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篇1

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低增长”仍意味着增长，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使我国人口增长即便处于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在绝对数量上仍保持相当规模，所以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百花齐放”的控制方法下障掩的重重危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人口控制问题呢？“计划生育”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我国也实施并总结了很多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以下便是对其中一些方法的实际效果分析：

1.宣传攻势我国的执政党在发展初期就一向特别看重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将宣传作为阵地来抓。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宣传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写满了诸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标语的残垣断壁不在少数，字迹斑驳的墙头上没准还爬着一些玩耍的超生的黑户孩子，这无疑是对这种宣传教育莫大的讽刺。这就是狭隘地将“宣传”理解为口号式或说教式的宣传而上演的一幕黑色幽默式的活话剧。

2.经济制裁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进行经济手段惩罚，应当惩罚多少又有了重新商榷的意义。譬如改革改开二十多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等各种原因先富起来，但是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未使先富起来的人的生育观也同步跟上其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特别是深入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人还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养儿防老、为了增加劳动力使家庭的生活处境能够好一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就成为实现家庭梦想的一种手段。这两种情况造成了面对经济制裁时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富人不怕罚、穷人没钱可罚。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后果——都没有实现通过经济制裁控制人口增长的初衷。

3.医疗技术手段我国总体医疗技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对一个正常的安定发展的社会来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就局部而言，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容乐观，这种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上。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不仅医疗器械跟不上，连最重要的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如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又非常闭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分布广泛并且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水平所限，还不足以保证所有地区医疗技术设备的整齐划一；另外一方面，对于人的因素来讲，从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讲，任何一笔投入都要寻求其产出回报，进行医疗技术知识方面的学习本身就是就要对自身进行一笔投资，而在穷困的偏远山区肯定要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承担更多的投资回收风险；就算不考虑经济条件，而只从资源合理配置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面来讲，对于医疗卫生这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来说，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物质依托，即便对于拥有再高医术的医疗工作者都会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缺少先进设备、越无法招揽人才，从而导致更加贫困落后。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更多更需要医疗技术支持的人群，于是一个循环加深的尴尬就此凝固下来。

综上所述，在旧有的对控制人口的险隘观念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想在解决我国人口总量过多问题上有大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摆脱困境，“发展”不失为一剂良药。

二、发展是控制人口的避孕良药

发展，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词汇，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它是在哲学中。当时，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发展属于变化的一种，而只有那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规律的向上的变化才是发展。基于这一定义，并结合我这里所探讨的人口控制问题，对于“发展”的内涵，我还要进一步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规模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诚如前文人口普查统计报告中所显示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这就有必要将我国的人口数量区别为绝对的人口数量和相对的人口数量来讨论。绝对的人口数量属既成事实，故而不用多费笔墨，单就相对的人口数量而言，就可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找到开源之道。直接这样下定论未免显得有些突兀，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要引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概念。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当非劳动资源供应不变时，能使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规模。如果注意到概念中“在特定时期内”这一限定语就可以明白，最佳人口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在不同的时期，最佳人口规模的数量会有不同。而在非劳动自愿供应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对最佳人口规模有所影响。

如图所示的是一国的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表示。P曲线是其静态模型，也就是在非劳动资源供应不便时，能使该国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为

而当该国非劳动资源增多（如技术进步）时，使其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扩展到B。这种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是一个方面，但较为被动，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最佳人口规模是可以上升的。这也就打破了狭隘的认为“人越多收入水平越低”的旧有观念。就如同在积累的过程中，截流是一个方面，但开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这一概念。

2.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是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句式，不过我所认为，这是的发展重点指经济发展。虽然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为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首先要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为讨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故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甘心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也难以体现我社会主义之优越性。衡量发展与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实力这把标尺。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把经济搞上去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合经济方面观察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不难看出，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分布及经济水平均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而工作的重点又在广大的农村。拨茧抽丝之后，我们理出了这样一条脉络——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农村的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问题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就业是控制人口的即期问题；而关注失学女童关乎控制远期的人口控制。

在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曾提到：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及在工作场所受到特殊劳动保护。但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只是最基本的，因为与城镇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几千年来相夫教子的思想传承，常年围惯了锅台，如何走出门去成为十足的大问题。农村妇女就业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或单一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女性劳动者，成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因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确立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成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竞争不同情弱者，就业不认性别；大力发展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事业，促进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女性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承认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实施补偿政策是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妇女就业的有力保障：根据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实施阶段性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等。

关于失学女童的妥善处理问题前面已经对其重要性加以说明了，如果失学女童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将成为未来人口泛滥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即便其还没有进入育龄期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在此方面，我国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着手，“春蕾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1994年，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简称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使她们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女性。这一活动的倡导得到党和国家及省领导的亲切关注。、为“春蕾计划”题词是“扶持女童入学，利国利民利家”、“实施春蕾计划，发展女童教育”。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十年间，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全国各地已收到捐款2.2亿元，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童75万人次。但这对于茫茫失学女童的人海和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总结

总而言之，控制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把握好农村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这两项关键，佐之“发展”这剂良药，人口膨胀这一阻碍我国发展的症结必将根除！

参考文献：《发展经济学》齐良书中国发展出版社

人口经济学篇2

    欧洲古代思想家,也颇多涉猎人口经济关系领域。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人口经济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家中,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 也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的观点。

    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基础上,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他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数增加”,其结果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他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都说成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他主张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西蒙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他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他力图证明技术变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人口增长的正函数,若干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享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因而他也持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

    与此同时,《人口爆炸》一书作者埃利希,《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梅多斯则持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已经超过食物增长,使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和大气污染,“世界行将人口爆炸,人类灾难就要来临”。他们主张全球必须保持平衡,出生和死亡人数相等,投资率和折旧率相等,人口和工业都要实现“零值增长”。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法国的索维和美国的斯彭格勒分别在60年代和70年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最好是有个“适度人口”。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提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节制生育问题。经济学家马寅初具体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观点。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一方面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作用。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揭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变化规律;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生态平衡,人口投资与经济投资;儿童成本收益分析等。

人口经济学篇3

古典经济学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其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开始探讨人口问题。配第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创造价值思想，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从而把土地和人的劳动看成是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要素。但是威廉·配第对于人口的考察还不仅仅局限于人口数量，是从劳动性人口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他的人口众多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一思想。配第认为生产性人口是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与财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人口，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具有一定经济质量的人口。他认为一国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勤勉程度和技艺水平。由于一国人口在一定期间内是稳定的，因而配第重视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根据这一思想，配第实际上把一国的人口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事物质财富或对国家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物品生产的人、以及不生产这些东西的人，包括土地耕种者、手工业者、还远、上人、士兵;第二类人包括医生、僧侣、律师、政府官员等。他主张限制第二类人的数量，增加第一类人的数量，以增进一国的财富。“人口稀少，是真正的贫困。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将是有着相同国土面积但人口却只有400万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的两倍。而对于同一统治者来说，他们统治较多人口与较少人口的花费是相差无几的”。

威廉·配第的人口思想之所以把生产性人口数量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标志主要是来源于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以及当时英国的法令政策。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主要是“人口众多、人们勤奋工作，不仅能提供大量的为保护国家荣誉和财富而战斗的士兵和水手，并且能够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从而可以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较低的工资水平，其亦可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黄金的流入;其二可以减少人们的懒惰，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力大军”。重商主义的人口观点明显的表现在了当时的英国的政策和法令上。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一1547)，英国一共有7200名小偷被绞死。并在1536年颁布法令，宣布身体健全的流浪汉将被割去耳朵。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也通过一项法令:未经当局许可的14岁及14岁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并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愿意雇用他们;若第二次触犯，如果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他们将被处死;若第三次违反法令，将被视为重罪犯立即处死。

在《赋税论》中，配第也是赞成重商主义的“充分就业”观点。他提出的按人头征税的理由就是“这可以激励所有的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适合孩子能力的地方去工作赚钱，用这些收入所得来支付每个孩子自己的人头税。”配第反对处死小偷，但却主张将它们变为奴隶。这说明，像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威廉·配第也赞成国家应该拥有大量的人口。

二、法国重农学派的人口经理论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建者弗朗斯瓦·魁奈(1694一1774)从生产领域对人口和财富、人口和收人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提出“纯产品”理论，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本源，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魁奈首次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社会全部人口划分为三大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在公经济表》中，他提出农业劳动是唯一能提供“纯产品”的劳动，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才属于生产阶级，而从事农业以外工商业活动的阶级则属于不生产阶级，并且把土地所有者单独列为一个阶级。因此在魁奈的思想中，生产性人口只包含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但是在《人口论》中，魁奈则强调人口是财富的第一个创造因素，指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这里的人口是指一国全部人口。这与前者并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前者是魁奈社会财富产生的源泉来加以考察，而后者则是从人口、财富、消费、价格的内在联系而加以考察的。

