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1
一、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及意义
（一）理论创新的含义及重要意义
江泽民1995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根据实践领域的不同划分，创新可以分为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产品创新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多少实践门类就有多少种创新。这些林林总总的创新并非毫无关联。就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三者而言，理论创新是先导，科技创新是动力，而制度创新是保障。
理论是指人们对自然、社会现象，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者认知，经由归纳与演绎等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反作用于实践。它可以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使人们的实践活动摆脱主观盲目状态，形成符合客观规律性及主观目的性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所以，我们常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恩格斯也曾经讲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1]。理论创新是在原有理基础上的提高和发展，创新后的理论更符合客观规律，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更大。理论创新能够推动实践活动的层次、质量不断提高和更新，为社会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
近现代中国及世界历史都清晰地表明，没有理论的创新，就不会有革命运动的兴起，也不会有新制度的建立与新事业的推进。五四运动一声春雷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勃兴，使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进步，也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二）共产党人更应重视理论创新
邓小平曾经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291-292。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伟大理论品质。它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脱离社会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理论。它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又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经受检验，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时刻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在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生机。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坚持理论创新尤为重要。社会主义实践是一种先设计后施工的实践。它先由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蓝图，然后由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它不仅是先设计后施工，而且这种施工不同于一般的工程施工，而是组织群众参加革命，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为了解决参加者的信仰、信念、信心、信任问题，就必须反复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宣传社会主义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是不容怀疑和不容篡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否则革命不可能成功。但是由于经常地反复地宣传党的理论的正确性、科学性、不容改变的一面，客观上就会影响到对理论发展性、创新性的理解。当这个理论的某些内容需要随实践和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时，这样的宣传就会阻碍创新的进行。从这个角度来
，中国共产党人尤其应该重视理论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二、“南方谈话”是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关键之作。“南方谈话”深刻而鲜明地回答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来，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和理论问题。“南方谈话”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判断工作得失标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如何选择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
（一）对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的重大创新
建国以来，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出现了单一化、趋同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为二元对立思维、受先入之见影响的思维、不注重实践囿于口头争论的思维等。
“南方谈话”对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的突破与创新，最集中的体现就在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73。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左”的思想对人们影响颇深，导致任何事情先要分清是姓“资”还是姓“社”，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所有事物贴上标签，定好性质，上纲上线，把所有沾上资本主义影子的东西都剔除掉，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起来。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严重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到对资本主义片面宣传的影响，狭隘地认为资本主义的所有东西都不能碰，从具体产品，到科学技术、体制机制、文化观念，怕我们引进了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之后，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认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2]373。他强调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甚至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必要性，这些并不能用简单的姓“资”姓“社”来衡量。
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导致人们不问国情，不问实际，只问姓“资”姓“社”。他们热衷于口头上抽象争论所谓意识形态问题，认为所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工作均应以此为前提，把姓“资”姓“社”看成衡量一切的唯一价值标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374。“南方谈话”不仅突破了原有的“左”的姓“资”姓“社”的价值标准，而且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这一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新的衡量中国改革开放得失的价值标准，冲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僵化的思维模式，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对社会主义本质观的重新界定
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概括最突出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这告诫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能再搞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往那种将社会主义本质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左”的思想严重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思维方式，要从根本上加以摒除。
本质观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在于突破了原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即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思想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遇到的一个瓶颈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桎梏我们思想使我们不敢迈出改革步伐的关键问题。邓小平认为要解放生产力，“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372。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经过长期的思考探索之后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
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2]374。
对社会主义本质观的科学概括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
（三）对传统文化教条观念的打破
我们的传统文化虽有精华的部分，但在对待创新方面却是阻碍重重。传统文化注重协调性，排斥进取性。诚然，作为一个人才，他的协调和进取这两个方面的素质都是需要的。其中，进取性比协调性更为重要。因为进取就是开拓、就是创新。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十分注重协调性，注重个人与社会的合拍。整个社会出现一种“枪打出头鸟”的氛围。这一点对创新极为不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到：“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2]376 这其实是对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不管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目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要以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为先。
许多人对创新存在着认识误区。他们往往把创新与成功划等号，认为创新就等于成功。实际上，创新并不完全等于成功。相反，创新经常伴随着挫折、甚至失败。所以，很多人不懂得创新的特点，不能宽容失败。但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不能畏畏缩缩不敢尝试。“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2]374正是这种宽容失败、大胆创新的态度才使得改革开放一步步向前推进，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取得不断进步。
三、“南方谈话”体现的创新思维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南方谈话”是我们党思想理论宝库的重要内容。它本身既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又会引起更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浪潮。“南方谈话”不仅包含了很多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也集中体现了创新思维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一）运用陌生原理再认识社会主义
陌生原理是创新思维的基本原理，也是进行理论创新时经常用到的一项原理。它指的是在思考问题时，善于把熟悉的事物当作陌生的事物来看待，善于从根本上对事物进行重新思考。陌生原理要求我们暂时忘掉已知的东西。善于对问题进行“再认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断地号召我们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这实际上就是对陌生原理的运用。邓小平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通过再认识，他发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二）归本原理引导回到马克思
归本原理指的是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努力抓住事物的本质、本原，使思维回到它的原初状态和本真状态，在此基础上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归本原理要求我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要善于回到起点，努力弄清楚原先的出发点和初衷。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关于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论述说道，“马克思主义最注重什么？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2]63。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从来就是从生产力角度进行论证的。但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会有“左”的或者右的干扰。在排除干扰过程中，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容易受到冲击。我们曾经一味地搞生产关系的“穷过渡”，到最后变成谁要发展生产力，谁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走资派，就应该把他打倒；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运用归本原理，引导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使我们的思维回归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上来。
（三）功能认识方法抓住事物根本
功能认识方法是对归本原理的衍生和拓展。简单来讲，功能方法就是学会从功能的角度来认识事物。功能方法是与实体方法相对应的一种方法。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都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所谓系统，就是一定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构成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在这里，要素和结构不是系统的目的，而功能才是系统存在的目的。实体方法是从系统
要素和结构的角度把握事物，而功能方法要求我们从功能出发去把握事物。功能是系统的根本目的，是系统的价值所系，把握了系统的功能就把握了事物的本质。邓小平著名的“白猫黑猫”论断，就是对功能方法的运用。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也正是对功能认识方法的运用。他认为，姓“资”姓“社”这些问题暂不考虑，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是手段，关键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了对创新思维基本原理和方法的运用。这对我们今后推动理论创新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南方谈话”的引领下，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厂党支部在工业控股党委和工控商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会议精神，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求，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在理论学习、思想政治、为民服务、清正廉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通过认真学习、谈心谈话，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中央提出的“十八个是否”，逐条进行检视、找差距，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政治理论学习上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特别是学用结合上还有欠缺，不能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没有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二是政治敏锐性不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缺乏敏锐性，对社会上不良思潮和不当传谣、信谣、造谣抵制不力。认为自己不传、不信就行了，没必要去争论和反驳。
二、请您谈谈本单位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好有具体事例)
一是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求稳怕乱的思想，墨守成规，缺乏创新。破解难题的新思路、新举措不多，工作上缺乏新意，缺少亮点。
二是在工作作风方面。主动深入走访职工群众不多，存在被动思想。对新形势下(企业棚改工作)群众工作了解不深，习惯于老思想、老作风判断问题。
三、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主题教育期间，要扎实推进“8+6+1+6+3”整改任务中在单位的哪些具体体现，请举例说明。
企业党员平均年龄偏大，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和活动的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搞好“不记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您有什么意见建议。无意见建议。
五、指导工作中，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转变作风。主题教育本身要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质问题。
谈心谈话记录内容2
一、谈谈对主题教育学习的收获和体会。
初心就是情怀，使命就是担当。初心和使命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的情感之根，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归宿。
忠诚、干净、担当,内含着正确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内含着高尚精神境界、道德操守,内含着强烈责任意识、进取精神,是党员干部理应具备的人格、品格、风格。忠诚、干净、担当,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忠诚是为政之魂,干净是立身之本,担当是成事之要,三者犹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共同铸就着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共同诠释着党员干部的政治本色,共同支撑着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
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好坏,常常看一个“忠”字,忠臣名垂青史,奸臣遗臭万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广为传颂、脍炙人口的佳话,成为立德、立言、立功的楷模。
初心即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开宗明义指出，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为了这个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奋斗了96年。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嘉兴的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把誓言刻在心中,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入党誓词字数不多,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信仰的力量在于笃行。对每个党员来说,入党誓词是一面镜子,只有经常加以对照,以此修身正己、锤炼党性,始终以实际行动诠释心中的信仰,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到底,才是坚定不移、终身不渝。对全党来说,就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芙”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赓续精神力量,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红船精神,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二、谈谈对守初心、担使命方面的差距不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大到国家，小到个人，不忘初心仿佛是一个指向标，引领我们朝更好的目标奋斗，回顾自己进入牙克石农商银行的工作经历，尤为明白“不忘初心”的意义。做为牙克石农村商业银行的员工，应该践行好诺言，努力学本领，做好农商银行人，践行诺言，做好农商银行人，不嫌工作枯而杂，践行好诺言，做好农商银行人，不怕工作苦与累。在少年时代，怀揣着对金融行业的向往，我成为了牙克石农商行的一份子。而今已过30余载，对照初心和使命，回首我的职业生涯，我发现了自身的差距与不足。我刚刚参加工作时满身朝气，努力学习业务本领，争先创优，那时的我不怕枯燥，不怕苦累，只一心想着如何服务好我的储户，如何让我的工作做得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转眼间我已临近退休，现在的我没了当初的朝气与积极向上的精神，只是想着做好本职工作，不出错就是胜利。通过对我党初心和使命的学习，我再一次清醒过来，我要践行好自己诺言，为农商行而奉献、而奋斗，我要守住自己的初心，牢记自己的使命，站好最后一班岗!
