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1
二、工作目标
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充分展示我镇平安建设已取的成果，使全镇广大人民增强法律意识和依法享有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的观念，进一步强化广大人民自觉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责任感，促使各级党政组织切实负起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真正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人人参与，部门齐抓共管局面，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三、宣传重点
1、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市综治委及区委、区政府、区综治委、镇党委、镇政府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进和谐平安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和重要部署。
2、今年以来平安建设和政法综治工作各项斗争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
3、认真履行综治责任，大力开展平安建设，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全面提升基层全创建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的典型经验和做法。
4、各村委、各部门、各单位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典型经验、典型做法，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的经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纪守法，敢于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积极参与平安创建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
5、治安安全、交通安全、学校安全、消防安全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政策、法律法规及社会热点问题。
四、活动安排
1、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在活动期间要组织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关知识，用开辟专栏、专板、专题的方式，集中宣传我镇综合和谐平安创建工作单位的典型经验，宣传平安建设和政法综治工作开展情况和所取得的成果。
2、要以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重点宣传“3111”工程建设、两个排查、“三调联动”、流动人口和出租管理、平安村、平安校园、平安文化市场、平安边界、平安医院和平安乡镇建设等我镇综治工作的亮点。各村委、各单位要开辟专题或专栏进行全面宣传报道。
3、各村委、各部门、各单位要在11月25日之前悬挂宣传综合治理工作和平安创建工作的标语（标语见附件），大力营造平安创建活动和政法综治工作宣传的社会氛围。
4、进行专题宣传。
（1）平安奥运活动的开展情况、奥运安保工作开展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责任单位：派出所
（2）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通讯、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责任单位：镇电信分局
（3）对清理整治铁路沿线废旧金属收购站点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及铁路护路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责任单位：镇工商分局
（4）对打击传销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责任单位：镇工商分局、派出所
（5）对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责任单位：派出所
（6）对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开展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责任单位：镇卫生院
（7）对校园及周边治安集中整治活动开展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责任部门：镇中心学校、派出所
（8）对刑释教人员调查摸底专项活动开展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责任单位：镇司法所
（9）对开展排查整治农村治安混乱地区、推动农村平安建设专项活动开展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责任单位：各村委
（10）对开展平安边界建设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
五、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领导，保证工作实效，镇党委决定成立全镇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张余红副组长：李少华、李剑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肖成刚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各村委、各单位也要成立工作机构，明确职能部门，指定专人负责。
六、工作要求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2
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历程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理性取向阶段。对于我国而言，绩效管理是舶来品，它最先产生于欧美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国家就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产品极大丰富，与此同时公共生活领域也大大拓展。然而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家进入了滞胀阶段，经济发展停滞，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此时政府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经济衰退导致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另一方面是在经济繁荣时期早已大大扩展了的行政职能和规模庞大的行政机构。面对广大公民日益商涨的呼声，各国政府不得不开源节流，通过推行绩效管理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的社会满意度，在此背景下，新公共管理(NewPubHcManagement)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继承了古典管理的“管理主义”，“管理主义”认为良好的管理可以通过引进私营部门中良好的商业实践在公共部门中实现。新公共管理所奉行的是“新管理主义”，“新管理主义”是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综合，主张管理的自由化和管理的市场化取向。绩效评估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公共管理中起着“标尺”的作用，它的发展是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发展而逐渐演进的。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在欧美国家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如英国保守党上台后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派掀起了大规模私有化改革，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出了诸如雷纳评审运动、部长管理信息系统运动、财务管理新方案运动等等，在这些运动的刺激下英国政府管理绩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绩效评估中的经济理性也因此盛极一时。
综上可见，在绩效评估兴起的初期，它是以“三E”为根本指标的，即经济(Economy)、效率(Eiticiency)和效能(Effectiveness)，新公共管理彻底接受了古典管理对于效率的追求。笔者认为这种管理的效率取向即经济理性。经济理性又可以称之为资本理性，资本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值，商业天然地具有开放性、扩张性和增值性，在这些特性的引导下经济活动中的一切组织和个人无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故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效率取向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效率指的仅仅是货币形式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还没有扩大到后来的质量管理运动时期的泛化效率，效率内涵的扩大已经是新公共管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了，在第一个阶段其内涵仅仅是狭义上的。经济理性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具体理论范式有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败理论”，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前者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公共服务领域进行研究和分析，指出了政府的行动和政策低效能的原因，并且提出了补救措施，布坎南的这一研究创立了“公共部门经济学”，从而扫除了经济学的盲区，同时也丰富了行政学的研究方法。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则是更加直接大胆地将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方法运用于公共部门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原则，希望藉此来提高政府的绩效。这些理论极大丰富了行政学的学科内涵，在经济理性指引下的绩效评估也有力地促进了政府绩效的提升。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第一个阶段是政治理性导向阶段。行政学的理论渊源是政治学和管理学，其中又要数和政治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两门学科使得行政学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了规范取向和工具取向，在行政学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次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尽管每一次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都无疑可以从不同角度深化人们对于公共行政的认识，但是它同时也常会使得人们过于倚重某乙种认识视角而影响其对公共行政的完整认识。新公共管理发展初期对于经济理性的过度追求，虽然在短期内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绩效，但是从长远来看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公共产品供给中社会公平的缺失，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经济理性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
首先，经济的发展和广大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政治参与意识觉醒并且政治参与热情逐渐高涨，全体公民对于政治民主的需求日益强烈，传统的经济理性取向的绩效评估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政府传统上所具有的舆论和信息权威受到挑战，普通公民通过互联网了也可以很快获得相关信息。在不同的信息量下公民对于政府会有不同的政治预期，不断丰富的信息使得公民对于政府的政治预期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的难度也因此加大。‘最后经济全球化使得各种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单一的经济理性取向的行政管理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日益复杂的公共环境使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趋向于多元化。
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即政治理性，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试图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嫁接到公共部门上，这种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如果要完全消除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界限又是不可能的，二者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二者所代表利益的差异性，私营部门所代表的是个体利益，其主体的单一性使得其不存在公平与否的问题，它只有单一的利益主体。而公共部门是代表着集体利益的，它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并且公共利益并非是所有集体中个体利益的简单几何相加，它是在量变的基础上经过质变综合而成，它所做的不是简单的搭积木，而应当是实验室里的化学实验。因此，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就不能是简单地以效率为导向了，它必须是在一定的量的基础上的内部优化整合，这就需要管理的、法律和政治的手段的综合运用，从而打破唯经济理性是举的局面。将公平、民主和正义引入到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中来，这种多元理性的综合即政治理性。将其称之为政治理性一方面是因为在以上三种手段中，政治手段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平、民主和正义共同构成了行政管理的规范取向，而这种取向是有行政学的主要渊源之一——政治学所赋予的。
二、我国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变迁的政策表现——科学发展观
表现在传统的经济理性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是GDP发展观的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规定了今后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此之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85年GDP(GrossDomesticProduct)成为衡量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十分明确的量化指标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然而GDP是存在不足的：一是它不能反映环境资源成本：二是它不能反映财富问题，GDP是流量指标，财富是存量指标；三是GDP不能反映结构问题；四是GDP不能反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问题。GDP导向的绩效评估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政府职能的单一性。一味的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建设，最终导致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和社会不稳定性的增加。其次，社会自主性的丧失。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造成社会的虚弱以及对政府的过度依赖，社会将因此丧失发展的动力，这种情况的恶化将是公民对于政府、国家乃至自身发展的漠视。最后，当GDP导向的绩效评估与我国领导干部的短期任命制相结合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领导干部的“短视”效应。地方领导为了能在自己任期内取得突出的政绩从而获得提拔，对于那些能在自己任期内完工的项目大力支持，而对于那些时间跨度较大、见效较慢的往往涉及到长远发展的工程则避而不谈，严重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理性取向的绩效评估体系——科学发展观诞生了。幸运的是，在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2007年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相对于GDP发展观有以下方面的进步。科学发展观正确解决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然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发展仅仅是手段问题，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手段和目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为政府的绩效评估输入了新的理念，建立了新的价值取向，进一步而言这一问题的解决成功实现了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由经济理性向政治理性的变迁。传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被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取代，但以人为本仅仅是理论上的指导，进行绩效评估是需要大量的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现实工作的，这些具体的指标将在后文中进一步的阐述。
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政治理性取向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在这一要求下必须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且各个方面要协调发展。这一要求打破了过去GDP导向的片面发展观，同时也为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力依据，当然这里还应该对于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持和实证考察，在此就不妄下定论，不过在我国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不同地区这些权重应该有一定的差异。科学发展观也勾画出了政治理性的蓝图——和谐社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是内在统一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标，同时它也是政治理性的目标和理想模式，它是决策科学中定性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虽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定量分析在社会科学中广为运用，但定性分析方法仍然不失其主体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多元理性即政治理性是难以运用具体的指标将其量化的，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应然的目标作为衡量标准。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绩效评估在量化指标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变迁的原因
(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变迁的原因是缘于行政学的学科发展趋势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3
在价值论看来，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是以主体为尺度的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关系态。凡属“人作为主体，以自己的本性、需要、能力及其发展为尺度，去接近、认识、理解、评价并适应和改造客体，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性质的活动，亦即一切旨在实现功利、道德、审美等社会和文化价值，追求真、善、美的活动都是人的价值活动[1]。在本质上，政治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或集团，按照其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和协调各种关系和矛盾，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社会活动。因此，政治作为社会活动本身是“人的价值”活动，而且是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因而是与社会有价值关系的现象，是相对于社会的价值事实。
在论及政治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时，我们将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看作是进步和开化的政治，人们称之为政治文明。因此，政治文明与政治一样，仍然是一个价值事实，而且仍然是对于社会的价值事实。
作为价值事实，政治文明有别于客体性事实，是一种主体性事实，即是与主体相关联的有特定质的事实。主体性事实总是客体对主体的肯定或否定，是价值关系的现实状态。肯定或否定的质的界限在于主体自身的规定性、结构、利益和需要，即主体的内在尺度。主体的内在尺度作为客观的价值标准使客体自身作为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显示出肯定性或否定性。
“肯定性”是一个表达价值关系的范畴，其内涵就是客体合乎了主体自身的规定性、结构和利益，满足了主体的需要，通俗的表达就是“好”。政治文明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实际的价值关系中，对社会产生肯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即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促进作用的政治系统，是肯定性的社会价值事实。
肯定性的社会价值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形式就是肯定性的社会价值评价。“进步”和“开化”作为范畴，是肯定性的价值评价范畴，亦即对价值关系的肯定性反映。因此，政治文明又是对于政治的肯定性的社会价值评价范畴，即从一定的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评定政治现象的社会价值，判明政治现象对社会作用的美、善、功及其程度。