在魁奈的思想中，财富与人口、需求、消费和价格等具有内在的联系。魁奈认为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消费和价格联系在一起的。人需要消费，消费是人本身生存、再生产的条件。人的消费产生需求，并产生交换，有了交换就有了价格，也就有了价值和财富。“消费能促进产品价格的提高，经常的消费引起产品的经常再生产，这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恢复”。在魁奈看来，价格是消费和再生产之间的重要联系，只有良好的价格才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创造出真正的财富。

同时魁奈认为认为财富的增长先于人口增长，只有财富增加才能使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过多或者无限制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是不利的。实际上，他主张人口增长决定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认为“人们的生产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越多，对国家越有益，反之，它们的支出超过自己的收人越多，或者他们的消费超过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有效产品越多，那么它们就成为国家的累赘”。

三、亚当·斯密的人口经济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斯密所说的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同时他提出，经济发展即国民财富的增长的动因是人口绝对水平的增长，“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地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并且分工影响劳动生产力。

总的来说，斯密人口理论的主要逻辑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从劳动产品的价值构成分析人手，进而分析工资的本质和影响工资的决定因素。然后分析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相互关系，最终认为劳动需求决定人口需求并决定人口生产。

首先斯密认为在一个劳动是唯一资源的社会中，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必要劳动的数量决定的，“在土地上为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中，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即无地主也无雇主同他分享。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将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但是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就宣告终结了”。斯密认为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和资本家便从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了两个项目:地租和利润。而这种扣除后的剩余即是“劳动工资”，即“劳动者为一个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获得的工资”。这样斯密就从全社会分配的角度分析了一国国民财富分配的基本形式:劳动工资、地租和利润。

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但是他又看到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与资本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而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斯密认为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工资基金的多少，“这种资金主要有两种:一、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人;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财。……因此，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比随着一国收人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斯密就将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增长联系起来。“收人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而收人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自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

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斯密是从流量的角度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加以分析，这是斯密的一个比较主要的贡献。斯密认为最富有的国家劳动工资未必最高，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才有此可能。他以当时的英格兰和北美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资现状为例以说明此问题，“北美没有英格兰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从工资水平上看，北美地区也高于英格兰。斯密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较快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出现供求不均等的情况，由此产生了较高的劳动工资。而这种较为丰厚的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不断能够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需求。

同时，斯密又从长期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认为发达社会到一定阶段后，会达到停滞状态，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带来利润率的下降，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人资本停止积累的状态。到那时人口也就有了所能容纳的极限，并不能得到增加。他的人口理论，特别是对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后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四、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人口经济理论

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一1834)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增长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人口原理》(1803)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基本思想可以做如下概括。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这是两条自然规律。从这两条规律出发，他试图证明以下三个命题;(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在长期中，人类收人水平将保持在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上，不会高也不会低。经济学正是从马尔萨斯开始取得了“忧郁的科学”这一称号。

熊彼特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称为反人口主义。人口的生殖能力倾向于超越任何可以指定的限度而增加，直到人类生殖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相反，人口的生存手段及其增加的可能性行则有一定限度，并且受到经济匾乏这一现实客观约束。这是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的基本核心内涵。反人口主义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的意大利思想家乔瓦尼·博特罗(1540一1617)就提出并充分发展了后来归在马尔萨斯名下的人口原理。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会出现在英国人口主义盛行的时代里。熊彼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短期失业问题。“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口主义者把人口的迅速增加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条件、特征也许是完全正确的，而同时，向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做的那样，为短期出现的盛衰无常、特别是伴随着发展而带来的失业而感到忧虑，同样是正确的。”这是人口主义与反人口主义理论上存在区别的现实根源。

但同时，两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有着较大区别的。人口主义的态度就其经济动机而言，隐含着一种信念，即报酬是递增的。例如威廉·配第和斯密都是人口主义者。配第说过，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所谓社会间接成本—政府、道路、学校等方面的支出是不会和人口成比例同时增加的。这就把报酬递增表述为单位劳务成本递减的形式。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不是很严谨但也清楚地表述了和配第相类似的理论观点，陈述了制造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斯密先是从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出发，阐述了通过分工可以使“完成任何一项具体工作现在只需要使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量”，但是并没有表述农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

而以博特罗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虽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丝毫没有提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但是也是以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但是他的人口理论的追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一1873)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将人口理论与报酬递减规律联系在一起，认为所有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都已经达到了“为使人类在最大限度上获得合作和社交的全部好处所必需的人口稠密度”。也即暗示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只会为社会带来压力。“就这样，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学说在当时正统经济学的体系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同时，马尔萨斯还看到一些可以控制人口增长的积极措施，即可以使死亡率上升的措施，包括饥荒、贫困、文艺和战争。并且将这些措施提升到了与自然现象和自然法则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马尔萨斯认为贫穷和困苦是对“下等阶级”没能控制其人口增长的自然惩罚。根据他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出一项很重要的政策结论:对穷人不能提供政府救济，给穷人提供救济只会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从而最终将是温饱问题更加恶化。1803年，在《人口论))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写道，“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如果不能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拥有哪怕是最小份额的食物，事实上它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马尔萨斯的观点在1834年的英国济贫法修正案中被采纳。也正因于此，政治经济学在当时被称为“可怕的学科”。

人口经济学篇4

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2.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3.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本文试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首先,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上看,该学科主要由原来的人口经济学学科发展而来,而非从经济学内部分化而来。从事人口经济学的大多是当前活跃在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而随着很多大专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一些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也都出现了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队伍。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很大,而真正从事经济学主流方向研究的学者反而较少涉足这个新的学科领域。

第二,学科涉及的领域跨度过大,学者受学科背景局限对该学科比较难以驾驭。如前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横跨人口学、经济学、环境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因此从事该学科的者需要具备或基本具备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础。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学者能同时经受这几个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有精力同时对几个学科进行潜心深造。因此,这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几大学科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实际参与比较缺乏。从国务院学位办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以后,由一些著名大学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过四次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组织者邀请了全国范围内主要博士点和部分硕士点单位参与,对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就会议参加者而言,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资源环境学领域的学者,真正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见。除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以外,该学科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就很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专家,很少能一起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更别论展开争论了。

三、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视角思考

1.关于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表述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当是本学科的研究客体,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再说,这也不是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很难将这样的两维交叉的关系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因此,需要有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表述,将人口与资环境关系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视野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有一定的抽象过程。尤其是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

2.关于用经济学外部性原理来分析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矛盾与问题的思考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客体即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能否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呢?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四、基本结论及探讨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3.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人口经济学篇5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目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扶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扶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这次普察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扶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为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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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罗伯特·M·索罗.增长理论：一种解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英）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等.人口论[M].郭大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蔡昉.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人口经济学篇6

一、引言

出生人口性别比（Sex Ratio at Birth， SRB）是指在一定人口规模下平均出生100个女婴的同时对应出生的男婴数，反映的是婴儿出生时男婴与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衡量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

根据近百年来世界各国人口的经验数值，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107之间波动，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应该对应出生103-107名男婴。这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年龄男性的死亡率都会略高于女性。出生时男婴数量略多，之后每个年龄男性的死亡也略多，这样到达性成熟期，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就达到了1：1的比例。相比较正常取值范围，出生人口性别比如果超过107就被称作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1]刘爽（2009）利用《联合国人口年鉴》“出生统计专辑”，对所提供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生人口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在数据可获得并被统计的62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的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处于103-107的范围内，它们占到全部被统计国家和地区总数的约92%。其中，又以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5的国家和地区最多，占到总数的46.8% 。偏离103-107的只是极个别国家。并且这种偏离也是有高有低。[2]宋健、金益基（2009）进一步分析了本世纪初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在能够获得数据的全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恰好为105的国家和地区占所有国家和地区总数的比例2000年为48.0%，2002年为45.2%，2003年为47.1%，2005年为42.6%。世界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2000年、2002年和2003年均为105，2005年为106。仅有个别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100，如位于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2000年和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为86、位于北大西洋西部的百慕大群岛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94；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10的国家也不多，仅有位于亚洲的中国、韩国和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等寥寥几个国家和地区。[3]

从时间上看，我国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为108.47；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6.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高达118.06（详见表1）。从空间上看，1982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正常，基本维持在103-109之间，只有4个省份高于110；2000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有17个省份在110-120之间，有7个省份高于121以上；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有15个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15以上（详见表2）。从城乡分布上看，我国农村、城镇和城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失衡，农村高于城市。根据国务院组织开展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估计和预测，到2020年，我国20-45岁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4]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5]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男孩性别偏好

