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障，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及时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及时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及时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及时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及时，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品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较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障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较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障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品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品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较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品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品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多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障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及时，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及时，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剖析在中国发展伊斯兰保险业务研究论文

摘要:伊斯兰律法禁止利息、不确定性交易等经济行为,致使传统保险无法满足穆斯林的保险需求。经过多年的研究,全新的伊斯兰保险诞生,并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接受,而且市场发展正不断地扩张。我国拥有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而伊斯兰保险市场一片空白,也无学术的理论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情况及民族特征,以及伊斯兰人口集中地新疆的保险发展状况,探讨了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伊斯兰;伊斯兰保险;保险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渗透时,伊斯兰金融机构便带着鲜明的宗教特色应运而生。这是伊斯兰研究朝向现实性和实用性深入,由伊斯兰经济学家、银行家、法学家等诸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并创立了现代伊斯兰金融学。从此搞活了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已逐渐发展成熟,现有70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200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伊斯兰银行、伊斯兰保险公司、伊斯兰基金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其中,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保险最为引人注目。

全球目前大约有15.7亿穆斯林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在亚洲。尽管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大部分穆斯林居住在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①经济体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保险深度,尤其是寿险深度很低,其2007年保费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整个新兴市场为2.8%②。尽管本世纪以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健,保险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保险深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保险不符合伊斯兰信仰。

一、伊斯兰保险的介绍职称论文

伊斯兰保险业是伴随着以伊斯兰银行为主的金融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但其合法性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辨证。在伊斯兰世界中,保险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种金融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保险是邪恶的异端“比达尔”,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世人以保险金为赌注,将鼓励一种鲁莽的、不顾后果的冒险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就其基本原则而言,是无可指责的,其中并不含有和放债取利的因素。他们认为保险业类似于伊斯兰的社会福利制度——天课制度,带有互助、济贫的社会保险性质,在互不相识的保户中间形成一种明显的互助关系。这符合穆斯林追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目标,因而值得支持和提倡。目前,从总体来看,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禁止一切社会保险活动,但也没有全部放开,而是尽力将保险事业纳入教法的控制之下。

伊斯兰教与经济的关系源远流长,早期穆罕默德传教时就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贸易发展。伊斯兰教本身是鼓励商业贸易的,在《古兰经》里有很多鼓励贸易和商业的章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念认为商业贸易应该建立在守信、合法的原则上,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帮助,允许合理的贫富差距,反对奢侈浪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伊斯兰社会中,律法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穆斯林依照律法中所述的教义生活,因此伊斯兰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交易,包括所购买的保险保障都必须符合律法[1]。伊斯兰律法中禁止的主要经济事项有:反对支付或征收利息;不得承担过高的风险,风险与利润共担;禁止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的条款;投资于不允许的商品或行为,例如猪肉、酒、和色情业[2]。

回教保险是伊斯兰保险中主要的分支,特指投保人基金与股东基金分离的保险模式。回教保险是以互相帮助和自愿奉献原则为基础,风险由参与者集体自愿分担。通过自愿捐献缴纳保险费和对损失类别的定义,消除了合同的不确定性和过高的风险承担。回教保险运营模式的主要特点有:设立回教律法监事会,监督保险业务及其相对于回教律法的合规性;将股东基金从投保人基金中分离出来;保障向投保人分配业务利润;避免投资于不符合回教律法的资产。

回教保险模式主要有:人模式、利润分享模式、混合模式、捐赠模式[3]。在人模式中,保险公司是作为投保人的纯粹营运人。保险人收取一笔定额费用,代表投保人投资回教保险基金并经营回教保险业务。保险人不分享承保和投资的任何盈利,也不承担承保和投资的任何损失。但如果回教保险出现亏损,保险人必须向回教保险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将在基金出现盈余时偿还。利润分享模式人模式不同,保险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享投保人基金所产生的盈余和投资活动所获得的利润。与人模式一样,如果发生亏损,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混合模式是结合了人模式和利润分享模式的优点而成一种新型模式,保险人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

捐赠模式是指保险人向捐赠基金支付一笔初始保费,投保人向基金缴纳的附加保费将用于理赔,保险人收取一笔固定的承保费用。在所有索赔得到赔付后,投保人分享基金所剩余的资金。

二、伊斯兰保险的主要国际市场发展情况

随着伊斯兰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其在伊斯兰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目前,伊斯兰保险不仅受到广大穆斯林的欢迎,而且已经被非穆斯林接受,在马来西亚有接近40%的伊斯兰保险客户是非穆斯林。获准成立于1979年的苏丹伊斯兰保险公司是现代历史上及时家回教保险公司,1985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和巴林也成立了回教保险公司。据统计,目前有100到150家回教保险公司或窗口公司①。

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7亿美元。根据回教保险的不同定义,其市场规模估计在10亿美元至56亿美元之间。尽管对回教保险市场的确切规模有争议,但其快速增长却是一致公认的。马来西亚是最发达的回教保险市场,具备完善的鼓励回教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截至2007年末,其国内共有8家注册的伊斯兰保险公司,总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比重也从2001年的4.8%增长至2007年的7.2%,达到88.2亿林吉特,伊斯兰保险业已成为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另外,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人均收入和保险深度都偏低。沙特阿拉伯是较大的中东经济体,回教保险业发展迅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最发达和规模较大的传统保险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巴林的保险市场规模非常小,监管体系健全,是中东地区新兴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自创立伊始,回教保险就一直繁荣发展。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估计约为17亿美元,过去四年的增长尤其迅猛——增速达26%(扣除通胀因素),回教保险的增速比传统市场高出11%。尽管面临目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由于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经济体前景依然乐观,其长期发展势头将保持稳健。至2015年,回教保险预计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胀因素),并达到70亿美元的规模,这大大高于传统市场的增长。回教保险市场份额将达到8～10%。保险深度应该也将提高。

三、我国伊斯兰的人口分布及特点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人口1242612226人,其中穆斯林人口为2032058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4%。从民族角度来看,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于10个少数民族③。

从地域上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的新、宁、甘、青四省区,而河南、云南、河北、山东等地穆斯林人口虽然数较高,但相对于当地的总人口数而言还是很少的。从数看,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穆斯林人口超过100万的还有宁夏、甘肃两省区。从相对数上来看,新疆穆斯林人口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宁夏超过30%。青海的穆斯林人口接近总人口的20%,甘肃超过5%,比例也较高①。

从1953年及时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密切相关的。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较快。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年龄结构轻。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二是人口文化素质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文盲率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三是职业构成差。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四是早婚现象普遍。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另外,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致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

四、我国穆斯林人口较多地区的保险现状——以新疆为例

无论从相对数,还是数上,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均超过一半以上。新疆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新疆保险市场已形成了多家共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2002年,新疆保险公司仅有9家,截止至2008年,新疆保险公司已发展为21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由2002年的3家增加至2008年的42家,增加了14倍;保险营销员由2002年的2.37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98万人,增加了25.74%。

从1980年至2008年,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保费总收入由1980年的93万元增加至2008年的152.51亿元,增长近114万倍;保费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②。

新疆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相对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从2000年至2007年,无论是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相对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从保险密度看,2007年达到504.11元,低于全国水平750元;从保险深度看,新疆达到3%,低于全国水平4%,而虽在2005—2006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已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近几年又拉开了较大距离。

从全国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均保费收入情况来看,无论是寿险保费收入还是财险保费收入,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保费收入均较低,财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3%,而寿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24.3%③。可见,寿险保费相对财险保费更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疆的保险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较低。如果按4%的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及2009年新疆的GDP(4274亿元)推算,新疆的保费收入可达到171亿元左右,而实际规模与之相差近15亿元。从保险密度看,以中等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保费收入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5%左右为参考,按2009年全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53亿元计算,新疆保险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7亿元左右,以目前的实际收入来看仍有相当差距。因此,就目前新疆保险业发展的水平来看,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4]。

新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2009年新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增存款很大一部分是定期存款,而储蓄存款特别是其中的定期存款本身就是人寿保险潜在的市场资源。另外,随着近几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疆保险市场的潜力将会被越来越大地挖掘出来。

但新疆保险业的发展受制约的因素众多,如居民收入不高、教育水平较低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地域文化、风俗、传统观念等因素——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影响。新疆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的“穆斯林自治区”。宗教信仰决定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较为特殊,这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这种宗教信仰直接抑制了保险消费的需求,保险意识匮乏。

五、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保险业全年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①。中国人寿等保险业的领头羊也纷纷在全球开设分支机构,把业务的开拓放眼于全球保险市场。而一个新兴的市场正在默默地迅速成长——伊斯兰保险市场。我国保险业对伊斯兰保险知之甚少,尚未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开拓此保险市场的重要性。我国拥有大约2000多万的伊斯兰人口,由于其宗教信仰,对保险的认识不同,风险防范的需求不同。这是一个巨大潜在的保险市场。

伊斯兰人口居多的新疆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我国领土面积较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我国边境线最长、与之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其资源量特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资源极其丰富,号称中国未来的资源储备库。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今年5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

笔者认为应以发展新疆的为契机,大力发展新疆的金融业——试点伊斯兰保险,当前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一是伊斯兰保险供给一片空白,保险需求十足。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市场中无适合其伊斯兰律法的保险产品。二是新、宁、甘、青等伊斯兰人口集中地,属于西部地区,国家正大力推进西部计划,尤其是发展新疆。各种优惠政策倾斜,具备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三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增长较快,市场前景广阔;人口结构年轻型,适合长期保险保障功能和储蓄功能。四是新疆等西部地区,保险市场空间较大,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五是伊斯兰保险产品特点、运营模式都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注入保险市场,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

伊斯兰保险要开拓自己的市场份额,保险企业、监管当局、回教律法学者等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高对伊斯兰保险的认知度,这将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穆斯林所接受的宣传是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其宗教信仰相冲突。改变这种看法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二是回教保险业不能仅仅依赖于提供符合回教律法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服务也同样重要,服务水平和产品特点亦可能与保险合同符合伊斯兰信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三是多样化是伊斯兰教的固有特性。它容许不同的诠释并存,因此产生不同的回教保险模式。而经营模式的标准化会有助于回教保险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且可提高透明度,降低成本,减少顾客的混淆。四是我国具备保险和回教律法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找到管理人员和有经验的回教律法学者则更加困难。五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这些对开拓伊斯兰保险的险种设计、费率定价、核保、理赔、客户带来诸多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问题。

