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课程论文篇1

2．1教学评估与教学内容调整

作为一门仍在探索中的新课程，我们在每学期末均进行教学评估以了解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程度和兴趣点，并据此对教学内容不断调整。教学效果调查发现，同学们对本课程的整体满意度为87．88%，其中对课堂教学内容、教学互动和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分别为88．93%，85．68%和83．32%，但相对而言，对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尚有待提高，其满意度只有78．37%。同课堂教学相比，实践教学的满意度明显较高，其满意度可达97．5%，表明通过直观学习人体结构、病原物以及实际操作有更好的效果。对学生兴趣点的调查发现，同学们对直观或与日常健康密切相关内容印象更为深刻，如微生物与疾病、旅行与寄生虫病、人体结构奥秘、安全合理用药、免疫与疫苗接种。而法医与自我保护通过生动案例，将法律和医学以及严密的逻辑分析融合在一起，也是大受欢迎的章节。此外，同学们关注的其他医学问题还有卫生医疗体系的运作、常见健康维护问题、实用的急救知识及训练、医学发展前沿问题，尤其是对我们的中医有很高的关注度。考虑到学生的关注点，课程内容被不断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通识教育的理念也可以很好地融入进来，如思辨能力、社会责任感以及宏观视野的培养也愈来愈在教学中得以体现。为此新的教学内容被调整为3个模块:

①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基本医学知识，引导学生自觉维护健康。其内容包括医学与健康和人类进步、人体结构奥秘、微生物与疾病、旅行与寄生虫病、免疫与疫苗接种、慢性病与亚健康、从看懂化验单到健康体检、安全与合理用药、中医经典理论与保健、医学发展前沿。这部分内容既保留了基础医学框架的系统性，也照顾了学生的兴趣。新增加的医学发展前沿可以拓展学生视野，也是激发学生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至于中医经典理论与保健是应学生的强烈要求而增加的内容，与其说中医属于医学，其实它与中国文化、哲学和艺术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以中医学为依托，学习中医中最经典的学说和思想，也可以培养人文思想。

②第二部分着重具体医学案例分析，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医学思辨能力。这部分包括两个内容:法医与自我保护，将医学知识和严谨的逻辑分析结合进行案例分析，同时也从中总结出一些自我保护知识;急诊与急救，这里讲述的都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里既融入了严密的医学知识，同时直面生与死的较量也让学生对人性和生命的意义思考更多。

③第三部分为公共健康教育，主要介绍我国医疗保健体系以及全球化与国际卫生。分别介绍我国医疗保健体系架构并提出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医患矛盾原因何在，当前医疗体系如何应对我国人口日益老龄化的问题，从近期埃博拉病毒的流行学分析探讨经济文化因素与疾病的关系以及国际合作控制疾病流行的运作方式等。这些议题通常是开放性的，老师只是介绍背景知识后提出问题，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则由学生查阅资料或调研完成。这对培养实际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均有重要意义。事实上，美国早在2007年即开始了一场把大学生公共健康教育与艺术和科学全人教育及美国希望公民计划相结合的运动。其内容涵盖了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及健康机构运行以及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的疾病发生特点和国际间联合防控疾病的运作方式等。

2．2基于网络平台的教学拓展

除了在课堂上广泛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基于Blackboard平台的基础医学导读学习平台(elearning．sysu．edu．cn)对教学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通过这一平台实现了与学生的充分互动，可以及时收集教学反馈信息;讨论版围绕医学相关热点问题的讨论，一些有价值的图书资料和网站推介丰富了教学内容，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此外期末考试布置作业和批改作业也通过此平台进行，确保了整个教学过程的顺利实施。

2．3考核方式的演变在课程早期，基于教学内容

建立了包括单选和多选题型的试题库，进行开卷考试，以检验并督促学生掌握并运用基础医学知识。随着教学的深入，我们希望学生对医学知识有更深入思考，由此确立了新的考核方式，考核分两部分进行:一是通过课堂提问和网络平台讨论版的发言，了解学生对具体医学问题的掌握程度，作为平时成绩(占40%)，二是期末时列出几个综合性议题，或者针对公共卫生健康现实问题讨论或者结合各自专业谈谈与医学的关系等，以综述形式完成，以期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调研、思考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的综合能力，作为期末成绩(占60%)。通过2年4个学期的尝试，从最初只是对感兴趣的医学问题的引述，到逐渐可以融入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探讨医学与各自专业(或理工或人文)的深系，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探讨“患者看病贵与医生收入低矛盾的经济学分析及化解对策”、数学与计算机专业学生“运用数学与统计知识进行公共健康影响因素分析”、国际政治专业学生探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国际组织合作及其在传染性疾病防治中的重要性”等。表明这种考核方式是将通识教育引向深入的好方法。

通识课程论文篇2

二、综合型重点高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经验借鉴

由于更多的地方性综合大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建设实施状况并不成熟，在此，选取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较为领先的复旦大学及中山大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地方性综合大学建立合理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做参考。

（一）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复旦大学对于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建设始于2006年，共6个模块，包括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及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且于2011-2012春季学期，共开设97门核心课程，[6]远远高于地方性综合大学的核心课程开课数。中山大学从2009年开始推行，共4大类，分别是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以及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且于2012-2013春季学期共开设了99门核心课程（见表1）。经过几年建设，不断暴露出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核心课程的“核心地位不明显”无论是复旦大学还是中山大学，其核心课程数量都已达到近100门，但是相比各自学校本科学生的培养方案，学校要求学生通识核心课程选修学分相对较少（复旦大学为12学分，即每个模块2学分，而中山大学为16学分，即每个模块4学分），因此无论从每个学期需要选修的核心课程量而言或从必修学分的量而言，学生对核心课程的选修空间均比较有限。正因为此，“核心课程”在学生心目中与普通选修课程意义趋同，学生对核心课程的重视度较低。2.核心课程内容缺乏跨学科性核心课程内容的确定应当从通识教育的最初理念出发，打破各个学科专业的学科壁垒，建立跨学科的学习交流平台。因此，作为核心课程，不应当只是各类不同学科、专业简单的累加，而应将若干个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后重新编排、整合形成。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大部分的课程有着浓厚的专业知识背景，迫使外专业学生望而却步，因而，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整合课程。3.核心课程实施缺乏足够资源、基金支撑纵观各重点高校的核心课程实施情况，开课教师大多为资深教授、副教授，但是这类教师大多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本科或硕士毕业生，以专才教育为主，开展的核心课程往往知识结构较为单一，跨学科及课程通识性相对不足。其次，从各重点院校核心课程的授课形式来看，主要以教师教学与学生讨论参半实行，较多核心课程讨论课的实施除对教师水平、学生参与度提出更高要求外，同时也需要学校更好的硬件资源支撑。此外，相对于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开设，更多高校老师更愿意通过接项目、做课题来提高个人的专业成就，由此导致了开课教师积极性不足，这也严重制约了核心课程的进一步提升。

（二）课程建设经验借鉴首先，地方性综合大学通识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因此，在构建核心课程体系过程中应避免所有通识教育课程“一刀切”的现象，应充分体现出核心课程的核心地位，适当提高核心课程在通识教育课程中所占的学分比重，提高学生的重视度。其次，地方性综合大学具学科门类齐全、教育资源广泛等特点。其对于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建设应当打破各类专业学科的壁垒，充分利用高校已有资源，构建跨学科、跨专业全民化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选择资深教授、讲师等，编排富有学科知识相融合的核心课程教育方案，来提升地方性高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质量。最后，从综合型重点高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暴露出的问题来看，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不能忽视资金的作用，对此，高校可以设置用于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的专项资金，贯彻并落实专项资金的使用，从而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地方性综合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构建

对照国内各重点院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建设，有必要建立地方性综合大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真正发挥通识教育的内在价值。

（一）课程体系设置依据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指导哲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建设，是受到多种教育哲学混合影响的产物，这些哲学包括永恒主义、要素主义以及进步主义等。核心课程的建设应当以培养“有教养的人”为目标，关注对学生道德观、价值观和理性的培养，为学生提供能够帮助其形成基本的人文修养、思想视野和精神感悟的课程，以此来适应社会发展迅速，知识更新频率加快的后工业化社会。[7]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需求。地方性综合大学肩负着为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培养“用得上，用得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的任务，其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着数量巨大的业务骨干和基层工作者，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地方性综合大学应该以培养地方及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基础，选择能够与现代社会接轨的相应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内容及形式，着眼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使学生拥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客服专业教育所带来的素质偏失，使学生适应当今社会中岗位变动和职业变迁，引导学生发展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二）课程体系设置模式对地方性综合大学而言，由于校内各专业齐全，有着许多资深的教授、教师以及素质和智力水平相对较高的学生，且有雄厚的资金基础，这一切都为核心课程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及特色，发展有自身优势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各院校可以参照原有的通识教育板块体系，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再细分为几个模块，增设相应的课程，具体见表2。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应涵盖以上6大领域，为全体学生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学识背景，同时也能让学科专业性质完全不同的学生，有机会享受心智上的相互了解和思想上的相互碰撞。

1.人文科学与文化设置该领域课程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扩展学生的文化视野。课程模块可以分为两类，即文史经典阅读与批判、中外文化继承与传播。文史经典阅读与批判模块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受过教育的眼和耳”对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作品的“读、看、听”能力。课程主要以鉴赏和批判文学作品为主，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学习和探讨文艺批判和分析的方法。文学作品的类型多样，包括小说、戏剧、诗歌和民间文学等。中外文化继承与传播模块为学生提供一种看待本土及外来文化现象和传统的独到视角，借此来审视自己原有的文化观点和本国的传统文化。课程可以重点介绍世界上主要的文化，如印度、东亚、苏联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此外，还可包括已经不复存在的文明，如丝绸之路等。[8]课程的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各种文化体系的宗教伦理观，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各种思潮、文学艺术及其文化成就等，探讨各方面彼此间的联系，让学生理解文化因素对塑造人们生活的重要性。

2.社会科学与道德该领域课程设置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和熟悉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从而加深对现代社会人类各种行为的理解以及对我们居住的社会的了解，主要涵盖政治、经济、法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此领域课程希望学生利用历史文献分析和数量统计的方法，来探究和解释现代社会的问题。如探究某一特殊学科领域的方法是如何运用到与人和社会组织相关的问题上的。此外，该领域课程还包括道德伦理教育，帮助学生接受较高的道德标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西方伦理道德观念，使学生举办做出合理的道德和政治选择的能力。3.自然科学与技术该课程领域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学科和众多的工程技术领域，使学生通过对所涉领域的总体理解，认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新进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此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与社会和个人生活紧密联系，帮助学生提高科学素养和工程意识。4.医药科学与健康该领域课程的设置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人类的自身规律、人类疾病及治疗原则等，让学生在接受教育提高学业水平的同时，关注自身身体，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5.艺术科学与审美该领域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理解和欣赏艺术作品的能力。课程内容可以包括美术手法介绍、视觉艺术享受、音乐风格欣赏等，启发学生领悟其中的思想蕴含，使其在艺术赏析过程中得到美的陶冶，提高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6.创新精神与创业该领域课程的设置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方法和创新能力以及创业的基本素质（包括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技能、创业心理品质和创业能力等），培养学生自主创业的精神，以适应就业压力较大的社会。在这个领域的课程设置过程当中，地方性高校可以充分运用自身的资源，聘请地方创业成功的人士来校做相关课程教学，以此来增加学生与社会交流的机会。此外，在具体课程设置过程中，各地方高校还可以利用现有的地理位置优势及相关地方传统文化的特色优势，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如宁波大学可以利用宁波特殊的地理位置开设具有港口或海洋特色的核心课程，为目前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提供全能型的人才；又如以宁波帮人士为依托，加大对外的沟通交流合作机会，使开设课程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地方性综合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的保障机制

（一）确立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在通识教育中的地位通识教育课程是与专业课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学校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泛指专业课外的所有课程。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是通识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在整个通识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确立合理的、明确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有助于更好的完善学校的通识教育培养方案，更有效的推动通识教育发展。因此，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建设是通识教育得以实现长远发展的基本保证。

（二）提高通识教育意识，推动核心课程纵深发展在深化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过程中，还应当不断提高通识教育主管部门及领导对通识教育的认识。只有对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及必要性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把握，才会在全校师生中主动加强开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必要性的宣传力度，这也是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获得良性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有利于保证通识教育各项改革得以向纵深发展。此外，全校师生的通识教育意识也亟待加强，从而保证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有效开展。