从所收集的国内外文献看，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人口学因素，如种族、家庭规模、父母年龄、出生孩次以及第一个孩子的性别等；第二类是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传统、城乡差异等；第三类是自然生物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哺乳情况等。这三类中，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比自然生物因素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中，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产生着直接和最显著影响的就是夫妇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偏好”。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的人口变动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民族未来，而且对于全球的人口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当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时，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性别偏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顾宝昌和罗伊（Gu B和Roy K）（1995）参照东亚其他地区的情况分析了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现象后认为，失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种新的人口趋势，它平衡着生育率急剧下降国家的父母对性别偏好的渴望和小家庭的要求。[6]鲍思顿、顾宝昌等（Poston JR，Gu，Liu和McDanie）（1997）通过对男孩偏好和我国分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的分析，证明了男孩偏好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7]

国内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研究，深入论证了男孩偏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比如，穆光宗、陈俊杰（1996）通过对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研究，认为性别偏好在中国农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中具有核心地位。[8]李南、菲尔德曼、李树茁等（1999），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不仅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性别选择压力的上升，而且也部分是由于性别偏好的增强所致，“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对出生人口性别比起关键作用。”[9]李冬莉（2001）则将传统家庭制度中的父权、父居和父系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实地调查，说明了地区经济发展对妇女地位和性别偏好产生了不同影响：在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性别分工对妇女更加不利的地区，传统家庭制度被保留，性别偏好很强；而在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一些地区，妇女收入的增加使其家庭地位得到很大提高，随着家庭制度的变迁，性别偏好逐步弱化。[10]可以说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政府的管理者和社会大众都认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根本性的内在动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依旧强烈的生育男孩偏好。[11]正是夫妇的微观生育性别选择带来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一宏观人口后果。

三、男孩性别偏好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生育观中的男孩偏好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文化习俗，其根本原因还是现实生活中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女性在学习、就业、收入等方面仍受到歧视，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没有根本性的提高。正如米德・凯恩所指出的那样：“男孩偏好实质是妇女地位低下，即妇女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的，而妇女依赖于男性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社会性的制度结构层面上，即劳动的性别分工、劳动力市场的构成、继承制度、宗教习俗、婚姻和家庭规则等。”[12] 男孩偏好的经济社会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孩子效用的性别差异。最早对孩子效用进行探索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Leibenstein），他在1954年和1957年相继出版了《经济-人口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两部著作，阐述了家庭规模可以通过父母对孩子取舍的决策来实现的思想，并提出了边际孩子的合理决策理论，开创了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时代。[13]随后，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G.Becker）于1960年发表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对家庭人口的生育行为和决策进行分析，详细论述了子女的成本―效用理论和数量质量替论。[14]他们认为，人们生育决策主要跟男孩与女孩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关，即跟男孩与女孩发挥的效用有关。刘鸿雁、顾宝昌（1998）通过在皖北地区进行的性别偏好调查发现，男孩的主要效用还是以传宗接代为主，其次才是养儿防老，接下来才是提供劳动力；而女孩的主要作用是体现在精神需求上。[15] 由于男孩和女孩存在着不同的效用，就表现出人们对不同性别子女效用期待不同和普遍偏好男孩这一症结。另外，加上我国传统的男娶女嫁的婚姻模式，进一步扩大了男孩和女孩给父母带来的经济效应的差距，预示着生养男孩就将在经济上给家庭带来更高的经济效应，强化了对男孩的偏好。

2.就业的性别差异。按照性别划分，劳动力可以划分为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劳动力的最初性别分工是由于家庭财富的增长，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家庭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家庭制度从母系氏族逐渐过渡到父权制，男性逐渐成为承担生产活动的主要劳动力，女性则成为承担家务活动的主要劳动力。[16]在劳动力市场和非劳动力市场中，都存在着劳动力的性别分工，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市场参与率、就业率、兼职率和行业职位选择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根据我国2010年《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分别为51.4%和48.6%，但是就业比率上女性要远远低于男性，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37.2%，明显低于男性就业率，并且低于女性的自然人口比（详见表3）。从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100%）来看，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长期以来一直低于我国男性劳动参与率（详见表4）。①

3.行业和职位的性别差异。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各种原因使得女性在职场上难以获得与男性公平竞争的机会，存在性别隔离现象。②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劳动人口中的性别隔离始终是深深扎根于性别分工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隔离现象发生在行业、职业内部或之间，并最终导致了男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也存在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我国职业划分原则，共有73类职业，其中1-5类为管理人员，6-23类为专业技术人员，24-27类为办事人员，28-36类为商业、服务业员工，37-42类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43-73类为产业工人。李春玲（2009）统计了我国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5年的女性就业者在这73类职业中的百分比，详细观察了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在管理人员职业中的比例虽存有明显上升，但比重仍然很低，管理人员职业依旧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详见表5）。[17]

4.工作期限的性别差异。在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制定了《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女干部、女工人50岁可以享受离、退休待遇，而男职工、男干部一律60岁离、退休。有差别的退休年龄规定主要是考虑当时很多职业都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女性较难胜任，因此具有一定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很多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女性生育数量减少、家务逐步社会化，并且女性的预期寿命长于男性，这一变化趋势要求在退休年龄方面作出新的变革。虽然我国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政策不断调整，但男女实行不同退休年龄的现状至今没有改变。工作期限的差异，直接带来工资水平的差异。彭希哲（2003）通过计算考察男女由于退休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实际工资收入水平的差异。他假定男女青年22岁毕业后开始工作，并有相同的起始工资1000元/月，以后每工作一年工资增长3%；同时还假定不存在就业和职务提升中的性别歧视。通过计算，他发现按照现行的退休制度，男性在60岁退休，女性在55岁退休。那么，男性退休工资为2985.2元，而女性为2575.1元，比男性少13.7%。 [18]

5.收入的性别差异。王忠（2011）认为，收入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收入的性别差异直接影响到女性的生存与发展。[19]对于女性来说，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有利于资源在家庭内部进行重新分配，有利于女性自主选择生育计划（如降低生育率和提高生育质量），并有助于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从家庭的角度看，较高程度的性别收入平等对家庭的形成和稳定有有利的影响，并有利于家庭的功能实施和福利改善。从宏观的角度看，性别收入公平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社会和谐稳定。性别收入差异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领域。贝克尔（1985）的研究表明，当假设男女劳动力是完全替代时，对女性在经济上的歧视不仅损害女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收益，并由此而导致投入减少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发达国家对性别收入差异的研究非常多，而我国对相关领域进行的研究并不丰富。[20]葛玉好（2007）发现，女性在工作经验回报率和工作经验年限分布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21]李实和马欣欣（2006）用1988年和1995年两年的城市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职工收入的性别差异，发现虽然政府主张男女同工同酬，反对歧视女性，但是现实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很普遍，即使从事相同的职业，女性的工资都低于男性（详见表6）。[22]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也表明了这一事实：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仅及男性收入的70.1%，并且差距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23]

6.养老支持预期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必须依靠生育男孩来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家庭对男性劳动力有着现实需求。同时，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生老病死要依靠家庭，现实需要“养儿防老”。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有30.16%的农民主要出于“养儿防老”的目的而生育（详见表7）。“养儿防老”既是一种养老方式，更是一种经济利益。[24]尽管现实中，子女（主要是儿子）对父母的赡养大多是低标准的，但是儿子确实起到了老年保险的作用，当父母年老有急需时，儿子不可能坐视不救。[25]徐勤（1996）通过对保定市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查发现，在经济方面，儿子与女儿的支持比例接近，但儿子的人均支持量、支持总量及父母的人均获得量均明显高于女儿，养老功能向儿子倾斜。[26]宋璐、李树茁（2011）通过对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分工模式研究发现，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加而下降，而儿子对不同年龄的老年父母的经济帮助相对平衡；儿子提供的生活照料超过女儿，且这种性别差异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逐渐明显。[27]另外，在一些家庭内，家庭的经济收入大部分归男性支配，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男的说了算，女性没有发言和支配金钱的权利，较低的家庭经济地位限制了女性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因此，在一些农民的意识中，“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是主流，生男孩就意味着生活有保障，养老没有后顾之忧。[28]

四、解决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途径

认清两性不平等的现实及其背后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根源，切实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地位，是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需要倡导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女性地位，促进两性平等与和谐发展。

人口经济学篇7

一、引言

 