六、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开拓我国伊斯兰保险市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有2000多万,大多集中在新、宁、甘、青等西部地区,适于伊斯兰保险业的发展。针对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及所在区的保险状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与此同时,2008年新疆全年生产总值达到420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②。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对,保险业的各项指标均较低。现中央领导已把发展新疆作为国家战略目标,致力于发展新疆经济,新疆经济的发展可刺激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构建伊斯兰金融的同时,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建议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公司利用其良好地声誉、精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经验在新疆各市、区的分支机构设立伊斯兰保险窗口,并借鉴大型国际再保险公司的经验,合理定价伊斯兰保险,设立保险条款,这对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国际战略也十分吻合。

2.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伊斯兰保险专门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制约伊斯兰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现在没有伊斯兰保险,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人才,在理论界也没有伊斯兰保险相关的学术成果。虽然我国拥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正在研究伊斯兰人口的发展及其民族特征,也拥有一些伊斯兰经济思想家,但仍然缺乏一些“伊斯兰保险”专家。他必须了解伊斯兰宗教律法、保险学、精算学、公司治理等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实务能力、熟悉国家政策、了解民族特征等。建议在新疆大学开设伊斯兰保险本科专业,大力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因其具有良好地生源保障,同时也是熟悉伊斯兰宗教的当地学生,致力于家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设立专门的伊斯兰保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鼓励国内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金融教育机构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保险学会组织定期的培训项目来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可以加强与国外伊斯兰金融教育和培训组织的交流,选派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赴国外学习伊斯兰保险。

3.形成与传统保险的相辅相成的产品。当我国开拓伊斯兰保险产品越来越普通,伊斯兰保险是否会与传统产品竞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伊斯兰保险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根据马来西亚某些市场从业者的观察显示,一旦回教保险经营者达到一定规模并推出具可比性的价格,分享回教保险基金利润的机会可能同样会吸引非穆斯林客户。因此,开展与传统保险不相冲突的伊斯兰保险险种是伊斯兰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4.开发适合我国伊斯兰人口特征的伊斯兰保险产品,实施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以及伊斯兰宗教中禁止的经济事项,这些对如何合理进行精算定价产生很大难度。文化程度较低,影响到对保险知识的接受程度,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职业风险高,精算定价较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早婚早育以及近亲结婚带来的婚姻法律风险、家族疾病遗传风险较大,如何分散此类风险。人口分布稀疏,这对保险生存调查、理赔客户均产生极大的道德风险。邀请国外著名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在国内金融机构担任高级顾问,为国内保险机构开设伊斯兰窗口或发行伊斯兰保险产品提供帮助。借鉴国际的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推进伊斯兰保险产品,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投资有助于使保险人与投保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费也使得保险人能够收回承保业务的管理成本。另外,可对伊斯兰保险业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财政补贴。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发展的对策论文

摘要：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保理业务的广泛开展，受到各国进出口商的欢迎。首先阐述国际保理业务的定义、特点和种类，然后就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从中提出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七大问题，从国际保理信用风险管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这三个方面入手，总结出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保理业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一、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1988年中国银行在我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并于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FCI会员。

从办理机构上看，目前我国已有12家银行成为FCI会员，对外办理国内与国际保理业务，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二、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信用交易尚未建立，制约国际保理业务扩展

出口企业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2.2国际保理业务自身宣传力度不够

我国正式开办该项业务以来，主要限于中国银行承办保理业务。然而银行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担心扩大宣传力度，会失去这一新的金融服务领域，从而对外仅限于简单业务介绍。因此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2.3保理业务法规建设滞后，不能适应保理业务发展要求

我国早在1992年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业务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它们只是基本的依据，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敢尝试这一新型结算工具。

2.4我国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我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我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2.5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国际保理从业人才队伍

由于我国开展此项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少、从而使得从业人员缺乏实务方面的锻炼。目前，在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中，从事保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业务不熟，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推广速度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2.6盲目的市场定位阻碍保理业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保理业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受银行从业人员和资金的限制，一般都集中在银行做信用证及托收等结算的客户上。而且目前主动采用保理业务的客户，也往往是因产品积压或信用证失效而不得已采用的，这些客户当然无法形成出口保理业务的稳定客户群，也无法起到样板客户的广告效应。

三、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我国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不断扩大金融品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本身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针对存在的问题，大体可考虑对策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是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西方国家开展保理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服务设施水平很高，而这些设备与技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先期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首次与国外客户的贸易往来中对于对方资信的调查，对于贸易伙伴国所在地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必须通过完善、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应尽早与FCI其它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互网络，以便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正常协作。

（2）人才培养是提高保理业务服务水准的关键。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3）迅速提高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准，完善服务形式和内容。目前，我国国际保理服务形式单一、服务内容简单，采用国际通行的双保理做法是加快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通过业务渠道借鉴与学习国外保理公司经验的有效途径。我们应紧跟时展潮流，建立健全国际上通行的双保理做法，实现单保理到双保理的过渡。

（4）完善针对保理业务的授信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银行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完整的企业资信情况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资信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保障金的交纳；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地区保理商的做法，加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尝试开展保理业务保险，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

（5）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大力宣传、推广国际保理业务。应在涉外经营领域大规模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的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现存的分支机构网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6）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使出口商、保理商都能在开展保理业务中有利可图，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政府应一方面激励出口企业应用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大胆开展保理业务。在国外金融机构尚未进入中国开展激烈的国际保理市场竞争之机，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抢占先机。

（7）营造有利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我国可直接从国际上已有的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法律制度、国际公约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明中，汲取有效合理的法律成果，提取适于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参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一些普遍做法，来充实完善本国的具体国际保理法律框架，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8）此外，还应从国际金融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法律环境、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及贸易准入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发展论文:科学发展观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为中国政治学的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出路：回归自身，回归中国。在深刻分析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广阔舞台之后，也指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立足点：顺应现代政治文明，符合国家建设的逻辑，适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整合，，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中国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丰富提供经验材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所以，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30年的时候，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也差不多30年了。经过30年发展，中国政治学也算是达到了“而立”水平：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话语、有了自己的体系、有了自己的抱负，因而，也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风格。多年前，我曾撰文总结中国政治学的20年发展，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承担起了这门学科应该承担的使命，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2]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并为30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发挥的作用而感到欣慰。“而立”之年，应该是事业大展宏图之年，所以，在欣慰之余，还是有责任思考这个学科的事业与前途。这种思考，固然需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反思过去，只有通过反思，才有整体的把握和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更好地认清和把握未来。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较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较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较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核心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较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较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苏东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及时应该考虑，何者为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及时、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及时、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及时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及时、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禁区，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及时，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需要政治学，政治学需要研究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强，也就同时意味着双方相互给予的能力要加强。在30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其中的贡献是积极的，也产生了实际效用。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逻辑和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引领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为此，中国的政治学要加强和深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关注国家建设和制度开发；关注大众民主实践与民主成长；关注中国各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景象；关注大国治理中的政治难题与制度应对；关注中国政治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国家与社会在努力进步，中国政治学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赶上这种进步，适应这种进步，实现自身的发展与提升。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论文

摘要: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提他的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战略，同他观察与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紧密相联。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立足世界，时外开放，加速发展;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立国际新秋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战略忍想和平与发展付外开放意识形态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审时度势，把握时代脉搏，是正确的外交判断、决策以及外交路线、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坚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对时代做出了的把握，这种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制定我国新时期外交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英明论断。及时，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瓦解。西欧、日本离苏倾向日趋增强。中国率先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东欧离苏倾向日趋明显。第二，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蓬勃兴起，成为国际政治运动最积极的因素。第三，战后出现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并有了可喜的增加和发展。日本人民、欧洲人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第四、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地采取磋商和对话方式解决。第五，当今世界，要打世界打仗，“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只有美苏两家有这个资格。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他们两家谁也不敢先动手:一是因为他们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多，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两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既然美苏两家都打不起来，那么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这是他在1985年时的讲话，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大战暂时就更不具有可能性。

二、立足世界，对外开放

中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是深人研究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二站后，国际间贸易和技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特点更为突出。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引导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并把它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去，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冲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作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深思熟虑，建议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他强调要集中力量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曾明确声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990年12月24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头绝无好处，许多好处失去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当。”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明智之举。

鉴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发展自己，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他说:“中国观察国际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什么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知道你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较高原则来谈间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的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灵活性。他的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作法，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四、建立国际新秩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持。早在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提出有关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当前国际政治出现了由对抗转到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结夫，甘地时，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主张，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公务员之家: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的本原则是我国政府的一个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历史上，中国饱偿了外国列强的蹂确之苦，我们珍惜自己的主权独立，真心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当今世界又惨遭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之害，也诚心希望在世界各国经济上互惠互利、相互合作。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长期斗争。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另一方面还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成熟。只要世界各国都统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目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世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建设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总是能抓住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提出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们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就没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要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为构建和谐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促进中国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三变即识变、应变、求变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其特点有三：一是敏锐；二是；三是深刻、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其特点是一是果断性；二是彻底性；三是稳定性、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的变化观反映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追求。这个变化观是被邓小平中国化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统帅邓小平所有思考的灵魂，是指引邓小平一生伟大实践的旗帜。邓小平的变化观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使中国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

关键词：识变应变求变世界中国观察

仔细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邓小平思想观念的深处，流动着一条变化的大河，这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个变化观概括起来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从历史与未来、世界与中国、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不同角度深刻分析了如何观察、认识和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变化；在理论、观念和方针政策等不同层次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一科学的变化观贯穿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的每一个思想观点和他做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之中，成为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

