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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市场工业道路,实现了政企分家,将市场调节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共同作用于工业发展。传统的规划理念已经无法满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在未来的工业发展道路中,电力规划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要善于从市场中获取有利信息,并结合市场需求以及不同的分布波动性、随机性等,利用有效的经济手段,促进工业行业的合理布局、实现高效生产。
工业发展论文

工业发展论文:船舶工业发展论文

当前世界造船业正在向东亚及我国转移,广东省船舶工业历史悠久,船舶工业发展有相当基础。同时,广东省沿海经济发达,经济外向度高,港口货物总吞吐量位居全国沿海港口前列,对船舶工业有很大需求。随着我国南海的开发,海洋工程装备等特种船舶市场潜力巨大,广东船舶工业发展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早在2009年,省政府就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通知》(国发〔2009〕21号)、《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等文件精神,编制了《广东省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广东省加快船舶工业结构调整、提升技术水平、促进船舶工业振兴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作为国家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当前广东省造船工业无论在综合实力上还是在配套产业发展上都与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也还不强。船舶工业作为综合工业的“王冠”,能带动97项相关工业发展,是撬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杠杆。船舶工业延伸发展到海洋装备制造业,对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劳动力结构调整作用明显。国际上,新加坡、韩国在建立发达工业体系、迈向经济强国的道路上,都曾倚重过船舶工业。因此,加快广东省船舶工业发展,着力推进船舶工业转型升级,不仅是当前广东省提升船舶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更是广东省建设海洋强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的重要着力点。

一、广东船舶工业发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1.广东船舶工业发展现状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航运业相对萧条的影响,近年广东省造船工业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其他产业,2013年全省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其中船舶制造业却下降1.4%。民用钢质船舶产量为283.89万载重吨,同比下降26.1%。但船舶制造业中的某些新兴领域如游艇产业却稳步快速发展,2013年全省游艇产值约为20亿元,游艇产业规模和出口居全国首位。海洋工程装备及辅助船制造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中船龙穴造船基地和深圳孖洲岛修造船基地等国有骨干企业加快向海工装备高端产品转型,海洋工程及辅助装备业开始走向深海领域,在抢占海工高端市场、推动产品转型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充分凸显出广东在海工装备制造与改装上的综合实力。

2.广东船舶工业发展存在问题

广东省作为国家规划建设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与长三角和环渤海两大造船基地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高水平的船舶研发机构和人才,设计能力不足,产品研发能力较差,相关高校的培养能力较弱,难以应对船舶技术不断升级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二是大型造船设施不足,万吨以上造船船台、造船船坞数量远远低于长三角造船基地,目前仅有中船集团龙穴造船公司能建造大型船舶。三是市场开拓难度大,支柱产品难以培育和发展,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当前全球造船业在产能过剩的同时,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低水平、同质化的产能过剩,而高端产能缺乏。2013年全球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订单占到总量的60%以上,而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国际市场份额仅为14%。广东省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市场份额与长三角和环渤海两大造船基地相比还有差距,完工的船舶主要是处于低端的散货船。四是船舶配套产业发展滞后。广东省船舶配套产业自主研发能力薄弱,关键及高端配套设备大部分需从省外购买或国外进口。五是企业管理水平不高,与韩国、日本以及国内的另外两大造船基地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六是融资仍然困难。尽管金融机构对部分国有和骨干民营船企给予了融资支持,但对行业内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融资困难、资金紧张一直是困扰企业生产经营的突出问题。

二、加快船舶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广东船舶工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船舶工业正处于向海洋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之时,南海正成为海洋开发最有潜力之地,这对前一轮相对落后的广东船舶工业来说,是弯道超车、后来居上的契机。广东船舶工业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发挥毗邻港澳、面向南海的优势,以国家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瞄准国际船舶市场,加快船舶工业转型升级,重点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以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为保障,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形成配套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部级开放型造船基地和国际船舶市场。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统筹规划,合理优化产业布局。将发展船舶工业纳入广东省和沿海各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五”规划,统筹考虑广东省船舶工业的合理布局,形成以珠三角地区为主体,协调粤东、粤西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把船舶工业发展与广东省海洋经济和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进一步融合,明确船舶工业作为广东省重大装备制造业和出口型支柱产业,切实提高船舶工业的产业地位,使其与装备制造、海洋交通运输等一系列产业发展政策、发展重点相衔接,实现统筹同步发展。同时,要加强海洋工程装备发展的统筹规划,重视风险防范。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是广东省产品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但全球市场规模有限,国际竞争相当激烈,国内外产能过剩矛盾已开始显现。因此,要加强广东省海洋工程装备发展的统筹规划,培育骨干,重视市场、技术、质量、产能、法律等风险分析,严格控制新增产能;要重视产业链的协调发展,加强产品前端设计、基础技术研究、关键配套系统开发,加快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要指导船舶工业基地做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鼓励中小型造船企业调整业务,利用现有造船设施,发展游艇、船舶中间产品制造以及船舶修理等业务。

2.继续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在当前国际经济增长放缓,航运业比较萧条背景下,要站在战略高度将其作为一个调整结构、提升研发及建造水平的机会。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对国际造船新规范、新公约、新标准的宣传、培训和推广,加强对关键共性技术和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出更多的适应市场需求的绿色环保船型、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二是要认真贯彻实施《船舶行业规范条件》,推动企业改进和完善生产条件,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三是推动资本重组和集中,提升国际竞争实力。船舶工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效益比较明显的产业,企业规模、综合实力是影响船企在国际船舶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要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船舶海工企业(集团),形成更具规模和经济实力、能抵御更大的经济风险、获取更大的市场生存空间的大型船舶企业集团,提高广东的造船规模总量和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广东船企的国际竞争力。四是要推动中小企业的调整发展。要对中小船舶工业企业的调整发展给予积极关注、分类指导。对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从产品研发、金融税收、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支持,引导其发展成为“专、精、特、新”的企业。五是要推动企业组织架构改革,通过企业各种资源的重新组合来提高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造船作业主流程,提高效率;加强造船业信息化工程建设,推进数字化造船;深入推进生产管理系统的应用,提高管理的精细化。六是进一步完善船舶配套产业链。在发展总装造船模式的同时建立与其相应的专业化协作体系,鼓励船舶配套产业集群发展,实现船舶配套的规模化、专业化。建议加快珠海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基地、番禺船用柴油机制造与船舶配套产业基地建设。

3.加强科技创新,重视人才培养。要把船舶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从造船吨位的增长转向科技含量的增长,建立以企业为主、产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通过跨地区、国际性的技术合作提高研发能力,形成从产品研发、生产设计到工程工艺较为完善的创新链。加大市场潜力大、带动性强、技术含量高、高附加值船型的开发力度,推进船舶中间产品专业化配套体系建设,提高管理精细化和信息集成化的水平,实现造船企业由传统造船模式向现代造船模式的转换,形成在国内国际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精品品牌产品。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优化智力转化环境,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关键技术攻关作为加快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载体,重视培养和吸引各类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和急需人才,推进人才和智力集聚工程。统筹建立高层次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发展海洋工程急需的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制定高层次人才开发计划,鼓励企业大力引进和培养船舶工业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推进造船中高等职业学校的建设,鼓励高等学校加强船舶和海洋工程等相关专业的建设。

4.创新船舶工业企业商业运营模式,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要推动生产组织模式创新,推行船舶生产的社会化模式,通过推动骨干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及融合发展,实现优势互补,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借助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契机,积极推动广东省船舶工业企业以国际化视野创新商业运营模式,实施以获得技术、品牌、人才资源,提高营销水平,贴近海外市场为方向的“走出去”发展战略。通过自建、并购、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在海外布局设立研发中心、建立营销维修网络和生产制造基地,并逐步发展为国际造船的总承包商。

5.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当前,航运与造船业的困难是周期性、全球性的,很多国家正在通过出台政策救助造船业,比如韩国给予的造船企业低息贷款。建议出台区别性的行业政策,支持造船业的优胜劣汰。要推动落实国务院《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13-2015年)》提出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船舶出口买方信贷资金投放,对在国内骨干船厂定制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的境外船东提供出口买方信贷”等有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对造船企业在贷款、投资、担保、股票上市等方面给予优惠的政策;进一步扩大开放引进外资,加大国际融资力度,从资金上多方位支持广东省船舶工业的发展,增加船舶工业投资占广东工业总投资的比例。

作者:黄小彪 单位:广州航海学院航运经贸学院

工业发展论文:电力规划促进电力工业发展论文

1电力规划遇到的主要问题

1.1传统规划理念的局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实现了政企分家,将市场调节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电力企业作为电力市场的主体,对社会、经济的工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传统的电力规划理念已经无法满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在未来的工业发展道路中,电力规划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要善于从市场中获取有利信息,并结合市场需求以及不同的分布波动性、随机性等,利用有效的经济手段,促进电力行业的合理布局、实现高效生产。

1.2新时期电力需求的增大

对电力市场进行整体把握,是开展电力规划的基础和前提,市场经济环境下,电力需求分布的波动范围更加广泛,并且具有突出的循环性,电力需求就像是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通过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业发展速度等,因此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就决定了电力需求的周期性;然而,现如今各行各业的工业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对电力的需求量更大,并进入了持续增长时期,如果没有对电力规划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那么电力规划将失去可行性,失去针对性,并阻碍电力产业的工业发展。

1.3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经济的快速工业发展使整个世界逐渐融为一体,全球化模式促使产品、劳务、生产等要素实现自由流动,这对我国电力产业的工业发展来说是一大挑战;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我国电力工业在电力规划中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将电力资本要素向全球化和社会化方向过度,其次是逐步实现发电能源供应的多样化,就是在电力生产设备中逐渐实现多元化,使我国电力工业不仅是在规划设计中。还是在施工建设中和运营管理中,都赶超先进国家,在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1.4可持续工业发展理念的渗入

随着集约型经济的深入拓展,各行各业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电力工业发展依靠资本市场的运转、制造工业的搞好支持、煤炭及运输行业的辅助,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同时经济工业发展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过度,使人们在重视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将环境保护工作提上日程,因此电力在未来的工业发展规划中,要充分考虑到资源利用率以及环境保护的问题,将可持续工业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打破传统的规划理念和工业发展模式,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奠定基础。

2电力规划在未来工业发展中的创新之路

2.1坚持适度超前原则适度

超前原则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对电力的有效需求,这是电力行业不断完善规划设计、创新经营理念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力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前进工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任何现代化的科技产品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持。然而电力需求分布范围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以及随机性,会根据外界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发展程度而发生很大的变化,为了使电力能源安全供应,满足需求的较大负荷,就必须使电力留有一部分的备用资源,以备不时之需。电力生产工程具有一定的建设时长,从项目投入到建成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为了满足电力需求,就必须要坚持适度超前原则,科学规划电力工业发展。

2.2坚持国家能源工业发展规划

电力产业作为国际能源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之一,其工业发展规划不仅要符合经济发展模式和进度,还要符合能源工业发展规划,使其始终服务于经济建设和能源工业的进步要求。电力产业的工业发展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电力规划一定要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分别是电力工业发展坚持协调可持续,电力规划坚持创新改革,电力开发以国家能源规划为标准;并不断改进电力布局和电力机构,实现电力供应的经济性和安全性。

2.3坚持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市场经济是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载体,是调节经济市场的主要工具,市场中的电力企业根据自身的工业发展战略,在遵守国家经济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开展自由经营、自主决策以及自负盈亏和自负责任的经济生产销售活动。电力产业的工业发展规划需要以电力需求预测为基础、制定科学的工业发展目标,逐步实现合理布局分配,促使不同的市场主体,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追求市场共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电力市场首先要结合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结合电力市场的供需分布,对电力生产进行科学规划,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要依据成本低原则,对电力生产机构和布局进行合理调整,逐渐引导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和投资方向;再者还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模式,提高电力产业的整体水平,但要确保电力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公开性;,由国家实施合理的电价调控,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市场中的利益格局进行调节,进而适度调整投资者在电力产业的进入和退出,确保电力能源的持续稳定安全供应。

2.4坚持资源优化配置原则

坚持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追求较大程度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首先,是不断加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立法脚步,在实现政企分家的同时,强调政资分家,这是坚持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环节;其次,是不断完善市场竞争体制,逐渐打破不合法的市场垄断和市场封锁,突破本地区的市场壁垒,早日建设区域性电力市场,形成井然有序的区域行竞争;,电力市场的正常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电网建设,在促进电力产业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加强区域性电网主网架建设,突破不同地区之间的电能交换的瓶颈。多年以来,我国电网经过了漫长的工业发展革新,一步步从孤立电网工业发展到省级电网、区域性电网,形成全国性电网模式,在降低电力运营成本、减少资源浪费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3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电力工业在国民经济的工业发展中、国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电力规划作为电力企业未来工业发展的指路灯,成为企业工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做好规划工作将在很大程度促进电力企业的安全工业发展。

作者:赵娜 单位:国网抚顺供电公司电力经济技术研究所

工业发展论文:我国水资源工业发展论文

一、我国水资源概述

我国水资源总量约为28124亿m3,居世界第6位。但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710³,约为世界人均水资源的1/4,居世界第88位。公顷平均水资源量也只有2.65万m3,相当于世界公顷平均数的2/3左右。因此,虽然我国水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人均和公顷平均水量并不丰富,是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我国现有300多个城市面临缺水危机,饮水困难的人口达7500万人。水资源危机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水资源紧缺与用水浪费并存

据分析估计,全国按目前的正常需要和不超采地下水,缺水总量约为300亿m3~400亿m3。从总体上说,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洪涝灾害。许多地区由于缺水,造成工农业争水、城乡争水、地区之间争水、超采地下水和挤占生态用水。但与此同时,用水效率不高、用水严重浪费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我国的用水总量和美国相当,但GDP仅为美国的1/8。全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平均约为0.45,而先进国家为0.7甚至0.8。1997年全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36m3,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为30%~40%,实际可能更低。全国多数城市用水器具和自来水管网的浪费损失率估计在20%以上。

(二)水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水资源过度开发的现象很普遍。全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1997年为19.9%,不算很高。但地区间很不平衡,北方的黄河、淮河、海河,开发利用率都超过50%,其中海河已近90%。有些内陆河的开发利用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合理限度40%。由于地下水的持续超采,使不少地区地面沉陷,海水人侵。在黄淮海流域,由于水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海河流域的河湖干涸,黄河下游经常断流,甚至淮河中游在1999年也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断流现象。三水污染与因此产生的水环境破坏全国工业、城市污废水排放总量约584亿t,其中处理达标的只占23%,大量未处理的污水排人了江河,使全国46.5%的河段受到污染。城市地区90%以上的河道程度不同地受到污染,造成不能提供达标的生活、工业和农业用水的水质型缺水。

(三)水资源建设投入不足而且极不稳定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水资源建设的投人缺口很大而且极不稳定。“”结束以后,由于对水利的作用发生认识上的分歧,水利建设的投资被大幅度削减,以后虽逐渐增加,但很不稳定。有的地方,大灾以后大干,小灾以后小干,风调雨顺不干。有的地方,水灾以后抓防洪,早灾以后抓灌溉,重点不断变换。因此,一些已定的规划长期未能完成。

三、解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具体措施

(一)制定科学的规划,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里

在对水资源的规划中,一要遵循综合效益较大化的原则,即在正确把握区域内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合理配置有限的水资源,规划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综合效益较大化。二要按照《水法》确定的水资源优先配置原则,合理确定水资源配置次序,确保当地经济秩序稳定,社会发展。首先要留足水源,满足人口密集的市、县和重点乡镇居民的生活用水就地取材,分散解决农村人口水源问题,确保人人有水喝。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水资源的开发必需根据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在地区上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用水需要进行优化分配。通过水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好严重缺水区的水资源供应。我国南方地区水资源丰富,但北方地区缺水严重。为解决地区性的水资源分布不平衡问题,应考虑适当地进行区域调水。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已就区域调水问题提出一些设想,比如,为解决辽河中下游缺水问题,提出了引松(松花江)入辽方案为解决华北、西北等地用水问题,提出了南水北调中线、西线和东线工程的设想。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应当更多地考虑区域性的水资源分配问题,使有限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

(二)节约农业用水、提高工业用水效率

1.实行科学灌溉,减少农业用水浪费

全世界用水的70℅为农业灌溉用水,但其利用率很低,浪费严重。据估计,全世界有37℅的灌溉水用于作物生长,其余都被浪费掉了。改革灌溉方法是提高用水效率的较大潜力所在。例如,渠道渗漏是世界各国在发展灌溉事业时遇到的共同问题。据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的统计,灌溉水渗漏损失量一般为15℅~30℅,高的甚至达到50℅~60℅。我国渗漏损失一般为40℅~50℅,高的甚至达到70℅~80℅。由于大部分灌区的渠道没有防渗措施,我国南方长江、珠江、东南沿海等地渠道水利用系数平均为0.6,其它各片为0.5。估计全国渠道渗漏损失的水量可达到1700多亿m3。

2.降低工业用水量,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现在世界上许多工业发达的国家都把提高工业重复用水率作为解决城市用水困难的主要手段。如果把全国工业用水的平均重复利用率从目前的20℅提高到40℅。每天可节水1300万t,相应地节省供水工程投资26亿元,节水量和经济效益都是相当可观的。我国近几年来,对水的重复利用也逐步开展起来。在一些水源特别紧张的城市,水的重复利用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如大连市为79℅,青岛为77℅,太原为83℅,但整体水平还比较低。

(三)加强价格管理

价格杠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主要手段。加强价格管理,一是改革供水管理体制,加强水费计收和管理力度;二是按原标准制定的定额管理,推进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综合水价;三是对各类用水实行定额管理,超定额用水加价收费,定额内用水,按价计费,低于定额,降价计量。实现水资源的有效控制,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四)加大对污水的处理力度

我国已是水污染非常严重的国家,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净水和一方净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各种手段坚决杜绝和防止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河道,制止一切为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不顾长远影响地盲目引进高污染项目的行为。

(五)树立大水利,全流域的战略意识

国家水利政策的调整和改变流域内工业和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区域重大工业项目和水利项目的上马,都会对整个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分析论证,多方案比较,站在整个流域而不是局部区域,把不利影响、负面影响、长远影响、全流域影响考虑充分。如上马一个蓄水项目或调水项目,不仅要考虑对当地带来的利益和影响,还要考虑项目对上游、下游和其他区域产生的影响,要对项目的必要性进行详细论证,并与节水等方案进行比较,能否通过节水等措施获得同样多的水资源量,而投资较省风险、较低、负面影响又较小。

(六)与时俱进开创节水新局面

中国水资源在相当长的阶段仍处于短缺状态,各级政府要实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把节水减污和保护放在首要位置,节水是当前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节水的核心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优化配置水土资源,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节水是缓解水资源紧缺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我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战略措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工业发展论文:不同阶段的工业发展论文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1.1.1熵值法

在综合指标体系的测度中,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是一类根据评价者主观上对各指标的重视程度来决定权重的方法,如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等;客观赋权法的赋权原始信息来源于客观环境,它根据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的权重,如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以消除确定权重的人为主观因素.在信息论中,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信息则是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二者值相等,符号相反.一般认为,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越小;反之,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就越大,熵也越大[9].因此,熵值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所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有更高的可信度,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1.1.2灰色关联分析

对变量间关系分析的经典方法是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线性回归或因子分析,但是以上统计分析都是以线性处理的思想为基础[11],灰色关联分析是基于灰色系统的灰色过程,注重因素间数组的比较,且对数据样本量及其分布规律要求不高[12],因而灰色关联分析法在本研究中更具有实用性.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多因子统计分析方法,适用于研究机制复杂、层次较多、难以建立模型进行定量测度的系统,它是以各要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用灰色关联度来描述因子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秩序的.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关联度越小[13].因此,可以根据关联度的大小来判别系统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进行工业化水平与工业发展环境分析的基本步骤如下: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本研究选取工业化综合指数为参考数列,金融环境指数、劳动力环境指数、技术环境指数、社会容量指数、资源禀赋指数、环境容量指数、环保指数、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指数、人民生活水平综合指数为比较数列.2)对变量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系统中各因素的物理意义不同,数据的量纲也不一定相同,所以必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对原序列进行初值化时,主要可以采用初值化算子、均值化算子和区间化算子,其目的是使系统行为序列无量纲化,且在数量上归一.