谈心谈话记录内容3
时间：20某某年8月25日
地点：办公室
谈心人：A
谈心对象：B
B：我要检讨一下自己：在学习上我还存在着应付思想，表现为态度不够认真，缺乏自觉性，平时强调工作忙而放松学习要求，读书也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使自己的政治素质难以提高。
A：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我自己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我在理想信念上对自己没有高标准、严要求，学习不够专心，有时半途而废。我认为，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学习，全面提高自身政治素质，牢记党的宗旨，增强党性的锻炼。
B：现在我认识到，只有理论上清醒和坚定，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学习是世界观改造问题，理论水平提高了，看问题的能力也会提高，工作能力才会提高。
A：不错。只有刻苦学习理论，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保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说到工作上，我要批评你了：就是在业务上满足于现状，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对你自己负责的工作都是浮于表面，没有认真从理论上分析研究，深入了解关键所在，难以从本质上提高工作质量。
B：这主要是我的工作主动性差造成的。由于工作压力大，又不易见成绩，所以没有深入钻研下去，没有起到一个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今后我要向先进典型学习，同时勤于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完善自我。
A：你的思想和工作表现都是不错的，你能够遵守纪律，作风正派，工作勤恳，为工作作出了应有的奉献。但在工作中还存在着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在工作标准上不够严格，只按照领导安排和工作要求开展工作，工作按部就班，缺乏工作主动性和工作积极性，不能够很好的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造成了侨务工作循规蹈矩，没有创新，不能充分发挥出工作职能，只满足于应付本职，只求完成任务。此外，对领导安排的工作，存在畏难情绪和急躁思想，精神状态不能很好的适应工作开展要求，不能以平和的心态做好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
B：多谢你的批评指正。我要纠正不正确的思想观念，不断充实工作内容，重在敬业、奉献、求实、开拓、创新上做文章，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走到前列，争创一流业绩，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力争工作年年有进步，把工作做好
谈心谈话记录内容4
辅导员谈心记录 导读：辅导员是学生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是教育活动过程的协调者，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工作的一线指挥员。[)对于辅导员来说，在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
辅导员是学生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是教育活动过程的协调者，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工作的一线指挥员。对于辅导员来说，在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与学生谈心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它促进了师生之间相互了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一种沟通师生心灵，增强师生情感的有效方式。
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特点
(一)大学生的一般思想特征
1、智能发展达到高峰。主要表现为：观察力显著提高;记忆力处于最佳时期;抽象思维、逻辑思维逐渐占主导。
2、情感情绪日益丰富。大学生最富有激情、热情、感情，因而客观事物作用于个体会产生强烈的主观体验，但感情脆弱、意志薄弱、依赖性强。
3、自我适应增强。进入大学后，周围的环境变了，大学校园的社会化程度远远高于中学阶段，因此，大学生个体适应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增强了。
4、思维活跃，主体意识增强。当代大学生自身素质较全面，思维活跃，敏捷，容易接受新事物，但由于生活条件优越，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学业的好坏、他人的评价、与他人的关系、社会要求与自身情况的差距较敏感。对家长和老师的教育不太接受，而且有时言行偏激。
二、谈心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的作用
单一的说教只会让师生关系恶化，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时机与学生进行谈心，才可能实现师生间真正的交流。因此，谈心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被普遍采用的一种有效方法。
1、谈心过程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有利于沟通师生感情，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所谓“谈心”，就是推心置腹的谈话。要使“谈话”上升到“谈心”，使学生能对教师敞开自己的心扉，谈心要倾注爱心 ,谈心绝非是单向的道理灌输，而是双向的心理沟通和情感共鸣，情感交流是谈心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只有尊重学生的情感、个性、爱好和人格，关心爱护他们，方能赢得学生的信赖和尊重。 “没有教师对学生直接的人格影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工作。”如果学生发现你与他们经常有心灵的沟通、感情的互动，即使你提出尽量多的要求，学生也会乐于接受，并能够较自觉地遵守各项纪律，耐心地、认真地接受教，这样就会有好的教育效果。
2、谈心能了解我们的教育对象，摸清学生的主流意识，积极引导;还能发现问题、把不良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学生中总是存在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需要我们教师去解决。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运用心理分析方法与学生进行交流，找学生谈心，去了解学生心理、摸准学生心理。因为有成效的报告、谈心活动必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用。其报告、谈心的方式、方法是影响谈心效果的关键性因素。要想通过沟通解决学生思想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心情会影响其对事物接受程度的高低，报告、谈心必须利用好这一特点，把握的时机，倾注爱心，绝非是单向的道理灌输，而是双向的心理沟通和情感共鸣。
3、谈心在于以人为本，充分发掘学生的闪光点，增强学生的信心。
学生是蓬勃向上的一代，他们有着对未来的向往，有着美好的追求，他们跟大人们一样大都“渴望被肯定”，先进学生是如此，后进学生也同样如此。心理学家指出：“褒奖的方法最好是针对学生潜在的能力，夸奖他自己暗自注意的事，这样他一定非常感激，下决心把这事比以前做得更好。”学生身上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他们在学习、生活中，如果遇到困难和挫折，或尽了最大努力仍达不到预期目标，往往会动摇信心，如果不及时沟通，严重时甚至会致使其自暴自弃。针对这类问题与学生谈心时，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使其内在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因而与学生谈话，教师要善于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通过谈心肯定他们的种种努力，帮助他们认识自身的优点，重视他们的点滴进步，从而使他们树立自信心，增强勇气，扬起生活的风帆。
三、谈心的原则及技巧
单一的说教只会让师生关系恶化，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时机与学生进行谈心，才可能实现师生间真正的交流。()因此，谈心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被普遍采用的一种有效原则与方法。
(一)谈心的原则。要想与学生很好的沟通，辅导员必须要有意识地改变与孩子沟通的方式与方法。在沟通中要注意一些重要的原则：
第一、激励原则。所谓激励,顾名思义,就是激发、鼓励之意。广义上讲,就是指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潜能,使其行为符合组织所期望的目标。激励的原则是辅导员与学生谈话过程中应遵循的一条总的原则,应贯穿于谈话的全过程。
第二、耐心、热情、真诚原则。耐心、热情、真诚的原则是辅导员与学生谈话过程中所应有的态度。耐心有助于更多地了解学生的想法,热情有助于取得学生的信任,真诚有助于学生敞开心扉。只有坚持耐心、热情、真诚的原则,才能为谈话创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氛围。用爱心去感化。与学生在谈心的内容方面，讲道理应该只占5%，而爱心要占95%;对于学生来说，教师的爱是一种神奇而又伟大的力量，只有当辅导员给学生以真挚的爱，给学生以亲近感、信任感、期望感，学生才会对老师产生依恋仰慕的心理，才能向教师敞开内心世界，我们才能“对症下药”，收到应有的效果。
用微笑去感染。在人际关系中，微笑的魅力是无穷的。辅导员在与学生交往中，脸上常带三分笑，就能得到学生的好感。学生会感到老师对自己的尊重而更愿意接受教师的教育引导。教育学生决不是说了就行，和学生沟通应从外化转到内化，从单纯的说教转化为实践活动，让情感与认识相互作用，使情感上升为信念，成为提高学生自觉认识的动力。尤其是作为辅导员更应该学会和学生沟通的艺术，找准机会，抓住重点，有的放矢地和学生进行思想沟通，这样的教育才会有成效。
第三、平等原则。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能把差生看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变化，辅导员工作方法的改进，他们会发展变化，即使不成为瓦特、牛顿、爱迪声，也要把他们塑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二)谈心的技巧。与学生谈心，单一的说教与恰倒好处的谈话方法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就要求辅导员在与学生谈心时应注意谈话的技巧，针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下面介绍几种比较常用的谈话的方法：
1、开门见山 一个班级中，学生的成绩、思想道德必然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对于班中品学兼优的学生来说，他们本身的素质较高，承受能力较强，故他们对辅导员的指点和意见能交易能交易接受。他们有何不足，辅导员与其谈话时，就可以直接明了地为其指出，要求其克服不足，更上一层楼。
2、循序渐进 当辅导员要教育一个成绩落后、纪律散漫的后进生时，首先应当明白的是：得有耐心，循序渐进。后进生之所以成为后进生，必有其特定的原因，而且往往是某种原因较长时间影响的结果，即是说，后进生的形成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这就要求辅导员认识到这一点，教育后进生时有足够的耐心，多给后进生以时间和机会，无论在与后进生谈话的次数上还是在每一次谈话的过程中，都不能操之过急。
3、抛砖引玉 这种方法是指辅导员在与学生谈话时，不妨把见闻或经历过的经验，教训说给学生听，使学生从教师的谈话内容中得到启发，领悟其中的道理，并引出他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从而达到师生沟通、学生受到教育的目的。
4、旁敲侧击 辅导员在与学生谈心的时候，有时可能面对的是性情较为孤僻、抑郁或者急燥、倔强等类型的学生，辅导员如果正面点破他的不足的话，可能使学生无法承受而更抑郁、急燥。甚至带来尴尬的场面。在这种情况先辅导员运用这种谈话方法来与学生交谈，则既能教育学生，又能避免带来负面影响。
四、谈心的步骤及其个案分析
(一)谈心具体实施步骤
第一、准备阶段。()认真做好必要的准备，是促使谈话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知彼知已”才能“百战不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谈话前，辅导员应作好细致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对谈话对象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情况，气质、性格、能力、兴趣等个性心理特征，作一次综合调查和分析，明确谈话对象目前的主要思想问题及其实质是什么，产生思想问题的根本原因，以及其个性心理特征是什么。同时，对自身与谈话对象的关系等问题作一次详细的分析，预测自己的观点、认识、态度、感情等因素对谈话对象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可考虑几个方案，视谈话进程需要，作及时地调整。
第二、实施阶段。这一阶段通常包括三个过程：开始、切题、结束。
(1)谈话开始阶段。可以先说一些学生关心的，感兴趣的事情，使谈话的具有共同的话言，产生情感流通，沟通思想，打破彼此间的对防心理。
(2)谈话切题阶段。辅导员紧紧围绕谈话的主题进行叙述，环环扣紧，层层铺开，逐步向思想深度发展，形成“情感共鸣”的高潮，完成谈话的目的。
(3)谈话结束阶段。观察学生的情绪、神色，分析谈话可能对其引起的内心矛盾冲突，耐心地听取对方的陈述或态度，有的放矢地提出希望和要求。
对于具体方法的运用可以因人而宜，如果之前对某个学生了解全面，可事先选顶某一种方法，如果对某个学生了解不全面的话，那么事先提供多种方法备选。
第三、效果检验阶段。检验谈话效果的主要标志，是看通过谈话，是否调动了谈话对象即学生的内在积极因素;是否促使学生自觉地运用“自我评价”这把解剖刀，剖析自己的主观世界，增强了自我的教育的“内驱力”是否克服消极心理状态，发挥主观能动性。总之，检验谈话的效果，要看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中的行为表现等等。当然，通常一次个别谈话一般不可能完全取得预想的效果，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辅导员对学生的工作既是不断重复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谈心效果进行总结记录，存在哪些不足。
(二)辅导员谈心个案分析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3
这次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要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题，突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重要内容，围绕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求，盘点收获、检视问题、深刻剖析。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拟定于2019年*月*日，在***召开，具体时间待相关材料经巡回指导组审阅后确定。
三、参加人员
巡回指导组有关领导，党委领导班子成员。
四、主要工作安排
1、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的重要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本地区本领域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学习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民主生活会的有关要求，提高思想认识，把握标准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主题教育的部署要求上来，打牢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思想基础。
2、深入谈心谈话。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分管单位负责同志、与本人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党员代表，要开展谈心谈话，交流思想、交换意见。要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谈参加主题教育的收获体会，谈守初心、担使命方面的差距不足，谈对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和意见建议。既要谈自身差距，又要谈对方不足，把问题谈开、把道理谈透、把思想谈通。要防止泛泛而谈不聚焦，防止只谈工作不触及思想，防止把谈心谈话变成简单交换会上批评意见。
3、梳理检视问题。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对在学习研讨中查摆的问题，对照党章党规找出的问题、调研发现的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谈心谈话指出的问题等，进行系统梳理。同时，对上级党组织在巡视巡察、干部考察、工作考核中所反馈的问题和所指出的意见，对上年度民主生活会和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提出需要整改尚未整改到位的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在此基础上，区分已经解决的、正在解决的、一时难以解决的情況，一条一条列出具体问题。
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自已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分析问题症结，从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等方面剖析根源，特别是在主观上、思想上进行深刻检视，找准思想根子上的问题，并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撰写检视剖析材料，要直奔问题，不搞官样文章，不硬性规定字数。
4、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的基础上，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坚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对党、对事业、对同志、对自已高度负责的态度，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打扫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灰尘，检身改过、日进日新。
自我批评要勇于解剖自己、揭短亮丑，见人见事见思想。主要负责同志要代表班子作对照检查，帯头开展自我批评。领导班子成员自我批评要深刻查摆主题教育检视的问题，既找理论短板、工作弱项，又找思想差距、作风不足，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把问题根源讲透彻，把整改措施讲具体。同时，要按照有关规定，对主题教育专项整治中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对本人重大事项报告、巡视反馈、组织约谈函询等问题作出说明或检讨，受到问责的要作出深刻检查。今年接受中央巡视的单位，还要结合巡视反馈的问题进行自我批评。
相互批评要真点问题、点真问题，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要出于公心、敢于直言，坚决克服不想批评、不敢批评的倾向。要提高相互批评的质量，从具体事情、具体问题入手，从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提意见，落细落小，以小见大。对待批评意见要虚怀若谷、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搞无原则的纷争。
5、抓好问题整改。要把抓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后的问题整改，作为巩固提高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措施。要持续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强化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抓整改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提高促落实的工作能力和水平。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一项一项抓整改，一个一个改到位，切实取得让党员、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成效。要根据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中找出的问题和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查摆出来的问题以及相互批评的意见，细化完善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整改责任，防止说归说、做归做，只出题、不答题。需要建立健全制度的，要抓紧制定完善。整改情况要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向党员、群众公开。