通识课程论文篇3

我国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为：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有的表述为高端技能型人才。这里的“高素质”、“高端”正是我国与西方国家培养的高职人才的差距所在，需要通过通识教育来弥补。实际上，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十多年来，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忽视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没有全面反映出通识教育的思想。具体来说，我国高职院校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公民素质教育弱化。在一定意义上通识教育就是公民教育，高职院校首先应该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但在高职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公民教育的课程很少有或几乎没有，大量开设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且教学方法单一陈旧，以理论灌输为主，难以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

2.知识结构支离破碎。通识教育要培养学生的知识文化素养，使其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当前高职院校普遍秉承“理论必需够用”、“技能至上”的原则，一味强调专业技能培养，学生只知道如何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只知道埋头做事，不知道抬头仰望星空。高职学生的知识结构支离破碎。

3.能力结构有失偏颇。通识教育要对学生进行基本能力的训练，使学生具有合理的能力结构。高职院校学生必须掌握三大能力：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其中专业能力主要通过专业教育来培养，而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则必须通过通识教育来培养。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学生专业能力普遍得到强化，而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则普遍缺失，出现了结构性失衡。

（二）是满足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当今社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尽管我们坚持围绕产业设专业，课程体系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设置，但高职院校的专业与社会的产业始终不可能完全实现“零距离”对接，甚至有可能高职院校学生一毕业就失业。因此，必须在高职院校中加强通识教育，构建基础宽厚的专业平台，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和知识技能的迁移能力，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高职院校实施通识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更新高职院校教育理念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高职教育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忽视通识教育，其不良后果已经在毕业生身上体现。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知识系统和能力系统缺一不可的“双系统”的职业技术教育观念，可喜的是这一观念现在已经为众多的职教工作者所认同，但前一段时间的流毒仍在，矫枉必须过正，我们需要更新教育理念，在专业教育之外重视通识教育。

（二）设立通识教育管理机构

高职院校可以将原有的公共课部或文化基础课部改造成通识教育部，作为与专业院系并立的教学单位，专门负责高职院校对学生的通识教育。主要负责起草规划、协调联络、执行课程设计、评估与实施教学等管理事务。通识教育部下设课程团队分管各个具体的课程领域。核心课由优秀的教师承担，担负培养真正的“人”的重任。

（三）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建设

一是巩固文化基础课。当前高职院校普遍开设有思想政治理论、计算机操作技术、大学英语、应用写作、体育健康、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等文化基础课，这些课程是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养学生较为深厚的文化素质，只能加强，不可削弱。

二是构建院系通识课程平台。高职院校院系设置的基础是专业群，一个专业群必须有数门专业基础课（即通识课程）作为支撑，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专业特性和专业面向开设不同的专业技能课程，这样培养的人才可能具有更深厚的专业基础和更强的专业适应性，才可能既是专才又是通才。

三是开设全校选修课及院系选修课。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高职院校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还可以开设一些拓展性的全校选修课程，打破学科及专业界线，促进文理融通，重视加强有关道德、文化、艺术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下属的各专业院系也可以在最后一学年或学期，开设一些能对前两年所学的专业课程起到融会贯通作用，或反映专业前沿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的院系选修课程，以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开设通识教育课程超市。在教学资源充足的条件下，如果高职院校本身没有成熟的通识教育计划，则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制定一个属于自己的通识教育计划。它建立在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基础之上，强调个人的不同生活和经验的需要，强调以学生兴趣为中心，主张所有课程都是自由选修，反对必修。美国大约有2%的高校实施此类通识课程。

五是开设名著类自修课程。名著课程是在永恒主义教育哲学观的指导下创立的。名著是历史上伟大人物对涉及人类生活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的讨论，具有永恒的价值，能够帮助学生思考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发展自身的理智能力，具有很高的精神陶冶价值。名著课程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学、自然科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渊博学识。这类课程一般在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有所体现，可以加强指导，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自修完成。

六是开设校园文化活动课程。高职院校可以结合区域文化特色，开设旨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活动类通识课程。如我校地处大别山麓的革命老区，学校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课程，从多方面培养学生“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老区精神。

（四）加强通识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高职院校原有的文化基础课教师是实施通识教育的主力军，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将校内资深专业教授、校外学者聘为通识教育的兼职教师，从而建立起一支专兼结合的优秀通识教育师资队伍。

通识课程论文篇4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高校逐渐重视通识教育，经过多年的探索，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完善，在实践教育方面，通识教育理念在专业院校中的践行、通识课程在具体教学课程中的实施、通识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融合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大学都在推行通识教育理念。在这个理念指引下，高校陆续开设通识教育课，在教学思路上更好地融合了通识教育理念。其中艺术类的课程做为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一部分，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普及课，而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让学生找到欣赏艺术的正确入门途径。在课程设置中涵盖艺术门类中的各个领域，从美术作品欣赏到服装设计浅析再到设计软件的入门指导，吸引了大量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其中艺术作品欣赏课程是众多艺术类通识课程中起步最早，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这门课程依据的基础是艺术类专业课程中的中外美术史。中外美术史这门课程以时间为轴讲授中外美术史的发展脉络，发展过程中的流派及画家，作品。由于这门课程针对的是非艺术专业的学生，所以在课程的设置上和讲授方法上都降低了难度，貌似是解决之道，却造成了学生新的理解误区，从而降低了学习兴趣，现就这门课程在设置上和讲授方法上的弊端提出我的一点意见和解决方法。

一、加强文化背景的阐释，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美术作品的欣赏

课程在设置时由于是针对非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设，如果按照艺术专业学生的课程难度来讲授这门课，必然会增加学习难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调整课程大纲，把系统的美术史改为美术作品欣赏，以具体欣赏作品为主，没有系统的时代背景陈述、画派演变发展的朔源考究，虽然每一次讲授都非常认真和仔细，但学生只能知道某一时期有什么流派、画家及其作品，而对于各流派兴起的时代背景，各流派之间的起承关系，画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却无从知道。比如在讲到19世纪的法国艺术，古典主义艺术之后兴起了浪漫主义艺术，继而是现实主义艺术，而后的印象主义艺术开启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大门，这种起承关系并不是说一种艺术灭亡后兴起另一种艺术，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某种新兴的艺术代表了一种艺术诉求，当然在同一个时期多种艺术流派也是共存的，19世纪60年代印象主义兴起的时候，在这个世纪早些时候兴起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存在。如果简单的欣赏19世纪的作品，那么对于古典主义时期的达维特，安格尔，浪漫主义时期的籍里柯、戈雅、德拉克罗瓦，现实主义时期的米勒、库尔贝、杜米埃必然是要了解的，那么这三个流派为什么在19世纪相继出现，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关系吗？如何去理解这三个流派的作品特点？这些都应是贯穿在课堂讲授让学生有系统了解的知识。

系统的美术史是从文化背景讲述一件艺术作品的发生、发展和保存，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体系的文化认识，从而提高他们的艺术审美感，文化价值观。而且从文化角度去讲解一幅作品，还会穿插非常多的故事，从而能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环境氛围中将文化价值观的认识传授给学生。例如米勒的《晚祷》、《拾穗者》这样的作品，虽然作者自己说就是一种简单地描写农村景致，但放在资本主义浪潮汹涌的时代，评论家就将其付诸了很多牵强附会的解释，甚至说可以从图画背景中感觉到喧嚣的资本主义气息扑面而来。这种文化解读对于艺术作品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学生们一定会对艺术评论的客观性进行思考。

二、拓展课程的思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在相互交流中传递文化价值观

这门课程由于针对的主要是非艺术专业的学生，思路方法就极为重要。需要大胆的尝试，找出适合非艺术专业学生接受的方式，让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甚至是兴趣学习。经过几年的尝试，发现实行实践与讲授相结合是可行的方法。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只有亲自实践才能真正对艺术产生兴趣，融入其中。例如在具体授课时，每部分课题的讲授结束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分组，从所授课题中选择感兴趣的小课题，以做调研写研究报告或亲自动手创作艺术作品的模式进行实践，从而激发自我学习意识，提高审美能力，并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比如浪漫主义大师籍里柯的海难作品《梅杜萨之筏》这幅画引起了美术界和舆论界的热烈论战，它所反映的是法国巡洋战舰梅杜萨号在非洲海岸触礁沉没的事件。1816年7月，载有400余人的梅杜萨号，因政府任用对航海一窍不通的贵族为船长而触礁，船长和高级官员乘救生船逃命，被撇下的乘客、水手在临时搭制的木筏上飘流13天，获救时仅10余人。取自现实生活题材的这幅作品，表现了画家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人道主义精神，暴露了无能的法国政府的过失，从而使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引喻意义。在这里的讲授过程中，可以结合现代的灾难电影，纪实照片，让学生分组讨论用怎么的艺术表达方更能表现灾难场景的可怕和带来的伤痛。

再者，借助先进的教学设备，在课堂上进行图片讲解，先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进行探讨，不假定一种学说或者审美观的权威性，而鼓励学生提出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品，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欣赏元代赵孟的《鹊华秋色图》，我们不仅仅可以展示这幅图的高像素相片，更可以将济南地区的实景找出来，同时为大家提供这幅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生活简历，从各个角度来审读这幅作品，挖掘它为何成为历代经典的根本原因，这对于我们学生了解传统文化，还是有非常大的补益的。

三、邀请国内外著名的艺术家、理论家来我校进行学术演讲，提高整体的艺术素养

一个课程的设置完全依赖本校资源是不能足够完善的，必然要请一些国内外著名的专家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从而促进我校的学术思想活泼向上，令学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学术前沿。一个学校应该是一个平台，不要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产生抵触感，更不要惧怕任何有冲击力的学术认识，学生年轻，他从血液里就会喜欢这样的思想碰撞，而只有在碰撞之后他们才能理解什么是最需要的。

通识课程论文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5-0024-05

中国的大学大都没有以通识教育为主的文理学院，通识课程的教学任务一般都由各专业学院的专业课任课教师来承担。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专业课教师如何改变专业教育的理念，承担起通识教育的任务。

一、专业课教师讲授通识课存在的问题

专业课教师讲授通识课既存在教育理念方面的问题，也存在教学策略方面的问题。

在教育理念方面，专业课教师往往用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素质课、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的概念来理解通识课程，简单地将通识课理解为专业知识的普及课，没有在通识教育理念的指导下研究学生、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

有研究者指出，大学教师对通识课程的理解有三种观点：一是指文化素质课程，即人文社科类课程，二是指可以任学生自由选择的“公选课”，三是泛指专业课程以外的所有课程[1]（P268）。通识课程设置的目的仅仅是使不同专业的学生有机会学习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扩大知识面，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增强学生的适应性[2]。2001年起，北京大学实施以通识教育为目的的“元培计划”，在全校范围内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但这一计划实施5年后，仍然遭到陈向明、刘钧燕等人的批评。“它在概念上将‘通识教育’基本等同于‘通选课’（包括学科大类平台课），将一种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与一类课程（甚至课程内容）相提并论”[3]。《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手册（2003年版）明确要求：“各院系应积极推出若干门（小院系1-2门，大院系2-3门）足以代表本学科水平的专业基础课，经过凝练作为通选课每学期向全校开设，以供全校本科生选择”[4]。通选课是专业课教师从专业课中挑选出来的，所谓凝练，无非是精简内容，降低难度。“受专业化教育思想的影响，北大的通选课生成机制与核心课程大不相同，它生成于原有的专业化课程体系，留下了专业化课程体系的烙印，从而导致了它与通识教育的理念相去甚远，至多只是专业教育的一种弥补与补充”[5]。这些研究有的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事情至今并没有多大的好转。笔者访问了一些高校本科生院或教务处的网站，大多数学校仍然沿用“文化素质课”、“人文素质课”、“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等概念，将专业课程以外的这些课程笼统地称为通识课程。与北京大学相比，这些学校甚至还没有通识课程的概念。