任何价值评价都需要评价标准。确定政治文明的评价标准是理解政治文明的核心。既然社会评价是以社会的身份反映现象的社会价值，评价主体就要站在社会整体的立场上，以该社会的价值标准来评价标准对社会现象进行社会评价。从社会整体立场出发，就是从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人们及其群体的根本利益和需要出发，因为它们反映一个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需要。对于政治文明的社会价值评价，最根本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历史和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因为，政治归根结底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的生存发展活动状况本身的产物。从整个社会历史的高度看，一个政治体系是否文明，首先看它所依据和维护的实际的经济基础是否合理、有无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然后要看它的实际效果，即能否满足反映、维护合理的、先进的经济基础及其他的社会关系的需要。因此，最终的标准就是产生和造就具体的政治形态的根据——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条件和需要本身。这个标准集中为一点就是：要以是否适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状况和发展要求，从而最终有助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标准，以衡量判断一切政治是否文明。
二、政治文明的价值特征及其价值取向
从质的特征上看，政治对于社会的价值表现为肯定性和否定性两种性质。从具体的内容说，政治对于社会的价值则表现出三个特征：其一，政治是主体价值。所谓主体价值，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永远与主体的存在、主体权益的存在、主体社会关系的存在相联系，是为主体的生存发展所必需的。”[2]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特殊现象，政治是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从来都是反映、代表和实现一定集团的根本利益的，它总是事关全局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总是与社会中的阶级、阶层、集团、国家、民族、政党、派别等群体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与政治活动的主体确立和维护自身地位、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密切相连，也就是说，政治价值是主体价值。其二，政治是工具价值。政治是掌握政权的阶级或集团运用国家政权对国家进行阶级统治和对社会进行公共管理的工具。在当代政治学中，国家政权是政治的核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社会便分裂为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阶级。为了使这样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矛盾和冲突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这时候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把这种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个力量就是国家，就是社会的公共权力[3]。国家的出现，解决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即有效地将基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而形成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维持在一个秩序的范围内。这表明，人类在出现了剩余产品、产生了阶级之后，迎合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找到了维持现存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最有力的工具。国家的出现，不仅实现了阶级统治，而且实现了以整合社会、协调各种关系和解决各种矛盾、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的的社会公共管理。其三，政治是目的价值。政治是伴随着社会进步而发展的，政治发展是政治的应有含义和追求目标。人们通过政治发展而实现人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政治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增强人们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理性意识，更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的公平、公正的分配和确保社会成员的充分自由的实现。
政治的价值特征体现了政治系统作为价值系统的三个根本性价值取向：根本利益取向，公共利益取向和效率取向。根本利益取向是表明政治所代表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公共利益取向是指国家为社会整体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的价值取向。尽管政治是为某个阶级或集团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但是政治统治到处都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4]。这一取向的基本问题是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关系问题，它取决于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又能动地作用于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效率取向表明政治对社会的作用力的大小，是政党的执政能力大小、政治制度、公共政策设计的合理性程度、国家权力运行状况等的表征。
政治文明作为政治的进步和开化状态，其价值取向是对政治的价值取向进行有利于社会的选择的结果。与政治的价值取向原则相对应，任何政治文明都存在着三个根本性价值取向：为先进的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根本利益价值取向的选择；有效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这是公共利益价值取向选择。与以上两者密切相关的是效率价值取向，即政治权力的运用所取得的实际效绩和实际成果能够基本满足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亦即一个政治系统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充足的贡献率，包括基本满足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的需要和在公共价值、公共物品、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方面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两个层面。政治的效率不是简单地由前两个价值取向决定的，因而它不能被认为为前两者所自然涵盖而被取代或忽视。政治适应经济基础，最终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政治条件要通过较大的肯定性的社会效应表现出来。一种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或公共政策，如果消耗了社会的大量成本而只给社会带来一点点效益而不能惠及整个阶级或全社会，即使它符合前两个价值原则（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我们也无法认为它是文明的，因为它是非效率的。
政治是谁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国体问题。国体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的。因而，国体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逻辑线索是一致的。政治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统治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个政治才能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推动作用，因而才是文明的。人类文明经历了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政治文明的历史也正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一历史线索演进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比前一个更为文明的社会形态，与此相应，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则是一个比前一个更为高级的政治文明形态。
统治阶级对社会进行统治和管理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国家管理形式。国家管理形式的进步性表现为国家为社会提供有效的管理，将社会维持在一定的秩序内，保持社会的稳定。这即是说，政治文明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就是先进的国家管理形式的选择。自古以来，国家的管理形式分两大类：君主制和民主制。马克思说：“在君主制中，则是部分决定整体的性质。在这里，整个国家制度都不得不迎合固定不动的那一点。”[5]也就是说，君权是所有权力之源，国家的其他权力是由君主赋予的。马克思又说，“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6]，“……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7]，民主制的“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操作、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8]。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了人民在两种制度中的地位：“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是人民的国家制度”[9]。认为，君主制是一种不合理的国家管理形式，是国家制度中“不好的一种”[10]，而民主制是符合国家管理形式本质的合理的国家管理形式，因而是一种好的国家制度。人类的政治实践也证明，民主制是一个最有效的国家制度，是一个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的机制。民主制取代君主制，是历史顺乎潮流、优胜劣汰的结果，是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政治的效率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从最根本的层面上看，政治系统的效率是由它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这个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从政治系统对社会作用的具体过程来看，政治系统的有效性是由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所内在地决定的。我们把政治看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对政治进行系统论分析的话，政治系统可以分为四个要素：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主体作用于政治客体的中介系统以及政治主体凭借中介系统与政治客体所形成的相互关系而构成的政治结构。政治系统中的任何构成要素及其结构都是影响政治权力运行效果的基本因素。
就政治主体而言，政治主体的性质、素质、组织结构、能力、智慧、核心价值取向等等是影响政治有效性的主体性因素，而且是唯一的能动性因素和主导性因素。一般而言，政治主体的主体性因素对政治的有效性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制定并提供政策是政治系统运行及其运行过程全面展开的中心环节。政治的无效首先是政策的无效。所以，提供有效性的政策，是政治有效性的基础。其次，一个处于执政地位的政治主体是通过运作国家制度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对社会进行公共管理的，因而，它发展和完善国家制度体系的能力以及依法运作和驾驭国家制度的能力是实现有效地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保证。再次，有效治理社会的战略和能力对政治系统的有效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运用国家机器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个政治系统在改善社会发展条件、协调社会关系、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以及实现社会进步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是衡量政治效率的根本指标。
我们在质的规定性上阐释了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从而将政治文明与非政治文明区别开来。从历史的层面上看，政治文明还有一个发展程度的区别。由于政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一致性，评价政治文明的历史高度的价值标准的维度就具体化为：政治文明所从属的社会形态、在国家管理形式中民主制发展的层次和政治有效性的发展程度，亦即人类解决政治难题以及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性的程度，包括制度的发明以及技术的设计等等。这样的评价标准的维度，反映了政治文明的历史性的本质和特征。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的主张。那么，在我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呢？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问题。
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明建设定位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这说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上全面展开的。以此为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定位应该是：
其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最先进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存在形态，并且是一种更优越的政治文明：它是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服务的；在现实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与这个社会中全体民众整体的根本利益是高度重合的；在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是更有效的。
其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继承。社会主义完全否定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的政治体系，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与先前社会的政治是毫不相关的。人类政治生活以及关于美好政治生活的理想有共同性，这是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以推进我国政治建设的基础。人类的政治实践也表明，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来推进一国的政治建设，是可以有所成就的。在政治领域，也有本质和手段的区分。本质的问题是，政治代表什么人的根本利益和为什么人服务。手段则是国家形式、政权机关构成形式、具体制度、运行机制等等。手段没有阶级属性，它们只是在被用来服务于特定人群的特定目的时才有主体性的价值倾向。因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全可以借鉴这一部分没有阶级属性，因而属于全人类政治资源的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资本主义创立的共和国的国家形式，代议制的民主制度，以宪法为根本法的现代法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机制，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政治财富。只要我们赋予它们不同的内容，就可以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它们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定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相适应，就是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就是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意识相适应。因为精神文明最终要通过社会的人的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表现出来的，因而精神文明的水平为政治文明提供主体性条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不能逾越也不能滞后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的。
这样的定位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的价值原则：
第一，人民主权原则。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主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根本原则。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是民主政治的本质，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其内涵是不同的，因为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11]“人民”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政党、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就不同，“人民当家作主”价值倾向就不同，人民主权的实质及其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就不同。在民主制的发展层次上，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高层次的民主，其进步性表现在执政党、国家、社会的根本利益的三位一体。只有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资源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合理配置。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使全体劳动者和一切合法的公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构由人民选举产生，国家政权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法律体现全体人民的权利和意志，一切权力对人民负责，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公共权力由人民群众监督和予夺，政治和政策接受群众实践的检验，等等。
第二，充分提供人民民主实现的有效形式和路径。实现人民民主的形式是依法治国。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质的飞跃。法治是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法治对于社会的价值，就是实现民主，即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一方面，为政治行为提供理性导向；另一方面，为政治权力的运行提供规范机制，包括权力的制衡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从根本上说，法治是效率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效率原则的价值取向。人类的政治实践的经验证明，解决人类政治效率问题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政治价值取向下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就是依法治国。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是依法治国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们不仅从结构上提高政府对社会作用的力度，而且会一定程度地限制权力对社会的消极作用。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民主化发展对制度的强烈需求，使得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和创新，表现为日益深化和扩展的政治制度化过程。人类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把人类的政治活动规范在制度的框架之内，从而实现了政治的稳定性，大大提高政治的效率。现代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创造了许多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如选举制度、议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政党制度、文官制度、军事制度、警察制度等等。有效地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同样需要技术手段，政治领域的很多问题是政治技术的问题，如治理政治腐败，合理的技术手段就可以大大减少政治腐败的出现，从而降低政治的社会成本。
第三，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的性价值取向。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便是政治文明，它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实现程度。人类所达到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历史水平，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因而，人类社会在政治上的价值追求，就是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能够得到日益可靠的保证。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而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以进一步实现人的解放为使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的价值追求就是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德顺，立言录——李德顺哲学文选[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324—325.
