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战略转折管理

摘要本文从列宁时代开始一直到普京时代研究俄国的几次转折，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前苏联一步步走向解体，对每一个阶段都进行了说明，给人们留下思考。

关键词苏俄战略转折

丘吉尔先生曾经说过：“我无法对你预言俄国”。像前苏联这样一个大帝国，强盛时是多么不可一世，而衰败又是那样不堪一击；俄国问题永远萦绕在我们心头，永远值得我们去评头论足。

用实事求是的眼光去观察苏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必修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苏联领导人是强硬冷酷和坚强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懂得如何算计国际实力。”棋局早已终结，过去已早成为历史，但是历史始终不会忘记那一次次惊涛骇浪，如果我们回眸一观，就会发现那些闪光点依旧浮现在眼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拨开历史和人为的迷雾来看一看在苏俄大地上那翻天覆地的变化，重新回到那风云激荡的年代。

1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折

在4年帝国主义战争和3年反武装干涉战争的阴影下，当时，“1920年的大工业产值几乎等于战前的1／7；1921年的生铁产量只有11.63万吨即等于战前生铁产量的3%左右;3／4的国土被敌人侵占，许多工厂由于缺乏原料和燃料被迫停工，彼得格勒的工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能领到1／8磅面包。”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为了战胜敌人，为了脱离险境，当时的政府决定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把大中小工业国有化，实施余粮搜集制，把农民的一切余粮国有，取消自由贸易并使日用品和粮食定量配给。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来对付国内外的敌人，最终取得胜利。等到战争结束时，国家已经被弄得贫困不堪了，面包、食盐、油料等的缺乏使人民不堪忍受，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提出：革命将给俄国人带来和平、面包、土地。但是现在这些必需品的缺乏使苏俄大地上孕育着一场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地主富农旧俄军官的煽动下，农民、工人的怨气日积月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必须有一个新的经济战略来代替旧的经经济战略。于是，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在列宁同志的建议下，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从理论上完成了及时次转折。新经济政策规定：“以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纳税后剩下的粮食归农民支配；没收私人资本转向国家资本主义，采取租让制和租借制，部分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列宁认为：“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的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小农经济本身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形式，它对市场熟视无睹更没有交换的欲望，没有交换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意味着农民将永远和贸易断绝关系，永远保持他的愚昧性和封建经济的不灵活性，所以列宁认为在小农的社会里只能让市场去融化农民，只有将农民市场化了，才能谈到改变整个小农的大海。另外，仅仅从农民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资本入手，这就有了租让制和租借制以及部分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列宁曾说：“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列宁还对《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提到了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准许小生产者拥有贸易自由；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在一个拥有小农大海的国度里（包括中国和俄国）发展和复苏资本主义是必要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折，是国际共运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转折，是在列宁的关注和支持下的一次伟大的实验；这次实验活跃了市场恢复了经济，尽管列宁逝世不久的1927年，农业集体化取代了它，这次实验却永远闪烁着智慧的火花……。

2从短暂的马林科夫时代到赫鲁晓夫时代的转折

第二次转折是在1953年8月，这是历史给俄国人第二次机会，这是1953年3月5日约瑟夫·斯大林与世长辞后的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当时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一次较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要用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来取代旧的计划经济，要更加注意公众的商品消费并提供充足的消费商品；但由于苏俄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苏联的重工业太重，属于世界；但轻工业发展缓慢，农业尤其落后，粮食等农产品甚至需要进口。”苏俄社会被扭曲了：军队成了最令人激动的行业；在两极格局的条件下，军事力量的对比往往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标志，军方的势力和发言权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始终有充分的影响力，当马林科夫为这次转折呕心沥血时，他没有想到那些军界的将军们已经同野心家赫鲁晓夫纠集在一起筹划反击方案呢。在军人们对现时政治不满的情况下他们有能力实现他们的政治要求，使用他们参政的野心达到目的。结果马林科夫壮志难酬不得不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1955年2月9日随着马林科夫的下台，第二次改革被白白葬送了。

分析这次改革我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两个方面：

（1）是由俄罗斯的军事化传统决定的，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军队的发言权始终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在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沙皇彼得一世的改革带有浓厚的军事性和封建性，追求的是“富国强兵”，其中以强兵及时、富国第二，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很重”。

（2）马林科夫纯粹是一个书呆子，他看不到军方的特殊作用，看不到一些军人的“野心”，而赫鲁晓夫则不同他和斯大林一样，是老练的政坛老手，善于笼络军人，早在二战时期赫鲁晓夫就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军事委员，斯大林逝世后就是他策动了依靠军方逮捕了贝利亚，也正是他依靠二战名将朱可夫摆脱了暂时的低谷成为较高苏维埃主席团中的一员，朱可夫在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把力量投入了赫鲁晓夫一边；当时朱可夫在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只要他登高一呼，所有的军人都会倒戈相向。而马林科夫既没有军方支持也没有有力的臂膀支持，只有下台一条路了。

3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转折———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到“民主的”社会主义

第三次转折是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进行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主要有：

（1）继赫鲁晓夫之后继续攻击斯大林，历史上的政治领导人都是一块块灵牌，对他们的评价必须非常慎重，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会造成严重后果，引起一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波动和混乱；例如“苏共中央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草案抛弃了消极对待各社会的教条主义僵化态度，……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正在打破原先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经典的狭隘框框。”

（2）戈尔巴乔夫承认社会主义党派的社会化，向西欧的社会靠拢；历史观上的向右转,否定了历史实践；俄国熊被拔光了“利爪和牙齿”，困囚在牢笼中。在国内，老百姓每天面对的只是西方传媒，他们对西方的宣传无法辨别，人民的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大量的轻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需要进口，百货商店的空空货架成为时尚。在外交上，对美外交失误，对华外交失当，对东欧盟友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使整个外交四面楚歌。

4从叶利钦时代到普京时代的转折

这次转折，是由俄罗斯的及时任总统叶利钦开始的，叶利钦一上台就是“大手笔”—“1991年11月他启用激进自由主义者盖达尔，任命他为副总理，他们不顾当时议会的的强烈反对毅然推行被称做“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这种休克疗法采取全盘私有化，使许多公有资产瞬间变成私有资产，给整个国家带来动荡和不安，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贫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任何有钱人都在鲸吞着公有财产，“1996年俄罗斯人已有1／4生活在低贫困线以下，比1993年高5倍。”许多俄罗斯人不得不在家种植小块土地以补贴家用，那些不甘贫困的人不得不干些不法之事：、走私、腐败等等。“由于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社会层面上的政治组织的软弱就不奇怪了。”这期间产生许多俄罗斯新贵，如：别列佐夫斯基，之所以能一夜暴富其根源就在于休克疗法的累累神力，这些新贵掠夺国家财产，拉大了贫富差距，不满情绪波及俄罗斯全境；叶利钦为了平息不满开始频繁解散内阁，可经济仍旧毫无起色，由于过度劳累他病倒了，但是这位坚强果断危险的俄罗斯大帝明智的选择了普京，使普京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普京，克格勃出身，他一上台就声言：“给我20年还你一个新俄罗斯。”他一上台就通过了过去难产的《土地法》，打破了过去由于瞎指挥和盲目开垦给生产力带来的桎梏，给农民一定的土地自主权，大力扩展粮食出口通道，据统计，至少在2002年粮食总产量与上一年持平达到8200万吨。在2000年7月8日普京总统首次颁布了他的国情咨文，阐述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提出“建立有竞争力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经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自由和投资自由以及国家保护所有权，保障企业间公平竞争，国家再不过多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保障企业家不受行政机关的压制，改革税收制度，降低税赋，大力整顿银行和金融市场，实行符合实际的社会保障政策，减轻国家负担。”在对外关系上他继承了叶利钦的双头鹰战略—东西兼顾，攫取较大的战略利益，他认为：“外交应该为国家的经济利益服务，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国内目标高于国际目标。”他积极主张融入欧洲，同欧洲国家协商解决俄罗斯的一部分外债问题，依据现有国力对原势力范围进行调整，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战略收缩，俄罗斯国防部的克瓦什宁大将就是普京“收缩战略”的“优等生”。克瓦什宁大将主张：依据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来定位国防实力，这至少在目前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正在逐渐恢复，尽管还有许多问题，但是严酷的时候已经过去，俄罗斯在普京手里走向复兴的时代不会远的。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未来的俄罗斯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它未必会成为我们的对手，但它是我们必须小心相处的邻居。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危机管理

现在我们来着重讨论关于新经济即所谓的“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方面的情况。用电脑代替人的大脑，在这里也像在工业革命中用蒸汽机代替人的肌肉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说18世纪的产业革命是以机器代替人的双手，因而使生产力提高几十倍、几百倍；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计算机则是以电脑代替人的头脑，这在人类的生产发展史上是比产业革命还要伟大的革命。信息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和武器，它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使传统工业的面貌发生着巨大变化。

现在设计、制造和经营管理都已经或正在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和生产线代替或减少了劳动者的工作量，提高了效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社会财富积累加快和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新经济的起点是电脑和网络等高科技劳动资料的革命。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如电脑业、网络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等等。

只要高科技诸如电脑、网络和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部门靠排挤掉旧有的传统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象用机器装备的大工业在对付小生产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高科技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由于借助高科技而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2]。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如风险投资基金等吸引到电脑、网络和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部门。

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润，不断地在各个高科技产业部门重现。随着新兴产业部门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高科技本身也用高科技来生产，一旦芯片业和软件业以及网络信息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新经济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只有世界市场才是它的限制。

过去10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行业成为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强有力因素。作为美国经济健康状况最重要的指数之一的劳动生产率，从1973到1995年之间的缓慢的平均1.4%上升到从1995到2000年的2.8%，增长了两倍。信息技术不仅从宏观经济层面，而且从企业层面大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

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扩张力也增长了。以美国为首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就是一个好的证明，它标志着美国资本的积累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标志着劳动生产力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高科技资本垄断了国际市场，并排挤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产品，一方面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变成它的高科技产品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变成它的原料和传统工业产地。例如中国就为美国生产服装、玩具和原材料等各种初级产品，而美国销往中国的却是软件、芯片和精密仪器等高科技产品[4]。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劳动力的不断“过剩”即人才的大量流失，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却趁机吸纳[5]。于是，一种和新兴的高科技产业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主要从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即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初级产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主要从事新兴的高科技、资本密集型即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当然，这种新经济革命是同传统产业中的各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生产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大规模生产越来越先进的电子产品，能够为工人装备更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这场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使传统生产技术逐步被高新技术所取代。

新经济通过高科技，使高级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一来，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社会生产资料和大批高级工人（所谓的IT人才）从传统产业部门投入到新兴的产业部门。由于市场情况良好，新兴产业部门的积累特别活跃，利润高于平均利润，追加资本纷纷涌来，这样，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和工资自然就会提高。较高的工资把较大一部分传统产业工人吸引到这个新兴的产业部门，直到这里劳动力达到饱和，工资终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过多，甚至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那时工人流入新兴产业部门的现象不仅停止，甚至还会发生流出现象。这就是新兴产业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局部波动，这就是工人人口按照新兴产业资本变化不定的需要而在各投资部门之间分配的现象。

新经济的巨大的跳跃式地扩张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生产过热，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6]，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经济衰退。

“造成此次（纳斯达克）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明显，许多高科技公司受到影响，相继宣布赢利下降，裁员风潮此起彼伏，一度被炒得过热的股市高科技泡沫爆破，引发股市大跳水。从去年下半年至今，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日益放缓，个人电脑以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需求量大幅减少，戴尔等著名的电脑生产商纷纷采取收缩战略，与电脑制造商相依为命的芯片业、软件开发业以及众多的网络公司无奈地面对这种‘唇亡齿寒’的局面。股价跳水甚至公司破产都已是司空见惯。全球较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8日宣布，今年及时季度该公司的赢利预期比去年第四季度减少了25%。该公司同时表示将于近期内裁员5000人。24小时之后，电脑网络设备巨头思科公司，宣布大规模裁员，裁减全日制员工多达5000人，占这类职工总数的11%，同时裁减2500至3000名临时工，占4000名临时工的七成左右。[7]”

“世界较大的电话设备制造商朗讯科技宣布将裁员16000人，此次裁员人数相当于朗讯员工人数的13%；以生产移动电话著名的摩托罗拉公司宣布裁减制造部门员工2500人，并关闭位于伊利诺伊州的移动电话工厂。不久，摩托罗拉又宣布，今年上半年其半导体生产企业将裁减2500至4000名员工；惠普公司宣布实施重组，裁减近2%的员工，共1700人。施乐公司宣布今年及时季度裁员4000人，占员工总数的4.5%，年内还有进一步裁员的计划；世界上较大的网络零售商亚马逊宣布裁员1300人。此后，令人沮丧的消息依然不断传出。通过并购成立不久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宣布裁员2500人，占员工总数的3%；个人电脑生产商戴尔电脑宣布将裁员1700名全职员工，占其员工总数的4.2%。”[8]

尽管新经济在2000年初还炙手可热，但是它和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周期。从2000年下半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整个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标志着美国经济从过去的繁荣期进入衰退期。从新经济的炙手可热到那斯达克指数跌破1500点[9]，从昨天还在惊呼高科技人才严重短缺[10]到今天劳动力过剩大裁员——这一切变化过程都清楚地表明：新兴产业资本的生命也同样按照复苏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而资本家摆脱困境的惯用手段就是裁员和压低工资。

“瑞典爱立信公司4月20日宣布，由于经营收入的下降，它将不得不实施包括裁减十分之一雇员在内的大幅度紧缩开支的计划，争取从2002年起每年减少200亿瑞典克郎的开支。为实现这一目标，它总共要在世界范围内裁减一万名雇员。”[11]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供求是通过资本的扩张和收缩，因而是按照资本当时的增殖需要来调节，以致劳动市场忽而由于资本扩张而显得相对不足，忽而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过剩，这是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可见，在新经济繁荣时，是新兴产业资本的迅猛扩张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即高科技人才的相对不足，而在新经济衰退情况下，新兴产业资本的收缩又使得可供剥削的IT人才过剩。所以，资本生产过程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使工资和劳动力的供应重新回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以前的正常水平。。

在名义失业率达6%的情况下，一个美国工人现在要干过去2个甚至更多人的工作，劳动强度增加了，工资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这自然会导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增长。总的来说，这种每个个别资本家用来摆脱困境的手段，将进一步使消费落后于生产，从而延缓整个经济的复苏。

由于新经济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它使高级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的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由于新经济已经开始衰退，调整和裁员这个趋势将会继续。目前的裁员已经从电讯网络等IT行业蔓延到生产制造业，如汽车、房地产等经济繁荣时期发展过快的传统产业[12]。

从2001年初美国经济开始陷入衰退以来，美国就不断发生大型企业破产事件。截至2001年9月，美国工商、金融企业经法院批准破产和向法院申请破产的案件达38490起，比上一年增加了2400余起。（路透社2001年12月4日华盛顿电讯）其中，仅2001年上半年，破产倒闭的网络公司比2000年同期增加了9倍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危机期间，有一系列巨型公司破产或申请破产。从2001年4月起，这股巨型公司破产和申请破产之风越刮越猛。按时间先后次序，其大致情况如下：

4月2日，历史悠久的巨型化工和建筑材料公司——格雷斯公司申请破产；4月6日，加利福尼亚规模较大的太平洋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申请破产；4月17日，业务遍及全国的温斯塔尔电讯公司申请破产；6月1日，位于弗吉尼亚州阿什伯市的PSI网络公司及其24个分支机构申请破产；6月11日，LTV钢铁公司申请破产，成为这场危机期间破产的十几家钢铁公司之一；7月9日，位于奥克兰的著名Webvan网络公司破产；8月15日，位于波士顿的美国网络公司的先驱、向各网络公司供应技术及相关设备的Egghead公司申请破产；8月20日，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商品零售连锁系统——阿默斯百货公司申请破产；9月28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拥有巨额资产的ExciteAtHome因特网公司申请破产，随后宣布于2002年2月关门停业；9月28日，仅在一年前在美国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附近耗巨资建筑了一座大型休养场的阿拉丁公司申请破产；10月12日，美国著名的生产一次成像照相机和专用胶卷的宝丽莱公司申请破产，关闭了它所有的315家商店；10月15日，美国第三大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申请破产；10月19日，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分店分布于洛杉矶、纽约、拉斯维加斯等地的星球好莱坞饭店公司申请破产；11月13日，阿拉默全国小轿车租赁公司的母公司——ANC租赁公司申请破产；11月15日，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市，历史悠久的伯灵顿纺织公司申请破产；12月2日，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世界著名的安龙能源公司申请破产。今年1月22日，美国零售业巨头凯马特宣告倒闭；1月28日，美国电讯业巨子环球电讯也宣布停止运转，而在此期间，泰科国际公司也宣布一分为四。据机构统计，2001年共有257家上市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比2000年的176家增长46%。从2001年3月到今年1月，申请破产保护的大公司在美国历史上十大申请破产公司中已占五家。安龙公司是美国破产历史上较大的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的资产高达634亿美元，而环球电讯和凯马特破产资产分别为255亿美元和170亿美元，分别是美国第四大和第七大破产公司；去年4月和3月申请破产的太平洋煤气电力和费诺瓦集团分别占第五和第十。（2002年2月21日《南方都市报》）迄今为止，美国破产和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已创战后以来美国历次经济危机之最。

现在，美国这场危机还处在发展过程之中。随着这场危机恶化阶段的继续，破产和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还将会进一步增加。

2001年9月4日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了电信业崩溃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失败的网站和因特网零售商在他们破产时只不过是浪费了几千万美元，而根据欧洲信息技术观察机构（EuropeanInformationTechnologyObservatory）所说，1997至2001年期间欧洲和美国花在电信设备和服务设施上的资金超过了4万亿美元。据ThomsonFinancial说，在1996至2001年间银行业向（电信）辛迪加提供了8900亿美元的贷款，此外还有4150亿美元的债券和股票市场升值的5000亿美元。文章继续指出，电信泡沫的破灭影响许多方面。电信业拖欠了总共600亿美元的贷款，造成了上千家投资银行的呆账，也使得设备供应商和相关工业领域削减了超过30万个工作岗位。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和生产商的股票市值已经从2000年3月的顶峰6.3万亿美元减少到2.5万亿美元。而所有的亚洲国家在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股票市值总共也不过减少了8130亿美元。（DanRoberts，“对万亿美元级废物的美好期望”，金融时报，2001年9月4日）早在1999年2月，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就警告说“由于生产能力过大”，世界“充斥着计算机芯片、钢铁、汽车、纺织品和化工产品的过剩生产能力。”

这样，美国的产业资本开始收缩，尤其是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大幅度下降。美国企业用于新厂房和设备方面的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开始于2000年后期。2001年头三个季度，企业固定资本投资继续下降。其中，2001年及时季度下降0.2%,第二季度下降14.6%,第三季度下降11.9%。（2001年7月27日《华尔街日报》，同年11月5日、12月4日《人民日报》）固定资本投资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美国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如此大幅度的下降，表明美国这场经济危机的恶化阶段将继续发展[1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对高科技设备投资的下降。从2000年初到2001年上半年，企业对高科技设备的投资由增长20%转为负增长10%。2001年第二季度，企业对电子计算机及其软件的投资甚至下降了14.5%。（2001年7月27日《华尔街日报》，同年7月27日出版的《商业周刊》）企业对包括电子计算机及其软件在内的高科技设备的投资剧烈下降，表明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资本将进一步收缩。而风险投资也下降2/3，这势必对高科技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起巨大的抑制作用。[14]

因此，这一次美国经济的衰退也与过去一样，只是最近一个经济周期的阶段，与以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样，对它的解释仍可纳入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

关于最近比较流行“风险投资”，我只想指出一点：风险投资（地说是风险投机！）得到的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走了。在广大的网络股投资者们亏得血本无归的时候，美国几家顶级的金融投资公司却圈进大把大把的美元。

“事实上根据汤姆生金融证券数据公司提供的数据，美林从1997年开始，先后提携了20家网络公司上市，然而到了现在，它们手中有15家的股价低于上市价，两家已经关门大吉。在美林提拔的公司中，有8家相比于它们的历史高位足足跌了90%的市值。其中最惨不忍睹的当数网上宠物商店。在短短10个月工夫里，它就从刚上市的6600万资产沦落到现在的公司被迫关闭。一般投资者只是依靠新股上市以后，股票升幅赚钱，但金融公司则不同，他们能从新股上市筹集到的资金中分到一杯羹。风险投资商也一样，作为拉动公司上市的回报，他们只用很低的价钱，就能拥有大量的股票，就算股价以后怎么升跌，也无损他们的利益。”[15]

我们的风险投资家可以不懂高科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财致富。在网络经济狂潮中，“风险”资本把风险转嫁到广大普通投资者身上，自己却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

“在所谓的网络经济繁荣的时候，投机资本疯狂地拉动网络公司上市，许多公司开业不到三个月，商业计划书墨迹未干就被安排上市。股价一升，投机资本就拼命地把股票变现为数以亿计的美元。1997年以来，众多投资银行推动了几百家网络公司上市，尽管事实证明，这些公司中很多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投资银行还是从股票承销中获得了21亿美元的利润。高盛公司从1997年以来，先后让47家网络公司上市，从中获利3.6亿美元,而现在36家上市公司的股价跌破发行价,两家公司倒闭。”[16]

风险资本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高科技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风险投资者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有价证券，这些有价证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一样。于是风险投机家们大发横财，每次发行股票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利润落入他们的手中[17]。

资本生产转化为风险投资的活动，获得较大利润的不是高科技企业本身，不是最善于根据自己的技术和商业经验开发潜在需求的资本家，而是风险投资即预计到高科技的可能发展前途的投机家。

下面，我想对“人力资本”，也有人称之为“知识资本”作一些探讨。

一些经济学家们[18]认为芯片工程师把他的劳动力转化为货币，并把货币作为收入来消费，因此，他的劳动力也就是他的商品形式的资本，并且是他的收入的经常来源，所以芯片工程师得到的比较高的工资好象是他所投入的人力资本的回报（收益）。而实际上芯片工程师把自己的劳动无偿地预付给资本家，然后才取得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以便维持他的劳动力，这样他才能不断地重新出卖他的劳动力。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芯片工程师成了“人力资本”。而实际上，“人力”是芯片工程师为了生存而能够不断出卖和必须不断出卖的商品，而不是他的资本，“人力”只有到了资本家的手中，才作为可变资本起作用[19]。

与之相关的还有所谓的“知本家”，我们就以时髦的技术入股为例来说明一下：某资本家投资1000万元，某“知本家”（高级劳动力——有出色的技术）以技术入股占10%，其年薪50万元（假定技术入股后，资本家没有压低劳动力价格即降低工资），同时雇佣100名一般劳动力，平均年薪2万元。再假定剩余价值率为，那么一年的剩余价值总额为250万元（这里不考虑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即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问题），即利润总额为250万元。所以，该“知本家”拿到的分红为25万元，而资本家则得到225万，利润率为22.5%。但是要知道该“知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是50万元，他只是拿回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已。而我们的资本家则不动声色的无偿地拿走大部分剩余价值，而且他的22.5%利润率不会低于一般利润率，否则，这样的事情资本家们可不干。

在资本生产方式下，从“知本家”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劳动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流落街头。最近两年，就连“知本家”也成批地被资本家解雇。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你不在生产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即使掌握了科学技术，也不能摆脱被剥削的地位。仅以著名的美国微软公司为例：1981年开发磁盘操作系统，利润5000多万美元；1995年“windows95”投产，当年利润60亿美元，1997年利润110亿美元；2000年“windows2000”上市，利润230亿美元。利润的飙升，自然体现了高科技的巨大力量，但是这个巨大力量是谁发挥的呢？请看公司雇员人数的变化：1981年128人，1995年1.5万人，1999年3.1万人。利润与雇员人数同步增长说明，超额利润仍然来自剥削。例如“windows2000”，就是5000名编程人员历时三年设计出来的，上市之前又经过上千人耗时一年的修改。他们有时一周要工作100小时以上。不能说那些编程人员没有掌握科学技术，但是他们怎么就不能成为比尔·盖茨那样的富翁呢？虽然高新技术产业同传统产业相比具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应该看到，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资本的力量，正是因为追求利润的本性，所以资本才会不断地从利润率低的行业和部门流到利润率高的行业和部门，只要高新技术产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传统产业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高新技术产业。所以，所谓的新旧产业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国与国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资本的竞争，知识经济没有跨出资本生产的范围。西方各种经济流派解释不了这种经济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承认马克思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资本论的真理性。[20]

判断某种经济学说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首先要看它是否揭示了经济运动中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显然，西方经济学掩盖了私有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实质，它是“智力”工业的假冒伪劣，它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中，妄想成为深刻的思想；它造就了以“经济学”自傲，但对经济学“毫无所知”的各色人物。所以，我们判断经济学家的历史功绩，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在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即剩余价值问题。