要把专项整治列入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的重要内容，统筹推进。对开展专项整治的8个方面突出问题，在第一批主题教育期间已经解决的，抓好巩固提高;尚未解决的，按照进度时限，紧打不放，拿出过硬措施持续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
五、具体议程
民主生活会由***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会议程序是：首先由党委书记代表班子作对照检查，其他同志依次提出批评意见，发言人进行表态；然后由班子成员个人依次作对照检查，其他同志逐一提出批评意见，发言人进行表态。请巡回指导组领导点评并提要求。
六、有关要求
1、根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巡回指导组的要求，及时报送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对照检查材料审阅把关。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4
邓小平南行讲话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极大地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语境下，重温九十多年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重拾论战中的合理因素，思考诸如对待“主义”之态度，对待“问题”之方法，以及如何把握“谈”与 “干”间的关系，颇具价值。
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提出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行专列抵达汉口火车站，在月台上散步时与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的谈话里，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当时，正值东欧剧变之际，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与困惑。国内关于“姓资姓社”之争，要不要继续改革，要不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也愈演愈烈。邓小平以一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锤定音，重新凝聚起国内的改革力量，重启改革开放巨轮。据此所取得的改革成就令世人瞩目。随着变革日趋进入深水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中国步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党内日益暴露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大危险给全党敲响了警钟。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2012年11月2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时，总结了过去90多年来，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今日国家繁荣昌盛的辉煌成就的经验，靠的就是 “实干”。他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号召“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1]。时隔20年，一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虽处不同时空，却蕴含着相同的精神实质与内涵——少空谈，多实干。这不禁让人溯历史之流而上，回到九十多年前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当年胡适对“空谈”抽象的 “主义”及其危害的关切有着非常重要的超越政治的价值和意义。
二、重温“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各种主义盛行，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则借助十月革命的东风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传播热潮，新文化统一战线阵营随即出现分化。面对马克思主义强劲的传播势头，“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而掀起了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首先是研究系的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着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不久，在家乡避难的致信胡适谈了一些意见刊登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即《再论问题与主义》。对此，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和37号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观点。不久，《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禁，论战遂告一段落。
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到《四论问题与主义》诸文，胡适对于“主义”之态度是明确的，即反对“空谈好听”的“主义”、反对“空谈外来”的“主义”、反对“偏向纸上”的“主义”、反对“抽象名词”的“主义”，反对“空空荡荡和没有具体内容”的“主义”，反对“抄袭现成的抽象的口头禅”的“主义”，反对“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总之，一切“空谈抽象的主义”他都反对，而“对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同的”，但应当把它们当成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用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因此，胡适主张“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指出在中国只能进行“一点一滴改良”，不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2]。此时已公开声称是布尔什维克的“新信徒”，主张“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3]。这个“根本解决”是指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那么胡适所列的那些“火烧眉毛紧急问题”[2]，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问
题、女子解放问题等，都可以解决。而如何解决经济问题，提出根本改造社会、改造制度的革命道路。
客观来讲，这次论战是实用主义者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一次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思想交锋。“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根本分歧在于谈什么主义，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是走改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当时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改良的努力又屡屡碰壁的状况下，“根本解决”较“点滴改良”更适合应对当时的中国困局。
三、重温之启示
重温九十年前的这场思想论战，尤其是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的合理因素在当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语境下，确实有警醒作用，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辩证地理解“谈”与“干”的关系，科学地把握各种“主义”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创造性地推进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的运用与发展。
（一）正确认识和对待“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一次思想交锋，双方研究问题宣传主义都开始结合20世纪初的世情和国情。论战后胡适等实证主义者反是专研学术，但他反对假、大、空的“主义”，多研究具体问题的方法却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到工厂车间，深入到农村夜校，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寻求根本解决，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确没有达到胡适期望的统一认识和行动，相反，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加快了先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92年被人们称为中国改革进程中标志性的分水岭。面对东欧剧变，面对中国改革出现的困难，有人“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4]，企图背离党的基本路线，想在经济建设外另搞“阶级斗争”，导致思想混乱和困惑。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素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明确阐述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进而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字字箴言。不难发现，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才能在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承载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二）处理好“谈”与“干”的关系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明确否定“空谈”而提倡“实干”。重温“问题与主义”之争，历史总不止一次地给人以智慧。胡适不是一概反对谈“主义”，而是反对“空谈”抽象的“主义”和拿着“主义”当招牌干害人的勾当。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措辞，最终引出了蓝公武和等人对胡适所谓把“研究问题”和“谈主义”对立起来的批评。则明确指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3]。对此，胡适感激认为他们“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5]，“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6]。论战客观反映了双方在对待“问题”与“主义”关系时“多”与“少”的考量，有利于我们辩证地处理“空谈”与“实干”关系。
不要“空谈”并非不谈，而是要用“谈”来指导我们的“干”。谈而不干是空谈，用谈来指导干则不是空谈，而是真正的实干。“实干”不是蛮干，是要我们“谈”好了，再“干”。它既在于“埋头苦干”，更在于“认准了就干”。虽然“干”也很难十全十美，但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空谈问题，拖延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必然酿成更大危机。所以我们宁要不完美的“干”，不要不“干”的危机。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从改革之初的“不争论”，到现在的 “不折腾”，无不闪耀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光芒。“空谈”之与“实干”正如“问题”之与“主义”，是一个辩证的关系，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与理性地把握。
（三）直面“问题”，深化改革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论战双方最根本的分歧在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是“根本解决”还是“一点一滴改良”。作为实验主义信徒的胡适，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驳胡适，指出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在很长时期对“根本解决”和改良的理解是不成熟的。“根本
决”方案往往被简单地理解成毕其功于一役。新中国成立后不顾历史条件的改变，仍然继续重革命，轻改革，以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严重挫折。走过历史的弯路后，不难发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非“一劳永逸”，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真抓实干，深化改革，用点滴的改良，对“根本解决”后的社会进行修复和完善，“根本解决”与“一点一滴改良”并非注定水火不容。今天，在邓小平南行讲话20周年之际，重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彰显了新一代领导集体求真务实的风格，大刀阔斧的魄力和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精神。
参考文献：
[1]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n].人民日报，2012-11-30.
[2]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n].每周评论，1919- 07-20.
[3].再论问题与主义[n].每周评论，1919-08-17.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5
二、三项不充分的回答
为了尝试解决上述理性难题，哈贝马斯简要考察了三项分别出自法律诠释学、法律现实主义以及法律实证主义的回答，以便接下来更深入地探讨罗纳德 德沃金的立场。
哈贝马斯首先承认，诠释学描述了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的循环关系，从而提出了一项方法论难题，使得每个法律适用理论都必须尝试做出解答。诠释学家从他们的立场给出的建议是，通过追溯那些得到历史证明的标准或者一种主流的、通过解释被不断续造着的精神气质(Ethos)来解答上述难题。哈贝马斯则恰当地反驳道，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向历史或者主流的回溯并不足以解答理性难题。对于实质上诉诸于心理学与社会学阐明和预测的法律现实主义，哈贝马斯则驳斥道，它忽视了程序参与者的理想主义观念，即所有(或者大部分)案件能够基于现行有效的法律同时得到一致并且正确的判断。因此它不可能阐明法律对于行动期待的稳定功能。当然，哈贝马斯在此谈到的仅仅是法律安定性保障。至于[ 与法律安定性相比] 明显更为理想主义的内容正确性与上述法律体系发挥[ 稳定行动期待] 功能的能力之间的可能关联，则尚未得到确定。
对于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与哈特(H.L.A. Hart)等人所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哈贝马斯反而承认道，它考虑到了稳定期待的功能，因为它使得受规则约束进行判断的一致性成为了可能。但是，哈贝马斯责备它为理性难题提供了不对称的解答。不对称性在于，对于法律安定性的保障盖过了正确性保障 这一点也表现在实证主义对疑难案件(hard case)之决断的理解上。当一项规范表述的模糊性允许多种判断时，就出现了一项疑难案件。根据凯尔森与哈特的观点，法官在此获得了一种裁量空间，并且有权通过法律上无法证立的前提填补之。哈贝马斯在此称之为决断主义的推论(dezisionistische Schlufolgerung)。人们可以将哈贝马斯的批评理解为，他说的是实证主义并没有穷尽那些安置在法律中的理性预设。这一点事实上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
三、罗纳德德沃金的权利理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权利理论正是在尝试避免现实主义、实证主义与诠释学解答建议的缺陷，从而指引正确的道路。这一理论的基本预设是：实证法不可避免地同化了道德内容，而道德内容的核心可以被归纳为一项要求给予每个人平等关怀和尊重的基本规范，或者一项平等关怀和尊重的基本权利。哈贝马斯的理论与上述基本预设的亲近，典型地表现在哈贝马斯注意到上述基本预设对于 法律商谈理论来说并非意料之外。
但引人注目的是，哈贝马斯在对德沃金实证法必然包容了道德内容的命题表示赞同之后，立即补充了一项说明。在其附论法律的道德内容(Exkursber moralische Gehalt des Rechts)中涉及的是对于自然法内涵的避免。其核心命题是，道德内容向法律中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直接的(unmittelbar)道德化。法律对道德内容的包容是将其翻译到法典之中(in den Rechtskodebersetzt)，并且装配上另一种有效性模式。所谓装配上另一种有效性模式，看似很容易说清楚。道德规范获得法律有效性，意味着遵守该道德规范的动机变得不再重要，而不遵守该道德规则将受到制裁。但不容易说清楚的是，何谓翻译到法典之中。哈贝马斯谈到，道德内容经历了为法律形式所特有的意义变迁。作为法律原则的一项例证，哈贝马斯提到了人性尊严。目前毋庸置疑的是，人性尊严原则同时是一项道德原则。意义变迁是否应当指的是，如果一部宪法载明了对人性尊严的保障，那么人性尊严这一表述的意义就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最好否定这一观点。人性尊严尽管被安置到一项法律体系的语境之中，其可执行性得到了增强，其具体化变得更为容易。然而作为道德原则的人性尊严并没有因为自身转化到实证法之中而发生内容上的变化。哈贝马斯谈到，法律与道德的诸基本规范根基于同一项商谈原则，它们在内容上(inhaltlich)是叠合的。或许答案就在这里。只要道德规范，例如人性尊严规范，同时具有了法律规范的有效性，那么就可以说是法律直接的、内容上的(unmittelbar inhaltlich)道德化。这种道德化仅仅是内容上的，因为它并没有延伸到被视为形式上的有效性模式。然而首要的是，道德化无论如何也没有延伸到全部法律规范，因为它们大部分都不处于道德上不可能的(也就是禁止的)或者道德上必然的(也就是命令的)空间，而是处于道德上仅仅可能的(也就是允许的)广泛空间之中。
规则(Regeln)与原则(Prinzipien)的区分，在德沃金主张的将法律与道德关联起来的解释理论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至少是在哈贝马斯所谈论的德沃金的早期理论形式之中。哈贝马斯描述了德沃金的区分，然而未能深究在德沃金早期著作中扮演着决定性作用的一项要素，即份量或重要性面向。这种份量面向使得原则之间的碰撞可以用比例原则(Verhltismigkeitsgrundsatz)为标准，通过权衡来解决。这反过来也支持了原则可以被界定为最优化命令(Optimierungsgebote)。然而这一点却遭到哈贝马斯的强烈反对。原则由此将具有一种目的论的结构，而丧失了其道义论的有效性意义。基本权利由此将不再能够在法律商谈中扮演与目标设定论据相反的德沃金意义上的王牌(Trmpfe)，并设置一道防火墙。这据说是因为，最优化命令，即由于被认为具有目的论的结构，应当被理解为价值。而原则被理解为规范，它能够基于其道义论的有效性意义而主张普遍的约束力(allgemeineVerbindlichkeit)，而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优先性(spezielle Vorzugswrdigkeit)，并因此具有一种比价值更大的证成力，因为价值必须从个案到个案地与处于一种传递序列中的其他价值相比较。然而，关于这种权衡却缺乏理性的标准。
上述所有观点已经得到过笔者的答复，在此不再重复，这也是因为权衡完全属于[ 哈贝马斯《事实性与有效性》] 第六章而非第五章的主要论题。在此只提及一点。在第六章中哈贝马斯证立了最优化命令只具有较弱的证成力，因为它作为价值必须从个案到个案地与处于一种传递序列中的其他价值相比较。在第五章中，哈贝马斯恰恰将这一性质赋予了被进行道义论解释的原则，尽管他否定了最优化命令命题：在原则之间产生了从个案到个案的另一种传递序列，而没有影响到其有效性。它[ 原则] 在经过权衡之后还是道义论的。此外，特定的优先性再加上从个案到个案这一表述似乎过于特定化了。并不是作为时空个体的诸案件占据着优先地位，而是诸案件的要素源自谓词，而非源自专名或者确定性描述的要素证立了优先地位，也就是说它们尽管具有相对的具体性或特定性，但是也显示出了一种普遍主义面向。
