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问题论文:行政管理论文-我国农业结构及其变革中的问题

行政管理论文-我国农业结构及其变革中的问题

1．农业结构中的问题

（1）在种植业结构中：①粮饲不分粮食既作口粮；又作饲料，不仅既不经济，又不科学；而且增加了对土地和粮食供给的压力，妨碍养殖业的发展，甚至会抑制农产品质量的提高。②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矛盾问题较为突出。当前，部分农产品销售不畅，出现“卖难”，除了流通渠道方面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农产品的生产出现了相对过剩。档次低、质量差的农产品如早稻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品种不对路的农产品．如桔子出现了大规模“卖难”。当然，这些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只是结构性、局部性的。总体来看，农产品的品种平衡仍是有余有缺，农产品的品质结构仍然呈现出品质不高、品质产品缺乏的特征。市场畅销的品质品种、品质产品中，品种更新赶不上品种退化；产品加工处理薄弱，等等。

（2）在养殖业（包括畜牧业、渔业等）结构中：①养殖业长期依附于种植业，缺乏独立化的格局未能根本改变，导致其饲养水平难以提高，管理方式难以改善，生产规模难以稳定扩大，产品质量难以稳定提高。②对养殖业产品的开发利用不充分，主要局限于食品类，而对蕴藏着巨大效益潜力的非食品类养殖产品的开发利用则严重不足。③畜牧业结构长期偏重于耗粮型的养猪业生产，对节粮型的食畜牧业和饲料报酬率、蛋白质转化率高的禽类生产发展不足。④渔业生产也有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3）在农林牧渔业结构中：林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长期难以根本改观。改革以来在农林牧渔业产值结构中，林业的比重虽然一度有所提高，但其后又逐年下降。林业的比重1978年为3.4％，1997年仍然维持在这一水平。林业的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因此，林业的发展是农业稳定增长的保障，林业发展的滞后影响的不仅仅是林业自身。

2．农业结构变革中的问题

（1）市场信息不灵，导致决策选择失误。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反映供求关系具有即时性，并且可能存在一定的价格失真；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调整需要经过一定的周期，小规模兼业农户对于价格走势和市场潜力的反映较为迟钝，其经营结构的调整往往表现出较强的模仿和从众倾向。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往往导致农业结构的调整此时一哄而起、彼时一涌而下的结局。甚至出现农民根据市场需求按排生产，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生产什么就赔钱的矛盾格局。从而形成农业结构调整的障碍和调整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2）行政干预多、示范引导少，农业结构调整的过程难以转化为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积极参与的过程。

（3）由于农村中介组织发展不足，农业结构凋整缺乏服务体系的有效支持。

（4）政府对乡镇企业发展支持硬，对农业结构调整支持软，农业结构调整得不到税收、信贷、政策等方面的有效配合。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资料来源：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变革面临的问题/韩俊等（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经济研究资料》]（完）

我国农业结构及其变革中的问题

农业问题论文:地方农业规模化道路中的问题研究论文

提要湖南农业产业化是整体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影响着湖南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态和经营模式,协调好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是解决湖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湖南省;农业产业化;利益相关者

一、引言

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料开发为基础,围绕支柱产业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逐步形成市场促产业,产业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科教为一体的生产经营体系。在湖南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通过组织制度创新,实现农户与市场的有效连接。从农户到市场的整个产业化价值链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有农户、龙头企业、中介组织、政府部门、合作经济组织等,他们都为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提供劳务或服务,他们影响着湖南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态和经营模式,是湖南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参与主体。因此,研究出一条湖南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共处之道是协调好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解决湖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合理的利润分配——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处的核心原则

获取利益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原始动机,也是利益相关者的基本追求。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有助于相关者之间关系更紧密,目标选择更一致,行为配合更密切。合理的利润分配是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处的核心。

1、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处有助于农业价值创造与农业价值实现。农业价值是指在从农业生产到农产品销售的整个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在产前、产中、产后价值链上形成的产品的有用性。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转化、应用与推广,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农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实现农产品的产供销一条龙。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否创造更多的农业价值,能否促成农业价值的实现,主要还是取决于农业产业化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共处。利益相关者之间和谐共处,愉悦的合作氛围可以大大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更多地创造农业价值,更好地实现农业价值。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实现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处、愉悦合作的关键所在。

2、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处有助于农业和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将农业作为产业来经营,将各生产要素进行有机、高效的组合,按市场经济的机制和力量来实现农产品产、加、销链条的重组和资源、规模等集约式的优化。正确处理好农业产业化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将使产业组织模式更合理、组织间关系更紧密、利益相关者行为更有效、对农业和农村资源的运用更科学,优化农业和农村资源的配置。从人力资源开发到土地资源集约,从资金资源拓展到制度资源构建,无一不关系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的科学化、合理化是农业产业化的直接推动力。

3、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处有助于农业产业化目标的实现。1978年以后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家一户的耕种方式很难持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很难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而市场经济却在不断发展变化,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满足不了瞬息万变的大市场的需要,如农产品结构性和区域性过剩、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收入增幅回落、农业比较效益差、农民生产积极性低等。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要求农业像二三产业那样在市场主导下实现产业化经营、实现规模经营。而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提高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加强农业企业和农户的沟通协调,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在于合理分配利润,减少农民利益受损,提高农业利益、农村利益。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户、农产品、农业科技、农村服务引入市场,保障和提升农业利益,从而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最终目标。

三、实现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处的模式参照

1、龙头企业带动模式。龙头企业带动模式是最普遍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主体双方是龙头企业与农户,双方主要通过合同连接。要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和谐相处必须统筹兼顾两者利益,防止一方甚至双方利益受损;积极探索入股分红、合同让利等多种形式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双方真正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统一体。企业以追求利润较大化为终极目标,当然农业企业也不例外,因此龙头企业会先考虑自身利益,然后才肯向农民有限让利。农户在该模式中处于追随地位,但如果其利益不断受损,则积极性明显下降,不愿与龙头企业和谐相处,影响到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合作持续性。

2、中介组织带动模式。中介组织带动模式是指从事同一农业生产项目的若干农户按照一定的章程联合起来,组建多种形式的农户互助合作组织,主要有协会和专业合作社两类形式。这类中介组织对内组织生产,对外与龙头企业、市场等洽谈,把农户与企业、市场有效衔接。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利益主体主要是中介组织和农户两方,这类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在提出一定的中介组织运营积累后,一部分按交易额返还给成员,剩余部分按成员入社股金进行分红,并且以返还为主,分红为辅。由于中介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少了利益驱动,所以与农户的关系容易和谐。

3、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由农民在自愿、互利、平等、互惠原则基础上兴办的农民合作组织,主要表现形式为合作社。多数合作社是产、销一体化,即对合作社员实行“四统一”:统一提供化肥、农药、籽种;统一技术培训;统一防治病虫害;统一销售农产品。该模式的优点是有效地把农户与市场连接起来,既保持了家庭经营的独立性,又提高了农户经营的规模效益;既降低了中间交易成本,又有利于农业积累机制的形成;既能提高农户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又有利于形成农户利益的自我保护机制。虽然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如果合作经济组织运营成本过高,农户分摊过多,影响农户利益实现,农户就会放弃加入合作组织。

4、政府调控指导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目前湖南农民普遍资金积累不足、文化素质不高、抗风险能力差,过于看重眼前利益。因此,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必须出台各项政策大力扶持、甚至采用行政手段、强迫命令方式来硬性推进,指导农民选项目、定品种,在不剥夺农民农业产业化主体地位的同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制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上来,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化。超级秘书网

四、结论

湖南是个农业大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无疑可以加速湖南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相关者是农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正确处理好利益相关者关系,有利于保障和提升农业利益,有利于农业价值创造与农业价值实现。如何保障农户、龙头企业、政府、中介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和谐相处,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农业产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多少;二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方式和原则。所以,首先应该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选择更加可行的模式,以求经济效益的较大化;然后,根据选择的模式、各利益者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等决定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让农户劳有所得、多劳多得,让企业也有利可图,能够实现长远发展、持续盈利。只有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各利益相关者才可能长久共事、和谐相处。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保险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处理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农业保险；保险公司；险种；保费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指出了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险种单一、保费过高、供给主体少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我国的经济成分中，农村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而转移农业生产中的巨大风险,保护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和经济成果不遭受意外损失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目前，农村的自然灾害补救渠道主要依赖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商业保险补救占比非常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商业保险甚至没有涉及。但是单一的救助渠道并不能满足救灾的需要，因此,大力发展农业保险，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对于保障农民利益、解除农民后顾之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深远意义。

1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所谓的农业保险，是指对种植业(农作物)、养殖业(禽畜)在生产、哺育、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到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机构通过保险的形式，组织农业从业人员集体互助，使受损单位或个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便及时恢复生产，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我国农业保险是在近二十几年的时间内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的，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城市保险市场相比，尤其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对保险的需求相比，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却非常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目前，农村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1农村保险种类单一

无论是从保险公司数量还是从农业保险品种上来说，目前的农业保险都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与城镇居民不同，通常农民将财产保险放在及时位,而将人的身体的保险放在一位，然而保险公司在险种开发上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保险产品,条款中的投保条件、费率、可保范围、缴费方式等一般都是固定不变、不可选择的,缺乏灵活性,抗风险能力也就较弱,尤其是专为农村设计的险种少,针对性不强。

1.2保险费用标准过高

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的损失率和养殖物的死亡率通常较高，农业保险的费率也就通常高于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费率，因为只有通过较高的保险费率,保险公司才能够弥补成本甚至盈利。但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这样的保险费率使得他们很难承受，再加上大部分农民的保险意识淡薄，所以很多农民普遍认为买保险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因此,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受到损失的农业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农业保险的补偿,影响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1.3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主体数量少

由于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而且覆盖面广,因此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相对更高，从事农村保险有可能使得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作为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不愿过多涉足农村保险。而专门从事农村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没有能及时进入部分落后的农村开展农村保险业务,使得部分农村的保险业务呈现出相对萎缩的局面。

2拓展农业保险市场的对策

完善的保险市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资本要素和生产要素。一个保险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成熟的保险人,也需要理性的投保人,农业保险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拓展农业保险市场除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外，还要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两方面下足功夫。

2.1培育农业保险市场上的消费者

农业保险解决的不仅仅是农业的再生产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问题,这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应把农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障放在一起考虑。对于农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满足他们对于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农业保险只能排在较后的位置。当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可以通过普及保险知识、提高保险意识来培育农村保险消费者了，这其中可采用的方法手段很多，例如组织保险知识讲座、挨家挨户讲解等等，让广大农民真正的了解保险、认识保险、购买保险、宣传保险，促成农业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

2.2适时创新险种

农业保险在原则上要做到低保费、低保障、责任宽，农民易于接受，因此保险公司应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原有险种进行技术改造，重点开发一些收费低、保额低、责任宽的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满足农民的需要，还应根据农业保险的分类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应的险种。对于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农民，也应该针对他们的经济状况和不同需求设计不同的险种。

2.3扶持保险公司发展

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较高，所以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大，所以国家财政和各级政府应该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给予一定的地方性的税收优惠,在鼓励这些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让利部分所得给广大投保户,适当降低农业保险的保费费率,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外,各地应逐步加大金融保险行业的开放步伐,还要积极吸引专业的农村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开展业务。毕竟,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开发的产品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积极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给予农业保险的扶持。同时继续推进科技兴农、减负减税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物质层面为推动农业保险发展创造条件。

农业问题论文:效率和效益在农业发展中的问题研究论文

内蒙古巴彦淖尔杭锦后旗是全区85个旗县中典型的农业旗。国土总面积165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占88平方公里,总人口30.2万人,农业人口22万,2003年一、二、三次产业比例为41:26:33,农业中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比例为68.6:31.4。自解放以来,农业的比重愈来愈大,畜牧业比例(地位)明显下降。从表中,我们可以简单地判断县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四种压力: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农牧生产对资源的压力、就业对经济的压力和贫困对社会的压力。要使压力变为动力,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的发展以及效益的提高。县域经济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达29.61亿,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必须加以充分肯定和继续坚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收入只有2.1个亿,GDP和财政收入之比只有7%左右。这个比例低于全区水平,更低于全国水平,与发达地区、国家无法比较。

速度和效益并重,是农业旗县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解决它,离不开正确把握农业的地区基础,离不开充分发挥农业的原始动力作用。我们常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实,这种提法并不。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资本论》第三卷,885页)。农民提供的剩余劳动及其创造的剩余产品越多,其他行业部门才越能发展。如果生产力低,所生产农产品的绝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消费,那么,其他部门就难以发展,即使由于人为勉强而有所发展,也只能是暂时的。大经济学家克拉克将所有的经济活动形象地比作一棵大树,及时产业如同庞大的树根,深入土地吸收最原始的和最基础的营养。第二产业如同粗壮的树干支撑着整棵大树,代表着树的大小和高低。第三产业则如同茂密的枝叶,使大树显的富有活力。没有树根无所谓树干、树枝。

没有提供更多剩余产品的农业,就没有其他部门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杭后经过构建七大体系,即标准生产化体系、组织化生产体系、基地和园区示范体系、科技培训体系、扶贫和转移劳动力体系、品种改良体系和牲畜防疫体系,农作物商品率大有提高,牲畜及其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明显增强,为社会提高剩余产品总量显著增加。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农业生产力的源泉。但土地是有限的,它是稀缺的资源。因而,经营土地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其次,土地肥力、位置不同而形成级差自然力,并且土地的位置是固定的。当土地的自然生产力和劳动力相结合时,就转化为直接的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首先要解决的是土地规模经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口的较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及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的耕作条件”,“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应用”(《资本论》)第三卷,916页、910页)。我们的土地承包制,潜力已挖尽。现在回过头来看,不难发现,它不过是向小生产的复归。

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的解决,有待于土地制度的变革,有待于逐步推进规模经营制度。土地规模经营的载体就是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在杭锦后旗,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近80个,参加的农民超万人,他们代表着22万农民发展的未来。保护土地自然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农业是培养生物的产业,只有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农田土地的自然力才能持续发展农业生产力。因此,光有土地规模经营是不够的,化肥的大量不合理的使用,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大面积污染、地下水质下降、城镇垃圾蔓延、不合理的采矿、灌溉排水能力低下等等,都会直接降低土地自然生产力,从而阻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曾经指出:农业的大规模经营,“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应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资本论》及时卷,552页)。这或许是对循环经济的最早的论断。继马克思之后,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皮尔丁及时次明确提出循环经济概念,并被各国所采纳,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共识。这就是无害化、减量化、废弃物的资源化三项原则。

杭后人或许不知道皮尔丁,也不是皮尔丁理论的实践者,但为保持土地永恒的自然生产力,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争取名牌、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成为斗争目标;在养殖业、家禽业、家畜业、种植业、水资源等方面资源循环利用;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这是杭后健康、协调、持续发展的良好开端,也是为保持土地自然生产力所做出的一大壮举。农业的基础性作用,还反映在产业连锁性效应上。过去,不少学者甚至不少决策者认为,农业作为初级产业,似乎没有前向关联效应、后向关联效应,更没有旁侧关联效应。许多农产品不经过中间的加工而被消费,因而后向关联十分微弱;即使一些农产品以中间产品出售,但由于基本上是就地取材、自给自足式生产,因而,前向关联也是无足轻重;更谈不上旁侧关联效应。这些观点是长期以来轻视农业、蔑视农业、甚至无视农业的思想遗毒。实际上,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农业的连锁效应是存在的。首先,看前向关联效应。在农业生产开始之前,许多部门为其提供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农业机械、种子、化肥、能源等,还为农民提供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用品。

