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论文17篇-杂志之家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自律思想启示道德教育论文

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关注学生道德需要孔子的自律思想是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在《论语》中，涉及人性观点的只有一条，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可以看出，孔子肯定了人的自然天性。他认为，人内在地拥有“善端”，并趋善避恶，这说明人具有完善自身德性的自觉性，具有道德需要。道德需要是人对道德的依赖性和倾向性，是提升个体道德修养的必需品，是开展道德教育的前提。现代道德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忽视个体内在的道德需要，它更多地是采取强制灌输的方式使学生遵守各种道德准则。马克思曾说：“一个行动纲领，如果不同人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即使他在理论上是基本正确的，那也毫无实际用处。”如果道德教育不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就会导致道德教育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脱离，这必然会削弱教育对象对道德教育内容的情感认同。所以，道德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道德需要，注重道德知识与个体利益、需要的结合，以满足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需要。

二、“克己复礼，为仁由己”：

道德教育应发挥主动性孔子自律思想内容的核心是“克己”，即个体要对自己的言行加以约束，并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如，“讷于言而敏于行”，要求人们说话谨慎，做事勤敏；而“克己”的参照标准是“礼”，它既是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又是个体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更是一个人塑造高尚人格的依据。真正将“礼”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标准。“为仁由己”正是主体性的鲜明体现。一方面，主体性表现为个体积极主动地将道德要求转变为自身内在的道德标准，颜回“三月不违仁”，是因为他自觉地将“仁”确立为内心准则；另一方面，主体性还体现在个体的创造性，即个体不仅是现存道德规范的接受者，而且是先进道德的创造者。然而，教育者往往采用讲授和灌输的教学方式把受教育者当成被动接受道德的“容器”，忽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这不利于道德知识的内化，也不利于道德规范的创新。所以，为了实现德育的目的，教育者应引导教育对象主动分析道德现象，积极参与道德教育活动，培养他们自主判断、选择以及创新道德规范的能力，充分发挥教育对象在道德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三、“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发挥道德实践的作用孔子在其道德教育过程中提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自律方法：强调实践。他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和“行以达其道”，强调通过实践强化对道德知识的认同，从而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孔子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实践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精神，但它不是一般的精神，它的特殊性就存在于实践性”，“道德最终目的不在于其意识了什么，知了什么，而在于其行了什么”。道德认知并不必然导致正确的道德行为，教育对象只有经过反复的道德实践，才能养成稳定的道德行为习惯。然而，当前德育往往只注重传授抽象的道德知识，轻视个体的道德实践体验，这不利于受教育者形成稳定持久的道德品质。道德实践可以丰富教育对象的道德生活经验，培养其道德判断能力，是促使道德要求内化为教育对象的内心准则再外化为行为习惯的关键。

四、“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

完善学生个体的德性孔子自律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即一个人要内具圣人的才德，对外要施行王道。“内圣”强调的是“修己”，即完善个人德性，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养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人格；“外王”则以“修己”为起点，正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最终达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目的。所以，孔子自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个体真正行“内圣外王之道”。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承知识，而是完善个体德性。因此，在德育中要突出人格培养这一目的。然而，现代道德教育却尝试各种教学手段让学生将道德概念、原理牢记于心，以考试的方式检验受教育者掌握道德知识的多少，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让教育对象掌握道德知识。而德育的真正目的是要完善个体德性，这为德育活动的开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作者：韩冬雪邢玉婷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山东省淄博市临淄中学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体育教育论文

1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应用分析

及时，孔子提出了“成人观”，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成人，就是崇尚礼数，有道德，有智慧与勇气，还会精通六艺的人，几乎趋向。孔子的成人观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该将“成人”标准落实到每一处，从而培养更多趋向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在其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培养了很多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学生们都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而无法发展。因此，必须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身体练习的重要手段，从而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学校可以培养德智体美发展的人才，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孔子思想应用于现代体育教学实践的体现。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备”思想与“尚礼”观念。孔子认为，在战乱不断、兼并剧烈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想积极参与到政事中去，还要保国为政，则应该对武备和军事武艺等训练进行强化。在孔子看来，战乱不断的时代会尚武强兵，但是应该和仁政与德治相互促进，才能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丰衣足食与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听从政令，安心发展生产等。孔子的武备和尚礼等思想观应用于射与御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孔子非常注重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对射箭和驭车等课业的传授给予很高的重视，意在提高学生的军事体育知识、体育技术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武备观念非常明确，不赞同人们还没有对军事技术进行掌握就参与到战争中去，否则不但自身性命难保，国家也面临着灭亡的风险。因此，孔子将武备思想贯彻到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养生保健观念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孔子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时，都会传授给学生关于养生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如此，孔子还会身体力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比如按时休息、劳逸结合和对饮食进行节制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养生保健内容不够重视，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与现代养生保健原则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因此，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学习永无止境，不会被年龄限制，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该贯彻在人们整个人生之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而终身教育内涵在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形成了终身体育理念，这是终身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终身体育即人们终身都会接受体育教育，也会进行不断的体育锻炼。如今学校的体育教学都遵循终身教育的理念。在贯彻终身体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非常重要，也是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的关键时期。学校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身体发展需要，还要对学生们以后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学校应该引导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并且培养其相关能力。孔子的终身教育观已经与现代终身体育思想相融合，并且应用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学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贯彻学以致用和以身作则的思想，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主要是为教学而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枯燥无味，导致学生们厌倦体育课。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并且让学生自由选择对自己有用，而且还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从而有利于学生们对运动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们还可以主动将掌握的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渐渐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了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终身受益，达到学校体育教学的长远目标。

2.结束语

基于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在中国教育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体美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备”思想、“尚礼”观念、养生保健观念和终身体育理念。人应该仁智勇德兼备，还需要拥有比较强健的体魄。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育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较充分的论述，必须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思想，从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教育思想，开展更好的教学实践活动。

作者：郑欣贾晓敏贾永刚单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邯郸学院教育学院邯郸市职教中心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的研究生教育论文

一、好学是成才之钥匙

对于“好学”，在《学而及时》中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其意思是说，要做到饮食不求奢侈与满足，居住条件不要求舒适与安逸，但对学习与工作要勤快，说话要小心谨慎，到道德高尚、有学问的人那里去讨教端正自己，就算是好学了。事实上，孔子强调好学，有两个层面：一是做人，二是做事。他把做人放在了首位。《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其意思是：品德没有培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在那里，却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缺点，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因此，研究生要培养德性，学会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以德为先，是好学的首要任务。同时，孔子的一生又是勤奋问学的一生，他从十五岁“志于学”后，终身学而不倦。直到晚年，还津津于易经，手不释卷而韦编三绝，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求学精神，是值得研究生学习的。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特别是孔子的好学还体现了谦虚好学的精神，“三人行，必有我师”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绝句。因此，重温“好学”精神，养成“好学”习惯，已经成为当今研究生成才的必修课。

二、忧患意识是成才的内需

孔子《论语•泰伯》中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其意思是学习好像追赶什么，总怕赶不上。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时刻忧患自不如人的自觉意识。孔子告诉我们，在学业上，时刻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孔子指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困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从远古时代，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忧患，到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忧患，无一不留下历史的烙印。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其忧患意识体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生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孔子便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孔子时刻怀有“以道自任、为道献身”忧患意识。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把“道”看成是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之处，并有为“道”、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即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以孔子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形象，这种忧患意识值得人们学习。因此，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当代中华民族知识分子所应秉承的基本思想。当代研究生作为我国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忧患意识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一直被人们尊尚和传承的精神。这就要求研究生必须忧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思想意识，并激发出把建设祖国作为己任的壮志。四、处理好人际关系是成才的外部要素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对子路说六言六蔽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事实上，孔子告诉了我们处世与学问之间的辩证关系。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的意思是：有仁德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因为仁虽然好，若没有真正学问的涵养，往往会分不清是非善恶，这种好人就是“东郭先生”。有许多人心存善良，仁慈爱人，但盲目的慈悲也不对，若学问不够，不能明辨是非，有时帮助一个人，反而可能害了被帮助的人。因此，仁慈也需要智慧和学问。“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其意思是爱耍聪明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放荡不羁。孔子说有许多人知识非常渊博，而不好学就容易非常放荡、任性。许多年轻人知识太渊博，看不起人，对自己不够检束，这就是荡的表现。“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意思是诚信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自己受害。有的人过分的自信且自以为是，结果害了自己，这就是“其蔽也贼”。因此，自信必须建立在深入考究、有充分依据的基础之上。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意思是直率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说话尖酸刻薄。直爽的性格本来是优点，但若不分场合、不分尺度地指责与批评别人，不给人留情面，结果得罪身边的人，难以与人共处，结果被孤立，未能有所作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是指的勇敢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出乱子。有的人勇敢、脾气大、莽撞却不学礼度且缺乏修养，做事不周全就容易出乱子。“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是指刚强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狂妄悖理。个性很刚的人，若不好学，他就会变得狂妄自大、满不在乎，容易铸成大错。在《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这段话的意思是，冉央求着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力量不够。孔子回答说：如果真的是力量不够，走到半道会再也走不动了。现在你却没有开步走，就自行设定终止线了。这里孔子批评冉在为自己的退缩找借口，这个借口乍一听似乎还有点道理，但其实只不过是对自己不思进取的一个开脱，缺少持之以恒的品质。

有的人做事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持之以恒。其实，许多成功都是努力坚持的结果，正如“水滴石穿”、“愚公移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果我们做事时缺失了这份坚持的力量，就会错过很多机会。比如，奔月工程曾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梦想，可到如今我们的宇航员能够实现太空行走，我们的卫星能够绕月飞行，梦想变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几代人持之以恒的结晶。追溯孔子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问学水平，为实现繁荣富强中国梦贡献力量是当代研究生必修的内容，任重而道远。

作者：刘鲁萍谭云亮单位：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矿业与安全工程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与素质教育论文

一.素质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个性

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和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重要方法是在注重学生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个性，充分开发其潜能。孔子在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人性差异的观念，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作为教育实践的指南，并进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说：“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主张根据学生的特点、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即“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孔子对学生的智能、志趣和个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除了在道德上提出基本要求外，他并不要求学生改变自己的个性特点，而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辟如就“政”这一问题，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针对子夏性急且重小利而答。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说如果“必不得已而去”，则依序“去兵”“去食”，强调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观点。孔子意在鼓励子贡首先要牢固树立老百姓的信心。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是针对仲弓的气量小而对他提出的要求。以上几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在回答他们同一个问题时，孔子均针对各人的个性弱点指出不同的努力方向，语言既带有勉励和要求，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孔子实施因材施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闻斯行诸”的回答了。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教学是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从补救其不足方面因材施教的。“因材施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育方法，对我们反思现在的教育现状很有意义。在很长一段时期，“齐步走”的教育模式是我们的主要教育模式，并且现在还依然存在一些学校中。僵化的教育手段、陈旧的教育思想，以升学为教育目标，夸大学习成绩，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和个人特长的发展。应试教育抹杀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教育评估片面性造就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今天，我们在进行素质教育的时候，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宜”，依据学生个体特点，实施适应个性差异的教育，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同一个学生，不同的问题，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实质上就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这句话放在是否能因材施教这一背景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提倡启发式教学，主张学思统一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是一个重要的创造，也是当今素质教育所提倡的一个重要教学方法。启发教育不仅是启发学生透彻理解知识，而且是启发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正如古语所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学生掌握了学习方法，就可以终身受用。启发式教育是孔子最为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他在教育实践中发现，学生要获得知识，就必须养成自觉思考的习惯。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子关于“启”、“发”的论断，就是我们今天“启发”一词的起源。愤和悱是一个人渴求知识的急切心理在外部容颜上的表现，学生已经思考了但还没想通，这时可以去启发他，思考了并有所领会但还不能用适当的言辞表达出来，这时可以去开导他。孔子的启发是建立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的，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举一反三，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只起主导作用———对学生有目的的引导和及时的启发。学生不能从已知的一点推导到其他，不能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孔子就不会再重复去教授，———在学生不理解的情况下，再讲，就会造成学生的死记硬背，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就是说学生不到想明白而又不得明白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出来而又说不清楚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师指导学生要在学生有了求知的兴趣、动机、主动性、积极性的时候才有效，因为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没有兴趣，强迫灌输，学习效果是不可能好的，孔子不仅教学生时用启发的方法，自己和别人谈问题，也善于接受别人的启发。后来的《学记》把这一经验总结为善喻。“遵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是教学上很宝贵的经验。

三.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教师须完善自我、以身作责

国务院在推进教育改革中明确指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由此可见，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不仅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提高教师素质方面，孔子教育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孔子身正不倦，率先垂范。他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提出教师以身作则要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不言之教需要受教育者本人有意无意地感悟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人和事物，获取智慧灵感，孔子认为，教师应认真诚实，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尤为赞同“主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在盛赞老师时这样说：“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之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然从之，未由己也。”这正是孔子高尚人格和高超教育艺术的真实写照。孔子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他热爱教育，热爱学生，“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身体力行，学而不厌。他认为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应该经常自问是否做到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提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鼓励教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学习起来可以说达到入迷的程度，“三月不知肉味”。他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可能不如别人，但在好学方面要比别人强。孔子不但“每事问”，而且“无常师”。他对师的概念的理解也十分广泛，凡有一技之长，明一物之理的他都会拜为老师，所以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应该是“教学相长”的最理想诠释。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是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即师德。教师要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无私奉献。教师能够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够创设一种乐学的气氛，愿意并且善于和自己的学生接触、对话、交流，起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教师应该是知识渊博和见解深刻的人。具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各种自然和社会系统运转的规律，懂得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同时，教师还应该具有继续学习的要求、能力和习惯，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孔子用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敬业爱生的品质，他的进德修业、永不停止的思想，对今天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值得学习的。

四.结语

总之，纵观孔子教育思想无不孕育着素质教育的端倪，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21世纪，如今的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素质教育，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及教师借鉴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进行教育教学及更好地把握教学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必将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注入新鲜活力。

作者:于文露单位: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文化哲学范式下孔子教育思想的研究

文化哲学范式下孔子教育思想的研究

一、文化哲学和孔子教育思想概述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文化哲学在哲学界成为显学，引起普遍关注。文化哲学是在各种文化范畴本体性的理解基础上，是把文化作为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从而对于人的生存和历史的运行提出更为深刻的解释。洪晓楠教授指出，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中国的文化哲学”与“文化哲学在中国”[1]。

孔子教育思想体现在四个方面。孔子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首要目的， “文、行、忠、信”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是教学方法，学以致用、言行相符、迁善改过是教学实践。在当代视域下，孔子教育思想依旧是宝贵的财富，因材施教，德智体美发展，实践等，指导着现代教育的思路。

在文化哲学的范式下，解读孔子教育思想，厘清孔子教育思想在哲学理解范式下和历史解释模式下两个维度的内涵，从而挖掘其时代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哲学视域下的孔子教育思想

文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表现为关于某些典型的文化现象的特殊哲学研究领域，其理论定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2]。

（一）哲学理解范式下的孔子教育思想

孔子教育思想在哲学理解范式下，可以从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在实践中，学习需要身体力行，它包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五个步骤[3]。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教学相长、循序渐进、温故而知新，把握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孔子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追求普遍性的知识。

在理论教学中，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阳货》），后天的习染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重视学习，通过学习改变“天性”，不断的“迁善改过”，完善个人的品格。学生要端正学习的态度和方法，持之以恒，“学而时习之”；教师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把学、思、行等认知方法整合于教育理论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孔子表明人树立志向的重要性，学习也需要有志向。

孔子教育思想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通过实践和理论教学，把人作为主体的发展状况予以关注，人是活生生的存在，体现了教育没有地域之分，它从生活而来，并为人所用。

（二）历史解释模式下的孔子教育思想

孔子教育思想在历史解释模式下，可以理解为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

首先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过去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把教育扩大到了社会其他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的概念。在创办私学的过程中，孔子又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无论是“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颜渊，或者“蓬户不完，上漏下湿”的原宪，还是“食藜藿、负米、冠鸡配豚”的野人子路，都可以作为教育的对象。

其次，孔子的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道德认知，树立道德信念，道德教育就是“仁、义、礼”的教育。只有做到爱人，忠恕，孝悌，才能实现“仁”的教育任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义是行动的指南；“人而不仁，如何礼（《八佾》）”？礼是规范形式。道德教育在内容上反映出其本身是有着客观规律，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所以应当批判的继承。