我们来谈一谈网络电子商务方面的情况。

网络电子商务是新兴的货币流通方式和新的商品流通手段。在网上浏览电子广告，逛电子商店，用电子货币（符号）进行商品流通。电子商务的较大魅力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网络电子货币交易，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如节约大量的广告费和售后服务的费用。电子商务打破所有的时空和个人限制，能够较大限度地开拓世界市场，比如远程购物、电子货币支付、连网市场和网上交易等等。它可以把商品轻而易举地推向全球市场。

以美国通用电气为例，通用电气飞机发动机部年销售额106亿美元，它把零部件目录搬上了网，客户可实时查询价格和供货情况，飞机发动机的大宗供货商可直接在网上安排发货时间和处理订单。通用电气塑料物品部是一个年销售额69亿美元的分销部门，它的网站能让客户网上订货。通用电气医疗设备系统部为其设备提供网上软件应用服务，公司的销售人员能够通过网络与用户方技术人员一起安装设置磁性图像仪。

实施电子商务的及时年，通用电气网上销售额就达到近10亿美元，到2000年已达到70亿美元。通用电气实施电子商务后，所节省的交易成本相当可观，共节约了16亿美元。把订货服务搬上网后，客户不需要打电话到公司。客户上网查询成本仅为20美分，而每处理一个客户咨询电话的成本却高达5美元。通用电气家用电器部每年处理2000多万个电话，仅此一项就可节约交易费用9600万美元。

电子商务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器，它能为资本生产缩短了流通时间、腾出生产时间。这种流通时间表现为追加的资本支出，资本的一部分必须用来购买这种仅仅在流通中执行职能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资本的这种支出，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它相应地缩小了资本生产地执行职能的范围，因为这种费用是对资本的利润的扣除。

因此，电子商务使得社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只需更少的一部分被束缚在这种非生产职能上[21]，这样，资本在价值增殖上所受的限制减少了。和其他公司相比，通用电气采用电子商务减少了交易费用、保管费用和流通费用，总之，节省的这部分费用就成了通用电气自己的额外利润[22]。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增长管理

一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粗放增长方式进一步加强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仍主要是靠人力、资金、能源等资源的大量投入实现的。高投入、低产出仍是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投资下降速度高于经济增长下降速度，物质消耗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快于产出率的增长。以工业企业为例，1994～1999年，在俄私营工业企业工作的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从1994年的22.6％增加到1999年的39.9％，而同期私营企业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全部工业产量的比重从1994年的15.0％增加到1999年的29.6％，工业的产出增长速度远小于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速度。其中主要产业部门的情况亦然。从工业生产单位产品用水量来看，1997～1998年增长14％，大大超过同期工业生产增长5％的水平。此外，整个国民经济净水的消耗增长则更快，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消耗净水量比1990年高近20％。

二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延续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1.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断下降：1990～1995年材料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近40％，工业下降近30％。1998年俄罗斯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2.0％，德国的18.0％，法国的16.0％，英国的23.0％。20世纪90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幅度达20％，其中各个具体工业部门下降幅度从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13％～15％到石油加工工业的60％。而同期主要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上升18％～36％。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平均低80％～83％，比新兴工业化国家低3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从私营工业企业情况看，情况亦然：在1998～1999年私营工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工业的48％，却仅生产了27％～30％的工业产品，即仅相当于工业人均相对劳动生产率的0.7％～0.75％。进入新世纪初，俄劳动生产率仍仅相当于美国的15％和西欧国家的25％。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则更低，按照农业部门一个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计算，俄罗斯比西欧主要国家低93％～95％。世界主要工业强国在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之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呈稳定下降趋势。通过采取节约和合理利用能源措施，其单位国内总产值能耗下降22％，石油消耗下降近38％。而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单位国内总产值的能耗上涨了31％，工业生产上涨了39％，其中生产合成橡胶的能耗上涨了120％，黑色金属轧材上涨了110％。工业的原材料消耗量1997年上升了15％。整个国内生产的原材料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2％～2.5％（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5期。）。

2.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益水平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赢利率水平不断下降：整个经济的赢利率从1993年的36.3％下降到1997年的5.4％，工业从1993年的32.0％下降到1997年的10.0％，电力工业从1993年的25.5％下降到1997年的17.3％，燃料工业从1993年的19.0％下降到1997年的14.5％，其中石油加工工业从1993年的28.6％下降到1997年的10.0％；黑色冶金工业从1993年的48.5％下降到1997年的3.0％，有色冶金业从1993年的43.6％下降到1997年的13.3％，化学与石油化工业从1993年的38.6％下降到1997年的4.0％，机器制造与金属加工业从1993年的43.5％下降到1997年的9.7％。其他非主导产业情况亦然：农业从1991年的74.89％下降到1996年的60.95％，林业从1992年的28.1％下降到1996年的22.22％，轻工业从1993年的36.2％下降到1997年的－29％，食品工业从1993年的23.5％下降到1997年的7.4％，商业从1991年的255.17％下降到1996年的85.06％，计算机信息服务业从1992年的54.55％下降到1996年的32.66％，金融业从1991年的209.91％下降到1996年的－16.82％，饮食业从1991年的164.27％下降到1996年的115.24％（注：〔俄〕《统计问题》2000年第5期。）。

3.加剧了未来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处于衰退性经济危机中，由于各工业部门的生产滑坡程度不同，加之受价格因素的影响，结果导致燃料动力和冶金等重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如电力工业的比重从1991年的8.6％提高到1996年的13.5％，燃料工业从12.6％提高到1996年的46.9％。与此同时，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6.8％降到1996年的2.0％，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食品工业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合计比重从18.5％下降到14.1％（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7期。）。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对比关系进一步恶化：1991年采掘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为15.5％，1996年上升为17.7％，而加工工业则相应从84.5％下降到82.3％。从总增加值的部门结构看，农业从1991年的13.8％下降到1997年的7.15％，建筑业从1991年的84.5％下降到1997年的8.6％，工业从1991年的38.16％下降到1997年的28.07％，其他生产活动从1.18％下降到0.84％。全部物质生产部门占总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6.2％。

4.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转轨以来，无论俄罗斯的综合竞争力还是产业竞争力均呈不断下降趋势。从综合竞争力看，1999年俄罗斯居于世界59个主要国家最末位，次于波兰（43位）、中国（32位）、德国（25位）、日本（14位）、美国（2位）和新加坡（1位）；其中主要影响因子也位居落后地位；开放度（56位）、政府能力（59位）、财政能力（58位）、基础设施（58位）、工艺水平（55位）、管理能力（58位）、劳动力（25位）和组织能力（59位）（注：《统计通报》2001年第3期。）。从产业竞争力来看，俄罗斯主要产业的竞争力均低于美国：（以工业生产增加值比较）化学工业（3.8％）、石油加工业（9.6％）、冶金工业（16.4％）、工业和交通机器制造业（19.9％）、加工工业（13.0％）、采掘工业（87.5％）、建材工业（47.8％），整个工业17.8％。此外，从标志制造业竞争力的机床制造业情况看，1991～1999年俄罗斯自动金属加工生产线生产的高性能产品骤降。从横向比较看，十个较大机械制造产品出口国（地区）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重：美国18.1％，德国15.9％，日本14.3％，英国7.8％，意大利7.6％，法国5.9％，荷兰4.9％，台湾4.8％，新加坡4.3％，瑞士2.6％，1999年俄罗斯出口数控机床仅93台，仅相当于同期世界出口总额的0.0000019％。

5.大大减少了俄罗斯实质性财富的增长

按世界银行的测算方法，以货币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各国人均GDP美元增长速度的比较基本上消除了各国间价格和汇率变动差异的影响，因而是一种较为合理和可行的增长速度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经济转轨以来，若按本国货币计算，俄罗斯GDP总量是不断增长的，从1992年的19.2万亿卢布增长到1998年的433.3万亿卢布，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577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127美元。但若按美元购买力平均计算人均GDP，则从1992年的6131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4513美元。从横向比较来看，在所有转轨国家中，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人均GDP，俄罗斯也处于较低水平。以1998年为例，俄罗斯为4513美元，低于白俄罗斯5007美元、克罗地亚7349美元、捷克10056美元、匈牙利7695美元、波兰7095美元、斯洛伐克8259美元、斯洛文尼亚13497美元的水平。此外，从转轨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权数来看，如果1997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和波兰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接近7∶1，那么到1998年它至多为3∶1（注：〔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6.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

在经历了近7年衰退性转轨危机之后，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主要指标均呈现了较快增长，其中GDP1999年增长3.2％，2000年增长7.6％，2001年预计增长5％。但是俄罗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脆弱，主要表现在缺少作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原动力的技术创新支持。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技术创新虽有发展，但成效不够显著：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积极的企业总量和比重均很小，1998年积极创新企业仅为1218个，仅占企业总数5.6％（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9年俄罗斯统计年鉴》，第481页。）。企业技术创新力度部门间不平衡显著，燃料、冶金和化工部门积极性较高，而建材、轻工和食品部门积极性偏低；企业技术创新中采用新工艺的比重较小，多数企业从事完善工艺的创新活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对知识产权拥有量少，至2000年下半年，获得“技术决窍”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3％；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提高不显著，2000年下半年，利润增加的企业仅占积极创新企业的39％；技术创新企业的外向化程度不高，至2000年下半年，积极创新企业中仅17％在国外实现了产品销售额增长；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能力不强，实质性创新产品在积极创新企业总产量中不超过12％；主导产业技术创新成效很差，创新产品在其售出产品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13％降为1999年的10％（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7期。）。

三经济转轨时期俄罗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透视

（一）历史因素的制约：苏联时期长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消极后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苏联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令世人瞩目，但这种高速增长是以粗放的方式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初推行的集约化方针未取得实效：反映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1996～1970年的平均增长6.8％下降到1976～1980年的3.2％；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从1970年的占54.9％提高到1980年的57.2％。这种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造成巨大的消极后果，即经济增长中存在巨大的“增长缺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常要经历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从粗放到粗放为主型，再过渡到集约为主型乃至集约型的发展过程。上述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表明，巨大的“增长缺口”使苏联时期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化，从而大大延长了经济增长方式自然演进的过程，也大大增加了经济转轨后俄罗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

（二）社会条件的制约：转轨时期科教水平的下降

1.科技进步滞后的制约

科技是及时生产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进步：一方面经济集约经营增长的实质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而其基础在于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实现经济的集约增长成为可能。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存在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只有科技达到一定新水平，并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增加投资才不会造成收益递减，经济的集约增长才会成为可能。科技投入强度大小是技术进步的直接决定因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不断减弱，用于科研领域的资金从1990年占GDP的20.3％减少到1999年占0.97％。其利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金下降了83％多。从人均研究开发费用看，1998年俄罗斯为61美元，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美国（794美元）、日本（715美元）、德国（511美元）（注：〔俄〕《财政》2001年第7期。）。到1999年俄罗斯的科技投入仅相当于越南、智利、葡萄牙和波兰的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期的投入强度：美国（0.9％）、日本（0.61％）、法国（1.05％）、德国（0.86％）和英国（0.74％）。

2.教育水平下降的制约

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力量，而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人，科研成果的研制、开发、推广、使用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因此加快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必须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保障。“发展和发挥人的潜力，归根到底是决定经济、社会和任何一种发展成败的关键。”（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这不仅因为人的潜力是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人的素质决定科技进步的速度，决定劳动的组织和文化，决定劳动生产率”。教育水平指数概括地表明了构成每个国家技术和科学潜力基础的知识多寡和能力大小，它们是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活劳动效率和收益的基本要素。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衡量人的素质的主要教育和科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专家评估，人的发展潜力指数从1992年的0.849减少到1998年的0.760；1993～1996年，某些行业工人的培训活动急剧减少：工业领域减少近半，其中机器制造工业和金属加工业减少了84.8％强，纺织工业减少了73％弱，化学工业减少了44.4％强（注：〔俄〕《统计通报》1999年第2期；《经济问题》1999年第2期。）。从经济领域中科研人员就业情况看，科研人员从1990年的280.4万减少到1996年的160万，其中从事研究及研发人员从221.6万减少到1997年的93.5万，经济领域每万人中研究及研发人员从1990年的294人减少到1997年的143人。从全俄科研人员的结构来看，研究人员从1991年占52.4％减少到1997年占48.7％，技术人员从1991年的12.0％减少到1997年的8.6％，辅助人员则从1991年的24.8％增加到1997年的26.2％，其他人员从1991年的10.8％增加到1997年的16.5％（注：〔俄〕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教育和科研的萎缩是制约转轨中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原因。

（三）经济体制的制约：转轨时期特有的二元体制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1.微观经济主体的“体制惰性”在转轨中尚未克服

（1）企业的技术创新普遍活力不强积极性不高能力不强

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许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尚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环境，普遍缺乏在经济转轨中进行创新决策的能力，俄罗斯企业领导人中愿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仅占19.5％（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企业领导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创新管理能力很差，习惯于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不同意经常变化的达45.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多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效益差，缺少资金积累，资本市场又未发展起来，企业缺乏创新所需要的投资活力，尚难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强，只有1／20的企业能创造符合现代市场要求的产品。

（2）工业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只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才能使技术创新取得良好绩效，从而为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至2000年下半年，被调查企业中有创新积极性的：化学和石化工业有63％、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有54％，其中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仅为29％和14％，小企业仅为3％（注：〔俄〕《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就整体而言，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主体，即还不是创新的决策主体、投资主体、研究开发主体，缺乏创新动力。政府的过度保护使一些创新的企业也能够生存下来，使得来自企业内外的创新激励不足。在被调查的143家企业中有14.7％的企业创新目的是为生存，27.3％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可见，企业普遍缺乏依靠技术创新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在一些行业中，由于竞争不足，企业只要进行有限的创新，就可以较长时期地维持超额利润，存在“创新惰性”，因而企业缺乏尽快推动新一轮创新的市场压力。其结果是创新经济和替代的速度很慢，新一轮创新往往要等待较长时间。

（3）企业普遍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

一种有效的有利于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创新制度，在于既能发挥产权关系所产生的巨大的激励力量，又能使企业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虽在产权激励上有弱化现象，但其创新能力大大提高：①有限责任避免了因创新风险而出现的创新投资不足；②股份制能大规模地聚集创新所需的资本；③股份制企业规模提高了企业的创新风险承担能力。（注：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而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特别是在证券私有化阶段，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时，75％～80％的企业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按照规定，企业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决定资本51％的普遍股票。实际上，不少企业职工购买本企业的股票竟达70％，使3万家中80％的企业成了封闭型股份公司。这类股份企业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大，游离于依市场评价而形成的资本流动之外，不能使企业所有权领导权掌握在能有权管理它的人手里。这使得公司职工只重视眼前利益，原来的厂长则变为大量股份资本的持有者，从而形成新的“内部的控制集团”（注：王潼：《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五年概观》，载《世界经济》1996年第3期。），这种封闭式股份公司对技术创新内外激励不足。

（4）多数企业的现代组织管理水平不高

在经济转轨中，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对俄罗斯企业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调查显示，企业的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非常低；未采纳ISO9000—14000质量标准体系的占54.8％，未制定商业计划计算机程序的占47.5％，未采纳评价资金形势计算机程序的占43.3％，未使用自动规划系统的占49.7％，未采纳西方资金核算标准的占80.6％，未采纳管理核算计算机系统的占36.5％，未用计算机进行市场营销分析的占52.0％，未使用职员计算机测试系统的占79.2％，未在因特网上查寻信息的占32.8％（注：〔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此外，在开拓新投资方式、建立国内外新伙伴、建立新销售渠道、使用新工资核算表方面，多数企业也未做到。企业的现代管理方式普及率的非常低下是制约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微观因素。

2.宏观经济中继续数量扩张的深刻体制根源

（1）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消极适应政策

经济转轨以后，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而且应服从于经济转轨中的反危机任务。因此，在俄国内需求不足、必须靠出口带动经济走向稳定以摆脱危机的情况下，俄政府对重轻产业结构的调整，转而实行“消极适应”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着重发展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以此带动整个经济走向稳定，待摆脱危机之后，再着手重轻结构的调整。在“消极适应”政策下，出口的扩大和投资的倾斜（1992年对燃料动力综合体的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50％，1995年上升为64％。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则相应减少；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则从1991年的59％降至1995年的49％，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从1991年的33％降至1994年的23％，食品工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1年的81％降至1995年的65％，机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则从1990年的93％降至1994年的46％）（注：〔俄〕《经济学家》1997年第17期。），使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工业部门，从而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石油天然气部门得到优先发展，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大，并居各工业部门之首。

（2）转轨初期外贸体制改革中自由化的消极后果

经济转轨之初，俄在外贸领域实行自由化方针，取消出口关税。这就加快了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1994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仅为54.2％，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76.6％），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67.5％），与拉美国家相近（53.3％）；与此相反，矿物原料出口比重高达42.4％，比发达国家（9.9％）及发展中国家（18.1％）高几倍，与非洲44.9％的平均指标接近；原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46％，成品油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7年的42％，天然气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14％上升到1999年的37％，原煤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11％，原木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7％上升到1999年的32％，纸浆出口从1992年占产量的23％上升到1999年的80％（注：〔俄〕《经济学家》2000年第7期。）。对俄罗斯来说，这些不可再生的燃料和原材料的出口能力已到极限。俄罗斯的畸形出口结构进一步带动了国内原料、燃料部门的生产。与此同时，1991年后，俄罗斯制造业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重下降88％，在世界高科技产品贸易额中俄罗斯仅占0.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制造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88％减少为1996年的47％，而欧盟的同类产品比重为45％，美国为48％，日本为70％；从出口额看，1998年俄技术出口额为0.418亿美元，明显低于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法国18亿美元、美国328亿美元）。这种不合理的出口结构，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3）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所形成的制约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转轨10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等，但是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尚不成熟。这使得价格、竞争和科技在资源的高效配置及规模经济中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得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先导的科技难以与经济进行有效结合。从而从根本上制约着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

3.经济转轨中中央与地方利益新格局中的粗放增长因素

（1）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强

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急剧拉大：生产和收入非常集中，在89个联邦主体中10个较大的地区生产着全国GNP的44％，17个地区即占该项总值的58％。1990年10个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和10个最发达地区的相应指标相比，前者是后者的57％，到1996年已经只能达到22％左右（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1994～1996年79个联邦主体中的许多主体的按人口平均地区产品总量规模的差异幅度呈直线上升趋势：1994年为11.4倍，1995年为17.7倍，1996年为20.4倍，这些指标的变异系数的变化也是直线上升的：1994年为0.488，1995年是0.489，1996年是0.562。（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转轨中的困境促使落后地区进一步超常发展自身原本单一的产业，如秋明州着力发展石油工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2）中央与地方权力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联邦宪法，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支配权属于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共同管辖，加之俄联邦主体中民族分离倾向的加强，使得联邦各主体的自然资源管辖权和使用权比苏联时期扩大。

各联邦主体竞相扩大自然资源的出口，其中西伯利亚的自主出口非常突出：载能体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木材产品从1993年的3.1％上升到1997年的4.9％，黑色金属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有色金属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1％（注：〔俄〕《经济与工业生产的组织》2000年第3期。）。地方事权的扩大使得各地从自身狭隘的地区利益出发，不断扩大对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这也进一步加强了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危机

现在我们来着重讨论关于新经济即所谓的“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方面的情况。用电脑代替人的大脑，在这里也像在工业革命中用蒸汽机代替人的肌肉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说18世纪的产业革命是以机器代替人的双手，因而使生产力提高几十倍、几百倍；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计算机则是以电脑代替人的头脑，这在人类的生产发展史上是比产业革命还要伟大的革命。信息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和武器，它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使传统工业的面貌发生着巨大变化。

现在设计、制造和经营管理都已经或正在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和生产线代替或减少了劳动者的工作量，提高了效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社会财富积累加快和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新经济的起点是电脑和网络等高科技劳动资料的革命。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如电脑业、网络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等等。

只要高科技诸如电脑、网络和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部门靠排挤掉旧有的传统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象用机器装备的大工业在对付小生产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高科技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由于借助高科技而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2]。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如风险投资基金等吸引到电脑、网络和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部门。

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润，不断地在各个高科技产业部门重现。随着新兴产业部门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高科技本身也用高科技来生产，一旦芯片业和软件业以及网络信息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新经济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只有世界市场才是它的限制。

过去10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行业成为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强有力因素。作为美国经济健康状况最重要的指数之一的劳动生产率，从1973到1995年之间的缓慢的平均1.4%上升到从1995到2000年的2.8%，增长了两倍。信息技术不仅从宏观经济层面，而且从企业层面大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

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扩张力也增长了。以美国为首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就是一个好的证明，它标志着美国资本的积累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标志着劳动生产力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高科技资本垄断了国际市场，并排挤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产品，一方面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变成它的高科技产品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变成它的原料和传统工业产地。例如中国就为美国生产服装、玩具和原材料等各种初级产品，而美国销往中国的却是软件、芯片和精密仪器等高科技产品[4]。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劳动力的不断“过剩”即人才的大量流失，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却趁机吸纳[5]。于是，一种和新兴的高科技产业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主要从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即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初级产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主要从事新兴的高科技、资本密集型即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当然，这种新经济革命是同传统产业中的各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生产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大规模生产越来越先进的电子产品，能够为工人装备更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这场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使传统生产技术逐步被高新技术所取代。

新经济通过高科技，使高级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一来，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社会生产资料和大批高级工人（所谓的IT人才）从传统产业部门投入到新兴的产业部门。由于市场情况良好，新兴产业部门的积累特别活跃，利润高于平均利润，追加资本纷纷涌来，这样，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和工资自然就会提高。较高的工资把较大一部分传统产业工人吸引到这个新兴的产业部门，直到这里劳动力达到饱和，工资终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过多，甚至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那时工人流入新兴产业部门的现象不仅停止，甚至还会发生流出现象。这就是新兴产业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局部波动，这就是工人人口按照新兴产业资本变化不定的需要而在各投资部门之间分配的现象。

新经济的巨大的跳跃式地扩张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生产过热，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6]，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经济衰退。

“造成此次（纳斯达克）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明显，许多高科技公司受到影响，相继宣布赢利下降，裁员风潮此起彼伏，一度被炒得过热的股市高科技泡沫爆破，引发股市大跳水。从去年下半年至今，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日益放缓，个人电脑以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需求量大幅减少，戴尔等著名的电脑生产商纷纷采取收缩战略，与电脑制造商相依为命的芯片业、软件开发业以及众多的网络公司无奈地面对这种‘唇亡齿寒’的局面。股价跳水甚至公司破产都已是司空见惯。全球较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8日宣布，今年及时季度该公司的赢利预期比去年第四季度减少了25%。该公司同时表示将于近期内裁员5000人。24小时之后，电脑网络设备巨头思科公司，宣布大规模裁员，裁减全日制员工多达5000人，占这类职工总数的11%，同时裁减2500至3000名临时工，占4000名临时工的七成左右。[7]”

“世界较大的电话设备制造商朗讯科技宣布将裁员16000人，此次裁员人数相当于朗讯员工人数的13%；以生产移动电话著名的摩托罗拉公司宣布裁减制造部门员工2500人，并关闭位于伊利诺伊州的移动电话工厂。不久，摩托罗拉又宣布，今年上半年其半导体生产企业将裁减2500至4000名员工；惠普公司宣布实施重组，裁减近2%的员工，共1700人。施乐公司宣布今年及时季度裁员4000人，占员工总数的4.5%，年内还有进一步裁员的计划；世界上较大的网络零售商亚马逊宣布裁员1300人。此后，令人沮丧的消息依然不断传出。通过并购成立不久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宣布裁员2500人，占员工总数的3%；个人电脑生产商戴尔电脑宣布将裁员1700名全职员工，占其员工总数的4.2%。”[8]

尽管新经济在2000年初还炙手可热，但是它和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周期。从2000年下半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整个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标志着美国经济从过去的繁荣期进入衰退期。从新经济的炙手可热到那斯达克指数跌破1500点[9]，从昨天还在惊呼高科技人才严重短缺[10]到今天劳动力过剩大裁员——这一切变化过程都清楚地表明：新兴产业资本的生命也同样按照复苏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而资本家摆脱困境的惯用手段就是裁员和压低工资。