在这里,农业为工业品提供市场,或者叫农业的市场贡献。其次,看后向关联效应。农业生产结果的农产品,为许多产业提供原料,或直接提供消费资料。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其他产业发展的劳力来源;集约经营而节省出来的土地成为农业以外产业和产业集聚的城镇本身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物质空间。这是农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要素贡献。杭锦后旗工业发展的主要框架———“壮大一个支柱,扶持八个产业,做强十大龙头,建好一个工业区”,都离不开农业的后向关联效应。饲养出的牛羊鸡,由“草原兴发”加工;生产出的牛奶,由“蒙牛”加工;成熟的瓜籽,由“百联”等加工;种出的蔬菜,由“鸣光”加工;丰产速生林木,由两个木业公司加工;收获后的小麦,由“金穗”加工;品质玉米,由“河套集团”加工;枸杞、水果,由“汇源”加工等等。支柱产业、龙头企业,都是以农牧林产品为主要原料。没有后者,当然不会有前者。离开农畜产品的后向关联效应,就不会有八大产业,至少在作为农业旗的杭锦后旗是这样。再次,看旁侧关联效应。在农业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生产过程中,必然产生为其提供服务的产业部门。而这些服务部门基本上分为四个层次。及时个层次,由商业贸易、饮食住宅、物流仓储等构成的流通部门。超级秘书网

第二个层次,由金融信贷、投资融资、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科技服务、疫病防治等构成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部门。第三个层次,由文化娱乐、广播电视、卫生防疫、科学研究、学校教育、竞技体育、大众体育等构成的为公众服务的部门。第四个层次,由党政军警、社会团体构成的为社会服务的部门。因农业的前向、后向关联并效应产生的服务部门,在杭锦后旗随处可见。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旗县,通过农业产业化解决农业自身的问题;通过县域经济工业化解决农民问题,使更多的农民变成工人;通过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克服城乡之间的各种制度障碍。坚持“三化”的真正落脚点在于“三农”,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的基础地位。因此,农业旗县的发展,应坚持围绕及时产业,发展第二产业,繁荣第三产业,而不是抓二产,促三产,带一产。如果这样,那么,就有悖于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

农业问题论文:金沙江农业开发中的水土流失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金沙江流域光、热、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已经引起各方面关注，正在进行农业综合开发。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和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其开发必须搞好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

关键词水土保持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农业金沙江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省,全长2308km,在云南省境内河长1560km,流域面积10.91万km攩2攪，人口130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4％，现有耕地88.3万ha，占全省耕地31％，可开垦荒地8.03万ha。金沙江河谷丰富的光、热、土地资源，众多的矿产和优势的水能资源，被誉为“大西南的聚宝盆”。金沙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已成为国家和云南省经济开发的重要区域，从1994年起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已经拉开序幕，尤其是自丽江县塔城至永善县黄华乡，河长1305km，4465km攩2攪内的干热河谷区（即海拔小于1500m地区）的16个县市是开发的重点。现就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中有关水土保持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进行讨论。

一、自然概况

1、区位与地貌

金沙江流域位于云南省北部，其地理座标为99°00′－105°8′E，24°28′－29°15′N。行政区域有迪庆、丽江、大理、楚雄、昆明、东川、曲靖和昭通八地、州、市的47个县、区。流域西北部为横断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较高峰海拔为丽江县境内的玉龙雪山，海拔5596m，低点为东南的金沙江河谷，海拔1016m，境内高峰林立，以山地为主；流域东北部为云贵高原的北缘，地势南高北低，以中山山原为主，较高山峰是东川市境内的拱王山，海拔4247m，低点是水富县金沙江水面，海拔267m，地势起伏大,“V”型谷多。流域内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8.9％,地处横断山脉的迪庆州、丽江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高达62.1％和45.2％；东北部的东川市、昭通地区也分别达到62.5％和43.8％；处于流域中部的昆明市、楚雄州、大理州、曲靖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21.3─33.6％攩[1]攪，可见本区地形地貌之陡峻。

2、地质构造与岩性

本区地质构造复杂，岩性多变，起主要控制作用的有滇藏“歹”字型构造，宾川－殜程海断裂、元谋－－绿汁江断裂、普渡河断裂、小江断裂和巧家一莲峰断裂等，境内断裂广泛分布活动强烈，地震频繁而且烈度大，对山体稳定有较大影响攩[2]攪。本区地层古老，古生代、中生代地层均有出露，岩性多为砂岩、页岩、玄武岩、石灰岩和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砂岩呈紫红色泥质胶结，极易风化；页岩具有明显的薄层理，多为粘土质页岩和砂质页岩，透水性小，易风化呈碎片；玄武岩具有气孔状结构，裂隙发育，表层易风化；石灰岩具有可溶性；花岗岩具有原生裂隙，易风化；第四系堆积物易被流水侵蚀冲刷，构成泥石流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在地层和岩性组合上，往往又是软硬相间，抗侵蚀能力弱，在陡峭的地形条件下和森林植被破坏后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并恶化为滑坡和泥石流。

3、干湿季节分明，降水集中

本区雨季一般为5─10月，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时85％以上，降水量有随海拔增高而增多的趋势，山区降水量要比坝区、河谷区多。由于全区地势高差悬殊，局部地区容易形成控制面积小，历时短促，降水强度大的单点性暴雨，从而激发滑坡泥石流暴发。

二、水土保持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

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主要是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这些资源的开发将对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是人类长期执着的要求，通过资源开发，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流域区内贫困人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十分重要的大事。但是，任何资源的开发，必须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需要构成危害。这是人类经历了长期成功与失败的教训，从漫长的痛苦中得出的划时代抉择攩[3]攪。鉴于金沙江流域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地质地貌因素，在进行农业综合开发时，一定要把搞好水土保持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原因有三条：

1、流域内土壤侵蚀严重

主要表现在侵蚀面积大和潜在危害大这两方面。据1987年遥感资料表明，本区土壤侵蚀面积达46922.62Km攩2攪,占流域面积42.7％，见表1。尤其是海拔1500以下的河谷区及其支流，土壤侵蚀更为严重，据16个县(市)资料表明，土壤侵蚀面积大于土地面积45％以上的有12个县(市),占75％。元谋县高达74.4％，见表2。屏山水文站的泥沙有68.1％来自攀枝花市以下河段，河段含沙量呈上升趋势，见表3。

潜在危害大主要是金沙江流域尤其是目前重点开发的干热河谷区有效土层的厚度浅薄，土壤母质多为第四纪残坡积层，侵蚀模数大。加之山高谷深坡陡、降水量少，蒸发量强，年干燥度大于1.5，旱季干燥度4以上。焚风效应明显。森林植被以稀树灌木草丛和禾本科草丛为主，覆盖率低，农村燃料缺乏。斜坡物质稳定性差，一旦某要素被破坏，旱洪灾害频繁。据考察，全流域五十年代，五年一旱，到八十年代变为三年一旱；洪灾从8─9年1次，缩短到4─5年1次。地处东川市境内的小江，两岸泥石流由五十年代的38条，发展到八十年代的107条，1971─1978年共发生泥石流173次，而1979─1985年共发生泥石313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每到雨季,山体滑坡、岩体崩塌和沟岸泻溜等屡见不鲜,堵江断流现象时有出现。昆明市松花坝水库,六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5.2万t/a，七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7.3万t/a，八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13.2万t/a，大大缩短了水库使用寿命。昭通地区的巧家县，1950年有山泉3020个，到1981年已干涸708个，县城大龙潭流量六十年代为0.14m攩3攪/s，八十年代已下降为0.097m攩3攪/s。

严重的土壤侵蚀，使土地耕作层变薄，肥力下降，地力衰退，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的局面。生态环境的恶化，制约着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这一区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2、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严重

本区有众多的断裂带，特别是深大断裂带及其派生的次一级断裂带，常常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活动区。据方光迪、张信宝调查，金沙江流域（云南境内）分布有滑坡、泥石流灾害点999处，其中滑坡、崩塌447处，属大型滑坡、崩塌有114处，中型294处；发育泥石流沟552条，属大型中高频率泥石流沟66条，主要分布在主河道两岸及支流腊普河、金棉河、黑穗河、龙川江和小江流域，活动频繁，危害严重攩[4]攪。本区新构造运动强烈，地震频繁，地震降低了岩石强度和山坡稳定性，地震后往往伴随水土流失。又据云南省气象局1950─1980年30年资料统计，金沙江流域，发生较大的洪旱涝风等灾害1363次，其中水土流失严重的昭通地区和东川市，发生灾害的次数是其它地区的2.4倍，农田受灾面积日趋扩大攩[1]攪。

3、生态环境脆弱

本区是由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和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是地质环境脆弱带，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带。山地垂直自然带幅窄，递变急剧，微域差异显著，使每一个垂直自然的环境容量小，经不住外界冲击。加之地势高亢，坡度陡峭，地质结构松散，在这种地质地貌条件下所形成的环境和农业生产对外界干扰的敏感性强，自我调节、自恢复能力差。本区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将对地表、沉积圈和一些自然地质作用的影响日益增强；矿产资源的采掘、挖空和爆破，使地表静压负荷、动压负荷的产生和变化，导致或诱发构造应力状态的变化和重新分配攩[5]攪，地质环境受到破坏。

三、水土保持是金沙江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由于金沙江流域土壤侵蚀严重，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频繁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在开发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环境保护和治理，融开发与保护治理为一体，纳入综合开发的具体内容。地处金沙江中游的迪庆州和丽江地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金沙江沿岸几乎全是裸露荒山，雨季频繁出现的山体滑坡造成大面积泥石流，挟带泥沙冲入金沙江；著名的泸沽湖已受到旅游业带来了污染和沿湖植被破坏导致的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危害，程海沿湖养殖场污水不加处理直排入内，加速了水体富营养化攩[7]攪。土地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和公路、铁路建设等都一定要有水土保持方案并坚决付诸实施，同步进行。提倡开发与治理相结合，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在治理中求发展。追求经济效益必须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搞好水土保持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核心。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对待，协调好各方面的因素，将各项开发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系统的整体。否则，就会顾此失彼或相互制约或被抵消，起不到综合开发之目的，寓环境保护于资源开发之中，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经济发展，又以经济发展带动环境建设，使两者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用持续发展的观点看，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是人类追求的长远目标，发展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生态环境效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是基础。不能只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急功近利，而损害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才能持久；不注意水土保持不仅危及本区域人民利益，而且对长江中下游带来危害。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使金沙江流域的环境质量得到提高，最终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水土保持主要包括坡地改梯地、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等。金沙江流域坡耕地多，土层瘠薄，保水保肥能力差，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以坡地改为梯地为重点，集中成片地进行坡地改梯地和坡面水系建设，使耕地土层增厚，蓄水能力增强，沟、凼、池配套，形成有效的防护体系，既减少地表径流使土壤不受冲刷，又拦蓄了水源，减轻了水土流失。兴修农田水利，可以促进环境的改善，保障农业稳产高产，又提供了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是确保农业开发持续开发的绿色屏障，是金沙江环境建设的主体。改良土壤主要是实施有机肥耕作法，横坡聚垅免耕法，充分发挥用地养地的作用，这是山区防止土壤侵蚀和污染的重要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水土保持就是金沙江流域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主要内容，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较好地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做到生态环境好转，山地灾害减少，土地生产力提高，环境容量扩大，整体效益显著。

四、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

农业综合开发的目的不仅要使流域内广大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要使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持续发展和不断好转，以及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宗旨。因此，必须探索资源开发利用更为合理，生态环境更稳定安全的持续发展的方法。最近兴起的“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攩[6]攪，可供我们借鉴。超级秘书网

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的含义是：以强化降水就地入渗防治水土流失为中心，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为前提，以建设基本农田、植被和发展经济林果、养殖业为主导，达到农、林、牧、果综合发展，生态经济良性循环为目的。

金沙江农业开发（尤其是干热河谷区）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生态经济理论为指导，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开发与治理保护相结合，使综合开发区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不断好转。既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增加收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又不给后代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忧患。对于地形地貌变化复杂，地质构造运动强烈，气候类型多样，土壤种类繁多，人口素质差异大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平衡的金沙江流域来说，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不可能是一种模式，应该是多种模式。这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和试验示范工作，及时总结各地经验，分类指导，才能使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健康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就金沙江广大山区来说，农业综合开发要实行治水改土与造林绿化相结合，搞好水平梯地（田）建设，固定基本农田并使其向高稳产农田方面转化。据调查，水平梯地比坡耕平均减少径流72.2％，提高土壤含水率32─40％，耕作层的土壤机械组成中小于0.01mm的粘粒增加1─3％，减少土壤沙性，提高了保水保肥能力；梯地蓄水保土后增产粮食一般65％以上，从长远看，只有走生物水（植树造林），土壤水（改良土壤），工程水（农田水利）“三管齐下”，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方法，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利用土地，逐步做到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果则果，才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主体。要加强水利、林业、农业等部门的协作，做到工程、生物、农耕三大措施一齐上，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一起抓，融农业综合开发与水土保持为一体，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和行动，加以有效地实施。另外，要和控制人口增长与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人口、环境与资源开发的关系，强化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管理的政策法规，才会使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向深入，实现21世纪议程。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灌溉节水存在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农业是我国各行业中的用水大户，因此农业节水建设与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就农业节水中的项目建设、节水管理、研究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农业灌溉节水；问题；研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水资源利用的70%以上用于农业灌溉，近年来随着工农业高速发展，在农业灌溉工程和建设运行管理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投资能力不足，许多灌溉工程未建成即投入生产运用；投产之后，又由于资金缺乏，设备不能正常维修养护，有效灌溉面积呈衰减趋势；建成的灌溉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单位无自主权，使工程效益不能充分发挥；对项目管理及其效果缺乏监测制度和评价指标等，“重工程、轻管理，重大型、轻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建设、轻效益”的现象还较为普遍。

1农业水利建设的特点

一是地域性差别大，不同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水旱灾害的主次地位，以及排灌工程结构均有显著差别。二是受气候条件影响，一个灌区内不同年份的灌溉需水量和对排水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三是农业为弱势产业，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越来越低；实施节水灌溉，节省灌溉用水，增加农民经济效益有限，节省下来的水资源大部分为城市和工业利用，或者成为生态环境修复用水。因此，节水灌溉项目工程建设与改造的资金，以及管理工作增加的费用大部分应当由政府财政承担。四是农业灌溉属多学科交叉科学，开展节水灌溉需要多部门通力协作。五是农业水利工程的生产效果和对环境的影响，是在工程投入运用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示出来的。

2节水灌溉研究

开展农业节水灌溉的科学研究，需要采取开放方式，吸纳多学科专家参与；需要科学总结建成工程的管理运用效果，从中取得经验和改进方向；需要跟踪农民生产进行监测，取得的科学数据直接为改进生产管理服务。开展农业节水灌溉的科学研究分2个层级。一是宏观战略研究，意在为灌区建设找出正确方向，使之与流域和区域的水资源配置相适应；二是微观的技术性研究，意在解决生产管理的技术性问题，并为落实宏观战略研究提供支撑。农业节水灌溉的战略科学研究课题，一般以部级重大研究项目下达，由中央科研机构与地方科研机构协作承担，成果需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和组织实施。节水灌溉的微观技术性研究内容，包括监测研究各种农作物不同灌溉方式和节水措施条件下的腾发耗水量、耕地多种作物的平均腾发耗水量、项目区包括耕地和非耕地的综合腾发耗水量、水资源平衡分析、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质变化、土壤肥力变化、化肥农药使用效果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各种技术措施对农业增产节水的效果等。这些研究均应在项目区耕地上设监测点和对比点，跟踪农民生产进行监测分析，以使监测资料反映项目区实际情况，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生产实际。