三、孔子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汇合中西马，综合促创新”，在文化哲学视域下，让孔子教育思想重新回到话语界，发挥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力，创新教育思路、教学方法。

首先，孔子的教育作用观表明了教育对国家、社会和人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法制尚不健全，需要德治来辅佐；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与教育密不可分，因此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需要良好的教育。

第二，孔子的重德思想对当下精神文明建设有引导意义。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重视德育，提高个人修养、纯洁心灵，培养爱心、同情心和责任感，可以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加强国家软实力。

第三，“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体现了教育公平的萌芽。现阶段教育模式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在教育实践中，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公平的受教育的权利，从而发挥才能，创造价值。

，孔子以人为本的教学观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教育的价值就在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实现个人自由的发展。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强调学、思、行结合，创新性思维，构建以人的自主自觉性和积极主动性为基础的智育和德育。

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传播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孔子教育思想，一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文化传播方式；另一方面，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用哲学范式和历史维度解释孔子教育思想，赋予孔子教育思想以实践要义、理论要义以及人的要义，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交融，从而提高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挖掘中国教育思想中与西方共通的“人”的观点，突显人的主体性地位，就是文化哲学视域下教育的根本内涵，也是孔子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孔子教育论文:论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

［论文关键词］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

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及时》）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

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及时》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孔子教育论文:试论孔子和柏拉图的政治及教育思想的异同

论文关键词：理想国；哲学王；为政以德；贤人教育

论文摘要：孔子和柏拉图的政治及教育思想等方面有同有异。孔子的思想带有更多的现实性，是与以家庭本位基础上的、以人伦道德为统治手段的等级社会相适应的；柏拉图则是想建立以国家本位、以国家道德规范为统治工具的、毫无流动性的等级社会。他们的思想虽有闪光之处，但也对后世的专制和极权主义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雅斯贝尔斯曾总结说：公元前6世纪前后，是一个“轴心时代”，那时世界各地曾出现了一系列伟大的宗教与哲学体系，为后来的人类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孔子和柏拉图正是这一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文化史上的两位巨匠，为后来的东西方人类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对东西方的文化影响不可估量。孔子所创的儒家思想经汉代统治者改造后成为统治的正统思想，维护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的统治。柏拉图的学说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源头，直到今天西方的精英政治仍然可以看到其学说的影子。

孔子与柏拉图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社会礼崩乐坏；同样，柏拉图目睹的也是混乱不堪的雅典政局。而自恃“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孔子和柏拉图，看到日暮西山的奴隶社会，不是扼腕叹息，而是奔走呼号，著书立说，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们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孔子和柏拉图毕竟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中，自然在他们的学说中也存在着不少相异之处。本文通过对他们的政治及教育思想比较，以期对东西方政治与教育思想及其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政治思想

1．孔子和柏拉图都力图建立一个等级分明的理想国，但对神意的强调有所不同

孔子看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强者为王，社会处于混乱之中，深感忧虑，他一心想恢复周朝式的礼制社会。在孔子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像其在《礼记·礼运》中所言的：“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这样的大同社会在当时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孔子退而求其次，那就是要建立一个等级有序、各安其道的奴隶制社会。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八个字把孔子对于国家的政治大纲都包括在内了。其意思就是为君者，要尽君道；为臣者，要尽臣道；为父者，要尽父道；为子者，要尽子道。一国之内，无非君、臣、父、子四种人，若各尽其道，各守其礼，天下岂不康乐太平吗?所以齐景公听后也十分赞同，日：“善哉”!在这样的社会里，“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史太公自序》)。孔子所认为的理想社会就是按照礼制规定的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处其位、各称其事的等级制社会。

同孔子相似，柏拉图用毕生的努力去建设一个理想的国家。这个理想国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这个国家首先要具备智慧、勇敢、节制三个条件。柏拉图把人分为三个等级，划分等级的方法就是根据人的本性和社会分工。根据人的本性，人有理性、意志、情欲，这三者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人类社会也就相应地产生了三个阶级，他们担负着三种不同的职能。即具备理性者，层次较高，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其职能就是以智慧管理国家；具有意志者，则居于三者之中，为国家的武士阶级，其职能就是以勇敢善战来保护国家，防御外敌入侵；层次低的就是具备情欲者，他们为国家的劳动阶级，职能就是安分守己，服从统治，兢兢业业地为国家进行生产劳动。柏拉图指出：“当城邦的这三种自然的人各做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并且，城邦也由于这三种人的其他某些情感和性格而被认为是有节制的、勇敢的和智慧的。”[1]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它就是正义的。即也就是做他本分的事情的。”“因此……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作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是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2]否则，“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个手艺人或者生意人……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同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涉和干涉会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3]。

诚然，孔子所说的等级社会没有柏拉图规划的那么清晰，但二者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二者的主要区别则表现在：柏拉图的理想社会是神来安排的，他以神谕的形式对三种人进行分工，三种人是神用金、银、铜铁三种不同的物质来做的，质的不同导致人性和社会分工不同、职务不同。他的这一理论是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助产术”层层推理而来，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个冷冰冰的理想王国，在这个王国里，阻止所有的政治变革，它要人们“回到自然中去!回到我们祖先世代最初的国家，原始国家的建立与人类的本性相适应，因而也是稳定的；回到人类堕落之前的部落父权制时代”[4]。孔子虽然不否认神的力量，也有“天命”和“君权神授”的思想，但是他至少没那么强调神意。同时，柏拉图构建的理想王国是以国家为本位，以国家为中心。而孔子笔下的理想社会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然后扩展至社会再到整个国家；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社会，有一定的流动性；他是在复制周朝式的等级社会，没有西方式的逻辑体系，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有感而发，对现实的一种深思。

2．孔子和柏拉图都推崇贤人政治或哲学王，但二人眼中的圣人和哲学王是有所不同的

孔子和柏拉图所主张的理想国家里都实行君主统治，君主在孔子眼里是圣人，在柏拉图的眼里是哲学王。二者颇为相像。

孔子推崇的周朝社会是一个君主世袭、家族本位、宗法制严密的等级社会。在孔子的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举贤”，在世袭制的基础上，能较大限度地任用贤人，让贤人来担当领导国家的重任。“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即按照人的品德才能予以任用。《苟子·哀公》载孔子语：“人由王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君子、贤人、大圣都是仁、智合一，区分他们的也就是仁、智本身具体内涵的差异而呈现出高下。孔子曾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孔子的眼里，较高理想的“贤士”，是达到了“自知”、“自爱”、“自乐”的境界，从而与“天道”冥契无间、浑然一体的人。让这样的君子、贤人、圣人当政，才能作为一个世人道德的典范，教化百姓，让百姓效仿他们，从而实现一个各守其道、各就其职的理想社会。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述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哲学王”，由哲学王来统治他的理想城邦。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5]同样的论述出现于柏拉图的《第七封信》中：“除非那些热爱正义和真知的人掌握国家的统治权，或者那些统治者竟然——出于上天的恩赐——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人类的罪孽不会中止。”[6]由哲学王所统治的这个理想国，好的政体便是贤人政体，实行贤人政治，在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中，哲学王在国家中凌驾于一切之上，具有发号施令的。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和柏拉图眼中的哲学王也有所不同。孔子的言论更多的是对圣人的道德提出要求。孔子笔下的圣人是一个美德的化身、道德的典范、与“道”浑然一体的人，孔子甚至认为君主也要受到约束，就是要服从道统，道统大于君统，君主执政的原则就是要“有道”，用它来检验统治者的一切行为。而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除了是个德行最的人之外，而且还是个精通音乐、体育、算术、几何和辩证法的知识天才，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能达到的多样和个别事物上的，他会继续追求的……直至他心灵中的那个能把握真实的，即与真实想亲近的部分接触到了每一事物真正的实体，并通过心灵的这个部分与事物真实的接近、交合，生出了理性和真理……他才停止艰苦的追求过程”[7]。也就是说哲学王这个知识天才还是个掌握了别人无法掌握的真知识的人。

3．孔子和柏拉图都主张为政以德，但对道德的理解，二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孔子的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就是“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国君实行德政，如北斗一样安居其地而众星自然拱绕，得到人民的拥护。孔子的德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德主刑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主张德治高于刑治，德治乃根本之策。(2)孔子把执政的过程看成为道德化的过程，即贤人在执政时用自己的道德来感化、教化百姓，可谓“身正为范，德高为师”。《论语》中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正，蔫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还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也就是说为政者一定要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以身教民，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百姓才会听从他的命令，才能服从他的统治。(3)君臣之间不仅是权力制约关系，而且还要靠礼、忠、信等道德来维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使这样的礼节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也要这样继续下去。

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里指出，理想的城邦应该是一个善的城邦，它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8]。把人分为三个等级的根据就是在他们身上体现的德性不同。德性较高者即为城邦的较高统治者。同时柏拉图认为法律在城邦中起到辅助统治的作用，作用不及德治重要。他指出：“对于的人，把那么多法律强加给他们是不恰当的。”[9]“真正的立法家不应当把力气花在法律和宪法方面做这一类的事情，不论是在政治秩序不好的国家还是政治秩序良好的国家；因为在政治秩序不良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是无济于事的；而在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有的不难设计出来，有的则可以从前人的法律条例中很方便地引申出来。”[10]。柏拉图对于法律和道德在国家统治中的作用是和他的理想国以及哲学王统治的设计一脉相承的。①

可见，孔子和柏拉图都强调为政以德，但是何为道德?他们二人理解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孔子虽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忠君放在孝亲的前面，但他所处的奴隶社会是以祖先崇拜为特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主义社会，他的道德观更多的是着眼于家庭本位的人伦道德，或者说“孝亲”是道德规范的起点、核心和基础，就是对君的“忠”也离不开“孝”，“忠”其实是“孝”的升华。柏拉图的道德观里则几乎找不到“孝悌”的位置，其侧重点是国家本位的道德规范，“道德的标志是国家利益”[11]3。

二、教育思想

1．孔子和柏拉图都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

在孔子和柏拉图的心目中，政治、道德和教育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由圣人或哲学王用道德来统治，可这些理想的实现最终需要诉诸于教育这个途径。因此二人都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并把教育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来加以论述。孔子认为，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不同造成人的发展的巨大差异性。他曾明确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论语·子路》)，赞同“学而优则仕”，把受教育就是为了从政的这个目的表达得很清楚。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教育是通向正义的道路。当政者只需注意一件“大事就行了”，即“教育和培养”[12]。

2．孔子和柏拉图都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和核心的位置

在教育内容上，孔子始终把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首要任务。据《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里所讲的典制、德行、忠诚、守信四项内容，道德占了三项，典制与德行互为表里，也有密切的联系[13]。柏拉图认为知识就是道德知识，也就是关于何谓美善、何谓正义、何谓勇敢、何谓智慧、何谓节制的知识[14]。“……善的理念是较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15]

3．孔子和柏拉图都赞同政教合一

所谓政教合一，从狭义上理解指的是政治、宗教合一，当政者同时也是宗教首领。从广义上来看，这里的“教”除狭义的“宗教”含义外，还有“教化”的意思，因此政教合一也指国家利用官方的意识形态对国民实行思想文化的控制。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后者。柏拉图认为城邦首先是个教育机构，他是个典型的政教合一论者。孔子虽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明确主张政教合一，但他内心深处也是赞同政教合一的。学者启良认为：古代中国就是典型的广义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周公“敬天”、“保民”之思想，制礼作乐之举措，实应视为“政教合一”之雏形；孔子和孟子乃至其他的先秦诸子，都可看作是为“政教合一”而构建他们的思想体系；他们不论持何种观点，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希望他们的思想为各诸侯国君所采纳，从而使之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16]。

4．孔子和柏拉图教育思想的差异之处

孔子和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尽管有上述的共同点，但因二人生活的环境及思维模式的不同，他们的教育思想呈现出诸多差异。

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作为基本教材，辅之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教育方法上，侧重于启发式，对不同性格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讲究因材施教；然后通过内心的觉悟、反省，以达到对仁的认识。在教育的表现形式上则是“礼”，通过日常生活上的礼仪修养，使受教育者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实现高度的统一，以达到培养一个个彬彬有礼、以仁义道德为圭臬的贤人的目的，并由此建立一个等级有序的德治社会。值得指出的是孔子教育思想有其可贵之处，即有教无类，他的弟子确实也来自社会的各个等级，这样的教育模式给社会的不同阶级尤其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可能，社会因此也就有了一定的流动性。

相反，为了培养的国民，柏拉图的理想国采用的是共产、共妻共子、共同教育制(当然只是在当政者、护卫者这两个等级内部实行)。在儿童刚出生时便进行筛选，有缺陷的、体弱的便抛弃；为了培养共同的德性，让他们在相同的条件下，按相同的规则，玩相同的游戏，从相同的游戏中得到同样的快乐。按天性和社会分工的不同，教育分为几个阶段。第三等级只接受普通的教育；及时、二等级则可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学习算术、几何等综合科学知识。到30岁时，有天资的人接受辩证法的教育，5年以后可以担任一般的官吏，其后再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50岁之后的品学兼优者，则是城邦的较高统治者，哲学王也就诞生了。这种等级森严的教育模式显然有利于极权主义的国家制度。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性格应相同地固定下来，尊重现实的国家制度，不喜欢变革；因为变革，除非在某种坏的情况下，是极端危险的”(The law of Plato)。这样的教育方法，“不是为了唤醒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思维，而毋宁说是灌输——如对大脑和灵魂进行塑造，使他们‘经过长时期的习惯，变得根本不能独立地做任何事情’”[17]。

有意思的是较之于孔子，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有一个先见之明，那就是男女教育平等。

三、影响

柳治征曾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18]K·波普尔不无夸张地说：“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好坏)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是在任何时候不能说是非柏拉图的。”[19]可见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颇深。他们的贤人政治、靠道德来统治一个国家的思想在闪出光芒的同时，却更多地暴露出弊端。

人治无常治，孔子把希望寄托在贤人身上的理由，反过来也说明了人治的弊端，即使出现圣人统治“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人治也缺乏一定的准则，随心所欲，治理国家缺少一定准则约束，国家常处于不稳定之中，人们对生活中的事情缺少预见性。中国两千多年靠人治导致的无人权的专制社会便是好的说明。

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也引来一些非议。后来很多人认为“哲学王”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容易导致一种极权统治。K·波普尔把柏拉图这种城邦正义称之为“极权主义的正义”，并指责柏拉图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统治阶级的命运等同起来。“柏拉图的这些及许多类似的经历——他可以吹嘘至少有9个僭主出自他同一时期的学生和同事——这就使将赋予他们以的权力的人选问题产生的特殊困难清楚地明现出来。很难找到其品格不被权力所腐蚀的人。诚如阿克顿爵士所言——一切权力都要导致腐败，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20]“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需要发生，因为权力之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独立的判断力。然而，一位国王或是如国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治的人及人民，不应压制哲学家，而应留给他们公开言论的权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21]

政教合一的特点是将道德教化的权力控制在国家的手里，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制主义统治，人民没有思想的自由，以正统与异端的二分模式来看待一切思想与学术[22]。政教合一通过“软”、“硬”两个方面来实施。“软”就是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主宰人们的灵魂。通过德治思想协调社会关系，利用人们心理依赖感、归属感的需要，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密切联系起来。他们都相信人类的道德可以自我完善，相信人类依靠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个至善至美的世界，相信历史的背后有一种的必然性，保障理想社会一定能实现，设立一种违背人性的“理想人格”作为全民道德实践的范本。“硬”的方面则是指无论是学校的设立(尤其是大学)，还是其教育方针的确定，都是出于国家的强力意志。在选官用人等制度上以道德作为依据。显然，政教合一只会导致专制与极权，而不可能建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为政以德强调的是道德理想主义，那么它在政治实践中如何张扬自己的价值呢?我们看到的是中西历史上用的道德去统治一个国家的圣人、哲学王只存在于乌托邦里，因为“‘有德’和‘无德’虽然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裁定，但到了统治者手里，却变成了一团橡皮泥，由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捏塑”[23]。现实社会的君主只是借着道德来当遮羞布，用来作为欺骗和麻痹人民的统治工具。“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会惊异的发现，凡是新登台的统治者都要宣扬自己是如何的顺天意，得民心，如何的救天下于水火，解民众于倒悬，但实际上，他们所作所为，或者比前朝统治者更为糟糕，更为不道德，更为天所怒人所怨。”[24]以道德去统治一个国家，对于人的约束只存在于人内心之中，缺少实际上的约束。统治者借着自己是具美德者，便有权指责任何一个臣民无道德，以道德来分层，形成了国民的二重人格。当政者也很难在处理事情时做到不偏不倚，以道德为依据，所有的事情非黑即白，容易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或政府是以道德来统治的。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没有道德是不可想象的，而仅仅依靠道德来维护秩序的文明社会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在建设政治文明国家的道路上，应由法律作为先锋主角，道德作为帮手、作为润滑剂，二者共同推进文明社会的进步。

