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1
目前，我国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但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未来中国人口类型将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深度老龄化，进而转化成重度老龄化。[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继续完善和深化养老保障改革提出了一系列举措。积极应对老龄化既要推进制度改革，也要转变思想观念。在校大学生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养老观不仅涉及现在，对未来的社会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笔者的调查显示：高校大学生的养老观处于由传统养老观向现代养老观转变的过渡时期，存在着对人口老龄化认识不够、养老观认知模糊、养老意识淡薄三大问题。
此次对高校大学生养老观现状的调查采取整群随机取样的方法，从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海南大学、西南大学、兰州大学6所高校选取了全日制本、专科1006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活动以问卷调查为主、访谈为辅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1006份，收回910份，回收率为90.5%，其中有效问卷861份，回收有效率为85.6%。在有效的861份问卷中，男生389人，占总人数的45.2%，女生472人，占总人数的54.8%；居住地为城市的有490人，占总人数的56.9%，农村的有371人，占总人数的43.1%，样本分布基本平衡。通过对回收问卷和访谈情况的综合分析，形成了以下认识：
一、高校大学生养老观的基本状况
养老是个老话题，从养老的内容上看，应该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主要方面。以此为基础本次调查涵盖5方面内容，分别为被试者的基本情况、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对养老观的整体认识、对养老观的具体认识、养老规划。
（一）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认知状况
21世纪是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大学生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程度决定了他们对于当今养老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大学生的养老观是否有时代感和紧迫感。
1.对于我国养老状况的了解。在被问及“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了吗”，被调查者有63.4%的人回答“是的，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了”，有20.5%的人回答“不是，我国目前人口年龄结构还很年轻”，有16.1%的人回答“不清楚，从没想过”。这说明大多数同学已经认识到了老龄社会的到来，但是仍有近四成的学生对此问题不清楚。
2.对于自己未来养老负担的了解。在被问及“您觉得今后20-30年我们社会中的养老问题是否严峻”，有47.2%的被调查者认为“很严峻”，有44.1%的被调查者认为“有一些，但不严重”，有4.5%的被调查者认为“算不上什么问题”，有4.2%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清楚，从没想过”。这说明有近一半的学生认识到了我国养老问题的严峻形势，但是，也有一半多的学生不清楚我国老龄化进程，更未意识到自己身上担负的养老重任。
3.对于老龄化标准的了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人口总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在回答“国际上通常把什么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这一问题时，只有15.3%的被调查者选择“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和21.2%的被调查者选择“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有38.3%的被调查者选择“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和25.2%的被调查者选择“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老龄化的标准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只有不到四成的同学知道老龄化的国际标准，大多数同学对于这一标准不甚了解，这也说明有六成多的学生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真正意义认识不足。
（二）对于养老观的整体认知状况
养老观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同时也反映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本研究对大学生养老观的个人感受进行了从整体到具体的考察，目的是为了能够逐层深入、由外到内、由量到质准确地了解情况。
1.对“养儿防老”思想的看法。在被问及“您是否认同‘养儿防老’的养老观念”时，被调查者中有10.5%的人回答“十分认同”，有38.1%的人回答“比较认同”，有42.3%的人回答“不认同”，9.1%的人回答“十分反对”。我们发现“养儿防老”的根基已经动摇，但是赞成和不赞成的比例势均力敌，可见大学生对于传统养老方式正处于排斥与保留的最矛盾时期。
2.对“社会养老”思想的看法。在被问及“您知道什么是‘社会养老’吗”问题时，被试者有21.4%的人“早就知道，也有所关注”，有50.1%的人“有所听说，但了解不多”，有17.1%的人“很感兴趣，希望更多了解”，有6.4%的人“此前没听说过，不了解”，有5%的人“不感兴趣，只觉得按传统的家庭养老就行了”。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府的宣传，“社会养老”已经走进了大多数人的视野。
（三）对于养老观的具体认知状况
1.关于人到老年时基本需求方面的观点和态度。对于“您认为人到老年时基本的养老需求有哪些”这一问题，被试者有67.6%的人做了单一选项的回答，只有32.4%的人做了多选项回答。在单一回答中被试者有95%的人选择“吃、穿、用、健康的保障”，有1%的人选择“退出社会角色后的充实生活”，有4%的人选择“子女、朋友的关心和照顾”。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大多数人对养老内容认识不清楚，养老观认知模糊，而且单一地认为基本生存需求就是养老需求。
2.关于人到老年时经济供养方面的观点和态度。在问及“您认为老年人养老费用来源渠道应该有哪些”时，做单一回答和多选项回答的各占50%。在单一回答中有40.2%的人选择“国家或工作单位发放的社会养老金”，有40.4%的人选择“子女或后代的供给”，有10.3%的人选择“自己一生的积蓄”，有5.1%的人选择“慈善事业或社会的其它资助”，有5%的人选择“商业养老保险”。这说明做单一选项的人中有一半人的养老观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对子女的依赖，这表明传统孝道思想仍然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但是做多项回答的人中有一半人选择不依赖于任何一方，有四成的人选择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表明现代社会保障理念已逐渐被认可。
3.关于人到老年时生活照料方面的观点和态度。在被问及“您比较赞成的养老方式有哪些”时，被试者有70%的人做了单一选项的回答，而30%的人做了多选项回答。这说明在养老的居住选择上大多数人的选择很单一，不灵活。在单一选项回答中有85%的人选择“老人居住在家中，同时社区又能提供帮老服务”，有1%的人选择“让老人居住到专门的养老机构中”，有13%的人选择“自己没有足够时间服侍老人时请保姆或家政服务人员照料”，有1%的人选择“完全传统的家庭养老方法”。这说明居家养老思想根深蒂固。
4.关于人到老年时精神慰藉方面的观点和态度。在被问及“您认为人到老年时应该做些什么”时，被试者中有50%的人选择“活到老，学到老”，有30%的人选择“发挥余热，继续奉献”，有10.5%的人选择“听子女的，帮子女操持家务”，10.5%的人选择“什么也不干，享受天伦之乐”。可见有八成的人认为人到了老年应该老有所用，积极主动寻找快乐。
在被问及“您认为可以让老人摆脱孤独寂寞感的办法有哪些”时，被试者中有90%的人选择了通过“子女、社区、志愿者服务”等帮助老人排解孤寂，有10%的人漠视老人的孤独。可见，大多数人认为养老的精神生活很重要。
（四）对于养老的未来期待
在被问及“您认为是否有必要了解关于养老的知识”时，被试者中有95%的人认为“有必要”，只有5%的人认为没必要。这说明当代大学生有意愿了解养老知识。在选择“有必要”的被试者中有40%选择“有必要，可在家人选择养老时提供建议”，有50%选择“有必要，可为自己安排日后的养老生活”。可见大多数学生认为学习养老知识对自己和家人是很有帮助的。
在被问及“请谈一谈您心中畅想的养老生活是什么样的”时，大多数同学都答得非常笼统和模糊。这说明当代大学生虽然希望了解养老知识，但是养老认知和规划意识还是比较淡薄。
二、结论与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课题组对调查结果进行了讨论，并对大学生养老观存在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一）结果讨论
养老观由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所决定。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养老问题被消化在家庭之内。小农经济产生的家本位思想构建了传统养老观，即：人到老年时经济上以代际反哺为供养支撑，生活上以居住家庭为照料载体，精神慰藉上以天伦之乐为寄托。传统养老观的特点是老人的晚年幸福主要靠道德（传统孝道），靠家庭、靠年轻人，反映了传统养老观经济支撑的依赖性、生活照料的单一性、精神慰藉的被动性，养老实质是被养老。工业社会拉开了商品经济的序幕。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分工取代了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和自然分工。目前中国正处于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的推进、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全社会的人文环境已与传统时代大相径庭，家本位逐渐向社会本位转变。[2]推动了传统养老观的转变，催生了现代养老观，即：人到老年时经济上实行以社会保险为主的多支柱供养，生活上依靠家庭和社会互融共生的照料载体，精神慰藉上追求老有所用与老有所乐的养老观。现代养老观的特点是赡养强调道德与法律的共同约束力，养老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老人的经济来源包括子女孝敬、个人储蓄、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国家福利等；生活上可以选择家庭照料、社区服务、福利院等；精神上提倡子女慰藉、社会服务、老有所用、老有所乐等，体现了现代养老观经济支撑的多层次性、生活照料的灵活性、精神慰藉的主动性。
从调查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高校大学生已经接触了现代养老相关信息。大多数人知道了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在养老选择上，准备尝试社会养老，开始寻求多方面经济来源，重视养老服务以及老人的精神慰藉。在养老规划上希望通过学习和努力，自己未来能有一个美好的老年生活。
从整体上看，当代大学生的养老观正处于由传统养老观向现代养老观过渡的时期。在信息化的今天，虽然他们能从各个渠道了解世情、国情，但是对于很多问题还仅是表面层次的了解。本调查发现高校大学生养老观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对人口老龄化标准的错误认识以及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茫然。说明高校大学生对“银潮”带来的养老责任与负担、风险与挑战等深层次问题认识不足；二是对养老基本内容中老人精神需要的忽视与后续调查中对养老精神慰藉的重视。这样一对矛盾的选择，说明高校大学生养老观认知模糊；三是对未来养老规划的漠然和模糊。说明高校大学生养老准备不足，养老意识淡薄。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观念的形成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导致高校大学生养老观存在问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访谈法对老师、家长、普通市民进行访谈，综合文献研究法，对高校大学生养老观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1.家庭对养老观教育的轻视致使大学生养老意识淡薄。家长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对子女负有不可推卸的教育责任。在访谈家长时发现家庭的养老观教育存在问题。首先，家庭教育内容偏颇。谈到“您认为教育孩子成长成才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家长们的反映很明确：“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大，只有考高分上名牌大学才能有出路。”在中国应试教育的强大背景下，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目标逐渐表现出了功利化的趋势：子女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能考上大学是成才的唯一出路。而相对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计划中并没有给德育留下多少空间。其次，家庭教育方法不当。问及“您是怎样规划孩子的成长道路”时家长们的态度很积极，对孩子从幼儿园到成家立业的全过程都计划好了。现在的很多大学生从小就受到祖辈、父辈的百般宠爱，以自我为中心，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父母为其一生安排好了一切，很多大学生不会规划自己的未来，没有养老意识，也不关心父母的养老问题。所以当传统养老观与现代养老观激烈碰撞时他们也不会考虑主动选择。有了等、靠、要这种思想的惰性，又如何能期望他们有养老意识呢？
2.学校对大学生养老观教育的弱化导致大学生养老观认知模糊。大学生活是大学生内化系统知识、外化道德行为的成长过程，高校肩负着“教书”和“育人”的双重任务。在对高校的教育工作者进行访谈中发现，目前的学校教育无意中弱化了对大学生的养老观教育。首先是学校对大学生养老观教育重视不够。大学德育课基本上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所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了访谈。在问及“大学德育课中哪些课程有关于我国养老问题”时，老师反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门课程中有关于养老的内容。在进一步谈到“您是怎样给学生讲目前中国养老问题的”，大多数老师表示由于课时的限制，仅仅在讲孝道问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会提及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我国目前养老问题很严峻，但只有个别老师会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适当拓展一些内容，多数老师更多地是讲制度内容，很少对学生进行养老观教育。其次是学校教育方式、途径存在缺陷。发现对一些辅导员老师访谈中，在问及“学校是否开展过关于养老或孝德的讲座和活动”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学校几乎没有过类似的专门活动，甚至有些辅导员认为学校有更重要的活动，这个内容是课上教师要讲的内容，此类活动也不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可以不开展。知行统一是教育的重要规律。在大学生养老观教育上，学校教育明显存在知不足、行不动的问题。这样的教育必然导致大学生养老观认知模糊。
3.社会对大学生养老观教育的缺失造成大学生对人口老龄化认识不够。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优化社会育人环境，社会各界责无旁贷。在街头对普通市民进行访谈时发现，整个社会养老观的系统教育处于一种缺失状态。一方面，重制度建设轻思想建设。在被问及“您了解我国养老保险政策吗”时，大部分被访者表示不了解，特别是年轻人更不了解，有的甚至表示听都没听过，只有个别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市民了解一些，但也不够深入。新中国的养老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和规定。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行了养老制度的改革，国家在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却疏于对人的观念的引导。其次，转型期宣传方式、方法不当。在问及“您最喜爱的养老节目或网站是什么”时，大部分被访老年人表示喜欢夕阳红节目、健康养生节目以及一些家庭伦理剧，而青年人则表示不爱看此类节目，此类网站过于枯燥，不愿意浏览。一种制度在推行之前应该做好宣传工作，这样才能得到参与者的认同与拥护。然而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养老制度改革，对于改革的重要原因——中国老龄化的负担和发展进程——直到新世纪才进行了广泛宣传，而且多是以新闻播报的形式进行，几乎没有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娱乐和活动形式，自然会造成大学生在老龄化及养老问题上存在诸多盲区。
三、几点思考
（一）加强对青年人进行养老观教育
对青年人进行养老观教育是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经验。法国是欧盟国家中紧随西班牙之后的长寿国。法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为此，法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高校开设关于养老的理论课程，让年轻人认识到老龄化社会对于国家和个人的影响。日本早在1970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龄化和高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同时又有居家养老的传统。在应对老龄化方面，日本提倡三代同堂和子女尽抚养老人的义务。重视包括养老观在内的家庭伦理教育不得不说是日本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力措施之一。[3]美国文化强调彼此的独立，个人的奋斗，到了老年期也是如此，人们把独立和尊严看得很重，很难接受在自己老了以后，不再是独立性的存在而成为依附性的存在。美国的家庭代际关系属于接力式，即上一代对下一代有抚育义务，而下一代对上一代没有赡养义务。同时美国青年并非是不孝顺的一代，大多数人还是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肩负的赡养责任。美国把养老观教育渗透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中，提倡尊重、独立、自主，可以说是成功的。中国目前还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20年-30年后将进入重度老龄化，并且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借鉴国际经验进行养老观的宣传教育势在必行。
（二）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培养青年人现代养老观
要促成大学生由传统养老观向现代养老观转变就必须实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和谐统一。家庭重在榜样教育。父母是子女心目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榜样。《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是子女最好的教科书。学校重在养老观理论教育。高校在实践中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养老观教育工作者重要渠道，加强养老观理论教育和现代养老观引导。社会重在宣传教育。如陶行之所说：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大学生现代养老观的养成必有社会教育的影响。
（三）构建现代化的大学生养老观教育平台
