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科学管理:现代社会科学管理的发展与运用

现代社会发展瞬息万变，早在上个世纪初美国管理学家泰勒最早意识到建立科学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此后人们对于科学管理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而管理学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繁荣。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效率，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挑选“及时流的工人”。要使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标准化，这就是所谓的标准化原理。实行刺激性的计件工资报酬制度。工人和雇主两方面都必须认识到提高效率对双方都有利，都要来一次“精神革命”，相互协作，为共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法为科学工作法。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组织机构的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但必须注意到管理研究是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研究的，它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即是管理理论的制造者使用各种办法让自己和他人相信管理技术能够促进管理效率的提升。在现代社会，管理理论的生命周期也日益变小，大部分的管理理论都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管理科学理论也一直在进行着岁月更替，不同时间段所流行的管理理论也是不同的。

一、科学管理的发展

根据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结论，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具有生命周期的特征的：及时，管理理论的提出是一项新的学术发现；第二，科学管理理论逐渐演变为管理技能或技巧，并且被各种刊物发表；第三，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或者降低企业的成本或者解决管理的问题，管理的科学性出现，并被当作一项有效的新方法而被广泛提倡；第四，在实践当中，人们发现管理技术的应用并没有达到当时宣称的效果，人们开始质疑科学管理发挥持续效用的困难性。管理理论存在一个较长的潜伏期，且管理理论的传播呈现一个波浪式的烟花过程。通过对“自我管理团队”这一管理的研究发现，学术界关于“自我管理团队”的研究具有暂时性的特点，但是将“自我管理团队”运用于实践的企业的数目却是相对稳定的，学术界与理论界并不存在的协同进化关系。同时，他通过在两个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两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是存在差异的，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是这两个国家政治、经济或者文化等的差异。

管理理论的传播过程可以归纳如下：首先，企业在社会-心理因素和技术-经济因素的影响下，需要发展与掌握先进的管理技巧与技能；其次，当其产生这个需求之后，管理、咨询公司、大众传媒以及商业学校这些管理理论的制造者立刻会根据具体的需求，将一些流行的管理技能和技巧通过一定的传播工具告知给企业；再其次，企业会根据其具体的情况进行一系列的区别、选择、采用或者拒绝，同时在应用过程中产生对更为新颖的管理技能或技巧的新的需求；，企业新的需求会导致新的管理技能的供给，管理理论的发展就在这样需求-供给的循环中形成了。Brickley（1997）指出，管理理论的生命周期曲线呈钟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且峰值也越来越高。Carson（2000）通过对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进行统计，发现管理理论出现的年代与其生命周期紧密相关，而且越晚出现的管理理论的存在流行时间越短。任何管理理论的实践应用必定会走向结束，而其走向结束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然结束，即企业不愿继续采用；非自然结束，企业还在继续采用，但是大量的新管理理论已充斥市场。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理论所包含的元素越来越复杂，也更加难以理解了，基于此企业对它们的钟爱也相对下降，它们的生命周期也逐渐缩短。基于管理的复杂性，它的执行需要管理者的身体力行，但是管理者在某一职位上待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而且他们也往往倾向于将管理的执行交给下属来完成，所以科学管理理论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

Abrahamson（1996）曾指出，管理理论演变的需求是由外来力量带来的，导致管理理论需求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类别。（1）由于同类企业都采用了某行管理理论，从而导致企业也开始模仿，由于咨询公司夸大了企业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企业为保险起见而采用管理实践，由于企业之前采取的管理时尚未取得成功，从而导致企业转向新的管理实践，由于政府部门的管理制度的强行要求，从而导致企业不得不采用管理理论等等，这些因素即社会——心理因素，他们往往不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2）由于经济萧条、季节性需求变化等企业外部的经济周期的波动，由于企业技术落后、员工的素质低下、原材料供应不足等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不善，从而导致企业的绩效不佳，为了能够提高企业的绩效，企业开始寄希望于管理理论实践，这些因素即技术——经济因素，他们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的绩效。

二、科学管理的运用

一项科学管理理论在企业中的实施过程主要包括六个步骤：及时，企业里有少部分人在详细研究之后发现该管理理论对企业的积极作用，并且开始向其他公司人员介绍；第二，随着人们的推荐，企业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该管理理论；第三，企业里将该理论在小范围内进行实施；第四，随着管理高层、重要客户等企业内外力量的推动，该管理理论被企业接受；第五，随着该管理理论的实施，其对企业的积极作用不断凸显；第六，随着该管理理论在企业里的应用，它已经与企业日常的运作密不可分了。由此可知，企业对管理理论的接受与实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将那些从崇尚一种管理实践改为崇尚另一种管理实践的企业形象地比喻为“开碰碰车”。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企业可以通过以下的六个原则来避免管理给企业带来的困惑：正视自己以及自身存在的缺点、揭示企业存在的问题，即要注重务实；要认识到即使在工作中会犯错误也要好过于无所作为，即要采取行动；要认识到真实言论与行为的重要性，即要坦诚对话；要明确企业的价值、目标及使命，使得在激励员工时言之有物；要追求实现两全的机遇，而拒绝两难困局的思维方式；要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培养企业内部的信任感等，注重领导的重要性。

