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论文篇1

②郭晓岩和王玉辉则在可持续发展的视域下重新定位了循环经济，认为“循环经济不仅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一种公共财富阶段的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而且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和福利平等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生存方式。”

③尽管学者们对循环经济的具体表述不尽相同，但核心内涵却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讲，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或者说，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一种具体样态。事实上，生态经济具有多种具体样态（如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循环经济只是其中之一。如果读者要再进一步追问生态经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对此，复旦大学肖巍教授作了深入研究，肖教授在《可持续发展进行时》一书中这样写道：“生态经济就是遵循生态学原理和规律的经济。生态系统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了复杂的食物链和生态工艺流程,使自然物质得以多重利用和循环再生。如果人们能够以高效、循环和友好的方式来利用自然,使之进入生生不息的代谢循环（metabolism，即新陈代谢或物质变换），形成生态化的运作模式；那么,人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在地球资源的承载范围内进行良性循环,促使人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均衡地、可持续地发展。”

④从肖教授对生态经济的这番论述不难看出，生态经济的核心思想也恰恰是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所以说，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的一种具体样态。

二、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减量化、再利用与再循环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减量化”、“再利用”与“再循环”是循环经济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们知道，“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对应的英语单词分别是“Reduce”，“Reuse”和“Recycle”，而这三个单词均是以字母“R”开头的，故通常简称为“3R”原则。学界一般认为，“减量化”是就“输入端”的角度而言的。我们知道，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是企业的重要目标之一。所谓“效率”，就是“产出与投入的比值”，用公式表示即“产出/投入”。很明显，提高效率就意味着“产出相同的情况下投入减少”或者“投入相同的情况下产出提高”，二者至少要满足一项。如果“减少投入”和“提高产出”二者能够同时满足，那当然是提高效率的绝好方法。“减量化”正是从“减少投入”的角度来说的，“减少投入”意味着节约成本，旨在“从源头上”节约能源资源。如果说“减量化”是就“输入端”而言的，那么“再利用”则是从生产过程来说的。所谓“再利用”，是指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充分利用原料。要实现“充分利用”，并非是一次性完成的，往往要通过多次利用才能实现。充分利用原料，目的就是提高原料的使用率，避免物品过早地成为废料，使工农业废料尽可能地减少。一方面要努力将生产排泄物的量减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要将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率提高到最大限度。事实上，在原料和辅助材料的利用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客观上也就减少了生产排泄物（即工农业废物）的量，所以说这两个方面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再循环”原则，通常具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有些地方也称作“资源化”原则，二者名异而实同。“recycle”这个单词显然是由“cycle”和前缀“re”这两部分构成的。我们知道，“cycle”具有“循环”的意思，而前缀“re”则表示“再次”、“又一次”。可见，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直译的话，“recy-cle”确实应该翻成“再循环”，然而这里的“再循环”实际上却内含着“资源化”的蕴意。人们常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再循环”意指生产排泄物的回收和循环使用，将垃圾重新转化为资源。所以，“recycle”原则无论是翻成“再循环”也好，译成“资源化”也罢，它们实际上所表达的蕴意是一样的，二者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再循环也就是实现废物再利用的资源化过程。当然，要实现生产排泄物的回收与循环使用也是有条件的，其中一项重要条件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化学工业的进步）。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会进一步谈到，故此处不赘。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这三个原则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联系、内在联动的。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充分利用资源以及将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等方式，客观上都减少了生产排泄物（即工农业废料）的量。而无论是“减量化”、“再利用”还是“再循环”，都是为了节约能源资源、提高原料的利用率，而这也正是我们现阶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旨归。

三、循环经济的理论渊源

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循环经济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鲍尔丁提出来的，而事实上，这一思想在马克思那里早就有了。尽管马克思生前并没有明确提出“循环经济”这一概念，但他确确实实提出过许多有关“物质循环利用”的思想。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完全可以看作是当今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奠，或者说，循环经济是马克思关于“物质循环利用”的思想在现代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化学工业的进步），生产排泄物可以循环使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重新转变为资源。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

①马克思甚至还这样说过：“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②当然，生产排泄物重新转变为资源，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这一基础之上的。对此，马克思解释得非常清楚，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

③“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

④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马克思还通过具体的例子来加以阐释：“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当然，马克思相关的论述还有很多。这些都是马克思关于“物质循环利用”思想的经典性表述。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我们今天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永无止境，实践是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则是实践的先导，我们还需要不断从马克思那里获取更多的思想资源，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

生态经济论文篇2

生态经济观的确立，需要执政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讲，就是要实现执政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发展思维的转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生态经济发展思维的确立，需要执政党执政理念生态化的实现。执政理念是指导执政党活动的根本原则，即党的执政宗旨和执政方式。就执政宗旨而言，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关注公民日益高涨的生态利益诉求，将维护公民的生态权益纳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范畴之中。当前，雾霾、沙尘暴、饮用水污染等问题严重威胁着公民的生命安全，公民逐渐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生态利益诉求高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不能再仅仅关注公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维护，必须关注和维护公民的生态权利。二是要将生态思维纳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之中，杜绝实践中的生态污染和破坏。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要统筹安排和规划，处理好生态与公民利益维护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公民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将生态观念贯彻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始终。就执政方式而言，要实现执政方式的生态化。当前，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首先，要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之间的协调统一，避免因执政方式不当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其次，要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实践之中，在实践中尊重自然、保护生态，追求最大化的生态效益。

政府工作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是国家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者。他们思维理念的生态化对于生态经济发展思维的确立至关重要。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两部分。中央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是在执政党领导下，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统领全国事务。因此，要引导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树立起生态价值观，从思想上转变观念，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的重要依据，逐步确立起生态经济思维。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是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领导下经济发展规划的具体承担者，是生态经济思维能否确立的关键环节，必须予以重视。首先，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要“破除GDP崇拜”，“树立生态价值理念”，逐步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意识。其次，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具体实践中，要以经济发展规划为指导，密切关注自然和生态，引导市场经济沿着生态化的道路前进。最后，要以生态和谐观为指导，引导市场经济运行，净化市场经济环境，避免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二、经济制度的生态化：经济政策、评价与生态价值的融合

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提供制度性框架和指导，是经济建设依据的核心。将生态思维纳入经济体制，必须“积极改进现有经济制度，把生态资源服务进行价值化，并纳入经济体制和制度之中，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生态服务型经济”。

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中虽有一定的生态指标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之一，但在实际的经济建设之中，生态目标往往被忽略，直接让道于经济目标，甚至出现以生态换取经济效益的现象。一方面，在实际的政策体系设计过程中，政绩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观占据主导，GDP的增长成为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的唯一考量，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势必对生态造成难以短期修复的破坏。政绩主导观下的经济发展都是短期的，带来的生态修复却是长期而艰巨的。与生态修复的长期性成本相比，经济发展的实际成就就变得微不足道。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各项子类政策，如目标、价值、原则、评价等等也存在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体制的效用，制约甚至阻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而在这个存在冲突和矛盾的体系中，生态化目标不具任何现实意义，其重要性被虚化。也就是说，经济体制中的生态化目标被相互冲突的经济制度或政策排挤掉。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这些弊端，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建设，严重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质量。在这一背景下，必须构建生态化的经济制度及其评价体系，实现虚化生态目标的具体贯彻落实。

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生态化。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生态化，就是要协调制度与制度之间、政策体系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等的关系，解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冲突，切实确立同质化、一体化、功能互补的经济制度及其政策体系。第一，要协调好中央经济政策体系与地方经济政策体系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就像德国学者海贝勒与格鲁诺从比较视角所说的，中国“地方政府不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而是经济主体和地方利益倡导者”。因此，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中央要适度放权，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以保证地方能根据地域特殊性对中央经济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地方要以中央经济政策体系为指导，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实现整个经济政策体系的协调。第二，经济政策制定的生态化。政策的制定要始终坚持生态化，不仅要将生态保护纳入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而且要切实融入经济政策的每个细节，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原则等的生态化。第三，处理好政策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不同产业、不同地域的经济政策由于其特殊性，难免出现冲突，这就需要协调好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政策，坚持目标的一致、原则的统一、关系的协调。