运用先进技术构成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主要包括互联网平台和现代通信平台等。互联网平台主要是运用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和各项先进的网络技术搭建平台，其丰富的信息和资料能为养老观教育提供有力的素材支持。现代通信平台主要是利用电话、广播、电视等工具，使之成为大学生养老观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现代化平台，可以进一步拉近养老观教育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提高大学生养老观教育的创造性和渗透性，从而增强养老观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2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抽选了贵州省4个城市中7名从事老年工作的专家，被访专家中男性3名、女性4名，年龄34—65岁，平均43.6岁，1人为大专学历，6人为本科学历；分管老年工作年限2—20 年，平均7.6年。受访者均已知研究目的，并自愿配合本次研究。受访者的一般资料见表1。
2.方法
研究采用深入访谈形式，采取现场录音及笔录，记录7位专家对“延迟退休”的主观看法。在访问前向受访者解释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协商是否可以进行录音，承诺决不会损害受访者的利益，用编码代替姓名，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和保密原则。在得知受访者同意后，选择私人房间进行单独访谈。访谈过程中没有特定的结构式问题，只运用了刺探和引导方法。访谈结束后，反复聆听录音，提取重要陈述，及时将其记录下来，并记录受访者的非语言行为及其所提供的个人基本资料，建立独自的文档。
二、结果
1.延迟退休是老龄化社会的必然趋势
（1）人类平均寿命提高。根据2006年统计结果计算，目前贵州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8.2岁，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14岁提高1.06岁，平均每年提高0.21岁。平均寿命的提高，反映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改善。专家6：“现在人均寿命延长，解放前人均寿命还不到60岁，现在已经超过70岁了，若仍然沿用以前的退休年龄显然不合适。”专家5：“随着科技、医疗水平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寿命逐渐延长，就算到了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一部分人仍然精力旺盛、思想活跃，依然可以承担起部分工作。”
（2）老龄化加速。贵州省统计局获悉，2005年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为456.93万人，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2.25%，2005年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2000年增长49.21%，年均增长8.33%。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比总人口的增长速度高出10倍。老年人口比重年均增加0.57和0.45个百分点。专家6：“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从社会长远发展来看，特别是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出发，我支持延迟退休。”
（3）人才资源不可浪费。在退休人员中，不少都是有文化、有技术、有能力的人才，应当充分利用，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利。特别是对于一些“高、精、专”的岗位，他们辛苦多年的经验技能和资历是许多年轻人在短期内难以替代的。专家3：“对于一些身体素质和工作能力都比较好的老年人来说，是可以支持其继续工作的。”专家5：“尤其是对于一些高知识、高技术型的职业，把退休年龄延迟几岁也是可以的，毕竟他们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也可以发挥其工作能力。”
2.现阶段延迟退休还不适合贵州省
（1）延迟退休会加剧社会的就业压力。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并没有马上出现劳动力的短缺，反而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王国艳认为， 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必定会加剧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年轻的劳动力人口进入老年后，其养老问题将会成为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专家3：“目前，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如果再延迟退休，务必会牺牲更多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专家2：“60年前未控制计划生育，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将是老龄高峰，延迟退休并不能缓解老龄问题，反而给就业问题带来很大的压力，就我个人而言，我肯定不愿意延迟退休。”
（2）制度不够完善。退休年龄的制定涉及面很广，会涉及到社会保障与分配、社会公平以及各阶层劳动者从业状态差异等一系列问题。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养老制度还不健全。专家7：“退休年龄的延缓会牵涉到社会保障、社会待遇以及社会分配等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看似很简单，但实施起来相当难。”
三、讨论及建议
国外把延迟退休年龄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鲍淡如在参加第四届上海“民生访谈”时表示，自2010年10月1日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手续以来没有引起社会波动，有利于满足多元化需求。学者彭万也建议在健全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大力发展经济、提供广阔的就业机会的基础上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延迟退休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应该是大势所趋。但就目前贵州省的状况来看，延迟退休有一定的局限性，还不适宜施行“一刀切”，建议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参考文献
[1]金刚.中国退休年龄的现状、问题及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0，2：32-38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3
在官方表态前，人口学界关于是否放开二胎早已争论很久。
逐步渐进寻找平衡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看来，中国现在的人口问题，既有人口数量问题，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人口结构问题，而这两方面要统筹解决，寻找一个平衡点。“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不能非此即彼，只能相互照应，相互妥协。因为，未来的中国不能忍受庞大人口总量的压力，也同样不能承担人口过度和快速老化的剧烈震荡。”
至于放开二胎是否可以进一步缓解老龄化问题，翟振武在与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李建新共同主编的《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一书中表示：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数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即便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每年都不变，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出生人数减少，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会出现上升。这也就是一个金字塔上部基本不变，底部收缩的过程。而老年人口数量在未来60年内是否增加，与目前人口是否老龄化无关。因为，无论人口目前处于老龄化过程，还是处于年轻化过程，老年人口的增加与否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确定。
翟振武因此表示，中国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完全是由于25年至65年以前高出生率所造成的“迟到的”结果，它不是现在人口老龄化，或者说，现在生育率下降的结果。从长远的角度看，目前生育率的下降，使出生人数大大降低，它将在65年后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人群缩小，从而减少老年人口数量。“任何生育水平的调整，虽然可以马上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但是对未来40年中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过程却没有任何影响。企图依靠调高目前生育水平去解决老年人口问题不仅无效，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65年后老年人口规模，使未来的老年人口问题雪上加霜。”
翟振武在多次面对采访时均表示，应对老龄化的根本之道在于全面完善社保制度，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而非急于在当前全面放开二胎。
在他看来，二胎全面放开要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否则在短期内累计的生育量会非常巨大。
和翟振武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在国家卫计委2013年11月17日召开的人口学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她表示中国迄今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异常复杂。不是单靠生育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需要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
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则表示，我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3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亿人以上。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4.4亿左右的峰值，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他认为，目前生育政策的调整只会影响到2074年以后老年人口总量，对于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下降作用，但是对远期的人口老龄化有显著下降作用。
原新同时表示，“单独二孩”新政在各地落实后，毫无疑问将增加人口总量，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竞争性。而在近期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时他也有类似表达，即马上放开全面二胎会出现一个抢生堆积现象。“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这个问题时，都应该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我们已经有了13.6亿人，我们已经有了2亿老年人口，我们不能抛开这样一种现实。”
而在去年11月举行的那次座谈会上，与会人口学界专家在谈及是否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时，基本都认为，目前就普遍实施两孩政策存在着很大风险，不仅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总和生育率短期内反弹到更替水平以上，出现比较严重的“出生堆积”，而且人口总量有可能突破国家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给我国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刘爽还表示，她近期在北京做过一项调研显示，北京的幼儿园学位尚不能满足目前的孩子入园，如果在近两三年内再出现出生人口小高潮，将直接导致孩子入园更加困难。
全面放开刻不容缓
与以上观点不同，北京大学社会系李建新教授等人则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刻不容缓。
2013年10月31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的“中国生育政策改革主题沙龙”上，李建新曾指出，“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和失独家庭，就是因为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微观家庭、宏观的人口架构发生了变化。”
而在2014年3月12日举行的以“家庭、生育自由与计生政策”为主题的北大博雅公法论坛上，李建新再次强调，中国人口问题不是由数量众多带来的，而是由结构失衡带来的。他表示，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主张改变政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错失良机，我们人口依然在人口数量的泥坑里没有。”
李建新的看法，其实在他与梁建章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也可看出，两位作者在书中表示，“中国人口政策到了彻底开放、鼓励生育的时候了，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
著有《大国空巢》一书的民间学者易富贤显然也属于这一阵营。
在参加3月12日的北大博雅公法论坛时，他表示，依其研究即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政策，也难阻止我国人口锐减。
易富贤以上世纪80年代实行“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山西翼城、甘肃酒泉等地为例，得出30多年的计划生育，多数地方已形成生育的“爬蚤心态”。“就像用罩子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长期适应之后，取下罩子跳蚤也不跳了，变成了爬蚤，即使放开二胎生育率也很难跳起来。”
和易富贤一样，原哈佛大学助理教授黄文政也对中国的少子化表示担忧。
在他看来，中国生育率已居世界最低之列，而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长期极低生育率导致的深度老龄化会加重育龄家庭的赡养负担，进而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
黄文政不认为，在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的当下，减少人口可缓解资源压力。“耕地不足，淡水危机在中国早已耳熟能详，但权威的报告却显示，中国的耕地和水即使在人口峰值也足够。靠减人来提高人均资源是在削己足适他履。”
坚持一胎不放
黄文政所驳斥的资源论，某种程度，直指坚持一胎政策不放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两人在此前参与腾讯网《深水区》访谈时，观点始终针锋相对。
在谈及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问题上，侯东民表示，曾有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大宗矿产基本上全要靠进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危机意识反而拼命增长人口，这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态度。”
侯东民甚至认为，到2080年中国的老龄化也不会有太大的实际影响。“目前放开二胎，到2080年我们国家相对要增加4亿人口。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计划生育减少的4亿人口基本被抵消了。在老龄化初期，匆忙放宽乃至取消计划生育结果只有一个，只能是加重中国的人口发展矛盾。”
和侯东民同属一个阵营的，还有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参加《一虎一席谈》时，李小平表示，人口政策的核心是使人口尽可能向着适度人口规模靠近。“中国现在的人口已经比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GDP只等于美国的一半，建设美丽中国会因为我们放宽生育政策而打了折扣。”
分步放开二孩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集合蔡昉等人口学界专家于2012年末调研出版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中，也对放开二胎发表了见解。
该报告指出，放开二胎并不一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根据甘肃酒泉、湖北恩施、山西翼城、河北承德，这四个曾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试点情况看，它们在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人口都保持了低增长，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反弹。而且，宽松的生育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几个地区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和人口年轻结构的合理化。
因此针对生育政策调整，该报告曾提出“分放二孩”的方案：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该方案的提出，是在分别对“政策不变”、“同放二孩”、“同放单独”、“分放单独”和“分放二孩”这五种方案下我国人口到2050年时的变化进行预测和模拟的基础上做出的。“不同政策调整预测结果表明，仍保持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变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和要求。而全国同时全面放开二孩将会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以及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前两种方案的弊端，但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贻误时机，且‘分放单独’还存在操作上的困难。”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4
显然，纸尿裤和我的专业联系不是很紧密，我来谈谈我的未来的职业设想。我说过，我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弊大于利(我的个人看法)。利的一面是巨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问题却是大大的严重!比如说，我未来想去做的一件事——智慧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是IBM公司08年提出一个概念，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移动终端和强大的网络支持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智能化。我可以随时查看公交车的班次，以及停靠站情况(宁波已经实现了)，我想知道楼下餐馆今天有哪些美食，我想知道附近哪里的停车场还有车位，等等。这绝对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大都属于社会公共服务，不是一家公司，某个单位可以解决的，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当政府面临环境问题(这次的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提的不错!给个赞!)，老龄化的问题，还会有多少资源流向未来的城市建设呢?