1.2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本文选取1990、1995年数据及2000—2011各年数据.文中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1996—2012年度《乌鲁木齐统计年鉴》及《新疆50年》.

2结果分析

2.1乌鲁木齐工业发展环境分析

工业发展环境评价是指导工业布局的基础,也是维持工业持续生命力的必要条件,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应体现区域工业发展环境整体状况.基于国内外工业化发展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遵循代表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原则[14],从金融环境、劳动力环境、技术环境、市场容量、资源环境、环境容量、资源保护指数等9个方面,选取31个基础指标构建了包括经济要素环境、生态要素环境和社会要素环境的乌鲁木齐工业发展环境支撑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选取思路如下:首先,金融环境是地区工业发展综合能力的体现,选取人均GDP作为对地区经济的综合衡量指标,二产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投资效果系数作为评价当地宏观投资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以此反映当地工业发展的活力;劳动力环境和技术环境是地区工业发展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产从业人员比重、生产率增加系数、劳动力成本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评估劳动力的数量、质量以及可获得性;而技术环境的3个指标则反映了当地技术保障能力以及对科技能力的重视度;良好的市场潜力是产业发展和资本进入的主要原因,是产业发展的一个最活跃因素,本文选取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等指标反映市场的容量及工业发展的潜力.资源环境通过资源消耗来侧面反映当前资源对工业发展的支撑力,环境容量和资源保护指数限定了工业发展的规模与方向(即可持续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可以用来反映社会要素环境对工业发展的推进作用.针对选取的指标,并依据熵值法原理,对1990—2011年31项指标的434个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出相应值,以分析乌鲁木齐市工业发展环境支撑力(表1).从一级指标权重来看:经济要素环境是决定工业发展环境支撑力的最重要因素,而生态要素环境权重落后于经济要素环境,一方面说明强劲的经济能力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要素环境对工业发展环境的影响力也愈加不能忽视;另一方面从二者权重巨大的差距可以反映,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对工业发展的制约作用还未爆发,换言之,生态环境保护有待引起全社会进一步重视.社会要素环境整体权重略低于生态要素环境,但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权重却高达0.1656,仅次于金融环境(0.1745),这说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会对工业发展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健康的社会环境是工业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础.从二、三级分指标的权重排序来看,前两位分别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0.0676)和二产固定资产投资比重(0.0579),这说明1990—2011年间,金融环境是影响乌鲁木齐市工业经济发展环境,以及综合发展环境支撑力的最重要因素;生产率增加系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科技活动人员比重、科技经费投入指数分列其后,说明劳动力环境、市场容量和技术环境对乌鲁木齐市工业也具有较大的支撑力,因而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对推进工业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而环保指数与环境容量的部分指标权重极小(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工业节能系数、工业节水系数,分别为0.0138、0.0114、0.0895),说明工业化进程中对生态要素环境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实施环保措施成效不大,从而在表1中显示为高信息熵,因此工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势在必行.从1990—2011年间各类要素环境平均得分来看(图1),各指标的平均得分都不高,这是因为大部分指标虽然近几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在期初得分较低,因而影响其平均分值,如技术环境、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从分指标来看,金融环境得分较高,其余平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容量、人民生活水平、劳动力环境、环境容量、技术环境、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指数,说明相对其他要素环境而言,金融环境对工业发展具有较强的支撑力,强劲的经济实力在推动工业发展的同时,又会反作用于当地经济,提升并改善金融环境;资源环境、环保指数、基础设施建设的得分相对较低,说明该类要素环境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工业在良好的发展环境中生存和运营.

2.2基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工业化水平与工业发展环境的灰色关联分析

2.2.1工业化水平测度

参照陈佳贵等[5]对工业化进程的划分方法,计算乌鲁木齐市1990—2011的工业化指数,把工业化进程分解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空间结构和就业结构5个方面的发展变化.选取人均GDP、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比重、人口城市化率、及时产业就业占比为基本指标,由熵值法计算权重得出,人均GDP、三产结构、工业结构、空间结构和就业结构5项指标的权重分别为38%、21%、19%、12%、10%.采用阶段阈值法计算乌鲁木齐市工业化水平测评值,并绘出其工业化水平的演变过程(图2).乌鲁木齐市的工业化水平以2002年为节点,2002年之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2002年之后处于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各阶段内工业化进程平缓,但总体呈向前发展的趋势.

2.2.2工业化水平与工业发展环境的灰色关联分析

考虑到乌鲁木齐市工业发展的阶段性,本文将1990—2011年以2002年、2007年为界划分为3个阶段,分段进行比较,明晰不同阶段影响工业化水平的要素环境机制,计算结果见表2.1990—2011各类要素环境综合评价指数与工业化水平的灰色关联度都在0.5以上,均属中等关联,表明影响乌鲁木齐市工业化水平的环境要素具有多元性;关联度较高的金融环境指数为0.8477,关联度低的环境容量指数为0.5267,二者相差较大,表明影响乌鲁木齐市工业化水平的环境要素具有差异性.1)经济要素环境与工业化水平的关联度分析.从1990—2011关联度均值来看,在众多要素环境中隶属经济环境的子要素关联值都较高,从高到低依次为金融环境(0.8477)、劳动力环境(0.7800)、技术环境(0.7462)和市场容量(0.7047),说明经济环境各要素对工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金融环境的高关联值表明经济增长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尤为巨大,该结论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即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带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随之推进工业化向前发展;虽然劳动力环境与工业化的关联度位居第二,但是从1990—2002、2003—2007和2008—2011不同时间段来看,劳动力环境与工业化水平的关联度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为0.8607、0.7631、0.7004),一方面可以借用配第-克拉克定理作为数据解释,即随着工业发展,乌鲁木齐市工业已进入劳动力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阶段,对比三次产业就业结构,2011年为9.27∶26.32∶63.41,而1990年为11.99∶47.87∶40.14;另一方面说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数量供给的多少已不能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关键要素,而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劳动力则成为发展新型工业化的主要需求;技术环境与工业化的关联度值显示,2003年以前二者关联度为0.5784,在众要素环境中仅位居第6,然而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技术环境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也不断凸显,成为影响工业化发展的3大要素之一(2008—2011期间关联度为0.9294),随着高新产业的崛起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技术环境与工业化的灰色关联度将会继续呈现增长态势;市场容量与工业化的相关度呈现先负向后正向的关联关系,表明工业化中期市场对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且还有减弱的趋势,而随着乌鲁木齐市工业化阶段进入后期,市场容量对工业化的积极作用开始显现,居民年末储蓄余额、人均消费性支出都有较大增长,不断增加的需求带动产品供给,从而加速了工业的发展.2)生态要素环境与工业化水平的关联度分析.由表2可知,表征生态要素环境的各类子要素在1990—2011年与工业化的关联度都不高(低于0.65),分时期分指标来看,1990—2002年间,资源环境与工业化的关联指数为0.8262,符合早期乌鲁木齐市工业资源依赖性强,工业呈现“粗放式”发展的状况;在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之后,乌鲁木齐市开始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正逐步平衡资源与工业的关系,2008—2011年间资源禀赋与工业化的关联度已降至0.5029,说明乌鲁木齐工业正在成功由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环境容量与工业化水平的关联指数呈现正向关联,纵观1990—2011年的生态环境变化趋势,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市各项环保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较1990年而言,2011年污水处理率提升27.26%,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提升25.40%,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9.16%,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提升28.63%,表明工业发展环境正逐步得到改善,同时得到有效治理的环境对工业发展起着积极的拉动作用,这也体现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正逐渐显现成效.环保指数通过工业节能系数、工业节水系数以及环保支出比重来反映,环保指数与工业化的相关性呈增长态势(0.5255,0.6242,0.7422),近年来,政府加大了环保支出,仅与2010年比较,乌鲁木齐市节能环保支出就增加了42.44%,说明有效的环保措施对工业化发展的拉动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因而总的来说,虽然生态要素环境与工业化灰色关联度不高,但其对工业的拉动作用正逐步呈现.3)社会要素环境与工业化水平的关联度分析.数据显示,表征社会要素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的关联指数较低(0.5943),表明乌鲁木齐市基础设施条件薄弱,对工业化缺乏自“上”的拉动力,但值得一提的是,2008—2011年间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的关联度(0.7107)高于2003—2007及1990—2002年间与工业化的关联度(分别为0.5845、0.5079),表明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所改善,这与近年来乌鲁木齐政府在资金和政策方面加强城建的趋势是一致的,2011年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额超过150亿元,比1990年增长近9倍.人民生活水平与工业化的关联度由1990—2002年间的0.7026变化到2008—2011年间的7518,增长幅度不大,说明人民生活水平与工业化的关联度一直以来较密切,人民生活水平对工业化的推动力可用需求供给函数解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随之购买力提高,需求量增大,从而带动产品的供给量,推动工业发展.

3结论

对乌鲁木齐市工业发展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并探讨不同工业化阶段要素环境的支撑力,得出以下结论:1)乌鲁木齐市工业发展环境整体层次有较大提升空间.由于20世纪90年代乌鲁木齐市工业发展以经济效益为重,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因而生态要素环境和社会要素环境历年平均得分较低,近年来不断加强的保护措施使得生态要素环境和社会要素环境有所改善,但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实现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必要行径.2)近20多年来乌鲁木齐工业发展环境对工业发展的支撑力不断提高,关联指数变化呈现与工业化发展相似的阶段性.对比1990—2002、2003—2007以及2008—2011年的灰色关联指数,发现尽管个别指标与工业化间的关联度发生了负向变化,但总体来讲,主要是正向的关联,且2008—2011年间各指标的关联度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时期.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政府相应政策的实施和调整,促使乌鲁木齐市工业发展环境趋于合理化,从而推动工业化阶段的不断演进.3)整体薄弱的生态要素环境是制约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因素,亟待引起重视并落实完善.虽然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大力倡导工业发展走可持续道路,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该举措初见成效,但是由于乌鲁木齐市工业化早期走粗放式发展的路子,资源依赖性产业一度成为乌鲁木齐的主导产业,因而要改善甚至恢复生态环境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环境保护支出比重,同时积极出台和调整相应政策敦促全社会参与到维护生态环境中来,推进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另一方面,工厂要从源头遏制污染,提高工业废水达标比重、污水处理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各项指标比重,在不损害环境效益的前提下稳步提升经济效益.4)经济要素环境仍然是影响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动力.金融环境和工业化的关联度最强,是推动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稳步提升经济水平,从而带动当地招商引资,营造优越的投资环境和良性的竞争环境,构成乌鲁木齐市工业发展自外向内的推动力.劳动力环境、技术环境和市场容量的关联度仅次于金融环境,特别是技术环境,在大力倡导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今天,技术对工业发展的拉动力正在日益体现,因而工业发展依赖于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工业发展的层次,实现乌鲁木齐市工业跨越式发展.5)定量分析乌鲁木齐市工业发展要素环境对工业发展支撑力的机制尚有待深入研究.工业化过程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其中,不仅有各种要素对工业化的单向作用,各种因素间还存在复杂的作用关系.本文仅从各因素与工业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未能充分揭示影响工业化的各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此外,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的选取不够全尽,可能会导致结果有所偏差,因而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今后还将做进一步研究.6)通过构建工业发展环境支撑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工业要素生态环境指数与工业化指数进行测度,可以正确认识各工业化阶段下工业发展的要素环境驱动因素,从对乌鲁木齐的研究中可以得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金融环境要素、技术要素、环境容量要素、环保指数要素、基础设施建设要素的地位越来越强势;相反,劳动力环境要素、资源禀赋要素的地位越来越弱势.这对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于良 杨德刚 尹晶晶 张豫芳 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工业发展论文:电子化工业发展论文

一、电子商务在饲料工业领域的应用

电子商务必须涵盖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这个平台,没有了网络,就称不上为电子商务;二是通过互联网完成的是一种商务活动。电子商务在发展中逐渐成熟,其涵盖的范围一般可分为企业对企业,企业对消费者,个人对消费者,ABC分别是商、商家、消费者,企业对政府,线上对线下,商业机构对家庭消费,供给方对需求方,门店在线等8种模式。随着国内计算机网络使用人数的增加,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购物并以银行卡付款的消费方式已经成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市场份额也在迅速增长,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引起各领域的高度重视。饲料工业是整个饲料行业的工业体系,整个工业体系包括饲料原料生产、饲料加工(包括全价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饲料机械生产和饲料科研教育、制标和监测检测五大方面,涉及到饲料生产研发的各个环节,并将各个环节串联起来,是工业体系完整有序的运行。同时饲料工业与养殖业、运输业、农业、化工业、环境保护等行业紧密相关,相互促进并相互制约。目前,中国饲料工业正处在稳定发展期,全国有饲料企业1.5万多家,从业人员约50多万人。中国饲料业改革开放后年平均发展速度保持在20%以上,已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到世界第二大饲料生产国的飞越,成为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在饲料工业的各个环节都涉及到对电子商务的利用,利用的重要模式是企业对企业,企业对消费者两种模式。在饲料工业的饲料原料、饲料加工材料、饲料机械的购买,以及饲料科研教育消费目前都在利用电子商务的平台,饲料成品销售、饲料运输等更是对电子商务十分依赖,为饲料工业的发展提供里十分便捷的网络交易平台,开拓了新的发展市场。

二、电子商务对饲料工业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电子商务作为信息化工业革命的主力军,自上个世纪90年初在中国起步,至今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购物、消费、贸易等习惯,并改变了人民的思想和理念。电子商务对饲料工业发展的影响,伴随着社会经济活动因电子商务改变产生,根据自身的工业特征,其所受影响又有别于其他行业。

(一)、电子商务扩大了饲料工业的销售市场

电子商务是运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的一种社会生产经营形态,集金融电子化、管理信息化、商贸信息网络化为一体,目的在于实现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和谐统一的新型贸易方式。饲料工业的传统销售市场就是指在饲料工业的各个领域间的市场,由于饲料工业相对独立的产业链条,区域化交易的特征又十分明显,销售的市场相对较小。电子商务为饲料工业中的企业提供了一个网络销售市场,跨越了区域的阻碍,为企业提供了更多机遇。电子商务的网络市场,连接了各地区的饲料工业的市场,加强了整个行业中企业的竞争,促进了饲料工业销售市场的完善。

(二)、电子商务为饲料工业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平台

电子商务作为互联网技术具体应用的一部分,具有互联网的特性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交流互动。传统的饲料工业领域,缺少交流沟通,尤其是行业中不同领域的教育刘更是缺乏,由于信息沟通不畅而导致行业垄断。电子商务让饲料工业中个行业的交流更加便捷,信息更加丰富,更具有透明化。举例说明,在A市生产机器,由B市有中间商高价销售,由于购买者和生产者消息不畅,导致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通过电子商务的介入,饲料工业的信息交流得到空前的畅通,是行业内部的交易更加透明公平,对饲料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三)、电子商务丰富了饲料工业的销售渠道

电子商务是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商业活动的一种网络化贸易,随之而来的网络营销、网络销售走进千家万户,综合的网络销售平台有阿里巴巴、京东网、淘宝网等,还有其他的网络销售模式,都为企业提供了商机和机遇。饲料工业的销售模式主要根据行业的发展状态决定的,在相关设备和饲料的传统销售模式中,大部分由商与饲料厂合作,作为中间商在销售给养殖户。企业与中间商的销售模式主要是业务联系,通过业务人员进行,而中间商与养殖户或者饲料厂的交易,主要通过店面销售。饲料工业的传统销售渠道的方式过于单一,电子商务通过网络提供了新的销售方式,可以通过综合的网络销售平台,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自主营销,成本低效益高,为饲料工业补充了新的血液,使行业焕发了新的生命活力。

(四)、电子商务降低了饲料工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了销售的效率。

电子商务在饲料工业中降低交易成本的地方有一下几个方面:相对于远距离的交易,成本相较于传统的电话、传真等交易模式成本较低;节约时间,降低了时间成本;交易双方直接交易,减少了中间商的环节等。电子商务的交易,大大的降低了饲料工业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并且由于交流的便捷,加快了交易的速度,提高了销售的效率。从而促进了饲料工业在销售交易环节的完善,使饲料工业的交易更加顺利高效,是相对于传统交易的巨大进步。

(五)、电子商务改变了饲料工业的传统行业理念

电子商务在饲料工业中的不断渗透,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依赖电子商务,不断的开拓市场,对饲料工业的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饲料工业中的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生产方面,由于信息沟通便捷,相关行业的消息获得的渠道多传播速度快,整个饲料产业都推崇按需生产,减少饲料的积压,从而节约了成本减少了浪费。电子商务除了具有商业贸易的功能,还有宣传和塑造企业形象的作用,同时对企业也起到了约束,从而有效的规范了行业中的各种行为。电子商务对饲料工业的长远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的作用,增加了行业的影响力,促进了产业的积极发展,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三、针对饲料工业发展过程中对电子商务的利用的建议和意见

在现阶段,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服务业为主的网络市场掀起了网络销售的狂潮,并迅速向其他产业渗透蔓延。电子商务的作用和地位极易造成大众的盲目推崇,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甚至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灾难。根据电子商务的特点和饲料工业的产业特征,对饲料工业电子化发展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首先,饲料工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平衡电子商务和传统商务之间的关系。电子商务将传统商业活动中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传递方式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整合,企业将重要的信息以全球信息网、企业内部网或外联网直接与分布各地的客户、员工、经销商及供应商连接,创造更具有竞争力的经营模式。归根结底电子商务是以传统商务为依托的,不能一味的追求电子商务,而忽略了传统商务的重要作用。其次,饲料工业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应用电子商务。饲料工业体系中,不同的领域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在利用电子商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自身的特点和需求,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网络化的交易。同时在应用电子商务的过程中,要采取多模式多趋势相结合的思路,发挥其自身的巨大优势,从而促进饲料工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第三,企业在进行网上交易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商业机密。饲料工业体系中的企业,尤其是涉及机械制造生产、饲料生产等领域的企业,应该在利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时,注重对自身企业的机密进行保护,包括自身在网络的消息要注意是否涉及机密,同时更应该对黑客、病毒或者其他非法盗取商业机密行为的防范,防止由于机密泄露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损失。第四,饲料企业要在电子商务贸易中严防商业诈骗。电子商务是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易的一种贸易形式,在创造了便利的交易条件的同时,也为非法诈骗等犯罪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在交易过程中,企业一定要充分了解企业的想关心起,百分百确认其真实身份后方可与其合作,防止因此造成损失。