评价体系的生态化。没有评价就没有监督和反馈，评价体系的生态化是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生态化的必要环节，起着巩固和完善的作用。评价体系的生态化，就是要将生态保护落实到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建构之中，就是要将生态效益作为考核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参考。第一，要以生态作为评价体系的核心。要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并重；要树立可持续发展观，改变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强调经济发展的长期效益。第二，要将经济发展评价的生态目标具体化。要改变过去强调“生态”而不注重生态的做法，将经济发展的生态评价目标细化，尽可能提供可以量化的标准，从而使生态效益评价有据可依。第三，要协调好具体的评价指标、评价原则等的关系。评价体系的生态化，不仅仅指对于经济发展生态效益的关注，还包括评价体系自身的协调有序。要考虑各项指标、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避免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第四，评价不能止于经济行为的终止。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经济发展评价不能只关注经济行为终止前，而要有发展眼光，关注长远，将经济行为对生态的后期影响也纳入评价之中。

三、经济行为的生态化：多元主体的行动优化

经济体制运行是经济发展思维的落实，是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践行，对于经济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必须融入生态文明，以保障生态经济发展思维得以落实，生态化的经济制度或政策得以贯彻，从而保障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实现，提高经济建设质量，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永续发展。

由于地方利益观或政绩观的错误引导，我国的经济体制运行存在诸多问题，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部分。一是地方利益观主导下的非生态化。经济人假设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本地经济，提高政绩，不顾生态效益，执行非生态化的制度。非生态化制度的执行，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的非生态化，执行越彻底，生态破坏越严重，生态修复周期越长，甚至造成对生态的毁灭性破坏。二是生态化制度执行的缩水。经济制度或政策运行过程中，生态目标被虚化，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运行存在的另一重大问题。再好的制度，没有贯彻执行，就不具有任何价值。关于生态保护似乎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即关注自然和生态，势必需要长期增加经济建设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这一错误认识影响下，势必造成生态化经济制度的执行不力。高昂的生态成本与生态保护成果出现的滞后性使得政府在执行生态化制度过程中，忽略生态效益目标，无限度地从生态系统索取，以提高经济效益。这种单向度的索取模式，造成生态危机不断升级。在这一背景下，合理优化多元主体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体制运行的生态化刻不容缓。

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理应起到主导作用。在推进经济建设生态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首先，政府要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评估机制，对经济发展的短期和长期生态效益进行评估，从而发现制度或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适当调整。其次，政府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和谐共赢。生态也是一种资本，生态使用是有偿的，破坏生态要赔偿。政府要坚持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的原则，以利益为制约，保护生态。最后，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生态化制度或政策体系的贯彻执行。要有生态保护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态效益观和经济效益观；要有保障生态化制度或政策得以落实的执行能力；要采取科学、生态、可持续的执行方式，避免因方式选择不当造成的生态破坏；要有主体行为生态化的觉悟，减少制度或政策执行中的环境影响。

要引导公民发挥主人翁精神，“建立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了解并监督经济制度或政策的执行情况，对忽略生态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行为进行检举，对生态化制度或政策的错误执行提出批评或建议，以保障生态化经济制度或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离不开专家的专业意见，要充分发挥专家在经济体制运行生态化的重要作用。生态技术或政策专家利用他们已有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相关信息，对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专业意见，从而为经济体制运行的生态化提供正确引导。

生态经济论文篇3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早在1923年A.施韦兹曾提出尊重生物的伦理学（《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学中，道德的基本原则：“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人对其周围的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后来，A.莱奥波尔德从生物伦理学发展并提出《大地伦理学》（1993），提出了两个决定性概念：第一，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应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第二，道德权利概念，应扩大到生命和整个自然界，赋予它永续存在的权利。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这种新经济伦理熔铸了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环境文学、环境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科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当代人类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环境关系所达到的一种新的道德视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把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终极道德关怀，体现了人类在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不断追求道德文明的执著和智慧。生态经济伦理基本特征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特殊性，生态经济伦理关系的独特性，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特别性。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导向、调节、效率、教育、激励的功能。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第一，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第二，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具体来说，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次，生态经济伦理呼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自觉维护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平衡各种经济协调手段。第三，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对传统农业经济伦理思想和工业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它崇尚一种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理想。其实，生态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既具有一切社会道德现象共有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道德现象的特殊本质、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

藏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主要是表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知识传承的功能，对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构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的功能，以上这些功能都集中体现于藏传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规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话、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基本囊括了人类的美德。松赞干布根据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个法典，即二十法规，二十法规对规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藏传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视角是在普度众生的前提下，世间万物在无贵贱、高低、优劣中平等生存、发展，根据你在前世的修行进入轮回。藏传佛教的核心在于“善”，这种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贪欲与非理，缓解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追求一种社会和协、稳定的发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与传统文化的相溶性，构成独特的以精神世界为依托的藏族传统文化。这种藏族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下转第189页）（上接第190页）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

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三因说”作为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奠定了藏族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三因说”体现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与人的三因相统一。藏传佛教认识论强调的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万物诸法无我，自他不二；自然万物依据各自业力，互为轮回转生，同为一体生命链上的环节；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互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人与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与环境是共同发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对对自然的损害，反对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动物。在藏族人眼里，没有任何动物是绝对坏的，由此出现“羊要放生、狼也可怜”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的景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生共存的现象不胜枚举，但本质是人类要尊重自然。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层面上看，藏族传统文化已经原生性的含有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并且这种伦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从未曾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是藏族传统文化代代传递和积淀的结果，这种传统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引导，使以藏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法国社会学家佛·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文化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其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类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对自然的禁忌，构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理念，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树；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将神山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神湖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边堆放脏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动物（鱼、青蛙等）。还有对土地、对家畜、对鸟类、兽类的禁忌，及打猎的禁忌。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类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权利的维护；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界，保护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平稳发展。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为牟利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之上的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节制、适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质复杂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禁忌和生产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保护自然，爱惜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经济伦理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生存，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来依据其生存环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农耕文化，但这两种文化的表现方式却统一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中，即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爱护它们。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万物皆有平等生存权利的境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珍视自然生命的内涵，是人类尊重自然的结果，在此人类只充当适应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当然，这种境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生态经济伦理，但其中包含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且影响着每一个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从这点上来看，这种思想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产生作用的面上来看，却是关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生态经济论文篇4

（二）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制度

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不仅由于贫富分化，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因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对劳动力的掠夺性使用，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深化。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文明史和发展方式，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使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以往社会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颠倒，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文明，只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制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它置于他们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承受旧的生产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将人类走向自然和谐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长期坚持下去。正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崭新的制度下，“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与重大意义

我国西部地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5%；区域人口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7%，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0万亿元，仅占全国比重的19.2%。2011年人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27731元。西部地区是天然的生态屏障，牧草地占全国面积的93%以上，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占全国数量的37.5%，但是西部地区能源消耗指标高于东部地区，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每万元，标准煤计算）全国平均指标是1.01%，而西部地区平均能耗比是1.21%，远远超过全国水平。为了能实现环保与经济并重，生态与发展同步，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显示其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除此以外，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严重，导致地质灾害频发；草地不断退化，土地荒漠化严重；森林覆盖率逐年下降，生态脆弱性加强；水资源短缺等方面。我国西部地区是全国生态资源的供给源头，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同时又是我国主要的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曾指出：“西部地区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要害地区，但目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搞好西部地区特别是长江、黄河源头和上游重点区域的生态建设，对于改善全国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经过十多年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西部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生态环境状况也得到局部改善，环境恶化的速度减慢，但是生态恶化的趋势却未能得到根本遏制。近年来，西部地区相继发生多起严重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性生态事件，西部地区生态保护迫在眉睫。