3农业节水灌溉方式及其发展需注意的问题

农业节水灌溉方式，一是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减少灌溉水的渗漏流失，提高灌溉效率；二是采取工程、农业和管理的综合节水措施，降低水分腾发量，提高农作物的水分生产率。二者结合，缺一不可。采取综合节水措施，减少农业水分腾发量，提高农作物水分生产率，对节水灌溉有普遍意义。资源性缺水地区需控制灌区腾发耗水量，使之与当地可利用的水资源量相平衡。工程性缺水地区也需控制灌区水分腾发量，以缩小水资源调蓄工程规模，降低工程投资。对灌区内部工程而言，减少农田水分腾发量，可减少灌溉用水量和渠系供水流量，降低工程造价。正确选择农业技术与灌溉技术的组合，可取得节水与增产的双重效果。

在农业节水灌溉的发展方向上需要考虑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节水灌溉项目的建设目标，是减少灌区水分腾发量，提高农作物的水分生产率。为此需要多部门协作，采取综合节水措施，节水的同时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和产值。二是农业节水灌溉项目应把开发地下水灌溉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灌溉保障率，并发挥旱涝盐碱综合防治的作用。三是改革灌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在灌区建立用水者协会参与项目建设与管理，发挥农民自主管理的积极性，是农业节水灌溉贯彻群众路线的方式。实践证明，无论是地表水灌区，或地下水灌区，这样做都是成功的。四是灌区建立供水组织，统一管理地表水与地下水开发利用的工程布局和配置运用，是水资源科学利用的组织保障，避免再度出现兴渠废井和兴井废渠的失误。五是在资源性缺水的井灌区，应以县为单位建立供水组织和制度法规，统一管理全县的地下水开发利用。六是核算用水成本，按成本水价和用水量计收水费，是保障灌溉工程正常运作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激发农民节约用水的经济手段。如为了减轻群众经济负担，以低于成本水价收取水费，则少收的水费应由政府财政给予补偿，不能使管理单位因经费不足，工程设施无力维修，拼消耗带病运转。

农业问题论文:三农问题论文如何解决农业税取消后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论文

如何解决农业税取消后的三农问题

——来自##县的调查

##县地处五岭北麓，潇水源头，位于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是某省省的南大门。全县总面积====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万亩，耕地面积==万亩，人平耕地=.==亩，共辖==个乡镇，=个林业采育场，===个村（居）委会，总人口==万。全县林地面积====多平方公里，活立木蓄积量====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是一个林农参半的全国重点林业县之一。

====年，##县开始贯彻实行对农业税全免的扶农、惠农政策。取消农业税后，作为一个林农参半的林业大县，免征农业税后，农村工作应该怎么管？乡镇干部干什么？乡镇工作的重心往哪里转？=月份，我带领有关人员围绕这些问题，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现场查看等形式，在全县==个乡镇的==个村进行了为期==余天的调研。调查显示，政府取消农业税后，与之衍生相伴的一些新动向和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加以研究解决。

一、全县免征农业税前后的基本情况

免征农业税前，====年,全县农民负担农业税、三提五统各项集资等税费总额====.==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元，====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万元，按====年底==.=万农业人口计算，农民人均负担==.==元，亩平==.=元，较改革前人平减少==.==元，减幅==.==%，亩平减少==.=元，减幅==.=%，====年农业税全免，总额====余万元，人平==.==元。

二、农业税取消后的新气象

（一）农民负担有效缓解。免征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由过去的“多取、少予”开始向“多予、少取”转变，====年全县农民人平直接减负==.==元，加上粮食直补资金===万元，良种补贴===.=万元，农民人平减负==.=元。全额免征农业税，杜绝了一切向农民伸手的借口，堵死了向农民搭车收费的路子。调查对象中，均未出现收费现象，基本实现了“零负担”。

（二）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免征农业税前，乡村干部强制征收和暴力征收时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直接导致了农村非稳定因素的增加。农业税全免后，职责发生转变，乡镇干部的工作方式也随之而变。乡镇干部在工作形式上，从过去“索取型”向“给予型”转变；工作职责上，从“任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过去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计生）”的矛盾焦点中解脱出来；群众关系上，从“油水关系”向“鱼水关系”转变，受到农民的欢迎。==%以上调查对象对免税后的乡镇政府表示满意。

（三）种粮积极性得到提高。免征农业税后，加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不断落实，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弃田抛荒的少了，复垦耕种的多了；粗放经营的少了，精耕细作的多了；撂荒面积减少了，种田大户增多了。====年水稻种植==.==万亩，同比增加=.==万亩；烤烟种植=.==万亩，较上年增加====亩。

三、农业税取消后面临的新问题

（一）乡镇及村组干部的角色转换尚未及时到位。

=、思想观念不适应。长期以来，乡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收税，能把税费收齐就是较大的成绩，其他行政职能逐渐弱化。现在沿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乡镇工作==%—==%的工作对象没有了，乡镇工作人员人浮于事的现象更加突出。调查中，==%以上干部认为“农民全部减负，干部如释重负”、“农民种田不交钱，农村工作何去何从”。免税后，乡镇干部帮助农民抓调整，首先就丧失了动力机制，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跟乡镇干部尤其是一般干部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除计生工作外，乡镇干部大都产生了盲目感，对农业税取消后的工作心里没底。=、工作方法不适应。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明确，各项政策深入人心，农民的经营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单纯靠行政命令开展工作已没有了市场和空间，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涉及到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工作方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搞好公共服务、促进农民增收等问题，==%以上乡镇干部表示心里没底。=、发展思路不适应。农业税费一直是乡镇赖以运转的财源，农业税取消后，虽然有基本相当的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是一个定数，只能维持乡镇基本运转，根本谈不上偿还债务、发展公益事业等。农业无税，乡镇财源何来，怎样发展？这对于长期习惯就农业农村抓农业农村的乡镇决策者来说，是较大的难题。有的乡镇领导反映说，农业税取消后，就发展思路角度来讲，乡镇干部的担子不轻反重。

（二）乡、村两级组织正常运转更加困难。一是财力大辐减少。免征农业税后，一般乡镇减收==余万元左右，多的==余万元，财力缺口大，==%以上的乡镇干部误餐补助和其它津贴无法兑现；村级收入较取消农业税前平均减少==%左右，每个村的收入包括各级转移支付平均不足=万元，只占正常运转所需支出的==%。调查显示，全县仅有==%左右的村组织有收入，其中收入上万元的村仅占=%，==%左右的村级组织没有收入。以湘江乡调查的三个村情况来看，====年总收入=====元，总支出=====元，结余=====元，被迫还旧借款=====元，赤字=====元。二是债务积重难返。免征农业税前，==%以上的乡村由于垫税、村级集体企业亏损、重点建设及招待等诸多因素，致使乡镇和村级组织负债现象较为普遍，不堪重负。据不统计，全县乡、村两级债务高达====余万元，其中乡镇负债====万元，村级负债===万元，平均每个乡（镇）在===万元以上，每个村在====元以上；其中负债最严重的沱江镇累计债务高达===万元。乡村债务久拖难解已成为一些地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三是村干部队伍难稳定。免征农业税后，村级的集体收入来源被卡断，村级资金严重不足，各村正常支出难以保障。全县村干部年平均工资不足====元，==%的村干部表示每年招待乡里干部的开支就不止====元，村干部成了“倒贴”干部，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湘江乡村民小组长在取消农业税前人均年发放===—===元，免征农业税后由于经费紧张已取消。四是农业税征收遗留问题多。过去在农业税征缴过程中迫于“双过半”和“结硬帐”，乡镇、村级组织通过借、垫等办法完成任务，有的向银行贷款，有的用乡村干部的工资垫付，目前全县农业税尾欠仍有====万元不能收缴到位，平均每个乡镇==万元左右，致使乡、村债务难以化解，乡、村干部陷入两难境地。乡村偿债压力很大，且因为==%以上是贷款，考虑到利息等因素，债务有上升的趋势。五是农民土地矛盾纠纷增多。由于取消农业税，土地收益增值，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争田要地的现象，由于国家土地承包政策明确规定“土地一定==年不变”，也使部分农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农村人平占地悬殊竟在=倍以上。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的遗留问题日渐显露，农户之间因界端不详、面积不实、权属不明产生矛盾，一些原来已退田的农户又要求收回土地自己耕种，少数村将闲置地集中租赁给种田大户或外来户经营，农民现在又要求发包到户或提高租赁费或重新分配。六是公益事业开展困难。免征农业税前，村级集体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免税后，村级的道路维修、塘坝沟渠修整、学校建设等村级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骤减，由于资金短缺，农村开展的“一事一议”存在“有事不议，有事难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加上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导致的投工投劳不足，造成村级公益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三）农资上涨，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增收不乐观。调查表明，化肥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水涨船高”，直接影响农民增收。以沱江镇山口铺村==组农户饶家杰为例，====年发现化肥等各项费用明显上涨，购买同样的化肥平均每亩上涨==元，农药平均每亩上涨==.=元，翻耕、抗旱抽水费每亩上涨==元，地膜、农具等其他物资价格涨价。同样的一亩耕地面积所需的农资费用，比上年涨价就超出===元。因此，因涨价而超出的各项费用高出了农业税免税额。调查中，有的村民埋怨说：“上面在骗我们，免了农业税，每年我们要出更多的钱（购买农资）”。

（四）取消农业税对林区发展意义不大，林农返贫未能得到扼制，林农区的经济差距日益加大。“三林”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林区水田面积少，种田方面的农业税本来就不多，免除农业税政策并没有给林农带来多大的实际意义，国家的扶农、惠农政策为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致使粮食价格高位运行，加上自然条件限制、林业保护性政策不到位、林业税费居高不下、部分惠林政策被取消、现行的惠农政策不能充分享受等因素，致使林农返贫更加严重，林区与纯农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严重不足，吃饭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林区耕地少，人均水田=.==亩，粮食直补政策人均实得仅=.=元。相反由于国家采取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主要靠买米度日的林农为此每年人均增支购粮款在===元以上。====年以前林农每年自产粮====.=万公斤、林区平价定销粮===.==万公斤、造林抚育补助粮===万公斤，三项====.==万公斤，人均年口粮达===公斤，吃饭问题已经解决。====年以后，林区平价定销粮、造林抚育补助粮被取消，林农吃自产粮和市场购粮。====年===个林业村自产粮===万公斤，人均===公斤，比====年人均减少===公斤，人均年缺粮=个半月。吃“三夹饭”（包谷、红薯条、大米合煮）的现象重新反弹。二是经济来源单一，收入仍然较低。林农基本靠木材采伐销售为生，====前人年均木材指标=至=.=立方米，由于木材径大质高，木材销售价高，林农人均实得===至===元。====年后，采伐指标逐年减少，人年均=.=至=立方米，加之木材市场疲软，销售价降低，兼之受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影响，扣除一定的运输成本和上交的税费及劳务开支后，林农人均实得仅有===至===元，比====年人均减少===至===元。加上国家实行生态公益林建设和木材限额采伐等林业政策，林农从生态公益林中所得补助仅为=元/亩（扣除管护费，实得=.=元/亩）。且由于生态公益林的划分，导致林农对林木和林地缺少了经营自主权，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砍一轮树种三年土，解决三年杂粮”的生产生活门路也没有了。雾江乡龙虎村谢冲小组共有林地====余亩，其中====亩被划为公益林，此后，该小组几无树可伐，全组===多人每年仅靠国家按=.=元/亩实得的=====多元补偿度日，人均不足==元。据统计，====年全县林农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其中水口镇仅为===元。目前林区现有贫困户=====户，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人，占全县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三是基础设施差，发展仍然缺乏后劲。目前林区==个组未通电，===个村未通电话，==个村未通公路，===个组未通小四轮、板车路。由于交通不便，林农每年支付木材陆运费===多万元，买米交通费===多万元，人均增支===多元。====年，林区有过伐组===个，占==.=%，这些村组由于无树可伐收入锐减。由于林农用于吃粮、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收入的==%以上，致使林农发展生产投入严重后劲不足。

三、对策和建议：

（一）积极反映“三林”问题、呼吁国家调整现行有关林业政策。（=）建议恢复已经取消，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林粮挂钩、造林补助等林业优惠政策。这对调动林农营林积极性，保障林农基本口粮，维护林区林政和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制定调整有关林业政策。建议对林农实行“一取消、一补偿、一补贴”政策。一是取消育林基金，让林农直接在林木交易中增加收入。同时，对因取消育林基金后给地方政府减少的收入缺口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予以弥补。二是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对现有公益林的林木资源进行价值评估，实行一次性补偿或分期补偿。对绝大部分山林划为公益林、耕地严重不足、生存条件特别困难的林农，实行生态移民，将公益林木补偿费和林地征用费一次性补偿到位。公益林林地的补偿标准应基本上按照市场机制确定，以不低于每亩林地每年能为林农产生的经济收入为参照进行补偿。改变现行补偿（=元/亩）过低的状况。三是建立对林农实行生态直接补贴机制。参照种粮直补政策，可根据林木采伐指标或造林抚育面积，对林农进行粮食补助。（=）配套完善有关林业政策。为了确保政策落实，建议从水力发电、森林旅游、消耗森林资源的企业、排放污废物破坏生态的部门、企业和个人收取生态资源税，作为对生态营造、管理、保护的经济补偿，使生态资源补偿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建议对林业实行长期限、低利息的信贷扶持政策，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贴息；对被划定为国家生态公益林的营林贷款实行减免或挂帐停息政策；在明晰林业产权的基础上，实行林木、林地资产抵押的金融扶持林业政策；加大对林区县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推进林区健康稳步发展。

（二）不断加快配套改革步伐，深化调整和完善涉农政策。

=、进一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根据中央机构改革方案及省里的要求，各个乡镇将分流=/=—=/=的富余人员。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机构改革。（=）要撤并机构。科学设置乡镇机构，并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要改革村组机构，大量精简村组干部，实行联组合片，由村干部兼任片长。（=）要分流人员。下大力气清退编外人员，压缩在编人员，解决好富余人员的出路。一是鼓励乡镇干部带薪带职离岗发展经济；二是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三是对==岁以下，没有达到大专以上文凭的乡镇干部实行脱产轮训，学习培训期间工资不变，培训费用自理。

=、进一步加强农资市场管理，还利于农民。同时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确保农民利益不受侵害。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含量，帮助农民科学种田，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要鼓励和促进农资生产企业开发高效、高能、价优的农资产品投入市场，尽可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既能增加产量，更能增加收入，实现农资企业与农民双赢的效果。同时，政府要引导农民改变产业结构，种植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档次，提高耕地的综合效益；引导农民广泛使用有机土杂肥，这样既能改良土壤结构，又能降低农业投入的成本，还能减少农村因自身环境污染给农业生产、生活带来的损失。