四、饲料工业应用电子商务的前景

饲料工业充分利用电子商务这一平台,是历史的潮流和选择,在今后的发展和竞争中,电子商务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会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变化,饲料工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借助电子商务的时代浪潮,发挥行业的巨大潜力,从而是行业得到有序的发展和壮大,促进社会的经济进步,见效贫富差距,并促进公平和谐的社会建设。

作者:刘雯 单位: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发展论文:区域工业发展论文

一、统筹机制的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社会管理的统筹机制研究首先主要集中在城乡发展统筹机制的研究方面。如高焕喜等(2007)指出我国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存在,城乡统筹将是一个长期的推动过程,为确保城乡统筹的有效推进,构建形成城乡统筹的有效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带有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机制设计理论以及演化博弈论是城乡统筹机制形成的两条主要思路。其次,是对城乡发展统筹研究的方式方法提出建议,如郭怡(2010)指出我国许多城市都在积极进行着生态城市的构建和规划,可是在全民生态建设意识的提高和普及中人们却疏忽了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往往是以牺牲农村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因此如何打造灵活的城乡边缘区,缩小城乡差距,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促进城乡生态经济一体化,是解决城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极矛盾的方法之一,也是贯彻落实党的统筹城乡发展精神的具体措施。再其次,则是对城乡统筹在具体方面的应用研究。如张风等(2010)在分析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机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机制形成的一个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该指标体系来评价我国目前城乡金融统筹发展的状况。,城乡统筹机制在现实中的障碍,使研究又回到了社会管理创新思路上来。如袁建伟等(2013)在城乡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指出在关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关注地方政府改革与城乡社会统筹机制建设,提出地方政府在探索城乡社会公共事业创新中,要努力实现由“管制型”政府机构到“善治型”公共服务机构的变革。我国在生态环境统筹机制方面也有成功的例子。如福建省通过建立上下游横向补偿与省级财政纵向补助相结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现了经济增长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所谓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就是按照“受益者补偿”的原则,把上下游横向补偿与省级财政纵向补助相结合,下游受益地区每年拿出一部分资金,上中游地区每年配套一部分资金,再加上省财政每年安排的一部分资金组成流域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用于上中游流域环境的生态整治。同时在生态环境的计量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温作民(2008)等编著的《森林生态会计》一书中,提出了采用系统抽样和第三方独立评估的计量方法,使环境会计信息计量的性显著增加,使我国在森林生态计量研究领域处于世界经验丰富水平。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在生态环境补偿和计量的社会管理方面,主要着眼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还没有学者提出整个区域工业发展生态环境补偿统筹机制的设想,本研究正要从这一设想出发,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以单位面积工业产值为标准,以区域经济较大化为目标,以广东省工业发展生态环境补偿为研究对象,来验证在区域内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处于类似“二元经济”条件下,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消除要素流动性壁垒,探索广东省工业发展生态环境补偿的统筹机制。

三、实证研究

(一)研究的假设

在区域内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类似于“二元经济”条件是进行统筹机制研究的基础条件,在一定区域内,由于资源环境、地理位置、交通环境、经济基础等原因,导致其工业经济效率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这里假设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省份的广东存在类似于“二元经济”条件。

(二)研究指标的构建

我们需要验证广东省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类似于“二元经济”的条件。其表现形式定义为不同地区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存在着效率差异,地区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表达形式等于工业总产值除以区域总面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相对数指标作为效率差异的指标,主要基于以下的考虑:及时,虽然经济总量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标志,但是人均经济总量则更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如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及时位的,但是人均经济总量美国并不是世界较高的,像欧洲的卢森堡人均经济总量就比美国高;第二,用区域总面积来求该指标,而没有采用市辖区的面积,主要是由于生态环境补偿工作的实施地可以在全区域范围内进行,而适合工业发展的区域则要求相应地理、交通和人文等条件,由此,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的高低就可以综合反映出该地区经济发达状况。考虑到实证研究的需要,为构造地区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这个关键指标,并对这个指标进行相应的分析,设置以下指标:工业总产值、区域面积、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是否达到全省平均和归入分组。对以上的指标逐一说明一下:工业总产值是指市辖区的工业总产值,区域面积则是区域总面积,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是工业总产值除以区域面积。是否达到全省平均是一个是非选项,主要是衡量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是否达到平均水平。归入分组是一个聚类分析项,就是根据研究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的各项分为不同的组别。

(三)数据指标的时间说明

根据研究的需要,归类分析一般要采用三年以上的数据,因此我们采用2009—2011年的相关数据来进行分析。根据研究的要求,进行了数据收集工作,对数据的来源说明如下:以上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统计数据网和广东省统计网等相关网站。

四、实证研究的经济分析

根据经济学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原理,优势是指个人、企业或国家使用相同数量的资源生产出比竞争者更多的产品或服务的能力;比较优势是指个人、企业或国家以低于竞争者的机会成本生产产品或服务的能力。在这里优势就是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高;比较优势则是欠发达地区进行生态环境补偿的机会成本比经济发达地区的低。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交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而不是优势。也就是说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生态环境补偿活动上存在比较优势。综上分析,可持续发展下的工业发展和生态环境补偿由于效率上的差别,生态环境补偿工作的统筹需求就显现出来,从地区发展经济发展较大化的角度来说,将工业效率高的组1城市群体的部分生态环境补偿义务,有偿转让给工业效率低的组2城市群体,既可以让广东全省的工业生态环境补偿工作得到落实,又可以充分发挥工业效率高的组1城市群体发展经济的优势,需要广东省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业发展生态环境补偿统筹机制或法案以消除要素生态补偿资金在区域流动的壁垒,各城市群在因地制宜结构转变中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可以实现区域经济较大化的目标。广东省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工业经济发展存在类似于“二元经济”的现实,凸显了广东省工业发展生态环境补偿统筹的必要性。那么进行工业发展生态环境补偿统筹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就是将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量化,计算工业发展生态环境补偿成本,按照工业产值的一定的比率,提取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或生态环境补偿税(费),在全省范围内统筹使用。对于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或生态环境补偿税(费)的征收的理论分析,我们作如下的阐述。先谈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或生态环境补偿税(费)的征收主体。从理论上讲,征税主体是国家,国家享有征税权,征税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在具体的征税活动中,国家授权有关的政府机关来具体行使征税权。生态环境补偿基金的作用是为公共生态利益服务的,其性质与税收的性质大体相同,所以,对于广东省生态环境补偿税的征税主体应是相应的政府机关,好由税务机关征收或代收,这是由两个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一是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存在公共发展中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在法律上早已得到认可并以许多方式保护,而公众生态权益的保护就是需要国家授权的有关机关通过征税或费的方式进行保护,这是因为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损失,是工业企业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在市场经济中由于生产的外部性影响,生态环境的服务价值游离在市场之外,工业企业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没有被有效补偿。著名经济学家阿瑟•C.庇古(Arthur C.Pigou)把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分析后,发现非生产性环境资源的功能并不在市场交换关系中,也就是市场价格无法反映这部分资源的稀缺程度,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同时庇古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补贴、赋税或法规使得个人边际净成本与社会边际净成本趋于相等。

所以说建立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是工业企业社会成本内部化的要求,是工业企业边际净成本与社会边际净成本趋于相等的有效途径。二是我国环境保护收费制度不合理。比如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管是通过各地地矿部门征收,财政部门兼管的。由于我国管理体制省级以上基本是条条管理,市(地)级以下是块块管理,从而导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截流、挪用,矿产资源环境补偿费无论从管理体制和执行情况方面,都比税收的强制性弱,而税务部门的管理体制和税收的强制性正是解决目前矿产资源补偿费条块分割的有效手段。所以,工业生态环境补偿基金的收取好依托现有的税收征管体系。工业生态环境补偿税费的缴纳主体,是指按照税法或相关规定直接负有缴税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由于工业企业是工业生产行为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以工业生产获得利益的法人组织,负有纳税义务,因此工业企业是工业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或生态环境补偿税(费)的缴纳主体。工业生态环境补偿税费的征纳客体,也称征税费对象或课税费对象,是指征税费的直接对象或称标的,它说明对什么征税费的问题,在现达国家,把征税费的客体定为物是普遍的做法,所以对于工业环境补偿税费的征纳客体应是工业产品。这是由两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一是因为工业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导致环境损失的诱因,所以按照法理学认为的保护被认可的利益要求,使工业产品作为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或税费的征纳客体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二是根据工业产品具有突出的收益性和营利性,就使工业产品具有了可征税性的因素,则使工业产品可以征收生态环境补偿税(或费)。对于工业生态环境补偿税的计征依据,是从量定率征收还是从价定率征收,这几年在学者的探讨中从价定率征收的呼声较高,理由是随着这几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按量征收不能充分获取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环境意识的增强,人们维护生态权益的意愿上升,生态权益评估值会有一个递增的趋势,生态环境资源的稀缺也导致资源环境价格的上涨,从量征收可以反映出这种趋势的变化。再看工业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或税(费)缴纳比率设计。我国工业生态环境补偿税率测算的基本原则:一是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或税(费)的测算应保障各项规章制度能够顺利地衔接。二是考虑工业企业流转税负已经偏高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应保障现行的国家财税框架大体保持不变。工业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或税(费)缴纳比率测算方法,一是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参考国际通行的惯例,在测算时要确定影响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或税(费)税率的因素。二是本着减少污染、对环境进行有效补偿,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根据工业区的具体特点,结合影响生态环境补偿税(费)的因素,建立数学模型,确定理论上的生态环境补偿税(费)税率。三是在理论联系实际基础上,通过调研,根据实际征收的状况进行调整,最终确定合理的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或税(费)占工业总产值的比率。

五、可能存在的问题

对于区域生态环境补偿统筹机制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经济发达地区“搭便车”的心理,对生态环境这个“公共产品”不愿意支付相应的代价,因为,有时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什么也不必做或者是停止某些行为,就是做了生态环境补偿工作;二是经济发达地区不愿意经济利益外流,即使提取生态补偿基金,也不愿意进行统筹,我国养老金基金的运行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三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不愿意被生态环境补偿的义务捆住手脚,虽然通过转移支付,得到一部分经济补偿,但是他们认为进行工业化建设,可能获益更多;四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手段单一,不能进行生态资源产业化的开发,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六、具体的实施措施

针对以上的问题,广东省在具体实施生态环境补偿工作中应加强制度建设,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强生态补偿税(费)的征管力度,形成生态补偿基金,并且要强化生态补偿资金的统一管理;二是对生态环境补偿工作充分考虑生态环境补偿的比较优势,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三是建立生态环境补偿的奖励机制,让生态环境这个公共产品“正”的外部性价值化,让经济欠发达地区从经济上收益;四是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规划,通过生态资源产业化的开发,建立经济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广东省在“十二五”和“十三五”发展规划期间内,进行工业发展生态环境补偿统筹的关键,就是按照工业产值的一定的比率,提取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或生态环境补偿税(费),在全省范围内统筹使用。根据相关仿真预测的结果,广东省在“十二五”和“十三五”发展规划期间工业发展生态环境补偿成本约为2 780.54亿元,以及广东省在“十二五”和“十三五”发展规划期间预计的工业总产值约为903 583亿元,得到广东单位亿元工业总产值需要提取的生态环境补偿基金为307 723.81元,也就是说提取比率为3.08‰。

作者:秦格 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工业发展论文:饲料工业发展论文

1山西省饲料工业发展现状

1.1饲料总产量稳步提高,产值效益有所增长

2012年全省全年生产商品饲料总产量为313.8万t,其中,配合饲料产量为209.3万t,所占比例为66.7%,同比下降2.3%;浓缩饲料产量为98.9万t,所占比例为31.5%,同比增长1.7%;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量为5.6万t,所占比例为1.8%,同比下降0.23%。商品饲料营业收入为883410万元,总产值达到900170万元。

1.2产品类别变化明显,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从饲料产品类别来看,生产猪饲料108.08万t,同比增长1.7%;蛋禽饲料98.11万t,同比增长2.2%;肉禽饲料130.94万t,同比增长55.7%;水产饲料0.42万t,同比减少60%;反刍动物饲料25.17万t;其他饲料1.36万t,增长明显。

1.3企业数量下降,生产规模和能力不断提高

截至2012年底,山西省总共有饲料生产企业260家,其中,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生产企业221家,单一饲料企业29家,添加剂企业10家。与2011年相比减少4家,饲料工业总产值却增加了26661万元,同比增长3%。按照生产能力来说,2011年时产5t以上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52%,而2012年时产10t以上的企业61家,占企业总量的24%,其中,年产超过10万t的大型企业5家,总产量116万t,占山西省总产量的36.4%。新增企业无论从生产规模、设备条件,还是从人员素质、厂区环境都有了较大改善。

2当前山西省饲料行业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蛋白质原料供求矛盾突出、企业利润空间减小

原料是饲料行业的基础,是饲料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山西省蛋白原料长期短缺、一直依赖从外地购买,而由于经销环节多,原料霉变、蛋白原料掺假等问题时有发生,不仅质量无法保障,而且价格长期受制于人,增大了饲料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管理的难度,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省畜牧业发展的较大瓶颈。同时,山西省饲料添加剂工业还不发达,大量的添加剂依靠外来供应,是制约山西省饲料工业做大做强的又一因素。

2.2饲料企业规模偏小

截至2012年底,在260家饲料企业中,年产量超过10万t的大型企业只有5家:大象集团、晋龙集团、山西正大集团、粟海集团、平遥龙海。其中,大象、晋龙、粟海集团是部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体来看,小企业多,“龙头少、蛇头多”,全省平均每个企业年产不足1.2万t。而2011年仅山东六和新希望集团的饲料总产量就达到1200万t,是全省总产量的好几倍。说明山西省整个饲料产业的集中度仍然较低,低水平经营、低质量产品、低层次竞争等问题还比较突出。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直接影响到养殖户的利益和养殖积极性,影响到畜禽存栏量,从而影响到饲料的产销量。

2.3饲料质量安全问题复杂

“三聚氰胺、健美猪、速成鸡”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养殖业和饲料业的信任危机。据饲料管理部门2a来几次规模较大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检查显示,生产企业使用无证原料、目录外原料,不按规定使用饲料药物添加剂,养殖环节违规使用违禁物品,流通环节制售假冒伪劣饲料、无证生产饲料等问题依然无法杜绝,饲料质量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保障饲料质量安全任重而道远。

2.4执法监管体系不健全,缺经费欠能力

饲料产品质量安全涉及面宽、线长、点多,监管难度比较大,目前大多数市县只有1~2名兼职饲料管理人员,没有专门的饲料监管机构,有机构的也存在有机构没编制、缺经费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饲料监管工作的连续性和各项政策制度的落实和监督。

3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现阶段饲料工业自身特点所造成

3.1.1全国性饲料资源短缺

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本身人均占有的粮食就很少,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蛋奶需求刚性增长,还需从有限的粮食资源里分一杯羹。根据全国饲料工业办公室估算,按照我国人们膳食结构与养殖业的发展规划要求,所需的能量饲料与蛋白饲料均有较大的缺口,其中以蛋白饲料更为紧缺。以豆粕为例,目前对进口的依存度达75%左右,鱼粉进口也在70%以上。另外,能量原料玉米的用量已超过1亿t,占国内玉米年产量的64%,供应紧张已成定局。从长远来看,如果我国玉米—豆粕型为主的日粮结构不改变,随着养殖业和饲料工业持续发展,大宗饲料原料的供求矛盾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受自然灾害、国际贸易、政治、金融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剧增,价格波动更加频繁是必然趋势。近几年,饲料原料价格居高不下,直接推动饲料产品进入高成本时代,由于饲料行业下游是养殖业,成本的增加直接会拉升畜禽产品的市场价格,而畜禽产品价格变动关系到广大民众的生活,因此,饲料价格的上涨空间不可能有大的增长,否则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3.1.2劳动力成本提高

饲料工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我国廉价劳动力市场阶段的结束,尤其是当下国内外通胀形势严峻,更助推了餐饮、交通、购房、教育等生活成本的上升,饲料行业的人工成本攀升使得企业家措手不及。山西省地处内陆,本身就缺乏吸引人才的地域优势,再加上饲料企业普遍存在重技术轻生产的固有的经营观念,降低人工成本首先从生产入手,导致工作在生产一线的员工,往往是对饲料、机械管理、电气、自动化等知识知之甚少的初中(甚至小学)学历的“农民工”,对价值数百万乃至几千万的自动化设备的维护与保养知识十分匮乏,更谈不上对设备的合理利用;另外,在制造过程中,没有形成相互制约的可追溯理赔机制与标准,结果造成重复生产及成本资源的极大浪费,变相地增加了生产成本。

3.2体制性障碍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形成了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态,同样会体现在目前的饲料标准化管理体制上。目前,饲料标准化的政府管理职能涉及到农业、质监、工商等多个部门,在标准的审批上存在省、市和县多级审批,在审批、评估和管理上它们各自为政、互相脱节,想要把这些职能统一起来势必会触动不同部门的利益,难度较大。

3.3管理机制落后,缺乏科技投入意识

目前,山西省饲料企业的管理一定程度上还处在经验主义与“英雄”领军人物阶段,企业经营管理是非理性的:部分企业缺乏明确的经营理念、统一的企业文化和科学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整合经济资源的方式单一、对企业的战略管理与研究涉猎不足;重视盈亏表面数据,忽视深层次过程管控分析;在技术研发与配方设计上,往往随市场大流“灵活”掌握,没有明确的技术研发路线,随意性十分突出。与发达地区相比,山西省在饲料研发方面科技能力与投入重视不足。从人才队伍上看,从业人员中硕博士人才占0.5%,发达省份的高级人才比例是山西省的3倍以上;从对科研机构的重视和投入来看,山东、河南、广东等饲料生产强省的规模企业大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以江西“双胞胎”为例,仅凭饲料形状的工艺改进一项科研攻关成果,就带来企业效益几何级数增长,而山西省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相应的研发机构,即便是设有研发中心的企业,不论是研究氛围、设备和人才都与生产强省相差很大,多数还停留在一种形象宣传上。对科研投入的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省饲料产业发展的隐性障碍。

