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1

2．美国黑人

关于黑人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将历史上黑人对美国认同的矛盾性归因于白人种族主义。他认为，作为受奴役和歧视的民族，绝大多数黑人希望和要求融入美国社会，真正成为美国公民，但白人种族主义对其融入却顽固抵制，这使其被迫诉诸分离主义，试图以自立和自治实现自由和平等。由此，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贯穿了黑人斗争的始终。浙江师大孙群郎教授将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总结为20世纪美国大都市黑人居民分布的典型特征。他认为，这种特征的形成，既和黑人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白人种族偏见以及金融机构、住宅建筑商和地产经纪的歧视有关，也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区划”和住宅法令，以及联邦政府的住宅抵押贷款政策和公共住宅政策密不可分。辽宁大学高岳副教授将革命时期到内战前反蓄奴和反歧视黑人的道义力量未能促成美国废奴的原因，归纳为政治利益的牵制和当时美国自由观包容性不足。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对黑奴中的灵性经历做了探究。他认为，黑奴在宗教亢奋状态下幻听、幻视、昏厥，出现生死体验、巡游地狱和天堂以及觉察双重自我等现象，不仅是其个人因素激励的结果，也和社会机制的作用有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国荣副研究员对1970年代兴起、争取环境权益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做了解释。他指出，该运动的主力是社会底层，尤其是黑人等少数族裔和低收入民众。它之所以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有毒有害废弃物集中分布在低收入及有色人种社区。美国大西洋大学博士保罗•多坦（PaulDottin）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美国补偿黑奴制与种族隔离的运动的起因予以了揭示。与黑人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人物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论证了南部妇女反私刑协会（1930年成立）在反对白人对黑人私刑和公立学校种族隔离，促进种族平等方面的贡献。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剖析了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袖路易斯•科苏特（LouisKo－ssuth）寻求美国支持的两次访美经历。张聚国认为，科苏特对奴隶制的沉默招致了废奴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的愤怒，他推动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引起了蓄奴州对联邦干预南部制度的担心。科苏特访美失利折射了当时美国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悖论，反映了内战前美国社会在废奴问题上的地域冲突。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对20世纪前期美国史学家乌尔里克•菲利普斯（UlrichPhillips）的历史命运做了点评。他说，菲利普斯的著作慎思明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由于其中饱含对黑人的歧视，他的史学观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为学界所排斥。北京大学研究生乌兰探究了19世纪美国黑人领袖和废奴思想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认同观。她认为，道格拉斯对美国认同的形成是渐进的，其自我认同、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3．美国犹太人和印第安人

学者们对美国犹太人的讨论集中在身份认同方面。天津师大杨卫东副教授认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是双重的，既忠于自身的美国公民身份，又对以色列有着高度的民族认同，他们极力维护本民族特性以免被融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这种双重性不仅造成了犹太人认同的两难，而且对其他族裔群体有示范效应。对杨卫东的看法，福建师大硕士生赵万武表示同意。他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的认同源于其“大流散”以来强大的适应力、无母国的政治经历以及美国城市化与犹太人经商传统的契合，对以色列的认同源于故土情怀、犹太人一体观、“大屠杀”的记忆以及阿以冲突等灾难和挑战的刺激。在印第安人史方面，南开大学丁见民副教授探讨了杰克逊总统选择将“野蛮人”从“文明区域”迁出，强制印第安人西迁的动因。他认为，由于白人至上和“红种人”难开化观念的流行，美国“文明开化”印第安人政策到1820～1830年代宣告失败，是杰克逊政府西迁印第安人的前提。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西迁印第安人提供了可能，而南部要求维护州权和白人利益的压力则是西迁印第安人的根本原因。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对“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提出了新思考。他认为，该假说在学术上有片面性，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但它表明了欧美主流社会对过去以征服自然为荣的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反思。吉林大学美国籍博士生罗利•杰特摩尔（RoryJetmore）以反抗白人殖民者闻名的苏族（Sioux）部落为个案，考察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历史关系。他说，欧洲殖民者奔赴新大陆是为了摆脱压迫，但由于文化的误解、种族的偏见及贪婪，在新大陆却变成了压迫者。而且，美国一直试图“文明化”印第安人，这种自视的种族优越感招致了印第安人的仇恨和抵制。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2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提及美国的传播研究，国内学者大都定性为经验研究或行政研究，好像在美国传播研究中，批判的声音不存在。与此相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美国本土学者在传播批判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芝加哥学派以社会批评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将传播与媒介纳入其研究视野，关注语言、符号和交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倡导社群与共享的观念。杜威认为：“在一切事务中，交流是最美妙的。”①在此语境下，他们反对原子论的个体观念，批判美国资本操纵媒介的现象。杜威认为，一切倾向于生产资料分配的集中化的经济条件、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化都影响公共报业，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需要大公司大资本去经营现代企业的原因自然会影响出版业。②此后，美国新一代社会批评家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概念，拷问了美国政治对媒介的影响，质疑了美国新闻业的客观公正性。

遵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拉扎斯菲尔德虽然也具有社会批判意识，但其已远离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文化解释”的批判路径，他更关注一种基于社会科学解释的批判理念，期望批判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以调和媒介批评与商业媒介之间的关系。哈特认为，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立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权威的承认和对权力的妥协；二是在主导范式下寻求变革，主张现有理论视角或实际视角的融会。③可见，拉氏的媒介批判思想是妥协性的，而杜威恰恰对与商业和政治保持暧昧关系的媒体保持着警觉与批判。

无论怎样，杜威、拉扎斯菲尔德、李普曼及其他美国学者，他们媒介批判的哲学思想多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寄希望于媒介与传播改革来维护美国的民主机制。这种批判思想具有注重当下性和功利性，缺乏历史性的反思和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理论观照。由此，他们所寄予厚望的经验共享、平等参与的传播理念在随后的传媒实践中陷入困境。杜威期望实用主义应包含对民主的构想，其基础是传播赋予人的力量以及专家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但现实情况是，媒介技术被用做政治工具，个人表达被公共意识的媒介表达取代了，个人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转换为代表形式问题。在此情形下，杜威的实用主义理想破灭了，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传统日渐式微。反观拉氏等人的传播研究，在思维方式上属于工具理性，在受众研究上脱离不了“刺激—反应”模式，在媒介研究上忽视了媒介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在此语境下，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美国传播研究亟须革新。　传播研究的两种批判路径比较

在批判范式之下的美国传播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如阿多诺等人的观点与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等人的观点与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如凯利的观点获得了关注与争论。本文更为关注这两组观点间的差异，进而理解二者之于美国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关系。

移居美国的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等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审视美国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大众文化已经沦为文化工业链条上的可复制和标准的商品，其内含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已经将受众异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制造的虚假认同来维护其不合理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可见，法兰克福前期代表人物批判的靶子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其社会关怀是反思法西斯极权主义操纵下的传播对受众与社会的危害，透视资本主义传播制度下的弊端，使媒介与传播起到解放人的潜能和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作用。与阿多诺等人相对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借鉴了胡塞尔现象学观点，如“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并吸收了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思想，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他对大众传媒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寄予厚望，但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已经消亡。他主张用主体言语的功能来建构其“交往行动”理论，以此来诊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美国本土多数学者对其表现出了天然的怀疑与拒斥心理。这从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传播研究上的分歧可见一斑。对法兰克福学派使用的“批判”二字，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的印象是：“‘批判’一词与其说是描绘一种立场，不如说是一件用于掩护的外衣，马克思主义处在被敌视的流亡时期用得上这样的外衣。”④这表明，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进行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哈贝马斯的理论虽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症候，但由于其理论的复杂与思辨性，不可能引起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本土传播学者的兴趣。因为美国学界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提供元叙事的努力甚至人的解放的元叙事的努力是在帮倒忙，是偏离杜威所谓的“日常细节的意义”⑤。

英国文化研究关注传播在文化语境中的社会意义。该学派学者如威廉斯、霍尔、费斯克等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思想，对英国社会出现以及引进的通俗文化进行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纳入意识形态范畴进行审视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是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化的范畴进行观照，以揭示文化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与压制因素，并发掘受众对文本的对抗性解读力量。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意识形态解读大众文化与受众关系的机械模式，颠覆了大众社会理论主张的被动受众观主张，在美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正如哈特所言，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至少受到两种兴趣的欢迎：第一种兴趣是学术追求的兴趣，其思想是把文化当做解释传播和媒介的恰当场所；第二种是对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批评的兴趣，其重点是社会传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和支配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积极受众的观念和抵抗的观念都是主要的吸引力。⑥

美国以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传播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凯利。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⑦该观点认为，传播是建构一种文化或信仰的认同。与霍尔等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事文化研究不同，凯利传播研究的文化路径根植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并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他重视社群与共享观念，主张以一种对话的视角来考察传播的过程。由此，凯利提出的文化研究理论与霍尔提出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哈特所说，美国传播研究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美国文化研究接近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凯利所指的思想传统难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⑧

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格局原因

由上述可知，美国传播研究的批判路径主要遵从两种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批判路径占有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可谓举步维艰。正如哈特所言：总体上看，美国传播学走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路子，在媒介与社会问题上，它拒不接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以上经验来看，根据传播学领域的社会批评史和激进批评史分析，文化研究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⑨不仅如此，即使主张以符号、异化和新弗洛伊德分析法来进行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本土学者，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修·邓肯（hugh dalziel duncan）、赖特·米尔斯，他们虽发表了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但其声音在美国传播研究圈内也是微乎其微。因此，以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传播批判研究在美国学界中存在一种张力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张力格局”的出现，除源自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哲学批判传统的分野外，还有下述三点原因：