而且，中国的人口也要求城市建设的投入力度之大，是外国的数倍之多。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A城市开通全市免费wifi，美国可能同时只有30万人使用，而中国可能同时有100万。问题显而易见。所以说，中国的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是无法想象的，韩国和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等小国家的智慧城市必将大大快于中国。哎!……对此，我很是无奈啊!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5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目的抽样法，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本科生进行访谈。纳入标准为：（1）各院校在读本科生；（2）知情同意，自愿参加；（3）语言能力较强，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感受。当信息饱和、不再有新观点出现时停止访谈。共有20名受访者参与访谈，其年龄、性别、专业类别等一般情况见表1。
1.2方法
1.2.1质量控制方法研究者对提纲上的问题理解透彻，在访谈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遇到问题及时追问、澄清。1.2.2德尔菲专家咨询法首先根据研究目的初步制定访谈提纲，然后进行专家咨询，结合专家意见修改访谈提纲。最终确定的访谈提纲如下：①对生态保护的认识；②从何时开始接触生态保护教育；③在社会生活中获取该方面的信息情况；④在生态保护方面的自我约束情况；⑤哪些教育方式对您生态保护意识的养成影响最大；⑥身边同龄人的生态保护意识对您有何影响；⑦对生态保护的教育感受。1.2.3资料收集通过面对面形式，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向受访者做自我介绍，说明访谈目的，保证会完全遵守保密原则，在舒适安静的环境中进行访谈。1.2.4资料分析在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后，开始访谈。访谈过程中全程录音，在访谈结束后及时将录音文件逐字逐句转为文本模式。采用Colaizzi的现象学资料7步分析法，对信息加以处理、分析。
2结果
2.1本科生生态保护意识现状
2.1.1生态保护意识较强，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态文明行为表现较好调查发现，大部分本科生自律性较强，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良好习惯，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5]。从访谈结果可知，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自述其生态保护意识较强，尤其体现在与自身生活相关的行为方面。当谈到对于生态保护的认识和意义时，5号受访者说：“在平时会少使用一些一次性筷子，注意空调的使用时间，环境好了传染病就会少一点。”6号受访者说：“生态保护对我们十分重要，如果生态保护做得好，我们的环境就会变好，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18号受访者说：“能做到一些基本的环保行为，不踩踏草坪、不乱扔垃圾等，这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谁也不希望生活在糟糕的环境里。”2.1.2习惯已经固定，不会轻易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本科生会养成各种各样的习惯，而且习惯养成之后很难改变。本科生的生态保护意识养成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如教师和家长的模范作用、身边同学的行为习惯等。当问到“你认为做些什么能增强自己的生态保护意识”时，4号受访者说：“感觉改变还是挺难的，学校开设大班课的作用可能不大，习惯已经养成20多年了，几节课也改变不了什么。”16号受访者说：“我觉得还是宣传力度不够大，应该在各方面都加大力度，而且要采用强制性措施，否则很难轻易改变。”
2.2本科生生态保护意识来源
2.2.1以口头教育为主的家庭、学校教育大多数环保宣传停留在口头上[6]。在访谈中，大部分学生表示，自己的长辈、教师在平时生活中对其进行的生态保护教育以口头教育为主。在问到“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接受生态保护相关的教育”时，1号、3号、4号、5号、6号、8号、10号、15号、18号受访者均表示：“家庭方面的教育从记事起就已经开始，渗透在平时生活中。”9号受访者表示：“家里没有专门教育过，就是口头教育，尤其我是和老人一起长大的，他们也不是很注重这些；老师也会口头教育，如不能随地扔垃圾、节约用水之类；小学也会有那种乱扔垃圾会给班级扣分的强制约束性措施。”2.2.2学校在各学科中渗透相关教育很多学校会将生态保护的内容渗透到文化课中[7]。20位受访者中，仅有6号受访者表示学校开设过与生态保护相关的必修课。在问到学校方面的教育时，6号受访者说：“在小学阶段，学校开设一些科学百科类的科目，涉及生态保护教育；但从初高中开始，因为文化课开始紧凑起来，相关课程就变得很少了。”2号、3号、7号、17号、19号受访者均表示：“学校没有专门开设过生态保护相关课程，不过会在语文、生物、地理、化学中渗透生态保护教育，还有一部分课程与生态保护有关。”8号、20号受访者表示：“学校这方面还是挺缺乏的，在课堂上老师不会给我们具体地讲关于保护环境的问题，更没有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2.2.3通过手机或广告获取有关生态保护的知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智能手机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手机和广告成为青少年学习生态保护知识的主要途径[8]。对于“社会生活中获取生态保护信息的具体情况”这一问题，很多学生认为自己通过社会途径接触生态保护信息最多。13号受访者说：“在网络上获取信息比较多，网络上经常有一些有关生态保护的公益广告，比如‘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10号、15号受访者表示：“我经常在自媒体上看到一些和生态保护相关的视频，微博和视频类APP也会自动推送这些知识。”
2.3影响本科生生态保护意识的因素
2.3.1生态保护意识受同情心影响生态道德情感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9]。培养青少年的同情心，有利于培养其仁爱之心，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10]，对促进生态保护也有帮助。有学生表示，在看到一些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恶劣后果时，会激发自己的同情心，进而促使自己产生保护生态的行为。4号受访者说：“电视上的一些新闻会让我印象比较深刻，感觉多接触那些比较恶劣的环境，就会激发你想保护生态的欲望。”7号受访者说：“当自己在微博上看到南极北极冰川融化，企鹅、北极熊那么可怜时，就会想去进行生态保护，对于我自己而言，多看看这方面的新闻，就会影响我很长一段时间。”2.3.2生态保护意识受身边同龄人影响通过访谈了解到，当身边的同学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时，受访者会主动向他们学习；而对于生态保护意识较差的同学，受访者表示不会受他们影响。6号受访者说：“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对生态保护都有很深层次的认识，我会主动向他们学习。”8号受访者说：“身边同学的生态保护意识都挺强的，对我也会有很大影响，比如他们都那么做，我要是没有做到，就会有一种愧疚感，也会督促我去进行生态保护。”3号、10号受访者说：“身边的同龄人还是有差异的，毕竟大家的教育环境不同，对我来说，我会选择学习好的行为，纠正那些对生态保护不利的行为。”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6
社区;新型使用者;人口学特征;定性分析新
型亦称“合成”，是相对鸦片、海洛因、大麻等“传统”而言，主要指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等。新型滥用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1，2］，新型使用后可使用药者处于一种极度性兴奋和迷幻状态，在药物持续作用下，大多数使用者(无论男女)均会出现性亢奋状态，故极易发生群体性的性和高频率无保护的滥交行为，这些高危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之间经性途径感染和传播HIV的风险。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云南省是滥用和HIV/AIDS感染的高流行地区。云南省玉溪市对新型使用人群的研究提示该群体的滥用特征［3，4］，为更深入了解该群体人口学分布特征，探寻可操作的社区干预途径，特在云南省玉溪市开展了社区新型使用人群人口学特征的定性调查。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由关键知情人(项目中负责接触和联系社区新型使用者的工作人员)推荐社区里善于表达、性格开朗的新型吸毒吸食者进行深入访谈，选择不同年龄、职业、背景分布的访谈对象。
1.2方法
项目负责人与社会学专家共同设计访谈思路，社会学专家完成个人深入访谈。访谈中遵循保密和无伤害原则，调查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加访谈。访谈内容包括:个人成长环境，人口迁移背景下该群体的乡缘、血缘、职业圈与城市居住分布特点;心理趋同与心理排斥担忧;对“马会”的认识;对的解读;使用后的心理和行为交流。根据最小样本量的确定原则［5］，当增加新的研究对象不能收集到新的有效信息时，停止招募。
1.3质量控制
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同时做好书面记录。访谈在单独的房间内进行，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每次访谈时间1.5～2小时，访谈结束后由专业人员对访谈录音及书面记录进行整理和分析。
2结果
2.1调查对象基本人口学特征
20名调查对象中，男性11人，女性9人。多数年龄在20岁左右，最小17岁，最大52岁，平均21.94岁。文化程度1人大专，14人初中，5人小学;17人未婚，3人已婚;农民10人，无业5人，娱乐场所暗娼3人，机关干部1人，个体1人。
2.2新型吸食群体人口学特征
2.2.1女性吸食者身份较为隐匿
从被访谈者反映的情况来看，女性吸食者人数不在少数，主要集中在工作者领域。“打了电话就约着出来，一般会在酒店的小时房。大多数找马妹(提供的女性新型吸食者)，找身边熟悉的，一般不用给钱，供她吃就行了”;“见过一个女的，瘾比较大，想吃了就会联系那些男的”;“10个有7个吃，2、3个量比较大，还有3个被逮进去了”;“为钱会陪客人吃。客人说吃吃有力气嘛，不吃就没力气，自己也耐不住，也爽。”(被访者，女，19岁，从事)
2.2.2初次吸食年龄低龄化，多始于初中阶段，集中在农村地区及城镇无业人群
大部分被访者及所提到的新型使用者初次吸食的年龄呈现低龄化。“读了初一就出来社会上混了，15、16岁开始苦钱。刚去昆明时，好奇，年幼无知”(被访者现有19岁，开始吸食的时候只有13岁，刚上初一。)“那时候15岁，上初二，喊我吃的是在学校认识的朋友……第一次是在旅社里，有四个人(女的)，还有朋友的男朋友总共5个人。家里人也认不得我吃，直到我被抓才知道”;“14、15岁的时候跟人家去开马会，那时候自己也没有钱。吃个年把就不想去了，认得整哪样(指提供以换取吸食小马)就不想去。”(被访者20岁，为娱乐场所人员)“这两年经济好点，有些小男生17、18岁连瓶水都懒得拿，进城一样都没学会，先学会了吃，从小苦没受过……幼稚，吃这个图好玩”;“有些学生也吃，吃两个‘咕噜’就可以合着去睡(指开房)。”
2.2.3吸食者职业结构类型与毒资获得方式多元化
新型吸食者职业类型或背景呈现多元化，主要集中于商人和开者、在上班者、人群、传统使用者、贩毒者、赌钱者等，有少部分上班族。总体而言，“这个东西消费能力高，比较贵，有时还买不着”，因此，“有一定收入”是吸食的条件。收入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这些人或者自己经商，自己能挣到毒资，“(我)开过酒店、开过矿，都是自己挣的钱”;或者是通过开(除地下，出租房和酒店也会成为临时小赌点)收钱，“社会上的地下多了”;或者在打工获得较高收入，“他们(指在打工的人)不用在外面打工，看看场子、上上班，看哨一天就三四百”;或者坐台、当马妹，以出卖身体换取;或者“发药”(即贩毒)得到毒资;或者是有钱的嫖客，因为“女人找得多，吃了这个，找女人就厉害。”这6类人群里，有4类基本皆为男性。
2.2.4吸食者从免费聚众性的“马会”走向以AA制为主的小聚会，存在单一的女性聚会
多数被访者认为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吸，无法将兴奋点推至高处，“人越多越好玩”，因此以邀约多人聚食为乐，俗称“开马会”。马会的邀约者多为老板类型，以做东的形式轮转。“就像现在的度假山庄那样，住进去了，管吃”，一位受访者描述。近年由于打击力度加大，加之老板级人物自己在长时间吸食、的过程中，家产逐步散尽，而吸食者在长期吸毒后毒瘾增加，每次马会需要量大增，“经济原因嘛，一晚上要吃几百颗，供不起了”。马会也因此分出等级，高层次的主要是在星级酒店的“high(嗨)房”，中间层次及低层次聚会多在宾馆、酒店、歌舞厅、山庄、出租房、小旅馆、私人住所等。目前，早年“请客”、“免费吸食”的“马会”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并分出了男性、女性群体。男性在吸食后存在找马妹的可能，但女性聚群的理由较为单一，因为“有些(男的)吃了会打小姑娘，(这种情况)不多，打得还比较惨”，所以“一般是4个女的在一起吃。”大规模“马会”基本转向小群体的AA制，免费吸食变成相对固定的、有交换的聚会请客，“人家请过你，你不回请不好嘛。”
3讨论
社区新型使用人群初次吸食的年龄呈现低龄化，而且低龄化的趋势有上升势头。从访谈资料来看，初次吸食时间在初中阶段者不在少数。这一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与老师和同学的冲突或对立，以及家长疏于管理、缺乏家庭教育、价值观念偏离等，都使该阶段的学生容易在交友上走偏，特别是好奇、面子、无聊和对小马“可以让人高兴，忘记不愉快”的解读，极易使他们在慢摇吧、KTV、电子游戏厅等地方聚会的时候开始尝试吸食。被访者也认为“学生年纪小小就有吃的”，因为“太单纯了”。由于享乐心理、好奇心和对危害性的无知，社会上不少青少年在首次尝试后往往无法自拔而走上了吸毒的道路，甚至一人带动多个同学或伙伴吸毒。这与农村、城镇无业人群宣教力量薄弱、家庭管理疏松、监护人缺乏相关知识有关。一些常规性群众性教育方式能起到渲染社会气氛的作用，但对于高风险人群的宣教，如果没有专门的、面对面的、常态性的宣教，很难对社区新型的危害和防范起到强化和内化的作用。研究提示两类特殊人群需要重点关注，一是网吧游戏者，这类人以校外青少年居多，为游戏项目吸食小马提升精神兴奋度;二是在校中学生，易被身边吸毒人员误导，而中学生一旦走出校门将是一个难以掌控的群体。加强在校中学生、校外青少年的宣教应成为多数地区控制新型吸食人群数量的一个方向。同期问卷调查显示［4］，吸食者农民占45.71%、无业占30.00%。可是“通常情况下，使用一次新型的消费”，58.93%的人每次消费达200元以上，如果按每人每日使用一次新型来计算，每月达到6000元的消耗。这是一个疑问，费用从何而来。因此，所谓的农民和待业青年只是常规的职业理解，指代能见阳光的职业，如干“正事”、有“工作”，因此几乎所有被访者被问到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回答如出一辙，“没干什么”“闲着”。但这两类人都有一个相对于阳光职业而言的“暗夜工作”，即在打工和为放高利贷者打工，例如为“看哨”、“看场”、“洗钱”(数钱之意)、“收钱(收债)”、“看人(盯着欠赌债者)”、“放水(放高利贷和帮助收高利贷)”等，在分析社区新型使用人群职业分布应注意。“马妹”，女性吸食者，同时作为男性吸毒者提供者，其对应的服务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常寻找的男性，一类是吸食小马者。为后者提供服务时，以小马替代服务费，男性或者邀其一起吸食，或者在吸食后找来开房。从被访谈者反映的情况来看，女性吸食者的身份较为隐蔽，“马妹”在早期只是单纯地陪客人“嗨”，进而逐渐演变为主动吸食，这时，“马妹”已从附属消费品变成一个消费者。“以卖养吸”和中间人的存在，显示女性在新型吸食人群中的特殊角色，也凸显在社区新型使用人群中性病艾滋病防治中的重要性。本文从玉溪市社区新型使用人群人口学特征角度做定性分析，所显示的女性吸食者身份较为隐匿、初次吸食者低龄化、职业结构多元化、群聚方式多样化，提示新型的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以及背后性病、艾滋病潜在的流行形势应引起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刘志民.中国内地合成滥用现状、特征和危害［J］．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12，18(1):1－3.