[2]李德顺，立言录——李德顺哲学文选[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4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4
这些学者对土地整治的融资投资多元化进行了探讨，但对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内在推动力和经济规律研究较少，对参与者之前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作用也缺少阐述。本文从分析土地整治过程中运用社会资本的内在推动力及参与者相关影响着手，运用委托理论，对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柔性激励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为政府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土地整治领域，实现土地整治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柔性激励思路
（一）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内在经济规律分析
根据信息经济学中委托理论，社会投资者选择投资土地整治的过程可以表述如下：首先，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出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的门槛和途径。社会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实力和各地政策特点选择有利于获取收益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当然，在具体项目运作实施中，一些诸如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改变、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鼓励政策、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房地产市场（用地指标交易市场）的供求关系转变等意外事件和社会投资者的应变决策行为最终共同决定了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效益。
从项目收益角度看，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对于农用地整治项目而言，其收益主要为土地种植（养殖等）收益，特别是传统种植时，其收益的增加与投资额相比较小，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要以此来形成合理的投资回报，则需要很多年来逐步实现。从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看，由于涉及农户搬迁，不仅所需资金较高，而且还面临农户搬迁风险、指标交易受房地产市场影响等因素的制约。在这种成本-价值体系下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很难成为社会投资者的自主行为。这种回报方式在现实中也鲜有成功的案例。
由于市场中各类信息的反馈具有不完整性，所以政府通过市场调查得到参与各方，如社会投资者、项目所在的村组农民、项目实施的主要参与人等各方的行为发生了何种变化。进而通过分析这些变化，最终了解社会投资者获得的效益情况。当然这一效益情况，还受社会投资者自身的能力的影响。
（二）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柔性激励的思路
一些学者认为委托问题的解决不仅靠契约将风险约定，还可以通过柔性方式适应环境变化，由此，提出了激励柔性概念，即通过柔性化的方法手段对参与主体进行的针对性激励，其目的仍是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
鼓励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形成市场化、产业化运作的土地整治新模式，其核心是如何科学的分配和调整各方收益。在收益分配中，引路柔性思想，目的是，通过增加柔性成分使各方的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
传统的土地整治模式，更注重于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而引入社会资本后，社会投资者更注重于经济效益。因此，需要构建新的成本-价值体系，而新的体系中，必须保持政府的主导作用、监督作用，而又要使社会资本自愿投资于土地整治，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因此，以政府为主导的激励主体，可以使用非强制性的方式，根据市场状况和一些前期政策效果，灵活地调整相关政策，能够产生持续且潜移默化的说服和引导作用，从而推进社会资本投资的意愿转化为社会投资者的自主行为。按照这种激励机制，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和作为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社会投资者，都能够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从而实现拟定目标的最优化理性决策。
二、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效益函数建立
（一）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短期效益函数
从经济角度讲，社会投资者可以采取不同的投资决策行为，而这些行为将产生各类不同的效果，社会投资者的短期收益可能会由于采取粗放投资（如取得农户土地后给予很少的投资，甚至不对其进行投资）而增加，也很可能会因为大量投资，形成高标准农田，发展现代农业，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而新购生产设备、进行人员储备、开展沟渠路配套和土地平整等行为而减少。
社会投资者对土地整治产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短期综合效益函数F 可以近似认为与社会投资者的自主行为 A以及农产品市场或指标交易市场发生的市场环境变化ε具有线性相关性，可以表述为
F=A+ε，
其中 V（ε）=σ2， E（ε）=0，ε为正态型分布。该函数方差值反映了市场对社会投资的影响，方差值越大，表明影响越大。
设Fs为社会投资者的短期效益；其中c是与投资方式无关的效益，短期少量投资维持传统农业方式产生的效益为m，传统生产方式对效益的短期增加系数为 p（p>0），短期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形成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效益为 n，社会资本投资方式对效益的短期降低系数为q（q>0），则由于社会投资者采取传统生产方式增加的短期效益为m*p，由于社会投资者采取现代农业方式减少的短期收益为n*q。根据以上分析，社会投资者的短期效益函数可以表述为：
Fs=c+m*p-n*q+ε，
它能直观地反映短期内社会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决策行为与短期效益的关系。
（二）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长期效益函数
设Fl为社会投资者的长期效益，c′是与生产方式无关的效益，p′为传统种植业生产经营模式对效益的长期降低系数，传统模式对长期效益的降低效应大于其对短期效益的提高水平。社会资本投入较大成本采取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对效益的长期增加系数为 q′（q′>q，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获得的长期收益增值大于短期收益的降低额），则由于传统经营模式长期效益的降低额为m *（p′-p），由于采取社会资本投资者采取现代农业方式（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增加的长期效益为n*（q′- q）。
从而可以把社会投资者在某一较长时期内的效益函数表述为：
Fl=c′-m *（p′-p）+n*（q′- q）+ε，
它能直观地反映在某一较长时期内社会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决策行为与长期效益的关系。
三、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柔性激励模型设计
（一）政府的最优化决策分析
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对社会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及其产生的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及其对原有村组农民的权益保障进行考量，从而希望借助柔性激励手段促使社会投资者获得最大化长期效益。
假定政府期望社会投资者获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长期综合效益为
Fg=Fl-Clg，
Clg代表社会投资者和参与各方（含政府、村组农民）共同支出成本。
社会投资者自身的净收益 R=Clg-Cl，其中Cl为社会投资者投资成本，其大小与具体经营方式有关。
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其风险一般是中性的，因此可以认为政府效益效用的期望等于期望效益的效用，即E[u（R）]=u[E（R）]，R为效益。按照信息经济学中风险中性的定义，实现期望效益的最大化也就实现了期望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得到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最优化选择约束条件为：max E（F）=max E（Fl-Clg）。
（二）社会投资者的最优化决策分析
社会投资者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化的期望效用，要制定合理的激励政策，使社会投资者采取自愿投资土地整治，并形成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必须使得其采用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或获得的指标收益高于传统方式，反之，则社会投资者不会投资土地整治。
设社会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 u（R）=-e-wR，R 服从均值为 E（R），方差为 V（R）呈正态分布，则V（R）风险厌恶系数可以表述为 w=-u″（w）/u′（w），用其来衡量社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
社会投资者效益效用的期望为
社会投资者在投资方式不确定的情形下，加上农产品市场或用地指标交易市场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为实现上述期望，社会投资者会要求得到稳定的效益水平B。根据 u（B）=E（u（R ）），得，故 B=E（R）-wV（R）/2。
在风险厌恶的情况下，由 u（R）=-e-wR、w> 0 知 u′（R）=we-wR>0，从而得出u（R）为单调递增函数，这样只要社会投资者会要求得到稳定的效益水平 B 最大化，其获得效用 u（R）也就最大化，从而
max B=max[E（Clg-Cl）-wV（Clg -Cl）/2]。
（三）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柔性激励线性规划
通过以上最优化决策分析，不难发现市场竞争中社会投资者与政府的决策不完全一致，社会投资者以自我盈利为目的，其最有决策也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社会投资者参与投资土地整治的约束条件：投资土地整治带来的期望效用要高于其投资其他领域的机会成本。由此，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应采取较为灵活和务实的激励政策安排，引导社会投资者进行投资，使两者的目标相吻合，即为激励相容条件。
按照线性规划的思路和方法，从政府的角度看，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柔性激励驱动机制就是让社会投资者在满足上述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的条件下，实现政府效用最大化，即
目标：max E（Fl- Clg）
约束条件：s.t. max[E（Clg-Cl）-wV（Clg -Cl）/2]
E（Clg-Cl）-wV（Clg -Cl）/2≥B0
四、结语
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是实现土地整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推动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必备条件。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作为保障粮食安全、保障用地指标的土地整治，应逐步全面放开社会资本投资，从而维持土地整治投资的可持续性。本文从柔性激励角度构建了线性规划模型，能够实现社会投资者和政府效用的统一，对如何政府引导社会投资者进入土地整治领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黄贤金，赵小风. 论我国土地整理融资体系创新[J]. 资源与产业，2008（05）.