孔子教育论文:论孔子的仁德教育办法

为了“仁德”,可以不惜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意思是,志向远大的“仁者”,不会因贪生怕死损害“仁德”,而会勇敢地牺牲自己以保全“仁德”,这是对“仁德”志向的较高要求。后来,孟子据此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思想,对人们的道德志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只要有“仁德”,即使一贫如洗,也无怨无悔。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孔子总是教导学生不要贪图物质享受,而应该追求道德上、精神上的,做一个有道德的、高尚的人。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恶”,粗陋之意。意思是,读书人应该立志于道德的修养,那些以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为耻辱的人,是不值得与他探讨问题的。孔子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强调的仍然是要以道德,即“仁德”为重,为了保全“仁德”,甘愿过清苦生活。总之,孔子认为有了“仁德”志向,立志于“仁”,才会有“仁德”品质。

克己复礼

在孔子看来,“克己”就是克服自己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思想,多为别人、为社会着想,才能培养起仁爱之心,才会有仁德。反之,如果不去“克己”,私欲膨胀,凡事总是为自己打算,那么就不会有仁爱之心、仁德品质。所以,“克己”是培养仁德的重要途径。正由于如此,孔子才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仁”与“礼”是密切联系着的两个方面。“仁”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有“仁”才会有“礼”。比如,有“忠君”的道德观念,才会有见了君王三叩九拜的礼仪。有“孝敬”父母的仁爱之心,才会有在父母面前客客气气、毕恭毕敬之礼。礼虽然来自于“仁”的道德观念,但礼仪形式的外在的训练也有利于内在的“仁”的观念和品质的形成。比如,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大年初一,晚辈要给长辈拜年,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这虽然是民间的一种过年礼仪,但有利于培养人孝敬长辈、尊老爱幼的“仁德”。孔子非常重视通过外在礼仪的训练来培养人内在的“仁德”品质,强调人们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导人要讲文明、懂礼貌,从外在的语言美、行为美的训练入手,培养内在的“心灵美”,最终得到既有内在“仁德”,又有外在文明礼仪,达到内外统一、表里如一的境界。

推己及人

推己及人,就是指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推及他人,从而得到理解他人,爱戴他人,帮助他人,培养“仁德”的目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所不希望的,一般来说也是别人所不希望的,那么就不要施加给别人。如果把自己不希望的施加给别人,损人利己,那就是不“仁德”的表现了。孔子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自己想在社会上立得住、能通达,那么别人也是这么想的,那就帮助别人在社会上立得住、能通达。后来,孟子继承了孔子培养“仁德”的这一思想,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要求。意思是,由自己的父母需要孝敬就应该想到别人的父母也需要孝敬,自己的孩子需要关爱就应该想到别人的孩子也需要关爱。这一推己及人,培养“仁德”的思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的思想。

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培养“仁德”的重要途径,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诚如孔子所言“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人追求“富贵”,厌恶“贫贱”的心态,决定了人在本性上是“好利”的、自私的,凡事总是容易为自己打算。要求时时处处都要想到别人,多为别人着想,甚至将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舍己利人,这就非常困难了。如果能像孔子说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一些人就不会做缺德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多为别人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是克服私欲,培养“仁德”的有效途径之一。

自我反省

孔子自我反省的思想主要包括为仁由已和三省吾身。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能否有“仁德”主要在自己,哪能靠别人?孔子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意思是,有整日把精力用于培养自己“仁德”的人吗?如果有,我没有见过精力不够用的。孔子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人人都有使自己有“仁德”的能力。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只要自己去努力,就可以有“仁德”。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为仁由己”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求在我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意思是,美好道德品质的培养关键在自己,只要自己去做,就可以得到,如果不去做,当然就得不到了。所以,孟子批评那些道德品质不好的人“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意思是,是你自己不去做,不是做不到。孟子进一步论证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只有努力,人们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贤德的人。

“为仁由己”说明了“仁德”的形成主要在于自己,只要自己去努力,就可以有“仁德”。那么,怎样去努力呢?“三省吾身”就是重要的途径。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思是,见到贤能的人就向他学习,见到“不贤”的人,就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他为戒,反省自己有没有他那样的“不贤”表现。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得更明了,“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我每天都对自己进行多次的反省,检查自己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同朋友交往是不是以诚相待了?老师传授的知识是不是用心温习了?只有像曾子这样经常反省,才能及时总结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从而扬长补短,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改过迁善

“三省吾身”是改过迁善的前提,只有“三省吾身”,才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不足,才能扬长补短,改过迁善。“过则勿惮改”。孔子说:“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意思是,有过就不要怕改正,有过不改,才是真正的过错。这与《左传》中讲的“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是相辅相成的。孔子还把君子与小人对待过错的态度做了比较,孔子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小人之过必文。”意思是,君子有过错,光明磊落,毫不掩饰,如同天上的日食一样,人人可以看见;但一经改过,就能受到人们的敬仰;而小人总是要掩饰自己的过错。在这里,孔子把对待过错的态度,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之一。人们都想当君子,而不想当小人,所以就应该像孔子讲的那样,以坦坦荡荡的胸怀对待自己的错误。可以说,这种敢于正视错误,坦然面对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态度也是人的美德,是堂堂君子的表现。

“闻过则喜”。人们听不进别人批评的意见,做不到“闻过则喜”,是因为总是把别人的批评当成是对自己的指责、刁难。如果人们从相反的角度去考虑,把别人的批评,当成是对自己的关心、帮助,那么认识就改变了,态度、情感就改变了,就可以做到“闻过则喜”了。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意思是说:“我孔丘真幸运,如果有错误,别人一定会指出来,让我知道。”可见,孔子把别人知道并指出错误当做自己的幸运。孟子也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子路是孔子的学生,本来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但听到批评的意见时却很高兴,足见孔子对子路的教育是很有效果的。总之,只有把别人的批评当成是对自己的关心、帮助,才能做到“闻过则喜”,才有利于正视错误,改过迁善,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仁德”品行。

诗、书、乐等的熏陶

孔子培养“仁德”的途径,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立志于“仁”、“克己复礼”、推己及人、自我反省、改过迁善等都是直接途径,而诗、书、乐等的熏陶则属于间接途径。所谓“诗”,主要指《诗经》。孔子曾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是说,《诗经》三百多篇,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内容纯正,没有淫秽邪恶的东西。孔子后来在谈到《诗经》的及时篇《关雎》这首诗的时候曾经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是《关雎》这首诗,表现出男女恋爱时的欢乐,但并不淫荡,虽然有对恋人的哀思,但并没有悲伤。孔子认为像《诗经》中的《关雎》这样的作品是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的,是有利于“仁德”的形成的,所以《诗经》成了孔子培养弟子“仁德”品质的重要内容。“书”,主要是指《尚书》。《尚书》是我国古代一部记述上古历史和事迹的着作汇编,其中有不少上古帝王们治国理政、教化万民的言论。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尚书》是由孔子编辑而成的。《论语》里记载了孔子的学生子张向孔子请教学习《尚书》的事情,子张说:“《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吾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意思是,子张请教孔子说:“《尚书》里讲‘殷高宗守孝,三年不议政。’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一定高宗是这样,古人都是这样。国君死了,继位的君主就不问政事,朝廷百官都各理自己的事务且听命于宰相,这种状况需要持续三年。”从这里可以看出,《尚书》里有关于古代道德礼仪的内容,有利于培养人们的“仁德”品质,所以孔子就用《尚书》来教导弟子。“乐”,主要是指《韶》乐。《论语》中说:“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颜渊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推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用周朝的礼帽,音乐就演奏《韶》曲和《武》曲,舍弃郑国的音乐,疏远小人。郑国的音乐淫靡,谄媚的小人危险。”孔子为什么对《韶》乐和《武》乐,尤其是《韶》乐情有独钟呢?这是有原因的。《论语》中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意思是,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后,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于是说:“没想到《韶》乐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啊!”孔子之所以痴迷《韶》乐,是由于《韶》乐属于高雅艺术,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素质。所以,孔子提倡人们学习像《韶》乐那样的音乐,把它作为陶冶情操,培养弟子“仁德”的重要手段。

从孔子重视诗、书、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文化知识、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可以提升人的道德素质,所以要充分发挥这方面的育人作用;净化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像《诗经》,像《韶》乐这样的作品,才有利于净化人的心灵,提升道德素质。孔子把诗、书、乐等作为培养“仁德”重要途径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孔子教育论文:以孔子体育教育为引导剖析我国教育的痼疾

我国教育思想的沿革，无不受“孔孟之道”的影响，然而，由于汉时儒家与佛教的结合，加之董仲舒“重文轻武”之策的推波助澜，大大扭曲了孔子思想中“文武兼备”、“成人”的主流，使中国两千年的教育重智轻体成为固势。当今提倡素质教育，面向新世纪培养发展的人的教育思想成为共识，我们有必要寻根清源，还孔子教育思想以本来面目，借以推动教育改革。

1孔子的“成人”教育思想

1.1“成人”思想提倡德、智、体发展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群雄争霸、弱肉强食、兼并激烈，军事的强大是立国之本，从政治生活实践中孔子深深感受到文武兼备的重要性，因而，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教民以战”“，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国古代体育与古代武艺是密不可分的，萌芽时期的体育就渗透于军事武艺之中。孔子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御”具体育色彩。孔子不仅有体育的主张，而且爱好体育实践。他身高力壮，力大善射，奔跑很快。《列子•说符》中曰“：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路氏春秋》说：孔子“足蹑郊免，力抬城关”。《论语•子罕》记孔子曾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乎！”这固然是以“御”表自谦，但可知孔子对射、御等技艺是精通的。《礼记•射义》中有更为精彩的描写“：孔子射于翟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孔子教育思想中最为经典的是“成人”之道，孔子所谓“成人”，指全人，完善的人，各方面增色得到发展的的人。孔子曾以“知、仁、勇”来表达“君子”应具有智、德、体三方面的修养。孔子“成人”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论语•宪问》中。“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藏武促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举出四个有代表性人物来表示“成人”应具有智慧、道德、用力和多才多艺等四个方面的条件。冉求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其文武兼备、多才多艺，且武勇善战，他曾经常表白其“思”与“艺”，学之于孔子。可见孔子教育实践中是努力对学生进行“身心”教化的。

1.2注重“育心育体”并举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礼”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有关“礼”的一些言论表现了他使道德礼仪与体育相结合的观点。他曾亲自带领弟子习射。他认为运动的优劣不仅表现技术有高下，而且更是人品德的表现。他说“：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现时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必将安能以中？”如何正确对待体育竞技孔子也有非常中肯的见解，他教育学生要注意把平时的谦让有礼与体育竞技精神相区别，在《论语•八佾》中指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科？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从而阐明比赛应努力去“争”但仍须以“礼”相待的良好的体育道德思想。孔子不仅在体育道德品质上对练习者得出了要求，而且对体育娱乐身心的功能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孔子认为“六艺”中的礼、乐、射、御等还有着较为丰富的文体娱乐因素，这些项目除在道德、技能等方面有教育作用之外，还可以作为学生生活中的调剂或休憩娱乐的内容。《论语•迷而》中“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就是指娱乐及陶冶人们心性的功能。另外孔子非常喜欢音乐舞蹈、对“乐”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学习音乐舞蹈入迷，“三月不知肉味”。他的两句著名的话道出了对劳逸结合的正确认识：“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所以他的“成人”教育中也有“文之以礼乐”，以礼乐教化、熏陶、感染人的主张。

2现代中国教育思想中“重文轻体”的痼疾

2.1历史的错误造就了“重文轻武”思潮的根深蒂固

早从汉时，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提出，从根本上曲解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真义。他在兴太学的同时，把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六艺”篡为“六经”，从根本上抛弃了体育教育的内容。确立了“去武行文，废力沿德”、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理念。从而开创了“重文轻武”的先河；宋时，以“八股文”为本的书生教育体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理学盛行后，文化教育着重于“惩忿窒欲”，加强了人们道德上“主敬”“、慎独”的功夫。朱熹宣扬的“静坐”成了文人必遵的圣规；明清以来，理学进一步发展、巩固乃至猖撅，学校体育衰败不堪。“衣冠之士羞于武夫耻”，其祸害实在难以言状；近代军阀教育中“兵操体育”的出现，使许多兵痞堂而皇之地进入学堂，大大地败坏了体育教育的地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学无术”的评价甚为广传。在《体育之研究》中对此教育有这样的论述：“教者发令，学者苦强应，身顺心违，精神受无量之苦，精神苦身亦苫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由此“轻体”思潮蔓延。

2.2领导者的麻木助长了“重智轻体”现象的泛滥

一提起学校体育，那真是人人都说重要，在理论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它是教育与体育的交叉和结合部。从教育的角度而言，它是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实施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和手段。从体育的角度而言，它是国民体育的基础，是造就社会体育骨干的基地，培养运动员的摇篮，是发展我国体育带来的战略重点。那么为什么学校体育的实际地位与理论地位有如此大的把关呢？匆庸置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领导干部的麻木与思想的根本轻视是最关键的。有人以为，体育的教育效果，促进学生个体社会化的功能，发展学生修改的作用，都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好定量，无从评说。至于学生体质，那是一项软任务，谁也没有就此下达过硬指标，它不象知觉率和金牌那样耀眼，那样实惠，那样讨人喜欢。学生体质差一点无关紧要，只要不死人，就挨不了批，撤不了职。于是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将要，忙起来不要”的工作作风随处可见。如此学校体育怎能被重视呢？

2.3应试教育的人才选拔制度使“三育”不平衡发展

应试教育既是一种教育思想，又是一种教育模式，它是指脱离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单纯以应付考试、争取高分、片面追求升学率为核心的一种倾向。我国的应试制度主要是以文化知识的考试为中心，以考试的成败论英雄，评价标准的两要素是分数和升学率。一卷定终身，把分数化，把对学校教育的评价化。因而，促使相当多的学校用牺牲学生的健康去换取他们的文化水平，“重智轻体”现象蔚然成风。没教室的学校不能办，没操场的学校却很多，且可以长期办下去，还可以办在市中心。学校体育成为“小三门”“、小媳妇”。体育活动可有可无，体育课可以被其他学科所取代。“智育及时”的指导思想，必然导致“三育”发展的不平衡，片面的人才观和陈腐落后的教育思想使体育教育的实际地位一落千丈。

2.4“奥运战略”的偏失及大众体育的无序发展使全民体育观走入误区

“奥运战略”的提出是为了使我国的竞技体育能在国际体坛上争金夺银。由于只片面地考虑了竞技的因素，因而，使许多具有普遍大众基础喜闻乐见并有很高锻炼价值的体育项目在我国许多地区悄然而逝，这大大地伤害了基层体育工作者的工作热情。曾经热闹的球场冷落了；学生们在游艺中自然发展的体育素质能力不见了；竞技体育的基础反而薄弱了；人才断层了。同时，大众体育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由于我们没能及时地加以引导和组织，显得无所适从。因而大众体育盲目而无序的发展，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乘虚而入，邪教迷信猖獗，以“静”为主的养生哲学渐成盛行；人们人云我云，随波逐流，不得当的锻炼方法占领阵地；全民族的体质水平出现了低潮发展的阶段，全民体育观走入误区。

