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论文篇1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汇率论文篇2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失败论”者，是把中国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相比，说今日中美经济差距有六七十倍，所以说社会主义失败了。普通老百姓看到，美国(以及日本、西欧)来华工作、旅游的人，花钱很阔绰，住的是大宾馆，吃饭、坐车、买东西时，大把钞票往外掏，人人都像旧社会上海的大资本家；而中国人去美国则显得很寒碜，一个工程师一月的工资换成美元，还不如美国工人一天的工资高，比美国失业工人领的救济金也差得远。他们难以解释这差距，于是慨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成就巨大，与资本主义相比就显得渺小，所以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
的确，中国(以及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经济与美国相比，差距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差距被夸大了、膨胀了。国外新兴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早就作了分析解释，我国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既不懂又不学，用一些胡说八道蛊惑群众，还互相吹捧为“著名学者”、“知识精英”。
比较典型的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组织的关于“球籍”的讨论。钦本立一伙说，改革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与西方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时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年下降到只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一，按人口平均计算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失败了，改革开放也失败了，中国快要被“开除球籍”了，只有一条路——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依据的是世界银行每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可是，如果不是他们故意断章取义，便是他们没有把世界银行报告读懂。
世界银行每年发表的报告，是一本厚达250页的大书，其后面部分(约80页)全是统计图表和技术注释，是颇具权威的。其中有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统计表，其计算方法，被称为“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又叫“汇率法”，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在《世界银行图表集》中，我国历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简称“人均GNP”)如下表：
然而，就在同一图表的另一栏里，赫然写着：在1980—1988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3％，是全世界最高的。同期，日本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0％，美国只有3．1％。
多奇怪，同一图表中，在“绝对值”栏里，美国、日本的人均GNP年年上升(其中的日本是跳跃式上升)，1992年已超过2万亿美元，中国的人均GNP却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而在：人均GNP年均实际增长率”栏里，中国的增长速度却比美国快2倍，比日本快1．3倍。这不是矛盾的吗?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遍游中国采访调查后，从贵阳发出一条电讯，开头就说：“世界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把中国看作人均GNP只有300美元的国家。”
其实，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是很高明的，并末“误解”中国(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他们另辟“实际增长率”一栏，就有深意在焉。他们早就发现，他们计算各国GNP的传统方法——“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弊端很大，准备改用另一种方法，只是一时还没改过来。
世界银行报告附的“技术注释”里，年年都说明，它列出的各国人均GNP是估计数，方法是以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的三年平均数为汇率，除各国用本国货币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得出来的(所以这种方法又叫“汇率法”)。它一再申明：“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并不能代表或作为衡量一国福利或发展成就的尺度。”因为“把官方汇率换算成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数字这一做法，不能反映与这些货币相应的国内购买力”。
80年代，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以每年9％的速度递增，而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却老是徘徊于300美元，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对美元多次贬值。从1980年到l987年，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从1．53元换1美元(年末中间价，下同)，依次调为1．75元、1．92元、1．98元、2．80元、3．20元、3．72元换1美元。至U1991年，已贬到5．40元换1美元。U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580亿元人民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7％。1991年全国有人口115823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690元人民币。如果用官方汇率(5。4元换1美元)来除，等于人均313美元，比U82年(310美元)只多3美元。
是不是人民币自身贬值造成的呢?不是。80年代我国的物价上涨幅度的确很大，使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但是在同期里，美元贬值幅度更大，美元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更多。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7年，中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34．8％，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37．9％。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计算，美元贬值更多。根据美国商业部和中国统计局的材料，以中美两国1978年各自的GNP价格指数为100，到1987年时，中国上升到14l．0，美国上升到161．8。
真正的秘密在于“汇率偏差”，即货币的汇率偏离了货币的币值，没能反映货币的真实价值。
由于许多人(包括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名经济学家”)不了解“汇率偏差”，需要多费些笔墨来做解释与说明。
一国货币的币值与它的汇率，虽有联系，却有差异，有时偏离很远，成为两码事。
货币的币值，过去指货币含金量，即：可在本国中央银行(发行钞票的银行)兑换多少黄金(或白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多数国家都因通货膨胀而取消了金本位制，使钞票与黄金脱离关系。到二战结束，只剩下美国一国，还把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当时，美国拥有世界黄金总量的80％，美国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35美元向美国联邦银行换取l盎司黄金。因此，美元被称为“美金”，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来，美国财政年年亏空，对外贸易逆差增加，黄金储备锐减，美国只好使美元对黄金贬值，并限制“美元兑换黄金”。随后改为，只准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美国连这也支持不住了，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让黄金价格自由波动。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货币实行金本位制，所以，现今所谓货币的币值，指的是它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包括商品与服务)。
货币的汇率，指本国货币能兑换多少外国货币(一般指美元)。汇率是由供求关系、对外贸易状况、国际收支状况来决定的，所以常常偏离币值。在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或白银)[
挂钩时，汇率偏离币值的幅度较小；在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或白银)脱钩的今天，汇率偏离币值的幅度可能很大，如脱缉之马偏离跑道。
用一句通俗易懂但可能不大精确的话说，“现今汇率的升降，主要是看谁求谁。你有求于他，你的钞票就贬值；他有求于你，你的钞票就升值”。具体说，急需外国货币去购买外国商品的国家，急需外币去偿还外债的国家，对外贸易逆差大的国家，国际收支逆差大的国家，本国的钞票就会对美元(因为它是世界货币)贬值。如果上述情况反过来，本国货币就会对美元升值，想挡住也难以挡住。汇率的升降，与本国钞票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的升降没有多大关联。
降低或者提高本国钞票的汇率，是政府调节进出口的一个重要手段。汇率下降了，本国钞票对美元贬值了，可以刺激本国商品出口，抑制外国商品进口。比如：一双鞋在国内卖10元，运到国外卖1美元，如果汇率是10元换1美元，鞋厂把鞋拿到国内卖与拿到国外卖，所得的钱相等，它就不热心于使鞋出口；现在汇率降为12元换1美元了，这种鞋在国内国外市场上的售价都没变，鞋厂把鞋运到国外卖1美元，用这1美元到本国中央银行换得的却是12元。鞋厂出口一双鞋可以多得2元的超额利润，就会积极地把鞋出口外销。同样道理：一部外国机器标价l万美元，在汇率为10元换1美元时，国内厂家用10万元换1万美元，就能买回那部机器；现在汇率降为12元换1美元了，厂家得花12万元换1万美元才能买回那部外国机器，等于那部机器涨价20％。这会迫使厂家考虑，不买外国机器而买本国机器。
近一二十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每年都有七八百亿美元逆差；日本一些高技术产品比美国好，甚至是美国生产不了的。所以，美元对日元贬值，日元对美元升值。以前是203日元换1美元，80年代中期升值为130日元就换l美元。在世界银行图表上，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GNP已高于美国，但日本人承认，日本的实际人均GNP只相当于美国的七成左右。联合国调查，日本实际人均GNP为美国的74％，世界银行调查为68％。这就是“汇率偏差”造成的，只不过偏向日元，使日元的汇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币值(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日元升值后，西方各国驻日本的外交官和商人叫苦连天，埋怨东京物价太贵，生活费用太高(世界第一)，受不了。道理很简单，过去用1美元可以在东京买203日元的商品，1990年用1美元只能在东京买到130日元的东西，等于工资减掉1／3，怎不叫苦!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急需美元，以便从美、日等西方国家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高技术产品和专利技术；而我国能出口换取美元的，主要是农产品、原料、材料、半成品和低技术产品。我们明知这些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被压得很低。为了换取美元，只能忍痛出口。为了鼓励出口，所以人民币连年对美元贬值，1992年贬到5．4元人民币换l美元。这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用美元计算的人均GNP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原因就在这里。
我第一次听到“汇率偏差”，是在1986年。那一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对我国领导人说，以他为首的美国20几名高级专家组织的委员会，仔细研究了中国经济，发现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是相等的，按实际购买力算，1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中国的经济水平被严重低估了。
还有一件事可以印证。当时我正在采访三峡工程，碰到一个问题：按照我国专家计算，三峡工程(150米低方案)大坝的造价为15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专家算出的造价为150亿美元。于是，反对兴建三峡工程的一些人大嚷，指责我国专家做的预算打了埋伏，故意把造价往低处说，用来“钓鱼”。我去问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她正好完成了这项研究。她在中美两国各选了几个规模相同的水利工程，要来了这些工程的预算决算，用电子计算机来研究，发现一个规律：在美国需要10亿美元才能建成的工程，在中国只需要10亿元人民币。钱部长对我说，由此可见，我国专家对三峡工程造价的计算没错，美国专家的计算也没错。她谈得很高兴，我听得也很高兴。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基辛格他们的算法是对的，．就工程建筑而言，也是1元人民币等于l美元。
1990年亚运会时，有关方面说：北京亚运工程的规模与汉城奥运会工程规模大体相等，韩国花了24亿美元，我国只花了21亿元人民币。我看，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工人的聪明才智与奉献精神，也证实了钱正英同志的计算。
199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国财政学会会长梅农·戈登，与中国留学生罗飞、王争平合作写成了一个长篇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即使按l978年时人民币的官方汇率(1．68元换1美元)不存在汇率偏差，由于美元在美国的贬值幅度大于人民币在中国的贬值幅度，所以，按国内实际购买力(即币值)计算，l987年时，l元人民币应当等于1．47美元。
有些同志不相信会有这样大的“汇率偏差”。他们说：5．4元人民币换1美元是中国人民银行1992年的官方牌价，黑市上的价格是6元人民币买1美元，最高时达到过8比1。由此可见，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定得并不低。
是的，黑市上的美元价格更高。但这只能说明，黑市上的“汇率偏差”更大。
要明白这个道理，不需要特别请教金融专家。把中美两国市场1992年初的价格作一对比，就懂得了。
1992年初，一件中国产的衬衣在中国市场卖20元，在美国市场上至少卖60美元。以衬衣价格算，1元等于3美元。
男子理发，在北京是1．2元，贵的不过2元。在美国同等理发店里，至少要10美元。以理发计，1元等于5美元。
一部美国电影在美国放映，票价是20一30美元。把它买来译制成华语对白，在北京的高级电影院放映，票价不超过2元。以电影票计，1元等于10一15美元。
如果算吃饭、吃菜、坐火车、住房、医病，1元人民币等于一二十美元。
但是，在美国卖300美元一台的录像放映机，在北京市场上至少卖3000元。在美国市场卖250美元一部的18英寸彩色电视机，在北京要卖2500元。以彩电、录像放映机价格计，要10元人民币才等于l美元。(原因是我国的电子工业比美国落后，经营管理差、劳动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如美国而成本却很高，所以提高进口关税，用以保护本国电子工业)。
如果算进口的洋酒、化妆品，以及外国名牌皮带、皮鞋、牛仔服之类的价格，可能要几十元人民币才相当于1美元。(原因是国家用高税收控制这类奢侈品进口。此外，国营商店高价出售这类商品可以为国家回笼货币，增加收入。)
普通美国人无求于人民币，不会贪图便宜而专程跑到中国来，用美元换人民币去理发、看电影、吃饭、住房、医病、买衬衣，所以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低价格，不会反映到汇率上。也就是说，不会因此而抬高人民币的汇率。
相反，中国许多人追求美元，以便从国外买回彩电、录像放映机、摄像机等等高技术产品，于是把美元价格抬高了。
倒儿爷们1990年以6比1的价格，在黑市上花1800元人民币买到300美元，若能用走私、套购等法从国外买回一台录像放映机，就能在北京市场卖得3000元人民币，一转手赚1200元。这就是黑市美元价格高的原因。1988年最高时，黑市美元曾暴涨到用8元人民币买1美元仍有钱赚。这些年国产彩电、录音机、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的质量过了关，价格也合理，一般人家不需要换美元去国外买，1990年美元的黑市价格回落，连续几年稳定在1比6上下。
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大学毕业生报考“托福”，想去美国留学。考“托福”要交40美元报名费。于是每到报考“托福”的季节，黑市美元便上涨。
黑市美元价格上涨太高，就会拉动国家银行的外汇牌价，使人民币汇率降低。
世界银行早就察觉了“汇率偏差”问题，早就发现用“汇率法”(即“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来衡量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带来的偏颇。他们准备采用联合国的新方法——“国际比较项目方法(简称ICP方法)”，又叫“购买力平价法”。其方法是：列出各国人民都需要的151类500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用加权平均法算出各国货币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真实币值)，然后按币值(而不是汇率)将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换算成美元数。世界银行已将这种比P方法运用于60多个国家，之所以没有在全部国家运用，一是复杂，技术上有困难；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赞成改用ICP方法。因为在世界银行里，人均GNP400美元以下的国家，可以享受许多优惠。以印度为例，按传统的“汇率法”计算，印度的人均GNP只有246美元，改用ICP方法计算则是872美元，两倍于400美元这条线。日本的人均GNP，若改用ICP方法计算，则大幅度下降。
除了“汇率偏差”，还有产业结构不同、统计口径不同，也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
所谓“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国居民在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与服务的总和。
西方国家都输出资本，在国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有大量投资，赚取利息和利润；加大了本国的GNP。比如，日本在国外的投资高达3500亿美元，1988年所得利息和利润为811亿美元，比我国全部出口产品卖得的钱(1990年620亿美元)还多。我国在国外的投资极少，劳务输出的增长虽快，所得工资不多。
我国的第三产业(服务业)至今仍很不发达。1987年，美国的GNP中，第一产业占2．1％(中国占到28．2％)，第二产业占34．6％(中国46．2％)，第三产业占63．3％(中国只占到25．6％)。
农民出售粮食、肉类的价格，我国高于美国(按1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算)。加工成食品，尤其是端上饭馆餐桌，美国价格就远高于中国。美国人买制成的食品来吃的多(这反映他们的生活服务水平比我们高)，食品工业发达，加大了美国的GNP。
住房开支是美国的一个大项，占美国家庭收入的20—30％。这是要计入GNP的。我国的房租很低，只占家庭收入的1％左有。我有一个学生，小两口在北京新建的高层公寓里住一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和阳台的套房，1991年时每月付房租5元。她到美国留学写信来说，她与一位女同学合住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每人每月交房租210美元，俩人共交420美元。也就是说，北京这套住房每年给中国创造60元GNP，美国那间小房每年给美国创造5040美元GNP。
第三产业包括很广。商业、金融、教育、科研、医疗、诉讼、咨询等等都算服务业。连国家财政支付的(我国叫“吃皇粮的”)议员、政府官员、雇员、军队、警察人员都算服务业。计算方法是，政府给了他们多少工资，就算他们提供了价值多少钱的服务，给国家创造了多少GNP。
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吃皇粮的”越多。美国等24个发达国家，平均占总人口的7．1％。他们的工资高，计入GNP的也多。我国“吃皇粮”的人数少(约占总人口的2．8％)，工资又低(但其他收入和福利多)，计入GNP的也少。
医生看病的诊费是计入GNP的。我国的诊费极低，北京协和医院的诊费(挂号费)长期是3角，1992年才提高到5角，根本不在话下。在美国，医生给病人看病，动辄几十美元，生病是家庭一大灾难。来的朋友给我讲，拉萨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对美国夫妇是中学教师，去拉萨旅游，住、吃、用、玩、买东西都很阔绰。一天，由于高山反应和劳累，妻子突然休克，倒在八廓街。当地居民立即抬她去医院。医生急救后要她住院治疗一周。夫妻俩坚持不肯，硬要立即出院，后来才亮底：付不起住院费和医疗费。医生拿价目表给他们看，他们不相信会那样便宜，以为是哄骗他们的。最后，医院院长亲笔写下书面保证，那位美国妇女才留下住院治疗。一周后出院，果然只花了很少一点钱，折成美元简直微不足道。这对美国夫妇千恩万谢，感叹不已。
