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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产业研究篇1
本文使用区位商来度量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产业集聚度，其计算公式是：LQ=Xij/Yj，其中Xij代表i地区j产业的就业人数占j产业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Yj代表i地区j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
国际经济学家克鲁格曼（2001）认为需求是集聚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天津、上海、海南东部地区人口密集，交通发达，隐含着无限大的医疗服务需求，从需求角度有相对集聚优势。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五省和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省经济较发达但医疗产业集聚水平却低于全国水平。西部地区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医疗产业集聚水平也低于全国。山东、、陕西、甘肃、青海、河北六个省区的集聚程度在1上下波动。
黄小平（2008）比较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发现中部地区各省、市之间的财政卫生支出较为公平，符合各地人口所需。韩华为（2010）认为中国各省份之间政府卫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差异显著，通过计算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平均排名发现，中部地区平均排名为9。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卫生支出的综合技术效率更高。另外他证实中部地区的政府卫生支出规模效率也高于东、西部地区。这与本文测算的医疗产业集聚特征一致。
二、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一）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产业的性质定位
公立医院是政府投资、有财政预算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医院，旨在满足民众基本医疗服务来体现政府福利政策；公立医院公益性是指在任何情况下医院不得拒收病人，医疗服务价格在政府价格体系之下运行。在新的一轮医疗卫生改革中，卫生保健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性质正在“回归”福利性质，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是新医改的核心。由于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产业中具有龙头优势，医疗服务产业的发展关系国计民生。但是公立医院的这种特性能否带来医疗服务产业的集聚特征尚不确定。李林（2008）认为营利性医院加入医疗市场参与竞争，有效降低了政府医院的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说明在医疗服务市场这一特殊市场，竞争同样能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民营医院进入各地医疗服务市场是否会带来当地医疗产业的集聚特征？本文将予以研究。
（二）资源分配
吕国营（2009）认为我国医疗资源配置的两极分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与城市的两极分化；二是城市基层卫生组织与城市大医院的两极分化。在我国，大城市中的大医院拥有的资源远远多于二线城市及其他地区。由于市场作用在我国医疗服务产业中缺位，医疗资源的配置很难达到公平和效率并举的状态。在中心一线城市，医疗服务提供者具备全国一流的医疗服务设施以及医疗技术人员。在这里，我们用每千人床位数来替代各地的医疗资源水平。
（三）人均收入水平
齐良书（2006）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收入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水平，进而影响着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叶春辉（2008）认为收入水平与人们的医疗服务需求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医疗消费作为正常品，收入越高的人其医疗支出越高；另一方面是健康效应，即收入较高的人其健康状况可能相对较好，导致其他条件相同时其医疗支出较少。根据健康效益原理我们可以推知，收入水平高不一定会增加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反而会降低人们的医疗服务需求。
（四）预期寿命
预期寿命是国际上通用的用来反映和比较一个地区国民健康状况的指标。本文把预期寿命作为影响医疗产业集聚特征中需求导向因素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本文认为预期寿命越长，医疗服务需求越大，预期寿命是激发医疗产业集聚的一个间接因素。
三、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理论假说及变量的选择，本文的线性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LQi，t=α+β1phi，t+β2phi，t+β3bper1000i，t+β4ici，t+β5lei，t+εi，t
β为回归参数，i分别为31个地区，ε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LQ是利用区位熵系数衡量的我国3个一线城市的医疗产业集聚程度；ph和nph，是本文所设定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医院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的性质；在控制变量中， bper1000表示每千人床位数，ic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le表示预期寿命，表1是对个统计变量的描述。
四、实证研究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医疗机构的非营利以及营利性对该产业集聚的影响呈现负的显著性特征。医院的性质对医疗产业集聚的系数值均为负值而且系数值很小，这说明医院的性质对医疗产业集聚特征的影响很小。这也证明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的结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
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对医疗产业集聚的影响呈负的显著性。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对医疗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能单纯的理解为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医疗需求越高，集聚水平越显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健康效应：居民收入水平的越高，用于医疗的支出就会减少。
第三，预期寿命对医疗产业集聚有显著地正影响。一个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是反映医疗产业需求方面的有效因素，而需求因素是形成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韩华为.个体医疗需求行为研究综述[J].经济评论，2010（4）
[2]魏众.中国居民医疗支出不公平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5（12）
[3]邓国营，窦晨彬，龚勤林.医疗机构性质、医疗费用与服务质量[J].经济评论，2013（1）
[4]黄枫，甘犁.过度需求还是有效需求？——城镇老人健康与医疗保险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6）
医疗产业研究篇2
随着“人世”，我国医疗市场将逐步向外国开放，国外的财团及医疗机构将长驱直入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运行将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人世”必然会对我国医疗产业产生重大影响。究其根
源，有两个方面：
其一，我国医疗服务业的管理体制与WTO的游戏规则不相适应。我国现行的医疗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过多年的改革，至今仍然留有旧体制的烙印。一是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既“办医院”，又“管医
院”，所有制结构为单一的公有制；二是医疗机构依赖财政或单位供养，成本核算不规范，效率较低；三是政府采取高度集中和指令性的计划管理方式；四是卫生资源浪费与重复并存，不同级次的医疗机构职能定位不清，服务重复交叉等。
其二，我国政府对开放医疗服务市场也作出具体承诺。一是在垮境交付方面(即从一国境内向另一国境内提供服务，如美国的医生通过电话或互联网为中国的患者提供医疗保健咨询服务)，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均没有限制。二是在境外消费方面(即一国的消费者或企业和另一国的境内使用服务，如中国居民去美国就医)，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也没有限制。三是在商业存在方面(外国企业通过在另一国境内设立附属企业或分支机构而在该国提供服务，如开展境外办医)，市场准人和国民待遇均有一定限制。市场准入的水平承诺主要是，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与中方合作伙伴一起设立中外合营合作医院和诊所，外资比例不超过70％，但不可独资。且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有数量限制。国民待遇的水平承诺是，要求合营医疗或诊所，医生和医务人员的大多数为中国公民。四是在自然人流动方面(即服务提供者个人从本国旅行到另一国境内提供服务，如外国医生来华行医)，市场准入除水平承诺和以下内容外，不做承诺。允许具有母国颁发的专业证书的外国医生在获得我国卫生部许可以后，在中国提供短期医疗服务。短期医疗服务时间为6个月，并可以延长到1年。国民待遇除水平承诺中的内容外，不做承诺。
二、“入世”对我国医疗服务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医疗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入世”为中国整体市场带来机遇，必然对医疗服务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人世”将为医疗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日益良好的市场环境。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人世”后，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的不断改善，将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的发育和规范，尽快与国际接轨，逐步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医疗服务体系。二是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本，提高素质和竞争力。 “人世”后，随着各种限制的取消，国外的财团、慈善机构、医疗集团及医疗保险机构将以不同形式进入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与我方合资合作举办医疗机构，使外资在我国医疗服务业中的比重有较大增加。外资的进入，必然带来先进的技术、竞争手段和经营管理方法，改变我国医疗服务业不良的、低水平竞争的局面，促进国内医疗机构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三是有利于丰富医疗服务的层次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换，健康观念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与独生子女增加，以及医疗服务消费支付能力提高，医疗服务需求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日渐突出。与之相适应，医疗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医疗服务结构的全方位调整，将有利于满足社会多层次医疗服务的需求，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健康相关产品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四是有利于降低医疗成本和消费价格，减少医疗费用，提高竞争力。 “人世”后，进口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关税税率将比原来降低一半，进口许可证将逐步取消。这意味着：一批价格比原来低的先进医疗器械和药品涌入我国的医疗市场，使我们的医疗成本不断降低。在物质购置方面，将与国际惯例接轨，进一步规范操作，减少流通环节，使医疗用品的价格逐步降低，如推行药品和一次性医疗用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医疗成本的降低，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进一步提高公立医疗机构的竞争力。
“人世”给我国医疗产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我国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构成压力，医疗机构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一是医疗市场被瓜分，竞争更趋激烈。医疗市场的开放，使医务人员面临激烈的就业、就职竞争，尤其是公立医院技术骨干队伍的稳定性面临挑战。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策略是“本土化”原则，即输入资本，当地招聘人才，迅速而有效地占领市场。“人世”后，公立医疗的部分高级专业人才有可能纷纷流向条件好、待遇高的中外合资合作医院，而这批人才的流失，意味着公立医院技术水平滑坡，市场份额减少，经营状况将更为艰难。同时医疗市场激烈的竞争，将对公立医院现行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带来冲击。我国的医疗市场，目前还属于“原始市场”。公立医院基本上还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财、物等方面还没有充分独立的决策权，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一市场主体。“入世”后，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将会使一部分机制僵化、效率低下的公立医院处于劣势。二是医疗市场监管的难度加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迫在眉睫。医疗机构产权多元化与经营方式多样性，将给医疗市场的监管带来更大的难度，提出更多的新问题。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在职能上如何尽快由“办医院”为主向“服务医院”为主转变；在市场准入上如何既严格把握医疗服务人力、物力要素的人口，又遵循国民待遇的原则；在市场监管上如何由重“身份”管理向重“行为”管理的转变等等，都急待提高。三是外资医疗保险业对医院经营造成影响。中国保险业是如年代才开始发展的，特别是医疗保险行业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由于起步较晚，导致如今的保险费用较高，保险险种的设置不够细致，服务效率低等，但随着服务市场的开放，带有现代化管理机制和经营机制的国外保险业将会开发各种险种，其中包括医疗保险，届时外资医疗保险业将采取定点医疗，增加险种并实行单病种定价，限制价格等，这些将对公立医疗机构的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对医院的经营造成一定压力。
三、“入世”后我国医疗服务业的对策思路
“人世”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抉择，其本质意义不仅仅是获得贸易上的公平与优惠待遇，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人世”将起到促进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催化剂”作用。江总书记对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2000年1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争取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央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所做出的重大决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谁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要敢于参与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同时又要学会趋利避害。因此，对医疗服务业来说，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对待。
(一)加强宏观调控，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卫生管理体制
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市场， “入世”后，无疑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极大兴趣。因此，对医疗服务业来说，无论是讲利用“人世”给予发展机遇也好，还是说迎接“入世”挑战也好，都要从宏观层面上清除各种体制障碍，构建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并与国际接轨的卫生管理体制。
1．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卫生行政部门是卫生工作的主管部门，要尽快转变职能，从“办医院”向“服务医院”转变。通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加强对医疗资源配置的宏观管理，在对存量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强对增量资源(主要包括机构人员、床位及大型设备)运行有效的控制，促使卫生资源在区域内实现优化、合理的配置。同时通过建立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医疗技术运用和大型仪器设备的准入制度，制定医疗工作规范、工作考核标准，严格执法等手段来实现全行业管理。
