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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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实用13篇

时间：2024-04-12 15:36:36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1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4―0036―03

孔子是人类文化轴心时代东方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对我国的影响长达两千余年。伴随着全球整体化进程的推进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孔子的义利思想开始被重新审视和定位，根据时展不断扬弃孔子义利思想，对于实现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拟从孔子义利观的内涵人手，结合现时代的发展情况，进一步分析其道德正义价值对于利益平衡的调节作用，以求能够发掘出更多有益于我们时代科学发展的价值。

一、思想的定位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正值诸侯为了各自的私利相互征伐、民不聊生的时代。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奔走各国，宣扬以“仁”为本体的道德哲学思想，想用道德正义来匡世济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孔子的义利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

孔子的义利思想是在承认人们正当欲望和追求合理利益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才强调“义”的重要性的。可是，孔子的义利思想往往被认为是重义轻利，义利的对立大于义利的统一。孔子说过“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周急不济富”(《雍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义以为质”、“君子固穷”(《卫灵公》)，因此孔子常被认为是主张仁义道德、完全忽视个人利益的义利观的代表。实际上，孔子认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所恶也”(《里仁》)，追求富贵、厌恶贫贱是人的本能，说明他肯定了人的欲求的存在，承认了人追求一己之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只不过是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是一个“放于利而行”(《里仁》)的社会，统治者们为了追求个人的私利，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劳动人民的怨声载道，使孔子不得不罕言“利”、多言“义”。因此，孔子的义利思想提倡用“义”来矫正“利”。

孔子的义利思想是仁、义、利统一的民生义利观。“仁”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始终，不仅是孔子道德哲学的本体，而且是孔子思想的终极价值。孔子援“仁”入“义”，认为“对国家、百姓的根本利益的追求乃是最大的义，实现了这个义，也就达到了仁”。因此，天下的大仁大义，就在于黎民百姓的富足。孔子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天下的百姓们对于“仁”的依赖程度，超过了他们对于水和火的需要。如果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就是尧舜一样的圣人。实现天下百姓富足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两则对话中寻得根据。一则是由于鲁国收成不好，鲁哀公问有若能否通过增加百姓的赋税来满足国家的用度，有若请哀公施行“彻”，即什一税。哀公认为“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此，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卫灵公》)另一则是当子贡向孔子问如何才能治理好天下时，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卫灵公》)为了实现天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孔子终生为“仁”而奋斗，“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里仁》)

二、思想的内涵

面对义与利的取舍时，孔子认为应在“仁”的原则下，以“礼”为“义”，合“义”取“利”。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导致“社会分配矛盾尖锐，如何处理礼、义、利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以及经济思想的主要特色”。“放于利而行”，还是“克己复礼”、合“礼”取“利”?孔子的回答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认为管仲是“仁”者，给人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可是，对管仲违“礼”的行为还是给予了批评，他认为“管仲之器小哉!”(《八佾》)因为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树塞门”、“有反坫”(《宪问》)，和国君享有的待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孔子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可见，孔子对于僭越“礼”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认为“仁”者不一定懂“礼”，但懂“礼”的一定是“仁”者，他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在“礼”和“义”的问题上，孔子认为礼是人们行为的标准，符合礼的行为就是义，《左传》文公七年记载：“义而行之，谓之德礼。”不难看出，礼规范着义的性质、内涵和特征。孔子对于“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在做人方面，都必须受到礼的节制，“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学生子贡问孔子治理天下时，达到贫穷的不因贫困而卑屈，富有的不因富足而骄傲的状态，是不是就可以了?孔子的回答是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因此，孔子对于统治者和人民都要求用“礼”来规范。君主必须要做到襟怀坦荡、礼贤下士，倘若“居上不宽，为礼不敬”，孔子是不屑一顾的。君主在对人民的引导方面，必须以德服人、依礼行事，才能使百姓“有耻且格”(《为政》)。因此，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孔子对于不合乎“礼”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看到学生冉求为比周王还富有的季氏敛财的时候，孔子不仅和冉求断绝了师徒关系，还命令其他的学生“鸣鼓而攻之”(《先进》)。

在选择是否取得利益时，孔子认为应合“义”取“利”。在面对利的时候，孔子提出“见得思义”(《季氏》)、“见利思义”(《宪问》)、“义然后取”(《宪问》)的主张。虽然每个人都不想生活在贫贱之中，都想过上富贵的生活，但是摆脱贫贱、实现富贵却不能不择手段，必须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义”，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有做到了“见得思义”(《季氏》)、“见利思义”(《宪问》)、“义然后取”

(《宪问》)，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达到获利的持久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孔子在处理个人名利得失的时候，也是以“义”为标准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他为成名划定了年龄的界限，认为“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可见，孔子一生是很看重功名的。可是，在功名唾手可得的时候，孔子首先要考虑的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然后才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爱徒颜渊死后，颜路(颜渊的弟弟)请求卖掉象征孔子士大夫后代身份的车驾，给颜渊买棺材，孔子没答应。因为孔子认为失掉自身的身份来满足别人的需要，也是不符合“义”。

三、现时代价值

伴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势头的迅猛增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竞争日趋升温，义利问题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面对着日益增加的义利的选择、取舍，有的人禁不住利益的诱惑，开始弃“义”从“利”，坑蒙拐骗、制假贩假、吸毒贩毒，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孔子的义利思想是仁、义、利统一的民生义利观，要求我们在面对义利的时候，须在“仁”的原则的指导下，以“礼”为“义”，合“义”取“利”。这种道德正义价值对于利益平衡的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处理上，更表现在企业经营和政府管理方面。根据时展不断扬弃孔子义利思想，对于实现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面对义利的冲突时，孔子指出君子和小人处世原则、方式的不同，积极倡导君子的休养和处世方式。这不仅对树立我们正确的人生观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而且有利于提升个人修养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在获取个人私利的时候，君子和小人看重的东西是不同的，君子先要看获取私利本身是否符合“义”；而小人则不然，他们看重的只是“利”的大小和多少，根本就不考虑获取本身是否合乎情理的问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于是，君子和小人的内心世界就是截然不同的，君子始终会考虑获取私利的合理、合法性，而小人的眼中只有利益，为了私利可以不惜践踏世间的伦理和法律。对此，孔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对于合情合法的私利的获取途径可以是多方面的，只要是通过个人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取得，虽然是做“执鞭之士”，孔子“亦为之”(《述而》)。因此，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今天，面对利益的诱惑，树立、保持“君子坦荡荡”(《述而》)的胸怀，有助于减轻社会竞争带来的压力，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2

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其修身养性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人们正确的实现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仁爱、礼义、忠恕、明智和诚信是孔子德育思想中的主要内容。

仁爱。仁爱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主要是指一种高尚的品德,孔子是仁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思想。仁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精神追求,其他的美德都是围绕着这种道德修养而展开的,一个人想要追求真正的品德,就应该以爱人为主要的前提。“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修养和道德,才能够实现道德的标准,才能够为实现最高境界的仁爱奠定基础。“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十分注重人的品格的修养,也就是人的德育教育,认为人的品格的塑造主要取决于道德的自主性,完善的人格需要不断的积累和道德的培养,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其道德思想的培养,同时,仁爱虽然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准则,但却不是不可以追求的,只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就会达到仁爱的境界。孔子还认为,仁爱是最完美的、最善良的精神,是决定一切的根本。

礼义。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仁爱是其核心的价值理念,而礼则是其德育教育的修身准则,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把仁爱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的行为规范。儒家德育思想的目标是通过礼规范人的行为,使社会的道德、社会的法律和家庭的准则对受教育的人都具有规范作用,使礼成为每一个人应该自觉遵守的准则,达到人对自己有礼、人对人有礼、人对自然界有礼的境界。孔子主张以“礼”为社会道德规范,包括政治等级制度、伦理道德规范、一切交往礼仪等,要求人们专心地去遵循“礼”所规定的诸多封建等级秩序,以平治天下。孔子修身思想中礼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礼的行为方面,要求修身的人要符合礼所包容的东西。首先,应该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要严于律己。社会上生活的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秉性和特征,倘若不用一种统一的道德加以规范,就没有秩序可言,所以,礼是个人立身行事的最基本的东西;其次,要以礼待人,在社会交际的过程中,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以礼相待,利用礼去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其协调发展,才能够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忠恕。忠恕原则是孔子思想中的具体的实施方法,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意思就是说忠恕是仁爱之道的主要方面。忠恕主要以忠为思想的核心,对于自己而言,主要是指做人一定要忠于国家、忠于事业、忠于朋友等,要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也就是说,做事要体现忠诚原则。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要求弟子一定要善于与人沟通,而且要本着“与人忠”的原则。“忠”就是下级要按照上级的指示进行事宜的处理,特别是在臣子对君主的侍奉过程中一定要本着忠恕的思想理念。在师生的相处中,也要体现忠诚的思想,学生要以忠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犯错误,但是能够及时的进行改正的话,也是秉承了忠诚原则的,如果犯了错误还没有改过的想法,就没有秉承忠的核心理念。孔子提出的忠恕的原则也不是指完全的服从,不是绝对的服从主义,主要是介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和为人处世的方法,是一种积极和主动的道德原则。忠恕就是要宽以待人,以己量人,推己及人,实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明智。明智的思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描述。首先,明智对于个人而言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同时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明就是指一个人能够正确的反思自己的错误,加以改正,提升自我内在品质的高度。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实现自我修养和智慧的提升,一定要怀有一颗善良的心和达观的胸怀,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义。”只有形成了上述的思考模式,才能够达到明智的境界。其次,明智是一种道德品质和分析事物的能力。所谓知者不惑,也可以说是智者不惑,拥有智慧的人不仅体现在对知识的认识,还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理论和实践是一对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孔子的修身的儒家思想中,智重在人事,重在了解和辨别社会现象,所以为“知人”而“知言”就成了智的最基本的内容。知主要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描绘世界的一种过程,人实现了对知识的了解,就开启了放眼世界的大门,知人就是指要清楚地把握人的才能和品德,但知人的目的,则在于知贤而善用贤,以实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济世目的。在孔子看来,要深刻地认识仁义,并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内心信念,就要在行为上坚守仁义,不违仁义。