2.5学校体育教育内容的陈腐使“终身体育”成为泡影

学校体育的教育内容多以竞技为主，且繁而杂。教学的方式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强迫式”教育过程，学生不论爱学与否都要被迫接受；考试的标准也多为达标法；内容不论是否适合平时锻炼方便，都要去练。“身顺心违”的教育过程必然导致学生对体育教育的逆反心理。从而出现了“一年紧，二年松，三年体育无影踪”的学校体育教育滑坡现象。一方面学校教育过多地强调智育至上，忽视体育教育，另一方面体育教育本身出现不切合实际的教育模式，恶性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使“重智轻体”现象愈演愈烈。

3对照孔子体育教育思想我们应有的反思

3.1教育必须以人为本，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强调武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危，治国应做到“足食足兵“”教民以战”。可见，孔子把体育实践与崇高的爱国热情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有健康的体魄为基础，博学知识为武装，良好道德品质为保障的素质的人才。我们就应该在现代教育改革中紧紧扣住国家与社会发展需要这一脉络，育我们的学生以崇德、博学、强体为一身，使其真正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3.2排除历史谬误，使孔子思想正本清源发扬光大

历史造成的错误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体育应有的地位，孔子的伟大思想被歪曲误导，轻体思潮的蔓延，使体育事业的发展障碍重重，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排除谬误还孔子思想以本来面目并发扬光大，是每个体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弘扬体育之职能，宣传体育之功效，彻底排除人们对体育的偏见。尤其在学校教育中高举“三育并重”的伟大旗帜不折不扣地同轻体思潮做斗争，开创一个人人热爱体育运动，人人珍爱生命，倡导“健康及时”的良好社会氛围。

3.3领导干部应成为实践体育的先行者

我们的领导干部应很好地以孔子为榜样，真正地把体育视为关乎国家兴旺发达的大事情，再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仅要积极倡导体育工作的开民用工业，还要以身作则，做一个身教胜于言教的体育先行者。只有成为参与者从感情上真正地爱上体育运动，才能从心底里去关爱它、支持它。有了好的带头人体育事业必将大发展。

3.4素质教育不应缺少体育教育

对于德、智、体三者之关系，在《体育之研究》中已有精神的论述“：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孔圣人也把“成人”作为其教育的目标。他们都十分强调三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素质教育的本身就是以提高人的综合能力作为教育的目标。体育教育不仅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切素质因素的基础。离开了体育讲素质教育是形而上学的教育思想，也必将使素质教育步入歧途。

3.5前车之鉴引以为戒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忽略了全民体质的提高与发展，忽略了文武兼备的育人思想，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败，民族的悲哀。宋朝理学猖獗至极点，致使国破家亡，国君被俘，外族成为中原的统治者。清末的轻体，招徕“东亚病夫”的“雅号”。八国联军的横扫中原，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不平等条约使国家沦为半殖民地，从而使中国蒙受了百年的耻辱。前车之鉴不可不见，家的兴旺与发达有赖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有赖于全民体质的优势发展。

3.6体育事业大发展学校体育改革是关键

中国体育事业的大发展，学校体育的改革是关键。树立“终身体育”的战略思想又是发展大众体育的切入点。我们必须改革现有的体育教育模式，变被动的教育为主动接受。要让学生在校期间学有所长、学有所爱，让体育的内容成为学生终身受益的良好健身工具。教育的过程必须紧扣时代的脉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忘吸取先进的经验，使学校体育教育的过程真正成为大众体育发展的起搏点。

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我们看到了重视体育教育的必要性，纵观轻体现象的蔓延，它直接影响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反思，势必难圆强国之梦。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轻体痼疾，以孔子体育教育思想为镜，正本清源，发扬光大，使我们的体育教育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生涯发展教育中的自立观念

《孔子学院》2017年第5期

摘要：孔子在生涯发展教育中，将21－30岁设定为“自立”生涯发展阶段，其发展目标是能够独立生存和生活，本质上是人主体性的建立。只有人与对象一起构成一个自己的生活世界，人才能独立自主，才能自爱、自尊、自信，才能真正建立起人的主体性，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自立要通过社会适应与就业的实行活动，是人们经历“动心忍性”和“曾益其所不能”的奋斗过程。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就没有个人的生活世界，就没有生活的幸福感。

关键词：孔子;自立;幸福感;意义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他用“泰山之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立”的直观审美形象。自立———安身立命、自食其力、独立自主作为孔子开创的生涯发展教育的核心概念，通过一代代人的身体力行，这一观念逐渐积淀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人生观念。

一、孔子生涯发展教育中的“自立”

作为教师，孔子必须面对培养目标的问题，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孔子把“立与不立”作为对人进行分类的基本标准，重新定义了小人和君子的内涵和外延:自食其力者为君子。反之，不能自食其力者为小人。自立生涯发展的目标是要达到经济自立、精神自立、情感自立。山不立不为山，人不立不为人。山，正因为挺立，才成为自然世界的一员。人也因为自立，才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以独立主体创建一个自己的生活世界。

(一)经济自立

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求富，是担当自己养活自己的责任。富，不仅是一种源自生命的基本欲望，而且是对生命力使命的一种担当，即要促进政治稳定、社会发展。自己不能养活自己，不能够自立，是懒惰，是对生命使命的放弃。“君子求诸己”，就是君子①经济独立，有财务自由，这是立世的基础。小人求诸人:小人没有自己的世界，他要活着，就只有到别人的世界中去活，这就是“混”。他是怎么混进去的呢?方法很简单:一是混入亲戚朋友的世界;二是通过亲戚朋友“开后门”，混入社会其他人的世界;三是伪装成君子，混入公共生活世界。总之，小人只能混迹在别人的世界里。

(二)精神自立

精神自立似乎有些抽象。孔子打个比喻，“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平时不会被发觉，但到了寒冬腊月，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树木都光秃秃的了，只有松树和柏树还郁郁葱葱，这就是独立的精神。我们不应把进退成败的原因推之于外在的因素，不要怨天尤人，而要着力于把握自己，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小人喻于利:小人的目标，像动物一样，就是找饭吃。没有为人处事的道德原则，更没有生命的使命担当。所以，唐朝李德裕在《小人论》中说:“世所谓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难信，此小人常态，不足惧也;以怨报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义，抑又次之……”哪怕获得的只是一些蝇头小利，他也要不择手段。

(三)情感自立

物质上、精神上的独立相对容易，而情感上的独立则相对较难。如果迟迟不能从对父母、亲人、教师、同学、朋友的依恋中解放出来，不建立起稳定的情感世界，那么人的理性就很难成熟，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孔子常常对学生说，“读书人应该四海为家，如果不从乡土情感中摆脱出来，那就不是读书人了。”君子有自己的情感世界:“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倾城者不奉之。貌恶者不讳之，强者不畏之，弱者不欺之，从善者友之，好恶者弃之，长则尊之，幼则庇之。……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小人由于缺少主体性，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去，常常怨天尤人，行为乖讹、喜怒无常。由于心虚、贪婪而常戚戚:嫉妒是“小人儒”最突出的心理特征，只要发现比自己者，就会用诬告、诽谤、侮辱等方式宣泄，产生憎恨和醋意的态度体验。在主客体的具体结构、功能、特性及其作用中，孔子不是抽象地探讨主体与对象的相互关系及其所谓本质，而是直截了当地描述说:“而立”。或者说，孔子认为“自立”是主体性的特征。“主体化”是具体的、直接的、感性的，在具体的生活中，在各种对象关系中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如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有自己的家。

二、人达到生涯发展中“自立”的途径

(一)勇敢“适应”

自立阶段的生命力处于适应阶段。适应是指生物个体的生理或行为特征在某个环境下能够顺利的繁衍，并增加数量。生命力效应的表现，就是适者生存。按照达尔文学说，自然选择淘汰那些不适应环境的个体，使能适应环境的个体得以保存和繁荣，生存竞争的原则起着支配作用。孔子非常强调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方式。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简单说，适应是一种接受，在心理上认同，情感上容纳。社会适应性标准是社会常模，即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适应性的高低是看其是否符合社会常模的程度。但是，这只是理论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适应障碍”表现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抑郁、焦虑、烦恼，难以坚持处理工作事务。“适应障碍”往往在应激事件的适应期发生，这些事件包括重大的个人发展方面的变化及可能影响个人社会关系完整性的事件。那么，如何提高社会适应性呢?首先是适度。适应性的变化是缓慢的、渐进性的，要做出确切的判断相当困难，所以，要充分考虑时代、地区、民族的差异及其影响，细心地观察，把握心理承受的适度性。其次是择事要简单。不应选择做包含复杂人际关系的事，而是要选择力所能及的、简单、容易、大家都能做的事。三是磨炼意志，勇敢面对适应，在适应中，咀嚼酸甜苦辣，体验世态炎凉，充实人生内涵，丰富生命色彩。

(二)随机“就业”

走出学校，就必须面对“就业”。“就业”，东汉•许慎《说文》:“就，就高也。从京从尤。尤，异于凡也”;业，是人们从事的为获取报酬的活动。就业，就是找到有收入的工作。今天，学者们从三个方面来界定就业:一是条件，符合法定劳动年龄;二是收入，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三是时间，每周工作时间的长度。所以，“就业”的价值标准无论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都不一定是一生要从事的职业或事业，它是随机性的。在宇宙和社会发展中，具体事件都有随机性，它是介于必然事件与不可能事件之间的现象。即使是必然发生的、确定性的事件，在其细节上也会带有随机性的偏离。由此可知，就业的特征是随机择事。那么，什么是随机择事呢?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在自立阶段，所谓“随机择事”，就是自由组合，打运动战。既不好高骛远，却又匠心独运，运用精巧的心思。选择简单、容易，大家都能做的事，做好的窍门就是“独运”。一是选择事情要“独运”，即克服从众与习俗，也就是所谓特立独行、独辟蹊径，比如，孔子做仓库保管员，虽然遭到亲戚朋友的反对，但孔子最终还是去了;二是承担工作要“独运”，比如孔子承包畜牧场，单独承担任务，收益就好得多;三是技能要“独运”，把自己的特长放大，把技能练成特技，让别人望尘莫及，孔子在丧葬队里是最的吹鼓手。人是动物，动物的生命运动优势在于空间运动。动物生命的自由性，就在于虽然不能选择时间，但是可以选择空间。意识到并能够把握空间转移，是生命效应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也是生涯发展中解决困境常常要用到的智能。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是不能远游，而是要有方向。什么是方向?就是有具体的目标，具体的任务。

(三)贵在“实行”

在正常的生涯发展中，人的主观愿望与生命的客观要求往往是统一的，人的期望与生命的运动共同影响着生涯发展的进程和计划。孔子认为，安身立命，贵在实行。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实，有几个含义，一是充满，如“充实”;二是符合客观情况，如“实话实说”;三是植物结的果，如“果实”;四是比喻富足，如“殷实”。实行，指用行动来实现目标，包含三方面意义:一是动机要实。诚心实意地实现自立的目标;二是行为要实。实实在在地去做，脚踏实地地工作;三是效应要实。立竿要见影，吹糠要见米。实行，既是达到君子的途径，也是君子应有的品格和风度，即言行一致是君子。综上，自立=适应+就业+实行。“站着，或者躺着，这是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立与不立，只是体现了个人的生存状态，但实际上，人的生涯发展是持续的过程，伴随着一连串的选择。没有自立，生涯发展就停滞了，就只能停留在生存状态。

三、孔子“自立”观念的意义

(一)历史意义

“自立”后来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的一种完善的人格内涵。如，《礼记•儒行》:“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曹丕《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宋书•沉庆之传》:“荒扰之后，乡邑流散，庆之躬耕垄亩，勤苦自立。”星移斗转，潜移默化，“自立”，衍生为“独立自主”。孔子对生涯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慢慢地扩展到了民族、国家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自立于不败之地的民族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最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品格。

(二)文化意义

孔子提出了人格分类。20岁时，“有教无类”，成器就行。到了30岁，“三十不立”，立者，自食其力，以“君子”的形象进入社会视野，成为人格审美中“美”的类型;不立，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展失足，是“依附之立”，混入别人的世界，在别人的世界里讨生活，以“小人”的形象进入社会视觉，但“小人”不会承认自己是“小人”，往往要以君子自居，成为常说的“伪君子”;另一种是生涯发展失败，导致“不能立”，成为“盗贼”。“私窃谓之盗，劫杀谓之贼”，盗贼是政府的刑罚对象，成为人格审美中“悲”的类型。孔子对人进行了分类:君子、小人、盗贼，使人从无类，到有类。

(三)现实意义

历史进入后现代，在生命价值问题上，幸福观的迷茫严重困扰着青年一代。人们都在追求幸福，但是，曾几何时，幸福的含义被弄得不知所云，似是而非。随着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社会上广泛开展的“幸福教育”似乎都在排斥物质，把幸福描述成一种虚无缥缈的神秘物质，脱离人的具体生活，明显的矫枉过正。什么是幸福?幸，吉而免凶也;福，“一人一口田”与“为衣食而业田”。望文生义，幸福，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达到家庭衣食无忧，这与孔子安身立命的自立目标高度契合。用今天的学术术语来说，幸福就是人精神的满意状态。自立是幸福感的基础。只有建立了“自我”，才有这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摆脱对外在力量的依赖关系，从“一个人”到“这一个人”。从此，“这一个”人诞生了，这一个人的生活世界也就诞生了。人生活在别人的屋檐下，绝无幸福感可言。自尊是幸福感的源泉。自尊是人格自我调节的心理成分，相信自己通过努力能够达成愿望，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身体是幸福感的载体。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幸福是一些简单的东西:成器、就业、家庭、平静安逸的生活状态。幸福感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充分活跃和健康舒适而产生，无论哪一种麻醉形式的幸福都是虚幻的。适应是幸福感的创造和体验。工作着的人是美丽的，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必须适应生存竞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切都坐享其成，那么他就失去了创造和体验幸福的过程。人只有在不断的社会适应中，坚定意志、磨炼毅力、增强自信、丰富阅历，通过“动心忍性”，完善人的身心结构，才能将深层次的生存体验转化为持久的幸福感。由此可得，孔子的自立观念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幸福观念:通过自立，达到自尊，实现自爱，是个人基于自我评价产生和形成，并要求受到他人、集体和社会尊重的情感体验。

作者：陈昌茂单位：青岛滨海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终身教育思想探究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在世界迅速传播和发展。回顾终身教育理念的演进脉络，既可以从横向视角洞悉其内涵的丰富多样、跨度的国际性及视野的广阔性，也可以从其纵向视角探视其传播的快速性、时代的伸展性及社会的适应性。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视角重新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一方面体现对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追根溯源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凸显为孔子终身教育思想赋予时代精神的意义。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司马迁对其称赞道：“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可谓至圣矣。”［1］如今，孔子的美誉早已伴随全球化的浪潮传播于世界各个角落，日本教育学者持田荣一尊称孔子为：“终身教育必要性的先驱者。”［2］因此，在全球化视阈下，着眼于时展的脉搏和动态，洞悉社会各个阶层对终身教育理念的需求，基于对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考究，重塑孔子终身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时代意义。

一、问题缘由

1965年12月，“终身教育”理念由法国终身教育思想家保罗•朗格郎（PaulLengrand）在国际成人教育会议上提及，自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终身教育理念得以传播和发展。2010年，主持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指出：“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3］这既是终身教育理念以政策文件形式确立的表现，也是国家在新时代对终身教育理念的认可和重视，更是个人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对终身教育理念迫切呼唤的真实体现。至今50多年的演进历史，世界各国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推进终身教育理念，并使终身教育理念在社会不同领域得以贯彻。如：韩国终身教育立法的演进及学习账户体系的开发，日本终身教育政策的推进及学习化社会体系的构建，英国成人教育制度建设及产业大学的发展，美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推进机制及发展策略等。查尔斯•赫梅尔（CharlesE．Hummel）谈到：“终身教育可以与哥白尼学说相提并论，其是教育史上最震撼的事件之一。”［4］足以看出，终身教育理念的产生是人类教育界较有影响力的教育现象。此外，其还在经典著作《今日的教育为了明天的世界》中指出：“人类出现，终身教育也就出现了。”［5］可见，在他看来，终身教育必须肩负其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充分体现出其在人的成长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终身教育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俱进。但是，就目前终身教育理念融入我国社会实践而言，尚存在诸多问题，如终身教育思想强调打破系统的学校体系模式，侧重社会环境下的教育而非学校内部体制下的教育，而综观当下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终身教育理念在非学校环境下的贯彻与落实。终身教育理念要求教育机会均等，也就是人人可学，但由于各方面情况，如地理位置，地区经济差异等，致使终身教育思想中人人皆学的需求没有得到释放。终身教育思想中学习内容的广泛性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社会层面供应的学习服务是的；其二是个体对于终身教育内容的需求是多样的。当前社会对终身教育内容的认识过于狭隘，不能充分满足学习者对于学习内容的需求，这就导致社会层面的供应与个体广泛学习需求出现矛盾。目前，在践行终身教育理念的过程中存在功利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终身教育理念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基于此，通过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来重新审视当下终身教育理念与社会现实的融合度，以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二、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内涵