首先是历史与文化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处于剧变时期。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工业化与都市化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交通工具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大众媒介（报纸、广播、杂志）对知识与经验的普及愈来愈重要。在这种语境下，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关注传播在社会中的影响，包括传播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改良、对维护美国民主机制、对共享社群文化与形成公共舆论等方面的作用。虽然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但其研究属社会科学传统，具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的语境主要源于三个因素：欧洲哲学批判思维传统，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策略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英国文化研究由于学界寻求对社会的其他解释和变革的情绪、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以及对美国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而展开。

其次是学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秉持实用主义精神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他们以社会改良视角来观照传播的作用，目的是维护与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媒介与传播的作用持有乐观主义信仰。对此，哈特认为：“美国社会史表明，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未能激励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播与媒介学者，因为合作与社群的观念维持着当代文化标志的力量。”“事实上，‘崇美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⑩反观法兰克福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他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的“物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等理论为认知模式，并运用法国结构主义的媒介符号与话语分析，关注传播与媒介对实践民主的可能及其对人潜能的解放。

再次是学科旨趣差异。实用主义主张从历史与文化的语境来研究传播，他们重视实证主义，但也不忽视其他研究方法。他们关注伦理但又重视科学。所以，实用主义路径的传播批判研究，多借助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多依托人文学科，如哲学、符号学、文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更多关注传播的规律性东西，而人文学科更多关注传播的意义问题。

注　释：

①dewey，john .experience and nature . chicgo：open cour publishing co.1925：166

②dewey，john.freedom and culture.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39：149

③⑥⑧⑨⑩哈特[美]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162页，165页，196页，190页。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3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提及美国的传播研究，国内学者大都定性为经验研究或行政研究，好像在美国传播研究中，批判的声音不存在。与此相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美国本土学者在传播批判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芝加哥学派以社会批评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将传播与媒介纳入其研究视野，关注语言、符号和交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倡导社群与共享的观念。杜威认为：“在一切事务中，交流是最美妙的。”①在此语境下，他们反对原子论的个体观念，批判美国资本操纵媒介的现象。杜威认为，一切倾向于生产资料分配的集中化的经济条件、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化都影响公共报业，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需要大公司大资本去经营现代企业的原因自然会影响出版业。②此后，美国新一代社会批评家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概念，拷问了美国政治对媒介的影响，质疑了美国新闻业的客观公正性。

遵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拉扎斯菲尔德虽然也具有社会批判意识，但其已远离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文化解释”的批判路径，他更关注一种基于社会科学解释的批判理念，期望批判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以调和媒介批评与商业媒介之间的关系。哈特认为，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立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权威的承认和对权力的妥协；二是在主导范式下寻求变革，主张现有理论视角或实际视角的融会。③可见，拉氏的媒介批判思想是妥协性的，而杜威恰恰对与商业和政治保持暧昧关系的媒体保持着警觉与批判。

无论怎样，杜威、拉扎斯菲尔德、李普曼及其他美国学者，他们媒介批判的哲学思想多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寄希望于媒介与传播改革来维护美国的民主机制。这种批判思想具有注重当下性和功利性，缺乏历史性的反思和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理论观照。由此，他们所寄予厚望的经验共享、平等参与的传播理念在随后的传媒实践中陷入困境。杜威期望实用主义应包含对民主的构想，其基础是传播赋予人的力量以及专家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但现实情况是，媒介技术被用做政治工具，个人表达被公共意识的媒介表达取代了，个人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转换为代表形式问题。在此情形下，杜威的实用主义理想破灭了，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传统日渐式微。反观拉氏等人的传播研究，在思维方式上属于工具理性，在受众研究上脱离不了“刺激―反应”模式，在媒介研究上忽视了媒介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在此语境下，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美国传播研究亟须革新。

传播研究的两种批判路径比较

在批判范式之下的美国传播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如阿多诺等人的观点与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等人的观点与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如凯利的观点获得了关注与争论。本文更为关注这两组观点间的差异，进而理解二者之于美国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关系。

移居美国的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等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审视美国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大众文化已经沦为文化工业链条上的可复制和标准的商品，其内含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已经将受众异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制造的虚假认同来维护其不合理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可见，法兰克福前期代表人物批判的靶子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其社会关怀是反思法西斯极权主义操纵下的传播对受众与社会的危害，透视资本主义传播制度下的弊端，使媒介与传播起到解放人的潜能和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作用。与阿多诺等人相对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借鉴了胡塞尔现象学观点，如“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并吸收了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思想，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他对大众传媒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寄予厚望，但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已经消亡。他主张用主体言语的功能来建构其“交往行动”理论，以此来诊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美国本土多数学者对其表现出了天然的怀疑与拒斥心理。这从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传播研究上的分歧可见一斑。对法兰克福学派使用的“批判”二字，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的印象是：“‘批判’一词与其说是描绘一种立场，不如说是一件用于掩护的外衣，马克思主义处在被敌视的流亡时期用得上这样的外衣。”④这表明，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进行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哈贝马斯的理论虽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症候，但由于其理论的复杂与思辨性，不可能引起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本土传播学者的兴趣。因为美国学界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提供元叙事的努力甚至人的解放的元叙事的努力是在帮倒忙，是偏离杜威所谓的“日常细节的意义”⑤。

英国文化研究关注传播在文化语境中的社会意义。该学派学者如威廉斯、霍尔、费斯克等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思想，对英国社会出现以及引进的通俗文化进行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纳入意识形态范畴进行审视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是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化的范畴进行观照，以揭示文化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与压制因素，并发掘受众对文本的对抗性解读力量。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意识形态解读大众文化与受众关系的机械模式，颠覆了大众社会理论主张的被动受众观主张，在美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正如哈特所言，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至少受到两种兴趣的欢迎：第一种兴趣是学术追求的兴趣，其思想是把文化当做解释传播和媒介的恰当场所；第二种是对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批评的兴趣，其重点是社会传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和支配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积极受众的观念和抵抗的观念都是主要的吸引力。⑥

美国以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传播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凯利。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⑦该观点认为，传播是建构一种文化或信仰的认同。与霍尔等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事文化研究不同，凯利传播研究的文化路径根植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并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他重视社群与共享观念，主张以一种对话的视角来考察传播的过程。由此，凯利提出的文化研究理论与霍尔提出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哈特所说，美国传播研究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美国文化研究接近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凯利所指的思想传统难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⑧

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格局原因

由上述可知，美国传播研究的批判路径主要遵从两种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批判路径占有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可谓举步维艰。正如哈特所言：总体上看，美国传播学走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路子，在媒介与社会问题上，它拒不接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以上经验来看，根据传播学领域的社会批评史和激进批评史分析，文化研究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⑨不仅如此，即使主张以符号、异化和新弗洛伊德分析法来进行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本土学者，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修・邓肯（Hugh Dalziel Duncan）、赖特・米尔斯，他们虽发表了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但其声音在美国传播研究圈内也是微乎其微。因此，以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传播批判研究在美国学界中存在一种张力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张力格局”的出现，除源自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哲学批判传统的分野外，还有下述三点原因：

首先是历史与文化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处于剧变时期。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工业化与都市化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交通工具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大众媒介（报纸、广播、杂志）对知识与经验的普及愈来愈重要。在这种语境下，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关注传播在社会中的影响，包括传播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改良、对维护美国民主机制、对共享社群文化与形成公共舆论等方面的作用。虽然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但其研究属社会科学传统，具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的语境主要源于三个因素：欧洲哲学批判思维传统，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策略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英国文化研究由于学界寻求对社会的其他解释和变革的情绪、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以及对美国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而展开。

其次是学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秉持实用主义精神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他们以社会改良视角来观照传播的作用，目的是维护与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媒介与传播的作用持有乐观主义信仰。对此，哈特认为：“美国社会史表明，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未能激励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播与媒介学者，因为合作与社群的观念维持着当代文化标志的力量。”“事实上，‘崇美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⑩反观法兰克福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他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的“物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等理论为认知模式，并运用法国结构主义的媒介符号与话语分析，关注传播与媒介对实践民主的可能及其对人潜能的解放。

再次是学科旨趣差异。实用主义主张从历史与文化的语境来研究传播，他们重视实证主义，但也不忽视其他研究方法。他们关注伦理但又重视科学。所以，实用主义路径的传播批判研究，多借助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多依托人文学科，如哲学、符号学、文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更多关注传播的规律性东西，而人文学科更多关注传播的意义问题。

注释：

①Dewey，John .Experience and Nature . Chicgo：Open Cour Publishing Co.1925：166

②Dewey，John.Freedom and Culture.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39：149

③⑥⑧⑨⑩哈特[美]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162页，165页，196页，190页。

④Carey，James W.“The Mass Media and Critical Theory：An American View”，in Michael Burgoon，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6.Beverly Hills，CA：Sage.1982：22

⑤Rorty，Richard.“Haberm as and Lyotard on Postmodemity”，in Richard J.Bernstein，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MA：Polity Press.1985：175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4

第一种是经典同化理论模式。强调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和同化是齐头并进的。第二种是种族受阻模式。该模式强调在移民向上的社会流动中，学者认为移民的族裔身份，既是一种有效资源同时也是一种阻碍。第三种是多项分层同化模式。该理论模式强调美国是一个多层且不平等的国家，意味着移民可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同化。[1]经典同化理论模式长期在美国社会学界占主导地位。其理论认为移民的同化就是其自身和后代与社会融合，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过程，强调移民的同化一定是会产生向上的社会流动性。[2]总的来说，经典同化理论包含了旧理论和新理论的范畴。原有的经典同化理论即包括盎格鲁归同论这样的理论，常常被批评为剥夺移民祖籍国的文化，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建构。而新的经典同化理论将同化过程着重定义为向上的社会化过程，是一种移民自然而然的向上社会流动的经历。美国的社会学界，正在不断地发展，拓展经典同化理论的体系和内涵，以更适应当代民族多元化、种族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等的美国。

