上被巧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牙买加体系建立,代之以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发达国家的货币经济增长,如美元、日元、欧元等都具有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综合经济实力有限,其货币无论在以前或当前的货币体系下都不具有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抢占先机,获得国家铸币税的特权,通过扩大国内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等途径巧取他国财富。另外,多数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而新兴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固定或半固定汇率制。多年实践证明,发达国家的汇率波动比预想的要频繁得多,波动幅度也较大,这种剧烈的波动极大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给本来就脆弱的固定汇率制以沉重打击,将信贷危机无形中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中被掠夺

美国金融霸权操纵国际资本流动,进行金融投机或攻击性的投机活动,由此引起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金融霸权国家趁机大发“难财”,进行赤裸裸的金融聚敛。同时,巨额外债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加大了对金融霸权国家的依附性,经济命脉从此被金融霸权国所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对国际规则陌生,在金融领域中的弱点和疏漏极易被国际炒家抓住并进行攻击,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处于不利地位

美国金融霸权削弱或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游戏规则”是在金融霸权国的主导下制定和完善的,金融霸权国家通常是从自身经济的获利性和维护其霸权地位出发而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霸权国家不仅操纵和控制着国际金融组织,而且把本国的意志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组织成为贯彻霸权国家意志的有力工具和武器,国际金融组织丧失了国际性和公正性,其功能的发挥也因被金融霸权国家左右而人打折扣,是为金融霸权国家的利益服务的。

美国金融霸权削弱或剥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主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在制定国际金融规则时,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主权于不顾,使所有的政策、制度、规则向少数发达国家倾斜,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经济增长,它使有关国家丧失货币主权。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维持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实行美元化的国家,美元取代本国货币而在国内流通,意味着这个国家货币主权的丧失,而货币主权是一个国家主权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不仅使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而且也等于将整个国家的金融决策都基本让渡给美国政府,包括货币供给调控权,利率、汇率调整权等等。在部分美元化的国家,由于进行了货币替代以及金融决策的部分让渡,货币主权也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很强,被迫紧密跟随美国经济发展的脚步,成为美国经济的“附庸”,同时还要承担美元的货币风险。

3、金融霸权导致南北矛盾凸现、差距拉大。南北差距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金融霸权国利用不公正的国际贸易、金融体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进一步开放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以占领当地市场牟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