四、法律作为具有理想融贯性的规范体系
哈贝马斯采纳了德沃金的以下理念：一种充满抱负的理论允许，尤其在疑难案件中从一种理性重构的现行有效法律的融贯关系出发证立个别的判断，与此同时又提出以下疑问：将现行有效的法律视为具有理想融贯性的规范体系是否将司法判断程序导向了错误的理想。批判法学运动(Critical Legal StudiesMovement)就提出了以下反驳：现行有效的法律归根到底是在贯彻相互冲突的原则与目标设定;因此任何一种理性重构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哈贝马斯的不同立场在于，将德沃金对于规则与原则的区分，与克劳斯 君特(Klaus Gnther)对于证立商谈(Begrndungsdiskurs)与适用商谈(Anwendungsdiskurs)的区分结合起来。原则碰撞不同于规则冲突，它涉及的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宣称具有同等有效性的规定，也就是说，涉及的并不是真正的矛盾，而是两项均具有初显可适用性(primafacie anwendbar)的规范之间的竞合。至于何者能够获得确定的可适用性(definitivanwendbar)，应当在适用商谈中得到阐明，它并非像证立商谈那样涉及规范的有效性，而是仅仅涉及规范的可适用性。可适用的规范，就是适当的(angemessen)规范。而适当的规范，在君特看来，就是那种在考量了适用情形的全部要素并且考量了适用于此情形的全部原则之后应当被贯彻的规范。这一预设考量适用情形的全部要素并且考量相关的全部规范，符合了全盘考量的古老诠释学要求，尽管并没有错，但也什么都没说。更成问题的是将适用商谈与证立商谈区分开来。理性的规范适用预设了，在疑难案件中针对个案而设定规范，譬如语义学规则或者表达了原则之间附条件的优先关系之规则。假使抛弃这些规范，将威胁到[ 法律] 判断实践的一致性，乃至威胁到法律安定性。
哈贝马斯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当他说道：来源于德沃金的以理想证成的融贯性为导向的理论，再加上君特的优雅建议，现在包含的不过是原则与目标设定的弹性集合，并且他追问道：然而这样一种理论能够指导[ 法律] 判断实践，从而保障法律的安定性吗?在他的答复中，哈贝马斯首先确认，法律安定性自身表达了一项原则，且必须在一定情形中(in casu)与其他原则进行权衡。这一点应当得到赞同。在接下来第二步中，他将法律安定性置于另一个层面，也就是程序层面，它涉及的是对相关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进行商谈性的阐明。这一点原则上应当得到承认，即便还不清楚应当如何理解依赖于程序的法律安定性(verfahrensabhngige Rechtssicherheit)。哈贝马斯似乎同样留有一定程度的疑虑，当他说道：以这样一种充满抱负的理想作为导向，通常来说是对职业化司法的过分苛求。一种可能的解答在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第三步法律范式，其中他将市民的形式法律范式区别于社会国的实质主义法律范式，又将这二者区别于程序主义的法律观，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后者是对前两者的扬弃。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存在范式的联结。现在不仅在前两种范式之内，而且在它们之间，都存在紧张关系。人们如何通过一种被称为紧张关系的东西来消除紧张关系呢?并不令人惊异的是，哈贝马斯写道，正是由于可替代的法律范式之间的竞合，一种程序主义的法律观(prozeduralistisches Rechtsverstndnis)就必须揭示出一个层面，一个让各个通过反思形成的法律观彼此相互开放的层面。因此法律安定性与正确性的和解重担实质上落在了程序的肩上。
五、法律论证理论
通过程序这一步骤，哈贝马斯对德沃金的独白式进路提出了反驳，这种进路最生动的表达是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法官，一个具有超人的技能、学识、耐心和敏锐的法律人。[ 哈贝马斯认为] 虽然对解释实践的重构依然按照法律理论，而非法律教义学来进行，但是理想个体[ 即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法官] 却置身于商谈理想之中：对德沃金唯我主义的法律理论之批评，必须针对的是同一个层面，并且以一种法律论证理论(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的形式来证立程序原则，而至今对赫拉克勒斯所提出的理想要求这一负荷现在也被转移给这些程序原则。
任何论证理论的核心都是论据(Argument)概念。哈贝马斯将论据定义为在商谈条件下兑现一项有效性宣称的理由。那种理想，即德沃金曾经对理论提出的要求将由此被安置在商谈条件中，这种商谈条件被哈贝马斯描述为对于合作的理论建构程序(kooperatives Verfahren der Theoriebildung)的理想要求。融贯性理念依然被包含其中，但却隶属于商谈。它[ 融贯性理念] 将指向论证的语用学前提，并且通过形成一种融贯的整体，与一种具有论证信服力的非强制的同意关联起来。人们在此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商谈的融贯性理论。同样，唯一正确答案的理念也经历了一种商谈理论的转化。它将因此从一种本体论预设上升为一种调整性理念，并且与实际[ 法律] 判断实践的可错性联系起来。这反过来导向了种无限论证程序的理念，其中包含了一种向着商谈的理想条件的充分接近。属于这些理想条件的有：排除压迫与不平等(也就是自由与平等)，无限的时间、不受限制的参与资格与完全的非强制性，以及最优的信息。在实践商谈中，共同实践着的、普遍化了的理想角色担当具有重要意义。藉此，德沃金的基本规范平等关怀与尊重从商谈伦理学上同样可以被把握。这也就为一种法律论证理论提供了商谈理论上的基础。六、特殊情形命题一种理论的基础当然是有别于这种理论自身的。任何法律论证理论都必须确定法律安定性与正确性之间的关系。这反过来要求阐明，法律论证的特殊性何在。对达成上述二者的尝试，也就是特殊情形命题(Sonderfallthese)。哈贝马斯对特殊情形命题提出了批评。这一批评的正当性实质上依赖于应当如何理解特殊情形命题。
(一)道德商谈与普遍实践商谈
根据哈贝马斯，特殊情形命题说的是：法律商谈应当被理解为道德(适用)商谈的特殊情形。然而，法律商谈并没有构成道德论证的特殊情形。它们不允许被理解为道德论证的子集。如果人们检视特殊情形命题的字面含义，它说的是，法律商谈是普遍实践商谈(allgemeiner praktischer Diskurs)的一种特殊情形。假使人们将普遍实践商谈这一表述理解为道德商谈这一表述的同义词，并且同哈贝马斯一样将道德商谈定义为一种涉及且仅仅涉及可普遍化的商谈，后者追问的是相关的规范建议是否表达了所有相关人员的共同利益，那么特殊情形命题就立即不攻自破了。法律商谈不仅仅是向道德理由开放，而且也向伦理政治理由、实用理由开放。前者是对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自我理解的表达，建立在传统与强有力的评价之上。后者涉及的是选择适当的手段以实现给定的目标与偏好。这种既针对道德理由也针对伦理与实用理由的开放性，基于体系性的理由而具有了必然性。一种民主制中的法律论证(juristischeArgumentation in einer Demokratie)，其最重要的出发点是在民主程序中被创制的制定法。然而，在民主的立法程序中涉及的是行动规范，它们以法律形式出现，并且借助实用理由、伦理政治理由以及道德理由得到证成，而并非仅仅基于道德理由。如果法律论证应当与民主程序中判断的事项联系起来，那么它就应当认真对待所有三种与其结论相联系的理由类型。
假如只存在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将普遍实践商谈这一表述理解为道德商谈的同义词，那么特殊情形命题显然是错误的。然而不仅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更站得住脚。普遍实践商谈是将道德的、伦理的与实用的问题与论据关联起来的商谈。例如，将一项制定法草案交诸普遍公众进行讨论。
对于普遍实践商谈这一概念的建构，一种可能的反驳是它威胁到了正义、善与合目的性之间的优先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善相对于合目的性的优先性源自于即使一种手段针对一个目的达到了最高程度的合目的性，但如果这个目的毫无价值的话，也算不了什么。正义相对于善的优先性却不是一件容易证立的事。善涉及的是非普遍性的个体或集体的价值，而正义涉及的是普遍性的规范。因而这就涉及到普遍性相对于非普遍性的优先性。如何能够证立这一优先性，这个问题在此无法得到回答。为了驳斥对优先性的可能威胁，只需要确认普遍性对于非普遍性的优先性只要得到了证立，就是有效的。不仅在不同的商谈类型之间是有效的，而且在与不同商谈类型相联系的普遍实践商谈中的不同论据之间也是有效的。
并非不重要的是，道德的、伦理的与实用的论据之间不仅存在优先性，而且也存在关联。人们会想到人权，它们界定了正义的核心。人权是抽象的权利，具有道德有效性，只要它可以被证立。如果人权作为抽象的道德权利是可以被证立的，它也就获得了绝对优先性。没有哪个制宪者，也没有哪个普通立法者能够出于伦理的或者实用的理由废止作为抽象道德权利的人权。然而如果问题涉及到人权在具体案件中提出了什么要求，那么除了道德理由之外，伦理的与实用的理由当然也能够发挥作用。这一点在比例原则审查中体现得最为清楚。在其中的前两个层次，即适当性审查与必要性审查之中，实用论据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其中的第三个层次合比例性审查之中，伦理理由能够作为限制理由发挥作用。如果对人权的干预非常轻微，而且伦理理由的份量非常重，那么后者就能够证成对人权的干预。抽象的绝对性能够在具体性中得到相对化。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普遍实践商谈并不是单纯地杂糅或者组合，而是一种体系性的必然联结，从而表达了实践理性(praktischeVernunft)的统一性。
(二)法律商谈的规则和形式
哈贝马斯针对特殊情形命题的第二项反驳是，该命题必须指出法律商谈的特殊规则和形式仅仅是将道德实践商谈的普遍程序条件从现行有效法律的约束性角度予以特殊化。这一要求尽管简短提及了两种商谈形式各自采用的规则与论据形式在结构上的相似性，然而[ 这一要求]并未得到满足。
对此的回答是，上述要求从来无法得到满足，但是这并没有使特殊情形命题成为问题。虽然有一些法律商谈的规则和形式与普遍实践商谈的规则和形式是相符的，但是并非全部都相符，这不仅是无害的，而且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是源自于实证法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 des positiven Rechts)，后者又是源自于[ 法律] 判断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普遍实践商谈的不确定性。法律商学解释、发生学解释、先例解释与体系解释的规则和形式表达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已经发生的法律解释实践。它们也参与了实证性的必然性。这意味着，它们在内容与结构上不可能是对普遍实践论辩的规则和形式的特殊化。只不过，它们彼此之间是相关联的。实证法的存在是实践理性的一项要求，因而能够在普遍实践商谈中得到证成。因此，基于权威的法律商谈规则和形式虽然不是直接地，但是间接地与普遍实践商谈的规则和形式关联起来。
(三)不正义的法律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6
1939年5月12日这天晚上，新近回国的萧三来到这里。与他深情地谈起了在10年内战中牺牲的同志。萧三转告，他在莫斯科见到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杨之华请他代向问好。
说到这里，感慨地插话：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
的确，在延安，很需要一位像瞿秋白那样当过中共的“一把手”，熟悉党的领导工作，又有浓厚的文人气质，懂得艺术运作规律的人，把复杂的文坛统起来。可是，当时没有寻找到这样的人，文艺界的不少事情，就只好常常由他亲自出面来处理。
1
1942年的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的春天，总是要呈现出一些骚动的气象。延安文艺界的春天，也很不平静。
这一年前后，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大致有成百上千，知识分子就更多了，大概有六七千人。这些人的到来，明显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同延安这一特殊的环境相融合。
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引起注意的，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个是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诸如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文艺作品从来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或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等等。对“鲁艺”的文艺教学方针，也是有看法的。例如，他就很不满意那里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以及一些文艺家只注意提高，而不注意普及，等等。
另一种倾向反映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或作品当中。主要是对延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特别是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消极面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还是比较尖锐的。这当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引起特别注意，大概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吧。
除了更深沉的背景外，要说召开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影响非常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什么具体的起因的话，这两种倾向大概就是。
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正式同意的提议，准备以、博古、何凯丰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界的座谈会，拟就作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为什么要专门召开一个座谈会？曾作过说明。他说：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已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要让文艺家与在党政军经工作的同志结合，否则，总是格格不入。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和作品，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是对的，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至于某些时候，某些文章作品没有弄好，是属于部分的性质，不难解决。严重的问题是，有的文艺家离彻底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不破除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让它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他们最基本的问题，是文艺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忽视革命也是严重一些的偏向。其他偏向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这就把文艺降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没有艺术性就不叫文学，这个偏向在俄国曾经发生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听说也有过，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不注重艺术形式问题，只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说艺术工作在革命工作中不是一个特殊部门，这是一种偏向。
既然要开文艺问题的座谈会，就必须要有更具体的针对性。此时集中时间做的一件事，就是找文艺家们了解情况。这也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个别谈话”的方针。这年四五月间，大概是一生中同文艺家们接触最频繁的日子。如果我们按日程排一下的话，仅4月间，他找文艺家们谈话或给他们写信，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一二十起。
2
从上到下，从弄清问题到酝酿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切似乎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4月27日，和何凯丰联名发出了邀请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5月2日，是个晴朗的日子。延安文艺座谈会如期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两层西式楼房的楼下会议室举行。会议由何凯丰主持。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也都来了。被邀请的文艺工作者及中央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共100多人。
首先是由讲开会的目的。他说：“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为此目的，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接着，对这些问题分别作了论述，提出：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歌颂人民群众及其政党和军队，暴露敌人，特别是他们的残暴和欺骗；革命文艺工作的对象，在根据地是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家要使自己的作品受他们欢迎，必须熟悉和了解他们，让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还要学习社会，学习马列主义。
这个开场白，即后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
这个开场白，无疑是为大会定了调子。但争论随着展开。这说明当时的文艺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分歧是多么大，文艺工作者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党的文艺政策、观点确实需要一个绝不平静的过程。
5月16日，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大会。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不时做记录。指定在大会发言的，总是有些代表性的。可争论一如前往。这样争论下去，不是法子。总要有个结论的。这个结论自然也是来做。
为此，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艺座谈会的问题。说了很长的一段话：我与凯丰召集的文艺座谈会已开了两次，本星期六要结束。现在许多作品描写的东西是小资产阶级的，对小资产阶级有同情，把自己当做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工农及工农干部有恐惧心理。……要注意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普及为基础来提高，在提高指导下实行普及，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从群众中吸收新的东西。报纸要提倡与指导群众的文艺作品，不登打击工农群众的东西。有的人对新的事物没有敏感。要写代表时代的东西，如苏联描写游击队的《毁灭》。在我们的军队中，群众中，是能够写出许多有时代意义的作品的。必须达到文艺和群众的结合。
这段话，是向中央通报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也是介绍准备给座谈会作结论的大致内容。
5月23日，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
先是由与会者发言，到下午，最后发言，要求文艺家们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来批准；不要怕说“转变”思想立场，不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自己就是从一个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
发言后，趁着落日的余晖，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照相的时候，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3个人挨在旁边，才放心坐了下来，开了一句玩笑：“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晚饭后，由作“结论”。这个“结论”，他是作了准备的。由于来听他讲话的人数增加了不少，他讲话时就把会场挪到了楼外的广场上面了。在汽灯下，他手里拿着和其他领导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商量的提纲，侃侃而谈。