三、用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西部的生态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指导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具体来说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加强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提高生态意识

西部地区教育相对落后，信息相对闭塞，国家要加大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要把强化生态意识，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任务。通过生态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在群众中树立正确的环保观、人生观，强调人和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只有人和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保障

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特别是相关的制度保障。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保障生态文明建设。1.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核算机制。中共十报告明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树立绿色政绩观，尽快建立我国的“绿色GDP”考核体系，进行干部选举制度、考核制度的创新。要把发展思路是否正确，发展战略是否合理，能否处理好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以便根本扭转现行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青海已经启动了三江源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对果洛、玉树两个自治州不再考核GDP，减少对招商引资的考核，增加对生态保护完成情况的考核。2.实施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条件相对落后，资金短缺，国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大对西部的财政投入，帮助企业改进生产设备，完善生产工艺，减少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除此之外，国家可以实行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鼓励植树造林、绿化环境。对有利于改善西部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实施信贷政策倾斜。西部的新增项目和梯度转移的项目给予指导，禁止向西部转移超过其生态承受力的项目，即使这种项目能带来经济效益。对于有利于西部生态环境改善的项目进行必要的信贷支持。

（三）加强能源环境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要加强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上到政府部门，下到企业、个人都必须依法办事，每个人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生态环境，自然应该尽到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后，法律法规的建设远远跟不上开发的脚步，使有些地方的西部的大开发变成了西部的大开采，环境受到极大的污染与破坏。首先，要解决地方性的环境法律法规在内容上与国家法律法规的重叠、矛盾之处，填补立法空白，充分考虑法规制定背后的生态环境现实状况和文化地理背景。其次，国家必须进一步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规范。应当宣传和执行“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完善立法模式，形成立法体系，调整相关立法内容，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四）使资源保护与减贫同时进行

西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不得不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和经营，这进一步加重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反过来又会加剧对生产和生活行为的制约，最终陷入“资源短缺—贫困—掠夺式开发—环境破坏—加重贫困”的恶性循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推行“生态型”反贫困的思路，把生态环境保护与扶贫政策相结合，以此为指导解决西部生态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使该地区经济性和社会性协调统一发展。比如实施生态移民政策。生态移民就是政府有组织地把生态恶化地区或自然保护区的人口迁移出来，以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人口迁移活动。针对西部地区的生态移民，国家应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逐步建立公正公平、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法制化、规范化，推动各个区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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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型林业经济发展的途径

2.1政府政策扶持企业。由于生态型的林业经济企业相比其他只注重经济效益的林业经济会有更大的难度不仅是经营上营利周期上可能也会相比其他林业经济个币加的长。这主要体现在生态型的林业经济需要在生态学的指导下为树木提供更自然的生长条件。可能在生长速度等方面就有不可控制的元素出现。但其实由于中国这方面的研究的欠缺真正生态型的林业经济根本没有具体的定义。但就生态型字面的意思就是要种植出更加符合“自然的,’的生态型树木。这些树木可能会比寻常的人工林更加注重土地和树木的搭配以及可以与树木之间有共生关系其他植物的种植。让树木可以更好的和环土竟竟融合而这丰刹各会生产出更高质量的木材。但这些无疑都需要川门的探索和研究直接从别人那里拿来用的理论不能作为完全指示的标准。还应根据中国不同的地理和气候做出相应的更改的响应。所以我觉得生态型的林业经济白勺初期肯定会有许多的研究‘生质的工作。而在这个初期这就需要国家的支生新口鼓励了。

2.2正勿荷发展公益事业。当然正勿荷也可以自己大力的发展自己的公益森林。设立相关的事业单位进千科目关的管理而且这样更加的有利于生态型造林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没有后顾之陇让生态型造林的研究可以更加的开拓化和多蒯七。毕竟中国的地理是相对其他国家比较复杂多变的。现在的中国正面对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形势在城市里或者周边开展生态型造林是可以有效缓解这些问题的。中华民族不能只为当前的利益就不顾以后子孙后代的将来。而且也可以为其他的林业经济体做出表率和榜样作用。另外这也正符合正勿荷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概念保护生物多样陛共建人类的长远利益。让经济和环境可以长足的共生的发展下去建设和塑造人类可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而且许多的公益陛质的林业也可以发展成旅游资源。

2.3针对农民的林业经济。现在大多数与林业最接近就是农业让农业和林业交互式的发展。这需要让农民们改观对农作物种植的的单一印象。让农民接受森林种植的好处农民的种植经验和灌溉经验都会为造林提供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最近出现的正勿荷租地造林和造林归造林者所有的政策都在各地适时的实施过。这些其实都是农民的林业经济的雏形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进行归纳总结成一个针对农民的林业经济体系。现今中国由于农民收入过低造成大量外出务工人员。但如果林业经济可吩曾加农民的收入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大大的缓解这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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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尺度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研究综述

曹志宏等[17]用能值理论分析研究了河南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运行的特征、并对影响该地区投入产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该省可持续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吴磊等[18]采用能值分析方法对湖南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分析、对2008年湖南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并对反映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指标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院湖南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产出率，环境负载率都比较高、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值投入、提高资源产出率、降低环境复杂率、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使该省的农业产业更趋于可持续发展。王闰平等[19]对山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分析、对2005年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状况进行能值分析、结果表明院该省的农业生态系统仍然主要依赖人力、属于传统农业、畜牧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果蔬类产值仍然较小。以后的发展要逐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机械化农业。潘安等[20]对四川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能值分析研究、得出四川省人均农产品占有量持续增加、农业属于石油型农业、因此该地区要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保持种植业的稳步发展、大力发展养殖业、开发四川省的农村劳动力、加大劳务输出、从而增强四川省的农产品竞争力。吴伟程等[21]对江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能值分析、结果表明、2005年江西省农业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期、环境负载率为0.61、可持续发展指数为1.63、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能值投入、优化产业结构、增大农技推广力度、以促进江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张希彪[22]对甘肃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指标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院该省的农业发展对本地资源过分依赖、加之购买能力不足、导致该地区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土地生产水平较低、人均能值用量较低、属于高资源消耗型农业。罗昆燕[23]基于能值理论的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发展现状研究、以及王建源，刘继展，王明全，刘自强等人分别对山东，江苏，东北和乌鲁木齐等省份的农业进行的能值分析、得出以上几个省的农业发展处于石油农业阶段。

3市，地区，县级尺度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研究综述

熊金林等运用能值分析方法对株洲市2001要2008年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主要依赖人力、尚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时期、环境压力大、空间资源利用率低、需根据当地情况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孙会东[24]用能值分析法对临洮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投入产出和环境负载率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净能值产出率为1.18、环境负载率为6.1、可持续发展指数为0.91、属于不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韩清延等[25]以都安自治县为例、分析了该县的能值产出指标、结果显示院该县的能值利用率低、技术文化水平低、农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高、系统的可持续性较差。高红梅等[26]对天津市的生态系统运行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院该地区的能值产出率较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但化肥，农药和地膜等工业辅助能值大幅增加、对环境压力较大、应加大科技投入、降低以化肥为代表的工业辅助能投入、以促进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刘富刚[27]运用能值理论研究了德州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分析了该区的环境资源和经济特征、结果表明院该地区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应进一步调控工业辅助的能值投入、提高可更新资源利用率及科技含量、保证农业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岳敏等[28]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院本地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现代化程度不高、在生产过程中、科技含量低、资源浪费严重、农业生产效率低、是一种高消耗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应采取措施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农业生态系统的产出能力。杨松等[29]对重庆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院应加强重庆市农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科学技术研究、增加能值投入、增大农业推广力度、优化产业结构。