[2]韩延华. 土地整理多元化融资模式探讨[J]. 现代农业科技，2012（18）.
[3]王丽. 农村土地整理资金良性循环研究[J]. 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下半月刊），2008（01）.
[4]陈佳骊，徐保根. 基于可转移土地发展权的土地整治项目融资机制分析--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10（10）.
[5] 郭熙，黄俊. 土地整治项目资金筹集途径探讨--以江西省为例[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2（04）.
[6]吴九兴，杨钢桥，汪文雄. 土地整治项目收益分配与投资博弈分析--以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为例[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
[7]赵谦. 农村土地整理融资制度的问题与对策[J]. 农机化研究，2012（04）.
[8]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徐青. 为土地整治输入新鲜血液--土地整治中的社会投资收益方式分析[J]. 中国土地，2011（01）.
[10] Braverman A， Stiglitz J E. Moral Hazard， Incentive Flexibility and Risk： Cost Sharing Arrangements Under Sharecroping[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2.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5
面对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以防控为重点，以救治为前提，成功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一）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发挥战疫的统筹作用。建立健全疫情防控网络、风险评估机制，如***还建立了“早碰头、午研议、晚部署”的会商机制，统筹部署、安排、调度本辖区疫情防控工作；发挥战疫的指导作用。结合各镇各村实际，有针对性的指导下级基层党组织如何开展疫情防控，让下级基层党组织有方向、有目标、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发挥战疫的督导作用。成立专班，督导下级党组织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指挥部的各项指令贯彻落实到位。如孝昌县委派出县政协主要领导坐镇白沙，对白沙的疫情防控进行精准指导和督导，取得了很好的抗疫效果。
（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危机生命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党员干部没有退却,勇战抗疫一线，表现出了党员干部为了人民生命安全不怕牺牲的党员本色，带头参加宣传发动、交通阻隔、体温测量、物资代购等，还有的隔离在本地的党员干部实行“双报到”制，如隔离在白沙的党员干部22人，主动到各党组织报道，积极参加基层抗疫，他们为疫情防控在黑夜中坚守，在风雨中前行，在危险中筛查，在疲惫中战斗，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社会群体发挥防疫协同作用。各基层党组织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本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新乡贤等特殊群体作用，引导他们成为抗疫先锋。充分发挥社会群体的权威作用、影响作用、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让社会群体带头和带领群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很好的作用。如***五四村积极发挥新乡贤“五老”、市场主体的示范引领作用，为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全社会主动配合形成快速阻隔作用。预防是疫情防控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各基层党组织立足更精准更有效防控，全社会积极参与、主动配合，从最初的粗放式阻隔到各村指定唯一通道的硬物理隔离，没有一个环节、一个举措不体现在快速、高效上。正是由于全社会参与，隔离阻断快速、高效，才能很好的防止疫情扩散，为战疫情成果取得了积极性作用。
（五）创新方式发挥宣传实效作用。在这次疫情防控的宣传过程中，发扬传统方式、创先新方式，取得很好效果。采取新媒体宣传。通过网站、微信、短视频宣传，特别是运用支部微信群、村级微信群，制作朗朗上口的短视频宣传取得很好实效；采取新方式宣传。通过流动音响、敲打小铜锣、“零点行动”等方式清晨和晚上宣传，宣传实效更加；发扬传统宣传方式。村村响由指导时间播放改为全天候播放，各项防疫命令张贴全覆盖，测温家家走、宣传家家到等，从群众的配合程度看，宣传效果良好。
二、从疫情防控看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
在整个防疫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很多值得肯定和推崇的做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暴露出了一些短板和问题。
（一）从党组织的战斗堡垒看，有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强。自身能力不够，平时学习不足，缺乏应急事件发生时的驾驭能力和统筹能力；做群众工作方法不多，仅局限于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缺乏细致暖心的工作技巧；模范作用发挥不够，不能以身作则，缺乏以身示范的勇气。
（二）从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看，模范作用随着抗疫时间的延长逐渐弱化。在日常检测方面，开始检测工作有序开展，随着时间的延长，体温检测不到位，出现登记多、测温少现象；在志愿服务方面，有的党员在志愿初期，热情高涨，随着时间的延长，志愿热情逐渐减弱，有的出现有偿志愿现象；
（三）从群众对疫情的配合程度看，存在着良莠不齐现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着极少数不配合行为，在防疫举措上不够配合。仍然存在人员聚集聊天、不带口罩、甚至聚集打麻将等现象；在隔离点的设置上不够配合。认为密接者隔离点设立在那里，就是把病毒带到了那里，存在不支持、不配合现象；在救灾物资分发上不够配合。少数群众对救灾的性质不理解，导致救灾物资难以发放到位，存在着发放救灾物资后，与疫情防控对着干现象。
（四）从各乡镇的基础设施看，抗疫条件严重不足。物资储备不足。存在口罩、防护服、消毒液、隔离点床被等严重不足现象；硬件不足。在这次疫情救治过程中，充分暴露出乡镇卫生院在医疗技术设备、发热病人留观点病房、医护车辆等方面不足的现状；医护人员及医疗技术水平欠缺。难以适应基层卫生院应急处突的技术需求和技术力量支撑，为基础卫生院分诊、救治带来新的挑战。
三、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前檐和最后一公里。为了切实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体系的效能体现。
（一）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需要建立多种体制机制共存，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党委领导机制。乡镇党委和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村党组织全面领导村民委员会及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必须把基础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把党的领导建成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保障。，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妇联、团支部、残联、新乡贤参与的社会协同机制，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共建、共治、共享。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实践表明，单纯依靠党委领导、行政执行无法有效解决处于政府治理体系末端的乡村治理问题，必须构建群众动员机制，增强社会号召力，组织调动村民的主体作用，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他们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这是村级治理运行过程中的核心机制。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制保障机制。依法治国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制度，可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让人们在法律的保护下生活和开展工作；引导人民自觉遵守法律，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教育人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彰显法律威严。
二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治理领导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必须增强“四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基层治理中，村级党组织应该充分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全面领导村民委员会及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组织动员群众，借鉴现代治理理念和工具，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做什么，而是如何做。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6
一、社会资本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联系
社会资本是思想政治工作正常开展和完成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又能有效的使社会资本得到推动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与政治的文化紧密联系，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前提。思想政治工作者使用各类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的社会成员对当前社会的政治态度、信仰、知识、情感等得到有效的适应。这种态度在政府的层面可有效的增进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能够提高政府的权威性。
（一）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
社会资本理论是在二十世纪中叶快速发展起来的分析途径，当前以广泛运用到社会学、政治学及经济学当中。社会资本简单的说是指社会组织的特性，如信任、规范等，并相互协调合作，进而使社会效率得到提升。那么，究竟社会资本代表了什么？说到底，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人或组织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当中相互交往联系中，形成的相关信任等关系。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是：信任、规范及社会联系网。
（二）社会资本与思想组织工作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思想政治工作者按照当下社会思想政治的要求及成员间的思想政治素质而形成的一种发展规律，并对社会成员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使其内在发展矛盾运动，这个过程的本质是把科学的思想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有效的转换为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的素质。然而怎样将思想政治工作达到上述效果？其关键要点在于能否在彼此之间构建起信任。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社会成员能否践行所倡导的思想观念。而信任也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因此社会资本着重强调团体行为的重要性，其可使人们相互合作、理解，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行具有重要意义。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合理的社会资本对社会成员形成自主接受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使得所倡导的思想观念更易被接受，进而降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成本，也提升了其效率，使得思想政治工作更易实现。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资本构建的重要性
（一）构建社会资本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科学化
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科学化即思想政治工作应科学合理的开展。因此，应遵循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发展规律和为社会服务的发展规律，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依据。实现思想政治科学化，要能做到取信与人，其决定性的因素是：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及思想政治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应直接指向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空白区及误区。若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社会成员本身的思想观念相重复，那么将是无用功。只有传输给社会成员原先没有的内容，才对使其发展有利，思想政治工作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有足够的社会权威性，其言论能让社会成员认可，那么为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科学化也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二）构建社会资本能有效处理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我党的重要工作，然而在新时期的背景下，其受到了很多的挑战与考验，传统的工作方式与内容未能满足新时期的要求，很多人对于思想政治工作都表示漠视的态度。基于此，我们应认真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找出构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简单的主体与客体实践的方式容易使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资本存在缺失，并直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造成影响。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成为了主体对客体传输先进的思想观念，并使其达到社会要求的过程。在过去这种方式能够取得较好效果，但在新时期的今天，由于人们的主观概念深入人心，该方式不再适用。这类对象式的工作使得教育对象缺乏自主的人格，最终将导致两方的关系逐渐冷漠对立，缺乏彼此的信任，使得思想政治工作效果极低。且不健全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使得其缺乏吸引力，并出现合法性的危机。思想政治工作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得到了不断的累积使得工作内容非常丰富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但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也应顺应时事不断的进行更新优化，健全工作内容，进而满足社会及人的发展需求。
三、浅析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社会资本的构建途径
（一）加强双方的相互交流互动。上文说到信任、规范及社会联系网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社会联系网是形成社会资本的基点，只有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社会资本才有可能形成。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应适当的设置一些公共的空间，进而与教育对象增加彼此的了解和熟悉程度，形成良好的交往关系，为之后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做好铺垫。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着的综合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个人魅力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合法性的来源。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相关理论水平及业务能力是使人们信服的主要原因。若一个政工干部仅会夸夸其谈，没有真才实学，那么也无权威可言。思想政治工作想要深入人心，应结合真理的力量，与工作对象的业务范围紧密的联系。这也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的相关理论水平，并在理论的指导下，将认真分析工作对象的业务情况，最终使工作对象能够适应社会经济体系的不断变化。