诚信。儒家思想中的诚信主要是指做人应该从自身出发,追求真正的人格的实现。“诚”的含义等同于孔子思想的知,就如同知一样,其核心的思想内涵主要是指精确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意思。“信”就是不失言于人,不欺人、守诺言,是全心全意履行和实践一个人的诺言。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荀子也认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语》则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实现诚信的途径和意义。诚信的思想贯穿在孔子修身和德育思想的整个过程。“信”在《论语》中出现了四十几次之多,可见,孔子对于诚信的要求是很高的,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十分推崇这种德行,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这些思想都是把“信”看作是建立人际信任关系的根本因素,看作是实现理想人格的先决条件。

对孔子德育思想的评价

孔子的上述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延续千年,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世界也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结合现代社会的现实情况对孔子的德育思想进行正确的评价,会对教育有所启示。

人是道德的主体,人格的树立有利于个体价值的实现。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思想之一,这种仁爱体现了社会崇尚志士仁人的气节和精神。孔子认为那些为了自我实现而进行不懈努力的人本身就是仁爱的体现,这些人把实现仁爱作为自身的一种道德情操,而不是当作他人实现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强势和权威甚或是金钱的工具。孔子尊重个体的独立人格,并且突出了作为道德人格主体的个人独立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是一个主体,人格的实现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深化,同时也是人格尊严的具体体现。人在尊重自我意识的同时,不能够把别人的意识强加给别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实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孔子认为:“仁远乎哉?我欲仁,则斯仁至矣。”“为仁由己”,“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教育的提升和道德品质的升华,应该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锻炼实现仁义道德和知识文化修养的完美的结合,最终实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双向的德育的提升。通过传授道德知识、鼓励自我修养、启发道德思考来进行道德教育,从而从道德论上肯定了每一个主体为善为恶的自觉和自由,赋予了每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的能动自主性及其内在根据。

重视道德修养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孔子认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重点在于怎样提升群众的道德修养和品质,只有每个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丰富的知识结构,才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指个人的知识结构和道德素养的高低决定着国家的繁荣和太平。道德修养的提升在孔子的德育教育中是核心内容,也就是在这种道德的基础之上,孔子力图把道德的思想贯穿于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认为只要把道德思想注入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就能够和谐稳定的发展。可见,孔子的道德思想对社会起到举足轻重作用。修身主要在于修德,孔子修身思想的政治意义在于强调德育结构中“德”的主导性和重要性。修身被看作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主观条件,这一点在孔子倡导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点中有充分的体现。从政治方面讲,孔子还说为政者要做到使“近者悦,远者来”,要以安定社会为己任,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认为统治者只有“为政以德”才能“众星共之”。所谓“政者,正也”,即要求统治者严格遵循社会准则,以道德人格做人民的表率,并用德礼来教化人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样就可以使每个人各安其分、各守其位,人人遵守各自的名分伦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有教养的人,便可以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

过度扩大道德的功能会导致道德中心主义。在孔子生活的时期,他推崇的以德治国思想将道德作为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主要的手段,“以德代刑”和“以德服人”的现象盛行。所以,孔子的这种修身思想实际上是夸大了道德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塑造中的作用,扩大了道德修养的功能,造成了社会对道德的高度崇拜和盲目崇拜,这种现象就陷入了道德中心主义的误区。以道德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容易造成过度重视人对社会的治理,忽视法律和法规等硬性制度的建设,这种情况引起的社会问题是很严重的。孔子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道德素养的高低,而不是取决于法律和制度是否健全,这种体制在集权主义的制度下,过分地夸大道德的作用,把国家的统治寄托于君主个人身上,必然不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导致国家的灭亡。其次,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孔子把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了对法律和制度建设的轻视。传统儒家政治推崇德治而看轻法治,认为唯有德治才是政治统治的正道与上策。孔子崇尚道德的功能,道德被当作了维护政治统治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手段,相应的必然导致了对法治思想和法制建设的轻视。社会的发展除了需要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还需要法律和各类社会规范。孔子的这种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的修养思想取向直接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知识培养的匮乏,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就个人而言,仅仅接受道德教育是不够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美等几个方面,除了德,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智力技能结构、强健的体魄、优秀的心理素质和正确的审美观及创造美的能力。

孔子德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德育是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孔子的德育教育是其教育工作中的核心内容。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道德去约束百姓的行为和思想,他认为理想中的国家治理应该不是充满刑罚的治理,而是通过言传身教的德育教育进行治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育教育应该是培养人的最重要因素。我国现代社会延续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礼仪之邦的德育实践理论使当时的社会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现代的教育中,我们应该借鉴孔子的德育思想,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的规律,采用言传身教等有效手段,通过内化和外化,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法制和道德几方面素质开展系统活动。学校教育是培育人的事业,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必须在办学的全部过程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充分体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继承儒家把德育作为核心和本质的德育思想,更加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切实把德育置于学校教育工作的首位。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3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百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的社会保障思想具有典型性。他的这些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无形中影响了历代的社会制度的设立，所以显得尤为重要。

一、孔子社会保障思想的体现

1.平均

孔子表述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他认为，只有调均，才能使贫困者解除生存之忧、缩小收入差距以维护社会稳定。在这里，孔子首次将均平思想与社会安定联系起来。在孔子看来，财富的不平均是引起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只有解决了人民的生计问题，消除大富大贫、贫富悬殊的现象，让贫者“足以养生”，才能实现社会安定和睦。

因而统治者治理国家, 要注意采取措施调整各阶级、阶层间财富占有的不平衡。这种主张在中国社会保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甚至农民起义领袖都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影响, 并设计过不少济贫方案并加以推行。

我国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上的迅速发展，让一部分人迅速富了起来，但是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衣食堪忧的农村人民和城市中的下层贫困人民。如果贫富差距再继续增加下去，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会降低，社会冲突会更加激烈和频繁。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同时也要吸取古人的智慧，调整好社会长期发展的天平，使天平两端能均衡协调发展。

2.仁爱思想

孔子认为,爱人是人的仁德的核心特征。子曰:“古之为政, 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士；不能安士，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2]“爱人”，就是对别人有同情心、怜悯心、关怀弱者。孔子从“仁”的观点出发，提倡济众助人。他认为，这是统治者应具备的最高美德，应该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至高美德加以推广。

孔子还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3]，提倡一种博爱精神。这些思想对中国人宽惠仁慈、济众助人、扶助危难的道德品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

孔子特别强调对老幼的照顾，提出“安老怀少”的主张。《论语•公冶长》载：“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希望老年人能得到安乐, 少年能得到照顾，这充分体现了孔子社会保障思想的全面性。

孔子认为实施社会保障, 是人人具有的仁爱之德的表现,也是为政者仁政的展示。孔子的仁爱的思想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而且也包含着一种具有较强实践价值的社会保障思想。

去年，由于郭美美事件的网络曝光，今年我国慈善事业遭遇到了一次严重的信任危机，慈善捐款数量骤减。一方面要反思善款的使用过程中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工作人员的道德素质，另一方面，要倡导政府和有钱人为慈善事业多做贡献，承担起社会职责和义务。也要鼓励普通的百姓主动帮助身边的弱势群体，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无论是制度化的社会保障, 还是非制度化的社会保障, 都应该是充满人性和人文关怀精神的，使全社会的人都应分享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3.富民思想