4构建山西现代饲料工业体系,谋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4.1因地制宜,和谐发展

4.1.1政策支持,扶优扶强

山西省饲料工业虽然发展势头看好,但是总体而言产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这远不能适应畜牧振兴的需要,不能满足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需要。2012年5月山西省政府召开了振兴畜牧业工作会议,副省长郭迎光对全省饲料工业的发展明确提出,要积极扶持本土饲料企业的发展壮大,挖掘饲料科技潜力,加大新型饲料资源和饲料品种的研发力度,促进饲料产品更新换代,大力发展品质、安全、高效、环保的饲料产品,着力构建现代饲料工业体系;会议还明确提出,将进一步加大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的推广力度,推进饲料企业的兼并、重组、整合,努力打造一批年产量为50万t的饲料企业集团。政策是风向标,对加速整个饲料产业的集中度、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有实质性的意义。山西省的饲料企业小而多,产能扩张与市场拓展能力不匹配;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饲料资源的利用率总体偏低;蛇头多,缺乏本土的、有强势整合能力的领军企业。为了提高山西省饲料行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必要采取措施,对现有的饲料企业进行整合,支持大型企业发展,培育形成产业核心力量。如实施扶优扶强的发展战略,使已经具有实力的饲料企业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通过资源重组,形成以大型骨干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为支柱,分工协作、布局合理、运作高效、服务方便的企业群体,使整个饲料行业形成产业大军、集群产业带,这样的一大批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兴起,将对提高山西省饲料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意义深远。

4.1.2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饲料行业

山西省拥有广阔的草地面积,大约有400hm2,天然的牧草资源可为草食动物提供充足的“食品”。山西地处北温带,是世界上最适合玉米生产的黄金地带之一,每年玉米种植面积都在160万hm2以上,而且在山西特有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的玉米,具有蛋白、淀粉、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高、产量大的特点,正常年景产量都在70亿~80亿kg之间,能够满足全省存栏畜禽能量原料的需求。另外,山西省还盛产黑豆、豌豆等多种小杂粮,这些都是饲料不可缺少的品质营养添加品。众所周知,牛羊等草食动物更适合以牧场、草场相结合的方式来饲养,这样生产出来的畜产品无论从味道的鲜美程度还是从营养成分含量方面都更受消费者的青睐。山西省有许多不适宜种植粮食的丘陵地带、盐碱地,非常适宜发展牲畜放养与圈养相结合的养殖模式,这是许多粮食生产大省所无法比拟的优势。2014年1月国务院颁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提出推广膳食结构多样化的健康消费模式,其中提到,到2020年人均肉类消费要减少1/2,而牛奶消费要增加10kg。未来发展草食动物养殖会成为一种刚性的需要。未来山西省饲料工业的产业布局与研发方向应结合该省地理、资源的特点,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发展有山西特色的饲料工业。

4.2企业自身强化

4.2.1认清形势,明确定位

饲料业的竞争已经呈现出一种趋势性变化。经验丰富企业之间的竞争,正由技术经验丰富、规模经验丰富、营销经验丰富和效率经验丰富模式向产业链延伸能力经验丰富快速转变;企业也正在由单纯的“饲料生产者”向“产业链整合者”的角色过渡。饲料企业的这种转变是盈利模式的巨大转变,其市场竞争焦点不再仅仅局限于产品与产品、渠道与渠道之间,而是升级到链条对链条的竞争,并进一步升级到全产业链竞争这一更高竞争阶段。随着竞争层次的逐步提高,国内饲料业新一轮的产业竞争和整合时代已经来临。结合我国饲料工业的特点,国家提出的“鼓励饲料企业采取兼并重组、产业联盟等形式进行整合融合,提高行业集中度”的发展方式,已逐步在发达省市展开,继六和、新希望等强强联合之后,广东、北京等省市也相继出现了中小型企业联盟,为饲料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山西省行业主管部门正在研究适合本省特点的企业整合模式,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促进行业和谐发展。

4.2.1.1发展合作社企业

在德国,农业合作社遍布整个农村地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涉及各个领域,通常在制定涉及农民、农村和农业方面的相关政策时,政府会积极与这些组织进行协商和沟通,以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通过立法来保障合作社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地位。这种组织方式为促进德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德国的饲料行业中也存在着诸多的合作社,如德国第二大饲料公司AGRAVIS就是合作社性质的公司,农户是它的股东,每个社员都能以社为家,为合作社的发展献计献策,合作社以盈利为目的,组织资源对内提供各类服务。合作社采取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的方式,如批量采购原材料,规范产品生产和销售标准,使用统一品牌等,可降低社员的生产成本,形成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此类合作社的存在和发展为德国饲料工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相信对山西省的饲料工业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4.2.1.2实行“基地+公司+市场”的产业模式

21世纪的到来,结束了饲料企业的高利时代。饲料企业的利润被昂贵的物流、沉重的资金流经营成本所吞噬,并遭受“原料市场”与“销售市场”的双重挤压,局限了企业的再投入及技术革命能力。饲料加工处于整个产业链条的中间,其盈亏除了与企业经营管理有关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应是其产业链条上、下游的各个环节。因此,如何激活产业链条上各种积极因素,有机整合各种资源,实现资源利用较大化,最终实现产业共享,意义十分重大。“基地+公司+市场”的产业模式着眼于饲料企业对上、下游产业链条产品及资源实现相对控制与占有,较大限度地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把可控风险纳入风险决策机制进行综合评估,最终实现有效经营。山西文水大象农牧集团就是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者。目前,大象农牧集团拥有全省较大规模的肉鸡养殖基地和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数量庞大的肉鸡养殖户,以及在肉鸡产业化链条上带动起来的种植户、运输户、维修业、服务业等10万余名从业人员,取得了的经营业绩和社会效益。

4.2.2依法经营,加强自律

2011年10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的颁布,2012年5月已经开始施行;2012年5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公布,2012年7月实施;201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2]第1773号(饲料原料目录)》公布,2013年1月开始施行。2012年10月《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许可条件》由农业部第1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公布,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2012年11月27日农业部办公厅了《关于贯彻落实饲料行业管理新规推进饲料行政许可工作》的通知。2013年11月颁布的《饲料标签》(GB10648—2013)标准,自2014年7月起执行。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充分体现出国家规范饲料行业的决心。标准已经设立,要求已很明确,企业要积极整改、立即行动,不要心存侥幸,蒙混过关。该扩建厂区的加紧施工,该购置设备的赶快下单,该规范流程的尽早梳理,该补充队伍的提前物色。总之,在新一轮的竞争中,维护企业发展利益的同时更要把握行业底线,保障行业健康成长的整体利益。

4.2.3重视科研投入

农业部《饲料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用“科技支撑依然不足”来评价饲料工业的现状。总体来看,饲料科技领域引进技术多、自主创新少,一般性科技成果多、重大突破性成果少。科研与技术推广结合不紧密,成果转化速度慢,水平不高。与发达省份相比,山西省饲料企业在产品研发方面愈显不足。未来5a,随着现代养殖业的加快推进,饲料行业科技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节能减排等方面面临艰巨的任务。规划提出的“重大建设工程”项目中,“秸秆养畜示范工程、蛋白质饲料资源开发、杂粕苜蓿高效利用示范工程”中山西省都有研究的空间和基础研究优势。企业领导层要有“磨刀不误砍柴工”和“十年磨一剑”的思想准备和决心,要把科技强企推到发展战略的高度;从企业的资源配置上来讲,要营造科学研究的氛围、配置足够的设备和有正规的研究程序、要有较高素质的研究人才;从研发目标设定上要与本省、本地区实际相结合,与国家重点项目对接,可以借助科研院所的力量来提升自身的科技实力。

4.3建立高效监管机制,人人有责

新的《饲料管理条例》将行业监管的权利下移到地方政府,新的监管体系核心体现在“质量安全责任层层向上负责”。此时,首先要求饲料生产企业有安全管理“及时责任人”的意识;要有记录本企业使用原料的质量情况(包括进货渠道和销售对象等信息)的职业习惯,有追根溯源的管理意识。要求监管部门抽检工作常态化,定期、不定期对辖区内饲料企业进行检查,通过各种形式宣传行业政策、知识,保持区域生产、使用的产品稳定安全。晋城市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尝试,通过建立以县级为单位的“品牌饲料质量安全诚信建档告知”制度,对当地的饲料生产企业进行建档、抽查,对符合要求的企业建档备案,用统一告知用户的方式保障地方饲料安全。此外,借鉴国外的做法,将消费者也纳入监管机制,通过建立公共投诉渠道的方式,鼓励消费者发现某种饲料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如卫生标准不合格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要告知当地的监督管理部门,通过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取证,一旦证实的确存在安全问题,则会通过公开的渠道向养殖户发出警告,并尽早停止存在安全隐患饲料产品的流通。这样的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参与的监督管理体制,对于促进山西省饲料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作用,为山西省饲料工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作者:关文超 杨裕 单位: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饲料科技研究中心

工业发展论文:农机工业论文:地方农机工业发展策略诌议

作者:王惠清 单位:南京市三江学院商学院

江苏省农机装备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农机工业的RCA指数仍然偏低江苏农机工业在全国农机工业的比重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与山东和河南等省市农机工业的高速发展相比,江苏作为全国装备制造业的大省,机械工业总量连续23年名列全国及时,仍然是不相称的。2009年江苏机械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7136.65亿元,占全国机械工业总产值的16.1%;如果运用RCA指数进行分析,江苏农机工业的RCA系数低于“1”,无法成为全省的优势产业。另外,江苏农机工业的经济总量与山东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山东农机工业占全国农机工业的40.00%以上,而江苏仅为12.77%;山东RCA系数超过2,河南RCA系数达到1.5以上,而江苏仅为0.79。农机工业的产品结构中农用动力与农机具的比例不合理江苏农机产品中的主导产品,农用小型柴油机、收割机、插秧机、旋耕机和中小拖拉机在全国还具有一定的优势,其他的产品,如低速汽车、水泵、耕作机械、大型拖拉机、园林机械、农产品加工装备等,在全国农机行业中都不具有经验丰富优势,市场占有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如农用运输车的市场占有率已远远落后于山东、安徽、浙江等省市。农机行业的经济效益仍然偏低“十一五”期间,江苏农机行业的经济效益虽然摆脱了多年来的下滑趋势,但与其他机械装备行业相比,其行业的总体效益仍然较低。该期间的农机行业效益中,相当一部分是国家对农机补贴在起作用,而不是行业本身运行质量的提高。因而可以认为农机制造行业的投资强度不大,远低于汽车、电工电器等行业。

促进江苏省农机装备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我国广大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资金缺乏,靠自己很难买得起农机装备,这也需要国家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和资金补贴。财政补贴措施。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继续完善补贴办法和补贴机制,使农机补贴的范围和规模得以扩大、补贴方式得到改进。每年的农民购机补贴专项资金要向水稻生产作业机具倾斜。另外,市、县各级政府要逐步增加对水稻生产机械化作业机具购买补贴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对标准粮田建设和购机实行补贴。信贷扶持措施。目前农机装备制造企业资金缺乏、融资困难,因此,要充分利用信贷扶持农机化的发展。通过银行信贷为农机制造企业技术改造或产品结构调整提供低息或贴息贷款。种粮大户、农机大户需要更新旧农具,购置更为先进的新型农业机械装备。这类装备一次性投入大,施行提供低息、贴息贷款和保险担保政策,可以让他们尽快更新机具,提高农机装备水平。推进农机工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服务组织。政府应大力支持农业机械大户的发展壮大,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调节,大力发展多种经济结构、经营形式的农业机械服务组织,鼓励在资源互利的基础上,通过联合、兼并、股份制等多种形式,整合有实力、上规模、功能强的农业机械专业大户和企业,并帮助其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形成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龙头组织,使其成为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中坚力量。逐渐引导各类农机服务组织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规范的运行机制,制定行业自律规则,拟定农机合作组织、农机协会章程和农机服务协议、合同等规范化文本,规范农机社会化服务运作,保护农机服务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完善各项扶持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政策。通过政府对扶持农机化服务体系政策的完善,使得农机服务组织更加规范化、合理化。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将他们投入农机服务领域,引导农业机械服务组织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积极帮助农业机械化服务组织拓展服务领域。政府应尽力帮助农机合作组织开拓服务的领域,延长服务的链条,从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扩大服务的范围;从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扩散。通过跨区作业,实现基本粮食作物跨地区大面积机械化。将新技术、新方法及时引入农机服务体系中,为经济作物机械化提供借鉴,从整体上推进各地区、各环节、各品种实现的机械化。积极推进低碳农机的发展推广应用节能型新技术、新机具。目前节能型农机的发展潜力很大,具体来说,应搞好增效、降耗和环保3个方面工作,通过发展节能型的农机装备将高能耗农机的能耗降下来。过去农村的农机装备大都是小型的,而大多数小型农机的特点就是能耗高、效率低,同时还存在着排放超标的问题,如农村大面积采用的三轮农用车和单缸柴油机的小型拖拉机等产品。通过推广应节能型新技术、新机具,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合理配置,促进农机碳排放降低。有效降低农机能耗的根本途径就是合理配置使用农机装备,充分发挥农机装备在农业生产中的综合效益。要根据区内的作物种植面积来配置主机和配套的农机具,还要充分考虑作物的有效作业时间且兼顾地区周边的农机保有量及作业量情况,从而引导农民科学地购置农机。建立科学有效的农机更新报废制度。目前,农机超期服役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本应被淘汰的、陈旧的农机仍在使用,其安全技术状况差,而且效率低。同时,这样的农机所产生的废气和污染物很多,严重污染了环境。应尽快出台建立农机的更新报废制度,对那些使用时间长、高能耗的旧机实行强制报废,并且给予农机户一定的报废补贴,这样不但使得农民的损失得到补偿,同时也减少了碳排放[3]。建立技术开发和技术推广为主要内容的科技保障体系农业机械本身是现代工程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同时又是其他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方面大面积应用的有效载体。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和农业生产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代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业科技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保障,而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必须通过农业推广、教育和培训农民,为农民所用,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在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民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发展农机械化程度的内在因素,相应地也决定了农业机械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农业机械的技术经济指标构成了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外在因素,他的质量、性能、维修等的优劣与否又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效益,相应地也决定了投资者的兴趣。农机化技术培训与推广部门应将推广和培训的内容拓宽,改变以往单纯为推广和培训农机化技术而进行的简单做法,以农机化技术的培训与推广为主线,有意识地将提高农民整体科技文化素质贯穿于推广的整个过程之中,帮助农民较为地了解现代农业技术及其发展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推进薄弱环节机械化发展国内外实践表明,农机农艺融合,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是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加快建立农机与农艺的联合研发机制。建立农机和农艺科研单位协作攻关机制,整合现有农机院所科研力量,建立重点作物的农机化实验室,组织农机和农业科研推广单位、生产企业联合攻关。加强农艺技术研究,将机械适应性作为研究育种、栽培和养殖方式推广的重要指标,有针对性地示范推广农机农艺结合紧密的机型、作物品种和养殖方式。加强农机农艺技术集成,针对重点薄弱环节,制定和完善区域性农机化技术路线、模式和作业规范。建立健全适应机械化作业的种植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相互适应的农艺标准和机械作业规范,完善农机、种子、土肥、植保等推广服务机构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组织和引导农民统一作物品种、播期、行距、行向、施肥和植保,为机械作业创造条件。大力开展农机农艺知识的技术培训。各级农机化、科教、种植业部门要积极配合,结合重点农时,组织开展专项培训活动,向农机手传授先进适用农机化技术和农艺技术。

工业发展论文:县域工业发展论文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区域主要包括吉林省20个县级市,17个县,3个自治县以及8个地级市市辖区共48个县域单元,需说明的是江源县在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改为白山市江源区,属于地级市市辖区范围,因此将2006年之前的江源县数据经过计算整理归入到白山市市辖区中.时间上选取2000—2012年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吉林省统计年鉴》和2001—2013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县域工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遵循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科学性、系统性、性及可比性等原则,并借鉴和结合已有研究,本文从工业规模、工业效益和工业活力3个方面选取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利润总额、劳动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固定资产投资额、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8个指标构建县域工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需要说明的是文中使用的县域工业指标的统计口径是各县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标。多指标体系中综合评价值的测算方法有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及主成分分析法.为消除权重主观性的影响,采用客观性较强的改进的熵值法来测度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具体计算过程如下[17-18]:1)为消除量纲的影响,对原始数据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之后的数据用X''''ij表示.标准化后的数值出现负数,熵值法不能够直接使用,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平移。

2.2马尔可夫链马尔可夫链是一种时间和状态均离散的马可夫过程[19].在本文具体计算过程中,将各县域工业发展水平的数据离散化为4种类型,计算相应类型的概率分布和年际变化,近似反映区域演变的过程.将各类型状态的初始状态记为Ei,经过n步变为状态Ej的概率用pij表示[20],则:pij=nij/ni,其中nij表示由状态Ei经过n步变为状态Ej时,属于i等级转变为j等级的县域数,ni表示状态Ei属于i等级的县域总数.则不同年份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水平类型之间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如表2所示.如果某个县域的工业发展水平在初始状态为i,经过n步后仍不变,则区域类型转移为“平稳”;如果工业发展水平类型有所提高,类型转移为“向上转移”,否则,县域“向下转移”[21].

2.3Getis-OrdGi*指数Getis-OrdGi*指数用于识别不同空间区域的高值簇和低值簇,即热点区与冷点区的空间分布[22].表达式为式中,xi为位置i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如果G*i为正且显著,表明位置i周围的值相对较高,属于热点区;反之,如果Gi*为负且显著,表明位置i周围的值相对较低,属于冷点区.

3结果分析

3.1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水平测度与空间布局选取2000、2004、2008、2012年4个时间断面,通过工业效益、工业规模和工业活力3方面8个指标对吉林省县域工业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得出总的得分.同时对县域工业发展综合水平得分进行空间分析(图1),探究老工业基地振兴前后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变化与空间差异.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空间格局呈现2个特点,一是地级市市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高,县域工业发展普遍落后,区域发展的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对比4个年份的工业发展水平得分发现,长春、吉林、松原、通化等地级城市一直是吉林省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周围县市工业水平得分普遍不高.吉林省这种中心城市孤立发展、落后的单中心工业发展格局也是老工业基地工业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中心城市集聚为主,对周围县市带动能力较弱,县域工业发展受限,缺乏区域性网络化合作.老工业基地振兴以来,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差异明显减小,2012年吉林省县域工业水平已有很大提高,除榆树市、辉南县、安图县等大部分县市都处于中等发展水平.二是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历由中部向东部扩散,再到全域化的演变过程.2000年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规模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吉林省东部地区,尽管长春、吉林市区工业发展得分较高,但中心城市的高度集聚也剥夺了周围县域工业发展资源与机会.因此九台市、永吉县工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较低于东部的部分县市.2004、2008年,吉林省中部地区工业发展进入由集聚转向扩散的发展阶段,即以长吉都市区发展为主导,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扩散,开始带动周围县市形成县域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而东部地区形成以通化市区、白山市区、延吉市为主的中心城市工业集聚发展格局.2012年吉林省工业发展呈现全域化格局,县域工业发展水平普遍提升.推行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后,强调工业发展的整体性、开放性,与城镇的辐射能力与城乡联动,推进了县域工业的协调发展.