“瑞典爱立信公司4月20日宣布，由于经营收入的下降，它将不得不实施包括裁减十分之一雇员在内的大幅度紧缩开支的计划，争取从2002年起每年减少200亿瑞典克郎的开支。为实现这一目标，它总共要在世界范围内裁减一万名雇员。”[11]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供求是通过资本的扩张和收缩，因而是按照资本当时的增殖需要来调节，以致劳动市场忽而由于资本扩张而显得相对不足，忽而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过剩，这是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可见，在新经济繁荣时，是新兴产业资本的迅猛扩张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即高科技人才的相对不足，而在新经济衰退情况下，新兴产业资本的收缩又使得可供剥削的IT人才过剩。所以，资本生产过程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使工资和劳动力的供应重新回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以前的正常水平。。在名义失业率达6%的情况下，一个美国工人现在要干过去2个甚至更多人的工作，劳动强度增加了，工资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这自然会导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增长。总的来说，这种每个个别资本家用来摆脱困境的手段，将进一步使消费落后于生产，从而延缓整个经济的复苏。

由于新经济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它使高级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的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由于新经济已经开始衰退，调整和裁员这个趋势将会继续。目前的裁员已经从电讯网络等IT行业蔓延到生产制造业，如汽车、房地产等经济繁荣时期发展过快的传统产业[12]。

从2001年初美国经济开始陷入衰退以来，美国就不断发生大型企业破产事件。截至2001年9月，美国工商、金融企业经法院批准破产和向法院申请破产的案件达38490起，比上一年增加了2400余起。（路透社2001年12月4日华盛顿电讯）其中，仅2001年上半年，破产倒闭的网络公司比2000年同期增加了9倍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危机期间，有一系列巨型公司破产或申请破产。从2001年4月起，这股巨型公司破产和申请破产之风越刮越猛。按时间先后次序，其大致情况如下：

4月2日，历史悠久的巨型化工和建筑材料公司——格雷斯公司申请破产；4月6日，加利福尼亚规模较大的太平洋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申请破产；4月17日，业务遍及全国的温斯塔尔电讯公司申请破产；6月1日，位于弗吉尼亚州阿什伯市的PSI网络公司及其24个分支机构申请破产；6月11日，LTV钢铁公司申请破产，成为这场危机期间破产的十几家钢铁公司之一；7月9日，位于奥克兰的著名Webvan网络公司破产；8月15日，位于波士顿的美国网络公司的先驱、向各网络公司供应技术及相关设备的Egghead公司申请破产；8月20日，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商品零售连锁系统——阿默斯百货公司申请破产；9月28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拥有巨额资产的ExciteAtHome因特网公司申请破产，随后宣布于2002年2月关门停业；9月28日，仅在一年前在美国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附近耗巨资建筑了一座大型休养场的阿拉丁公司申请破产；10月12日，美国著名的生产一次成像照相机和专用胶卷的宝丽莱公司申请破产，关闭了它所有的315家商店；10月15日，美国第三大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申请破产；10月19日，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分店分布于洛杉矶、纽约、拉斯维加斯等地的星球好莱坞饭店公司申请破产；11月13日，阿拉默全国小轿车租赁公司的母公司——ANC租赁公司申请破产；11月15日，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市，历史悠久的伯灵顿纺织公司申请破产；12月2日，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世界著名的安龙能源公司申请破产。今年1月22日，美国零售业巨头凯马特宣告倒闭；1月28日，美国电讯业巨子环球电讯也宣布停止运转，而在此期间，泰科国际公司也宣布一分为四。据机构统计，2001年共有257家上市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比2000年的176家增长46%。从2001年3月到今年1月，申请破产保护的大公司在美国历史上十大申请破产公司中已占五家。安龙公司是美国破产历史上较大的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的资产高达634亿美元，而环球电讯和凯马特破产资产分别为255亿美元和170亿美元，分别是美国第四大和第七大破产公司；去年4月和3月申请破产的太平洋煤气电力和费诺瓦集团分别占第五和第十。（2002年2月21日《南方都市报》）迄今为止，美国破产和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已创战后以来美国历次经济危机之最。

现在，美国这场危机还处在发展过程之中。随着这场危机恶化阶段的继续，破产和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还将会进一步增加。

2001年9月4日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了电信业崩溃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失败的网站和因特网零售商在他们破产时只不过是浪费了几千万美元，而根据欧洲信息技术观察机构（EuropeanInformationTechnologyObservatory）所说，1997至2001年期间欧洲和美国花在电信设备和服务设施上的资金超过了4万亿美元。据ThomsonFinancial说，在1996至2001年间银行业向（电信）辛迪加提供了8900亿美元的贷款，此外还有4150亿美元的债券和股票市场升值的5000亿美元。文章继续指出，电信泡沫的破灭影响许多方面。电信业拖欠了总共600亿美元的贷款，造成了上千家投资银行的呆账，也使得设备供应商和相关工业领域削减了超过30万个工作岗位。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和生产商的股票市值已经从2000年3月的顶峰6.3万亿美元减少到2.5万亿美元。而所有的亚洲国家在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股票市值总共也不过减少了8130亿美元。（DanRoberts，“对万亿美元级废物的美好期望”，金融时报，2001年9月4日）早在1999年2月，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就警告说“由于生产能力过大”，世界“充斥着计算机芯片、钢铁、汽车、纺织品和化工产品的过剩生产能力。”

这样，美国的产业资本开始收缩，尤其是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大幅度下降。美国企业用于新厂房和设备方面的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开始于2000年后期。2001年头三个季度，企业固定资本投资继续下降。其中，2001年及时季度下降0.2%,第二季度下降14.6%,第三季度下降11.9%。（2001年7月27日《华尔街日报》，同年11月5日、12月4日《人民日报》）固定资本投资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美国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如此大幅度的下降，表明美国这场经济危机的恶化阶段将继续发展[1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对高科技设备投资的下降。从2000年初到2001年上半年，企业对高科技设备的投资由增长20%转为负增长10%。2001年第二季度，企业对电子计算机及其软件的投资甚至下降了14.5%。（2001年7月27日《华尔街日报》，同年7月27日出版的《商业周刊》）企业对包括电子计算机及其软件在内的高科技设备的投资剧烈下降，表明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资本将进一步收缩。而风险投资也下降2/3，这势必对高科技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起巨大的抑制作用。[14]

因此，这一次美国经济的衰退也与过去一样，只是最近一个经济周期的阶段，与以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样，对它的解释仍可纳入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

关于最近比较流行“风险投资”，我只想指出一点：风险投资（地说是风险投机！）得到的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走了。在广大的网络股投资者们亏得血本无归的时候，美国几家顶级的金融投资公司却圈进大把大把的美元。

“事实上根据汤姆生金融证券数据公司提供的数据，美林从1997年开始，先后提携了20家网络公司上市，然而到了现在，它们手中有15家的股价低于上市价，两家已经关门大吉。在美林提拔的公司中，有8家相比于它们的历史高位足足跌了90%的市值。其中最惨不忍睹的当数网上宠物商店。在短短10个月工夫里，它就从刚上市的6600万资产沦落到现在的公司被迫关闭。一般投资者只是依靠新股上市以后，股票升幅赚钱，但金融公司则不同，他们能从新股上市筹集到的资金中分到一杯羹。风险投资商也一样，作为拉动公司上市的回报，他们只用很低的价钱，就能拥有大量的股票，就算股价以后怎么升跌，也无损他们的利益。”[15]

我们的风险投资家可以不懂高科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财致富。在网络经济狂潮中，“风险”资本把风险转嫁到广大普通投资者身上，自己却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

“在所谓的网络经济繁荣的时候，投机资本疯狂地拉动网络公司上市，许多公司开业不到三个月，商业计划书墨迹未干就被安排上市。股价一升，投机资本就拼命地把股票变现为数以亿计的美元。1997年以来，众多投资银行推动了几百家网络公司上市，尽管事实证明，这些公司中很多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投资银行还是从股票承销中获得了21亿美元的利润。高盛公司从1997年以来，先后让47家网络公司上市，从中获利3.6亿美元,而现在36家上市公司的股价跌破发行价,两家公司倒闭。”[16]

风险资本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高科技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风险投资者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有价证券，这些有价证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一样。于是风险投机家们大发横财，每次发行股票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利润落入他们的手中[17]。

资本生产转化为风险投资的活动，获得较大利润的不是高科技企业本身，不是最善于根据自己的技术和商业经验开发潜在需求的资本家，而是风险投资即预计到高科技的可能发展前途的投机家。

下面，我想对“人力资本”，也有人称之为“知识资本”作一些探讨。

一些经济学家们[18]认为芯片工程师把他的劳动力转化为货币，并把货币作为收入来消费，因此，他的劳动力也就是他的商品形式的资本，并且是他的收入的经常来源，所以芯片工程师得到的比较高的工资好象是他所投入的人力资本的回报（收益）。而实际上芯片工程师把自己的劳动无偿地预付给资本家，然后才取得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以便维持他的劳动力，这样他才能不断地重新出卖他的劳动力。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芯片工程师成了“人力资本”。而实际上，“人力”是芯片工程师为了生存而能够不断出卖和必须不断出卖的商品，而不是他的资本，“人力”只有到了资本家的手中，才作为可变资本起作用[19]。

与之相关的还有所谓的“知本家”，我们就以时髦的技术入股为例来说明一下：某资本家投资1000万元，某“知本家”（高级劳动力——有出色的技术）以技术入股占10%，其年薪50万元（假定技术入股后，资本家没有压低劳动力价格即降低工资），同时雇佣100名一般劳动力，平均年薪2万元。再假定剩余价值率为，那么一年的剩余价值总额为250万元（这里不考虑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即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问题），即利润总额为250万元。所以，该“知本家”拿到的分红为25万元，而资本家则得到225万，利润率为22.5%。但是要知道该“知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是50万元，他只是拿回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已。而我们的资本家则不动声色的无偿地拿走大部分剩余价值，而且他的22.5%利润率不会低于一般利润率，否则，这样的事情资本家们可不干。在资本生产方式下，从“知本家”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劳动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流落街头。最近两年，就连“知本家”也成批地被资本家解雇。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你不在生产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即使掌握了科学技术，也不能摆脱被剥削的地位。仅以著名的美国微软公司为例：1981年开发磁盘操作系统，利润5000多万美元；1995年“windows95”投产，当年利润60亿美元，1997年利润110亿美元；2000年“windows2000”上市，利润230亿美元。利润的飙升，自然体现了高科技的巨大力量，但是这个巨大力量是谁发挥的呢？请看公司雇员人数的变化：1981年128人，1995年1.5万人，1999年3.1万人。利润与雇员人数同步增长说明，超额利润仍然来自剥削。例如“windows2000”，就是5000名编程人员历时三年设计出来的，上市之前又经过上千人耗时一年的修改。他们有时一周要工作100小时以上。不能说那些编程人员没有掌握科学技术，但是他们怎么就不能成为比尔·盖茨那样的富翁呢？虽然高新技术产业同传统产业相比具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应该看到，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资本的力量，正是因为追求利润的本性，所以资本才会不断地从利润率低的行业和部门流到利润率高的行业和部门，只要高新技术产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传统产业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高新技术产业。所以，所谓的新旧产业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国与国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资本的竞争，知识经济没有跨出资本生产的范围。西方各种经济流派解释不了这种经济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承认马克思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资本论的真理性。[20]

判断某种经济学说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首先要看它是否揭示了经济运动中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显然，西方经济学掩盖了私有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实质，它是“智力”工业的假冒伪劣，它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中，妄想成为深刻的思想；它造就了以“经济学”自傲，但对经济学“毫无所知”的各色人物。所以，我们判断经济学家的历史功绩，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在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即剩余价值问题。

我们来谈一谈网络电子商务方面的情况。

网络电子商务是新兴的货币流通方式和新的商品流通手段。在网上浏览电子广告，逛电子商店，用电子货币（符号）进行商品流通。电子商务的较大魅力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网络电子货币交易，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如节约大量的广告费和售后服务的费用。电子商务打破所有的时空和个人限制，能够较大限度地开拓世界市场，比如远程购物、电子货币支付、连网市场和网上交易等等。它可以把商品轻而易举地推向全球市场。

以美国通用电气为例，通用电气飞机发动机部年销售额106亿美元，它把零部件目录搬上了网，客户可实时查询价格和供货情况，飞机发动机的大宗供货商可直接在网上安排发货时间和处理订单。通用电气塑料物品部是一个年销售额69亿美元的分销部门，它的网站能让客户网上订货。通用电气医疗设备系统部为其设备提供网上软件应用服务，公司的销售人员能够通过网络与用户方技术人员一起安装设置磁性图像仪。

实施电子商务的及时年，通用电气网上销售额就达到近10亿美元，到2000年已达到70亿美元。通用电气实施电子商务后，所节省的交易成本相当可观，共节约了16亿美元。把订货服务搬上网后，客户不需要打电话到公司。客户上网查询成本仅为20美分，而每处理一个客户咨询电话的成本却高达5美元。通用电气家用电器部每年处理2000多万个电话，仅此一项就可节约交易费用9600万美元。

电子商务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器，它能为资本生产缩短了流通时间、腾出生产时间。这种流通时间表现为追加的资本支出，资本的一部分必须用来购买这种仅仅在流通中执行职能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资本的这种支出，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它相应地缩小了资本生产地执行职能的范围，因为这种费用是对资本的利润的扣除。

因此，电子商务使得社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只需更少的一部分被束缚在这种非生产职能上[21]，这样，资本在价值增殖上所受的限制减少了。和其他公司相比，通用电气采用电子商务减少了交易费用、保管费用和流通费用，总之，节省的这部分费用就成了通用电气自己的额外利润[22]。[1]电脑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据美国科学院的典型调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在企业的应用，可使工程设计费用减少15～30%，人工费用减少5～20%，生产率提高40～70%，设备利用率提高200～500%，生产周期缩短30～60%。在日本，一家采用柔性制造系统（FMS）的工厂，白天只用12个工人，夜间仅有1个工人值班，而同样产量的传统工厂则需要215个工人。（摘自《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高科技作用

摘要：美国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这一切都源于科技进步。

关键词：高科技；美国经济；经济增长

微处理器、激光、光纤和卫星技术的共同发展使得那些体现新技术设备的潜在回报率提高。但是科技的作用不仅仅如此。信息技术，也就是所谓的信息产业的革新已经改变了我们做事和创造价值的方式，使用的是我们五年前还不能预见到的方式。

本世纪末，在现今科技浪潮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信息技术。在信息技术革命之前，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商业决策都受到有限信息的牵制。由于顾客的需求各异、库存的存放地点不同、以及原材料的流动贯穿于复杂的生产体系中，这就需要真实的有计划的库存来使得生产高效地运行。

现阶段，以实行原材料和人力的成倍增长为后盾的生产是错误的，决策的确定是以几小时前、几天前、甚至是几周前的信息为基础。因此，生产计划要求成本较高的低库存（safetystocks）和后备的生产人员对产品质量进行控制以及对没有预期到的、或是判断上的失误及时作出反映。

当然了，商业决策最终所依靠的信息并不都是确定的，有很大一部分信息不可避免地具有不确定性。但是近年来实时信息（real-timeinformation）的发展使得许多商家取消了低库存和多余的工人，用最的数据调整产品规格从而满足了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此外，实时信息系统使所有商品的交货时间显著地减少，减小相关的资本构成规模。

在信息和质量控制环节非常薄弱时，最基本的中间生产环节和分配过程被绕过去直至消除。网络的日益发展使我们有希望改变或大部分改变现行的分配系统。

革新的进展已经超过了工厂和分销渠道的发展，由于计算机造型设计的发展使得原来建筑部门所需要的设计者现在都处于失业状态。由于使用了先进的信息，医疗诊断也比以前彻底、和快捷了许多，这同样也加速了治疗过程。此外，生物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加速了很多领域，包括从农业到医药业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学家描述了技术进步对于有限的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对产出的影响程度，他们指出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为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远远不如科技创新所做的贡献大。技术创新可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一些机构的效率，使其有可能采用新技术。例如，1995年非农业部门每个劳动力工时以每年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产出的增长比总投入的增长要高约1/3的水平。

当然，要证明一种创新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尽管有的新技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以实施并有所回报，但是大部分都需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通过将新的资本投向到这些新技术时才能显现出它的效果。因此，近年来生产力的增长可以视为是新技术得以成功实施和继续推广的一个结果。

与这些技术创新相伴随的，资本由落后技术在其淘汰的边缘向先进技术流动的过程已经明显地加速。由于技术进步以及更的价格信号、更少的价格发现成本，市场参与者有能力发现和对消费者需求的细微差别作出反应。资本再分配的过程有可能通过金融系统的创新来使风险分散。每一个新的创新都预示着能够更好地满足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创新可以成功地扩大消费者的选择权。

与以前我所介绍的相同，几十年前新技术的运用使得资本装备的定货和交货的间隔时间明显减短，如果该时间长，则会导致商家承担一定的资本支出。事实上，新技术的直接后果就是商家可以预见到将来的需求，以存货储备来表示的采购间隔期的消耗量大大减少。

除了缩短从定货到交货的时间，科学技术还增强了资本品的弹性，以及通过生产过程来不断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特征和构成变化的要求。这种弹性要求商家以较少的实物资本更有效地来参与市场。另外，闲置资本的减少和资本弹性的增加导致了资源的节约，共同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

很显然，新技术的投入使用以及采购间隔时间的缩短使得资本投资获利非浅，商家可以以资本来代替劳动力和其他投入，比一二十年前的状况要好的多。投资的浪潮不仅束缚了成本的提高，而且也使得工业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工厂的产量。因此，产品市场的不足已经引起商家竞相降价。

由于科技进步以及世界贸易秩序向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跨国贸易中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被破除，科学技术通过其对国家贸易的影响从而缓解了价格上升的压力。与此相似的，贸易品竞争力的增强使得一些国家先前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用来增加世界范围内的供给，从而控制国际市场的价格。

因为无论是商家还是其竞争对手都不可能象对通货膨胀有很高的预期时那样，以提高产品价格为核心，每个商家都不得不将其注意力都集中在成本控制上。新技术的使用使得每个商家及对手都具备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与70年代及80年代相比，那时的商家通过提高名义劳动力成本来提高产品价格而不是通过资本投资成本减少更容易做到，也更有利可图。

认为我们将来的形势要比过去好是没有理由的。因此，尽管有许多成绩存在，但是我们仍需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尤其是在将来科学技术开发及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

为了更好的评价科技创新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和日本没有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又赶上美国的实用科学技术？近来一些国家生产率显然也在加速发展，但与美国生产率的差距仍很明显。

对信息技术促进每一工时产出的增长，必须要求解放工人和对工人的再培训。与美国相比，那些劳动力市场缺少柔韧性的国家在这方面有可能稍略逊一筹。

另外一个假设条件是：规章制度、法人体系、贸易限制、政府津贴已经阻止了日本和欧洲的商家充分利用由近期信息技术及其他创新所带来的有利条件。

对评价以上这些影响重要性的进一步调查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一个教训是非常明显的。在经济与科技进步同步发展的时候，公共政策怎样才算是适当的呢？我们应当努力保持劳动力及资本市场的灵活性，以此来不断的刺激体现新技术的资本装备向体现老技术的资本装备的替换。新技术使经济稳定的潜在可能性提高。政府应该努力培养这种潜力。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社会危机教训

[摘要]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频繁出现的经济社会危机，既有理论上的误区与实践中的盲从，又有历史赋予的凝重和现实造成的迷惘；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城乡社会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贫富分化；社会危机；拉美国家；城市化

二战以来，拉美国家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几乎同时步入发展主义轨道。虽然在工业化初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大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几十年过去之后，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而后者却在贫富分化的危机中停滞不前。总的来讲，这可以归结为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程中是否实现了社会协调发展，尤其是工业化造成的农村剩余人口能否被现代社会重新吸纳。在这些方面，拉美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

一、现代化进程中频繁出现的社会危机

曾几何时，拉美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样板；而如今，拉美化却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种社会现象。个中原委极为复杂，既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也涉及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一)发展理论在依附论与放任论闻摇摆。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并没有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二战以来，由拉美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边缘化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等。然而，这些理论大都是作为批判武器，而不是以建设理论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还隐含着某种封闭的发展观。事实上，虽然拉美国家在1950～1980年期间经历了军人干政、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但经济却维持了近30年的持续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普遍采用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模式。然而，就在东亚地区于1960年代转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时，拉美国家却抱着陈旧观念不放，从而导致十年(1980～1990)发展机遇的丧失。应该说，这与依附论等理论有莫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已形成了一批不愿改变现状、却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19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一筹莫展时，就将“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全盘接受下来。然而，这种“放任论”并非灵丹妙药，在使经济稍有起色的同时，却导致了更加扩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近年来，在民众强烈不满的情绪中，拉美国家“政治左转”的集体“变天”，就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某种失效。或许说，拉美国家在两种极端发展观的摇摆中，还要面对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政治权力在不满与失望中频繁变更。拉美历史上有军人独裁统治的传统，而军人当政、政权更迭在1960年代更是风靡这一地区。亨廷顿把这种政治化的社会称为普力夺社会，主要特征是：各种社会势力“很少或压根儿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利益取得的方式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政变”。因此，社会权力是支离破碎的，而公共利益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使得“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中产阶级体制能延续几十年，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拉美地区的政局不稳，在经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挫折后，如今政坛再起风云。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左翼领导人已经在拉美3／4的国家上台。然而，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琼·德里尔却认为：“这有些像阴阳的理论。有时候势态趋向某个方向，但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就又朝反方向发展了。拉美国家过去有着中间或者中右翼执政的政府，他们当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中左翼政府就当选了。我不认为拉美国家这些中左翼领导人之间是团结一致的。我认为，最终拉美国家还是要遇到麻烦的，因此，到时候那里的潮流又会朝另一个方向变了。”

(三)经济增长在腐败与犯罪下艰难运行。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的显著特点除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过分依赖外资以外，就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滋生的腐败与等犯罪经济。首先，官员腐败严重。1990年以来，拉美各国政府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上至总统，下至执法部门，都陷入腐败泥淖；腐败如同瘟疫；腐蚀着拉美各国的政治机构。如巴西总统科洛尔因腐败而遭罢免并受到审判；委内瑞拉总统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因被指控非法挪用公共资金而被迫下台；墨西哥警察与犯罪分子勾结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现象司空见惯。其次，泛滥成灾。“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法交易产业的惊人增长确实转化了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现在，拉美已是世界上三大产地之一，而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是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种植中心；“美元”已成为一些拉美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恐怖活动猖獗。早在1970年和1980年，拉美地区的犯罪率就属于世界较高之列，每10万人中平均每年发生凶杀案8起；1990年代增加到13起，是除非洲以外凶杀案发生率较高的地区。腐败、和其他各种犯罪经济纠缠在一起，严重腐蚀了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使合法经济的成长步履艰难。

(四)利益集团在贫穷与富贵间形成断裂。在拉美地区，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人口总收入的40％～47％；而20％最贫穷的人口却只占有人口总收入的2％～4％；有1．25亿人无法获得饮用水；2亿人不能享受必要的卫生设施；1／7的人口用不上电。因此，尽管拉美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时代，但在其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也没有多少改善；况且近15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下还有恶化的趋势。同时，拉美国家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造成在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和数都在增长，这就反过来促使犯罪流行，加剧了社会冲突和动荡。对于拉美这种贫富严重分化的效应，R·维斯科夫评论道：“在任何情况下，不公正程序都能带来不稳定的政府，因为收入上的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中创造出了鸿沟，而这些利益集团难以在民主中求得妥协。大多数人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着仅仅有利于某一特权社会团体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变得有利于大多数人，这一特权社会团体也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这种政策。”这就是说，长期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彻底摧毁了拉美社会集团之间达成信任、共识与合作的基础。

(五)社会局势在冲突与动荡中危机四伏。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频繁发生危机，别的不说，波及整个地区的危机就有三次：及时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一政治危机；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也称“结构性发展危机”；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连续的金融危机。这三次危机看似起因不同，实际上根子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引发的社会严重分化。反映在经济方面，就是由于大多数人的贫困，特别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人口没能融入现代社会，导致市场得不到相应的扩大和升级。而这时政府又没能及时转变“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使得国外市场没有开发，而国内市场狭小又限制了经济增长空间，以致于到期外债无法偿还，发生债务危机也就无法避免。至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1980年代债务危机的变种，根源都在于贫富分化导致的国内经济体系的脆弱。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长期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集团间的严重对立，结果只能是在走投无路时由对立派执掌大权。然而，由于隐患并未消除，这一派也未必能长久稳定大局，最终是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社会也总是会在这种冲突和动荡中危机四伏。这就是拉美国家频繁发生危机的演绎逻辑。

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的城市化发展

不能说拉美国家没有成绩，但发展成果大都被少数权贵所吞没。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被农业剥离出来、而大量涌入城市的剩余农村人口来讲，其贫困和相对贫困都在恶化。