4其他特殊区域，地形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研究综述

尚清芳[30]对甘肃武威绿洲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动态发展态势进行了能值分析、系统研究1986要2005年甘肃武威绿洲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的能值指标及其发展态势、定量分析了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的真实价值。靳雪艳等[31]对紫色土区陈家湾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能值分析、研究了四川紫色土区的投入产出状况、得出该地区的系统生产效率较高、但经济不发达、农业生产经济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应增加能值投入、增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强对可更新资源的回收利用率、提高产出率。周萍等[32]对黄土丘陵区退耕前后典型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能值分析、从资源的投入和产出结构角度对黄土丘陵区退耕还林草政策入手、对环境的资源利用，环境压力，能值指标变化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院退耕还林后能值产出率大大降低、畜产品的能值产出也有所下降、但是系统优势度有所上升。付晓等[33]通过研究朝阳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对比能值评价指标、分析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现状、发现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造成了对当地生态环境条件的恶化、由此产生了对不可更新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张希彪[34]分析了陇东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果表明院该地区的农业发展是建立在对环境资源过度利用的基础上、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阶段。该地区的能值投入水平较低、系统生产优势度不高、应采取措施增加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产出能力、减少对环境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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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城市发展模式，推进城市和谐发展。

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安全高效利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提高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加强能源通道建设，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开展节能认证和能效标识监督检查，鼓励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严格监管危险化学品，加强环境保护，着力解决重金属、饮用水源、大气、土壤、海洋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努力减少农业面临的污染问题。推进生态建设，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巩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成果，加强草原生态建设，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坡耕地治理，严格保护江河源、湿地、湖泊等生态功能区。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极端气候事件能力，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建设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进程。我们要用行动昭告世界，中国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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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态环境本质上属于公共产品，“现代国家机器应该为大量环境难题的产生负责，而全球生态难题也日渐凸显，挑战着现代国家机器。”但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同时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息息相关，并非只是国家的事，更是每个公民的事。大自然无法享有或者主张人类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但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破解生态困境必须动员公众的力量，让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根据著名经济法学者陈乃新教授首次提出的“增量利益关系说”，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创造、竞争实现、共同分享”这一新型的增量利益关系。单个经济法主体以及企业这一典型的结合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生态困境，其理应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有赖于每个人都最大程度地优化使用自身的劳动力。正所谓，“满足人的需要是法的价值最基本的内容，是法对于人的首要意义。”而经济法作为现代私法，旨在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明晰产权以激励各经济主体持续保有最大积极性投身于劳动创造，并不是单纯依靠掠夺大自然来成就当代的工业文明，其所内含的“同创共享”理念对吸引全民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因而，从现代经济法学视域下解读生态困境并寻求破解之道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突破口。

三、社会化大生产下生态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

在个体生产时代，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利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有限的生产，而且个体劳动力利用自然的程度相当有限，生产工具有限，生产方式单一，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能力”不够。当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变得日益密切频繁，社会财富大多是由众多劳动者协作创造，个体劳动力变成了普遍的结合劳动力。“个体与个体间合作创造形成结合的劳动能力”，同时这种结合的劳动能力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单个个体的生产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砍一棵树凭一己之力得花上好几个月时间，现在砍一片树林都只需一个晚上便能完成，由此可见，规模化、集合化、机械化生产对自然的破坏力正在不断加大。

（二）经济原因

资本的逐利性正蚕食着生态自净能力和资源再生能力，使得大量的生态资源不可逆的被消耗掉，市场经济下必然得究其经济学原因。“目前，集体有限理性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无论是个人理性的选择还是个人非理性的选择，都有可能造成集体有限理性的结果。”面对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产品，任何理性经济人都不愿当一个如此的好人——费力不讨好的放弃争取眼前利益的机会。“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既然没有企业愿意投资环保设施，或者投资了环保设备仅仅只是个装设，并非真正投产运作，如此对环境治理毫无益处。基于非合作的博弈思维，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和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生态治理困境也就顺理成章的诞生了。

（三）政治原因

诚如所指，“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政绩讲究GDP增长，公共决策必定偏离了理性的正常轨道，这一根深蒂固的“经济中心主义”几乎束缚了所有市场主体的思维观念，导致普遍的环保意识薄弱，尤其是政府官员这一握有公权力的群体。基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国家偏重于保护既得利益，维护政权的稳定。“改革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我国当前不计成本、不计环境污染与破坏，一味追求高速度的GDP至上的发展观”，正是国家政治的盲目偏向助长了污染、浪费这一畸形市场的强大成长。

四、破解生态困境的具体路径

诚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所坚持，“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法治经济，法律制度是现代化治理的强效武器。治理生态问题，破解生态困境，必须依靠法律来解决双边信任难题，以良法保障生态文明的善治。

（一）微观产权激励：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

基于人的自利本性使然，个体以及个体结合而成的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法主体，有动力为了自身的发展利益而选择依法有序地参与生态经济建设，聚焦生态效益的“同创共享”，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然生态秩序的重建。必须承认，“人是自利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中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者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而现代经济法强调生态增量利益的同创共享，使得每个人的积极性得以保障，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都能从环保治理中感受到有利可图，这一精神实质恰好契合了人的功利性内在需求。其旨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就是明晰产权的过程，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就是以微观产权激励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务实之举。

（二）宏观政策引导：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体系

今天的我们已然迈入了全新的大数据时代，能够通过样本分析而突出个性化服务和私人订制的大数据技术可谓是占据了市场比较优势。因此，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宏观经济主体一方的政府理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理性分析各类主体行为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预测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以此引导各企业建立起便捷智慧的、高效沟通的内外部协作模型，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法律政策下有序开展。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有能力运用大数据技术引导并推动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事故的奖惩追责机制，防止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确保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另一方面，通过依法行使公权力以公共决策等形式认可自然生态的价值，将能源消耗率、环境损害度、生态破坏力等纳入社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尤其是必须将生态效益纳入其中。有理由相信，此举必是实现我国生态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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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鄱阳湖“四大家鱼”的碳汇渔业前景展望

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作为单篇论述，明确提出推进“绿色发展，生态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鄱阳湖既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又是绿色生态经济的聚宝盆。在渔业固碳方面，中国工程院唐启升院士率先提出“渔业碳汇”的概念。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是国内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必然之路，而近年来出现的“碳汇渔业”更是成为了低碳生态经济的新亮点。解绶启等（2013）指出，鄱阳湖为大型浅水湖泊，从20世纪50年代～90年代，其通过渔业移出的碳为11.8～27.6kg/公顷•年，总移出碳为3890～9061吨/年，总固定的碳为8558～19935吨/年。鲢鱼和鳙鱼是滤食性鱼类，通过滤食水体中浮游生物和悬浮的颗粒有机碳来促进机体生长，构成鱼体生物碳的主要来源，其输出主要包括鱼类的代谢、死亡和捕捞等。由于滤食性鱼类的养殖不需要人工投饵，其碳的来源本质上属于淡水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伴随着滤食性鱼类的捕捞，大量的碳直接从淡水中移出，间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而发挥碳汇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释义：第50条》还提出：养殖500g鳙鱼可从水中吸收57.85g碳；养殖500g白鲢可从水中吸收60.75g碳。选择以鲢、鳙鱼等滤食性鱼进行养殖，利用食物链原理，消耗水中的富营养化物质，达到增强淡水渔业碳汇和调节水质、保护饮用水源安全的目的。鲢鳙鱼是水体初级生产力的高效转化者，如果其资源量过低，就会影响水域生态系统中正常的物质转移和能量流动，造成生态失衡，初级生产者初低级消费者（鲢鳙等）少→中高级消费受阻，伴随的就是，初级生产→初级消费→自我分解→再生产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水华等水体富营养化现象。1959年四大家鱼在鄱阳湖渔获物中占10%～15%，但目前只有7%左右，可以通过增殖放流等高效手段，同时强化禁渔期制度和加大非法捕捞执法，逐步提高四大家鱼的天然资源量。目前鄱阳湖除禁渔期3个月外常年允许渔业生产，这种长时间、无序化的捕捞超过了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合理规划禁渔制度。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构建适合鄱阳湖渔业可持续利用的定法定点定期定人捕捞制度。此外，积极规划建立四大家鱼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发展壮大四大家鱼深度开发龙头企业，实行良种、良法，围绕优质、高产、高效的生态经济，努力实现渔业产业生态化。通过适度捕捞将初级生产力转化为鲢鳙水产品移出，同时通过渔获物分析，调整增殖放养量，并适度补充草鱼、青鱼，即防止水体富营养化，保存生态平衡，又增加可捕捞量，围绕高效生态、优质安全的总体目标，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型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鄱阳湖“四大家鱼”的休闲渔业前景展望