3.2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3.2.1时间特征本文将研究期分为3个阶段,并且将工业发展水平按平均值的80%、、120%分为4种类型,称为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计算工业发展水平在这3个时期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表3).表中,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县域工业发展水平类型没有发生变化的概率.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则表示不同类型之间发生变化的概率.更进一步说,对角线左下角的元素表示发展类型向下转移的概率,对角线右上角的元素表示发展类型向上转移的概率.由表3可知,①2000—2004年,县域工业发展类型保持不变的概率较高为0.667,最小仅为0.286.县域工业发展类型多以转移为主,高水平向下转移的概率较大为0.333,类型向上转移的发生在由低水平转移至中等水平,概率为0.714.2000—2004年跨越2个层次转移的存在于较高水平转移向低水平,不过概率很小,仅为0.067.表明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在2000—2004年之间变化较大,且多以向下转移为主.②2004—2008年大于0的元素主要位于对角线的两侧,说明在2004—2008年各县域工业跳跃式的发展不存在.不同类型之间较大转移概率发生在低水平向中等水平方向的转移上,为0.800;其次为较高向中等水平的转移,为0.353;其余发生类型转移的概率都小于0.200.地区之间高水平类型保持平稳状态的概率为1,说明高水平县域在2004—2008年未发生转移.中等、较高和高水平县域向同等级转移的概率分别提高0.036、0.047和0.333;低水平和中低水平向上转移的概率为0.800和0.182,而中低、较高水平县域向下转移的概率分别为0.182和0.353,且低水平和高水平县域数分别较2000—2004年减少16.7%和20%,而中低水平县域数增加9.5%,表明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之间的差异趋于减小.③2008—2012年,对角线上的元素较前2个时期有了变化,且对角线上的元素都大于非对角线上的元素,说明县域工业发展保持平稳状态的概率大于类型之间转移的概率.地区类型向上转移的概率普遍大于向下转移的概率,说明吉林省县域工业在2008—2012年发展更加均衡且发展水平普遍有所提高.

3.2.2县域工业发展水平类型转换空间分布特征长期以来,由于地理区位、地区政策及工业基础的差异,吉林省各县域的工业发展不平衡存在着差异.图2分别表示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类型转移在2000—2004年、2004—2008年和2008—2012年期间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图2可以看出:2000—2004年间,共有11个县(市)工业发展水平类型向上转移,主要位于吉林省中部和西部,包括长春市和吉林市市区周边的永吉县、磐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以及西部的镇赉县、通榆县和乾安县.向下转移类型的县域有10个,除榆树市、德惠市和农安县,其余的7个县市都分布在吉林省的东南地区如靖宇县、抚松县等县域.维持平稳状态的县域最多有27个且分布广泛.2004—2008年,向上转移的县域数量减少3个,维持平稳状态的县域增加到30个,向下转移类型的县域在数量上还是10个,但是在空间上却分布零散.在2008—2012年期间,各县域在数量上发生显著变化,向下转移的区域明显减少,由原来的10个减少为4个,并且在空间位置上也发生明显变化,向东南方向转移;向上转移类型的县域增加为12个,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部部分县域,中部大多县域都维持在平稳状态,说明吉林省西部和东部县域工业发展水平都有所提高且县域之间工业发展更加均衡。

3.3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热点区域演变特征通过计算各县域单元工业发展水平综合值的局域空间关联指数Getis-OrdGi*,采用Jenks自然断裂法将其从高到低分为4类,生成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的热点演化图(图3).可以看出,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在空间存在一定的变化.从空间分布上看,整体空间格局比较稳定,热点区县域从2000年以来未发生明显的迁移转换,一直集中于长春市和吉林市及其周边部分县域.长吉地区作为原来的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较好,同时作为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以公主岭市为例,公主岭现阶段积极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这对于长春市汽车产业链条的延伸以及产业转移起到很好的承接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县域工业的发展.次热区域在空间上的变化较大,2000—2004年次热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松原市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扶余县以及中部的桦甸市,2008年延伸到东南部的通化市、通化县、白山市,到2012年次热区域延伸到东部的敦化市和汪清县,这与地区政策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2009年实施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政策凸显效果,长吉图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西部的松原市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依赖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工业发展在2000年后一直维持在相对较好的水平.冷点区域在吉林省呈块状分散,主要分布在西部镇赉县、大安市、通榆县、中部的榆树市、双辽市、梨树县以及东部的安图县、和龙市和抚松县等县域.吉林省中部地区县域工业发展水平高,东西部县域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格局一直存在.从热点区和冷点区数量变化上看,热点区增加2个,冷点区减少7个,次热区数量在不断增加,说明吉林省整体上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

4结论与讨论

吉林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其工业发展对于地区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测度2000—2012年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探讨县域工业的时空演变格局,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城市工业经济发展水平高,县域工业发展普遍落后的特点.同时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历由中部向东部扩散,再到全域化的演变过程.2)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在近13年整体有了很大提高,2000—2004年,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差距在扩大,2004—2012年期间,县域工业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且发展水平的差距在缩小,地区之间更加均衡.3)吉林省县域工业发展的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长春市和吉林市及其周边县域,历年来热点区在空间上没发生显著变化.冷点区主要分布于吉林省西部白城市及其县域以及东部安图县、和龙市等地区.图们江地区发展政策对于县域工业的发展以及空间格局的变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珲春市等县域工业发展.吉林省地级市中心工业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周边一般县域,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根据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和外溢效应,应加强中心城市与县域之间的联系,积极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的拉动作用.同时县域工业发展的中东西差异明显,中部发展较快,要采取差别化发展策略,提升县域工业化水平.本文虽然采取多指标测度县域工业发展水平,但由于资料所限,尚未对各县市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及其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作者:张利平马延吉单位: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中国科学院大学

工业发展论文:味精工业发展论文

一、味精工业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1.鸡精的崛起抢占味精市场份额。近几年,鸡精的迅速发展对味精市场造成很大程度的冲击,鸡精的崛起也说明了消费者观念的改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更加注重饮食的营养和风味的多样化。而鸡精的推出就是抓住消费者这一特点,打着“比味精更鲜美的,是味精的更新换代产品,是一种复合型、营养的调味品”类似的口号吸引了消费者眼球,从而不断与味精争夺市场。抛开味精和鸡精哪一个更好,成分和用法有何不同这些概念比较外,仔细想想鸡精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占领调味品市场,主要在于品牌宣传的成功,而味精输在固守江山。一些老牌味精依仗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和长期形成的稳固大市场,在终端市场开拓和促销方面力度不够,在产品包装和宣传上也是没有创新。相比之下,鸡精不仅在味精的基础上技术创新,更加注重品牌宣传和市场渠道的拓展,它以独特的产品和市场概念带来市场的革新。

2.社会舆论影响味精消费市场。近几年,导致味精消费市场逐年萎缩和消费者观念的改变以及关于味精吃多有害的言论的传播有很大关系。现在网络、微信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品牌的负面影响传播对企业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经调查研究发现,目前有一部分家庭主要以年轻人为主的消费群体拒绝使用味精,这对味精未来持续发展极其不利。众所周知,味精是用玉米等谷物酿造出,而并非谣言中的化学提炼。味精对人体没有直接的营养价值,但能增加食品的鲜味,引起人们的食欲,有助于人体对食物的消化。而之所以会有产生味精吃多有害的各种言论,这与味精的产品宣传不够到位有很大关系,才使得消费者对味精的认识模棱两可,从而给谣言制造者造成有机可乘。当不利于味精的言论刚开始传播时,味精行业内未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应对和引导,导致消费者观念的逐步加深。

3.缺乏创新,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味精生产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生产工艺几乎没有改变,只是原料替代、菌种选择等方面的细微变化。味精工业相对来说是核心技术不高、门槛较低的传统工业,容易被复制和模仿。因此大部分味精厂家在生产装备、工艺流程、产品质量和功能用法方面都大同小异,质量的差别也仅体现在谷氨酸钠含量的高低上,从而也就导致了市场上产品同质化的竞争。市场上质量相差不大、功能用法相同、包装类似的各种厂家的味精产品造成消费者选择的盲目性。长期以来,一层不变的味精对消费者而言缺少了新鲜感。

二、味精工业实现持续发展的解决途径

如今面临严峻的销售形势,味精行业必须加快改革,以“食品安全”为核心,朝“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绿色环保、节能减排”方向发展。而味精行业竞争要由价格战转向产品创新,包括产品功能、使用方法等。味精销售要更加注重产品的宣传效果和终端市场的开发。

1.深挖味精价值,延伸相关产业。味精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空间,除了用量上和增鲜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开发出来。联合国粮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成年人每日可摄入7克味精,而中国成年人每日平均摄入只有3.8克,中国作为全球较大的味精销售市场,显然还有很多味精市场没有开发出来。另外还有出口味精,像2006年、2007年都有一百来吨,2008年也有四十几吨,但由于商检成本大程序繁琐,以及企业出于食品安全考虑等各种因素,2008年下半年起基本停止出口外销业务。据了解,目前味精出口需求还在,下一步可以考虑如何把这项业务重新做好做大。此外味精目前的用途只限于增鲜,可以通过技术研发在味精用途、使用方法上下工夫,不仅利于延伸味精产品价值,提高附加值,也有利于扭转不利于味精发展的社会舆论。

2.依靠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加快传统工业向低碳、绿色、环保、高效型现代企业转变已经成为工业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味精作为传统工业,尤其在目前发展形势严峻的环境下,通过行业结构调整和长远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工艺、设备、技术革新,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实现节能减排、绿色高效环保。

3.转变思路,创新营销模式。调味品的营销最初主要依赖经销商和二级批发进行层层分销,直到连锁超市、卖场等终端的大量出现,才开始注重终端销售,但是销售渠道运作变得更加复杂,与他食品行业相比过于粗放。味精行业并未很大程度上打开大众消费市场。大部分味精企业一直沿用这样的营销运作方式,因此很快被市场淘汰。而中国的隐形冠军—梅花味精打破常规,创新营销,以餐饮市场为突破口,迅速切入终端网络市场,同时“深度分销”,将渠道扁平化,提高渠道商的利润率和确保终端运作精细化,积极协助经销商扩展餐饮客户和二级批发客户,形成强有力的营销模式。这种营销方式虽然在其他行业很常见,但对于味精行业来讲具有突破性和前瞻性。

梅花味精销售成功的案列说明味精行业同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必须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提高整体行业水平,如今鸡精和味精在调味品市场上各占半壁江山,虽然味精负面言论对味精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但是味精工业凭借几十年的树立的行业品牌形象和深入人心的调味理念,通过改进工艺、转变方向、延伸产业、创新营销,在功能用途、包装品质、用法用料方面进行立意和宣传说明,不仅能扭转负面言论传播的局面还能迎来新一轮的销售热潮。

作者:张可潘单位:快鹿集团公司

工业发展论文: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论文

一、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的必要性

食品工业固有的特征、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决定着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十分必要。

1.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需要食品工业具有产品非标准化、品种多样化、产品安全性要求高等特点,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永不衰落的基础性产业。食品安全始终牵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是当下中国较大的民生问题,而食品非标准化与品种多样化的特点又增加了食品安全监管的难度。近年来,常有因为某一个食品安全事件而致整个产业发展受阻的情况发生,如“三鹿奶粉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等,都给相关产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一个发展质量良好的产业必定是极少发生安全事故的产业。河南省作为食品工业大省,固然需要注意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对产业发展带来的冲击,但提升发展质量才是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根本之策。

2.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食品工业是行业跨度大、产业关联度高、产业链环节繁多且相互影响的产业。基于这一特点,河南省食品工业提升发展质量不仅可以优化自身产业结构,而且可以辐射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如食品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从而促进河南省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升级。从河南省食品工业内部构成看,河南省农副食品大多是粗加工的,深加工食品较少,仅占10%,相比于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中70%为食品深加工,亟需提高深加工程度,优化产品结构;同样,河南省肉类食品加工量只占全部肉类食品产量的5%,蔬菜加工量只占蔬菜总产量的30%,远低于发达国家分别为25%和90%的比例,且存在产品结构优化问题[3]。从河南省的整体产业结构看,由于食品工业关联度高、行业跨度大,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必然会促进相关产业优化结构,提升发展质量。

3.应对消费需求变化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的重要时期,社会有效需求不断释放,居民食品消费需求进入结构不断升级的新阶段,表现为农村食品的多样化、城市食品的丰富化、家庭膳食的社会化、食物结构的健康化。发达国家加工食品已占到食品消费总量的70%~80%,我国目前只占到20%[4],相信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加工食品需求也将越来越大。食品工业作为居民消费的基础行业,作为最典型的消费品产业,将从这些变化中直接受益。当然,这需要食品工业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质量,及时迎合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因此,作为食品工业大省,河南省必须根据居民消费需求变化,不断提升其食品工业发展质量。

4.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目前,河南省正在实施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这三大战略既为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又对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三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均有赖于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其原因在于:一是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需要通过多种战略举措实现农业现代化,以使粮食产量稳定、质量提升,而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二是中原经济区“两不三新”建设目标需要食品工业通过提升发展质量来引领新型工业化,促进“三化”协调发展。中原经济区的功能定位之一是把河南省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全国经验丰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食品工业基地,实现这一功能定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三是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定位为河南省对外开放高地与现代产业中心,这一定位有助于吸引聚集更多高端生产要素,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反过来,河南省食品工业也只有更快地提升其发展质量,才能更好地实现港区的发展定位。

二、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迅速,在产业规模、企业集聚、产值贡献、环境营造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积累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但从效率改进、结构优化、功能提升、潜力挖掘等方面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规模较大但效率不高规模与效率可以反映产业发展的综合实效,是产业发展质量评价的基础性指标。以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年平均从业人员人数来度量食品工业产业规模,河南省食品工业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2。据计算,2011年,在全国31个省市中,河南省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产业规模排名第2,饮料制造业产业规模排名第3,烟草制品业排名第6[5]。同时,苏静[6]的研究也表明河南省食品工业规模因子排名全国第2位,仅落后于山东省。但是,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效率并不高,仅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劳动生产率(工业总产值/年均从业人员)、资本产出率(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资产总额)三个指标来度量发展效率,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资产利润率位于全国第15名,其中烟草制品业的效率更是处于全国中下水平,位居第20名。同时,苏静[6]的研究还表明河南省食品工业效率因子排名全国第15位。可见,河南省食品工业规模虽较大但效率不高。

2.集聚初显但结构不优产业集聚与结构状况是产业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产业集聚反映产业空间发展强度状况,而产业结构则反映产业部门之间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构成状况。近年来,河南省食品工业日益呈现集聚态势。郑州、漯河、鹤壁、周口、商丘、许昌6个地市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产值占全省总产值的61.2%以上;同时,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汤阴食品产业集聚区被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遂平县产业聚集区、新郑薛店食品工业园区、郑州马寨食品产业集聚区、永城面粉产业集群、淇县禽肉加工基地等享誉省内外,临颍县、淇县、新郑市等县(市、区)被评为全国食品工业强县。食品工业集聚效应在这些地区日益凸显。但河南省食品工业结构有待优化。从产业内部结构看,据计算,2013年,河南省食品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在全省食品工业中所占比例分别为47.8%、20.3%、14.6%、17.3%,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占比较大,而代表精深加工的食品制造业、高附加值的饮料制造业和高税收的烟草制品业占比偏低,相比于上海(占比为18291241),内部结构不优。从主要产品构成看,河南省生产的小麦粉、速冻米面、方便面、饼干等食品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37%、72%、27%和31%,居国内首位;味精、饮料酒等食品产量居全国第2位;鲜冷藏冻肉、白酒等食品产量居全国第3位[7];但这些产品均属于粗加工食品,附加值相对较低。从企业结构上看,2011年,河南省食品企业销售收入超100亿元的仅有5家、超50亿元的仅有10家,其他90%以上的企业为小型企业,企业规模整体上处于小而散的状态。从企业品牌数量看,河南省食品工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26家、中国名牌产品15个[8],而山东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68家、中国名牌产品62个[9]。相较于山东省,河南省食品工业的品牌结构不合理。

3.贡献较大但开放度不够产业贡献与产业开放程度也是衡量产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产业贡献主要体现在就业带动与税收方面,而产业开放度主要体现在产业对区域外的影响。就产业贡献而言,河南省食品工业贡献巨大。据统计,2012年,河南省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73.7亿元,上缴税金428.8亿元(烟草制品业占其中的55.2%),食品工业用占全部工业140%的销售收入创造出17.3%的利润和21.8%的税金。不仅如此,食品工业带动能力日趋增强,直接安置就业人数达70多万人,相关配套产业就业人数达300万人,2000万农民从事原料生产,有力推动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10]但河南省食品工业的开放度不够,对区域外的影响较小。一是主要产品走出去的少,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出货值为66.4亿元,仅占工业销售值的1.0%,远低于山东省的1101.5亿元(占工业销售值的9.4%);其中,具有规模优势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出口占比分别是0.6%、1.8%、1.7%,远低于山东省的10.1%、10.4%、4%。二是产业利用港澳台与外商资本的较少,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资本构成中港澳台资本与外商资本合计为67.7亿元(占实收资本的比例为9.7%),远低于山东省的222亿元(占实收资本的比例为21.4%)。其中,具有规模优势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利用外资占比分别是139%、5.6%、6.4%,远低于山东省的19.4%、297%、24.8%。由此可见,河南省食品工业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

4.环境良好但创新不足产业发展环境与创新程度是反映产业发展质量的潜力指标,环境良好与创新能力强表明产业发展质量高。近年来,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环境良好。一是农产品资源丰富,作为粮食大省和人口大省,河南省发展食品工业具有原料与劳动力成本优势。二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对食品工业发展一直比较重视。从“十五”以来,连续三个五年规划对食品工业进行重点培育,食品工业步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2009年出台的《河南省食品工业调整振兴规划》,为未来十年河南食品工业的发展提出了目标与实现路径。三是对产业发展予以资金支持,通过设立食品工业升级专项资金、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和农业开发产业投资基金,每年安排近1亿元资金支持食品工业发展。但是,河南省食品工业创新能力不强。首先,从创新投入上看,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科技研发强度为0.28%,远低于山东省的0.49%,尤其是代表精深加工的食品制造业,研发强度仅为0.31%,仅是山东省的1/3;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的研发强度分别为024%、0.50%、013%,均低于山东省(其分别为036%、0.95%、041%)。其次,从创新产出看,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新产品销售率(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之比)为4.12%,低于山东省5.7%的水平,尤其是河南省具有优势的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新产品销售率分别为1.99%、3.75%,远低于山东省的419%、7.48%的水平。此外,2011年河南省食品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仅为430个,仅接近山东省843个的1/2;具有优势的农副食品加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更少,仅为163个,远低于山东省386个的数量。创新驱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既定的发展战略。而创新能力弱,使得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缺乏后劲,潜力不足。

三、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的建议措施

尽管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在产业规模、产业集聚、产业贡献、发展环境等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仍存在效益不高、结构不优、开放不够、创新不足等问题,未来提升河南省食品工业质量必须在产业链、品牌、开放、创新等方面采取大战略、大举措。