2．建立健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卫生法律、法规。应尽快把对医疗服务贸易的投资、税收及优惠条件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比如，对中外合资合作办医的合作条件，审批与登记，变更、延期和终止，执业和监督等方面。虽然在2咖年颁布的《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已有原则性规定，但它毕竟只是个“暂行办法”，法律效力有限。所以，必须尽快立法，以完善的卫生法律法规并利用多边协议，规定中外合资合作机构设置标准，并对投资总额、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以及合资合作期限等作出合乎中国国情和国际惯例的规定，以便有利于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实施，鼓励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防止低水平重复，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依法保护中外合资合作双方的正当权益。
3，构建新的卫生管理体制。我们现行的卫生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努力实现制度创新。新的卫生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是：按照以需求为导向的原则，医疗机构从按部门、地方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按区域、人群设置，实行同地化管理；除卫生行政部门外，其他部门不再隶属和管理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中央、省和地(市)三级管理的体制；消除现行体制下不同级次的医疗机构承担同样任务、服务重叠的弊端，分清各级机构承担的不同职能和任务。
(二)改革医疗机构内部运行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面对“人世”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既要在宏观层面清除各种障碍，构建新的卫生管理体制；还要重视微观搞活，改革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疗机构的内部运行机制，提高效率和质量，使我国医疗服务业走上宏观调控有力、微观运行富有生机的发展轨道。
1．建立健全责任制。要逐步扩大公立医疗机构的营运自主权，积极推行院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把医院的经营目标、发展战略、技术进步、精神文明建设等，用责任制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任期结束时，由有关部门审计、检验。同时还要在医院内部必须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内部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医院技术服务标准，规范医疗行为，保证医疗服务质量。
2．改革医疗机构分配制度。结合医疗工作知识密集，脑力与体力结合，高风险等特点，进一步搞活内部分配，根据按劳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的精神，建立起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体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
3．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医疗机构要通过承担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责任，自觉地规范自身行为，确保各项服务经营活动有序运行。具体包括：对医院服务经营中的盈利和亏损自负责任；面对市场波动引发的经营风险，要承担责任；自觉遵守国家的政策法律，依法行医；对损害患者权益的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强化财务预算约束，以预期收入控制支出，自觉抑制医院的扩张冲动和超分配的欲望等。
4．积极推进医疗机构后勤社会化。具备条件的后勤部门应从医疗单位中剥离出去，成为面向社会的独立经营主体；暂不具备条件的要实行单独核算，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在医疗机构相对集中的大中城市，多家医院的后勤部门可联合组成后勤服务集团。
5．增强自我发展和抗御风险的能力。医疗机构必须提高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改变依赖财政喂养或靠主办单位输血的意识；对外界的刺激，要有自动反应能力；同时对自己的生存条件要有适应和选择能力，要具有抗御市场风险的自我组织协调能力。
(三)改革医疗机构人事管理制度，优化医院队伍素质
“人世”后，随着医疗市场竞争的激烈，我国公立医疗机构现有的人事管理制度的弊端将逐步暴露出来。必须通过改革，建立起医疗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人才结构合理，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满生机活力的运行机制。
1．实行聘用制。单位与职工通过签订聘用合同，明确单位与被聘人员的责、权、利，保证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各类不同人员的特点实行相应的聘用办法，打破行政职务、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实行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建立健全任期目标责任制，加强对任期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任用、奖惩挂钩。
2．进行科学合理的岗位设置。岗位设置要坚持按需设岗、精简高效的原则，充分考虑社会的需求、单位的发展、人才结构和人才培养等多种因素。可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一部分关键岗位。同一单位各个科室结构比例不要强求统一，岗位设置要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及社会对卫生服务的需求。
医疗产业研究篇3
随着“人世”，我国医疗市场将逐步向外国开放，国外的财团及医疗机构将长驱直入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运行将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人世”必然会对我国医疗产业产生重大影响。究其根
源，有两个方面：
其一，我国医疗服务业的管理体制与wto的游戏规则不相适应。我国现行的医疗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过多年的改革，至今仍然留有旧体制的烙印。一是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既“办医院”，又“管医
院”，所有制结构为单一的公有制；二是医疗机构依赖财政或单位供养，成本核算不规范，效率较低；三是政府采取高度集中和指令性的计划管理方式；四是卫生资源浪费与重复并存，不同级次的医疗机构职能定位不清，服务重复交叉等。
其二，我国政府对开放医疗服务市场也作出具体承诺。一是在垮境交付方面(即从一国境内向另一国境内提供服务，如美国的医生通过电话或互联网为中国的患者提供医疗保健咨询服务)，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均没有限制。二是在境外消费方面(即一国的消费者或企业和另一国的境内使用服务，如中国居民去美国就医)，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也没有限制。三是在商业存在方面(外国企业通过在另一国境内设立附属企业或分支机构而在该国提供服务，如开展境外办医)，市场准人和国民待遇均有一定限制。市场准入的水平承诺主要是，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与中方合作伙伴一起设立中外合营合作医院和诊所，外资比例不超过70％，但不可独资。且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有数量限制。国民待遇的水平承诺是，要求合营医疗或诊所，医生和医务人员的大多数为中国公民。四是在自然人流动方面(即服务提供者个人从本国旅行到另一国境内提供服务，如外国医生来华行医)，市场准入除水平承诺和以下内容外，不做承诺。允许具有母国颁发的专业证书的外国医生在获得我国卫生部许可以后，在中国提供短期医疗服务。短期医疗服务时间为6个月，并可以延长到1年。国民待遇除水平承诺中的内容外，不做承诺。
二、“入世”对我国医疗服务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医疗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入世”为中国整体市场带来机遇，必然对医疗服务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人世”将为医疗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日益良好的市场环境。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人世”后，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的不断改善，将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的发育和规范，尽快与国际接轨，逐步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医疗服务体系。二是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本，提高素质和竞争力。 “人世”后，随着各种限制的取消，国外的财团、慈善机构、医疗集团及医疗保险机构将以不同形式进入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与我方合资合作举办医疗机构，使外资在我国医疗服务业中的比重有较大增加。外资的进入，必然带来先进的技术、竞争手段和经营管理方法，改变我国医疗服务业不良的、低水平竞争的局面，促进国内医疗机构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三是有利于丰富医疗服务的层次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换，健康观念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与独生子女增加，以及医疗服务消费支付能力提高，医疗服务需求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日渐突出。与之相适应，医疗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医疗服务结构的全方位调整，将有利于满足社会多层次医疗服务的需求，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健康相关产品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四是有利于降低医疗成本和消费价格，减少医疗费用，提高竞争力。 “人世”后，进口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关税税率将比原来降低一半，进口许可证将逐步取消。这意味着：一批价格比原来低的先进医疗器械和药品涌入我国的医疗市场，使我们的医疗成本不断降低。在物质购置方面，将与国际惯例接轨，进一步规范操作，减少流通环节，使医疗用品的价格逐步降低，如推行药品和一次性医疗用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医疗成本的降低，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进一步提高公立医疗机构的竞争力。
“人世”给我国医疗产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我国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构成压力，医疗机构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一是医疗市场被瓜分，竞争更趋激烈。医疗市场的开放，使医务人员面临激烈的就业、就职竞争，尤其是公立医院技术骨干队伍的稳定性面临挑战。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策略是“本土化”原则，即输入资本，当地招聘人才，迅速而有效地占领市场。“人世”后，公立医疗的部分高级专业人才有可能纷纷流向条件好、待遇高的中外合资合作医院，而这批人才的流失，意味着公立医院技术水平滑坡，市场份额减少，经营状况将更为艰难。同时医疗市场激烈的竞争，将对公立医院现行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带来冲击。我国的医疗市场，目前还属于“原始市场”。公立医院基本上还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财、物等方面还没有充分独立的决策权，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一市场主体。“入世”后，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将会使一部分机制僵化、效率低下的公立医院处于劣势。二是医疗市场监管的难度加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迫在眉睫。医疗机构产权多元化与经营方式多样性，将给医疗市场的监管带来更大的难度，提出更多的新问题。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在职能上如何尽快由“办医院”为主向“服务医院”为主转变；在市场准入上如何既严格把握医疗服务人力、物力要素的人口，又遵循国民待遇的原则；在市场监管上如何由重“身份”管理向重“行为”管理的转变等等，都急待提高。三是外资医疗保险业对医院经营造成影响。中国保险业是如年代才开始发展的，特别是医疗保险行业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由于起步较晚，导致如今的保险费用较高，保险险种的设置不够细致，服务效率低等，但随着服务市场的开放，带有现代化管理机制和经营机制的国外保险业将会开发各种险种，其中包括医疗保险，届时外资医疗保险业将采取定点医疗，增加险种并实行单病种定价，限制价格等，这些将对公立医疗机构的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对医院的经营造成一定压力。
三、“入世”后我国医疗服务业的对策思路
“人世”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抉择，其本质意义不仅仅是获得贸易上的公平与优惠待遇，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人世”将起到促进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催化剂”作用。江总书记对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2000年1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争取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央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所做出的重大决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谁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要敢于参与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同时又要学会趋利避害。因此，对医疗服务业来说，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对待。
(一)加强宏观调控，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卫生管理体制
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市场， “入世”后，无疑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极大兴趣。因此，对医疗服务业来说，无论是讲利用“人世”给予发展机遇也好，还是说迎接“入世”挑战也好，都要从宏观层面上清除各种体制障碍，构建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并与国际接轨的卫生管理体制。
1．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卫生行政部门是卫生工作的主管部门，要尽快转变职能，从“办医院”向“服务医院”转变。通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加强对医疗资源配置的宏观管理，在对存量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强对增量资源(主要包括机构人员、床位及大型设备)运行有效的控制，促使卫生资源在区域内实现优化、合理的配置。同时通过建立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医疗技术运用和大型仪器设备的准入制度，制定医疗工作规范、工作考核标准，严格执法等手段来实现全行业管理。
2．建立健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卫生法律、法规。应尽快把对医疗服务贸易的投资、税收及优惠条件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比如，对中外合资合作办医的合作条件，审批与登记，变更、延期和终止，执业和监督等方面。虽然在2咖年颁布的《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已有原则性规定，但它毕竟只是个“暂行办法”，法律效力有限。所以，必须尽快立法，以完善的卫生法律法规并利用多边协议，规定中外合资合作机构设置标准，并对投资总额、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以及合资合作期限等作出合乎中国国情和国际惯例的规定，以便有利于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实施，鼓励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防止低水平重复，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依法保护中外合资合作双方的正当权益。