孔子把富民看成是治国的首要问题，他主张的政治方案，使天下人得到物质利益。他提出君欲富必先富民的主张：“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足”[4]对民众生计十分关注, 虽然这一思想的出发点是为君,但在客观上与民也是有利的,有摄富于民的思想孔子认为,好的政治是“其养民也惠”[5]的政治, 圣人之政, 主要就是能给天下人带来物质利益的政治。“ 子贡日如有博施予民而能济众, 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6]即是说, 给人民好处的人, 岂止是仁人, 简直是圣人了, 尧、舜尚且难于做到, 可见, 孔子对有益于百姓的善举是大加赞赏的要使百姓获得好处, 途径很多, 孔子正确地概括出了一条普通性原则“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 即顺着百姓所能得到利益之处而让百姓去获得利益。

在现代社会中,重民思想就是要求各级政府都要把保证民众的生存、增加百姓收入和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保证弱势群体的生存,实现民众生活的富裕。

4.大同思想

先秦时期对大同思想最完整、最详尽和最典型的描述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讲的一段话。“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 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虽然大同社会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是其所包含的社会保障思想也是非常丰富和明显的，是很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第一，在大同社会里，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财富共有，“货”不“藏于己”，即不私人占有，无有贫富之别，人人都有一定的衣食保障。人人爱惜公共财物，“恶其弃于地”，反对浪费。

第二，大同思想要求对老幼、鳄寡孤独疾等社会弱势群体要给以必要的社会救助，“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老人的赡养，儿童的教育和培养，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大同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互相爱护、互相关心的关系。

第三，孔子指出，在大同社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在大同社会，氏族成员每天出去采野果、捕鱼、打猎，目的都是为了氏族成员的温饱。没有必要自己藏起来，但不能浪费，不能随便抛弃。

二、孔子社会保障思想的现代价值

孔子的社会保障思想，不仅在古代社会曾产生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权利积极的作用，同样对推进当前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也是孔子社会保障思想现代价值的体现。具体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强调国家责任的同时，也要注重民间的自救与互助；在强调制度安排的同时, 也要注重民间捐助、社区救助等非制度安排。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 都应采取多种多样有效的形式和途径，发扬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保障的精华部分, 大力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第二, 投入的保障元素要多元化, 货币之外的食物和其他日用品或许更能够直接解决贫困问题和堵塞制度漏洞。就像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有人捐吃的喝的，有人捐药物，有人捐帐篷，有人直接参与到救援活动中捐献自己的劳动力，当然更多的人是捐钱。但是如果没有前面多种形式的捐赠，只捐钱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 在保障体系中要广泛地顾及到全部社会成员：劳动者应享受社会保险；无依无靠，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人要享受社会救助，有劳动能力，有收入，但因为灾害，一时生活困难的人以及有收入，生活水平小于等于法定最低标准都是社会救助的对象；所有公民都是社会福利的对象。这些都是社会保障的范围内，必须得到应有的保障。

参考文献：

[1]《论语•季氏》

[2]《礼记•哀公》

[3]《论语•颜渊》

[4]《论语•颜渊》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4

一、提出“君子”人格的历史环境

孔子所生活的年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处于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局势、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一）社会经济条件―由奴隶制逐渐转向封建制。在原有的奴隶社会中，奴隶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其自身所具备的劳动力以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奴隶主所有，而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能自己支配除“交租”之外剩余的粮食。封建制社会的形成，不断驱使农民积极开垦土地。但是，与此同时，也滋生了人们“贪财”、“好富”的贪欲，这种贪欲颠覆了原有的道德和价值观念，道德风气逐渐得到破坏。

（二）政治条件―争夺土地的战争不断。封建制社会的建立，建立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动摇了奴隶制社会的政治基础。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了土地就意味着能够有权势。因此，争夺土地的战争此起彼伏。而在平民百姓中，父子、兄弟也相互争夺土地的继承权，甚至不少亲人因此而反目成仇。政治局势的混乱以及民间风气的破坏，使得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十分混乱。

（三）思想领域―思想学派不断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原有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的迅速衰亡，使得社会需要新的道德价值观念来统领，以建立有序、安定的新的社会秩序。而由于各个思想学派代表不同的阶级，其价值观和思想观念也有很大不同。持有不同观点的学派之间相互争论，比如，道家和墨家主张回归自然，消除争斗，发家主张用严格的法律和刑罚来治理百姓，而儒家走的是改良社会的道路。

二、“君子”的丰富思想内涵

孔子借用了原来的概念形式，赋予了其新的思想内涵，归纳起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君子的德性―仁、智、勇。 “仁、智、勇”是君子应具备最基本的品德。

（1）仁―君子要以仁为本。仁，是君子人格的根本。孔子认为，“仁”首先是“爱亲”。在家庭中，要做到“爱亲”，就必须尊家长、爱兄长。君子的道德行为都是十分高尚的，因此，君子应该自觉服从 “爱亲”之情而不需要外在规范的约束。在做到“爱亲”的基础之上，孔子将“仁”的内涵扩展到众人之爱，即“爱众”之情。实际上，这种“爱众”之情是基于一定的情感联想的，比如，人们见到老人就联想到自己的父母，这样就会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老人作出“尊敬”的举动。

（2）智―实现“仁”的条件。只有“仁”的人可以说是好人，但是并不一定能有所作为。而作为承担着社会历史责任的君子，还必须具备实现实现仁德的能力，也即“智慧”。孔子认为，君子要担负起辅佐君主、体恤民情的社会责任，就必须具备丰富、渊博的知识和各方面的能力。对于“智”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见闻之智，获得见闻之智不只是获得客观知识的手段，也是提高道德修养的手段；性命之智，也即“知命”之智，君子所应该知道的“命”是其应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

（3）勇―君子要勇于进取。孔子认为，“勇”是达到“仁”的重要基础。“勇”的内涵包括不惧、执着、知耻、刚毅、进取等内容。孔子认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君子都应该无所畏惧、不断进取，面对困难时能敢于正视困难，并积极克服困难，坚定不移的走向目标。

（二）中庸的处世观。孔子认为，作为君子要做到“中庸”。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民风不断被破坏，孔子希望能恢复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并因此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指出，为了能达到“中庸”，君子需要不断内省，及时纠正错误思想，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孔子认为，君子以“重义轻利”为根本的价值观。孔子并不反对通过合理的方式获得利，他反对的是一味追求个人私立，而不顾及甚至是损害他人的利益。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兼顾他人的利益，这样才能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才能有助于实现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君子人格的现实和实际价值

改革开放不断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如何构建新的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念体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现实课题。这种道德和价值观念的重新构建，既不能忽略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子的君子理想人格对于构建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巨大的现实作用。

（一）君子人格的“仁爱”思想，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建立统一的价值观念。如今，道德观念缺失的现象经常发生。而到底如何才能避免这种道德缺失的社会现象呢？归根到底，还得靠人们自觉遵守价值观念和道德。因此，从道德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入手，唤醒人们的仁爱之心，对构建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君子人格对利和义的价值观，有利于保障社会健康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当今社会充满了利益和权势的欲望，见利忘义、人情冷漠等丑陋、卑鄙的社会现象经常出现。而君子对利和义的价值观年，强调人们合理、合法获取利益，并且在获取利益时顾及他人和社会的权益。因此，君子理想人格的倡导有助于实现利和义的统一，有助于减慢人们追逐利益的脚步，并不断加强人们对精神需求的追求。

（三）君子人格勇于进取的态度，有助于构建积极的社会氛围。当今社会还存在很大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等，也因此容易产生仇富、敌视等消极思想。君子人格中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有助于人们积极的面对困难，并不断进取。因此，倡导君子人格思想，有助于构建积极向上、谦虚谨慎的正向思想，并鼓励人们面对困难不断进取，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费延伟，孔子的理想人格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2] 叶豪芳，孔子君子道德理想人格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5

在儒家之外，道家也是中国古代十分著名的学派，而庄子就是道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道家学派虽然没有像儒家学派那样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以及影响深远，但是作为诸子百家之中的一派，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深远的发展，时至今日对于当今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庄子的思想在德育教育的思想上也和儒家学派一样，对当今社会的德育教育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因此，笔者对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和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的重要思想给予比较研究，来对当今的德育教育进行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一、孔子和庄子的德育教育比较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思想对当今社会并不是“万无一失”的

中国古代的教育自汉武帝时期之后一直以儒家教育为主体，虽然儒家很多的经典思想使人终身受用，例如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直到今天仍需要我们去学习借鉴。但是，儒家思想仍有其弊端，例如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由孔子所提出的，当时是为了维护周朝乱世的统治，在春秋时期对于思想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但是，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对今天来说已经不符合当今现实的潮流，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女子持贬斥态度，其中有大量的封建迷信色彩，对于提倡男女平等的当今社会来说，这些必须给予排斥。因此，对于当今社会的德育教育不能将孔子传统儒家文化完全学习与吸收，必须要有选择的去学习与借鉴。