2015年左右，伴随着中国最大的婴儿潮世代60后即将步入退休，90后和00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负担加大，人口红利和伴随而来的资本红利开始出现消失。在推动经济的劳动和资本双引擎消失之后，短期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无法提升的前提下，GDP平减指数出现了负债，CPI出现阶梯式回落，地方财政出现塌陷，增速有跌破7%的危险，等等，各项指标断崖式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急剧下降，中国经济进入艰难期、调整期和换挡期。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这个态势，中国很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未富先老。面对着中国人口世代的更迭，即较大规模的世代进入退休，较小规模的世代依次进入教育市场、劳动力市场、婚配市场、住房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等等，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出现过的。面对此情景，有必要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口世代以及中国历史上宏观经济所发生的现象，寻找他们之间的逻辑通路，为未来应对中国超大规模人口世代的转化对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

 

有关人口世代的研究，如Mankiw&Weil(1989)在Poterba(1984) 的基础上仅考虑人口结构改变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步入购房年龄是美国70年代住房价格上涨的关键。陆旸和蔡昉(2014)陈述了中国未来所面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更多是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致。杨华磊和周晓波(2015)对中国人口世代进行明确划分，界定了中国的婴儿潮和出生低谷，研究了中国人口世代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李银珩和李硕珩(2006)陈述了美国1946-1964代婴儿潮步入退休，会使得美国出现劳动力短缺，消费降低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等问题。当然有关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世代的演进对其他的影响，如张春生和蒋海(2014)陈述美国婴儿潮一代对美国1980-1990年代股市的影响;对资本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的考察可以参考Andrew(2003) 以及Brooks(2002) 的工作;婴儿潮进入老龄化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可以参考Reinhardt(2000) 的工作，当然还有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工作，等等。总之，婴儿潮或者人口世代更迭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已有研究工作，有的从经济增速视角，有的从储蓄角度，有的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角度，有的从社会保障角度，还有从国际贸易以及产业结构角度展开研究，等等。总之，这些研究工作大多从一个方面去理解人口世代更迭或者人口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整体上缺乏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及全局的高度去理解中国人口世代更迭对过去以及未来社会和经济方方面面的影响，特别随着婴儿潮一代及相继而来的出生低谷一代的成长，即教育、工作、结婚、消费、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的生命活动，对相应的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这就是本文将要论述的主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口学逻辑

 

(一)人口世代更迭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1979-1987年间出生人数逐年上升，1987-2003年间出生人数逐年下降，2003年之后出生人数维持在一个低水位上呈现轻微波动;中国存在一个1981-1993的婴儿潮世代1以及1993后的出生低谷世代。大体上，60年代存在一出生高峰，70年代的出生人数逐年下降，80年代存在一出生高峰，90后和00后为出生低谷，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00年代出生人数平稳地处在一较低的水平上。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如80后和90后以及00后依次进入劳动市场，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以及青少年数量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同时相对应的老年负担比、青少年负担比及总负担比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轨迹呢?未来各个年龄阶段上人口结构数据采用杨华磊等(2015)在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总和生育率TFR维持在1.5左右)情景下的预测值。发现在2001-2030年间青少年人口数量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3.69亿下降到2030年的2.42亿;老年人口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从2002年的2.02亿增加到2030年的4.79亿;劳动人口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峰部为2016年，从2002年的6.87亿增加2016年的7.88亿，从2016年的7.88亿下降到2030年的6.31亿;同时老年人口在2015年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基本上，在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中国劳动力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社会总抚养比逐年降低;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伴随着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适龄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社会抚养比开始面临上升的压力，这也是当前很多专家所陈述的如今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的时间段。

 

一般在人口红利前期，死亡率逐年下降，出生率很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老年人口处在一个低水平上，此阶段为后来的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积蓄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演，出生率开始出现下降，死亡率依然很低，在出生率很高的情景下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市场，老年人口数量同样在一个低水平上，适龄劳动人口逐年增加，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在低水平上稳定，最终由于出生率逐年下降和劳动人口的增加引致社会负担逐年降低，经济进入了人口红利期;随着时间推移，出生率稳定，死亡率依然很低，人口红利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人口红利前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老年人口，引致劳动人口开始出现减少，老年人口急剧增加，青少年在一个低水位上稳定，进而社会负担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就转化为人口负债。在中国，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特别是80后、90后以及00后交替进入劳动市场时，中国经济表现为从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负担，社会抚养比从逐年下降转化为逐年上升，在2002-2010年间由于中国的80后婴儿潮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60后婴儿潮还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社会总抚养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中国处在人口红利阶段;随着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还基本上大于或者等于55后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故社会总抚养比基本上维持不变;2016年左右，伴随着95后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婴儿潮世代60后开始步入退休，社会总抚养比呈现上升的趋势，人口红利随即转化为人口负债。

 

(二)人口世代更迭对储蓄水平的影响

 

人口世代的更迭如何影响储蓄呢?其一，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2000年初，80后婴儿潮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生产人口持续多于消费人口，中国经济从短缺转为过剩，过多的人口引致过剩的供给能力开始高于国内家庭消费能力，最终过剩的产能(由于当时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根据中国当时的比较优势，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加上国际产业分工引致的国际产品需求，此时中国过剩的产能就可以出口2)造成持续的贸易顺差，大量的顺差引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最终引致国家的储蓄水平持续上升。其二，在人口红利期，出生率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社会负担持续下降，赡养老人支出较小，加上过去十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再加上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在消费水平稳定下，家庭部门将有更多的劳动报酬收入用于储蓄;同时由于采取相对严格的户籍制度，城镇化程度相对较低，还有较多的家庭没有享有社会保障，特别是广大农村、个体户以及私营企业的员工的养老更多是一种家庭养老，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家庭养老下会导致过高的储蓄率。

 

随着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的储蓄率将呈现不同的特点。随着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较小规模世代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短期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水平无法出现大的改观，随着婴儿潮退休，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以及津贴支出的大规模增加，在消费水平不变下，储蓄将逐年减少，进而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将变缓，随着婴儿潮时期积累下的资本快到期时的快速折旧，即表征为增量的储蓄变缓，存量快速折旧，储蓄率水平出现持续下降，故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红利加速消失。总之，当婴儿潮一代持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经济进入了人口红利期，经济前景变好，储蓄率和投资率呈现上升的趋势，消费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伴随人口世代的更迭，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同时规模更小的出生低谷人口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生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呈现下降的趋势，消费率呈现上升的趋势。

 

(三)人口世代更迭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伴随人口世代的更迭，中国的80后婴儿潮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就业人数逐年增加，进而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引致生产规模逐年增大;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出生率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劳动人口逐年增加的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消费率逐年下降，储蓄率逐年上升，即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景，仅通过家庭部门无法消费这些过剩的产品，表征为家庭部门消费率逐年下降，为了消化这些产能，政府通过购买，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政策的消费率逐年上升;政府支持和鼓励出口，引致大量贸易顺差和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进而企业储蓄不断增加，再加上人口红利期，社会保障支出较少，最终导致居民储蓄水平和储蓄率不断高涨;加上人口红利期引致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长期的金融抑制引致国有企业较低的融资成本，企业留存利润较多，企业投资率也较高;人口红利引致较好的经济前景，较高的企业利润，给市场活动主体企业家和银行家以较高的经济预期，降低企业偿还银行借贷的风险，故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贷款，企业家愿意借款，最终助长了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增长。总之，人口红利期，引致适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逐年增加，同时人口红利也会引致资本红利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减少，过剩的生产能力引致每年新增储蓄逐年增加，每年投资率逐年上升，最终引致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上升。

 

2015年左右，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60后婴儿潮开始步入退休且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引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出现减少，养老负担加大，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的劳动引擎熄火;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储蓄水平降低，投资水平降低，加上人口红利期的资本进入加速折旧期，故资本存量增长速度降低，进而人口红利引致的资本红利开始出现消失，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引擎也将逐渐消失。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传统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伴随较小规模世代90后和00后进入婚配市场，历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房地产业也开始呈现低迷;人口红利期政府为消化过剩的产能，政府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工业以及能源部门，随着未来产能过剩的累积和政府债务的攀升，行业在未来将逐渐消化这些产能和去杠杆化;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还未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人口素质短期内不能实现，所以在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会呈现一个急速下降的趋势。整体上，在8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峰值为2007年;伴随着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降的趋势。

 

(四)人口世代更迭对国际贸易和政府行为的影响

 