3，构建新的卫生管理体制。我们现行的卫生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努力实现制度创新。新的卫生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是：按照以需求为导向的原则，医疗机构从按部门、地方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按区域、人群设置，实行同地化管理；除卫生行政部门外，其他部门不再隶属和管理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中央、省和地(市)三级管理的体制；消除现行体制下不同级次的医疗机构承担同样任务、服务重叠的弊端，分清各级机构承担的不同职能和任务。
(二)改革医疗机构内部运行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面对“人世”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既要在宏观层面清除各种障碍，构建新的卫生管理体制；还要重视微观搞活，改革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疗机构的内部运行机制，提高效率和质量，使我国医疗服务业走上宏观调控有力、微观运行富有生机的发展轨道。
1．建立健全责任制。要逐步扩大公立医疗机构的营运自，积极推行院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把医院的经营目标、发展战略、技术进步、精神文明建设等，用责任制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任期结束时，由有关部门审计、检验。同时还要在医院内部必须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内部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医院技术服务标准，规范医疗行为，保证医疗服务质量。
2．改革医疗机构分配制度。结合医疗工作知识密集，脑力与体力结合，高风险等特点，进一步搞活内部分配，根据按劳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的精神，建立起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体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
3．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医疗机构要通过承担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责任，自觉地规范自身行为，确保各项服务经营活动有序运行。具体包括：对医院服务经营中的盈利和亏损自负责任；面对市场波动引发的经营风险，要承担责任；自觉遵守国家的政策法律，依法行医；对损害患者权益的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强化财务预算约束，以预期收入控制支出，自觉抑制医院的扩张冲动和超分配的欲望等。
4．积极推进医疗机构后勤社会化。具备条件的后勤部门应从医疗单位中剥离出去，成为面向社会的独立经营主体；暂不具备条件的要实行单独核算，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在医疗机构相对集中的大中城市，多家医院的后勤部门可联合组成后勤服务集团。
5．增强自我发展和抗御风险的能力。医疗机构必须提高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改变依赖财政喂养或靠主办单位输血的意识；对外界的刺激，要有自动反应能力；同时对自己的生存条件要有适应和选择能力，要具有抗御市场风险的自我组织协调能力。
(三)改革医疗机构人事管理制度，优化医院队伍素质
“人世”后，随着医疗市场竞争的激烈，我国公立医疗机构现有的人事管理制度的弊端将逐步暴露出来。必须通过改革，建立起医疗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人才结构合理，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满生机活力的运行机制。
1．实行聘用制。单位与职工通过签订聘用合同，明确单位与被聘人员的责、权、利，保证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各类不同人员的特点实行相应的聘用办法，打破行政职务、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实行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建立健全任期目标责任制，加强对任期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任用、奖惩挂钩。
2．进行科学合理的岗位设置。岗位设置要坚持按需设岗、精简高效的原则，充分考虑社会的需求、单位的发展、人才结构和人才培养等多种因素。可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一部分关键岗位。同一单位各个科室结构比例不要强求统一，岗位设置要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及社会对卫生服务的需求。
医疗产业研究篇4
人口老龄化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减少，老年人口数增加而使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显然，中国早在21世纪初就已进入老龄化时代，面对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新修订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通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保险建立了覆盖广泛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在下一步医改推进过程当中，政府表明其将占主导，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鼓励多方投资，解决医疗及养老问题，这将是社会资本投资医疗卫生事业的机遇。
二、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未来趋势和医疗健康产业情况
（一）我国老龄化的原因及现状
中国在2010年到2015年前后出现了人口的拐点，具体表现为劳动力和结婚人口数量的下降及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生育率降低导致的9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不断下降。致使2010年前后新增劳动力不断减少，2014年前后结婚人数和新生人的减少，同时50年代出生的人在这期间进入65岁导致老年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使总的劳动力人数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4亿人，14岁以下人口基本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2.90亿人减少到2015年的2.27亿人，结合人类寿命增长等情况，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已呈老年型，且老龄人口整体的基数大、比值高、增长速度快。
（二）我国医疗健康产业的情况
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因老龄人口地飞速增加受到巨大冲击，但同时这也是对医疗健康有关产业良好的投资时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14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上涨0.79个百分点，政府卫生支出上升1391%，卫生机构数增加65.7万个，医疗卫生床位数增加334万张。老龄化使我国居民对医药健康及医疗服务等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增加了对其服务和产品的需求量。自2000年以来的12年间医药行业平均每年销售收入增速达20.98%，利润年平均增加额达131亿元。近几年政府也为适应老龄化的各阶段情况不断出台改革政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药品安全保障得到明显加强;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成，2200多所县级医院和3.3万多个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到改造完善等等，为发展健康产业做出了积极回应。
（三）未来20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2015年到2035年期间我国将进入急速老龄化阶段，据中文核心期刊预测，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将从10.5%增长到35%左右，数据说明见表1。面对庞大的老龄人口数，未来的医疗健康产业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如何扩大产业规模以及规模发展到何种程度可能成为该产业主要研究问题之一。
表1 未来20年老龄人口占比
数据来源：席玮.于学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与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年03期。
三、人口老龄化对于医疗健康产业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及选取
根据国际划分标准，选取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其中一个变量并用x表示;老年人口的不断上升导致对医药需求的大幅度上升，同时对于其他老年产品的需求也会显著增长，因此用y表示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来代表我国居民对医药及相关产品的需求程度;鉴于医药行业在医疗健康产业中占较大比重且医药行业规模扩大与工业产值有关，是以用z表示医药行业年工业总产值，旨在研究我国的老龄化对医疗健康产业的影响。最后因医疗养老都是医疗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故选取老年服务健康行业进行养老市场预测。所取数据见表2、表3：
表2 2000～2012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及医药行业年工业总产值
数据来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2012）;国家统计局;中商情报网：中国医药行业发展概况分析。
表3 2004～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服务行业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前瞻网。
（二）需求上升的趋势
由表2中65岁以上老龄人口所占比重数据作解释变量，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数据作被解释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型：y=a+bx+u1
将以上两个变量数值带入模型进行测算，得到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5，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其进行进一步线性回归分析，其结果为：调整后的=0.988，的Sig.为低于0.001，说明拟合程度好，回归效果极为显著;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Sig.=0.000，表明回归变量在该模型中的作用显著。由此最终得到老龄人口占比与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模型：y=-2954.539+477.855x
说明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增加1%，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平均增加478元。由数据预测数据知，2035年老年人口占比将增加到35%，每年人均支出则将增长到13770元。
（三）具体测算需求增长和医疗产业未来的规模
由表2中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数据作解释变量，医药行业年工业总产值数据作被解释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型：z=c+dy+u2
进行相关性和回归测验，得到以下结果：Pearson系数=0.982，两变量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调整=0.962，回归效果显著，得到最终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与医药工业总产值的模型：z=-5560.779+14.527y
说明人均消费支出每增加100元，医药工业总产值平均增加1452.7亿元。到2024年医药工业总产值将增加到97159亿元，2035年将到达20万亿元左右。
（四）具体测算养老产业未来的规模
运用时间序列外推法和表3数据进行预测，建立产业规模预测模型：Q=α+βt，其中t为修正数值后的时间变量，Q为产业规模。求得预测模型为Q=4959.46+1016.32t，根据推测2035年中国老年健康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将达3.1万亿，距2014年将增长1.69个百分点。
（五）对于养老支出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伴随着“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消失以至养老金缴纳不足等问题，领取养老金的支出又是绝对需求，导致我国养老金供不应求，空账每年以1000亿的速度在增长。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上涨，这将成为财政支出的负担之一，对于我国老龄化的特殊情况，旧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挑战。
四、对策和有关政策建议
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将长期维持增长趋势。高血压、关节病等老年多发病给医疗行业带来巨大消费市场，人们正将更多的关注投向养老产业，但医疗、养老保险方面可能会出现更大的缺口等待政府及社会及时补充。
（一）大力发展医疗健康产业，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据国家食药监局南方所测算，在我国，老年人人均用药水平是我国人均用药水平的3至4倍，且老年群体对于医疗保健产品的刚性需求相对更高。就预测的医疗保险支出和现阶段养老保险供给情况来看，如果不扩大产业规模，增加商品供给量，营造医疗健康产业良性竞争环境，未来将面临医疗困局和保险供不应求局面。而且根据上述测算，如果未来20年老龄人口趋势基本符合预测，那么未来医疗医药规模还有十几倍的发展空间。这些情况看来，增加资本投入以扩大产业规模已成为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首要目标。
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已经使更多人关注此领域。为进一步缓解医疗困难，政府应从源头入手，鼓励医疗医药科技项目的开发研发，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促进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和精准医疗等领域的突破发展。其次，虽政府投入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部分，但这也给政府财政支出带来不小压力。因此政府应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一在采购过程中可以尽量使用公开招标方式，使医疗医药市场尽量向完全竞争市场靠拢;二是可以精简新药品、新器械上市过程中的必要程序和花费，增加企业创新研发信心;三是让医疗医药与“互联网+”相结合，让产业宣传成本降低;四是鼓励私立医疗机构的发展，推动市场竞争。通过改善研发-生产-销售产业链上各阶段的政策，最终在良性竞争中，使医疗医药价格不断降低，从而促进企业研发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新产品，促使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同时相应医疗服务中器械、药品等费用的降低也将缓解医保压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
（二）鼓励商业养老保险的大力发展
当前面临的养老困局：一方面老年人口大幅度增长，对于医疗方面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缴费人数已经到顶即将下滑同时企业社保负担非常严重。除了社保控费以外，大力鼓励商业保险是解决路径。努力做到社保保障基本需求，商保保障高端养老需求。达到降低企业负担和提高保障水平和壮大养老产业的目的。
上文根据老龄人口变化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作了预测，再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给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医保基金收入的同比增长率从2011年的28.6%下降到2014年的17.4%，而支出仅从25.2%下降到19.6%，数据见表4。对比发现，资金缺口日益扩大，而且随着老龄人口快速增长将更难以挽回。因此对于日益扩大的资金缺口给出建议，一是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填补社保无法保障的空缺，同时也建议划转国有股份充实社保。
表4 城镇医保基金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五、结论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重，居民的健康意识正在增强，对于医疗健康产业需求不断加大。但就分析结果来看，目前的产业发展水平还与人口老龄化的需要有较大差距。所以，建议政府搭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平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增强产业发展力，大力发展商业保险，补充社保资金的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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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晓华，易守宽，杨雪梅.浅析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J].法制与社会，2013（4）：243-245.