（三）致力于建设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在社会资本当中的信任，不仅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源于人堆制度的信任。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资本的构建应致力于建设科学的制度，并以此获得社会的信任。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应做到相关要求、内容目标及队伍等都有章可循，禁止随意改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资本构建，应结合社会发展及变化，并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及方式等手段，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时代感。贴近人们的生活需求。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正视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资本构建的重要性，并采取科学的途径，从而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良好的开展，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正确的思想保障及动力。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7
我市社会团体“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治理办和省民政厅的具体指导下，切实加强领导，深入宣传发动，加大检查力度，狠抓专项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2010年底，全市1107个社会团体共查出“小金库”9个，金额164.49万元，其中：市级1个，金额2.64万元，县区8个，金额161.49万元，收缴财政国库93.36万元，调账处理71.13万元。
一是加强领导，建立专项治理工作机制。中央和省“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市县区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组织有关单位、部门认真学习中央、省、市和有关部委文件精神，全面安排部署专项治理工作。同时，市县区及时调整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将市县区民政部门列为“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牵头负责社会团体“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各县区民政局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细化治理措施，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完善了运转顺畅、分工合作的工作机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格局。
二是加强宣传，营造治理工作浓厚氛围。中央、省、市治理“小金库”工作会议召开后，市县区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民政局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对社会团体“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宣传。市民政局在民政部门户网站子网上了《市社会团体“小金库”专项治理实施办法》和“关于‘小金库’治理举报工作的公告”，向社会公开了治理工作的范围、步骤等有关事项。各县区悬挂过街标语、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公告》6500多份次，广泛宣传“小金库”治理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目的任务。同时，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介，开辟专栏，宣传报道30多次，公布举报电话、邮箱、举报信箱和举报奖励办法，鼓励对存在“小金库”现象和违反财经纪律行为进行举报，建立举报受理登记和查处制度，严格执行工作保密制度，为“小金库”治理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是把握政策，突出治理范围和重点。市县区“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先后8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社会团体“小金库”自查自纠工作。各县区结合近年来纪检监察、财政监督、审计监督、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研究制定印发了《社会团体小金库专项治理实施办法》，对专项治理的范围内容、方法步骤、政策规定和具体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把有财政拨款和政府资助、有收费项目的行业性社会团体和有群众举报及自查自纠措施不得力工作走过场的社会团体做为专项治理的重点，使专项治理工作有章可循。
四是加强督查，小金库治理工作进展顺利。市小金库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工作组对全市社会团体小金库治理自查自纠阶段工作进行了督查。工作组先后深入三县一区和12个业务主管单位及40个市属社团，通过听取汇报、查看帐务、宣传政策、业务指导等形式，对全市小金库治理自查自纠阶段工作进行了督查。从督查情况看，各县区各社会团体严格按照《实施办法》要求和内容，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社会团体自查面达到了100%。
五是严肃治理政策，充分发挥震慑教育效应。全市各级治理机构与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牵头部门坚持自查从宽、被查从严，严惩顶风违纪、处理事和处理人相结合的原则，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强化整改落实，切实保证各项治理政策的落实，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效应和震慑教育作用。截至2010年底，全市社团组织已整改纠正“小金库”问题资金161.49万元，撤销“小金库”9个，通报批评“小金库”单位4户，主要领导诫勉谈话4人。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小金库”治理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单位领导法纪观念淡薄，责任意识不强，对治理工作不重视，走过场。二是少数县区、部门和单位对治理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思想准备，存在畏难、厌战情绪，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三是一些社团由于业务量极少或长期不开展活动，没有开设账户。四是存在财务管理不规范和治理工作进展不够平衡的问题。五是社会团体量大面广，我市社团组织占全省的六分之一，其中用水协会864个，既没有收取会费也没有开设账户等等。这些问题一定要在今年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全力做好今年的社会团体“小金库”专项治理各项工作
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治理“小金库”问题，多次明令禁止，要求坚决取缔。今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深化“小金库”治理工作。民政部门作为牵头部门之一，要积极主动参与治理，认真扎实履行职责。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小金库”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来。开展社团“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是加强社团监督管理、规范社团服务行为、促进社团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各业务主管单位和社会团体负责人必须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刻认识这次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积极组织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要从推进社会团体科学发展大局出发，从巩固社会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促进社会团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高度，切实提高对社团“小金库”治理工作的认识。要把社团“小金库”治理工作与建立健全社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结合起来，强化源头治理，完善长效机制，营造社团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是充实力量，加强组织。各级民政部门，要严格按照省、市的部署和要求，健全分级负责、分口把关的工作机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业务主管单位治理工作责任。要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积极、踏实肯干的同志从事“小金库”治理工作。抽调的检查人员必须是专业人员，既要保证抽调人数，也要保证抽调人员的专业素质。同时，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共同努力，切实加强治理机构建设，健全工作制度，保证机构运转有章可循，协调顺畅；要共同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保证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三是发挥作用，形成合力。“小金库”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领域和部门，政策性强，情况复杂，任务艰巨。这项任务不是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完成的，需要成员单位特别是牵头部门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密切配合，统筹推进，形成合力，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小金库”治理工作，也为我们这些牵头部门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充分利用这个平台积极推进“小金库”治理工作，对发挥我们这些牵头部门的职能作用是很有帮助的。民政部门作为牵头部门之一，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协调，把治理工作与各项社会团体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与社会团体年检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与社会团体等级评估结合起来，与社会组织创先争优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年检中增加“小金库”检查内容，加强年检中审计监督；在评估指标的设计中，将“小金库”治理和财务管理纳入到评估体系当中；建立权力制衡的、民主的社会团体内部组织机构，加强对社会团体法人的权力监督，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宣传教育、社会监督、人员培训，加大搞好正面案例的警示教育，时刻保持对设立“小金库”行为的高压态势。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8
DOI：10.13483/ki.kfyj.2015.03.007
贫困与贫困治理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贫困依然是困扰性的社会问题。现代化和贫困化共生共存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在过去的20世纪，人类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缓解与消除贫困仍然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贫困治理成效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所实施的贫困治理战略在缓解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状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世界银行2013年的《世界发展指标》称，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但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数仍然很大，截至2013年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贫困发生率为8.5%。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有（28.8%）、甘肃（23.8%）、贵州（21.3%）、新疆（19.8%）、云南（17.8%）和青海（16.4%）等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6个省份。“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依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贫困治理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贫困治理能力也是政府治理能力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探讨政府贫困治理能力及其提升路径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贫困治理：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
在世界各国贫困治理实践中，基于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贫困治理所需解决的问题不可能相同，也不是单一的。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引发贫困的原因有多么不同，贫困治理都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治理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既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性使然，也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
首先，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是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政府介入贫困治理的一个依据就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灵现象。不同于政府运作的公平原则，市场运作是由优胜劣汰的效率法则主导，使得市场能力不足的群体陷入贫困境地。市场机制会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目前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一定程度上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不均衡发展引发的后果。贫困群体由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因而处于就业权和保障权的贫困状态。实践证明，市场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政府的介入是必然的，“有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政府不同于私营部门，最重要的一条是，对许多公共组织来说，效率不是所追求的唯一目的，比如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公共组织是公民的‘最后的依靠’，他们正是通过不把效率置于至高之上的地位来立足于社会的”。政府是贫困群体的依靠对象，他们要摆脱贫困状态或者打破贫困循环需要政府建立社会保护政策进行干预。例如，联合国19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其次，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贫困治理体制，政府主导一直是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我国从根本上消灭贫困问题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贫困现象只是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表现。我国政府向来高度重视贫困治理问题，坚持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按照统一部署，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长期开展贫困治理行动，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针对贫困群体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的现实，在20世纪末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政策干预解决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我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鉴于2013年底我国还有8 249万贫困人口的现实，2014年，国务院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以动员社会更为广泛的力量共同推进贫困治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出，更是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进一步提速。