(一)理论照搬导致实践上的尴尬。拉美国家长期存在一种认知倾向，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越低，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越小，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而且，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也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某种佐证，因为这个模型用西方现代化作背景，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视角，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实现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完成工业化过程；二是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或地域转移，完成城市化过程。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吸收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就会消失，在农业和工业、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就形成合理配置，现代化就基本实现了。问题是，刘易斯模型暗含的、以发达国家现代化为依据而设立的三个假设前题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做到的。其一，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不存在任何素质和制度等方面的阻碍；其二，城市在各方面都有能力接纳这些人口，并使他们融入现代生活；其三，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会过快。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步履艰难的症结不是反映在实现途径上，而是恰好出现在这三个重要前提上。因此，拉美国家这种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的倾向显然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而且以这种理论为导向制定的发展政策在实践中也造成了难以扭转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仅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而且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污染，降低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

(二)土地的垄断造成农民的分化。造成拉美城市“无序化”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土地和其他农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这大大压缩了中、小农户的发展空间，致使他们只有成群结队拥入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拉美在历史上就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而大地产主集团历来就是拉美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即便到近些年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不会通过社会变革来调整农业资源的配置，而是在基本保持现状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技术变革来进行。当然，在20世纪50～7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但除了古巴在1959年和1963年进行的两次，消灭了农村的大庄园制度和富农经济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地区农村土地占有权越来越集中于大型农场，而“小型生产单位的数目在七八十年代大规模减少了，这一衰减趋势到90年代更加剧烈”。少数人不仅对土地进行垄断，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攫取了大量有关农产品的政策优惠，使大多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这也使得拉美农村社会的严重分化在所难免。此外，拉美各国几乎又都把向城市移民视为缓解农村社会冲突的“排气阀”，因此，大规模自发移民潮的出现无法避免。数据显示，1950～1960年期间，拉美农村人口的增长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间，这一比例提高到58％。20世纪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100万，70年代每年超过200万。由此可见，农村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是使拉美城市化陷入尴尬局面的总根源。(三)城市的排斥形成大量贫民窟。虽然拉美地区在历史上有人口偏好向城市特别是首都聚集的传统，但在1955～1980年期间显然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这25年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然而，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不但就业困难，而且还处处受到排斥。从需求讲，首先，“进口替代”模式出现偏差，结果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其次，私有化改革牺牲了社会公正，使城市失业变得更加突出；，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滑坡，带动就业的能力在减弱。从供给看，农村流入人口素质低，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的需求，而且，在1980～1990年，拉美地区人口增长率处于历史高峰期。因此，一方面，由大量迁移农民形成了城市的主要贫困人口，他们在城乡结合部抢占地皮，搭建简陋住所；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也从原来靠近市中心的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从而造成“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局面。一些大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都被大片贫民窟包围，那里通常没有正规道路或街道，水电供应也往往是从城市供水、供电系统“偷”来的；在文化层面上，贫民窟居民与所在城市更是难以融合；而且，这里还往往是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黑社会势力横行，非法枪支泛滥，各类犯罪活动猖獗，因而形成“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奇怪景象。

(四)一种病态的城市化发展模式。2000年，拉美地区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达75％，城市化水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而且，这一地区有52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到2004年，墨西哥城(1640万人)、布宜诺斯艾利斯(1387万人)、圣保罗(1300万人)、里约热内卢(1000万人)都已跻身于世界较大城市的行列。然而，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终于实现了少数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还是实现了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外的城市化呢?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进程；其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转移和职业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变化，而且还伴随着精神、文化、观念的转变。但是，拉美国家却把这种发展趋势简单化和片面化了，造成了更难应对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这从下面一组数据大致可以得到说明。上世纪90年代末，拉美地区每lO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住在城市；1980～1990年，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下降了17％；2002年，贫困人口比1977年增加了2000万人，总数为2.27亿人，占总人口的44％，而占人口10％的富人占有总收入的60％；1995年。公开失业率为7.3％，失业和从事非正规职业者约占全部劳动力的50％；2003年，失业人数净增70万人，城市公开失业率创10.7％的历史新高，城市失业总人数达到1670万人。这样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恐怕与拉美人民当初的憧憬是大相径庭的。

三、社会剧烈分化中的强迫性政策变革

拉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说明贫富的严重分化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就必然会出现社会动荡与危机。易言之，人们的愤怒情绪如果得不到化解，总是要通过极端方式对社会发泄不满或进行报复；或许说。就是要对社会进行强迫性的政策变革。近年来，中国掀起了一股拉美研究热潮，这决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当前我国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有莫大关系；同时，也说明拉美国家的许多教训确实有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

(一)应以大多数人受益为改革价值导向。以拉美现代化历程为鉴来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在改革过程中所凸现的裂痕，理当引起我们对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导向进行再思考。一方面，应正确理解和及时转换过去的价值观。在一个思维僵化的社会里，提倡“效率优先”可以催人奋进；而在社会步入正常运转的轨道之后，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才真正具备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是因为：只有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建构的效率，才是可持续增长的效率。另一方面，应弘扬和强化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其间当然会形成受益集团和受损集团。如果发展的成果由大数人分享，社会自然就会处于健康与和谐状态；倘若改革只是使少数权贵受益，则会引发人们对改革的不满，降低对改革的预期。而且，由少数权贵构成的利益集团一旦羽翼丰满，形成气候，就会不顾大局而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滋生公众的不满与愤怒情绪，进而使社会出现危机。在这一点上，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与政局不稳就是明证。因此，如果说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已是“病入膏肓”，那我们则是“千里大堤”可能“溃于蚁穴”。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应整合城乡社会日益分化态势。拉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是体现在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的集体衰落，而是表现为由农村社会内部的巨大分化而引发的城市移民潮，这主要是由于拉美国家普遍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变革而形成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以农补工”和城乡分治政策。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适宜的，但客观上也是导致“兰农”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三农”在集中释放了多年压抑积累的能量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又终归陷入困境。总的说来，目前我国的城乡分化主要表现在：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农民群体的集体衰落。这主要应归结于社会转型中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这是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促使资源的“去农业化”，从而导致农业的经济地位逐渐衰落，进而使得农民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随之衰微而产生的。亨廷顿认为，尽管农民的目标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但是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换言之，要求得工业化所必须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农民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从的视角出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提高国家政策供给的综合效应，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就成为整合我国城乡分化态势的重要举措。

(三)应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从拉美国家遭遇城市化困境的情况看：农村迁移人口素质与工业化要求不匹配、现代化进程被极大压缩以及农村人口增长过快是其主要的客观原因；而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导致的尴尬局面则与其主观因素有莫大的关系。以此为鉴，在我国，大量农村人口全部流入大城市肯定是不可取的，那么只能走大中城市与中小城镇并举的道路；然而，近些年，中小城镇发展并不理想，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缺乏经济活力，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产业集群支撑。其深层原因，恐怕与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上贪大求全以求政绩的思想有关。从吸收就业的角度讲，众所周知，大企业远远不如小企业，许多国家把扶持中小企业不是看作一项经济政策，而是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发展政策，目的就在于此。因此，在我国要推进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关键问题是要将就业率，特别是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在政策上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吸引大中城市产业层次较低的企业到中小城镇落户，以利人口素质与产业层次的对接。在这样的基础上谋划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才会更加健康而持续。

(四)应加强农村迁移人口就业管理。在城市化进程中，仅仅实现农村迁移人口的地域转移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应使他们同时实现产业转移。拉美国家在这方面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以为农村人口迁移到了城市，使得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下降，这样就实现城市化了，结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根据我国特点，应充分重视农民工的培训和管理工作。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如同候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来回迁移；但从长远看，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终归是要在城市定居的；因此，未雨绸缪，占据主动，总是不会错。首先，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文化与技能水平，以更好地实现素质与产业的对接。其次，破除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给予农民工公平的社会关怀，使他们能够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农民工大都从事城市的非正式职业，不但不能享受附着在正式职业上的福利，而且基本权益也时常受到侵害。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与服务，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仅是一个维护社会公正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社会伦理问题。

(五)稳定联产承包制适度推进规模经营。拉美城市病的起因就是农业部门的专业化与两极化发展。也就是说，农业现代化是通过大地产者对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新技术的吸纳来实施的。这样就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使农业就业大幅减少，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二是使小生产者的经营停滞不前或陷入困境。因此，大量农民陷入贫困和极端贫困，只好涌入城市寻找生机，从而形成移民城市的潮流。由此来看，在我国，实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制，不仅具有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经济功能，而且还具备稳定农民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因而需要保持一贯性并长期坚持下去。然而，一家一户小块土地的经营模式与现代化大生产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机械化难有用武之地，成本降不下来，技术引入也缺乏特别的动力，规模效益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维护公平与追求效率、实现稳定与激发活力之间，确实需要有更大的智慧、更高的谋略与持久的恒心。一方面，既要创造条件，又要综合平衡，以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尽可能地减少农村人口；另一方面，还要促进土地向农业能手集中，根据实际情况适度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总的来说，就是要实事求是，把握好分寸；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总之，拉美国家曾经是发展中国家竞相摹仿的样板，如今却在贫富悬殊与社会危机中彷徨，这里面既有理论的误区与实践的盲从，又有历史的凝重和现实的迷惘。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推进我国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城乡社会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发展模式

摘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的经济高速增长，影响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印度的发展在长期停滞后又实现了经济实力的急速增长，这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为世界消除贫困、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印度正在崛起，这不得不归功于印度独特的发展模式。分为三个部分来分析印度的发展模式：及时部分阐述印度发展模式的历史进程。第二部分分析印度发展模式的特点。第三部分分析印度发展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印度；发展模式

1印度发展模式的历史进程

20世纪中叶，印度摆脱了两百多年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的发展模式也走过了一条非同寻常的曲折道路。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为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实行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宏观管理机制，现代工业与农业结合的经济模式，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发展战略，利用国外资源与自力更生结合的发展方针等。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印度经济模式虽然存在着问题，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开始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再一次证明了具有印度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大促进了印度了经济实力的增长。

1947年，领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开始执政，他强调国家计划，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和国有化，限制私营企业，保护民族产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偏向于苏联模式的“尼赫鲁模式”。此模式下，印度实行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同时并存，而以公营企业为主；实行计划经济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自力更生、进口替展模式。尼赫鲁模式获得了成功，并使印度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使得满足不了人民对消费品的需求，以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最终由于农业衰退、财政危机等原因导致了印度经济状况的恶化。印度政府不得不进行调整和改革。

20世纪80年代英•甘地和拉•甘地执政期间都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加大出口的力度，减少贸易壁垒，看重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拉•甘地还提出“用信息化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引发了印度社会的信息产业革命。经过20世纪80年代英•甘地和拉•甘地的调整，印度经济发展迅速，年增长率超过了5%，从此摆脱了发展缓慢停滞的阶段，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1年以后，拉奥政府刚上台就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口号的改革。拉奥执政期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工业、贸易、投资、外汇和金融等领域的政策。他继续实行自由进口政策，放松进口限制；他还在更多的领域增加公营部门，扩大公营企业的企业自主权，减少政府对公营企业的干预。拉奥政府的模式再一次取得了成功，使得印度90年代的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并由此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1998年以后，瓦杰帕伊联合政府上台以后，把扶持的重点放在了以IT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大力推进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2004年辛格上台后，调整了改革的重点、方向和力度，他强调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差异，减小贫富差距，并逐步提高教育经费在国内上产总值中的比例。再此时期内，印度经济仍然以很高的平均增长率继续增长，大大增强了印度的整体实力，为印度的崛起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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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度发展模式的特点

（1）推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印度自1991年以来印度加快了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取消许可证制度，旨在使限制过多的经济体制转向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1991年，拉奥上台后，大力引进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改革外贸体制，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印度经济向国际化转轨。

（2）以服务业特别是软件业为发展的重点。印度依靠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其龙头产业——软件业的发展更是另世界其它国家刮目相看，很多学者称印度为“世界办公室”。印度的软件业在世界上是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近几年来，它的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印度在世界软件开发和特种软件市场所占的份额几乎达到了20%。除了软件外，印度在信息服务、咨询服务、会计服务、技术服务等领域也有很好的发展。印度的服务业一直保持着很快的增长速度，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3）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印度政府非常积极努力地完善私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为了让私人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使私营企业能够参与重要的经济活动，政府向私人投资开放了更多的部门，加大对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现在又鼓励私营企业参与电力、钢铁等部门的发展。印度的私营经济在独立以前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1991年以前，印度就已经是一个私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4）实行对外开放。印度对外开放长期封闭的国门，强调经济全球化和融入世界经济。1991年以来，印度开始积极鼓励外国私人投资，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尤其是1991年六月，拉奥政府认识到限制性贸易政策的缺陷，开始着手实行自由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的经济改革，放宽外贸政策。一是修改进口政策，减少办理进口许可证的程序，放宽进口许可证的范围；二是政府帮助出口商向世界各国出口印度商品，取消出口津贴，以确保本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三是采用由市场决定的兑换率，扩大低息出口贷款，降低并调整进口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印度还放宽了对资本市场的限制，政府向私人共同基金、国家基金、印度侨民和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了股票和证券市场。

（5）完善的印度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印度之所以有“世界办公室”的美誉，并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这与印度完善的金融和法律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受英国立法方面的影响，其法律体系非常完善，并且与一些欧美一些国家的法律有着很好的兼容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更是以知识产权法、电子商务法等方面为重点完善立法。印度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了印度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印度的金融体系也沿袭了英国的金融制度，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证券业都有条不紊的向前发展。

3印度发展模式的成功之道

独立后的印度根据自身的国情，在借鉴和仿效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摸索出了一种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另我们称道的是，印度走的是一条扩大内需和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道路。它并没有过多的依靠外国投资，依靠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出口廉价商品，只是单纯的依靠扩大内需来增加本国国民收入，所以使得印度不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增强本国经济抗击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第二，印度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与印度政府在推行自由化、市场化的同时，充分重视将印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作法有关。印度政府一直既坚持自由化与市场化，又实施开放性的经济政策，开展多方位的对外经济合作。自由化与全球化相兼容的发展模式，使得印度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第三，印度坚持现代化与传统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印度在实行全球化的同时，还极力维护传统的一些保持民族本性的东西。通过财税方式集中资金，并利用银行融资吸收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防止了国际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把粮食生产放在农业生产的首位，减少人民生活对外国的依赖；印度还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建立起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自主制造各种机器设备，减轻社会经济发展对国外的依赖。

第四，印度还实行经济增长与国民富裕同步发展的增长模式。印度在经济发展中不偏袒任何一个行业或任何一个部门，有效地防止收入两极分化，同时也避免某些集团为谋取私利的一些不当作法。

，印度规范严谨的教育模式为印度高新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印度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扩充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加大科技研究的力度。没有成功的高等教育，印度的软件业、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服务业只能是无源之水。并且印度实行精英教育制度，为高新技术产业做足了人才储备。由于历史原因，印度把英语作为官方语音。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优势，为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对软件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印度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形成了这种有别于其它东亚国家的独特的发展模式，它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它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它有它的成功之处，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在印度发展模式，劳动力被排除在了现代经济之外，大量农村劳动力被闲置，制造业发展不足等等。但是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多样化的，所以无论一国的发展模式如何，只要是适合本国经济发展并为本国发展做出了贡献的模式，我们就认为它是成功的模式。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复兴障碍

［内容提要］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良好的增长势头一度让政府欣慰不已，然而，这种增长依然像1997年那样是在危机边缘上的增长。目前普京总统除了面临国防开支、内外债务、社会支出、企业结构改革、改善恶劣的投资环境和克服日益加剧的人口危机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之外，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来讲，以前的某种路线和政策仍在起作用，还在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尽管俄政府已经对当前的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但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克服危机，要保持持续增长并不容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位总统曾把西方发达国家当成改革的榜样，主观上认为这种过渡比较简单，俄罗斯在摧垮了旧制度的同时并未找到一种建立全新制度的力量和方式，导致了改革的混乱和经济的无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俄罗斯数百万公民的福利及全世界所有国家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增长；俄罗斯；经济复兴；障碍

在21世纪的今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模式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近10年来动荡不安的俄罗斯及其经济改革一直是世人关注的对象。叶利钦时代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更多的生机，“休克疗法”加剧了生产滑坡在俄罗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卢布的不断贬值使人们对于俄罗斯前途充满忧虑。俄罗斯转轨的路径失误在于其试图要在一种能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的制度环境和法制基础还未建立起来之前，便寄希望于市场经济模式能够自动更正原本畸形的经济结构和陈旧的企业经营机制，藉此来改变国家在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但结果却造成了体制的真空状态，给企业生产结构的转换乃至运行能力的提高等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如今，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普京总统身上，希望他能带领俄罗斯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

经济持续增长将受制于“诸多因素”，面临严峻挑战

2001年1～5月，俄罗斯各经济部门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共同发展趋势，工农业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0．4％和1．2％，进出口稳步增长，居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5．2％。经济的好转让俄罗斯政府欣慰不已，俄联邦政府很有信心地预测，在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其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今后3～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到5％～8％，俄罗斯将建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达到强国富民的宏愿。

诚然，2000年初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形势逐渐开始好转，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实现了高速跳跃式的增长，即在1999年增长3．2％的基础上又增长了7．5％。工矿业生产增长约9％，是过去30年（包括前苏联时期）的较高纪录；钢铁工业的增长率为17．9％；机械和金属加工业的增长率为17．5％；化学和石化工业的增长率为15％；木材和木材加工业的增长率为13．2％；有色金属的增长率为11．5％；食品工业的增长率创下了9．1％的纪录。总之，俄罗斯曾一度动荡的政局出现较长时期的稳定，国内经济呈持续增长趋势，整个社会环境得到改善，油价飞涨也充实了国库，国家杜马通过了以自由经济改革为基础的税收法案。

尽管如此，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由于良好的对外经济形势造成的，这种增长就像1997年那样是在危机边缘上的增长，俄罗斯仍然生活在日益加剧的经济落后条件之下。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依然面临许多难题和严峻的挑战，要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并不容易。首先，俄罗斯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发生过大幅的波动，其中1981～1985年和1986～1990年分别为该期间的平均增长率。生产急剧下降，财源枯竭，财政金融体系接近崩溃，国家曾一度被巨额的预算赤字、三角债、偷漏税、外汇市场严重动荡、经济美元化等问题严重困扰着。今天的俄罗斯用于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仍旧极其不足，尤其是对以前诸多年代所积累的各种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克服，这些都在威胁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尽管俄政府目前已经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还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克服危机和推进经济快速高质量地增长。其次，早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位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曾经为了实现向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作出了努力，这两位领导人都力图把西方发达国家当成改革的榜样，并且主观上认为这种过渡比较简单，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来讲，以前的某种路线和政策仍在起作用，还在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如果说要使用过去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借此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难题也是不太可能的。摆在普京总统面前的依旧是诸如国防开支匮乏、内外债务增加、政府预算赤字、社会支出负担、企业结构改革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投资气候也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过去几个月的经济指数有恶化的趋势，可见，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原材料、石油、天然气的行情。在今后的5年内，俄罗斯将会遇到3个比较严重的危机：一是2003年的债务危机，到那时需要还本付息的外债金额将增加60％；二是2004～2005年的投资危机，到那时设备将严重老化，电力部门的设备将无法继续使用；三是2005年前后的能源危机，资源的耗尽将引起“天然气”中断。

俄罗斯经济复兴障碍分析

总体看来，阻碍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俄罗斯的债务危机和预算赤字问题

目前俄罗斯国民经济美元化和资本外流的现象正在进一步加深，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预算赤字十分严重，老百姓在生活上的贫困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2001年1月俄罗斯人均收入为1975．6卢布，比2000年12月下降了36．5％。2000年4季度时，俄罗斯人均收入低于规定的低生活费标准的人数达3920万，占俄罗斯总人口的26．9％。如果按汇率计算，俄罗斯日前的年度消费预算大约为250亿美元，这同美国纽约州的预算差不多；如果按消费者物价指数计算，那么250亿美元则是3个纽约州的预算。通常国家的债务往往不是按照消费者物价指数来支付，而是按照现行汇率来计算。俄联邦政府债务负担在今后几年内将非常沉重，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统计的官方数字，俄罗斯政府的外债大约为2000亿美元。尽管俄罗斯政府同伦敦俱乐部签署了部分（120亿美元）注销苏联遗留下来的债务的协定，加之在2000年初，俄罗斯政府偿还了一部分美元债务，俄联邦政府目前的外债仍是联邦全年度预算的6～7倍左右；虽然外债总额有所减少，但还债前景并不明朗。据统计，未来10年，俄罗斯每年要偿还130亿～190亿美元的外债，远远超出了俄罗斯的财政支出能力，由此可见，解决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经济能否持续复苏的关键。到2003年时，俄罗斯将面临新一轮还债高峰，届时外债偿还支出将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因此，如何缓解沉重的外债压力是对政府不小的考验。

另外，俄罗斯目前另一个较大的预算开支是军费。俄罗斯军队目前处于一种十分艰难的境地，政府很难削减军费开支，即使保住当前的状况也属不易，国家尤其需要花费精力在战略力量和常规力量之间合理地分配资金。此外，在社会开支方面的预算，俄政府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方面没有什么很大的进展，居民的退休金和工资也常有拖欠的现象。相比之下，在那些不是由国家而是由退休基金（按积蓄制度积累起来的）支付退休金的国家里，居民所拿到的退休金的数额要多得多，而且不会拖欠。俄罗斯要过渡到这种制度，还需很长时间。

（二）企业改革仍旧步履维艰

早在1992年12月29日，随着《俄罗斯联邦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的颁布，俄政府对大部分国有财产实行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拍卖，决定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改造成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一时间，在俄罗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运动，然而事实上，私有化在客观上受制于经济动荡、法制不健全和政局不稳等因素，它并没能达到促进企业改革和增加生产的目的。相反，私有化因政局动荡和政府职能弱化而导致的贪污、受贿、化公为私、诈骗等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私有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犯罪，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社会逆反心理，很多百姓怨声载道，私有化对俄罗斯经济进程带来的负面效果远远大于积极的影响。

回顾以往几年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进程，可以看到，在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快速的大批私有化并没有带来改革者原先所期望的企业重组，生产和投资反而倒退到极低的水平，大部分企业的产品结构和供销关系得以沿袭保留，私有化没有给企业带来生机，相反却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改革者们原本希望通过企业私有化的方式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产权”，以便刺激生产和积累资本，实施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创新，但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却导致了低效的所有权关系。“产权”的分配并没有带来合理的刺激机制，尤其是，企业的所有者疏忽了对管理层的监督，一旦企业在竞争中失败，那么这个企业就会被竞争对手接管或破产倒闭。通常条件下，如果在企业内部有了所有权结构，那么企业最终会拥有“好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私有化之后的俄罗斯企业却受到“不完善”的企业监管的主宰，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在俄罗斯企业中所实施的这种“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分配”几乎不能在企业内部实现有效的监管机制和在企业外部实现合理的竞争机制。

俄罗斯的企业在经历了1992年底开始的小私有化、大私有化（证券私有化和现金私有化）之后，如今，私有化在俄罗斯国内迎来了第三次浪潮，俄罗斯政府打算在最近3年内完成2．2万家企业的私有化。在2001年上半年就要出售由国家控股的19家大型企业的股份，其中包括几家大型国有煤矿和石油天然气公司。例如政府将分别卖掉库兹巴斯煤矿和哈卡斯煤矿的79．73％和43％的股份；卖掉奥伦堡油气勘探公司、下瓦尔托夫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和斯拉夫石油一梅杰恩油气勘探联合公司的15．5％、4．73％和3．28％的股份。此外，政府还准备出售莫斯科河运公司21．3％、科夫托尔铁矿24．8％、米哈依洛夫铁矿4．94％、盖斯基铜矿10％、南乌拉尔镍矿23．35％、新库兹涅次克炼铝厂14％、俄罗斯国家保险公司49％的股份。此外，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还准备在2001年内向政府提出要进行私有化改革的另外700家企业的名单，并准备向政府提供相关企业的详细资料，这是普京上台以来采取的规模较大的一次私有化举措。

与以往私有化不同的是，国家在对这些企业进行拍卖时，俄罗斯国有资产部将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调查，提出私有化协议，并对出售企业的理由和时间进行论证。俄罗斯政府此次拍卖的公司均不是国家明令禁止拍卖的“超级企业”，为防止失去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超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俄政府在2001年财政预算案第100条中对可进行私有化改革的企业进行了限制，即凡法定资金超过限制数额的超级企业都将被禁止拍卖。尽管如此，由于有了及时次私有化的教训，俄罗斯百姓对“私有化”仍旧是谈虎色变；同时，俄私有化部门正准备说服杜马议员解除私有化拍卖的禁令，让更多的大企业迈入私有化行列，使得人们更加担心私有化有可能会再次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