律师收律师费，咨询公司收咨询费，都要计入GNP。我国的律师收费很低，全国加起来也不足挂齿。美国的律师收费很高，与律师谈话按时间收费，一小时要几十上百美元。如果是财产官司，律师帮你争得的财产，他要取30％。这也加大了美国的GNP。
学生交学费，计入GNP。美国大学收的学费很高，最便宜的州立大学一年要6000美元，名牌大学一年高达6万美元，全国的学费总数颇为可观。1992年前，我国大学生基本不交学费，GNP里没有这一项。
教育、科研也属服务业、第三产业，其GNP的计算方法是，花了多少教育费、科研经费，就算创造了多少GNP。美国在这两方面的数额都比我国大许多倍。(顺便说说，1986年时，方励之在一些高等学校大讲：不是政府拨给学校多少教育经费，而是学校给政府上交了很多钱。他那套“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只知道美国的教育事业计入了国家的GNP，不知道那是帐面上的数字，并非“上交”数)
那么，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究竟是多少呢?与美国的差距有多大呢?我国没有专门机构研究，这里只引国外权威机构、权威学者的意见。
l984年，世界银行派经济考察团来我国考察，他们所写的主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认为：“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比中国高10倍。”据他们估算，中国1984年的人均GNP为1100一1600美元。中国与美国(1984年人均GNP为15540美元)的差距为1比9到1比14之间。(见1991年1月2日《经济日报》)。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两位经济学家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结论：以美国为100，则中国为19，联邦德国为84，法国为79，日本为77，英国为66，意大利为54，印度为7。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为1比5．3。(美国《幸福》杂志1987年9月14日号)。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梅农·戈登与中国留学生罗飞、汪争平台著的长篇报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详细分析了我国的三大产业，计算了我国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与价格(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打了很大折扣)，得出结论：1987年中国人均GNP应为1707．7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为1比10．7。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太多，耕地等农业资源太少，因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太低(农民人均GNP为400美元)。如果只算非农人口，中国的人均GNP为7804美元，高于台湾省和韩国。
联合国国际开发署1990年的人文发展报告，公布了用购买力平价法测算的130个国家的人均GNP，报告认为：1987年中国人均GNP为2124美元。中国与美国(17615美元)的差距为1比8．3，与日本(13135美元)的差距为1：6．2。
1991年12月17日《纽约时报》把中国人均收入定为1000一2500美元。美国《幸福》杂志“精确计算出”1990年中国人均收入为2472美元。香港《镜报》月刊1992年第二期文章，列举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研究报告后说：“由此推断，中国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以上之说，绝不为过。”(喻按：他们说的是“人均收入”，换算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更大)。
世界银行1992年报告，第一次公布了该行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1990年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是1950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为1：11，与日本的差距为1：8．7，与意大利的差距为1：7．5。
综合国外专家们的分析研究，以实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中国与美国1990年的经济差距不会超过1比11。美国大约是中国的11倍。
由于美国的军火工业、航天工业比重很大；美国又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国家，而人均GNP是把亿万富翁与穷光蛋拉在一起计算，所以，中美两国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差距，小于1比11。有人估计为1比8。
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华旅游的人显得那么富，而我们去西方显得那么穷呢?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美国1990年的人均GNP是我国的11倍，人均收入也是我们的好几倍。这是根本原因。
二、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华工作、旅游的人，多属“中产阶层”或“白领阶层”，穷人是来不了的，“蓝领阶层”来的也很少。我国能出国访问、工作的人[。多数也是知识分子、干部和技术工人，应为“白领阶层”或“中等收入阶层”，但我国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脑体收入倒挂”或“脑体收入一样”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白领”与“蓝领”的收入差不多。拿着中国“蓝领”的工资去与西方的“白领”打交道，差了一大截。
三、“汇率偏差”问题。保守地估计，1990年时，按实际购买力算，人民币与美元至少是l比o．8，而汇率却是5．4比l。美国等西方人来中国，占了汇率上的便宜，等于手上的钞票突然膨胀了四五倍，所以显得很富(我国一些宾馆客房、飞机票、火车票实行双重价格，对外宾收高价，就是要抵销一部分汇率偏差)；我们中国人去西方国家，在汇率上要吃大亏，等于手上的10元钞票突然缩小，变成了l元或2元，怎能不穷?
日元与美元是另一种“汇率偏差”，日元的汇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币值。日本人用日元换成美元，到中国后用美元换成人民币，等于手上的钞票突然膨胀7倍，所以显得比美国人更加财大气粗。中国人到日本，吃一碗普通面条，折合人民币15元以上。靠中国的收入在日本生活，简直活不下去。
汇率论文篇3
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被视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其中，存款准备金因为其货币乘数效应而会给社会金融及经济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往往是中央银行慎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在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西方国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有逐渐趋于零的发展趋势，而我国却恰恰相反，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从2003年的6%逐渐提高至2007年末的14.5%，2007年年内竟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达10次之多，存款准备金跃然成为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常规工具。
一、存款准备金制度概述
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并进行资金清算需要而存入中央银行一定数额的资金，金融机构按规模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一般来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中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一旦获得储户存入的存款，就须将一定比例的存款再存入作为货币管理当局的中央银行。这种货币管理制度就是通常所说的存款准备金制度。
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证银行券和客户存款的兑付。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它正演变为央行调控金融机构存款派生能力和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一制度下，商业银行等存款机构通过存款准备金账户进行资金清算和流动性管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
有研究认为，完整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工具的内涵不仅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定和调整，还包括所需缴存的金融机构、不同类型存款(资产)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作为存款准备金的资产类型、存款准备金的计提方式、存款准备金是否付息与(付息时)付息利率的确定和调整，以及违反这一制度的相关罚则等。但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定和调整仍然是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核心，也是本文阐述的重点。
存款准备金制度具有较强的告示效应。存款准备金比率升降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预示图，中央银行调整准备金比率是公开的、家喻户晓的行动，并立即影响各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头寸。因此，调整准备金比率实际上是中央银行的一种有效宣言；存款准备金制度有强制性。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经调整，任何存款性金融机构都必须依法执行；另外存款准备金制度通过决定或改变货币乘数来影响货币供给，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巨大波动。因此存款准备金制度通常被认为货币政策的一剂“猛药”。
二、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功能演变
依据存款准备金制度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体系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其功能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1984-1998年：中央银行筹集资金手段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1984年，最初设定的目标是为人行筹集资金，用以支持信贷结构从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为大型建设项目融资。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人民银行从而中央财政获取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与此相对应，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支付相对较高的利率。
(二)1998-2004年：一般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1998年同业拆借市场的恢复运行，改变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我国基本上构建了间接型货币政策操作程序架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般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然而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利率工具难以在短时期内成为我国调节银行信用总量的有效工具，所以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频繁应用的主要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期间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了三次调整，其中1998年3月21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七大项，核心内容有二：合并备付金账户与准备金存款账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至8%。
(三)2004年至今：一般性与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与支付清算保证
面对2003年来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过热特征，央行创造性地将存款准备金制度工具改造成具有结构性调整功能的一般性操作工具，即将银行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定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指标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的有机结合，也创造性地发展了对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属性。
特别是2006年7月至2007年末，由于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为了防止经济由过快向偏热发展，央行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仅2007年年内上调竟达10次之多，存款准备金率也由2004年的7%调至2007年末的14.5%。存款准备金制度已经成为央行经常使用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三、近期我国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背景分析
2006年7月以来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上调主要针对流动性过剩问题，希望通过此种方式对资金的流动性进行回笼，对整个经济实施宏观调控，防止经济由过快向偏热发展，防止通货膨胀。
1.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信贷规模激增
据统计，截至2006年11月，银行人民币存贷差已达11万亿元，银行手中可供使用的信贷资金空前泛滥，截至2006年9月各项贷款合计为221035186亿元。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来说，出于自身收益的考虑，在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放贷热情必然提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银行完成重组和IPO这种融资的增加实际上是资本金的增加，扩大了商业银行信贷的杠杆效应，可以使银行的新增贷款成倍增长。如果不把流动性控制在适当水平，银行过度扩张贷款的压力会再度上升信贷规模将出现高速反弹，这势必会加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过热现象。
2.国际收支顺差矛盾突出
中国海关总署1月11日的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全年中国进口总额9558.2亿美元，出口总额为12180.2亿元，累计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2007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15282亿美元。高额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占款，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量，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3.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投资过热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前3季度，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61800亿元，同比增长达28.2%，增幅比上年同期高0.15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为10062亿元，同比增长达2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3%，增幅虽比上半年回落2.15个百分点，但依然比去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指标仍在高位运行。
4.公开市场业务及再贴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为了对冲由于购买外汇而增加的基础货币，中央银行加大了在货币市场进行债券正回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但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在对冲持续刚性增长的外汇占款时，受到了一定限制；而我国目前的再贴现率已经较高，上调再贴现的空间有限。由此，提高准备金率成为中央银行可以动用的较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四、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1.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预期效应
2007年1月末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4万亿元，从理论上看，存款准备金率每上升0.5个百分点，可冻结资金约1700亿。而2007年1月之后存款准备金率经9次上调，由9.5%上调至14.5%，累计上调5个百分点，冻结资金约1.7万亿，而依据货币乘数的原理，在理论上央行可以冻结的资金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商业银行的资金总量，防止信贷资金泛滥，缓解控制流动性过剩问题。
此外在三项货币政策工具中，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更加直接、作用范围广、政策时滞时间短、央行调控的主动性更强。而且存款准备金率具有非常强的告示效应，存款准备金率的一再上调表明了中央的调控态度与调控决心，进而间接影响微观个体的投资预期。
2.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效应局限性
首先，金融创新弱化了存款准备金制度作用的力度。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是中央银行调高或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相应减少或增加，从而收缩或扩大信用。这里，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相对固定，这样才能对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做出反映。金融创新破坏了这一前提条件，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的创新，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创新业务和创新工具轻而易举地通过货币市场调整其超额准备。超额准备弹性的增大，使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力度减弱。
其次，政策的时滞效应影响了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的短期效果。从国内经济形势过热，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强，到央行意识到必须采用一定的措施进行调整，是一种认识时滞；从认识到央行决定采取实际行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所需要的时间是此项货币政策的内在时滞；而提高了存款准备金以后，到对宏观经济活动发生影响，取得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即外部时滞。一般情况，央行采取措施以后，不可能马上引起最终目标的变化，需要通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慢慢影响各个单位的经济行为，从而对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影响。另外由于政策的时滞效应又可能带来矫枉过正的副作用。
再者，国际收支顺差冲销了存款准备金的调控效果。流动性过剩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内问题。在国际国内因素综合作用下，我国仍面临着巨额贸易顺差的压力。而外汇占款会在很大程度上冲销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紧缩银根的效果。
因此，鉴于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以及国内外金融市场形势的整体变化，单纯的依靠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难以实现紧缩的货币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应辅以多种货币政策，积极推进我国利率及汇率改革，以更好地控制资金的流动性，使宏观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鑫，张玲.《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缘何频繁化》.《商场现代化》，2007，2.