二、盎格鲁归同论

盎格鲁归同论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盛行的同化理论。是美国对新移民同化的长久目标。盎格鲁归同论强调每一位来新来的移民必须要保持、支持盎格鲁制度，讲英语，遵守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模式。[3]而这就意味着无论移民来自哪个国家、怎样的族裔特点，都必须要讲英语以及接受和奉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作为标准，而使得祖籍国的一切价值观和准则等被摒弃。

可以说，美国的盎格鲁归同论是受到了美国本土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排移民法案共同构建起来的理论。美国的早期大量的贫困爱尔兰天主教徒和德国人涌入美国，其价值观念和核心文化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价值观，以及福音派的传统相悖。本土主义者开始了大规模的反而爱尔兰天主教徒和德国人的活动。比如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美国本土运动和50年代的“一无所知党”反对天主教，要求更加严格的入籍程序，并将非美国出生的美国人排除出美国的政治体系之外。1882年，第一个有选择的严苛移民的联邦移民法案出台，限制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进入美国。新的本土主义观念认为老移民一代的英国人，德国人和其它民族是有着高贵血统的金发碧眼的北欧人和雅利安人构成的。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被吹捧为团结美国，教导低等人的经典价值观念。[4]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化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这场美国化的运动是全力推行盎格鲁归同模式，剥夺移民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和联系，迫使移民们尽快进入美国以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为主的美国社会。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移民法案，都是以来源国配额制为基础。在稍后出台的法案更是使盎格鲁归同理论的的移民同化模式的统治地位合法化，制度化。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但依然有不少美国的学者专家推崇盎格鲁归同理论。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在著作《我们是谁》一书中指出，面对美国国民身份认同问题，美国的分裂危机，他极力推崇以盎格鲁清教文化为基础的美国国民身份认同。他在书中坚定号召美国人参与到美国式的生活中去，学习英语，美国历史，习俗，吸收美国的盎格鲁清教主义文化，把自己看成是彻底的美国人，而非其来源国。[5]然而，美国历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更是一个文化多元，种族民族多元的国家。他本人被批评放大了美国的盎格鲁清教价值观在美国移民同化中的作用，而对其它促使移民融入美国的积极价值观轻描淡写。

三、熔炉理论的形成

熔炉理论也是包含在美国经典同化理论中的。熔炉理论则强调所有人在一个平等的，包容的，分享的社会有共同的价值观念。熔炉是一个比喻，寓意在美国社会不同种族，民族，团体，阶层融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拥有共同文化属性的社会。这种理念体现在美国的民族信仰中，用拉丁文表示即“合众为一”。象征着自由，民主和平等。熔炉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在其1782年的著作中《一个美国农民的信》 中讨论何为美国人。这可以看作是对熔炉理论的最早的描述。他认为所有的美国人融合成了一个新的种族，发展了新的价值观念，拥有新的思想。美国人是欧洲及其后代血统的一个混合体，在原始广袤的美洲大陆接受了新的思想。爱默生发展了熔炉理论。不同于克雷夫科尔，除了欧洲人以外，他还将非洲人，玻利尼西亚人等纳入熔炉理论所同化的对象。所有的美国人经过熔炼，筛选，最终形成一个无与伦比的新的种族，新的国家，拥有新的宗教体系。艾默生还创造了“熔炼炉”（SmeltingPot）这样的术语来阐述美国移民的同化。艾默生在其“熔炼炉”理论中还强调种族和自然的选择这个要点，他认为美国先天就是一个拥有优生基因的国家。大西洋被看作是一个筛子，只有自由，勇于冒险，虔诚，美国各城市所欢迎的人才能进入美国。[6]弗里德雷克・特纳在19世纪晚期，尽管许多美国学者和历史学家认为塑造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在于对欧洲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但特纳却在其书中《美国历史上边疆的重要性》指出，自1890年，殖民时代起，广阔的西部边疆，才是塑造美国民主和美国人个性的关键。特纳认为，边疆就像一个大熔炉，培养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和进取的精神特质。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熔炉》的剧本中，也对熔炉理论做了诠释。不同于特纳将熔炉理论用于边疆，他将熔炉理论的背景搬到城市，并且表达了一种美国例外论的思想，认为美国是“上帝的熔炉”。

四、“新”的同化理论

在芝加哥学派之前，社会学是抽象的。在芝加哥学派之后，美国社会学就以经验、实验基础。另外，使社会学摆脱原来主要关注规范的做法，而强调客观应用。

在美国，芝加哥学派是现代种族关系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的开创者。其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拥有大规模移民和工业不断增长的芝加哥市的研究之上的。罗伯特・帕克和厄恩斯特・伯格斯对同化做出了如下定义。他们认为同化是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在此之中，个人和团体分享彼此的记忆，情感和态度，通过分享彼此的经验和历史而合并成拥有共同的文化体。[7]帕克认为在一个民主和工业化的社会，民主是不开避免的。他强调在工业化的经济体中，评判人的标准是一个人的能力和天赋，而不是其种族和民族。他相信美国社会会继续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因而各团体和族群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融，这个社会将更加团结理性。然而一些批判帕克的社会学家认为，帕克并没有指明完成同化的过程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也并没有对同化过程的本质的细节描述。因此，根据帕克的同化理论，很难测定同化的程度。二战时期，W・劳埃德・沃纳，利奥・斯罗尔拓展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新英格兰的欧裔移民。他们继承了经典同化理论的核心，指出所有族裔的同化过程都是向前的，只是所需要的时间不同。他们认为欧裔移民的同化时间比其它非欧裔的移民更少。沃纳和斯罗尔认为种族和文化的接收性与同化的可能性有关。他们认为，讲英语的清教徒是最容易被同化的，而黑人则最不容易被同化。他们的假设也被批评为学术罪恶，带有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

米尔顿・戈登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体系之上，建立了更加清楚，一致性，可操作性强的理论，用来具体分析和评估个体和团体的同化程度。为在移民同化的量化研究中指明了方向。戈登在其《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建立一套具有分析价值的可操作性的概念。他将同化的过程拆解为次一级的七步：文化适应，社会结构的融合，婚姻同化，身份认同的同化，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和社会的同化。[8]这是在社会学领域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的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戈登坚定的认为中产阶级的白人盎格鲁清教徒的价值观念是美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在戈登的理论体系中，他认为，文化适应是其它六个同化步骤先决条件。戈登的综合分析，点明同化的指标，通过不同的实证研究，测量各族裔和种族的同化程度。他的综合分析，为同化理论的量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自1960年起，专门的精确的可测量的同化理论已经得到社会学家们的普遍认同。在量化方法上，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将注意力从结构融合转向了社会经济融合和空间融合。彼得・布劳和奥迪斯・戴德里・邓肯合著的《美国职业结构》一书就是对社会经济融合的论述。社会经济融合表明，同化和社会流动式密不可分的。总的来说，社会经济的融合等同于中等或中等以上社会经济地位的取得，这种融合是可以通过教育，职业收入来测量的。另外在这个时期，社会学家关注的是居住的流动性。居住的流动性融入是和戈登的结构融合一致的。道格拉斯・马塞的空间同化理论模式将居所对同化范式的重要性概念化。总的来说，社会学家的注意力从文化和人际关系的层面的研究，转向社会分层的研究。[9]

或多或少带有种族主义的观点，经典同化理论今天在美国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二战后，美国移民来源国与之前大不相同，1965年以后的移民主要来自亚洲和拉美，这些因素都对经典同化理论的理论构建和运用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家理查德・阿尔巴和倪志伟发展了新的同化理论。在两人合著的书《重塑美国主流社会》中（RemakingTheAmericanMainstream）从个人，团体和制度层面，发展了同化的因果机制。他们讨论了各种因素的目的行为，网络机制，资本和制度机制的形成，以及族裔的社会动态。有目的的行为动力和网络机制是一种近因的同化，分别是建立在个人和族裔的基础之上。而制度环境的力量是与自身联系较远的同化因素，是发生在制度层面上的。谈到目的性的行动，他们强调移民通过自身的信仰和价值观，受到的激励。而网络机制则是紧密的族裔关系使族裔群体的福利最大化。制度机制则是在主流社会当中起作用，监督和执行国家层面的法规，可有利于移民的向上的社会流动。阿尔巴和倪重新诠释了美国主流社会是通过规则和实践建立起来的一套核心的相互关联的制度结构和组织，弱化了移民祖籍国的特性。[10]

五、结语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种族、民族、文化多元化促使经典同化理论不断地发展。而旧有的同化理论被批评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试图剥夺移民们祖籍国的一切特质。而随着1965年以后拉美裔移民的大量涌入，盎格鲁归同论这样的经典同化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新移民的社会经历。传统的经典同化理论被提出质疑和挑战。而当代的社会学家如阿尔巴以及倪志伟等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经典同化理论，以适应战后移民更加多元化的美国社会。

注释：

（Endnotes）

1.http：///article/assimilation-models-old-and-new-explaining-long-term-process

2.Ibid.

3.MiltonGordon.“AssimilationinAmerica：TheoryandReality.”AmericanAcademyofArts&Sciences（1961）：265.

4.Ibid.268.