最后，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要求。贫困问题已经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大隐忧，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短板”。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贫困治理目标是否实现，不仅关系到贫困群体的生活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国目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失范现象和越轨问题往往与贫困相关联。贫困治理在现代社会里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乎社会安全的政治问题。鉴于我国贫困群体依然高达8000万，贫困问题不能仅靠贫困者的自发努力来解决，政府要增强贫困治理的自觉性，自上而下地整合多种贫困治理资源来消除贫困。政府积极参与贫困治理是加强和改善民生，提高政府合法性的途径。政府在贫困治理过程中通过以人为本、以发展为导向的执政理念，着眼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能力，构建社会发展成果共享机制，进而保证贫困群体从社会发展中受益，实现社会问题的源头治理，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
毋庸置疑，贫困治理是客观存在的政府责任，关键问题是政府责任的实现机制，而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的高低关系到这种责任能否实现。“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贫困治理也就是治理主体运用一定的方式满足贫困群体需要的过程。在贫困治理过程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但政府通过优化治理结构来塑造多元主体的关系；贫困治理方式则是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来保障贫困治理的实施和可持续性；贫困治理目标也不限于以物质资源满足需要，而是更多地为贫困群体创造发展机会。因此，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结构优化能力、制度保障能力和机会创造能力。
（一）贫困治理的结构优化能力
贫困治理结构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在贫困治理研究和实践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把贫困理论与治理理论相结合的一种尝试。贫困治理结构是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对多元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的一种规定，是形成多元共治格局的基础。贫困治理结构能充分利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吸纳一切可用资源投入贫困治理行动，解决政府贫困治理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严格规范治理主体的责、权、利，达到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效果；通过动员作为治理对象的贫困群体，塑造他们在贫困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在贫困治理结构中，贫困治理的行动主体不再限于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和贫困者自身都可能是行动的参与者。但是，贫困治理结构必须由政府建构，因为面对分散的多元主体，只有政府才能把各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投入到贫困治理行动中。特别是我国业已形成的以各级政府为主体的组织体系是贫困治理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优化贫困治理结构的能力体现为：一是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引导贫困治理资源配置，创造有利于贫困治理的政策环境；二是政府动员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逐步形成贫困治理中“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三是政府监管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行为，确保贫困治理行动的公益性和福利性。
（二）贫困治理的制度保障能力
制度的本质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有效的制度能够为个体提供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同时，也提供了利益约束机制以规范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生产力的发展为消除绝对贫困问题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但是，市场经济是以追求利润为导向的，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往往由于过度关注和追求效率而不可避免地对公平构成损害，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从而使相对贫困现象更加凸现。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对市场经济缺陷进行矫正，以制度规范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此同时，在当前的贫困治理实践中，一些投机行为和违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加以约束和规范。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制度保障能力体现为：一是运用掌握的公共权力进行制度供给，建立社会正式运行规则，保障贫困群体权利的实现；二是合理引导非正式规则，对社会上业已存在的那部分合理的规则予以正式承认，如把社会互助的文化传统上升到制度层面；三是制定制度的执行机制，确保制度得以执行，使贫困群体真正享受到制度所带来的福祉。
（三）贫困治理的机会创造能力
政府有责任为社会成员提供发展机会，唯其如此，政府才能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对于大部分贫困者而言，他们正是缺少相应的发展机会，导致发展权难以实现。从这个角度出发，贫困可以被视为因发展权被剥夺而导致的发展不充分现象。同其他社会群体相比，贫困群体所拥有的社会发展机会最为稀少，“先赋性”的优势机会谈不上，在自致性取向的机会获得中，他们也处于被动的甚至是无奈的境地。即使在美国的种族改革中，受益的是黑人的中产阶层，黑人中的底层受到种族和阶级的双重歧视，依然是“真正的穷人”。对于缺少社会资源的贫困群体而言，发展机会就是保证群体内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被公平地对待，都有机会发挥人的自身潜能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被排斥在社会经济进程发展之外。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机会创造能力体现为：一是通过发展生产力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只有持续的发展才能为社会成员的发展拓展空间；二是消除各种社会排斥现象，为贫困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创造条件；三是提高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使他们同样能够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三、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承担着更为艰巨的贫困治理任务。政府贫困治理既面临着巨大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因此，政府应积极吸取世界其他国家贫困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提升贫困治理能力，确保政府贫困治理责任的实现。
（一）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有机结合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体制在过去的贫困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但是，政府主导型体制的治理绩效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在新阶段的贫困治理实践中，政府以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以弥补政府主导型体制的不足，形成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首先，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限。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包办一切。虽然政府在贫困治理中处于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但政府也存在资源不足、效率不高等缺陷。因此，必须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正确界定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职能，防止政府在实践中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出现。政府贫困治理职能主要体现在目标凝聚、资源整合、工具创新、风险防控和责任监督等方面。贫困治理同样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商品交换作为基本前提的市场经济，能够推动贫困者寻找新的生产要素，刺激他们分享市场分工带来的利益，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贫困治理实践中，政府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使贫困地区的政策优势与经济组织的资金、技术和生产经营等优势结合起来；用经济利益作为纽带在经济组织与贫困群体之间建立契约关系，推动贫困群体参与市场活动。
其次，构建多元的贫困治理组织体系。在以政府为主体的贫困治理战略中，我国贫困治理体系的运作主要依靠行政组织，由此建立了一套庞大的从上至下的“科层式”的贫困治理组织体系。在这样的组织体系中，尽管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但社会组织往往被纳入行政序列，变成了准政府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带动力和影响力。那些没被纳入行政序列的草根性社会组织，则因合法性不足而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具体行动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目标凝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贫困治理要以政府的行为带动、组织和影响多方面组织参与治理行动。构建多元的贫困治理组织体系，政府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保障具有官方背景社会组织运作的独立性，使其贫困治理行动由现在的准政府行为转变为民间行为；二是引导和扶持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逐步改善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活动的社会环境；三是建立国际交流合作平台，鼓励国际组织参与国内的贫困治理，统筹运用国际国内两种治理资源。
最后，建立贫困群体参与贫困治理的机制。由贫困者参与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贫困治理机制是整个贫困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组织贫困治理的经验表明，让贫困者参与贫困治理行动，借助群体力量获取和提高适应市场的能力，是贫困治理取得成功的关键；反之，缺少贫困者的积极参与，政府的贫困治理计划则难以有效推行。政府要为贫困者主动参与贫困治理创造条件：一是鼓励和引导贫困群体建立互的经济合作组织，加强市场经营能力，化解在市场经济中的原子化困境；二是推动参与式规划，形成贫困者主动参与贫困治理决策的有效渠道；三是为贫困者监督政府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过程创造条件。
（二）政府要加强贫困治理制度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政府贫困治理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造成各级政府只注重贫困治理的暂时效果，没有建立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任何制度都必然是内在约束和保障性的有机统一，制度对运行主体和作用对象都同时具有保障和约束作用。我国的贫困治理已进入攻坚阶段，为从根本上保障贫困治理成果，政府要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推进贫困治理。
首先，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对保障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城乡贫困群体构建一张“安全网”。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很低的，覆盖范围也有限，依然有大量的贫困群体没有被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之中。鉴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把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全部纳入低保范围成为一种现实选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向包括：一是逐步统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居民生活金的名义向符合条件的居民发放；二是适应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三是提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筹资层次，短期内增加省级财政的投入，最终由中央财政承担。
其次，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收入方面满足了居民的需要，但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也要加以满足。我国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政策逐渐走向综合性救助，其内容既包括生存性救助，也涵盖发展性救助。既注重传统生活救助，又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和就业救助等方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应该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积极倡导和利用社会捐助，实现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的有效衔接，缓解城乡贫困现象。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为：一是进一步制定《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确保主要措施在各地落实；二是消除社会救助中的户籍排斥现象，逐步把城市农民工群体纳入社会救助的范围。
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更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部分群体因为先天的或者后天的原因被边缘化，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政府应通过积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这部分人能够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正逐步建立，适应新阶段贫困治理的要求，完善方向包括：一是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整合；二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消除社会保障的分割现象；三是特别重视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三）政府要关注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实现社会发展成果共享
政府推动生产力发展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生活选择，从总体上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先天的或后天的差异，每位成员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受益程度是有区别的，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尤为重要的是关注贫困群体发展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机会的获取。目前我国正积极在贫困发生率较高的西部地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无疑会为该地区带来更多发展机会，而能否利用发展机会取决于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9
1 土地整理在经济效益方面的表现