[2]张敬国，王晓红.《近年来存款准备金在货币政策调控中作用的变化》.《经济研究参考》，2006(95).
[3]黄诗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政策评析》.《发展研究》，2005(5).
汇率论文篇4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并讨论均衡汇率；第二部分讨论均衡汇率的测定；第三部分讨论汇率的失调及可能导致的后果。
一、关于均衡汇率的文献回顾
对均衡汇率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购买力平价理论，而斯坦福大学的纳克斯首先提出了完整的均衡汇率概念：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汇率。斯旺提出，均衡汇率是与宏观经济、内外部经济均衡相一致的汇率，内部均衡是指经济实现了潜在的产出水平，外部均衡是指资本项目实现国家间可持续净要素流动。
国内学者对均衡汇率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一致。姜波克、许少强、李天栋（2004）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均衡汇率的概念：在国际收支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前提下，能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而且是中短期的名义汇率，这样就可以把国内外的货币市场、资产市场都纳入考虑的范围。他们还对均衡汇率进行了分类，认为均衡汇率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区间，区间内币值较低的部分对应着“投资倾向的均衡汇率”，币值较高的部分对应着“消费倾向的均衡汇率”，这样就为汇率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使均衡汇率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工具，从而可以调节总需求，也可以调节总供给。张斌（2004）认为均衡汇率是中长期内与经济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汇率水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真实汇率水平调整到与均衡汇率相一致的水平是宏观经济决策的一项核心任务。
以上观点都基于一个假设：经济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均衡点，其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均衡汇率存在与否，文献并未从学理的角度给出明确的表述。现有的文献都是根据自身探讨问题的需要出发，来考察均衡汇率的，难免带有主观性。这是其一。
其二，即便对均衡汇率的存在性没有疑义，均衡汇率是否是唯一的也值得探讨。事实上，汇率的动态发展变化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汇率的剧烈的不连续变化促使人们怀疑可能存在“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DANCIURIAK(2003))，单从均衡的角度来讲，可能存在一个低利率的能促使经济增长和稳健发展的“好”的均衡汇率，也可能存在一个利率高、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的“坏”的均衡汇率，它与“好”的均衡汇率可能差异很大，而外部的冲击可能就是促成均衡汇率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变化的原因。目前探讨均衡汇率的文献多数只考虑了“好”的均衡汇率的情形，这是值得商榷的。
其三，均衡汇率是一个不可观测的量，需要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估算。一些文献直接采用购买力平价（PPP）所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但由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存在，而且各国的这一比例差异很大，以购买力平价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是有问题的。
其四，均衡汇率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无论是内外均衡，还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均衡汇率，无疑都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如果是这样，就有必要区分是均衡汇率随经济形势而动态变化还是在多重均衡的框架下，从一种均衡状态跳跃到另一种均衡。丁剑平（2002）“在实际操作中，汇率调整何时达到新的均衡点连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
而研究均衡汇率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给汇率寻找一个基准，以期对当前汇率是否失调，其严重程度如何，从而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规避汇率风险。同时，均衡汇率也给私人部门和政府预测汇率未来走势，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参考依据。因此，无论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下，寻找合适的汇率水平，都是央行官员和学界人士十分关心的问题。
正是因为汇率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搞清楚前述四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无法观测的经济变量，均衡汇率的多重性和动态变化，正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绝对优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原因，似乎各种汇率制度安排都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各种汇率制度安排又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其他经济体。
二、关于均衡汇率的测定
最早对均衡汇率进行测定的是Williamson，他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恒等式入手，将经常项目进一步表示为国内总产出、国外总产出和实际汇率的线性函数，在线性函数的基础上可以求出均衡汇率，其测算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资本项目的均衡水平。
对均衡汇率的计算目前主要有下述方法，第一种是相对购买力平价法，第二种是局部均衡和贸易方程法，其局限是仅仅考虑贸易均衡，第三种是一般均衡的均衡汇率计算方法，其中简约一般均衡计算方法分为大型（Williamson的FEER）和小型（卜永祥的DLR方法）模型。
而IMF的McDonald（1998）提出了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对美元，德国马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有很强的解释力。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利用协整分析方法，直接估计实际汇率与基本经济因素之间的长期的稳定关系，并可进一步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估计短期中汇率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方向和大小，以及调节到均衡水平的速度。张志超（2001）利用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对香港的汇率进行了研究。
这一方法逐渐为国内学者所采用。张晓朴在1998年测算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及失调状况；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Edwards的ERER模型来测算人民币的均衡有效汇率，得到的结论与张晓朴的非常接近。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通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等经济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来估计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采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
这种方法利用协整分析技术，考虑了数据间可能存在的单位根问题，考察了数据的平稳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伪回归”的问题。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能分析短期中汇率对长期均衡汇率的偏离度，偏离方向，因而能对近期汇率的大致走向有一个了解，并能估计出汇率向其长期均衡水平回归的速度。这里，模型中的均衡汇率是通过寻找与经济的基本面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这样一种汇率来估计得到的。
笔者认为，该方法可能存在几个问题：其一，模型对异方差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如果在汇率的决定过程中，或者说汇率的生成机制发生了变化，比如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度变化，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是不能忽略的。
其二，就协整关系而言，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可能不止一个，可能存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相应的，我们可以估计得到两个或以上的均衡汇率值，那么，我们该以哪一个均衡汇率值为准呢？所幸的是，前述文献中所采用的样本数据都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协整关系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均衡汇率的存在性问题。因此，这种方法得到的均衡汇率，更像是一个样本问题而非经济本身的问题。
其三，在实际汇率与经济的基本面的协整关系探讨中，各种文献所采用的描述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差异较大，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的是贸易条件、政府对非贸易品的花费、贸易限制与交易控制制度、技术进步、偿债率等；张志超（2001）采用的是贸易条件、资源差额、投资率、经济体的开放度等指标；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采用的是中国对外贸易条件、中国相对技术进步率和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等指标。张晓朴采用的是贸易条件、经济开放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等指标。其协整关系是否和指标选取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四，虽然该方法说明了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也对短期中汇率失衡提供了一个向均衡汇率调整的方向和大小的量度，但是，该方法并未告诉我们失调的汇率是怎样，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向均衡回归的，而这是至关重要的。
三、汇率的失调及其后果
关于汇率如何向均衡汇率回归，现有文献研究得不多。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研究汇率的生成机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迪。
事实上，汇率的生成机制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探讨汇率如何内生地走向均衡，不至长期失调。与此相应的，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对均衡汇率的追寻与调整机制的安排。浮动汇率制度认为可以通过汇率的自由浮动，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汇率的短期失衡可以自动地向其均衡水平复归。但事实表明，真正实行完全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并不占大多数，许多宣称实行自由浮动的国家或多或少的都在对汇率进行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汇率安排和汇率管制》中，将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分为八类：第一类，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第二类，货币局制度；第三类，盯住一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第四类，水平带盯住制度；第五类，爬行盯住；第六类，爬行带内浮动；第七类，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制；第八类，单独浮动。而Fischer(2001)将以上的汇率安排归纳为三种：“硬”盯住制；中间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上述分类方法是基于成员国自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汇率制度安排。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各国事实上的汇率表现来研究其实际上实行的汇率制度，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据汇率波动率、汇率变动的标准差以及外汇储备的波动率来考察各国实际所实行的汇率制度，将汇率制度分为：浮动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和其他汇率制。他们的研究表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占1/4多。实际上，实行中间汇率制度，使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随经济的基本面的变化而变化，正是汇率向其均衡水平回归的一种制度安排。当然，这种安排并非没有弊病，当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的时候，这种制度可能会难以为继。就均衡汇率而言，外在冲击可能使其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突变，经济在低速增长的趋势中保持均衡。
汇率论文篇5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汇率论文篇6
2汇率变动影响因素指标建立
在现实情况中有诸多因素会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产生影响，本文仅根据张黎（2010）在理解汇率变动的影响因素一文中认为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主要有：国际收支；通货膨胀；利率；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除此之外，本文将引入居民消费支出、财政赤字、货币供应量等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相关重要指标来构建以下主要指标体系来探讨，下节将解释这些指标的变动在理论上分别会对汇率的变动产生什么影响。各指标对汇率变动的理论影响机制（1）经济增长率与汇率变动关系：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增长率上升较快，会使该国增加对外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结果会使该国对外汇的需求相对于其可得到的外汇供给来说趋于增加，导致该国货币汇率下跌。然而要注意对于出口导向型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出口增加而推动的，那么经济较快增长伴随着出口的高速增长，此时出口增加往往超过进口增加，其汇率将不跌反而上升。（2）通货膨胀率对汇率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方面，通胀率表现在物价的变化会影响一国商品劳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胀率还会通过影响实际利率而影响外汇市场的供求和汇率。（3）国际收支情况：本文仅选取中美贸易差额来反映中国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的顺逆差情况，以中美投资差额来反映中国国际收支中资本账户的顺逆差情况。国际收支顺差就意味着外汇的供给暂时大于外汇的需求，即外汇的供大于求，那么外汇汇率就相应下跌，而与其相对的本币汇率就应上升；而当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就必然使本币汇率下降。(4)利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不仅是反映一国经济金融状况的基本指标，同时体现一国筹资成本和投资利润。当一国的利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国际利率水平时，往往会引起大规模短期资本的流入，使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暂时出现外汇汇率下降而本币汇率上涨的压力。从长期来看，一国较高的利率会使外国投资者的筹资成本升高，影响了外资的流入，从而使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相对出现外汇供小于求而本币供大于求的压力。(5)外汇储备：一国中央银行所持有外汇储备充足与否反映了该国干预外汇市场和维持汇价稳定的能力大小，因而外汇储备的高低对该国货币稳定起主要作用。外汇储备太少，往往会影响外汇市场对该国货币稳定的信心，从而引发贬值；相反外汇储备充足，往往该国货币汇率也较坚挺。另外一国居民消费支出是否扩大、财政赤字的情况以及一国货币发行量情况也将对汇率变动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仅选取以上指标来研究这些因素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之间的关联度，从而分析哪些是主要因素在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
3样本数据
以下所有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与世界银行整理所得。以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均值作为参考序列，经济增长率为年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为年均水平，中美投资差额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为计算标准。
4关联度分析
由于所获取的数据均为正值数据，所以不必进行将负值变化为正值的变换，为计算方便，对所有序列进行初值变换，进行无量纲化，减少随机因素的干扰，即将该序列所有数据分别除以第一个数据。
汇率论文篇7
1汇率决定新闻模型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汇率决定理论的发展主要建立在两个新的思想之上:资产市场分析方法和理性预期假说。汇率决定的新闻分析方法是这两种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新闻模型分析方法的主要目标在于分析新闻对汇率运动的冲击,从而说明浮动利率制下汇率频繁变动或不稳定的原因。
汇率决定的“新闻”模型的一般表达式是:
st-Et-1st=r1+λ∑nk=0bk(EtZt+k-Et-1Zt+k)(1)
式中,st表示现在(t时期)即期汇率(自然对数形式);Et-1st