［2］董秀平，李秀芳.新型与HIV/AIDS相关性研究进展［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0，16(6):629－631.
［3］赵金仙，高良敏，郭春园，等．515名新入所使用者使用合成情况及特征分析［J］．皮肤病与性病，2012，34(1):5－7.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7
感悟一：学会了一门技术等于捧住了一个饭碗。六横是我市船舶修造企业重点集聚区域。这两年，我记不清有多少次来六横，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六横这个点的探索，把渔农村富余劳动力培养成为技能人员，输送到以船舶企业为重点的生产一线，为我市船舶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通过恳谈，我深深地感受到，在市场经济时代，你要有个铁饭碗，就必须掌握一门扎实的技术，而富余渔农民劳动力和需转移就业人员，学会了一门技术等于捧住了一个饭碗。下一步我们在七大岛推广建设渔农村技能培训基地，让更多的渔农村劳动力拥有一技之长。
感悟二：缓解“招工难”不单单是企业的责任。“招工难”现象是近年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工作简单、劳动强度大，员工以外来农民工居多。但一到农耕时节，那些农民工就成批请假，单位不允许，他们就全部辞职另谋他业，这样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走访中我们还了解到，企业要解决职工的住房和吃饭问题也是个难题，__房价、房租都高，有些农民工图便宜，都租住在本地的民房里，给管理外来员工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我感到，要解决企业“招工难”或者“用工短缺”现象，政府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市人事劳动部门已经在江西、河南、广西、甘肃、四川等省建立了市外的劳务协作基地，在安徽、河南、四川、湖北等省建立了22个外来务工人员引进点，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__的“招工难”问题。但用工的主体毕竟是企业，__的企业要在用工待遇和环境上不断改善，通过制度的完善和企业文化的创建，这才是破解“用工难”的“良方”。
感悟三：渔农民养老保障政策的出台意义深远。__市渔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拟定历时数年，这期间我也多次到渔农村调研，广泛听取基层意见。现在这个政策框架几易其稿，总算出台在即。为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到岱山县召开渔农村养老保障政策恳谈会，听取对我市渔农村劳动力养老保障政策的意见建议。没想到，这些渔农村社区负责人和渔农民的二十多位代表对此极其关注，与会人员 畅所欲言，根据渔农村实际，分别对办法中的参保范围和对象、缴费基数和比例、养老保障金待遇计发及管理等问题提出意见,为进一步完善《办法》、《意见》提供借鉴。我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保障是民生工作的重点，事关稳定大局，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挑战，迫切需要我们提高保障能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放在我们工作的首位，以解决群众切身利益为切入点，实现政策、体制和机制上的新突破。
让报纸覆盖更多受众
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
随着这些年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批大中型企业和重点发展区域逐步出现。如何让我们的报纸在这些企业和区域得到及时跟进，既能有效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也能及时反映当地百姓的呼声，让报纸覆盖更多受众，让主流舆论影响更多读者，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近日，我带领社里有关部门的同志先后到一些重点企业和发展区域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恳谈，觉得做好这项工作，我们要做的事很多。
感思一：让报纸覆盖更多受众，首先要把报纸办得贴近百姓。这是当下报纸走进广大读者的重要前提。现在人们获取新闻的渠道甚多，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等。怎样使我们的报纸始终成为广大群众获取新闻、丰富文化生活的重要媒体，无疑首先要把我们的报纸办好。换句话说，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反映社情民意统一起来，面向基层，服务群众，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
感思二：让报纸覆盖更多受众，需要突破一些传统做法，不断创新。发行党报多年来，我们一直沿用市委向各单位各部门下指标发文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好处显而易见，但缺陷是数量多年不增，发行覆盖没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同时扩大，尤其是企业的订阅情况滞后，对新兴企业特别民营企业往往是文件所没能顾及之处，变成发行工作的薄弱区。我市这几年快速发展的区域如六横、金塘等原来都是乡镇，这些年大企业落户、人口集聚，但我们仍然按传统乡镇运行显然已跟不上发展需要。让报纸覆盖更多受众，就需要突破一些传统做法，不断创新发展，更充分地发挥党报的作用。
感思三：让报纸覆盖更多受众，需要周到和细致的服务。提高发行的质量是报纸发行工作的主题。服务到哪里发行才能延伸哪里，发行的质量到什么程度报纸的覆盖才能到什么程度，这是密切关联的。为什么有些人群较多的地方我们的发行多年没大的变化，相反有些人群并不多的地方发行量却不少？究其原因与发行工作的服务质量紧密相联。现行既需人到、物到，还需心到、情到，同时还要讲时效、讲便利等等。
感思四：让报纸覆盖更多受众，需要创新和延伸更多渠道。传统做法就是以直接的报纸到达为通道，这个渠道今天当然仍是主线。但社会发展到今天拓宽新渠道的责任已历史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如在人群较密集的地方设置时尚新颖阅报栏，为人们在一个开放的公共场合提供信息传播窗口；又如通过网络开通多媒体数字报，为
交通不便的海岛和远在外地的读者第一时间提供新闻。 树立绩效理念 推进绩效审计
市审计局局长、党组书记
7月底, 我局召开了民主恳谈会，围绕加快推进绩效审计这一议题，与广大审计干部进行沟通交流，征询推进绩效审计的意见和建议。市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区局、市局各处室代表参加了民主恳谈会。通过民主恳谈，我深深体会到，要加快推进绩效审计，树立绩效理念是前提，开展实务创新是手段，提高人员素质是根本。
一、树立绩效理念是前提。从恳谈会的情况看，近年来，我市两级审计机关，通过组织业务骨干参加省厅组织的绩效审计培训、开展绩效审计研究、学习《浙江绩效审计模式实例》等多种形式，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将绩效审计作为推动审计转型的关键来抓。通过学习实践，审计人员对绩效审计内涵的认识理解不断加深，形成了一种不管项目是否冠以绩效审计的名称，都应当关注绩效，将绩效理念贯穿于每个审计项目之中的共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初步的，我市的一些审计项目离真正意义上的绩效审计还有不小的差距，各县区局、市局各处室也不平衡。因此，要进一步强化绩效审计理念，结合年度学习、培训和实践，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调控、行政体制改革、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了解，促进全体审计人员进一步提高开展绩效审计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二、开展实务创新是手段。在恳谈会上，大家谈到开展绩效审计有不少困难，如评价标准。我认为，在目前阶段，绩效审计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因此，我们要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裹足不前，尤其不应将有限的精力浪费在争论上，做到只探索不争论。重点要在以下主要环节上创新绩效审计：一是在审计项目选择立项上创新。我市两级审计机关要广开信息渠道，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向党委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审计机关内部征集审计事项，提高社会参与度。在确定项目前，应对被审计事项或单位的信息进行充分分析，基本了解现实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或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可改进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实施该项目的意义、审计所要达到的目标、预计可取得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对申报项目进行论证。二是在审计实施方案编制上创新。要对审前调查这一审计实施方案的前置环节予以规范，使审前调查结果真正成为制定审计实施方案的依据。绩效审计实施方案不能停留在审计组层面，而应该区分项目的轻重程度，对重大审计项目实施方案实行论证制度，论证方案的可行性；解决好审计目标、重点内容、审计手段等问题。三是在审计技术方法运用上创新。目前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摆脱对财务收支审计方法的依赖和束缚。绩效审计的方法不在于多先进而在于管用，可以根据不同项目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审计方法，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审计方法，实质都在于如何实现审计目标，即方法能为准确地实现审计目标服务。审计人员要善于做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突出重点完成审计任务。
三、提高人员素质是根本。据有关权威机构分析，现今审计人员所掌握的知识中符合绩效审计需要的不到20%，距离绩效审计对审计人员复合知识结构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而审计人员的素质和水平直接影响着绩效审计质量的高低。绩效审计需要多样化和创新方法，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审计人员在开展绩效审计时需具备相应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这里的胜任能力除了传统财政财务审计所要求的胜任能力的含义外,还要求审计人员具有不同于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才能和更加专门的专业知识。即要掌握一定的宏观经济决策、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以便在评议政府业绩时形成深刻而中肯的判断。因此要对现有审计人员进行后续教育,提高他们的政策理解水平，既要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又要把握微观经济政策，从而把握审计工作的方向；提高他们的行政管理知识水平，把握现代行政管理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加强理论修养，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审计技术水平，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不断提高审计能力。
把准方向 明确责任 强化服务
市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
8月6日下午,市人口计生委召开了人口计划生育惠民政策落实民主恳谈会，邀请计生育奖扶、公益金、优生促进工程、并发症病人等计生服务对象及基层计生工作者代表、市人大、政协、纪检部门的领导参加恳谈会，气氛热烈、态度诚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本人深受教育，感触很深。
一、育龄群众是最可敬的人。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经历告诉我：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社会的支持、计生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但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育龄群众的认同、支持和奉献，甚至部分育龄群众还由此承担了风险。如：有的成了计划生育并发症病人、几十年受病痛的折磨，甚至丧失劳动能力；有的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甚至意外死亡，育龄夫妻又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他们长期经受巨大的精神、经济压力和孤独的困扰；有的农村家庭养老发生困难等等，我深感同情和不安。但在恳谈中，我没有听到她们的抱怨、责怪，更多看到的是她们对自己不幸、困难的坦然面对
，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深深理解，对在特殊条件下造成手术并发症的谅解，对基层政府和计生工作者的长期关心照顾表达的感激之情，对政府出台惠民政策怀有感恩之心。计划生育并发症病人潘翠珍说：“每月有300元的生活补助费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重要节日还上门慰问，政府这么重视自己感到很安慰，事情已这样了自己心情要好，要好好生活”。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崇高的境界，使我肃然起敬，这就是我们可敬、可亲的育龄群众，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倍努力为她们服务，实实在在为她们做好事、办实事，否则，我们将无颜面对她们。
二、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在恳谈中，我感觉到：经过这么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广大群众的生育观念已发生了很大转变，实行计划生育已成为绝大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而更多的群众更关注的是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生一个健康、活泼、聪明的孩子，更是每一个家庭的共同愿望，所以群众更渴望得到这方面的知识。然而，近年来，我市出生缺陷率居高不下，全市出生缺陷率为12.96‰，而对有出生缺陷患儿的家庭来说概率是100%，对整个家庭将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对社会也是沉重的负担。普陀区勾山街道代表讲述的她的亲身经历，更说明了这一点。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人口计划生育部门一定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根据群众的需求逐步调整工作的重点。当前要把优生优育，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摆到人口计生工作的更重要位置，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对目标人群的宣传教育、咨询服务，大力倡导婚前医学检查，加强孕前优生检测，开展出生缺陷预防。严格病残儿童鉴定，对鉴定后符合再生育的人群，加强指导、监测，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
三、解决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责任。在恳谈中，我也深刻感受到，近年来，计划生育部门经过积极的努力，为育龄群众做了不少实事、好事，争取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计划生育惠民政策，深受广大群众的肯定和欢迎。但我们意识到，这些计生惠民政策还是最基本的、低层次的、小范围的，还有一些育龄群众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和企求，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需要我们继续作不懈争取、努力。如：如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扩大计划生育惠民政策范围，惠顾更多的计划生育家庭，提高惠民政策的执行力度，更大程度上解决计生家庭的实际困难；如何进一步落实并发症病人的医疗费问题，使受长期病痛折磨的并发症病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生活上有保障；如何争取完善奖扶制度，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城镇无业居民与农村居民同样享受计划生育奖扶政策。这是我们计生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我们每一位计生干部必须站在服务对象角度上，想其所想，尽我所能。
四、倾听群众的意见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经常与群众进行沟通交流，真诚倾听群众意见、征求群众建议，是政府行政机关的基本工作方法。尤其是人口计划生育的部门，直接管理服务对象是育龄群众，更需要我们经常与广大育龄群众沟通，了解她们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才能有助于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结合群众的实际需要适时调整工作思路；能更好地了解人口计划生育各项政策、措施在基层的落实情况及政策、措施不完善的地方，并得以及时完善提高；有助于各级计生干部强化执政为民的理念，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树立心系群众、民主务实的新形象，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关键在于抓根本 保满意 重落实