三、科学管理的评价

有很多学者对于科学管理有很多评价，其中褒贬不一。对于科学管理来说，其主要思想体系表现出如下特点。

1.侧重现场作业管理而非管理体系的建立。科学管理原理主要研究如何提高生产率，侧重作业和现场的管理，较少涉及管理体系的建立，这与泰勒长期直接观察生产现场的经历不无关系，属于公司运作微观层面的研究。而参加过大企业管理的法约尔则更侧重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大企业的整体运作为研究内容，提出了经营的六项职能、管理的五种因素和十四条原则，属于公司运作宏观层面的研究。这两者不是孰优孰劣的比较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宏观面的成功需要微观面的支撑，微观面的成功有赖于宏观面的引导。

浅析社会科学管理: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摘 要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阐述哲学社会科学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通过论述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针对性的充分阐释了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内涵特征 管理体制 对策

哲学社会科学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不能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党和历代领导集体的关心与支持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内涵和特征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生存条件及其变化的理论自觉，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完善自身的强大思想武器。它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广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包括哲学，也涵盖了诸多相关文科学科。而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等。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内涵将会不断丰富。

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内在统一的。两者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在关注社会存在的方式上两者是不一样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具有以下特点：及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第二、具有实践性。实践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特点，它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实践，进行持久的调查研究；第三、人才成长有自身的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不但需要有丰富的书本知识，还需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第四、着文不难，出精非易；第五、探索具有曲折性和无穷尽性。

二、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逐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但也应该看到，与时代要求相比，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管理还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理论与实践脱节、基础性工作不扎实、管理体制缺乏弹性等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够，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战略地位亟待加强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存在的问题，首先与一些领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有关。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着重理工轻文史、重自然科学轻哲学社会科学的倾向。认识上的不到位使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仅仅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具体措施不多，资金支持力度不大，对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缺乏紧迫感。

（二）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滞后于实践、与决策脱节的问题亟待改进

理论和实践脱节、与决策脱节是制约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我省哲学社会科学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不单纯属于上层建筑，从渗透转化的意义上说，也具有生产力的属性。它和自然科学成果转化的特点不同，自然科学成果转化的着眼点是企业；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重点是决策层，是政府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它要为各级政府的决策和经济建设服务。成果能否转化取决于研究者和决策层双方，任何一方出现阻塞，转化都不能实现。

（三）基础性工作不扎实，哲学社会科学中学科、人才建设亟待完善

学科建设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是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步骤。目前，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中学科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传统学科基础并不很牢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又不断涌现，学科建设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两者发展并不平衡，重视基础性研究，忽略应用对策研究的状况仍比较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仍然比较单一，没有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研究方法急需多样化。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人才断层、知识结构老化、功利主义思想与浮躁之风等问题在高校中仍然存在着；科研人员的思想观念问题有待转变、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四）管理体制缺乏弹性，评价体系、创新环境、经费投入亟待完善

制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管理体制问题。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中存在的诸如重复研究问题、经费问题，追根溯源，是因为缺乏一个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率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宏观管理机构。由于宏观管理缺位，我省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没有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也难以制定包括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经费投入与条件支持、课题研究等事关全局的科学决策。在微观层面，尽管各教学科研机构已经认识到现有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必要性，但自主改革意识不强，步伐迟缓，力度不大。科研机构体制的整体改革进展缓慢，仍存在着传统体制养传统人、平均主义的体制病。另外，科研工作评价体系不完善，工作考核和评价制度科学化程度不高，科研激励机制不健全，宽松、宽容的学术氛围和创新环境还没有形成。

三、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变革和人类文明的先导。在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对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推进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利益的日益分化和社会的急剧变迁，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是对我们党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而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关键是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先导作用，充分调动哲学社会科学的丰富资源，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以富有真知灼见的科研成果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推动自然科学健康向前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引领自然科学发展的有力保障。科学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却是没有头脑也没有灵魂。当科技作为一种没有头脑控制、人类并未真正透彻了解的力量时，它只是一种盲目可怕的力量，是造福人类还是祸国殃民关键要看科技被哪些人操纵和利用。因此，对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理论，都需要以人学为尺度，去检验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行为及社会生活。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创新是发展的关键。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和机制保障。因此，新时期要把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紧抓好。

四、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

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是新时期加快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关键。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应着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