=、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依法完善二轮延包等土地流转方式。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各项补贴政策的出台，土地问题逐渐凸显为农村的突出问题，更显示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发生的新情况和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用活用足党的农村政策，努力化解国家土地政策与土地承包现状之间的矛盾，及时依法完善二轮延包，调处各类土地纠纷，签订承包合同，颁发经营权证，做到“四至”清楚，权属明确，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同时，对农民在抛荒地重新耕种的，要合理引导，做到有序开发，不得乱砍滥伐、过度复垦。对长期外出务工农民的承包地在保障其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引导其通过代耕代种、转包、租赁等方式流转到人多地少的农户。对外来经营业主以协议方式开发村集体空地，也应通过其它承包方式保障其经营权，采取土地使用权入股、有偿转让等形式，既保护承租者的合法权利，又适当考虑农民的既得利益。

（三）进一步搞好乡镇职能的重新定位，转移工作重心。

农业税免征仅仅是“少取”，乡镇应该在“增收”和“多予”上对农民给予更多关注，主要职能应是发展经济、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重心由就农业抓农业向以工带农、以工促农转变，突出抓好农副产品加工业。一是要履行引导农民入市的职能。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产品销售队伍，推动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二是要履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职能。乡镇要花大力气制定出操作性强的农村建设规划，并认真付诸实施，探索多种途径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引导农民自愿协商投工投劳，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能力，彻底改变农村脏、乱、散、差的旧面貌。三是要履行引导生产发展的职能。乡镇政府要引导村组干部转变观念，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当前，农民最盼的是快富，最缺的是资金、技术和信息。可采取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或乡镇干部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乡镇派驻企业服务、引导外出务工、参与支农中介服务组织等形式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四是要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进一步创新管理方式，由领导管理向指导服务转变。目前，乡镇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上到下，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仍是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种经济指标（财政税收任务、招商引资）和社会指标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把完成任务和政绩、考核以及经济收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做好新形势下的乡镇工作，要求乡镇干部必须对我国目前农业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较深的理解和把握，以便更深入、更地理解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重大意义。一定要使乡镇干部认识到，取消农业税的真正内涵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的发展阶段，实行包括取消农业税在内的各项惠农政策，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势在必行。乡镇干部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转变观念，调整心态，主动由领导管理向指导服务转变，甘当公仆，积极服务广大农民，带领群众致富，发展农村经济。

（五）进一步加快财源建设，提高工作的保障能力。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仅靠国家有限的转移支付，很难满足债务化解、工资发放、公益事业等正常需求，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必须靠乡镇自身的发展。要增强发展乡镇经济的紧迫感，把经济增长与财政增长一起来抓，建立乡镇自主型和自给型财政，逐步走出财政困境，提高工作的保障能力。要跳出单纯靠农业求发展的圈子，拓宽发展思路，明确主攻方向，把财源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二、三产业上来，积极构建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多元化财源体系。目前好的选择就是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如以烤烟为龙头的烟—稻—菜的种植模式，既可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又增加了乡镇财政收入，还可以带动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六）进一步狠抓化解乡村债务。一是建立调动乡村两级消债积极性的激励约束机制。按照“村努力、乡管理”的方法，建立“偿债专项资金”，根据各地不同债务规模和自身努力程度，量化考核，以奖代补。进一步明确县级财政对乡村债务的管理职能，对清核后的真实债务进行台帐式管理，实行逐笔销核制度，对新增举债，实行项目论证制度，由财政部门提出意见后，提交县政府研究决定。乡村政府建立“偿债专户”对通过债权清收、上级转移支付、资产变现等渠道筹措的偿债资金实行专户专人专帐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二是分类处置，积极稳妥地化解政府负债。开展乡镇债权债务清核工作，债权债务主体采取一对一重新认定和办法，挤出水分，重新清核锁定债务，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明确偿债主体，分类处置，有效化解。三是建立乡镇债务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同财政收支执行情况一样，逐级定期上报政府债务的增减变化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奖罚有据可查。四是出台相关刚性政策和配套措施。在明确乡镇的高息借款原因和用途后，从借款之日起按照金融部门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息的政策性规定，通过清算，抵冲本金，调息、降息减债。对财政周转金等上级专项借款，实行“减、免、缓”政策，支持乡镇化解债务。

农业问题论文:农民问题农业发展论文

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

（一）加强对农民的教育

提升农民的基本素质。提升农民素质也就是要求加强对农民的教育问题。中国广大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文化水平偏低，再加之自身狭隘保守的思想和小农意识导致农民问题复杂难解，因此，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是使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十分重视对农民的教育问题，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以提升农民素质。例如民主革命时期就在后方根据地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广大农村掀起大规模扫盲教育运动，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字”的扫盲标准，同时，他还把农民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1958年还提倡半工半读等。这些举措都能看出对解决农民问题的清晰思路。

（二）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关心和照顾农民的利益。当年前苏联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思路有过误区，没有真正搞清楚农民的重要性，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有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靠这种形式来积累资金，伤了农民的心，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鉴于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提出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关心和照顾农民的利益，中国的发展要兼顾国家和农民利益，不能剥削农民，不能一味的苦农民。他还告诫大家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中国要引以为戒，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是关系全党和全国人民能否团结的关键问题。

（三）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是农业大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必先解决农民问题，认为要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途径，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变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对于此，付出了巨大精力和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探索，面对如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途径和道路这一问题，他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例如积极推动合作化运动，以通过社会主义集体的力量克服个体农民的脆弱性，使全体农民走向富裕的道路。从这一点上来看，解决农民问题的初衷和政策目标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注农民的民生问题是一致的。

二、解决农民问题存在过一些偏差

的上述思想对于在社会主义时期正确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其基本思路至今光辉夺目。然而，在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具体方式、途径和做法方面，难免出现了一些失误和曲折，细节的做法与其基本思路不乏矛盾之处，甚至导致了不少恶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有过一定的影响。例如对平均主义的理解就存在了一些偏差，他把战争时代采用的“合伙”和“平均”用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这种和平年代，仍然传统的倡导大锅饭和社会均等，忽视了用物质利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一味强调平均，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导致的只能是共同贫穷，这与倡导共同富裕思路的追求相差甚远。

三、科学认识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

尽管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上有过一些偏差，但是总体思路是清晰和正确的，我们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百倍珍惜前人的探索经验，科学的认识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为我国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一些经验和启迪。例如我们要继承倡导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这一点，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同时，绝不放松对广大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并在广大农民中采取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教育形式和手段，提高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争取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再比如根据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的见解，我们总结出解决今天的农民问题，前提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要适应农村经济社会深刻变化的新形势，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单纯依靠政治运动和采取行政手段，而是要不断调整工作思路，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相信农民的力量，从广大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出发，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其中，也只有这样，制约中国发展的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问题论文：农业推广站建设问题透析

作者：刘德忠 单位：桓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离家太远，军心不稳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是区域站本地人，家不在本地，早上坐车上班，晚上回家，而且车次不多，交通不便，时间一长，不愿上班，工作情绪不高，有调走的念头。如果再加上差旅费不能及时报销，情况会更加严重。

区分“双重”职能，建立服务站与经营站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特别是乡镇农业站同时具有公益性推广和经营创收两种职能，由于财政经费不足，他们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营创收上，忽视了公益性推广和服务，有的甚至做起了别的生意，使得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受到严重破坏，造成“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这一问题最有效的解决途径就是把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按农业技术推广法的人员配备要求，把有知识、懂业务的人员收回成立农业技术服务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益性农技服务工作，其工资经费由财政统一发放，人事管理应当由农业行政部门自己负责，不受同级政府制约，这样保障了上级农业部门公益性推广项目的顺利完成；其余人员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通过业务考核，合格人员发给合格证，允许在本行政区域内经营农用物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把准入关，不是对口学校毕业的人员不能考取合格证，不能经营农用物资，以防止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

对于从事经营的人员，上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扶持，除与经营有关的业务外，不受上级和政府部门支配，拥有自主权，这样有利于他们经营创收。组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与服务职能剥离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多数都有执法和服务两种职能，这就必然造成既是执法者又是技术服务者的双重身份，使业务人员业务博而不精，造成知识混乱，错误频出；更有甚者，本身是经营业户，又是执法者，难免有护短的嫌疑，在广大农民心中造成很多不良影响。

基于上面所述，应当建立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专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执法，这些人员不再兼有其它业务，这样才能职责分工到位，业务明确，提高了办事效率，有时间和精力研究法律，加强农资市场管理力度，为农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造成大批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进入农业系统，而一些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却进不来，使得农业系统看似队伍庞大，实则可用之人很少，业务人员相对贫乏，效率很低，系统形象很差。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加强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建设，要让非专业人员分流，把社会闲散的技术人员和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充实到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岗位上来，重新整合队伍，建立一支专业化、知识化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实现农业系统垂直化管理所谓系统垂直化管理就是把本系统的人、财、物全部收到本系统内部管理，这样就相应扩大了本系统的自主权，削弱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形成一整套有利于本部门自身发展的措施，相应提高本系统职工工资福利待遇，解决农业系统由于待遇差而造成的人才凋零问题，使自身队伍壮大。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极为重视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农业推广部门把握机遇加强自身建设、扩大自身影响，农业系统垂直化管理是有可能实现的。

农业问题论文:经济问题论文：农业经济的疑问与策略透析

作者：李峰

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尚未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基本上沿袭了末端治理的传统观念。此外，现行鼓励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优惠手段比较单一，优惠政策相互不配套，各项政策相互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政府财政投入有限。与循环工业不同，循环农业的操作人和受益人大多是资金匮乏的农户，依靠个人力量和小群体的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循环农业经济中长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因此，发展循环农业必须依靠财政的大量投入，而当前投入的财政资金还十分有限；四是大部分投资农业的投资人和企业急功近利，不愿意投资具有长远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循环农业项目，只把眼光盯在那些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第四，资源利用率低，水土流失严重，耕地生产潜力挖掘不足。随着人口增长、土地沙化、流失等要素存在，我国耕地日趋减少。若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加强对耕地数量、质量的控制，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确保有限的耕地资源的永续利用。但是由于风沙危害的程度仍呈上升趋势，滥伐、盗伐、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等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根除，耕地资源已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和资源安全的潜在隐患。如果不加以强力保护，很可能会危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五，环境污染严重，农业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由于现代农业是建立在大量化学肥料、农药基础上的化学集约型农业，长期不合理地使用化学物质造成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产量上去了，但代价是巨大的，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的污染，给当代甚至后代子孙带来了极大危害。此外，由于长期不重视清洁生产，我国农产品出口屡遭绿色壁垒，进而导致市场需求的不足，从而影响了当地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对策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若要取得实效，必须有相应的对策与措施。笔者认为，近期应着力加强的工作包括：制定循环农业发展规划，加快构建循环农业技术体系，开展循环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加快制定循环农业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强循环农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大宣传教育与树立循环农业发展理念等。其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出台规划、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加强指导。政府应尽快出台循环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循环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强力推进循环农业发展计划的实施。1．推进循环农业立法进程，出台有关限制性法规和补偿性政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界定农民、企业和政府在推进循环农业建设中的责任与义务，以建立农业生态补偿和技术补贴机制为切入点，完善循环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和公众行动相结合的长效机制。2．建立乡村物业管理法规体系，构建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物业化管理是我省农村废弃物处理利用的一种全新的模式管理和运作机制。实施物业化管理不仅有利于发挥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而且有利于转变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方式，对推进农村废弃物处理资源化利用、培育和壮大农村环保产业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加快循环农业技术创新，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加快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目前农业科研人才不足，特别是一线农业科技人员的水平不高，对循环农业技术的研发推广形成严重制约。在技术层面上，紧密围绕农地养护、水体净化、生物质能源、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区域生态保护、农村社区建设等循环农业重点领域，加强纤维素转化利用技术、快速堆产经分析肥技术、沼气发酵技术、生物质能源技术、生态修复技术、能源及环境新材料技术等的研发，建立多方位、系统集成的循环农业技术体系。因此,必须加大循环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制定科技人才培养规划,力争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大批适应循环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型科技人才。根据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大循环农业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的研究和开发力度，关键上还要注重资源的多级循环利用、农业绿色能源开发利用、农业废弃物及相关产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农业清洁生产、节水农业等技术与模式的研发力度。开展循环农业技术研究，总结成功模式以达示范。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或农场，在农户、乡村、园区、区域四个层面上开展循环农业技术、模式以及产业化的研究与示范，为循环农业的健康发展积累经验，也为国家制定正确的循环农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第三，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完善多元化投资体系。建设循环农业经济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保障。没有资金投入,经济效益就难以显现。

因此,各级政府的支农资金预算,要适度向循环农业倾斜。其一，各级政府应设立循环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循环农业技术的培训、应用和推广；其二，金融机构要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增加贷款额度，支持循环农业建设，特别要适度增加面向农户的小额贷款额度，综合运用税收、贴息、补助等多种经济杠杆的作用，鼓励和引导各种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和农业；其三，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完善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结合，多层次、多元化的循环农业建设投资体系；其四，要探索完善循环农业发展的投资、金融、价格、财税和收费政策，改进发展模式。第四，积极培育循环农业经济载体。园区经济是多种现代生产要素整合于特定空间而形成的集约化程度较高的一种经济形态，因此，要像建设工业园区一样搞好循环农业经济示范园区建设。一是科学设计、合理规划，将具有上下游共生关系的项目集中到园区中来，形成特色和绿色产业带，实现有害污染物质在园区内的闭路循环；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合理利用资源，发挥区域优势的原则，加强园区设施与农业技术的组装配套，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高效化生产；三是注重农产品良种、良法配套，完善农产品高效、品质、高产综合生产技术体系。第五，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循环农业经济，农民虽然是主体，但也要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因此，必需建立起门类齐全、功能多样的循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其主要包括农业人才培养交流体系、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体系、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等，围绕循环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农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经济实惠的服务。第六，加强循环农业的国内、国际合作与交流。有计划地与相关国家开展人员互访、交流研讨、项目合作等活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大对国外发展循环农业核心技术的消化、吸收力度，更快更好地研发出符合我国发展循环农业所需要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第七，加大宣传教育，树立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发展循环农业经济，各级政府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其有全新的认识，树立循环农业发展新理念。一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不断通过实践把循环农业思想和模式有效的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中去；二要加大宣传力度，要通过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使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能够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营造良好氛围；三要普及推广各类循环农业新技术，重点利用广播、卫星电视、网络、光盘等现代媒体与技术，结合宣传卡片、村务公开栏、科技入户等形式，对广大技术人员、农民示范户，开展更实际、更便捷、更有效培训。确实作到“政策措施落实到村，技术要领普及到户”，把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农村环境污染控制有效地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社论文：农业社的问题及发展概述