岱山县建设局局长
根据我县“树新形象、创新业绩、促新跨越”主题实践活动办公室的部署要求，7月24日上午，我们邀请来自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部分县属单位、社区干部、建筑企业的9位民意代表召开创业创新民主恳谈会，与我们相关单位（科室）负责人围绕加快重点工程建设、加强城市管理、深化队伍建设三个议题进行热烈探讨。
会上，代表们踊跃发言，他们从干部形象作风到党风廉政建设，从重点项目实施到工程质量监督，从马路市场管理到执法队伍建设，从城区公厕选址到城市总体规划，从小区绿化管理到市政设施维护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同与会的班子成员、中层干部一边听取代表们的发言，一边一一作记录，并不时对有关问题进行解答。会议结束后，我把代表们的意见建议认真进行了汇总梳理，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在面对面的座谈交流中，我看到了平时工作中的不足与欠缺，体会到了干部群众对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感受到了民主恳谈会的独特优势和作用。通过民主恳谈，我认为建设工作得民心的关键在于抓根本、保满意、重落实。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8
晨间谈话是幼儿一日活动的内容之一，是教师和幼儿情感交流的最好时机。良好的晨间谈话不仅促进了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各方面的能力，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进行晨间谈话时，要创设一个自由、宽松的，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语言环境。谈话内容的选择一些符合幼儿年龄特征，有利于发展幼儿各种能力的话题，在组织形式上采用幼儿喜闻乐见的一些谈话形式，避免把晨间谈话变成简单的说教。
一、晨间谈话内容的多样性
晨间谈话可以进行个别谈话也可以进行集体谈话，其内容相对于其他活动来说拥有较大的弹性空间，是一种既有一定的计划性又有一定的随机性的活动。
（一）在集体谈话中我们可以随时发现问题随时交流
例如总结晨间活动的情况和下一步活动的要求。也可以预设一些贴近幼儿生活的内容，如：
1.通过晨间谈话培养各类好习惯。在晨间谈话活动中，我们每天有针对性地和幼儿进行行为习惯方面的谈话。分别组织幼儿谈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们要培养哪些好的习惯”等品德、生活、卫生、学习习惯的内容。通过这些谈话活动，幼儿不仅口语表达能力增强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活动中自主地探讨行为准则、自动地付诸于行为，使良好的行为习惯得到了培养。
2.通过晨间谈话解决普遍性现象中的问题。幼儿年龄小，自控能力比较差，在集体活动中经常会有一些不妥的做法，这就需要我们要进行一些规范性谈话，对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以解决。如：在区角活动中，经常发现个别幼儿争角色、抢操作材料等，记得有一次我发现几个孩子在“蛋糕作坊”里游戏时，好长时间游戏都没玩起来，原来他们都在争着当蛋糕师，不想当顾客。我就利用晨间谈话的时间及时组织幼儿展开讨论：“在玩角色游戏时，我们该怎样分配角色？”孩子们讨论得非常热烈，出了不少好主意。通过这次谈话活动，增强了幼儿间相互协商、合作的能力，学会了自己管理自己，促进了能力和个性的发展。
3.围绕主题活动与生活中的有趣话题进行的晨间谈话。晨间谈话也可用一些教学活动的内容或准备作为话题。根据主题活动的开展以及幼儿对主题学习的兴趣，选择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展开谈话，如“我认识的交通标志”、“我最喜欢的季节”、“我的好朋友”等，这些内容都是幼儿熟悉喜爱的，它有助于幼儿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更好地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
生活是语言的源泉，没有丰富的生活，就没有丰富的语言。根据幼儿的思维特点，选择他们生活中的有趣话题，这样的谈话，既丰富知识，开拓视野又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二）在晨间谈话中，根据幼儿的个性及特征行为进行个别谈话
根据孩子个体发展的差异，教师可以与单个或少数幼儿谈话，这样可以针对幼儿的不同情况，有意识地进行培养。例如：对一些沉默寡言或活动中不爱发言的幼儿，要更多地和他们进行鼓励、表扬性谈话。对于一些自控能力差，其行为影响其他人的幼儿要及时和他进行约束性谈话帮助其规范行为，并适时根据其认知的发展，这种谈话会逐渐转成鼓励性谈话。
二、晨间谈话组织形式的灵活性
在晨间谈话中，我们要根据谈话的内容和幼儿的年龄特点，采用幼儿喜闻乐见的形式，避免把晨间谈话变成简单的说教。
1.抓住契机，及时谈话。中日关系随着事件持续升温，我就利用晨间谈话的机会，通过多媒体课件，帮助幼儿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与幼儿互相交流，说说自己的感受、谈谈自己可以做什么。从而让幼儿初步意识到理国、奋力强国，才能真正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2.提出问题，展开讨论。在组织幼儿谈话活动时，老师要善于提问，提出问题的深浅程度既要适于本班幼儿的经验和思维水平又富于启发性，还能调动幼儿讨论的兴趣，这样在讨论中就能在谈话中更好地发展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
3.运用游戏、情境表演，组织谈话。在集体谈话活动中，能积极发言的总是少数幼儿，如何使每一个幼儿都能积极发言，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运用游戏形式进行谈话，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在进行主题活动《各种各样的虫子》时，我用游戏的形式开展关于各种生活中常见虫子的总结性谈话，巩固幼儿对蝴蝶、蜻蜓、蝉、蚂蚁等的认识，游戏时，让一个幼儿当“捉虫者”，其他幼儿各拿一种虫子的卡片，“捉虫者”去捉各种虫子，当“捉虫者”捉到虫子后，在老师的提问下，要说出它的名称、大体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就这样在游戏中，由于对游戏感兴趣那些不爱说话的幼儿就会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发言，愉快地投入到游戏中。
三、晨间谈话应注意的问题
晨间谈话时首先应以幼儿为主体，给他们创设一个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语言环境；其次谈话的内容应有一定的教育性，确立的目标要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最后老师组织谈话时，要以正面教育为主，不能反面批评，要给他们及时提出要求和树立榜样，谈话的时间也不要过长，要用幼儿易懂的语言把自己的感情传给他们，让幼儿了解老师，使师幼之间的感情得到最好的交流。晨间谈话只是幼儿一日活动中的一个点，无论是进行晨间集体谈话，还是个别谈话，我们要尽量以朋友的角色与幼儿交谈，尊重他们、赏识他们！让每个幼儿在每次谈话活动中，感受到老师真诚的爱！让每次谈话成为鼓励他们成长向上的动力！
结语
“一日之计在于晨”，晨间谈话是幼儿一日活动的内容之一，是教师和幼儿情感交流的最好时机，我们老师应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发挥它应有的功效。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幼儿在清晨入园时，感情得到满足、情绪得以稳定、不良因素得以控制，那么在全天的学习、生活中，将会处于良好状态，这不仅促进了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各方面的能力，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9
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为北美、欧洲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金砖五国中，南非为24.7岁，印度为25.9岁，巴西为28.9岁，我国为35.2岁，俄罗斯为38.5岁。全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4岁，正好巴西处在世界中间水平，南非与印度处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我国和俄罗斯则处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
对于人口老年化类型标准的划分，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年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提供了老年型建议性标准：年龄中位数30岁以上；65岁以上人口比重7%以上；14岁以下人口比重30%以下；老少比30%以上。
此外，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年均100万的增长速度，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日益凸显，养老问题日趋严峻。
1999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首次达到7%，迈入老年化社会的大门。2010年为8.87%，大约2026年达到14%，正式成为老年社会。2050年将达到30%，2100年将达31%。2050年之前称之为“加速老年化”阶段，2050年之后称之为“稳定的重度老年化”阶段。
人口老年化将直接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劳动力减少，社会消费能力下降，经济发展减速；二是社会保障压力剧增，养老医疗社会投入增加，社会保障基金收支难平衡。
记者：如此说来，我国已经逐步进入老年化，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关系到老百姓养老社会保障的问题更是时刻触动着中国社会的神经。当前，我国养老保障现状如何？老年化给我国目前带来哪些问题和难题？
董登新：世界各国对于人口老年化问题的关注，都是基于退休制度将要承受更大的养老负担而引发人们的担忧与不安的。我国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有13亿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要新增老年人口1300万人，这一比重提高5个百分点，相当于一个英国或德国的总人口。如果计算60岁以上人口，老年人口绝对数就更大了。
从农业社会的“家庭养老”到工业社会的“社会养老”，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养老保障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养老保障面的宽窄以及养老保障程度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一国或地区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发达程度。
事实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已有较大变革。其中，部分群体继续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如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另有部分群体则采用了全新的规则，如城镇企业职工。从养老保障面来看，目前，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大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城镇企业职工；（2）有城镇户口的自雇者和灵活就业人员；（3）农民工；（4）行政单位职工；（5）事业单位的职工；（6）少数已实行城乡统筹地区的农民，如北京市。
总之，目前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基本上呈现多元化、碎片状特征。
我国不仅有着13亿的庞大人口，而且城乡差别大，城市化进程缓慢，大多数人口仍生活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公民的养老保障必将遇到“四大难题”：全国统筹；城乡统筹；行政、事业与企业统筹；多元化、多支柱养老统筹。
记者：董教授，请您具体地谈谈我国养老保障的“四大难题”，您先谈行政事业退体制度改革好吗？
董登新：行政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制度：仍旧承袭计划经济的“老做法”。对于行政、事业单位而言，雇主是非盈利性机构，它不同于盈利性企业，由于自身无法产生收益和利润，行政、事业单位的全部支出均由财政全额拨款，如果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加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则意味着财政不但要给职工发放工资，而且还要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也就是说，财政一手为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缴费，一手又将收费最终纳入财政预算养老专户，这实际上形同“左手”转“右手”。因此，为了与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区别，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暂不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而是继续沿用了计划经济年代的一贯做法，包括对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实行“离休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其他人则实行“退休制度”。
公务员退休制度的受益人在退休前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退休后可直接享受国家财政拨付的退休金。1993年工资制度改革后，国家公务员实行职务级工资制。国家公务员退休后，其退休金的计发办法是：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按一定比例计发，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均按原工资的100%计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公务员基本退休金也应适时调整。其调节办法是：在国家统一调整生活必需品价格时，退休公务员可按在职国家公务员并入基础工资的补贴数额增加退休金；在职国家公务员根据企业相当人员的工资水平和物价变动指数调整工资标准时，退休公务员可按调整工资标准的幅度相应提高基本退休金标准。事业单位职工退休比照公务员退休标准执行。
然而，由于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单独实行“高福利”退休制度，至今却仍不能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对此，公众和舆论界存在诸多批评和指责。他们认为，从养老给付的替代率来看，养老福利水平最高的是行政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其次是城镇企业职工；其他群体的养老福利水平则相对较低且不稳定。有人估算，如果说企业职工养老给付的平均替代率大约是50%，那么，行政机关要比企业高出1.1倍，事业单位则比企业要高出0.8倍。
很显然，这是有悖社会公平的。其一，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金给付替代率严重偏高，必须尽快实行与企业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对接。因为企业养老给付替代率更接近国际惯例做法，例如，美国社会养老保险给付的平均替代率大约是40%左右。因此，大多数人主张，必须将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与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起来，在养老金统一给付标准上，要么让行政事业单位向企业看齐，要么让企业向行政事业单位看齐。
2009年1月2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上海、浙江、广东、山西、重庆5省市率先试点。为此，不少公立学校教师闻风而动，他们担心试点后退休待遇下调，因此，他们希望提前办理退休手续，赶在新方案试点前拿到养老金。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在试点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养老统筹对接时，必须认真测算，科学推行，以此为行政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养老统筹对接积累经验、作好准备。
记者：您再谈谈由于城乡割裂而造成的农村养老仍无法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