如今，俄罗斯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像往年那样是充实预算收入，而是重组经济，但重组的主要负担首先来自国有企业，尽管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有些方面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及时次私有化浪潮不同，此次私有化的规模虽然小于上次，但其影响不可低估。俄罗斯通过先时的私有化对多数工业和自然资源进行了拍卖，但是国家在过去5年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却是明显下降了，私有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不那么尽如人意。俄罗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所有权结构，防止再次出现以新的同样不良的所有权结构取代旧的不良所有权结构。建立高效的所有权结构比不惜代价的快速私有化更为重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未来几年在册失业人数将急剧增加，暂时还无法评判这种现象会有多严重，对社会的危害会有多大，因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现在就已经过着相当困难的生活。俄罗斯失业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目前整个俄罗斯大约有1000万失业人口，比2000年同期上升28．9％，同时，实际收入水平也大幅下降，这种局面造成消费市场继续低迷。而对于为数众多的俄罗斯企业来讲，目前需要的是：（1）政府制定有益于企业参与竞争的政策，拆除垄断，通过促进新企业的建立来保障局外人参与竞争；（2）制定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把企业从社会福利的负担中解脱出来；（3）制定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物价和保障货币供应及流动资金，建立功能正常的银行体系，以不是过高的实际利率来为企业提供贷款等等。

国际上的一家著名咨询公司曾断言，俄罗斯的企业如若能够成功地进行结构改革，俄罗斯的年国内生产总值将长期保持递增8％，这会使国家在几十年内发生重大变化。毫无疑问，在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中，企业改革对于恢复经济增长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然而，俄罗斯长期关闭的亏损企业占国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4，其产品基本上没有什么市场需求，如果指望这类企业来为居民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显然不现实。俄罗斯的许多大中型企业实际上并没有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生存的能力，它们负债太重，效率太低，但对于它们所在的地区和城市来说，它们又是维持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劳工就业所必不可少的，地区政府不敢也不肯让它们破产倒闭。俄罗斯国内的另外一部分工农业企业的亏损面也很大，预算拨款、财税和企业资金结算拖欠极为严重，这就给企业造成了资金短缺、生产设备陈旧、生产性投资不足等问题。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普京总统对税制进行改革后，银行系统的种种问题也亟待联邦政府解决，因为没有银行的支持，市场经济和企业改革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俄罗斯现有1300家银行，但大多数都面临破产，如何对这些银行进行合并重组将是一个十分困难和敏感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大多数赢利的企业都已经被私有化，而国家手里剩下的都是些亏损企业，很少有人愿意买这种企业的股票。私有化部门没有能力对这么多亏损的企业进行有效管理。199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还在起作用，大部分企业的亏损因素也阻碍了企业改革的进程，加之国家总是在无休止地变换规则，企业改革的所有制关系还不十分稳定，相互之间矛盾的法律，这一切都无助于俄罗斯国内企业的正常发展。

（三）资本外逃无以支撑经济增长

俄罗斯的经济正在逐步复苏，然而其富豪阶层也正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们的资金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美国的财政部曾经做过这样一个估计，俄罗斯人手中持有约600亿美元的现金，几乎与美国人的现金持有量相等。目前这些现金大部分以各种各样的途径流入了更具吸引力的市场，除了塞浦路斯和Cayman岛等传统避风港之外，一些西方银行也成为这些俄罗斯外汇的藏身之所。美国通用会计师事务所最近发表报告称，过去10年间俄罗斯人从纽约花旗银行转出的外汇资金总额达到7．5亿美元，花旗银行承认对此监管不力，未能给予合理的监控，也是因为当时的标准与今天不同。又如，2000年俄罗斯的贸易顺差有600亿美元，然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只增长了160亿美元，加上用于偿付外债的110亿美元，还有330亿美元不知所踪。这笔外汇的一部分变成了外币储蓄或是海外投资，还有一部分就作为现金被俄罗斯人直接持有。

根据保守的估计，过去10年，俄罗斯外逃的资本已有1000亿美元之巨。而根据一份由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西安大略大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仅在1992和1993年的两年间，俄罗斯就有700多亿美元不翼而飞，在1994—1998年间，俄罗斯资本外逃的总数超过了1400亿美元。2000年俄罗斯资本外逃数额是115．23亿美元，2001年在此基础又略微降低。资本外逃数额中的一半是合法流出的，或许更确切些，不是法律允许而是由法律疏漏所造成的。莫斯科一家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罗兰·纳许说：“这是一片灰色的区域，大部分的资本外逃违背了法律精神，但并没有违反法律本身。如果你想进口酒，那你好在报关的时候报成是免税的婴儿食品，再贿赂一下海关官员，那么统计数据上就会显示出便宜的价格，而非昂贵的酒品。”俄罗斯大部分的进口物资一般都与所申报的品名不符，资本外逃现象仍在继续。

面对如此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政府的责任是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使企业家们在国内的投资比运出国更有利、更。一旦俄罗斯国内形成了能够对投资者有充分保障的投资环境，则不论是本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都会蜂拥而至。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降低税收政策等等）需要资金，要得到资金支持又必须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基础，而要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则需要国家充分发挥经济杠杆、法律杠杆和行政杠杆的作用来调节。

（四）恶劣的投资环境将外国投资挡在门外

对于目前正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的俄罗斯经济来说，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经验和资本或许尤为重要。但是，由于俄罗斯目前的法制不够完善，管理体制十分落后，官僚主义作风和国家保护主义盛行以及俄罗斯不合理的税收体制，迫使外国投资者在对俄罗斯进行投资时仍然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此外，许多外国投资者在过去都有过痛苦的投资经验和在文化背景上的强烈反差，他们不愿意在长期项目上将大笔资金投到俄罗斯这个市场上。俄罗斯人往往会以怀疑或者敌视的目光看待外国人及其投资者，大部分在俄罗斯的投资者被当成犯罪团伙，或者成为政治家试图攻击的目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乔尔·赫尔曼这样认为，“这种敌视态度是因为对资产与合同应具有的效力缺乏尊重，也是对少数持股人的作用缺乏尊重的结果，这仍然是能否吸引更多投资者到俄罗斯的主要障碍。”

俄罗斯已经被列入经营环境最差的国家行列。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1998年在俄罗斯全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只有32亿美元，比1997年的高峰时期有所下降；1999年为42亿美元，2000年外国投资总额达到了109．58亿美元，虽然同前一年相比，增长了160．9％，但是平均到每人头上则只有74．04美元，2001年俄罗斯的外资总额接近100亿美元。这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同其他的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吸引外资额的数目少得可怜。据美俄企业家理事会说，大多数公司认为普京的改革计划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他们在重返俄罗斯之前都在采取观望的态度。

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仍旧是阻碍外国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俄罗斯全国有4万家公司和银行被黑手党控制，这些不法分子与大大小小的官僚相互勾结，偷逃税款，牟取暴利。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金融寡头们争相控制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为了各自的切身利益斗得你死我活，俄联邦领导层内部也并非一片净土，前总统叶利钦的家庭成员也曾卷入了纽约洗钱案，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如果不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惩治政府内的腐败分子，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就得不到改善，俄罗斯经济就无法得到必要的资金。俄政府必须下大力气彻底摧毁俄罗斯经济社会核心中的腐败，使税收系统合理化，大大削减政府支出，否则，改革注定会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休克状态。俄罗斯最需要的是一种有竞争力的、有效益的、能维护社会公正的、能保障政治稳定的经济体制，而为了改善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必须实施减轻税赋、整顿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建立法律保障等措施。

（五）人口数量剧减令经济雪上加霜

俄罗斯联邦已深深陷入近百年来的第四次人口危机。前三次均同战争、饥饿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次却发生在和平时期。人口锐减可以说是目前阻碍俄罗斯国家强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根据近10年来俄罗斯的人口变化趋势，我们不难看出，俄罗斯人口的出生率在全世界是低的，种群退化现象十分严重，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

1999年，俄罗斯出生人口只有121．58万人，但死亡人口却高达214．03万。俄罗斯人口自苏联解体之后已下降了330万，截止到2000年10月1日，俄罗斯的人口为1．45亿。2000年度的头9个月人口就下降了55万人。2001年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在原有基础上又减少了95．8万人。在未来的15年内，俄罗斯人口将下降1100万，如果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一直保持目前水平，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下降到1．16亿。

莫斯科大学教授、著名的人口学家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霍列夫断言：“如果俄罗斯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的问题得不到重视，俄罗斯民族将在21世纪末从地球上消失，长此以往，俄罗斯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的确，在俄罗斯人口结构中，老年人比例日趋增多，青壮年劳动力则日显紧缺，让俄罗斯政府引以为荣的俄罗斯辽阔疆域将会开始没有那么多人去开发和居住，荒原依旧荒芜，国家的安全将有可能失去保障。导致俄罗斯人口萎缩的主要原因有：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数减少和出国潮汹涌澎湃、因生活环境恶化和生活质量下降而引发的各种传染病使大量俄罗斯人丧命、酒精使大量俄罗斯男子命归黄泉、俄罗斯人的自杀率越来越高等等。

对于拥有偌大国土面积的俄罗斯来说，人口数量不足的局面越来越令政府感到焦虑。俄劳动部社会人口政策与人口社会保障发展局局长萨马林娜也警告说，“国家目前面临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俄罗斯人口出现了危险的‘剪刀差’现象”。也就是说，人口出生率下降同时伴随着死亡率急剧增长，因此，俄人口数量减少现象在本质上区别于欧洲。从长远看，按这种人口发展趋势，21世纪还没有过完，俄罗斯可能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卫自己偌大的国土了。我们可想而知，今后几年，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将不仅仅是资金短缺，还涉及到劳动力的短缺问题。自2015年开始，俄罗斯将会更加尖锐地感觉到劳动力比资金更为缺乏。根据人口学和经济学家的估算，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要正常发展，至少还需要500万左右的劳动力，而除了移民之外，俄罗斯无处可以得到这些劳动力，不然的话，俄罗斯这片广阔的土地只能继续衰败。俄罗斯的犹太自治州、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4人，目前看来，不依靠外国的劳动力来开发远东地区是不可能的。

始于1992年初的经济转轨的种种失误给俄罗斯带来了空前的动荡和经济上的萧条，近10年痛苦的经济改革已经让俄罗斯精疲力尽，人们今天似乎应该从一种更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俄罗斯的经济现实，如何保障俄罗斯在经历了数年的动荡和贫困之后获得秩序与繁荣也决非轻松之事。俄罗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俄罗斯2001年经济增长率可达到4％，同时将继续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使通货膨胀率也按计划控制在14％至16％之间。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条件则是，国家必须充分而有效地利用资金，维护经济自由，改善国内经营气候，力求为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要寻求一种在国家指导下的经济增长方针，同时力求通过中央政府来协调投资，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必要的贸易壁垒，以此来保护俄罗斯自己的工业。俄罗斯必须从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俄罗斯应该找出适合自己目前经济发展脆弱性、适合自己国力、国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之路。即使俄罗斯能发展成为在经济上和民主上都很成功的国家，它也永远不会同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一样。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发展落后的因素分析

一、背景简介

随着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拉丁美洲古老的印第安文化历史发展进程被打破，在后来的300多年里，拉美各民族长期处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殖民统治之下。1791年，海地人民在黑人领袖杜桑•卢维尔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揭开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序幕。经过30多年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1826年，西班牙一个殖民据点卡亚俄港的守军投降，拉丁美洲的殖民体系彻底崩溃，南美大陆全部获得解放。

二、资源概况

拉丁美洲土地肥沃、气候宜人，非常有利于各种作物生长。世界上绝大部分农作物都可以在这里生长，其中的咖啡、可可、香蕉、蔗糖等作物的产量之高，更是名闻全球。此外，拉丁美洲还盛产橡胶、奎宁和棉花等。拉丁美洲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天然牧场面积大约4亿5千4百万公顷，占拉美总面积的20％。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所输出的肉类罐头，在世界各国出口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拉丁美洲的森林覆盖率为44％，共9百多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森林面积的30％左右；可利用的水利资源达4千9百亿千瓦，约占全世界可利用水力资源的10％。这里的河流、湖泊以及大西洋、太平洋沿岸还盛产鱼类，秘鲁、巴西沿海和加勒比海是闻名于世的三大渔场。拉丁美洲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现代工业最重要的矿物原料几乎全都具备，不少矿藏的储量还很丰富，如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石油、巴西的铁矿石、牙买加和苏里南的铝土、古巴的镍、智利的铜、硝石、秘鲁的钒、玻利维亚的锡、锑、哥伦比亚的绿宝石等，储量均居世界前列。

三、原因分析

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按条件和资源应该高度发展。可是，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的一百多年里，其经济的发展反而远远落后于同处一个区域的近邻美国。为什么独立后的拉美各国在经济上没有象美国那样来个大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上的“考迪罗主义”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独立战争后，拉丁美洲在经济上保留并发展了半封建的大地产制，政治上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这种政权的表现形式就是“考迪罗主义”，即军事独裁统治制度。（“考迪罗”一词为西班牙语，原意是指首领或领袖，后来泛指拉美地区的军事独裁者。）“考迪罗”主义对拉美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造成政治局势的经常性动乱拉丁美洲在独立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始终处于剧烈的动乱中。每一个地区都在一个“考迪罗”的统治之下，而每一个“考迪罗”又都是至高无上的。各地区的“考迪罗”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和争夺国家政权，不断进行无休止的血腥战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战争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考迪罗”都会利用一切机会，随时发动政变，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国家权力的频繁更迭。例如：墨西哥独立后至19世纪末，更换了72个政府；委内瑞拉在19世纪共发生过50次“起义”；玻利维亚在74年中，爆发了60次“革命”；哥伦比亚在1830年至1900年间发生了27次内战；秘鲁1829年至1845年间更换了12个总统。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无法谈起。2.促进大地产制的膨胀性发展拉丁美洲的“考迪罗”们是依靠地主集团提供的强大经济支持夺取政权、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因此，在他们上台后，竭力维护和巩固大地主阶级集团的利益。例如：阿根廷独裁者罗斯在他统治期间，先后将50万公顷的土地，无偿地分别割送给支持他的大地主。1880年到1884的间，墨西哥政府通过一次丈量土地，把占全国1／4的土地全部赠予本国地主和外国资本家，因此，这一时期成百次的起义和政变，都不能算为革命，因为它们并未促成经济和政治上的基本改变，即没有消灭殖民地时代盛行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革命之后，大地主仍然存在，甚至依靠这些“革命”繁荣起来，这就极大地阻碍了拉美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3.打开帝国主义入侵的方便之门拉丁美洲各国的“考迪罗”为了巩固政权和地位，都极力寻求国外势力对自己的支持，引狼入室。例如：阿根廷在独立战争胜利后，民族革命力量分裂为联邦派和中央集权派。为了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都借助英国殖民主义的势力，从而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内战。结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829年预算赤字为1500万比索，英国乘此机会，采用种种手段，不断巩固和加强了在阿根廷的地位。在墨西哥，自由派和保守派争夺权利的斗争，导致了1961年至1967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联合干涉。后来，美国又在支持波菲里奥•迪亚斯夺取政权后进入墨西哥，控制了全国主要的经济部门。拉美各国军事独裁统治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动摇，经济上的倒退，民族独立的丧失，使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殖民时期的“大地产制”延缓了经济的发展1791~1826年资产阶级性质的拉美独立战争，并没有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基础，特别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克列奥（即土生白人）地主阶级在独立战争中掌握了领导权，取得胜利后又把持了国家政权，因此，殖民时期的大地产制没有被废除，反而更为发展。克列奥地主们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垄断水源、丈量土地、廉价收购、强迫迁移、非法没收等卑劣手段，较大限度地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占为已有，使土地高度集中。他们在19世纪一个世纪中併入的土地，等于以前三个世纪併入大地产的土地总和。例如：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1830年，每个地主平均占有土地1万6千公顷，到1840年则增加了84％，达2万9千公顷，到19世纪末，较大的地主拥有土地120万英亩。又如在墨西哥，独立战争前大庄园的数目有4944个，到1854年则达6093个，到20世纪初，拥有2万5千英亩以上土地的庄园有300个，拥有6万3千5百英亩以上的有116个，拥有7万5千英亩以上的有51个；拥有25万英亩以上的有11个，最小的庄园也不少于2千5百英亩。拉丁美洲独立革命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是它最根本的失败。结果，大地产制像一个重负似的套在拉美各族人民的脖子上，成为国家政治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大地产制”对拉美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1.造成农业生产的极端落后。由于土地高度集中，整个拉丁美洲的自耕农数量在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占绝大多数的是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中的债农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每年在地主的庄园中劳动180~265天，不仅农民本人，就连其儿孙也得继续偿还债务，沦落为半农奴性质的债务奴隶。这样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带来的必然是十分低下的生产效率。更由于大土地所有者关心的只是保持大地产和满足于在庄园内对农民无限制的封建剥削，根本不注意改善经营管理，结果使近90％以上的可耕地荒芜。生产工具简陋、耕作方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1920年巴西有6个州，每个州所有的犁竟然不到100部，平均每214个农庄才有一部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独立后的拉美各国，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得不到提高，反而逐年下降。据统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多世纪里，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至少下降50％以上，迟滞了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2.阻碍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拉美各国的大地产者满足于庄园内自给自足的经济，缺少发展本民族工业的热望。巴西的大地主曾声称：“我们家里所需要买进来的只是盐、铁、铅和火药，其它一切东西都是在地产内自己制造的。”这样，既限制了工农业生产，也限制了随着生产发展而形成的贸易交往。这种闭关自守的农业，是适应不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冲击的。为了摆脱困境，大地产者不是从发展本国农业、工业的奋斗中求生存，而是在对帝国主义的屈从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种植一种或者几种可供出口的作物，如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的香蕉，古巴、多米尼加的甘蔗和蔗糖，厄瓜多尔的可可等。这种适应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牟取暴利而发展起来的单一性的农业，根本不能为本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更为严重的是，地主们宁愿在欧洲的上倾家荡产，也不肯购买农业机械和现代化设备。例如：阿根廷的牛羊饲养业大王们，对于修筑急需的铁路一事实行怠工，反对建立肉类包装工业，反对培养纯种马、短角牛、螺角羊以替代劣等牲畜，反对开垦极肥沃的大草原来种植谷物，尽管这些技术的改良，几乎可以使他们一夜间变成巨富。大地主的愚昧无知，延缓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使拉美各国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帝国主义。

（三）军事上的频繁战争破坏了经济的发展拉丁美洲各国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为了扩充地盘，往往利用殖民时代各种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制造借口，挑起事端，发动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战争连年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25~1828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战争，称及时次乌拉圭战争；1836~1838年，智利、秘鲁、玻利维亚战争；1834~185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战争，称第二次乌拉圭战争；1864~1870年，巴拉圭与阿根廷，巴西与乌拉圭战争，即巴拉圭战争；1879~1883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战争，称太平洋战争。战争带来了两败俱伤、家破人亡的恶果。如1864~1870的巴拉圭战争，进行了5年之久，战争结束后，巴拉圭作为一个国家惨遭破坏、彻底崩溃：土地荒芜，男人绝迹，城市变成废墟，整个国家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垮了。战争开始时，全国人口总计133万7千多人，到战争结束和平实现时，全国只有22万人，其中男子为数不过28746人。经过这次空前浩劫之后，巴拉圭始终没有恢复，直到今天，人口比1864年战争爆发之前还是少些。交战国巴西损失5万余人，耗费6千3百万英磅，外债却高达1230万英磅。1879－1883年，智利和玻利维亚、秘鲁的太平洋战争，持续了4年多，结果，玻利维亚、秘鲁两国损失惨重，前者丧失了15万8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后者则丧失了塔拉帕卡省，失去了对阿里卡和塔克纳两省的控制。沿海的肥沃谷地，变成荒野，作为秘鲁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的硝石大部分被夺走，财政收入锐减到600万美元，仅及15年前的1／3，而外债却高达1亿5千万美元，社会经济倒退了若干年。

（四）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了经济的发展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拉丁美洲各族人民凶恶的敌人。拉美各国独立后，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法、德等国的竞相角逐、巧取豪夺，使这个地区成为半殖民地似的附庸，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最早侵入拉丁美洲的是英国。它通过贸易、贷款和投资等手段，进行超限度的剥削。被称做“不列颠帝国的第五自治领”的阿根廷，其经济所有部门差不多都被以英国为主体的外国资本所控制，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较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财政上这样依赖于伦敦，几乎可以说是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除阿根廷外，英国资本还控制了智利的硝石，巴塔哥尼亚的咖啡和羊毛，巴西的棉花，亚马逊的橡胶，委内瑞拉的石油，墨西哥的银矿。至及时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垄断资本在拉丁美洲已拥有118条铁路，45家港口服务公司，112家公用事业公司，25家硝石公司和23家石油公司，并且控制了几乎全部的电话、电力和水力事业。拥有200万英磅资本的圣保罗铁路公司，1888年的利润率为10％，1890年为14％。英智硝石公司从1902年成立起，年利润率从不曾低于16％，1913年更高达30％。莱维普硝石公司1885年的利润率高达50.7％，1913年竟达150％。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统计材料，1923年，英国资本从拉丁美洲获得的利润高达4700万英磅之巨。据统计，英国对拉丁美洲输出的商品价值，1807~1814年间，平均每年为400万英磅，1825~1827年则激增到每年平均为6600万英磅。到1913年，贸易额占拉美输入总额的24％，占输出总额的21.2％。投资额1827年为2500万英磅，1870为年8700万英磅，到1913年达到10亿英磅。美国资本主要集中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912年，美国资本在墨西哥控制了采矿业的78％，冶金业的72％，橡胶生产的68％，石油开采的58％。1846~1848年，美国发动了对墨西哥的战争，强迫其承认得克萨斯为美国所有，并且将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内华达、亚利桑那、犹他、科罗拉多各州以及怀俄明州的一部分转让给美国。从此，墨西哥丧失了整个领土的一半以上，面积达230万平方公里，这次战争使墨西哥一直到现在仍然还能感受到它在经济上的破坏影响。从1856年起到1903年止，美国对拉丁美洲进行了50多次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经济势力也随之得到迅速扩张。据统计，美国在拉美的投资，1899年为3亿美元，1913年增加到15亿美元。尽管这个数目大大落后于英国，然而美国对拉美贸易方面却超过了英国，占拉美输入比重的25％，占输出比重的30.8％。此外，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还通过挑起战争、索取赔款，掠夺拉美人民的大量财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输出，利用当地丰富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修筑铁路、开办工厂、经营采矿，剥削拉美人民，使拉美各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大量外流，极大地影响了拉美各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拉美地区的发展。

结论综上所述，拉丁美洲各国从独立战争到及时次世界大战前夕，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虽然也有过一定程度的进展，工业、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力量相对增强，但是，这种发展的速度是缓慢的，比同一时期、相邻地域的美国和加拿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些缓慢的发展还是片面的、不平衡的，只发展了少数农作物、矿业原料和加工工业，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工业。经过独立战争，拉丁美洲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却并没有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桎梏，实际上成了半殖民地性质的附属国。正是由于上述各方面原因的合力，造成了拉丁美洲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严重局面。

国外经济论文:浅谈国外经济学教学效果提高论文

摘要：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及学科特点出发，分析了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较差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改革思路和基本做法。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教学改革

1.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原国家教委统一规定的我国高校财经类专业1l门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的原理、定律和理论，是财经类专业大多数课程（如管理学、营销学、国际贸易等）的基础或相关科目。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社会急需大量掌握经济、管理知识的创新型人才，该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经济学的教学过程来看，经济学所分析问题接近实际，学生学爿兴趣浓厚，但经济问题过于复杂、传统教学模式单一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足，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类人才培养，也不利于未来我圜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分析原因，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方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2.经济学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从多年的经济学教学实践以及j其他高校的进修、访问的比较来看，导致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效果不佳的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目的的理解偏差

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要if：学生掌据经济的基本原理，并会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释frJ-场经济FI】常的一些基本现象，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从}：述f{的来看，掌握基本原理仪是浅层次婴求，深层次要求则是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分析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Ij的是为社会培养经济管理类创新人。由于删解的偏謦，导敛部分教老师在教学过程巾过于沣m基本沦、模型及数学方法的讲解，理论脱离实际，教学内容枯燥，学生习带仃雄情绪。

（2）理论体系庞大，内容多抽象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下。稀缺资源置0利用的学科。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础f：的方经济学娌沦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论体系}j庞大，授课内容覆盖面广，涉及知识多，存在较多的数学模，学，普遍感到不易理解，加大课程的难度。

（3）教学方式问题

现在高校教学存在两个极端，一部分高校教师If1于高校教学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很多教帅只能使圳他统的“黑板+粉笔”这一教学手段，进行“填鸭”灌输，教学F段落后，限制了讲授的信息量，降低了课程的l贩引力。一部分高校老师则过度依赖多媒体技术，一套课什从头讲到尾，所有的数90理论研究学及模型推导均在多媒体上进行，导致上课进度较快，内容过于丰富，学生一时难以接受。最终，两种教学方式都导致教学效果较差。

（4）教学组织问题

由于评估体系及考核体系客观存在，各个高校在进行教学管弹时多是从便于考核评估的角度加以管理，对于不同学科、不Ii=l专业实行标准化管理，但经济学本身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一门复杂学科，应用性较强，标准化的管理方式限制了教师在教学过程组织中的灵活性。如课堂教学组织中讲授时间过多，课堂讨论时间较少，而在教材选用方面过于相信，教学内容选择局限于教材内容，限制了教师在时间组织及内容组织}：发挥的空问，也限制了教师钻研经济问题的积极性，最终限制_r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培养。

（5）考核方式一

山于西方经济学是专业荩础课程，其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闭卷考试，而由于各类评估及检查的存在以及方便批阅等方面的冈素。导致试卷I1】钾论联系实际的案例分析类试题较少出现，考核学生仍以考查识记能力为主，忽视了学生实际运J{J经济学知识的能，不利于学生综合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另外，在考卡发过程『11过f强调考试结果的重要件。忽视平时学习过程管理。学平时学习积极性不高，考试时突击复习现象客规存，导致学生平时缺少锻炼思维能力勘.