本文作者：刘丹工作单位：黑龙江省克山县北兴镇政府

运作不够规范，民主管理机制有待完善。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组建方式、遵循原则和运作方式差别很大，有按企业组建的，有按合作制组建的，有按社团组织组建的，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工作机制不健全，民主管理、利益分配和监督约束机制落实不到位，导致成员对组织的依存度不高，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专业人才缺乏。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合作社需要具备农业技术知识，能管理、善管理的专业人才。但是由于工资待遇及思想认识等问题，真正的人才并不愿意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数仍然依靠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技术指导，仍处于初级阶段，制约了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利用科技提升合作社。一是信息到家。要及时编印农村科技、市场销售等信息，结合科技下乡等活动，进行信息指导，确保农民及时时间掌握市场需求信息。二是打造信息交流平台。建立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网站，利用互联网收集农业科技信息，特别是产、供、销等环节的市场信息。为专业合作社会员和农民提供致富信息、市场行情、政策法规服务。三是通过网站、电子平台引导，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品与国内外超市、物流配送中心、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建立销售网络，参加有关农产品交易洽谈会、博览会、展示展销会，通过订单形式建立契约关系。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加强。虽然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实施4年多，但地方的相关配套扶持政策相对滞后，或迟迟没有出台。省里和市、县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虽有一定的扶持，但财政专项扶持的资金数量较少，受惠面窄。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得到金融部门的信贷资金支持，特别是中长期项目贷款更少。二是国农有关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收居大不易还没有落实到位。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办理自产农产品的品牌注册，有机、绿色、无公害等标识认证过程中，被视同公司、企业、得不到相关政策扶持和优惠。建品牌发展合作社。品牌化建设是专业合作社应对市场挑战、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提高自身效益的重要途径。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健全规范的信用管理制度，树立现代农产品品牌战略意识，实施品牌化经营战略。

引导、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和地理标志产品等相关认证和申请注册产品商标，提升产品价值，以信誉和品牌赢得市场。要以农民合作示范社为标尺，推行品牌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从该市现有成功合作社的例子看，此举应当是努力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能力核心作用力。

农业问题论文:科技提议论文：农业科技的问题与提议思索

本文作者：王辉何虹工作单位：人民银行河南省新野县支行

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是由于农业科技企业的信贷风险较高，因此商业银行对其贷款发放较为审慎。特别是对小微型农业科技企业发放贷款时，商业银行不仅要求企业提供土地、厂房作抵押，大部分还规定抵押物中要有一定比例的股东房产，民营企业还需法人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并要求企业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贷款门槛较高，多数小微型涉农科技企业很难达到。二是目前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企业发放贷款时，抵押物仍以土地、厂房为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农产品抵押贷款等抵质押方式由于抵押物的流动性限制，其发放规模有限。如农业科技企业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在价值认定上存在一定困难，转让市场规模较小、流动性较差。林权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及农产品抵押贷款由于抵押物的自然风险及贷款人违约风险较大，且缺乏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银行在发放此类贷款时，普遍要求严格担保并由贷款企业法人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抵押率较低，融资成本较高。从保险角度来看，农业科技相关保险险种缺乏。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险种非常有限，在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地区推广的农业保险品种主要针对地方重要及特色的农产品，险种匮乏。同时，农业保险在发展中，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过高、补偿范围认定较难、缺乏重大自然灾害补偿机制等问题，导致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缓慢，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与分担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从证券角度来看，农业科技企业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融资手段单调。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上市门槛较高，同时主板及创业板市场均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相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农业科技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盈利水平相对较低，通过上市融资的能力不足。截至2010年末，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包括传统农业、饲料企业、种子企业、养殖企业）的数量仅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0.08%。同时，债券市场对于企业财务指标、规模及抵押物的要求也较高，对农业科技企业的支持作用有限。从风险投资角度来看，农业科技风险投资规模发展缓慢。据统计，截至2011年上半年，我国风险投资资本投入到新农业及生物科技行业的金额分别占总投资金额的1.9%和0.67%，而且由于风险投资机构较为谨慎，对于种子型农业科技企业的支持更是微乎其微。同时，由于场外资本市场和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风险投资的退出，影响了风险投资的积极性，限制了风险投资作用的发挥。

金融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应多管齐下

在商业银行方面，应加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力度。商业银行要创新支持农业科技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多元化满足农业科技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需求。创新符合农业科技企业特点的抵（质）押担保方式和融资工具，探索以农业科技型企业的股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为质押进行贷款融资，探索集体林权抵押贷款、大型农机具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开发运用“银行＋保险”、“银行＋担保”、“银行＋保险＋财政补贴”等多种融资工具相配合的融资模式，支持农业科技企业增信融资。在证券方面，应加大资本市场支持力度。对于已经上市的农业企业，可以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足够的资金进行科技创新，政府可以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激发这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对于中小型农业科技企业来说，想通过技术改造或科技创新把企业做大做强，上市融资是一条便捷的途径。目前我国创业板市场已经推出，各地方政府、证券公司和其他相关机构要积极动员，给予中小型农业科技企业优惠条件和政策，推动农业高科技企业上市融资。在保险方面，应强化风险保障支持。保险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主要是建立和完善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机制，为科技创新提供的风险保障。在经济补偿方面，保险不仅可以减少科技创新活动失败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还可以转移科技创新带来的潜在的民事赔偿责任。在资金融通方面，保险公司也可以是风险投资的重要参与者。保险资金可以投入到商业性的风险投资基金中，享受风险投资带来的高收益，有实力的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投资高科技企业的方式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在风险投资方面，应加强风险投资基金体系建设。根据农业科技企业所处的企业周期和风险投资基金目标之间的适应性和阶段性，可以建立政策性农业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基金与商业性农业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基金并举的风险投资基金体系。其中政策性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基金由财政和政策性银行出资建立，商业性农业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基金可以向社会公开募集，出资人可以包括各金融机构、企业、民间团体和个人。政策性风险投资基金主要对处于种子期和风险期的农业科技企业投资，而商业性风险投资基金主要针对处于成长期的风险企业。在外部环境改善方面，应加强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金融信息咨询体系。一是加强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建立担保保障资金的具体操作是地方财政拿出一定资金，建立科技信贷风险担保基金，为那些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大、经济效益显著的科技项目提供担保，对有一定风险的科技贷款损失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信用担保机构客观上必须要建立一个从风险防范到风险处理的风险管理体系，较大程度地分散和转移风险。二是建立健全金融信息咨询体系。金融信息咨询系统主要是由金融信息咨询机构和金融信息网络共同组成。金融信息咨询机构可以作为连接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的中介机构，在科技资金的有效投放、合理利用、优化配置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金融咨询机构的业务范围不仅包括投融资建议，还可以包括为融资双方撰写商业计划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投资分析报告、财务分析报告等投融资文件，同时还可以财务顾问方式直接参与资金供给方或需求方的科技项目投融资谈判，提高科技投融资的成功概率，节省融资成本。

农业问题论文:探索农业科研单位推行人才战略问题及措施论文

摘要：介绍了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做法及成效,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为农业科研单位实施人才战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科研单位;人才战略;做法;存在问题;对策

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是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的果树专业机构。“十五”以来,根据科技和产业发展要求,进行了学科结构调整,基本确定了以下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一是果树资源与育种,其学科的研究方向为苹果、李、杏、树莓、蓝莓等果树资源与育种研究;二是果树栽培,其学科研究方向为苹果、梨、葡萄、李、杏、树莓、蓝莓、枣、榛子、板栗等果树栽培、设施栽培(李、杏、葡萄、桃、甜樱桃)、果树植保、果树土肥;三是果品加工与贮藏,其学科研究方向为果品加工、果品贮藏;四是观赏园艺,其学科研究方向为观赏果树及林木资源利用研究;五是干坚果研究,其学科研究方向为枣、榛子、板栗等新品种引进、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六是设施蔬菜研究,其学科研究方向为国外优良蔬菜新品种引进及配套栽培技术。在上述研究领域中,果树资源与育种、果树栽培、果品加工与贮藏为重点学科。

1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做法及成效

一是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在全所人才资源现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所学科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需要,制定了《辽宁省果树所“十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辽宁省果树所“十一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地制定培养计划,确定培养目标,根据辽宁省果树科研所科研、开发、管理工作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分学科、分层次进行不同形式人才培养,既要突出科研人才,又要重视经营开发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既要开发现有人才,也要培养后备人才。二是将人才培养与所重点学科的建设结合起来,培养硕士以上研究生人选,必须是重点课题或重点研究领导的青年,引导人才的走向。三是选派一些政治素质好、有事业心、专业拔尖的青年科研人才到国外进修,或到高等院校攻读学位,“九五”以来,已选送6名同志以访问学者身份到国外进修,6名攻读博士学位,已有2名毕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0名,在读10名,学费等相关费用由所、课题、个人按比例承担,先以个人借款形式支付,毕业后按规定报销,签定协议并由经济担保人担保。四是设立“青年科技基金”鼓励青年科技人员申请所自选项目,经过个人申请,所学术委员会对论证报告把关,由35岁以下青年主持,给科技人员提供脱颖而出的条件和环境,课题人员组合上,明确规定在科研项目执行中要有青年科技人员担任课题主持人,副主持必须是青年科技人员。五是注重学历层次,把好进人关。为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文化层次,建立起一支高学历、高层次的人才队伍,除鼓励在职人员继续进行学历教育外,重点把好进人关。规定今后新进人员原则上要求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实行考试、面试评议制度,严格把好入口关。六是创造用好人才的环境。在职称的聘任上按照科研、科技服务、科技开发、管理各岗位的不同特点,制定各岗位的聘任标准,单独打分排序,同时将指标数按同比例分配到各岗位中,在职称聘任上创造同等机会;对学术造诣较高、承担国家重点课题的博士研究生、学科带头人提供楼房1套;对新分到所大学生安排食宿,每人每月给100元生活补助,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关心人才成长,营造一种环境的亲和力。对于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真正能够推动“三农”发展的科技人员,不拘一格让其脱颖而出,在职称晋升、奖励措施等方面给予倾斜[1]。七是创新激励保障机制。党政班子共抓人才发展规划以及人才培养、引进、优化人才结构的工作机制;制订人才激励政策,在优势学科中筛选出学风正派、学术造诣较高、熟悉学科国内外发展动态、能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把握学科研究方向、具有组织和指导重大科研项目和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力的学科带头人,对获得国家、省重大项目和重大成果的科技人员进行重奖。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每项奖励5万元,获二等奖每项奖励3万元;获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每项奖励2万元,获二等奖每项奖励1万元;获国家其他各部委一等奖,每项奖励1万元,二等奖每项奖励5000元。成果鉴定每项奖励2000元;取得专利的技术(或产品、品种)或保护权的品种每项奖励2000元。品种鉴定并登记备案后,通过杂交自育的品种每品种奖励5000元,芽变选种每品种奖励3000元,引进品种每品种奖励2000元。获院科技创新一等奖,每项奖励5000元,获院科技创新二等奖,每项奖励2500元,获院科技创新三等奖,每项奖励1000元。不断完善培养、引进、使用等激励保障措施;创造人才施展才华的科技发展平台,促进人才团队优势的集聚;营造鼓励成功、宽容失败,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创业环境[2]。通过实施人才战略,科技人才的总量和结构得到了优化,质量得到了提升,科技人员的内在动力极大地得到了激发,“十五”以来,共承担各级、各类研究、开发、推广等项目143项,科研经费从2000年的42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335万元,获得省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11项。其中,国家农牧渔业丰收计划二等奖2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省政府成果转化二等奖1项,省农业科技贡献一等奖3项。18个新品种通过省级品种备案登记,获专利2项,产生社会经济效益30多亿元。

2存在的问题

一是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1990~2006年,辞职、调出25人,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原因是农业科研单位的科研经费、科研任务不足,科研条件相对较差;环境条件艰苦,科技工作者福利待遇低、负担重、压力大;由于和其他部门、行业比收入差距大,人才流向其他部门;地理位置偏僻,子女上学就业有一定困难;用人机制不灵活,缺少有效的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等。二是人才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人才总量不足,在职职工354人,包括:专业技术人员130人;其中高级职称52人、中级职称40人;管理人员17人;工勤207人,专业技术人员130人,占职工总数的37%,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偏低,工人比例偏大。人才质量不高,缺乏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群体,尤其缺乏能解决辽宁省果业生产重大难题,能支持、开拓一批新兴学科或能够组织协调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科带头人高学历人才不多,硕士生以上21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16.2%,与一个省级科研院所的发展目标要求相距甚远。三是开发经营人才缺乏,管理及科技服务人才不稳。目前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130名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农业研究系列70人,科技服务11人,管理47人,科技开发5人。从事开发经营人才少,管理及科技服务人才不稳。缺乏经营、营销管理专业的人才;开发经营部门大都是所办实体,逐步走向经济独立,有一定的风险;个人的职称上,现行的职称制度评审上,过分强调、获得的成果、承担的课题以及排名等,从事科技开发、管理者科技服务大都与此无缘,高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不愿意长期从事此岗位,人员的流动性大,工作连续性差。四是创新能力不强。我国是农业大国,但目前农业科研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有很大差距。缺乏创新人才战略的实施计划,经济时代的“论资排辈”现象严重。

3对策

一是紧密结合科技创新、产业开发、科技兴农、管理创新战略,结合农业科研单位实际,抓住人才培养、引进、使用3个环节,重点围绕建设科技创新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3支队伍,着力培养推进科技创新的高层次人才。重点培养:能统帅学科、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学科带头人,能将科研成果物化成产品、善于开拓市场的企业经营人才,具有理论素养又有战略眼光、勇于创新管理提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人才。二是建立以工作需求为导向的多形式的继续教育工作,根据科研、开发、管理工作需要以及各类人才成长目标和自用标准,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开展多层次、多专业的短期培训,如外语培训、农业科研中生物统计的计算机培训或派出到大中专院校或科研院校有针对性以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和提高业务水平为目标的短期培训,同时鼓励自学。着力提高科研、管理、开发3支队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三是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高培养的起点,加强与高校、部级科研单位的联系,有目的地选送部分培养对象,国内专长学科高研班,参加国家重点开放试验室工作和专业学术会议,充实专业前沿知识和交叉知识,掌握高新技术[3]。对于梯队人才要结合科研项目,立足实践培养。四是组织各种形式所学术研讨会,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发现人才,不断完善职称的评聘制度。五是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重实绩,重贡献,向人才和岗位倾斜;完善各种奖励制度,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保障人才的福利待遇水平随着科研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从而有力促进农业科研队伍的稳定和人才备出[4]。要着力推进人才机制创新。用好人才、引进人才、发展人才的关键是形成良好的用人机制。在机制上大胆创新,使荣誉、地位、条件支撑向中坚力量和科技骨干倾斜。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和完善人才使用、管理、激励、保障、评价和有效约束等机制,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文环境,使农业科研单位成为能干事业、能干成事业、能干成大事业的舞台,成为工作的乐园、生活的家园,促进人才队伍的建设和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高效用水问题分析探究论文

【论文摘要】随着水资源短缺的加剧和全球人口的增长，农业水资源利用不仅要实现节水目标，更重要的是在节水的前提下实现产出的高效益。在分析水资源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现代农业水资源利用的节水措施，以促进农业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论文关键词】农业;水资源;高效用水;节水措施

按中国未来人口15亿人计算，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每人每年仅为1875m3。2000年中国工农业及生活需水量达6500亿～7000亿m3，而可供水量仅有6000亿m3。2005年中国工农业及生活需水量达7000亿～7500亿m3，而可供水量仅有5000亿m3。水资源短缺已成定局，作为占用水量80%的农业用水必须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让有限的农业水资源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因此，发展高效用水的现代化农业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1农业灌溉与高效用水

农业灌溉将水从水源输送到农田的过程，可以划分为3个环节，第1个环节是通过灌溉输配水系统，将水自水源引至田间;第2个环节是在田间地表水入渗到土壤中，在土壤中再分配转化为土壤水，而后被作物吸收;第3个环节是作物吸收水分后通过光合作用将辐射能转化为化学能，形成有机物质。