5.SamuelP.Huntington.WhoAreWe？NewYork，2004..

6.LutherLuedtke.RalphWaldoEmersonEnvisionsthe‘SmeltingPot’.OxfordUniversityPress.1979：9.

7.RichardAlbaandVictorNee.RemakingTheAmericanMainstream.NewYork：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3.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5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刘纲纪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为基础，并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及其实现不可分离。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展要注意西方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发展，还要注意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赋予马克思主义美学以鲜活的生命力。浙江大学中文系王元骧教授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开展实践论视界的研究，这既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文艺的性质，又与西方现代哲学及其影响下的西方现代美学的“实践论转向”趋于统一，还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和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的基本精神。南京大学文学院王杰教授则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理论的形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即一种中国模式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其目的是转变文学艺术作为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和批评性力量的存在方式，使其成为为社会变迁和变革服务的积极的上层建筑力量。其他一些学者也在发言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精彩的总结与回应。例如，香港大学人文学院的武科维奇教授反思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指出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季水河教授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艺术论美学阶段、认识论美学阶段和实践论美学阶段。总之，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存在诸多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梳理其历史发展，总结其独特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把握其未来走向，对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及其现论转型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的理论模式

在总结20世纪美学发展的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也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已经开始发生现代转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又不能忽视中国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语境，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社会与理论发展。

山东大学美学研究所的周来祥教授进一步从世界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探讨了“和谐论美学”。他指出，要使世界文化进一步本土化、民族化，使中华文化进一步现代化，就要把和谐美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杜书瀛研究员则从价值论的角度考察了美的价值本性。他指出，美是一种价值现象，审美活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活动。因为，价值是人与对象的互动所生发的意义。美，也即审美现象，存在于主客体互动所生发的意义、意蕴、意味之中，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美也将不断生成、不断发展。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回应了王元骧教授提出要开展实践论研究的观点。他指出，他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把实践论与存在论有机结合的基本思路，马克思的“人就是人的世界”的存在论思想必须以实践论为基础并通过实践而实现。

与周来祥教授、杜书瀛研究院和朱立元教授等人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问题不同，南京大学文学院赵宪章教授和美国杜克大学的刘康教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的一些新视角。赵宪章教授认为，面对“传媒时代”的图像化魔力，我们需要在语言与图像之间找到一个节点，以便缓解二者的对立和矛盾。“语-图”互文研究则是文学理论面对传媒时代，从文学自身的境况出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刘康教授则认为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一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构成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并且构成了自身的不断向现论形态的转型。这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选择不同于西方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并且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改造人的主观意识的实践。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6

这一学派的出现与存在，在国内酝酿了二十余年，一系列文章与著作行销国内，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曾多次交流观点并获得众多知名专家的认同或支持；只是因为传统思维方法和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的严重滞后，人们无法认定它的名称与实质而已。现在依实而命名，称之为“科学人文学派”。其实质是以科学态度与方法对人类古今文明发展事实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属于人类生活中自然存在的美学、哲学和人文文化本质与发展规律，从而建构一个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思想体系。科学主体论美学与科学主体论哲学是统一为一体的科学思想体系，二者都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完整事实为研究对象；但是哲

学倾向于人本身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研究人怎样掌握世界亦即掌握世界的思维与方法的问题，而最终又回到人自身的现实生存、文化存在、创造超越与价值实现等问题上的研究；而美学则要以此为基础提升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上，建构美学价值的科学原理体系，并用于评判人类各类文明的价值。当然，这不是旧美学，而是科学主体论美学。如果说科学主体论哲学是学问的王冠，那么，科学主体论美学便是王冠上的明珠与钻石。这一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的特征是科学与人相融合的整体性和这一整体组织的历史实证性；基于此，便具有较严格的科学性、极强的现实应用性、无限的开拓性与未来发展性。

一、科学的呼唤，时代的需要

现代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正在进入科学化的新里程。科学，不是随意性的、独断论的、猜测性的、工具主义的谎言或假学问，而是严格科学的与实证的、努力追求真实而具有较大完整性的学问体系。

东西方一切有科学与人文价值的文化，也必然要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即恩格斯指出的美学观与历史观的高度上汇合。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是在历史发展的整体事实高度上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价值观体系。马克思认为，人类是按美的规律造形。美的规律指的是人们审美需求和审美评价的内在原理，也就是美学的科学原理；按美的规律造形，就是按美学的科学规律去创造一切文明事物，包括人自身、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可见，马克思是站到人类历史高度上把握审美与创造规律的，这里体现了美学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性，也体现了整体的思维方法。恩格斯的美学观同样主张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并认为这是最高的标准。显然，这也是在历史高度上掌握美学价值指标，在美学与历史观统一的整体高度上评价文明事物的美学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显示出他们思维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只有较完整的事实才是更为真实的，也才是更为科学的；反之也一样，凡科学的，就必须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必须是完整的。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必须达到完整（相对），它们才可能是真实的与科学的。对经验（关于事实的知识）来说也一样，只有完整掌握对象而构成经验总体，才能形成科学的知识；而不完整的经验虽有部分真实性，却达不到对于对象的真知。因而，一切真知都必然是整体把握事实的完整经验或经验总体（即马克思所谓“具体总体”）。

马克思的科学治学态度和科学研究的整体观点是马克思学说科学性的精髓，在社会人文学科科学化的今天，它必然要被弘扬承继；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日益重视科学化的当代，也必然要被吸收而融合为一体。在现代美学与历史的高度上，人类思维与思维方式达到一个新的完整高度；更为符合人类自身的学问——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也就适应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而悄然诞生。我们可以说，各门科学，特别是美学、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科学化，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社会人生和现实生活发展的自然规定。人类科学意识呼唤各门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生活发展的今天迫切需要人文意识的科学化。

可是，历史总是走着曲折的发展道路，人类的传统文化总是以无形的网络牵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导致文明进步与相反力量的矛盾对抗，这种对抗主要是自然人性的伸展力量与扭曲或异化人性的力量之间的根本对抗。自20世纪向21世纪行进的人类历史出现了新的人生矛盾和社会矛盾——即人性出现新的分裂、压抑、片面膨胀与恶化，特别是出现科学技术压迫并误导或扭曲人性等深层的精神矛盾。这主要是根源于自然人性与反自然人性力量的矛盾而出现的、科学与人本怎样统一的问题。在社会历史沉重的车轮压力之下，自然人性发出了新的拯救呼唤，而倾听自然人性的代表人类良心的思维则做出了洪亮的应答——需要科学人文思想！科学的美学、哲学和真正科学的人文学科是这个时代的强烈需要！

科学与人本的分裂必须改变，不能再片面强调科学或者片面强调主体。也不能再机械地强调或人为地制造（“人为”者，伪也，亦即反自然合理性）物质与精神、世界与主体、文化与主体、科学与主体的对立。科学必须是人类主体健全发展的科学，主体必须是科学地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围绕这一核心，必须建构科学与主体、世界与精神二方面统一或从根本上亦即本源上即是同一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和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合理的人生在根本上或本源上就体现着精神与世界的同一性；或者说，人的生存即是心物同一、精神与世界同一的运行过程；而世界与人矛盾的一面则是尚未化入人生的异己力量。违背人性自然合理性的人为事物都是人生的异己力量。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各执一端，前者抓住人生经验作为理论根基，后者抓住人的生命冲动或生命体验作为依据，将人分割为经验的人和生命冲动的人，至今难以吻合；而机械论哲学则强调心物对立、精神与世界对立，忽略了心物同一的人类生存事实，导致人与世界关系的僵化和人的封闭化，人与物失去互动互化的统一发展关系，人成为不敢大胆想象与创新的毫无价值的庸夫俗子，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人生事实！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压迫人性，使人性发生异变、扭曲和膨胀，走向自然人性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张狂、失控、放纵和腐败堕落，走向人性的沉沦与毁灭。人生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如何解决？历史发展尖端上的科学与主体、文化与主体、世界与精神的对立如何调整？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在成全了人类欲望的同时，也对人性健全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后果，这一矛盾如何解决？流行的旧美学和旧哲学面对这一现实已经无能为力。它们强调心物分立、主体与对象分立这一套非科学理论，导致科学与人本分立，从而促使心物关系僵化，心灵物化，主体坍塌，人性异变，生活发展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性在呻吟呼唤，呼唤属于人的世界、属于人的科学人文，而不是撕裂人的异变力量。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对这一呼唤给予了关怀应答。

科学，应是生发于人而又回报于人的属于人的科学，而不是背离或危害人生、破坏人性完整性的科学；人性或人生的健全，应是依照对人的科学而完整的认识来设计人的健全发展和实现，而不应是异变的、扭曲的、恶性膨胀的、腐败的人性，不应是浪掷生命、庸碌无为、自暴自弃、价值虚化的人生。科学必须化入健全人生，人生必须达到科学而完整的境界。完美的科学与完美的人生应是统一实现的；二者相背则必然导致双方的共同毁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关怀人生，以实现人生和科学完满统一、健全发展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二、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应运而生

深邃而科学的学问来自广泛的采撷、冷静而执着的思考、求实与实证的反复推敲、艰苦的掘进和不懈的探索。

科学主体论美学观与哲学观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系列文章见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艰难出版《美学的反思与辨正》（云南人民出版社），美学界出现了挑战者和旧美学的终结者。书中显露着破坏伪科学的锋芒，透露出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体系，一种符合人本身生存与发展的科学主体论美学和哲学已告诞生。但是由于文化和时代局限，人们只知道它是新体系而无法看清它的真实面貌，也就无法认定和评判它的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它所达到的科学人文境界。