在人口红利期，持续增加的适龄劳动力人口，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由于过大的生产规模，劳动力同质作用较为明显，引致产品同质性明显，家庭部门无法消费这些过剩的产品，就只有靠政府消费和国外消费，引致在人口红利期，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储蓄率逐年上升。人口世代更迭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表现为，在人口红利期，也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期，如亚洲四小龙逐渐把许多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以及加工业转移到中国，在世界产业分工的背景，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被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求，面对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政府为消化这些产能，鼓励支持出口，把产品卖给国外，搞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出口企业补贴和税务减免，刺激出口，引致中国外部市场失衡，持续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逐年攀升，人民和企业把外汇换成人民币，外汇占款引致的货币超发成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一个关键原因。未来随着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市场，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生产人口开始低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开始出现减少，在短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口素质提高不可能实现的情景，生产规模将出现缩小，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逐渐被消化，甚至不存在，同时伴随国际市场的恶化，储蓄率开始出现下降，家庭消费率开始出现逐年上升，政府通过鼓励出口，消化过剩的产能的动机将逐渐减少，贸易顺差将出现持续缩小，外汇储备持续减少，进口量将逐年增多。总之，在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中国为消化过剩的产能，产生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贸易顺差持续增加;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未来随着消费人口开始高于生产人口，贸易顺差将呈现缩小的趋势。

 

由于人口红利，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出现过剩的产能，面对过剩的产能，国内家庭部门无法消费，就转化为政府购买和国外消费，这就表现为人口红利期中国选择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国内投资和对外出口。人口世代更迭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其一，国家凭借人红利期间积累的资本红利，通过银行负债和国有企业部门，搞基础设施建设，搞重工业和房地产，去消化生产人口过多引致的过剩产能。其二，在2008年之前，国际形势较好，大多以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逐年攀升。随后国际需求形势的变差，东南亚拉美以及印度等国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启工业化征程，开始和中国具有相同的产业结构，产品竞争激烈。短期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不可能提升，特别是08年以后国内的过剩产能更多靠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推动，就是人民生产的产品，政府买入，政府的钱是向人民借的。最终在人口红利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高负债、高投资以及高增长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消费率逐年上升，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总之，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过多引致的产能过剩，加上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劳动人口就业的需求，政府主导了经济，推动政府购买行为的过分扩张，采取高负债，进行高投资。伴随着人口世代更迭，未来生产人口开始小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出现减少，过剩的产能将慢慢被消化，过高的债务将去杠杆化，工业化将向着现代化迈进，城镇化的减速，政府主导经济的高负债和高投资发展模式将让位于家庭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消费率和储蓄率将出现下降，居民消费率将出现上升。

 

(五)人口世代更迭对产业结构选择的影响

 

当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持续增加，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使就业压力也逐年增加，政府在宏观目标方面也更多集中在就业方面，所以产业的发展更多着眼于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阶段一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都需要发展重工业、能源部门、采掘部门以及机械制造业。由于持续的城镇化，人口红利与城镇化过程吻合，80后婴儿潮人口向着城镇聚集，引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增加，最终催生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成本较低，企业缺乏革新技术的动力，同时，教育资源有限，人口素质不高，综合制约着高端制度业以及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总之，在人口红利期，过多的劳动力竞争有限的机会，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成本低，掌握资本的企业利润较丰富，即使世界上存在较先进的技术，企业也没有动力采用和改进，而仅仅是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结合国家的政策目标，保证就业以及推进工业化和城镇，最终形成人口红利期的产业结构为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房地产以及重工业等行业。

 

未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生产人口开始小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倒逼市场和政府去升级产业结构，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让新型的产业结构去适应未来新型的人口世代，劳动力少且素质高，更多未来依靠智力，而非体力，故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老年人具有比较优势。最终日益缩小的人口规模、日益老化的人口结构以及日益提高的人口素质倒逼产业结构去升级。同样在未来，消费人口多于生产人口，产能过剩将被消化，工业化逐渐向着现代化转变，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购买和对外出口，也将慢慢被家庭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替代，居民消费率将呈现上升的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在人口红利消失期，短期产业结构无法升级，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提升都不可能在短期实现，所以为缓解60后婴儿潮的退休，为了保持中国进入发达国家7%的目标，短期需要这些传统行业支撑着经济继续运行，为新型产业形成以及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的形成赢得时间，同时国内也不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瘫痪，传统企业还需要运行。但是与其同时，需要大力发展和培育新型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形成，如大型机械设备、智能化以及机器人、互联网金融、医疗服务和器械以及电子商务等等，同时用现代技术，如互联网+传统行业，改进传统行业，迫使传统产业进行更新换代，当然也积极引导教育，提高人口素质适应时代的需求，适应未来新的产业结构。

 

(六)人口世代更迭对住房市场的影响

 

人口世代的更迭如何影响住房市场呢?其一，2003年左右，80后婴儿潮进入婚配，由于中国城镇化加速和人口红利期相对吻合，在城镇化每年加速情景下每年新进入婚配市场的人逐年增加，引致新增家庭数逐年增加，带来逐年递增的基础住房需求，在国内土地供给缺乏弹性，住房价格面临逐年上升的压力。其二，人口红利持续释放导致储蓄率不断上升，进而资本红利不断释放，人口红利生成资本红利，在金融抑制下以较低的存款利率使得大量资本通过金融中介和企业的留存利润转化为投资，金融中介具有顺经济周期的作用，人口红利下较好的经济形势产生较好的经济预期，使得对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回报有过高的预期，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意愿增强，投资更愿意贷款投资，引致信贷扩张;人口红利期储蓄率高，资本积累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故对货币等流动性资产需求旺盛，流通的货币持续增加;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引致持续的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引致外汇占款持续增加，外汇占款引致M2持续增加3，货币持续发行。综合上述几点，促使了市场上货币的大量供给，加上中国金融市场不健全，大量资金流入收益高的房地产行业，促使房地产价格出现不断上涨的趋势。

 

因为房地产的相对恒久性，不像其他商品可以更新，当60后婴儿潮搬进更小的住房、养老院或者离去，这样较大规模人口世代的纷纷离去和住进更小的住房，同时较小世代的90后和00后逐渐进入婚配市场，新增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故无需再为年轻一代建设新的住房，在某个时候住房市场供大于求，住房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即在老年人或者逝者释放的住房逐年增加的情景下，建设新住房或者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在数十年内被抑制，未来某个时点，随着死亡人数开始多于年轻一代的购房者，住房从基础需求面开始出现下降，在住房供给平稳下，住房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总之，随着80后婴儿潮进入婚配市场，催生快速增长的基础住房需求，加上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与人口红利期近似吻合，人口红利阶段良好的经济形势预期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引致的低利率和前所未有的自由借贷，在土地供给、进而住房供给相对平稳和缺乏弹性下，住房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当规模逐渐缩小的后续世代90后和00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配市场，引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减少，经济增速呈现断崖式下降，中国急需变化产业结构，寻找新的战略产业，加上经济预期变差导致银行惜贷以及投资者怕债务，货币信用顺周期性引致的流动性紧缩，房地产等基础设施领域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

 

(七)人口世代更迭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人口世代更迭如何影响资产价格呢?当婴儿潮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时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社会负担变小，资本红利逐渐增强，储蓄率持续上升，引致有大量潜在的购买资产的资金，同时过高的储蓄率也给政府主导的高投资、高借贷以及银行积极放贷创造条件。其一，人口红利期间，社会负担小，储蓄率持续上升，投资率高和资本累积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对交易的货币需求多，再加上投资者对宏观形势预测良好，人口红利期较低的存款利率和较高的投资回报，银行愿意贷款，同时人口红利期人口失衡引致的外部失衡：贸易持续顺差和外汇占款攀升，最终流动性过剩下较好的经济形势使得对资产回报过高的预期造成资产价格上升。其二，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力人口急剧增加，就业问题显得急迫且重要，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和城镇化加速阶段近似吻合，促使生产规模逐年扩大，使得对资产需求逐年增加，资产价格面临逐年上升的压力。总之，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大量劳动人口获得的劳动报酬不断生成资产，即不断地拿劳动去兑换资产，大量的劳动竞争稀缺的资本4，最终人口红利不断以资本红利的形式储存起来，人口红利持续增加的同时，对资本的需求也逐渐增强，故在资产供给平稳下，资产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再加上人口红利期间产出增长速度快，经济基本面迅速增加，股市等资产价格是经济的反应器，特别是与经济基本面相符合的股市也呈现高涨。

 

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更小规模的劳动人口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市场扩大的生产设备逐渐闲置，加上人口红利期过度扩张的产能，使得在人口负债期慢慢消化这些产能，最终对资产需求逐年下降，故资产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未来随着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消费人口大于储蓄人口，由于他们在人口红利阶段积累了大量的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随着年龄的增大和风险偏好的降低，以及退休之后养老医疗以及其他消费的支出，他们逐渐向规模较小的世代出售自己的资产或者风险较大的资产，来分配老年时期的社会产品，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孱弱的出生低谷一代，由于人口规模远小于婴儿潮世代，无法购进如此庞大的资产，在封闭的市场内，资产供大于求，再加上在人口负债期，从政策层面上看，国家为社会产品在代际之间的合理分配，实现社会的长期发展，有降低资产收益的动机，资产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总之，随着未来60后婴儿潮的退休，90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开始转为人口负债，在资产供给平稳下，由于用于兑换资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红利的下降将引致所要兑换的资产需求的减少，在供给平稳下资产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