至今，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终身教育定义当数保罗•朗格郎（PaulLengrand），他在《终身教育引论》提到：“终身教育包含教育的多个领域、各项范围，从生命开始到结束的不断发展，也包括教育过程中各要素的紧密而有机的内在联系。”［6］目前而言，不同的学者对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界定存在不同视角上的解读和诠释。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终身教育不是体系，而是建立体系的依据，这个依据贯穿体系的每个部分。”［7］孙世路教授谈到：“终身教育体系是适合于一切人从生到死的继续的受教育的体系。”［8］持田荣一等将其定义为：“是教育权的保障，是专业和教养的配合，是扫除文盲的方式与道路。”［9］通过不同学者对终身教育理念的解读和阐述，不难发现，其既有趋同之处，亦有各自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主要探讨学者们对终身教育理念趋同的部分，把握其内涵的精髓和要义，深入探究终身教育理念在当代社会的真正价值，解读和诠释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内涵，为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提供一定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内涵之丰富，领域之宽广，构成之多样。在此，采用高志敏教授对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要义的界定，即终身教育是对现行教育制度的超越和升华；终身教育是改革现行教育制度，构建未来教育体系的原则；教育贯彻人的发展的一生；教育覆盖人的发展的全部；教育必须成为有效而便捷的一体化体系；教育既作用于个人又作用于社会。［10］在此认识上，审视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与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之间的关系，化孔子终身教育思想入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以期达到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视角下重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的目的和意义。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视角，着眼于孔子对终身教育思想的论述，可以把孔子终身教育思想归结为以下五个层面：教育对象的全纳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教育时间的终身性；教育活动的生活性；教育目标的价值性。

三、解读孔子终身教育思想

通过对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内涵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视角，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现状与规律，明确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进而深入解读和剖析孔子终身教育思想。通过对孔子终身教育思想进行深度挖掘与探讨，明晰其对当今社会的价值，进而使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相衔接，彰显时代活力。1解读一———教育对象的全纳性全纳教育是全民教育理念得以实现有效方式。［11］教育对象的全纳性是全纳教育的根基，是每个个体不能回避的话题，与每个个体的利益息息相关。孔子关于求学者论及到：“有教无类。”［12］即对教育对象一视同仁，无所差别。［13］可见，孔子对于求学者是没有特别的门槛限制，不论其年龄大小、出身背景、学识层次等的差异，都一律同等对待，这深刻表现出其“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此外孔子还论及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14］即只要求学者情愿携带十余干肉作为入学之礼，其就会孜孜不倦的给予教导。放眼当今社会，孔子这一思想是教育对象全纳性的体现，同样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有效表达，对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而言，教育对象的全纳性是社会各领域不容忽视的一面。从一定程度上说，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对象可界定为全体公民，这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践行的基石，也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得以广泛传播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2解读二———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是终身教育理念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个体学习内容范围的界定。教育内容包括众多领域的知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适应社会发展是个体必须面对的境遇，因此现代终身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是个体融入社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透视孔子终身教育内容，发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任在其中矣”。［15］也即是通过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可以不断坚定自己的志向，勤思好问，足以达成仁的境界。此外，孔子还论及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6］强调学习广泛的知识，并用礼来规范、约束自身，就不至于离经叛道。具体教育内容而言，孔子论“文”、“行”、“忠”、“信”四教，以“礼”、“乐”、“射”、“御”、“书”、“数”为课程内容，用《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17］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对于如今复杂多变的社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理所应当成为每个个体学习所践行的基本原则，也是在当今社会最有力的生存技能。作为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社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是有效适应现代化日益多变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沟通个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便捷渠道。3解读三———教育时间的终身性现代终身教育理念，源于终身教育，贵在教育时间的终身性。从全球视阈看，伴随经济、文化及生态等多元发展，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符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对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8］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中对教育的终身性论述，其中虽然存在部分宿命论的神秘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生经验不断积累的正常规律，从中可以感知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构成了差异多样的教育内容。此外，子谓颜渊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19］旨在从颜渊的学习行为来夸赞其进取不已，进一步从侧面展现了颜渊一生坚守终身教育思想，以终身教育观作为其自身不断前进的真理。从纵向角度来审视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终身教育观必然成为一个人教育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并需要用终生去奉行。4解读四———教育活动的生活性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中的终身性，即为教育与生活共存，教育与生活相互依赖，教育与生活和谐可持续发展。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教育与生活共舞，为生活的多姿多彩增添教育的智慧。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脱离学校教育的生活，是终身教育理念融入生活的体现，也是生活性学习延续学校教育，是学校教育在生活领域的展现。由此可见，教育活动的生活性既为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链接主体的载体。转而，孔子是如何描述其终身教育中教育活动具有生活性的呢？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20］“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1］这是孔子经常告诫其弟子的话语体系之一，重在强调培养生活中的自觉修养、虚心好学的人格魅力，突出学习在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即为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中教育活动具有生活性。他也曾提及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22］其用自身形象来感叹即使五十岁，依然可以继续品味《周易》，学习和接受教育不是为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做准备，而是一种人生态度，这种终身教育思想是满足生活需要的体现。5解读五———教育目的的价值性教育目的的价值性是人类学习的一种价值理念倾向与追求，不同的人持有迥然各异的价值性教育原则，这种价值性教育的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人生活经验的累积构成，是一个持续性、过程性的问题。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中的价值性教育是人生价值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出身背景、社会层次、思想意识等不同，而在人生价值追求的路径即价值性教育上表现差异。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中教育目的的价值性，“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23］即为君子要按照所谓的义来修养自身的品质，并且严格按照礼来行事，表现出谦恭的姿态，凭借信来取得成功。这是君子为人之道的路径选择，也是个体之所以成为真正之人的价值所在。孔子还论及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4］通过用一生的时间去修身养性，以此来达到恭慎从事、安抚他人及安定百姓的目的与价值追求，这是现代终身教育理念教育目的价值性的重要体现，是个体由基本的生理需求朝向满足需要、实现人生价值目标的必要途径。

四、启示与展望

通过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视角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是对当今社会终身教育思想中存在问题给予回应，也是个体追求终身教育的应有之义。基于对孔子终身教育思想的深度剖析与解读，放眼当今社会存在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其存有正规学校系统下的终身教育思想；存在忽视终身教育理念在非学校环境下的贯彻与落实；存在社会层面的供应与个体广泛学习需求的矛盾；存在践行终身教育理念过程中的功利性等现象。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色彩浓厚的时代，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视角，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深入解读和探析其教育对象的全纳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教育时间的终身性、教育活动的生活性及教育目的的价值性。无论是从当今社会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权得以继续保障的维度来谈，都是推动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走向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高志敏教授在第十三次职业教育理论研讨会中关于“职业教育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主题发表的《终身教育背景下大学的新使命、新任务》指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倡导终身学习、形成学习型社会，是打开21世纪的钥匙！［25］由此可见，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在推动21世纪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这不单单只是一个教育理念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福祉的重要议题。人的发展与终身教育是一种内在的统一。［26］然而，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逐步发展，在推动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发展的潮流中，既有助推潮流之力，亦有嘈杂刺耳的声音夹杂在这股潮流之中。叶澜教授曾被《终身教育引论》中终身教育概念的界定所深深感动，并指出：“其深意在于使教育成为个体一生和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内在必需的构成，它需化入人生、化入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27］以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为依托，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孔子终身教育思想在当今社会的传播与发展，让世人从全球的包容性视角来吸纳孔子终身教育思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源自中国本土化的终身教育思想走向世界。基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视野，回溯孔子终身教育思想，将对于实现时时、处处、人人、事事可学的终身教育体系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者:程豪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论文

摘要：孔子一生主要是教育上等人，其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比较复杂。孔子认为平民道德教育应主要通过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进而影响平民，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这一思想至今仍有其合理处。而在文化知识教育上，他认为平民“下愚”，而且“困而不学”，根本不堪教育，因此无法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孔子的教育实践也是如此，他的授业弟子中没有一位是平民，社会弟子也基本上都是上等人。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一论断恐怕要重新审视。我们认为，孔子至少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

关键词：孔子;平民;教育思想;教育实践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毕生致力于上等人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其教育思想和终身实践，对后世几千年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道德教育优先，亦重文化教育的思想；学而不厌，好之乐之的思想；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思想；君子不器，重在谋道的思想；学思结合，行学并重的思想；知之谓知，不知阙如的思想；因材施教，由博反约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尤其巨大。但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却颇为复杂，有些甚至非常糊涂，需要认真考察。孔子曾经说“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我什么人都教育，没有贫富﹑贵贱﹑地域﹑夏夷、“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等等的区别。孔子还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7•7），只要主动给我一点见面的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育的。就因为孔子讲了这么两句话，后世学者便长期断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许多理论。这两句话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可以说明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如果真这么看，我们就犯了以后释古的常识性错误。西汉以来的经师们解读《论语》时，就犯了不少这样的错误。其实，孔子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上等人，基本没有教育下等人。他说上面那两句话时，是有一个那个时代的人人人都明白的大前提的。学者们断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时，可能仅仅考虑了那两句话的字面意义，而忽略了那两句话的大前提；也可能没有对孔子的教育实践作细致的考察，并将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作比对研究，然后再得出结论。而学者们误解那两句话的根源，则很可能首先是因为误解了“人”和“民”这两个关键词，很可能是因为对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所致。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人”和“民”这两个关键词。《论语》一书中，直接论及人民，包括不以人民字样出之，而以君子﹑圣人等字样出之的，大约有两百章之多，占到全书（492章）四成的样子。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说明这个问题在春秋时代有多么重要，孔子对这一问题是多么重视。惟其如此，后世学者亦十分注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近百年，学术界对孔子的“人”“民”“众”“百姓”等概念的看法，大体可分两类：一类认为，“人”是奴隶主，“民”等是奴隶。另一类认为，“人”或指所有的人，或指贵族，“民”指奴隶。两类学者都是思想家哲学家兼古文字学家，其古文字证据都是甲骨卜辞，其社会结构研究理论都是阶级斗争理论。甲骨卜辞对研究西周以前的殷商社会可能十分管用，但对研究先周社会和西周春秋社会就要十分小心。阶级斗争理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必真地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因此，关于“人”“民”的上述两种理论恐怕都需要慎重考虑。我的学习心得，研究任何问题，都不能有理论预设，都不能随意移植嫁接理论，而应该充分研究原始材料，并且仅仅根据原始材料本身得出结论。只要遍查《论语》《春秋》《左传》，我们便可发现，春秋时代的“人民观”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人”指所有的人，与“鬼”相对而言。二，“人”又可以分为“人”和“民”两个阶级，其中“人”是上等人，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等，但不包括“小人”。“小人”和“民”“众”“庶”“百姓”“鄙夫”“老农”“老圃”等等是一个阶级，但不是奴隶，而是平民。孔子经常讲“使小人”“使民”，在谈到道德问题时，他常常把“小人”和“民”这两个概念混用，可见，“小人”和“民”都是平民阶级。三，“士”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讲仁德的便是“君子儒”，“志士仁人”，如果还当了官，就可以归入上等人，是“君子”，但一般不是“大人”，天子、诸侯、卿大夫才是“大人”；不讲仁德的“士”则是“小人儒”，“小人儒”而又没有当官，则仅仅是“小人”，只能归入下等人，属于平民阶级。我有《人论》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为了既方便下文讨论，又适当避免重复，本文只是点到为止，以下不再赘述。

孔子毫无疑问有教育“人”即上等人的思想，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多，无需论证。但他有没有教育“民”即下等人也就是平民的思想？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如果有，其思想又当如何？这些都需要仔细研究。还有，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也许还应该考察一下孔子的教育实践，看看其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是否一致。只有把这些问题全部都弄清楚了，我们才可以就孔子有无平民教育思想，有什么样的平民教育思想下结论。只有把平民教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可以就孔子有无全民教育思想作出判断。仅仅根据孔子的那两句话就断定他有全民教育思想，这样做恐怕不太严谨。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史料，我们初步认为，孔子还是有平民教育思想的，不过，他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与其教育思想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孔子一生只对平民进行了道德教育，并没有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下文我将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简要论述。孔子既然认为平民应该教育，有平民教育思想，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教育平民，怎样教育平民呢？孔子认为，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道德教育，另一个是文化知识教育。下面先谈谈他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孔子认为，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13•26）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13•23）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12•16）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7•37）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2•14）这里所说的“君子”，都是“人”，上等人，而且都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孔子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14•6）也就是说，“君子”当中有仁人，也有不仁的人。孔子一生称赞的大体同时代的仁德君子，有卫国的宁武子﹑孔文子﹑公子荆﹑史鱼﹑公叔文子等等，还有郑国的子产等四君子；他批评的“不仁”的君子，国君有鲁定公﹑鲁哀公﹑卫灵公﹑齐景公等等，卿大夫有季康子等等。可见“君子”中的确有仁者也有不仁者。而上引诸章中孔子说，这些君子们安泰而不骄傲，和谐而不雷同，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促成别人的坏事，胸怀坦荡，为做好事而互相团结，可见这些“君子”都是上等人当中的仁德君子，而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小人”则都是下等人，平民，与“民”、“众”、“百姓”是一个意思，属于一个阶级。这些平民，骄傲而不安泰，雷同而不和谐，促成坏事而不成全好事，常因小利而忧戚不安，为干坏事而互相勾结，总之，他们的品行很坏，道德水平很低，没有一点点仁德，真正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平民的道德水平既然很低，那么应该怎么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从而改善社会风气呢？听听孔子与鲁国正卿季康子的话，我们也许就会明白。孔子对季康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12•19）从孔子的这番话来看，季康子必定先对孔子说，鲁国的平民太坏，准备多用刑法，杀掉一批特别坏的平民，以整肃社会风气。他这种看法和准备采取的做法，在晚周可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周秦那么多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一句话是说平民好的。弟子们把这番话记下来并收入《论语》，即应与这样的社会现实有关。从孔子的回答来看，孔子认为，季康子这类人才是“君子”，才是上等人；“民”和“小人”都是一类人，平民，下等人。孔子虽然承认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但反对季氏滥杀平民，主张通过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进而影响下等人，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最终改善社会风气。这说明孔子的仁德之心及于平民，他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策略也比季氏高明。又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17•4）（称赞郑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5•16）这两章，上一章说“使小人”，下一章说“使民”，“小人”和“民”明显是同一个阶级，都是被上等人“使”“养”的平民，孔子说得非常明白。“学道”是学仁道，这仍然是道德教育，不是文化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是“学礼”。孔子认为，“君子”“小人”都要“学道”，都要进行道德教育，“君子”还有教育“小人”的义务，其教育方式是“养”和“使”，要求分别是“惠”和“义”。这体现了孔子一贯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就是通过教育上等人来影响下等人，由上等人来教育下等人。