显然，必须让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走向应用，才能让人们逐渐认识并理解它。1998年出版了以系统人性观为出发点研究文艺学的《文学概论》（云大出版社）和研究西方文学名著的《文学审美透视——西方文学名著的主体论批评》（四川大学出版社），形成科学主体论的文艺学和科学主体论的文学批评观。这两本书用于高等院校教学，已经发生一定影响。《文学审美透视》一书应用科学主体论美学观审视古今西方名著，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了与过去基本上不同的结论，揭示了西方文学名著的人本意义、人性意义和文化意义，透视出文学作品深层的真实意蕴。这一批评综合并超越了西方多种文学批评方法，达到一个整体批评或系统分析评价的高度，为科学主体论美学的应用奠定了应用性的基础，也即建立了应用性的支柱。2000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主流》及2002年修订后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源流——“摹仿自然”理论的发展》，从科学主体美学的深度和高度审视西方文艺思想发展，指出西方文艺思想总体上是人性文化体系发展的一个分支，它以“摹仿自然”理论为发展框架，涵盖了西方古今文艺思想并在现当代推向严格摹仿自然的新水平。这是过去西方文论研究未达到的整体认识，也是人们未注意的历史整体事实。按照这一思路研究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思想，就可达到对西方文化与文艺思想的整体的、科学的、历史高度和美学高度上的理解与提升，看到西方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古今一贯的涌流，从而对各个时代的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做出历史的、科学的与现实的解读。

进入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创新，国家与民族发展需要创新，于是适应新时代创新要求的美学著作《美学思想发展主流》与《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及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创新体系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完成，也是哲学与社会科学在科学主体论思维与方法的引领下全面创新的开端。前者站到现代科学主体论美学的高度审视古今美学思想发展，从人性文化系统的整体高度和审美意识组织原理的深度上描述了美学思想发展主流，对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家的美学观点作了较为科学的批判或评价，特别是指出其负面影响和积极作用，从总体上把握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走向与趋势，从而指出科学主体论美学诞生的自然合理性、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发展的应用性。同时，也从总体上否定了独断论的非科学思维和非科学的哲学与美学体系，推出一个力求符合科学人本事实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

《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一书标志着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基本完成，也即美学发展到当代的一个科学总结。这既是美学原理体系科学化的一次尝试，又是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科学化的一次探索。它的科学意义、原理发现价值和体系创新程度还待人们去从原理体系中领悟；但作者站在古今文化革新的历史长流之中，看到了人类古今创新的内在必然或基本原理，也就确信自己提出的原理不仅具有美学意义，而且具有贴近人生的哲学和人文学科体系的创新意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新的学术派别，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及人类文化发展必然性和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美学、哲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群体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化海洋中浮升出来；也是作为一个新文化现象的事实在思想界显现出来。上述一系列书籍以一个新知体系面对世人诉说，正期待着人们按自己的本性——即人的生存、存在与发展需要的本性去理解。在多次全国性美学会议上，这一美学—哲学体系得到了广泛交流并获得广泛支持，已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在这一系列学科的教学中，已经在省内发生了广泛影响。受教育者正在各项事业中运用科学主体论美学原理，按照人生完整健全实现的模式，科学地去设计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一个新的学术派别，通过它的载体，通过它的影响力量，证明它作为一个文化事实，确实在中国西南存在着。这一新学派——科学人文学派，具有坚强的科学性的理论支撑和人类历史事实的实证。它期待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论证，也准备着迎接来自各方面的反驳与挑战。

三、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的现实意义

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是一个超越前人的、更为科学也更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合理性的、真理性更高的理论体系。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这一体系将成为人类一切科学的始基和出发点，也会成为一切科学的归宿和凝聚点。这一体系会从深层次和高水准上为一切科学提供多方面启示、多方位视角和最高的立足点，从而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一切人文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各种人文学科。本学派的研究将人类生存中自发的完整性追求揭示出来，使之成为自觉的完整性追求，最终达到人类事实上的完整实现。这一完整性的模式——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模式已经在美学体系中描述出来，目的在于使人从自在生存到自觉主动地去存在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性的意义目前不可能很快获得认同；因为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加之西方各派哲学思想和众多文化派别提供了多种说法和选择，人们的头脑正忙于赶热潮；还有现实利益追求的强烈性与急迫性，人们多忙于营生或获取眼下名利，不愿认真看书和坐下来思考问题，学问越做就越浮越假，这一来，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就难能被人们认识、思考、理解和认同。

科学主体论美学、哲学和各人文学科构成的科学人文理论体系，是一个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事实的科学文化体系，它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人生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历史的意义。因为它揭开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从本源上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性或必然性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也就能运用于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研究，并且也能运用于指导人生的科学设计、文化体系的合理建构、社会历史的发展设计和未来把握；从而达到人类生存与发展、文化体系建构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人文化，避免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混沌和发展失误，也使人生与文化探索和社会历史发展少走弯路或错路。

由于传统文化的杂驳与混乱，以及人类生存与思维的片面性，人们不可能很快走出混沌文化和片面生存，人们不可能很快看到这一科学人文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代人经过自身的艰难生存和痛苦体验之后，反思自身经验，会凭自己的悟性和科学人文理论的提示，意识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科学设计的重要性，也会领悟到人的生存发展同社会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内在适应性和矛盾性，从而找到人性系统的完整健全发展与实现的规律，即科学的人道规律；这时，人们就会以此为依据去改造旧文化，改造旧的社会观念，创造适应人性系统发展的科学人文文化和科学人道社会，取得人性健全实现、社会与文化健全建构和历史健全发展的三方面互相适应的人类发展状态。这就达到了科学人道的最高境界。

虽然人类的最佳理想世界不会很快到来；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回归健全人道的信念，人生、文化、社会历史就会迅速回到健全人道上来。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人们就可以用合乎人道的科学技术服务于人道社会，而不是背离人道；那么，科学人道的文化与社会的建构就会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完成，再经过数十代人的努力而达到越来越高的境界。这不是空想！想一想古希腊雅典社会民主政治带来的科学人文现实，人们就应该充满信心去改变目前的反科学人文现象；人们完全可以用部分地区或国家的成功为示范，带动人类社会中各民族、各国家一致地投入现代健全人道社会建构。在这方面，北欧发达国家与加拿大等国家似乎已经走在前面。从“二战”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年时间就有了这样的发展，这说明人类是充满希望的，关键在于是否回到科学人文规律上，是否回到健全人道上来。只要人们的智慧、精力、才能及现代科学技术都一致投入健全人道社会建设，那么人类智能聚合而生的神奇效应就会显示出来。如果众多人生与民族各怀异志，将人生智慧、精力、才能和科学技术用于人类之间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甚至国际战争，那么人类之间的内耗就消磨了发展的力量；这样的局面之下，经济越发达，科学越发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越危险。任何个人、集团与国家的发展，若不是以人类共同发展为目的，这种发展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利已主义（含国家利己主义）和对他人他国的欺侮甚至野蛮掠夺。如果人类共同发展的指标都较明确；那么，从个人到民族或国家，甚至全人类都将会出现共同发展的自觉意识，这就会出现比现在的混沌局面好得多并越来越好的社会历史面貌。

不管现状如何，人的最佳生存的追求，社会最佳结构与发展的设计，历史发展最佳道路的探索，总要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既然如此，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理论就至少可以给人们的生存、文化存在、价值追求和健全发展提供参照，也为真心追求科学人文真理或完整学问的人们指点迷津；同时也为了尽快实现人生价值意识启蒙，有更多的人从价值催眠的旧文化中惊醒起来，共同追求自身科学的生存、

文化存在和超越发展，从而以文化巨人的实力支撑起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硬道理”，即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根本原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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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恩格斯《致婓—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7

圣经文化即与《圣经》和基督教有关的文化事物和文化现象，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各个方面。《圣经》与圣经文化对美国社会精神文明的影响已远远不只在宗教领域，更是深入到价值观、内政和外交等诸多方面。

董小川教授在《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一书中把宗教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归结为：从社会政治出发，宗教是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从宗教的社会价值出发，宗教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添加剂；从民族精神出发，宗教是美国事业的精神支柱。而在美国诸多宗教中，基督教和《圣经》所起的作用已远远超过其它宗教的影响，这就是圣经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特殊政治地位。

1.0　圣经文化与美国建国

16世纪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派剥去了不平等思想的宗教的合法外衣，为新教创造了社会心理条件，促进了致富的竞争，加速了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认为人世间的幸福就是实践“福音书”中的教诲。改革的目的则是建立一个人间的上帝之国，用“长老制”来管理政教合一的城市共和国。这种长老制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受到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西欧各国的欢迎并广泛传播。加尔文宗在英国称“清教”。

从1620年“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开始。圣经文化就正式开始了对美国的影响。而此前为了预防无政府状态，由威廉姆·布雷福德发起而签订的《五月花公约》实际上是一种教会盟约式的民主协定，它显示了初来殖民地的移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以及希望政府是来源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这一愿望。这一公约乃是北美殖民地乃至当今美国政治社会规范的基础。随着英国的清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大批来到这里，一位名叫罗杰威廉斯的英国神职人员于1636年创建了罗得岛殖民地。他主张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两大原则，这就为美国的建国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学说更加系统化。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已经构成他们心目中“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宏伟蓝图。其中，洛克的分权理论经孟德斯鸠的改造以及美国的实践，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组织形式。孟德斯鸠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上帝的存在是有好处的”，这就为美国宗教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论法的精神》与“三权分立”思想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人民主权说”对杰斐逊和潘恩都给予极大的鼓舞：杰斐逊根据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认为王权来源于人民的权利，他在《独立宣言》中发展了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而潘恩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来论述自然权利理论；作为有神论者，他们都将《圣经》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演化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的思想对美国影响极大。后来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基本上是遵循着他们设计的政治蓝图建立和发展而来。