（6）班级规模问题

课常讨论是激发学卜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用经济思维分析、斛决实际题，提高学生动脑能力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高校火规模扩招，学生数垃小断增加，班级的规模也不断扩火，使得课堂讨论无法组织进行，即使可以组织效果也较差，影响了学牛学习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效果。

（7）学习环境问题

下j内高校由于经费及方便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很多学校的寝室尢法上网，校阅内也缺少学自由讨论、学习的窄问，减少了学牛学习交流的机会。课后均是以自主复习课本内容为主，学生缺少观察经济问题、分析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的仃效途径，影响学习效果。

3.提高经济学教学效果的途径

（1）正确理解经济学教学目的

加强对教师的业务培训，利用网络、经济学组织等资源增加教师交流机会，辅导教师正确理解经济学教学目的，在教学中减少单纯理论、模型及数学方法的讲解，增加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运用经济分析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恰当运用教学手段和方法

学校应当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多媒体设备等先进技术设备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教师要充分利用先进技术设备对教学的促进作用，采用多媒体设施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增加课堂教学的吸引力。但不能对这些设备过度依赖，忽略传统教学方法的优势，在增加信息量的同时，对于复杂理论、模型及数学推导方面应以采用传统讲授方式为主，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果。

（3）改进教学组织管理

高校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因而其出发点不是便于管理，而是要便于人才培养，一切要以人为本，即以教师教好和学生学好为本。应当给予教师更多的课堂组织的灵活性，如课堂时间分配、教材选择、课堂内容组织等。

（4）改革考核方式

为增进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提高学习效果，改革考核方式必不可少。在实际中，应当增加平时考核的力度，增加考核方式，如可以学习香港高校经济、管理类课程考试、作业、课堂讨论综合考核的模式，减少考试在考核中的作用，提高平时作业及课堂讨论在考核中的地位，培养学生在平时学习理论及用经济思维解决现实问题的积极性。

（5）减小班级规模

学校应当增加经费投入，加大教师引进力度，实行小班教学，方便课堂组织，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增加学生与教师、学生之间的课堂交流机会。

（6）改善学习环境

积极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学校软、硬件设施，增加学生对外交流的空问。可以借鉴香港城市大学等高校做法，设立开放阅览室、增加学校食堂开放时间，建立校园无线网络，方便学生在线交流及平时交流，这对于提高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习效果，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均有极大帮助。超级秘书网

4.结束语

经济学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掌握基本经济理论及提升运用经济思维解决现实经济题的能力，这有利于未来我国继续进行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却存在着诸如教学手段单一、教学目的不明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非常不利于学生认识和理解真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核心内容，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因此，正确认识教学目的、恰当运用教学手段和方法、改进教学组织管理等就成为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必要措施。

国外经济论文:浅析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及国外经验借鉴

论文关键词：循环 经济 借鉴

论文摘要：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主要包括总体规划 指导 、 法律 法规体系建设、配套政策完善、支撑技术体系以及 社会 参与度方面，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循环利用为特征的经济形态，追求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循环式发展。与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现行形态比较，循环经济具有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的特点，即所谓的”三低一高”。

一、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缺乏总体规划和宏观指导

国家发改委更多从资源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入手发展循环经济，国家环保总局则更多从清洁生产、 环境 保护的角度发展循环经济，而科技部则重点放在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上面，使得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机构，导致国家没有指导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推进计划并且对循环经济发展指导和引导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进程 。

2、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我国主要的循环 经济法 是《清洁生产促进法》，该法并没有具体明确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可操作性不强 。从总体上看 ，我国在促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特别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规建设仍然是薄弱环节，还没有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法规不完善，政策措施不配套，是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制度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3、政策措施不配套

发展循环经济在推动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方面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再生资源分类回收、建立不易回收的废旧物资回收处理费用机制等，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激励。虽然地方政府根据《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土地 管理 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一些地方规范和标准，但总体来看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有关 投资 、 税收 等相互配套的激励政策尚未建立，导致企业由于发展循环经济的 成本 及费用较高而缺乏投资动力，循环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4、技术支撑体系有待加强

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成熟的节能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和生态 工业 链接技术，以及再制造技术、废旧原料再生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等等作为支撑。 目前我 国关键技术设 备达到和接近 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15％，2／3的设备属于国内一般水平和落后水平，中国科技整体水平落后发达国家 15～2o年。发展循环经济最关键的开采技术、节能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装备水平不高 ，开发能力低，动力不足 。

5、参与度不够

社会公众目前对循环经济了解不够，大部分群众不知道循环经济是什么；公众参与意识不强，似乎发展循环经济与个人行为无关。如一些大城市推行垃圾分类，但成效不显著。国际经验表明，建设节约型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这需要长期的宣传 教育 和政策推动。在片面追求gdp的发展观的影响下，许多部门和地方领导人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 、环境约束的矛盾不关心 ，不了解，缺乏全局观念和忧患意识。

二、发达国家经验借鉴

针对上述循环 经济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推进我国循环经济更好地向前 发展 。

l、明确目标、加强宏观 指导

德国有着详尽的循环经济推进计划。例如，在能源和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德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生物能源法规》、《10万个太阳能屋顶计划》等一 系列有关环保和节能的法规与计划 。为了配合 法律 的实施，德国政府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 市场 化促进方案》、《家庭使用可再生能源补贴计划》等多项细则，力争使可再生能源成为民众使用的主要能源。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对循环经济的推进进行总体规划并制定详细的推进计划，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立法几乎都是由废弃物处理处置法开始，逐步bl入3r原则，最终引入消费者付费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日本是循环经济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其法律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及时层面为基础层，其法律有《促进建立循环 社会 基本法》；第二层面为综合性法律，其法律有《固体废弃物 管理 和 公共 情节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第三层面为转向法，如《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利用法》、《 建筑 材料 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绿色采购法》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法律保障。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快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把循环经济发展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要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框架：尽快出台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

3、完善政策配套措施

发达国家采取了很多配套政策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 税收 优惠政策。主要针对使用再生资源和利用处理类设备的企业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如美国亚利桑那州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销售税 lo 。日本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普通退税外，还按价格的 14％进行特别退税。

政府优先购买政策。美国几乎所有的州均有对使用再生材料的产品实行优先购买的相关政策或法规。联邦 审计 人员有权对各联邦机构未按规定购买的行为处以罚金。

收费政策。废旧物资商品化收费。日本规定，废气这应该支付与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的费用。垃圾收费。美国 200多个城市试行倾倒垃圾收费政策；美欧国家对饮料瓶罐采取垃圾处理预交费制，预交金部分用于回收处理，部分用于新技术研发。

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完善我国推进循环经济的各项配套政策，强化我国循环经济政策的导向作用。政府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制定相关 财政 、税收、价格、 投资 等政策，形成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4、加快技术创新

目前各国采取的主要技术措施有：重新设计产品，使之容易拆卸和再循环利用：重新设计工艺流程，使其不再产生废物；禁止使用后就丢弃的饮料罐：利用政府采购，以扩大在循环产品市场；开放和使用需要较少材料的新技术，以及政府减少对破坏 环境 技术和工艺的补贴等。要实现循环经济所追求的经济和环境多项目标，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要在政府支持和引导下加大对循环经济共性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投入，构建良好的技术支撑和技术咨询服务体系，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及时向社会有关循环经济技术、管理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开展信息咨询、技术推广、宣传培训等，为参与循环经济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5、推动多方参与

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发展循环 经济 和建设循环型 社会 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以日本大阪为例，公众参与垃圾减量工作的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尽量减少废弃物的发生，包括防止过量包装，尽可能减少包装垃圾，引导市民正确购物和 环境 友好或环境保全地消费；=是 教育 市民和单位尽可能减少派出垃圾，如市民饭菜不要做的太多，把所有能吃的事物都吃完，不要浪费；三是增进反复利用意识，要求市民和单位对购买的一次性易耗品，反复使用和多次使用。

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德国建立了回收中介组织 dsd，该机构专门组织回收处理包装废弃物，由产品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按自愿原则将相关企业组成网络，将需要回收的包装物打上标记，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处理。政府除规定回收利用任务指标外，其他按 市场 机制运行，盈利作为返还或减少第二年的收费。

国外经济论文:近期国外经济周期研究文献综述

摘　要：近些年来，国外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传统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包括经济周期的测定与预测、经济周期阶段与转折点、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经济周期的影响因素、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以及经济周期的成本与影响等六个方面；二是国际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包括国家间经济周期同步性、国际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传导等方面。通过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以及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国外对经济周期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本文旨在对近期研完成果进行归纳评述。

关键词：经济周期；周期阶段；国际经济周期

19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了很多种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假说。最近几十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周期涌现出不少新的特点，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分析。

一、经济周期的测定与预测

经济周期的测定与预测，历来是以计量分析方法为主的一个领域，如何找到最科学的周期划分方式、得到最的预测结果，一直是这个领域的研究方向，近年来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新的测算方法的引用以及预测模型的构建上。

Haldun通过经济周期转折点的频谱时间表，分析美国经济周期的强度与持续时间的变化。他分析了两个时间表：一是NBER测算的经济周期年表，二是以宏观经济增长率为指标，用马尔可夫状态转换模型测算的时间表。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测定的经济周期均有主周期与次周期之分，一个NBER测定的周期循环中，每10年中平均包含两个5年期的周期循环，每个5年期的周期循环中还有2个小循环。以马尔可夫状态转换模型测算的周期循环中，10年期内平均有3个3.5年期的经济周期，每个周期内又有1个1.5年期的小循环。他指出，由于过去几十年中经济条件的改善，传统经济周期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现代商业周期似乎在主周期与次周期之间游走。Comln＆Gertier定义了一个新的频谱波动以测定经济周期，并给出了中期周期的定义。他们用包含循环项的高频波动反映周期，并将中期周期定义为高频与中频波动之和。研究发现这种波动比常规方法测量的波动更不稳定，波动的时间更长。通过建立中期经济周期的模型，他们发现生产力运动可能是高频与中频波动持续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方法去解释数据中的高频与中频波动。Giannone＆Reichlint比较分析了以下两种方法对周期波动估计的效果：一是基于VARM的脉冲响应系数，二是为解释因素结构而提出明确模型限制条件的结构脉冲响应模型。他们提出在短期样本下，结构脉冲响应模型比VAR模型估算的脉冲反应方程要，但是在中期与长期样本下，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

非线性模型是经济周期预测的常用模型，Engel等通过对多种模型的比较，研究了非线性模型预测的实际效果。他们发现，如果经济出现大的负增长，非线性模型将在进行预测时遇到困难。Bengoechea et al提出一个新的扩展的多元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并利用它分析欧元地区国家目前的经济条件和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他们认为欧洲委员会编制的工业信心指数对实时的预测是非常有益的。他们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有用的预测工具。smerts＆Woutem根据贝叶斯似然法，采用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纳入了多种类型的实际和名义摩擦以及多种结构性冲击，在超出样本期的预测方面可以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媲美。

二、经济周期阶段与转折点

对经济周期阶段与转折点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周期测定与预测的一种延伸性研究，它比经济周期测定与预测更具体，得到的结论更具有指导意义。Krolzig对过去几十年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经济增长随机过程中的阶段转换进行了研究。通过建立新的MS向量均衡修正模型，对美国与日本GDP增长率的扩张性结构转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欧洲经济周期的结构转变。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近几年的长期扩张阶段已经明显改变了美国经济周期的模式；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经历了一段高速扩张阶段，而在90年代却处于长时间的衰退阶段；欧洲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技术赶超之后，经济周期呈现出收敛的特征。该模型可以很好地判断经济周期的现状，并提供的分析框架。Sen-sier等以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1970-2001年的数据，检验了国内与国际变量在预测古典经济周期阶段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这些变量虽然能很好地预测德国的经济周期阶段，特别是利用国际模型还地预测到了德国2001年处于经济衰退阶段，但是，这些变量在对其它国家进行预测时却不能取得一致的效果，即便如此，他们认为，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波动对这些欧洲国家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了重要影响。ChenL采用经过修正的马尔可夫转换异方差模型，对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数据特征进行计量分析，并对其经济周期转折点进行判断。计量结果显示，该模型不仅在模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方面表现得非常良好，而且在确定商业周期波峰波谷的日期时表现精准。其后，他又运用马尔可夫转换面板模型对日本的经济周期转折点进行了测算。他发现这个模型与马尔可夫转换自回归模型一样有很好的预测效果，运用该模型可以地测算出日本经济衰退的时间点。

三、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Keynes在1936年曾指出，在经济周期出现阶段转换时，有一个显著特点：当向下的波动趋势取代向上的波动趋势时，往往会出现尖锐的转折点，而当向上的波动趋势取代向下的波动趋势时，则不会出现那种尖锐的转折点。Nieuweburgh＆Veldkamp对真实经济周期波动的这种非对称性进行研究，以期找出萧条来临得过于迅速、繁荣出现得又过于缓慢的原因。他们指出，人们对未来能否预测是这种非对称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当经济处于高位时，高生产力可以产生更多的信息，丰富的信息使得生产者可以对即将到来的衰退进行预测，所以当他们预测到衰退即将到来时，资本与劳动力投入都将大幅下跌，出现经济快速衰退的现象；而当经济再度复苏的时候，因为较低的生产力影响生产者对经济发展状况的预测与判断，因此减缓了复苏的速度，使得繁荣期到来的时间较为缓慢。他们根据这一理论，制定了校准的宏观经济模型，并重新编制了经济增长率，发现该增长率的不对称性与宏观经济总量是相似的。Valderramat提出一个新方法对周期的波动特征进行研究。他发现美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循环成份有明显的非线性，但是一般均衡商业周期模型并不能拟合非线性的数据，由于参数空间能够很好地反映数据的

所有统计特性，于是他们运用有效的力矩方法，提出了研究模型参数空间的运算方法。结果表明，在这些参数条件下，模型能够体现投资的非线性，但却不能解释已观测到的消费的非线性。不过他们的研究依旧是对传统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有力挑战。

理论界对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从对经济周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略见一斑。近年来，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周期进行研究，以分析各种因素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影响，这一部分的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在传统经济周期领域的研究中成果最丰硕的一块。我们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大体分为经济体系内部因素与经济体系外部因素。经济体系内部因素主要是指金融、价格、产出等领域的因素，而经济体系外部因素则主要包括技术进步、人们预期以及信息等外部冲击的因素。

Kose研究世界资产、中间产品以及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对小规模开放性国家经济周期产生与传播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价格的冲击对他们的经济周期变异产生了很大影响。Duourt运用标准随机增长模型对产出分解的理论约束，研究产出冲击是否在经济周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美国数据为样本，他得到以下结论：(1)生产力冲击可以导致经济出现波动，并且生产力冲击也可用于解释美国战后的经济衰退，但是只有20％的波动可以被这些冲击所解释。(2)大部分的波动似乎反而是因为“名义需求”的冲击导致的，但其对产出的影响最终都是暂时性的。Khan&Thomas(2007)对当前几种关于存货投资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包括被广泛认同的存货将放大总量波动的说法。他们根据企业依据非凸交易成本实施存货策略这一现象，建立了一组均衡经济周期模型，通过对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存货投资与最终销售之间存在波动一致性，但是GDP波动实质上还是没有受存货积累的影响，而这其中原因就在于基于非凸交易成本的策略使得最终销售的风险有了一部分转移，从而抚平了销售中的波动因素。Cerda＆Vergara研究了智利的失业保险对商业周期所能起到的稳定性作用。他们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校准了智利1960～2000年的经济数据，并假定经济受到外生技术冲击且劳动力不流动，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失业保险对商业周期，尤其是对消费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它对商业周期的稳定作用并不是及时位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弱，福利越有可能得到改进。

Rotemberg(2003)研究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他采用了自己创造的趋势平滑方法对GDP序列进行趋势项去除，该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要优于HP滤波法。在对基于缓慢传播的随机技术进步模型的检验中，他发现去除了趋势项的GDP序列与技术进步没有联系。Francis＆Ramey也研究了技术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对近段时间提出的“正的技术冲击会导致短期波动的平缓”重新进行了检验。通过在DGE模型中引人多种可能的冲击，他们发现除了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技术冲击不能导致短期波动平缓外，其余结论均说明技术冲击可以导致短期波动平缓。Beaudry＆Pottier对预期可以导致商业周期波动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并对新古典模型中预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允许对生产技术进行很多假定之后，在新古典模型中，预期才能够引起商业周期的波动，但是这种模型几乎是不切实际的。Vddkamp＆Wofers研究了信息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对宏观经济各部门间同步的扩张与收缩产生了质疑，因为各部门的生产力联系其实十分微弱。根据其研究结果，他们认为部门间的同步性并不是源于生产的协动性，而是在于所获信息的一致性，整体的信息使得他们做出高度一致的生产决策，因此信息放大了经济周期的共性。

四、经济周期的成本与影响

卢卡斯认为，由于总体消费波动而导致的福利减少是可以忽略的，根据这样一个理念，他认为经济周期并不会给社会福利带来影响(Lucas，1987)。但是Gadi(2004)对此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波动因素会通过影响消费增长率来影响福利。他的实证结果表明波动对福利效应的影响是实质性的，他估算出的福利损失比卢卡斯估计的要大两倍。Krebs分析了当工人面临无保障的工作转换风险时商业周期的福利成本。他用一个简单的宏观模型证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工人下岗现象可以创造无限大的周期成本。通过对工人长期收入损失的实证研究，他定量地分析了经济周期的成本，结果显示工作转换的风险产生了可观的经济周期成本，即使这是被二阶矩阵理论认同的可忽略的成本。Mukoyama＆Sahin(2006)从就业角度衡量经济周期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工人收入与失业风险的测算，他们发现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期时，没有技术的工人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比技术工人要大，这种冲击不仅使他们面临失业的风险加大，而且还会使非技术工人收入减少，从而影响其自我保护的能力。Massi-miliano(2007)在消费波动模型中引入了不消费保障因素，测算了在消除消费总量波动中获得的福利。研究结果表明，总量波动每减少10％，我们就可从中获得大量的福利收益。

五、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的商品、服务乃至资本的流动均在逐步加强，贸易与金融领域的密切联系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开放的经济体系下，一国的经济波动就会通过全球化的途径向其他国家传播，因此，国家间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就越来越强，并逐步形成国际范围的周期性波动。当前对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是学者们在经济周期领域研究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相信随着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会使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更加关注。目前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国际经济周期的形成与测定、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等方面的研究上。

1　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及影响因素

Clark＆Wincoopb(2001)将美国区域经济周期与欧盟经济周期进行对比研究。他们发现，美国地区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要远远大于欧盟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研究结果表明，欧盟各国国内的边界效应要远远大于国家之间的边界效应。当他们加入一些外生变量(如国家距离、国家大小)进行研究时，这个结论依然成立，而欧洲国家间较低的贸易水平是造成边界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Duartea＆Holden(2003)使用HP滤波法对G-7各国的真实GDP进行分解，对分解出的循环序列进行分析以研究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他们使用相关系数与图表分析其静态关系，用自回归分布的滞后模型分析其长期关系，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其短期关系。他们的主要结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价格冲击以

后，周期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1980年后，因为G-7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降低，周期波动幅度也开始减小；1990年以后，G-7内部似乎出现了两组不同的周期，一组是德国、意大利与法国，另一组是美国、英国与加拿大。根据GDP波动数据，每组国家内部之间均存在长期与短期的联系。Ambler et al(2004)使用广义矩估计法，以20个工业化国家的季度数据，探讨国家间两两宏观经济总量相关的假说。他们对当前的主流BKK模型认定的国家间经济总量是高度相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结论表明，国家间经济总量的相关系数虽然大多数是正面的，但是相关系数不高，只是非常相似。实证与理论较大的差异是国家间在消费上的相关程度很低。

最近的实证检验表明那些有较高贸易联系的国家之间有着高度相似的经济周期，Kose＆yi对标准经济周期模型是否能够解释这一结论进行讨论。他们运用一个包含运输费用的三国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模型中有较多贸易往来的国家，它们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但是这种联系与实证结果比起来要低得多。尽管他们尽量控制这些国家经济总量的大小，使其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是很小的，但是模型结果依旧不理想。他们的估算填补了在该领域理论与实证之间的空白。Calder6n et al(2007)也就贸易强度对国家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只是他们侧重的是发展中国家间的周期同步性。通过对147个国家1960--1999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强度的增长对它们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增强也能产生正面的显著影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影响相对而言要小一些，而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间双边贸易与专业化的模式不同。Faia(2007)的研究表明金融结构相似的国家，经济周期也更相关。他指出，当两国实施盯住一个可信任汇率并开放贸易时，产出的协同性增强，而当它们的金融开放度提高时，产出的协同性降低。Chou et al(2007)用两国模型对台湾与美国rr行业的国际经济周期联系进行分析。通过使用面板拉格朗日乘法单位根检验与面板协整检验，他们发现台湾IT行业的产出主要由供应方面的因素决定，如来自美国的rr供应。他们的发现为研究国际经济周期在产业方面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野。

2　国际经济周期形成及影响因素

对于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对于国与国之间经济周期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的，只是这一领域侧重的是由各国间同步调的经济周期波动而形成的区域范围的同一经济周期。在国家间经济周期的趋同性被广泛认同的今天，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周期的测定与国际经济周期形成的影响因素上。

Heathcote＆Peri研究了国际金融市场对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并证明了国际借款和借贷机会对国际经济周期形成的重要性。Kose et al(2003)也重点关注了贸易与金融在国际经济周期形成中的影响。他们对一组发达国家与一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周期进行了研究，发现贸易与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极大地强化了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且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更为明显。而他们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间的消费联系并不紧密，而金融一体化是更好的分担风险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同年，在Kose et al的另一篇文章里，他们研究了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周期的共同的动态属性。他们选用世界7个地区中60多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采用贝叶斯动态潜在因素模型，估计宏观经济中主要变量(包括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同步波动成份。结果显示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因素是造成大多数国家经济周期波动趋同的主要因素，也是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证据。他们发现地区内特殊的因素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中只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但是，世界与区域因素对于各国产出波动的影响大于对消费波动的影响，而一国自身的因素对于解释投资波动效果明显。

Baxter＆Fair(2005)研究了变动资本利用率对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包含变动资本利用率的两国国际经济周期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变动资本利用率显著减少了20％～40％的生产波动规模。通过这个模型，他们发现国家间的工资、工作时间与投资均呈现出同步波动的特征。Kose et al(2008)对世界经济周期在1960--2003年以来的变化加以研究。他们运用贝叶斯动态潜在因素模型对G-7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共同组成因素与特殊组成因素进行估算，并对这些经济变量的共性与特性在3个不同时期对宏观经济总量同步性产生的影响进行量化，分别是布雷顿森林时代、共同冲击时代、全球化时代，结果显示G-7的产出、消费与投资波动在全球化时代产生的冲击比布雷顿森林时代大得多。

3　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

国际经济周期传导机制的研究对于研究国际经济周期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研究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还是研究国际经济周期形成都离不开传导机制。鉴于国际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全球化的产物，理论界对于传统的两种传导途径――金融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早已有了共识，如今这个领域则主要侧重于国家间其他的联系导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研究。