1.实施产业链带动战略,提高发展效率产业发展效率受结构、开放程度、创新等多种因素影响。基于食品工业产业关联性强的特点,提高发展效率首先应加强产业链整合。河南省食品工业可在发挥规模优势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效率,重点打造面制品、肉制品、速冻食品和白酒产业四条产业链,培育和发展食品装备制造链。一要完善面制品产业链。应通过加速对现有部分骨干面粉厂的技术改造,提高面粉单厂生产规模,重点发展各类小麦专用粉;依托郑州金苑面粉、郑州海嘉面粉等企业,积极开发麦胚制品、小麦膳食纤维等高附加值产品。二要完善肉制品产业链。应依托双汇、大用、众品等知名企业,巩固扩大猪禽肉优势,积极发展牛羊肉及其他特色肉类品种;着力肉制品深加工,通过发展熟肉制品、调理肉制品与冷鲜分割肉制品,延长产业链;着力中高端肉制品开发,通过发展酱卤、熏烤、腌腊等肉制品,提高产品附加值。三要完善速冻食品产业链。应依托三全、思念、科迪、胖哥等知名企业,着力提升速冻汤圆、水饺、粽子等产品的品质和档次;通过提高速冻加工技术,探索开发馒头、菜肴、面条、炒饭等多规格、多口味的新型速冻产品和微波套餐食品;积极构筑以郑州为核心的速冻食品物流节点网络,强力推进冷链物流系统建设。四要完善白酒产业链。以豫酒六朵金花(仰韶彩陶坊、宋河粮液国字、杜康国花、宝丰国色清香、张弓度之度、赊店青花瓷)为重点,扩大中高端白酒生产规模;依托杜康、仰韶等知名酒厂,提高原酒生产能力;加强啤酒行业整合,着力提升金星啤酒的品牌影响力;鼓励葡萄酒、保健酒、黄酒等企业扩大发展规模。五要培育食品装备制造产业链。考虑到工业4.0时代的到来与电子商务的发展,依托河南省食品工业庞大的市场需求,应重视培育、发展食品装备制造业,重点研制可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的智能化食品加工与包装设备,包括食品加工机械、包装机械、包装新材料、数码印刷和数码标签、发酵设备等。

2.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有多种措施,包括品牌建设、产业链整合、名企引进、创新推动等。但就河南省食品工业而言,宜依托现有优势,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与产品链延伸相呼应,集中培育发展一大批食品工业名牌产品,以品牌效应开拓市场、推动结构升级,增强产业发展质量。一要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应依托现有知名品牌,鼓励相关企业开展新产品研发,实施品牌延伸策略,巩固提高一批知名品牌;结合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引进一批知名食品企业,嫁接拓展一批知名品牌;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实施质量管理,以地域文化为特色创建提升一批知名品牌;鼓励同类中小企业合并重组,加大营销组合与市场创新,优化整合一批知名品牌。二要以品牌效应驱动转型升级。应鼓励知名企业品牌延伸,开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引导高端需求,抢占中高端市场;鼓励企业加速研制功能化食品,研制开发针对“三高”群体、抗衰老抗疲劳群体、美容需求群体、提高智力需求群体的保健食品;鼓励开发时尚化、娱乐化食品,开发一些可以吃着玩、吃着炫的时尚化家庭休闲食品;探索开发具有中原特色的概念性食品。

3.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提升产业价值食品企业“走出去”可以扩大对外影响,而“引进来”则可以增加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应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端生产要素,在提高开放度的同时,提升产业价值。一要大力引进高端生产要素。应充分发挥河南省成本优势和市场辐射优势,以现有食品工业体系为基础,重点引进技术、管理和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要依托产业集聚区建设,通过产业链招商、龙头企业招商,积极承接高端产业链、高新技术企业的转移。要结合产业链带动战略,重点引进食品装备制造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和生物技术,实现对现有产业链缺失环节的“补链”;重点引进行业领军人才、高端管理人才、金融与营销等高级专业人才,实现对现有产业链科技、管理、金融、信息等方面的“强链”。要完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落实相关奖励政策,促进重大项目落地、生根、开花。二要进一步开拓销售市场。应借助航空港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结合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鼓励省内食品企业积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拓宽食品销售渠道。要大力扶持一批行业地位经验丰富、规模优势明显、经济效益突出、综合实力强的骨干企业到省外投资建厂或建立生产基地,扩大产品或品牌影响力。要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国内外展销会,加强与各地大型卖场、行业组织的合作,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

4.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蓄发展潜力产业发展潜力主要以技术创新为保障。应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为目标,以创新型企业培育为手段,以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搭建为载体,加快食品工业科技进步和改造,积蓄产业发展潜力。一要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应结合河南省科技厅实施的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工程,督促大中型食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骨干企业全部建成研发中心;结合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鼓励一批食品企业积极申报省级或部级创新型试点企业,鼓励企业积极申报部级高新技术企业。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争大中型食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到其销售额的1.5%以上、食品类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强度达到销售额的5%以上。要鼓励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联盟或协同创新中心,加强技术创新与新产品研发,以形成更多的发明专利或行业标准。要鼓励食品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加快食品企业生产环节向低碳化、环保化、绿色化转型;鼓励中小微企业利用创新平台的社会化服务功能,积极参与创新过程,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二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应依托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食品工业科学研究所等专于食品开发的高校与研究机构,构建食品工业技术创新联盟,建立联盟定期交流沟通机制,鼓励联盟成员开放实验室、共享资源,攻克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技术难题,切实建成河南省食品工业公共技术创新平台。应充分发挥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的整合作用,建立食品信息网上服务平台,以方便居民随时查询食品相关生产信息、食品相关技术信息等。三要重点攻关一批技术难题。应围绕食品工业发展的保鲜、生产检测、质量和安全控制、速冻、包装等共性技术或核心技术,设立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突破这些技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要鼓励食品企业围绕自身发展技术难题,广泛开展合作创新,掌握相关技术;鼓励食品企业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咨询公司合作,在业务流程再造、精准化管理、先进工艺应用等方面获取辅助服务,应用先进技术,提升生产效率。

作者:何泽军单位: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业发展论文:作业成本法下的烟草工业发展论文

1烟草企业在应用作业成本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对成本管理存在误区长期以来,烟草工业企业高度重视成本控制,在控制材料消耗、降低费用等方面逐步研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控制方法,但是对于成本核算一直不够重视,认为不管是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还是作业成本法,只是卷烟品种之间的成本费用分担问题,不影响企业总的经营成本费用总额。但是假如采取作业成本法,正确区分增值作业与非增值作业,为企业提供更加的成本信息,尽量消除非增值作业,提高增值作业的效率,将会提升工业企业降本增效的水平。

1.2企业人员素质不能适应作业成本法的广泛实施在烟草工业企业中包含三大车间:制丝车间、卷接包车间、动力车间,三大车间各司其职,完成卷烟生产。因此在企业中实施作业成本法,至少应划分三大车间的“作业”流程。该作业流程涉及了卷烟生产经营的始终,必须要求全员参与才能使得各项作业划分科学、流程清晰。但是目前,卷烟工业企业的车间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企业财务人员对作业成本法的熟悉程度不够,导致作业成本法在企业中不能顺利实施。作业成本法相对于目前广泛应用的传统成本核算法,对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务人员不仅要熟知财务专业知识,特别是作业成本法的相关知识,更要对车间的生产工艺、生产流程了然于胸,才能与车间相互协作,保障作业成本法的顺利实施。

1.3信息化水平限制作业成本法的实施近年来,烟草工业企业高度重视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财务的用友系统、车间的ERP系统节约了人员手工作业时间,提高了效率,但是各部门各自为政,分别实施不同的信息化系统,导致信息不能共享,信息化功能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作业成本法采取不同层次的分配方法对间接费用进行分配,需要各个作业单元的基础数据为支撑进行分配及复杂的计算,目前的信息孤岛限制了作业成本法的有效利用。

2影响烟草企业应用作业成本法的因素分析

2.1外部因素

2.1.1政策因素近年来,针对作业成本法的研究越来越多,作业成本法的应用条件逐步走向成熟。2013年8月16日,财政部印发《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财会〔2013〕17号),明确提出“制造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特点和条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作业成本法对不能直接归属于成本核算对象的成本进行归集和分配”。

2.1.2行业因素目前烟草行业具有18家省级工业公司,受国家烟草总公司统一领导,成本核算方法由总公司制定统一的基调。作业成本法较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把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包括期间费用)作为产品(服务)消耗作业的成本同等对待,拓宽了成本的计算范围,要求企业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但是各地烟草工业企业的管理水平差异较大,导致烟草工业企业引入作业成本法存在困难。

2.2内部因素影响企业应用作业成本法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制度、企业文化、内部组织结构、人员水平等。企业实施作业成本法,其根本目的是尽可能为企业提供详细的各卷烟品牌的产品信息,为降低成本提供支持。

2.2.1制度是保障制度是夯实企业基础管理的关键,也是作业成本法实施的基石。作业成本法涉及生产管理、设备管理、人才管理、绩效管理等众多内容。近年来,烟草工业企业不断提高制度建设水平,狠抓制度落实,推进精益化生产管理,提升各部门沟通协调能力,为作业成本法中的各“作业”单元顺利实施提供了基本保障。

2.2.2企业文化是根本作业成本法的关键是营造成本控制意识,降低非增值作业的不利影响,提升增值作业的效率。因此成本意识必须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才能促进成本控制不断深化。将成本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完善考核指标,调动员工控制成本的积极性,促进成本控制水平的提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烟草工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提高作业成本法在烟草企业应用效果的对策

3.1提升成本管理意识降低成本是降本增效的关键,目前降低成本在工厂关注的是最终下降的具体数据,但是成本控制不仅要在事后控制,更要向全过程控制转换。在提升成本意识过程中,积极树立“作业”观念,将大成本细分为小“作业”,以作业为单元进行成本控制,将每一个环节的“作业”都尽可能做到,减少非增值作业,扩大增值作业,向下一个环节流转,不断挖掘企业生产链和价值链的潜力和优势,将增加增值作业,减少非增值作业作为企业控制成本的重点。

3.2提升全体员工素质作业成本法涵盖了企业卷烟生产的始终,涉及范围广,层度深,只有全员共同参与才能确保作业成本法的有效实施,因此应用作业成本法必须要提高全体员工素质。

3.2.1提升财务人员素质作业成本法的实施,财务人员是关键,应通过企业培训、财政部门的教育等方式加强财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并要求财务人员走出去,深入车间基层,深化工艺知识,为划分各“作业”单元奠定基础,逐步将财务人员培养成复合型人才。

3.2.2提升全体员工素质制订培训工作计划,做到有的放矢地进行企业内部培训,并对培训组织跟踪、检查。反馈培训效果,鼓励员工多学习,确保培训取得实效。在企业内部营造学习氛围,逐步提升员工素质,拓展员工知识结构。

3.3提升信息化集成水平企业在实施信息化软件时,应制订严谨的工作计划,将企业的各环节纳入信息化管理中,在每个作业单元均能提供的资源耗费,实时信息共享,提升资源整合效率及数据的使用效率,消除信息孤岛,为作业成本法提供数据支持。

3.4制定作业成本法实施步骤

3.4.1制订工作计划作业成本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制订统一的工作计划,明确实施作业成本法的目标,成立作业成本法的实施小组。实施小组由企业负责人担任组长,由财务部门牵头,各车间人员参与,确保“行动统一”。

3.4.2划分各个作业了解企业的生产流程,收集各个阶段的生产信息,将生产划分为各个“作业”,首先,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划分为原料仓储制丝卷接包装产成品入库各个成本责任中心;其次,细分工艺流程,根据各部门责任划分作业单元;,查找影响各个作业单元的影响因素,明确各个部门对成本控制的责任。

3.4.3建立企业的作业成本核算体系作业成本法必须最终形成作业成本核算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企业的可耗用的生产资源、各责任中心、作业单元和成本对象。明确生产资源的分类,责任中心与作业中心的层次关系,作业分配的成本动因,资源分配到作业的方法,作业单元与产品的对应关系以及对应方法等内容。

4结语

总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企业的成本管理,不仅要重视成本控制,更要消除成本的不利影响因素,也就是非增值作业。本文阐述了作业成本法在烟草工业企业中实施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作业成本法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成本意识、员工素质、信息化水平等手段改善作业成本法的对策,以促进作业成本法的有序实施。

作者:温素娟单位: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卷烟厂

工业发展论文:成本管理的烟草工业发展论文

根据烟草工业企业的产品特色,精益研发是精益成本管理的起始点;根据成本结构,精益采购是精益成本管理的重要保障;根据生产特点,精益生产是精益成本管理的关键环节。

1精益研发

1.1新产品配方设计研究资料表明,在成本起因上,80%的产品成本是在产品设计阶段形成的。卷烟配方的设计决定了该产品的成本。成本管理的重点应放在卷烟配方设计上,这是卷烟品牌在市场竞争中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卷烟产品在设计时,烟叶配方和辅料的选择定位就基本确定了产品成本的主体,特别是在成本中占比较大的烟叶配方决定了卷烟产品成本的走势。

1.2现有产品配方的优化卷烟生产企业会根据配方烟叶库存量和市场销售反响做品牌配方维护。精益研发要求在对现有产品进行配方维护时,测算出几种不同维护方案的配方成本,选择配方成本的方案。特别是在烟叶价格逐年大幅增长的环境下,优化烟叶配方结构,是烟草工业企业降本增效的重要措施。在维护产品质量的同时,多维度多渠道探寻降本措施,从源头上做好成本控制。

2精益采购

在卷烟产品成本构成中,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烟叶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高达50.58%,辅料占比为32.41%。辅料种类多且辅料采购价格每年变化较小,因此,在精益采购时应从烟叶采购入手开展精益成本管理工作。精益采购根据在产卷烟的配方,对库存烟叶的使用情况进行测算。根据库存烟叶的使用情况和今后品牌结构的需求,确定烟叶的采购计划。购买最需要的等级烟叶,在烟叶价格逐年上涨的情况下,控制卷烟产品中烟叶成本上涨幅度。

3精益生产

从表面上看,先进的制丝设备和卷接包设备的应用及规模化生产,提高了卷烟生产的技术水平。但是设备运行使用维护水平和生产现场的精益化管理水平较低仍是生产过程中一大“硬伤”。表面的“繁荣”掩盖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制造水平低下,加工过程物料消耗过大,导致制造成本增大。烟草工业企业开展精益生产,可以从工艺、质量、设备运行、生产现场管理等方面探寻降本增效的途径。

3.1设备养护加强设备养护,提高设备运行效率,降低设备故障率,并以作业指导书等形式规范关键工序的操作,提升设备稳定性,减少停机待机带来的生产浪费。

3.2加强生产过程监控加强生产过程监控,针对制丝、卷包过程废支、废料以及关键工序实施闭环管理,利用经验数据对生产异常情况及时反馈,查找异常因素并及时改进。增强全员节约意识,降低生产过程中各类物料消耗,降低产品直接成本。

3.3优化工艺标准烟草工业企业要以精益管理为契机,积极开展精益成本管理工作。在企业内部营造“人人懂精益,事事做精益”的氛围,发挥精益成本管理的功效,不断消除和减少供应链中不增值作业和浪费,以降低企业供应链成本,实现企业经济效益较大化,使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作者:李艳燕单位: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发展论文:可持续的工业发展论文

一、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工业政策的应用

15世纪末,伴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世界市场被扩大。这一变化给商人、航海家、工业带来极大刺激,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推动下快速成长。16和17世纪,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在这场“移风易俗”的封建社会改造运动中,看到了新兴生产关系在创造财富方面的巨大潜能,提出“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中写到,市场是万能的上帝,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他们相信,参与经济生活的理性“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中,能够做出比其他人更正确的决策,自由的市场行为能避免任何由政府运作所造成的效率不彰,投资人必将从中受益。政府只需尽到国防、司法与公共服务三种职能即可。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统治逐渐确立,社会财富极大增加。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集中与集聚加快,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越发尖锐,供给与需求出现失调,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由于此时的社会总需求依然存在较大潜能与空间,供求之间的矛盾很快就能通过市场的自发作用得以化解,“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逐渐遭到质疑。

1918年,及时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的世界经济出现极不平衡的虚假繁荣,整个世界也由于及时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而改变了政治格局。以美、法为代表的战胜国凭借巨额的战争赔款,使生产规模得到瞬时迸发,导致市场供给严重超过社会支付能力的需求。与此同时,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导致1929-1933年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生产停滞、工人失业、经济滑坡、物价上涨,各种极端尖锐矛盾集中暴露。面对严重的西方经济大萧条,“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无所适从,“万能”的市场再也无法自发地将西方经济引入正轨。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及时次世界大战中政府通过计划与指导所带来的经济稳定,使得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相信政府对经济的计划与指导是必要的。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干预思想开始形成。1936年12月,凯恩斯发表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条件下,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资本主义的常态是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均衡,而且国家越富强,经济越发达,这种不足就愈严重。有效需求不足是由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造成的,因此市场机制不能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达到均衡,必然会出现萧条和失业。当需求过度时,也会出现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通过赋税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通过降低利率,提高资本边际效益,刺激投资需求;通过政府管理投资,直接增加有效需求。通过这些手段,经济就能在政府的干预下,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摆脱经济危机。《通论》出版后,西方经济学界在危机的绝望中找到了能够对付经济危机、解决失业问题的对策。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在西方迅速传播。由于其主张基本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而且迎合了当时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需求,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得到了认可。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实行“新政”,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至此,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取代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成为主流,并沿用至今。

随着世界经济朝多元化与多极化方向发展,政府对国家经济的运行采取规制与管控成为重要的政府职能,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痕迹也越发明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阐述,在繁多的政府职能中,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使的职能主要有三项: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给政府在宏观层面上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对具体工业部门或工业产业,政府对其进行管控与规制更有其实际意义。工业作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与重要部门,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工业的发展关乎国家安全、社会民生,更是国家经济发展方向,是建设重心的具体意志的体现。此外,工业发展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劳动、资本等生产资料积累涉及大量公共领域与公共服务,需要政府负责。工业在形成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之前,往往周期较长,而且涉及多部门协调,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完整产业链的形成过程中也不敏感,只能靠政府及相应政策法规推动,提供保护。工业的建设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多涉及环境与资源等外部性因素,市场机制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会出现市场失灵,这时就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规制。,面对外部环境与内部发展需要的变化,已有的工业生产由于较大的固定资产投入与发展惯性,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政府外力刺激与推动。基于以上分析,政府通过工业政策在经济增长与工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工业的发展方向、产业规划、标准制定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保持同步。根据国家发展和实际需要,政府可以有针对地扶持重点产业建设,控制并有计划地淘汰落后产业,进而控制先进生产力与可持续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优化经济结构。其次,投资基础设施,为工业经济的活动奠定物质基础,包括制度性基础设施,如产权、合同法等促进竞争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与教育,为经济发展输送高质量的劳动力人才,扶持科技创新,提高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同时,通过工业政策为工业发展搭建良好的融资平台,创建融资渠道,保障工业发展的资金需求。第三,建立和维护工业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通过政策法规协调工业发展中多方关系与利益。在工业产业形成完整产业链之前,政府应充当化孵化器的角色。第四,重点解决经济增长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政府通过税收、补偿等政策机制重点解决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外部性问题,明确资源环境产权,合理承担外部性成本,实现工业经济的可持续与全社会的“帕累托”。第五,政府从全世界视角和国家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通过工业政策帮助工业与经济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同时,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商贸往来的日益频繁,进出口贸易在各国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的提高,政府也通过执行国际经济政策,使国家工业经济与国际接轨,帮助工业企业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证实了政府及工业政策在经济增长与工业发展方面的作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大量的银行、金融机构,企业倒闭,全球失业人数急剧攀升。面对严重的市场失灵,各国政府纷纷推出经济刺激政策,重振全球经济。工业政策也由此前的避而不谈,到如今重返国际发展舞台。英国、法国推出工业发展战略,欧盟更加强调工业发展的作用,在多方政策刺激与政策干预下,全球经济逐渐复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改革的实践经验表明,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1978年,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和改革,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政策。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中国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在经济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干预作用也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在政府主导下,兼顾市场作用的经济逻辑才催生出当前人们热议的中国奇迹。