表示利用在t-1时期所获得的所有相关信息It-1对t时期即期汇率st形成预期;EtZt+k-Et-1Zt+k表示现在(t时期)对于基本经济变量Zt+k的预期中,在前一个时期(t-1时期)没有被预见到的部分,即“新闻”。(1)式右边是未来基本经济变量“新闻”的加总,(1)式左边是现在(t时期)的即期汇率中在前一个时期(t-1时期)所没有预见到的变化。“新闻”模型表明,未预见到的即期汇率的变化是由基本经济变量的“新闻”引起的。
2检验方法
2.1常用的几个新闻模型检验简化式
在众多新闻模型实证检验文献中,下述四种形式经常出现:
st=β0+β1ft-1+∑n+1i=2βiNewsi,t+ut(2)
Δst=β0+∑n+1i=1βiNewsi,t+ut(3)
st-ft-1=β0+∑n+1i=1βiNewsi,t+ut(4)
Δst=β0+β1(ft-1-st-1)∑n+1i=2βiNewsi,t+ut(5)
其中,Δst是即期汇率st自然对数形式的一阶差分,即Δst=st-st-1;ft-1是t-1时刻的远期汇率的自然对数形式;ut是白噪声残差项;ft-1-st-1被称为远期升(贴)水;Newsi,t代表基本经济变量i在t时刻的新闻。(2)—(5)中的β0是风险溢价ρ,这里假设风险溢价为一个常数,如果检验结果显著不为零,就证明存在风险溢价。
进一步分析上述四个简化式发现:(2)式的问题是即期汇率、远期汇率是不平稳的。(3)式的问题是说用前一期的即期汇率st-1表示t-1时刻对t时刻即期汇率st的预期Et-1st。这是根据一些研究认为汇率是随机游走的,即st=βst-1+εt,且β=1。大量研究也基本支持这一观点,β接近于1,但是估计的干扰方差是向上有偏的,这导致做出错误的结论。(4)式假设远期汇率的系数是单位1,这似乎说,在线性回归方程st=α+βft-1+εt中β=1,这表明远期汇率是即期汇率的无偏估计。很多的研究结果发现,β显著不为1,远期汇率不是即期汇率的无偏估计,所以(4)式可能会导致做出错误的结论。(5)式是比较理想的检验“新闻”模型的简化形式,但将风险溢价为一个常数可能不准确。
2.2新闻项的度量
从(1)式中可看出,基本经济变量的“新闻”就是经济变量公告的实际值与预期值的差额。经济变量的公告实际值是可获得的,重点就是基本经济变量预期如何获得。一般采用统计方法和调查数据两种方法。
2.2.1统计方法
早期的研究是把每一个基本变量作为单变量时间序列来建立模型。但市场参与者不会只依据有关变量的过去数据对该变量作出预测,而不去考虑变量历史数据以外的所有其他相关信息。所以后来很多研究选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生成的残差项作为各变量的新闻变量。也有一些学者用其他统计方法生成新闻,如Frenkel(1981)选则二阶段最小二乘法,Bomhoff和Korteweg(1983)应用多国卡尔曼筛选法。
用时间序列方法生成新闻一般都能获得满意的结论,但此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最明显地就是不能精确衡量市场预期。为了克服用统计方法的局限性,出现了“公告与事件研究”方法。
2.2.2公告与事件研究
汇率公告与事件研究是研究者通过观察在公告日前后的时间里汇率变动,研究公布的宏观经济的“新闻”对汇率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以解释汇率的短期的波动。研究中用到的基本经济变量的预期值以调查数据来度量,通常是货币市场服务(MMS)提供的。这些数据是一流的市场参与者和学术专家们作出的预测的平均值,利用这些数据能够很容易把公告内容分成预期到的和未预期到的两部分。这比是用时间序列方法生成“新闻”的方法更简便,而且更符合真实的情况。
3实证研究回顾
Frenkel(1981)选用的是(2)式的形式,将有价证券利差作为唯一的相关新闻变量,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生成新闻,结果表明利率差新闻显著影响美元对英镑的汇率,但对于美元对法国法郎和美元对德国马克的汇率,利率差新闻的影响则不显著。
Edwards(1982a,1982b,1983)也是选择的(2)式形式,其研究中的新闻变量包括了货币供给、实际产出、利率(月数据),用自回归方法得出新闻,结果发现法郎对美元和马克对美元汇率的货币供给差新闻的系数显著为正,英镑对美元汇率的实际产出差新闻系数为正,另外里拉对美元汇率的实际利率差新闻系数也是显著的。
Hakkio和Pearce(1985)选用(3)式形式,以通货膨胀率、货币供给和实际活跃度作为相关新闻变量,预期值用的调查数据,得到的结果表明汇率只受货币供给新闻的影响。Hardouvelis(1988)将(3)式中的新闻变量个数扩展到了15个,预测值来自于调查数据,从而得到新闻,结果发现M1、非借入准备金和耐久品订购新闻变量系数是显著的。
Tanner(1997)和Karfakis,Kim(1995)用(3)式的变形,检验了汇率的高频数据。通过分析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Tanner(1997)发现贸易赤字和CPI新闻影响是显著的,而工业生产量、PPI、失业率和货币供给新闻影响则不明显。Karfakis,Kim(1995)分析了澳洲经常项目新闻,发现在所选的五个汇率中经常项目新闻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Kim(1999)也是用(3)式的变形建立了EGARCH模型,基本经济变量的预期来自于MMS的调查数据,结果发现高于预期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失业率的公告会使AUD贬值,而未预期到的的较高的GDP增长公告导致AUD升值。
Hoffman(1985)使用的是(4)式的变形检验7个汇率模型中新闻的显著性,结果认为货币供给新闻对汇率的影响不显著,实际产出和利率新闻的影响是复杂的。Mossa(2002)分别用(2)式和(4)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用VAR模型代表的新闻变量对汇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汇率论文篇8
1．1949年－1952年建国初期的汇率制度。其特点是实行外汇集中管理制度，通过扶植出口、沟通侨汇、以收定支等方式积聚外汇，支持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
2．1979年－1993年经济转型时期外汇管理体制。其主要特点是由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中国人民银行适度进行市场干预。
3．1953－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外汇管理体制。其特点是对外贸易由国营对外贸易公司专管，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计划控制的外汇管理体制。
4．1994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外汇管理体制。其特点是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名义上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其实质上却近似固定汇率制度。由于汇率形成机制、金融体制改革与市场等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目前的汇率水映的是一种扭曲的外汇供求关系，外汇资源得不到有效合理的配置，无法形成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
从一般经济理论来理解，衡量货币汇率是否合理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国内是否存在通货膨胀；二是外汇储备。我国当前没有发生通胀，货币政策上不存在汇率升值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在近几年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至2005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创记录的7l1O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1亿美元，且仍有增长的可能，预测到200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将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国，这势必将被推到国际经济金融错综复杂矛盾的第一线，各种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持续增高的外汇储备，给当前金融调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外汇巨额占款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不得不慎重思考与研究。货币理论认为，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这是因为：(1)外汇储备增加，要相应扩大货币供给量。如果外汇储备量过大，则会增加对货币流通和市场的压力。(2)外汇储备表现为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相应资金存在国外，并未投入国内生产使用。外汇储备过大，等于相应的资金“溢出”，对于资金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不利的。（3）外汇储备还可能由于外币汇率贬低而在一夜之间蒙受巨大损失。
正是鉴于上述内在因素，中国提出了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这对于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扩大内需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内容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与人民币升值
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此次人民币汇率改革体现为人民币汇率被主动重估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体现为升值2％。这一调整幅度主要是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在总体上，确保了人民币汇率不会因改革而出现大幅波动，否则，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今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将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变化，取决于国内外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不是理论模型的高估或低估。这也预示着今后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可能会有向上或向下的浮动，并非人民币仅是升值。
目前阶段，新的汇率机制必然导致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高贸易顺差以及外资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使得人民币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实际上也间接地贬值，虽然这样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但也加剧了与主要贸易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引发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但是，目前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宜过大，其主要原因在于：（1）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尚未全部完成。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境外上市工作正在进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如果这时允许人民币升值过大，将对银行境外上市产生不利影响，且上述银行均持有较大规模美元资产净头寸，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使银行现较大的汇兑亏损，影响银行的利润和所有者权益。（2）引发“热钱”大规模进出会影响我国金融的稳定。2002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活动一直非常活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境外投机性资金大规模注入和集中流出一国，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大冲击。（3）不利于我国引进境外直接投资，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对即将前来我同投资的外商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使他们投资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和境外投资的影响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最终体现在同内就业问题上，加大国内就业的压力。（4）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威胁。目前我同外汇储备已高达7000多亿美元，且60％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我国外汇储备会大幅度缩水，这也要求有一定时间采用一篮子货币储备形式。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一些专家认为，本次人民币小幅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
（1）人民币小幅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方便百姓生活，购买进口商品可能也会便宜。尤其是对出国旅游人员，购买起物品来可能显得更为低廉，更加方便，显现出其国际购买力，也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
（2）人民币小幅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对工业化所需的石油、矿石、钢材等关键性原材料进口起到平衡作用．减轻价格压力。这也是应对资源涨价的重要手段。
(3)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有利于偿还外债。同时，随着我国GDP国际地位提高，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增强；资产出卖更合算，人民币可以直接交易面扩大，包括用人民币购买境外股票，变相的举债功能等，这相当于人民币将成为国际上不付利息的债券，增强了本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
(4)人民币小幅升值，能有效解决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压力。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处于顺差状态。长期的贸易顺差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对外均衡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小幅升值，不仅可以改变对外均衡的问题，而且还能降低贸易纠纷、高额成本、征税等方面的成本，更加注重国外对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改变以低廉价格水平参与竞争的局面，不独立地脱离世界，而是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2．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
(1)人民币小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因为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从而降低国内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这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将造成伤害。由于人民币的升值直接抑制或打击出口．则会导致不可贸易品(诸如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从而减弱国内需求，进而对就业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也会导致进口增加．从而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
(2)人民币小幅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每一个国家的外汇汇率在通常情况下是基本稳定的，但一旦遇到升值压力，就迫使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另外，人民币的升值，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人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对于依赖外国资本而繁荣的中国来说，其可能造成的打击不该忽视。
(3)人民币小幅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
(4)人民币小幅升值，对股市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外汇汇率的变动与股票价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如果一国的货币是实行升值的基本方针．股价便会上涨，一旦其货币贬值，股价随之下跌。所以，汇率的变动会给股市带来影响。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几年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此次2％的升值幅度更多的是一个信号和姿态，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开始。中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同时要加快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并且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罗永昌.浅论人民币升值问题.资料通讯，2005，（10）：25
2．陈钥，任超.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及影响分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1（5）：77－79
3．陈宁，李旭辉，孙兴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特色、利弊、前景．财政监督，2005，9：39－41
4．李晓鹏．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及展望．金融论坛，2005，8：3－8
5．易宪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智慧信号．名家商学院，2005，8：84
摘要：汇率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折算成另一个国家货币的比率，是我国作为开放经济中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信号。2005年7月我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现了从单一汇率制度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本文就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与人民币升值及其影响进行了全面的综述。
汇率论文篇9