Cook(2002)认为市场准入行为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途径之一。他指出在一个不的竞争动态均衡模型中，开放经济体系的扩大可以通过需求外溢效应导致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出现额外的商业体系，而该商业体系会引起涨价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经济体系中就业、产出、投资的扩张。在该模型中，市场准入规则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据此，他提出市场准入规则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重要途径。Iaeoviello＆Minet-ti研究经济周期在两个不强制执行信贷合同的国家间的国际传导。因为国外贷款者与国内贷款者相比，处于明显弱势，毕竟他们不能很好地了解借款人的信用与资产水平，因此也就不能在面临非强制执行的契约时很好地保护自己。他们指出，这种国内与国外的信用冲突关系改变了经济周期波动，因为这种冲突使得企业家可以通过调整其在国内和国外放款人之间的债务分配和抵押品分配战略，抵御外生生产力的冲击。他们证明了这种理论可以解释跨国间产出波动的协同性。Eiekmeier对美国经济冲击如何影响德国经济进行了研究。他对美国经济波动的多个传导渠道进行探讨，包括一些新的传导渠道，如股票市场、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信心渠道，研究发现，美国的经济冲击对美国经济与德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十分对称。贸易渠道是其中最重要的传导渠道，货币政策由于可以对价格变动产生影响，因此也是重要的传导渠道。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金融市场与信心渠道可以对经济冲击进行传导。Onozaki et al(2007)提出了一个新说法：即使没有实际的贸易，区域经济周期也可以通过生产者的期望变得同步，因此生产者期望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途径之一。

六、简评

通过以上对国外前沿文献的综述，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进展，不论是在传统的经济周期研究领域，还是在国际经济周期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成果均主要集中在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或者构建新的数理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上，此外还有一部分成果来源于从新的视角来解释经济问题。目前我国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外这些成果对于我国学者进行经济周期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复杂经济模型的数理论证上，更是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我国学者在经济周期研究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真正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数学论证却不多，一些见解虽然独到，但却缺少自然科学的论证，这极大地削弱了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而今我们正面临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新的一轮经济收缩，相信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当前经济周期问题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转型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试图在借鉴国外二元结构转型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引入制度条件来探讨这一问题，以促进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推动二元社会向更高层次一元社会转型。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公有制；联动机制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二元经济发展内在机制，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实践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轨迹。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中国面临的二元经济问题最核心的就是在公有制条件下突破刘易斯二元发展模式进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本文的思路是在借鉴国外二元结构转型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引入制度条件，通过建立城乡就业、户籍和土地利用制度的联动机制来构建二元结构转型的制度基础。

1 二元社会向一元社会转型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结果

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揭示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城乡二元结构将最终趋向城乡融合或趋于一元结构的内在机制。世界经济史也表明，城市化、工业化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必然要经历的道路，是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纵观世界各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都存在一个相同的共性，即通过现代大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取得资本的积累，城市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更多的人口向城市集聚，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产业结构越来越向二、三产业演变，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经济由二元变成更高层次的一元。就中国来讲，人口多、土地资源有限的特殊国情，加之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和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下，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走西方当年通过向海外殖民、移民外化的道路，所以中国必须立足于自身，通过解决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过程中城乡关系问题，来加快现代化进程，进而推动二元社会向一元社会的转型。

2 在全国顶层设计下推动就业、户籍、土地制度联动改革

在我国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民进城落户可分两个阶段和过程：一是农民转变为农民工，二是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变为农民工的根本经济动因是劳动力要素需求（相对于土地）发生激剧变化，伴随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我国城乡制度也从就业环节率先出现松动。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并常住下来，于是社会保障和福利等的不平等就逐渐成为关注的新问题，加之如果农民工转户进城成为真正的市民后，他们原来在农村占有的承包地、农村建设用地又该如何去重新利用，以及能否为他们进城成为市民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帮助，这一系列问题又使得我们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要统筹考虑土地利用问题。

（1）提供充足的就业是基础。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包括美国、日本、巴西等都是从工业化开始的，例如美国城市化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巴西工业化从非耐用消费品工业起步。随着现代大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取得资本的积累，城市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更多的人口向城市集聚，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产业结构越来越向二、三产业演变，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经济由二元变成一元。如果没有处理好工业化、城市化在发展阶段、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和发展速度上的关系，将导致实践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脱节，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要么出现无工业化的城市，即过度城市化，例如巴西；要么出现无城市的工业化，即滞后城市化，我们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因此我们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确立就业是人口实现流动的基础的理念，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推进城市化和市民本地化，健全就业援助体系，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完善的就业保险制度，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2）突破户籍制度二元分割，放宽人口流动政策。在市场经济国家，大多不存在像我国这种控制人员流动的功能多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各国大多采用专业分工明确的相关性制度组合，按职业分工或空间属地来实现人口社会化管理的目标，无论是农业人口或非农业人口在其居住的所在地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如医疗、教育、养老、廉租房等等，所有的政治权利、社会福利均以住址为基础，个人搬迁后，必然通知当地机构住址信息以享受社会服务。而我国采取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的，且附着在户籍背后的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不仅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尤其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使这种制度安排下的倾向逐渐渗透到文化和意识观念中而变得根深蒂固。在人口流动和户籍迁移管理上，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人口流动性都是充足的，允许人口由乡到城以及跨区域的自由迁移。我国实行的是事前转移制度，即居民必须凭转出地的有关部门核发的准迁证予以转移；国外实行的是事后转移制度，一般不控制人口流动。

（3）建立健全统一的土地市场，合理分配土地收益。从国际经验来看，土地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西方发达国家多在初期将土地免费赠送或卖给个人，明确了土地产权，并可以自由买卖、出租和抵押。为有效地控制农地大量

作者简介：马旭升，南京财经大学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在读研究生。

流失，保障人口集聚对城市用地、产业用地的需求，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如美国通过土地发展权的征购和转让允许各主体在市场上自愿出售、交易，提高接受区开发密度，加强发送区的农地或环境保护。在我国，城乡土地市场是分割、独立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土地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土地所有，城市和农村居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权均是我国特有的制度，目前，城市国有土地市场的发展已经卓有成效，相比之下，农村集体土地市场的发育还较缓慢，城乡土地市场二元性，农村土地二级市场受到主体和用途限制不能像城市土地使用权及附着物一样自由买卖，土地三级市场相对缺失，农民很难获得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的压力也主要集中在政府上面。

3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重视乡村经济发展

我国应该纠正传统的偏重城市发展的政策倾向，采取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国际成功经验表明，凡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其农业也相应地较为发达，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有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才能增强粮食和原材料供给，保障城市和工业发展，这也是城市化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因此，我国应该通过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消除城乡经济机会不平等现象，实现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国外经济学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摘 要】国外经济学本科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大学本科经济学教育存在专业设置过于细化和狭窄、课程设置缺乏相关学科的支撑、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应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合理设置专业和课程，改进教学模式和方法，强化实践教学，规范对教师和学生的考评制度。

【关键词】经济学教育 中外比较 教育模式

随着经济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对经济学人才的需要在内在素质和知识结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对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类专业本科生在我国高等院校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培养的好坏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经济学类本科生的教育模式入手，先分析了国外经济学本科生培养模式的特点，进而总结了我国经济学本科生培养模式的现状和不足，指出了国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国外经济学教育的特点

1．专业设置

在美国，报考本科时并不报考哪一个专业，而只报考哪一所学校，学生入校一年以后才选择主修专业。美国的本科生教育总体来说偏向于综合素质教育。主修专业并不具体到诸如国际金融、财政学、保险学这样的细分学科，而只是在经济学、政治学、数学等大类中选。美国本科教育通常分为两轨：一个是普通轨，另一个是优等轨。普通轨的学生一般不需要写毕业论文，而对优等轨的学生要求高一些，除了需要撰写毕业论文外，还为他们单独开一些课程。因为有的经济学家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比较规范，特别是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中。

德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与硕士生教育是结合在一起的。德国大学内不设学士学位，学生获得的及时个学位相当于我国的硕士学位。大学学习分为两个阶段：基础阶段和专业阶段。基础阶段相当于我国的本科教育阶段，专业阶段相当于我国的硕士生阶段，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培养高级的专门人才。德国大学内经济学类专业分支少，但专业覆盖面广，主要开设4类经济学类专业，分别是国民经济学、企业经济学、经济学和经济教育学。

2．课程设置

美国的经济学本科一年级实行通才教育，即学生必修公共课如各国文化、历史、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等，这些课程属于一个受教育的人应当具有的知识。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往往要上很多其他学科的课程，防止学生过早偏科。二年级选主修专业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首先必修中级宏观、中级微观、计量经济学（包括概率统计）、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等课程。此外，还需选修一些专业课程。

美国大学的专业课程数量众多，具备很强的选择性。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开设的本科课程包括：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微观经济学理论及其数理分析、宏观经济学及其数理分析、价格系统的描绘和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及预测等。这些课程设置体现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重视数理经济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多达百余门，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经济政策分析、劳动经济学等。课程设置数量越繁杂，就越能给学生以更多更灵活的选择，越有利于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经济学理论学习和具体应用的相互结合，也越有利于任课教师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兴趣结合到具体的教学中去。美国高等院校通常每年都要淘汰5%左右的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的旧课程，增加9%左右的新课程，从而不断使课程推陈出新。弹性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有利于解决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在德国的大学内，除了经济教育学专业增设教育类课程外，所有经济学专业的基础段课程基本一样。基础段课程以必修课为主，学生对课程内容和教授人选基本没有选择性，从而保障让所有的学生具有扎实和较为一致的经济学基础。专业段课程的选择余地较大，不同专业学生可以跨专业选择课程，即使是同一专业，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未来的就业倾向选择不同的课程。

3．教学模式

国外大学非常重视经济学基础课的教学。大量经济学研究者，从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到一般教授，都活跃于教学一线。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的经济学系任职的全职教授，也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他们在向学生传授经济学知识的同时，还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和个人魅力影响着学生。的师资力量为培养经济学人才提供了基础。日本的大学一方面鼓励大学教师到企业兼职，同时也聘请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的成功人士来学校讲学，为进一步拓宽学生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开辟了途径。

国外大学注重教学方式的灵活性。美国的大学教师在教材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设置和考试形式的安排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不会对学生进行大量知识的灌输，而是采取实验、案例、讨论等形式多样的授课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很多专业课程都是小班授课，讨论气氛很活跃，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扮演主要的角色。教师的课堂教学不是照本宣科地讲授知识，让学生拼命记笔记，而是注重让学生阅读、思考和提出问题，引导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灵活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国外大学课前和课后的阅读量巨大。美国的大学教师在课堂讲授结束前，通常会推荐若干参考书让学生课后阅读，以巩固和扩充知识，并为下次上课做好充分的准备。课堂讨论的内容是课程的重点和难点，且往往是该门课程考试的主要内容。学生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充分准备，这样，能使学生充分发挥其积极主动性，既能使他们巩固以前所学的知识，又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

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实践活动。在美国一些高校非常重视学生是否具备融会贯通、动手实践的能力。美国高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讲座，组织大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组织有关专家定期座谈，让研究生给本科生介绍他们自己做科研的体会，让学生开阔眼界，了解某一学科的近期发展，获取本门学科的近期信息。学校还为大学生从事科研创造有利的条件，如向学生提供必要的经费，让学生使用高校的计算机系统，实验室24小时向学生免费开放，以激发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鼓励他们开展各种科研活动。

二、我国的经济学人才培养现状

从现有的我国高校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来看，各高校普遍在教师结构、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手段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人才培养效果。

从专业设置来看，显得过于细化和狭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经济学类专业点的增加，经济类专业的划分也越来越细，而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单一，缺乏灵活性，仅局限于满足某一个特定的部门或岗位的需要。长期以来，经济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之上，强调专业与工作岗位的“对口”，试图把学生培养成从事某一部门工作或完成某一岗位职责的专家。这样的专业口径设置过于狭窄，导致学生无法获取广博的知识，缺乏知识的综合性和岗位的适应性。学生毕业后所能胜任的岗位已按照培养目标予以定格，择业上受到极大的限制。目前，有的大学已开始对专业口径和培养目标设置过窄问题进行尝试性改革，在本科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逐渐由学年学分制过渡到自由选课学分制以及弹性学分制。

从课程设置看，与细化的专业设置相对应的是针对性极强的专业课程设置。当前，经济学各个分支之间的交叉欠缺，而且经济学学生对于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和自然科学等系统知识了解甚少。大学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对经济学类专业学生进行通识教育不够。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专业课程与非经济专业课程比例失调，非经济专业课程的设置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不够。经济学专业必修课程设置偏多，选修课程偏少，必修课程范围过窄，可选择性不大；二是在公共课程中过分强调外语的作用，轻视其他诸如体育、大学语文等课程的倾向，未强调各类课程在整个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导致学生学习上“偏科”等不平衡现象产生。

从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来看，侧重于课堂教学和闭卷考核，满足于学生掌握书本知识。现有的经济学课程大部分都是灌输式的讲授，学生来不及消化，课堂教学偏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实践性教学环节，缺乏联系实际。由于学校缺乏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只有少数学生能真正进入企业或事业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和实习。有些学生往往忙于求职或考研，无心从事深入的社会实践活动，实习的效果并不显著。

从师资队伍来看，当前高校拥有高学历的青年教师不断增加，这对于高校教育引入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需要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作为支撑，这使得青年教师很难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另外，很多学术造诣高的教师或从事专门领域研究的学者很少与学生交流，学生很难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

三、对我国的启示

1．淡化专业界限，缩小专业差异。

经济学教育应淡化专业界限，缩小专业差异，强调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融会贯通。可以考虑用单一的专业格局代替原来的多专业格局，实行经济学学科专业融合。将经济学科作为一个专业进行招生和培养，使学生接受更加广泛知识的“无领域”科类的教育。学生入学后的前一两年全部接受基础课程学习，进入高年级后，接受专业课程学习，即对所有入学新生事先均不确定专业方向，根据学生入学后的情况确定专业方向。此外，逐渐改变单一的学科培养制度，建立富有弹性的主辅修、双学位等修读制度。

2．完善课程设置、优化课程体系，课程设计应与国际接轨。

现在经济学学科的课程设置侧重于专业化理论教育，还需要适当扩展基础课程覆盖面。在公共基础课方面，学生的课程设置还要适当增加理工类、人文思想类的课程。构建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选修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有机体系，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加厚通识教育课程、夯实学科基础课程、精炼专业主干课程、扩大专业选修课程、完善实践类课程。在课程体系优化设置中，既重视经济理论的学习，又突出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既重视学科课程，又重视社会实践课程。同时为学生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对数学类课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基础课程适当增加学时数和课程深度。

3．更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是提高经济学教学效率和整体水平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教材选择上优先选用国外教材。欧美的经济学教材较为系统、科学和生动，案例多，知识更新快，能够及时结合经济学学科发展前沿加以完善。推广和借鉴其他学科和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始终将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处于整个教学活动的重要位置。

4．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创新能力。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为了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经济学教学必须加强实践性环节。应将实践教学作为完整的教学体系纳入培养方案，与理论教学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实践教学内容应不断更新，实践教学体系应不断完善。

5．创建师资建设机制，优化师资队伍。

合理的师资队伍结构是专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师应不断提高专业技能和授课技巧，通过言传身教，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专业视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为改善经济学专业教师学缘结构，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策略，积极加大教师的培训和深造力度，并做好引进人才的工作。

6．规范对教师和学生的考评制度

对于教师教学采取诸如学生评议、同行评议和专家评议等方式进行考核，以促进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制度，并鼓励学生关注现实，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考核形式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如笔试与口试相结合，加强对社会实践、论文写作、团队活动以及社区交流等活动的考核，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危机原因及影响

自2007年初美国爆发以“次贷危机”为契机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它的解释更是林林总总。这些解释各有道理，大多是“次贷”风波的直接原因，如过度的货币供给、宽松的货币监管、过高的消费率等;其中有严谨的理论基础、且逻辑分析与历史进程能够做到一致的成果则难以见到。

实际上，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看，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是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了二战后的第二次长波跋涉，为应付巨大有效需求产生的巨额货币供给要求，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重构;巨大货币供给推动资本收益和资产价格的不断提高，从而将世界性的资源吸收到美国经济体系中，正是这种长波扩张与货币供给的相互加强，促使美国经济实现了20多年的繁荣，增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但随着长波转换的逐渐完成，内部的有效需求动力逐渐衰竭，外部的竞争压力则逐渐加强，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金融体系所创造的巨量货币供给，在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中，就只能转向以“次贷”为主的领域。随着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及其利润率的下降，各种以利润为基础的高杠杆的资产价格必然会快速下降，由此导致以金融危机为导火线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这是美国经济运行到长波顶峰后的一种间隙性调整，也是美国经济告别快速增长而进入一个动荡性波动时期的标志，由此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将逐渐弱化，欧洲、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作用则会不断加强。但因为以“次贷危机”为借鉴的金融体系的重建会极大弱化金融创新活动，货币供给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时期，所以动力机制会减弱，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至少10多年的相对低速增长时期。

一、从长波运动看美国经济危机

1长波转换机制

所谓长波，是指时间约为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种周期，是由基础性产业或主导性产业与非主导性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运动所引起的。在长波下降期，随着非主导性产业的增长，原来推动长波上升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会出现供给短缺和技术性质满足不了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同时这些产业投资回收形成的货币沉淀，使得非主导性产业陷入一种日益不利的境地。但这种对非主导性产业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对基础性产业来说却是极其有利的。因为产品短缺产生的高价格和投入品相对过剩出现的低价格，使它们处在高收入与低成本带来的高利润率这种极其有利的地位，进而会诱使社会在这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基于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和创新所进行的巨大投资，就会推动整个经济不断扩张。作为技术创新国来说，这种有效需求更加强大。因为它不仅要满足国内产业及其消费对这些创新产品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在这个期间，供给不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种巨大的有效需求成为长波上升阶段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虽然会发生因投资转换而出现短暂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因结构失衡而产生的衰退，但因有巨大和持续的有效需求推动，因此衰退的幅度较轻，时间也较短，所以该期间的朱格拉周期时间长。

当基础性或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相对衰竭，但它也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因为市场经济的投资都是矫枉过正的，当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投资完成后，其产品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逆转，即会由原来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会不断下降，而投入品价格则会因短缺而上升，所以利润率会在价格下降与成本上升的不利夹击中下降。但这种对它们来说不利的局面，却会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因为主导产品价格的下降，会明显降低非主导产品的成本，非主导产品利润率会因此提高。在利润率提高的作用下，它们会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进行扩张性投资。这种投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前者投资下降产生的对宏观经济的抑制作用，使宏观经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这是经济长波在到达顶点后能够维持约10年的主要原因。

同样，这种投资也是矫枉过正的，即会超过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供给，由此使它们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因此后者的利润率又会开始上升。然而，基础性产业的特点，却决定了在相当时间内它们并不会进行相应的以扩大供给为目的的投资。因为，这些产业的技术这时已显的陈旧，旧技术上的更新或扩张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即使技术取得一定突破，巨大存量资本的贬值风险也会阻止新技术的有效利用，该产业的垄断性质更是会强化这种作用。所以，尽管利润率不断提高，但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时，整个宏观经济就会在高利润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受技术和垄断限制无法进行投资、非主导性产业在成本提高与收入减少下发生衰退的共同作用下走上衰退之路。

随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技术的日益落后和供给的短缺，这方面技术创新的利益诱惑也就越大，为此会促使各方进行旨在更新原有产业或者是替代原有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竞争，这些行业的高利润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旦创新技术完成并趋成熟，基础性产业的更新或替代也就开始，新的一轮长波也就出现了。

2美国的长波运动

从长波过程看，当前发生的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过程中到达高峰时的一种调整，是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下降的一种自然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基础性产业和非主导性产业更新的完成，美国经济进入长期投资的回收过程。在长波机制的作用下，大量产业和资本向外转移，整个经济由此陷入相对衰退状态，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美国进行了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为主导的技术创新，经历10多年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突破并进入大规模运用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约1983年前后)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二战后的又一次长波。

为完成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更新和创新投资。同时，作为技术创新国，美国的创新产业不仅要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其他国家基于同样目标的需要。巨大的需求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间还出现了历史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朱格拉周期，并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储蓄，美国由原来较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变为较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美国自然也由此成为该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经过约20年的持续增长，美国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大致在21世纪初(具体时间约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新长波中的更新，由此来自这方面的需求不断减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产生的投资规模减少并不会立即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这是因为基础性和主导产业的超前发展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旧长波中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被彻底打破，由此它们会在成本下降和社会需求增长的有利环境下进行竞争性的投资。这种投资，在一定范围内甚至能够抵消前者因投资下降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继续推动宏观经济增长。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目前美国正处在这个过程的中后期。

不过，随着非主导性产业投资的进行及其完成，尤其是随着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散，美国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会向着日益恶化的方向转变。如在内部，随着产业更新的逐渐完成，有效需求在不断减少;外部i随技术的日渐成熟和扩散，国外创新产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它们会因为更低的成本而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因此不仅侵蚀原来由美国垄断的海外市场，而且会反过来蚕食美国的国内市场，由此产生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只是在金融创新活动日益深化而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的惯性作用下，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和对海外资金的巨大吸引而得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但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的。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以其为基础的各种资产价格会受到强力抑制。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而使得以房地产等为主的各种资产价格变化发生逆转，许多人因此无法偿还贷款的结果。

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整个经济表现，与二战后到60年代的经济情况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两者非常相似(高峰，2002)。上一次长波，即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的这次长周期，长波的快速爬升期应该在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但由于二战影响，这个爬升期延迟到60年代，除了1954年与1958年两次短暂的衰退外，大部分时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在1961年2月至1969年12月，曾出现了106个月的繁荣期。如果以增长率小于零为标准，那么该周期是从1958年开始到1970年结束，时间跨度为12年。进入70年代后，美国经济开始进入长波衰退期，周期频率加大，这个时期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滞胀期”。经过10多年的调整，美国经济从1983年前后开始进入以信息、生物和新材料等技术革命为主的新长波，为完成长波转换所需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及实现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需求，美国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快速增长，如除了在1991年出现短暂而轻微的衰退外，从1981年到2001年实现了稳定快速的增长，在1992年至2001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持续120个月的繁荣期，这在整个西方世界是独树一帜的，由此使美国在滞胀阶段衰落的地位和竞争力重新得到恢复和加强。

从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看，最近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运行中到达顶点而发生转折的一种自然过程。它表示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在新长波中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并且非主导性产业在长波中的技术更新也进行了多年，因此已进人长波平稳阶段的中后期。目前发生的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是该过程进行重大调整的一种先兆，它表示美国经济在完成一个新的朱格拉周期后，将进入长波的衰退期，因此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不断减缓。

二、货币供给角度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这是造成危机总以货币或金融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要原因。所以，市场经济的变动要得到说明，就必须从货币供给角度得到证明。从某种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新增利润等于货币供给的增长(柳欣，2003)。因此，保持货币供给量的较快增长，不仅能够给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能够推动经济较快增长。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主要是内生的。这是因为，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它的数量必然会随着财富价值的变动而改变，这种关系在实物货币时代，如黄金货币时期是非常清楚的。在现代，虽然信用货币取代了实物货币，但货币供给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财富与货币的界限是极其模糊的，其中的差异仅仅是流动性的大小。

正因为实际财富与货币供给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当信用货币取代商品货币后并不改变这种关系。如当今货币发行主体的商业银行，是以资产抵押来发行货币的，这必然使得货币的发行量与社会财富的变化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这种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货币供给系统，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是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负债，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和企业的金融资产;银行的资产，则主要对应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而企业和家庭负债，在资产抵押的货币供给关系中，对应的必然是实际的资产。这种内在联系，使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银行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多发行了货币(可以获得更多的借贷利息差收益)。假设这些新增货币都以贷款的形式投放给了企业，那么就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还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同时也会提高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或者说会降低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我们知道，前者的提高，也就是银行资产风险的放大;后者的提高，则是银行债权人即银行储户资产风险的增加。储户为降低风险，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银行转移资金;银行为降低风险，则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企业回收资金。所以，这种关系会使市场经济的货币供给保持与社会储蓄(经济增长)、企业资产(利润)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低于个人储蓄和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在收益与风险的相互关系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扩张信贷;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快于个人储蓄与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放大，在同样的机制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收缩信贷，因此减少货币供给。

然而，这里的一个矛盾是：不追加货币供给，就不能保障企业还本付息，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净利润，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可能;追加货币供给，则会不断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放大信贷风险，最终会导致银行体系的瓦解。这种机制，使得银行体系总是处在扩张信贷与收缩信贷的矛盾之中。