董登新：除作为直辖市的北京市于2009年1月1日率先宣布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外，其他省市的农村地区仍不能直接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列。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历史上的城乡二元分割，经济差距巨大，在社会养老保险上很难实行城乡统筹；其二，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大多缺乏自我积累能力，农民基本上是农业自雇者，没有雇主，社保缴费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因此，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直是我国社会保障网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不过，十分值得安慰的是，从2009年开始，在全国试点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大体进度规定如下：2009年底，争取试点覆盖全国10%县（市、区）；2012年参保率达到50%以上，2017年参保率达到80%以上，2020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事实上，十七大要求2020年之前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意味着到那时我国农民将会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那时，我国农村数千年的“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将会被重新改写。这是时代的进步，更是下一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记者：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当前，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存在那些障碍呢？
董登新：我认为省级统筹乃至县级统筹直接障碍了全国统筹下的账户划转。我国目前虽然已有17个省份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但大多数省、区仍以“县级统筹”为主（全国大约有2000多个统筹区），要想实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至今仍存在很大困难，这就造成了参保人异地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制度障碍。为此，国务院已提出基本对策：2009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2012年实行全国统筹的目标。
由于我国人多地广，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尤其是东中西部差距巨大，因此，在目前财政分灶吃饭的情况下，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账户的“无缝”划转，养老账户划转存在“转出地受益，转入地受损”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劳动力（包括农民工）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不利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扩面”与发展。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实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实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主要有三个标志：其一，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比方，以公民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社会保障号码；其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收支并负责管理；其三，将地方社会保险费改征为中央社会保险税，由国税局统一征收，这既可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征集的统一性、固定性和强制性，也可以提高社会保障工作效率和法律地位。
记者：董教授，请您最后谈谈多元化，多支柱养老保障。
董登新：当前，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负担压力巨大，第二支柱实力有待大力增强。因此，建立多元化，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势在必行。从养老保障结构来看，“三支柱”的多元化养老保障框架已在我国逐步形成。其中，第一支柱就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养老保险（这就是城里人一般所讲的“社保养老”）；第二支柱则是由雇主发起设立的“补充养老保险”（俗称“企业年金”）；第三支柱则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养老”（也称“自我保障”）。
不过，目前我国公民的养老保障仍然呈现两极分化格局：城市人主要依赖第一支柱养老，农村人则主要依赖第三支柱养老。与此同时，唯有少数垄断行业（如银行、电信、航空、电力等）和特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能够在第一支柱养老之外，还能独享丰厚的企业年金（即第二支柱养老），而绝大多数普通企业职工则无福享受企业年金福利。这便是我国养老保障的基本现状。
从国际社会养老保障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第一支柱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载重比例正在下降，而第二支柱的雇主补充养老保险载重比例则在不断上升。以美国为例，从美国人的养老给付结构来看，社保给付替代率平均不足40%，其余养老给付部分则由补充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投资来满足，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承担了美国人养老负担的大部分。这就是“三条腿”的美国人养老保障体系。
相比之下，我国养老基本上只有“一条腿”，而国外的养老金一般都是“三条腿”，尤其是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占养老金储备的绝大比例，而我国的养老金储备中却基本上没有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的位置。因此，要想降低社会养老保险的负担，就必须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分散财政和社会统筹的压力。
我国的养老问题，最关键的是要建立一个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能仅靠社会养老保险这个单一支住，补充养老（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要尽快壮大起来。要想降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给付的替代率，减轻单一支柱养老保障的财政支付压力，我国必须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制度，不仅各类企业需要建立企业年金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也应该为其职工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只有为国民建立起了广泛的补充养老保险机制，才能真正有效地分担政府及财政的社会养老负担。同时，这也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大趋势。只有到那时，“为养老而投资”才能真正成为家庭理财与个人投资的一种社会时尚。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10
这次在基层计生干部中的调研于2009年7月在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县、乡基层展开。调查结果反映了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层现状。调查中显示出的众多问题，不仅是三省一市工作中遇到的个性问题，更多的是我国计划生育管理在社会经济新形势下的共性问题。
该调查包括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两部分。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县（市、区）、乡镇（街道）两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与干部，以及政府中的部分县（市、区）人口计生工作的分管领导，共回收调查问卷2028份。其中来自县（市区）的调查问卷1001份，占49.4%，来自乡镇（街道）的问卷1027份，占50.6%。参与问卷调查的基层干部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占79%，其中86%的人为大专以上文化水平，76.5%的人在人口计生部门累计工作超过5年。实地访谈中，共召开座谈会53次，参加座谈会人员493人。其中县（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254人、乡镇（街道）计划生育专职干部173人、各县（市、区）政府职能部门人员57人、计生老干部9人；男性275人，女性218人；平均年龄为43.23岁。在实地调查中，课题组还利用座谈会发放了一份小问卷，集中了座谈会提纲中的10个主要问题，在每次座谈会结束前当堂发放，现场回收。从这份小问卷的统计结果可以大体得到调查对象对座谈会一些重要议题的基本认识与看法的归类数据。
江浙沪粤三省一市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先行发展、经济较发达的区域，其计划生育工作也都处于全国的领先与先进地位。从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正面临着一个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转型社会，新情况、新问题带来工作中的新局面、新挑战，虽然其中有部分是区域性的个性问题，但绝大部分还是全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新形势下面临的共性问题，值得关注。
现行计划生育管理落后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经济发展
城乡分体的传统管理模式，已无法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面对新经济形态下居民与农民复杂的身份变化，城乡二元的生育政策越来越陷入困窘，计划生育工作中越发步履艰难、陷入被动。
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的全面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人们的“户籍地、居住地、从事职业”相分离。浙江等地的调查反映，人口的迁移流动与城市化进程，有时使目前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身份“已经很难区分与认定”，许多人的农与非农的身份实际上是模糊的。许多农村人口已经不在农村居住，农村的劳动力已不再全部是农业职业者，他们中有的或者经商或者办企业，或者做小生意或者给人打工，从事着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非农职业，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户口已经迁入城市，但是又回到了农村，居住在农村，干着农活。有很多原因使得现在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在落实各项政策时，很难确定谁在农村，谁是非农人口，出现了“户在人不在、人在户不在、人不在户也不在”等多种现象（浙江），甚至“一般的镇里都已经没有农村户口”（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人口经济活动的变化，进而形成与传统经济背景下完全不同的人口现象。因此，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施中，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的生育政策已经失去操作和实施的基础”（广东）。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11
一、s村概况及访谈对象的基本构成
(一)s村概况
s村位于湖南省中部地区，经济水平属中等偏下。村民大都姓李，总人口938人，13个村民小组，298户，耕地872亩(资料来源:涟源市政府网站)。村民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大部分中青年农民外出广东、长沙等地务工。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在家养老的约十来人，还有中小学任教、乡镇上班的约六人，五保户四人。因为大部分是空巢家庭，老人大都肩负着农业生产、照顾孙辈的重任。
(二)访谈对象的基本构成
在全村村民中采取主观抽样的方式选取32个样本深度访谈，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表1。
二、村民对养老责任认知情况概述
s村在社会转型期，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社会群体结构在变动，这种变化触动着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通过调查，归纳起来，s村村民养老责任的认知情况可以归纳为主要以下四种情况:
(一)养老是个人责任
访谈的三十二位村民中，有九位认为养老是自己个人的责任，占访谈总体的28% 。
个案1:毛某，男，62岁，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成家，孙辈七人。早在五年前，他已张罗完最小的儿子的婚事，现在养鱼、种田、喂猪，还为外出务工的子女带小孩，最多时带六人。毛某坦言，自己能干活，找得到钱，生活不需案子女，在生日、过节、过年随他们的心意，拿多拿少不计较，当然为了平衡子女间的矛盾，照顾他们的小孩要给同样的生活费。他说在外打工不容易，有时拿不到工钱，子女嫌房子落伍了，太小了，要新建流行的套间房，以后小孩读书费用也高，还不能得病，因此，子女的经济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这代表了村民的心声。可以看出，毛某在自己力所能及时，尽量做到替子女分优，其中包含着一片爱心，只要子女幸福自己就满足了。
个案2:周某，女，54岁，在家开个体诊所，曾是乡村老赤脚医生，丈夫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木匠，儿子在外学医后回家协助母亲经营。周医生说:“家里收入一直比较稳定，子女大了，女婿家条件都不错。丈夫每年做木工收入不低，有时还承包村民的住宅建筑。村里只有一家个体诊所，村民小病大都在此诊疗，乡里乡村的可以计帐，年底大都会归还。至于老了，经济上不用子女负担，寿器(指棺材)已办好，百年之后(指死去)只须他们硅硅头。”一女婿在城里做商业保险，对此有了了解，在女婿的鼓动下老俩口各办了一份人寿保险。
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周某认为自己有条件，养老应该自己早做准备，养老责任在自己。
个案3:忠哥，39岁，前年新建了住房，一儿一女在家读小学由父母带，妻子在广东一家玩具厂做工。他说:“在外打工收入相对家里务农要高且稳定，只要身体好，送子女读书没问题。年老后就不出去了，攒些钱自己养老。”他认为沿海等地集体为村民购买了养老保险，国家政策也好，年老后不担忧，但在自己老家不现实，没这样的条件。
忠哥处在社会发展的好时代，子女数少，外出务工，见识广，自己有信心解决困难，对未来有好的规划。意识到集体和政府责任，但认为现阶段暂时是个人责任。
(二)养老是子女责任
访谈对象中有十六位认为养老是子女的责任，占访谈总数的50%，这说明养儿防老的思想占了较大的比例。
个案4:周某，女，78岁，四个女儿出嫁离家较远，跟儿子媳妇生活在一起。儿子在广东打工，大孙女在外读大学，二孙在广东学室内装溃手艺，第三个孙子在本镇上读初三，媳妇种家里的四亩多田，喂了两头猪。她说:“老伴七年前去世后，我就和儿子、媳妇一起过(原来老两口与儿子分家不分屋)，现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事，媳妇去田里土里时，我就在家煮饭、喂猪，早晨给孙子煮早饭，喊他上学，不要迟到。女儿给点钱我就攒起来，在家不用花什么，有时给家里买些豆腐、肉，给孙子一点零花钱，反正我离黄土不远了(离去世不远)，自己动不了了还得他们(指儿子媳妇)照顾，只要他们过得好，孙子女有出息，我就放心，闭得眼了。”
周某是传统的农村女性形象，操劳一辈子，为后辈倾力付出，只图在生活不能自理时给予照顾。认为自己付出得多，理当得到回报。
个案5:李大爷，男，84岁，七个子女，大儿子出丰祸去世了，老六单身现检养一男孩，老伴几年前去世，现在大孙子家搭伙吃饭，每月给150元伙食费(农村认为孙子没有赡养爷爷的义务)。老人辛劳一世，腿脚不太方便，已不能劳动，主要是串门聊天，偶尔打打骨牌、字牌或麻将，行走要拄拐杖。他说:“女儿给多给少随便，儿子每人每年必须给几百元，读书多的儿子要多给点，当年借钱送他高考复读，考上大学后又欠了许多债，现他在外工作，其余的务农打工，家里困难些。他们当然要养我，摊派养老钱的事，是我堂弟召集他们开家庭会定下来的，子女都同意出，拿不拿当然也要看他们自己搞得好不好，幸好他们都还孝顺。”
4李大爷认为自己把精力都放在了子女身上，现在动不了了，子女有责任来赡养自己。
个案6:李某，男,45岁，儿子今年考上大学本科，女儿上高二。李某外出打工是主要家庭收入来源，妻子在家种两亩多田维持口粮。李某说:“家里底子一直较薄，父母办丧事欠了债，这几年小孩上学开支大，特别是儿子高三复读一届，心情不太好。今年考上了开学要带近七千元，每月还要生活费，女儿读高中费用也高，一年两个要一万六千元以上。他娘身体不太好，看病要花钱。现在住的是老土砖房，别人家都已建了红砖房，我根本没办法想建房的事，眼前的难关还不知怎么过。养老的事，以后再说，但愿小孩以后过得好，就靠他们了。”
李某认为没办法自我养老，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认为养老的责任在于子女。
个案7:毛奶奶，四个女儿都已出嫁，没有儿子，老伴1984年出世了，现住在老宅里。她明确表明要靠四个女儿养老，粮食、零用钱要按月给，她说总算把她们养大，不找女儿找谁去。
这些子女多的老人，总有经济条件好的子女自愿多赡养一点，老年生活就不愁了。
(三)养老是村集体的责任
有五位村民认为养老的责任在村集体，占笔者访谈总数的15%。