（二）儒家与道家学派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有相似才能够比较，有不同才可以互补。孔子的儒家思想与庄子的道家思想，并不都是相互排斥与反对的，儒家所提倡的思想与道家所提倡的思想之中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例如，孔子和庄子都认同“人性本善”，因此提倡以人治国，反对以法治国。都具有“民本”思想，庄子在《天下》中指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与孔子的儒家思想所提出的民本思想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之处。当然两个学派也有不同之处，儒家学派主要的思想主要运用于“待人与处士”的方面，而道家学派主要的思想则主要运用于“养生和治国”方面，对于待人处士的方面则很少有所提及。因此对于当今社会的德育教育来说，将孔子的儒家思想与庄子的道家思想中的相似之处加以提倡，不同之处相互补充，对于当今社会的德育教育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借鉴启示作用的。

（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方针的重要含义

同志在中共十报告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坚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因此，我们继承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不仅要吸收儒家文化思想精华，更要吸收诸子百家中国的重要思想，庄子所代表的道家的重要思想，就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思想。所以，对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庄子的道家思想进行比较德育研究，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方针的重要措施。

二、孔子与庄子思想的不同之处研究

（一）教育的“本真论”与“工具论”之分歧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6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3.031 [本刊网址]http：∥

孔子的一生所遵循的就是“仁”爱，而他也时刻践行了“仁”的思想，在《论语》当中，“仁”的反复出现更加说明了孔子对于仁学思想的重视，虽然在《论语》当中并没有针对“仁”提出一个明确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定义，但是由古至今，国内外的思想家以及各学者针对“仁”学思想也都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与解读。仁学思想不仅是我国古代人们崇尚的思想，对于我国现代社会来讲，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价值。孔子的“仁”从子女对家人的孝，从兄弟之间的爱转变成了社会中人人之间的爱，就延伸到统治者的大爱，这是一个大“仁”的思想，“仁”学思想不仅仅是古代精神文明的传承，更是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源泉。

一、孔子的仁学思想

我国史学文化的丰富与灿烂是各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来说，他所追崇的思想独具一章。儒家思想对于我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儒家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在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当中，从某些程度上来讲可以意为“仁”，也可以说“仁”学就是孔学。想要研究孔子的仁学思想，就需要从“仁”出发，“仁”的内涵所包含的层面是非常丰富的。

“仁”指的是一个良好的道德，孔子更将“仁”的思想当做高尚的道德标准，“仁”所包含的内容更是非常广泛，主要的核心就是爱人，尊崇的是人们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有爱，讲的就是人的生存与生活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更应该具备友爱之心来以此待人。孔子所生活的社会是我国等级道德制度森严的时期，崇倡孝义是人们在意识形成时的主张，更是那个时期人们最为注重的内容和信仰，在《论语》当中提出了孝悌之仁的学说，这里的孝指的是儿女对于长辈应该存有的态度与道德，而悌与弟意义想通，指的是作为弟弟应该对自己的兄弟兄长具备同等的态度。孝悌所表达的是仁学思想中的仁者爱人，这也是“仁”学中最初始的源泉，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没有孝悌这一态度或道德也就无从来讲“仁”了，孔子所认为的孝也不只是从表面上来讲的，在《论语》当中有提到，孔子认为儿女对于父母的孝应该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需要留守在父母的身边来赡养来孝敬，这种孝是一种自然的亲情之爱，之所以说孝悌是仁学思想中的根本，意欲就是因孔子觉得，只有在自己的家中存有这种道德思想，那么在这个统治者的社会当中，也就不会发生以下犯上的行为，孝悌这一思想不仅仅只是狭义上的概念，孝悌所体现出的思想是博大且长远的思想，正所谓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完全映射了“仁”学思想中最为本质的意义。

二、孔子仁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从上文我们已经理解到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孔子崇尚的“仁”学思想是建立在个人道德基础上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讲，这种“仁”的思想更加注重的是对于人格本身的完善。人是社会中最为根本的存在，只有人人都能具备这种崇高的“仁”爱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也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仁”爱并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应该表现出来的，作为国家的治理者更应该将“仁”爱放到首位。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古代就已经被广泛的尊崇与传承，如今，我们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的封建思想，更不同于传统的等级制度，但是孔子的“仁”学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还存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一）仁学思想有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观念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在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的进步着，但是在任何一个时展的过程当中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社会本身就是由每个个体来组成，每个个体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失去了平衡。孔子所提倡的仁学思想正是提倡人们应该存有的道德理念，“仁”爱本身就是道德的体现，要求的就是人与之间和谐相处、平等互助的处事方式，现代社会中提倡“仁”学思想，有助于人们能够形成这种良好的道德观念。在当今环境复杂的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良的道德观，从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不但毁了自己的前程，更加做出了有悖伦理有悖社会的行为，这种有违的道德观念也就失去了“仁”本身的道德观，失去了和谐共处相互友爱之情。换句话来说，一个人想要在这个社会中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戴，那么就要拥有“仁”爱之心，拥有这种良好的道德观念，这样才能获取社会更多的关爱，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孔子的“仁”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道德观念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二）仁学思想有助于形成人们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可以说人们在这个社会中所做的任何事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健全且良好的人际关系网，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人们的生活不仅仅只是活在属于自己的一方世界，更加依靠的是人们之间良好的关系。在孔子提倡的“仁”学思想当中，更加证实了人际关系对于生活与社会的重要性。从“仁”学思想中的孝悌来看，虽然说的是家庭中亲人之间的良好人际关系，但是往广义层面的延伸，也就说明了四海之内都是兄弟的思想，这一思想认为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像自己的兄弟和亲人一样来相处，这正是“仁”爱的具体表现。在当下，人们本身的意识和思想就存在着不同，常常会为了自己的私立而违背了人际关系中最根本的东西，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抛弃了对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维护，如果久而久之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只剩下了私欲，没有了暖，那么也就难以成为和谐社会，因此，孔子所倡导的仁学思想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有着促进的作用，有利于形成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三）仁学思想有助于促进我国的民主化建设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7

孔子伦理思想从内外而言，内部思想情感是说‘爱人’，外部具体行为上来说指的是以 ‘恭’‘宽’‘信’等为人处事的行为方式。而外部行为的准则指的是‘忠恕之道’。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以‘仁’为中心的，蕴含着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奴隶和封建时期思想道德观和价值观。首先孔子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是一种有心而发的自然情感，首先便是血缘之仁爱，这是一种来自自然，人本性内部的东西。孔子伦理思想中，社会公共关系发展的根本人和人之间的天然亲情‘孝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将孔子思想长盛不衰之因，社会道德原则和行为价值规范才得以建立。是孔子从自然出发的道德起始论。孔子从自然本性出发建立的人类社会秩序，其核心的部分正是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仅仅是宗族内部的秩序，如何建立社会道德秩序呢，孔子采取一种类比的方式，从个人行为方式，宗族行为准则，推广到整个社会，推己及人。

而对于亲情和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孔子又如何解决呢？哥哥犯法，弟弟应该怎么做。孔子若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处理还是什么呢。孔子处理这个问题就像处理“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论语·子路》的问题一样。如何调和亲情和泛爱的双方协调。孔子坚定地用“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在道德价值判断上，孔子给与亲情一重要的地位。是站在宗族立场上的。而一句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并没有完全否定泛爱的思想地位。孔子一直在平衡泛爱和亲情原则之间的矛盾，使之两方面能够相互并存和谐。那么孔子仁学的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意思又在何方？孔子，作为一定时期的特定人物，其思想肯定会有当时社会背景的烙印。在春秋末纷乱时期，孔子提出‘仁’的伦理思想，对于当时的纷乱无序的状态，是有教育意思，思想指导意义。周礼文化传统已经崩塌，新的道德伦理规范必须继承传统文化，并有对当时社会意义上的强化，教育思想的延伸。孔子与时俱进提出‘仁’的伦理思想。奴隶社会的生存土壤逐步消失，新的封建秩序正在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式，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步发展，实力的逐步加强，政治上开始要求有自己的主导力，必须脱离西周法制对于自己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掌控，思想上必须有可以代表自己阶级的理论，孔子作为一名这样的思想家出现，以‘仁’作为伦理思想，重建了脱离奴隶制社会，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秩序。

‘仁’的思想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基本含义是‘爱人’。‘爱人’是‘仁’的基本含义，是以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肯定了个体地位，相亲相爱的‘仁’爱思想中的人范围很广，不仅仅是特权阶级，还包括普通个体，“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不问财产而问人，在当时下层社会奴隶是没有自己地位，仍是和工具一样的生存状态时说此番话，正是‘仁’伦理思想的体现。‘爱人’的‘仁’学思想，顺时代之变化，‘在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的社会状态下提出的仁爱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众生平等的思想。只是要求人可以各安其份，各司其职。不论从什么角度论述，‘仁’爱思想是具有时代进步性的。