土地整治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并且还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运转，在经济部分有着代表性的活动，归类于经济活动，这种活动在经济部分的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假如土地整治的情况好，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土地整治一样也是需要一个过程，采取合理措施能够推动土地整治的发展方向，可以让土地在整治时少发生错误的判断，能够推动土地整治思想执行的科学有序。土地整治的活动是综合资本、人力以及措施为一体的，才可以得到经济上的利益。我国土地整治进行投入的主要方是国家，所以获取的经济利益也是归属于国家，这里所说的国家就是主要的行政部门中央以及地方政府，获取的经济利益大多在国家手中，其他的经济活动投资方是农户，他们在人力上进行投入，获取的经济利益不如在投资上投入的多，农户获取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国家获得的既有最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经济利益，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系统中也占据着关键的构成部分。
2 土地整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国家在参加土地整治工程计划中明确指出，土地整治工程中支付的费用主要有项目建筑费用、设施购买费、其他一些费用以及不能够预测到的费用，这里项目建筑费用是最大的一部分，占总费用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十。土地整治的项目都有平整项目、农田水利项目、田间道路项目以及其他项目。土地平整项目主要是对土石方进行挖掘、填筑、输送、平整等过程；农田水利项目主要是更改水土资源、建筑物以及排沟渠体系等；田间道路项目主要是建筑田间道路为农业生产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3 土地整理在农户中的影响
土地整理的经济效益有一部分是在于整理区域的农户手中，这种经济效益是一种直接的经济体系，对于农户来说，有利于增加农户的收益。在农户的经济效益中，主要表现在土地整理后产量的增加与生产成本的降低，这样农户的投入减少了，对于收入来说就变得多了，这样就会增加农户对于土地整理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农户的收入。分析产量增加的原因，一是土地整理后，有效的土地面积增多，耕地的数量增多，这样就会有利于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对于那些荒废的土地，道路，沟渠，被毁坏的防护林，废弃的池塘等，都会被整理恢复，对其可利用的土地进行利用，通过整理土地，能够发现这些废弃的土地中可利用的资源，能够更加的充分利用，并且通过不断的整理，不断地调整土地的使用，来不断增加耕地的面积。
4 土地整理在生态环境中的影响
土地整理需借助一系列的生物、工程措施，在此过程中必然打破一定区域内土地资源的原位状态，会对该区域内的水资源、土壤、植被、生物等环境要素及其生态过程产生诸多直接或间接、有利或有害的影响。
5 土地整理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
土地整治不止在经济以及生态部分获得利益，为社会也带来一定程度的作用，在社会利益上，土地整治在其中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土地整治后对社会环境体系带来的作用和形成的宏观社会作用，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为了完成社会前进的宗旨，推动农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小城市和乡镇的距离，推动社会的发展。土地整治的社会利益所牵扯到的范畴非常广阔，同时还会和生态以及经济利益部分相互交错，假如出现问题，根本分不清楚，对社会的持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土地整治对社会利益的影响对农村社会环境也一定的影响，能够推动农民发展增加经济收入，提升农村的生活品质。土地整治能够更充分更科学的运用自然能源。
6 土地整理所面临的效益
有关景观的定义，有多种表述，但一般是指反映内陆地形地貌景色的图像，诸如草原、森林、山脉、湖泊等；或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综合地形特征；或者是人们放眼所映获的自然景色。
7 土地整理的综合整理
土地整理的综合效益是土地整理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景观效益四者的综合。土地整理具有效益的统一性：就土地利用的基础来看，自然因素（生态因素）是制约土地资源利用的主导因子，追求生态环境效益和景观效益是土地整理的基础与前提； 就土地利用的服务对象来看，社会因素成为土地利用系统的主导因子，社会效益是土地整理的目的所在；而追求经济效益是土地整理的中心内容，也是土地整理生命力所在。
8 结束语
土地整治能够获取各种各样的利益，在生态、经济、社会上获得均衡，能够推动农业生产增加经济收入，提升农民的生活品质，并且，还能够使土地资源的使用更加科学化，节省土地资源。并且，能够推动经济利益的提升，使我国在耕地方面能够有一个更大程度的提升，可以持续的前进，紧跟社会前进的脚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在生态以及经济方面都能够前进，符合人们的需要。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1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要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高等学校要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和教学大纲，规定学时和学分，提供必要经费。”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中青联发[2005]3号）指出：“大学生社会实践要以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为主要内容，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载体，以稳定的实践基地为依托，以建立长效机制为保障，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就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和方法。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从目标定位、教学体系、教学模式、教学机制、活动形式、实践基地、运行模式等方面开展了研究。虽然国内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全面、系统地研究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机制还是极少的。本文在对四川省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运行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探索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机制，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实践教学是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薄弱环节。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据课程和教学内容和要求，以社会实践为大课堂，以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为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大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活动，以获取思想道德方面的直接体验，使主观世界得以改造，主体能力得以优化的教学方式或教学环节。其基本特点是把课堂教学的精髓搬到社会实践大课堂，通过社会实践的养成教育，内化大学生做人的基本素质并外化为社会实践行为。社会实践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是新形势下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机制的研究，成为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重要手段。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过程
（一）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学时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涉及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两门课程。在《基础》课的教学中，用42学时其中理论教学28学时，实践教学14学时（其中课内实践6学时、课外实践8学时）分专题进行教学。在《概论》课的教学中，用72学时其中理论教学48学时，实践教学24学时（其中课内实践10学时、课外实践14学时）分专题进行教学。在教学时间的安排分布上，理论教学学时体现在课表中，实践教学学时不体现在课表中。
（二）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形式、内容与目的
社会实践的教学内容在班级课表以外的时间进行。课内实践的教学跟随理论教学内容同步进行，课外实践的教学在寒假、暑假、节假日的校外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
1.《基础》课程的社会实践环节的教学形式、内容与目的。课内实践分3个专题教学，每个专题实践教学2学时。第一专题为人生与人生价值观。采取电教教学形式，播放影视：如《天那边》、《大爱无疆》、《钱学森》等其中之一，要求学生完成以人生与人生价值观为主题的不低于2000字小论文，帮助学生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观念纷杂、价值多元的现实，影响和困扰着大学生人生价值的选择难点问题。第二专题为道德品质。采取辩论赛的教学形式，辩论如“人生重在奉献，人生重在索取”；“大学生谈恋爱利大于弊，大学生谈恋爱弊大于利”；“诚信使人受益，诚信使人吃亏”；“道德修养有助于个人成功，道德修养会妨碍个人成功”等之中的辩题，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教材内容，提高道德修养，锻炼自学能力、思辨能力、组织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锻炼心理素质，更加深入认识问题的本质。第三专题为法律知识。采取模拟法庭的教学形式，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之一案例，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习惯，提高学生的法治观念、培养学生的法律素质，使其能运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来分析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
课外实践以爱国主义、人生价值、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谐社会、青少年犯罪之一为实践主题，学生自拟实践题目，在教师指导下实践，以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或论文形式体现社会实践活动效果。
2.《概论》课程的社会实践环节的教学形式、内容与目的。课内实践分5个专题教学，每个专题实践教学2学时。第一专题为毛泽东思想。采取电教教学形式，播放影视：《世纪伟人—毛泽东》，帮助学生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第二专题为邓小平理论。采取电教教学形式，播放影视：《邓小平》，帮助学生了解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第三专题为科学发展观。采取演讲比赛或者座谈会的教学形式，要求学生联系自己家乡谈科学发展观，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践行科学发展观。第四专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问题。采取辩论赛的教学形式，辩论“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否优越于三权分立制”；“我国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能否实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劣”；“中国改革开放的得与失”等之中的辩题，帮助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第五专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体布局。采取办政治小报的教学形式，帮助学生认识、理解和运用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方针和政策。
课外实践以居民消费结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革开放的成就、和谐社会之一为实践主题，学生自拟实践题目，在教师指导下实践，以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或论文形式体现社会实践活动效果。
（三）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
《基础》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安排（教学时间18周）
《概论》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安排（教学时间18周）
每班级以6人—8人分为若干小组，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实践课题的选择、内容的分解、实践方案的设计、运行，最终形成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或论文。教师参与1个小组的现场全过程实践活动。学生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或论文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在下学期开学第1周内交教师，教师在下学期开学第3周内完成评阅工作并最终形成本课程学生的总成绩。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教师发布社会实践主题与要求；学生填写社会实践课题调研及实施方案表；教师指导学生完成实践课题内容分解与实践方案设计；教师参与学生实践；学生完成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或论文；学生交齐社会实践资料；教师批阅，得出学生社会实践成绩
学生与教师要求完成下表所示内容
教师指导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学时以《概论》课14学时为例分解如下：教师布置社会实践任务，说明相关要求、注意事项，学生选择需要完成的课题，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计2学时；教师指导学生完成调研分组、任务分解工作。学生收集资料，做好调研方案、表格的填写工作计2学时；教师带领学生到实践基地进行社会实践，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工作计4学时；教师与从事实践的学生随时沟通，了解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进度及具体情况，作出指导工作计2学时；教师收集学生实践报告，对比实践方案设计以及报告各项量化指标，详加分析，给出实践成绩，并分析取得的成绩，指出不足改进之处工作计4学时。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运行机制的保障
（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基地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环节的教学是否能顺利运行，依赖于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按照现时高职院校招生情况，每年将新进2500—3000名3年制高专学生。要确保如此数量的一年级学生的社会实践教学，需要学校根据自身环境、特色，因地制宜建立起大量能提供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社会实践教学的爱国主义基地（博物馆、纪念馆等）、法制教育基地（如法院、监狱、戒毒所等）、社会主义新农村基地、社区基地、现代企业基地等，支撑社会实践的教学。能将各专业课实习实训基地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相结合，这无疑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基地建设最有效地途径，也是社会实践环节教学得以实现的最有力地保障。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11
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是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形成的社会治理体制，即“政府―法定机构体制”。“小政府，大社会”是西方自由主义秉持的政治理念，但在实践中这样的理念一直难于真正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日益复杂，扩张政府规模的客观需求不断上升。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这个一直以来的难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西方国家政府体系中普遍设立法定机构，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补充和延展。如美国联邦政府就下辖大量的法定机构，数量、规模和人员都大大超过联邦政府本身。新加坡政府共有14个部门，而下属法定机构达到63个。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机构为“3司12局”，但下辖法定机构达到200多个。
采取“政府―法定机构体制”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高了行政效率。法定机构具有一定竞争性，比一般政府机构官僚习气少，比较有效率。第二，提高了治理的专业性。法定机构一般是本领域的专业组织，管理范围集中，属于“内行领导”，管理更加准确到位。第三，减少了社会管理的总成本。法定机构不是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很多是兼职管理，人员一般不占公务员编制，在运行上采取企业化的运行方式，被称为公司化的政府。新加坡在采用法定机构模式后，政府规模得到了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大大降低。