个案8;毛支书是1998年离任的老村干部，现66岁，在任21年，在当年的村干部换届选举中落选了。在访谈中，他认为自己为s村集体、为村民操劳付出很多，一心为公，现在镇政府应该关心他的老年生活，镇里领导说只有象征性表示一点。结果他扣留了当年村里要上墩的部分农业税，经过协调，后来镇里给他一次性发放养老补贴一万元，其他村干部也照此比例发放了养老补贴。在镇政府了解到，离任的一些老村干部镇里都进行了一定的补贴，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协助完成了许多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非农经营，也没外出务工，影响经济收入。
个案9:李立生，原来的镇办水泥厂负责人。他说:“我在水泥厂工作十多年，企业红火时为镇上创造了效益，但没办理养老保险，也没退休工资，在离任后镇里应该要考虑我的养老问题。”因此镇领导与水泥厂负责人商量一次性发给一笔养老金。
个案10:李建国，“五保”对象，现已六十四岁，有残疾，一直未成家。几年前申请得以享受五保供养待遇，每年补助五百元。所以他认为自己养老靠的是集体。
从这些访谈中可以说，村干部、乡镇企业负责人、孤寡老人等人认为养老是集体的责任。在访谈中也发现外出务工的村民们如忠哥等因接触到发达地方的社会保障现状，已开始意识到养老的集体责任。
(四)养老是政府责任
访谈中有两人认为养老是政府责任，占访谈对象总数的6%。
个案11:李金贵，本镇的干部，即将退休，现居住在老家。他说:“我当干部一辈子，国家政策上已考虑了我们的养老问题，退休后在这里生活退休工资足够花的。”
个案12:杨青，小学教师，年近五十，她认为养老方面国家现有政策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就依幸国家到时发放的退休金了。
这些国家工作人员认为养老是政府的责任。访谈中还了解到s村外出务工的村民如忠哥等人已开始意识到养老的政府责任。
三、影响村民养老责任观念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自身因素层面
1.性别与养老责任认知
在以农业为主、靠体力劳动的农村，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心骨，决定家庭的重要事务。男性低龄老人如果在身体健朗时完成了一生中的要务，即送子女完成学业，为子女建好新房，操办子女婚事，送走长辈，则认为这辈子大事基本完成。这些老人现在尚能劳动，通过种田、养鱼、喂猪、种蔬菜等自我供养。到高龄期不能劳动了，可以靠自己积蓄养老，只需子女的精神慰籍，在生活不能自理时予以照料。如个案1毛某，做为男性，独立意识较强，子女在外务工，自己只62岁，尚能劳动，努力做到自食其力，还要为子女分优。
老龄女性认为自己主持不了家庭大事，依靠丈夫生活(实际这是互相扶养)，即个人养老;丈夫去世时，认为养老是子女的责任。老龄女性社会活动较少，大多在家操持家务，自己对养老问题不够重视，更多的是考虑子女、孙辈的利益。如个案4周某，女儿的供养足够她物质上的养老，愿意与后辈生活在一起。这是老年女性的代表，很少考虑自己的独立，养老上也认识到是子女的责任。
2、年龄与养老责任认知
高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如果没有老伴，生活自理就极为困难。这类人认为养老的责任应该是子女，老人对那些不孝顺的子女会很伤心，说自己年纪大了，动不了了，儿子不养我那是没良心。老人朴实的“养儿防老”思想极为明显。如个案5李大爷已84岁，是高龄老人的代表。
低龄老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整个农村的经济大大发展，子女成家、建房自己也出了大力气，现在还能劳动，照料孙辈，认为子女谋生不容易，尽可能自己供养自己。个案1中的毛某就是这类人的代表，认为养老是自己的责任。
中年人对养老的预期，认为要靠自己。如前文个案3忠哥。他们从周围老人的养老现状看，子女大都在外谋生，子女数较少，假如儿子生活不宽裕，更指望不上了，还要看和媳妇相处好不好，况且上有老人需要赡养，死后丧事操办费用大。他们想在完成家庭大事后攒钱，以后经济上不依赖子女，只求在动不了时有个照顾。
青年人在养老的问题上尚未考虑，认为离自己还很遥远，会变化大，到时再考虑。
3.文化程度与养老责任认知
农村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的与小学毕业的在务农谋生能力方面无显著相关关系，许多村民文化低但人聪明，懂手艺，综合能力强，家庭收人就高;而高中毕业务农或从事农业生产并不一定比别人强。在s村的访谈中发现，文化程度在初中或小学的不同村民对养老责任的认知无显著相关关系。
4.婚姻与养老责任认知
有配偶的村民在s村占大多数，对养老责任的认知体现在其他的变量上。
孤老人员一般享受“五保”待遇，在问及碰到困难找谁时，回答说请邻居照应，吃穿住方面有困难时会去找村干部、或通过村里去找镇政府，请求解决，如个案10“五保老人”李建国就是这样的。五保对象认为养老责任在于集体。
丧偶和离婚的老人生活照料依靠子女，在儿子家吃饭，能劳动时是闲不住的，当问及养老责任时，如果经济独立，他们认为是个人的责任;没积蓄则认为是子女责任，如个案5李大爷和个案4周某，他们认为应该要子女赡养。可以说，丧偶的老人即使自己有经济来源，还是倾向于与子女生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愉快，又能为子女帮忙。配偶健在可以互相照顾，不分彼此，对男性来说尤其如此。
5.谋生职业与养老责任认知
s村村民以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为主，长期的传统习惯都意识不到养老上国家和集体的责任。当问到自己老年困难时是否找集体或政府，他们都说没想过，以前上头也没有这样的政策。在家务农的村民“养儿防老”想法很突出，计划生育政策再严也想方设法生了男孩。外出务工村民与外界接触多，见识了外界的养老方式，他们虽然意识到养老中集体的责任和政府的责任，但现实是老家集体经济落后，仍认为养老要靠自己，至于子女以后能否赡养，那有许多变数，也就是说更倾向于养老责任是自己。
s村有几人曾任村基层干部，他们认为在任时为村民服务是做了贡献的，所以离任后都向镇政府要求发放养老补贴，最好是一次性补贴一笔钱，如个案8毛支书，镇里补贴的钱是他养老的经济后盾。
镇办集体企业负责人认为，在企业时为乡镇经济做出了贡献，没办理养老保险，退休后也没退休工资，因此集体要承担起养老的责任，如个案9企业负责人李立生的是这类人的代表。
国家工作人员，享受国家养老保障，年老后有退休工资，这体现了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障责任。个案11镇干部李金贵和个案12小学教师杨青就是这么想的。这些人深受普通村民羡慕，但并没不满和嫉妒的想法，说明国家对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的社会养老保障政策已深人人心，城乡二元体制的养老方针，村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正如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所认为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能够影响和形塑个人的性格、偏好以及行为方式”。
6.经济状况与养老责任认知
s村经济状况好的村民对养老问题不太愁，基本的家庭建设完成后，积蓄了养老钱，如个案2个体诊所医生周某。
经济条件一般仅够日常开支的家庭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还在为生计奔波。如个案6李某，子女教育开支极大，没条件考虑存钱养老，认为养老的责任在于子女，只希望子女以后有出息，晚年日子有保障。
7.子女情况与养老责任认知
子女多的老人家庭负担重，送子读书、建房、办婚事，付出投人很多，自己没有积蓄，所以认为子女应该赡养老人，养老是子女的责任，即使是纯女户也这么认为。如个案7毛奶奶要求四个女儿来养老。前面个案4五个子女的周某与个案5七个子女的李大爷也是这样典型的代表，认为子女养老是应该的。
子女在两个以下的村民，家庭负担轻多了。这些村民现在一般还未进人老年，国家重视维护农民权益，取消了农业税，关注农民工的待遇。如个案3在广东打工的忠哥，子女少，自己有信心解决困难，对未来有好的规划。
在调查中发现，子女是否孝顺与养老责任的认知无显著相关。
(二)社会因素层面
1.区域经济
s村所在涟源市(县级市)为湖南省省定贫困县(市)，人均年收人1400多元，普通村民外出务工收人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村里的园艺场已老化，以20年共1500元的租金承包给村民;村林场的大树原来砍伐过，自从封山育林后不得再砍伐，可以说，村里集体经济接近于无。
s村村民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一直以来认为养老是家庭的事，除了五保对象，大家不认为集体和政府有责任重视农民的养老保障。只有一些困难家庭遇到大病时才打报告向村里与镇政府求助，得到的也只是象征性的温暖。由于地方经济状况差的原因，访谈对象中大都认为养老责任在子女，意识不到集体在养老保障中的责任。
2.文化传统
s村村民以李姓大宗族为主，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浓厚，村民大都自觉赡养老人，认为养老是子女的必然责任。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老人与儿子媳妇的纠纷渐渐多起来了，甚至发生了几起老人因后辈不孝顺而寻短见的事件。村民家庭内部的许多矛盾，基本是经济困难造成的，不是儿子、媳妇不想孝敬老人，而是他们无力孝敬老人。当老人身患重病，如果医师说难以治好时，家里一般是选择不治的。所以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在现阶段受到了冲击，赡养老人的重要性让位于对下代的抚养的。
3.国家政策
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国家实施了许多农民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措施，如社会救济、五保供养、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社会养老保险等。但目前s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保障项目少，缺乏制度化。
(1)土地保障。s村人均耕地初分到户时约0.9亩，略高于国际警戒线0.8亩。原来许多的山边田现在已退田还林，修村级公路占了些田，村民建房也占用了一部分耕田，因此实际人均耕田是没有0.9亩的。农产品投人大，产出低。土地集体所有，村民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不能变卖土地来养老，且地处偏僻也没人租用购买。
(2)“五保”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本镇没有建立敬老院，s村就更没有了，五保供养经费难以按时足额发放。社会救济制度水平更低，面更窄，村民完全不抱希望。
(3)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992年，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采取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筹资模式。s村在1996年时发动，但村民积极性不高，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现在已停滞。
(4)农村合作医疗。2003年下半年在涟源市进行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市里在卫生局下成立了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局(副科级)，镇里成立了合作医疗管理站。每人每年交10元，政府再补40元，门诊挂号可用7元，没用的转到来年。但实际从200年开始，村民每年只交3元。s村村民参合率达87%，但在运行过程中有一些不足之处，村民认为没得到实惠，更多的是医院得了好处，当然交了也不盼望生病而得到补助。
(5)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在s村还未实行。
s村现行的针对农民养老的国家政策极少，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多大变化，政府在养老中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些社会因素表明我国在农村推行体现福利性质的社会养老保险，政府部门工作没有到位，政策宣传力度不大，制度设计欠合理，政府保障性不突出。农民因自身的局限也看不到现有国家政策在农村养老保障中的不健全，没有这种保险意识，这方面成了一个盲区。
四、中国农村养老责任的定位思考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12
执政为民、共建和谐的执政理念为老龄事业发展提供了新途径。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行动纲领。老年群体是和谐社会的共建和共享者，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年，省委、省政府继续将老龄工作目标纳入“进一步深化惠民行动大力实施民生工程”之中，各级党委政府也将老龄工作目标纳入了“民生工程”之中，老龄工作部门在“民生工程”中是大有可为的。一方来源于面，搞好综合协调，站在大老龄的工作全局谋划工作。从所履行职能、强化责任入手，发挥好成员单位的作用，督促成员单位做好老龄工作。另一方面，发挥老龄部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和造就一支尊老敬老、爱岗敬业，有知识、有技能的老龄工作队伍和专业化的为老服务队伍；加强调查研究，为党和政府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提供决策依据和重要参考；努力探索，在建立健全老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中，发挥好参谋助手的作用。
二、强化舆论宣传，营造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时指出：“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李学举部长也指出：“强势的事业需要强势的声音，一流的工作需要一流的宣传”。今年，全国的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进行第三届“孝亲敬老楷模”、“孝亲敬老之星”和“优秀组织者”的评选，全国老龄办将召开第二次老龄宣传工作会议。这一系列的要求和有影响的工作，正是推动我省老龄宣传工作上新台阶的有利时机。
首先，老龄宣传是老龄工作的助推器。老龄工作虽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宣传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提高各级对老龄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需要加强宣传；动员全社会力量构建大老龄的工作格局，需要动员宣传；解决老龄工作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需要重点宣传；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氛围，需要典型宣传；弘扬新型孝道文化，需要持续宣传。
其次，老龄宣传工作要继续发挥好现有平台的作用。上午我们表彰了老龄宣传工作的先进个人，希望你们保持荣誉。老龄部门要通过报刊、网络主动宣传各级党委、政府贯彻党的老龄工作方针政策的好做法、取得的新成效和有益的新经验；宣传以新型孝道文化为内容的和谐文化，倡导尊老敬老的文明风尚；要借助主流媒体、重大节日加大宣传攻势，形成宣传高潮，提高宣传效果。
第三，宣传涉老法律法规，唤起更多老年人的主动维权意识。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和手段，在向老年人普及法律法规的同时，引导老年人转变观念、主动维权。既要宣传敬老的典型、爱老的事迹、助老的楷模，也要通过舆论工具鞭挞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人和事。以舆论的力量，为净化社会空气、营造和谐新风助威呐喊。
三、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因地制宜，探索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事业
**年全国老龄办、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明确指出逐步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年初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座谈会；*年1月29日全国老龄办、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对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基本任务和保障措施作出了操作性较强、较具体的安排。
我省的居家养老工作相对于东部发达省份起步晚、推进慢。昨天，召开了我省“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座谈会”，这同时也是全面启动我省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动员会。随着我省老龄化程度的逐年加重，养老服务需求也会随之增加，机构养老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居家养老又是老年人普遍能够并且易于接受的养老服务模式。因此，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势在必行。
一是要把座谈会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在各地加以实践和推广。今年主要是在各地试点，通过工作试点，调研情况、探索实践、积累经验、总结成果，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开。
二是要把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与建立健全社区为老服务体系结合起来，以实现养老服务社会化功能。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应该通过社区这一服务平台加以开展，充分利用社区的组织机构、人才资源、现有市场和服务功能，为居家养老服务。发挥“星光计划”项目有社区的作用和“星光老年之家”的服务功能，为居家养老提供支持。