把血缘关系做为核心思想‘仁’学的外在体现爱人的基本出发点。以‘孝悌’来表现仁者爱人，例如在论语学而篇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中看出孔子从‘孝悌’出发，做到‘谨而信，泛爱众。’‘孝悌’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外在表现，‘孝’指的是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悌’则是兄弟之间的血脉亲情。血缘关系是仁者爱人的基本立足点，是其最好的内在根源。仁者爱人离开血缘之爱，便无从讲起。

人性论也是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性相近，习相远，’正是这一命题。孔子提出‘仁’的伦理思想其目的便是成为君子的态度方式‘仁’。‘仁’的含义是‘爱人’，‘爱人’是每一个仁人君子基本道德的外在体现。换句话而言，没有爱人思想的人是不能成为君子的。爱人是一个基本性，根本化，具有普适性的人生目标。但是在外在表现及内在追寻中，理论根本在人性的论述，孔子伦理思想提出的是‘性相近习相远’。这样一个人性论的问题。在这个思想中，人性是一样的，基本一致的。不一样的是人的品质差异性的形成。也就是后天的影响。但是对于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孔子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是无论孔子态度什么样，人性都是实现仁者爱人的理论基础。

那么，孔子对于人性善恶是怎么样的看法呢？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在此处看，孔子是认为人性本善的，还有‘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讲的是‘天生吾命，德自天成，’是人的先天本性。可见孔子之意是倾向于善的，并且人性本善是‘仁’为主的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仁’孔子赋予它的含义是‘爱人’，‘爱人’首先表现在一种血缘情深，之后则是，‘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开始以宗族开始扩散，达到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的和谐社会。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仁’，在以后诸多思想家，都有踪可循。例如，孟子的‘亲亲而仁民’，孙中山的‘博爱’等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已然成为人们言行思想的思想源头。即便有些不符合当今世人的价值观和事业观，但是其核心思想仁仍然是有很多精华的。

‘仁’学思想，是以爱人为外在表现的。要求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发展，突出人的生命和价值。主张对于其他人应该‘推己及人’对人应该持有的道德基准点等等都这些，都对现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的有着非一般的意义。

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我们应时代之需求，创今日之孔子。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赋予其时代的内涵。不仅利于个体的道德修养，亦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个体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哲学史郭齐勇高等教育出版社.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8

孔子曾对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深信不疑，他关于天命的用语和表述，还明显带有殷周天命论思想的痕迹和影响，这与他早年所受的文化熏陶及仕途多舛、经历坎坷有关。孔子幼年就“多能鄙事”、并“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具有主宰一切的伟力，孔子相信人的命运都是天命安排的，并借子夏的话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贫贱富贵夭寿完全与天命有关，绝非芸芸众生之力量所能改变，孔子认识到人的生命中潜藏着某种人事所无能为力的客观限制。正因为天是有意志有威严能主宰操纵一切，若获罪于天，即使祷告也无补于事；这一时期孔子对天命还完全沉浸在盲目的崇信意识中，在心理层面上完全接纳了殷商时期的天命价值观，他所标榜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与商纣王“我生不有命在天”在思维路径上可谓如出一辙，毫无新意可言。然而孔子虔信天命，天命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回报。相反，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孔子对天命有了新的思考，陷入了深深的肯定与否定、笃信与怀疑、崇拜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之中。“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有诸”的反问及“丘之祷久矣”的慨叹，透露了孔子对威威天命矛盾犹豫怀疑的心理，与孔子曾经对天命的深信不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特别是其弟子颜渊与子贡的不同命运遭际（颜渊遵天命，却穷困潦倒；子贡不受命，却财货满箧），更加深了孔子对天命的怀疑情绪。若孔子对天命的疑虑动摇仅到此为止，则孔子在天命观上并没有任何新奇创新之处，而只是在重复、重弹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老调而已，并没有跳出殷周天命思想的藩篱。但是，孔子之为孔子就在于他毕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睿智独到的思想智慧使他在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怀疑的同时并没有沉溺纠缠于天命观，没有局限在怀疑传统天命思想的范围内不能自拔，而是在借鉴春秋时期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及其他各派思想发展的基础上，从此不再言说天命如何如何，不再把天命作为言说的重点，而是对自己的思想辐射点做出了重大抉择，实现了价值层面的两大重大转向：一是超越殷周以来天命具有权威和人格力量的层面，初步完成了由旧的天命观向自然天道观的过渡和转换（尽管这种转换是非常不完善不彻底的）；二是超越殷周以来的神权政治框架，初步完成了由天命神学向人学（现实人生、人道）、由外在向内在、由彼岸向此岸方面的价值转换。正是由于孔子完成了这两项价值观的转换，他的恢弘广博的理论体系皆由此价值转换的基础上衍伸推展而来，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不朽功勋和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思想体系的限制，孔子对自然现象（天道）并没有做过多的探究，而是把全部理论热情转向了社会人生（人道）方面，因此，孔子的天命观尽管已经出现了向自然天道观转换的趋向，但这种转换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彻底性，还带有很大的思想局限性，处处显示出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冲突。可以说，直到战国末期的荀子，才最终完成了由天命向天道的形态转换。相反，孔子对社会人生（人道）方面的思考和观察则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自孔子开始，天命鬼神被悬置起来，天命、鬼神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支配一切的人格神，人们只是偶尔把天命鬼神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想背景和价值依据，采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人们把关注的重心由天命鬼神转移到了社会人事人生（人道）方面，并在人道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震古烁今、具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一系列影响中国政治思想数千年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使儒家最终没有走上宗教之途，完成了儒家政治理论的一个重大价值转折，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发展演进的一大里程碑。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孔子在《论语》里，暂时撇开从天命天道说性这一老传统，而是别开生面，从主观方面开辟了仁、智、圣的生命领域；孔子未使他的思想成为耶教式的宗教，完全由于他对主体性仁、智、圣的重视。这是了解中国思想特质的最大窍门”（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1页）。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认为，要解决当今人类所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还必须回到孔子时代，从孔子思想中汲取思想智慧。

孔子天命观的另一重要方面体现在他对鬼神的态度问题上。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与其天命思想一样，同样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同样需要我们把它纳入一个宏观的动态的背景下来理解。前面已指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人们还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鬼神迷信思想还是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往往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无法解释的现象统统归之为鬼神。那么，孔子是如何对待鬼神的呢?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最容易引起歧义的是两段话：一段是“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还有一段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有学者据此来证明孔子具有无神论的思想倾向。确实，对孔子的这两段话，历来歧义颇多。但笔者认为，这两段话并不能得出孔子不信鬼神的结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孔子时代要做到完全不信鬼神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两段话只是表明了孔子对鬼神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已。也就是说，孔子对鬼神的存在与否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态度，一种信仰而非拒斥的姿态。他既不盲目肯定，也不盲目否定；既不说有，也不说无；人们对待鬼神，既要诚敬严肃不能亵渎，又不可陷溺其中难以自拔，反映了孔子对鬼神的理性的态度，对传统的鬼神文化进行改造与创新的一面；当然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孔子在经历了对鬼神的相信、怀疑以后，理性地意识到，鬼神问题并不是一个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因此他对鬼神问题是慎之又慎，不随意回答（《论语·述而》）。对千百年来作为一种人们普遍心理认可的鬼神的存在，孔子在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采取了“阙疑”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的实事求是的实证态度。他认为，对待鬼神，最明智的处理方法就是“敬而远之”、“祭神如神在”，这一话语把孔子那种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或许，孔子通过对三代思想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可能已经完全意识到鬼神迷信的不可信，但他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言论通行于世而又不可能采取非常过激的方式，于是，孔子便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摸棱两可的态度来对待鬼神之事，当子路问事鬼神时，孔子不直接给予回答，而是以反问的方式回避了问题，孔子的回答显然不能使子路满意，他更深一层追问：人死之后又如何？孔子仍旧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答，指出要关注人生之事，而不要一味追究人死之事（《论语·先进》），对子路试图通过祭祀鬼神来医治自己疾病的想法也以“丘之祷久矣”（《论语·八佾》）给予了否定。这一模棱两可的话语及态度为后世理解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留下了极大的争论空间和思想空间。孔子并没有陷泥于“鬼神”有或无的泥潭，以至避免了像中世纪西欧神学家、哲学家们花毕生精力讨论所谓“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上帝到底是几天把人给造出来的”这类问题的发生，而是让人们首先考虑“人事”上的事情，孔子主张智者应把“务民”之事放在首位，而不可把主要精力放在鬼神之事上。其“敬鬼神”最终落脚于“人道之所宜”，落脚于世俗的道德实践上，这正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奥秘所在。