笔者给本科生院开设的《文学选读》在2008年的培养方案中叫“人文素质课”，属“全校性公共选修课”，在2012年的培养方案中，归类为“通识教育模块”，与“学科教育模块”、“专业教育模块”并列。通识教育模块的课程包括全校性公共必修课、全校性公共选修课和学科大类平台课。尽管新方案中的全校性公共选修课被归类为“通识教育课”，但教师和学生仍然习惯地称之为“人文素质课”。多年以来，笔者所理解的人文素质课就是对专业课的补充，是为其他专业、特别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开设的人文知识普及课，目的在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因此，在给非英语专业学生讲授《文学选读》时选择《圣经》中故事性较强的、学生感兴趣的章节，旨在通过对这些教学内容的讲解和对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对西方文化源头经典《圣经》的文学性有最基本的了解。新的2012年版培养方案中“通识教育模块”已经有了，但学校的通识教育的模式尚未建立起来，教师当中通识教育的理念还远远没有形成。笼统地将学科课程和专业课程以外的课程都称之为通识课，只是借用了一个时髦的概念而已，方案的制定者尚未明白通识教育的真正内涵。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沿用前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大学生所学习的课程除了政治理论课外就是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培养的是“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培养狭窄专业领域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98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规定：“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显然，文化素质教育只是专业教育的补充。尽管杨东平、李曼丽等学者较早就较为全面地引介和论述了通识教育的理念[6-7]，近10年来研究通识教育的论文和著作更是大量涌现，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仍然沿用素质教育的概念。中国大学的课程管理者历来并不关注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习惯于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和文件办学。这种背景之下，大学的文件里滥用通识教育、通识课程的概念，大学教师仍然将通识课程理解为人文素质课程，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把通识课程仅仅看成是弥补专业教育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在选择教学策略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第一，大班上课，难以实行因材施教。既然是为学习专业的学生普及人文知识，授课班级的大小似乎不是问题，只要有学生选课，教室能容得下，授课班级就可以有多大。因此通识课程100多人一个班的情况不在少数。第二，以讲授法为主，难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调查显示，研究型大学中多达68.9%的学生认为通识课“教师讲授太多，课堂互动交流少”[8]。既然是人文知识普及课，教师一般不会就某些学术前沿问题作深入讲解，也不会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讨论。即使笔者尝试过就《圣经》中诸如人的堕落与犯罪、罪与罚等主题进行课题讨论，但由于授课班级较大难以展开。所以，通识课程一般都是教师“一言堂”，难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谈不上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第三，过分依赖多媒体，难以在课堂上开发新的课程内容。知识普及课不需要多少创新，也没有多少疑难需要在课堂上解决，最适合用多媒体课件讲课。多媒体课件预设了需要讲授的大部分内容，在课堂上师生共同开发的课程内容很少。第四，教学评价手段单一，难以实现教学评价的激励和调节功能。有研究显示，研究型大学中77.6%的教师的通识课程学习评价的主要方式是考试与测验[8]。教师很少展开课堂讨论，因而难以对每个学生进行形成性评价，大多数教师只在课程结束时通过随堂考试或提交课程小论文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一次结果性评价。这样的评价手段既不能激发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也不能在教学过程中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二、专业课教师应有的通识教育理念

改变现状首先要改变文化素质教育的观点，树立起通识教育的理念，正确处理好通识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以哈佛大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为重要标志，二战以后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由专业教育转向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作为一种大学教育理念，在西方，它是从自由教育理念发展而来的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其核心的内涵是通过对自由学术的探讨，培养理性完善、情感优美、行为优雅的“完整的人”（the whole man）[9]。民国初年，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家就已经把通识教育的理念引进到了中国的大学。对此，学者们已经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其实，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就是通识教育的理念，通识教育就是《学记》中所说的从“离经辨志”到“知类通达”的教育。《学记》云：“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10]。通识教育就是“培养足以化民易俗，身边的人悦服，远方的人怀念的知类通达的大成之士”的教育。两年一个阶段，学程整整十年。每个阶段既有艺的目标，也有德的目标，培养的是德艺双馨的“完整的人”，这与西方通识教育的核心内涵和培养目标是一致的。

头两年的目标是“离经辨志”。“艺”的目标是离经。离经是给经典断句，学习经典的意思。德的目标是辨志，分辨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坚定自己的意志。通识教育首先要把经典承载的人类共同的和共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融入到大学生的生命中，让它成为大学生的修养和性情。据张寿松的研究，美国通识课程的类型主要有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核心课程、以圣约翰学院为代表的经典名著型课程、以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分类必修型课程。而核心课程和分类必修课程中都有大量的经典名著课程[1]（P137-184）。《圣经》作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经典之一，是大学里最重要的通识课程，斯坦福大学的7个CIV（文化、观念及价值）学程中，都有《圣经》。

第3年和第4年的目标是“敬业乐群”。这阶段“艺”的目标是敬业。完成教人如何做人的普通教育之后要进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而是要将专业教育融合到通识教育中。德的目标是乐群。专业教育阶段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培养乐群之德、合作精神和团队精神。乐群的教育是通识教育，但乐群的教育要在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中进行。所以，简单地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为两段，将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严格地区分开来是错误的。专业课中有通识教育，做人和做事不能分割。笔者给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文学选读》，这些学生有的毕业后要继续深造，将来要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文学选读》对他们来说是专业课；有的将去企事业单位从事其他的工作，这门课程对他们来说则是通识课。作为专业课，课堂上会涉及到一些较为专业的文学知识和专业术语，目的是培养学生初步的研究能力。但作为文学课，主要是要陶冶学生的情感，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这些属于通识教育的目标。

第5年和第6年的目标是“博习亲师”。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后，头两年“艺”的目标是“博习”。做学问必须有广博的知识。“离经”的阶段学习的是经典，“博习”的阶段要广泛阅读名著。笔者以前给硕士生讲《文学研究》时在课堂上花了较多时间做细致的文本分析。按照“博习”的通识教育理念，这门课程应将圣经文学与欧美文学名著广泛地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围绕《圣经》中的一些文学主题和叙事技巧大量阅读欧美文学名著。这一阶段“德”的目标是亲师。中国古代的学问是有师承的。欧洲人做学问，也有所谓的流派。亲师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通识教育，师生之间关系疏离，就不可能有人格的感染和情感的熏陶，就难以把学生培养成为“完整的人”。

第7年和第8年的目标是论学取友。这时期“艺”的目标是论学。博习之后可以真正做点学问了。论就是讨论、论证、议论、理论。博习是学习别人的思想和学问，论学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这一阶段德的目标是取友。能取得论学之友，能与学友坦诚讨论学问的人是具备了学术品德的人。有了做学问的德和艺的人小有成就，谓之“小成”。

第9年和第10年的目标是知类通达。这时“艺”的目标是知类。知类就是知道事物的原因和原理，掌握了真理和规律，就是有思想，懂哲学。德的目标是通达。通达就是止于至善，一通百通。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达到这样的境界之后“强立而不反”，想再做个凡夫俗子也不再可能。这样的境界叫做“大成”之境。

由上可见，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所蕴含的通识教育理念贯穿于学生多年的学习过程中。这个过程是由通（离经）到专（敬业）再到通（博习）再到专（论学）最后又回到通（通达）的过程，整个过程都离不开相应的“德”的修养和“艺”的训练。

三、专业课教师上好通识课的教学策略

通识教育的这些理念要落实到教学过程中，才能真正成为影响学生成长的思想。教学策略涉及到对学生的研究，对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选择和教学评价工具的运用等许多方面，在这里我们仅就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提出一点建议。

第一、选择经典名著作为教学内容。大学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应该以经典名著为主，其中人文和社科板块的通识课更应该尽可能地使用经典名著。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古代的通识教育几乎可以等同于经典名著阅读。赫钦斯倡导通识教育之后，美国掀起了一场名著阅读运动。经典名著中，文学经典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中有“文学名篇选读”，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高尚审美情趣和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批判性理解能力。斯坦福大学的7个CIV（文化、观念及价值）学程中都有《圣经》。《圣经》原本是宗教经典，但它本身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对西方文化和欧美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可以说不了解《圣经》就不能完整地了解西方文化和欧美文学。因此，将《文学选读》设置为大学的一门通识课程再恰当不过了。

第二、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识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人的主体性的教育。积极性、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基本内涵。所有教学组织形式中，个别教学最适合培养人的主体性。因为主体即个体，积极性、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都是个体的个性特征。为了适合成年人个性发展的需要，欧洲的大学在中世纪就创立了研讨班（seminar），德国人完善了它，采用小班上课，课前需要充分的准备，课堂上以讨论为主。英国人还发明了“导师制”，牛津的导师制是一对一的个别辅导，每周一次。还有学术沙龙，围绕一个问题自由讨论。欧美国家的大学也有学生人数较多的讲座，讲授基础知识，但有答疑课作为补充，以满足个性化的要求。哈佛大学“大多数课程的学生规模在20人以内”，“许多研讨会课程有意限制了学生人数”，“考虑到哈佛学院的规模和课程的数量，所有课程的平均规模还是较大的，大致在50人上下或者更多”[11]。哈佛学院是哈佛的文理学院，主要承担面向全校的通识教育的任务，班级规模比较大。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分小组教学，“共同的意见似乎是12-16人之间的某个数在长期来看有着最大的可能来鼓励人们讨论”[12]（P65）。

关于大学的教学组织形式，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很好的发明，我们不应该遗忘[13]。有面授，即当面个别授课。古代的私学大师深居简出，能得到大师面授的机会是一种荣耀。现在的导师制，每个学生都有导师，能不能像古代那样，由老师选择高足作为“入室弟子”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这样做显得尤为必要。有相授，即所谓“弟子以次相授”，得到老师亲口传授的学生再将老师所传授的知识传授给其他学生。现在大学里有研究生，他们参与辅导课、研讨班、学术沙龙，甚至基础课的教学也是可以的，既能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满足个别教学的需要，也能让研究生得到锻炼。

第三、更多地采用共同解决问题型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可以分为提示型教学方法、共同解决问题型教学方法和自主解决问题型教学方法。中国的大学教师往往习惯于采用提示型的教学方法，主要由教师讲解，学生被动接受。通识教育要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应该主要采用共同解决问题型的教学方法，如教学对话、课堂讨论和协调研究等。

教学对话显然有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的形式。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式的教学对话常常是由学生提出问题，老师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特征和生活境遇作出不同的回答。往往是三两句话即切中要害，学生立时顿悟，豁然开朗。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西方式的教学对话则不同，常常是教师通过一连串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推导出唯一正确的答案。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更适合于对价值问题的探讨，苏格拉底“助产术”式的教学更适合于对真理问题的探讨。

把教学对话扩大到整个课堂，在师生、生生之间开展广泛的对话，就是课堂讨论。西方的课堂讨论已发展出成熟的技巧，并且被绝大多数大学教师所采用。戴维斯所著《教学方法手册》列举了100多条大学课堂讨论的策略和技巧[14]。“如果去问任何一群大学教师，他们觉得哪种方法最适合高等教育环境中的教学，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或许是绝大多数，很可能会选择讨论”[12]（P58）。

协作研究是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说我们国家的大学重视科学研究是不准确的，只能说我们国家的大学重视科学研究的结果。因为说大学重视科学研究应包括重视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研究的条件和科学研究的能力。条件、过程和能力中，最重要的是能力。而科研能力要通过协作研究来培养。牛津各学院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功能就是对本科生进行教学，但牛津大学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原因就在于它培养了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5]。

成立文理学院，主要由文理学院的教师承担通识课程的教学任务，这是一种通识教育模式。由各专业学院的专业课教师承担通识课程的教学任务，也是一种通识教育模式。笔者认为，后一种模式更为可取，因为专业课的教学中同样承担着通识教育的任务。通识教育中有专业教育，专业教育中有通识教育，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因此，无论是否成立文理学院，对专业课教师进行通识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教育都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张寿松.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季诚钧.试论高师院校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2（2）：55-60.

[3] 陈向明.从北大培元计划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3）：71-85.

[4] 北京大学教务部.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手册（2003年版）[Z].2003：10.

[5] 刘钧燕.通识教育，抑或专业教育的补充？[J].复旦教育论坛，2006（1）：8-13.

[6] 杨东平.通才教育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7] 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8] 吕林海，汪霞.我国研究型大学通识课程实施的学生满意度调研[J].江苏高教，2012（3）：66-69.

[9] 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8.

[10] 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514.

[11] [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9.

[12] [美]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大学教师的技巧[M].周心红，洪宁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65.