其实，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人民币是否应当重估，即它的短期升降与否，而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应采取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换言之，汇率水平只是最终的结果，形成汇率的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斯诺认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确保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最佳选择。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两种汇率制度利弊的比较
1.固定汇率制
固定汇率制的优点在于较为固定的汇率有利于投资者核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或者说，国外流入资金的风险贴水较低，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
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不能灵活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的市场性丧失或削弱；汇率市场性的丧失或削弱又使其不能反过来调节外汇的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功能大大降低，因而只能由政府调节。但政府确定汇率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受到主观影响，如果政府调控能力不强还会出现重大失误；二是受到客观因素的牵制，汇率的确定和变动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不得不充分考虑；三是受不同政策目标的牵制，汇率目标可能和其他目标相冲突，若汇率水平脱节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蒙代尔三角”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三者不可能兼顾，只能牺牲其中之一而保证实现另外二者。因为假如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利率会上升，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上升带来对本国投资收益的增加，大量的外国资本会流入，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汇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进行干预，这样紧缩的货币又被扩张了，货币政策无效。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坚持固定汇率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固定汇率制都曾发挥过它的积极作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质就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对于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和建立稳定的经济贸易联系，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我国以前的情况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不存在，通过政府调整可使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固定汇率制的利大于弊。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90年代，固定汇率制对于稳定投资者预期也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经济泡沫膨胀，经济增长减慢，贸易赤字上升，投机资本冲击的情况出现，此时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它的有利方面。
2.浮动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能够克服固定汇率制的不足，一方面，它能够灵活的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更具有市场性，从而反过来自动调节外汇供求；另一方面，浮动汇率不存在“蒙代尔三角”的困扰，能够使货币政策更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但是，浮动汇率制不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从而不利于外资的引进；同时，浮动的汇率容易导致价格的波动，给抑制通货膨胀造成困难。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条件
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是国际金融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汇率制度的选择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汇率制度适合于不同的国家，这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外部环境、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从总体上看，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国家的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
这里的国家大小是指以GDP衡量的国家大小。大国、强国的经济实力强，防范和抗拒金融风险能力强，汇率波动在一般情况下不强，适宜实行浮动汇率制。例如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但是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经济基本面好，国际竞争力强，因此浮动汇率并未带来不利影响，相反，美国是全球外资引进最多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较大。
小国、弱国经济实力弱，宏观调控能力弱，受外部影响大，抗风险能力低，国际竞争力不强，汇率波动性大，若实行浮动汇率，则其负面影响将超过有利影响，造成投资预期差、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的局面。由于这类国家外部均衡实现难度更大，因此更需发挥汇率政策的调节作用，所以更适宜实行干预程度较大的汇率制度，如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经济基本面的健康情况，外汇储备充分与否，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经济基本面健康，外汇储备充分，国际竞争力强，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更宜实行浮动汇率制。相反，经济基本面不好，或外汇储备不充分，或国际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几者不能同时满足，则宜实行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我国为例，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外汇储备比较多；但是国际竞争力较弱，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够健全，金融监督机制不完善，因此更宜实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
3.资本的流动性
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易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资本流动受到管制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不会发生大的危险，并且，由于资本流动受到管制，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间便不再矛盾，例如我国就是如此。
4.通货膨胀水平
通胀率高，汇率水平对物价总水平影响较大的国家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等以后通胀情况有所好转时，可调整汇制，以避免固定汇率的负面影响。相反，通胀率不高的国家可以实行浮动汇率制。
以上这些条件都不能单独决定采取何种汇率制度，而应看一定时期的条件组合。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是固定不变的，汇制的选择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定。
三、中国目前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重包袱，资本市场不完善，中小金融机构规模小、竞争能力弱，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不完备，市场不规范，监管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旦汇率完全放开，国际游资的冲击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将可能重演。
2.从自由化的次序看，从一个完全管制型的经济向完全自由化的经济过渡时，其合理的过渡路径应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化之后，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李杨、殷剑锋，2000）。因为只有在金融市场是有效的且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情况下，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的假设才可能成立。这时汇市才可能具有有效性，能实现汇率的均衡。一国经济才能在经历真实、金融冲击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利率是汇率变动的平衡器、缓冲器，其变动方向和汇率是相反的，因此可以减小利率浮动造成的冲击。目前虽然人民银行已明确表示要在3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也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但毕竟还受许多关键问题制约，短期难以实现。至于有效的金融市场，也因人们投资理念的培育、熟练专业人才的培养、金融法规的健全、金融产品的丰富等都需要在进一步开放中完善，难以一步到位。所以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更易于波动。这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就等于是本末倒置。印尼就是一个实例。
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实行浮动汇率的前提条件，否则，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必要性不大，且可行性也有置疑。虽然加入WTO以来，我国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加速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放松外汇管制，但是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还未得到加强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都必须谨慎为之。
4.无论是在影响汇率波动的预期方面，还是在汇率的调节机制方面，我国当前都存在诱发汇率不稳定的因素。一是我国还处于转轨阶段，结构调整尚未完成，各项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来的经济状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银行业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同时又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很多人对中国的金融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对汇率波动的预期始终未能消除。二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价格调整具有严重的不均衡性。我国商品市场分割程度较高、信息流动不充分，商品的异质性导致商品流动速度较慢，商品价格调整具有粘性。相反，我国金融市场的生成和发育较为规范，资本的单一性和同质性使资本能够低成本地快速流动，市场价格调整具有弹性，更易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商品、金融市场价格调整的差异性造成金融市场的均衡实现快于商品市场，根据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这会加剧我国汇率的过度波动。
总之，我国目前乃至一定时期内不宜采取完全浮动汇率制，央行难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样从逻辑上讲，中国汇率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介于固定制与浮动制之间的有管理的浮动制。
四、汇率制度的长期选择
虽然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将不利于实现国家内外部均衡的目标。
1.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实际上有着维持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对内维持物价的稳定，对外维持汇率的稳定。我国内外均衡的目标常常发生冲突，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就常常顾此失彼。为维系固定平价，央行有义务按市场要求被动地买入和卖出外汇，这使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大为削弱了，同时外汇储备也被动地受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具体到我国实际，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连年顺差，1994年到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94年的516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2174亿美元(数据来源，中经网)，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总额仅次于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强制结汇制下，央行相当于在购买外汇的同时，被迫投入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加之我国目前缺少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便于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国债市场，无法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反向操作，来实现冲销的目的，即卖出国债，买入人民币，以此来抵消大量收购外汇而多投放的人民币，稳定货币供应量，所以给货币调控带来很大影响。
而且，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本身也存在很大限制：（1）央行的行为受制与外汇的供求状况，不能自主决定基础货币投放和回笼规模。（2）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具有结构偏差，在地区上流向外汇供求顺差地区，在行业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改变，这给货币政策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
2．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我国财政政策较为有限。为了面对世界市场日益严峻和国内市场内需不足的局面，同时也为了弥补货币政策效应的不足，我国连续多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外贸中大范围地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以增强出口商品竞争力，对内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启动内需。然而，目前财政政策的可延续性令人怀疑：（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制下的国内财政政策对外国经济有正的溢出效应。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国内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将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的参与，大批的原材料和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很大的一部分财政支出转化为了进口需求，对国内经济的刺激效应逐渐减弱。（2）在我国，国债主要是由社会公众和企业或金融机构购买的，大举借债，其结果直接减少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随着国有资本的大量进入，中国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有数据表明，2001年，民间投资再次减速，集体和个人投资分别增长8.1％和12.7％，仍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民间富余的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统计表明中国民间储蓄已逾7万多亿，却大部分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民间投资相对活跃的浙江，目前仍有3500亿元民间资金闲置。（3）目前，我国已出现了财政赤字，再大规模举债，将导致财政负担越来越大。经过连续数年的增发国债，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已逼近国际公认的20％的警戒线。正是基于已上，中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在今后逐步淡出。超级秘书网
3．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无法使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目标。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斯旺提出以财政货币支出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部均衡目标，运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然而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无法从对汇率政策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并与财政政策搭配实现经济的内部均衡。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实际来说，要保证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以现阶段有效需求的扩大为基础，而这正需要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搭配，在实行扩张性政策，刺激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小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正如在第1点和第2点所述的那样，现行汇率制度的安排，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财政政策今后将逐步淡出，内部目标的实现在今后形势严峻。