孔子虽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他认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人们必须保留对鬼神的敬仰之情，这是孔子的政治目的使然。孔子作为变革时代的思想家，作为“时之圣者”，他对天命、鬼神的态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构想和逻辑推演，而是与其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其现实政治目的服务的。他的天命鬼神思想与其所要建构的严格等级制度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若完全抛弃了天命，抛弃了祭祀鬼神的仪式，就等于抽掉了君臣等级制度的灵魂，这是孔子所不希望出现的事情。所以，尽管孔子怀疑鬼神的存在，但他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仍主张祭祀鬼神，以期达到维护社会和谐与等级制度的目的。

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是人类自我觉醒、自我认识的开始。千百年来，对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超善恶论、性三品论、性善恶混、性善情恶论、性二元论以及性日生论等观点，这些人性论观点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的人性理论。但最早提出人性问题并对人性问题进行阐述的思想家则是孔子。综观《论语》全书，虽然孔子对人性问题没有展开讨论，但人性不仅在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探究和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及特点有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启蒙读本《三字经》中有两句流传甚广的启蒙话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两句启蒙话语看似简单朴实，实则隐含着至深至远的哲理，是儒家思想文化基本命题和基本价值观的概括。这句话前半句来自孟子，后半句出自孔子。“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对于孔子的这句话，张岱年先生有一段中肯的说明：“孔子所谓性，乃与习相对的。孔子不以善恶讲性，只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所谓的相异，皆由于习”（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孔子作为“人性”理论的首倡者，既奠定了以后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叙述和理解的基调，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人性善恶问题，但在《论语·阳货》中仍记载着孔子对人性的最基本见解，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环境和教育（“习”）的原因，才使得人性发生了差异和改变。由于孔子没有直接言明人性究竟如何，而此问题又直接关涉到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论性基础，所以后来的孟子、荀子将人性问题从善恶两个方面做了极端性的发挥。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9

孔子开创的中国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并不象有些学者所说的变成了“游魂”。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它、了解它。孔子的一生是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一生，是追求社会治平、世界太平之道的一生，同时又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世界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人生都有悲剧色彩，但他们每个人的具体经历和情景是各相不同的。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是逆着潮流而走。但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自己的民族和人类，所以说他是东方的圣人。在现在中西对话中，孔子是东方文化的象征。

一

那么下面我先简单地谈谈孔子其人。

孔子后来被尊为圣人，其实他这个人的一生也是很平常的。他晚年的时候曾经总结自己一生的修养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个总结大体上说明了孔子一生的生命历程。

孔子三岁丧父，少年丧母，家境贫困。孔子生于陬地，在他幼年的时候，母亲就把家迁到鲁国的都城曲阜。为什么迁到曲阜？曲阜是当时的文化政治中心。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周公是“制礼作乐”之人，曲阜在当时是文化典籍集中的地方，孔子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孔子在很小的时候玩游戏就显示了与众不同之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拿礼器来做礼仪方面的游戏，这与一般的儿童不一样。

孔子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我年少时地位卑贱，所以学会了很多卑下的事情。孔子曾经在鲁国当过管理粮草和牛羊的官吏。这是很小的事，但他做得很认真，一丝不苟。当他管理仓库的时候，“会计当而已矣”，很认真很仔细；他在做牛羊官的时候，牛羊很肥壮。这就说明孔子无论做什么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非常认真地做好，不眼高手底。这就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行事。

孔子一生非常勤奋地学习，从未间断，自“十有五而志于学”就没有间断过。他的学习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在学习中体会到乐趣。不同于现在的一些人以学习作为实现其他的目的的手段，学习是孔子生命的一部分，可以是培养完善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境界。就象他讲的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在学习中对知识产生一种乐趣。孔子一生就是这样的，他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可以说是对其一生的一种总结。孔子一生无所不学，但学无常师（《论语·子张》）。在他一生的经历中，他曾向当时一个很小的诸侯国的人学习请教过历史文化问题，还曾专门跑到东周（今洛阳）问礼，据说还向老子问过礼。

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文化里头主要的有两派，一派是儒家，以孔子为代表，一派是道家，以老子为代表。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儒道互补”，两家思想不同，但可以相互补充，形成张力，使得中国文化延续不断。这个说法可以商榷。我认为，儒、道是同根而生的。特别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湖北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比现在的通行本早得多，这里头有些关键的地方与现在通行本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现行本批判儒家的地方，出土本却很多地方和儒家思想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这就更证明了，他们的根本思想是同根的。

当时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时代。在周商时代，学校教育是官学，贵族可以学习，一般人不能享受学校教育。春秋时发生了大的变化，学校的教育不完全由官府控制，而是流散到四方。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办私人教育的人，也是世界上最早私人办学的人之一，算是一位“民办教师”吧。他的弟子三千，大贤七十二，他办学的特征就是广收门徒、不问出身。当时和现在不一样，等级制度森严，孔子却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论语·卫灵公》）这体现了孔子的教育平等的思想。“类”有两个意思，一是族类，二是社会等级。所以我们说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教育不问出身，只问德才。《论语》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作为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其实也是一个有血有肉、很有人情味的人。后人总把他神圣化，其实是不对的。他曾经自嘲，说自己“累累若丧家之犬”。他虽然对学生非常严格，但当他真正评价一个学生时，又会很全面地考虑学生的德性、才能，不会有成见。甚至有些时候和学生之间还可以赌咒发誓。有一次，魏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孔子就去见了，其弟子认为，去见这样的人是有损人格的，孔子就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实际上孔子跟他的学生相处是很平等的。

孔子还有许多的事迹，此处就不讲了。现在讲讲最重要的，那就是：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当时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后来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导，而孔子学说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孔子创立儒学，与现在学者写著作不同，他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对古代的经典进行整理讲述，以讲述的方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以述为作”，是中国最早的解释学。中国的解释学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可以另做研究。但有一点：中国的学术，从孔子开始就以解经的方式进行，这样就有个特点，那就是保持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不象西方那样不断翻新。

关于孔子其人，我就简单地谈这些。孔子虽然是个伟大的圣人，但也是个很平常的人，他就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学习，而成为一代伟大的思想家的。他建立的学说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我这里不能全述，下面就着重地谈两点。

二

首先，孔子的思想学说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元问题”是什么？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个“轴心时代”，不同的文明形成不同的轴心。孔子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轴心时代，那么，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元问题是什么？这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从孔子开始，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天人之际”的问题，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根本性，当前我们重新理解孔子思想时，必须把握住这一点；在进行中西文明的对话时，我们的对话也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点之上。

史学家司马迁就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一种非常准确的把握。我们不能因为司马迁只是个史学家，就认为这话没什么意义，没什么价值，就可以忽视他的看法。但有些学者却不这么认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劳思光教授，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学界以个人之力完整地写中国哲学史的，主要有两个人，一是冯友兰先生，一个就是劳思光教授。但他的哲学史完全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西方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认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根本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应该是主体意识问题。劳思光当然也推崇孔子，因为孔子主要讲人，讲人的主体性意识。这一观点在现今哲学界还是有相当影响的。中国哲学讲不讲主体性？孔子讲不讲主体性？当然讲，而且很重视主体性。但与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是大不相同的。我认为，当我们深入中国哲学的研究时，就会发现，我们很强调“天人之际”，这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孤立的主体性，不是西方讲的自我意识。

关于“天人之际”究竟是什么意思，也有两种说法：“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但主流是“天人合一”。老子、孔子都讲“天人合一”。重视“天人合一”，这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实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方向。所以，对孔子哲学的元问题的把握，就该从这里入手。

那么，讲“天人合一”，“天”究竟是指什么？

有代表性的看法有这样几种。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讲的“天”是“主宰之天”，像西方讲的上帝，是个人格化的神。这种观点在近现代中国哲学界占支配地位。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就是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提出的。他认为孔子讲的“天”是指自然界，“天道”就是自然规律。这两种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一直到现在，讲孔子“天人观”的“天”究竟是什么，还是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还坚持“天”是上帝，但大部分学者放弃了这种观点，冯先生本人就是这样。他在晚年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天人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天”就是指自然界。我认为这是冯先生思想的重大转变，而这样的看法更加符合孔子的思想。

我个人的看法是：天，就是指自然界，这一点是确定的；但这个“自然界”不是西方人讲的那种与“人”相对立的“自然界”，不是让人去“征服”的那个“自然界”，这一点是很要紧的。

对于“天”的认识，从商朝到周朝有一个过渡，商朝的时候叫“帝”，周朝的时候叫“天”。当然，在周朝时，“天”有时也叫“帝”，但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天，颠也”（《说文解字》），就是指广袤的宇宙，具有空间的意义。这已经和人格化的上帝发生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从周朝开始，对“天”的意义提出了怀疑，一直到孔子时期，“天”的意义发生了很重大的转变，这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的“宗教改革”，非常重要。