休闲渔业的核心吸引力是能够让人们快速建立“天人合一”的关系，进入亲近自然和享受生活的放松状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休闲渔业已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重要形式，深度发掘传统渔业的休闲娱乐属性逐步具备了经济上的可行性与必然性。鄱阳湖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四大家鱼”又是经过一千多年人工选择的优良水产品种，非常适合进行休闲渔业开发。同时，我们也应当明白，在休闲渔业中处于主体地位的是“渔“，而不是“鱼”，即休闲渔业应当重点关注消费者的行为理性，而不是生产者的经济人理性。通过让消费者享受贴心的产品与服务，获得良好的体验，实现最高附加价值。笔者利用4大类休闲渔业可利用的资源构成核心吸引力，以及由生态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双轮构成的休闲渔业核心驱动力构建了休闲渔业发展模式。休闲渔业也是渔业产业链的重要延伸途径之一，在开发新的休闲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可以把鄱阳湖一些风景独特的渔村小岛，转变成休闲旅游宝岛，将渔船等科学改造成休闲娱乐设施，渔民培训转型为休闲渔业的经营者和服务人员，在保护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渔业产业链的改造升级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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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沿黄经济带是宁夏的主要粮油产区，也是全国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该区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日照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较长，有利于作物生长，是宁夏农业的精华之地.此外，宁夏沿黄经济区具有煤、电、水、土地等资源的综合优势，辐射周边500km、2000万人口的区位优势以及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地区相近的人文优势和政治优势，具备加快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基础.

1.1.2交通与物流优势

宁夏现已拥有发达的交通和庞大的物流体系.2008年2月，银川空港物流中心建设启动；2009年1月，中卫香山机场首航；2010年5月，沿黄城市带的龙头———银川市建立了“绿色通道”；2011年上半年，银川市横跨贺兰县、兴庆区和永宁县的“物流航母”雏形凸现；2011年底，石嘴山富海公路港口物流基地等商贸物流项目加快建设，银川、永宁、惠农、平罗、中宁等多条连接滨河大道的干线道路建成通车；2011年12月，银川新火车站通车；2012年3月，银川—首尔航班首航.由此不难看出，沿黄经济带已经构建了庞大的交通与物流体系.

1.2发展劣势分析

1.2.1推广力度小，缺乏专业人才，农民生态意识浅薄

宁夏是欠发达地区，经济落后，教育质量不高，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首先，在农村，生态农业尚属新事物，农民对其认识肤浅，认为发展生态农业投入大，见效周期长，因而他们只考虑开发现存资源，很少考虑到农业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只重视经济利益和眼前利益，对于提倡和实施生态农业不重视.其次，没有人带头付诸实践，农业中的一些“短、平、快”技术往往受欢迎，而那些有利于保护资源、培肥地力、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难以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推广和运用.第三，在校学习涉农专业的大学生比率低.从事涉农行业的毕业生受农业领域收入低、不稳定、资金周转效率低等因素的影响，“跳槽”频繁，专业人才大量外流.最后，培训机构未完全建立与普及，技术人员的再学习能力跟不上，致使对农民的培训、讲解与指导等相关服务能力滞后，阻碍了生态农业的推广，制约了宁夏生态农业的发展.

1.2.2服务水平低，信贷能力滞后，农业发展资金匮乏

生态农业是新型现代农业，其服务水平与信贷能力应协同发展.但是，在宁夏生态农业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低服务水平与滞后的信贷能力互不匹配，导致资金严重匮乏，阻碍了沿黄经济带生态农业的发展.例如，农家乐、观光旅游农业是生态农业发展历程中的“绿浪花”，它搭建起的是一、三产业的平台，其发展的初始资金至关重要，否则“农家蛋糕”只是一个构想的框架，就不会被合理分羹，也不会兴盛起来.而信贷服务尚未建立有效、完善的体系，农民就无法支付这笔庞大的资金.同时，信息服务的滞后也严重制约了生态农业的发展，有效的信息十分有益于农民及时调整种植结构，以满足市场需求，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1.3发展机遇分析

1.3.1生态移民创机遇，生态农业受支持

宁夏的生态移民工程在近几年大力发展起来，并受到了国家的好评与重视，成为生态移民的模范区.为了解决已搬迁到沿黄经济带的生态移民的生计问题，生态农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沿黄经济带被列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其总目标———“三个大台阶”中也提到：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要上一个大台阶.因此，生态农业的发展是今后农业发展的主题，沿黄经济带作为宁夏生态农业发展的主力军，要抓住机遇，促进宁夏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1.3.2生态农产品成为市场的优先选择

近些年，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养生与保健，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农产品作为必需消费品之一，其生态化及质量要求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对生态农产品的需求呈现递增趋势.另外，国外市场上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生态农产品已成为人们的优先选择，而沿黄经济带的生态农产品已在国内外打开了市场销路.

1.4发展威胁分析

1.4.1生态农业技术体系不完善

在生态农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持及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但高新技术及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在处于西部的宁夏尚不够完善，其发展存在一定难度.

1.4.2生态环境的破坏

宁夏是一个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尽管在国际低碳环境的新形势下，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之间的权重有所调整，但是重工业所带来的后遗症还是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例如石嘴山市，大力发展煤炭业后，很多耕地的土质完全恶化，农作物无法耕植，还有中卫市的铝业废水排放，银川市的几家制药企业均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制约了生态农业的发展.

1.4.3生态农业发展与劳动力之间的矛盾

生态农业的发展采用的是现代技术，实行的是规模化管理，走出的是产业化发展之路.在这条路上，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外，劳动力因素也是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在沿黄经济带生态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发展与劳动力之间的巨大矛盾.随着生态农业发展领域的逐渐拓宽，劳动力严重短缺.例如永宁县的供港蔬菜基地，产出的设施蔬菜因为劳动力不足而无法及时采摘.同时，现有劳动力大多是留守儿童和老人，年轻劳动力数量很低.劳动力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生态农业的大投入和小收入，使农民对生态农业的认识产生偏差，认为生态农业是高风险投资，制约了生态农业的普及和发展.

2宁夏沿黄经济带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及对策

综上所述，现将影响沿黄经济带生态农业发展的各种因素按影响程度进行排序，构造SWOT矩阵，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相应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及对策.

2.1SO战略（增长性战略）———发挥优势，再创佳绩

沿黄经济带作为宁夏生态农业发展的主力军，目标之一就是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领跑宁夏农业的特色化、有机化.因此今后的目标，要以新技术为先锋，发展新一代的设施农业.以小任果业等先进设施农业产区为示范点，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集合自然优势，实行专业人才培育，充分利用沿黄经济带的全新交通与物流优势，形成以选种、培育、种植、加工、批发、零售、包装和配送为一体的综合性体系.以设施蔬菜和水果发展路线为参考系，增加品种多样性，加大设施园区的建设力度，扩充设施农业的覆盖面.以望远工业园区的构建为火车头，把沿黄经济带内具有市场竞争力、辐射带动面广的龙头企业与正在发展设施农业的园区和示范园连接，逐渐形成以设施园艺产品为主的特色产业带.以建立完善的技术体系为保障，实施长期增长性战略，使设施农业特色化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将沿黄经济带的生态农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2.2WO战略（扭转性战略）———扭转劣势，狠抓机遇

2.2.1加强招商引资，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

“十二五”期间，宁夏充分依托政治优势、人文优势、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面向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地区，积极打造了中阿经贸论坛“一大平台”、“两大机制”、“三大基地”、“五大中心”，使宁夏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和有效载体.作为黄河金岸处的沿黄城市，一定要抓住机遇，以中阿经贸论坛永久会址为平台，不断加强招商引资，建立招商项目环保机制，实行严格的环保准入制，确保招商引资是促进沿黄经济带生态农业发展的资金后盾，更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强力支撑.