虽然，美国在建国时就已将政教分离写进宪法，但是宗教始终与美国历史的进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无论现世主义者如何否认，都否定不了美国这个国家是始于基督教的事实，美国的国民性以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霸权主义皆建立在这个观念之上。

2.0　圣经文化对美国人价值观的影响

从新大陆发现后欧洲殖民者越洋奔赴北美大陆并定居起，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就被部分的“移植”过去。从而为以后慢慢形成的美国人的价值观深深打下了第一个烙印。新教伦理指导下的美国民众都重视物质成就的追求与获取，这就促使美国民众从一开始就在潜移默化中铸就了他们的实用主义思想。基督教文化不排斥经济，甚至鼓励人们通过自我奋斗获得财富，但从过度的追求“人权”“独立”开始，圣经文化已为美国民众悄悄埋下了个人主义的种子。虽然早期清教徒移民的求知和实用精神、拓荒好探险精神等在工业化的推动下逐渐形成整个美利坚民族尊重科学和理性的现代人文传统，但殖民时代清苦的生活致使人们长期以来喜欢新奇刺激和追求物质享受，于是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也将成为美国永恒的话题。

3.0　圣经文化对美国内政的影响

美国是英国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因而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美国虽然才建国不到三百年，但美国人大多数都是欧洲的移民，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极其深刻。美国的立国之本和美国的宪法，都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作为一种主流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整个美国的政治进程：如美国国家元首就职宣誓必手按《圣经》；美国的钞票

[1] [2] 

上赫然印着“我们信仰上帝”；美国的国歌里有“上帝保佑美国”的歌词；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是以国会牧师主持的祈祷开始；法官判案要手按《圣经》；美国的军队里有牧师、神甫等各种不同宗教的随军神职人员，身穿军官制服，在军中提供宗教服务。圣经文化的影响在美国代代相传，深深地渗透于美国政治生活之中。

.　圣经文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圣经文化在美国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帝给美国推行政治扩张、武装侵略和宗教渗透提供了最好的借口。美国自认为有领导世界的责任和义务，基督教救世主义为美国这个笃信基督教的国家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最好的依据。美国把自己装扮成民主制度和自由思想的传教士。而发达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救世主义表现在外交上就是把西方文明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不惜一切手段把一切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降服甚至消灭，将美国自由、民主的光亮照笼罩到非西方国家的上空。从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年苏联解体，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有近年是以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思想理论斗争为主体的，在那场斗争中，宗教曾起过独特的作用。同样，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依然可以找到很多宗教的痕迹——如布什的言语、布什政府对阿拉伯人的偏见及宗教策略、甚至美国所发动的一些战争。历史证明，美国人的这种宗教民族主义和宗教使命感与美国的对外扩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8

首先，古巴国内的情况为古巴人移民美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文条件。古巴共和国在1959年，成了西半球唯一一个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卡斯特罗在经济、社会，政治诸方面的变革日益激进，富有阶层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开始动摇并离开卡斯特罗革命阵营，但是他们都认为自己对祖国是忠心的。他们的不满并不是针对他们的祖国人民，而是针对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卡斯特罗政权。所以，许多古巴移民保留了对其古巴身份的认同感。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有大量人口由于政治原因从古巴移民到了美国，他们虽然离开了祖国，但是他们都认为是政见不合，而非对于古巴这个国家和古巴人这个身份的不满，这也就成为他们移民美国后仍然会保有自己古巴身份的原因。从1959年到1962年的古巴移民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古巴社会的精英分子。从总体上讲，精英阶层是这次移民的主流群体。受教育程度高也是1959-1962移民人群中的一个显著特点。移民美国的古巴人大多都是这个国家的有钱人或者是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也为他们后来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将古巴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杂糅奠定了一个良好的人文基础。

其次，当时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也为古巴移民融入美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美国国会在1965年通过-个新移民法，即《移民和国籍法》，并在1968年1月开始生效。该法禁止按民族、种族、出生地和居住地的属性来签发移民签证。另外，为了满足美国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该法对美国所需要的各类专家、学者等科技人才以及政治“难民”也给予优先考虑。60年代初来到美国的古巴移民都是学历较高的既有良好素质，又来自富裕之家的古巴社会精英，这一点博得了一向偏爱人才的美国社会的好感，也满足了当时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就使美国社会对于古巴移民的容忍度大大提高了。总之，无论是处于政治目的的考虑，还是出于发展美国经济的考虑。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对于古巴的移民政策是非常宽松的，整个美国社会对于古巴移民的容忍度也是很高的。这就为当时的古巴移民融入美国社会，将古巴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杂糅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

古巴移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迅速完成了美国认同并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但并不是全盘的美国化，与此同时，其古巴人意识也在不断得到强化。古巴移民的美国认同主要是认同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不过，认同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全盘接受美国主流文化，抛弃自己原来的文化和历史投入到美国的大熔炉当中，在此过程中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民族的特色，并将其融入到美国文化中，丰富美国的文化内涵。例如，为美国文化增添了热情爽朗的拉美风情，在美国形成了小哈瓦那城，不断推动美国文化的演进和发展。所以，古巴移民在认同美国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古巴认同。古巴移民由最初的迫于生计而认同美国逐渐发展变为主动认同美国的社会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从而为自身在美国的发展并最终融入主流社会平了道路。因此，古巴移民在努力适应美国社会，学习生存之道时不忘在异国他乡继承和发展古巴的传统文化，为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离开了祖国的古巴文化也发生了变化，融入了一些美国的文化内容，不再是原来的古巴文化了。在古巴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古巴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断进行杂糅，二者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因此，古巴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可以说是文化杂糅理论能够适用美国的典型例子。

参考文献：

[1]王宁.霍米・巴巴和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南方文坛，2002.

[2]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9

二、人类生态伦理的觉醒和中国生态文化的发展

(一)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主要探讨生态的伦理价值以及人类对待自然的道德规范。［3］生态伦理学从伦理学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的道德关怀从人类社会延伸至非人的自然世界，是对整个伦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生态伦理学还倡导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一种道德关系，保证人类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整体性，更加科学、合理地来对待自然和保护生态。生态伦理学最早兴起于西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已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应用伦理学。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是生态伦理学产生的决定性前提。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是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空前严峻的生态形势的一种意识反映。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表现在:严峻的生态形势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人类已经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为之付出积极的努力。生态伦理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发展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态伦理思想才逐渐备受关注，并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生态伦理学科。研究生态伦理，不得不提到另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超越了工业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取得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成就的总和，也是人、自然、社会全面发展、和谐共生的文化伦理形态。［4］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却为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筑起了重重“文明高墙”，人类在批判工业文明、努力构筑生态文明的同时，促使生态伦理发生深刻变化，这也使得整个伦理思想体系发生了整体性变化，使得生态伦理在伦理结构中处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二)中国生态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国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在探索生态伦理学基础理论、汲取西方生态伦理学优秀成果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论。中国生态文化论的研究更注重立足我国生态环境的现实基础，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态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生根发芽。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生态文化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志。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意味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断优化的条件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最佳组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这里，以人为本注重的是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本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从生态文化论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坚持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即“人类整体主义”原则［5］。虽然我们在促进生态文化论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种种进展，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难以突破的瓶颈。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界，愈演愈烈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着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受多重价值观念的影响，新的价值观念还未确立，旧的生态价值秩序又被打破，各种观念相互冲突，反而使人们的生态价值观处于矛盾之中。在我国，多少年来，增长性发展观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的增长程度一直被当作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性指标。在工业文明时代，以GDP作为指标去衡量社会发展的观点更是大行其道，人们只强调经济增长的首要性，却忽视了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个体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赚取经济利益，一味追求效益优先，往往无法兼顾环境保护。然而，经济个体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国家整体的生态利益却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长，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而国家生态利益却遭受了空前的损害。在这个生态文明还未确立，但人类生态伦理思想已经觉醒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冲突将是生态文化论面临的首要难题，也是建设美丽中国面临的最大困境。

三、生态文化———建设美丽中国的思想价值基础

(一)生态文化观的基本内涵我们研究任何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实践，生态文化论也不例外。中国的生态文化论研究要想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具备创新的生态文化思想以及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念。美丽中国的建设实践迫切需要一种以生态文化论为指导的新型的生态文化观，这种生态文化观既与我国古代的生态道德智慧区别开来，又与西方传统的生态思想划清界线。它是一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对东西方生态思想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基础上，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生态文化观。这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沃土中的生态文化观是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共同的思想价值基础。生态文化观以生态道德为原则，以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内容，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生态文化观是人处理自身同自然关系合乎理性的提升，它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内在的逻辑要求。［6］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和谐社会，它们都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而要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法律的“硬约束”之外，从很大程度上而言，道德的“软约束”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过程中，弘扬和践行生态文化观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指针。生态文化观产生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下，而生态文明建设又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基础和前提。因此用生态文化观来指导美丽中国的建设实践是理所当然和水到渠成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大国来说，生态文化观的弘扬和践行，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10

由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引起的文艺学边界问题现在已成为学术界一大热点，很多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论争，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会议也已经召开过好几次。但是，到底什么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对文艺学研究造成了哪些冲击？又有哪些局限和不足？笔者觉得有必要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地清理和反思，以推动学术界就这一讨论的继续展开。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提出