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下，经过多年的“政府―法定机构体制”模式的实践，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有所提升，政府规模和行政开支得到一定程度控制。这一社会治理体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如深圳等地开展了法定机构模式的试点，有的已经运行多年，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策略
从理论上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个人主义，崇尚自由主义。从现象看，西方国家社会管理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西方国家也经常标榜其是自由民主社会并借以攻击诋毁其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但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就会发现，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十分严密，可谓“疏而不漏”;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手段严厉而多样，造成西方国家公民法制观念较强，美国即有所谓“战战兢兢”的中产阶级之说。从社会治理的策略与理念角度观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治理效果，有三大策略值得注意。
第一，“底线治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貌似多元、自由，对于公众一般社会行为管制比较宽松。美国的管制文化是：只要“不犯法”，政府就不管百姓事，老百姓可以“一辈子不与警察打交道”。美国百姓也时常以“不与警察打交道”来标榜自己是安居乐业的守法良民。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守住“底线”，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打击和惩处违反法律、触犯社会秩序和超越社会道德底线的社会行为。对于公民的不违反法律、不严重触犯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一般不予干预。
底线治理，从公众角度感受到的是社会自由度大，进而有助于提升社会认同感和公众对于法律与制度的认受性;从政府及社会治理角度看，则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有利于实现低成本治理，有利于提高治理的可操作性。
底线治理的本质是依法治国。底线治理背后蕴含着一套政治哲学理念，即现实主义的治国理念。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治理理念认为，社会的道德水平乃至社会风气主要不是由社会榜样所代表和引领的，在现实中社会道德与风尚更多的是由社会负面行为、反面典型所决定的。从治理的角度看，对于普通民众首先是不让他们做坏人，然后才是促进他们做好人。所以，公众管理和教育的重点是设置底线，打击越线，以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气。
第二，注重监管。西方与我国都奉行和强调依法治国，但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西方国家更注重法制的实施，注重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实际落实。这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与我国在社会治理策略与理念上的显著区别。
西方发达国家依法治国及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执法、监管重于立法。特别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不多，主要是根据司法实践，根据判例作为司法依据，这样做举一反三，有较好的操作性。此外，成文法少使整个法律体系比较灵活。而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法治方面的主要精力、资源投向执法与监管。比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对美国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监管，从企业和个人税收等经济活动到反恐等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全面监管，触角遍布全社会各个角落。在管理方式上，引而不发，收放自如，使整个社会生活“乱而有序”，外松内紧，表面自由，实际控制。
在监管活动中，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底线治理的策略。监管注意坚守重要的法律底线，对重要的关键性的法律及社会管制规则坚决执行，对触及底线的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西方国家注重监管的治理策略有如下优点：一是成本低、效果好。依法治国而不四面出击、处处设限，只是有重点地设置法律并严格执行，使管制资源集中使用，维持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二是有利于培育社会法制观念和守法文化。由于注重监管，执法严格，惩处到位，使公民违法成本较高，进而形成政治社会化效应，使公民在社会法治实践中接受事实教育，久而久之养成尊法、守法习惯。
第三，注重经济手段。依法治国，以罚为先。有法条而无罚则则法律空置，有罚则而不实施则法无权威。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行之有效的手段。
与我国社会治理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别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倾向采用经济处罚规范社会行为，利用经济杠杆调节社会关系。应当说，经济手段是西方社会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社会行为的经济性极强，经济利益是社会利益的核心，经济利益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因此，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和管理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抓住了根本，可以从根本利益上调节、规范人的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的罚则中，除去违法、犯罪者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外，一般都附加有民事责任，主要是附加经济处罚。在社会政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和规范企业与居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在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思想舆论控制方面更是大量运用经济手段，十分有效。西方国家一般不对新闻媒体进行直接的管控，尤其不采取“舆论一律”的管控策略和措施。表面上看，西方国家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都奉行言论自由，尊重保障人权。但实际上，对于关系国家政治安全、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和基本道德观的领域实行严格的保护和规范，在适当进行法律规范的同时，主要手段是经济管理。对于那些违规、越界、触犯底线的媒体和个人，采取法律诉讼等多种措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西方国家对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管理的主要办法是，通过管住人们的钱包，管住人们的嘴巴，而通过管住了人们的嘴巴，进而管住人们的思想。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注重运用经济手段的主要优点是：
第一，对社会行为主体起到了内在约束的效果。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抓住了经济利益就抓到了根本，触动人们的经济利益对人的约束力显著，可以调动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养成自觉接受社会约束的习惯。在西方舆论界和教育机构，从业者内心都知道言论自由的界限和行为的规范在哪里，一旦越界就会遭受损失。
第二，维持社会公正与法制形象。行政性处罚一般由政府实施，社会矛盾易于集中于政府。尤其是管控社会舆论和思想意识形态，行政性干预往往有悖思想言论自由，社会观感不良。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将行政性问题、政治性问题转移到司法领域，采取经济处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形式平等、程序正义，避免将社会治理与管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又对管理对象实施了实质性的管控。
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
所谓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主要指实施社会治理的技术平台。所有的社会管理行为都必须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作为支持和保障。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比较好的社会治理，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覆盖全社会的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利用技术手段建立起对全民的个人信息管理，主要涉及公民的个人收入、税收、财产以及经营活动等经济方面的信息;有的还涉及公民个人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情况、主要社会关系及交往情况等等。对于公民个人的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等方面的管控属于最为隐秘的情况，以往鲜有披露。但随着“斯诺登事件”发生，西方国家对于公民个人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甚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监管情况也逐步浮出水面。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对于全体国民个人信息的管理系统不断发展，越发完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12
2、广泛宣传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和改善、保障民生的重大举措及经验做法。宣传本地区、本单位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善和保障民生等方面采取的重大举措、典型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绩。
3、广泛宣传“一包双联”“一推行四公开”实施情况。宣传群工站下基层、听民声、解民忧、帮民困、化积案、促和谐的实事和实效。
4、广泛宣传政法系统规范化热潮的情况。宣传政法机关加强作风建设，促进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提高政法机关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推进警务规范化建设的成效。
5、广泛宣传“百日大走访”活动开展情况。宣传广大政法综治干部深入群众听民意，解困帮难暖民心，密切联系群众，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的工作成效。
6、广泛宣传“三个__”建设情况。宣传社会各部门、各待业积极拓宽“平安__、法治__、和谐__”建设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丰富基层平安创建内涵的经验和做法。
7、广泛宣传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实现齐抓共管的情况。宣传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在综合治理工作中创造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宣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勇于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的先进事迹；宣传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感人事迹。
8、广泛宣传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的情况。宣传开展“除民患、保平安”、打黑除恶、治爆缉枪、打击侵财性犯罪和电信诈骗等专项整治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宣传政法机关严厉打击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破坏企业生产和重点工程建设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的决心、力度和成效；宣传人防物防技防取得的显著成效。
9、广泛宣传积极探索社会治理的典型经验。宣传在流动人口就业、就医、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取得的成果；宣传各级各部门在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两新组织“管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管理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
10、广泛宣传矛盾纠纷排调情况。宣传各级各部门发挥职能作用，运用“四级三调”机制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情况；宣传维护农村稳定，化解农村矛盾，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案）例。
11、广泛宣传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知识。宣传《国家安全法》，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加强基层人民防线工作；宣传打击利用互联网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加大对打击取缔黑网吧和打击利用互联网传播、反动信息的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宣传涉及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法律法规，弘扬网络文明，净化、优化网络和上网环境。
12、广泛宣传日常法律知识。宣传常用法律法规，弘扬法治精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意识，教育群众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牟社会风尚。
1、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做到报纸有文字、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形象、网络有响应。为推进“三个__”建设、构建和谐法治社会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
2、利用开宣讲会、发送手机短信、设立宣传牌、出宣传栏、出动宣传车、发动宣传资料以及组织文艺汇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大力提高“三个__”建设的知晓率，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3、采取日常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结合群众身边的涉法事件，开展寓教于乐的法治宣传活动。
宣传，利用短信平台进行短信宣传，发放资料进行宣传（平安建设、法律知识、打击整治取得成果等资料），制作禁毒、禁赌宣传展板，各村（社区）制作“三个__建设”固定宣传栏。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13
为了切实搞好综治宣传月活动，防止流于形式，使这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解放路社区对宣传月活动高度重视，成立了以第一书记刘建国同志为组长，党支部书记董玲为副组长，综治中心干部为成员的综治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根据上级通知要求，结合我社区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活动计划和宣传方案，举办了维稳双联户联户长专题培训班7期，集中学习了自治州、县有关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文件。驻区单位利用电子显示屏张贴标语，使广大群众了解了综治方针政策，积极参与群防群治，自觉遵纪守法，管好自家人，办好自家事，维护社会安定。
二、突出重点，形式多样。
1.根据上级通知要求，广泛宣传开展“平安昭苏”建设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县综治责任书有关内容，学习反邪教警示教育，明确责任，工作量化，增强他们抓好社会治安的责任感。
2.重点宣传党的十九大、二中全会，自治区党委扩大会精神；宣传中央、自治区、自治州和县委关于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强社会管理、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加强普法教育等工作的部署要求。
3.在宣传政策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加大治安防范工作，调整充实综治工作队伍，建立健全综治信息网络，加大平安创建工作力度，认真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整体推进综治各项工作进程。
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