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中心：革命文艺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文学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由此，就可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源和流：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强烈、更集中、更理想。
2.关于普及和提高：当前，工农兵迫切需要的是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是普及，然后才是提高，二者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3.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4.关于文艺批评：这是文艺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为第一，艺术标准为第二，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结论”中，还根据他此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几个观点：“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这个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结论”部分。
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这样结束了。
3
在当时，对他的这篇《讲话》，还是相当谨慎的。他根据提纲讲，讲的时候有人速记，胡乔木又根据速记稿作了整理，给看后，是很满意的。
可他并没有让立即发表，一直到第二年10月19日才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前面还加了一个编者按：“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
即使整理花去一两个月的时间，也不致等到次年10月才发表，如果为了等到合适的时机，如鲁迅逝世纪念，那1942年10月也是一个机会的。因此，唯一的解释，恐怕是对这篇稿子刻意求精，反复修改。建国后，收入《选集》时，又作了一些修改。
这篇讲话发表的第二天（10月20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中央总学委向全国播发的一则电文，即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其中说：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7
大学校园是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大学生的生命、生理健康情况直接关系到祖国的发展和名族的未来。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的普及化，致使一小部分大学生对生活和生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没有认真的对待生命，珍爱生命。联系到我校自20××以来出现了三次校友自杀的悲剧，为了让本班同学更好的认识到生命的重要性，懂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现由班委会主办一次主题为“珍爱生命，阳光生活”的主题班会，希望全班同学积极参与，携手共同搞好本次主题班会，体现本次主题班会的意义。
活动目的
结合自身实际，让同学们对自己的思想认知程度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形成珍爱生命的意识。
通过本次主题班会让同学们对自己所在的班级环境（主要为思想上）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为以后更好的搞好班级同学关系起到一个铺垫作用。
通过本次主题班会，使全班同学能够更好的互动，大家各抒己见，为形成一个良好的班级学习氛围提供机会。
这次主题班会给了班级所有同学展示自我，锻炼自身的机会，为以后参加活动或者工作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实习平台。
丰富全班同学的生活，拓展全班同学的知识面，真正认识到生命的重要性和珍爱生命的必要性。
活动可行性分析
1，同学们都希望班级能够给自己一个平台好好展现自己，让其他同学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交到更多的知心朋友，以利于更好的搞好大学生活。
2，同学们对近期校友跳湖事件议论纷纷，所以可以通过这次主题班会让同学们畅所欲言，让辅导员老师和班委对本班同学的思想认知程度有一个更具体化的认识，以利于以后更好的开展本班学生工作。
3，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当它的重要性在我们大学生身上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时，需要通过开展一次主题班会唤醒大家对生命重要性的更深刻认识。
活动宗旨
健康 积极 团结 和谐
具体活动时间
20××—11—7晚6—8点
地点：
待定
活动对象
全体电子信息工程2班同学
活动内容
班委发表个人见解，分析大学生自杀背后的原因
其他同学针对大学生寻短见的原因发表自己的观点
班内集体讨论，通过综合全班同学的意见最终得出大学生自寻短见的根本原因所在，主观原因，客观原因等！
班委发表个人见解，分析大学生自杀背后的原因（时间不超过6分钟）
班长带头发言，列出与本次活动相关的案例，并就其中一到两个案例做出正确而又深入的分析。特别针对我校近期来出现的校友自寻短见事件分析其根本原因，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和感想。谈谈我们大学生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的领悟到生命的重要性，认识到大学生应该珍爱生命的必要性。
团支书发言，与班长发言类似，谈谈自己就大学生轻言生命这一现象的见解与认识，着重谈谈大学生应该如何珍爱生命。站在团员的角度，谈谈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或者即将入党的大学生来说，生命对于祖国发展和名族复兴的重要性，唤起大学生对生命的热爱，永远不忘一个大学生的历史重任和崇高使命。
学习委员发言，与其他班委发言类似，谈谈自己就大学生自杀这一非正常现象的认识，并由此引起的大学生对学习的思考。通过自身的学习实践，谈谈大学学习的重要性，让同学们能够明白学习不仅仅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学会如何感性做人，理性做事，好好学习，珍爱生命。
生活委员发言，与其他班委发言类似，谈谈自己就大学生寻短见这一非理性事件的看法，并由此引起的大学生对生活的思考。结合自身的生活实际，谈谈大学生应该如何正确利用充足的非学习时间，合理安排生活时间，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充实。
组织委员发言，与其他班委类似，谈谈自己就大学生自杀事件的看法，并结合班级实践谈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更多的班级活动来充实大学生活。
其他同学针对大学生寻短见的原因发表自己的观点（发言时间原则上不超过5分钟）
本环节可以分组进行谈论，派代表上讲台发言，也可自行发言。
发言内容应围绕主题，积极，健康，向上，对全班同学生活和学习有一定意义。
班内集体讨论，通过综合全班同学的意见最终得出大学生自寻短见的根本原因所在，主观原因，客观原因等；突出本次主题班会的重要意义。
参照宣传委员的记录情况，由班委集体讨论（时间不超过20分钟），讨论后由班长或者团支书总结本次主题班会，得出关于大学生“轻言生命，自寻短见”这一现象的原因所在。
班长综合全班同学的心声，号召全班同学一起珍爱生命，为美好的未来奋斗不止。
活动总时间预计
班委发言时间：约30分钟；
学生发言时间；约40分钟；
集体讨论并总结时间：约50分钟。
预计本次主题班会总共耗时：2小时
关于开展主题班会的通知
××级电子信息工程2班全体成员：
针对近期学校因大学生思想不够成熟，心理承受力脆弱而酿成的自杀悲剧，经辅导员老师和班委的讨论决定，特在我班开展“珍爱生命，阳光生活”的主题班会，旨在让同学们就本次重大悲剧做出自己的评价以及谈谈自己由此引发出的感想，领悟到生命的重要性，更好的学会如何度过阳光的大学生活。
因本次主题班会需要全班同学的共同参与，在辅导员的指示和班委的商量讨论下，希望每位同学做好相关准备：
1，在本次班会召开前写一份关于本次校友跳湖自尽事件的所思所感（上交辅导员，时间待定）；
2，搜集相关大学生因情感原因，性格原因，家庭变故等原因而造成自杀或者自杀未遂的案例，并就其中一个或两个案例做出自己的评论，并做好相关原因分析（本环节可以由班上几个同学共同探讨准备）；
3，每一个同学做好班会发言准备，可以临场发挥，也可提前写好发言稿，只要内容积极向上，与本次班会的主题相吻合即可。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8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1－0011－02
近年来，幼儿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冯建军提出“关注生命、促进生命，把自由、主动权交给儿童”。[1]顾荣芳提出“要树立正确的健康教育观”。[2]学前教育阶段也开展了“幼儿生命教育项目活动”初探。在实践过程中，幼儿教师对生命教育的看法和认识究竟如何，影响其观念的因素是什么？其观念对教育者的行为及幼儿生命教育活动有什么影响？本文基于上述问题开展了下面的调查研究。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抽取36位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层次的重庆市主城区6所公办、民办幼儿园教师（包括园长和教师），具体为20-30岁（12人）、30-40岁（12人）、40-50岁（12人）。其中本科文化水平12人，本科以下文化水平24人。共调查6个幼儿园，两个公办一级园、两个公办二级园、两个民办普通园。
（二）研究方法
1.访谈法。
访谈过程皆是在教师自愿的情况下，围绕事先编制的访谈提纲，采用个别访谈形式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提纲的编制主要围绕：幼儿生命教育的目的、幼儿生命教育的内容、幼儿生命教育的实施这三方面设立。
2.文献法。
查阅幼儿教育方面的近年来的文献资料，了解研究的进程和现状。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重庆市主城区幼儿园教师生命教育观的现状
1.幼儿生命教育的目的。
问及“您听说（了解）生命教育吗”，“您认为幼儿生命教育对幼儿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70%的幼儿教师表示“听说过生命教育”，但是对于生命教育这一概念不理解。通过访谈我们发现：部分教师有观念不行动，在实施过程中不予重视，活动开展比较零散，缺乏主动性。
66%的幼儿教师认为幼儿教育的目的是：“基础性教育，为幼儿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促使幼儿身心和谐发展，促使幼儿健康成长”。教师不同教龄在教育目的认识上有显著差异。教龄≤10年的幼儿教师认为：“幼儿教育的意义即是为幼儿创造幸福的童年，尊重幼儿个性与自由，关注其当下的生命情感、兴趣、信仰的培养。”其观点渗透出时代以人为本教育理念。教龄＞10年的幼儿教师则更多的是从幼儿一生教育来论述，认为幼儿教育是基础性教育。
2.幼儿生命教育的内容。
问及“你听说过（了解）生命教育吗？生命教育包括哪些内容”，85%的幼儿教师回答是“有听说”，认为生命教育内容主要是“安全教育，自我认识教育”，“较为宽泛，主要是对自身身体认识、自我体认”。
3.幼儿生命教育的实施。
对于生命教育的实施，教师们普遍认为幼儿生命教育比较抽象、不好把握。生命教育的开展围绕社会、科学、语言为主的领域进行。在问及“您尝试过对幼儿进行生命教育吗？您遇到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大部分教师表示“尝试过”，他们认为困惑有“谈话活动，感觉生命教育离孩子很远，教师空洞讲解”，“对于生死教育、对于遗弃儿童等方面的教育，困惑是孩子们缺乏经验，孩子理解有难度，不好引导”。
（二）不同幼儿教师的生命教育观的比较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访谈幼儿教师生命教育观，不同年龄和不同层次的幼儿教师的生命教育观不尽相同。其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学历差异比较。
比较而言，本科学历幼儿教师的生命教育观能融入时代背景，积极关注当前身边发生的事，并能教学结合实际，如环保教育等。本科以下学历的幼儿教师对其内容与实施方法上多围绕安全教育开展，多为随机性教学。
2.教龄差异比较。
比较而言，尽管目标与内容不同，但两者在教育实施上比较一致，教育除了以安全教育与自我认识教育之外，贯穿于一日的生活环节之中，多为情景性教育。
3.不同性质幼儿园生命教育观差异比较。
公立幼儿园定期会开展主题教学教研活动。而民办幼儿园对此关注程度不高，开展内容不够丰富。
据上所述，教师的文化水平、教学年龄、教师所处的幼儿园性质均影响着幼儿教师生命教育观的形成与提升。
三、完善幼儿园生命教育的对策
（一）树立正确的幼儿生命教育观
教师正确的生命教育观既是一种教育理念，又是一种教育策略，其目的是促使受教育者增强生命意识，构建生命意义，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和谐的发展，从而提高生命质量。
（二）建构完善的幼儿生命教育体系
针对教师们在实施幼儿生命教育时的困惑与无所适从，有必要探索并建立完善的幼儿生命教育体系。
1.构建幼儿生命教育活动的目标体系。
幼儿教师首先应关注自身的生命成长，培养自我生命发展意识。其次，自身应该具有创新精神，树立可持续性的教育理念。最后，在目标体系构建中教师应该重视对幼儿自我生命情感的关怀与体验这一情感性目标的设置，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生命教育资源。
2.选择适合幼儿生命教育活动的内容。
幼儿教师应该建立多元化的生命教育视角，选择适合幼儿发展特点的生命教育内容。教师应该围绕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等主题开展生命教育内容。教师在开展幼儿自我认识、自我健康、自我安全、卫生等教育的同时，可渗透生命情感的教育，把教育内容上升到珍惜生命与尊重生命的高度。
3.探索幼儿生命教育活动途径和方法。
幼儿教师应该逐步探索与完善生命教育活动的途径与方法。首先，明确生命教育的原则重在体验，教师应该通过教学能让幼儿体验与思考，多为体验情景性教学。其次，教学方法要丰富多彩，多采取欣赏教学、参观访谈、角色扮演、讲述、探究与合作等方式教学。角色扮演促使幼儿更加形象鲜明地了解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探究与合作能激发幼儿在生命教育中感受集体的力量。最后，在生命教育活动过程中应注重目标定位的切实性，教师应该根据幼儿认知特点、心理特点及品德形成规律定位教学目标。
（三）加强幼儿生命教育的师资培养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9
近年来，幼儿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冯建军提出“关注生命、促进生命，把自由、主动权交给儿童”。[1]顾荣芳提出“要树立正确的健康教育观”。[2]学前教育阶段也开展了“幼儿生命教育项目活动”初探。在实践过程中，幼儿教师对生命教育的看法和认识究竟如何，影响其观念的因素是什么？其观念对教育者的行为及幼儿生命教育活动有什么影响？本文基于上述问题开展了下面的调查研究。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抽取36位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层次的重庆市主城区6所公办、民办幼儿园教师（包括园长和教师），具体为20-30岁（12人）、30-40岁（12人）、40-50岁（12人）。其中本科文化水平12人，本科以下文化水平24人。共调查6个幼儿园，两个公办一级园、两个公办二级园、两个民办普通园。
（二）研究方法
1.访谈法。
访谈过程皆是在教师自愿的情况下，围绕事先编制的访谈提纲，采用个别访谈形式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提纲的编制主要围绕：幼儿生命教育的目的、幼儿生命教育的内容、幼儿生命教育的实施这三方面设立。
2.文献法。
查阅幼儿教育方面的近年来的文献资料，了解研究的进程和现状。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重庆市主城区幼儿园教师生命教育观的现状
1.幼儿生命教育的目的。
问及“您听说（了解）生命教育吗”，“您认为幼儿生命教育对幼儿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70%的幼儿教师表示“听说过生命教育”，但是对于生命教育这一概念不理解。通过访谈我们发现：部分教师有观念不行动，在实施过程中不予重视，活动开展比较零散，缺乏主动性。
66%的幼儿教师认为幼儿教育的目的是：“基础性教育，为幼儿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促使幼儿身心和谐发展，促使幼儿健康成长”。教师不同教龄在教育目的认识上有显著差异。教龄≤10年的幼儿教师认为：“幼儿教育的意义即是为幼儿创造幸福的童年，尊重幼儿个性与自由，关注其当下的生命情感、兴趣、信仰的培养。”其观点渗透出时代以人为本教育理念。教龄＞10年的幼儿教师则更多的是从幼儿一生教育来论述，认为幼儿教育是基础性教育。
2.幼儿生命教育的内容。
问及“你听说过（了解）生命教育吗？生命教育包括哪些内容”，85%的幼儿教师回答是“有听说”，认为生命教育内容主要是“安全教育，自我认识教育”，“较为宽泛，主要是对自身身体认识、自我体认”。
3.幼儿生命教育的实施。
对于生命教育的实施，教师们普遍认为幼儿生命教育比较抽象、不好把握。生命教育的开展围绕社会、科学、语言为主的领域进行。在问及“您尝试过对幼儿进行生命教育吗？您遇到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大部分教师表示“尝试过”，他们认为困惑有“谈话活动，感觉生命教育离孩子很远，教师空洞讲解”，“对于生死教育、对于遗弃儿童等方面的教育，困惑是孩子们缺乏经验，孩子理解有难度，不好引导”。
（二）不同幼儿教师的生命教育观的比较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访谈幼儿教师生命教育观，不同年龄和不同层次的幼儿教师的生命教育观不尽相同。其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学历差异比较。
比较而言，本科学历幼儿教师的生命教育观能融入时代背景，积极关注当前身边发生的事，并能教学结合实际，如环保教育等。本科以下学历的幼儿教师对其内容与实施方法上多围绕安全教育开展，多为随机性教学。
2.教龄差异比较。
比较而言，尽管目标与内容不同，但两者在教育实施上比较一致，教育除了以安全教育与自我认识教育之外，贯穿于一日的生活环节之中，多为情景性教育。
3.不同性质幼儿园生命教育观差异比较。
公立幼儿园定期会开展主题教学教研活动。而民办幼儿园对此关注程度不高，开展内容不够丰富。
据上所述，教师的文化水平、教学年龄、教师所处的幼儿园性质均影响着幼儿教师生命教育观的形成与提升。
三、完善幼儿园生命教育的对策
（一）树立正确的幼儿生命教育观
教师正确的生命教育观既是一种教育理念，又是一种教育策略，其目的是促使受教育者增强生命意识，构建生命意义，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和谐的发展，从而提高生命质量。
（二）建构完善的幼儿生命教育体系
针对教师们在实施幼儿生命教育时的困惑与无所适从，有必要探索并建立完善的幼儿生命教育体系。
1.构建幼儿生命教育活动的目标体系。
幼儿教师首先应关注自身的生命成长，培养自我生命发展意识。其次，自身应该具有创新精神，树立可持续性的教育理念。最后，在目标体系构建中教师应该重视对幼儿自我生命情感的关怀与体验这一情感性目标的设置，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生命教育资源。
2.选择适合幼儿生命教育活动的内容。
幼儿教师应该建立多元化的生命教育视角，选择适合幼儿发展特点的生命教育内容。教师应该围绕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等主题开展生命教育内容。教师在开展幼儿自我认识、自我健康、自我安全、卫生等教育的同时，可渗透生命情感的教育，把教育内容上升到珍惜生命与尊重生命的高度。
3.探索幼儿生命教育活动途径和方法。
幼儿教师应该逐步探索与完善生命教育活动的途径与方法。首先，明确生命教育的原则重在体验，教师应该通过教学能让幼儿体验与思考，多为体验情景性教学。其次，教学方法要丰富多彩，多采取欣赏教学、参观访谈、角色扮演、讲述、探究与合作等方式教学。角色扮演促使幼儿更加形象鲜明地了解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探究与合作能激发幼儿在生命教育中感受集体的力量。最后，在生命教育活动过程中应注重目标定位的切实性，教师应该根据幼儿认知特点、心理特点及品德形成规律定位教学目标。
（三）加强幼儿生命教育的师资培养
开展职前职后的师资培训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提升幼儿教师生命教育观的理论知识，幼儿园应该定期举办生命教育教学研究会与教学观摩会。其次，教育部门应该大力提倡生命教育，宣传生命教育，定期开展专题性讲座。最后，高校教师应该提升生命教育理论研究，定期到幼儿园提供实施生命教育相应的方法与策略。
四、结语
访谈显示，整体上来说现阶段重庆市主城区幼儿教师生命教育观较为乐观，但是教师的生命教育观差异较大，主要受学历、教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生命教育观，构建完善的生命教育体系，加强幼儿生命教育的师资培训。不断地提升幼儿个体的生命质量和生命境界，引导幼儿学会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10