不过，尽管有这种关系，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资产价格的基础上，货币供给仍然会出现不以人们意志决定的周期性波动。如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随着利润率的提高，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由此明显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促使银行大量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长，会进一步提高平均利润率和资产价格，由此反过来会促进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货币供给、利润率与资产价格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促进和加强的机制。在这种机制及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下，为争夺其中的利益，各商业银行会竞相进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竞争。随着货币供给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中抑制机制的力量会不断加强，如企业与银行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提高，由此放大金融风险;同时实体经济中的利润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扩张到一定阶段而下降(消费倾向会下降、净出口会减少、财政净支出也会下降等，由此使企业的总收入相对于总支出而下降)，由此抑制资产价格的上升。一旦利润率开始下降以及资产价格上升的速度减缓或下降，信用风险就会显现。这时，各银行为避免损失进行的回笼信贷的竞争，会演变成整个行业系统的极端无理性行为。因为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整个银行体系要保障信贷的还本付息，就必须追加货币供给，如果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或回收信贷，那么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整个银行体系的亏损甚至崩溃。但在竞争性的体系中，这种结果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信用风险一旦发生，市场上原有的大量货币供给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原因。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利润率与资产价格就会进一步下降，宏观经济也会因此步入衰退。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减少货币供给。所以此时，如同扩张性相互加强一样，它们之间的衰退也会相互加强。

2货币供给体系性质因经济需要而不同

虽说市场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但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却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需要决定的，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对货币供给体系性质的要求是不同的。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是指对于一个社会的货币供给体系(其中主要是银行体系)，法律对它的管制是否严格，银行体系是否由政府经营或由政府控制，政府是否对银行的资金投向进行干预，是否对银行的负债进行担保，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是否进行援救并且承担亏损等。银行体系的健全程度，主要指银行体系的制度建设是否完善，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是否严格，银行的自有资本是否充足，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从而预算约束的程度是大是小等内容，其中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是银行制度是否健全的最主要标志。

一般而论，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与货币供给量密切相关，即货币供给体系越不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多;货币供给体系越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少。因为，银行体系不健全，为追求更大的个别利益，银行就会突破道德风险和制度的约束而发行更多的货币供给;较为健全的银行体系，由于有较严格的制度和道德风险约束，因此货币供给量会受到较大限制。所以说，货币供给量与银行体系性质密切相关。由此可以看到，除非有较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输入或输出，一般地说，货币供给增长较快的社会，都是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不健全的国家，如我国、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前的东南亚各国、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新长波以来的美国等;而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为健全的社会，如泡沫经济后的日本等，货币供给量则较小。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经济体系会创造出与自身需要相一致的货币供给。即当经济发展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时，往往会出现较不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而当经济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时，则会出现更加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如日本，从二战后到泡沫经济破灭时，由于要完成工业化和超越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因此出现了预算约束极其宽松的银行体系;当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从而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量，它的货币供给体系也就趋向健全，这是日本在“次贷风波”中受冲击影响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说明，健全的金融体系与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杨文进，2006)。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能够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但却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较不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有可能促使经济较快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但却会带来经济的剧烈波动，金融体系本身也会遭受周期性的繁荣与崩溃。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关系，是对人类智慧的重大考验。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成熟。

3美国的长波转换与货币供给体系的重新构建

上面讲到，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说明，就不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样必须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证明。

美国经济进入新的长波后，需要大量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改革。我们知道，“金融创新”的实质就是规避法律管制而创造更多货币供给，或者说，金融创新就是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行为。正是在不断深化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大量的货币供给或流动性被创造出来，满足了美国经济长期扩张的需要，使得美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种情况与西欧、日本等形成明显对比。正是这种能够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金融体系，保障了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美国获取了巨大的国家利益。

货币供给不仅与经济增长相联系，而且与资本利润相联系;资本利润则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资产价格又与内生性的货币供给相联系。所以，货币供给、经济增长、收益增加和资产价格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的作用(反过来也存在着相互收缩的作用)。这种情况说明，只要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允许，经济一旦增长，它就会内生出自身所需要的更多的货币供给。

较高的资产收益和快速的资产增殖，不仅会内生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且会将那些资产收益较低国家的资金吸入美国，进一步强化货币供给的力量，同时也保障了美国资本的高收益。如在20世纪90年代，除美国外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利润率都处在下降阶段，而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却在不断增长(罗伯特·布伦纳，2003)，由此成为吸引那些增长较慢国家资金的蓄水池。如进入长波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世界新增储蓄的70%多，由此使得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资本净输出国变为资本净输入国。如到2007年，美国在国外的净资产为-24420亿美元。如果没有世界各地持续涌入的大量资本，美国经济要保持长达20多年的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显然，如此巨大的资金输入，必然会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扩张和资产价格的上涨，这种扩张又会带来更多的资本输入，从而带来更大的货币供给。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货币供给增长较快国家的汇率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现象(杨文进，2006)。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更是资本。资本的价值是由它所能带来的收益决定的，较快的货币供给，意味着较大的资本收益，所以该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就较大。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慢于美国，因此日元对美元的相对价值也在不断下降。

4超量货币供给的结果一定是金融危机

金融创新活动增加的货币供给，虽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如上面讲到的那样，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金融危机。一旦经济体系提供的新增利润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货币供给获得一定量利润的需要，货币供给增加的过程就会停止。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资产贬值、经济衰退的相互作用过程就会开始。

随着主导性和基础性产业更新在经济长波中的逐渐完成，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需求会逐渐下降，但在资产价格上升和国外资金涌入的背景下，货币供给却以更大的规模创造出来，为使这些资金得到利用以维持金融体系的利益，金融创新过程的深化也就不可避免。

根据银行与企业之间对应的资产负债关系，新增的货币供给形成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因此，一个社会新增的货币供给越多，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规模也越大(资产负债率也越高)。因此需要向银行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如果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货币供给增长量的话，那么必然会出现企业收入的增长慢于利息支出的情况，这是造成经济繁荣阶段企业效益下降与银行效益上升的矛盾现象、并最终引发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在金融资本侵蚀实体经济利润的情况下，要保障货币供给的规模不减少并维持金融资本的利益，提高货币资本的利用效率就必不可少，除了不断提高金融资产的杠杆率之外，信贷资本配置的高风险化，或者说低劣化也就不可避免。如在资金供给相对短缺时，资金供给的对象必然是那些资信质量好的客户;随着货币供给的宽松，资金供给会向中等的客户扩张;当这些客户的资金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仍然有大量需要被利用的资金时，在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作用下，金融机构会身不由己地将大量的过剩资金投放到低质量客户身上。这种做法也是金融机构取得更大利润的一种手段。因为，借贷者的质量越低，所需支付的利率就越高，所以，金融机构一定量信贷获得的利润就越多。自然，对低等级借贷者的放贷，除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需要外，还与金融机构对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良好预期有关。实际上，对那些资信质量差的客户发放信贷，并不是因为银行相信他们能够以自身的收入来偿还贷款，而是来自于银行相信这些贷款抵押品的价格会不断上升，由此能够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将风险转嫁出去。只要资产价格处于上升通道中，即使银行知道一些劣质客户最终会因信用违约而不能偿还信贷，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会迫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向他们发放信贷，否则就会出现效益下降而竞争力降低的现象。

然而，以资产价格上升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随着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下降和金融利润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在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中贬值，货币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同时，在货币供给的持续增长中，银行、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上升，信用风险不断积累，当其超过一定程度时，避免风险所产生的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强利润的减少和资产的贬值。这时，货币供给减少、资产价格贬值、资本收益下降、经济衰退之间就会相互加强，原来市场上泛滥的货币供给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由此信用危机发生并进而转化为的经济危机。

三、国际竞争关系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长波运行到一定阶段和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际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

1长波位置与国际相对竞争力

长波运行不仅决定一国经济运行状况及趋势，而且决定了各国之间的相对竞争力及其变化。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它们之间同一时期所处的长波位置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处在不同技术水平的长波之间。各国之间在长波中的不同位置，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在同一时期的相对经济地位，但在长波的运动过程中，这种相对关系会不断改变。

一般地说，在同一长波中，技术经验丰富国在后进国还没有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的上升时期，其在国际上的和相对经济地位都会不断提高。与此相比，后进或较后进国家的传统产业，因受到需求结构变动和更后进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竞争而会相对衰落，先进产业则因技术相对落后而竞争不过技术经验丰富国(如美国)而萎靡不振，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慢于技术经验丰富国。但随着这些先进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由此较后进国家逐渐掌握而进入新长波后，技术经验丰富国的相对甚至地位就会因此不断下降，经济扩张的势头就会不断地被削弱。这说明，如果一国在新长波中越早取得相对与的竞争优势，那么它同样会最早进入衰退过程;与此相反，进入新长波越迟的国家，则会在长波的衰退期中取得日益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相对竞争力的大小由成本的高低决定，成本高低则与发展水平成正比，所以相对竞争优势与国家的发展水平成反比。这说明，随着长波的演进，处在同一长波，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其相对竞争力越高。使发达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的另一个因素是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转换，存量资本巨大，这使得许多在此过程中取得的近期技术，由于它们的使用会导致存量资本的巨大损失而被排斥，必须转移到不存在这种损失或损失很小的后进国家使用，这正如美国在20世纪60-70年明的许多新技术首先被日本使用一样。这样，在与后进国家的竞争中，先进国家既不存在技术上的优势，生产成本又比后者高，所以在竞争中会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与此对应，也就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与相对地位在不断下降。

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意味着另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当技术创新国在上面所讲原因的作用下衰退时，那些技术上比其后进一些的国家，会因相同甚至更优越的技术和更低的成本、从而更强的竞争力而取代它们原来的地位，这正如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一样。但如同被后者取代的技术创新国的情况一样，它们也不会长期处在这个位置。因为随着经济扩张，生产成本会不断上升，它们对先进国家的相对优势会不断丧失;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比其落后一些的国家，会如同它当年取代技术创新国的竞争力经验丰富地位一样取代它的经验丰富地位——这些国家在成本和技术方面都更具有竞争力，这正如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的东南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到一定阶段，这些比技术创新国落后而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会在后进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相对衰退。只要新的长波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转换。

这个过程说明，在同一长波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与相对竞争力，从而国家间的相对地位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在长波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成正比，即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会在长波的初期甚至中期处于经验丰富地位，中后期这种优势会不断消失，后进国家的竞争优势则会不断加强。

2长波相对位置与美国的经济危机

美国当前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长波关系决定的美国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决定的，或者说是国际竞争及其利益分配变化的结果。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经济相对衰退，西欧相对加强，日本经济则强势崛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然而，进入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逆转，美国经济强势崛起，西欧经济不温不火，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种情况直到进入新千年后才逐渐改观。西欧经济持续增长，日本经济的增长强度虽然不是很猛烈，但持续增长的时间却是战后以来最长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80-90年代以来它们与美国之间的非对称现象。

西欧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经济力量或竞争力相对变化的情况，从它们之间汇率的变化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如从1999年欧元开始使用到2002年，处于持续贬值之中(由发行时的l欧元兑1.174美元，贬值到2002年1月的0.8115美元)，此后持续升值，并在2008年8月达到较高时的1欧元兑1.6美元，升值率接近;日元兑美元的情况与此类似，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贬值，到2002年1月100日元兑0.74美元，然后持续升值，到2008底已升值到兑1.1美元，升值率达48.6%。在此过程中，美元对其他国家如“金砖四国”和海湾国家货币的汇率也处在持续下降之中，由此反映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相对竞争力的变化。

汇率的这种变化，反映的不仅是相对竞争力的变化，而且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原来长期向美国倾斜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渐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日本、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上游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国等倾斜。如前面讲到的，20世纪80-90年代，在美国平均利润率上升时期，西欧和日本的平均利润率则处在下降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西欧和日本的资本利润率明显提高，而美国的资本平均利润率则呈下降趋势。正是这种竞争力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使得进入新千年以来的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在美国经济与其他长波追随者之间相对竞争力此消彼长及其引起的利益分配调整过程中，还伴随着另一种重大的国际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尤其是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经济的强势扩张，初级产品已由原来的相对过剩变为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如石油价格由20世纪80年代的每桶20多美元，上涨到2008年较高时的147美元，其他各种有色金属、铁矿石的价格，近几年都上涨了数倍，由此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日益向资源国转移。由于初级产品的供给难以在短期内调整，因此它们的短缺，会像瓶颈那样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价格的持续上升则会从动力机制方面抑制世界经济增长。所以，当初级产品的供给短缺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价格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就达到了顶点。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说必然更加突出。因为美国是世界上较大的初级产品和能源的消耗国与进口国，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不仅极大地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且极大地降低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力。

显然，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相对竞争力必然会不断减弱。这种减弱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以及资本价格上升速度的减缓，不仅会阻碍国际资本的输入，而且会促使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产生的货币供给减少，迫使银行收缩信贷，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下降等就会相互加强而引发经济危机。

四、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到一定阶段，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每次经济危机为何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供给的变化则是建立在资产价格变化的基础上，而资产价格又以(实体经济的)资本的收益率为基础，资本收益率则又建立在货币供给基础上，所以市场经济体中的经济危机必然要以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基础上，资本收益率的变化是先于宏观经济变化的，也就是随着经济高涨，在成本推进(要素和上游产品供给短缺而使价格上升)和收益相对减少(收入增加导致消费倾向下降、财政盈余增加、外贸逆差增加等)的情况下，资本利润率会由升转降，而宏观经济总量则会在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中继续扩张(杨文进，2006)。一定范围内，利润率下降速度越快，各资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就越需要通过扩张来应对竞争，所以，宏观经济会在微观效益下降中继续扩张。但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随着资本收益的下降，各项资产的价格会下降，由此引起货币供给减少。正是这种机制，决定了股市要先于宏观经济衰退。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会强化资本收益的减少而促使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由此导致以资产为抵押的信贷出现违约而引发金融危机。所以说，经济危机虽然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但核心内容则是实体经济出现了问题，是其中的利益分配重心向要素所有者和上游产品供给者倾斜，导致有效需求和资本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显然，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它就会反过来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这种伤害，除通过财富效应产生的消费需求减少和(托宾)“q效应”导致的投资减少外，最严重的还是来自货币供给突然大幅度减少所引起的整个经济体系的紊乱。这时，货币成为“”的财富，然而在这个最需要货币的时候，大量的货币供给却因信用体系的崩溃而在一夜之间消失，如银行因巨大的坏账损失而处在头寸极端紧张甚至倒闭的风险中，回笼货币成为它们维持生存的手段;商业信用和企业信用同样会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和日趋紧张的市场环境而萎缩。显然，有效需求的萎缩和信用的紧缩，必然会迫使大量企业缩减生产与投资，甚至促使大量企业倒闭。企业倒闭引起的不断扩大的银行坏账和资产贬值等，则会强化整个信用的收缩，从而进一步损害实体经济。由此，局部的金融危机也就转化为的经济危机。

五、美国危机到世界危机——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振荡

在“次贷危机”发生初期，人们曾设想，该危机仅仅局限于美国和金融领域;到2008年中期，危机甚至有缓解的迹象，有人认为，危机已告一段落;然而2008年9月以来，危机却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不仅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实体经济更如自由落体般坠落。这种情况，是1929年大危机后未曾见到过的。如二战后，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多次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但并没有转化成像今天这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

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较大，显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世界经济的变化方向，就是由其中占比重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运动方向支配的，而美国又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美国经济的衰退必然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二战以来，美国也曾经发生多次严重的衰退，但却没有引发世界性的严重经济衰退;更主要的是，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实体经济的衰退时间却是后于西欧和日本，程度也更轻，说明当前发生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并不是由美国经济的变化所引起的。

美国金融危机而使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重大冲击，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上面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70%以上的世界新增储蓄，其中的大部分是通过私人金融体系实现的，金融危机后，致使其中的相当部分成为坏账，由此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冲击，进而产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说明，美国对世界储蓄无节制的吸纳与高度开放的世界金融体系，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化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金融危机却并不一定转化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如20世纪90年生的日本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都曾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但却没有转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其他方面。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这次危机之前，世界经济之所以没有再出现二战前那种世界l生的大萧条，缘于二战对各国破坏程度的不同，从而打乱了原来相对同步性的周期活动，使它们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反向运动，即当美国经济高涨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相对疲软;而西欧和日本经济相对强势时，美国经济相对乏力，由此它们之间能够进行互补调剂而相互熨平周期，如衰退的国家能够向扩张的国家出口过剩商品而减轻衰退的程度，扩张国家则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保障扩张的顺利进行，这是二战后各国经济运行相对平稳、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进入新千年后，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明显的同步性，如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陷入衰退之际，西欧和日本的实体经济反而先于美国进入衰退，这种同步性会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波动相互叠加，产生世界性的剧烈波动。如前几年各国之间同步性的扩张，导致世界初级产品和资本供给的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使世界利益分配重心向初级产品和资源供应国方向倾斜，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当各国经济出现衰退时，相互性的叠加会极大地加剧衰退的力度，由此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在一夜之间发生180度的供求转换。这种变化，使得美国经济发生衰退时，不仅缺少其他国家的协助，反而要承受这些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利益分配的重心向资源型生产国倾斜，这也是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如近几年，石油和各种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这种上升，不仅提高了使用者的生产成本，从动力机制上制约它们的增长，而且会像瓶颈那样从数量上制约它们。因为这些产品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无法调整的，所以当这些产品的供给出现严重短缺时，世界经济的增长就走到了尽头，必然会通过衰退来调整。

六、未来经济展望

在经过巨大衰退和各国政府采取积极性扩张政策之后，世界经济目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但未来趋势仍不明朗。虽然美国经济重新进入增长过程，但要彻底摆脱危机的影响，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如上面讲到的那样，较不健全的银行体系及一国经济，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因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它们最终要承受经济泡沫破灭而带来的巨大损失。所以，美国经济因此享受的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不可能通过短期的衰退就得到偿还，经济的不稳定性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考虑到美国经济即将步入长波的下降期，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又出现高度的同步性趋势，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如其金融体系仍不稳定，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等，都表明美国经济运动的不稳定性和方向的不明确性。更主要的是，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由此会放大世界经济周期衰退的程度。在此过程中，为转嫁经济危机而进行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会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的力量。

不过要看到的是，虽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下降，但其经济毕竟尚处在长波的中后期，还存在一个平稳的增长时期。最主要的是，美元还是不可替代的国际储备货币，可以通过这种地位来转嫁部分危机。因此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及其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并不会造成太大伤害，如美国尽管是危机的发源地，但衰退的程度在西方世界中却仍然是最轻的。实际上，美国是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中的较大赢家。因为，美国通过金融创新等活动，吸纳了同期世界上的绝大部分新增储蓄，使本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扩大了与西方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由此得到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好处;当危机来临时，却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而且在危机发生后，寻找避风港的行为，反而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入美国。所以，美国经济虽然会在衰退中持续较长时间，但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已最早进入复苏过程，西欧和日本次之，发展中国家则会受到最严重的伤害。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较大影响，将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建。汲取本次危机的教训，各国政府会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金融体系会变得更加稳健，金融创新活动则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在这种背景下，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这对那些依赖外部资金、自身金融体系缺乏独立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会更加明显。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模式研讨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文化与舶来品，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利益集团全民基金国企改革

一、关于利益集团的问题

作为至今仍存在的的古文明，中华文化所散发的魅力及其曾经造就的辉煌是不容质疑的。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用大炮打开国门，西方文明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降到了历史低点，无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试图靠抓住舶来品来当救命稻草。改革开放以来，伤痕累累的中华传统文化得以不断的修缮和发扬。但在与强大的以高科技高质量商品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华文化仍未表现出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够的自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迷信或者说薄弱的抵御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有谈到经济模式，不论是以前的苏联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对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他们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样，中国才有出路。但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通往繁荣之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认，某些模式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每个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长、发展及益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无法规避的限制因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对任何舶来品都不应盲目照搬甚或顶礼膜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应善于有选择地借鉴舶来品的长处，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辨证取舍、择善而从。此外，借鉴利用舶来品不应超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华文化就像一个框子，对任何舶来品都应首先大体地“框”一下，符合规格或接近规格的就可以坚持，不合规格的那就需要根据中华文化进行转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输出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对其固化与教条都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还没有统一确定的标准。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套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假如可以，那俄国及东欧诸国如果在今后的某个时期实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那么它的那种转型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所以，这方面的标准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虽然无法做到用未来的实践确定现在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方法通过过去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对理论坚持和发展的参考。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基业长青，才能造就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实践中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要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因为它们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大旗插到了中华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总而言之，任何一个经济模式、制度、机制和文化等舶来品，不论其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都只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或利用的对象，都应该根据中华文化以及具体国情加以转化。二、关于中国文化与舶来品问题

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为寻求更大的利益而组织联合成较大利益团体在利益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与工人阶级联合斗争所表现的强大力量分不开的。在单个工人与单个企业主谈判的过程中，工人往往处于劣势，难以维护自身利益，更不用说扩大利益了。在一个无法实现民主的国家里，普遍的现象是强势集团总是不断“剥削”弱势集团。在民主国度里，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剥削的程度，但对弱势群体而言，关键还是要实现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联合，从而不断增加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实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工人与企业主两大阶级都实现了高度组织化，两方可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利益谈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头独大、过分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争议时，政府会介入进行调节，尽量避免矛盾激化。这种政府调节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障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又使企业主的利益不被过分剥夺而保障了企业主的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是难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观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一个强势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斗争双方任一方的过分强大。但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呼声的日益高涨，政府力量不断削弱。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借鉴瑞典政府的做法，对斗争双方或者博弈双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组织，进行恰当地引导与培育，不断实现斗争双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悬殊而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公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时，各阶层实现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断趋同，利益集团也将完成历史使命而趋于不断消亡。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本质应该是产权制度的构造和要素市场的形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久而有之。荣格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宏观收入计划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理论、斯卡的“个人社会所有制”等都对二者的兼容性进行了探索，但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经济史学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共同信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决不相容。例如1875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又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西方学者以米塞斯为例，在他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和利润计算，合理的经济计算需要一个竞争性货币价格体系，只有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才有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源配置的合理计算，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了竞争性市场，就不可能产生均衡的价格体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市场价格体系与社会主义两者互不相容，“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两者必居其一。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模式再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文化与舶来品，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利益集团全民基金国企改革

一、关于利益集团的问题

作为至今仍存在的的古文明，中华文化所散发的魅力及其曾经造就的辉煌是不容质疑的。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用大炮打开国门，西方文明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降到了历史低点，无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试图靠抓住舶来品来当救命稻草。改革开放以来，伤痕累累的中华传统文化得以不断的修缮和发扬。但在与强大的以高科技高质量商品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华文化仍未表现出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够的自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迷信或者说薄弱的抵御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有谈到经济模式，不论是以前的苏联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对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他们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样，中国才有出路。但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通往繁荣之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认，某些模式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每个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长、发展及益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无法规避的限制因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对任何舶来品都不应盲目照搬甚或顶礼膜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应善于有选择地借鉴舶来品的长处，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辨证取舍、择善而从。此外，借鉴利用舶来品不应超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华文化就像一个框子，对任何舶来品都应首先大体地“框”一下，符合规格或接近规格的就可以坚持，不合规格的那就需要根据中华文化进行转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输出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对其固化与教条都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还没有统一确定的标准。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套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假如可以，那俄国及东欧诸国如果在今后的某个时期实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那么它的那种转型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所以，这方面的标准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虽然无法做到用未来的实践确定现在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方法通过过去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对理论坚持和发展的参考。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基业长青，才能造就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实践中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要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因为它们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大旗插到了中华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总而言之，任何一个经济模式、制度、机制和文化等舶来品，不论其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都只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或利用的对象，都应该根据中华文化以及具体国情加以转化。转二、关于中国文化与舶来品问题

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为寻求更大的利益而组织联合成较大利益团体在利益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与工人阶级联合斗争所表现的强大力量分不开的。在单个工人与单个企业主谈判的过程中，工人往往处于劣势，难以维护自身利益，更不用说扩大利益了。在一个无法实现民主的国家里，普遍的现象是强势集团总是不断“剥削”弱势集团。在民主国度里，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剥削的程度，但对弱势群体而言，关键还是要实现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联合，从而不断增加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实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工人与企业主两大阶级都实现了高度组织化，两方可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利益谈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头独大、过分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争议时，政府会介入进行调节，尽量避免矛盾激化。这种政府调节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障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又使企业主的利益不被过分剥夺而保障了企业主的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是难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观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一个强势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斗争双方任一方的过分强大。但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呼声的日益高涨，政府力量不断削弱。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借鉴瑞典政府的做法，对斗争双方或者博弈双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组织，进行恰当地引导与培育，不断实现斗争双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悬殊而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公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时，各阶层实现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断趋同，利益集团也将完成历史使命而趋于不断消亡。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本质应该是产权制度的构造和要素市场的形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久而有之。荣格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宏观收入计划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理论、斯卡的“个人社会所有制”等都对二者的兼容性进行了探索，但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经济史学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共同信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决不相容。例如1875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又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西方学者以米塞斯为例，在他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和利润计算，合理的经济计算需要一个竞争性货币价格体系，只有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才有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源配置的合理计算，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了竞争性市场，就不可能产生均衡的价格体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市场价格体系与社会主义两者互不相容，“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两者必居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