通识课程论文篇6

在教育理念方面，专业课教师往往用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素质课、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的概念来理解通识课程，简单地将通识课理解为专业知识的普及课，没有在通识教育理念的指导下研究学生、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

有研究者指出，大学教师对通识课程的理解有三种观点：一是指文化素质课程，即人文社科类课程，二是指可以任学生自由选择的“公选课”，三是泛指专业课程以外的所有课程[1]（P268）。通识课程设置的目的仅仅是使不同专业的学生有机会学习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扩大知识面，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增强学生的适应性[2]。2001年起，北京大学实施以通识教育为目的的“元培计划”，在全校范围内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但这一计划实施5年后，仍然遭到陈向明、刘钧燕等人的批评。“它在概念上将‘通识教育’基本等同于‘通选课’（包括学科大类平台课），将一种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与一类课程（甚至课程内容）相提并论”[3]。《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手册（2003年版）明确要求：“各院系应积极推出若干门（小院系1-2门，大院系2-3门）足以代表本学科水平的专业基础课，经过凝练作为通选课每学期向全校开设，以供全校本科生选择”[4]。通选课是专业课教师从专业课中挑选出来的，所谓凝练，无非是精简内容，降低难度。“受专业化教育思想的影响，北大的通选课生成机制与核心课程大不相同，它生成于原有的专业化课程体系，留下了专业化课程体系的烙印，从而导致了它与通识教育的理念相去甚远，至多只是专业教育的一种弥补与补充”[5]。这些研究有的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事情至今并没有多大的好转。笔者访问了一些高校本科生院或教务处的网站，大多数学校仍然沿用“文化素质课”、“人文素质课”、“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等概念，将专业课程以外的这些课程笼统地称为通识课程。与北京大学相比，这些学校甚至还没有通识课程的概念。

笔者给本科生院开设的《<圣经>文学选读》在2008年的培养方案中叫“人文素质课”，属“全校性公共选修课”，在2012年的培养方案中，归类为“通识教育模块”，与“学科教育模块”、“专业教育模块”并列。通识教育模块的课程包括全校性公共必修课、全校性公共选修课和学科大类平台课。尽管新方案中的全校性公共选修课被归类为“通识教育课”，但教师和学生仍然习惯地称之为“人文素质课”。多年以来，笔者所理解的人文素质课就是对专业课的补充，是为其他专业、特别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开设的人文知识普及课，目的在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因此，在给非英语专业学生讲授《<圣经>文学选读》时选择《圣经》中故事性较强的、学生感兴趣的章节，旨在通过对这些教学内容的讲解和对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对西方文化源头经典《圣经》的文学性有最基本的了解。新的2012年版培养方案中“通识教育模块”已经有了，但学校的通识教育的模式尚未建立起来，教师当中通识教育的理念还远远没有形成。笼统地将学科课程和专业课程以外的课程都称之为通识课，只是借用了一个时髦的概念而已，方案的制定者尚未明白通识教育的真正内涵。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沿用前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大学生所学习的课程除了政治理论课外就是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培养的是“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培养狭窄专业领域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98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规定：“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显然，文化素质教育只是专业教育的补充。尽管杨东平、李曼丽等学者较早就较为全面地引介和论述了通识教育的理念[6-7]，近10年来研究通识教育的论文和著作更是大量涌现，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仍然沿用素质教育的概念。中国大学的课程管理者历来并不关注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习惯于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和文件办学。这种背景之下，大学的文件里滥用通识教育、通识课程的概念，大学教师仍然将通识课程理解为人文素质课程，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把通识课程仅仅看成是弥补专业教育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在选择教学策略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第一，大班上课，难以实行因材施教。既然是为学习专业的学生普及人文知识，授课班级的大小似乎不是问题，只要有学生选课，教室能容得下，授课班级就可以有多大。因此通识课程100多人一个班的情况不在少数。第二，以讲授法为主，难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调查显示，研究型大学中多达68.9%的学生认为通识课“教师讲授太多，课堂互动交流少”[8]。既然是人文知识普及课，教师一般不会就某些学术前沿问题作深入讲解，也不会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讨论。即使笔者尝试过就《圣经》中诸如人的堕落与犯罪、罪与罚等主题进行课题讨论，但由于授课班级较大难以展开。所以，通识课程一般都是教师“一言堂”，难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谈不上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第三，过分依赖多媒体，难以在课堂上开发新的课程内容。知识普及课不需要多少创新，也没有多少疑难需要在课堂上解决，最适合用多媒体课件讲课。多媒体课件预设了需要讲授的大部分内容，在课堂上师生共同开发的课程内容很少。第四，教学评价手段单一，难以实现教学评价的激励和调节功能。有研究显示，研究型 大学中77.6%的教师的通识课程学习评价的主要方式是考试与测验[8]。教师很少展开课堂讨论，因而难以对每个学生进行形成性评价，大多数教师只在课程结束时通过随堂考试或提交课程小论文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一次结果性评价。这样的评价手段既不能激发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也不能在教学过程中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二、专业课教师应有的通识教育理念

改变现状首先要改变文化素质教育的观点，树立起通识教育的理念，正确处理好通识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以哈佛大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为重要标志，二战以后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由专业教育转向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作为一种大学教育理念，在西方，它是从自由教育理念发展而来的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其核心的内涵是通过对自由学术的探讨，培养理性完善、情感优美、行为优雅的“完整的人”（the whole man）[9]。民国初年，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家就已经把通识教育的理念引进到了中国的大学。对此，学者们已经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其实，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就是通识教育的理念，通识教育就是《学记》中所说的从“离经辨志”到“知类通达”的教育。《学记》云：“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10]。通识教育就是“培养足以化民易俗，身边的人悦服，远方的人怀念的知类通达的大成之士”的教育。两年一个阶段，学程整整十年。每个阶段既有艺的目标，也有德的目标，培养的是德艺双馨的“完整的人”，这与西方通识教育的核心内涵和培养目标是一致的。

头两年的目标是“离经辨志”。“艺”的目标是离经。离经是给经典断句，学习经典的意思。德的目标是辨志，分辨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坚定自己的意志。通识教育首先要把经典承载的人类共同的和共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融入到大学生的生命中，让它成为大学生的修养和性情。据张寿松的研究，美国通识课程的类型主要有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核心课程、以圣约翰学院为代表的经典名著型课程、以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分类必修型课程。而核心课程和分类必修课程中都有大量的经典名著课程[1]（P137-184）。《圣经》作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经典之一，是大学里最重要的通识课程，斯坦福大学的7个CIV（文化、观念及价值）学程中，都有《圣经》。

第3年和第4年的目标是“敬业乐群”。这阶段“艺”的目标是敬业。完成教人如何做人的普通教育之后要进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而是要将专业教育融合到通识教育中。德的目标是乐群。专业教育阶段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培养乐群之德、合作精神和团队精神。乐群的教育是通识教育，但乐群的教育要在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中进行。所以，简单地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分为两段，将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严格地区分开来是错误的。专业课中有通识教育，做人和做事不能分割。笔者给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圣经>文学选读》，这些学生有的毕业后要继续深造，将来要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圣经>文学选读》对他们来说是专业课；有的将去企事业单位从事其他的工作，这门课程对他们来说则是通识课。作为专业课，课堂上会涉及到一些较为专业的文学知识和专业术语，目的是培养学生初步的研究能力。但作为文学课，主要是要陶冶学生的情感，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这些属于通识教育的目标。

第5年和第6年的目标是“博习亲师”。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后，头两年“艺”的目标是“博习”。做学问必须有广博的知识。“离经”的阶段学习的是经典，“博习”的阶段要广泛阅读名著。笔者以前给硕士生讲《<圣经>文学研究》时在课堂上花了较多时间做细致的文本分析。按照“博习”的通识教育理念，这门课程应将圣经文学与欧美文学名著广泛地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围绕《圣经》中的一些文学主题和叙事技巧大量阅读欧美文学名著。这一阶段“德”的目标是亲师。中国古代的学问是有师承的。欧洲人做学问，也有所谓的流派。亲师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通识教育，师生之间关系疏离，就不可能有人格的感染和情感的熏陶，就难以把学生培养成为“完整的人”。

第7年和第8年的目标是论学取友。这时期“艺”的目标是论学。博习之后可以真正做点学问了。论就是讨论、论证、议论、理论。博习是学习别人的思想和学问，论学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这一阶段德的目标是取友。能取得论学之友，能与学友坦诚讨论学问的人是具备了学术品德的人。有了做学问的德和艺的人小有成就，谓之“小成”。

第9年和第10年的目标是知类通达。这时“艺”的目标是知类。知类就是知道事物的原因和原理，掌握了真理和规律，就是有思想，懂哲学。德的目标是通达。通达就是止于至善，一通百通。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达到这样的境界之后“强立而不反”，想再做个凡夫俗子也不再可能。这样的境界叫做“大成”之境。

由上可见，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所蕴含的通识教育理念贯穿于学生多年的学习过程中。这个过程是由通（离经）到专（敬业）再到通（博习）再到专（论学）最后又回到通（通达）的过程，整个过程都离不开相应的“德”的修养和“艺”的训练。

三、专业课教师上好通识课的教学策略

通识教育的这些理念要落实到教学过程中，才能真正成为影响学生成长的思想。教学策略涉及到对学生的研究，对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选择和教学评价工具的运用等许多方面，在这里我们仅就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提出一点建议。

第一、选择经典名著作为教学内容。大学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应该以经典名著为主，其中人文和社科板块的通 识课更应该尽可能地使用经典名著。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古代的通识教育几乎可以等同于经典名著阅读。赫钦斯倡导通识教育之后，美国掀起了一场名著阅读运动。经典名著中，文学经典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中有“文学名篇选读”，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高尚审美情趣和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批判性理解能力。斯坦福大学的7个CIV（文化、观念及价值）学程中都有《圣经》。《圣经》原本是宗教经典，但它本身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对西方文化和欧美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可以说不了解《圣经》就不能完整地了解西方文化和欧美文学。因此，将《<圣经>文学选读》设置为大学的一门通识课程再恰当不过了。

第二、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识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人的主体性的教育。积极性、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基本内涵。所有教学组织形式中，个别教学最适合培养人的主体性。因为主体即个体，积极性、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都是个体的个性特征。为了适合成年人个性发展的需要，欧洲的大学在中世纪就创立了研讨班（seminar），德国人完善了它，采用小班上课，课前需要充分的准备，课堂上以讨论为主。英国人还发明了“导师制”，牛津的导师制是一对一的个别辅导，每周一次。还有学术沙龙，围绕一个问题自由讨论。欧美国家的大学也有学生人数较多的讲座，讲授基础知识，但有答疑课作为补充，以满足个性化的要求。哈佛大学“大多数课程的学生规模在20人以内”，“许多研讨会课程有意限制了学生人数”，“考虑到哈佛学院的规模和课程的数量，所有课程的平均规模还是较大的，大致在50人上下或者更多”[11]。哈佛学院是哈佛的文理学院，主要承担面向全校的通识教育的任务，班级规模比较大。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分小组教学，“共同的意见似乎是12-16人之间的某个数在长期来看有着最大的可能来鼓励人们讨论”[12]（P65）。

关于大学的教学组织形式，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很好的发明，我们不应该遗忘[13]。有面授，即当面个别授课。古代的私学大师深居简出，能得到大师面授的机会是一种荣耀。现在的导师制，每个学生都有导师，能不能像古代那样，由老师选择高足作为“入室弟子”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这样做显得尤为必要。有相授，即所谓“弟子以次相授”，得到老师亲口传授的学生再将老师所传授的知识传授给其他学生。现在大学里有研究生，他们参与辅导课、研讨班、学术沙龙，甚至基础课的教学也是可以的，既能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满足个别教学的需要，也能让研究生得到锻炼。

第三、更多地采用共同解决问题型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可以分为提示型教学方法、共同解决问题型教学方法和自主解决问题型教学方法。中国的大学教师往往习惯于采用提示型的教学方法，主要由教师讲解，学生被动接受。通识教育要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应该主要采用共同解决问题型的教学方法，如教学对话、课堂讨论和协调研究等。

教学对话显然有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的形式。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式的教学对话常常是由学生提出问题，老师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特征和生活境遇作出不同的回答。往往是三两句话即切中要害，学生立时顿悟，豁然开朗。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西方式的教学对话则不同，常常是教师通过一连串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推导出唯一正确的答案。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更适合于对价值问题的探讨，苏格拉底“助产术”式的教学更适合于对真理问题的探讨。

把教学对话扩大到整个课堂，在师生、生生之间开展广泛的对话，就是课堂讨论。西方的课堂讨论已发展出成熟的技巧，并且被绝大多数大学教师所采用。戴维斯所著《教学方法手册》列举了100多条大学课堂讨论的策略和技巧[14]。“如果去问任何一群大学教师，他们觉得哪种方法最适合高等教育环境中的教学，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或许是绝大多数，很可能会选择讨论”[12]（P58）。

协作研究是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说我们国家的大学重视科学研究是不准确的，只能说我们国家的大学重视科学研究的结果。因为说大学重视科学研究应包括重视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研究的条件和科学研究的能力。条件、过程和能力中，最重要的是能力。而科研能力要通过协作研究来培养。牛津各学院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功能就是对本科生进行教学，但牛津大学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原因就在于它培养了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5]。

成立文理学院，主要由文理学院的教师承担通识课程的教学任务，这是一种通识教育模式。由各专业学院的专业课教师承担通识课程的教学任务，也是一种通识教育模式。笔者认为，后一种模式更为可取，因为专业课的教学中同样承担着通识教育的任务。通识教育中有专业教育，专业教育中有通识教育，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因此，无论是否成立文理学院，对专业课教师进行通识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教育都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张寿松.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季诚钧.试论高师院校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2（2）：55-60.