所谓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战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两极格局开始松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结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敏锐，即能够发现萌芽中的变化。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我们还沉浸在“敌人24小时天烂下去，我们24小时天好起来”的狂热之中时，当我们还在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二是。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当代国际形势的两大基本趋势。经济上，他分析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的著名诊断，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上，他分析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走向多极。因此，邓小平呼吁，要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现在，这一结论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此外，他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进行了的分析。三是深刻。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时，揭示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邓小平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近期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详细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近期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如此详尽深入地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近期趋势，这还是及时次。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邓小平提出的较大应变措施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邓小平作出了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提出了的应变举措。在经济上，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外交政策上，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改变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应变思想和应变举措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果断性。还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意识到，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大，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他仍然多次提醒大家要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再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应变意识、改革意识，让人们认识到，在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他充满激情地讴歌改革：“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6页）二是彻底性。邓小平认为，改革不是枝节性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在改革经过了五六个年头之后，他进一步深刻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还直截了当地把改革说成“第二次革命”。这就指出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三是稳定性。为了保持应变的稳定，邓小平特别注意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在反复强调“变”的同时，邓小平也在阐述“不变”的问题。首先，邓小平总是强调“变”与“不变”相结合。他每提出一个变，就有一个不变相配合。例如，在提出改革开放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时，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其次，针对国内外的担心，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变：“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8页）1989年5月还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这显然是说，“变”是永远不变的。再次，主要的不变，次要的变。具体政策可以经常变，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是不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可见，变与不变是互相影响的，不变是为了更好地变，通过不变来保障变能够更顺利地进行。邓小平对变与不变关系的阐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20多年来，邓小平以变应变的思想和举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停滞僵化的体制，形成了顺变促变的体制，给中国注入了发展变化的动力。

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邓小平的求变思想首先表现在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看待变化。1984年10月在谈到香港回归时他说了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话：“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3页）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的担心，他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首先要分析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其次要相信越变越好，“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再次要抛弃怕变的旧观念，树立乐变求变的新观念，“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邓小平关于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的论述真是振聋发聩，一语中的！其次，邓小平的求变思想还表现为高度的前瞻性。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向前看”。在谈到培养年轻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7页）他多次谈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的情景，以此鼓舞人们投身改革。198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邓小平这样讲是让人们期待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现行的东西。再次，邓小平求变思想中更重要的是要求主体做到率先变化。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根据实际不断变化，永远向前看的人。他总是着眼于未来，渴望变化，追求变化。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1989年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具备求变意识的要求：“进入中央较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自觉地变化”！这是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他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0页）这些都反映了邓小平强烈的求变意识。改革开放以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还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新观念、新事物总是持一种恐惧、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教育全党要树立起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乐变求变的观念日益普及，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嬗变，这正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前提。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更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也开始了自身的蜕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及时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如此剧烈和深刻的变化，不能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变化。1920年到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1926年他在苏联学习一年，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多次赴苏联访问或谈判，1974年他赴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1975年访问法国，1978至1979年他先后访问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三资历史性巨变，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第三次巨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一个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没有谁比邓小平体会得更深了。1988年在谈到各国革命道路的区别时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页）可见，时代主题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现实基础，离开了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的变化观，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科学论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识变、应变、求变的前提。“”结束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我们才做到了承认、尊重现实生活的变化，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并且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基础，就做不到“识变、应变、求变”。其次，识变、应变、求变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邓小平在阐述识变、应变、求变问题的时候，常用的另一个词就是“新”。在讲到“识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情况”、“新问题”；在谈到“应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思路”、“新办法”；在谈到求变时邓小平常说“新观念”、“说新话”等等。1984年9月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方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91页）在谈到理论创新时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这也证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识变、应变、求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识变、应变、求变”从深层次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邓小平一生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变，那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他还大声疾呼：“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怎样才能实现发展呢？邓小平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邓小平对识变、应变、求变的分析，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为发展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首先，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个时机就是指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向所有国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是这样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它的挑战性表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回忆发展以跟上剧烈变化的世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占领有利位置。如同邓小平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包括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这些对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邓小平讲“变”最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他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主张，他亲自推动了“863”计划的通过和实践。再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等。这些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见，讲变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讲变化就是为了促发展。公务员之家

邓小平的变化观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从世界范围来说，是时代主题转换；从中国来说，是社会转型。对这种深刻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构成了邓小平整个战略思想的最重要的客观基础。邓小平的整个战略思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和中国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客观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国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的变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见解，它既是理论，也是观念，更是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识变、应变、求变是他整个思想和实践的灵魂。据不统计，《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使用“变”、“变化”这样的概念达一百二三十次，内容涉及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直到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邓小平所有的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无不体现着识变、应变、求变的精神。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本质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据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一改停滞徘徊的状态，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跟上了一日千里的世界潮流。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对我们来说，学习邓小平的变化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识变的眼光、应变的胆略和求变的意识。用邓小平的变化观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中国发展论文:产业内贸易中国发展论文

[摘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模式的外贸易格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和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已显出疲态，正经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成为中国提高外贸易竞争力、获取动态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阐述了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其规律，并分析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指数

一、产业内贸易概述

1.产业内贸易的内涵

国际贸易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二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相同产业产品在国际间的双向流动，从统计角度看，其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可表述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主要是制成品通过内、外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2.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从要素禀赋角度看，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比较大。因为从生产角度上产业内贸易取决于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异质性及其技术进步水平，主要是由于异质产品可能以相同的技术被制造出来，也可能含有相同的物质成份。可见，产业内贸易常常并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

(2)从需求角度看，两个国家中的人均收入较高，并且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别较小，则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从而表现出对异质产品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相似的需求结构和追求差异化的个性产品，将使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内容广泛。

(3)从区位角度看，两国地缘关系越近，则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较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产特征和相似的消费习惯，加之运输成本低廉和便于开展边境贸易等都是有利于两国产业内贸易开展的因素。

(4)从产业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比重的规律是，具有异质产品的会大于具有同质产品的产业；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革新较高的高于具有简单和技术相对停滞的产业；存在大量中间产品的会大于中间产品较少的产业。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1.产业内贸易指数

在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所有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是迄今为止具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为：（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国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1区间变动，GLij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2.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有的学者运用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综合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方法对中国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分析，其计算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除2001年略有下降外，一直保持增长，在2000年该指数已接近0.45。张小蒂（2004）等人按照SITC（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类分析，计算的数据以1997到2001年间的内贸易状况为依据。测量的数据中2001年0－8类指数分别如下：0.338、0.552、0.242、0.287、0.318、0.446、0.507、0.495、0.403。而相比之下美国2001年的数据分别是：0.540、0.471、0.535、0.380、0.629、0.763、0.592、0.745、0.515。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美国相比仍非常落后，规模经济不论是在制成品还是在初级产品方面均未得到有利的实现，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郝文（2005）对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产业内贸易中74％的进出口价格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在与经合组织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中，有75％的产品出口价要低于进口价；水平性产业内贸易在总的产业内贸易中只占7％～14％。

三、中国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美国等相比我们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产业内贸易在给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亦可促使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和部分自然资源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但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国际交换中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正相对甚至是的下降，立足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且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贫乏，劳动力素质较低，我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格局十分脆弱，且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滞后，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产业间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过程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外贸领域的反映。因此我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水平产业内贸易，并最终实现通过水平产业内贸易与科技、规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中国发展论文:发展天然气汽车的潜力和问题

环境和能源是近一个世纪人类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也是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至世界各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高速发展的汽车保有量，给人类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精神文明，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大气污染和汽车能源的紧张，近年来，世界上各国政府(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寻求解决由于汽车保有量高速发展造成的大气污染和汽车燃料结构的调整，一直努力地寻找解决途径，如氢气汽车、甲醇汽车、电动汽车、天然气汽车等。天然气汽车简称NGV(即以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HG和液化石油气-LPG为燃料的汽车)由于它排放性能好，可调正汽车燃料结构，运行成本低、技术成熟、安全，所以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最理想的替代燃料汽车。目前，世界上有天然气汽车650多万辆，其中LPG汽车530万辆，加气站22000多座，年供LPG987万吨；压缩天然气汽车122万辆，加气站2870座。如下表一、表二：部分国家压缩天然气汽车情况

附表一

国家拥有量 万辆加气站国家拥有量 万辆加气站(座)独联体38480加拿大3．2180俄罗斯28187日 本1．5150意大利28280 新西兰15450 美 国4．91100 阿根延3．543合计122．12870世界主要国家液化石油气汽车情况

国 家LPG消费量 万吨LPG汽车数量 万辆LPG加气站数(座)意大利120．0105．11900荷 兰81．047．02000俄罗斯29．245．01000美 国101．21703300涣大利亚89．033．12450日 本181．430．51921墨西哥118．530．01500韩 国143．427．8502加拿大64．914．05000泰 国14．01．992其 他45．126．73100世界总计987．7531．122765一、中国燃气汽车发展的基本情况：

中国的燃气汽车，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及各地政府的重视，在中国天然气总公司，四川、哈尔滨等有关企业的推动下，发展非常迅猛，规模不断在扩大，孕育着中国燃气汽车一个潜在的大市场。

1.高速发展的机动车和给城市造成的严重大气污染 中国现有机动车1400万辆，其中北京、深坝等地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城市机动车尾气有害物的排放占各城市大气有害物总量的60％以上，如附表三。全国现有公交车辆14．34万辆，的士车58．8万辆。这些公交的士车辆，在城市中心运行，道路拥挤，怠速运行时间长，运行公里数大，营运时间长，它们是机动车尾气排放有害物主要的污染源。

63．35％2.对发展燃气汽车、治理城市大气污染，国家重视、政府各委、办、局积极支持国务院领导非常重视在我国发展燃气汽车，李鹏总理1996年12月在参观国内外改装的代用燃料汽车时指示：压缩天然气汽车很有前途，我国有煤和天然气，发展天然气汽车更现实，今后要加大开发代用燃料汽车的力度； 年月邹家华付总理在对国家科委呈报的“关于加快发展我国天然气汽车的报告”中批示：在国内天然气资源保障的条件下，采取积极稳妥的方针，不能一哄而上，做好试验工作，要保障安全及时，要严格气瓶的安全标准；最近朱容基总理在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紧急措施会上也做出了重要批示：国务院文持北京市为控制大气污染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国务院各部门和中央在京单位必须全力支持和严格遵守，希望北京市加大执法力度，切实监督执行，造福北京人民。由国家科委牵头的，国家 发展步入了由国家政府行为来推动的轨道，开始了我国发展燃气汽车的新阶段。国家各部、委、局也都给以很大的支持，如国家计委和外经贸委给有关城市的立项申请及外国政府贷款，国家科委组织的“燃气汽车在我国的应用”由软课题研究进入了实际推广阶段，国家环保局、机械局、劳动部、技术监督局，公安部、建设部等都做了大量积极而有成效的政府职能工作。国家科委将于 年月召开全国 示范城市会议，>文秘站:

3、国内各地方政府行为力度加强，发展形势很好。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A、 都成立了政府( 省、市) 燃气汽车领导机构，由该机构对项目统一组织协调、推进项目的整体开发和推广。

B、 结合本地城市特点、制定有关的发展规划、优惠政策、标准、法规、技术路线等等。

C、 项目整体开发朝健康、有序、积极稳妥方向迈进。各城市都对城市公共交通车、的士车做为主要开发对象；对进口技术、部件装置、加气站设备的筛选都做大量的科研、实验工作；国产化产品已经开始生产投入市场。

4、国内改车、建站情况 (附表四)

从98年下半年，全国改车建站的速度普遍加快，个别城市进入了批量改装。上海改3000辆，深1800辆，四川改1500辆。项目的总体发展看，气站建设在全国各地普遍滞后，出现了改车、建站不配套的现象，主要是由于①技术标准出台晚；②气站建设涉及政府主管部门太多，审批手续复杂；③城市土地紧张，规划困难；④一次性投资大，资金短缺，短期内资金回收慢；⑤油气站合建问题，在规范上和具体审批上，涉及安全问题，各地都非常慎重。所以气站建设在一段时期内发展速度不会太快。

全国天然气汽车改车及加气站统计(截止到1998年)

附表四

地 区天然气汽车加气站　CHGLPGCHGLPG重庆及四川4000 3l 新疆自治区15662166哈尔滨市 300 4大庆油田1823523北京市 120 2上海市 3000 5中原油田110 1 吉林油田86 3 廊坊市53 2 深圳市 l 800 建设中3座广州市 43 l海口市129 l西安市33 辽河油田3　1　大港油田 2 香 港 30 4合 计459459834625总 计105677l5、汽车主机生产厂的积极参与

中国燃气汽车的发展初期是从燃气极丰富的油田和新疆、大庆等地兴起的，接着汽

车尾气污染严重而又有资源的城市开始发展。当中国燃气汽车的市场开始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必然要促进和带动我国的汽车工业对它的关注和参与。例：一汽气研所投放沪州市公交公司CAGl02N公交车10台CNG客车，经运行试验良好；长安胜利汽车公司LPG／汽油两用燃料中巴将批量投放市场；松花江LPG／汽油两用微型车已上国家生产目录；捷达、富康、夏利等一批LPG／汽油两用燃料轿车也都试验成功。 应看到，中国主机厂对燃气汽车发展的研究还仅仅处于研究、试验，试车的初级阶段，与国外先进的成熟的规模系列化对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这些汽车主机厂的参与对最终在我国发展燃气汽车，实现适合我国国情的燃气汽车产业将起到重要作用。

6 、发展NGV的资源问题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平均水平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

中国和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情况 煤％石油％天然气％电力％世界27．239．723．210中国7517．31．85．9从表五看中国的石油、天然气消费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天然气包括(LPG) 发展空间很大。其次，据有关部门统计，世界和中国石油使用期在40—50年，中国的天然气储量约40万亿立方米，可使用80年以上，特别是我国新疆、四川、大庆及海上油气田，天然气资源丰富、目前我国年生产量才200亿立方米，发展潜力很大。我国现有CNGV4500 辆，年消耗CNG才6750 万M3j;E。再次，关于LPGl997年全国消耗万吨，其中进口万吨，需求平均年增长％。LPG的供应一方面靠国产石油炼厂生产，现有生产能力可达到800万吨；另一方面东南沿海从中东、东南亚进口，98年进口400 color:blue'>万吨以上，而且进口气、质量好、符合汽车用气标准。所以我国目前LPG的生产、贮运能力及靠进口好的气源，发展LPG汽车是不存在资源问题的。我国现有LPGV6000 辆，年耗气才6万吨。

二、对外台作开发NGV

中国的NGV发展刚刚起步，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和世界各国高速发展NGV的时期，国外的先进NGV技术和中国企业合作开发中国这个大市场将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一是通过近几年的开发、推广，国内已经对NGV有了基本的了解、认可；国家地方政府都创造了一个比较开放的投资环境和项目开发环境，各城市准备上规模、上批量、上水平；二是国家从99 年开始实施“公路法”，开征燃油税，使汽油、柴与燃气(CNG、LPG)价差拉大，使NGV的经营企业及车主都有好的经济效益；三是在项目的实施上有很多技术问题，汽车装置、加气站设备的供应和配套间题，专业队伍的培训、国产化问题、气的进口及贮运设施的配套建设等等，都可以与国外公司合作。关于LPG 的对外合作成功的例子：深圳物资公司、燃气集团与日本丸红合作的年产100万吨的低温常压冷库的投入运行半年多，经济、社会效益非常好，而且为发展珠江三角洲的LPG 汽车提供了非常好的气质资源。

美国福特公司、荷兰“AG”公司、意大利的BRC 、LADT公司、LOVAT0、澳大利亚贝晨、APA公司等等，一直为能在中国NGV市场上合作而做着积极的努力，我们欢迎来参加本次会议的外国公司也一同参与进来开发中国市场。

三、发展NGV存在问题和困难

发展NGV是一项涉及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部门及有关企业统一组织、协调、规划及密切配合的立体式的系统工程，虽然这项工程已经开展起来了，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

1、 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行为以及其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关系没有理顺，特别是在统一规划，政策、管理规范技术标准及职能分工等诸多方面都需要尽快完善。

2、首批被列为国家燃气汽车示范城市，国家应根据每一城市示范要求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鼓励这些示范城市积极稳妥地开展示范工作，及时总结经验以向全国其它城市或地区的推广。

3、 国家应给燃气汽车工程项目配套的资金扶助，以启动和加快燃气汽车的发展。

4、 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应尽快解决：

1)加气站的建设滞后问题；油气站合建问题。

2)国产气LPG、CNG的质量问题。

3) 改装车(新车、在用车)的合法化问题。

4)汽车装置、加气站设备、国产化生产、统一规划、认可问题。

中国燃气汽车事业已经迎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按着国家燃气汽车工作协调小组的部署，中国的燃气汽车“九五”期间打基础，做示范；“十五”期间上水平，上规模，在全国范围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重要的会议与燃气界的国内外同行广泛交流与合作，就共同发展中国燃气汽车这个功在当代，造福千秋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本文旨在此背景下，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和发展作大概论述，以及对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从法律角度加以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 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金融监管 立法……

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货币体系的金本制度崩溃以来，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不断换血。阿诺德.希尔吉认为,金融创新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金融工具的创新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 从美国“Q条例” 的出现到其很快的退出金融监管体系，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关于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开放式基金在国内得以准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又将推出，国内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争夺战看来即将落下帷幕，博时、华安和招商三家公司有望成为首批获得牌照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并促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连通。但是，根据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国内的银行业和货币政策当局也将因此承受巨大的冲击。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还有待创建，我们对此的法律研究刻不容缓，鉴于笔者的学识粗浅，本文仅就中国推行货币市场基金作一些法律思考。

一、货币市场基金概述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美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发源地，也是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最成熟、资产规模较大的国家。所谓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 ，MMF)，是指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投资对象主要包括：短期国债、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等货币市场工具。

在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之前，美国个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进入货币市场，获得高的收益。为了限制商业银行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这就是所谓的"Q条例"。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较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1971年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这一状况。1971年，华尔街两名证券商正式创立了货币市场基金。美国创建货币市场基金的最初动因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Q条例”废除后产生的利率歧视。“Q条例”的核心思想是以低利率促使经济扩张。 金融创新的成本不低，但极易模仿，且被超越的周期很短。同业之间很快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较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从美国货币基金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陷入滞胀是货币市场基金最初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更钟情于安全、稳定的投资方式。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特征

我们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这一投资基金类型的如下基本特征：

1．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即也是一种以信托原则为前提的间接投资方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者与基金资产托管者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原则也是一致的；

2．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对象，是一些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工具；

3．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为开放型基金。从前面我们一再分析到的可以看出，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出现之时，就形成了一种惯例性的规定，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情况和自己的需要，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型投资基金。这里，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基本采取开放型，也与其投资组合对象有关，因为投资的各种货币工具期限都非常短，交易差价相对较小，收益并非象那种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变动幅度较大，如果不给予一种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就不会有多少资金投资货币基金，因为人们会自然转向传统的已经习惯了的商业银行储蓄形式，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取得与存款货币金融机构储蓄一样的方便与灵活性的同时，又可提高收益率，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式的组织形式；况且，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市场利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货币市场基金相对受到利率管制的传统储>，！

4．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显示，这一基金类型是一种最为成功的金融创新形式之一，因为其产生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规避当时的利率管制和减少对中央银行交存法定准备金所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也就是，货币市场基金首先是一种为规避金融管制、获取较高收益而存在一种投资方式；有些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对象全部是国库券，这除了同样获取国库券市场上的较高流动性与稳定收益外，更主要是为了避税之需，因为投资国库券是可以免税的，这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公众个人与拥有大量收益的机构来讲，更为重要；

5．在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中，清算要求较高。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多采取开放式，而且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投资组合中工具期限也较短，因而一般地，每天都要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与清算，以便知晓基金资产的净值，使投资者能够随时追加投资或者退出。由此，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得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但由于这些管理工作是消耗成本的，所以，为了使得单位成本降低到应有水平，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规模应当足够大，以便产生规模收益；

6．风险较小。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本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与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比较稳定；

7．交易不收手续费，管理费也较低。

（三）美国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规范

美国投资基金是美国法规管理最严格的经济实体，投资基金不仅要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各级管理层、基金持有者公开披露其所有信息，增加透明度，而且其运作的全过程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比如，《1933年证券法》要求基金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有关基金所有情况的申报说明书以供备案，同时要求基金公司提供近期招股说明书，详细说明基金管理、投资策略、目标以及其他必要资料，并且还对基金广告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限制；《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在购买和