首先，怎样看待人生的目的，这是培养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革命者的人生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通过我们自己的劳动和斗争，为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因此，要谈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就必须谈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只有这样，我们青年才能自觉地投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为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而奋斗终生。然而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虽然也说了些“共产主义人生观应该确立”等字眼，但这不过是虚晃一刀，他对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伟大理想，青年应该怎样为这个伟大理想而奋斗等重要问题，却没有作任何具体阐述。他在书中谈到共产主义时，或者只是抽象地谈几句什么“从今以后，整个人类迟早必将大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或者以“今天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谁都多少有些知道的”，“空想将来社会的细节琐目……是完全无益的”为借口，而从不具体阐述青年为什么应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道理。在冯定同志看来，共产主义迟早都会到来，青年用不着多想，多想就是“空想”，“是完全无益的”。而他认为对青年来说，所谓有益的，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11
1941年7月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驻会作家萧军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给写信。其当天日记记载，“请他约定时间和我作一次谈话。这是应该的，一面我要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一面我也要解剖自己，决不使一些小鬼们有所借口完成他们的企图；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为写一封信，寻找到这么多的理由，其心里窝藏着太多纠缠的瓜葛和义愤。
次日，萧军夫人王德芬在中央医院生产一子，取名萧鸣。可能因此耽搁了给写信、寄信的时间，延至7月14日夜晚，萧军才写好分别给、洛甫()、艾思奇的三封信，15日寄出。孩子的到来，没有改变萧军的恶劣心情。妻子正在月子里，孩子嗷嗷待哺中，他不能马上离开现在陷身的环境。写给的信，主要是希望约见谈话。写给洛甫的信，是商量借钱作路费，待到10月鲁迅忌日纪念活动结束后，就将携妻将雏再次离开延安。写给艾思奇的信，是交代有关“文抗”组织关系事宜。
7月18日，萧军接胡乔木的信函，应约到杨家岭与谈话。从下午一时许到晚上八点半，谈话持续七个多小时，并留待共进晚餐。内容涉及延安文艺界的种种情况，以及站在一个文艺家的角度对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意见。萧军很坦率，如实介绍自己这次来延安一年多时间里的生活感受，包括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协”)机关，与艾思奇谈话时愤然相向，拔出匕首的极端行为。没有任何批评指责，而是以朋友的身份给予理解和宽容：“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初次谈话，萧军对很有好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交往的朋友。“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临别时，送他到窑洞外的台阶下，还说：“你所说的全是对的，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了，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我要和洛甫同志谈谈，此后也叫乔木同志经常到你们那里联系，一定要改变。”
按当时党内分工，洛甫()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分管军事、外交工作。整风运动之前，参加过一些文艺活动，主要是出于个人爱好，或集体政治活动组织需要。所以，他对文艺界情况不熟悉是可以理解的。
萧军在找到反映文艺界情况之前，也找过洛甫，逐渐感觉很失望。
早在1940年9月7日，萧军第二次到延安不久，就因感觉对方讽刺自己而与杨家岭警卫战士发生冲突，通过“文协”秘书长吴伯箫找到洛甫去评理。“见了洛甫我把一切事情说明了，他似乎很抱歉，也申斥了那军官，但是我的心受伤了!”显然，他觉得洛甫对问题的处理太轻了。
9月8日，他准备先见，再见一次洛甫。这是一个星期天，外面正下着雨，丁玲、塞克等几位朋友正准备聚餐，未料洛甫亲自走进了窑洞。大家一起酒酣耳热之际，萧军将自己与吴奚如、萧三闹矛盾，与中央警卫营战士两次冲突的事一股脑儿地都抖落出来，“在酒中，我述说了我对共产党人伤害我的愤怒和我要离开边区的准备……”洛甫接受了他的批评，温和地劝慰他。据萧军当天日记记载，“他说共产党人的形式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一时是不容易铲除!他不希望我走，往下去工作。”应当说，萧军对洛甫的到来和劝慰，还是比较满意的。
10月7日，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萧军逐渐改变着自己的看法，认为“洛甫他只是在那里随喜公事而已，这是一个不突出温和主义的人”。
洛甫对早期延安文艺运动的发展，是卓有贡献的。他开放视野领导文化工作，支持文艺运动，对于文化人信任和鼓励，主张文艺问题用文艺论争、文艺批评的办法去处理，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文艺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可是，在心情迫切的萧军看来，洛甫是在打哈哈，不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稍后萧军听说，“洛甫指我为虚无主义者”，认为这是有失身份、不负责任的言论行为，进而感到愤怒与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萧而寻找。而此前不分管文艺工作，对延安文艺界情况确实不熟悉。与萧军交往过程中，逐渐感觉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更严重的问题是，1942年初，洛甫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离开延安，党的宣传文化工作最高领导岗位空缺了。同年4月，对萧军说，最近感到这文艺政策很重要，也开始留心这些问题，也要懂得些。不久，约请老朋友萧三谈话时更直接道明：“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从偶然碰到，到不能不管，在个人交往的背后，隐藏着延安文艺界内部，以及文艺界与军队之间的矛盾冲突。正值运动刚刚开始，第一个“九月会议”(1941年9-12月)当中，王明病倒了，洛甫离开了，博古检讨了，承认的领导水平和崇高地位，下一步怎么开展?大有难以为继、骑虎难下之窘迫。文艺界的纷争吸引了的注意力。
文人纷争，引发连锁矛盾
延安文化人，尤其是从事文艺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作家、评论家，在供给制环境下，主要是由于伙食单位、组织关系和政治运动，以及文艺观点的差异，而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形成不同的山头。在物质生活基本得到保障，思想言论比较宽松自由的延安天堂岁月里，带着战乱流离与抗日救亡的迫切精神心理，社会理想越高，对生活现实越加不满。文人彼此之间，文化人群体之间，文化人与革命队伍之间的矛盾纷争，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整风运动前，那是一段草长莺飞，杂树生花，百鸟争鸣，万物生辉的日子。聚集在延安的文化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
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延安有成就的文艺家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单位，但这两个单位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文艺家们却成见很深，他们中的很多矛盾源头可以上溯到上海“左联”时期。1937年8月，周扬等人受组织调派，从上海来到延安，在边区政府教育厅等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后，1939年11月，周扬调任“鲁艺”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离开延安。在此期间，逐渐形成了以周扬为核心的一个文艺群体，主要包括与周扬大体同龄，情趣相当，意气相投或相互欣赏、相互提携者；以及在周扬的领导下，通过招生考试而录取培养的文艺青年。他们有自己的文艺刊物《草叶》，周扬还参与“文协”、“文抗”的文艺杂志编辑发稿；还有自己的文艺演出团队、文艺创作团队；更有独一无二的文艺课堂，传授着自己理解、阐释的革命文艺观念。“文抗”虽然有驻会脱产作家，但组织关系相对松散，大多数人个性鲜明，内部矛盾也比较突出。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形成所谓的“两个阵营”。
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中央文委系统下辖“文抗”、“鲁艺”、青年艺术剧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文化俱乐部等；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下辖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陕甘宁边区艺术学校、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等；部队文艺系统下辖部队艺术干部学校、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室等。其中，边区大众读物社的主要成员是从“文抗”分出去的；部队艺术干部学校是从“鲁艺”分出去的；军直政治部文艺室的骨干也是从“鲁艺”分出去的。
所谓“四个山头”，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协，后者主要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这四个文艺团体在当时的延安都有自己独特的工作作风和艺术风格。于敏回忆说：“当时延安有大大小小四个山头，两个大的是‘鲁艺’与‘文抗’，两个小的是青年艺术剧院与边区民众剧团。虽然四个单位之间都不至于有明显的矛盾，但在平时工作中暗暗较劲的情绪是有的。”彼此之间没有吵架这种事情，就是在关系上互不相睦，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鲁艺”人才济济，艺术理论水平先进；“文抗”聚集了一批知名作家，文学创作领先，作品丰富。这样，形成了“文抗”和“鲁艺”两大文艺群体之间的矛盾纠纷。
1941年6月17-19日，《解放日报》连载周扬的长篇论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激起“文抗”作家的强烈愤慨，认为是公开挑战。“他们感到侮辱，每个人全不能安宁了。”于是，集体讨论，萧军执笔，写成反驳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观点鲜明，针锋相对。文章投寄给《解放日报》，却迟迟不予公开发表，大家更为愤怒。后来，由萧军面呈，并述说不平。建议他们发表在自己编印的刊物《文艺月报》(第8期，1941年8月)上。当时该刊发行量不到200份，大家仍然感觉不公。
另外，艾青与何其芳“交恶”，与刘白羽冷漠，与李又然嫌隙，与萧军冲突；张仃与周扬有过节，与蔡若虹有矛盾；塞克与周扬有冲突；萧军与丁玲争吵，与欧阳山对质，与艾思奇有过龌龊，视萧三为“俄国贩子”，称何其芳为“左倾幼稚病”，认为刘雪苇是“形式主义”，周扬是“”……不一而足。这些文人相轻，矛盾纷争，任性使气，在没有政治运动因素搅和之前，无伤大雅，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文艺繁荣热闹的一种表现形式。
待到文人们在文章中公开批评延安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引起部分将军们的震怒，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解放日报》自1941年5月创刊，至1942年4月整风运动中改版之前，设“文艺”栏，刊登文学作品。先有三篇小说，引起有关方面不满，但只是紧张了几阵子，算是有惊无险。
小说是曲笔，姑且可以用虚构创作来抵挡对号入座者的恼怒和指责。到1942年3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犀利的批判性杂文，文艺家们直接对延安革命队伍里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激起了部分高级将领的不满，并将矛盾意见反映到面前。这些杂文包括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942年3月)、罗烽《还是杂文时代》(1942年3月)、萧军《论“终身大事”》(1942年3月)、草明《希特勒的自画像》《1942年3月》、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1942年4月)《续论“终身大事”》(1942年5月)、《杂文还废不得说》(1942年5月)，等等。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9日)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1942年3月13日、23日》。应当说这些杂文中所写的都是客观存在的实情，没有主观杜撰的虚构。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革命事业更健康发展。问题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具有将局部问题聚焦放大的功效。
随后，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许多人都对《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提出批评。最后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句话保护了丁玲，抛弃了王实味。文艺整风期间，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或小组讨论中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而批判王实味的斗争，却因此从文艺思想上升为政治斗争。4月3日，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开始把整风运动初期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本单位本部门领导问题，转变为把整风运动放置在本单位领导的掌控之下的“纠偏”阶段。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将文艺问题放到政治立场和阶级斗争上去考察对待，其形式是轻松自由的座谈会，其实质是文艺界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六个问题，四十多人次发言讨论
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分三次召开，提出问题，广泛讨论，归纳总结。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座谈会，讨论会。与会者就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先后约有四十多人次发表意见，相互争论，畅所欲言。作主旨讲话和最后总结，也是以平等的身份，商量探讨的语气出现的。
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洋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会场没有悬挂会标横幅，主席台就是一张普通的条桌。、、凯丰坐在主席台条桌边，会议由部长凯丰主持。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为延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和有所成就者，共约百余人。中央有关领导也参加会议，还有其他得到消息临时听会者。高长虹收到请柬，但拒绝出席座谈会。
凯丰宣布会议开始，请发表主旨讲话。很风趣地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两支队伍必须团结合作，协同作战。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改为我们“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藉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开宗明义，会议形式是座谈讨论，主要内容是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会议召开的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此，提出六个问题：文艺立场、文艺态度、文艺对象、文艺素材(写什么)、文艺工作(如何从生活中取得材料)、学习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第一次会议从下午1：30开始，招待晚饭后，继续讨论到晚上10：30结束，持续大约九个小时。主旨讲话后，与会代表开始讨论。一时有些冷场，提议请萧军先说。丁玲鼓动道：“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从座位上站起来，习惯性地捋了捋衣袖，第一个发言，足足讲了约三刻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于每个问题，我给了自己的说明，同时阐明了政治、军事、文化应该如何彼此接近和理解。”此外，他又就作家与外界的关系，作家对内界的关系，作家对自己姊妹行艺术的关系，作家对革命的、非革命的、自由主义作家的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见解。其中，谈到文艺与政治、军事的关系，他认为，“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并引鲁迅为例，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监督国共两个党。这种文艺独立的观点，显然是与中共主张相背离的。于是胡乔木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应，双方当场就争执起来。两个回合后，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表意见。
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表明不同意萧军的文艺独立观点，但在与萧军频繁交往过程中，没有当面指正，而是启发、鼓励别人与之斗争。
看到双方争得不可开交，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的欧阳山，觉得自己有责任给大家阐述清楚一些文学艺术的基本概念和范畴，避免不必要的无谓争吵，让大家站在同一个认识平台上进行交流。于是，他主动发言，拉开阵势，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讲起，谈到文学现实主义、阶级性、形象性、典型性等一系列问题。开始人们还静静地听着，慢慢地会场上就出现了窃窃私语。大约讲了近一个小时后，就有人高声喊道：“主席，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他大概是怕我们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文学概论，来上课的。”这么一叫，会场上顿然就揭开了锅，欧阳山也就被轰下了场。
第一次会议上，鲁艺音乐系教师向隅，发言批评周扬有宗派主义，说自己提交入党申请已经有三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坐在一边的周扬没有马上应答。
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李伯钊、何其芳、艾青、吴亮平等人。其中，何其芳讲话特别快，带有四川口音，情绪非常激动地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他的发言，赢得了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5月16日，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全程参加，认真听讲并作记录，偶尔插话，没有正式讲话。
丁玲首先发言，结合自己在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的工作，谈对作家立场问题的认识，表示“我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短了，但是从世界观上来说，还应该脱胎换骨”。