从总体上来看，上等人特别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的道德水平很高很高，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这不仅是孔子的基本判断，也是周秦几乎所有思想家的一致判断。我们只要随意打开这个时期的任何一部著作，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叶圣陶等老先生上世纪初曾经编印《十三经索引》，只要查到“君子”“小人”条，就会发现有无数这样的论述，而且其他先贤的看法与孔子的看法几乎一致。但是，平民的道德水平为什么普遍非常低下呢？孔子似乎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4•11）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4•16）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15•32）“君子”有土地，即所谓“有国有家者”，他们或有国家或有采邑，又大都有官俸“谷”，从无衣食之忧，所以都在操心一些“高大上”的问题，如“德”“刑”“义”“道”；“小人”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没有官职，当然也就没有“谷”来作官俸，常年苦辛而总有衣食之忧，所以只关心“土”“惠”“利”“食”“贫”这些在君子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从孔子所论来看，他本应明白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但当我们研究了孔子的平民道德教育策略之后，我们才发现，孔子其实并不真正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贫困才是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孔子远远不如孟子。孟子还知道要给每家老百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他们灾害年景免于饿死，风调雨顺年头过上好日子。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孔子则无此想法。因此我推想，孔子其实并不真正明白平民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的根本原因。平民道德水平低下，应该怎样教育他们，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呢？孔子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劳”，一个是“诲”。爱之，能无劳乎？忠焉，能无诲乎？（宪问，（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19•10）上引许多文献，都有“使民”“使小人”的话，这就是“劳”，主要形式应有三种：让平民交税，让他们为官府修建宫殿﹑道路﹑水渠等，让他们打仗。《国语•鲁语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可见孔子等晚周诸子大多认为，“使民”“劳民”是教育平民，防止其道德水平更加低下的一种重要方式。当然，除了“劳”以外，孔子还想了一些别的教育平民的方法。如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为政，2•3）可见“德”和“礼”都是孔子教育平民的内容，都是上章所讲的“诲”的内容。“德”即仁德﹑道德，“君子”“小人”都要接受道德教育。不过这一章里的“礼”，仅仅特指具有整肃作用的“礼法”，类似今人讲的习惯法，而不是三代文化知识和孔子丰富学问总纲的那个“礼”。至于具体怎么“诲”，孔子的策略是这样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2•19）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13•4）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14•41）（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张，19•19）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颜渊，12•19）上面的引文中，孔子说要“诲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但怎么“道”，怎么“齐”，总之怎么“诲”呢？原来，孔子并不是要直接“诲”民，“道”民，“齐”民。孔子发现，下等人的道德问题，主要是由上等人的道德问题决定的。上等人中，多有不仁者。应该要求上等人“直”，上等人“好礼”“好义”“好信”，上等人不失其“道”，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从而像风吹草一样，影响下等人，提高下等人的道德水平。这样，全社会的道德水平都会提高，社会就和谐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不是他的独创，周秦诸子大多持此观点。这一思想，即使是在今天也有其合理性。如今常有人抱怨社会风气不好，其实只要党风政风真正好了，民风就会大大好转，甚至会好起来。以上是孔子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看法，总起来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孔子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看法，却相当的糊涂。上文已经指出，孔子曾说“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他都教育；又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主动象征性地送点礼物他，他就教育学生。因此后世学者们全都认为，无论贫富贵贱“先进”“后进”哪国人氏孔子全都教育，并进而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学者们没有考虑到，孔子说这些话时是有个在他那个时代不言而喻的大前提的，就是你得愿意接受教育，而孔子一向认为，当时的平民几乎是没有愿意接受教育的。孔子曾经根据人的智力，把所有的人分为四个等级，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季氏，16•9）“生而知之者”是智力超常的人，天才，其学问本事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孔子一生从没有说过谁是这样的天才。这与今人的天才观几乎相同，今人也大都认为有天才，但究竟哪一个是天才，又似乎谁都说不清楚。孔子认为自己是三代文化的伟大继承者，周文王之后他孔子最伟大，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而认为自己只是个“学而知之者”。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说他的学问，都是终生努力学来的。孔子还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6•21）“中人以上”，应指“困而学之”者、“学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者”这三类人，跟这些人可以讲大道理。“中人以下”应仅指“民”，这些人“困而不学”，不可以跟他们讲大道理。因此，孔子认为，“民”是无法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8•9）“上知”指“生而知之者”，“下愚”则指“困而不学”的“民”。这些“民”，只可以让他们怎么干，不可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干，因为他们智力太低下，又拒绝学习。上面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初步认为，孔子充其量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根本没有平民文化知识的教育思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定要说他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那他的思想就是平民没有办法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学者们仅仅根据孔子那两句话的字面意义，而不考虑那两句话还有个大前提，就断言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是不太谨慎不太科学的做法。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他的教育实践，希望用他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来互证，以进一步搞明白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同时也进一步搞清楚孔子有无全民教育思想。孔子教育过的人，我大体把他们分作两类，授业弟子和其他人。下面分别讨论之。

孔子的授业弟子中有没有“民”即平民呢？我的判断是，应该没有。我的主要考虑是，其一，孔子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就是培养教育上等人的，而不是培养教育平民的。孔子教育弟子，也主要是进行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的主旨是“仁”，文化知识教育的主旨则是“礼”，具体来说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艺”。按照孔子的上述教育思想，孔子是不可能直接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孔子曾经对子贡讲，他的丰富学问，有个东西“一以贯之”，并不是靠死记硬背的。（卫灵公，15•3）颜回则指出这个把老师无比丰富的学问“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礼”。颜回说，老师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9•11）那么“礼”就是孔子学问的主线和总纲，也是三代文化的主线和总纲——至少孔子自己是这么看的。孔子一生都教弟子仁学和礼学，而礼学本身就只是上等人的学问和事情，与平民没有任何关系，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门如有平民弟子，他们不可能一生跟着老师学这些既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任何用处，甚至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这是我判断孔门弟子中没有平民的及时个依据。其二，孔门弟子的做派，就是上等人的做派，而不是平民的做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收有孔门弟子七十七人，其中“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三十五人，其中澹台灭明和公伯缭两位应该都不是孔门弟子（只要读读《论语》原文就明白，兹不具论），实为三十三人。这些学生，有贵族，有士，但没有平民。士在晚周是个特殊阶层，上文已略作说明。这些弟子中，虽然颜回穷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地步，（雍也，6•11）但这只是因为他坚持不当官所致。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7•11）可见颜回不当官，应与当时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密切相关。颜回虽然很贫穷，但其做派仍不失上等人的身份和风度，包括他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时的“乐”，这分明是一种君子之乐，上等人之乐，真正的平民就无论如何都“乐”不起来。这就如同今天的阔人到深山老林吃野菜觉得很雅致，很“酷”，而多少代在深山老林里吃野菜的穷人却“雅致”不起来，“酷”不起来一样。颜回死后，他父亲要求孔子卖了马车，以为颜回准备外棺。埋葬儿子，颜父既要内棺，还要外棺，这就是典型的上等人的做派，而不可能是平民的做派。孔子自己也是上等人，本来也该如此，但他主张薄葬，反对厚葬，就说我的儿子伯鱼死了，也只有内棺而无外棺。加上我是当过大夫的人，不能没有马车，因此拒绝了颜父的要求。但孔子的弟子们觉得，安葬颜回没有外棺太不像话，就背着老师为颜回准备了外棺。因为这事孔子还呼告过死去的颜回，由这个呼告我们明白，颜回在世时，也是主张薄葬的。（先进，11•8﹑11•11）这一细节说明，孔门弟子都不是平民，他们的做派都是上等人的做派，不是平民的做派。另一个弟子原宪也贫困，也是因为不肯当官。孔门弟子中，颜回原宪是最像平民的，连他们两个都不是“民”，别的弟子就更不是“民”了。另外四十二个弟子，“无年及不见于书传”，其中有无“民”，虽不敢妄断，但考虑到上述及时个因素，其大体情况当与前三十三位弟子相似。其三，孔门那些只要愿意当官的学生，全都当了官，而且大多是大官，最小的也是县长，还有一位是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的时代虽然也有小人和平民当官的，但那都是通过经商发财然后买官做官的。孔门只有子贡经商，有钱买官，子贡后来位至卫国国相，但子贡的官不是买来的，而是凭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当上的。孔门授业弟子没有一个买官的。孔门弟子虽然有的是“先进于礼乐”，有的是“后进于礼乐”（先进，11•1），总之都是精通“礼乐”的，他们有的是世禄子弟，有的虽说只是士，但既已精通“礼乐”，且已出仕，就肯定不是平民，而是上等人了。授业弟子之外，通过直接与孔子打交道而得到孔子教诲的人当中，有没有“民”即平民？我曾经学习太史公的做法，遍查《论语》492章，并且把每个与孔子打过交道的人全部清理出来，列成表格，逐一分析，发现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要么是国君，要么是大夫，只有两个“童子”一个“鄙夫”可能是“民”。一个是“互乡童子”（述而，7•29），另一个是“阙党童子”（宪问，14•44），后者还是孔子的同乡。这两个人都不好说是君子还是平民，一个可以确认是“民”的，孔子称之为“鄙夫”。（子罕，9•8）孔子教育弟子以外的人，也主要是教“仁”和“礼”，所以这些人也基本上都是上等人。平民要孔子教“老农”“老圃”“百工”的事，孔子也教不了啊﹗以鲁国为例，根据《论语》的记录，鲁国与孔子直接打过交道的人，有鲁定公、鲁哀公、季平子、季康子、孟武伯、孟懿子、阳货等人，他们要么是国君，要么是大夫。阳货虽然只是个“陪臣”，但这个“陪臣执国命”，可不是一般的“陪臣”。鲁国之外，卫国郑国与孔子打交道的人最多。卫国主要是史鱼等几位“君子”和孔子打交道，郑国的情况也一样，也主要是几位仁德君子与孔子打交道。孔子无论在哪里，都基本不与平民打交道，他在别国的情况也与在鲁郑卫三国相似，我们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了。孔子的授业弟子不是平民，社会上与他直接打交道的人也基本上都不是平民。孔子一生教育的人，要么是上等人，要么是“士”这一特殊阶层，他基本上没有教育平民，这应该与平民“下愚”而且“困而不学”的特性密切相关。这说明，孔子的教育实践与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他一生并没有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平民未受文化教育因而“下愚”，这不难理解。但他们为什么“困而不学”，孔子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重要深刻而又十分简单的问题。孔子的仁政设计中，从未谈到土地问题，他只说要少收税，只能收十分之一的税。但孟子的仁政设计中，最最重要的不是少收税，而是要给每户农民“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说明孟子的时代土地兼并已很厉害，失地农民已经很多了，也说明孟子比孔子更加关注平民的生计。孔子从来不谈土地问题，最多只能说明那时土地兼并还不太厉害，不能说明那时没有土地兼并。中国春秋初期即已开始土地私有化进程，土地一旦私有化，兼并就会开始。这是经济规律，历史规律，无可规避。今天我国设计的土地制度，有这样那样的不合理，但是可以有效防止土地兼并，这是吸取了过去两千多年土地兼并的教训而作的设计。而土地兼并一旦开始，就会有农民无地或者少地，生活就会困顿，他们活命都很困难，怎么会有心事读书做学问？但孔子对这些问题，似乎很少考虑到，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另一方面，春秋时代周天子衰微，各国国君都想自保，大国之君、中等国家的国君还想灭掉别人，统24小时下，于是天下连年打仗，天天打仗，这是要死很多人，花很多钱的。古今中外，打仗都是打人的性命，打钱。春秋时代土地私有化的初衷，主要就是为了多收税，为了打仗。土地刚私有化时，各国都还只收十分之一的税。后来仗打多了，打久了，包括鲁哀公在内的很多国君都收十分之二的税，国家还没钱花。土地被兼并了，税收又这么重，由孔子反复说要“使民以时”可以推知，另外可能还有没完没了的劳役，平民的贫困可以想见。在这样非常贫困的情况下，平民的及时需求自然是生存，而不是接受文化知识教育。这才是他们道德水平低下而且“困而不学”的根本原因。孔子家族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他的直系祖先，绝大多数都要么是殷商天子，要么是宋国国君。他们家即使从其九世祖开始衰落，但仍然是贵族，过日子自然没有问题，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孔子似乎不明白，平民为何如此“下愚”，为何如此“困而不学”，他这是典型的“饱汉不知饿汉饥”。

历史常识反复告诉我们，平民只要衣食无忧，自然会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欲望。但我们的伟大圣人孔夫子，似乎始终都不明白这一十分浅显简单的道理。因此，对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过去学术界长期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个论断并不科学严谨，恐怕要重新考虑了。文章写到这里，我还得补充几句话。孔子虽然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他对后世平民的文化知识教育，仍然是有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的。孔子的徒子徒孙，世世代代都是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不管是专职还是兼职，他们全都尽其可能教育上等人。而那些一代一代受过良好的文化知识教育的上等人，其子孙又一代一代不断地平民化，这就不断地提高了中国平民的文化知识水平。过去几千年，中国农民的美妙梦想就是“耕读传家”，中国人把最美妙的风度叫做“儒雅”，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到孔子的影响。加上孔子一直注重平民的道德教育，对后世影响尤其巨大。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古人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话不仅对上等人是对的，对平民也是对的。本文只是认为，孔子本人的确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因此我们就不能说他有全民教育思想。学术研究恐怕还是要一是一，二是二，笼统含糊不得。中华民族历史上真正具有全民教育思想并且付诸实践，只是最近几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这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孔子当年认为“下愚”、“困而不学”，因此不堪对其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那些平民，最近几十年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全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得以注入强大的动力。据统计，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为四年，如今国家法律规定的低受教育的年限就是九年，何况每年还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孩子进入各类高中级学校学习。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教育；没有发达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我们还原历史真相，没有任何贬低孔子的意思。恰好相反，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断定几千年前的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脱离了经济基础，反而让人觉得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不可思议。还原了历史真相，孔子反而更加真实可信，我们反而可以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让经济和教育良性互动，让中华民族发展得更快更好。孔子虽然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但他一生一直十分重视对全民进行道德教育。三代常把学校叫做“学”“校”“庠”“序”，都有道德教育的含义。“学”者，效仿仁者之意；“校”者，矫正不良习惯，使之向善之意；“庠”者，养也，教养而使之养成好习惯之意；“序”者，序长幼尊卑，使之明礼成人之意。可见三代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孔子继承了三代的这一思想，对上等人和平民都注重进行道德教育，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作者:吴天明单位:武汉大学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与大学德育的探讨

一、当代大学德育的“可能世界”和“生活世界”

(一)大学德育的“可能世界”

德国的莱布尼茨提出了“可能世界”这一说法。他认为上帝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创造了无限多个可能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并非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只是上帝创造的其中之一。我们这个世界是上帝认为的一切可能世界中好的一个，于是就让它成了我们的现实世界;而其他的可能世界虽然不如现实世界完善，但也有完满的可能性，从而有理由获得存在。“可能世界”在某些方面可以弥补我们现实世界的不足，在某些方面也是优于现实世界的。人是一切活动的出发点，社会的所有活动都与人相关。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有“可能世界”，而动物只拥有“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本质是一种改造客观世界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人是改造对象性世界的能动主体，进而克服了自身的被动性。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其进行了实践活动，这种实践使人超越自然性的束缚而走向创造性。人是一种精神性的、能动性的、创造性的存在，教育活动应体现并提升人的类本性，这也是进行教育各项活动的最重要的“轴心原则”。人的类本质就是进行自觉而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具有行动性和创造性。人本质的生长需要在生活中得以实现。大学德育作为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其本质也应该是以人的“可能世界”为逻辑起点，那么大学德育的本质就应该是在人的实践、交往和创造性的生活中得以实现，并促进个体发展自己的“可能世界”。人类的实践活动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世界丰富多彩。“生活世界”的本质是人类的实践以及人类在实践中的交往活动。生活是人创造的，它也为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提。我们想成“人”才能成“才”，可见德育在人类活动中的重要性。若不以人的本质作为德育本质的出发点，那么德育活动就很难发挥其作用。“生活世界”是人的本质世界，德育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德育回归人类的实践。生活世界就是人的交往活动和实践活动，是人在与他人交往中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生活世界”是回归大学德育本质的要求，就要求大学德育要致力于生活的回归。德育回归“生活世界”遵循了人的本质，实现了人的“可能世界”就是达到了德育的较高“善”。回归“生活世界”遵循了人的本质，实现了人的“可能世界”就是达到了德育的较高“善”。

二、当代大学德育的“现实世界”