医疗产业研究篇5
作者：蒋长顺 乔忠 单位：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产业定位1、立足优势，形成集群合肥依托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重点创新发展医用激光仪器、核医学仪器、医学检测仪器、医用低温设备等高新医疗器械产品。滁州以生产一次性使用输液器、注射器、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物理治疗仪等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发展化工类产业、提升劳动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加以引入或培育，扶持有一定资产规模和良好发展前景的医疗器械企业成为龙头企业来带动中小企业，鼓励企业之间的收购兼并，或其他形式的协作与联合，从而发挥聚集效应。2、需求牵引，转型升级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正在进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给予卫生机构财政支持，这就给医院在医疗器械领域提供了一个重大的升级周期，也给医疗器械生产商们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市场机会。安徽省应及时抓住机遇，重点开发农村、社区基层和家庭用的便携式、社区医疗、网络化、公共卫生与应急救援装备等领域需求的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要及时转型升级，调整发展方向，突破核心技术，开发关键部件和重点产品，自主创新高性能和市场化优势明显的中高端医疗装备，如早期筛查设备，体外诊断设备，人工器官及其功能辅助装置，智能化生活辅助装置等。形成高、中、低档产品布局合理的医疗器械产业体系，提升安徽省医疗器械产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
支撑体系建设1、相关产业支撑一个优势产业不会是单独存在的，它一定是与相关产业一同崛起的。医疗器械企业需要与多个行业产业和有潜力的小型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将部分部件或产品研发工作外包，这实际就等于调动了数倍于己的力量进行联合攻关，降低技术研发成本，分散研发风险，从而能持续地推出新产品上市，有效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形成能覆盖新型医疗器械产品研发各个阶段的服务链。安徽省应将轻工业大省的优势，如化工、电子及信息产业基础，转化成可以服务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2、基础性技术研发当今的医学难题主要表现在如何进行疾病防治、早期诊断、药物量化使用、微创处理、个体医疗、远程医学、生物系统内各单元之间的定量关系等方面，医疗器械恰恰是解决医学发展难题的动力。安徽省应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整合优质科技资源，推进生产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机构的联合创新，在生物材料、组织力学、生物信号采集、影像处理、生物电子学等领域进行基础学科研究，大力发展智能化机器人、高敏化传感器、工程化生物活组织，促进理、工、医交叉，构建产、学、研、用、金一体的创新联盟，为安徽省医疗器械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技术支撑。3、构建医疗器械配套服务体系在安徽省建立多类型的医疗器械基础性研发平台和重点实验室，医疗器械检测中心、临床应用评估中心、技术转化平台、生物医药研发外包，形成医疗器械检测、临床评价、计量与评估、产业化共性技术共享等若干机制合理、运行高效、资源密集的医疗器械配套服务体系，推进安徽省医疗器械共性技术服务性平台和区域创新平台建设。4、人才培养培养创新人才是医疗器械学科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于生产一线的低端人才，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医疗器械类专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来解决。对于需要具备一定技术的中级人才，应支持本土高校扩大生物医学工程和医疗器械类招生规模，同时积极吸引外地高校毕业生来安徽就业、创业。对于战略科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等高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可以通过项目实施、争取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来培养，可以制定优惠政策，通过高薪、股票、期权等形式来引进。5、园区建设园区建设的最大意义在于聚集企业、构建产业发展的生态链，促进不同要素的交叉联动，整合资金、技术和信息。针对安徽省地理位置特征统一规划，分别在皖北的蚌埠和宿州、皖中的合肥和滁州、皖南的芜湖和宁国建立不同类型的医疗器械工业园，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医疗器械园管理与运作模式，以园区建设带动医疗器械产业发展，为企业提供项目申报、企业注册、风险投资、咨询、物流、培训、财务、保险等一站式服务，促进各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
政策保障1、产业扶持政策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支持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政策，在资金、税收、人才引进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采购方面给予支持。加强区域布局，对行业企业进行结构性重构，扶持龙头企业，疏导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专业化企业集群。2、科技扶持政策加大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建立高水平的研发机构，设立产品标准研究基金，设立医疗器械科技重大专项、医疗器械临床研究专项。3、市场扶持政策医疗器械产品有公共产品属性，属于政府买单范围，可以调整医疗保障政策、医院评级标准和市场准入审批政策，改进医疗配置管理体系，健全临床应用监管机制，优化国产医疗器械产品的采购程序，鼓励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级医院的装备国产化。4、资金扶持政策首先是政府投资，政府要逐步加大对医疗器械工业园、重大医疗器械技术研究和开发项目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入，设置创业基金，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引导作用。其次是鼓励医疗器械企业进行资产重组，选择具备条件的优势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帮助其上市融资。三是吸引各类金融资本投资医疗器械产业，形成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四）创新驱动1、发展模式创新一是以企业自身的研发队伍为核心，通过整合企业内部力量进行的原始创新；二是企业通过委托开发、合作开发、购买兼并等方式从企业外部的研发资源中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技术、产品的集成创新模式；三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结合。2、核心技术创新对于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重大产品的创新开发，予以重点投入支持。围绕疾病预防、促进健康、早期诊断、微创技术等技术发展趋势，重点研究微创诊疗设备、导航定位辅助、动态高分辨影像、生物医学材料、精密制造、神经信号检测与分析、急救设备对特种环境的适应性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抢占未来医学发展前沿，提高医疗器械产品的性能及可靠性，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与品牌，力求改变安徽省新型产品发展缓慢的局面。安徽省医疗器械产业发展虽与发达国家和发达省份相比有一定距离，但差距不到十年，应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安徽省要大力发展医疗器械产业，必须坚持政策引导、创新驱动和需求牵引的原则，尽快适应医学模式从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变革，优先发展医疗卫生体制建设迫切需求的医疗器械，着力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瓶颈的问题，采取多渠道创新模式，整合医疗器械支撑产业体系，开展新型医疗器械及其方法学的科技创新，实现医疗器械产业能力的大提升，推动安徽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医疗产业研究篇6
近年来，英、美、加拿大等国家先后投入巨资开展医疗健康信息化建设，引入大数据信息化技术使得医疗健康信息化系统能够辅助公民医疗质量和安全，提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降低医疗费用，减少医疗风险。
1.1 美国：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开放共享，重点发展精准医疗
美国在推动大数据研发和应用上最为迅速和积极。在健康医疗大数据方面，2014年6月，FDA公共数据开放项目openFDA正式上线，开放了2004至2013年间的300万份药物不良反应和医疗过失记录（经脱敏处理数据），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数据价值进行挖掘与分析。2015年1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宣布划拨2.15亿美元作为精准医疗计划经费，加快基因组研究。同时美国还制定一系列的标准和要求，以保护隐私和跨系统数据交换安全。
1.2 英国：积极发展个性化医疗，注重隐私保护
2013年6月，英国医疗保健当局宣布将建立世界最大的癌症患者数据库，收集来自英国各地医疗机构的病例和1100万份历史档案记录，保存和整理英国每年35万新确诊的肿瘤病例的全部数据。同年，英国启动了医疗健康大数据旗舰平台care.data，集中了全英国的家庭医生和医院记录的病历以及社会服务信息。由于该平台运作中发生数据被披露，2016年7月6日，为保护患者隐私，care.data计划被终止。
1.3 加拿大：建设互联互通平台，探索卫生经济和疗效研究
近年来，加拿大借助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电子健康档案、药品信息、实验室信息、影像系统、公共卫生信息和远程医疗系统，建立统一识别系统以及基础架构和标准的研究。同时，利用大数据开展基于卫生经济学和疗效研究的定价计划，开展了基于卫生经济学和疗效的药品定价试点项目，利用数据分析衡量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服务，并依据服务水平进行定价。
综上所述，国外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着力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开放数据，提供社会高质量数据资源；二是在前沿及共性基础技术上增加研发投入；三是积极推动政府和公共部门应用大数据技术。
2 我国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现状
2.1 前期的医疗信息化建设为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开始，我国开始建设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整合区域范围内医院、基层卫生机构、公共卫生的各类数据，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电子健康档案库。数据主要包括临床信息――处方、检验报告、检查报告、手术报告、病案首页、出院小结；公共卫生信息――疾病报告、疾病管理、生命统计、儿童保健、妇女保健、老年人保健等。通过十年多探索，在医疗健康大数据已经初步具备了基础和规模，并取得了一些标志性的成果：
一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框架：建设了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46312”工程，“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一期数据总体架构。
二是，国家卫生标准制定和互联互通：围绕互联互通与信息共享，已研发形成了89个数据集、277项医疗卫生信息标准、3300个数据元。以公民身份证号码为唯一标识实现了医疗卫生数据与公安、教育、民政、人社等部门的信息协同，共计覆盖13.6亿人口，包含13项信息的国家人口基础库。
三是，卫生信息化基础能力建设：目前，全国有71%的省启动了省级卫生信息化平台建设，46%的地市启动了市级卫生信息化平台建设，29%的区县启动了区县级平台建设。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了十省互联互通项目，目前已经接入了上海、北京、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内蒙古、辽宁十个省级平台。在医院层面，目前我国约50%的委属医院，42%的省属医院和38%的市属医院已启动医院信息平台建设。
2.2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015年起，国务院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有关部门陆续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提出加快医疗大数据相关技术和产业发展，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转变，提升我国医疗服务水平，从而为医疗大数据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相关政策如表1。
3 上海医疗大数据发展基础与现状
3.1 发展基础与优势
一是，构建了良好的医疗信息化和大数据基础。上海率先建设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三级医院临床信息共享工程――上海医联工程。医联工程接入了全部市级以上38家三级甲等医院，数据涵盖医疗中的医疗业务、临床业务、医学影像、医疗运营、医疗管理等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卫生计生委联合申康中心建设了覆盖全市16个区、所有600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上海健康信息网。截至2015年底，上海市已累计为7175万名患者建立了诊疗档案，医嘱17.4亿条，各类检验检查报告2.3亿份；建立了国内最大的医学影像中心数据库，实现了医学影像数据的调阅共享，截至2015年底，累计采集影像资料9.8亿幅，数据量413T，月均跨院调阅影像数据约2万次。
二是，集聚了一批部级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包括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药物所、复旦大学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W院、第二军医大学等大批部级科研院所及相关医院。建成和在建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上海蛋白质科学设施、国家肝癌中心、国家转换医学中心等部级科学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复旦大学建成“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涉及医疗健康、智慧城市等多领域的大数据分析，并在国内率先成立大数据学院。
三是，拥有国际化创新产业集群。上海市已形成生物医药和软件大数据等产业集群，集聚了万达信息、金士达卫宁等国内医疗信息化领先企业以及上海医药、上海联影、上海微创等一批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成立了上海数据交易中心作为大数据“交易机构+创新基地+产业基金+发展联盟+研究中心”五位一体的重要功能性平台；汇聚IBM、Intel、微软、罗氏等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超过200家。
四是，具备创新改革多重叠加优势。上海正在推进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正探索科技金融、国际人才试验区、海外人才往来、国际合作研究等方面创新改革的先行先试，具备独特的创新改革优势。
3.2 存在的不足与瓶颈
上海市医疗健康行业中累积了大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医疗健康数据。但是，由于存在医疗数据互联互通和标准化程度低等一系列问题，制约了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具体如下：
（1）缺少标准化规范，数据质量不高：各医疗服务机构在推进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缺乏通用的数据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业务标准，难以形成标准化的公共服务体系。采集的数据由于缺乏统一标准，数据记录存在偏差和残缺等原因，总体数据质量不高。
（2）资源管理分散，大数据利用水平低：从医联工程建成至今，上海市积累了近PB级的包括诊疗记录、处方、医嘱、出院小结、检验检查报告、医学影像信息等在内的海量医疗数据，但由于存在数据结构化程度较低，电子病历标准不一致、大量医疗数据存储分散等问题，兼容性、可扩展性较差，给信息共享带来了困难。同时，由于缺乏获取知识级情报的技术手段、缺乏对医疗大数据资源的深入价值挖掘，还未形成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模式与知识应用服务，实现医疗大数据的深度应用。
（3）医疗隐私保护难度增加：随着医疗卫生信息共享的开展，隐私保护的难度逐步增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医疗卫生信息资源的利用程度。
（4）缺少医疗大数据专业人才：随着医疗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量激增，权威专家估算，我国未来五年相关专业人才缺口将高达130万左右，尤其是横跨生物医学和信息科学，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又有业务实践经验的大数据人才非常紧缺。
（5）缺乏协同合作机制：医疗大数据关键产业环节之间还没有建立有序的协同合作机制，为技术研发、工程孵化、成果转化、行业应用、标准评估等关键环节提供合作渠道。
4 发展医疗大数据技术突破方向和重点
根据上海市医疗信息化和大数据产业基础，结合国际大数据在健康医疗应用的发展趋势，未来几年，上海市相关机构和部门应主要针对以下核心技术进行研究和突破。
4.1 医疗大数据互联互通技术