曾经是“创造社”、“狂飙社”成员，到延安后长期率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各地乡村巡回演出的柯仲平，介绍该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延安文艺界热衷演大戏，“关门提高”受到批评的舆论环境里，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
接着，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
“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因此，他主张普及与提高来个分工，像文工团、演出队，去做普及工作；像鲁艺这样的学府，能不能主要去做提高的工作呢?
周扬发言时，明确维护的观点。而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的点名批评。
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此前，他在与的频繁交往过程中，曾经动员过他申请入党，但他拒绝了，表示自己个性太强，与贵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以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
这种更尖锐的言论，激起胡乔木、吴亮平、李又常、李雷、罗烽、郑景康等人的回应，或针锋相对地反驳，或旗帜鲜明地赞同，唇枪舌剑，烽烟四起。会场上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
此次会议发言中，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劳苦人类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下午继续讨论，临近结尾时，再次发言。他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观点，然后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平时和蔼可亲的，这次发言却颇有些疾言厉色。他用通俗的大白话，一语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
会议讨论到讲话为止，晚饭前全体到会人员集体合影，晚饭后会议移至中央办公楼外边的空地上，临时支起一盏煤气灯，由作总结发言。
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然后，他接着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
这段话没有写入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从中透露了召开这次座谈会，不是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把这次座谈会讨论的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中心，就是革命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又称“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与“如何为法”的问题。然后，针对发言讨论中提出的各种观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中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以及“人性论”、“人类之爱”、“杂文时代”、“鲁迅笔法”、“歌功颂德”、“暴露黑暗”等等，一一作出解答。最后亮明表态：“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三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所谓“三风不正”，是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整顿党的作风》，发动全面整风运动时提出的革命队伍里存在着的学风、党风、文风问题，主张“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文艺座谈会上再次强调，非常明确要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用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方法解决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
延安三次会，影响中国五十年
相对于1940年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和1944年边区文教代表大会，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次非正式会议。但是，其社会历史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此前此后的会议。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个人意见，经过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不过，会议实际执行讨论的议题，并非中央会议通过的全部内容。
参加文艺座谈会的正式代表，早在1942年4月27日就陆续收到一份油印在粉红色油光纸上的会议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落款为：、凯丰。
邀请函是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其背后代表着一种组织行为。文化工作本来不属于分管，洛甫离开延安一年多时间，此项工作在中央领导层暂时处于无人过问状态，加之文化人主动找上门来，才以个人名义，过问此事，并将其纳入全党普遍整风运动。
为召开这次座谈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大约从萧军致信，多次见面会谈开始，就有意识地约请或走访在延安的文艺家们，征询他们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在持续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接触了延安文艺界“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的主要人物，有的还多次谈话，委托收集不同观点和材料。其问，4月10日前，主要关注“文艺方针诸问题”；4月13日开始，广泛“搜集反面意见”；4月17日后，在搜集反面意见的同时，开始征集正面意见；4月18日后，主要与党员骨干作家交流“讲话”“结论”部分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与萧三的交谈，与刘白羽最后一次交谈、与“鲁艺”党员作家交谈等等。与此同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数次提议并通过召开文艺座谈会。
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准备以、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工作，未能参加座谈会筹备事宜，所以座谈会是以书记处书记和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的，请柬上也就署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值得注意的是，4月10日书记处会议上拟定的文艺座谈会议题，“五个问题都是相对独立的文艺学问题。特别是‘文体与作风’和‘文艺题材’两个问题几乎可说是纯文艺学问题。这就意味着4月10日所拟议题是本着文艺学的特殊规律性提出来的，对于这些议题的讨论也只能在文艺学的语境中展开。”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延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时，提出延安文艺界的情况：“现在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等问题。文艺界对整风是抵抗的，如晋东南文艺界及萧军等。现在我们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文艺界的党员也应如此，《解放日报》要考试，乘此机会讨论党的文艺政策。”参加会议的康生接着说：“许多文化人说中共无人性，延安不顾青年人的人性，说延安青年是政治青年。特务称赞《轻骑队》为延安专制下的唯一呼声，说延安言必称鲁迅，许多新知识分子把鲁迅作为教条。这是一股歪风。”博古、陈云发言，认为“对文艺界的人，要尽量不伤害，对《轻骑队》的七八个编者，要找他们谈话”，对“文协”的丁玲、萧军等人，采用个别谈话最好。对于当时文艺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党内领导同志之间存在明显不同意见。
文艺座谈会后，5月28日，在中央高级学习组报告中谈到延安文艺界问题时说，抗日根据地吸引了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对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是我们党正面地肯定地说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和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同时，提到在具体方式方法上，不能用粗暴的态度。
根据安排，博古没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具体会务筹备工作，而是在落实《解放日报》改版任务的同时，为特设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供稿，分别在5月14日、15日、20日分三次刊出，选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学》、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经典文章，配合座谈会的召开，也为会议代表的讨论学习提供理论材料。发表这一组文章的意义，就是要参照苏联的经验，将文学艺术当作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文艺界整风运动，使之成为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
但是，无论是苏联的经验，还是运动后的文艺实践，都没有提供用政治手段解决文艺问题的正面答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不久，一般文艺杂志都相继停刊了，唯独存在的《解放日报》副刊版面，还出现严重稿荒。1942年9月20日，不得不亲自拟订征稿条例，分配写稿任务，责任到人。作为有诗词创作经验的，深晓文学创作的真谛。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过后，其讲话整理稿推迟一年多才公开发表，并且一直表示“对这篇东西很不满意，自己没有兴趣看它”。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用两个整版加一个半版的超常规篇幅，全文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次日，运动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称《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内外人士中去。”
半个月后，11月7日，《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提出四条贯彻执行意见，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和认识”。这是将《讲话》直接当作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是判断一切文艺作品和文艺主张的准绳。并且，“同志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7－0072－03
一、《谈话》的缘起及目的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准备和修养上不够是一客观事实。当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1958年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建立，并发起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然而，这些举措却掀起了“共产风”，使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人民的生活也遭受了巨大困难。
在严峻的形势下，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足，同时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经济理论，纠正错误认识，号召大家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
学习的形式是组成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在读书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即后来通称的《读苏联的谈话》(简称《谈话》)。读书和谈话的重点主要在摸索“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以苏联为借鉴加速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二、《谈话》中的哲学思想概括
《谈话》的篇幅虽然不长，但话题却涉及了哲学的很多方面，包含了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及方法论。而且所涉及的内容都有着的独到见解。下面就这几方面阐述一下。
(一)辩证法思想
《谈话》极具辩证色彩，虽然篇幅不长，却蕴含着丰富着的思辨思想。其中的量变、质变和部分质变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波浪式发展和稳定与变革的辩证统一最具代表性。
1、部分质变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不仅可以巩固量变的结果，而且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
在《谈话》中丰富了质变量变内涵：“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质变与量变的关系中，提出了“部分质变”这一概念。之前，我们在提质变与量变时，只说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结果。提出“部分质变”观点后，把量变质变关系向前推进了很大一步，研究领域也大大拓展了。质变是由许多“部分质变”积累而成的，“部分质变”积累形成“最终的质变”。而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最终的质变”又是另一质变的“部分质变”。事物就在“部分质变”、“最终质变”回环往复中不断发展。
2、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波浪式发展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东西，事物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是必然的。但在当时苏联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帆风顺地发展，各方面都会平衡地、协调地进行。在《谈话》中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他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性，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肯定有很多矛盾。“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很多方面都有矛盾，不可能是直线地发展，存在着很多的曲折。这一观点对当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盲目乐观提出了警示，实践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3、稳定与变革的对立统一
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是矛盾的两面，我们总是提倡进步，赞扬变革，反对保守，忽视稳定。在《谈话》中却是这样认为的：“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稳定起来。”一般的，我们强调事物的发展、进步、变革作用，推动事物的不断前进。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保守”和“稳定”的积极作用，把“保守”作一贬义词看待。其实，“保守”的作用也很重要。它固守着事物的原本性质，使事物不会随着变化、发展而改变它的属性。“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如果事物没有了“保守”，都在进步、变革之中，那人们就无法认识世界，也就难以把握规律了。
(二)唯物史观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谈话》中同样出彩的还有唯物史观的思想，其中论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群众路线思想等，同样具有的独到的见解。
一般地我们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适合的生产关系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合适的生产关系却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讲的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谈话》却另辟蹊径：“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强调的是先解决生产关系问题，然后大力发展生产力，并以苏联的发展和我国建国初期经济的发展作为佐证，他所表达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仍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存在着很多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矛盾。并进而指出“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要发展，就要解决一系列的矛盾，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以一种更快的方式向前发展，在发展中产生新的矛盾。社会就是在矛盾的不断解决和不断产生中向前发展。
(三)唯物论中的主观能动性
的《谈话》还谈及了唯物论，其中他对主观能动性“情有独钟”。
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谈话》中也有独到的论述：“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在人为’。”“同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同‘事在人为’是密切相关的。”这里讲的“事在人为”，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
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挫折，甚至暂时的失败，这就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十足的干劲，需要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庆精神，讲的就是主观能动性问题。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以前的革命生涯中，也在实践着主观能动性。他提出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其强调的那种干劲、决心、意志，却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谈话》还涉及了认识论思想，对于当代人们来说，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这里就不作赘述了。
三、《谈话》在马克思哲学史上的地位
《谈话》的篇幅不长，但其中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史上却占有很重的分量。
(一)量变、部分质变关系
量变与质变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这一问题密切关注，不断地对这一规律进行阐述。从抗战初期写的《矛盾论》，到抗战相持阶段的《论持久战》，都在关注着“部分质变”问题，但对“部分质变”只是一个模糊的认识。