[3] 陈向明.从北大培元计划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3）：71-85.

[4] 北京大学教务部.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手册（2003年版）[Z].2003：10.

[5] 刘钧燕.通识教育，抑或专业教育的补充？[J].复旦教育论坛，2006（1）：8-13.

[6] 杨东平.通才教育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7] 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8] 吕林海，汪霞.我国研究型大学通识课程实施的学生满意度调研[J].江苏高教，2012（3）：66-69.

[9] 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8.

[10] 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514.

[11] [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9.

通识课程论文篇7

（二）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课程设置目标有偏差。我校现有的课程设置体现了高等农林院校通识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强调以知识性、认知性、结果性为目标，忽略对人的情感性、体验性、人格性的重视。比如突出强调计算机、外语等工具技能掌握以及服务于专业学习的自然科学基础教育，而对于文史哲、社会学等领域的课程设置较少；再如交际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信息能力、管理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人格、心智培养等方面都没有在课程中得到明确表述。很显然，通识教育被等同于文化素质教育，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些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而已，其课程设置的目标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即可。基于这样的目标，致使相应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制度建设与通识教育要求相去甚远。正如王伟廉教授所言，虽然通识教育日益受到我国大学的关注，但一直没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成熟的通识教育理论作指导［1］。课程设置目标的偏差源自对通识教育的理解有偏差。众所周知，通识教育的概念源于欧洲，形成于美国，并伴随着美国大学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种教育理念，通识教育是一种基于人的发展、人的社会化、人格完善的“全人”教育。为贯彻这一理念，通识课程作为一种载体和媒介，把学生培养成为有教养的人。所以，通识教育是通识教育理念（思想、理论、目的）与通识教育实践（制度、课程、内容、方法）的统一体。笔者认为，通识教育就是人的教育，它所期待的是人的生成，进而维护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根据这一定位，我们将通识教育的功能和目标梳理成四个层面：第一，培养良好的公民素质，如爱国守法、道德高尚、积极进取、尊重他人、爱护环境、热爱生命等。第二，着力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学习能力———自主学习和团结合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实践能力———运用知识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第三，注重对心智情感和健全人格的养成，如针对农林类专业特点加强责任感、吃苦耐劳、勤勉敬业、踏实奉献等人格品质的培育。第四，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形成批判性思维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2．课程内容碎片化、随意化。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人”，因此，课程内容涉及面要广，不但要接触人类迄今所拥有的庞大的知识体系，还要对庞大繁杂的知识进行融合、浓缩。我校虽然开设了近200门通识选修课程，但课程内容浅显杂乱，少前沿性和新颖性，大多为专业课的浓缩版和普及版，缺少优化与整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师资难以满足通识教育的需求。优秀的专业课教师不一定是优秀的通识教育课教师。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都要求教师从全新的角度去设计。当前，高等农林院校大都按专业需求来培养和引进教师，这些教师深受专才教育模式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存在知识结构残缺、教育思维方式单一等问题，本身不具备通识教育师资所需要的条件，加之人文学科师资匮乏，难以形成跨学科、跨专业、融会贯通的通识教育教学团队，所以，这些拼盘式的课程达不到通识教育应有的效果。3．课程结构有缺陷。有人说，人文的力量加之以科学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加之以逻辑的力量，将有助于知情意的统一和人的和谐发展［2］。对于长期接受收敛思维训练的农林科大学生来说，培养形象思维、发散思维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通识教育来完成。由于我校通识教育教学团队师资不足，目前只能满足开课数量的要求，不能按培养目标需求设计课程体系，因而在课程结构上存在明显缺陷。第一，课程领域划分不清，课程之间各自为政，缺少关联度和整体规划。第二，缺少主干课程和具有农科特色的综合性或广域性的课程设计，“校本特色”课程不突出。第三，知识性、分科性、概论性课程偏多，方法思维类、综合性、体验性课程明显偏少。第四，从分布比例上看，文史哲艺术等课程大约占19％左右，管理、财会、营销、心理学等实用技能训练课程占43．2％，科学技术应用占28％，体育及其他占10％。很显然，文史哲艺术等课程所占比例太小。另外，由于缺少整体设计，致使设置通识选修课程的思维与方法简单化，课程内在的联系和逻辑性不强，系统性和整体性不足，难以形成通识教育的合力。因此，在课程结构上，要依照整合性、主体性、普遍性、系统性等原则，实现跨学科的有机融合，在课程设置上要保证人文社科类课程应占的比例，使农林科大学生也能具有宽厚的知识基础和较强的适应能力。4．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单一化。当前高等农林院校通识教育仅停留在有多少类课程、开设多少门课程、要求学生选修多少学分等层面上，很少触及课程组织形式和教学模式改革等实质性问题。教学通常以大班讲授的理论课为主，侧重于讲授式教学，课程学时少，学生参与较少，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关人格、个性品质的养成无法内化到学生的行动和能力上。而且，在教学资源库的开发、新课程研发、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等方面严重滞后。

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体系的构建

课程体系构建涉及到课程教学目标、课程模块、课程内容和课程形式等诸多因素。

（一）课程教学目标的科学定位

基于通识教育的理念，学校通识教育课程目标定位要紧密结合农林院校特点及三农工作实际，在课程设置上要注重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的拓展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人的文化自觉，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的健康人格。因此，要求授课教师关注学科知识的基础和精髓，挖掘专业知识的文化内涵，对学生起到启发思考、拓展视野、愉悦身心、提升境界的作用，全方位地培养他们“爱农崇农”意识和悲天悯人情怀。

通识课程论文篇8

一、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主要困境

上世纪80年代初，“教师知识”已经成为教师教育研究中的焦点议题。多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在不同理论的观照下，提出了不同类型的教师知识，概括起来主要有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课程知识、班级管理知识、教育伦理与法规知识、学生与学习的知识、普通文化知识、教育环境知识、实践性知识等。这些知识广泛分布于我国小学教育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教师教育专业课程（包含学科专业课程和教育专业课程）和教育实践课程中。通识教育课程涉及广泛的普通文化知识，包括人文、社会、自然等多学科领域的基本知识。学科专业课程包括某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如语文或数学专业知识。教育专业课程包含的知识也很丰富，与教育教学、课程、学生与学习、班级管理等有关的理论知识都包含其中。教育实践课程主要包括了实践性知识和教育环境知识等。可见，当前我国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结构基本反映了当前有关教师知识的研究广度。同时，各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课程结构与学分比例的差异，也反映出人们对教师知识的理解各不相同。乔勇曾统计过上海师大、南京师大和杭州师大小学教育专业课程结构与学分比例（见下表），发现三校的通识教育课程、教育专业课程和学科专业课程的比例差异悬殊。上海师大偏重学科专业课程，南京师大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比例过重，杭州师大的三类课程比例则相对均衡，这反映了各师范院校对普通文化知识、教育专业知识和学科专业知识对师范生的专业涵养作用认识不一致。另外，三所师大小学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比例都较小，说明人们对教育实践知识在教师知识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还不够深刻。三所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呈现的问题反映出人们对于教师知识理解上的差异与偏误。如果更深入地调查与分析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我们则会发现更多的实践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识教育课程难以体现通识教育的真谛

通识教育并非要求文科学生学些理科知识，或者理科学生有些文学艺术修养那么简单。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李曼丽教授认为，通识教育“就其目的而言，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社会责任感、全面发展的社会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2]。由此可见，通识教育首先关注的是人，其核心价值是“人”的培养。这里的“人”不是某种职业人，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公民。它强调的知识不是与做事有关的专业知识，而与“做人”相关联。因此，通识教育课程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拓宽视野、避免偏狭，培养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健全人格，也就是教化他们学会做人”[3]。

仅从课程设置的学分比例来看，大多数师范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占比在30%－40%之间，比例充足；但若具体分析其课程结构和实施现状，我们会发现，通识教育课程并没有真正体现通识教育的真谛，没有真正发挥通识教育的作用。

我国小学教育专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高中起点的本科类小学教育专业（四年制），另一类是初中起点的专科类小学教育专业（五年制）。本科类小学教育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模式是“政治+外语+计算机+体育+选修（人文、社科、自然科学、艺术、教育）”。其中，必修课程中的政治与外语的课时占比过半。这种模式过于强调政治理论的灌输，过于关注外语、计算机等工具性考级科目。人文、艺术、自然科学等知识虽被纳入选修课中，但选修课程设置“‘内容杂、结构乱、质量差、地位低’已经成为我国大学通选课的通病”[4]，再加上多数师范院校对选修课程的开设与考核管理比较随意，致使师范生的学习效果差强人意。本科类小学教育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难以实现通识教育的育人目标。

一般来说，专科类师范院校的通识必修课程大而全，必修课程权重在90%以上，选修课相当少，比例明显不足，且内容单一，难以有效培养兼具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现代师范生。以某高等师范学校开设的小学教育专业（综合文科方向）通识教育课程为例，主要开设了政治、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原理、文选、现代汉语、写作、语言实践、数学（含高等数学）、英语（含大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基础、课件制作、品德发展共计20门课程。通识选修课包括两门课程：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类、艺术与体育类。这些通识教育课程大都在前3年的学习中完成，以高中阶段的基础文化课程为主，具有高中学历补偿的性质。课程设置多以分科为主，虽然内容全面，但没有根据初等教师教育的培养特点实现学科内容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而且学生“没有机会掌握不同领域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没有机会综合处理不同学科的信息和概念，背离了通识教育的真谛”[5]。

2.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教与学的知识比例失衡

绝大多数师范院校都将教师教育专业课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课时与学分比例最高。教师教育专业课程包括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专业知识两类，学科专业知识反映的是“教什么”，而教育专业知识反映的是“怎么教”。在这两类知识中，多数师范院校的小学教育专业都偏重学科专业知识。学科专业知识构成了师范生未来从事学科教学的知识基础，的确很重要，不过，实验研究表明：在一定的限度内，教师所掌握的学科专业知识与教学质量是呈正相关的，但超过一定的水平后，学科专业知识与教学质量之间就不再具有统计学上的相关性了。[6]同时，我国的小学教育是以综合课程为主，与中学的分科课程相比，课程的学科性相对较弱，而综合性则比较强。因此，小学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水平不需要太精深，不要过于注重学科专业知识的深度挖掘，而要注意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

小学教育工作的难点是怎样把知识传授给接受能力还比较弱的小学生，让每一个小学生都能学会。因此，小学教育专业更应该重视“怎么教”这一教育专业知识的传授。当前，反映教育专业知识的教育专业课程不再是传统的教育学、心理学和教材教法这“老三门”，而是在“老三门”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专科类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主要学习小学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班队管理、教育研究方法、小学心理学、教育技艺（如普通话、三字、计算机等）和学科教材教法等课程。本科类小学教育专业开设的必修课有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班队管理、普通心理学、小学生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以及一些教育技艺训练课程等，选修课程主要有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伦理学、小学生心理辅导、心理学史、教育研究方法等。

从上述对小学教育专业学科专业课程与教育专业课程的分析来看，师范院校关注的重点是教师“教什么”与“怎么教”的知识，却对小学生“学”的知识的关注不够。虽然个别课程涉及到小学生“学”的知识，但远不及教师“教”的知识那么有体系有深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没有改变“教师中心”的倾向，就难以真正培养出会“教学”（此处的“教学”，不妨理解为“教会学生学”）的师范生，难以扭转小学教学重教轻学的局面。

3.教育实践课程的教育绩效难以体现

随着人们对教师实践性知识重要性认识的深入，小学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越来越受重视，所占的课时和学分比例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加，当前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延长教育实习的时间。但是，提高实践课程的课时与学分比例并不必然地提升师范生的教育实践能力，教育实践课程依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管理障碍，课程实施效果难如人意。

首先，偏重于实践结果的评价，而对实践过程的指导、监督和评价的关注不够。以实习为例，大多数师范院校将实习时间置于最后一学期，而且很多学校都让学生回原籍所在地自主联系学校进行实习，这必然造成实习学校比较分散，师范院校与实习学校之间的联系也就处于松散状态，师范院校难以对师范生的实习过程进行具体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监督。

其次，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融合度低。基于“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师范院校期望师范生在具备一定教育专业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实习将所学教育理论知识应用于教育实践，通过毕业课题的研究实现运用教育理论解决教育实践问题，因此，将教育实习与毕业论文都安排在最后一学期完成。这样的安排看似合理，但在实际操作中，“理论取向”的高校教师指导师范生撰写毕业论文，“实践取向”的小学教师指导师范生进行教育实习，二者各自为政的指导很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很难帮助师范生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同时，这种“理论学习—实践运用—解决现实问题的再实践”的线性模式使得“师范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在时间与空间上也孤立于教师教育的所有其它课程”[7]。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教育实践课程绩效难以评估的重要原因。