2.2.2恢复自然原生态，构建生态农业新模式

基于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进程，恢复自然原生态，宁夏将南部山区和中部干旱带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宜人类居住区域的居民迁出，宁夏的生态移民自此拉开序幕.沿黄经济带也是生态移民输入的重要区域.迁到新地的居民，主要以建设园区、发展设施农业为主.引进新产业，探索生态农业新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而且能够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譬如吴忠市孙家滩部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等.由此可见，沿黄经济带迁入生态移民后的生态农业建设将成为重中之重.然而，由于土地数量有限，生态移民在政府的支持下，应大力发展节约型、可持续农业，集约人力与物力，构建生态农业新模式.例如以设施园艺为主，大力种植果树，引进新型苗木，进行葡萄培育、花卉栽培等；因地制宜，发展新产业，拓宽产业面，建立以生态农产品为主体的“绿色工厂”，确保移民后续产业为新移民带来美好的居住环境.

2.3ST战略（多元化战略）———利用优势，走向多元

2.3.1物种共生模式———稻蟹混养，覆盖沿黄多地区

宁夏的稻—蟹生态种养起步较晚，以贺兰县新民渔业科技园区为首，进行稻田养蟹，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并且形成了物种共生模式———稻蟹混养，提高了农民收入.这种模式可以继续推行并争取创新，以发挥更大的综合效益.与此同时，沿黄经济带资源丰富，可根据现有条件，大力开展类似于稻—蟹养殖这种模式的基础工作，示点后进行推广，例如农林立体结构生态模式.通过生态移民，进行植树造林，种植牧草，绿化荒山，发展畜牧业和养殖业，在山坡低洼处建造鱼塘，家畜的粪便可以饲养鱼类，构建“林—果—草—牧—渔—沼”的立体发展模式，从而达到多种生物共存，呈现尽善尽美的和谐农业.

2.3.2合作社聚集人才，强化意识，助推生态渔业发展

合作社的建立也是开展生态农业的明智之举.通过建立合作社将劳动力与人才聚集，以培训和讲解的方式强化农民的生态意识，缓解农业生产与劳动力之间的矛盾，扩大当地就业，实现生态农业的产业化、统一化.贺兰县常信乡的渔业就是典范.常信乡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了合作社的规范化、制度化与统一化，集合了人力和物力，开拓了新视野，助推了常信乡实行以鱼—草养殖为主的“渔—农综合经营型”的生态渔业发展模式.另外，贺兰县的渔业资源为沿黄经济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发展鱼—草养殖的层面上，同时可发展以鱼—畜（牛、羊等）为主的“渔—牧综合经营型”和以鱼—草—畜（牛、羊等）为主的“渔—农—牧多元综合经营型”的生态渔业发展模式，领跑沿黄经济新起点.

2.3.3完善信贷服务，打造“农家蛋糕”，步入“生态农庄”式休闲农业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呈现出差异化和需求多样化，人们都想寻求一种有别于城市的静谧、安逸、健康的休闲方式，例如农家乐、观光农业旅游.但是，“农家蛋糕”根据地的建设需要初始资金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才能将“农家蛋糕”这杯羹分到沿黄各区乃至整个宁夏.因此，完善的信贷服务体系就成为“农家蛋糕”发展的强有力的基石，从而具备服务与能力的均衡性，迎合农家乐与观光旅游业的新型浪潮，发展集旅游、娱乐、度假等经营为一体的“生态农庄”模式.

2.4WT战略（防御性战略）———克服劣势，变向发展

2.4.1沙产业与节水灌溉

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18亿亩耕地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因此，未利用地的开发就成为土地市场的一支潜力股，譬如沙产业和节水灌溉新模式.因此，在推行以劣变优的新模式下，沿黄经济区以沙产业为根基，发展节水灌溉，例如以中卫市为主的一些地区进行大规模单一品种连续耕种的工厂式、规模化的种植模式，力求创建沿黄沙漠地带的绿箱子，只有这样沙漠中才能持续出现绿洲.

生态经济论文篇11

一、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生态经济学根据

1.生态系统是可恢复的

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由生物群体和无生命物质构成了具有一定物质和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水因子、生物因子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断演进，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但是，来自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干扰，会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并导致失衡。如森林砍伐、草原开垦等都会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导致生态系统受损。在人类的参与下，生态系统也可以从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所产生的失衡状态中得到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得以逐步协调。生态补偿就是根据生态学原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通过自然和人工的结合，通过人类向生态系统的投入来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活动。因此，生态系统的可恢复原理，为我们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了生态学依据。

2.生态环境资源是稀缺的

人的欲望要用各种物质产品（或劳务）来满足，物质产品（或劳务）要用各种资源来生产。但自然赋予人们的资源却是有限的。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便产生了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同时，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延续,以及环境资源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衡性，使得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更加明显。为了用稀缺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我们就需要不断地保护、改善和补偿环境资源，使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然而传统的经济价值观认为环境资源的天然的，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因而没有价值。所以，认为环境资源可以无偿使用，从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改善、整治和补偿措施得不到重视。但现代经济学认为，稀缺的东西具有价值，物以稀为贵，越稀缺的物质，其价值越高。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具有的价值属性为生态补偿奠定了价值理论基础，它要求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人类应当不断地改善、补偿环境资源；同时它还要求将环境资源补偿的具体行为引入到社会关系内部，使损害生态环境者和生态补偿的受益者补偿生态建设者和为生态建设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者，使生态补偿从人对自然的补偿转化为人对人的补偿。

二、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目标

1.生态正义目标

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正义的主题是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和社会合作利益的划分。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确定了社会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的正义原则：第一，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这种分配是对“最少受惠者”最有利的；第二，人们在使用权力方面也是不平等的，但掌握权力的地位和职位应该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即具有同样条件的人应具有同样机会担任这种职务和占有这种地位。环境正义是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运用，它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环境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包括了环境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义务分担公平；第二，环境正义的核心是公平地分配环境成本和费用；第三，环境正义体现了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均等；第四，环境正义必须体现差别对待原则，优先考虑最不利地区和成员的利益问题，如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利益问题。环境正义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法理学和伦理学的依据，环境正义要求对那些为地球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做出贡献和失去发展机会者，以及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生态补偿，以达到整体生态均衡。

2.环境均衡目标

均衡分析是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具体到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分析，主要要考虑以下两个均衡：