而在《谈话》中，明确指出：“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这可以说是对部分质变与量变、质变关系的最为系统的、完整的、详尽的阐述。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一般地我们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谈话》中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这里，并不是否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是认为合适的生产关系可以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很大空间。他认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首先是夺取政权，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发展生产力。他把生产关系放在突出位置，强调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在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提出这一观点很有必要，对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跨进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苏联的成功经验和我国建国初期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四、《谈话》的时代意义
(一)对当时社会的指导作用
在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领导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向帝国主义讨好求赏，坚持错误，执迷不悟，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背景下，我们重温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尽管谈话难免偏颇有误，但从整体而言，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砥柱中流，他力挽狂澜，领导我们全党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毫不调和的坚决斗争，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和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教育，在开创和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过程中，坚持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后人留下了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二)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启发作用
谈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篇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11
同志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要下决心改进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首先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切忌“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因为领导干部所表现出的行为作风和道德风范对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人民群众起着示范和引领作用，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清则民风纯，优良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关系着国家各项事业的进退成败。
一、调研工作深入实际，不走过场
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生动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国际无产阶级制定的每一个纲领、策略，以及某些重大原则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对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结果。列宁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优良作风，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时刻把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方法，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地进行活动的基本条件，他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确定任何重大政策的时候，必须以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政策的基础和依据。”[1]283无产阶级政党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和建设形势特别错综复杂的时候，如果“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的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做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2]，显然那些企图草率行事、轻浮的人，是绝不会寻找到真理的。换言之，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革命和建设计划、方案的时候，不到基层调研，不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深入了解真实情况，甚至即使去了也仅仅是走过场，那么党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来，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就必然失败。所以，无产阶级政党要使自己的计划、方案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把它建立在周密考察基础之上，尽可能地占有比较全面的材料，然后通过独立的思考、比较和分析，从事物的全部总和以及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物本质，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制定出正确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实际工作中，列宁十分重视实际调查研究对于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据德・伊・格拉兹回忆，列宁在采取任何一项重要决策之前，都要作一番周密的调查研究。1921年俄国粮食税政策制定就是列宁经过一系列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期间，列宁经常在办公室接见来访者；多次深入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们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直接了解第一手材料；亲自参加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非党农民代表会的会议，从非党农民代表对农村生活最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并把他所记录的农民发言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征求他们意见。正是由于列宁能够深入实际进行调研，做到了对实际情况和群众意愿的了如指掌，才使废除余粮收集制这个决定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切实可行。1922年1月，为了了解某些管理部门出现的拖拉作风和形式主义问题，列宁以“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个无名工作人员的身份乘车”，实地考察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直接管辖下的轨道车管理状况，针对工作中“秩序混乱、工作马虎”等现象给予严厉批评，并亲自委派和督促有关人员追查纵容这种作风的负责人的责任。他说：“幸亏我是化名乘坐轨道车的，所以能够听到而且已经听到职工们坦率而真实的（不像官方那样娓娓动听而虚假的）介绍”。而那些“出行往往要发几十份专电，兴师动众”的大官是看不到这些真实信息的[3]，所以列宁一再地告诫全党：“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4]573。显然，在列宁看来，要想掌握客观真实的材料和事实，就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不要兴师动众，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否则就可能被假象所迷惑，不能获得真实情况，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
反观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某些领导干部下去调研时，热衷于讲排场、走过场，热衷于搞迎来送往、前呼后拥的形式主义的党风流弊，列宁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不走过场的优良作风对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也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时刻铭记的。调查研究本是领导干部制定工作方案或计划时用以指导实际工作的重要依据，而某些领导干部作调研时却擅长于“文山会海”、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坐在办公室关起门来作决策；满足于“盆景式”调研，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走过场。甚至有些领导干部满足于“被调研”，即专门到已经有准备、已经打好招呼和安排的地方调研，浅尝辄止，显然这种调研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作不出正确结论的，势必会影响科学决策，妨碍中央各项政策贯彻执行，有损于领导干部的形象。所以我们领导干部要想制定出正确工作方案和计划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切忌走过场；必须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坚决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
二、群众工作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
“摆官架子”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员讲究官阶、官场威仪而表现出来的显官威、摆官谱的习惯和常态，从本质上它是封建主义余孽，更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作风要求背道而驰的。列宁极其反对领导干部“摆官架子”，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于那些暂时还不打算被取消特权地位的旧机关工作人员和工程师，“我们很重视他们的劳动。我们将很乐意付给他们报酬。我们重视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但是，希望他们在工作中不要摆官架子，而应当同大家一样受工人监督” [5]525。而那些工作中崇尚“地主和资本家生活方式”的讲官阶、摆官谱、显官威的领导干部，是卑鄙的，是和苏维埃人、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1900年8月，列宁在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中，批评某些俄国社会领导人工作中在因流言蜚语引起的人身攻击问题时指出：这“完全是摆官架子的行为和侮辱人格的吹毛求疵，所使用的手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6]。
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针对某些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上暴露出来的不会经营管理、不擅学习、“狂妄自大”等问题提出批评说：“我们既然不懂，我们就要从头学起。我们到底还是革命者（虽然很多人甚至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已经官僚化了），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做起，开头碰了壁，就重新再来，――即使这样来上十次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不要摆架子，不要狂妄自大”[7]624-625。同样，列宁对于党的最高领袖表现出来的摆官架子习气更是气愤和担忧，1922年12月，鉴于斯大林对待同志的粗暴态度，列宁曾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子上调开，希望要一个“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的人来担任党的总书记[8]。当然，对于自身而言，列宁虽位高权重，但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绝不摆官架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做出表率。比如，列宁上班时客气、主动地向士兵问好；对于别人的帮助，哪怕带报纸这样的小事都要表示感谢；出席会议从来不迟到一分钟，总是按照约定时间提前几分钟，会上从不利用自己的威信压制别人，每个到会者都可以就所讨论的问题畅所欲言；自己发表文章不强人所难，经常提议编辑“如合用，请刊登；如不合用，请扔进字纸篓”[9]。对待普通劳动群众更是不摆官架子，有一次列宁在度假的国营农场周围散步，当他走进牛栏时，被农场的主人以命令语气呵斥他立刻走开，列宁听了这个命令迅速离开，并没有因自己身份特殊而感到不悦或谴责别人。
反观现实社会中，我国某些领导干部随着官越做越大，脾气也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来越大，装修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等“官架子”习气越来越浓的流弊，作为苏维埃最高领袖的列宁都能做到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这不能不使那些“官不大，架子不小”的人感到汗颜。而对于那些不管走到哪里，总摆出一副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姿态，热衷于“长戟高门、高车驷马、前呼后拥”的封建主义官场威仪，整天端着“官架子”，哼着“官腔”，陶醉于自我标榜、众人吹捧的“幻化的权力”之中的人，结果只会使“官不大、架子不小”的为官者离群众越来越远，更不用说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了。其实，摆官架子、耍家长作风是一种低级趣味，是与我党的光荣传统相违背的。人民群众心目中自有一杆秤，只有那些时刻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忧人民所忧的不摆官架子的干部才是好干部，所以要做一名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好干部，必须丢掉官架子，永远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时时刻刻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
三、日常工作清正廉洁，不搞特权
特权出现是阶级社会等级制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人的活动性质等等，不但不使个人成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社会的一种机能，反而使他成为社会的例外，变成了他的特权。”[10]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碎了封建等级制度，实现了人人平等，但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余毒即特权思想仍然侵蚀着新社会机体。为了彻底铲除特权余孽，首先，列宁领导苏维埃颁布了一系列废除特权的法令。1917年，列宁先后同意签署了《关于废除一切等级和文官官衔的法令》和《关于全体军人一律平等的法令》，法令规定废除一切公民间的身份区别和特权，取消公民中的等级制和文官官衔，废除军队中由于军衔而产生的一切特权。1918年列宁批准制定了《关于不准亲属同在一个苏维埃机关中工作的法令》和《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法令规定：“三亲等以内的血亲和姻亲不能在同一中央机关或地方苏维埃机关中任职。”[11] 这一规定防止了苏维埃机关因出现新的亲属关系网而产生特权。教育领域的法令规定保证每个人都有升学机会，绝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特权。其次，列宁以身作则，带头自觉、模范地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从不允许因为他自己对任何规定有所破坏，从不搞特权。1919年3月列宁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出于对人才的爱惜，请求列宁绕过法令，录用一名颇有才华但其姐姐在人民委员会任职的女同志到人民委员会工作，对此列宁给予秘书严厉批评，他说： “绕过法令是绝对不行的，光是因为提出这样的建议就该送交法庭审判。”[12]革命胜利后当苏维埃政府由彼得堡搬至莫斯科的时候，列宁带头自觉遵守关于人民委员会委员的住房规定，主动选择了一处与其流放期间的房子差不多大小的住宅，由此人们多次建议他在侧厅换一个更大、更好一些的房间，都被他严辞拒绝。列宁即使为了工作，需要借阅几本词典和参考书，也严格遵守图书馆的规则，不因位高权重而搞特殊化。在生活中，他会因为多给一份面包、多发一点工资这样的小事，都要严肃批评工作人员并主动退回。
反观当今中国现实社会中，某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在招生、就业等方面为子女谋取特殊利益；在保障性住房分配等民生问题上与民争利；有的干部家属仗势欺人，子女“衙内”习气严重；甚至有的干部依仗位高权重，漠视党纪国法乃至以权压法等现象屡见不鲜，多年来党内这些特权思想和行为的存在，既严重破坏了党的形象，也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这必须引起全党警觉。其实，反对领导干部搞特权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立场。早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就提出过防止各级领导干部特权化的主张，而且也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员永远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不得谋求私利和特权。2012年党的十中，我们党从新形势新任务出发，对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重申了这一政治原则：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原则，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既严以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搞特权。这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经济工作求真务实，不尚“空谈”
列宁著作中多次抨击“革命空谈”，十月革命前他多次告诫布尔什维克党说：“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作事实，把虚假的外表当作实质，或者一般地当作某种重要的东西。”[1]351尤其在革命紧要关头和重要转折时期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会断送我们的革命”，这种空谈的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其实质是“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并且“容易接受革命空谈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一种残余表现。” [5]355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学会独立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你们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7]624-625。如果有半点虚伪和不实，就可能作出荒谬的决定，而贻误革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