销售基金份额方面的各种反欺诈条例，规定投资基金发行及经销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监管；《1940年投资咨询法》对投资基金投资咨询者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基金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批，在禁止自营、防止利益冲突、保持资产完整、避免基金公司和持股人不合理的收费或付费等方面也都制定了详细的条例。健全的法律规范对美国投资基金安全运作和稳定发展发挥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自1991年"珠信基金"和"武汉基金"设立以来,目前基金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产品比较单一、销售渠道正在制约基金市场的发展。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步入激情四射的“新基金时代”。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及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思路，接着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穆怀朋明确提出，央行今后将重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示支持；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10月15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公开表示,银监会将支持一切合法金融创新。此语意味深长。从美国的基金发展历程看，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和推动了其整个基金产业。 （二）在短短的10多年中,我国的基金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基金业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1.基金规模较小、基金形式单一。从组织形式上看，我国目前发行的基金中绝大多数为封闭式基金，1997年以前发行的75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基金；1998-2001年新成立的基金中，封闭式基金有48只，开放式基金仅有3只。2.基金的投资领域不确定。美国的基金的投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单一且清晰的，如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目标细化、投资对象集中。而我国1997年以前的基金除投资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高新技术项目等；1997年以后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基本上都是"全能基金"，投资目标不清晰。3.基金风险较大。由于基金大多以封闭式为主，且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保持其流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基金的整体风险较大。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的整体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投资项目的表现密切相关--当宏观形势不好、资本市场走低、投资项目亏损时，这些基金投资者缺乏备选的投资品种，从而可能被套。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结构不能很好地规避投资风险。4.基金角色不清。基金的投资原则是为投资者规避风险、谋取收益，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封闭型的、投资领域不确定、流动性较差，所以，这些基金实际上扮演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角色，投资者则往往把基金当作一种债券来投资、或者当作股票来炒作，从而扭曲了基金的本来意义。 三、货币市场基金法律思考

金融的创新，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一样为金融创新创设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优势我们不难理解市场对其所表现出的关切和欢迎，更何况中国证监会周小川主席有言在先，对于基金要“超常规、创造性地发展”。然而，仅有官方的支持与民间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事情办好，毕竟开放式基金与以前的封闭式基金还存在差异，原有的法律规范本就有待完善，封闭式基金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表明在开放式基金正式运作之前需采取妥善措施加以解决，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开放式基金的监管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事实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所强调的基金发展应“从严监管、规范运作、稳步推进、大胆创新”，也正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一）应该说，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证券委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为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预留了法律空间。《暂行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基金发起人可以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也可以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此外，第7、13、14、26、55条也都针对开放式基金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法规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规定得较粗，特别是对开放式基金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调整规范，适用上也存在缺陷。

今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开放式基金的法律体系，预示着基金业的试点将进入由封闭式逐步转向以开放式为主的新阶段。此外，管理层对待开放式基金的态度、相关考虑以及未来更高层次法律规范的走向，也可从《试行办法》中初窥端倪。

（二）2003年9月中旬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言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并在其后根据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

1、凡是基金的名称中包括“货币”、“现金”、“流动”、“短期债券”、“现款”等类似术语的基金，都要符合该《暂行规定》的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明确指出：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具体包括以下的金融工具：现金；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小于397天的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货币市场基金不能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在征求意见稿中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不得投资于股票、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等。

2、对已经递交货币市场基金申请的审批主要有四道程序：申请材料上报；证监会审核；专家咨询委员会评议；批准通过。此外，银监会将对提交申请待筹的货币市场基金出具意见。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层对推出货币市场基金还是非常的谨慎。在进一步立法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细化审批的责任和权利限制。

（三）对发展MMF的几点建议：

1、根据目前的情况，由于相应法律和监管措施的缺位，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加上诸如国有银行改制、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款保险制度等还未完成。为避免因MMF造成的冲击， 比如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面临储蓄分流、货币政策面临冲击，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范围自然也应循序渐进。

2、货币市场基金尽管在我国尚未问世，但它在西方已存在几十年，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我国引进这一基金类型，在运作机制等技术环节方面，不可能与国际惯例差别太大，而且这种引进也容易。但出了纠纷，则不能按他国法律予以裁决。所以，法规制定应当先行，这尽管看起来有悖常理，却正是转型国家在很多领域中尤其是学习西方市场机制时所首先应予以注意的，也就是，制度安排是最需要的。

3、应当尽快建立中国清算银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清算机制。加速《基金投资法》的起草和制定。《基金投资法》应当明确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原则，各方当事人间的关系，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领域，管理原则，分配制度，会计核算原则，监管体制，风险控制原则，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等从法律上先加以规范。

四、结语

任何一项新制度、新工具的推出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博弈各方也必定有喜有忧。“快鱼吃慢鱼”取代了“小鱼吃大鱼”的经济竞争模式。谁先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谁就取得了瓜分市场奶酪的优先权。培养有实力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在与国际强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也为履行对外保障、允许境外资金入市提供一个较为稳妥的渠道。无论是作为基金的创新品种还是银行的系列产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制度的指引和法律规范的规范就起到良性的导航作用。在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短短时间内，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建设尤为重要，不能盲目求快，否则，市场一旦失去应有的规制，无疑会造成无法预计不仅仅是社会效益的损失。因此，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的法律专题研究，加快《基金投资法》的出台。以便使货币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和规范的发展。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电子政务的时代背景分析

电子政务是政府部门应用信息技术实现高效，透明，规范的电子化、网络化的内部办公，协同办公以及对于外服务的整个进程。中国电子政务建设与国外电子政务建设的情况有类似的地方，但也有咱们的特殊的地方。总的来讲，电子政务建设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展开放的必然请求，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必然请求，是中国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的必然请求，是发展信息产业、拉动内需的必然请求。具体分析如下：

(一)电子政务建设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展开放的必然请求。

经由二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糊口整体上已经经进入了小康阶段.在新时代下，对于政府的服务以及管理都提出了新的请求，政府执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创造优良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环境上。因而，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自身请求政府行政与时俱进。

(二)电子政务建设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必然请求。

在加入WTO先后，国内讨论较多的是入世对于中国产业的冲击。国务院发展钻研中心的陈锡文认为因为没有斟酌到倾销反倾销的因素，之前良多判断与实际情况差别都比较大。经由1个阶段钻研之后，发现加入WTO真正遭到冲击较大的实际上其实不是产业，而是政府管理自身，包含对于政府管理体制、管理法子、管理机制等的冲击。世界贸易组织请求提高行政的透明度，请求依法行政，高效行政。目前咱们国家的执法机构已经经把政府实行对于WTO的许诺纳入1个执法以及监管的规模。因而，加入WTO请求政府转变职能客观上同样成为中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的此外＿个无比首要的动力。

中国许诺接受WTO的国际规则，按国际惯例办事，第1要树立公正、公平、透明的法制体系，法律法规应当透明，上网公布；第2要扭转政府的灰色管理以及黑箱操作；第3要信息表露轨制，普遍同享公共信息；第4要提高政府的谈判能力，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第5精兵简政，降低政府的服务本钱；第6充沛应用电子网络，发展电子政务。这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外部给政府创造的机遇和对于政府的压力。

(三)电子政务建设是中国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的必然请求。

目前中国的国家信息化水平还很低，而且存在诸多问题。以政府信息化为例，国内的网络建设获得了不少进步，然而也存在良多问题以及安全隐患。从一九八九年三月到二00一年三月，政府网站从几百个发展到了近五000多个，发展速度是至关快的。但真正通过网络实现网上办公的网站还占不到0.二%，展开在线咨询以及受理投诉的网站只占五.七%。总之，政府网络建设存在“重网络建设、轻内容服务”的现象。此外，因为网站建设规范标准不﹁，信息资源没法同享，结果造成为了较大的投资挥霍。因而，引导电子政务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也请求咱们加快推进国家统1的电子政务建设，通过电子政务建设带动其他领域的信息化建设。

(四)电子政务建设是发展信息产业、拉动内需的必然请求。

近几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速度至关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1个新的支柱产业。此外，政府通过外包工程，树立比较规范的服务模式，可以扩展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尽管电子政务有很大的风险，但电子政务又是解决目前政府工作中的1些难题，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首要机会。所以国家领导对于于电子政务给予了高度的注重。电子政务提供的机会是：第1，目前咱们在监管方面漏洞良多，应用电子政务这1工具来提高政府在税务、海关等领域中的监管已经获得了至关成效；第2，推动政府工作勤政、廉政。电子政务能有效地推动政务工作的公然与透明，有益于“公然、公平、公正”，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按捺腐败，增添社会对于政府的信任，有益于社会的不乱；第3，推广电子政务将有益于改善政府对于社会的服务，树立服务型政府，提高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开放形象，更好地适应加入WTO以后的新形势。通过改善政府对于社会的信息开放与增强服务，来提高服务办事效力，创造社会的满意，进而提高居民的糊口质量与社会调和的程度，提高社会的GDP；第4，通过鼎力发展电子政务，将会带动IT产业的发展，带动电子商务，进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在政府工作中的利用是作为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目标提出来的。到二0世纪九0年代末期，因为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电子政务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很快突破了部门以及地域限制，向交互性以及网络化方向发展。电子政务也逐步成为理论钻研以及实际利用的关注焦点；二00二年二月二七日，在中南海举行的1次科技知识讲座上，朱鎔基总理呼吁“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提高政府行政效力”；二00二年三月七日，在9届人大5次会议的记者接待会上，国家计委主任曾经培炎指出，要从电子政务着手来带动咱们国家其余领域信息化的工作，要通过电子政务更好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更好地为公家服务。

经由近几年的不懈努力，电子政务已经经逐渐成为中国信息化的龙头以及全国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首要内容。目前，电子政务开始向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家之间信息互动的更高层次发展，如专业化的政府服务网站日趋增多，服务内容更为丰厚，功能也不断增强，互动性患上到了很大提高。中央与处所的工商、海关、国税以及地税等部门纷纭推出各种网上办公业务。在中央政府的踊跃推进下，中国电子政务建设获得了必定的进展，但电子政务建设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发展很不平衡，迄今为止，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阻碍着中国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发展论文:浅议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之路

[内容提要]由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模式的讨论,需要我们在一个理性的层次上思考北京共识的含义以及与此对应的华盛顿共识的内容。本文通过对两种共识的比较和对中国发展现状的考察,在层次上理清我们到底应在何种意义上分析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关 键 词]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 中国之路