第一，代内均衡：指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对于良好的生态系统享有平等的权利。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不同区域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西部廉价的能源供应东部而没有得到生态补偿，造成东西部生态系统负担的不均衡，从环境正义的角度看，地区之间有平等的发展权，上游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下游地区应当给予其适当的补偿，其次，大江大河上游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化是由千百年的战乱、自然灾害、政策失误造成的，如果让上游地区单独承担生态恢复和重建的责任是有损生态公平原则的。然而，目前因为地区间的生态效益难以测算，使地区间生态补偿的标准很难确定，加之，地区生态补偿协商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为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如安徽省黄山市是新安江流域上游的水源涵养地，而浙江省杭州市是流域下游的受益区，两市都对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问题非常重视，但在如何补偿的问题上，却各抒己见。黄山市希望能得到浙江省获得生态补偿，并期待浙江省来投资，而浙江省和杭州市则认为，上游没有提供合格的水，特别是总氮和总磷指标甚至达到V类，对下游水质造成影响，下游不应对其进行补偿。另外还有不同主体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例如当代社会中有人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和受益者，有人是生态系统的建设者，按照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出发，享受生态效益好处的人应该给生态环境建设者提供生态补偿。但是因为生态效益的计算困难和补偿机制的不完善，我国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第二，代际均衡：罗尔斯在其巨著《正义论》中，为代际平等提供了一个起点。罗尔斯认为，假定把每一个人置于“无知的面纱”之后，则是一种可能得到公平的普通标准方法。无知的面纱防止了他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真实处境的了解。人们被置于这个面纱后面，一旦他们做出决定，就被迫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而且会根据某种原则做出决定来管理这个社会。这种方法意味着当代和后代所有成员进行假设性协商，根据这些准则来决定资源的代际间分配。由于无知阻碍了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人，因而人们既不是过度的保护主义者（除非他们变成了前代的成员），也不会过度开发（除非我们变成了后代的成员）。代际均衡的环境正义，确立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享有地球生态系统的权利，要求当代人在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毁损时，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给地球生态系统以补偿，并公平地负担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成本费用。

三、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

生态补偿是为了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使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物质、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使生态系统保持高的能量转化率、物质积累率和最大的自净能力，这就是生态效益；而经济效益要求在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使投入和产出最大化。所以生态补偿中，要用最大的投入换来最大的生态效益，用生态效益更好地为经济效益服务，同时良好的经济效益又能为生态补偿提供经济基础，这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应该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

四、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标准

在考虑环境资源法中权利安排的价值目标时，传统法学往往以公平、正义标准来衡量。但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是基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即使涉及客观的标准，也往往将利益的衡量限于经验的观察，而缺乏理论的例证。事实上，公平、正义绝不是与功利主义相悖的，仅属古典自然法的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曾区分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所谓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不过是因各自内涵在不同条件、不同价值层面下的差异所引起的，他们完全可能统一于某个价值终点。生态补偿机制应该以效率作为其生态经济学的评判标准，因为其允许生态破坏者对生态建设者进行经济补偿，如果受益者得到的补偿大于破坏者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其结果是社会的总体福利增加，那么这就实现了一次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在不违背效率的同时向分配正义的“理想王国”迈进了一步。这也同时表明：在现代环境资源法学领域，公平原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标准和解释。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必然会涉及到利益、资源的分配和调节，这就必然存在着对某一方的损害。帕累托均衡和帕累托改进对现实法律世界的可适用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每项法律在对一部分人有利的同时，必然也会对其他人不那么有利甚至有害。所以就有了卡尔多—希克斯改革，这是指在改革中受益总量大于受损总量，以至受益者可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不受损或受损最小。严格说来，卡尔多—希克斯改革是非帕累托改革通过“赎买”、“补偿”向帕累托改革的一种转化。卡尔多提出：“任何潜在的变动都要受到以下的测验：要问所有因革新结果受到有害影响的人，认为革新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最低要有多少货币补偿。同样，也要问所有因革新获得的人，估计最高意愿让出多少钱而又不放弃已得的利益。只要后者的总和大于前者的总和，就可断定这是社会合意的革新。”其意思是说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的安排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使另外一些人的福利减少，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就可以认为这项法律使社会福利总体实现了增值，因而这项法律就是合乎效率的。换言之，只要法律收益获得者能对受损者给予补偿，最终的法律安排就是有效率的。

参考文献：

[1]张炳淳: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J].河北学刊，2008（1）:172

[2]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87

生态经济论文篇12

1.2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对比研究法，在2年生幼龄橡胶树行间间种甘蔗，以不间种为对照，3次重复。试验地橡胶种植时间为2009年3月，栽培品种为湛试327－13，株行距3.0m×7.0m。橡胶树行间距离橡胶树行50cm间种甘蔗，甘蔗种植时间为2011年春。橡胶与甘蔗按照常规生产管理。

1.3样品采集

土壤样品于2011年6月开始采集，以后每季度采集样品1次，共6次。采用5点取样法，每个点用土钻取0～20、20～40cm土层样品，同层混合装袋，3次重复。带回实验室处理备用。

1.4测试方法

土壤温、湿度采用土壤温湿度记录仪(TZS－3X)测定;土壤样品分析指标参照文献［7］。橡胶树苗木增粗以离地1m处的茎围表示，采用皮尺测量。间种甘蔗投入与产出是对广东省南华农场、五一农场、火炬农场和友好农场调查统计所得。

1.5数据分析

2011年6月、9月、12月和2012年3月土壤养分含量数据引自文献［8］。数据分析采用Excel2003和SAS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整理分析，Duncan's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结果与分析

2.1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对土壤温、湿度的影响可以看出，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对胶园0～20cm土壤温度和湿度影响不大。在间种甘蔗前期胶园土壤温度高于对照，甘蔗生长中后期由于其荫庇度大于对照，其土壤表层温度低于对照，但其升降变化幅度很小，在1℃以内;间种甘蔗后胶园表层土壤湿度增大，但增加幅度较小，在1%左右。经研究，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经济作物对于胶园土壤的改良具有一定的作用，防止水土流失，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兴隆试验站在胶园间种矮化胡椒发现:间作胡椒胶园地面覆盖度达82%，比不间作胶园土壤含水量提高了3%～6%，地面水量流失减少了7%～26.6%，地表土壤流失量减少了82.12%，降低水土流失显著［9］。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在甘蔗生长期和收获期也提高土壤湿度。综合上述，湿度增加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在甘蔗生长期和收获期覆盖度较高，减少了地面的蒸腾作用;二是地面水量流失减少，保持了土壤水分。

2.2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对土壤有机质、养分含量及pH值的影响土壤有机质是表征土壤质量与肥力的重要因子，其含量的高低与土壤肥力水平紧密相关［10］。由表1可以看出，幼龄胶园间作甘蔗后0～20cm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间种第一年度有机质含量下降幅度较小，方差分析表明，在0.0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间种第二年度有机质含量下降幅度增大，平均为15.3%。全氮含量的变化趋势与有机质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间种甘蔗第一年度全氮含量降低，与对照相比未达到显著水平，下降幅度为10%左右;间种第二年度全氮含量下降幅度增大，约为20%。方差分析表明，2012年9月取样的全氮含量与对照差异显著。幼龄胶园行间间作甘蔗后，土壤碱解氮含量比对照明显降低，除2011年9月取样的间种甘蔗碱解氮含量比对照略有增加外，其他季度碱解氮含量比对照依次降低36.0%、25.7%、17.1%、25.6%、45.4%，方差分析表明，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间种甘蔗后胶园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均明显降低，其中有效磷含量下降幅度在12%以上，速效钾含量下降幅度在60%以上，最高达到80.22%，与对照存在极显著差异。由表1还可知，0～20cm土壤交换性钙含量在间种后波动幅度较大。土壤交换性镁含量比对照降低，在0～20cm土层降低幅度较小，差异不显著。

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后，在0～20cm土层土壤pH值整体表现为降低，但降低幅度较小。幼龄胶园间作甘蔗后，20～40cm土层土壤的有机质及养分含量的变化趋势与0～20cm土层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变化幅度不同。间种甘蔗的土壤各养分含量指标下降幅度均高于0～20cm土层。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经济作物对于胶园土壤改良具有一定的作用:胶园间种矮化胡椒比不间作胶园磷提高了0.0037%，钾提高了0.0027%，有机质提高了0.056%，地面水量流失减少了7%～26.6%［9］。本研究发现，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土壤养分含量、有机质含量和pH值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反，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①胶园土壤肥力持续下降。根据何向东和吴小平对海南垦区1954年到1990年的36年间胶园肥力演化分析发现: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下降约1个百分点，幅度为25%～44%;全氮质量分数下降约0.05个百分点，幅度为22%～40%，有效磷在铁质砖红壤和铁铝质砖红壤土壤类型中下降13%～18%;速效钾含量的下降幅度为10%～55%［11］;麦全法研究发现，海南垦区部分植胶区土壤有机质、全氮和速效钾也低于最低养分标准，分别为1.307%、0.058%、39.291mg/kg［12］;而广东植胶区土壤有机质、全氮和速效钾在刺激割胶生产以后迅速下降，根据对照的分析测试结果显示，有机质含量在0.7%左右，全氮含量在0.035%左右，均低于胶园土壤分级标准中低肥型的养分标准［13］。②间种甘蔗所施肥料的养分量比甘蔗生育期所消耗的养分量少，是造成胶园土壤肥力降低的重要原因.