主要包括：互联互通技术开放架构和配套技术、异质多源数据的整合技术等。通过适合多层级、跨区域医疗信息系统共享协同的互联互通技术开放架构和配套技术，能够适应多种医疗信息系统接口，提高互联互通实施效率；研发支撑组学数据、医疗数据和健康数据等异质多源数据的整合技术，适应数据类型复杂、存储模式多样、语义标注体系各异、规模巨大等特点。
4.2 医疗大数据整合管理技术
主要包括：多源医疗大数据的语义关联技术、医疗数据质量修复技术及基于数据管控的医疗大数据共享利用技术等。建立基于统一患者身份的索引、疾病代码及药品代码规范等，在语义层实现多来源医疗数据与其他行业数据的融合，支持智能学习和语义理解；通过实现数据智能填充和补正，解决系统数据源头质量低、数据缺失、填写不规范的问题；在原始数据拥有方可管、可控、可溯源的前提下，允许第三方基于数据沙箱开展分析利用，促进医疗大数据利用水平。
4.3 医疗大数据分析检索技术
主要包括：医疗知识图谱智能构建技术、医疗影像分析技术等。基于临床数据、健康档案、人群队列、专病数据库等，在语义规范化和语义关联网络的基础上，构建出跨知识库融合的知识图谱；通过图像分割、图像配准、图像可视化、多时序图像分析、统计学分析和生理学模型分析等，有效支撑临床辅助诊断、疗效评估等。
4.4 医疗大数据集成应用技术
主要包括：医疗质量控制管理技术、临床精细诊疗决策支持技术、疾病经济负担分析评价技术、公共卫生决策支持技术、个性化智能健康服务推荐技术等。通过集成应用上述技术，实现相关技术的综合运用，开发医疗质量监管、临床辅助诊疗、卫生经济分析、公共卫生决策服务、健康管理、医保医药等软件产品，并进行示范应用。
4.5 医疗大数据隐私保护及安全风控技术
主要包括：隐私保护技术和访问控制技术，平衡隐私保护和数据挖掘需求的医疗大数据脱敏技术，基于访问行为安全审计的、风险自适应的医疗大数据访问控制技术等。通过上述技术的应用，实现针对不同数据共享方的数据按需脱敏，加强医疗大数据安全风险防控，构建基于安全多方计算的、医疗大数据隐私纵深保护体系。
5 相关政策建议
在开展技术研究突破的同时，为推进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和产业发展，建议从研发支撑平台、成果转化和工程应用、人才和能力建设等方面重点突破，创新建设体系与应用模式，全面引领和支撑我国医疗大数据领域的发展，形成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
5.1 建设创新技术研发平台
通过建立医疗大数据应用技术的创新研发平台，组织开展医疗大数据互联互通、医疗大数据整合管理、医疗大数据分析检索、医疗大数据标准、医疗大数据隐私保护、医疗大数据行业应用等研究，进行P键技术的研发、产品化和工程化，快速提高我国医疗大数据应用技术水平。以居民健康档案、临床诊疗数据、生物组学数据、医保医药等数据为基础，着力探索医疗数据资源的统一标准，形成从区县、地市级、省级到部级别的数据资源全面整合共享和规范化，推动医疗数据的互联互通和融合共享。
5.2 培育医疗大数据行业自主创新能力
通过行业领先企业和科研单位的强强联合，发挥技术研发的导向作用，建设开放式、包容式技术研发创新平台和产业联盟，为国内外优势力量提供参与协同创新的沃土。面向限制医疗大数据行业应用存在的重大技术瓶颈，以国家的医疗卫生行业需求为导向，承担国家重大任务和企业提出的攻关研究项目，开展医疗大数据关键核心技术和新产品的战略性、前瞻性研发，发展一批具有创新技术路线的医疗大数据的技术模式。
5.3 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联合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医疗科研机构、互联网医疗企业和医保医药企业等产业链关键用户单位，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积极探索医疗大数据应用技术的成果转化，支撑医疗信息化产业链企业开展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协同、分析利用等方面的产业链协作。建设技术成果应用示范基地，对接用户单位产业化应用需求，推进技术成果转化与实际应用，推动医疗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
5.4 集聚和培育一批国际化优秀创新人才
充分利用上海市高校、研究机构及相关企业基础及资源，形成跨学科跨领域联合培养、多形式培训模式和系统，建立医疗大数据应用技术的人才培养平台，为医疗大数据创新工作提供源动力。充分发挥上海市建设科创中心的相关政策优势，集聚和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紧密协作的专病研究、人群队列、公共卫生、生物组学、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团队。
5.5 开展模式创新提升我国医疗全产业链服务能力
聚集全医疗医药科研创新资源，通过“众智、众包、众创”的模式促进医疗大数据的价值发现，面向行业共性问题和需求，研发一系列医疗大数据服务产品，形成数据驱动的医疗服务决策能力，提升医疗质量监管、临床辅助诊疗、卫生经济分析、公共卫生政策评价水平，并服务于健康、医药、医保、医疗、大数据多个上下游产业链，提升我国医疗相关产业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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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产业研究篇7
PE分析方法在医药企业中的应用，可以贯穿于药物开发、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的各个环节。企业通过收集和分析PE数据，为研发投入、药物定价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企业做出有利的决策和计划。
1.1 协助新药研究开发
PE的引入赋予了药品研究和开发新的涵义，扩大了药品开发的范围。药品的研究和开发不仅指研制具有新的治疗作用、更强治疗效果，或者较低毒副作用的新的化合物单体，还可以从挖掘现有药物资源的利用率、降低治疗成本、提高治疗的效果-成本比值等方面寻找药物开发的方向。利用PE的研究结果可以为这种广义的药物开发提供新的思路［2］。
目前，在新药研发上我国医药企业主要还局限于仿制方面，在药物仿制过程中可以运用PE为其更好地服务。如医药企业在选择立项前可以收集仿制目标药品的疗效、价格等相关数据进行PE分析，选择具有PE优势的品种进行仿制，以减少企业投入，增加经济效益。同时，药品生产企业的竞争和发展也需要PE发挥战略性作用，药品投资的高风险特点要求开发商对其产品未来的收益进行预测［3］。
1.2 指导医药企业对药品定价
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国际上75％的主要制药公司都已经采用PE研究制定药品价格。50％的美国制药公司和38％的欧洲制药公司在美国申请新药时提供了药物经济学研究资料。而我国也随着PE研究的发展，各大医药企业相继建立专门的PE研究部门或指定专业人员，运用PE研究成果指导新药价格的定位［4］。
1.3 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增加收益
由于我国的医药产品具有较大的同质化特点，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医药市场大背景下，有效地降低成本，采用低成本战略取得企业竞争优势是我国医药企业当前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企业可以从PE角度分析药品的整个生产环节，改进工艺、强化管理，从设计图纸到产品出厂的整个过程中减少能源和人力消耗，节约生产中的各种开支，使药品生产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1.4 作为企业的营销和服务手段
在我国目前的买方医药市场环境下，营销和服务对于实现医药产品的最终价值及企业获取经营利润意义重大，PE分析则是一种很好的营销与服务手段。医药企业可以应用PE结论作为推广药品的工具，突出产品的PE特征，宣传产品PE优势，提品的PE数据，使经销商、医疗人员和消费者了解更多的产品信息，扩大产品的影响范围，使产品的品牌形象得到提升。
2 作为制订国家医药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为了适应和指导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国家在政策制订、行业管理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逐步制订或修订药品管理政策，使其能更好地为提高人民的医疗保健水平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服务。PE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和管理条例制订依据之一，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解决药价虚高等实际问题中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2.1 PE在医院体制改革中的应用
在我国的医院体制改革过程中，可充分利用PE对医院体制转变前后，在治疗效果、医药费用、患者负担等方面进行对比，从而为我国医院体制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有研究从PE的角度指出：在医药分业后，部分药师将从大量的处方调剂工作中解放出来，这样更有利于开展临床血药浓度监测等临床药学工作，配合临床医生确定理想给药方案，提高药物治疗水平，同时加大力度开展医院制剂的科研，并应用PE知识，运用药政法规，开展好用药咨询综合服务工作［5］。
2.2 PE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的应用
在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筛选基本医疗保险药物，制订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是其改革的基础部分。在筛选药物的过程中，全面审评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就需要充分利用PE对药物进行综合评价，PE方面细微的差别都可能影响药物的市场推广的策略，进而影响药物最终的命运。而且进入基本医疗保险药物名录的药物,随着医疗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对它们进行周期性评价，淘汰不合时宜的品种，引进新的高PE性的品种，以确保药物费用支出的效率最大化。 2006年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与中国医师协会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共同开始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在国家基本药物管理工作中的应用”的课题研究。研究课题涉及到“精神、泌尿、消化、循环”四大类别，其研究结果会直接运用到2006年度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遴选工作中。
2.3 PE在国家对药品价格改革中的应用
如何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是我国药品价格改革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由于药品的独特性，实现药品市场及其价格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需要国家药品管理部门在审核新药定价的时候，把药品价格虚高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药品价格管理的标准，也不是一味地降低医药企业的成本，压低药品的价格，而是强调从PE的角度出发，通过合理制定药价，使药厂、保险机构和患者三方利益都得到科学合理处置。
2005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建立药品价格评审中心，其主要工作任务是：组织开展药品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实际购销价格的调查；组织专家评审，提出药品价格制定或者调整建议；协助开展专家论证工作；配合研究制定药品价格管理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监测国内外药品市场价格及成本变化情况；协助开展药品价格政策咨询等工作。不难看出，药品价格评审中心主要工作的重点都是建立在利用PE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能使我国PE的研究成果真正应用到药品价格改革中去。
3 我国PE研究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PE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专业水平、研究标准、方法和应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之处。
3.1 专业研究人才缺乏
尽管近年来我国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开设了PE专业和课程，但PE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需要研究者具有经济学、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这就要求对PE的人才进行医学、药学、经济学方面的系统培养。但在我国，PE研究还未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应用研究学科，在医药企业中，更未形成成熟的PE专业技术队伍，标准化的课程和正规的培训计划在企业中还不多见，同时缺少能结合理论和实际应用的培训师，这也是制约企业开展PE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3.2 研究与评价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原则
国内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目前主要以自发研究为主，缺乏有组织的统一的系统项目开展，采取的研究标准也不尽相同。在研究设计上，有相当部分的研究其资料来源于相关文献，经过适当修正或改良后是否适用于国内各地临床实际及其成本结构，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商讨；在具体的分析技术上，无论是一般性比较研究，还是有特定研究组的比较研究，有相当部分的研究其病人样本的分组没有遵循科学的随机分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评价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在评价研究结果的阐述上，大多数研究并未从研究局限性、技术方法的适用性、研究结果的可信性与外推性等方面进行充分的讨论。因此，产生的PE研究成果系统性和可比性不强，成果适用性较差，难以为国家决策部门提供直接、有力的参考。
3.3 研究的动力不足
开展PE研究必须提高人们的认识，从全社会的角度审视目前医疗费用增长的因素及危害，从而认识开展PE研究的时效性和必要性。由于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投入，尽管PE研究利国利民，国内医药企业客观上很难主动自发进行PE研究。
4 我国PE研究发展趋势的分析
PE研究近年来迅速发展，并产生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科分支。与国际接轨是我国PE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4.1 规范PE研究，制定我国PE研究准则
PE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需要研究者具有经济学、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为了确保PE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结果的可靠性，也就是PE研究的规范性，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采用了制定PE研究准则的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在1993年和1994年制定了自己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准则》。从目前我国的PE实际应用来看，我国目前尚缺少符合我国国情的关于PE研究的统一准则。所以我国急需组织专家，对PE的理论基础、研究设计、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以及结果测量等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PE研究准则，并在以此为准则的基础上进行PE研究的推广。
4.2 加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正处在转型期间，产生了不少的相关社会问题，我国医药行业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药价虚高，消费者向政府反映强烈，政府多次出台药物降价政策使企业难以承受，而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又缺乏必要的相互了解，这就致使三者之间形成一种不良的循环，如何通过PE的研究加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增进三者之间的了解，协调三者的关系，也需要通过PE研究进一步进行探索。
4.3 与我国中医药产业相结合，丰富PE研究范围
中医药产业是我国独特的医药产业，在中医药的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效果、药物的生产以及延伸到中药的种植和开采等方面，与化学药物都不尽相同，有的方面甚至是迥然各异的。由于PE研究起源于西方，其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化学药物的研究基础上的，运用现有的PE研究成果来研究我国中医药产业未必能够完全适用。例如在中草药资源的合理开采利用对我国中长期医疗费用的影响方面，西方PE并没有相应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可以套用和借鉴，所以如何有效地将PE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到我国中医药产业中，更好地为促进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服务，将会成为我国PE研究的突破点和热点。
5 结语
总的来说，PE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它的研究正日益从理论向实践延伸，尽管我国的PE研究与世界的PE研究还存在较大距离，通过我国研究人员不懈努力，将PE研究应用到我国的医药产业中，并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药品经济学，可以有效地帮助解决我国国民对健康水平需求的无限性与药物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
推动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利华.药物经济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1-2.
2 孟光兴，邱家学.药物经济学及其在药品营销中的应用［J］.上海医药,2004，25(2): 55-56.
3 曹燕，吴世玉，曲燕华，等.药物经济学在我国医药企业的应用现状［J］.医药导报,2005，24(11):1801-1804.