高效用水的目标是极大地提高上述3个环节水的转化和产出效率，既节水又高产。在第1个环节上，要提高输水效率，通过工程的投入[1-2]，实行输水渠道的配套、防渗，将来实行输配水管道化，从而大大减少渗漏损失和蒸发损失。在第2个环节上，要合理调控农田水分状况，使引进田间的水较大限度地为农作物所利用。在第3个环节上要调控土壤和地表面附近的大气环境，使农作物的生长有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对于第2、3环节要逐步推广喷灌、滴灌等先进灌水技术、田间覆盖保墒技术，并加强田间用水管理。

由于农业用水存在很大浪费，水资源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所以发展高效用水的农业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提高水的利用率，发展节水农业是解决未来农业水资源短缺的根本出路，也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另外，在采用技术措施的同时，还要重视非技术措施，如完善管理体制和技术服务体系，农业水资源立法，农业供水水价的合理调整等，从而提高农业用水的管理水平，提高田间作物水的生产率。

2现代农业的主要节水措施

2.1节水技术措施

节水技术措施主要包括输水工程和灌溉技术。在输水方面，以山东省为例，全省平均渠灌区输水损失量在50%左右，而以色列小于10%，美国小于22%。因此，输水工程中的节水潜力巨大，可以进行渠系配套、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等工程。节水灌溉技术如“小白龙”、滴灌、渗灌等，用水量仅为常规灌溉用水量的30%～50%，节水效果明显。

2.2节水农业措施

通过田间节水，抑制土壤蒸发和作物蒸腾，提高农田水分利用效率，是发展节水农业的主要措施之一，主要包括适水生产、抗旱育种、节水高效灌溉制度、农田保墒技术、培肥地力等[3]。根据有关研究成果，通过上述措施，可提高水分利用率30%左右。公务员之家

2.3节水管理措施

节水潜力的40%在于管理，只有科学的管理，才能使其他节水措施发挥应用作用，建立完善的管理机构，健全规章制度与法规，大力推广现有的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管好水、用好水，使水资源发挥其较大效益。

3农业高效用水技术

农田节水灌溉技术内容很广泛，主要可分为工程节水和农艺节水。农艺节水包括制定各种农业节水灌溉制度及农田灌溉管理技术[4]。由于各种作物对水分的敏感期、需水耗水规律均不同，各自的灌溉制度及管理措施也不同。灌溉制度包括作物播种前以及全生育期内的灌水次数、每次灌水的日期与灌水定额、灌溉总定额3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已趋于成熟。节水型农田灌溉技术主要有:小畦灌、长畦分段短灌、宽浅式畦沟结合灌等优化畦灌技术;节水型沟灌技术，如封闭式直形沟、方形沟、锁链沟、八字沟、细流沟、沟垄灌水、沟畦灌等;地膜覆盖灌水技术，如膜上灌等。此外，田间管理方面，可通过平整土地，秸秆覆盖，地膜覆盖，少耕免耕技术，灌溉水规划、合理调蓄、综合利用、定量调配，因地因水(状况)制定适宜的水价及电费政策，对浪费实行罚款等措施，以实现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还可利用各种化学制剂调控土壤表面及作物叶面蒸发，以达到节水的目的，如土面增温保湿剂、抗旱剂、保水剂、种子包衣剂等;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手段培养高效节水品种，如农大146等小麦品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及计算机网络获取、处理、传送各类农业节水信息，实现高效节水的现代化技术已日趋成熟，今后将被广泛推广应用。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改制问题管理论文

清代华北的农业改制，是指粮食生产由二年三熟取代了一年一熟的种植制度。华北农民通过二年三熟，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创造了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条件，必然会促进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考察这一地区粮食种植制度的上述演变过程，不仅是区域农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有助于探讨历史上华北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

明代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问题。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及时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障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及时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农业问题论文:农业饥荒起源问题管理论文

[摘要]学术界对农业发生原因的讨论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但对晚期智人阶段季节性饥荒在农业发生中的作用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古气候研究表明，在距今5～1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全球气候比较寒冷，距今3万年前的气温比现在低10℃左右，后来气温才逐渐回升。在寒冷气候的影响下，晚期智人在冬季更难获得食品，因此发生了季节性饥荒，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以人为食的悲剧，季节性饥荒迫使古人类驯化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以补给冬季食物的短缺。当初驯化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可能多种多样，经过不断的比较和选择，原始人类最终将种植畜养的重点确定在少数几种动植物上，逐渐使之脱离野生状态成为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如籽粒丰硕易于保存的植物和性情温顺的草食性动物，随之他们也脱离了采集渔猎生活，进入了农业社会。这一变化过程是在晚期智人阶段完成的，因此研究农业起源的时间起点不应局限于新石器时代，需要进一步上推，以旧石器时代晚期为宜。

[关键词]晚期智人；季节性饥荒；农业起源

季节性食物短缺的概念是1938年贝克(J.R.Baker)研究鸟和动物的季节性饲养模式时提出的，[1]后来被用于远古人类生活研究中。考古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者开始利用季节性食物短缺术语描述史前时期人类生境恶化后的社会生活状态，[1]灾荒史研究者也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去审视农业发生前的食物短缺问题，“每到冬季和春季食物匮乏时许多原始的采集渔猎者就要遭受饥饿的沉重打击。”[2]但是，人们对季节性食物短缺的时代变化、区域差别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还很不充分，特别是季节性饥荒的发生演变与远古时期农业起源的关系迄今尚无论证研究，这是远古社会生活史和农业起源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并解决的基本问题。远古社会季节性食物短缺主要发生在气候寒冷的冬季，它迫使人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走上了农耕生活的道路，季节性饥荒是农业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季节性饥荒

人类一直在为获取食物而不懈地努力，获取食物的难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逐渐降低，获取食物的技能和方式则日趋多样复杂。采集渔猎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最主要的食物获得方式，但是当时人类已经具备了改变生活获取更充裕食物的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一场食物获取方式的革命酝酿成熟。

（一）季节性饥荒是影响古人类获取食物的主要因素

寻找并获取食物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主题，也是人类至今依然没有彻底解决的难题。远古时期影响人类食物资源的最主要因素当属气候变化，长时段的气候变迁和年复一年的冷暖变化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了直接而严重的影响。在一般气候条件下，冬季的寒冷以及由此导致的食物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远古人类人口增殖的基本原因。

季节性的食物短缺贯穿于整个旧石器时代，愈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愈为显著，人类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以求生存。人类学家把由猿到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与现代人关系最密切的当属晚期智人。晚期智人时代距今大约1－5万年，[2]（P112-113）当时处于第四纪冰期的大理亚冰期时代（欧洲为武木冰期），气候寒冷，距今3万年前的气温比现在低10℃左右，后来气温才逐渐回升。[3]这一时期人类的生活极不平衡，在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丰衣足食，冬季降临后古人类普遍陷入生活困境，食物获取变得异常艰难，形成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季节性饥饿。参照当前饥荒的有关概念，远古时期的季节性饥饿现象也可以称之为季节性饥荒。

季节性饥荒发生的原因在于寒冷气候条件下植被退化、动植物资源锐减。季节性饥荒对前农业时代的采集渔猎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晚期智人在冬季很难获得足够的食物维持群体生存。而在自然异常变动、发生巨大灾异的情况下，古人类的生活也会面临严重威胁。大洋洲海岛上的塔斯马尼亚人、南澳土著人是十七世纪以后依然幸存的处于旧石器阶段的原始人类，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采集和狩猎可以供应丰富的兽肉、植物果实和根茎，但他们也备受干旱等灾害的侵袭，导致食物来源不足，以致度日如年，痛苦万分。[4]（P54）因此，如何保障经常性的食物供应成为原始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关切并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食物短缺状态下远古人群采取两种迁徙模式

食物短缺对原始农业的发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不会直接导致农业发生。饥饿降临后古人类最主要的生存目的是想方设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考虑如何生产食物，选择迁徙觅食远比从事驯养驯化动植物简便可行。所以，远古人类采取了迁徙觅食的方式以解决普遍遭遇的食物短缺问题，根据他们迁徙活动的范围可以把迁徙活动划分为两种模式——远距离迁徙和近距离迁徙。

季节性饥荒条件下的迁徙活动范围有限，属于近距离迁徙模式，主要围绕居住地而向周边地带扩散。季节性饥荒迫使古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迁徙移居，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迁徙证据。[3]美国考古学者博塞洛普（EsterBoserup）和马克·科恩（MarkN.Cohen）研究远古人群生活时指出，在食物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原始人群开始迁徙活动，以寻求新的食物来源。[4]民族学的材料表明，采集狩猎者经常性的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以捕食驯鹿为生的爱斯基摩人根据驯鹿移动的季节性规律进行迁徙和狩猎，[5]（P8）居住在澳洲东南的塔斯马尼亚人在一定的迁徙区从事采集狩猎活动，[6]（P125）马来西亚半岛的塞芒人则频繁迁徙，在一个地方停留不到三天时间，就另搬别处，寻找野兽及果实。[6]（P159）

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古人类也有可能走上远距离迁徙的道路，迁徙活动的范围可能更大。大概在距今180万年的时候世界性的气候变冷导致的人类生活环境恶化，非洲大陆气候寒冷干旱，草原扩张。[7]远古人类获取食物更加艰难，于是从非洲迁徙到东亚和欧洲地区，[7]后来在晚更新世又由中低纬度生活区扩展到高纬度地区。[8]类似的情况在一些小动物的历史上也有反映，如起源于西伯利亚的无根田鼠（MicrotusAllophiomys）在220万年前已经存在于这一地区，直到距今180万年的时候才扩散到欧亚和北美大陆等地。[9]（P162）距今90万年的时候全球气候又一次变冷，世界各地的冰川发育盛极一时，欧洲的哺乳动物群发生消长剧变，维拉方动物群被克罗默尔动物群所取代，中国大陆三种泥河湾期的典型动物——丽牛、埃楚斯坎熊和爪兽等喜暖动物退出华北而避居华南。[9]（P175-176）在距今24~23万年前的时候发生的气候变冷事件再一次迫使古人类迁徙移居，生活在周口店地区的北方型动物侵入南方，如维氏花鼠、居氏巨河狸、中华猫、双角犀、李氏野猪、肿骨鹿、华北绒鼠和棕熊等。[9]（P176-177）

在远古时期人类经历的两种迁徙模式中唯有近距离的迁徙活动与原居住地的生活能够保持持续的关系，经常采取近距离迁徙的晚期智人部落才有可能成为农业发生的真正鼻祖。因此与农业发生相关的迁徙活动只能是季节性迁徙，农业发生的直接原因只能是食物的季节性短缺而不是阶段性的寒冷气候。

（三）季节性饥荒导致人口压力出现

在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几次人口大幅增长的阶段，每一次人口的剧增与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和方式变革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获取食物能力的高低实际上反映了人对自然的一种利用能力和改造能力，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人类历史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总是表现为技术的变革或者跃迁。每一次跃迁的发生与实现都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迄今为止人类已完成了由猿转变为人类、农业产生和工业革命三次跃迁，人类社会也相应地经历了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技术水平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关系不但存在于远古时期，而且延续到近现代社会。[5]

学术界在解释农业发生的原因时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即人口压力学说。他们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10]远古时期人口压力的主要标志就是食物资源匮乏，人类不得不通过迁徙活动到更远的、陌生的生态环境下寻找出路。[6]

在古人类生活时期，食物的供给主要受制于自然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取决于该地区的植被状况、降雨量、热量和自然地理状况。一旦这些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古人类的生存就出现困难，因此在古人类生活地区气候变冷后，人类就不得不向外迁徙。人口与食物供应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所谓的人口压力也是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季节性饥荒的发生是人口压力显现的主要原因，晚期智人阶段人口压力尤为突出。

面对这些问题，一种可能的假设是：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依靠大自然的馈赠通过采集植物果实、狩猎野兽能够解决基本的生活需要，也能促进人口的繁衍增殖。但因部分地区大自然春夏秋冬的明显变化，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野生的动植物供应极不平衡，这些地区的人类面临季节性饥饿的严重威胁。当严冬到来后，很多地区就会出现季节性短时间的食物供应不足，部分人口冻饿死亡。在食物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原始人群甚至采取食人之方以维系生存。因此，原始人类人口增长极为缓慢，长期维持于较低水平的人口总量而难以扩张。

36.

[5]一位著名的西方农业史学家雷泽（PaulLeser）先生说：“直到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依然十分落后。自从东亚地区的曲辕犁和其它农业技术输入欧洲之后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如果没有十八世纪初期发生的农业革命，那么就不会出现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欧洲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更不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我们应当为东亚文明对西方世界的巨大贡献而表示衷心感谢。”转引自JosephNeedham,FrancescaBray,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VI:2,P553-554,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

[6]CohenM.N.ArchaeologicalEvidenceforPopulationPressureinPre-AgriculturalSocieties,AmericanAntiquity,1975,40(4):471-475.

二、远古食人风习是促使农业发生的主要动因

在前农业时代季节性饥荒的威胁下，古人类可能选择迁徙寻找食物。但如果不能顺利迁徙或者迁徙以后依然不能解决食物供应问题的话，人类可能采取同类相食方式以图自保。有关原始人类同类相食的问题一直讨论比较激烈，中国和欧洲国家都发现有远古食人材料。食人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尽管今天看起来极其野蛮荒谬，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食人风气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不但在距今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存在食人现象，在近数百年来食人之分依然在某些地区留有孑遗。

（一）远古食人的证据

远古食人的考古材料近年发现较多，从直立人时代到晚期智人阶段都有发现。尽管这种行为与人类道德和理性相违背，但如此广泛的食人材料揭示出远古时期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人类普遍选择食人以求生存的痛苦经历。

早在1924年，达特（RaymondA.Dart）于南非汤恩（Taung）发现南方古猿后就注意到肉食在人类进化中具有重要地位，[11]（P65-66）从南方古猿遗址中存在的大量动物骨骼以及部分南方古猿头骨和颌骨的破裂现象，不能排除远古人类在猎杀动物的同时也有可能同类相食。1939～1940年，美国学者魏敦瑞研究北京人化石后认为，北京人中存在同类相食现象，他们把被食者作为猎物一般食用。伯高尼奥（F.M.Bergounioux）参照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南岸的布晋人（Buginess）分阶段处置死尸的礼俗，则提出北京人当时也实行这种特殊的葬礼仪式，为此他们在尸体干燥后取下来运进居住的洞穴中，然后敲骨吸髓。[11]（P62）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也支持这一论点，[12]但学术界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

早期智人中存在食人现象的问题因法国莫拉—古尔西山洞尼安德特人骨切痕的发现而得到更为肯定的回答。[1]法国马赛大学人类学家德弗勒尔发现，莫拉—古尔西山洞里的78片尼安德特人的骨头碎片上有明显的切痕，与赤鹿骨上的切痕相似。而且从他们破碎的头骨和四肢骨可以推断，他们曾经被敲骨吸髓。而早在1983年，加拿大考古学家汤姆斯·洛伊根据远古石器上的血渍来分辨它所代表的动物种类，后来他用这种方法研究人类血渍，发现在二十五件石器上有十八件工具的血渍呈现人类免疫蛋白的阳性反应。[13]（P181）远古人类自己打制的石制工具的用途之一很可能被用于杀食同类。在德国发现的埃林斯多夫(Ehringsdorf)头骨和在南期拉夫发现的克拉皮纳头骨，都被认为是为了吃人的目的而被他人用暴力打死的。法国的费拉西头骨（LaFerrassie）的破裂痕迹被认为是被人打死后取食脑子的，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滑坡而被掩埋受伤的等等。