2.3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对橡胶树苗木生长的影响

幼龄胶园间种经济作物可以维持生态平衡和促进橡胶树的生长。长达7年以上的橡胶非生产期，在幼树定植的前3～4年，行间有大面积的空地，这些空地阳光充足，养分和水分丰富，间种/套种农作物或经济作物，可以充分利用光、热、水等自然资源，构建一种新的人工生态环境，调节气候，促进胶林自身的养分循环和生态平衡［14］。国内外资料也表明，胶园间作胡椒不仅促进胶树茎围增粗快和开割率的提高，还提高了胶树的产量。纪力仁［9］、陈汉中等［15］研究发现:间作胡椒的胶园胶树年增粗提高了10.8%;幼龄胶园间种花生、番薯，橡胶树茎围增长量比不间作的大13%～14%。而间作茶后，橡胶树茎围增长量比不间作的增粗3%～30%;而在胶园间作时，实行豆科和非豆科的轮作，更有利于橡胶树的生长，比单一作物连作的橡胶幼树生长的快［16］。本试验研究发现，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对橡胶树增粗具有一定的影响:间种甘蔗后，2011年橡胶树增粗比对照少0.6cm，2012年橡胶树增粗比对照少0.4cm，2013年橡胶树增粗比对照多0.2cm，2011～2013年间种甘蔗平均年度增粗比对照少0.3cm。原因可能是间种甘蔗后由于土壤肥力较低，与橡胶树“抢肥”造成的。

2.4幼龄胶园间种甘蔗的投入产出分析

幼龄胶园间种经济作物可以增加胶园的经济产出。经核算，每公顷的胶茶间作在橡胶投产之前，茶树4～5年的收益除开荒定植和8年的胶茶抚管费用外，还盈利5700元，而纯胶园8年投资每公顷5595元。胶茶间作既增加了利润又合理利用了土地，经济效益较为显著［15］;间作矮化胡椒平均每公顷每年净收益191元，半柱胡椒2985元，从而大大提高了橡胶非生产期经济效益［9］。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后，通过对不同农场不同农户的间作投入与产出进行调查分析，幼龄胶园行间间种甘蔗(当年种植)总成本为16305元/hm2，其中主要为肥料(主要包括尿素、钾肥、磷肥、生物肥和复合肥)费、种茎费和人工费，所占比例分别为32.38%、22.30%和25.76%，合计占总投入的80%以上，随着劳动用工的紧缺，砍蔗费用在投入中所占的比例逐步增加;间种甘蔗产量和价格折中计算每公顷产值为30000元，扣除成本16305元，每公顷净收益为13695元。对照胶园每年需要除草控芒2～3次，每公顷药剂费用约375元，人工费约900元，合计需要支出费用1275元/hm2。

3结论

生态经济论文篇13

一、生态经济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组成，生态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两大环节，其组合自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特征。

第一，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第二，协调性特征。协调是一种普遍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起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协调，才可以表现出整体效应，才能反映出1+1>2，但协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不仅要懂得正反馈还要懂得负反馈，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有加有减才能保证它是最稳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一个地方若鸟很多，那就会使虫很少，而虫一少，树就长的好，进而就为鸟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有一个负那就是虫少了。假如虫多了，那就会使树少，鸟也就没了生存条件，那这个系统里就不稳定了。

第三,循环性特征。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干预这种循环的进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概念。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惟独生态没有形成循环。而生态经济则要求必须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就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而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此外，生态经济还具有一定的新的价值特征。生态经济在考虑自然时，已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仅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经济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类在采取经济发展手段时，必须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路径，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生态经济的路径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步，但是这两个化带来了突出的生态矛盾问题。如工业化与环境污染，由于我们以前的发展是粗放型的，工业化越发达，生态破坏越严重，突出表现在大气上，如说大气里面二氧化硫超标会引起酸雨，2003年浙江的酸雨率是84%，珠江是50%，江苏是30%。现在我们沿海地区的电子工业很发达，它使用了高分子的化学物和重金属材料，造成了电子垃圾和含有剧毒的持久性的有毒物质。一台电脑需要700多个化学原料，其中50%以上对人体有害。那些地区的大批农民从事于电子产品的测检工作，引起了大量环境污染，更大的危害就是重金属通过土壤到生物再污染到人体。如有些地区的重金属超标在水稻上占80%，蔬菜上占60%，我们知道，重金属的土壤污染，菜园土大于水稻土，水稻土大于果园土，果园土大于旱地土，为什么菜园土最严重呢？就是因为城市垃圾在菜园土里的利用，还有农药的残留也引起了毒害。我们很久以前就禁止使用农药DDT，然而最近我们在人奶里发现了DDT，其含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对我国的评估结果，他们认为中国大气跟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该占全部GDP的3％～5%，当然这一数字的准确度有待考证，但这种状况也的确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即单纯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治理支出的话，那国民经济的增长是不实在的。所以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生态，要把产业调整到良性循环方向来发展，从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以提高资源效率、生产效率与经济的总体增长竞争力，因此考虑生态经济的路径选择也就成为我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自然观路径。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物质基础，即不是救世主，一切依赖与大自然的恩赐；又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源泉。人定胜天，毫无节制地去索取、征服和对抗大自然；而应善待大自然，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科学地改造和利用大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用新的自然观改变传统的依赖与对抗大自然的观点，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合理开发和利用大自然，使环境资源为人类生存已发展所永续利用。

其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路径。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实质目的，是通过在发展的过程中切实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充分地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需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正如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所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而环境污染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这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防止和克服与之相反的种种发展观，和行为方式，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根本目的。

第三，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路径。他的基本内涵，是要求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与同步建设（以下称“三同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以下称“三个效益”）的统一。再计算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时，不仅要看经济发展本身的增长率，而且要看经济发展给社会尤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经过对比，扣除其外部的不经济因素，才是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和质量。这是我国正在强调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也是一些国际组织所强调的绿色GDP的基本要求。我们按绿色GDP的计算公式，对我国近几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中的外部不经济因素进行了测算，以年均增长率7％～8％为基点，分别测算出我国经济增长率中的外部不经济因素为12%、8%、4%。显然前两个概算的数据是不客观的，但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十一五规划”编制时，不能不承认后一个概算数据的事实。这种事倍功半状态的出现，是单纯经济效益价值观指导下，实施不规范行为方式的必然结果。实践证明，只有树立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坚持“三同步”和“三个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才能提高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跟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

我国的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如果不对生态进行强有力保护，那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树立生态价值论的观点，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有用性，实行的是成品高价、半成品低价、资源无价的定价制度”，这种思维模式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发展速度过于依赖于生态的供给乃至破坏，但生态也是无情的，你向它索取了多少，它也要向你索取同等的数量，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破坏、人与生态关系失调，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因此只有运用全面的观点来分析经济与生态的问题，才能从理论上、体制上和政策上真正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进而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三、结论

任何事物都是相联系的，生态与经济也是如此，所以找到适合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安排经济的发展是实现二者共赢的重要方法。如今，工业现代化与城市生态化正融为一体，21世纪的世界，依赖城市化使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大多数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过程，使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但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进而造成生态状况的恶化，这种情况反过来又索取了人们以前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共处，只有实现了这一突破，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社会也才能健康地运行。

参考文献：

[1]王军: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

[2]: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