医疗产业研究篇8
一、 闵行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闵行区聚焦智能医疗、精准医疗、国际医疗高端服务，通过规划布局、政策引导和环境建设，着力加强研发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资源集聚，促进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大力培育具有较高品牌度的优势产品，鼓励重点企业发展，全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为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业规模保持增长。闵行现有生物医药企业446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40家，相比三年前增长了9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9家，相比三年前增长了4家。规模以上商业和服务业企业53家。2020年112家规模以上企业营收312亿元，其中59家规上生物医药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为240亿元，相比三年前增长39亿元，年复合增长6.08%。规模以上商业21家和服务业企业32家，2020年营收72亿元。
创新能力稳步增强。近三年来闵行区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创新能力稳步增长，新增药品注册批件2件,新增药品临床批件24件,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批件7件，新增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14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21件，新增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创新研发中心8家达23家，新增上市企业1家，现为2家。
特色园区初具形态。近年来，闵行北部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1+2+10+X”医疗体系搭建完成，建设了1家共享医技中心、2家综合医院、10家专科医院以及X个特色门诊，集聚了信达生物、威高研究院等研发龙头，立足大虹桥、辐射长三角、定位国际化的智慧医疗“医、学、研、产、用”一体的高端医疗服务区初具形态。闵行南部智能医疗示范基地引入了中科新生命、英基生物等一批精准医疗相关企业快速成长，建设医疗机器人产业研究院，正在加快形成上海智慧创新医疗高地。闵行东部承载着思路迪、之江生物、美敦力等国内外领先的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生产企业，产值加速增长。
闵行区生物医药产业已具备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挑战，存在着产业集聚度偏低、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创新服务平台缺乏、产业政策和服务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等问题。
二、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重要批示指示精神，面向全球生物经济蓬勃繁荣的大方向、大趋势，紧抓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的重大机遇，聚焦重点领域，规划重点任务，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推进闵行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发展思路
按照上海南部科创中心建设总体部署，围绕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和市生物医药产业“1+5+X”特色园区规划，坚持“研发制造和高端服务”双轮驱动，按照“北服务、南研发、东转化”优化布局，规划闵行生物医药产业“4+3+X”园区格局，在深化现有莘庄工业区、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浦江园、紫竹高新区四大具有良好产业制造基础的基地布局基础上，重点以北部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南部智能医疗示范基地和医疗机器人产业园、东部国际生命健康城三个片区为依托，以华理科技园梅陇基地等其他“X”个特色转化基地为补充，注重创新链整合与产业集群培育，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实现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加快构建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制造和转化服务高地。
（三）主要目标
未来三年，将聚焦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做强生物制药装备智造，培育医疗机器人、智慧医疗和国际医疗高端服务等特色产业，持续引育产业龙头，围绕产业链优化搭建CXO生物医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到2023年，闵行将成为辐射长三角服务全中国链接全世界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和生物医药产业与健康医疗、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创新示范基地。
经济总量目标。到2023年，实现产业经济营收总量达到5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17%。其中生物医药商业和服务业营收200亿，新增128亿元；规上工业企业产值300亿元，新增60亿元，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7.8%。
各基地产值目标分解如下：
莘庄工业区（含向阳工业区）现有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62.3亿，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11%，到2023年增长22.9亿元，达到85.2亿元。
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107.3亿元，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4.5%，到2023年增长15.1亿元，达到122.5亿元。
临港浦江园（含国际生命健康城）现有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31.9亿元，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14%，到2023年增长15.4亿元，达到47.4亿元。
紫竹高新区现有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5.6亿元，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8%，到2023年增长1.4亿元，达到7.0亿元。
其他街镇现有生物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32.7亿元，年均目标复合增长率5%，到2023年增长5.2亿元，达到37.8亿元。
智能医疗示范基地和医疗机器人产业园2023年产业营收规模超过15亿元。
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及华漕镇医健产业2023年营收规模超过50亿元。
企业发展目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69家，新增10家以上；新增上市企业3-4家。
三、重点领域
（一）生物制品。积极推动新型疫苗、多肽类生物药、抗体药物、生物合成等产品的开发，加快免疫细胞治疗、干细胞疗法、基因治疗等相关技术研究和转化。大力推动新型酶工程生物制品、抗肿瘤等基因重组药物的产业化。
（二）化学药物。围绕肿瘤、心脑血管、糖尿病、肝炎等领域，组织开展针对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物研制，积极推进抗肿瘤等创新药物的产业化。鼓励企业发展大品种产品，通过绿色生产工艺、新药物剂型的应用开发，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快开展一致性评价研究，进一步提高区内企业生产药品的质量水平。
（三）医疗器械。鼓励发展创新型医疗器械，重点支持智能医疗机器人、微创介入与植入医疗器材、高效诊断试剂、个性化定制器械、可穿戴医疗检测和康复器械、高端内窥镜、全数字磁共振及核心部件等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结合应急疫情防控需要，支持高端影像设备、治疗设备和检测设备等疫情防控相关新产品开发。
（四）制药装备及原材料。大力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链关键制药装备及原材料的研发创新，如细胞培养基等生物制药工艺重要原材料、层析系统等重要制药设备、一次性反应袋等关键耗材、医药保健食品等重要原材料等。以自主开发为目标，加强产业链技术革新，实现卡脖子关键制药装备及原材料产业化技术突破。
（五）技术合同与智慧医疗服务。吸引、培育和做大做强涵盖从药物靶点发现到生产应用的研发、设计与生产制造技术服务平台，发展CXO外包服务。推进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与产业融合，重点支持在医学影像、辅助诊疗、智能医护、精准医疗、远程医疗等领域的研发与应用，推动产业创新赋能增值。大力推动干细胞、CartT、基因治疗等新兴医疗技术服务的开展。
四、主要任务
（一） 优化规划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1、通过规划布局、政策引导和环境建设，以生物医药产业 “4+3+X”产业园区为载体，加强研发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资源集聚，建设智慧医疗创新试验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4”指的是莘庄工业区（含向阳园）、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浦江园、紫竹高新区四大具有良好产业制造基础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以提质增效为主；“3”指的是北部新虹桥研发创新中心，南部智能医疗创新示范基地及医疗机器人产业园，东部临港浦江生物医药承载区，建设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园区；“X”指的是华理科技园梅陇基地等面向生物医药产业为主的成果转移转化基地，可根据需要动态扩展。
专栏1优化产业布局，建设特色片区
（1）北部新虹桥研发创新中心。以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为核心的相关区域，目标将打造面向长三角一体化的生物医药产业高端研发服务总部集聚区和国内外最新医疗服务及创新疗法先行试验区。（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经委、区卫健委、区环保局、区规资局、华漕镇、南虹桥、新虹桥医学中心）
（2）南部智能医疗创新示范基地和医疗机器人产业园。将联动交大医疗机器人产业研究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和马桥人工智能试验区，重点打造健康医疗与智能产业紧密融合发展示范基地和高校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经委、区卫健委、南滨江及相关街镇）
（3）东部临港浦江生物医药承载区。以国际生命健康城为中心，新增2.15平方公里规划用地，以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和高端生物药产业化为目标，与航天产业社区的生物医药制造产业承载区联片打造约3平方公里的“临港浦江生物医药承载区”。（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经委、区卫健委、临港浦江园、莘庄工业区、浦江镇）
（4）华理科技园梅陇基地。由华东理工大学和闵行区合作共建，以分子诊断和基因治疗细分领域为主要研究方向，致力建设推动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经委、梅陇镇）
（5）智慧健康产业基地。由金效实业有限公司投资，用地77亩，建设18栋柔性化工业厂房，形成以智慧健康产业为核心，智能医疗、生物技术为主导产业的研发、办公、中试一体的智慧健康产业集聚中心。（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经委、马桥镇）
（二） 引育龙头企业，促进高效发展
2、聚焦龙头企业培育，加大重点产品支持力度，鼓励生物医药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收购并购、权益引入和转让等方式发展壮大，培育生物医药产业龙头企业。围绕核心产业重点瞄准国内外生物医药跨国巨头、国内细分领域优势企业，招大引强，着力招引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专栏2围绕重点企业和产品，强化产业集聚
（1） 培育龙头企业。积极推动新药研发等创新研发成果的转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产业化项目的落地。支持创新型高成长企业依靠风险融资加速成长，推动生物医药行业内骨干企业，通过上市、市场化并购等方式，兼并收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培育行业龙头企业，打造闵行品牌。（推进部门：区经委、区科委、区投促中心、各街镇各园区）
（2） 引进重点项目。通过租金补贴、优先供地、固定资产投资补贴等扶持政策，吸引生物医药领域重点优质企业落户生物医药重点产业园区和基地。（推进部门：区投促中心、区经委、区科委、各街镇各园区）
（3） 支持重点产品。支持一批重点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实施大品种培育战略，加大对优势产品和重点产品的投入力度，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品。积极支持新型诊断试剂、生物疫苗、治疗性药物和相关影像诊断产品、医用生物材料等创新产品走向国际化。
（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市场监管局）
（三） 培育新兴业态，发展智慧医疗
3、围绕智慧医疗的发展应用，以培育发展医疗机器人产业为特色，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精准医疗、智慧医疗数字化高端产品及细胞免疫治疗、基因治疗等高端医疗技术。
专栏3围绕智慧医疗，培育新兴业态
（1） 发展医疗机器人特色产业。围绕交大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和产业园建设，开展面向微创手术、康复治疗、生活辅助等各类智慧医疗应用研究，推动我国医疗机器人技术转化和产业发展，集聚一批先进智能材料、手术机器人、康复与辅助机器人、影像导航介入、植入式器件及生物微电子、生物光学等医疗机器人上下游相关企业。（推进部门：区科委、南滨江公司、上海交大）
（2） 建设智慧医疗创新基地。启动建设国内首家面向医疗机器人产业且获得国家药监局认证的公共检测平台，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共性技术研发，积极搭建医疗影像诊断特色应用数据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场景的尽快应用，探索应用5G技术开展远程手术。（推进部门：南滨江公司、上海交大）
（3） 推动产业园区融合发展。推进医疗健康服务集聚区与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融合，形成以医药研发和治疗检验等医疗服务为核心，产业链延伸、示范效应显现的“产、学、研、医、用”高度融合一体的研发医疗服务示范中心。（推进部门：区卫健委、区科委、新虹桥医学中心、临港浦江园、南滨江公司）
（4） 支持先进疗法技术研究。鼓励以企业为主体与医院合作，紧跟国际前沿技术，开展干细胞、免疫治疗、基因治疗等先进疗法和先进技术的研究转化。（推进部门：区科委、区卫健委）
（四）完善创新平台，优化支撑体系
4、依托区内科创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加强产业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各类主体建设专业孵化器和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打造生物医药产业优质服务新生态。
专栏4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创新服务体系
（1） 完善产业技术服务平台。扶持专业服务型企业，围绕产业链功能薄弱环节，积极招引专业化CRO、CDMO、CMO等CXO配套服务企业，完善产业链。全力推广新生产模式应用，支持基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下的产能建设与交易服务，积极对接区内创新资源，推进医疗器械注册人、合同研发生产等新模式发展。（推进单位：区科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各相关园区）
（2） 聚力建设重大创新平台。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医疗机器人产业研究院，建设国家医疗机器人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发展医疗机器人前沿原创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聚焦创新技术研发、临床研究应用、产业转化与服务等平台建设，加速医疗机器人特色产业相关领域内企业成果转移转化。筹建生物药创新研究院，为生物药的研发服务和原始创新提供策源力。推进交大“转化医学研究设施”国家大科学装置区内共享，支撑现代医学创新重大研究。（推进单位：区科委、南滨江公司、上海交大）
（3） 筹建医学数据中心和共享平台。建设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医技共享信息平台，探索对社会办医机构的信息化管理服务和开放。（推进单位：新虹桥医学园区、区卫健委）
（4） 创设医疗器械创新服务站。构建全链条医疗器械产业服务体，提供医疗器械功能性、可靠性、合规性、易用性、批量性工程化服务，并通过建立一站式综合服务，提升医疗器械发展软环境。（推进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科委、南滨江公司）
五、保障措施
（一） 深化协调服务机制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领导小组日常联络和生物医药产业推进办公室工作机制，协调重点项目落地和重大项目推进，其中区发改委、区经委、区科委、区卫健委、区人社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投资促进中心按照职责分工牵头协调相关政策，各街镇、园区承担产业推进主体职责。
进一步加强市区联动，积极争取市级部门在闵行建设布局一批生物医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等创新资源，建设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园区，承接市级生物医药产业重大项目的落地。