二、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战略目标

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意味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经济发展中实现较高水平的工业化,并从工业产品和服务市场全球化中获益,所有国家的女性和男性都能共享繁荣,在环境可持续框架内支持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整合相关产业的独特知识与资源,较大程度地为实现包容可持续工业发展做贡献。首先,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根据全球金融公司预测,未来10年,需要解决全球6亿人口就业。在亚洲,中国每年要创造2000万就业岗位,印度需要创造1000万就业岗位。麦肯锡预测,未来10余年非洲还将创造5400万个稳定的“带薪职位”,却仍不足以消化超过1.22亿人口的就业需求。其次,促进非洲工业化进程,推动最不发达国家减贫。当前,大多数非洲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前期或工业化早期阶段。50多个国家由于各自国情不同,特别是资源禀赋、殖民历史、人口和地域分布的差异,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出现发展不平衡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依靠服务业或利用一些特殊的资源,通过跳跃式发展来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不足为奇。但对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仍需遵循传统工业化的规律来实现经济发展。

通过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增长轨迹,我们发现中国和非洲存在同步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中国和非洲国家发展经贸合作,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非洲则通过中非贸易改善了自身的贸易条件,抑制了通货膨胀,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中国对非洲汽车装配、家电制造、皮革加工等领域的投资,增加了当地的就业和税收,延长了“非洲制造”的增值链。处于经济转型中的中国,需将部分富余的产业产能转移到国外,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非洲国家,则具备承接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条件。非洲国家普遍渴望发展工业,改善基础设施,扩大对外出口。近期,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就提出了在未来数年内将其打造成“制造业中心”和“世界工厂”的目标。中国政府理解并将全力支持非洲的发展需求。中国政府在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的中非“461”合作框架下,实施产业合作工程就是专门针对支持非洲工业化而言的。第三,为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产业升级的政策咨询。这就要求我们积极研究并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关注“工业4.0”对我们的启示。及时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末的英国,当时是纺织工业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初期,当时亨利•福特改进了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引领人类进入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前两次工业革命使得人们更加富有,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第三次工业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现代化水平向更高境界发展。

在德国,“工业4.0”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德国政府2011年11月公布的《高技术战略2020》中的一项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保持德国的国际竞争力。2013年4月,德国机械及制造商协会,德国信息技术、通讯与新媒体协会,德国电子电气制造商协会合作设立了“工业4.0”平台,并向德国政府提交了平台工作组的最终报告———《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报告提出,德国向“工业4.0”转变需要采取双重策略,即德国要成为智能制造技术的主要供应商和CPS(信息物理系统)技术及产品的经验丰富市场。报告还展望了德国“工业4.0”战略的发展前景。其实,“工业4.0”就是实现“智能工厂”。及时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后半期,由蒸汽机实现工厂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后半期,用电力实现规模化批量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后半期,通过电气和信息技术实现制造业自动化。“工业4.0”将在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进化,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System)实现新的制造方式。信息物理系统是指通过传感网紧密连接现实世界,将网络空间的高级计算能力有效运用于现实世界中,从而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与设计、开发、生产有关的所有数据通过传感器采集并进行分析,形成可自律操作的智能生产系统。“工业4.0”可以实现两大目标:首先是提高生产效率。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估计,企业的生产效率可以通过“工业4.0”提高30%。

其次是实现资源的利用。此外,“工业4.0”的实施还可以保护环境。能源和原材料的使用越高效,对环境的污染就越少。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工业4.0”中学习借鉴以下内容:首先,注重中长期规划。德国“工业4.0”的大体概念是在2011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是德国政府确定的面向2020年的国家战略。其次,需要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扶持。德国政府推出《高技术战略2020》,把“工业4.0”作为未来十大项目之一,政府将投入2亿欧元,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第三,建立跨界研究小组或平台。为推进“工业4.0”计划的落实,德国三大工业协会———德国资讯技术和通讯新媒体协会(BITKOM)、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和德国电气和电子工业联合会(ZVEI)共同建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办事处,以吸引并协调各方资源。第四,配套的工业基础宽带设施。“工业4.0”简言之就是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这依赖于综合的、高质量的通信网络条件,总体要求是简单、可扩展性、安全性、可用性和经济型。第五,标准的国际化建设和产品安全设计。中等收入国家要实现向“工业4.0”转化,必须参与国际分工。这需要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和参考架构。第六,安保措施升级。基于CPS的“工业4.0”制造系统涉及高度网络化的系统结构,数据信息安全问题必须纳入其中。第七,培训和持续性的职业发展。在德国,近80%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成功的职业教育为“德国制造”提供了大量的产业工人。目前,中国正在借鉴德国经验,编制《中国制造2025》,力求促使中国成为工业强国。印度也在力推“印度制造”(MakeinIndia),努力打造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中心,为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服务。

三、包容、可持续工业发展的具体实施

我们看到新结构经济学为促进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是当前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选择。在此背景下,工发组织作为联合国系统致力于创造财富的机构,将帮助成员国建立和改善工业生产能力,寻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脱贫致富。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举办与工业合作和标准制定相关的全球论坛工发组织确定实践,鼓励在工业发展、相关标准和工业政策制定方面进行知识交流,同时让有潜力的各类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实现包容、可持续工业发展的工作中。工发组织在2014年6月召开了及时次全球包容、可持续工业发展论坛,政府部门、研究部门和企业交流了工业发展及园区建设的经验和体会,受到了成员国的欢迎。11月召开了第二次全球包容、可持续发展论坛,重点推介首批试点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尔的工业发展规划和重点工业项目,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尔总理的支持。

(二)利用工发组织自身及其社会资源,为各国提供工业发展及绿色产业的政策咨询服务一方面,工发组织积极为各成员国政府提供工业政策的咨询服务,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工业政策咨询建议网络,对成员国的工业发展制定战略规划,提出具体的发展建议,把最终落脚点放到具体的目标产业政策上来,并通过政府力量推动产业的实质发展。另一方面,工发组织还对目标国既有的工业政策进行监督、统计和分析,在客观数据和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给出政策分析与政策评价。工发组织的政策咨询服务重点聚焦非洲与亚太国家,以及诸如非洲南部发展共同体这样的区域、地区实体。据初步统计,仅2011年接受工发组织政策服务的国家就超过75个。同时,工发组织致力于开发建设工业经济指标数据库,大力扩张其统计活动的覆盖范围与数据记录频次,为其他合作伙伴的相关研究提供条件。

(三)通过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实现能力建设工发组织将为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发展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帮助公共与私营部门发展工业能力,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工发组织在农产品加工工业及机械制造技术培训方面有比较优势。截至目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已在45个国家建立了近60个工业合同分包及合作交流促进中心(SPX),成为全球工业外部信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主承包商、供货商和分包商之间进行工业分包与信息交流搭建了媒介平台。此外,工发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多边投资与技术促进系统(ITPO),并建立了庞大的投资与技术促进系统网络和数据库,能够迅速鉴别、及时地传递国际投资和技术市场信息。同时,工发组织还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十几个国际工业技术中心(ITC),为增强南北及南南技术交流,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先进技术的寻求、转让与获取提供便利。前不久,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致函工发组织,要求工发组织为巴勒斯坦恢复经济建设执行农产品加工项目;美国国际援助署最近与其他机构合作,宣布邀请工发组织执行其在摩洛哥的机械制造培训中心项目(项目金额逾700万美元)。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工发组织在建及签署的技术投资项目已达4.777亿美元。

(四)推动工业园区发展发展工业园区是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催化工业集聚发展,采纳新技术和管理实践,有效创造就业和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工具。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目前全球有130个国家开展了经济特区的项目,共有数千家工业园区在运行。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工发组织为中国政府设立经济特区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各国的工业部长、总理及总统邀请工发组织为本国的工业园区发展提供咨询和指导。尽管工业园区不是新概念,但是在创造就业和促进本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园区依然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工发组织将与各有关方合作,帮助有要求的成员国设立绿色工业园区,促进既有工业园区升级换代,促进园区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五)参与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工发组织与各有关机构及成员国共同努力,将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发展纳入正在编写的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根据目前的进展情况,在公开工作组已经拟定的17个目标中,工业化与投资、基础设施和创新被列为第九个目标。当然,让工业化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占一席之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坚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已经迈出了正确的一步,我们坚信目标一定会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发展必将开启国际发展合作的新篇章。

作者:王圳岳鸿飞单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业发展论文:人造板工业发展论文

摘要:人造板工业是高效利用木材资源的重要产业,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在当前世界可采森林资源日渐短缺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林业“剩余物”、“次小薪材”和人工速生丰产商品林等资源发展人造板以替代大径级木材产品,对保护天然林资源、保护环境,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林产品的不同需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人造板工业发展结构材料

国外人造板工业发展动态

人造板工业是高效利用木材资源的重要产业,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在当前世界可采森林资源日渐短缺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林业“剩余物”、“次小薪材”和人工速生丰产商品林等资源发展人造板以替代大径级木材产品,对保护天然林资源、保护环境,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林产品的不同需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不同国家、不同人造板品种发展情况不同,但从总体上看,近年来中密度纤维板和定向刨花板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在欧洲,中密度纤维板和定向刨花板正部分取代刨花板的市场。定向刨花板,特别是中密度纤维板,继续成为人造板强势产品,但二者的发展速度将下降。

与上年相比,欧洲2002年人造板消费量增长1%,达5790万立方米;俄罗斯人造板消费量增长10.7%,达到470万立方米;北美人造板消费量增长4.7%,达到5960万立方米。其中,主要是建筑业的需求增加。

在欧洲,其目前的政策支持发展木材能源,这构成了人造板行业与能源行业争夺木材原料的局面,致使木材原料价格上涨,从而导致了一些人造板工厂的关闭。因此,欧洲人造板联盟目前正在积极行动,争取使木材先作为原料用于生产品质人造板,待树木生命周期结束时再将其用于能源生产。

由于经济不景气,预计今年年底前欧洲和北美的人造板工业将面临需求不旺、供过于求、价格下降的局面。但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国内需求旺盛,人造板工业将继续增长。

欧洲刨花板工业在2002年因有数家工厂关闭而受到影响,刨花板的生产量和消费量都低于2001年的水平。2002年欧洲刨花板产量2990万立方米,比2001年下降0.2%;刨花板消费量2720万立方米,比2001年下降2%。但其出口量有所增加。随着生物能源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欧刨花板工业将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原料竞争。由于需求不旺,原料供应短缺,西欧刨花板工业重组势在必行。

与上年相比,2002年欧洲定向刨花板继续迅速增长,产量增长17%,达160万立方米;消费量稍有下降,为160万立方米;出口翻番,增加到110万立方米。但定向刨花板工业开工不足,价格也未达到2000年的水平。75%的定向刨花板用于建筑,如墙板、地板、屋顶板、包装和家具等。

2002年,欧洲中密度纤维板产量超过850万立方米,市场需求旺盛,库存减少。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强化木地板工业的拉动。与上年相比,中密度纤维板消费量增长0.7%,达590万立方米;进口量增长9%,出口量增长24%。但中密度纤维板的价格在2003年初有所下降。胶合板产量持续增长,产量达到340万立方米。这主要是欧洲较大的胶合板生产国芬兰的产量增长了8.8%。2002年芬兰针叶材胶合板生产能力增加,产量占胶合板总产量的58%,但其桦木胶合板却面临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的竞争。芬兰也是欧洲较大的胶合板出口国,其产量的90%供出口。其热带材胶合板生产主要集中在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从2002年开始遭遇到来自中国等国胶合板的竞争压力。但今年将生效的欧盟标准EN13986将对热带材贸易产生一定的限制。届时,生产厂家需安装质量控制系统测试其产品,并且必须使用由第三方认证的实验室。

俄罗斯近年来,俄罗斯国内需求旺盛,人造板工业生产刷新了其历史记录。2002年,俄罗斯人造板产量达563.6万立方米,出口量达158.3万立方米,比上年分别增长9.4%和12.4%。目前,俄罗斯没有定向刨花板生产。

1998年~2002年期间,俄罗斯纤维板产量增长了62%,而消费量却增长了925。2002年,其纤维板出口24.20万立方米。目前,俄罗斯中密度纤维板和定向刨花板尚在起步阶段。2002年,俄罗斯中密度纤维板产量为28.6万立方米,目前有数个中密度纤维板厂和定向刨花板厂计划建设。

俄罗斯胶合板生产也高速增长。2002年,俄罗斯胶合板产量达180万立方米,比1998年增长了64%,所生产的胶合板主要供出口,自1998年以来出口量增长了57%。

2003年~2004年,俄罗斯人造板生产、消费、出口量继续增加。预计今年俄罗斯人造板产量将达到708.3万立方米,出口量达到197.4万立方米。今后几年,人造板生产能力将增加100万立方米左右。

北美2001年以后,北美人造板生产厂商面临生产能力增加、需求下降、中密度纤维板和刨花板进口增加、国内经济恶化的局面,这种情况到2002年才有部分恢复。

北美定向刨花板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增加,2002年定向刨花板产量达2040万立方米,占世界定向刨花板总产量的90%。北美也是定向刨花板的主要消费者,需求量达2020万立方米。结构人造板工业的发展减少了胶合板的生产能力,控制了定向刨花板生产能力的进一步增加。该地区面临新的发展和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爱尔兰、法国、德国2002年共出口201万立方米定向刨花板,市场份额有大幅度增长。

2002年,针叶材胶合板出口,巴西增长1倍,达25万立方米;智利增长60%,达11.5万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生产形势良好,产量达360万立方米,比2001年增长8%;生产能力增长10%,消费量增长9%,达到400万立方米;从欧洲和南美的进口补充了其产量的不足。2002年,其胶合板产量与2001年的差别不大,为1790万立方米(历史上曾超过2000万立方米),美国仍然是世界较大的胶合板生产国。同年,北美胶合板消费量达2070万立方米,但胶合板面临定向刨花板的竞争,市场份额正不断减少。

2003年~2004年,北美人造板工业发展渐趋缓慢,其国内市场有所回升,出口减少。和西欧一样,北美人造板工业也在重组。刨花板产量和消费量降到了2002年的水平之下。而定向刨花板市场份额不断增加,胶合板也稍有增长。

国外人造板工业发展趋势

近年来国外人造板工业的发展有以下趋势:

一、人造板工业是资源高度依赖型产业,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重视原料基地建设;

二、来自环境保护组织的压力增大,政府法规趋于严格,环境认证和资源可持续认证趋势增强;

三、人造板产品专业化程度提高,用途不断扩大。由于品质原木供应短缺,人造板产品的用途将日益广泛,不仅用于替代木材制品,也用于替代塑料金属制品;

四、新技术的发展引起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如刨花板和纤维板在家具和木制品领域部分代替了传统的胶合板。而中密度纤维板又在家具等领域部分代替了胶合板和实体木材,定向刨花板在结构用途部分代替了胶合板。虽然上述替代属于木质材料市场领域内部的互相替代,但这些技术进步使木质材料在总体上具有了与其他材料竞争的能力;

五、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员素质和产业集中度,发展规模经营;加强研究开发,改进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木质材料与钢、铝、塑料和混凝土等产品的竞争能力。

我国人造板工业发展对策

我国已成为世界人造板大国。建国55年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造板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保护环境的需要、实现我国木材和木材制品的生产从主要依靠天然林到主要依靠人工林的重大转折、促进木材资源的高效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不统计,全国已建成人造板厂3000余家,2003年人造板总产量达4553.36万立方米。其中,胶合板产量2102.35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85.19%;纤维板产量1128.33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47.03%;刨花板产量547.41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48.23%;其他人造板产量775.27万立方米;胶合木产量173.14万立方米,木地板产量8642.46万立方米。我国人造板产量自2000年超过2000万立方米以来一直居于世界第2位,其中纤维板则高居世界榜首。

近3年来,我国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能力每年平均增加217万立方米,新增生产线49条,预计到2005年我国将建成投产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450条,总生产能力达到1850万立方米。

我国人造板工业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木材资源短缺,资源培育、加工利用和流通严重脱节;产品品种少,技术含量低,深加工和高新技术产品和特殊用途产品比例小,应用范围窄;企业生产规模偏小,多数企业技术水平低,缺乏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及环保标准落后,在产品质量、能耗、劳动生产率、自动化程度及对粉尘、噪音、污水的控制等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缺乏国际竞争能力。

今后,我国人造板工业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科技为及时生产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一、我国人造板企业应朝着信息化、重组集团化、人员知识化方向发展,不断开发和创新,以更低的成本向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和对海外投资的质量和水平,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坚持以质取胜,扩大出口。

二、建立企业、研究所、高等院校科技合作网络,培养高素质人才,支持创新技术发展。企业、研究所、大学和政府主管部门应考虑合作制定人造板长期研究发展计划,确定优先领域,避免重复研究。设备制造和胶粘剂厂商在技术开发方面可能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研究所和高等院校在从事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提供开发技术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和知识以及在培养高素质人才等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重视资源培育、增值加工、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解决人造板生产加工、使用和回收利用整个寿命周期中的环境问题,包括人造板产品的游离甲醛释放、木材加工和人造板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有机挥发物(VOC)、化学处理木材和人造板的回收利用等。

四、加快我国森林认证工作进程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工作进程。

工业发展论文: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研讨论文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运行态势良好,但农产品加工率低、地区发展不平衡,从业人员增长缓慢,企业效益低。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缺乏专用规模化加工原料基地、农产品加工资源紧缺,农产品加工业的质量标准与国际质量标准体系脱轨,加工业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创新能力低,管理不科学,农产品加工业税负重。为了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应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业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加工业的质量标准体系,加强加工业的管理与规划。

关键词:农产品加工;产品结构;质量标准体系

农产品加工业是指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包括食品加工制造业、饲料工业、纺织业、服装业、皮革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农产品化工和制药工业以及文教艺术用品工业等。农产品加工业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我国的统计标准,与农产品加工业有关的行业有: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和橡胶制品业等12项。笔者将就这些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态势