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工作，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要努力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改进领导方式，提高领导水平，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造良好的环境；要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智囊团”；要正确处理好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尤其是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要保持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紧密联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围绕中心，贴近现实，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和服务社会的功能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服务社会的功能。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各级科研机构要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从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点出发去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同时，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功能。此外还要积极做好研究者和决策层间的沟通交流工作，积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三）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建设

体制机制是制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较大瓶颈，也是改革创新的重点。我们必须统筹兼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去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形成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有利于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活力的引导机制，形成既能有效整合资源又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调控机制。

继续进一步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整合研究力量，优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配置；继续进一步深化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体制改革，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工作，制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五年研究规划和年度项目计划；继续进一步深化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和课堂效率为重点，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继续进一步建全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推动理论与实际结合。

浅析社会科学管理:浅析社会科学管理方式的创新

论文关健词:变革　创新　社科管理方式

论文摘要:近些年杜会科学研究与组织发展有三个比较明显的转变:行为方式由倚重个体行为向注重公共行为转变;研究的动力出现由重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向注重功利意义和经济价值的转变;研究成果的受众由以知识分子阶层为主向开放的社会各阶层、领域转移。欠发达的地区社会科学发展和人才队伍的特点:研究力量不集中，人才队伍不专业;研究主体的多层次;社科规划、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当前需要抓质量.促创新、搭平台。

社会科学的规划、管理工作在本质上是为社会科学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从而生产出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服务的。做好社会科学的规划、管理工作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一、社会科学研究与组织发展的明显转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社会科学自身的研究和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了解、分析近些年社会科学研究与组织发展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比较明显的转变:

(一)在研究的行为方式上，由倚重个体行为向注重公共行为转变。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由以个人活动为主向以组织活动为主转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个人的事情。选题、立项，研究什么与怎么研究，几乎由研究者个人决定。尽管现实社会生活中个体的研究现在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科学的价值、功能和作用被国家和社会进一步认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共同进人国家创新体系，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超越了个体、个人的狭小范围，日益渗透着更多的国家、事业、企业因素。其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体现了更多的国家、社会、企事业的利益和兴趣，社科研究已经成为国家大事，社会大事，企事业大事。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研究已经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由个体自由选择变成一种公共理性选择。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种公共产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公民道德纲要，国家经济社会人口发展规划等等都是典型代表，即便是比较传统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也已经渗透了更多的公共色彩和成分。比如清史研究，蒙古族史研究，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投人连年增加。

(二)在研究的动力上，出现由重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向注重功利意义和经济价值的转变。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由原来的远经济利益向近经济利益转移。现在，各种经济活动、经济机会增多，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知识力量产生了更多的以经济为主的利益诉求和满足。应当说个人的经济要求和追求物质利益需要的满足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正当的要求必须得到尊重。但是也要理智地看到，个人收人与其实际付出的劳动和研究者生产成果的质量还大量存在不相符合的现象。知识经济的时代意味着知识就是商品，在商品市场上假冒伪劣行不通，在学术研究的市场上同样不需要假商品。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越重要、越突出，其引发、获得的经济利益也就可能越大、越高。由此国家、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有效性的期望值也越大、越高。人们的期望值越高，社会科学研究者肩上的责任也就越重。不能离开社会责任空谈学术责任。社会科学发展的脚步越快，人们的期望越大，社会科学研究者、工作者的责任就越重。在物质利益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应当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三)在研究成果的受众上，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的享有范围由以知识分子阶层为主向开放的社会各阶层、领域转移。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享有不局限在书斋，而是跨出专门化的圈子，已经真正走出了自我欣赏的误区，克服了自娱现象。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既成为党和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决策的重要参考，也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关注。比较典型的是于丹谈论语、庄子，易中天教授品三国。与过去简单的书院、书斋式研究模式相比，现在的社科研究过程和成果的应用已经走向社会、走人生活、走向大众。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科学发展、人才队伍的特点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欠发达的地区，社会科学的规划、管理工作必须密切注意社会科学研究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同时结合本地社会科学发展和人才队伍的特点，以便充分有效发挥社会科学规划、管理的作用。这些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研究力量不集中，人才队伍不专业。欠发达地区一般来讲高校少，科研院所少，专业研究群体主要集中在党校和层次比较低的少数大中专学校，而且人数较少。多数社会科学研究者是分布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非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可以说因为研究力量参差不齐，产生高质量的、规范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就很难。但是，把劣势认识、分析到位也会转化成优势。因为社会科学实际工作者人员多，专业研究人员少，标志着社科研究的着眼点、着力点、突破点更能关注社会实践的需要，更能贴近实际生活，基础研究薄弱，应用研究会厚实些。迫使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是在做中学，学中做，做中研究，研究中做的密切结合过程。这就为整合社科研究力量和资源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为社科规划管理提供了广泛空间，进而实现管理出效益，管理出成果。