一、 北京共识的提出和中国模式的讨论

1、 北京共识的提出

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伯﹒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了“北京共识”。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在雷默的报告中,所谓的北京共识,主要是对中国的崛起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概括,用北京共识的提法主要强调其与华盛顿共识的差异甚至对立,表明中国根本不是按照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金科玉律”而发展起来的。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特征(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2)坚决扞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并指出,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雷默语)便是“北京共识”,并认为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此后,有关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讨论一直在学术界和舆论界相当活跃。比如仅以2005年5月份为例,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的《卫报》在《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中,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香港经济日报》在《“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上位模式》一文中指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按照国情,走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共识”是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这是一种全球发展模式的力量在吸引其追随者,它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速度一样快 。雷默的北京共识概念,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有相关的。

北京共识的提出以及由此引起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表明了有关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但被关注,而且在理论层次上得到概括和升华。它表明了理论界希望对中国发展之路加以总结的努力。北京共识没有在意识形态上给中国的发展之路套上任何外衣,它既没有标明它是社会主义的,也没有标明它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它以一个看似中性的词语,展现了中国寻求自身发展之路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北京共识是对中国官方宣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回应与肯定,北京共识与中国的发展之路表明,在发展的道路选择上,世界是多元的,并没有一个的模式可以选择,各个国家和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道理看似简单,但过去很多和理论界并没有认识清楚。华盛顿共识便是追求普遍发展模式,认为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东西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产物。

2、 北京共识的对应物: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术语最初在1989年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提出。在一个会议上,威廉姆森的论文中及时次使用“华盛顿共识”的概念,并列出了针对拉美的十项经济政策清单,认为这清单是在华盛顿的每个人都会赞同、几乎拉美每个地方都需要的。这十项建议清单包括::(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

但是,这些市场化的政策在拉美国家实行之后,尽管有一定时期的发展,但之后却使这些国家陷入危险的经济倒退,由此华盛顿共识引起广泛的怀疑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撰文《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认为,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华盛顿共识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当然,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也不只是斯蒂格利茨,确实,威廉姆森的华盛顿共识的药方并没有诊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此导致的广泛怀疑是必然的。华盛顿共识及其失败,表明了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经验在发展中国家的尝试遇到了障碍,从而导致我们对发达国家模式的普适性的怀疑。

北京共识,正是基于对华盛顿共识的深深怀疑而提出来的。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模式的示范效应的表述,正如雷默所说,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经济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北京共识以及背后中国的发展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选择,表明了一种区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尝试的成功。

3、 中国模式的讨论

雷默的北京共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如果说雷默的论述是在一个国际知识界的背景的阐述的话,中国的学术界和舆论界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问题。因此,在中国本土,所谓的北京共识的讨论被另一个概念所取代:中国模式或曰中国发展之路。

诚然,雷默的东西在思想上很难说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但是雷默的论述引发了学术界对有关中国发展之路的自信。在雷默以前,所谓的中国模式往往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联系,而后者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巨型箩筐,只要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往里装,导致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延缓很多改革,维护当局者特权的借口。而雷默在一个国际的视角下,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以有力的论述,从而使学术界重新找到了有关分析中国发展之路的路径,并引来了很多学者的回应。黄平、崔之元、胡鞍钢、俞可平等目前比较活跃的学者,都撰文表达同一个思想:中国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深

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由此中国的发展之路就不能脱离这种独特性,因此,只有中国自己才知道到底如何发展。中国过去的发展历程也告诉我们,中国以一个西方学者无法解释的方式,使经济增长持续得高速增长,让几亿人摆脱了贫困。 关于中国的发展,确实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上述学者的论述,用经验说话,自然也就找不到反驳的余地。但是,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一直存在另一种声音。比如有学者就认为,“北京共识”不是“共识”。我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我国推行了谨慎的民营化、市场化、经常项目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减小政府规模等等。这些都是“修正的华盛顿共识”的内容 。

因此,关于北京共识能否成为共识,以及它在什么程度上是一种共识,目前国内学界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论述。

二、 各种论争的焦点与假设

1、 关注焦点:基于过去还是面向未来

尽管从字面意思看,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是对应的。那么,二者是如何对立的?前者在什么层次上反驳了后者?所有的论述和反驳都是强有力的吗?其实,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论述,就可以发现二者的论述处在不同的层次上。因此,这里有必要对二者的争论的层次和限度加以澄清。

首先,北京共识的提出,在反对发展道路的一元论上是有力的。雷默的北京共识,基于的是中国经验及中国效应。无可争辩的两个事实是:(1)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持续的经济增长;(2)中国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是非常独特的,中国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所开列的药方。而相反的,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近些年却陷入了经济困境。很明显的,华盛顿共识在解体,而新的中国发展经验,正越来越受关注并被周边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比如越南被认为是借鉴中国经验并取得较为成功经济发展的国家)。因此,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一种与中国发展经验相关的北京共识已经出现。

其次,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基础是不同的。北京共识的基础是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发展。而华盛顿共识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毫无疑问,从迄今为止的经验来看,中国经验本身就很难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竞争。毕竟中国的发展才几十年,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中国还是中下等收入国家。而且,中国的发展还没有走上一个稳定的路径,发展中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也因此在中国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关于“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尽管中国的发展有力地反驳了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但这种论调出现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发展受到的怀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共识基于的中国经验,与华盛顿共识基于的西方经验,尽管无法>文秘站:

再次,两种共识出现的目的存在差异。北京共识主要是对过去发生的中国经验的总结,并由此反驳华盛顿共识的正确性。而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却不是出于对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的考虑,而是要为拉美国家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因此,北京共识主要是基于过去的,而华盛顿共识却是面向未来的。这种不同在论证上导致的是:由于北京共识是在中国过去发展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因此,关于北京共识的论证是几乎无法证伪的。因为它只是对过去的总结,而过去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相反,华盛顿共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后来得到实施后有成功阶段,也有失败,当然目前人们是以失败的结论来看待华盛顿共识的。但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者却认为,这些清单本身并没有错,而是实现这些清单的条件异常复杂,需要在特定的时期用特定的方法去解决。因此,在认识论上,华盛顿共识目前我们只能说它还没法证实,但我们不能下结论说它就是错误的。这样,北京共识是无法证伪的,华盛顿共识是无法证实的,至少到目前为止的经验是如此。从两种共识各自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有如下结论:

层面 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

经验基础 中国经验 发达国家的经验

道路选择 自己的发展道路 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论证限度 是基于过去经验的论述,在反驳华盛顿共识方面是有力的,但无法给出面向未来的指针,无法回答是否可持续的问题。 部分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无法证明是清单本身的错误还是手段选择的错误

2、 前提假设:所有的发展是否要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是的?这就有必要考察二者的前提假设问题。华盛顿共识的前提假设是很明确的,就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是具有普适性的,这些清单所开列的条目,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即它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所必需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走向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推行和实现这些清单条目。相对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的前提假设并不明显,北京共识只是表明,过去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去做。因此,关于此二者,存在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是否所有的发展都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或原则?北京共识或中国的发展是否说明根本没有所谓的普适性的原则?假如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推出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根本没有普适性的原则的话,就意味着在根本层次上,即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上,不同地区也是不同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有必要探讨:不同民族之间是否在人性上也是不同的?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否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此推出: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否在西方国家以外是不适用的?进一步推论,如果上述的回答都是“是”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几乎不存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易行为,因为相互之间的人性假设和交易行为差异太大,于是就无法沟通交易,也因此意味着经济学家辛苦几百年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都要被推翻,因为没有普遍的原则或定律,也因此意味着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经济学。显然,这些判断在事实检验中都是可以被反驳的,因为目前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贸易都认同普遍的规则,这种规则显然是建立在共同的人性基础上的。因此,世界的经济运行背后,应该有共同的原则可循。关于这方面的论证,似乎会显得不着边际,但即使通过日常的交往、观察和感知,所有的人应该都会认同上述的这个判断,它应该被认为是公理而不是需要论证与争论的假设。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北京共识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就与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

关于华盛顿共识的十项清单,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被认为是必需的。尽管目前在拉美国家的实验失败了,但我们依然很难反驳这十项清单与市场经济的联系。或许十项中的有些条目并不是必须的,但有一些条目,则是所有的市场化改革中都在努力达到的目标。因此,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不在于清单本身,而是不同的国家在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上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每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速度和方式实现这一过程。北京共识没有在市场化的终极层次上反驳华盛顿共识的清单,它只是强烈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即使北京共识想要反驳华盛顿清单内容,它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中国的经验目前根本无法证明市场将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说,在前提假设上,北京共识不能否认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原则,尽管这些原则也不一定是华盛顿共识所开列的十条。而华盛顿共识的错误在于:一方面,它可能找错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另一方面,它单纯地认为不同国家在选择市场化的路径是相同的。北京共识正是有力证明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市场化道路选择。

三、 中国发展之路:前景光明还是危机四伏?

1、 基本判断:目标的同一性和道路的多样性

中国的发展尽管与西方发展路径不同,但中国的方向依然是市场化。至于这个过程如何实现,需要多长时间,则全赖中国自己的判断和国家所面临的战略选择。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统一模式可供选择,有的只是根本的市场原则。这是必须要有的信念,否则我们又会陷入知识虚无主义,在前进的道路上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如果将中国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开去,我们不但要发展经济,而且要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因此,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东西方

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我们无法否认这些价值的普适性。因此,中国的独特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要与西方国家背道而驰,中国的发展依然和世界的发展具有共通性,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独特的国情,而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如果这样其实就否定了人类文明已有的成果。因此,在理解中国模式的时候,必须要在立足自身的时候放眼世界。所以,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标的同一性和道路的多样性,由此衍生出发展模式的独特性。 2、 持续的制度创新还是会制度锁定?——中国发展中的结构隐患

北京共识的提出与阐释确实给中国人增加了自信。但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崩溃论”都不能概括中国的现状和问题。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但这种独特性到底是一种经济理性选择,还是一种政治理性选择?每一步的选择到底给后面的选择产生了什么影响?