 

 

三、结束语

 

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口学逻辑表现为：当80后婴儿潮进入大学、劳动力阶段以及婚配时期等，大学生逐年增加，适龄劳动人口不断攀升，人口负担逐年下降，生产人口超过消费人口，中国经济进入人口红利期;面临过多的大学生源，高考竞争压力巨大，大学不断扩招，素质教育面临挑战;面临着过剩的产能，家庭消费不足，政府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推进政府购买和对外出口，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重工业以及房地产业等，储蓄率持续上涨，国际贸易持续顺差，经济增速不断攀升，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不断加重，节能减排任务艰巨;面临80后婴儿潮不断进入婚配市场，城镇基础住房需求逐年增加，催生了房地产行业黄金的十年;面临着不断累积的人口红利，资产需求逐年增加，资产价格，特别是权益资产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人口红利期，偏年轻的人口结构对医疗和养老社会保障需求较弱，养老负担较轻。

人口经济学篇8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将更加严重，中国就业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失业与环保、社会稳定、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压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以张坤为代表的学者率先提出中国经济存在“压缩型”特征［1］，这种特点表现在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层面，对中国人口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1 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一般特征

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D・O・Conner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有关专家称为“压缩型工业化”［1］。压缩型经济社会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复杂。

1．1 工业实行“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大

工业的快速崛起是“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工业突然而快速地替代农业，与“非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相比，缺乏自然成熟的过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自18世纪开始，到 21世纪仍处于工业信息化阶段，而工业后进国［2］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如韩国1965年的GDP中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值从39％下降到9％；我国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到2005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0．9％上升到47．3％，与此同时，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50％左右下降到12．4%

1．2 人口膨胀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工业发展初期，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随着世界工业朝着自动化、信息化方向的发展，工业产业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而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使就业与失业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以我国为例，从1952-199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超过10‰，总人口从57 482万人激增到130 756万人(2005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导致就业问题出现。从“九五”期间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出现失衡，下岗失业人口大幅上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进入“十五”，就业与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不仅总量供求失衡，而且结构失衡。

1．3 人口增长结构演变历程缩短

从东亚人口发展史上看，后进工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所经历的时间仅为发达国家的1／3。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标志着我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根据联合国(2002)预测［3］，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0％增至20％，各国所用年数为：中国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国61年(1951-2012)：美国57年(1978-2028)。

2 压缩型工业社会的“人口红利”特点

2．1 “人口红利型”经济期的缩短

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期出现的时间与工业化进程大致相同，持续时间为100年左右。由于后进工业国家经济增长“追赶效应”作用，人口急剧膨胀，“人口红利”期迅速到来，持续时间缩短。以我国为例，由于政策和社会因素，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后，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最多持续60年(见表1)，而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在60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尚不可知。人口抚养系数［5］在短期内赶超发达工业国家。如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抚养系数比为0．7～0．8，到2000年，抚养系数比降低到0．6左右，同期发达国家人口抚养系数比仅下降了0．039，基本稳定在0．55左右。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也被“缩短”，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减少，经济发展必定受阻。

2．2 “压缩型”工业化与“人口红利”期的交织

“压缩型”工业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负效应将使社会总储蓄开始减少，继而总投资下降，通过乘数作用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人口抚养比上升、劳动力资源开始减少、日益庞大的养老金使政府开支增加。

显然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一定的“社会积蓄”才能支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费用”。因此，经过充分工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较为富裕，如英国等发达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转变用了80年，同期人均CDP为5 000～10 000美元，而后进工业化国家完成这种转变只用了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国完成这种转变用了大约20年，人均CDP只有1 000美元左右。这种“未富先老”正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所独有的。

工业化后进国家的“追赶效应”和“结构效应”使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节奏快、社会转型幅度大、经济畸形发展，致使在“人口红利”期内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人口红利”，相反却出现了“压缩型”综合性的问题：自然新增劳动力+城镇失业劳动力+城镇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与产业结构改变、城镇化和因过快工业化导致的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后进工业化国家独特的人口特点，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人口红利”将迅速转变为“人口负担”。

2．3 人口“红利”中存在泡沫现象

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社会要享有“红利”还需要与本国劳动力资源相匹配适合的制度环境、政策措施、人文环境和足够的工作岗位等，这些条件和“人口红利”一起构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

大多数后进工业化国家为了尽早获得“人口红利”，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鼓励生育，如战后日本人口在1947-1949年出现了持续三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三年共出生约806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3．2％猛增至33％～34．3％，我国在1952年人口出生率高达37％。同时各国政府大力发展教育，1990年，日本大学毛入学率为29．6％，2003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47．7％，同期韩国大学毛入学率从386％上升到77．6％，新加坡从18．6％上升到48．3％，中国从3．0％上升到7．5%［6］，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但当我们考察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时却发现，从1990-2005年，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3 951．59亿元，增长了5倍多，但是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全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从2002年最高点3．32％下降到2005年的2．1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占GDP 4％的水平，这种急于求成的教育发展模式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低下和教育层次的单一化。同时，由于后进工业国急于实现产业现代化，是知识技术引进的主要国家，急需技术创新，导致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而本土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要求实用性中档人才，这种多样化的需求与本国单一的人力资源素质不相匹配，导致大部分劳动力资源没有形成与本国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出现了“人口红利”泡沫。

2．4 长期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实际抚养系数高于理论数据

实际抚养系数计算公式中分子为0～15岁幼儿和65岁以上老人，该公式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只有当社会自然失业率低于6％时，理论抚养系数才与实际相符。但当大量失业劳动力存在时，被抚养人口就不仅仅限于少儿和老人了。另一方面，后进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的问题，目前，我国每年有80万～120万的出生缺陷婴儿，15年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先天性缺陷人口也要从系数公式的分母中扣除，这时实际抚养系数往往要高于理论抚养系数(见表2)。

3 人口红利压缩的后果―大量持续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正是获取人口红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可以通过生产和消费行为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因此，人口基数大不应该是导致失业的直接原因，只有当它同不合适的产业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现象。孤立地判断人口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不科学的，只有将他们纳入一个系统之内来考察，这样的判断才有意义。由于人口总量是既定现实，界定人口与产业是否适应就涉及到重新判断发展中国家现行产业是否适应人口的问题。

以我国为例，我国属于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在5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这种转变是部分和不均衡的)只用了几十年时间［8］，就业形势也相应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经过一个短期的就业高峰，从1997年开始失业率开始进入风险区，并一直持续居高不下。对这个问题本文的理解是现行产业结构和我国的人口特征不相适应。

3．1 现代化的产业结构要求与劳动力现代科学素质［9］普遍低下不相适应

在国际产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后进工业国家也顺应潮流，大力发展自动化、信息化工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国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显示出后进工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后进工业化国家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劳动力素质低下，基本上没有能力为本国要求现代化的企业提供必须的高技术产品，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发挥生产，相反，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和大量人口的存在为发达国家的生产性产品和消费性产品提供了市场。因此，就业压力、人口红利期缩短、人口泡沫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劳动力供大于求，总量失衡，实际上是“赶超型”工业化过程中，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太快、太陡，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撑造成的。

3．2 生产性消费的盲目跟进

在自动化、资本化、信息化的全球性的呼声中，大部分学者一致推崇通过技术和资本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于是几乎各行各业开始千方百计地争取项目、更新设备，期望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通过解雇员工、增加投入来达到改资本广化为资本深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种生产性高消费导致大量劳动力富余，一方面，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使就业结构发生转变，一部分岗位永久性地消失；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知识含量较高，需要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技术人员，而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业结构无法及时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不是在大量吸纳劳动力而是开始饱和吐出劳动力，第三产业缓慢增长的就业机会，难以容纳同时来自农业和工业外溢的劳动力。生产性的消费向发达国家产业盲目跟进导致了各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直线下降。

3．3 对西方理论的“非本土化”借用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全球化趋势，但是实现这种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应该因国而异。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力所获得的巨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后进国家希望通过模仿他们的发展模式达到本国经济的腾飞，甚至用急进的方式企图将“失去的工业化时间”抓回来。因此，相应出现了一批介绍和推崇西方理论的学者和官员。但是，引介理论首先要理解理论，而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充分的理解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其出现时的社会整体背景。