由此可见，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不利于我国内外部均衡的实现，当我国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具备之后，汇率制度将必然变为浮动汇率制，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主要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等.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汇率论文篇10
1、日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日本的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这种产业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从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其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及高开放度的进程，也因此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美国采取了只说不做的对外贸易政策，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1981年以后，尽管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失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仍不断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广场协议”由此产生。此后，日元升值进入第三阶段。自1985年以来，日元汇率出现两次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次是1985年9月西方主要国家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从240日元兑1美元一口气升至120日元兑1美元。第二次是1993年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后，日元从110日元兑1美元急速升至79.75日元兑1美元。日元如此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或者说是美国强迫日本吞食日元升值这颗恶果。
日美关系是带有主仆色彩的异样关系，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护日本，理所当然在经济上要求日本配合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日美贸易极不平衡，日本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美国对日贸易的庞大赤字。美国就逼迫日元升值，以此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在毫无准备和并不情愿下发生的日元大幅且急速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出口比重很高的汽车、家电、机械等制造业。据日本有关机构调查，每升值1日元，丰田、索尼、东芝等企业就要损失100亿—150亿日元。据估计，在两次日元升值的浪潮中，日本出口企业的损失至少达上万亿日元。日元升值还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和失业人数猛增。据统计，1994—1996年日元升值期间，企业破产上升了30％，其中因日元升值而破产的企业达45％。另外，这期间大企业为降低成本不得不辞退工人，加上中小企业的破产增加，因而失业人数猛增，1994—1996年就有近30万职工加入失业大军。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把工厂搬到海外。原本已经低迷的国内需求更加萎缩，本应在国内的投资却投向海外，本应在国内增加的就业却在海外增加。据东京都调查，1990—2000年的10年间，东京都减少了6.1万亿日元的投资，为此就业也减少了32.2万人。其中，以投资比重最大的机电业为例，1997年雇用人数为246万人，1999年减至220万人，2000年又减至205万人。投资和就业的下降也必然影响消费，以致于零售业竞争空前惨烈，许多著名商店如崇光、八佰伴等纷纷破产倒闭。
日元升值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因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日本一直重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努力保持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美国或把传统产业移至海外，或干脆放弃部分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因此，不管日元升值多少，美国的进口商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仍要进口日本的家电。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根本上讲，还涉及日美两国的传统文化。美国人注重消费，常常借钱消费；而日本则注重储蓄，提倡“节俭为美”，经济不景气使日本人更重视存钱。据统计，日本的储蓄率约为6％，而美国则在1％以下，甚至是负数。这是日本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根本原因。
3、美元的汇率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发达国家相对势力地位发生较大变化，早曾美元汇率下跌的总趋势，比较突出的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保持了持续的坚挺地位，但伊拉克战争后，摆在美国总统布什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明年大选连任，而获得大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为了大力振兴美国经济，美元贬值成了布什政府拉动美国经济的一张王牌。几乎所有的舆论分析指出，美元贬值对于目前的美国经济“利远大于弊”：它有利于增强美国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促进出口，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避免通货紧缩，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另外，美元是美国控制全球经济、确保其经济霸主地位，从而维护其单极世界的法宝之一。面对第二大货币欧元向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所带来的挑战，美国政府的策略在过去的四年中确实利用了欧元新生不久、脚跟不稳的劣势予以了有力打压。十多年来，欧元区国家一直在努力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力图大砍福利社会给企业带来的沉重包袱，但远未成功。在市场内需不旺的情况下，欧洲迫切需要推动出口以支撑其经济，而此时此刻，欧元持续走强使欧洲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通货紧缩风险增大，经济增长受压。因此，有媒体分析，所谓美国财长斯诺不久前给“强势美元”下的新定义，称美国政府不再根据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市场价值衡量美元的强弱，“强势”的意思是指美元使公众产生的信心和它的防伪能力，这不过是掩盖美国政府当前放任美元贬值以打击欧元区经济的真实意图而已，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要放弃“强势美元”政策，而是通过贬值巧妙地维护美元“强势”。当然，目前美元贬值尚没有达到1995年4月份的历史最低点。美元当初对德国马克的比价为1比1．3525马克，假设那时就有欧元的话，1欧元等于1．9558马克，那么，那时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为1欧元兑1．4461美元。据此推断，欧元对美元还有升值的空间。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欧洲经济长期疲乏反过来对美国经济也必将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美元继续贬值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二、人民币面临的汇率压力
近年来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人为诱导日元贬值，但收效甚微。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日本一些政府官员便将矛头指向人民币，他们频频在国际上游说，试图迫使人民币升值。而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则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心要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问题的美国也在汇率问题上打主意，开始改变坚持了近10年的强势美元政策，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美元走贬导致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国际舆论显然放大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负面作用。实际上，中国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并不等于固定不动。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和地区货币对美元贬值百分之十几甚至几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自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较窄的空间里波动。但总体上看，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或德国马克）、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因素，同期人民币相对上述三种货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期间，人民币对三种货币最高实际升值幅度曾经分别达到45.5％、71.4％和93.0％。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走贬，只是收窄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幅度，并没有改变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基本特性。因此，那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论调是没有依据的。
国际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导致中国今年外汇储备增加了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超过200亿美元相信属于国际游资，而这部分热钱将导致人民币供应超常增长约2000亿元。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人民币汇率升值有6大危害：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面对国际上的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2090
但国际上的压力，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解压力，保持我国快速健康的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措施
近年来，对于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原则、方向和具体措施，国内众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总结。这些探讨和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本文综合了众多的观点，并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1、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第一步是确立多种货币一揽子计划，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参考汇率。这个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货币组合会更好地反映人民币的有效汇率。相对于只与美元挂钩比较，这种方法更能反映贸易竞争力。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减少固定汇率下的黑市套汇或资本外逃压力、有利于克服市场结构上的刚性及更好地吸收冲销外部冲击等。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要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与功能转变节奏。还要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健全人民币汇率机制，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等。逐步改变人民币只盯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机制，改为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加权平均)一揽子联系机制，确保人民币的稳定。
汇率论文篇11
假设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出口，以及出口数量为多少时，出口与否即可以看做企业的期权。汇率的随机波动越大，便会增加这一期权的价值。可见，汇率波动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但出现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特定条件和对风险的认识。
假设企业的目标是使以本币标价的预期收益最大化。对于一个公司的一定的生产量（y），由于汇率的变动，导致以本币计价的收入随机变动，即等于px+eq(y-x)，p是国内产品价格，q是国外价格，y是总的生产量，x是决定在国内销售的数量，在国外销售的数量就是y-x，e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生产决策在汇率变化之前就作出了，即在当前时间0，公司根据当前汇率作出生产量的最优化决策y。这时生产成本为C(y),C是一个以产量为自变量增函数，并且C(0)=0。在时刻1，当汇率已确定，企业根据汇率变动来决定自己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分配，这时利润为P1=px+eq(y-x)-C(y).销售最优化决策取决于在此时的汇率e。从理论上讲，如果只考虑利润最大化，当汇率向不利于企业出口的方向变化时，即本币升值时，eq〈p，企业决策y=x,出口量为零,反之亦反。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会仅根据汇率变动做出这样极端的决策，因为企业同样关心市场份额，转换成本等因素。所以在实务中，企业决策的变化并没有这么显著。但这种在国内外市场之间的选择仍然是一个价值正相关于波动率的期权。在时刻0，企业只做生产决策，在这时不考虑销售于国外或是国内市场，企业预测的最低收益是将产品全部销售于国内市场时能够取得的收益。出售单个商品，企业的收益为max(eq-p,0)，等价于一个看涨期权，具体来讲，企业即拥有了一个以敲定价格p来购买一个资产的权力，如果该资产的现价eq大于了敲定价格，企业便可以通过执行期权获利。
在时刻0，可以通过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出该出口期权的价格（根据该公式，波动率和期权价格也是正向变动的关系），然后用VaR模型来计算汇率风险。通过两者的对比，可得出波动率对企业的总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本文得出，大的汇率波动率可能会增大该类企业的出口，而非传统上认为的抑制出口。汇率波动率会增大企业获利的可能性，使得出口期权价值变大。但对于跨国企业，多变的汇率也暗含着更大的汇率风险，包括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就是反向作用于企业的出口愿望，从而降低其出口量。汇率波动率在两种方向上影响相对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最后决策，这种影响又取决于企业对风险厌恶的相对程度。
中国企业应该消除对汇率波动的恐慌，因为它还可以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关键在于企业是否会利用这一隐藏的机遇----期权。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根据能拥有出口期权的这类企业所具有的特质来进行战略规划。这样就能增大国内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和盈利能力。
一是要能够自由灵活地安排自己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销售量，即要建立一个在本国及别国完善的销售渠道。二是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外应该有需求，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能以确定的市场价格销售出去。三是企业的产品需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当汇率向不利于出口的方向变化时，企业的产品大量进入本国市场的时候，不会造成本国价格大的波动，反之亦然。四是生产结束后，企业能够在汇率确定的情况下，根据该时刻汇率作出相应的销售决策。
必须承认，这些调整，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出的，比如产品产业的转变，国外多个市场的开拓；有些也不是仅仅企业可以改变的，比如内需的刺激。但是，企业需要从思想上不畏惧这种改变，要认识到汇率的波动不仅仅是风险，更是机遇。参考文献：
[1]ExchangeRateVolatilityandInternationalTradeUdoBrollandBernhardEckwertSouthernEconomicJournal66no1178-85Jl1999
汇率论文篇12
欧元在其面世后弱势明显加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按过往美元兑欧元成员国原有货币的汇率折算（以权重调整），欧元（成员国货币）兑美元汇价在1990－1992年兑美元的折算汇率大体在1.2－1.4之间上落；但其后开始趋跌，1993－1998年间的主要波幅回落到1.05－1.3之间。
1999年欧元面世后进一步转弱，波幅在0.82－1.17之间，2000年初后大部分时间低于1.0.虽然未下试八十年代中期接近0.70的低位，但比九十年代初期在1.40以上的高位已大幅回落。
欧洲央行编制的欧元名义汇率指数（包括12种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其中美元权重占25.05％、英镑占24.26％、日圆占15.01％；2001年以前包括希腊货币，即共13种货币），自1999年初面世以来的跌幅则约15％。这反映过去三年欧元兑其他主要货币的跌幅较小，如兑日圆下跌约12％，兑英镑下跌约13％。可见，欧元弱势主要是强势美元的反差。
二、影响欧元的长期因素
市场上就欧元面世以来的弱势有不少分析，指出影响欧元弱势的因素包括美国经济较强，资金倾向流入美国，欧洲利率政策未能配合经济发展需要及漠视汇率水平，欧元成员国与央行对利率有争议，市场对欧元顺利运作的疑虑（特别在欧元面世前及面世初期），美国实施强美元政策，等等。我们认为，就欧元汇率长期走势而言，基本经济因素仍具主导性，因为资金流向的主要动机是寻求较高的回报。而经济增长潜力较佳和企业盈利较快增长，正是带来较高回报的必要条件。其次是欧元作为一种崭新的货币，市场对其运作信心不足及主要成员国的政策协调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汇率。
1.基本经济因素