三是老龄工作部门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工作。目前，省老龄办正在会同有关部门转发全国老龄办、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各地收到后，老龄工作部门应该主动向领导汇报，通过协调会或现场办公等形式，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任务、落实部门责任，积极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
谈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篇13
中国目前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当中，全国失地农民以每年2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1］，据推测，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率达到50%，2000-2030年30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5 450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 800万人［2］。政府征地行为具有强制性，而现实是对农民补偿少，缺乏合理完善的补偿安置机制。很多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收，并由此产生抵触心理，往往导致维权上访等一系列问题［3］，引发土地冲突，带来额外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对此，理论界对于征地制度改革也作了大量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对失地农民及征地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明确公共利益、规范政府行为、提高补偿标准、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4-7］。而从农民的视角出发，对农民的征地意愿与征地制度的关系，以及影响农民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显然，了解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户征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优化征地行为和完善征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南京市、江西省鹰潭市进行实地调研，探讨农民对征地的态度及影响农民征地意愿的因素，并进行模型实证检验，提出完善征地补偿机制、保障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未来的征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及农户调查统计描述
1.1 数据来源
在进行调研数据搜集时，主要考虑以下三点：其一，样本点所在地区在全国要具有代表性；其二，该地区城市化进程较快，近年来发生了大量的土地征用行为；其三，农民征地反应强烈，政府和农民征地矛盾突出。鉴于此，课题组在城市化进程较快、征地矛盾相对突出的东、中部地区分别选择江苏省南京市和江西省鹰潭市作为调查的样本地区。
本次农户调研共获得401份调查问卷，剔除漏答关键信息及出现错误信息的问卷，有效问卷为382份，有效问卷比例达到95.26%。在所有被调查者中，53.9%的农户土地完全被征用，35.1%的农户部分土地被征用，仅有11.0%的农户土地没有被征用。
本次农户调查问卷包括四部分：一是被调查农民的基本情况，主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二是农户家庭基本情况，主要是家庭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等；三是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识，包括对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发
① 调查表明，农民对于农地出租权、耕作权、继承权、抵押权、农地非农化转让权的归属认识趋于一致：95%的农民认为自己拥有耕作权， 80%的农民认为自己拥有租赁权，77.5%的农民认为自己有继承权，75%的农民认为自己不拥有抵押权、农地非农化转让权。从逻辑上不难理解，土地所有权、土地增值收益权、土地征用谈判权是影响农民征地制度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展权等相关权利的了解；四是农户对土地征用制度的看法，主要包括对当前征地补偿标准、方式、保障安置措施等。
1.2 调研数据统计性描述
1.2.1 被调查农户被征地意愿及原因
在回答“在现行条件下是否愿意土地被征用”的382位调查者当中，有293位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用，占调查总数的76.7%，仅有16.49%和6.02%的农民表示愿意或无所谓。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用的原因主要是：土地被征后失去生活保障和补偿标准偏低，且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家庭收入越低的农户越不愿意土地被征用。这表明，对绝大部分农民特别是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以及家庭收入较少的农民来说，土地承负着比较重的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如果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替代，如果土地征用补偿政策没有很好地体现土地的非生产性收益价值，农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拥有的土地权利。
许恒周等：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农民被征地意愿及影响因素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1期1.2.2 被调查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知与土地征用意愿
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对土地所有权归属、土地产权完整性、农民土地产权谈判权这三种土地产权存在较大的产权认知差异①。在所有权归属上，认为属于国家、村集体、农民的比例分别为35.60%、25.65%、32.46%；在土地增值收益权归属上，认为属于国家、农民的比例分别为49.21%、23.56%；在是否具有土地征用谈判权上，认为有和没有的比例分别为35.34%和57.59%。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土地产权更多地指向农民时，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用的比例逐渐升高，相对于认为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国家和村集体的农民而言，认为土地所有权属于自己的农民更不愿意土地被征用；相对于认为土地增值收益权归属于国家的农民而言，认为自己拥有此项权利的农民更不愿意土地被征用；相对于认为在土地征用中有谈判权的农民而言，认为自己没有谈判权的农民更不愿意土地被征用。
为进一步分析土地产权内含变化对农民土地征用意愿的变化，在问卷中加入了提供不多的土地、提供社会保障、提高补偿标准、帮助农民培训、允许农民与政府讨价还价等内含着土地产权结构的要素。分析发现，如上述要素可以提供，70%的农民表示，如果提高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比例，他们将改变土地征地意愿。这表明，农民能否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已成为影响其土地征用制度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地，当征地制度能给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时，高达83%的农民愿意改变其征地意愿。这表明，能否提供社会保障是影响农民征地意愿的关键因素。
2 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农民被征地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农民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程度，本文将采用实证模型来验证各自变量对农民是否作出同意征地的影响。
2.1 模型选择及变量
本文研究的是农户对土地被征用的意愿，即愿意被征收，还是不愿意被征收，结果只有两种，“愿意”、“不愿意”。因此，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进行研究，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设计模型时，将农户是否愿意农地被征收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将“愿意被征收”定义为1，将“不愿意被征收”定义为0。
以因变量为yi，自变量为xi，i表示自变量编号，建立农户土地被征收意愿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Logistic模型：
p=F(α+∑βixi)=11+e-(α+∑βixi)
在回归分析时，通常进行Logit变换，得到概率的函数与自变量之间的回归线性模型：
Lnp1-p=(α+∑βixi)=b0+b1x1+b2x2+K+bnxn+ε
上述模型中因变量代表农户被征地意愿，若选择愿意被征地，则因变量取值为1；若选择不愿意被征地，则因变量取值为0。模型中自变量代表影响农户征地意愿的各项因素。各自变量及含义见表1。
2.2 模型运行结果及分析
2.2.1 模型运行结果
本文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所调查的相关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选定变量标准水平a=0.05，剔除标准水平a=0.10，同时，用发生比OR（Odds Ratio）解释模型中的变量，即Exp(B)，它表示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或者相对于参照类而言，发生比的变化。
回归方程经检验，模型的Cox&Snell R2值为0.353，Nagelkerke R2值为0.462，并且通过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的估计结果详见表2。
表1 变量的说明
Tab.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类别
Type变量名称
Variable变量定义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农户户主特征年龄35岁以下=1；35-45岁=2；45-55岁=3；55岁以上=4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是否具有非农劳动技能无非农劳动技能=1；有非农劳动技能=2农户家庭特征非农收入比重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被征土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非常重要=1；重要=2；有些作用=3；不重要=4老人、儿童在家庭人口中的比重老人、儿童占家庭中人口的比重（%）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土地所有权归谁所有国家=1；集体=2；自己=3征地权由谁决定国家=1；村集体=2；开发商=3农户对征地制度的态度农户在征地过程中是否有谈判权有=1；很少=2；没有=3农地被征后的用途公益用地=1；搞房产商业开发=2表征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地区虚拟变量经济水平低地区=1；经济水平高地区=2
表2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Tab.2 Results of parameter estimation
变量
Variable系数
CoefficientWald检验值
Wald testing显著性
Signi
ficanceEXP(B)年龄-1.143*4.2770.0420.428受教育程度1.563**6.3230.0281.653是否具有非农劳动技能4.256***8.8250.0122.248非农收入比重3.837***7.8430.0162.325被征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3.436***7.2640.0233.854老人、儿童在家庭人口中的比重-1.683**5.3570.0465.36土地所有权归谁所有-1.205**4.8670.0353.543征地权由谁决定-1.372*3.7550.0462.467农户在征地过程中是否有谈判权-0.8672.1670.1123.550农地被征后的用途1.438*3.8240.0502.683地区虚拟变量1.542**5.8690.0382.866常数项-1.2432.3510.1370.2482loglikelihood50.634Cox&Snell R20.353Nagelkerke R20.462Sig.0.000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2.2.2 结果讨论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具有非农劳动技能三因素分别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而且，年龄因素为负，说明，年龄越大，越不愿意土地被征用。这主要是因为年龄较大的农民恋土情结比较重，而且从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具有非农劳动技能也可以看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受教育程度往往越低，也通常不具备非农劳动技能，而年轻人则相反，他们一般受教育程度较高，具有一定的非农就业技能，对土地的依恋比较小，更倾向于农地被征用。
非农收入比重、被征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和老人、儿童在家庭人口中的比重三因素分别在1%和5%的水平的显著。只有老人、儿童在家庭人口中的比重因素符号为负，说明在农户家庭中，老人、儿童所占的比重越大，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就越大，越不愿意土地被征用。从非农收入比重来看，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家庭比非农收入低的家庭更愿意土地被征用。从被征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来看，被征地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越大，家庭越不愿意土地被征用，说明当前土地在农民养老中还起着重要作用。
土地所有权归谁所有、征地权由谁决定两因素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著，且符号均为负。这说明，在农民的意识中，土地属于国家或征地权由国家说了算的意识较强的农户，比这种意识不强的农户更容易接受土地被征用。
从农地被征用后的用途来看，反而是越是用于房产商业开发的征用，农户就越有积极性，这主要是因为进行商业开发的征用要比为公益征地的补偿相对较高，这也说明了当前对征地农民的补偿偏低。
从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比经济不发达的农民更倾向于土地被征用。这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非农收入，而且其非农就业机会也相对较多，对土地的依赖性已经大大减弱。
3 结论与启示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征地意愿不仅受政治结构、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其他变量，如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比重、被征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地区虚拟变量等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年龄、老人及儿童在家庭中的比重、土地所有权归谁所有和征地权由谁决定等变量都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作用。农户在征地过程中是否具有谈判权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众多，涉及家庭特征、当地经济状况、对征地制度的了解以及以后的生活发展等等，仅仅给予单纯的经济补偿并非合理安置失地农民的有效途径。政府仍需努力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同时多渠道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供就业培训、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增强征地后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让农民更好的分享城市化、工业化成果，减少农户对征地后可持续生计的顾虑。同时，对于失地农民身份的转变也应关注，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他们积极融入市民生活，适应市民身份，避免被边缘化。
此外，未来征地制度的改革还必须考虑到农民的土地产权认知，并根据农民土地产权认知调适征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对征地制度的满意度。进一步地，由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日益受到农民的重视，因此，在设计未来的征地政策时，要特别注意凸显农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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