早期工业化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背景是：①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生产能力低下，工匠们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劳动力资源的不足；②技术创新路径自下而上，是自发创新，没有行政干预；③具有“欧洲特色”的科举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制度背景。工业革命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文化鼎盛时期，由于欧亚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相差太远，欧洲社会无法直接模仿借用类似中国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只能通过手工艺创新来达到快速从学徒“升级”到业主的目的，因此，工艺技术创新成为手工作坊的生存之道，之后的工业革命在此基础上展开；④自由、开放的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宏观经济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人文背景与西欧大相径庭，如果只重视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忽视技术的同化和吸收，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假设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按照其价值定义为“一千英镑”技术，把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定义为“一英镑”技术［10］，如果发展中国家贸然引进“一千英镑”技术会给本地的“一英镑”技术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基础和国情，“一千英镑”技术不能马上被当地经济消化和吸收，大量劳动力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将在一段时间里存在，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

4 通过产业结构创新解决人口问题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分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同步爆发，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多而且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而且与本国国情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问题团”，现有的国外理论难以有效解决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要使经济和社会持续地发展，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以我国为例，可以尝试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发展道路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

4．1 明确本国国情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基数大、国民现代科学素质普遍低下、地区发展不平衡、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为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制度，实行了大规模的产业自动化，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量，并将这种方式广泛地推广到工厂和农村，这一方面使我国在短期内经济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低下，继而影响自动化的最初目的―经济增长，同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又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4．2 构建包含国家专有要素的本土经济学

我国失业理论的发展代表了后进国家学界“洋为我用”的觉醒历程，特别是后两种模式正是立足于我国实际、反思西方理论、独立思考后的结果，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这样一种思维惯性：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路径，考察我国实际经济社会中存在却相悖于他国发展路径的“不当之处”，给予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看似有道理却难以实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经济和人口理论的作用在于为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其中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是主体，理论、政策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而不是通过改良社会去适应理论，然后按照理论设计进入另一发展模式。这里并不反对借用他国发展模式，但是首先应该选择真正适合本国的模式，且在实施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去伪存真，选择其中与本国国情相融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对理论进行创新性的完善。

4.3 创新型产业模式为人口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创新理论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关键在于政府和学界思维方式的改变，对国际经典理论不迷信不盲从，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待“舶来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创建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

以人口问题为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失业等方面，走入了因果倒置的误区，从根本上讲失业、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等问题是相对存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偏离本国国情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口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研究不应继续纠缠于问题的表象，而应该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国民整体经济社会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面盲目自动化，忽视了我国人口众多、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特点，无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舍本逐末，花费有限的资金外购昂贵的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力，导致失业现象大量存在，而且由于这种结构性失业是外生因素(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引起的，与早期工业化国家不同，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容纳失业人群(产业国际自由转移与劳动力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这一问题)，即“一千英镑”技术摧毁了“一英镑”技术，经济和人口问题以扭曲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有建立适合本国的中间技术产业，即“一百英镑”技术型产业才能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劳动力，使经济真正获得“人口红利”。这种中间技术型产业可以将科技含量高的“一千英镑”技术分解为若干能适应本地产业、本地技术和本土教育水平的新型“一百英镑”产业，这种新型产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地“一英镑”技术型产业的技术含金量，帮助提升国内经济和技术水平，使发展中国家尽快与世界经济接轨：另一方面，大量中间技术产业的存在能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使社会能平稳地渡过产业结构转型期，使发展中国家延长“人口红利期”，充分享受经济与人口发展带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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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学篇9

传统的认知是：中国人口众多，过多的人口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同时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在现代方法解读下，这句话是有问题的。首先，“过多的人口”是指人口总量还是人口密度？到底多少的总量或多大的密度才可以被称为“过量”？其次，从现代的管理学理论来看，人本身也应该被视为是一种社会资源。人类消耗生活/消费资源，但同时也创造更多的生产资源、尤其是科技和知识资源。

诺斯认为，人口的绝对数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之一，而人所开发的知识技术、创新创意产品则是另一必要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正式实施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制度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发展趋势经历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同时我国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也获得了突破和成功。然而，经过30多年的实践，计划生育制度是否科学合理值得深入探讨。

基于此，笔者试图对此问题作出一个试探性的抛问，以求引起更多关注。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制度事实上包含了许多门类，如人口管理制度、人口流动制度、社会养育制度等，但由于主旨所向，本文的人口制度大多数时单指计划生育制度。

我国人口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一）酝酿阶段

早于1957年，马寅初就在《新人口理论》中向政府建议控制生育率、提倡两孩化，以既保持未来我国人口的时代演替又遏制人口快速发展。事实上，马寅初是受到悲观论者马尔萨斯的影响，继而又在其所观察到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口快速发展现象的基础上提出的新人口论。在我国，他的观点在当时是先进的，但是却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摒弃。后来，同志在渐渐认清人口国情之后，开始转变态度，提出建立计划生育制度，但当时并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应该说，马寅初和后来的在控制人口的过快发展这一点上是终于统一了意见。于是，在这一看似科学合理的决策背后，一个重要的命题被掩盖了，该命题导致了后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两大错误。

结束后邓小平开始主政之时，学界开始重视起生育控制制度。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感叹道“……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1977年8月12至8月18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至此，正式的计划生育制度已经开始萌芽。

（二）施行阶段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一孩化”计生政策正式启动。不久后，计划生育制度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我国计划生育制度的第一个错误因此产生：以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试图在短时间内用强力强制结束人口快速发展的趋势。但是，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的时候，是希望以一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的鼓励政策来达到人口的均衡发展。“一胎化”的决策现在看来是矫枉过正的，以达到近期效应为目的而完全忽视了未来人口发展结构的问题，带来了现在的低发展水平下老龄化和无子化的恶果，也引发了许多性质恶劣的社会事件：强制堕胎、妇女权利被大幅贬损、人权遭到挤压。

政府逐渐意识到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问题，但是却避重就轻亦或未真正认识到我国人口发展的问题，从而仅在计生政策的第一个错误下进行政策上的调整。

1995年，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提出计生思路和工作方式的“两个转变”，即从孤立地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从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和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转变”。

此后，从计生优质服务试点，到综合改革中的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再到取消生育间隔、“双独二胎”、“一独二胎”等政策的调整，微调不断，但是基本方向并没有改变。第一个错误被继续坚持着，更无需谈对第二个错误的认识了。

计生委似乎有心在权责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人口政策微调。我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曾向媒体透露，从2011年起，我国将在浙江、江苏等5个省份试点“一独二胎”，并在五年之内将试点扩展到全国。如果此政策得以推行，那么我国存在多年的计划生育制度的第一个错误将得到纠正。然而，截止笔者成文时该试点仍然没有公开启动。

而第二个错误是马寅初的人口控制理论是建立在其对人口结构的发展规律不了解或模糊认识之上的——他错误地认为我国的人口将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忽略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此必然规律即是：社会上的人口发展将因为经济、医疗的发展和文化、心态的转变而经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阶段。这一理论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内都得到了验证。

也可以通过观察我国的人口发展数据来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我国的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便进入了出生率不断降低、死亡率维持稳定的阶段，即，早在20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制度未正式实施之前，我国的人口发展就已经进入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

其次，正式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有小幅度的回升，这或许与同时开始实行的家庭包产承包制有关：承包制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农民的劳动热情大涨，从而推动了农民的生育渴望。而这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由经济基础导致的社会氛围、风俗和文化的力量大大强于正式制定的国家制度的力量。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解释是：生育孩子的交易费用的下降导致了高涨的生育需求，后者成为一种对抗计划生育制度的非正式规则，使市场内正式规则的执行成本大幅上升，进而导致了短期内正式制度的失败。

再次，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快速下滑，有些人认为这是计划生育制度在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联系20世纪70年代增长率的下滑期，可以发现，两段时期的数据（跳过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衔接得比较完美，两段时间数据可以编列为一条单调递减的直线。似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增长率下滑不过是在延续70年代的趋势，而20世纪70年代还未执行计划生育制度。

由此，回到前文所述的“第二个错误”之上，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被马寅初同时代的学者们所总结、发现和重视，从而使得马寅初的人口控制理论变成了一个建立在良好初衷之上的错误理论，又继而引发了国家执政者对人口发展的过度忧虑，出台了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又进一步产生了诸如强制堕胎、遗弃女婴、暴力结扎、人权受限受辱、社会性别比失调、老龄化与无子化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消亡现象（王桂新，2012）。