从基本经济因素看，欧元区近十年经济表现远逊美国。1991－2000年美国经济每年平均的增长率为3.3％，欧元区则只有2.0％，其中在1996－2000年间，美国经济平均增长更达4.3％，与欧元区2.5％的相比差距更大。同时，美国经济增长虽然较快，但通胀率与其他西方国家同步趋降，总体表现更优胜。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九十年代美国劳动生产力增长较欧元区国家优胜的趋势逐步确立，扭转了七、八十年代的情况。1970－1980年美国贸易部门劳工生产力每年平均增长1.0％，而1990－1999年则上升至4.6％，而欧元区贸易部间劳动生产力则从1970－1980年每年平均增长4.0％，下降至1990－1999年的2.9％。
经济体制相对欠活。经济体制是影响生产力的主要因素。美、欧市场经济的导向不尽相同，作为欧元区主要成员的德国、法国及意大利等国家，较强调社会凝聚力，有较多保障劳工及公民的机制和措施。这些措施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经济结构的灵活程度。
单一市场尚待完善。早于1987年，作为欧盟前身的欧共体已同意于1993年实施单一市场计划。所谓单一市场，即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区内商品及服务贸易、人员及资本自由流动的区域市场。单一市场的建立是欧盟实施单一货币的先决条件，因为在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汇率作为调节成员国各自经济的情况下，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成为主要调节经济的途径，促使区内经济周期发展更趋同步。另一方面，单一市场的建立意味著区内的经贸壁垒进一步消除，有助提高增长动力。
不过，单一市场计划正式实施时，成员国仍未充份采纳欧盟颁布的有关单一市场的指令，到2001年11月，未被所有成员国确认的指令仍有10％。同时，有关指令的执行也出现障碍，令单一市场的效益未能发挥。2001年8月份欧盟正在处理有关违反单一市场法令的诉讼共1，477宗，比1997年同期的27宗明显增加。而且，近40％的诉讼发生在三个经济规模最大的成员国。
比较区内产品价格，特别是贸易产品价格，也是评估区内经济一体化的尺度之一。区内经贸联系越强，在市场竞争之下，价格应越接近。但欧盟在1999－2000年间进行的调查发现，区内的价格差异程度仍颇大，其中部分如食品价格差距更接近2倍，电子产品的价格差距在30－50％之间，高于个别成员国本土价格10－20％的差距。
在金融市场方面，欧元面世令过往12个不同的金融资产市场形成一个欧元金融资产市场。理论上说，与分割的市场相比，单一货币的金融资产市场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亦消除了区内的汇率风险，因而将大大增强市场流通性，降低交易成本，此外还有助于推动区内金融市场进一步整合，包括股市、债市及货币市场，推动区内金融服务业发展以至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不过，欧元金融资产市场一体化进程并未如预期般迅速，而且存在障碍。据欧洲央行指出，欧元区整合较快的主要是无抵押的货币市场，有抵押的货币市场、以至债券及股票市场的整合程度至今并不显著。无抵押货币市场的交易量整合较快，主要因为欧洲各央行建立了统一结算系统（简称TARGET），消除了不同成员国的结算障碍；由于该系统属于即时支付结算系统，参与者的交易结算风险得以降至最低。其他金融市场环节的整合进度欠佳，主要原因是各地有关金融资产监管及法例的差异（以整个欧盟地区计算，共有40家以上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另外，区内存在不同的股票交易所，各国政府信贷风险难以一致（受制于欧盟条约限制各国财政不能相互支持），也是市场仍较分割的原因。
仍有正面发展。尽管欧元区经济发展和整合中存在某些障碍，但近几年取得的成果仍是比较显著的。在成员国采纳单一市场指令方面，未全面采纳的比率比1997年中的超过30％已显著降低。欧盟推动单一市场带动了区内放宽有关管制，例如欧盟的电力指令要求成员国在2003年前开放超过35％的电力市场，区内电力价格已开始下降；推行的竞争力政策亦驱使成员国放宽管制和减少政府补贴。
税务改革也是欧元区近几年的一个主要发展，包括主要成员德国、法国及意大利都在寻求有关改革。德国的减税计划已在2001年7月通过，并于2002年初开始执行，首先是把公司利得税从40％调低至25％，继后是取消股权交易引起的资本增值税，并逐步把个人最高入息税率从53％降至47％。意大利新政府2001年5月份上台时亦承诺调低最高入息税率及企业所得税率至33％，并取消遗产税。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近几年更加重视创造就业。1997年欧盟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将就业确定为「共同关心课题，此后每年就就业问题举行高峰会议，推动劳工市场改革，重点在于以有效预防失业措施（包括培训、增加市场整合及鼓励失业者重投劳工市场等），取代缓和失业困难的福利措施。从欧元区就业指标变化看来，这些措施正在起作用。例如，失业率近几年持续趋降，2001年大体维持在8.3－8.5％之间，在经济放缓之下未有明显上升迹象，显示结构性的改善正在部分抵销经济周期的影响；1996－2000年与1983－1987年的经济增长率相若，但前者的就业增长则高出后者一倍。
在金融市场方面，股市整合也[
有一定的进展。主要是推动区内交易所及结算所的收购合并，例如2000年法国、荷兰及比利时股市合并为Euronext，成为欧洲第二大股市，其后更成功收购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德国交易所Borse亦将购入结算公司Clearstream的50％股权。欧盟1999年为推动整合区内金融市场推出「金融服务行动计划，2001年初更委任一个由前欧洲货币局局长领导的智囊团研究加快落实有关计划，该委员会并提出将有关整合金融市场的立法程序规限在原则性条文上，而将具体细节交由专家小组跟进。
2.风险与信心
欧元虽然不是历史上首个多国组成的货币联盟，但参与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则是前所未见，加上欧盟成员文化差异及民族性因素，以及1992－93年曾爆发欧洲汇率机制危机，在欧元落实前，国际间有不少人因怀疑主要成员难以相互协调而对计划抱观望态度。由于欧元面世初期主要成员国与欧洲央行理事之间在货币政策取向上确曾出现分歧。市场对欧元信心确不足。据欧盟的调查，2000年底区内认为欧元带来的利大于弊的受访者只占37％，即使到2001年底，有关比重仍只有48％，而认为弊大于利的受访者比重仍达40％。
这种情况仍可能对欧元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以下发展有利于外界对欧元信心的巩固：
第一，欧元现钞及硬币面世，成员国原有货币已陆续收回。按欧盟决议，各地原有货币的法定地位将于2002年2月底结束，部分成员国更将最后向公众回收期限提早至2月中左右。欧元全面流通虽然象征意义更大（因为欧元1999年面世后，原则上已取代各成员国货币）。但对公众来说却会有颇大的正面心理效应。
第二，表示有意在外汇储备中增加欧元比重的经济体有增加的趋势。2002年初，中国财政部长公开表示建议人民银行增持欧元作为外汇储备，指出中国政府重视欧元的发展，并预期欧元在未来将取得与美元等同的国际地位。较早前，香港金融管理局亦已将部分外汇储备转为欧元。中、港分别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二及第四大的经济体，前者外汇储备逾2，000亿美元，后者也约达1，000亿美元，尽管增持欧元储备只会渐进，不过，官方肯定欧元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巩固市场信心，也可能起带动作用，对欧元产生一定的支持作用。
国际对欧元运作的信心还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欧元成员国政策协调会否出现困难，以及欧盟吸纳10多个东欧及南欧成员可能带来冲击。就政策协调方面，主要的障碍是成员国经济周期的矛盾。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德国与其他欧元成员国的经济走势较为一致，为欧元成功落实创造了有利环境。欧元面世以后，只有爱尔兰经济增长与通胀较高，德国、法国及意大利经济表现大体上同步，成员国通胀普遍差距只在1.5个百分点内，较过往明显拉近。当然，目前难以排除成员国经济周期差异扩大的可能性，但欧盟加快推进单一市场会有助于促进各国经济的同步发展。
至于吸纳新成员方面，虽然欧盟有意在2004年左右开始吸纳东欧及南欧国家，但不代表这些国家可随即成为欧元成员国。按欧盟条约，成员国须履行应有责任，包括加入单一货币。欧盟亦要求这些成员国满足在通胀、长期利率、汇率及政府财政状况等方面的条件，以确保欧元基础的稳健。若未来没有其他不利于欧元稳定的新安排，加上10个申请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经济规模只及欧元区的6％，市场因欧盟吸纳新成员而对欧元信心削弱的影响应属有限。
三、官方汇率政策
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以稳定物价为主。在此准则下，只有汇率变动影响欧元区通胀，欧洲央行才会关注。欧央行运作以来，只在欧元兑美元跌近0.82低位时，曾经干预支持欧元。近年在全球经济放缓、油价低徊之下，欧元区通胀压力明显减弱；加上欧元兑美元有所回升，央行对汇率的关注度已减低。另外，对欧盟成员国而言，欧元汇率较低有助促进出口（欧元区2000年底经济开始放缓以来，出口在2000年第四季至2001年第二季间保持较佳增长，分别为12％、8.8％及5.2％。），并鼓励成员国发展区内产品取代进口，如低汇率不刺激通胀，官方将乐见其成。
目前的问题是欧洲央行或欧盟成员如何看欧元今后的走势。从央行在低位干预支持欧元举动看来，说明该行不希望欧元兑美元下试面世以来低位，以预防可能产生的通胀压力。若欧元日后回升，在升势不太急的情况下，估计欧央行及成员国仍会接受，尤其是当欧元回升的基础是因区内经济改善，或因改革逐步出现成效而吸纳本地已外流或海外的资金。欧元升至较正常的水平对巩固欧盟或欧央行当局声誉也有一定正面作用，并有利于推动英国、丹麦及瑞典三个欧盟成员加入，巩固东欧等国对加入欧盟以至溶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信心。
无疑，欧洲的官方汇率取向需与国际因素配合，才能产生较佳效果。这里主要是指美国的态度，近几年美国不时强调强美元政策。美元强势有助吸引资金流入和控制入口通胀，但美国官方未见刻意为影响汇率而制订措施。实际上，强美元政策并不是要不断推动美元上升，因美元过强对美国亦有负面影响，如由此引起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美国也难置身事外。所以当国际汇率因应基本困素调整，估计美国当局不会加以干预。
四、欧元汇率是否偏低？
不少研究显示，欧元兑美元较其「均衡汇率偏低。根据最简单的购买力平价分析，两地的产品价格应趋于一致，即两地货币的汇率应令两种货币在两地有相同的购买力。国际杂志《经济学人》的「汉堡包指数正是这种单纯的购买力平价指标，该指数显示欧元汇价约偏低11％。但这种分析作出的多方面假设实际参考作用不大，因它未有顾及「非贸易产品及生产力的变化等。
不过，近年一些国际机构以其他较精细的方法分析了欧元汇率的「均衡水平，加入其他考虑因素，包括利率差距、生产力、油价及政府财政开支等，也得出欧元兑美元汇率有偏低的结论。综合多家机构的估算，欧元兑美元汇价大体上应在1.10－1.20之间，即欧元现价低估约20－25％之多。这些指标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汇率论文篇13
（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汇率政治的发展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在处理国际之间的经济关系时，只需考虑如何调整美元的汇率水平以实现其利益诉求，而无须承担捍卫美元平价的国际义务；美元作为唯一的霸权货币，享有自主贬值的自由（而其他国家由于对美国的单边依赖，则不得不接受美元间歇性贬值的“隐秘法则”）［1］。美国的汇率政策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美元汇率水平的高低成为美国货币当局关注的重点，由此决定了推行强势美元或弱势美元政策是美国货币当局考虑的重点。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资本账户区国家和贸易账户区国家）进入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当其中的资本账户区国家（如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对美国经济及其国际地位构成某种冲击的时候，汇率保护主义便成为美国汇率政策的一个重要导向。尽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国会失去了对美元汇率的决定权，同时也失去了对汇率政策的直接掌控（即国会将该权力让渡给财政部和美联储），但是国会依然拥有对汇率政策的监督权。作为行政机构的财政部和作为独立部门的美联储之间的非对称合作，成为美国汇率政策决策过程中最主要的组织动力［4］；而国内外相关利益集团的活动也成为影响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既包括对作为汇率政策制定者的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直接游说，也包括通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而对汇率政策制定者施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中国内的利益集团主要包括受汇率政策影响的实体经济部门中的工商企业、劳工组织、农业以及金融NORTHEASTASIAFORUM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机构；而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相关的国外利益集团（主要是以“资本账户区”国家和“贸易账户区”国家政府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也积极寻求参与到美国汇率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的博弈过程之中。汇率政治由此成为影响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基于当时国内高通胀、高利率以及高失业的经济形势，里根入主白宫后推出了美国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势美元政策［7］。这一持续了四年之久（1981~1984）的强势美元政策对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导致进口迅速增加；而受进口产品迅速增加冲击最大的则是美国的制造业。制造业由此成为美国国内最为积极反对强势美元政策、要求美元汇率走弱的利益集团。然而，该集团在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政策时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为此，该集团在遭到财政部的断然拒绝以后便转向游说国会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而国会一方面试图通过立法手段压迫政府干预美元汇率的走势；另一方面则运用其对贸易政策的控制权，逼迫政府在汇率政策上做出让步。面对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来自国会的保护主义压力，贝克在1985年初出任财政部长后做出了对美国汇率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即实施弱势美元政策的决定［8］（此轮弱势美元政策实施至1992年）。基于日本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美国于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与日、德、英、法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达成“广场饭店协议”，实现了美元对这四国货币的有秩序的贬值。但是，该协议也引发了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长达一年多的经济冲突。1987年2月21~22日，贝克在“卢浮宫会议”上提议停止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尽管此后美国国内的相关利益集团要求美元进一步贬值的呼声开始消退，但是财政部在国会的压力之下，开始对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以后还包括马来西亚）等以制造业为主且对美贸易均处于顺差的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汇率政策中是否存在“汇率操纵”行为进行“识别”。基于当时美国创纪录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以及由1990~1991年经济衰退所造成的经济疲弱，克林顿入主白宫后试图通过美元贬值增强出口竞争力和解决外部失衡。其首任财政部长本特森认为，弱势美元政策对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有潜在的帮助；美国贸易代表坎特也认为，弱势美元政策可以让他在谈判中占有优势［9］。在克林顿执政的前两年，作为美元汇率走向的风向标，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1∶125下降到1∶80左右。由于和共和党在参议院势均力敌，克林顿面对疲弱的经济难以在刺激需求上有所作为。为此，克林顿背弃了其在竞选时许下的承诺，实施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从而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留下了空间；与此同时，推行强势美元政策［10］。克林顿政府最终转向强势美元政策的重要原因是：第一，担心“J-曲线效应”对贸易逆差的负面影响；［11］第二，担心助长通货膨胀（而对通胀的担忧则引发了人们对利率上升的恐惧）；第三，美元汇率的下跌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政策转变使极力倡导强势美元政策的财政部的地位大大提高［10］。具有华尔街背景的鲁宾在1995年初接替本特森出任财政部长后，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和维持强势美元政策［9］。在同年4月25日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会议上，鲁宾打破常规，声称扭转美元对日元的颓势更为可取。此后，美国和日本在德国以及其他七国集团（G7）成员国的合作下，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即拉升美元，这标志着强势美元政策的地位最终得以确定。到1996年11月，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达到1∶120左右，为42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999年7月，萨默斯出任财政部长后也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当然，克林顿推行的强势美元政策，作为整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美国的一些劳工组织和制造业利益集团的利益构成了冲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的前两年里实施了“自杜鲁门总统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贸易自由化政策”［9］，但在其连任之后也并不能完全实施其理想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即他也需要兼顾和调和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小布什入主白宫以后，美国正处于由互联网泡沫破灭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为此，美联储将短期利率从2001年1月的6.5%下调至2003年7月的1.0%。美联储的这一低利率政策刺激了国内需求，而中国和日本等国对本币升值的抵制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小布什的首任财政部长奥尼尔由于继续推行强势美元政策于2002年12月被迫辞职，而具有制造业背景的斯诺在2003年初出任财政部长，则意味着延续十年之久的强势美元政策的终结和美国汇率政策的重大转变①。财政部基于由美国贸易逆差激增而导致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从过度关注金融业利益转向制造业和劳工组织的利益。弱势美元政策的回潮，使美元的名义汇率在2002~2007年这一期间对主要国家货币全面下跌。从理论上说，这种弱势美元政策应该有助于美国缩减其贸易逆差，即对美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有利，但事实上美元在这一时期的贬值并没有改变美国贸易逆差逐年攀升的趋势，特别是缓解美中双边贸易的失衡。如图1所示，在2003~2013年这一期间，美元指数除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有所反弹外，一直呈下降之势；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则急剧增长。在弱势美元政策的背景下，相对于针对性更强、但也容易造成两败俱伤的其他贸易报复手段而言，指责其他国家、特别是指责自2000年起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的中国进行“汇率操纵”，所针对的范围广且不易被指责为贸易保护。美国的汇率政治由此成为影响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如何认识人民币汇率之争背后的美国汇率政治？