据陶东风自己讲，“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话题是他在2000年的一次扬州会议上提出的，后来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为题发表在《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上，但影响有限。后在《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和《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上分别发表了一组有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章和笔谈后，才引起学术界巨大反响和广泛关注的。[注：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一文，《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注 ① 。]

同许多学术新名词一样，“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并非中国原创。在西方，很多社会学学者的文章和著述中常提到这个概念。如陶东风、金元浦他们经常提到的鲍德里亚、斯图加特•霍尔和艾迪拉多•德•弗恩特、阿莱斯•埃尔雅维茨等人。当然他们动用最多的理论资源当来自韦尔施、费瑟斯通等人。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一书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他说：“毫无疑问，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美学的勃兴。它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现实中，越来越多的要素正在披上美学的外衣，现实作为一个整体，也愈益被我们视为一种美学的建构。”[注：韦尔施著，陆扬等译《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在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进行学术描述和探讨的时候，韦尔施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意识的。他批判这种现象道：“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娱乐和享受。” [注：韦尔施著，陆扬等译《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如果说来自有着深厚批判传统的德国的韦尔施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还持有清醒的批判意识的话，那么出身英国的后现代主义者费瑟斯通则对当今西方消费社会中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持一种完全的认同态度。他主要是在三种意义上谈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他认为，“首先，我们指的是那些艺术的亚文化，即在一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这些流派的作品、著作及其活生生的生活事件中，他们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 [注：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5―96页。]“第二，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指的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也就是西方的一些艺术家和理论家如维尔德、波德莱尔、福科所追求的一种审美化的生活方式。[注：同①，第96-97页。]“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第三层意思，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 [注：同①，第98页。]它“艺术、审美感觉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藩篱，从而使审美技巧成为唯一可接受的实在” [注：同①，第103页。]，成为“消费文化发展的中心” [注：同①，第99页。]。

“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下中国的提出有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它契合了当今中国哪些方面的社会特点呢？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现代性工程全面展开，商业化程度日益提高，这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在一些边远农村还在刀耕火种的时候，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却在为汽车过多而发愁。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KTV、美容店、超市、咖啡厅等等就是一些人眼中中国已进入消费社会的有力例证。同时，借助电视、网络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这种所谓的“小资生活方式”正逐渐形塑和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按照陶东风的说法就是：“这一深刻的、全方位的转型导致了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注：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一文，《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也就是说，审美不再是文学艺术的专利，“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准审美的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家装修等则蓬勃兴起。”在告别了以前那种把审美当作蛋糕上的酥皮的做法以后，美已经变成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元浦不无乐观地宣称：“美不在虚无缥缈间，美就在女士婀娜的线条中，”“美渗透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注：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一文，《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反思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能够在文艺学界激起这么大的反响，这自然有它的合理的一面。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作为政治代言人的文艺学退居边缘，逐渐失去了介入和干预社会现实的能力。同时由于文艺学长期自我封闭，与文学活动之间失去了本来该有的良性互动关系，导致文艺学知识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不能很好地解释新出现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这引起了一些文艺学学者的不满和反思。他们强调“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 [注：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文化研究恰恰“有助于打破文学理论（尤其是大学与专业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日益严重的分离，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 [注“陶东风《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正是基于中国已进入消费社会或消费主义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文艺学面临巨大危机这样的判断，陶东风、金元浦等学者才坚持要进行“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以促进当代中国文艺学的进一步变革和发展。

陶东风认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而传统的经典艺术门类则退居其次。在陶东风看来，这是文艺学突破学科藩篱重获生机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的文艺学应该积极去面对和回应这一挑战。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金元浦也认为，当代中国“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中国美术馆、北京音乐厅、首都剧院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因此，当代文艺学研究不必固守原有的精英主义苑囿，而应当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审美现象，这是文艺学文化转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一文，《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但是我们仍然要问，文艺学真的没有边界了吗？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能够代替真正的文艺学研究吗？文学和审美的自主性真的成了墙倒众人推的弃物？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的边界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生一些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先秦的一些历史著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已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今天所谓的“史传文学”。作为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系统理论思考和概括的文艺学自然也要随着文学边界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要明确的是，文学的变化从来不是跨越性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文学的边界即使有变化那也只是做出一些略微的调整（扩大或缩小）。正因如此，在每一个时代的民族中，才有相对稳定的文学概念和相应的文学理论建构。否则，同时代的人就只能自说自话而不能进行文学活动和文学交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将丧失自己的文学传统，仅剩下一些历史的碎片。

当代一部分主张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学者认为“今天占据大众文化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的活动”，所以文艺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就要去越界、扩容，去研究流行歌曲、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日常审美活动。[注：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一文，《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但是事情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对什么是文艺学做出界定。众所周知，文艺学就是文学学，就是对文学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一种理论阐释。而文学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的“独特的审美场域”、“语言艺术的心像”、“内视特点” [注：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一文，《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6日第12版。]是其他仅仅运用了一些想象、虚构等美学技巧和文学叙事手法且现实依附性太强的大众文化所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说那种试图用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代替真正的文艺学研究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承认当前文艺学研究遇到了危机，如言说现实能力的贫弱、创造力的缺乏等，但是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跨出文学的边界而去依附另外一种文化形式吗？ 如果有一天在文学理论课堂上我们都大讲广告的身体叙事和流行歌曲的意识形态内容，那这还是文艺学吗？它区别于广告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自性何在？这样做到底是在拯救文艺学还是消解文艺学的本体存在？在当前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中，无论是赞成方还是反对方，都把中国有没有进入“消费社会”及有多少人能够享受日常生活审美化带来的成果作为重要指标来立论以反对对方的观点。笔者以为这是以事实判断代替了价值判断，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事实是无论我们有没有进入后现代消费社会，都不能用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取代文艺学研究。我们可以反问，难道在那些已进入消费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它们就没有文学了吗？它们都以文化研究取代文艺学研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为了摆脱当前文艺学研究的危机，关键的还是要在自身的理论探索上寻求突破。实际上，在那些日常生活审美论者的文章中，关于文艺学到底有没有边界问题的态度也仍然是很暧昧的。如金元浦一方面认为文化研究“在总体指向上是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宣称“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没有在文化的转向中丧失自身。文学的跨学科的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注：同①。]这其实是很矛盾的。

三、简单的几点结论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它的持续进行必将推动中国当代学人对文艺学学科属性及其本质规律的深入思考。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在讨论的持续过程中，充分暴露出了日常生活审美论者思想上的仓促和不足。

其一，过分盲目地崇拜技术和市场的力量，缺乏反思和批判精神。在一片“消费美丽”的“乌拉”声中，日常生活审美论者选择了“从人的内在心灵方面转向了凸显日常生活表象意义的视觉效应方面，从超越物质的精神的美感转向了直接表征物质满足的享乐的”，从而也放弃了理性的沉思和对形而上精神的追求[注：王德胜《视像与――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一文，《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在《视像与》一文中，我们看到的满是对技术带来的视像的消费与生产所开启的人的高潮的誉美之辞。王德胜说：“视像的生产高度激化了对于当代技术的利用，同时也进一步凸现出技术力量在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方面的巨大作用。”“通过视像的生产，当代技术前所未有地在人的日常审美领域获得了自己的美学话语权。” [注：同上文。]陶东风和金元浦则主要对市场化和商业化（也包括传播技术）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充满乐观，所以他们主张文艺学要越过传统边界去关注各种大众审美文化。虽然他们也声称自己是带着批判意识去从事大众文化研究的，如陶东风宣称它在进行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时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 [注：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一文，《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金元浦也认为他“对当代世界‘悦目的盛宴’下‘审美的空洞’有着高度的警惕，对制度背景下的‘审美的缺失’和‘审美的不公’提出了严肃的批判”[注：金元浦《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一文，《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但是正如赵勇批评陶东风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中，”他“采取的是一种不断后撤的姿态和立场”。[注：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一文，《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笔者以为这个批评也完全适用于金元浦。在陶东风、金元浦等人的文章中，虽然可以看到他们的类似的只言片语的表态，但是事实是，每在在表达完他们的批判姿态后，他们就与他们的研究对象完全认同为一体了。可以说，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中，他们采取了一种十分实用和功利的态度和立场，“文学”这块人类精神栖居和游牧的飞地由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无疑在他们的放逐之列。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个时代连文学和审美都失去了梦幻和想象，那么，这个时代还能算是正常的吗？” [注：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一文，《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其二，极端地历史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文学观。为了为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寻找理论根据，日常生活审美论者自然要颠覆传统的文学观，而其中最干净省事的办法无非就是以一种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的后现代主义态度消解一切学科界限。陶东风说：“其实，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于‘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的变化的，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 [注：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一文，《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审美’（其实质是艺术活动的自主性）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和地方性的知识――文化建构” [注：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金元浦也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学。……。同样，文艺学内所包含的文学的体裁或种类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 [注：金元浦《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艺学转向》一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在消解了文学的边界和审美的自主性以后，日常生活审美论者所要求的合法性也就获得了。不可否认文学发展的历史性，但是也要看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在追求审美和自由超越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注：钱钟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这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正是有一代又一代不懈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建构，才有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史。作为人类自由超越和审美精神的完美表达的文学，也是那些仅只具有感性悦目和抚慰功能的大众审美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因为它们的美仍然是浅层次的，是一种“眼睛的美学”而不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冲击。试想一下，如果大家都在文化的“视觉转向”中变得只会读图了，那么这个世界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将会怎样的荒芜和粗俗？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11

【关 键 词】多元文化视野/美国黑人诗歌/美国印第安诗歌/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拉美裔美国诗歌/华裔美国诗歌