1.农产品加工业总量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农产品加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其增加值已占中国GDP的14%,并形成了涉及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和皮革等12个行业,具有多层次、多特色、多样化特点。许多加工产品由于风味和工艺独特,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农产品加工出口额现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0%以上。根据初步统计数据,2005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4.1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2%。全国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达7万多家,从业人数达1785万人,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28%。从1995年至2004年,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总产值从15931.13亿元提高到近40000亿元,年均增长10.77%;销售收入从15076.94亿元提高到39104.63亿元,年均增长11.2%;利润从262.16亿元提高到1825.83亿元,年均增长24.1%①。目前,农产品加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及时大支柱产业,也是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九五”以来,农产品加工业以年平均8.6%的速度增长,初步统计“十五”期间,农产品加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15.4%左右,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2.12个产业均得到发展,食品工业仍占优势。从1998至2003年,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十二个产业的增长情况分别为:农副产品加工75%、食品制造88.6%、饮料41.3%、烟草62.7%、纺织业76.5%、服装69.8%、皮革90.8%、木材101.7%、家具144.3%、造纸103%、印刷材料86%、橡胶71.5%。经过六年发展,除了纺织业结构比例提高1.5个百分点外,其它各业所占比例基本持平,包含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在内的食品工业依然占1/3强,大体上体现了食品工业在加工业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地位。

3.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态势与世界工业化国家趋同。按照世界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农产品加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其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应有所提高。1995年至2004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均呈增长趋势,但农产品加工业的增长趋势远低于工业,略高于农业,2003年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达1.04∶1。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27.49%下降到2004年的21%,与农业产值的比例由1998年的0.76∶1提高到2004年的1.1∶1。这说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态势与国际上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态势基本一致。

4.农产品加工业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根据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加工业为龙头,以种植业为基础,中国现已形成诸多有特色的产业带,出现了一批农产品加工业专业乡、专业村,或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特色块状经济格局。如浙江的水产品加工,山东、陕西的果品储藏与加工,黑龙江的品质大米和土特产加工,内蒙古的乳品和羊绒加工,新疆的棉花、葡萄和番茄加工等。农业部在确立13种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农产品加工九大产业带和以大城市郊区为依托的加工区,使农产品加工向产区和大城市郊区集中,初步形成了一批优势产业集群,使规模优势、区域优势和市场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5.农产品加工企业实力不断增强。1998至2004年,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从57170个增加到72701个,每个企业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平均余额由1998年的0.32亿元增长到0.39亿元,年均增长1.66%。近年来,国内已涌现了一批起点高、成长快、规模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集团,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中坚力量。如北京燕京啤酒、深圳农产品、温氏集团、内蒙伊利、鄂尔多斯、上海大江、吉林德大、江苏如意、河北三鹿、四川希望和云南玉溪等,都是国内著名的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的20%以上是由固定资产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创造的②。

6.农产品加工业由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变。随着农产品直接消费需求的下降,加工制品的比重上升,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品结构开始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方便食品、快餐食品、休闲食品、营养保健食品等发展迅速,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主要农产品深加工或二次以上加工的比例达到30%以上。仅以速冻食品为例,中国的速冻食品从无到有,目前已发展到数百种。就某一种产品加工来说也在细分化。例如玉米加工,目前国内已有玉米方便粥、玉米爽饮料、玉米淀粉、玉米油、玉米蛋白、玉米糖浆、果葡糖浆、淀粉糖浆、饴糖、酒精、各种变性淀粉,还有黄原胶、甘油、山梨醇、各种味素和氨基酸等20几种产品。品种结构细分化趋势表明,中国开始出现了农产品深加工和精加工好兆头③。

二、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尽管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的农产品加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1)农产品加工率低。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粮食、油料、水果、肉类、蛋类、水产品等产量均居世界及时,但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30%左右,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加工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一般为农业产值的2-3倍,而中国还不到1倍;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标志,现代农业发达国家都在2-3∶1的水平,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在0.3-0.4∶1之间,其中西部地区仅为0.18∶1,远低于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都是食品工业,美国、法国、日本全部如此,食品工业的产值占这些国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0%以上,是及时大产业;而我国只占7%,头几名都排不上。

(2)地区发展不平衡。全国282个重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中,西部地区少,沿海省区多,如西藏3个、青海6个、宁夏8个,而沿海省份山东44个、浙江30个。全国约70%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与农产品原料产地相分离,而既有原料又有市场潜力的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企业则为数不多,严重失衡的区域布局使农产品加工业总体优势不能发挥,整个行业的效率和效益难以提高。

(3)农产品加工业从业人员增长缓慢。统计数据表明,1998至2004年,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由18619.19亿元增长到40000亿元,增长了114.83%,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而从业人员从1559.37万人增长到1795.72万人,仅增长15.16%。至2005年加工业总产值增长到4.18万亿元,从业人员却下降到1785万人。

(4)加工企业效益低。1998年,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利润率为1.63%,同期工业企业为2.03%;2004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利润率为4.67%,同期工业企业为6.04%。农产品加工业的效益低于整个工业的平均水平。2.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1)缺乏专用规模化加工原料基地,原料价高质低。国外发达国家用于加工的原料都有专用的加工品种并建有固定的原料基地。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强调数量和高产,对提高农产品品质和发展加工专用型农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投入严重不足,使得农产品品种类型单一,适宜加工的品质、专用品种缺乏。如小麦、苹果、柑橘等都缺乏相应的加工品种,专用基地建设在一些地区刚刚起步;油料作物中,高芥酸、高硫苷的油菜籽品种种植比例过大(95%),从而使加工成本增加,油品质量不高。中国小麦、玉米、稻谷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7成,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优势,直接影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2)质量标准低,产品出口受阻。国际上许多国家要求农产品加工业采用国际统一标准或较高的国家(地区)标准进行生产和经营。一些国家的食品工业实行“良好生产操作规程”(GMP),在安全控制上普遍实行“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和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而中国国内5万多个食品加工企业中,只有100多家企业达到国家二级企业标准,HACCP体系和ISO9000体系的建立和应用更为薄弱。中国现在是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并用,而现行的国家标准有56%与国际标准有显著差距,按此标准生产的农产品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要求,必然影响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

(3)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创新能力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科技进步率只有35%左右。农产品加工领域的技术储备严重不足。许多企业设备陈旧,技术人员数量少、水平低,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有些企业仍停留在手工操作和土法生产。2004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平均固定资产余额为0.15亿元,只相当于工业企业平均数的1/2;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拥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不到10%。这一切都直接制约加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4)管理不科学、效率低。管理不科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多头管理,即与其它产业不同,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分属于轻工、农业、农垦、乡镇等十几个部门管理,使生产能力重复分散,缺乏地区和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二是大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为私营企业,家族特色明显,企业制度不健全,无法按照规范的公司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使企业缺乏市场开拓能力,难以建立自己的品牌,只能在低层次运行。

(5)农产品加工业税负重。1998年至2004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销售税率从8.10%下降到6.49%,但同期工业企业销售税率从6.33%下降到4.72%,加工业比工业企业平均税负高出近2个百分点。

三、推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1.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业政策支持体系。农业是弱质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离不开政府有效的支持与倾斜。2002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些促进农产品加工的政策措施,如2003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见》,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意见》,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同年,农业部出台了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方案。这些政策都在信贷、税收减免、技改等方面给农产品加工企业提出支持措施,有力地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但是优惠政策并非都能真正落实到位,贷款难、税负重,仍然是众多中小企业生存的难题。因此近期内,建议出台有关农产品加工的税收优惠政策、贷款贴息政策、土地优惠使用等政策,开展政策落实大检查,建立一整套支持加工企业建立、生存、发展、扩张的政策体系,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优惠政策能真正变成惠民政策。

2.加强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根据各地资源优势情况,开展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规划。采用多元化投资方式,大力开发和推广加工专用品种和加工性能好的农产品品种,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发展基地,逐步实现农产品加工原料规格化、质量标准化、品种专业化和生产规模化,将工业原料作物向适宜种植区合理集中,实现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发展。国家要出台农产品质量标准,加强生产基地的质量检验与监督,使农产品适应加工业标准化、品质化的要求④。

3.尽快推行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目前我国大部分国标或企标都是20世纪80年代前制定的,与国际通用标准有较大差距。应采取法律与经济措施,推行GMP、HACCP及IS09000族系管理规范,尽快实行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和全程质量控制体系,来提高我国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竞争力。

4.提高农产品加工技术创新能力。中国农产品加工业要实现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由粗加工向精加工的转变,关键在于科技进步。各级政府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部署农产品加工业的科技发展规划,确定重点发展领域和技术方向,定期组织各部门、各行业专家对农产品加工业重大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加大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力度,加快传统企业技术改造步伐。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落实科技创新优惠政策。近期应开展粮油、果蔬、畜产品、林产品等大宗农产品的深加工关键技术与设备、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和农产品快速检测技术与设备等研究,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基地和产业化示范生产基地等,以此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扩大出口规模。

5.调整产品结构。目前,国际食品生产和消费正在向安全性、营养健康性、功能性、方便快捷性食品方向发展。打造中国农产品加工业要紧紧围绕国际国内市场发展趋势,基于国内外市场需求,充分利用我国农业资源,积极发展深、精加工食品,在开发新兴工业化食品的同时,提高我国传统食品档次,优化产品结构。

6.加强部门协调。成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联合会,协调部门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产品加工行业管理″婆婆″过多的现实,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通过″超部门″的协调组织,加强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引导和调控,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建立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宏观经济环境指导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7.支持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一是完善法律法规,确实保护私营企业主的合法权益;二是建立经理人人才库,完善经理人监管措施;三是加强农产品加工企业管理人员培训,提高管理技能。从而使农产品加工企业成为自觉推行现代管理的主体。此外,政府部门还应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收购、兼并、联合、控股等方式,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结和重组,促进存量资产的优化组合,促使一批上规模的企业集团尽快成长起来,发挥现代管理的引领作用。

工业发展论文:乡村工业发展制度分析论文

摘要:笔者旨在分析中国乡村工业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关联性,以增强对制度变迁因素重要性的认识。文章回顾了中国乡村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分析了廉价劳动力资源、农业剩余积累和市场环境等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制度变迁对中国乡村工业增长与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为中国乡村工业化乃至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可选择的路径。

关键词:中国,乡村工业,农业剩余

一、乡村工业发展的奇迹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及时,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7090.9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2134.4亿元,其贡献率为30.1%,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2051.1亿元和11864.4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53.8%。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773.2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166.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21.6%;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2042.1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803.5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39.4%。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11.5%。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

第二,从结构改善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诱导下,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模式力图在经济高度封闭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的方式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依托、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工业化一经起步就有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从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由此导致了轻工业产品的严重不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从而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在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尽快弥补轻工业的断层,尽快将滞留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予以吸收。然而,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当重工业一旦超过了轻工业就很难有回归趋势。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令人惊奇的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异军突起,天然地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据统计,在1980—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呢绒占52.1%。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全国农村在乡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2000年以来,乡村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272.8万人,到2005年底,乡村企业职工总数达1.42亿人。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更符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为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和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实现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径。具统计,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2000年为760元,到2005年底达1100元。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农业技术设备,仅1978—1998年20年间,乡村工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就达1000多亿元。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贡献更加突出,仅2000--2005年期间,乡村企业支农补农及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累计达780亿元。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打破了狭隘封闭的传统观念意识,现代科学知识和市场观念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二、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

是什么因素促使乡村工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并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呢?在解释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时,许多学者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劳动力资源、资本积累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来展开分析,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认为,乡村工业之所以得以迅速增长,关键的就是它能够利用中国农村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且由于长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的抑制,农村积聚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而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恰是乡村企业发展的主要优势。有关资料显示,与城市中的国有企业相比,乡村企业消耗的劳动力更多,从1978—1996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和乡村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比较来看,在多数年份中,乡村企业中的工人人均净资本存量一直不到国有企业的20%,但就每1000元产出所雇佣的工人数目来说,乡村企业却是国有企业的好几倍。显然,乡村企业是以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的,所以,乡村企业大多是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同时,由于乡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以大量的手工劳动和简单的机械操作为主,因此并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这使大量农村低文化素质的过剩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在大多数乡村企业中,既没有实行高水平技术的可能和条件,也缺乏接受高水平技术的入手,即使有些乡村企业需要一部分技术人才,在1984年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并带动了相应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后,多数乡村企业可以通过高薪、重奖、高福利等措施招聘引进。无疑,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决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现象,为什么在此之前,乡村工业没有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呢?尽管乡村工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对企业的启动以及企业扩大所需的资金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乡村工业化是中国特有的,它不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工业化,因此,来自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极少。在融资渠道方面,乡村企业向国家银行的借贷十分有限。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1996年间,在乡村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得的正规银行贷款总额中,乡村企业的贷款额仅占10%。可以说,乡村工业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具统计,从1978—1984年,全国粮食增产33.6%,棉花增产18&9%,油料增产128.2%,经济作物及其它农副产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也大幅度地增加,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118.3%,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增产的农产品和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都掌握在农户手中,这些农业剩余一般通过四种渠道转化为乡村企业的投资:一是有条件的农户在增加消费之外将一部分农业剩余直接用于投资,兴办以个体农户为主体的户办企业;二是以乡村企业为主体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分散在农户的农业剩余用招工集资、本厂职工集资、社会招股集资等形式集中起来,作为乡村企业的铺底资金或扩大资金;三是通过农户储蓄存款的方式,将一部分农业剩余集中在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再由金融组织贷款支助乡村企业;四是以家族亲朋信任或农户之间合约为前提的民间借贷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村企业的资金需求。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在融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乡村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以及外商投资。问题在于,20世纪的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以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

乡村工业一经起步,就遇到了相对丰富的市场机会。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实行向重工业倾斜的赶超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基本消费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从基本食品到各类衣物等日用消费品实行低水平的定量票证供应。这种市场的极不饱和状态为乡村企业的起步阶段提供了非常充裕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1978—1982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以年均5.8%和6.5%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1952—1977年3.0%和1.8%的增长速度。消费品市场短缺和居民购买力的迅速增长,为乡村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它们以低质廉价的产品迎合市场需求,进入到长期受到压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填补了由重工业导向型的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空缺。尤其重要的是,乡村工业从起步之日起就面对着市场竞争的环境。与国有企业不同,乡村企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只能从计划分配范围以外取得,它生产的产品也只能在计划渠道以外通过价格竞争去销售,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会被淘汰,乡村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比国有企业大得多,企业的预算约束相对硬化,对市场机制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可见,乡村企业不仅以自身的迅速发展冲击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制度,而且运用市场环境带来的机遇不断地发展壮大了自己。值得深思的是,消费晶短缺的年代长达30多年,乡村工业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不能利用市场机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丰富的市场机会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三、制度变迁是根本性的因素

及时,从廉价劳动力优势方面看,传统制度的压抑和制度创新的解放是这一优势能否发挥的根本性因素。如上所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在此之前乡村工业并未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众所周知,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多子多孙的生育偏好,加之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控制决策的重大失误,中国的人口以及相应的劳动力人口在巨大的基数上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尤其在农村,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有限性和农村现有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水平,养儿防老和对重体力劳动力的需求,使农民理性地选择尽可能多的生育子女。在人口超高速自然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双重作用下,农村积聚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左右。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制度下,在“以粮为纲”的农产品结构条件下,被僵化的生产队管理体制牢牢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他们不仅没能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劳动力优势资源,相反造成了农业自然资源的超重负荷,大量活劳动强制性追加投入,导致种植业边际效益递减。显然,在改革之前,农业内部已经蕴涵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即将大量滞留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从1978年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大大解放了农民从事各种非农经济活动的人身自由,激发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然而1984年以前制度尚未解体,各种阻碍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尚未拆除,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与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迫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中寻找农业以外的新出路。国家在坚持既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城乡隔离政策的前提下,放宽了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限制,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乡村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速崛起的。可见,改革之前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量存在,但原有的制度框架既剥夺了他们退出农业的权利,也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自由。改革之后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各种制度障碍逐渐被拆除,才使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在乡村工业发展中得以发挥。

第二,从农业剩余转化为资本积累方面看,无论在乡村工业起步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还是后来的持续发展阶段,制度创新都是根本性的因素。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然而,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回溯历史,大量的经验数据表明,在乡村工业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制度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以农民为行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这种学者们称之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创新,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奇迹般地促进了农业产量和农村剩余的增长,据有关专家根据生产函数估计,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2.23%,其中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更为关键的是,家庭经营体制这种制度创新使农民成了可以直接支配农业剩余的主人,他们有权利将自己所掌握的资金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效益更好的非农产业中去。而且政府的富民政策减少了城市工业对农业剩余的提取量,使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留在了农民手中,加大了农民对非农产业投资选择的现实性。另一个因素是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调整,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较大的幅度提高了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79年开始,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高达24.8%;并对粮油棉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了议价收购的范围。提高了猪、牛、羊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牛奶等8类副食品及有关制品的销售价格,平均提价幅度约30%。据专家测算,农产品提价对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为15.96%。显然,仅上述两项制度改革就为农业生产带来了60%以上的增长。在乡村工业后来的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对非正式金融市场借贷的默认,对乡村企业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越来越开放的吸引外资政策,使外商直接投资在农村企业的融资方面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三,从短缺经济提供市场机会的因素看,各项改革引起的制度变迁是市场机制逐步得以实现的根本性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工业部门的原材料供应、资金贷款和产品销售渠道都是由国家计划控制的,农村企业从中获得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或产品市场是不可能的。同时体制剥夺了农民退出农业经营从事非农产业的自由。尽管物资极其匮乏,供给严重短缺,但原有的制度框架不可能将这种需求与乡村企业的供给衔接起来。1979—1984年间的改革初期,国家首先放宽了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限制,1979年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可以逐步由社队企业来加工,城市工厂则应有计划地把一部分宜于农村加工的产品和零部件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和设备支援。在农村政策松动的同时,城市中的企业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下逐渐有了一些对其超过生产计划部分产品的支配权,从而使得一部分生产要素从计划的缝隙流入市场并最终进入农村的社队企业。城市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以后,也使农村社队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流入城市企业成为可能,从而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价格双轨制度的实行,使乡村企业可以在市场买到生产资料,并打入原来由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尽管双轨制价格导致了寻租行为的盛行,但这一体制扩大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且成为乡村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的桥梁。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废除了而建立乡镇一级政府后,财政性的地方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面临维持自身运转的压力,从而使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热衷于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取得更多的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帮助乡村企业取得贷款、开拓销售渠道、提供廉价土地、给予税收优惠等方式实际上直接介入了推动乡村工业发展的活动。回顾乡村工业发展近20多年的历史,1984年和1992年是两次高峰期的起点,而这两个年份都对应着重要的制度变迁和改革措施,1984年是制度被废止同时城市改革启动,而1992年是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结束了连续三年对乡村企业的压制,显然,乡村企业发展的浪潮与改革和政策变化在时间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制度变迁是乡村企业发展获得市场机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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