中国的改革进程,有人说是从增量的改革开始的,即在不触动原来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而使大多数人获益。在体制改革方面,我们首先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于是有人提出改革的三个递进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情况如何呢?增量改革和纯粹的经济体制改革,当然在过去的20多年里持续促进了经济发展,但这种缓慢的进程导致大量既得利益的出现。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与投资使得政府自身成为企业家,于是官商勾结,腐败滋生。而更多的百姓却不断边缘化,他们没有从改革进程中持续得到好处。种种现象背后,都潜藏着结构性的矛盾与问题。

结构性矛盾在于:在权力结构上,目前中国的权势集团已经显现,这个团体包括政治官僚阶层,大多数在改革中不断被重视的知识分子和新兴的企业家阶层。这在地方层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民主化推进的滞后,使得民众无法对权力进行监督,也无法开展持续的公共讨论。目前导致这三大精英联盟,不断寻求自身的利益。而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没有资源与这三大精英团体对话,从而在很多方面被边缘化。当然,目前的三大精英团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流动的,普通百姓通过努力,也有可能加入这个集团。这种权力结构的出现,使得精英成为既得利益的维护者而不是创新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政府对企业的投资造成大量的低效的企业和低效的公共设施运行。企业则往往向政府行贿开展寻租行为,获得自己的利润。知识分子在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中也是受益群体,他们在公共领域基本保持缄默。而民主化的滞后,导致人民无法监督政府,政府也就不可能真正对人民负责。当然,目前还很难说这三大精英集团的联合是非常稳固的,但假如政治民主化依然无法推行,则整个社会极有可能会出现危机,不但是政治危机,也会影响经济领域的创新和效率。

这种权力结构自然是影响经济的,由于政府的投资过大,导致这些企业缺乏效率,没有创新的动力,而政府的这些投资,在政策的保护下,又挤压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得民营企业壮大很困难,民营企业的羸弱和国有企业创新动力的缺乏,使企业整体缺乏创新能力。

这种权力结构也影响了社会,这种结构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成果主要被这三大精英集团所攫取,而广大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却面临着温饱、教育、贫困、医疗等种种问题。政府把改革以来的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城市,城市的投入获益者又主要是精英团体。这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异常激烈,社会矛盾突出。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尽管在总量上说是成功的,但它并没有使大多数人受益,广大农村正在被现代化的发展所边缘化。

在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方面,目前的中国是危险的。诺斯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国家的作用不是单面的,它既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陷入困境甚至倒退。至今为止,协调的发展,甚至纯粹的经济持续发展,对全球而言依然是少数国家才拥有的稀缺资源。有学者就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历史自身的终结;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选择”,并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 。至今为止的世界发展确实证明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势地位。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道路设计,能否成为超越西方的道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境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时间,需要实践的证明,而这,我们必须要创制出比当今资本主义更为发达的制度。目前我们的社会面临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有可能陷入发展的困境,如果这样,我们就无法证明我们比资本主义优越。因此,当下,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积极创新,不断改革,从而创造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巨灾债券的初步探索

摘 要:巨灾债券是一种本金和利息的偿还与指定的巨灾损失如地震、飓风以及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巨灾损失挂钩的债券,是一种利用从资本市场筹集的资金,化解巨灾风险的一种融资方式。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但由于保险市场发展还不够完善,至今尚未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化解体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讨了巨灾债券目前在中国开展的必要性及有利条件,并对今后应着手努力的方向给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巨灾债券;资信评级;风险指数

一、中国发展巨灾债券的必要性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国家之一,灾害类型多且损失较为严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大自然灾害更是肆虐无忌,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仅2008年,就发生了1月份的南方雪灾和“5·12”举世震惊的大地震。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巨灾保险体系。由于中国目前巨灾风险管理方法单一,巨灾之后的损失主要靠国家财政的救济,这使得国家财政作为社会风险的“终极承担者”而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作为保险体系不发达的国家,商业保险对巨灾的覆盖面往往是有限的,保险理赔对于巨灾损失的弥补更是捉襟见肘。因此,中国目前巨灾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对于巨灾损失的补偿只能是低层次和小范围的。推动中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增强中国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鉴于目前的现状,我们可以考虑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巨灾债券,将巨灾风险向资本容量更大的资本市场转移,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分散巨灾风险,从而创造灾后重建的资金来源,改变灾后重建过于依赖政府财政救助的局面,减少巨灾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因此,中国应把大力发展巨灾债券产品作为巨灾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

二、目前中国发展巨灾债券的有利条件

在国外,巨灾债券产品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市场,但在中国还是未被涉足的领域,因此,发展巨灾债券产品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目前,我们已具备了引入巨灾债券的一些有利条件。

(一)中国资本市场已有长足发展并日趋完善

巨灾债券是对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效连接。发展巨灾债券需要一个完善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还存在诸多缺陷。但是,近十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巨灾债券的发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上市公司的数量、融资金额和投资者数量等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在产品以及法规制度方面,法制环境和法制建设与几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技术系统建设方面成果显着。尤其是《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既给证券市场发展留出了很大空间,同时也更强调了市场的责任主体。在市场化机制方面,中国资本市场也取得了很大变化。几年前管理层对市场发展的行政干预很多,从上市一直到定价都有所干预,现在市场化机制的推进加快了。 此外,在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投资人结构以及市场创新速度方面,也都有了非常积极的变化。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中国资本市场功能和作用已日益显现,规范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二)金融、保险监管水平和能力逐步提高

巨灾债券监管涉及的领域较多,需要证券和保险机构双重监管。若协调不好,将会加大审批及运作难度,增加监管成本,甚至会影响监管效果。因此,巨灾债券的发行对协调监管的能力要求较高。

中国金融业从分业监管以来,先后成立了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党的十六大以来,又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系继续完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的创新,促进了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不断加大风险处置力度,使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投资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力保护。巨灾债券监管的难点在于保险和证券的双重监管,目前,鉴于监管的需要,中国政府有意促成三监管部门的合并,若此举成为现实,将大大有利于巨灾债券的发展。

(三)ABS和MBS提供的宝贵经验

ABS即国开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2005年及时期41.7727亿元开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取得成功,标志着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在中国正式开展。 MBS既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2005年6月14日,在建行举办的“国内首笔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产品介绍会”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基本方案在北京亮相。这个中国首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初显轮廓。

ABS和MBS的成功开展为中国发展巨灾债券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至少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开行本次资产支持证券在发行方式上有所创新。开行首笔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选择了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发行,这不仅是中国证券化产品的创新,在国际证券化市场中也开创了先河。这次创新为巨灾债券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积极的氛围。

其次,我们知道信托机构在巨灾债券的运行机制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国信托机构发展的脚步还比较缓慢,有待于进一步提高。ABS的发行使得信托机构成为资产证券化交易的一个核心参与方,为信托机构提供了实现提高管理能力和执业素质的机会,并通过这项金融创新业务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托服务,从而开创了自身发展的一个全新领域。

再次,MBS项目在信用评级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在巨灾债券的运行中,信用评级由于直接影响到风险利差的高低而显得至关重要。在建行这个项目里,将首先进行分层设计,次级证券将由建行持有(也可转让给有购买意愿的投资者),当贷款出现损失时先由次级证券的持有者承担,从而实现对优先级证券的信用增级。建行本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拟采用中外知名评级机构合作提供证券评级的方式,这有效弥补了中国在信用评级方面存在的缺陷,更为发展巨灾债券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三、对于中国发行巨灾债券的若干建议

(一)加大对巨灾债券的研究深度,构建巨灾风险指数体系和风险模拟模型

巨灾债券的发行涉及到保险、债券、法律、税务、评估等各个领域,且巨灾债券的定价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应加大对巨灾债券的研究力度,致力培养一批专业的技术人才,解决在技术方面的困难。

同时,应建立至少包括国家指数、区域指数和省级指数等多层次的巨灾风险指数体系来供各保险公司选择使用,从而创造出更合适的新产品。这样,既能降低巨灾债券的基差风险,又可使其具备一定的流动性。

除此之外,还应加快对灾害损失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建立中国的巨灾风险模拟模型。目前,中国缺乏完备的关于巨灾发生频率和损失的历史统计资料,无法测算风险概率和损失。因此,需要通过工程学的分析并结合风险管理的技术,模拟出中国不同程度巨灾风险的损失分布参数,以及根据巨灾风险评估及其积累指标掌握中国巨灾风险的地理分布等。

(二)加快培育的资信评级机构

资信评级机构对巨灾债券的发行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它对巨灾债券的评级,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中立、公正、科学的风险信息,使投资者能依据资信评级的结果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在中国,目前还没有被广大投资者认可的评级机构。因此,必须加快发展中国的资信评级机构,大力培育几家在国内具有性,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资信评级机构,对巨灾债券起到有力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三)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协调监管体制

考虑到巨灾债券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涉及到保险、证券、会计、税收等各个领域,建议明确保监会作为巨灾债券产品的牵头监管机构,抓紧制定巨灾债券产品的监管制度,包括巨灾债券涉及的风险转移、债券发行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各项指标的测算方法等,力求在两到三年时间内把中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框架建立起来。同时,应加强保监会与证监会之间的政策沟通与协调监管,顺应国际国内金融保险业开放与竞争趋势,促使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相互融合。

(四)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要发展巨灾债券,必须设计好采用什么样的运行机制。因为巨灾债券在中国还是未涉及的领域,因此,需借鉴国外发行巨灾债券的经验。目前,国外巨灾债券的具体运行机制如下:(1)巨灾债券发行机构与分保公司签订再保险合同,接收分保公司的巨灾风险及相应的再保险保费,开发巨灾债券产品,包括约定期间、致损事件和债券利率等;(2)巨灾债券发行机构通过证券市场向投资者发行巨灾债券;(3)投资者购买巨灾债券后,发行机构将所得资金存入一个信托机构;(4)信托机构在使用发行机构存入的资金时,主要投资国库券等低风险产品。

在约定期间内,若没有发生致损事件,巨灾债券发行机构将存入信托机构的资金收回,并按照约定的债券利率支付投资者投资收益,同时交易终止。

在约定期间内,若发生致损事件,发行机构将收回存入信托机构的资金,提供给分保公司,用作投保人的部分赔偿金。赔偿后,发行机构将剩余的资金还给巨灾债券投资者。当致损事件发生时,发行人也就是分保公司,可以免除或延期支付部分债券甚至免除全部本利。这就意味着,当致损事件严重时,投资者将可能得不到任何利息,甚至可能丧失部分或全部本金。

发行巨灾债券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应该在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巨灾债券道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

中国发展论文:特许经营模式在中国发展障碍及对策分析

【摘要】特许经营作为一种有效的营销模式对我国的商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对中国特许经营现状的分析，总结出作为21世纪最有效的营销模式——特许经营在中国发展的障碍，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对策。