大学德育的“可能世界”是近似乌托邦的理想，但这种理想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即的。“可能世界”可以成为可能的“现实世界”。改造了大学德育的现实世界，就可以使“可能世界”成为现实世界。大学德育的“现实世界”在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够完善的，“假大空”似乎成了当代大学德育的代名词。究其原因，大学德育的“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在于没有从人的本质出发，也就是没有认识到人的“可能世界”。人的“可能世界”要求人去实践、行动、交往和创造。而当代大学德育却没有能够从这种实践性和交往性出发，问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学德育目标“大”，其更多着眼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忽视了个体的利益诉求，造成大学德育目标“不接地气”。大学德育内容政治色彩仍然浓重。提到德育，大学生首先想到的就是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殊不知，德育的内涵很丰富，政治教育只是其中之一。大学德育方式重视说教。“知行脱节”是当代大学德育的严重问题。大学生习惯了说教方式，教师说教完成之后，学生仍按照自己的行为处世。这与大学德育缺乏实践性相关，学生没有养成实践和行动的习惯。“听一套，做一套”“说一套，行一套”，这也是与人的实践性相违背的。大学德育的评估标准“空”。对于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品德是重要的一方面。但是纵观学校的德育评价指标，很难实现具体化，可操作性不强，很难对学生的品德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上就是当代大学德育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忽视了人的“可能世界”，在德育活动中没有聚焦于体现人本质的实践性和行动性，忽视了人需要通过实践和交往而获得发展的本质。

三、孔子的德育思想概述

孔子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目的是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首先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修养。在孔子看来，传授知识和培养道德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为基础，在道德行为上就要出现偏差，好的德行就难以形成。道德发展的结构包含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关于德育过程，孔子也提出首先要有道德认知，只有心中有辨明是非善恶的标准，才能形成道德信念，进而进行道德行为实践。实践是德育过程中最重要环节，也是德育的最终追求。但是现实中往往“知德者”多，“行德者”少。在德育内容上，孔子主张以“礼”为道德规范，以“仁”为较高道德准则。“礼”和“仁”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两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能真正充实。实行仁德，遵循“忠恕之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己”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德育原则上，孔子强调道德修养不是依靠外加强制，而是依靠自觉努力。就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立志:人不应当仅满足于物质生活，还应有对未来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会指导人的行为，成为自己的理想。

2．克己:孔子主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要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礼、仁的规范。克己的人能以同情心待人，“将心比心”。人不要痛苦和麻烦，也不要将痛苦和麻烦强加到别人身上而损人。

3．力行:孔子要求言行一致，“知行统一”，依靠道德行为验证道德认知。

4．中庸:孔子认为人的行为不一定总能合乎道德准则，常有做得过分或不及的情况。为了防止发生偏向，待人处事都要中庸。所谓“择乎中庸”，就是能辨明各种行为过或不及的是非得失，择其中道而行。

5．内省:“吾日三省吾身”，不论道德认识或实践，都需要主观积极地思想与行动。各方面的行为都有必要依靠内省的方法来提高修养。

6．改过:孔子认为人总是会犯错误的，积极改过是正确的态度。首先不要掩盖自己的错误;其次，有时候改正错误需要得到别人的及时指点帮助。

四、基于孔子德育思想回归大学德育的“生活世界”

大学德育的“生活世界”是其“可能世界”的诉求。为了回归“生活世界”，大学德育要改造其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孔子的德育思想追求“知行统一”，在本质上也是为了实现“生活世界”。其德育思想为改造大学德育的“现实世界”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和方法。大学生的道德结构包含着知、情、意、行等几个方面，大学德育就需要从这四方面加以提升。

(一)开设课程，提升道德认知

孔子强调道德认知的重要性，苏格拉底也曾说“知识即美德”。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是进行大学德育的基础环节。

1．开设通识伦理学课程

“礼”和“仁”作为孔子的道德教育内容，对当代大学德育仍有价值。伦理学讨论的就是人与人交往之间的原则。学习了伦理学，才能明白人与人交往的本质。为此，高校可以开设通识伦理学课程，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

2．开设人际交往课程

大学生缺乏人际交往方面的相关知识。学校开设人际交往课程，有助于澄清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的误区，使他们掌握人际交往的原则和技巧。

3．树立“不为恶”的底线伦理原则

“不去为恶”的伦理原则就是行为的“底线伦理”，也是最起码的道德行为要求。每个人都不希望他人损害自己的利益，那么自身也要做到“不去为恶”，不去侵害他人的权益。将心比心，你所希望得到或讨厌的也正是他人之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种“底线伦理”的要求所在。做到了彼此互不为恶，其实已经达到了“己他两利”，保全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是一种互惠的“善”。

(二)目标“接地气”，树立道德信念

道德情感和信念是指导大学生践行道德行为的动力。为此，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感极为重要。孔子强调立志，也就是要树立坚定的道德信念。“生活世界”要求大学德育在设定目标上考虑多方面因素，目标既要符合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教育方针，还要符合个体的发展需求，实现个体的“可能世界”。改变只关注德育政治功效的目标维度，使大学德育目标关注点多维化。大学德育目标体现政治上的要求，首先需先满足个体的需要，体现出对个体“可能世界”的关注。大学德育目标关心“人”才能“接地气”，设定目标既要注重国家的核心利益，又要体现出对个体利益的保全。为此，回归大学德育的“生活世界”，学校就要看到国家和个体的双重需要。大学德育不能再置个体利益于不顾，只有既保全了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大学生个体才能有足够的动力去完成和践行道德行为。

(三)内外约束，锻炼道德意志

大学德育为了回归“生活世界”，也需要锻炼学生约束力。

1．自身的约束:孔子强调内省，大学生同样可以通过内省形成自我约束力。“吾日三省吾身”，做错了事情要及时改过，并牢记于心不再重蹈覆辙就是一种“善”。

2．学生管理制度的约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仅靠自身约束还不够，还需要外在约束力的保障。外在制约体现了平等和公平，迫使个体不得“为恶”。大学制定的学生管理制度体现外在约束力的作用。但是学生管理制度在进行约束的同时，还要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人性。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感到德育的“生活性”，才能在“生活世界”中实现自己的“可能世界”。

(四)加强实践，践行道德行为

大学德育的最终目标不在于“知道了”，而在于“做了”，是否践行道德行为才是评价的标准。现实中，道德行为上屡屡出错，只是在“仰望星空”，而未能脚踏实地践行，“行之甚少”。孔子强调行和实践的重要性。人的“可能世界”就是行动的、实践的和创造的，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实现自我，才能开创新的“可能世界”。大学德育更要为实现人的“可能世界”提供条件。

1．德育方法要上注重践行

大学德育要强调“知行统一”。说教式德育方法没有太大价值，“知德者”往往夸夸其谈而不做“行德者”。大学德育要加强学生实践和力行的程度。南京某些高校在评估学生的品德时，已经将劳动列为必修课程。这种方法有助于改善“知行脱节”的现状。此外，加强社会实践活动和开展学校集体活动也可以使学生在行动中“行善”。

2．集体活动是开展德育的重要方式

大学生集体主要包括宿舍集体、班集体和社团集体等。大学生宿舍不仅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场所，也是学生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同一宿舍生活至少四年，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难免产生矛盾。大学生宿舍也就成了学生不良行为的高发区。为此，德育可以首先将宿舍作为阵地，关注大学生的宿舍德育活动。学校可以开设不同的活动，如开展宿舍和谐文化活动、文明宿舍评比活动等，让学生在宿舍活动中感受到集体的价值。除此之外，班集体也很重要，学校可以开设以班级为单位的活动，如运动会、知识竞赛等。社团活动同样是学生实现自我的场所，学校要鼓励设立社团，开展社团活动。

3．“中庸之道”的践行

“中庸”思想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大学生在践行道德行为时，要秉承中庸思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要求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时，学校要加强学生“中庸”思想教育，更要在实践活动中加强对学生行为的指导。

作者:张红梅刘相娜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小议孔子的教育伦理思想

论文关键词：孔子教育伦理

论文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为我们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教育伦理思想.他指出了教育的崇高地位，提出了哺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概括出了丰富的师德观.

教育伦理学是教育科学与伦理科学之间产生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探索中外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根基和历史的逻辑联系。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及时位伟大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

一、教育的崇高地位

教育对孔子来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孔子重视教育的教化作用，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有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③孔子把“庶，’(人口)，“富，’(财富)，“教，，(教育)当成治国、立国的三要素。民庶、富民是教育的前提，但只依靠富民措施立国治民则是不的，还必须加上教育。

孔子兴办教育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按照他的人治理论学说，认为社会混乱的导因是“得之未修，学之未讲”(《尚书·康诺》)，要救治社会，预防各种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就要从培养健全的人开始。他认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尚书·无逸》)。意思是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用礼来约束人们，就需要从兴办教育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颇有点教育救国的思想。孔子认为，不论什么人，都需要勤于学习，接受教育，然后才能成材。否则，就会在行为上出偏差。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尚书·无逸》)。由于孔子重视教育，所以就亲自兴办学校，他的教育方针就是有教无类。

二、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随着春秋时期政治经济的变革，官学衰废，私学兴起。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及时个私人办学、学费低廉的教育家，并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并实践之。他收学生不分贵贱、贫富，不受国籍、年龄的限制。他的学生中有贵族子弟，也有贱民。颜回“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仲弓父为“贱人”，家“无立锥之地”:子路是“卞之野人”: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曾参居卫，.锡袍无表，颜色肿哈，手足脐服”;公冶长曾“在螺继之中”;漆雕开“形残”，似受过刑罚。这些学生都是下层人，学生的籍贯也复杂。孔子是鲁国人，做过鲁国的官。他的学生有魏、吴、陈、齐、宋、楚、晋、秦等国人，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也”。学生也不受年龄的限制，较大的学生，如秦商，只比孔子小四岁;最小的学生，如公孙龙，小孔子五十三岁。对以前声名不好的人，只要现在要求学习，他也可以吸收。

虽然孔子的教育平等思想只能算作是一种理想。但“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贫民，它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丰富的师德观

从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历史事实看，他是最早出现的专职教师的代表人物，他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仍闪耀着星空北斗般的光辉。

师德的及时个基本要求是乐道敬业、热爱学生。最足以体现孔子志道乐业精神的是这样一句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志道乐业的典范。孔子也是爱生的典范。热爱学生，集中而又本质的表现就是要在对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做到“无私无隐”，孔子在学生面前为人的标准是“吾无隐乎尔。吾无行不与二三子者。”

师德的第二个基本要求是勤奋学习、精通业务。教师的“道”和“业”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成长和国家的兴衰。孔子认为教师应当持一种“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态度，并提出了“学而不厌”这传至今的重要主张。“学而不厌”反映在教师的学习态度上，一是要刻苦发愤，二要虚心好学。孔子认为，学习定要不畏艰苦，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之”。孔子还提倡教师要虚心好学，要注意向他人学习，包括向自己的学生学习，以不断提高自己。他曾说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还说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自己躬行实践，向老聊学礼，从刻子问官，访乐于菠弘，学琴于师襄。他还向自己的学生学习，即所谓“起予者，商也。”甚至当其年近半百时，还表示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强烈愿望。

师德的第三个要求是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教师既要当“教师”，又当“人师”。孔子深谙此道，凡是他宣扬主张的，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他一贯是率先垂范，给学生做出榜样。孔子几十年的以身作则，在学生心目中留下了崇高的印象。子亥说过:“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颜回则赞叹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弟子们的叹服和景仰，都说明了孔子的为人师表达到了人不可企及的地步。

孔子教育论文:从远程教育看孔子学院发展探索论文

论文摘要：孔子学院承载着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的使命。但随着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也遇到了许多瓶颈问题，如师资不足、办学场地不足，以及学生分散等问题。本文试图从远程教育的特点看其在孔子学院发展中将起到的重要作用，希望能给孔子学院的发展带来帮助。

论文关键词：孔子学院现代远程教育文化传播

1孔子学院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需要通过文化传播方式得以实现。中国目前的文化传播仍然处于“文化逆差”的状态，如何加快文化交流，有效传播中国的声音和形象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政府借鉴英、法、德、西等国家语言推广的经验，从2004年开始在海外支持设立了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公共机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ConfuciusInsittutelip孔子学堂。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大学是不一样的，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在国外设立的一个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公共机构，由外方申办中方批准，是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孔子学院的宗旨和使命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自2004年l1月21日世界及时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到2009年，已在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所孔子课堂。孔子学院的发展相当迅速，这一点从孔子学院的数量上足以证明。孔子学院受到各国当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正在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但随着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在教育部、国家汉办就“孔子学院发展情况”答问中，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女士说：根据原来既定的且标，2010年应该是达到500所。许琳女士还说目前师资问题是孔子学院发展的一大瓶颈。

我们可以预见：到2010年孔子学院的数量达到500所，对汉语教师的需求将会更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这么多对外汉语教师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同时还有办学场地不足以及学生分散也会制约孔子学院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来应对这些问题。随着计算机、信鼠技术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一些特点和优势更加凸显出来，如交互性、自主性、全球性等。可见远程教育将在孔子学院以后的发展中大有用武之地。

2现代远程教育

现代远程教育是以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将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思想有机结合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和传统的教育相比较，现代远程教育由于以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作为手段使其打破了传统教育体制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育方式，有利于个性化学习，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现代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方式，如果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对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孔子学院将会有很大帮助。现代远程教育和传统的面授教育有很多不同，由于其借助的教学媒体的特点也使其有很多自身的特点，如开放性、交互性、自主性等特点。

1开放性，即不同于传统教育中教师和学生在时间上、空间上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如在一个教室中，在现代远程教育中学生和教师而是相对分离的。我们知道孔子学院的学习者在空间上来说是不可能处于同一个教室的，因为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在时间上来说他们具有不同的职业，时间上取得统一也是有难度的，可见如果采取传统的授课方式是不现实的，对这样的学生来说，实行常规的面对面的班级授课制有很大难度。远程教育的开放性打破了学生物理的(如场所、社会的(职业、地位障碍，使“有教无类”和“按需学习”成为可能，学习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时间、选择地点。可见这一特点对在孔子学院报名的学习者(包括在校的学生、商人等在时间，空间上的学习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性。

2交互性。面对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我们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是主要问题。我们的宗旨是办一所就要办好一所，质量是孔子学院的生命线，所以我们要大力提高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面对匮乏的师资，欠完善的教材，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学习者，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将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势必会影响孔子学院的继续发展。现代远程教育交互性的特点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现代电子技术的支持下，现代远程教育有了突破性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远程教育集成了许多新的技术，如卫星、交互视频、语音复答机、计算机网络、电子邮件和WWW技术等，实现了师生间实时或非实时地以文本、图形、图像、音频或视频等形式进行交互式教学活动，如通过BBS、网络聊天、E—mail以及电话等进行网络交互。交互即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或“交流”，它是信息传播与信息接受者的双向交流。现代远程教育的交互性，缩短了远程教育与“面对面”教育的差距，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师生间如果缺乏交流、缺乏信息反馈，必然导致其教学质量低、效果差。公务员之家

3自主性。2005年世界上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人，随着汉语学习热潮的不断升温，目前海外通过不同途径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突破4000万人，而孔子学院的学习者数量也是很庞大的，职业更是不同，有在校学生、商人、企业主管、中国文化的爱好者等。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孔子学院的学习者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和外交使节，而伦敦商务孔子学院与金融经贸界开展密切合作，学习者主要是许多大型企业的高管。面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学习体，需要一种可以让学习者发挥自主性的学习方式，而现代远程教育是实现主体化，让个体充分、自由发展的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是一种灵活开放的、自主性学习的个别化学习方式。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学习环境中，学生是学习的中心，他可以通过网络数据库寻找自己需要的课程和感兴趣的信息，并下载自由组合，然后在最适合自己的时空中自由学习。个别化自主学习方式能较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个体的不同需求，使自我规划、自我调整的独立学习变得更容易。这样，每个学习者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要求和能力进行学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组配知识结构，制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内容，安排学习场地，从而构建自身的知识技能结构，完善和发展自我。

4全球性。从孔子学院的分布来看，目前，全世界已有81个国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和58所孔子课堂，已经在全球落户。2010年将达到500所，可以说分布在我们“地球村”的每个角落。面对这样一个分散的局面，对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教学手段来面对学习者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情况。现代远程教育全球性的特点正好切合在全球安家落户的孔子学院的发展，必将为孔子学院又快叉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帮助。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互联网是个连接着世界各地的巨大网络，任何学生无论身处何地，只要通过网络就能获得所需信息，真正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诚然，作为一种教学手段，不可能无缺，没任何问题，现代远程教育也不例外，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网络还不够健全，学习者的计算机操作不够熟练，在教学中学生的问题可能不能及时反馈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基础理论研究与网络教育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完善。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品牌——孔子学院的发展中，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取长补短，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孔子教育论文:从孔子的教育观看今天的音乐技能学习