第三，教育实践课程缺乏对教育反思的有效关注。教育实践课程主要是让师范生观察和模仿小学教学与管理的常规工作流程，掌握备课、上课、班级管理等基础的教育教学技能。观察与模仿是有效学习的重要手段，师范生应该观察和模仿有经验的教师在师生互动、教学内容处理、教学环节组织、教学方法运用和突发问题处理等方面的技艺。但是，如果教育实践只停留在观察和模仿别人的层面，则会使师范生失去教育教学的主体性，成为缺乏实践智慧和创造能力的教师，教学能力也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师范生实践智慧的成长与创造力的培养离不开对教育教学的自觉反思。反思是有层次的，范梅南（Max Van Manen）将反思划分为三个层次：技术性反思、理解性反思和批判性反思。技术性反思主要关注应用知识以便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理解性反思旨在调查、质疑和澄清最终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教学活动背后的假设，批判性反思则关注教育所存在的更大的背景。[8]师范生在教育实践中，比较关注教育教学活动本身的问题，如教学目标的落实、学习兴趣的激发、教学内容的处理、师生关系的处理等问题，就是这种技术性反思，也多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并没有真正激发学生的反思意识。指导教师很少要求师范生审视自身实践背后的教育理念和探究教育实践问题的社会背景，缺乏对理解性反思与批判性反思的训练。师范生的教育实践经验没有经过逐级提升的多层次反思，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就很难真正结合起来，教育实践课程的绩效就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二、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破解方略

1.优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拓展通识教育的设置空间

当前，无论是本科类还是专科类的小学教育专业通识教育课程模式，都没能有效承担通识教育的重任，因此，要对现有的小学教育专业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进行科学合理地优化，有效拓展通识教育的发展空间。

从通识教育课程内部结构看，本科师范院校的通识必修课程权重占比一般都超过60%，而且政治与外语两门学科的课时占比相当高，极大压缩了人文、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知识的拓展空间。如何在保持现有课程结构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释放出更大的通识教育空间？一种改进思路是在通识教育课程内部进行整合拓展。有学者提出“可以适当减少外语学分，增设大学语文课程”，“将政治课程进行扩展，扩展到更广阔的历史、哲学、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现有的通识选修课整合设计”[9]。另一种思路是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进行拓展。这种观点认为“通识教育有广泛的、本质的意义，它是一种教育观，一种教育思想，一种教育理念，它必然包含着专业教育，但又超越了专业教育”[10]。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专业教育中的不少领域都与通识教育重合。譬如：教育专业课程中的法律法规、教师伦理、教师职业道德可以与政治理论课程整合；专业技能中的课件制作与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与计算机课程整合；至于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文化心理学等，更是跨越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综合性课程。

2.重构专业教育课程模块，扩充儿童专业课程内容

作为未来的小学教师，首先应该要了解和研究自己的教育对象——儿童。日本很多大学突破了传统教师教育专业的界限，以儿童为中心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体系，从儿童教育的实际需要出发设计课程内容。[11]借鉴日本的经验，结合我国教师教育的现状，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要关注儿童的文化背景与特点，关注儿童学习的类型、特性及其规律，关注儿童的身心健康，增设以儿童文化与儿童学习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形成学科专业课程、教师专业课程和儿童专业课程“三课鼎立”的格局。儿童专业课程可根据条件开设小学生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学习心理与儿童教育、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家庭环境与儿童发展、人际交往与儿童发展、小学生心理辅导、小学生学习指导、问题儿童的学习与行为研究等学科知识。学科课程与教师专业课程的设置也要适应小学新课程改革强调课程综合性的特点，重视学科知识之间的横向联系，强调综合性，进一步充实小学教育专业课程。

3.改善教育实践课程管理，提高实践课程的实施绩效

在课堂中，真正主导小学教师教学的是其实践性知识，而实践性知识则源于职前教师教育中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不断的双向建构。然而，当前教师教育的课程设计仍没有改变“先理论学习后集中实践”的模式。这种分离模式的长期存在有其制度性根源：由于缺乏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制度上的强力支持，一些小学因担心影响教学质量，往往不愿意接收师范生进校教育实践，导致教育实践模式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推进。因此，要对教育实践课程进行根本上的改革，首先要获取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度上的支持，将接纳师范生进校教育实践纳入小学工作考核的范围之内。其次，与实习小学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共赢关系，从主观上激发他们参与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的积极性。第三，形成分散实践与集中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课程模式，将实践时间与实践内容分散于四年或五年的各学习时段中，并注重实践过程的反思。这样的课程模式会使师范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有机会及时理解理论，并学会用理论去分析、反思实践，如此循环往复，逐步加深对教师职业的了解，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第四，加强对教育实习的过程管理。教育实习由师范院校的指导教师、带队教师与小学指导教师共同全程管理。师范院校的指导教师在实习生实习期间进行教育教学的理论指导，定期组织学生进行交流讨论，引导他们对自身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体验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构架教学理论与实践体验的桥梁。小学教师对实习生的教学与班队管理进行具体指导，对实习生的实习质量进行全程监控与评价。师范院校的带队教师组织协调实习生、实习学校、师范院校之间的关系，以帮助他们适应实习环境，提供支持信息，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问题。第五，将反思渗透到实践课程实施的各个环节中。实践反思不是一次性的实结，而是一个持续反复的过程。在实践课程中，可采用多种多样的反思形式，如撰写观察日志和教育随笔、组织专题研讨和个案交流、进行案例教学和行动研究等。反思过程中，既强调对教育教学本身的反思，也要强调对教育教学赖以发生的社会文化和家庭背景进行意义性反思。

20多年来，我国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改革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尤其是实践课程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它毕竟是一门新兴专业，不成熟的地方在所难免。因此，仍然需要小学教育专业的教师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实践、研究与再实践。只有坚持创新性研究，才能将小学教育打造为成熟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的专业。

参考文献：

[1]乔勇.小学教育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8：14.

[2]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7.

[3][4]庞海芍.通识教育课程：问题与对策[J].大学（学术版），2011（5）.

[5]曲海舟.通识教育课程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实践探索[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2（1）.

[6]李其龙，陈永明，等.教师教育课程的国际比较[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6.

[7]骆琤.中美教师教育实践课程比较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89.

[8]王艳玲.教师教育课程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1.

[9]庞海芍.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的困境与出路[J].江苏高教，2010（2）.

[10]易逢荣，曾萍.高职高专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萍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4）.

[11]惠中.日本大学儿童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其启示——以日本东大阪大学为例[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8（10）.

Dilemmas in and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Curriculum Provision for Primary Education Major

GU Guo-bing

通识课程论文篇9

从高等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人的基本发展来看，艺术通识教育都应该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文化产业专业来说，艺术通识教育能使受教者在专业技能与未来职业之间实现高效的链接。如果在文化产业管理中只强调了学科核心——管理方面的内容，而不重视艺术方面的教育，那么所培养的人才就难以突出学科特点，这必然会影响到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第二，艺术通识教育是让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从艺术产业旁观式的管理者向主动式的参与者转变的重要手段。

文化产业所涉及者，不外乎美术、影视、音乐、戏剧、舞台等领域。文化产业管理人才根本的任务是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如果对具体的艺术规律、艺术特点没有感性和较系统的认识，那么他们就会倾向单纯的管理者，而非热爱者。艺术不同于工业产品，它是高度人文化的产物，往往体现着人类个体与集体文化基因的沉淀与交融，同时也映衬着时代的风潮，并体现出较突出唯一性和个性。艺术通识教育可以增强文化产业管理的受教者对艺术的热爱。所谓好之者不好乐之者，任何职业，从业者所取得的成绩往往与他们对该职业的热爱程度密切相关。如果说工业产品是为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那么艺术作品往往具有心灵的作用。

第三，艺术通识教育是提高文化产业管理人才艺术品鉴能力的重要途径。

与工业作品所强调的技术进步不同，艺术作品强调的是个性与独特性。作为文化产业管理者，辨别文化产品的质量就是一项基本能力，并是其职业生源中核心能力之一。只有具备较高的文化产品辨别力，才能在在繁多的文化产品中慧眼识珠，才能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因素。而较高的文化产品辨别能力的获得必须通过系统的艺术通识教育。

二、当前文化产业管理学科中艺术通识教育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设立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高校中，已经开始重视艺术通识教育，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但也存在着课程边际比较模糊、课程名目比较杂乱、教学模式较为落后等问题。总体看来，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一，艺术通识教育类课程的开设比较随意。

由于缺乏系统的艺术类课程建设，很多院校往往是依据院校本身的特点开设一些所谓的特色艺术课程。除常见的音乐类、美术类、影视类、动漫类、舞台艺术外，还有茶道、插花艺术这样的课程。虽然这些课程不同程度起到了艺术通识教育的作用，但总体较为随意，无法形成较为系统的艺术通识教育。

第二，艺术通识教育缺乏宏观、鸟瞰式的系统性内容。

许多学校开设了课程的开设了合唱、艺术欣赏、水彩画等艺术课程。但由于课时所限，往往草草结束。既无法让学生掌握具体的艺术技能，从而获得较深刻的艺术体验，也不能从较宏观的层面掌握艺术发展的规律的特点。

第三，艺术通识教育的教学与文化产业管理学科缺乏有机融合。

有些院校开设课程忽视了其与文化产业专业产生有机的联系，既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却对提高学生艺术修养的作用不显著。

第四，艺术通识教育课程过于侧重于知识教育。

有些学校开设的艺术通识教育课程过于理论化，比如全部是艺术史、艺术评论等课程。这样一方面使艺术通识教育过于枯燥，也不利于学生直接感受艺术的魅力。另外，艺术通识教育的任课教师大都是外系外校的教师兼任。这使得课程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缺乏连贯性，容易忽视所教课程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有机融合。

三、加强艺术通识教育的具体措施

基于艺术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加强专业建设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重视艺术通识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把艺术通识教育作为其学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2）梳理艺术学科的体系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慎重编写艺术教学的大纲与教材；（3）打通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鸿沟，构建跨越具体门类的艺术通识教育知识体系；（4）要突破传统艺术通识教育窠臼，探索符合学科特点的教学方法和思路；（5）发展课堂教学与田野参与并重的教学模式；（6）加强艺术通识教育师资建设，注重艺术通识教育的质量与成效。基于以上原则，笔者认为文化产业专业艺术通识教育课程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即艺术美学与史类课程、艺术欣赏类课程、艺术实践类课程、艺术评论类课程和特色类课程。前三类为基础，应占据较大的权重，后两类则根据学校的特点进行开设。下面对这几类课程的设置进行简要的说明。

第一，艺术美学与艺术史类课程。

这类课程属于艺术通识教育知识体系中系统论的部分，有利于学生对艺术形成宏观的历时共时认识，是提高学生艺术理论和艺术知识重要的方式。这类课程最好由专业对口的专任教师担任，编写或采用具有与学科相关联的教材，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第二，艺术欣赏类课程。

这类课程是学生接触具体艺术作品、形成感性认识、提高艺术感知和品鉴力的重要途径。艺术欣赏是文化产业专业学生系统接触高水平艺术作品的唯一方式。艺术理论课和艺术实践课都无法取代艺术欣赏课的作用。

第三，艺术实践类课程。

如果从提高艺术感知力和辨别力来看，最有效率的方法莫过于让学生进行具体的艺术实践。比如会画画的人通常对画作的认识比不会画画的人另全面、深入。但由于课时的限制，这类课程通常无法深入，建议在授课的以了解具体艺术形式的特点为主，并加入史学、美学的内容。

第四，艺术评论类课程。

如果说前三类课程主要是对艺术知识的输入，那么艺术评论则是受教者对艺术通识教育成效的输出。评论侧重于受教者表达艺术作品基于知识和技能基础上的主观认识。

第五，特色艺术类课程。

这类课程主要是根据每个高校自身的学校资源所开课。可根据优势学科资源，直接与业态对接，为学生提供一些高质量的精品课程，在培养文化产业应用型人才上有的放矢，创建各高校的自身品牌。有的学校会把文化产业专业再细分为若干个方向，有的学校会根据自身条件培养偏重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或研究应用型复合人才等，都可以根据培养目标在以上的框架内对具体课程进行调整。