孔子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说什么话啦？四时在那里运行，万物在那里生长，天什么都没说啊！但学者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按冯先生原来的看法，天本来能说话，但它不说话，所以才叫“天何言哉”；若是个本来就不会说话的东西，比如桌子，那就无所谓“言”了。这有道理。但另外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天本不能说话，因为天就是指自然界，所以它本来就不能说话。那么，关键就是怎么理解这个“自然界”。按照西方哲学的观点，自然界是个物理的世界，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或者已经死亡的世界，只是人认识的对象。但在孔子的理解，自然界却是个不断的有生命创造的自然界。这是中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所以，“天何言哉”固然是指天不说话，但天却以它的生命创造为言说，人不仅要倾听它，而且还要实现它。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要实现它。“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从生命的创造，进而讲到生命的价值，这是孔子开创的儒学的关键所在。

生命的价值是由人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很伟大的。但人并不是把自然界当成个对象去认识它，主宰它，而是要实现它的价值。这就是孔子的思想。孔子在路过宋国时，因为相貌与阳虎相像，桓?要杀他，把他当作阳虎围困了起来。孔子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那么，天怎么生德于我呢？“德”是个价值范畴，自然界有价值吗？这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就认为，这里的“天”就是上帝，天生德于孔子，就像上帝让耶酥去传教一样，是一个宗教的使者。但孔子却从未承认过这样的身份，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宗教人物。他自认不是“生而知之者”，更不是上帝授命于自己，让自己去传教。那么，“天生德于予”的“天”是什么？只能是自然界。自然界潜在存在着某种价值，由人把他实现出来。这就是“天人之际”的一个根本问题。

那么，人和自然界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内在的关系，而不是外在的关系。现在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界之间不该是过去那样，“知识就是力量”，人仅仅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即使自然是有价值的，那也只是对人有用，例如森林矿产资源可以为人所用。这只是使用价值，是外在价值，而不是内在价值。像孔子这样的思想却认为，人与自然界有内在联系、内在价值，而不是外在联系、外在价值。那么，所谓“内在”究竟指什么？就是“生命”问题。人的生命和自然界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点，人和自然界不只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有些现代人对人的认识能力充满信心，似乎一切都可以为人所认识，人类的科学知识可以无所不至，穷尽自然界，甚至有着可以代替上帝造人的狂妄的想法。中国哲学绝不是这样的看法。这不是否定人的知识，而是认为，认识必须在价值的指导之下进行。

人和自然界的生命联系，就体现在情感价值上。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而首先是情感的动物。不要小看了情感。一个没有情感的人，麻木的人，最好也只能做到成为一个理性的工具，建立不起人生的价值。所以，情感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哲学，从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人的情感。人和自然界同样有一种情感，生命的内在联系表现为一种情感的联系——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回报自然，还要敬畏自然。

三

敬畏自然，首先是要倾听天命。孔子在讲到他一生的修养时，讲到“五十而知天命”，这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阶段。那么，“天命”是指什么呢？“知天命”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中国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命”的问题非常复杂，而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现在至少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孔子讲的“知天命”就是命运、命定。命是个不可改变的客观必然性，这就叫命定。西方宗教中也有这个思想，韦伯特别强调的，加尔文宗教改革时，就有个命定的思想，你一生下来，上帝就把你的命前定了，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当然，命有好坏之分，所以我们不断地努力。命定思想在中国民众中有很深厚的思想根源，所谓“听天由命”，这也使得中国人有很强的忍耐精神。《论语》中也讲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个东西我们没法改变。这样的命定论思想，最消极的做法就是无所作为。这是一层意思。

但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在命定的有限范围之内，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实现一种价值。但这时，价值就和客观必然性发生了冲突。其实持这样的看法的人还不少。

关于孔子讲的“天命”，还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天命之谓性”的“命”。（《礼记·中庸》）这就是直接从价值层面讲的命，即“天生德于予”中讲的德性，这个德性就完全是个价值的体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仅是天人合一的，而且这个德性是要靠自己来实现的，靠修养来实现的，这是人可以做到的。我们知道，当代新儒家、比如牟宗三就有这个意思。但他又把天命转过来变成主体性的哲学，把天命就变成客观性、普遍性，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的客观性，这和孔子的思想不完全相符，孔子思想中始终是有个天的。

那么，孔子所说的“天命”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学术界还未有答案。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说，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孔子思想中具有二重性。命定的思想，确实是限制在生命的存在上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确实是有命定的因素。现代医学发达，说人的生命可以延长到二百岁，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生命可以活多长，这是客观的。但另外一个更高层面的意义，“天命之谓性”的命，就完全是道德意义上的，是价值上的意义。如《易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就完全是在价值层面上讲的，而这个价值层面的意义是通过人的生命来体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的思想有着确立了人的主体性的意义。

这两层意义的关系，在中国哲学中始终是一个问题，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中国哲学始终力图把这两重统一起来，当发生矛盾不能统一的时候，就求诸于“天命”。所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命，究竟是什么命？有人说是上帝的命令，有人说是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甚至最近有人说，命不是必然性、而是偶然性。李泽厚先生就这样讲，认为命是偶然性，不可捉摸的，于是我就树立我自己，完全依靠我自己。这个理解也很有意思，但问题是，这是不是孔子的思想？我认为，这样理解的话，就会把命的神圣性的一面完全抹杀了。所以，要求得到统一，当不能实现统一的时候，我们就听天命，完成我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的人生境界，就算成全我这个人了。

这又涉及儒家的生死观问题。西方海德格尔大讲死亡问题。中国哲学怎么对待死亡？只是避而不谈吗？不是。中国哲学也很重视死亡的问题。“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论语·泰伯》）这就是死亡意识：从此以后，我就能够自免了。那么死亡的意义究竟何在？他这个思想和孔子思想是分不开的。死和人生是什么关系？这不是不重视死亡，而是说死的意义全在生上，死的意义何在，全看你生的时候如何做。这就是儒家生死观的内容，而不是专门去体验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四

天人之际的问题，还涉及孔子提出的敬畏天命的思想。

举个例子，“非典”时期，人心惶惶。北京有人把自己家里养的宠物扔掉，甚至活活勒死。这就是现代人对待生命的态度！那个时候，有人采访美国爱滋病研究专家何某对此的态度，他第一句就说：“要敬畏自然！”他说得很好！今年春天国内举行了一场论辨，讨论要不要敬畏自然。有些科学家就不理解，自然有什么可敬畏的？有位院士甚至说：“生态危机古代就有，满街的马粪和汽车的尾气一样是污染。”我觉得这个道理小学生都应该懂的，现在居然出自一个科学家之口，让人难以接受。一些科学家极力反对敬畏自然，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求发展，就是要改造自然，改造还来不及呢，谈什么敬畏。这就是完全把敬畏自然和改造自然对立起来。

但有些人文学者强调，对自然要有同情，要敬畏自然。而这个敬畏自然就是说：要对自然有一种感情，对动物、植物要有爱心。动物植物也是有感情的。以前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动物只有本能，没有感情、没有直觉、没有思维。现在证明动物不仅有本能，还有直觉，还有思维，还有语言，还有社会，还有文化。所以，人类并不是过去想象的那么伟大，并不是只有人类才能创造文化。现在人类开始觉醒了，觉醒了就好。

现代社会就是技术统治一切的社会，技术支配着一切，技术的背后就是欲望。人把自己看得很高，但其实是把自己真正降低到了动物的地位，人生的价值意义越来越淡化了。我们知道，地球给我们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我们一天比一天浪费，造成恶性循环。这是个什么问题呢？究其根源，是文化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反过来思考孔子提出的敬畏自然。敬畏自然意味着什么？孔子不仅承认自然有价值，而且是内在的价值，是超越层面的价值。“超越”并不是现在讲西方哲学的所说的超自然的实体，观念性的、超越性的精神实体，而是自然界本身具有的价值。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孔子开创的文化，就是要正视这样一种价值。固然，中国哲学中没有开创出近代西方那样的科学技术和理性精神，所以我们要向西方学习。我们确实需要完全开放，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包括民主法制建设。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深厚价值，绝对不能低估。几千年前提出的思想，到现在仍有意义。一些真正关心人类前途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呼吁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敬畏之情。

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渺小的，不可能穷尽自然界。爱滋病、sars、禽流感，……人类死了很多人。自然对人的报复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类不是大讲科学、知识、理性、控制自然界吗？那又如何？怎么没有能够控制？现在自然界对人的报复还少吗？对自然界没有报答之心，就必然会被报复。所以，人与自然界之间，不光是个认识的问题。自然界赋予人类生命，赋予人类价值与使命，人究竟该做什么？那就是回报自然。我想，关于这个问题，从孔子的“天命”思想中，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很有意义的。

五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再简单地讲讲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仁”的思想。