（二）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完善产业政策，加大企业引育和财政扶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开展重大产业技术攻关。支持龙头企业建设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专业技术服务平台,推进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支持药械创新产品走向国际化，鼓励药械上市许可持有人在本区开展委托生产。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鼓励本区生物医药企业申报上海市的生物医药产业化项目，对市级财政予以支持的重大产业化项目，区财政给予匹配。
（三） 加强过程跟踪保障
加快土地“腾笼换鸟”，加速园区升级改造，落实产业发展空间。加强科技金融支持，推动区域环评，集聚创新人才，保障方案实施。开展对重点任务跟踪服务，提高方案实施效果。持续关注生物医药前沿动态，适时调整工作实施重点，开展科技情报搜集、交流咨询等工作，为方案实施提供智力支撑。
医疗产业研究篇9
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医药医疗资源，规划指出，到2015年，中医医院（所）预期达到3397所，2010年为3232所。
“力争100%的地市建有地市级中医医院，70%的县中医医院达到二级甲等中医医院水平，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90%乡镇卫生院设立中医科、中药房，70%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65%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规划对2015年的中医院建设提出了具体目标。
同时，规划还强调，到2015年，中医医院总诊疗人次争取超过5.5亿人次，中医医院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占执业医师比重超过60%。
为了更好满足城乡基层群众对中医医疗的需求，规划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区域卫生规划中合理规划和配置中医医疗资源。省（区、市）要建设好省级中医医院，形成区域中医药诊疗中心，每个地（市）至少建设好一所地（市）中医医院。
规划规定，在农村医疗机构特色中医专科（专病）建设方面，到2015年，再建一批农村医疗机构特色中医专科（专病），力争每个县级中医医院都有特色中医专科（专病）。
规划强调，“十二五”期间，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一批标准化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和标准化中医科中药房。依托现有中医药资源，每个省（区、市）建好至少1个省级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每个县（市、区）建好1个县级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
“到2015年，力争有3个现代重大疑难疾病防治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规划明确强调，要以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为基础平台，遴选确定10余种现代重大疑难疾病进行中医药防治研究攻关，以提高现代重大疑难疾病防治方案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为目标，开展临床验证与评价研究，实现防治方案的优化和推广应用。
规划指出，要选择中医药具有疗效优势的30种常见病，对其病证结合诊断标准、辨证规范、临床实用技术操作规范、中医药诊疗手段和方法等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形成规范并加以推广。
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以重点专科（专病）为基础，一批中医优势病种的临床诊疗协作中心将全面建设起来，还将系统地梳理临床验证中医优势病种，优化形成中医临床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
面对中医传承问题，规划指出，要开展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及临床诊疗经验的传承研究；挖掘、整理、总结和利用民间医药知识与技术。
规划强调，“十二五”期间，重点开展中医原创思维、中药方剂基础、针灸经络基础研究。在中医药现代传承方面，对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辨证论治方法运用信息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开展总结研究，建立一批中医古籍保护与利用中心。
规划还提出，要开展中医诊疗技术的熟化研究，开发研制一批符合中医医理和临床规律的诊疗仪器设备，加强面向农村基层的中医药适宜技术筛选，筛选、评价一批民间医药验方及诊疗技术。
在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规划规定，到2015年，为县级医疗机构培养1.5万名中医临床技术骨干（含500名民族医药人员），对5万名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和乡镇卫生院中医人员进行中医药（含民族医药）专业大专学历教育，对乡村医生进行中医药（含民族医药）基本知识与技能培训（含基层民族医药人员），为城乡基层培养3万名中医类别全科医生。
继续开展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落实完善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授予相衔接的政策，遴选700名老中医药专家为指导教师，配备1400名继承人；开展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工作，遴选1000名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进行培养；造就一批国家中医中青年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到2015年，建成1000个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和100个中医药学术流派传承基地（工作室）。
在规划中，除了对上述重点领域的任务明确要求外，还对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加快民族医药事业和中西医结合发展、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加强中医药法制和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积极开展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等重点工作也作出了具体规定。
2015年中药产值将超5500亿
《规划》明确，到2015年中药工业总产值预计超5500亿元，未来将通过加大投入和建立完善中医药投入保障机制，打造一批知名中药企业。
《规划》表示，“十二五”期间将大力发展中医药相关健康产业，支持疗效确切、可供临床选择的中药新产品走向市场，支持紧缺、用量大、且有较好种养基础的野生药材品种人工种植养殖，以及中药生产关键技术成果的应用，发展一批聚集效应突出的现代中药产业基地，并打造一批中药龙头企业。
根据中医药管理局统计，2010年我国中药产业总产值已达到3172亿元，而根据《规划》预测，“十二五”期间中药工业将保持年均12%以上速度的增长，预计到2015年总产值超过5590亿元。
在具体支持政策方面，《规划》表示，接下来将加快种质资源库建设，并通过加强野生中药资源培育基地建设和推动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强化对重要、资源有限的野生中药原材料的宏观调控，鼓励具有优势科技资源和特色技术领域的企业建设重点研究室。
此外，“十二五”期间中医药管理局还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使用中药饮片和配制中药制剂的管理，鼓励和支持医疗机构研制和应用特色中药制剂，并完善中药注册管理和推进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加强对中药饮片生产质量和中药材、中药饮片流通监管。
《规划》表示，“十二五”期间将力抓一批中药可持续发展专项，包括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及试点项目、中药生产关键技术继承创新研究、现代中药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医传统名方系统研究，以及民族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特色与优势建设。
除了中药工业外，《规划》表示将大力支持中医医疗服务发展，并提出未来将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中医医疗机构，积极推动中医门诊部、中医诊所规范建设和连锁发展，鼓励中医专业技术人员开办中医诊所或个体行医，允许药品零售企业举办中医坐堂医诊所等。
《规划》对此强调，要探索中医执业医师多点执业的方法和形式，特别是非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和继续教育等方面，与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对其在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一视同仁。
据悉，未来在医疗保障政策中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将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定点机构范围，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中药品种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报销范围。
医药科技“重心下移”
业内人士解读认为，《规划》可提炼出的三个核心词汇是“创新”“预防”和“基层”。
《规划》指出，我国是医学研究的“资源”大国但并不是“创新”大国，解决疾病和健康领域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医学科技的创新突破。我国化学药品和生物药品还以仿制药为主，大中型、中高端医疗器械主要依赖进口，中药产业发展也面临着资源、标准等诸多挑战。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推进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相关人士表示：“《医学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新思路在于首次提出了‘重心下移’的观点，把农村和社区为主的基层市场当作重点来抓，加快推进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在基层的普及应用，有效提升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这实际上也是新医改三年重点规划中对‘医药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呼应。看点主要在加强病前‘防’‘诊’‘疗’研究更加重视。”
“重心下移”是《规划》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以农村和社区为主的基层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是疾病防控体系的薄弱环节。医学科技研究的不仅要发展适于大城市、大医院需要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更要关注广大农村和社区基层，积极发展和推广适合我国国情的适宜技术和产品，加快推进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在基层的普及应用，大力发展新型整合医疗服务模式，有效提升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规划》还指出，要落实“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综合分析生物、环境、心理、社会、行为等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重点发展疾病的风险评估、早期筛查、预测预警及综合干预技术，加快推进健康测量和健康管理等技术研究，使疾病危险因素的预防控制窗口前移，实现由“治已病”向“治未病”的转变，有效降低疾病的患病风险与发生率。
“一些注重病前预防的疫苗产品、诊断试剂将受益，比如华兰生物等。”
医疗产业研究篇10
1 不同经济体系下的生产效率对比
“生产效率”的理论研究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然而,不同经济体系关于生产效率研究的视角具有较大的差异,高宇(2008)认为,各种经济理论必然会因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经济学家构建该理论体系时研究的侧重点等因素不同而不同,被包含其中的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也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他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和X―效率理论中生产效率的理论背景、决定因素和生产效率状况等进行了比较见表1。
高宇进一步指出,以往经济理论在研究或者分析决定企业内部生产效率的因素时,研究的视角都着眼于企业内部,沿着分工―技术进步―组织―生产要素的主线发展而来。这些理论研究与其经济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理论都或明确、或隐含着市场能够出现这一假设,而这一假设只有在产品短缺的时代,并且还需要若干其他的假设,比如，产出的同质性、交易无摩擦、信息完全等,才有可能实现。
2 医疗服务业的特性分析
医疗服务业是为全社会提供医疗服务产品的要素、活动和关系的总和,其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能是医治和预防疾病、保障全民身体健康、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医疗服务业具有福利性、公益性和效益性等特点,同时医疗服务产品具有同步性、无形性、易逝性、异质性和顾客参与性等特点。正是医疗服务业及其产品的特殊性使得其不具备上述经典经济理论的诸多条件和假设。
首先,医疗服务产出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同一患者在不同医院就诊,其效果差异很大,甚至是同一患者由同一医院的不同医生为其诊疗,其效果也会存在较大差异。显然,医疗服务的这一特点有悖于上述经典经济理论。
其次,医疗服务业具有较为严格的准入条件,例如，有注册资本、床位数、医师资格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使得医疗卫生机构间的竞争性不够,从而形成了目前我国医疗服务业寡头垄断的现状。很显然,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状态也不符合上述经典理论。
再次,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通常假设被分析的市场是完全信息的。在完全信息的基础上,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这个市场上任何可及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与质量都拥有完全信息,即买卖双方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显然,在现实世界中,买卖双方拥有信息的程度总有差别,而医疗服务市场就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医疗服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将典型地导致一种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这显然与上述经典理论中信息完全的假设相悖。
最后,医疗服务产品交易的双方为医务人员和患者,而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也使得患者在购买医疗服务时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及不确定性。而正是这“利益失衡”和“潜在的风险性”导致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层出不穷。显然,医疗服务领域交易双方的激烈矛盾与上述经典理论中交易无摩擦假设相悖。
3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与制造业生产效率对比
世界卫生组织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把“反应性”作为卫生系统绩效评估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把它列为卫生系统三大目标之一。反应性不是测量卫生体系如何应对卫生需求的尺度,而是测量卫生体系在非卫生方面的表现如何,是否满足了人们关于应该被从事预防、照料和非个人服务的提供者如何对待的期望。反应性分为两类共七项内容,第一类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其中包括“自主地参与选择个人自己的健康方面,包括协助选择接受治疗或者不接受治疗”；第二类是客户倾向性,其中包括“选择提供者,或者自由选择由哪个个体和组织提供照料服务”。由此可见,患者对医疗服务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选择将是影响卫生系统效率的重要因素,在此条件下,医院生产效率的高低要受医院外部市场中患者选择的影响,这种选择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由于现有的生产效率主要是针对处于封闭系统的物质产品的制造而提出的,但在服务业,医疗服务生产过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医疗服务产出是一个过程,其生产、分配和消费同时进行,患者也参与到生产过程,且患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质量也会影响到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正是由于医疗服务的这些特点,才使得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有着与制造业生产效率不同的特点见表2。
医疗服务及其生产过程的特点决定了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概念已经不适于医疗服务生产效率,以至于不能完全、准确地描述医疗服务机构的生产效率。其理由如下：