通识课程论文篇10

一、引言

《通信原理》课程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相关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也是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和研究生入学考试课程。课程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掌握通信的基本概念、原理，重点掌握系统的概念和系统的分析方法，为移动通信、光纤通信、通信网络安全、信息论与编码等后续课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在本科阶段教学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该课程教学内容较多，且理论性、系统性、物理性强，抽象概念多，对数学要求也较高，在以往教学过程中，采用传统教授方式，学生往往觉得枯燥，学习难度较大。为了满足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在《通信原理》理论课程中引入研讨式教学方法，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核方式均适当进行改革。让学生从实际的应用出发，结合理论知识来理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得到提高。

“研讨式”教学模式起源于18世纪德国，作为德国大学一种重要的教学和研究制度，对于近代德国大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并且该模式已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普遍使用。该模式中，在有限的课堂教学课时内，由老师进行引导，学生组成专题研究小组，定期集中讨论，丰富学术观点，追踪本学科领域最新技术发展。同时通过“研讨”过程，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与表达能力，锻炼其团队合作能力及创新思维，既然是研讨，则没有准确的答案，学生可以在“研讨”过程中，对所研究的对象提出质疑，在老师和同学共同探讨下解决质疑。

“研讨式”教学模式在国内也被广泛使用。对于《通信原理》等工科类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来说，采用“研讨式”教学模式更加有利于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有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升学生创新及实践能力。

二、《通信原理》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较为陈旧，理论与实践相分离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校该课程内容参照了樊昌信等编著的《通信原理》和由曹志刚等编著的《现代通信原理》这些经典优秀教材。在教授时，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学生培养方案不断改进，课程设置也进行调整，教学学时不断缩减。而课程中对理论基础要求高，又涉及多门前序课程知识，所以造成要补充通信领域新技术内容较为困难。教学内容都还停留在传统的通信系统原理基础上，更谈不上学生创新性的引导。

通信原理课程理论性、实践性都比较强。必须通过较好的实践，才能让学生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实践创新能力。而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分离严重。一般都是先理论，后进行实验。或开展集中的课程设计等环节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样的做法虽保障学生能有较为集中的实践时间，但也造成学生在理论知识学习过程中对知识点缺乏感性认识。最后在实践环节中，学生感到茫然，只能是形式上完成实践环节，却未能较好的锻炼其实践创新能力。

（二）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

在理论教学过程中，为了在规定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使得课堂上不可能有多余时间让学生思考，只能以教师为中心，填鸭式的将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导致听课积极性不高。通信原理课程与高等数学概率论、信号与系统等前期课程密切相关，且对数学要求高。部分学生由于前序课程掌握不理想，导致在该课程学习中困难重重，失去信心和兴趣。

课堂上虽辅助使用PPT等多媒体手段，但只有简单图形，对于通信过程中信号的传输，受信道的影响，很难让学生有直观的理解。教授的效率也比较低。往往一个知识点，如随机过程中平稳过程、各态历经性等概念只能单一使用数学形式来描述。

（三）考核方式落后

现阶段绝大部分的高校该课程考核均采用闭卷考试来进行成绩评定。虽然在成绩中一般要求平时成绩和实验成绩占有一定比例，但还是以实际卷面成绩为主。试卷客观题比例过大，未能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进行主观考核，导致学生对所学知识点必须死记硬背，无法贯通理解，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也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发展。

三、《通信原理》理论教学中研讨式教学模式的开展

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创新意识、动手能力、合作精神的要求，在我校通信工程专业，《通信原理》理论教学开展研讨式教学分为以下四个环节。

（一）研讨课题选择

由于《通信原理》课程理论性强，数学要求高，以往理论教学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数学过程推导，难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我校从事该课程教学师资有限，在科研水平上也受到限制，若单独以教师科研课题来用于教学实践，使得学生对科技发展的理解也受到限制，改革效果不明显。在研讨式教学过程中，对研讨的对象选择，从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出发，由教师根据理论课程教学内容，选取合适的学术论文作为研讨的对象，让学生根据自身兴趣选择研讨课题。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理论学习情况来给出相应难度的课题。将课题分为较难、适中、简单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选取2～3篇不同方向的学术论文。学生理论知识掌握较好的选择较难的课题；知识掌握一般的，选择难度适中的课题；基础理论掌握不太好的，则选择较简单的课题进行研讨。这样进行层次和方向的划分，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中可以根据教学重点难点，选取适量的学术论文进行研讨。也可以兼顾课程教学任务完成进度决定研讨的次数。一般来说，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为期一学期，期间进行2～3次研讨较为合适。研讨次数过少，达不到研讨促进理论学习的效果。研讨次数过多，加重学生学习负担，学生也难以完成相应研讨任务，或是勉强能理解部分学术论文的意思，不能深入进行研究，对其进行改进创新。

（二）引导学生对研讨课题进行探索

学生在选择了研讨的学术论文后，根据教师传授的学习和查找资料的方法，对课题进行独立探索。《通信原理》课程要求学生掌握通信系统的概念、系统的仿真和分析方法。这些知识在理论教学中很难以灌输的方式让学生理解掌握。而以学术论文作为研讨对象，其作者大部分是有一定理论研究基础的，在论文中往往涵盖了整个信号传输的过程，多次同类型文献的阅读，能帮助学生更快的建立系统的概念。而每次研讨内容会跟理论学习内容挂钩，学生独立探索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能在现有层次上有一定水平提升。

学生独立探索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与老师讨论，或与选择了同类课题的同学进行小组讨论。研讨式过程学生根据所选课题难度和类型进行分组，定期在小组内开展讨论，一般以一周时间进行讨论。小组讨论时，组内成员轮流进行发言，对自己本周内的探索学习知识进行总结分享，并对研讨过程进行总结。

（三）研讨内容总结提高

小组讨论中总结的经验由教师负责筛选，选取其中表现优秀的学生，或是研讨内容能帮助学生对课程中理论知识理解的，分阶段在大班课程教学过程中，与其他学生分享其学习经验。由理论掌握好的学生精炼理论知识理解的内容，传授给全部学生，提高学习质量。由研讨过程中学习能力强的学生给其他学生传授其学习方法，并且在这些总结过程中，学生起主导作用，决定讲什么、怎么讲。教师则负责提供协助，遇到较模糊的知识点，教师协助学生讲解，或提供查询、学习知识的方法，以此来提高学生整体学习能力，也给部分学生提供了锻炼其表达能力的机会。

（四）课内研讨与课程考核相结合

理论课程中所有研讨内容由教师进行归总，以备后续研讨教学中作为参考。以往《通信原理》理论课考试存在客观题占比例大，造成学生死记硬背等问题。引入研讨式教学后，在理论考试中，增大主观题比例，且主观题的来源于课程学习中的研讨内容。将研讨内容中较新的科学技术作为主观题，考察学生对研讨内容的掌握情况，既与通信专业知识结合，又变相地出现学生可以自定考试题的情况，使得学生学习和研讨过程积极性大大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理论课考试改革。

四、结论

研讨式教学模式在国外高校已开展多年，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在国内高校中，研讨式教学模式也被认为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研究在《通信原理》理论课程中开展研讨式教学，从研讨课题选择、引导学生独立探索、团队协作总结，最终将研讨环节延伸至课程考核等几个环节进行了探讨。通过研讨式教学的开展，解决了《通信原理》理论课中出现的教学内容较为陈旧、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考核方式落后等问题。研讨式教学的开展，使得课堂由教师为主体，变为学生为主体，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并且每个人都有机会走上讲台，甚至决定考试的内容，这是在以往填鸭式教学、死记硬背的考试过程中不曾有的。通过研讨式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研讨式教学方法是对《通信原理》课程教学方法、考核方法的改革与尝试，也为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理论课程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杨建华.德国高等院校研讨式教学模式及其启示[J].中国电力教育，2013，25（9）.

通识课程论文篇11

(一)西伊利诺伊英语专业简介美国的高校评估机构把美国高校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具有博士授予权的全国性高校；第二类是面向全国，以授予学士学位为主体的文理学院；第j类是以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为主体的区域性大学；第四类是以授予学士学位为主体的区域性学院。美国的区域性大学分为东北部区域、中西部区域、东南部区域和西部区域，每年都有专门机构对高校进行评级。一级(Tier1)表明办学水平最高，四级最低。本文选取的样本是西伊利诺伊大学，属于第三类中的一级，对我国地方性综合院校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西伊利诺伊大学地处美国中西部地区，有学士和硕士授予权，是一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其英语专业隶属英语传媒系。这所大学1899年创办之初是州立教师培训学校，所以英语传媒系既秉承了传统，有英语教育专业，又开发了语言文学和传媒两个专业。其课程体系包括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副专业课程和任选课程四大类，英语专业毕业要求是完成42门课程。其中通识课程2¨]，占课程总数的50％；专业课程14门，占课程总数的33．3％；副专业课程共6门，占课程总数的14．3％；任选课程1门，占课程总数的2．4％。该系的培养目标是：通过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文学、电影，以及创造性和论说性写作等课程，培养学生的评判性写作、阅读和思考技能。为学生进入研究生院顺利学习和专业机构深造打下基础，也为毕业生进入需要清晰思路和有效表达的各行各业打下良好基础。

通识课程论文篇12

针对新形势和我们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在教师教育标准即将出台的大背景下，安阳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必要在原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实践性课程的开发和重构。这是由于实践性课程“有利于把学习内容置人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情境中去，基于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境，使学习者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体验和感悟，激发学习热情；有利于促进学习者把学习的理论和技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把积累的体验和教学机智具体应用于教育教学情境之中”。因此实践性课程的开发就成为我们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本文拟就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性课程的构建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树立正确理念是成功先导

语文教育实施能力是高师生毕业从事工作所需的重要素养，因此我们一直坚持在教学和管理中狠抓学生这方面的训练，从而培养出了一批批高质量的中学语文教师，也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

1．职业定位教育形成职业认同感。新生入学后，我们通过“职业定位教育”帮助学生坚定从事语文教育事业的决心。这有助于学生对于所学专业的认同，养成基本的职业认同感和形成初步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一旦养成必将产生极大的动力并进发出极大的热情。诚如洪宗礼所言：“命中注定我必须当语文教育的‘包身工’，订下了‘卖身契’，一‘包’就是五十年。”是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实践中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就能把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素养作为其自觉追求，始终把从事语文教育所需的各种知识和能力的学习和训练作为自觉的追求。学生不仅自觉练习“三字一话”等教学基本功，还非常重视语文教育学等教育类专业课的学习。

2．“三字一话”训练培养职业荣誉感。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是语文教师的基本功，也是对一名语文教师最基本的要求。基于此，我们不仅注重在舆论导向上引导学生，如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普通话比赛”、“钢笔字比赛”等引导这种良好学风的形成，而且在课程设置上也非常注重向这方面倾斜，给语文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有力的支撑。

3．教育类课程实施的人性化。语文教育学、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实施注重实效，力求学生真有所得、确有所获。我们充分发挥这类课程的理论性品格、实践性品格和艺术性品格，不仅使学生获得必需的教育类知识，而且还能使学生掌握必备的从事语文教育教学实施的能力。为了保证这些教育类课程的理论性品格，我们力求做到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开放性的统一，努力把学科的基础性知识和前沿性知识都传授给学生。学生掌握了这些必须了解的理论知识，就能使学生即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极大地提高学生认识和分析教育现象的水平。为了落实这些课程的实践性品格，我们大胆打破传统过于封闭的课程体系，力求使课程内容做到现代性，明确提出行为规范和建议，并且回应新课改和新热点，做到教学联系实际。为了落实这些课程的艺术性品格，体现出浓郁的人文特色，我们不仅开发出丰富多彩的课程资源，而且注重探讨教学艺术和教学风格，力求通过优美的语言，以及适当的激励措施保持学生高昂的学习兴趣。

二、优化课程设置是基本保障

语文教育实施所需的实践性知识，只能通过实践性课程才能养成。因此优化课程设置，增加实践性课程的分量就成为当务之急。

1．必修课程实施的优化。作为必修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和语文教育学课程，其基本定位就是提供怎样教学的科学途径和方法，并使高师生毕业后能顺利从事语文教学工作。为了达成此目标，我们不仅应从教学内容、教学体系、教学模式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多向度的探索，还应致力于突出此类课程的实践特质。以语文教育学课程为例，从内容上讲就构建了以完成语文课程目标为中心的体系，内容设计上以语文课程目标开头、接着是语文教学内容和教材的处理和使用、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实施，最终以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评价作结，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在教学创新方面，我们应在注重学科理论品格的前提下，挤出时间留给学生说课和试讲，并以此为媒介，引导和指导学生在课下进行大量的语文实践能力的训练。