孔子的“六艺”及其“乐教”思想是一种素质教育主张

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提倡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培养学生。其中，“音乐”排在了第二位。孔子不但教导学生习“六艺”，还身体力行，“诗三百皆弦歌之”。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积极提倡以“六艺”为重的“乐教”观念。体现了他的教育观、人才观和道德观。

孔子深刻地认识到，音乐不仅可以使人温、良、敦、厚，还可以移风易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甚至将个人的成长、成熟、完善最终归结于音乐，足可见他对音乐学习的重视。孔子将“乐教”视为人生教育完成的终极目标，建立了以礼乐为主体的教学内容，这对于审美情感的形成和素质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开创了充分利用音乐艺术美感形式于人才素质教育之中的先河。他将音乐教育融入知识教育和品德教育之中，可说是我国最早提倡和实施“美育”和“素质教育”的及时人。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之核心是礼乐思想。他提倡“正乐”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即礼、乐、刑、政，但更重要的则是出于道德教育上的目的，即以诗、书、礼、乐教导学生。孔子在其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通过诗、书、礼、乐来培育理想的人才，对“乐”的要求常常也就是他对人的要求。一个人必须要有的知识结构、健全的人格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只有具备了以上要求的人才，才是符合他理想的人才。这正如傅雷写给其子的书信中所说：“及时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才是钢琴家。”(《傅雷家书》附录)当代的钢琴家刘诗昆也认为：“技术和音乐是学琴的两个方面，技术训练虽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用音乐吸引孩子，而不是枯燥地进行手指训练。”对当下学习乐器演奏技能的广大青少年来说，学琴会找到“舒服、发泄”的感受，才是音乐给予他们最为初级的可贵记忆，“不要苛求人人都是天才，教会一个孩子一辈子享受音乐，这是最重要的。”

音乐培养人的美好心灵，音乐教育就是让青少年从内心感受到音乐的美，以陶冶他们的性格、情操。而钢琴作为现代音乐艺术中具有代表性的乐器，进入我国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从1950年我国生产出及时架钢琴至今，在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较大的钢琴生产国，销售量也远远超过美国，居世界及时位。中国到底有多少学习钢琴的琴童呢?恐怕谁也无法统计。但如果仅以琴童的人数来说，在世界上肯定是数一数二。我国不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数十万学习钢琴的琴童，就连一些中小城市也有数万名儿童走上了学习钢琴之路。以厦门鼓浪屿为例，这个只有四千多居民的小岛就拥有六百多架钢琴，从这里曾经走出了殷承宗、许斐平等一批著名的钢琴家。厦门鼓浪屿也成了钢琴琴童们向往学习和旅游的琴岛圣地。

当代社会对钢琴的情有独钟、对钢琴家的盲目崇拜，形成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美国“零点项目”与孔子礼乐和“六艺”教育思想具相通之处

1956年，前苏联发射了及时颗人造卫星，轰动了世界，更震惊了美国。原以为在科技教育领域处于经验丰富地位的美国，万万没有想到苏联会在空间科技方面超过他们。因而，美国人借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他们真正落后于苏联的却是艺术教育。因为艺术教育培养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科学的发明与创新，正有赖于人的创造力。经过长时间对比研究之后，1967年美国人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创立了一个“零点项目”研究计划，用“零”表示美国人过去在艺术教育认识领域的空白。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一直在验证自己的观点。过去人们认为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不同，科学思维是逻辑思维，而艺术思维是靠感情起作用的，要靠灵感。而“零点项目”的研究者认为，艺术思维也要靠逻辑，科学是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艺术过程同样要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这些对于大脑的工作来讲没有区别。他们认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互相弥补、互相促进。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零点项目”投入了上亿美元，参加工作的科学家超过百名，课题组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一个教学系。他们在一百多个公立和私立学校做实验，有的从幼儿园起连续进行20年的追踪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数十本专著、上千篇论文。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美国教育的影响甚大，以至于美国国会1994年3月通过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在美国历史上及时次将艺术与数学、历史、语言、自然科学并列为基础教育核心课程。

“零点项目”的现任执行主席、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登纳还提出了认知上的一个新理论――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人类至少具有七种以上智能：一是数理逻辑分析智能；二是语言技巧智能；三是音乐智能；四是身体运动智能；五是空间位置智能；六是人际关系智能；第七智能是认识自我智能。他认为的教育应该是开发每个人身上的这七种智能，较大限度地发挥这七种潜能。多元智能理论也是“零点项目”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当代西方人提出的对于人的“七种智能”的开发，与我国古代孔子倡导的以“礼乐”为中心的“六艺”教育具有诸多相通之处。孔子提倡礼乐，其最终目的并不在礼乐本身，而是通过礼乐和六艺来培养和教化当时社会所需要的理想人才。今天，音乐教育和其他艺术教育一样，担负着提高全民素质的重任。孔子的礼乐和六艺教育思想恰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培养具有素质的人才，教导我们以正确的学习方法掌握音乐技能，也引导我们正确地看待乐器考级问题。

音乐技能学习理应成为培养人的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一种手段

近十几年来，我国政府也深刻意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多次强调美育是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后来把美育教育的重要性写进了国家教育发展纲要，推动了学校艺术教育的正规化、专业化和法制化建设，也带动了业余音乐学习的热潮不断高涨。广大少年儿童踊跃加入到学习音乐特别是学习钢琴的队伍中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良好的、健康的社会音乐现象。音乐考级，这一测试音乐技能水平的手段也应运而生。音乐考级是对普通中小学生的社会音乐及家庭音乐教育的规范和考察，直接推动并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音乐素养。而音乐考级活动始自钢琴考级，因此对钢琴考级中有关问题的认识无疑具有探究问题的典型性。

回溯中国的钢琴考级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其中考生数量最多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音乐学院组织的考级活动。中国音协的钢琴考级以十级设置，中央音乐学院的则以九级设置，并与九年义务教育相挂钩。在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课程结构中，是以语文、英语、数学为核心，音乐、美术处于次要地位。而孔子早在2500年前，便以“六艺”教化弟子，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六艺”其实就是今天的艺术教育、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体育教育等的综合。孔子以“六艺”教育学生，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倡将的作品纳入音乐教育。这一主张，直到今天仍然得到高度重视和实施。以中国音协、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考级教材为例，主要是由音乐方面的专家及从事社会音乐教育的教师编纂，级别设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内容除基本练习以外，还包括练习曲、复调曲、奏鸣曲和中外乐曲四大类型。选之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结合都十分。同时为了培养少年儿童的学习兴趣，教材作品的选用亦十分注重音乐的趣味性。这两套考级教材是非常的钢琴教材，其突出的优点表现在：能够提高孩子的演奏技术，通过掌握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来提高音乐的表现力。

在考级教材中的基础练习包括：音阶、琶音等技巧针对性强的练习。学生们在做这些技巧练习时的脑力劳动――思考与想象普遍地被忽视。只有在练琴时全神贯注地集中注意力，那么演奏技巧才能得到提高。应该说，长期无意识的练习，对于孩子来讲从听觉到精神都是一种伤害。乐“非止于技艺之末而已”，我们不应当为了考级而考级，为了弹会一首作品而练琴。不论我们学习什么作品，不仅应从技术、结构层面来了解，更重要的是从文化角度去了解。学生只有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才能够举一反三，这也是教育的目标之一。伟大的钢琴家、指挥家巴伦博依姆提出：“教育意味着让孩子们为成人生活做准备；教他们该怎么做，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除此之外一切不过是信息，很容易便可以掌握。”指导学生以正确的方法练琴是教师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讲究的是“循序渐进”、“无欲速……欲速则不达”。当今学琴及钢琴考级的群体中，家长和老师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心理，常常只是为了考级而考级，这就是考级的问题所在。应该说，考级活动的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大家对考级的认知出现了问题。考级的曲目相当于每一学期的考试试卷，我们在每个学期，都是通过预习、上课、读书、复习，再参加考试，而不是把期末考试试卷径直背熟后即去参加考试。试想，一个人如果背熟了小学+初中+高中12年的12份期末考试卷，然后通过考试，我们应说他是文盲还是高中毕业?背熟了考卷就像练熟了曲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除了应景的技术程度得到了提高，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考级教材中每一级曲目的安排都有技术和音乐表现能力的关联性，我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用这些曲目测试自己的学习程度，这才是考级的目的。有很多老师和家长一味追求考级的级别，忽视了阶段性学习的重要性，也丢掉了学习的乐趣。乐器的学习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其科学性，如果不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那么到了一定程度，由于缺乏思考习惯的培养、文化知识的储备、认知能力的提高，学生便很难再在演奏上有所提高了。同时家长、老师之间还存在盲目攀比的现象，这也同样会导致不良后果。好的初级教育，应该在学习过程中把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孩子，音乐本身如此美妙，学习音乐一样是充满智慧和快乐的。孔子是“快乐学习”的积极倡导者，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孩子的天性便是玩耍，而今天的练琴常常让许多孩子觉得是在苦修，如何让孩子在练琴中贴近音乐，从练琴中获得快乐，把音乐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亦是一门艺术。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便是他首先提出了人性的差别，“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要求教学要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即所谓“因材施教”。音乐比其他学科都更需要因材施教，一部分音乐教师认为个别指导课是无法备课亦无须备课，但正因为教学对象的个体差异性大，所以教师应当为每个有天赋的孩子量身定做一套科学的教学方案。考级教材只是一种书本依据，更应在此基础之上，为学生设计丰富的教学内容并充分备课，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指导。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它能深切触动我们的心灵，打动我们的情怀。今天的儿童钢琴教育理应以钢琴为载体，重要的是让孩子通过钢琴这件乐器亲近美妙的音乐，考级不过是检验学习成果的手段，享受音乐、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开启学生想象智慧、塑造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素质才是最终目标。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办学讲究素质教育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兴办私学的先驱。他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仍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一、办学思想

据历史记载，春秋以前，学在王宫，春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周王室与各分封国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社会各阶层对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尤其是周厉王、幽王之后，周王室日渐衰微，集权中央的实际控制能力已大大削弱，旧的文化传载体系必须打破，新的文化建设也就进入了由“学在官府”而走向“学下庶人”的文化下移时代，即孔子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与此同时，孔子在他“而立”之年，做出他一生中较大、最重要的人生选择——创办私学。

（一）办学的时代作用

孔子在办学之前，就已经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总览无余，他认为，通过办学和教育可以对国家与个人，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由仆。子曰：‘庶矣哉！’冉由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即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就当时而言，一个理想的国度，若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走庶——富——教的发展道路，即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化活动。有人认为，治理国家只要依靠政令、刑律就万事大吉了，孔子却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能够做到“有耻且格”。因此，教育教化比政令、刑律更重要，也更有效。的确，春秋末年，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苛政酷刑和武力征讨，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官学荒废、文教不兴的严重恶果，而此时提出并强调教育的作用，抬高教育的地位，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的。

（二）育人的根本目的

由于当时社会的急剧动荡，周王室统治者的地位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战国动乱的征兆亦初露端倪，在这一特殊时期，孔子用敏锐的目光，重新审视了天命论、血统论与人才的关系，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聪明才智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因此，他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人生命题：“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是接近的，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之产生了差异。《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也恰恰暴露了他一向推崇的“天命论”的局限性，由此，他又提出“为政在人”、“举贤才”的主张，子夏就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来概括孔子的教育目的，尽管对这句话的解释分歧不小，但将学习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则是毋庸置疑的。做官的人应该是受过教育并继续加强学习的人，学习成绩优异的人应该授予一定的官职。教育就是要培养这样的治国安邦的贤能之士。

（三）招收的教育对象

教育对象问题，历来是体现办学者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重要方面，孔子将“有教无类”确定为他的办学方针，无疑是对当时“氏以别贵贱，氏以别智愚”的宗法观念的有力冲击，以实际行动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据朱彝尊《孔子弟子考》统计，孔门弟子遍布鲁、齐、卫、晋、蔡、秦、宋、薛、吴、楚等，人数众多，成分复杂。既有鲁国权势贵族之子孟懿子，又有“贫且贱”的颜渊、仲弓；既有“家累千金，结驷连骑”的子贡，又有曾为大盗的颜涿聚、“缧绁之中”的罪犯公冶长。孔子这种不分华夷，无论贵贱，广收学徒的做法，满足了社会的需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也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教育家何等宽广的胸怀。

二、教学内容

孔子从培养治国安民的贤良之士的教育目的出发，在汲取古代教学内容中有益营养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和设想，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教学蓝本，并不断加以修订和完善。

（一）重视道德教育

孔子特别重视学生思想品格和伦理道德教育，并将其放在首要地位，在《论语》里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到自己致力于培养“士”、“君子”、“成人”，就教学内容来考察，的确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一般文化知识的学习均服从道德教育的统领。《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与操行、道德、礼义有关的内容占了很大一部分，同篇中又说：“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关于这一点，《学而》篇中讲的就更明确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说，弟子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在外要敬重兄长，说话要谨慎、诚实，广泛地友爱大众，亲近仁德之人，做到这些之后，有多余的力量，再来学习文化知识。这就是我们今天素质教育所提倡的“育才先育人，育人先育德，育德先育魂”的渊源。

（二）体现学以致用

除了强调道德教育的核心地位以外，孔子当然也从不忽视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他将这三方面看成是社会需要、人格形成、素质提高的有机统一体，也是教学内容的完整体系化。为更好地配合和满足教学需要，明确体现“学以致用”的主导思想，孔子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胆改革、创新。据记载，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史记》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编成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况且“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不仅如此，孔子还对《礼》、《乐》、《易》、《春秋》等文献进行过整理和阐释。所有这些表明，孔子十分重视使学生获得多方面的知识、经受多方面的锻炼，与商周时代的教学内容相比，更加丰富和充实，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加贴切和紧密。

三、教学方法

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不仅是教师教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学生学的过程，教学质量的高低最终取决于学生掌握的程度。所以，他始终把研究如何教的问题建立在研究学生如何学的基础之上。

（一）师生平等，一视同仁

孔子在教学中也推行“仁者爱人”的基本思想，对每一位学生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他十分重视“师生平等”的教学原则，经常通过自己的认真观察，与学生展开讨论，从而解决问题。他说过：“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没有任何言行可以隐瞒。他经常采用辩论的方式，开创平等自由的学术研讨环境，不时征求学生们对他的讲学提出疑问或不同意见，他认为在老师面前总是无违于师、唯唯诺诺是“愚”的表现，应当“当仁不让于师”。子路性格直率，言语鲁莽，甚至顶撞老师，孔子总是宽容原谅了他。孔子对学生的热爱，赢得了学生的信赖和尊敬，师生之间相互切磋，感情亲密无间，真正达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

（二）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启发式”教学的首创者非孔子莫属，他在《论语·述而》中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一三隅反，则不复也。”“愤”即是学生对于某个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想解决这一问题，弄懂其中的道理，这时，老师要抓住时机，指导学生打开思路。“悱”即是学生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但又比较模糊，不知道该怎样将其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状态，这时，老师要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懂概念，规范语言，将其顺利表达出来。这样一来，学生就养成了良好的思维习惯，就能够“举一反三”，否则，就不要继续教他了。此外，孔子还讲究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以己推人，取譬喻义，学思并重，由博返约等多种诱导方式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深受学生的广泛好评。

（三）不拘一格，因材施教

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如此高质量的教学效果，得益于他掌握了解决教学中统一要求与个别差异相矛盾的方法。“因材施教”是宋代朱熹对孔子教学经验的经典概括。孔子非常注意观察学生，对所有学生可谓了如指掌，他曾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唁”，“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学生同样问孝、问仁、问政，他的回答往往因人而异，繁简不同。在子路与冉由探讨“闻斯行诸？”同样问题时，他的回答竟然迥然不同，他的解释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原来是一位好勇斗狠的无业游民，见到孔子态度粗野，但孔子总是避其锋芒，谆谆诱导，以礼相待，宽大为怀。终使子路幡然悔悟，从师于他。由此可知，学生可能千差万别，教师应该胸中有数，既不能拾优弃劣，又不能良莠不分，好是各有所得，统筹兼顾。

孔子的办学思想之所以彪炳千秋、昭显后世，毫无疑问，必定有其深邃的理论基础。总而言之，尽管他的理论中还有其瑕疵存在，我们还是当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结合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端正办学思想，大力推进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