第一,制造业生产效率定义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制造业生产效率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建立起来的,而且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患者显然无法排除在封闭系统之外。事实上,患者作为医疗服务生产过程的投入资源和参与者、医疗服务产出质量的评价者以及医疗服务的需求者,是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概念的核心外部因素,也正是这一因素,创造了一个医疗服务机构服务产出和服务投入的不确定性。而且,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医疗服务效率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定义为一个封闭系统的投入与产出的函数显然不合适。
第二,一般物质产品的产出能够用纯粹的数量来定义和测量的传统观点无法完全反映出医疗服务产出的质量水平。而且,由于医疗服务的特点,用传统的质量观点来解释医疗服务质量也显然是不够的。由于患者参与医疗服务产出,因而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及医疗服务的结果都会直接影响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感知,所以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感知必须要加进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之中。
第三,由于医疗服务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及不可存储性,因而医疗服务是不可以预先生产并存储以备销售的。这就决定了在评价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仅以实现的产出来衡量生产效率高低显然是不够的,卫生资源的利用程度也应成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要素之一。
综上所述,医疗服务业最重要也是与制造业区别最大的特点的顾客参与到医疗服务过程。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在评价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必须要考虑医疗服务系统的开放性,必须注意顾客参与的影响。可见,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概念已经无法满足医疗服务业的基本要求,非常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来定义医疗服务生产效率。
4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界定
对于什么是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虽然理论界至今也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
舍曼•富兰德等(2004)认为,医疗服务生产有效率意味着生产者在给定投入要素的组合下达到产出数量的最大化或在给定产出的情况下投入的成本最小化,而生产无效率意味着生产者没有达到给定投入要素组合下产出数量的最大化,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工人或机器未达到满负荷运作或协作不力。
Sengupta(1997)认为,医疗卫生技术效率是指利用最佳的生产要素组合和最佳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的资金条件下,生产出最大数量的符合消费者需要的卫生服务。而医疗卫生配置效率反映的是卫生资源在不同服务项目或地区之间的配置状况,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卫生服务需求,从而提高卫生资源使用效率。
李少冬等(2006)认为,医疗服务效率是指特定国家或区域内,社会总资源中投入到医疗服务领域的资源产生的效用大小,这个效用是由一组指标所组成的,主要有居民的健康水平(平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一定人群和居民个人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医疗行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投入比例、地区和国际间比较)等国际通用指标。
汪云等(2007)认为,医疗服务效率指在有限的卫生资源下,实现卫生服务系统产出的最优化,是卫生服务各项目的成果同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之间的比较分析，是所有的卫生服务相关制度与卫生服务运行各要素的适应程度。
虽然不同学者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界定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上述分析表明,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大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不浪费资源；二是以最小成本进行生产；三是产出的类型和数量符合人们的需要。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界定为：特定国家或区域内,通过对医疗服务机构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产出物的经济价值与产出该价值的投入物经济价值之比的计算而获得的该医疗服务机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卫生资源利用程度以及患者感知的医疗服务质量的度量。这一概念一方面表明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几个构成要素,即医疗服务投入、医疗服务产出以及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外部因素――医疗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也表明,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包括技术效率、配置效率。
此外,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对医疗服务业的研究单纯使用“生产效率”这一概念也是远远不够的,需进一步细分。具体而言,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研究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微观角度的生产效率,指的是医疗机构内部运营状况达到最优。而宏观角度的生产效率,指的是医疗机构对整个社会经济在总的卫生资源配置上的推动程度,也可以叫做生产的外部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1］高宇.生产效率理论演进及其比较研究［J］.天府新论，2008(1).
［2］ OECD.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R］.2000.
［3］舍曼•富兰德,艾伦•C.古德曼,迈伦•斯坦诺.卫生经济学［M］.王健,孟庆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科学译丛），2004.
［4］JK Sengupta.Stochastic efficiency measurement：A new approach［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1997,4(2).
医疗产业研究篇11
在很多医疗机构中，有优秀的专业人才，有关领导应该发现和利用人才，使这些优秀的专业人才有用武之地，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其早出成果，快出成果。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叙述。
3医疗机构联合
搞医学科学研究很多二级或一级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站，有自己的专长和初步或早期研究，但无条件进行进一步临床应用研究，因此可联合上级医疗机构或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些初步和早期研究的临床应用研究开发。例如对于癌症的诊断，据笔者研究可利用放射免疫的方法，就可以检测Rb蛋白质和p53蛋白的结构和功能是否异常，若Rb蛋白质和p53蛋白的结构和功能异常，就说明被检组织已处于癌变状态。因癌变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多步骤的、从分子水平到肉眼病理结构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利用简易的放射免疫方法，从癌变最早阶段的分子水平检测Rb蛋白质和p53蛋白的结构和功能异常，就能做出癌变的最早阶段的诊断。［1－3］这个有价值的初步和早期研究，若联合上级医疗研究机构或有条件的医疗研究机构，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开发，前景和效益是巨大的。
4吸收利用国外先进的医学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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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8-0045-02
医疗器械(Medical Devices)是指不直接借助药物作用或免疫作用而实现医疗目的(诊断、治疗等)的技术装置。现代医疗器械的突出特征是综合性高技术，已明显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医疗器械。高技术医疗器械产业是知识密集、资金密集、多学科交叉、竞争挑战激烈的高科技领域，是一个国家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尖端水平的标志之一。
1 我国高技术医疗器械产业的市场现状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医疗器械市场，并且在以每年14％以上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但令人忧虑的是，目前我国高技术医疗器械市场的70％被发达国家的公司垄断瓜分，且贸易逆差巨大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国外医疗器械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不仅对处于起步阶段的高技术医疗器械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对医疗费用的高速膨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进口设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二手设备，在诊断的准确性和安全性方面存在诸多隐患。高技术医疗器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在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积累的过程，因此高技术医疗器械的发展迫切需要正确的政策导向及法规保护。
2 我国高技术医疗器械产业发展中相关政策法规的阙如
2．1 技术标准落后且陈旧
我国目前在医疗器械领域共制定了89项国家标准和471项行业标准，其中等同或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只有109项，仅为总数的1/5。由于技术标准落后，就贸易技术壁垒而言，在医疗器械产品领域我国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这令国外产品甚至二手设备可以长驱直入。目前，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相关标准制定与标准化研究严重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很多国内企业仍然在现行严重滞后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下进行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够符合国际标准，使得我国高技术医疗器械产业在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都面临着非常被动的局面。
2．2 出口产品缺少政府的低息贷款政策支持
美、欧、日等国政府往往为购买其高技术医疗器械出口产品的外国客户提供低息贷款，即政府为企业作后盾，提供强有力支持。而在我国，买方当地财政往往又给予从国外进口的高技术医疗器械产品提供贷款担保。反过来，我国国产的高技术医疗器械则没有这种贷款担保，更缺乏相关的政府及银行支持。在多重压力下，国产商是举步维艰。比如在伊拉克重建中，东软公司通过激烈竞争一举中标，出口4台CT，1台MRI(磁共振成像装置)。但遗憾的是我国政府没有信贷支持。所以我国企业往往不得不单枪匹马地与跨国公司拼争，势单力薄且处于竞争劣势。
2．3 进口税收方面政策存在弊病
我国制定的高技术医疗器械整机进口关税一直在4％左右的较低水平，而国产高技术医疗器械涉及的大部分依靠进口的零部件的关税比整机进口关税高很多。比如目前CT整机进口关税为4.5％，而CT中的电机进口关税为35％。这样的关税政策无疑抑制了刚刚处于成长阶段的民族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
3 发展我国高技术医疗器械产业的政策建议
3．1 研究实施高技术医疗器械技术标准化战略
针对高技术医疗器械技术标准严重落后的现实，我国亟待解决两个问题：首先，要加快建立我国高技术医疗器械技术／质量标准体系。由医疗器械技术专家及行业专家、权威医学研究人员及临床医生、政府主管部门等组成“国家高技术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质量标准研究委员会”，对比、衔接国际高技术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质量／标准及体系，尽快制定出全系列符合国际要求的国家高技术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质量标准体系，还要建立以行业管理为基础的进口产品监管体系。其次，要加快建立严格有效的标准检测手段与机构。在欧美发达国家，一般高技术医疗器械产品制造商将生物学评价、通用安全要求测评及认证等委托知名的中介实验室评价，确保评价的客观、公正和权威。而目前我国十分缺乏这种国际认可的独立第三方，故急需由国家出面组建具有国际权威性的医疗器械产品生物学评价、通用安全要求测评及认证实验室或机构，成为中国的NAMSA，建立起严格的审查管理制度。
3．2 实行国产高技术医疗器械产品政府采购优先制度
医疗产业研究篇13
创新效率是衡量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效率是一个很难准确量化的指标，所以寻找合适的效率评价方法显得尤为重要。DEA模型又称为数据包络分析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能对有多项评价指标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综合系统测量；二是评价过程以精确的数据为基础，可以避免运用其他方法时难以避免的主观随意性，使评价及其结果更加客观可信；三是能够比较不同区域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有效性；四是DEA综合模型不受加权.排序等外界人为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诸多学者已经做了基于DEA模型的相关产业的研发效率实证研究。邹先红等（2009）利用DEA模型对我国各省市的医药产业创新活动进行分析评价；石璞等（2011）也以地区为划分标准论述了医药产业的研发效率；王晓珍等（2013）通过改进传统DEA分析模型来论述医疗器械产业和医药产业的创新效率。但是其研究成果有以下两方面缺失：第一，未能进一步揭示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创新效率波动特征背后的经济现象；第二，缺乏对创新过程的有效划分。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尝试沿袭已有成果，在以上两方面不足之上进行进一步研究分析。
二、产业数据分析
（一）数据选取和分析方法
本文数据分析分为两部分，分别为医疗器械产业自身创新效率的年度波动分析和医疗器械产业与其它高科技产业的创新效率对比。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数据样本的一致性，本文所选数据来自于2004～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处理数据时候，我们选择非参数分析家族中最常见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并应用Deap2.1软件计算相应结果。
（二）医疗器械产业自身创新效率的年度波动特征
通过进一步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研发效率.转化效率.创新效率和GDP指数这四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因果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医疗器械产业的创新会受到除了GDP增长之外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的影响。而包括研发和转化两阶段的整个创新活动的效率则与研发效率和转化效率的代数和有近乎一致的变化趋势，这也就是第二个重要特征：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似乎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总体创新效率稳定一定的水平范围。
为此进一步明确为什么研发效率会呈现和转化效率相反的趋势，我们给出松弛指数。先看研发阶段的投入产出松弛指数：
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4.2006.2007.2009.2010这些年份，研发投入都存冗余项，说明可以在既定的产出下压缩成本，而且三项效率值全部小于1，也就是，DEA效率较低；在2003年，研发投入不存在冗余项，取得经济效益，但是受制于规模效率低下，使得该年依然未实现DEA效率；在2008.2011这两年，松弛指数均为0，同时三项效率值均为1，实现了DEA效率。
综合来看，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在本世纪初受制约研发的规模效率不高，所以虽然技术效率还比较乐观，但研发的综合效率并不显著，不过可以看到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研发的规模效率已经在逐年提高，带动了我国医疗器械产业乃至相关产业的研发综合效率渐现。
接下来给出成果转化阶段的松弛指数，我们按照上述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相对于研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松弛指数大为改善，仅在2005.2006年存在冗余项，也就是说取得了相对较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相对稳定的技术效率相比，成果转化阶段的规模效率呈下降趋势，存在严重的规模报酬递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