2．选修课程构建的系列化。语文教育实施能力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和结构，因此这种能力的达成需要系列课程的实施才能成为可能。这样构筑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相结合，理论课和实践课相得益彰，讲座、座谈相互连接的立体课程结构就成为必需。我们精心准备，构建了比较完善和实用的选修课程系列：一是侧重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加深学生对语文教育规律认识的课程，如《中国大陆与英美母语教学比较研究》等。本课程通过对英美母语教育教学现象和规律的简要介绍，并与国内语文教育现状相比照，以加深学生对语文教育现象的认识和对语文教育规律的把握。二是为了提高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语文教学艺术研究》、《文本解释学》等课程。比如《语文教学艺术研究》课程就是通过探讨当代语文特级教师的不同教学风格和教学艺术，追寻其语文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形成的轨迹。通过案例教学提高高师生语文教学能力和语文教学艺术修养。三是为了提高学生教学基本功的《微格教学》、《说课与试讲》等课程。如《微格教学》课程就瞄准如何迅速提高高师生的教学技能，以教育学、心理学和现代教育技术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视听技术和教学媒体手段对学生教学所需的各种能力进行系统训练。

三、开发实践性课程是重要支撑

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养成，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语文教育实施能力的养成有赖于学生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反复操练。因此我们狠抓说课、试讲、实习等实践环节，通过学生的实践达到提高能力之目的。

1．扎实组织的说课训练。说课是介于备课和课堂教学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指的是教师把自己教学设计的过程、设计的内容及设计的板书等采用口头描述的方式向同行表述，是培养和提高高师生课堂教学水平的一种重要训练方式。因此我们有意识地指导学生编写说课稿，并组织学生在小组比赛的基础上，选出优胜者参加全班组织的说课比赛。并把这些选手经过进一步指导和训练后，参加学院、学校、乃至全省的教学技能大赛。

2．日常化的试讲操练。试讲是高师生综合能力的体现，通过试讲不仅可以了解高师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与掌握程度，还能考查高师生的教学理论水平和教学理念、教学程序和教学方法等，并可在此过程中知晓学生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从而在教学中采取补救措施。因此我们力求给每个学生都创造走上讲台机会，不再只是让试讲成为能力强的学生施展才华的舞台，而是让学生特别是语文教育实施能力欠缺的学生走向成熟的练兵场。学生通过这样严格的训练，基本上都具有了很强的语文教育实施能力。几年来在河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我们的选手基本上都是一等奖就很能说明问题。我院毕业生也非常优秀，涌现出了像安阳曙光中学常作印、安阳市新世纪中学鲍志慧等这样的全国优秀青年教师。

3．针对性强的教育实习。教育实习是学生走向教学岗位的第一步，也是学生所学理论转化为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细化了操作程序，使我们的实习计划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比如我们在学生实习结束后，就以评选优秀实习生为契机抓紧时间组织学生进行教育实习的反思，使学生能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选择有经验的老师指导和参与学生的“回讲”和座谈。通过这种民主、自由的交流，学生谈经验、讲教训，比不足、找差距，中间还不时穿插老师精当的点评。因为我们深知“教师通过教学实践寻求有意义的细节．并对其进行反思，构建自己的教育生活。其意义在于探索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促进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

四、良好氛围是有力促进

语文教育教学能力的强化和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的。基于此，我们应精心设计和组织从而营造良好的氛围，形成巨大的教育合力，自觉主动强化学生的语文教育能力训练。

1．文学院应在加大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的基础上，营造学院、系部、辅导员和教师等各个层次的立体结构。从而为语文教育实施能力训练提供舆论上、制度上的保证。通过舆论引导和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高师生应从入学起就树立这样的信念：语文教育实施能力是从事教育工作之本，是发展之本。语文教育实施能力的强化和训练成为每个学生在这四年求学历程中的自觉追求，并落实到每一项活动的开展、每一门功课的学习中。

通识课程论文篇13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6-0103-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中英语专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张绍杰等在《外语学科博士研究生教育：问题与对策》中就指出至2008年全国各类院校兴办的本科英语专业已达一千余家。这表明英语专业经历了一个“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历程，随着具有较强英语教学背景的经管、外交、法律、新闻等专业的独立发展壮大，英语专业自身的定位问题成为该专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人们开始从更广的视角思考和讨论英语专业的课程改革问题。其中胡文仲在《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就针对如何加强英语专业的通识教育、如何进一步明确英语专业的学科性质、如何拓展英语专业的学术研究领域、如何界定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如何平衡外语技能的训练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如何规划英语专业的师资发展、如何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如何培养高层次英语人才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识教育自19世纪在西方出现，如李曼丽在《通识教育――种大学教育观》一书中所指出，该教育理念突出“非功利性、非职业性”教育，致力于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将就通识教育对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借鉴作用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

二、通识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1　通识教育的起源。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世纪初，美国伯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首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著名的高等教育家赫钦斯是美国通识教育的领导者，他指出“没有通识教育，就没有太学。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类的智慧，由此发扬人性，以成“完人”。通识教育是关于人的生活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是非专业性的、非职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其涉及范围宽广全面。中国著名学者甘阳在推广中国通识教育过程中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指出哈佛的学生不管学哪一个专业，都必须接触到自然科学、历史分析、文学音乐艺术、道德推理、外国文化这五个范围的知识。美国通识教育虽然科目很多，但人文教育是美国通识教育的最核心的内涵。

2　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及问题。中国的通识教育的起点是1995年国家教委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第一次素质教育会议(在我国通常把通识教育叫做素质教育)，到2009年全国已经有一百多所院校建立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具体操作上，大部分高校是把通识课程等同为素质课或选修课，学生在本科四年内修满规定的学分(10～16分)即可。甘阳对国内外通识教育考察后认为目前中国通识教育有几个主要问题，如通识教育课程太多，在很多学校被等同于选修课，很多学生是混学分来完成；通识教育的共同核心课没有合理地建立起来，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没有理顺，不能持续发展，通识课程没有相应的深度等等。为了不让通识教育流于形式，他建议在有限的学分和时间的限制下，把精心设计少而精的几门“共同核心课程”作为第一步，建议文理科可开设不同的核心课程，但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有两门核心课程――中国文明和外国文明都应该是必修的，而且要严格要求，必须要进行经典阅读，要尽可能采取小班讨论和撰写论文的方式。

三、英语专业发展现状

为适应21世纪国际化经济时代的要求，教育部于2000年4月批准实施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大纲》把英语专业的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指综合训练课程和各种英语技能的单项训练课程，即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训练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指英语语言、文学、文化方面的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指与英语专业有关联的其他专业知识课程)三种类型，《大纲》建议这三类课程在英语专业课程总学时分配的比例分别是67％、15％和18％。

现在《大纲》实施已十年有余，英语专业的现状总体问题较多，如胡文仲等所指出的：课程结构不尽合理，语言技能类课偏多，文学文化类课偏少；课程内容低水平重复，深度广度不够；教材的选材偏重日常生活，口语化明显，文化内涵偏低；阅读量远远不够，写作练习不足；选修课繁杂，学分普遍下调；教师任务过重，科研压力过大。尤其在实践层面，过于重视“技能培养”，忽视“人文教育”。另外，郝红梅在其《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调查与研究》的论文中也指出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较集中于经贸方面，其他方面课程则普遍较受“冷落”；学生的选课普遍偏重教育类和经贸类课程。英语专业四年的专业课程总学时比《大纲》最低要求普遍少100～300学时，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的学时则与《大纲》要求相去甚远。

语言本身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但我国外语尤其英语专业教育严重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而忽视人文性。究其原因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功利主义成为教育的指导原则，实用性、应用性教育成为我国教育哲学的主流。以此功利主义哲学为主导必然导致教育的偏差，如李林等人从通识教育视角审视英语专业建设的现状，指出现在外语专业课程设置上就是将技能训练放在首要地位，各类文学和文化类课程被太幅度削减，课时大幅度压缩。结果导致外语专业的毕业生人文基础薄弱。对西方文化了解肤浅，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学生缺乏深度思考和独立判断，与通识教育的目标――培养“完整的人”“健全的人”和“自由社会中的健全公民”相去甚远，所以英语专业改革的重点是迫切需要通识教育的融入。

四、通识教育对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启示

1　达成外语专业人文性的共识。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教育思想认为学生接受教育是为了他(她)个人的发展需要，学生的人格完善和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无论在国内还是西方国家，人文主义教育都是高等教育之本。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人文主义体现在大学理想上。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智，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强调文法、古典文学和哲学等传统人文课程，认

为这些课程应为训练智力服务。鉴于此，在当代西方的很多大学(包括理工科大学)里除了重视专业教育之外，还强调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课程里，文学、艺术等是其中必修课程。语言具有人文性，正如胡文仲所言，语言是一种文化代码，学习一门外语就意味着学习它所构筑的一整套文化视界，获得一种新的对世界的看法。美籍华裔教育专家高燕定在观察研究美国教育二十余年之后指出，在美国的大学，外语专业的学习不仅仅关注语言本身如词汇、语法和文章结构、翻译等，而是把语言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该国的文化、文学、艺术、政治、历史、宗教、社会和经济等。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外语教育，其培养目的更重要的是人文知识的传承与人文素养的提高。

现在关于英语专业学科定位也有很多讨论，如虞建华在《谈我国高校英语专业“两个走向”问题――兼及英美文学教学》中就指出，不同院校英语专业层次不同，师资力量发展不平衡，有的将自己定位为“应用英语专业”，有的定位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但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定位，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即任何英语专业都绝不能受语言工具论及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忽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语言技能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必须兼具，当然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专业定位有相对的专业侧重，如“应用英语专业”可以以语言应用为导向，主要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而“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则可以凸显外语优势的人文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2　完善课程设置。鉴于英语专业要注重人文性的共识，对待现行课程设置不合理之处就要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是《大纲》建议的英语专业技能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这三类课程在总学时分配的比例(67％、15％和18％)应重新调整，尤其是专业技能和英语专业课程比例差距太大，在不增加现有总课时的前提下，降低技能课课时而提高英语专业课程的比例势在必行。

另外是课程设置的阶段问题。目前《大纲》建议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周学时是14～15，但专业课程只有在二年级才开始开设，而且两个学期各仅有每周2学时，专业课程到三四年级才增加，到四年级达到最多，两个学期为每周6学时。但具体实施起来专业课程学时很难保证，近年来受考研和就业等因素的影响。从大四上学期开始很多学生就难以踏实学习，很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大四下学期就不安排课程，把整个学期都留给实践环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所以前面郝红梅文提到英语专业四年的专业课程总学时比《大纲》最低要求普遍少100～300学时，被挤压掉的往往就是高年级阶段的专业课时。鉴于此，笔者认为，专业知识基础课程从大一入学的第一学期就应该开设，如《大纲》所列的“西方文化入门”就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北外从1980年开始开设，设置在二年级，每周2学时，开设一年。但这样一门专业基础课的现状是，在很多院校的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就从没有开设过，这种忽视专业知识课程的现状亟待解决。

3　摸索通识教育课程和英语专业课程的融合模式。随着通识教育在我国高校的开展，英语专业领域也在摸索英语专业和通识教育的融合模式，比如王正胜等人撰文强调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要改革原有《大纲》三大类课程分法，提出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开设通识教育类和实践实习类的五大类课程分法。笔者认为在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还处于摸索阶段的当下，英语专业和通识教育的融合亦可灵活应变，无须把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或通才教育)进行对立。如前文建议对所有专业开设的两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国文明和外国文明，对英语专业而言这两门课程在《大纲》中均已有体现。和中国文明相关的“中国文化概论”属于相关专业知识类课程，而和外国文明相关的“西方文化入门”属于专业知识类课程，可见通识教育和英语专业教育并不对立，二者是相通的。具体实施方面也可因校而异，在通识教育开展好的综合性大学，以上两门课程英语专业的学生可以和文史哲类的其他文科专业学生以通识类课程在一、二年级同修，而对于没有大力开展通识教育院校的英语专业来说，这两门课一定要在专业课程体系里在一、二年级尽早作为专业基础课来开设。具体模式上应摒弃概论式的教学方法，鼓励经典研读、小班讨论和论文撰写，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明的兼容并蓄，训练英语专业学生长期以来欠缺的批判性思维。

我们必须要强调经典阅读的重要性。以英美文学课为例，现在很多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非常有限的“英美文学”的课时内接触的只是英美文学史及选读这样蜻蜓点水式的学习，不要说文学课上。就是四年之内文学原著的阅读也极其有限，这和吴宓先生所说的“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是大相径庭的。

除了以上核心课程的要求之外，英语专业其他人文素质选修课的数量也要相应增加，比如开设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国际关系史、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中西文明鉴赏与比较等。但要注意一定要掌握度，课程的增加不要盲目，要根据各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科定位和师资力量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