(二)研究主体的多层次还不可替代。在欠发达的地区，社会科学个体的自主研究还不可替代，特殊的群体自主研究不可替代，各个单位的自主分散管理不可替代，社科规划管理的协调组织作用不可替代。个体和特殊群体的社科研究活动尽管有自主性，但多数科研活动往往也与一定的组织架构相关，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规范或挂靠的社科研究管理部门的影响。尤其是在今天，社科研究日益成为公共行为、公共产品、公共活动，社科规划管理对个体和群体科研所施加、产生的影响力、指导力也在增加。事实上，不管是个体还是特殊群体的科研活动，研究任务最终都要通过分工落实到具体人身上，单位的科研活动更需要分工。有分工就需要协调、组织和管理，同时在具体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到，没有个体的自主研究就不会有上层次的群体研究。没有自愿的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就不会产生协作力。社科管理的基础是尊重研究者的自主权，社科管理的价值是调动区域内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因素，有效开发、整合分散的社科研究力量和资源，社科管理的终极目的是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三)党和政府的社科规划、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在组织力、协调力和动员力的“三力”发挥上应加大力度，那就是要有效解决对个体研究的信息咨询和对群体研究的组织力不大，对单位及其单位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协调力不高，对社会上社科研究资源的动员力不强的问题。社科规划管理部门要发挥好自身在社科信息资源的搜集、运用，社科社会资本的争取、利用，社科人力资源的组织、整合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好在研究方向、具体选题，获得各方面资源的渠道，建立与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关系等方面的作用。哪些问题是党和政府所关注的，哪些是具体职能部门所需要的，哪些社科研究资源是可以利用的，以上信息只有社科规划管理部门的指导、协调、组织，才能更有效、迅速传递到具体研究者那里。所以必须加大服务力度，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好社科规划管理的职能作用。

三、如何创新社会科学管理方式

显然，社科规划管理的基础内容是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核心目标是生产高质量的社科研究成果。为实现这个目标，当前需要从三个角度进行突破:

(一)抓质量。必须形成共识，社会科学的繁荣必须通过高质量的社科研究成果做支撑。没有质量的成果再多也是废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靠研究数量堆不成社会科学的繁荣。社科研究成果的质量取决于研究过程的各个环节，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如何，研究的问题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是不是来源于活生生的实践，研究的具体过程是否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也就是说是基于事实还是主观杜撰，研究出的产品是不是具有实际意义，是否解决实践问题或者具有学术价值，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研究成果的质量。作为管理方，必须明确质量问题贯穿于研究的始终，从研究主体到研究客体再到研究过程都离不开跟踪管理。

(二)促创新。高质量的社科研究成果是以创新力为基本条件的。创新力包括创新的动力、创新的能力和创新的文化力。如果说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个体层面上，那么创新的文化力则主要体现在社科规划管理层面上。不能轻视创新的文化力作用，因为规划管理是否鼓励创新，鼓励批评，鼓励学术上不同的吉音，是不是对暂时失败采取宽容的态度，是否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等等。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正向回答，无疑对研究主体进行大胆学术创新具有引导、激励作用，同时也会形成很好的鼓励创新的文化背景。

(三)搭平台。我们要适应社科研究创新要求，在社科规划管理上除了建立健全一整套常规管理的规范基础上，更主要的是根据本地区实际，为社科研究者们搭建进行社科研究的平台。客观上讲，不同的研究者其施展才华的平台必然不同，有的在教室，有的在书斋，有的在学校，有的在机关，有的在企业。但是，如何识别党和政府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大众的需要、企事业单位的需要，把握实践所需和学术前沿，分析不同研究个体或群体的各自科研优势进行统筹安排，这些都为社科规划管理部门为研究者搭建科研平台留下很大的创新空间。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资源永远是短缺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我们本地的社科研究力量和资源还有许多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被充分、有效地使用。不断地开发社科研究的资源，不断地生产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效服务永远是社科管理的责任和追求。

浅析社会科学管理:政治社会科学管理

摘要：政治学既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又是一门以研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应用性学科，对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有重大价值。因此，政治学在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实际上，在欧美各国，政治学已发展成一门理论成熟、体系完整的独立学科。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经验丰富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宪政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政务人员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及时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近期成果，避免重走其在探索过程中走过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的探讨。

当然，由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因此亟需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经济方法、阶级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基础上，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以及时捕捉政治生活的细微变化和发展，、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把它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这是繁荣我国政治学科的当务之急。必须花大功夫改变以往对政治问题研究的那种抽象的、往往是纸上谈兵的方式，要重视调查研究，应用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的方法及技术，形成可供检验的经验理论，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方面，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深入社会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新制度主义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各种方法，剖析我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运行过程，探索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项工作无疑应长期坚持下去，希望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加入，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