（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缘起
中国的汇率政策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始于1990年12月财政部依据《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向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该报告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以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并在1992年5月、1992年12月、1993年5月、1993年11月以及1994年7月的连续5次报告中，都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12］。然而，该法并没有明确定义“汇率操纵”的条款。美国财政部的所谓“依据”主要是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双重汇率制度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开始增长①。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中国坚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政策避免了本地区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危机，美国政府不再指责中国。此后直至2002年，人民币汇率不是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中的核心问题［13］。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态度发生根本的转变始于其财政部长斯诺在2003年6月16日发表的讲话。而在此前，日本已开始在人民币升值这一问题上向中国发难②。同年9月初，斯诺为此专程访华。2005年11月，斯诺又派特使来华与中方就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改革问题直接接触，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15个百分点。2006年12月15日，具有华尔街背景的新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第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要求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已经升值5%的基础上继续升值3~5个百分点，并声称人民币汇率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核心问题。2009年1月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访华时要求中国政府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中国自2008年9月起成为美国国债的海外第一大持有者）；而同年4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也要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中国在此后至同年7月（除4月外）也一直增持美国国债。为此，小布什政府和以后的奥巴马政府明显减弱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的阴影，奥巴马政府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施压。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背后的美国汇率政治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在美国国内，汇率政策是国会即汇率政策的监督者、相关利益集团即汇率政策的影响者以及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政策目标的政府即汇率政策的制定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在汇率政策制定的整个政治过程中，其监督者、影响者以及制定者在既定的法律架构和政治制度的约束下，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相互作用和互相影响；并由此决定了彼此之间存在着极其微妙的关系。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利益集团通过国会议员对政府的汇率政策的制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但利益集团不是、而且也不可能从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问题，而是首先考虑其自身利益即局部利益；而美国的政治体制则保障并鼓励利益集团在汇率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的诉求权利。如美国部分制造业企业早在90年代初就利用国会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的大环境，游说美国政府向中国施压，以减缓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全国制造商协会”（NAM）在2001年领导组建了代表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和农业贸易团体利益的“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要求中国停止使用通过“货币操纵”扩大出口的做法［14］。“劳联—产联”（AFL-CIO）这一老牌利益集团的代表也分别在同年9月25日和10月21日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和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的做法违反了WTO的规则，要求中国停止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并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包括诉讼在内的一切手段，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的信号，不再忍受其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行为［15］。2004年1月29日，由美国制造业、农业以及劳工团体等约40个团体组成的“公平货币联盟”（TheFairCurrencyAlliance）宣布，已聘请一家律师事务所对中国的“货币操纵”政策提起“301条款”，并将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式提出诉状。由“劳联—产联”发起、并由50多家美国企业、劳工和农业团体组成的“中国货币联盟”（ChinaCurrencyCoalition，CCC）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后，仍然认为中国的汇率调整幅度过小，远不能对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起到任何作用［16］。这三个“货币联盟”实质上都是代表美国传统制造业、贸易和劳工团体的利益集团，而国会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活跃的议员也大多来自这些行业比较集中的州。尽管这些“货币联盟”推动了国会议员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立法，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施压美国政府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上并未如愿。在美国国会，保护主义和强硬的立场最容易得到选民的支持。国会议员的地位决定了他们要对选民负责，即争取选民的支持不仅是其目标，而且也是其“生存”的基础。为此，部分国会议员早在1993年就对人民币汇率提出异议。如有议员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表示，如果中国不停止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国会就应当阻止政府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由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争论焦点是人权问题而不是汇率问题，因此当时这种声音并不成为主流。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迅速增长，部分国会议员开始成为相关利益集团的人。如2003年7月31日，以纽约州参议员舒默和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主席、伊利诺伊州共和党议员曼佐罗为首的16名两党议员致信布什总统采取行动，迫使人民币自由浮动，并要求财政部、国务院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更多强有力的步骤纠正人民币汇率［17］。同年9月5日，舒默基于此前斯诺访华未能迫使中国在汇率问题上让步，向国会提交了第一个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S.1586号提案；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与其他7名两党议员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纠正”人民币被低估的提案也于当月26日在参议院一致通过［18］。同年10月30日，资深议员、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成员瑞吉尔和莱文再次致信美国政府，要求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2005年4月6日，参议院以67票∶33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舒默和格雷厄姆的联合提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6个月内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27.5%，否则将对中国输美的商品加征27.5%的进口关税［19］。2009年6月11日，舒默和格雷厄姆又联合向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提交了《2009年汇率监管改革法案》S.1254（该法案曾于2007年由格拉斯利、鲍卡斯、舒默和格雷厄姆共同提交，并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20票∶1票的表决结果通过；而时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奥巴马和特拉华州参议员的拜登也都是该法案的提案人）。2010年3月15日，130名国会议员联合上书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指责中国的汇率操纵行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要求财政部在上半年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根据其反补贴法采取应对措施。2011年10月11日，在议员的主导下，参议院又以63票∶3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主要针对中国即旨在迫使人民币升值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再次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推上中美经济关系的风口浪尖［20］。与此同时，共和党中的极端保守派议员也强烈支持该议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2003年9月5日国会议员提交第一个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议案以来，相关议案的数量已经超过60个，但迄今还没有一个议案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对此，连美国经济学家戈德斯坦（MorrisGoldstein）和拉迪（NicholasR.lardy）也认为：在汇率问题上，“国会既不客观也不专业，他们也不想做出公正的判断，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真正目的在于所有关于汇率的立法议案都成为其推行保护主义的有力工具”［21］。而这种保护主义和强硬的立场最容易得到选民的支持。国会议员的这些行为，给美国政府制造了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施压。美国政府在制定汇率政策时，既要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也要考虑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并尽可能获得选民的支持。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作为各方冲突的平衡者，必须在“得罪中国或得罪国会中做出选择”［22］。如布什总统受“健全美元联盟”的压力，在2003年9月4日发表声明称：“我希望我们的贸易伙伴公平地对待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工人、农民以及制造商。在政府操纵货币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受到公平对待”［23］。同样，在2004年总统大选的前夕，布什最终同意纺织品制造商和纺织工人联盟有关限制部分中国纺织品进口的要求。从总体上看，在2003~2008年这一期间，斯诺和保尔森这两任财长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较为温和。如保尔森在2006年7月出任财长后，面对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压力，试图将国会及公众的注意力从狭义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引向中美双边更长远、更广阔的战略经济对话；而这一对话也推动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里的合作①。在保尔森的影响下，七国集团（G7）在2006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没有把矛头指向中国，而是呼吁亚洲国家的货币更有灵活性［8］。而候任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在2009年1月参议院批准其任命的听证会上，则明确指控中国在“操纵其货币”［24］。但此后白宫发言人立即对此言加以澄清，声称美国政府尚未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做出最后的裁决。当月30日，奥巴马亲自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希望平息由盖特纳的言论所引起的风波。从总体上看，财政部作为政府机构，既要对国内利益集团提出的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做出适当的回应，同时也要避免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以防激怒中国［25］。这就是为什么财政部自2003年以来面对国会的巨大压力，没有在向国会提交的半年度报告中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①甚至在2010年4月还推迟了向国会提交关于中国汇率政策的报告［26］。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更是在2004年9月9日“中国货币联盟”向美国政府提出对中国操纵货币的申述的4个小时之后，就断然驳回了这一申述［27］。同样，当舒默和格雷厄姆在2005年4月初再次就《2005年对外事务授权法案》提出修正案后，也立即遭到布什政府的强烈反对。2010年3月15日，130名国会议员联合向财政部和商务部上书，要求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财政部却不仅推迟了本应在4月15日向国会提交的上半年《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而且也没有在此后提交的报告中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此外，美国利益集团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的联合抵制行动，使财政部和总统在评价中国是否操纵货币和汇率时极为谨慎（除了在极个别场合如在国会做任职听证和奥巴马在大选期间外），很少将中国界定为“汇率操纵国”，而代之以“人民币被低估或严重低估”这一表述［13］。其主要原因在于日趋紧密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中国持有近1.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使美国财政部在这一问题上投鼠忌器［13］。当然，美国政府也利用国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和压力这一砝码，达到促使中国对美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目的。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看，汇率问题可能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但也可能是一个贸易问题。但是最近十多年来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不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而是一个汇率政治问题；这一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个贸易问题，但是被美国国内的相关利益集团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这一观点由于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并通过美国的政党政治，由政府落实成为具体的汇率政策，最终造成了“屁股指挥脑袋”和全局利益服从局部利益这一结果。这种局部的利益诉求，在美中两国的多维政策交锋中最终演变为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问题［28］，中国因此成为最近十多年来最受美国汇率政治关注的国家。然而，实证研究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中国政府都无法依靠人民币低估以扩大净出口，即不可能“操纵人民币汇率。［29］由于中美经济失衡、特别是双边贸易失衡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在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这一汇率之争将继续存在，由此决定了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在短期内将难以摆脱美国汇率政治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