我说孔子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天人之际”，那么，它落实到什么地方呢？落实到人身上。解决天人之际的问题，不是靠天，而是靠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人靠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靠“仁”。仁，一方面说明人是有主体性的，另一方面是说人的一种神圣的责任和义务，人所承受的天所赋予的“生生”的使命。

人是什么？就是仁。人生就是这样，“仁”而已。但这不能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什么？是人的需要、人的利益。而孔子以人为中心，但不是听从于人的利益。仁就是爱，广义地说，就是对生命的关怀、对自然的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有用才爱，爱本身就是目的。在西方，只有像康德这样的大哲学家提出的“人是目的”，才是可以与此相比较的，有一致之处。这对于家庭、人与人的相互尊重等问题都有意义。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已写进联合国的全球伦理宣言里，作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达成的最后底线。这就是对人的尊重，把人当人看待。过去有些人将孔子的儒家思想理解为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那是很肤浅的，仅仅是从历史的层面讲的。除了对父母的孝、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以外，“仁”还意味着很重要的对自然的爱。这是我重新读孔子而得到的理解。

当然，孔子讲的仁，是有差异性的。人对父母的亲情、对自然界的爱是有差异的，这就是所谓的“爱有差等”。在西方也是这样，从哲学的立场上提出情感问题的是休谟，他认为情感高于理性，价值的基础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休谟认为人的同情心是普遍的，人的情感建立在同情心之上，社会的正义也建立在此上。爱是有差别的，爱熟悉的人胜过爱陌生人，爱本国人胜过爱异国人，这是人类情感的自然原则，但这不并是否认人类的同情心是普遍的。爱有亲疏远近之分，但不是等级的差别。西方也讲，虽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圣经故事里也有一则是说，当只有一块面包救命时，给父亲吃还是给外人吃？当然是给父亲。仁爱的情感是不容否认的，而爱的差别也是存在的。

孔子上朝回来，马厩失火了。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就表现了对人的关心更甚。那究竟如何看待马呢？孔子在另外的地方曾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马有德吗？千里马不在乎其力，而在乎其德，这意味着什么？马是有德的。它是人类的朋友，应受到尊重，而决不仅仅只是供人利用的工具。现代很多人不理解：怎么能说尊重一个动物、一个家畜呢？但是，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孔子在很早就提出了的这个问题，是很了不起的。

孟子讲人禽之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有君子人格的人，把这点东西保存起来；小人就把它丢掉了，成为禽兽。这一点点东西是什么？就是道德情感，非常宝贵。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且我认为，不仅生物在进化，道德也在进化。

我们拥有的这一点点珍贵的东西，是要干什么的呢？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禽兽仅仅当作禽兽对待、随便处置呢？绝不是。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人之所以高贵，就在于仁爱，而不是无情，不是麻木不仁。这个思想，对于人类今后怎么发展、怎么和自然相处，是非常有价值的。人类要继续存在下去，人要作为人而存在，就终究要认识到自然界的价值。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10

二、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内涵

至今，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终身教育定义当数保罗•朗格郎（PaulLengrand），他在《终身教育引论》提到：“终身教育包含教育的多个领域、各项范围，从生命开始到结束的不断发展，也包括教育过程中各要素的紧密而有机的内在联系。”［6］目前而言，不同的学者对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界定存在不同视角上的解读和诠释。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终身教育不是体系，而是建立体系的依据，这个依据贯穿体系的每个部分。”［7］孙世路教授谈到：“终身教育体系是适合于一切人从生到死的继续的受全面教育的体系。”［8］持田荣一等将其定义为：“是教育权的保障，是专业和教养的配合，是扫除文盲的方式与道路。”［9］通过不同学者对终身教育理念的解读和阐述，不难发现，其既有趋同之处，亦有各自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主要探讨学者们对终身教育理念趋同的部分，把握其内涵的精髓和要义，深入探究终身教育理念在当代社会的真正价值，解读和诠释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内涵，为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提供一定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内涵之丰富，领域之宽广，构成之多样。在此，采用高志敏教授对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要义的界定，即终身教育是对现行教育制度的超越和升华；终身教育是改革现行教育制度，构建未来教育体系的原则；教育贯彻人的发展的一生；教育覆盖人的发展的全部；教育必须成为有效而便捷的一体化体系；教育既作用于个人又作用于社会。［10］在此认识上，审视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与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之间的关系，化孔子终身教育思想入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以期达到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视角下重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的目的和意义。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视角，着眼于孔子对终身教育思想的论述，可以把孔子终身教育思想归结为以下五个层面：教育对象的全纳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教育时间的终身性；教育活动的生活性；教育目标的价值性。

三、解读孔子终身教育思想

通过对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内涵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视角，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现状与规律，明确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进而深入解读和剖析孔子终身教育思想。通过对孔子终身教育思想进行深度挖掘与探讨，明晰其对当今社会的价值，进而使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相衔接，彰显时代活力。1解读一———教育对象的全纳性全纳教育是全民教育理念得以实现有效方式。［11］教育对象的全纳性是全纳教育的根基，是每个个体不能回避的话题，与每个个体的利益息息相关。孔子关于求学者论及到：“有教无类。”［12］即对教育对象一视同仁，无所差别。［13］可见，孔子对于求学者是没有特别的门槛限制，不论其年龄大小、出身背景、学识层次等的差异，都一律同等对待，这深刻表现出其“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此外孔子还论及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14］即只要求学者情愿携带十余干肉作为入学之礼，其就会孜孜不倦的给予教导。放眼当今社会，孔子这一思想是教育对象全纳性的体现，同样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有效表达，对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而言，教育对象的全纳性是社会各领域不容忽视的一面。从一定程度上说，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对象可界定为全体公民，这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践行的基石，也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得以广泛传播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2解读二———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是终身教育理念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个体学习内容范围的界定。教育内容包括众多领域的知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适应社会发展是个体必须面对的境遇，因此现代终身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是个体融入社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透视孔子终身教育内容，发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任在其中矣”。［15］也即是通过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可以不断坚定自己的志向，勤思好问，足以达成仁的境界。此外，孔子还论及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6］强调学习广泛的知识，并用礼来规范、约束自身，就不至于离经叛道。具体教育内容而言，孔子论“文”、“行”、“忠”、“信”四教，以“礼”、“乐”、“射”、“御”、“书”、“数”为课程内容，用《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17］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对于如今复杂多变的社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理所应当成为每个个体学习所践行的基本原则，也是在当今社会最有力的生存技能。作为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社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是有效适应现代化日益多变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沟通个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便捷渠道。3解读三———教育时间的终身性现代终身教育理念，源于终身教育，贵在教育时间的终身性。从全球视阈看，伴随经济、文化及生态等多元发展，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符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对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8］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中对教育的终身性论述，其中虽然存在部分宿命论的神秘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生经验不断积累的正常规律，从中可以感知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构成了差异多样的教育内容。此外，子谓颜渊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19］旨在从颜渊的学习行为来夸赞其进取不已，进一步从侧面展现了颜渊一生坚守终身教育思想，以终身教育观作为其自身不断前进的真理。从纵向角度来审视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终身教育观必然成为一个人教育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并需要用终生去奉行。4解读四———教育活动的生活性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中的终身性，即为教育与生活共存，教育与生活相互依赖，教育与生活和谐可持续发展。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教育与生活共舞，为生活的多姿多彩增添教育的智慧。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脱离学校教育的生活，是终身教育理念融入生活的体现，也是生活性学习延续学校教育，是学校教育在生活领域的展现。由此可见，教育活动的生活性既为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链接主体的载体。转而，孔子是如何描述其终身教育中教育活动具有生活性的呢？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20］“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1］这是孔子经常告诫其弟子的话语体系之一，重在强调培养生活中的自觉修养、虚心好学的人格魅力，突出学习在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即为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中教育活动具有生活性。他也曾提及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22］其用自身形象来感叹即使五十岁，依然可以继续品味《周易》，学习和接受教育不是为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做准备，而是一种人生态度，这种终身教育思想是满足生活需要的完美体现。5解读五———教育目的的价值性教育目的的价值性是人类学习的一种价值理念倾向与追求，不同的人持有迥然各异的价值性教育原则，这种价值性教育的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人生活经验的累积构成，是一个持续性、过程性的问题。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中的价值性教育是人生价值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出身背景、社会层次、思想意识等不同，而在人生价值追求的路径即价值性教育上表现差异。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中教育目的的价值性，“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23］即为君子要按照所谓的义来修养自身的品质，并且严格按照礼来行事，表现出谦恭的姿态，凭借信来取得成功。这是君子为人之道的路径选择，也是个体之所以成为真正之人的价值所在。孔子还论及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4］通过用一生的时间去修身养性，以此来达到恭慎从事、安抚他人及安定百姓的目的与价值追求，这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教育目的价值性的重要体现，是个体由基本的生理需求朝向满足需要、实现人生价值目标的必要途径。

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篇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