晚期智人遗址在世界许多地方均有发现，其中以法国克罗马农人和中国山顶洞人为典型代表。魏敦瑞在山顶洞考古工作中发现四个比较完整的山顶洞人头骨上均有凹坑、破裂或穿孔的痕迹，并由此而认为是带皮肉的头骨被锐器重击所致。[13]（P41）这就出现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斩杀的敌人头颅，或者是自相残杀。既然山顶洞人生活的时代气候趋于寒冷，严冬出现食物短缺后以同类为食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尽管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令人憎恨的行为，但在远古人类进化的历史上又有什么事情能比寻求食物更为重要和迫切呢？

（二）季节性饥荒是远古食人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的食人现象原因极为复杂，有因饥饿而食人的，有因风俗习惯而食人的，有显示威风特权而食人的，有因仇恨而食人的。各种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正在探究之中，但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发展总要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远古时期食物供应缺乏适当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较大障碍，也是人类生存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食物匮乏时期同类相食成为人类生存的选择，因此早期的食人主要因饥饿而引起。长期相沿渐成风气后，食人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手段被延伸到各个方面，如噬食战俘囚犯、取食先祖遗骸以求精神永存、部落酋长食人显示特权、报仇雪恨食人等等。这种残酷的食人风气长期沿袭，直到现代社会某些地方仍然留有食人孑遗。中国灾荒史上饥饿的灾民常常易子而食，形成震撼人心的灾荒食人文化，但却反映出极度饥饿状态下远古食人的本能重新显现，或者是食人的返祖现象。

无论北京人遗址还是尼人遗址中都发现大量的动植物残迹，尼人遗址中存在大量的赤鹿骨碎片，北京人遗址中存在丰富的朴树籽，似乎说明当时人类能够解决生活所必需的食物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因饥饿而食人。

在北京周口店及时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中，肿骨大角鹿和梅花鹿的化石特别引人注目。肿骨大角鹿的角多是自然脱落或正要脱落时被打掉的，梅花鹿的角则大多附着在头骨上，可能周口店的直立人在夏秋之交更多地狩猎梅花鹿，在初冬猎取大角鹿，或许在寒冷的冬季梅花鹿才会到达周口店地区生活。[14]（P29-31）因此不难推测，在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时代也存在着季节性食物供应不足的问题，远古人类的食物来源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在食物来源充足的季节大量采集猎获，在冬春季节则忍饥挨饿，艰难度日。北京人遗址中肿骨大角鹿的个体数量在二千以上，梅花鹿的数量则少于大角鹿，为一千多头，这个表面的现象并没有显示冬季北京人食物丰足，相反却暗含着冬季食物资源种类相对单一的信息。肿骨大角鹿很可能是严寒的冬季到来后北京人最主要或基本的食物，即使采集储存一部分朴树籽也仍然不能顺利度过漫漫寒冬，而在其他季节却可以捕猎梅花鹿、鼠类、獭类和双角犀等多种动物为食。至于一些食肉类动物如剑齿虎、猞猁、猎豹、中国鬣狗、狼、洞熊等化石虽然多有发现，但现代考古学研究认为北京猿人还不具备猎取食肉动物的能力，较大的可能是获取食肉动物饱餐后剩余的动物尸骨。[13]（P150-152）在冬季捕获肿骨大角鹿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北京人就有可能陷入食物危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终于开始了同类相食，并且这种极端残酷野蛮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人类的普遍认可而相沿成风。所以我们还可以由此推断出另一个结论：即使在距今几十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阶段，季节性饥饿的威胁依然存在；虽然当时的气候温暖而湿润，但冬天人们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维持生计。直到晚期智人生活的阶段，这一问题又因气候趋于寒冷而变得更加严重起来。

食物资源的断绝与否不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生活的地域空间有关。根据现代民族学的资料，以采集渔猎为生的古人类一般结成25人左右的生存群和500人左右的繁殖群，他们随食物资源的季节性变化而经常转换生活地点，他们在一个地点的活动范围大体保持在半径9千米以内的地域内。[13]（P148）在往返迁徙的过程中如果有效活动范围达不到生活的低要求，这样的原始人群就有可能出现食物危机；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狭小且相对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则不便于更换生活场所、寻求新的食物资源，这样也会使他们在极端季候条件下处于食物资源断绝的境地。食物资源的断绝迫使人类自相残杀、同类相食，一些民族学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远古人类遭受的季节性饥荒和食人现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二者并非必然的因果联结。远古人类是否具备肉食能力和肉食习惯是饥饿条件下食人风习成为可能的中间环节。就现有远古人类食人材料看，二三百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南方古猿可能就具备肉食的能力，因为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南方古猿的两种不同类型化石——粗壮型和纤细型从未在同一地点出现过，因此有人认为粗壮型南方古猿以植物性食物为生，纤细型南方古猿以杂食为主，既采食草木果实，也吃肉食。[11]（P100）晚期智人食物种类多样，既有采集的植物茎叶果实，也有捕获的动物和捕捞的鱼，食肉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生活在欧洲地区的晚期智人主要捕获驯鹿、野牛、野马、猛犸象等为食，亚洲地区的晚期智人主要以羚羊和野马为捕获对象，周口店山顶洞人还捕获鱼类。[15]（P188）正是因为古人类很早就具备肉食能力，季节性饥荒发生后出现食人才成为可能。

（三）晚期智人放弃食人而选择农业

季节性饥荒和食人风习贯穿于远古人类生活的漫长时代，但在晚期智人时代以前，季节性饥荒和食人风习并没有对农业发生产生任何的促进作用，人们应对饥饿的方式是被动适应。进入晚期智人阶段后，气候变冷进一步加剧了季节性饥荒的危害，食人恶习普遍存在，晚期智人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的进步使得人们不断地寻求应对饥饿、消除食人风习的主动措施，驯养动物和驯化栽培植物逐步成为可能。

智人阶段是人类历史上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提高的重要时期，采集渔猎技术的进步、工具的革新等重大进步相继出现，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传播信息。1984年菲利浦·列伯曼在《人类说话的进化》中推断，人类的远祖大约在9万年前的某个时候开始“说话”，大约在3.5万年前的某一时期开始使用语言，尼人的消亡和克罗马农人的繁衍生息于此就有着直接的关系。[16]生活在距今20～4万年前的早期智人还不具备必要的体能和智力发展农耕畜牧，尽管人类面临着季节性食物短缺的压力，但因为人的能力的缺乏，面对季节性食物短缺无能为力，只能被动适应，迁徙流移是古人类好的选择。

晚期智人阶段人类才进化到与现代人相当的水平，晚期智人脑力的进化可能也要归功于当时寒冷的气候。[2]克罗马农人脑量水平为1600毫升，山顶洞人为1300～1500毫升，与现代生活人类基本相同。克罗马农人在外表上已接近于现代欧洲人，他们鼻狭长而高耸，额宽，直颌型，脑颅容量大。[3]与抽象思维有密切关系的大脑额叶也在这一阶段进化完成，因此有人认为至少在25000年前人类潜在地具备了原始农耕畜牧的能力了。[17]而当时的寒冷气候加剧了季节性食物短缺的问题，继续采用食人方式延续种族被理智化的晚期智人逐步摒弃，他们在迁徙觅食、同类相食两种生存方式之外寻找新的生存途径，走上了驯化植物和驯养动物的历史道路，在生产生活的某些方面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但是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进步也不能做过高的估计，虽然人类的智力有一定进步，但总体上仍然处于被动地适应自然的阶段。即使在作物驯化和动物驯养过程中，人们也是将它作为弥补食物的一种特殊手段对待，并未经过刻意的设计，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原始人群被动的适应自然的角度重新考察农业起源问题。

三、季节性饥荒与农业起源

农业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农业发生的遗迹就说明了人类发展进化的一致性，即在可能的条件下人类会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或状态。这些条件可以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去寻找。从内因看人类自身的进化为农业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没有人的进化发育即使条件再适宜也不会有农业的发生。晚期智人阶段气候趋冷使季节性饥荒的问题更为突出，为了解决季节性饥荒并避免食人悲剧的一再重演，古人类开始了动物的驯化驯养和植物的栽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此作为采猎经济的必要补充，从而导致了农业的发生和定居生活方式的最终形成，驯化驯养动植物和采集渔猎一起成为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农业的发生还应该继续前推，以距今5万年到1万年的时段为宜。

晚期智人中经常遭受季节性饥荒的人群应当生活在气候变化分明，冬季出现极端寒冷天气的地区。农业不可能发生于两极地区，也不可能发生于赤道周围地区；农业发生的区域只能在温暖地带寻找，考古学中发现的与农业起源相关的人类遗址一般都具备这样的区位条件，[1]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季节性饥荒与农业发生之间存在作用关系。20世纪40年代，英国史前史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Clark）在考察英国东北部1万年前的采集——狩猎遗址时采用孢子花粉分析技术研究了古代营地中发现的花粉和红鹿角碎块，结果表明斯塔卡（StarCarr）遗址只是春季和夏季才有人居住。[2]迁徙活动是季节性饥荒发生后晚期智人的基本选择。

晚期智人在季节性饥荒压迫下冬季无充足食物供应，即使四处寻觅也鲜有所得。季节性饥荒条件下的迁徙活动可能存在区域差别，迁徙活动的周期、方式等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居住在一些条件优越地区的远古居民甚至可能不需要迁徙也能越冬。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远古人群经常遭受季节性饥荒威胁，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气候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时而干冷，时而暖湿，干冷时以荒漠草原植被为主，温暖湿润是森林密布。而距今10~1万年时，气候以干冷为主，植被类型主要是荒漠草原。[18]在河套人遗址中发掘出与荒漠草原生态环境相一致的野兔、刺猬等动物遗骸。[19]（P160）在距今1.8~1万年时气候变冷的幅度更大，一些典型的北方型动物已经南侵到长江以南地区，如拟布氏田鼠、棕熊和仓鼠等。[9]（P177）中国东部地区的情况可能要好于西北地区，因为在同时期的山西峙峪遗址中发掘出了冰期动物披毛犀和代表沙漠草原植被的刺猬化石，[19]（P154）而北京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并没有发现披毛犀、猛犸象等冰期动物，相反倒有花面狸、猎豹、真象等林栖性和喜暖性动物。[19]（P147）生活在条件较差地方的晚期智人在冬季寒冷时节就要迁移到另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们既不会单独依赖采集生活，也不能通过渔猎获得全部的食物，在驯养驯化动植物以前他们的生活内容以采集为主并兼营渔猎。采集和狩猎活动在寒冷的季节里是很难获得足够的食品，特别是采集活动受到冬季寒冷气候的影响几乎全部停止。民族学材料证明，生活在非洲的俾格米人以狩猎采集为生，狩猎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狩猎所得并不丰厚，还需以采集的果实来弥补生活之所需，其弥补的食物数额约占他们生活食物总量的70%以上。[5]（P20）正是因为冬季采集活动的中止才给原始先民的生活以致命的打击，因而出现了夏秋时节食物供应充裕，冬春时节食物极度缺乏的现象。这时候人们便陡然感觉到“禽兽不足”（《白虎通·号篇》）、“行虫走兽难以养民”（《新语·道基篇》），生活处于饥寒交迫状态。

晚期智人阶段的季节性饥饿，迫使人类由被动的适应环境而转向采取一些主动的措施求得生存，生存的手段是驯化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这一阶段必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将野生的植物驯化为半野生状态并进而培育为栽培植物。晚期智人遗址中发现的各种野生动物很可能既是其狩猎对象，但同时也是其驯养对象，只是经过长期的尝试以后，人们才逐渐将驯养的重点集中在易于利用（如狗）或性情温顺的几种动物（如猪、马、牛、羊、鸡）身上，所谓“拘兽以为畜”（《淮南子·本经训》）即发生于这一阶段。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所能利用和畜养的动物也处于半野生状态。这一阶段人类赖以谋生的手段主要是采、伐、捕、捞，有些学者认为采集活动在原始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学者则认为渔猎为主要经济部门，但在一般气候条件下和春夏秋三个季节中采集渔猎的作用和地位更多的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如此区分主次产业难免有所偏差，倒是在严寒的冬季狩猎活动重要性陡然增加，狩猎和捕鱼的比重增大，采集经济出现衰退，男子的地位才得以因此而确立。

环境条件的差别导致了古人类的区域性生产和生活特征。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活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南北差异，即以狩猎为主的北方经济和以采集为主的南方经济，反映了寒冷气候条件下采集经济萎缩，狩猎经济扩张的发展趋势。一些考古资料直接支持了这一推测，旧石器时代晚期使用的狩猎工具普遍出现明显的改进和改良，工具的制作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峙峪人用于狩猎的石镞十分锋利，虎头梁文化中也发现有比较尖利的石镞类工具，下川文化中发现的大量石镞是用比较先进的压制法制作而成。同时，骨器制造水平也有提高，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有双排倒勾的骨鱼叉，山顶洞出土了用青鱼眼骨制成的装饰品，小孤山遗址出土了距今2～3万年的精美的骨制品和装饰品。

在距今1～4万年间的克罗马农人洞穴里或岩棚下留下了人类最早的艺术品，[20]（P101）遗址中发现的艺术品中全部反映的是动物的生活图景而没有植物图画，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为此感慨地说：“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3]中国的山顶洞人生活在一个面积为90多平方米的洞穴中，十几个人共同居住在一起。洞里自然分“上室”和“下室”，上室是他们的住室，位于洞口；下室是他们的墓地，位于洞的深处。他们在山顶洞周围的广阔地区狩猎、捕鱼、采集，猎物主要是兔、赤鹿、斑鹿、野猪、羚羊、獾、狐狸等大小野兽，有时也能捉到鸵鸟和其他鸟类，他们还能捕获长达一米以上的青鱼。他们还要采集植物果实和块根作为辅助的生活资料。正是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狩猎活动给予特别关注，才促使了驯养野生动物的进一步发展和个别家畜在定居农耕生活出现以前就得到成功饲养。因此，家养牲畜的出现早于栽培作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栽培植物和驯养的动物提供的食品比例越来越大的时候，原始人群遂择地而居，脱离了采集渔猎生活，进入了农业社会。在由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起点，只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同样地农业的发生也没有一个明确地起源地，旧石器时代晚期很多部落可能逐渐向农业社会转变。这些部落居地周围环境中可选择的动植物资源丰富，特别是生存有各种草食性动物和籽粒丰硕的植物；他们生活地域开阔，周围有其他部落或群体，能够与外界进行经常性的联系，便于信息的交流和传播。苏联学者H·N·瓦维洛夫在研究谷物农业的起源问题时指出：谷类作物的祖本，既不是生长在草原荒漠地区，也不是生长在肥沃的河谷地带，而是生长在亚热带的山前地带和丘陵地区。[4]这些地方地势比较平坦，多有湖泊沼泽，草木茂盛，动物经常出没，便于人们从事采集渔猎和栽培植物的生产活动。