【正 文】

一、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美国少数民族诗歌研究

社会多元化的重要性如今已不言而喻，正如杜维明先生在论述多样性与社会的关系时所说：“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多样性对人类的繁荣很有必要。如同生物多样性对我们的地球的存在必不可少，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是我们所认识的人类社会的确定性特点。”（注：Tu Weiming， " The Context of Dialogue: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ty， " in Crossing the Divid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by A. Kamal Aboulmagd， et al. ( South Orange， New Jersey: the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ton Hall University， 2001) ， p. 66. ） 自从美国提倡多元文化以来，包括诗歌在内的美国文学的繁荣证实杜维明先生论断的正确性。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黑人诗歌随着黑人运动的高涨脱颖而出，启动了70年代少数民族研究项目，催生了80年代许多学术和文学杂志、学术组织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学的关注和评介，促进了90年代的课程和文选纳入包括少数民族诗人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美国黑人诗歌(或非裔美国诗歌)、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裔美国诗歌、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美国诗歌、美国印第安诗歌(或美国土著诗歌)等少数民族诗歌蓬勃发展起来，使当代美国诗歌呈多元化的繁荣局面。

这个繁荣局面来之不易，是美国少数民族尤其是美国黑人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得来的。50年代，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抗议斗争变成声势浩大的抗暴斗争，导致1963年8月为抗议种族歧视向华盛顿大进军，使反种族歧视斗争达到最高潮。结果使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禁止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出现种族歧视现象，规定凡坚持设立种族隔离的学校的社区将得不到国家发放的教育经费。尽管后来马丁·路德·金遭到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杀，使民权运动一度遭受挫折，但种族歧视违法已成定局。在如火如荼的反越战的氛围里，黑人民权运动和与之伴生的女权主义运动（注：一般地说，女权主义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以争取男女选举平等为目标。第二阶段是60年代晚期，左派和学生围绕反越战和黑人权利的问题提出妇女解放，以反对充当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角色、争取男女在政治和经济上平等为目标。第三阶段是80年代晚期，提出从女同性恋权利到反对对女子职业限制等为目标的多样性目标。） 的进展使各少数民族都有了空前的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机会。应当说，确保民族平等的民权法案为多元文化提供了基本保证。对此，威斯康星大学米尔沃基分校英文系教授格雷戈里·杰伊(Gregory Jay)在他的《什么是多元文化主义？》(" What is Multiculturalism? " ， 2002)一文中指出：

对创立更加多的文化多样性课程的关注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与民权运动相联系的知识和社会的运动，包括黑人权利、美国印第安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每个运动都是对教育政策的规范和后果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与全球性权力、人口和文化转移也有直接关系，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随着西半球帝国(无论是欧洲、前苏联还是美国)的衰落而独立。也许更重要的是，1954年最高法院宣布学校种族隔离为非法……在过去的20年中，60年代中期放宽移民的法律加速了从非西欧国家，特别是从墨西哥、拉丁美洲、亚洲等地的后殖民时期移民。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12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处于巨大的民族灾难之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了众多仁人志士觉醒的呼声，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和人文制度。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当时深受这一巨大历史进程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无疑照亮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在引进的大量西方思想流派中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改革的理论灯塔，指导着中国的思想解放、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成为了中国文学的实践典范。

马克思主义美学强调现实主义，衡量最高艺术标准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出发，主张“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认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二、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打格局呈现实主义特色。无论是现代文学的初世时期，抑或当下的文学盛世，现实主义的主流意识在中国文学的地位逐渐形成。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文献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被大量译介进入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盛行，其代表人物如瞿秋白、鲁迅、冯雪峰等，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所独有的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的命题，文艺与社会革命的关联是其核心问题，现实主义文论开始形成。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在接受马克思现实主义美学的初期，文学理念多元化，“为艺术而艺术”和“为生活而艺术”的文学主张此起彼伏。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毛泽东的大众文化理论更多地指向农民，强调文艺的社会功利性， 文艺形式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要求通过文艺的感染力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

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和蔡仪回归了美学的哲学品格，与此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性和斗争性不同，他们承认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承认美与美感的反映与被反映一致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文学传统的现实主义也随着社会现状的变化不断调整，开始自觉地重振与恢复，向“开放体系”靠拢，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潮。80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逼近中滑落，90年代至今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又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其创作理论格局的形成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其互文性的格局更加多元，显示出了应有的中国特色。

三、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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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与英美文学评论是相伴产生的，英美文学作品是将英美文化艺术性地展现，而英美文学评论则是通过英美文学这一手段重新审视与剖析英美社会文化生活。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也是必然的。因而，探 讨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的评论影响，有必要对英美文学的发展历史作出梳理。

1 英美文学发展

英美文学作品是英美两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英美文化的表现形式。英美文学不单单是英美语言的艺术性体现，同时也是对英美人民现实生活的艺术性展现，是世界人民认识英美文化的一个窗口。英语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在英美文学作品中，被用来表达英美人的思想、情感。英国的文学发展史可谓是源远流长，英国文学先后经历了盎格鲁·撒克逊阶段、文艺复兴阶段、新古典主义阶段、浪漫主义阶段、现实主义阶段以及现代主义阶段。纵观英国文学的发展阶段，我们不难发现，其每一个阶段在文学成就上都具有独特的文学艺术魅力。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文学在当今多元化社会背景之下，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地向前发展。

2 英美文学评论

英美文学评论是一种运用文学理论来研究英美文学作品的实践活动，通过研究揭示英美文学这一特殊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规律，并以此来为英美文学创作提供依据。英美文学评论的对象是英语文学作品，英美文学评论的形式根据其文学作品形式的不同分为小说评论、诗歌评论、散文评论、戏剧评论等。英美文学评论的目的是通过对英美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创作风格等进行全方位的评鉴与议论，以此来提升文学爱好者阅读和欣赏的水平，准确把握文学作品所传递的信息。

英美文学评论与一般的作品分析不同。当然，英美文学评论要建立在对英美文学作品本身的分析基础之上，没有英美文学作品的分析就没办法进行深刻的评论，也没有资格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评论，而对作品的分析本身也具有对文学作品评价的成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英美文学评论与一般的作品分析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文学作品分析更多地关注文学作品本身所具备的属性，而英美文学评论其关注点则更多的是对英美文学作品所呈现出的外在表现、文学艺术表现进行思考、进行评论。

二 文化发展载体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是语言，同时，作为文化发展载体的语言也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之一。因而，民族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必定会在语言这一重要媒介上表现出来。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其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多是作者经过三思提炼、凝聚而成，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在英式与美式两种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因而，从语言差异这个角度去切入，看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英国在文化历史的发展上源远流长，具有良好的民族文化发展传统。同时，英语作为其文化历史发展的语言正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继承了其传统文化遗产，在文学作品的使用中具有良好的表现性。或许是因为这一语言原因，很多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的时候，对于语言的使用显得小心翼翼，这或许是由于他们潜意识中由衷地尊敬乃至崇拜英式英语古老而悠久的文化传统，害怕语言使用上的不当而亵渎了英式英语的崇高地位。因而，文学评论家对于英国文学作品的评论，在语言的使用上就显得比较中规中矩，缺少一种文学评论上的个性自由与张狂特质。

美国英语作为英国英语的一种衍生之物，虽然在本质上与英国英语相比，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作为一个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的新生国家，美国在其争取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民主的文化意识都是新生的。而美国英语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叛逆和创新的特质。同时，美国的民主革命比较成功，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都没有留下任何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负担，这一些反映到语言使用的层面上，就是文学评论家在对美国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时，比较个性张扬，没有那种小心谨慎乃至顾忌的痕迹，特别在不少时候体现了文学评论语言使用上的文学艺术创造性。而美国文学评论语言使用上的创新，与美国的自由、民主、个性张扬的创新文化氛围，与“一切皆有可能”的美国文化精神是分不开的。

语言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通过分析文学评论家在对英美两国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时所使用语言的不同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显著影响。

三 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谈及美国文学评论，我们就不能忽视了对于美国文学的研究，因为自从有了文学，才有了文学评论。美国作为殖民地，其文学受到了欧洲大陆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以及印第安文学的影响。笔者认为，美国文学有着其自身的特性，不然也就不会有美国文学这一说法了。美国文学虽然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美国自身这一因素。英国文学在美国这片土壤上生根发芽，结出新的果实——美国文学，虽然有着“遗传基因”，但是美国文学终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然，与之相对的美国文学评论也是这样的。

四 文化历史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对于英国文学，在文化历史发展的渊源上，其文化历史传统特色是人本主义，而英国的人本主义是相对于禁欲主义和神权主义而言的。在英国文学评论中，对于人本主义的观点比较趋于保守，这是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文化历史的不彻底性、妥协性是分不开的。例如，莎士比亚在对自身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时，谈到他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广泛宣传，人本主义在发展的金字塔的顶尖上，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和平、自由与友爱，没有人与人之间在阶级上的严重束缚。莎士比亚对其文学作品中人本主义观点的评价，可谓是英国文学作品评论中的典型，对英国后续的文学评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英国比较稳定而牢固的传统人本主义评论观。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英国文学评论中的这一人本主义观点，却越来越受到大多数人的质疑乃至否定，其原因有如下：一个社会要想获得完善、快速的发展，必须借助革命的推动作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为整个社会在质的发展上提供催化剂的动力支持。因而，相对于保守的人本主义观，创新才是社会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当然，社会的完善和发展不需要保守的人本主义观。保守的人本主义观唯有在社会发展的必要时刻才会真正的有效，它是社会完善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