【关键词】特许经营；现状；障碍；对策

被誉为“21世纪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特许经营本身是现代商业必然发展和时尚的经营模式之一，在产业发展瞬息万变的21世纪里，也适合时代消费变化客观需求，经营者通过降低成本给标准化服务实现科学化管理，是连锁业特有的经营方式。

根据中国商业连锁协会的定义，对其表述为：特许人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包括服务商标）、商号、产品、专利和专业技术、经营模式等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受许人使用，受许人按合同规定在特许人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人支付相应的费用。

特许经营是一种知识产权的总体转让，不仅包括专利、商标等工业产权的转让，也包括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等专有技术的转让，这种知识产权是一种较容易让人接受的无形资产，也是一种最不容易被人模仿的无形资产，并且不受资金、地域、时间等各方面的限制。因此自从特许经营在美国发起后，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发展。

特许经营造就了一大批知名的企业集团，但在中国的发展却遭受挫折。全球较大的特许经营集团——美国腾胜酒店旗下的“速8”在中国遭遇诟病，要将特许经营转为直销；沃尔玛自1996年进入中国后，十年仍处于亏损状态；特许经营中的虚假宣传，利用特许经营诈取资金的现象；“僖加”案件……这些不能不说明特许经营在中国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深入探析特许经营模式在中国的障碍，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已是当务之急。

一、中国特许经营的现状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相关保障，20__年初，中国取消了对外资特许经营的所有限制性规定。随后商务部出台了从20__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实施促使外资加快进军中国特许经营市场。中国目前特许经营的现状可用“热火朝天”来形容。

与其他经营模式比较而言，特许经营具有风险低、发展快、入行容易等特点，因此备受商界的推崇。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特许经营已在全球塑造了麦当劳、Mailbox、肯德基等知名品牌。在欧美国家有七成以上的商业企业是以特许加盟的模式运作和管理的。现在的中国，民间投资资金急速膨胀，大众消费能力的日益提高，促使特许经营得以快速发展，正是投资者进入市场的好时机。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企业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可以有效形成巨大的营销网络，其经营涉及众多领域。近年来，特许经营在我国的餐饮、零售、清洗、家政、汽车维护、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迅速发展起来。

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不统计，截至20__年底，我国特许经营体系总数已达到1900个，已成为世界上特许经营体系最多的国家。20__年特许经营体系数量比上年增长了58.3，是20__年的3.6倍。

资料来源：郭戈平．更大的市场空间，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特许经营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连锁，20__，（5）．

二、特许经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民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法规不健全

特许经营是法制社会的产物，它的运行是以特许人授予他人经营权为前提，以双方按合同规定条约维系特许经营为准则，以严格界定双方利益，实现双赢为目的的法治行为。而我国由于法制建设时间不长，加上几千年人治文化的影响，国民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认识。这种对知识产权认识的盲区，导致一系列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模仿甚至直接假冒知名特许经营店；加盟商违反特许经营协议的有关规定，私自在店内经销假冒伪劣产品；特许者只注重加盟商数量的扩张和收取加盟费，忽视维护特许经营系统的形象和声誉。

法律的保障是特许经营健康发展的条件。目前我国关于特许经营的法规只有《管理办法》，对特许经营的法律关系的调整还主要依赖于其他民、商法的补充应用。适用或类推的法律有《商标法》、《专利法》、《技术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通则》、《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工商企业登记条例》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政府部门的有关规章在肯定了特许经营的合法性，对特许经营的发展、规范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些法律中的有些条款是与特许经营不相适应的：连锁店字号登记问题、总店指定供货问题、限制价格、限制加盟店在合同期满后继续使用总店经营技巧、限制加盟店在合同期满后从事与总店产生竞争的业务问题等等，都没有很好地用法律来规避。

（二）特许经营管理系统不够完善

特许经营是一种知识产权的总体转让，不仅包括专利、商标等工业产权的转让，也包括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等专有技术的转让。

特许者按照特许经营合同的规定，要求各加盟者严格按照总部的作业规范进行操作。但是有些加盟者一旦熟悉整个商店的运作之后，就会认为总部的若干作

业规定不尽合理，如果是基于善意而向总部提出，总部也会乐于接受。但如果是自作主张就会出现问题。特别是在销售的商品在自家店内加工制造的情况下，如果是改变制造的方法，或是更改加工的时间，或是调换作业的顺序，以致总部的种种规定都不予在意或不予执行，那么加盟店实际上已失去了总部的支援，成为孤军奋战了。

总部的种种作业规定，一定有其强势特色，擅自更改就丧失了它的特色，尤其品质方面更是如此。品质一旦不稳定，特色一旦丧失，顾客是很敏感的，慢慢地就会远离而去。全球较大的经济型酒店“速8”特许加盟的经营模式在中国遭受诟病不能不说是一个前车之鉴。按照“速8”的做法，其每家店提供的服务并不统一。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天瑞“速8”酒店是“速8”进入中国市场的及时家加盟店，这里标准间价格是388元。而位于苏州的金瀚林“速8”酒店，标准间价格仅为168元。在国内同行看来，各店之间的质量、服务和价格不统一，是加盟店的大忌。

（三）加盟者加盟动机偏颇，短期行为严重

以日本的摩斯汉堡（Mosburger）为例，日本人相当自豪其95的高成功率，但即使如此，也表示有5的失败率。该公司从一年间的1000位加盟应征者中严加挑选，缔结契约的仅是其中的5，即50人。尽管这50人具备了强烈的创业意愿，和总公司具有同样的经营理念，的结果也有5的不成功率。

从国外众多失败的案例可以看出，最重要的失败原因还是加盟动机偏颇。认为加盟，就可以躺着什么也不干，一切由总部来管理。连锁总部是拥有若干的成功实例，但其他地区经营成功的例子，并不表示在本地由你和总部经营就会成功。总部和加盟店是两个不同的事业体，总部提供（销售）的，只是一套加盟营运组合，加盟者必须按照它的经验和指导，按部就班而切实地去执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换句话说，该加盟可能获得成功，加盟者和总部均需付出努力，即使总部所提供的加盟营运组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尽管总部努力在发挥指导、督促的功效，假若你不作相对的投入，那就只有站到失败者的队列中了。

至于总部，其努力扶持你成功，固然是基于加盟契约；但另一方面，你的成功也代表了它的成功，除了你可帮其促销产品拓展市场外，也有利于招募新的投资加盟者。所以你（加盟后）和连锁总部固然是两个不败事业体，但是在某种意义来说，却又是“命运共同体”。

作为商业行为，投资汇报始终是加盟者最关心的问题。特许经营是“借牌生财”，投资风险远比独自创业低。不仅如此，部分总部还打出投资回报期为三个月的广告来吸引加盟者。所以加盟者就盲目的认为特许经营只是一种短期的行为。就目前中国特许经营的现状来看，特许经营加盟的合约期限都很短，一般只有5～10年，这一方面显示出受许人对特许经营事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特许人在对特许经营事业的发展中缺乏长期的规划。这种功利主义的短期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国特许经营的健康发展。

三、特许经营在发展中的应对策略

（一）完善特许经营法律体系

特许经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推广和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制定和完善特许经营有关法律制度，是维护加盟双方合法权利、特许经营正常发展的有力保障。美国有段时间曾出现一些不法之徒打着特许经营旗号诈骗加盟金的事例，直到1971年出台《连锁加盟法》和《连锁店统一加盟需知》后，这些不法行为才得以制约。

中国在发展特许经营实践中应吸取教训，《管理办法》对开展特许经营资格的审核，特许经营的信息披露，特许者与加盟者的权力义务规定，特许经营的基本方式，特许经营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与特许经营相关的工商登记，财务，税收等方面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已在一定程度上对特许经营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还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制定特许经营地方性法规和管理制度，如《特许经营规范标准》、《特许经营检查验收制度》等，并不定期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限期整改，使特许经营监督纳入法制和有序轨道。

（二）成立特许经营协会，加强特许经营规范化运作

在国外，特许经营协会是加强和约束特许经营道德行为规范的最有力的组织，只有成为特许经营协会会员的企业才能取得加盟者的信任，才有资格有能力开展特许业务。中国特许经营协会的成立，特许经营官方网站的建立，把一部分原来政府的行业管理职能承担起来，起到了沟通政府与企业之间、加盟总部之间、加盟者之间、加盟总部与加盟者之间的桥梁作用。

规范化运作，是发挥系统整体功能，提高规模效益的基本保障。加强规范化运作，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配送中心的建设。配送中心在特许经营中具有重要地位，只有通过配送中心的有效运作，才能将统一采购、货物集中管理和分店的需求有效连接起来，发挥特许经营的规模效益作用，在目前情况下，可以将现有的一部分企业的设施改建为配送中心，也可以利用工业企业的闲置厂房加以改造。二是实行统一核算。目前主要是要处理好与工商、税务部门的关系，使特许企业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三）实施倾斜政策，扶植名牌商品和名牌企业

政府要切实推动特许经营发展，应将扶植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对市场的建设、指导、扶助、监督等措施，促进名店和名牌商品的健康有序发展。这一工作涉及社会各个方面，需要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对于已有一定声誉的商标和商号，各地政府应优先给予注册登记，防止他人乘虚而入，避免企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对于一些有希望成为名牌的项目，政府部门应积极协调社会关系，实施必要的倾斜政策加以扶植，对于那些有多年经营历史的传统老字号，如北京全聚德、仁和药店等，政府应鼓励支持他们开拓特许经营业务，鼓励他们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积极拓展市场，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做成世界品牌。

（四）培养特许经营专才，提高特许经营者素质

从事特许经营的人才应该是懂得知识产权、商业管理以及相关法律知识的专业人才。企业可以在内部自己培养人才，也可以和高校合作，建立人才储备基地，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智力资本库”。

我国的特许经营是在我国特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开始的，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企业内部培养人才，有助于人才熟悉未来的经营土壤，了解竞争的内外部竞争环境，减轻因环境不适应而产生的经营成本。

与此同时，我国高校毕业生资源丰富，特许经营组织应抓住机遇，与高校联合建立自己的人才培训和培养基地，这样不仅能降低培训成本，而且也加强了企业与外部的联系，一箭双雕。

通过政府的有效引导，法律体系的完善，特许经营人才的培养以及特许经营行业组织的建立，必能很好的规范特许经营者行为，为特许经营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