在年复一年的寒冬困扰下，作为弥补储积食物不足的应对措施，晚期智人选择了籽粒丰硕的植物予以重点培养，并将收获的籽粒留存到冬春季节食物缺乏时食用。据研究，我国先民栽培的植物种类多达236种，禾谷、豆菽、块根、块茎等20种，蔬菜及调味料作物45种，古树53种，纤维作物11种，经济作物25种，药用植物42种，竹藤类21种，观赏植物19种。[21]其中得到大面积种植的主要集中在几种耐储藏的禾谷类作物上，如禾谷类的黍和粟是黄河流域原始农业阶段的主要作物，水稻则是长江流域的主要作物，除此而外，不耐储藏的水果、蔬菜等只能满足人们的一时之需，在远古人类的栽培计划中仅居次要地位。民族学的材料也证明，在一个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生活居地附近发现生长面积达1000英亩的黍属植物生长地，为当地居民采集生活的基本食物来源。[5]而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碳化黍粟和水稻，也可反证前农业时代黍粟的培植驯化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作业。

所以，农业起源的时间起点不应局限于新石器时代，而需进一步上推，将晚期智人生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这一阶段虽然仅历时数万年，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却是驯化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重要阶段，如果要计算人类历史上的产业革命的话，及时次产业革命似乎应该是驯化和驯养动植物，农业的发明则降居其次为宜。

[作者简介]卜风贤（19－），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

农业问题论文:现代农业问题思考研究论文

摘要：黑龙江省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加快发展黑龙江省的现代农业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农民增收和实现小康目标的重要途径。然而，黑龙江省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农业产业结构不完善、科技应用水平偏低、对农业投入不足及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等。为克服这些问题，加快我省现代农业的发展步伐，应进行产权制度的创新，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强化科技支撑能力，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和培养新型农民，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良好制度和环境条件。

关键词：现代农业；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产权创新；科技支持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强调：“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现代农业相对传统农业而言，包括四个方面内涵：一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现代化，采用各种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化学肥料、农药进行生产。二是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根据农业生产发展的变化规律指导农业生产，充分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三是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和区域化，使农、林、牧、副、渔发展，农工商密切结合，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四是农业生产制度和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家庭农场和规模化经营扩大，农业社会服务化体系完善，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都发生质的变化。

一、黑龙江省作为全国的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1.从黑龙江省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地位看，发展现代农业，更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全省耕地面积为990.5万公顷(1.49亿亩)，占全国的10%，居及时位。而且土地肥沃，有机质含量高，宜农土壤占总面积的40％，全省农业后备资源面积479.3万公顷(7200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0.5％，土地待开发面积仅次于新疆、内蒙古和四川省，居全国第4位。2007年全省粮食产量达396.55亿公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8%。全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近几年一直稳定在300亿公斤以上的水平，粮食商品率达到70%以上，是全国较大的商品粮基地。在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多次质量安全检测中，黑龙江省粮食产品中从未发现农药残留，绿色食品产量居全国首位；大豆内在品质好、蛋白质含量高，在国际市场享有盛名，产量居全国首位，占全国的1/3；玉米营养成分含量高，产量居全国第二；水稻生产期长、光照充足、品质优良。粳稻的商品量占全国的43%①。

2.从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看，黑龙江省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地位尤其突出。粮食作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之一。黑龙江是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基地。我国当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2006年与1996年相比，全国总人口增加了约9000万人，但同期城镇人口却增加了2亿以上；10年间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从30.48%提高到了43.9%，年均提高1.34个百分点，使大量农产品生产者逐步转变为农产品消费者，整个国家的人均农产品消费量也将显著增加。但同时东南沿海10省市2005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98年减少614亿公斤，即减少了17.6%；其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也由34.02%降至29.67%。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南粮北运”格局已被“北粮南运”所替代。

另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东北地区粮食总产可达1140～1180亿公斤，按人均需粮400公斤，东北地区外调和外销粮食可满足新增1.5亿人口的需求。因此，加速21世纪黑龙江农业的发展，进一步巩固黑龙江农业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无疑将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工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3.发展现代农业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基础条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条件。大力发展品质、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加快建设绿色、无公害农产品优势产业带，积极促进农业向专业化、标准化、特色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出口，利用丰富的粮食资源，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加工业，是今后黑龙江农业发展的主导方向。黑龙江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尤其是以食品工业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接续产业发展密切相关。这对于巩固国家商品粮基地地位、调整我省产业结构，加快全省经济既好又快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全省食品工业产值在全省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占到20.5%。近两年，随着国内饲料业、畜牧业的发展和能源需求的增强，玉米加工业得到有力地拉动。玉米加工量由2005年的508万吨，增加到2006年的650万吨。

4.发展现代化农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小康目标的重要途径。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提高农民的收入，而发展现代农业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黑龙江省总人口为3800多万，其中56%为农民，他们的收入主要靠种粮食。虽然近几年人均年收入有所增加，但增幅同城镇居民收入相比还比较缓慢。2004年黑龙江农村人均纯收入3010元，2005年为3221元，2006年为3552元。而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004年为7471元，2005年为8272.5元，2006年9182元。黑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为2.49∶1、2.57∶1和2.59∶1，呈逐年扩大趋势。

要从根本上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靠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现代农业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和适度规模化经营，采用先进的技术，使劳动投入相对下降，土地、淡水和能源等资源得到集约化利用，从而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商品率，在耕地不增加的情况下，收益得到增加。农业现代化还能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促进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

总之，发展现代农业是实现粮食稳定发展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根本保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工程，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更是适合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黑龙江省发展农业现代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过多年建设，黑龙江省已具备了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1.科技应用水平和对农业增长贡献率低

现代农业发展史表明，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美国、日本、荷兰等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贡献率已达80%左右。近几年，随着黑龙江省农业科技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农业科技贡献率提高到了51.2%，但仍比发达国家大约低30多个百分点。这表明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推广对增产增收具有很大的潜力，即便是一些常规性技术，只要进村入户就能够取得明显成效。

2.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完善，农产品深加工能力不足

由于长期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造成了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比例不协调，省内许多自然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畜牧业在黑龙江省具有一定的优势，近几年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现代畜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均在50%以上，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达到了60%~70%。黑龙江省2006年畜牧业总产值为500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42%，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农业投入不足，融资渠道狭窄

黑龙江省在全国属经济欠发达省份，经济基础比较薄弱。2006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235.9亿元，其中，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仅有195.6亿元，仅占总投资额的8.7%，投入不足，使农业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偏小，是阻碍黑龙江省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金融服务层面上,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不完善。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机构和业务逐渐淡出农村市场的情况下，作为直接服务“三农”的三家机构难以满足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资金需要。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功能不全,业务范围狭窄。农村信用社“一社难支三农”。虽然农村金融产品有所创新，金融服务水平有所改善,但在供给总量上明显不足，需求与供给的失衡导致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低效率。农业贷款结构不合理，数额较小，期限较短，利率浮动幅度较大，无法满足农民发展规模化种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化经营所需。

4.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黑土层退化严重

近年来，由于滥垦滥伐，不注重湿地的保护，造成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达500万平方千米，年流失总土量达2.5亿立方米,使每年少收粮食40～50亿公斤。全省土地“三化”严重，草原退化、沙化面积达22.6万平方米，盐碱化面积达14.93万平方米，草原毁草并开荒面积64.67万平方米，西部严重地区草原“三化”面积已占草原总面积的85%。三江平原由于大量垦荒，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生态系统失衡。鸡西、七台河、鹤岗等地，由于大量开采煤炭，也侵吞着大量农田。

有“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称号的黑龙江省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耕作方式，黑土层退化严重、有机质含量下降、养分流失、退化面积不断扩大。开垦与20世纪60—70年代的坡耕地，黑土层厚度一般都由开垦初期的80厘米到100厘米，减少到现在的20厘米至30厘米，土壤有机质含量由12%下降到1%至2%，地力明显减退。黑土地正面临消失的危险，这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5.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抵御旱涝灾害能力较弱

黑龙江省河流纵横，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汛期水多，非汛期水少；东部水多，西部水少。全省水资源总量为81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2118立方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亩均占有水资源量460立方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松嫩平原是黑龙江省重要产粮区，耕地面积占全省的45.6%，而水量仅占全省的5.7%。黑龙江省现有大中小型水库679座，总库容量95.9亿立方米，但是其中病险水库有552座，占现有水库总数的81%。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也无法满足实际需要，2006年底，全省共打钻机电井22.3万眼，农田有效灌溉面积264.8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6%；节水灌溉面积为158.7万公顷，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5.6%。2007年全省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旱灾，造成粮食作物接近绝产面积871万亩，受灾面积达5011万亩，给黑龙江省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三、黑龙江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对策

黑龙江省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用现代的物质条件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来改造农业，用现代的产业体系来提升农业，用现代的经营形式来推进农业，用现代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来发展农业。

及时，进行产权制度创新，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制度保障。

在我国农村广泛实行了近3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给亿万农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增收和农村面貌的改变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要发展现代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必须改变分散经营的现状。将土地相对集中，才能发挥大型农机具的作用。因而，对现存土地产权制度进行创新就势在必行。

一是将土地承包权按自愿原则实行转移，使土地耕作达到一定规模。农业生产工具的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而农业生产的机械化需要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样可以发挥大型农机具在播种、施肥、灌溉、收割等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优势。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实行土地转包，并不改变土地的初始承包权，按自愿原则双方可协商确定转包时间长短和费用高低，履行手续，签订转包协议书并进行公证，以保障双方经济利益。

二是实行土地入股式的新型合作经营。土地入股是指按土地多少、肥沃程度进行作价后，实行集中耕作，秋收后实行按股分红。入股的农户成为合作组织的成员，在其中工作；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从事其他工作或进城务工。这种土地入股式农业生产组织，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组织。不但土地统一经营，而且分配实行的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入股后保障了他们的收益，改变的只是经营方式。这种合作经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将大大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体制保障。

黑龙江省在发展现代农业体系中，必须结合自身资源和环境优势，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开发原料供给、加工带动、观光休闲等多种功能。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把及时产业建设成为富民利国的基础产业。

一是促进粮食产业稳定发展。要进一步提高黑龙江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建供给稳定、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发挥农业科技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努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单产、优化品种、改善品质，继续实施品质种子、植保和粮食丰产科技等工程，推进粮食优势产业带的建设。在现有绿色食品种植面积4680万亩，约占全省农作物总种植面积31.4%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绿色、无公害食品基地面积，使其达到60%左右。

二是继续推行品牌战略，增加粮食的附加值。要充分发挥“北大荒”、“九三”、“完达山”等全国知名品牌的作用，同时，要继续加强自主品牌的建设，通过知名品牌带动对黑龙江省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特色农产品等一系列农产品的带动作用，使之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农村经济的“新支柱”，并将它作为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建设的新增长点。

三是积极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业的发展。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使黑龙江省由粮食生产大省发展成为粮食加工大省。积极培育大型龙头企业集团，增强对基地和农户的带动能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利用其是全国较大的玉米生产基地优势地位，广泛应用高新技术，推进玉米加工业向医药、能源、化工等深广领域的开发和延伸。

四是努力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在大力发展绿色种植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健康养殖业和乡村旅游业等，使农民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在广袤的松嫩平原积极吸引“三资”开发黑龙江乳业和奶牛饲养业，并由乳业的大发展带动草原改良、牧草种植、饲料加工业、包装印刷、物流和服务等诸多相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充分发挥黑龙江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冰雪、森林、湿地、草原、边境游等具有浓郁“北大荒”特色的旅游项目。要着力发展以大农业和小城镇建设为特征的农场旅游，扶持和壮大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旅游，培育出一批乡村旅游特色县、特色村，使农业、农村在旅游方面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第三，强化科技支撑能力，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现代农业之所以“现代”，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利用先进技术。根据黑龙江省的具体状况，农业科技的发展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快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黑龙江省有农科院、东北农业大学等科研和教学单位，以这些单位为龙头，组织力量重点进行适合北方特点的农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如优良品种、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等特色农产品的培养与种植。通过优化农业科技力量布局，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和水平。

二是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力度。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农业科技成果展示和技术示范活动，鼓励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针对农业生产需要和农民需求开展技术研发与科技服务，在县、乡、村中广泛建立新品种和科研课题试验基地，加快新技术成果向生产的转化。着力实施“科技入户”工程，积极推进农业先进实用技术深入千家万户。建立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新机制，使科技成果尽快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是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培养和造就省、市、县、乡四级组成的业务素质高、爱岗敬业的农业科技创新队伍和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上的实际问题。

第四，培养新型农民，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撑。

建设现代农业，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目前，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约有150多万，充分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是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是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要大幅度增加资金的投入，解决中小学校舍和师资不足的问题，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成果。

二是对青壮年劳动力进行技能提高的培训，提升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使他们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通过举办培训班、科技下乡、科技入户、远程教育等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科技培训和农民转移培训，提高农民科学种、养殖水平和转产转岗就业能力。黑龙江省已启动的对农民一套丛书、一套挂图、一套光盘的“三个一”工程，将先进的农业耕作方式和栽培模式通过技术图解、技术要点流程和影像等形式展示给广大农民，为提高全省1800万农民的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后将深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三是要重点发展种、养殖专业大户、农机大户、农村经纪人、运销专业户等各类经营和市场流通主体，健全各种保障机制，并给予政策的引导。

第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良好环境条件。

一是农业生产设施方面，针对我省连续干旱的形势，实施以抗旱水源工程建设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力发展节水灌溉。首先重点解决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农田灌溉工程标准低、水土流失严重、农村人畜饮水困难大等问题；大力修筑蓄水工程、调水工程、输水工程，利用秋季进行蓄水调水，提前补水和充分利用天上水，合理利用地表水，科学利用地下水。加快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步伐。坚持以退耕还林（草）为重点，以基本农田建设为基础，切实发挥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加快中小河流治理速度。完善中小河流治理防洪工程和配套建筑物建设。同时，还要大力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科学施用化肥，引导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理化性状，提升地力。

二是重点解决农村用电问题，加快农村电网建设。积极推动农网建设的改造工程，统筹城乡电网发展，积极推进“户户通电”工程。在适宜地区积极推广秸秆气化、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建立能源作物栽培和液体燃料转化示范基地，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

三是完善农村交通设施。2005年，全省已有5482个村通了公路，其中1489个行政村通了水泥路，受益人口达1255万。目前，要加快公路运输主枢纽、运输中心场站项目及客运站的建设，以尽快形成人流、物流集散中心，促进城乡交流，进一步推进城乡道路运输一体化。

四是建立农业信息服务平台。（1）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业信息收集和制度，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建立统一的软硬件平台，推动农业信息数据收集整理和规范化、标准化。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农业信息网络互联中心。加快建设一批标准统一、实用性强的公用农业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和交换。（2）要整合农业、农村市场的信息资源，建立农业信息资源中心，加强农村一体化的信息双向流动渠道的畅通。确保农业信息化投入，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农业信息服务领域。（3）切实加强农村信息员队伍建设，重点培训基层农村信息工作人员，建立高效的农业信息化队伍。

第六，强化农业投入力度，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投资。从我省现实情况来看，强大的金融资本的投入是保障现代农业发展必要基础。

一是逐步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简化繁杂的小额贷款申报程序，扩大农户小额贷款的发放范围和金额上限，满足农民生产及加工、运输、经商等方面的贷款需求。

二是放宽民营经济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条件，创设和重组一批县域小型金融机构，培育村镇银行、村级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按照合作金融模式，逐步提高民间金融活动的规范化程度。

三是创新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逐步把信贷投放延伸到对粮食深加工等产业链条上来，发挥农村投资的方向性、基础性引导作用。重点解决县域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和贷款难问题。同时，构建风险管理和补偿机制，分散支农贷款的风险。使农业、农村和农民在遭受灾害后及时得到经济补偿，尽快恢复生产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