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我国人口制度的来源

1.我国人口制度的正式来源。根据诺斯的观点：“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如果把宪法作为我国社会的根本制度，那么关于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就仅仅构成我国社会的一个小制度。该制度是层级在宪法之下的、与其他许多诸如行政、选举等制度相平行的。

在这样的宪法——人口制度双层制度之下，较低层级的制度必须符合较高层级制度的原则性规定，起着细化较高层级制度的相关规定的分类和内容的作用。这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人口制度的原则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二是人口制度的内容必须是对宪法中关于人口制度的规定的细化；三是人口制度的制定必须以宪法规定的方式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宪法的这两个条款成为了人口制度的正式法律渊源。而我国现有人口制度的制度渊源则应追溯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鼓励、倡导节育计划，虽然此时的计划尚未成型为制度，但是已经具备了初级模型，成为后来计划生育的基础。

然而，由于在执行计划生育制度的过程中常伴随着暴力执法，该制度在国外成为被人权组织攻讦的对象。对方常援引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我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却至今未被批准成为正式有效法律条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为谈判的工具。笔者认为，计划生育制度本质上违反了国际保障人权的原则，虽曾经起到一定作用，但就其缘起而言，是违背了高阶制度相关规定的。

2.我国人口制度的非正式来源。诺斯认为，一个社会中的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但是非正式规则更加值得注意。这是因为非正式规则往往是正式规则的前身或补充，同时对制度下市场内部交易费用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非正式规则是更加根本的针对市场成员的约束条件，相比于不完善而且具有利益集团博弈结果性质的正式规则更能显示出社会上的道德与伦理要求。

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政府已经开始进行节育观念的宣传，但其规模甚小，未形成社会普遍观念。因此，并不能得出如下结论：当时的社会普遍观念推动了计划生育制度的展开。与其说是社会观念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达成了对制定计划生育制度的共识。1980年，一封对党内、团内成员的公开信宣告了计划生育制度的开始。而彼时党内的重大决策一般都由邓小平同志批示是否执行。党内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全党成员必须跟着党中央走，必须坚持领导人的核心思想。于是，共产党内特殊政治生态环境最终导致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制度的形成。

（二）我国人口制度的发展和演化

计划生育制度在1980年被正式提出，之后被写进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30余年来在操作方式上进行过调整和局部小范围试点工作，但大方向基本没有发生变动。这项基本国策区分了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育孩的实际需要，以求全面地覆盖整个大陆地区，但却在各地的具体执行中效果不一。

在大多数地区，计划生育制度得到严格维护，为减少制度实行的时间成本以较快地达到目的，许多地方政府辅之以暴力和强制手段。这些措施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了制度实行的障碍，同时也展示了政府的决心，无形中在社会上培育了“违反计划生育制度必遭强力制裁”的主流心态，从而为计划生育制度的完整实现提供了良好条件。而在另外一些集体意识较强的地区，如粤东潮汕、客家族群聚居地，计划生育制度一直没有办法顺利开展，当地人重视传宗接代、群聚好斗的性格特点让计生政策没有办法取得很大成效。且在上述地方，制度执行的成本较大，本土官员不愿意为乡人所指，故计生政策在此类地方并没能得到贯彻。

直到1995年，随着国家计生委逐渐认识到计生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负面问题，时任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宣布在执行方式和工作理念上对计划生育制度进行调整，同时也在更多层面进行政策微调试点。具体而言，在计划生育制度执行得较严格的地区，执行方式上以宣传教育为主代替过去的以强制手段为主；而在此前计划生育制度执行较宽松的地区，结合各地特殊情况，调任异地领导官员，强化暴力制裁和金钱惩罚，计划生育制度终于开始起效。另一方面，几个小试点启动，允许开放二胎生育，结果是：试点地区生育率反而比非试点地区还要低。“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联合调研组对此解释为：妇女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氛围，政策方针的引导只起着间接作用。在经济环境渐趋稳定、富足的地方，人口出生率下降得较为明显。

综上，计划生育制度虽得到推行与完善，却因此造成的社会损失也较大。社会发展不能仅靠各种收益和成本来衡量，社会道德的成长和滑落也无法用数字来拟就。考虑到国内的政治生态，党中央应认识到维持计划生育制度不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大大高于其积极作用，然后经由各地逐步推行试点以维持政治稳定状态，最后再经全国人大修宪或立法确认，如此计划生育制度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调整。

通过分析计划生育制度之变革的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计划生育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方式在于形塑一种控制生育否则接受强力惩罚的社会氛围，上环、结扎、堕胎对人口的增长减速并没有起到很大的直接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计划生育制度这一正式规则的巨大执行成本既阻碍了制度本身的发展，又因其执行成本的全范围伤害性而催生了另一种社会非正式规则，即“自觉控制生育胎数和年龄是对国家有利的”观念。这一非正式规则很好地弥补了计划生育制度内在的不可持续的缺陷，为其大大降低了执行成本和社会伤害，同时也使这正式制度本身趋于稳定。

其次，计划生育制度是一种从上而下制定并从下而上反馈的制度，其决定权力在于党中央。因此，党中央的内部舆论氛围成为推动计划生育制度发展的唯一动力来源，决定着其发展方向和步调。这也意味着，民众的观点没有办法通过直接和公开的渠道转化为影响制度变革的力量，只有核心政治圈内的人和强力利益集团能够在制度变迁上提出建议。这样的制度是不稳定的，因为利益集团的协商是以瓜分制度利益为目的的，而制度利益只会日益集中于少数几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之中，较弱小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之外的民众就容易组成联盟，旧有制度、打破旧有格局。

（三）我国人口制度实施的成本和效益

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少出生了接近2.5亿人；经济建设方面，GDP也实现了年均9%的高速发展。结果是，整体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上升，GDP于2011年开始位居世界第二，隐藏在此后的，是我国一直充沛的劳动力供给进入零增长轨道。根据蔡（2010）的估算，我国的人口总量红利在2011-2015年之间将会消失，作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之一劳动力供应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年提供接近30%的经济增长。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其直接源头就是人口增长的停滞。

现在很难评价计划生育制度究竟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一方面，从统计意义上看人口的相对减少使得人均资源利用增加，但人口的相对减少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计划生育制度还不得而知（部分学者甚至认为计划生育制度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如易富贤）；另外一方面，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30%（即来自于劳动力供应的部分）应该最终归功于时期的人口高速增长（即引起马寅初担忧的那个时期的人口高速增长）。因此，对计划生育制度的效益进行分析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在人们很可能将人口的相对减少完全归功于计划生育制度的时候。

然而，对计划生育制度成本进行分析则是有可能的，也是相当必要的。

经济投入方面，国家执行计划生育制度的最高负责机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3年前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0年的“三公”经费为927万元，其中五成以上用于“出国考察”。如果可以追溯到成立初期，再加上各地政府计生机构，以财政总支出而不是三公经费来衡量，则该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如果按人均计算，也可以通过查找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出30年来“经历过”和正处于婚育阶段的妇女人数，那么国家为执行计划生育制度而为每个婚育年龄妇女所付出的会计成本就是可以核算的。如果对比当时的政府投资回报率，那么经济成本也是可以核算的。

并且计划生育制度的施行在社会成本一项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众多暴力执法事件伤害了人民的信任和感情；权钱兼具的计生委刺激了部分人群的寻租欲望；建立在错误认识之上的决策又贬损了国家和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之而带来的劳动力消亡的可能则只能在未来的30年中才能逐渐显现。

在如此成本-效益对比之下，计划生育制度对社会的综合影响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但初步且存在缺陷的判断。既然数据对比存在缺陷，就应当考虑是否有些原则是不可以被衡量的，即有些原则只能从质上去判断，一旦状态有所改变，则质也发生改变，不存在“稍微违反此项原则”或“稍微符合此项原则”的说法。如果有的话，这种原则可以作为最终评价的标准。

现实中，在评价计划生育制度时，有一条规则是整个计划生育制度所不能违法或超越的，即我国政治体制的最高层设计（宪法）的核心原则：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结论

制度是一个综合性的权利束的总和，它调整和影响受支配人群的行为习惯和整体的社会心理，从而形塑出附属的非正式规则以减少制度下的交易费用并稳定制度本身。

我国计划生育制度的推行塑造了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社会。在观察到我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社会抚养比开始上升、族群消亡危机的可能开始存在的时候，反思计划生育制度成为必然。

计划生育制度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二是社会上的。无疑，避免人口的过快增长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具有一定作用，但是一旦这种“避免过快”变成了“必须很慢”，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在未来30年到50年内逐渐爆发。在执行计划生育制度的过程中，社会整体甚至被各种暴力强制现象侵害，人权和尊严无法保障、科学理性的精神被错误的决策模式埋没。更为严重的是，一项违反了高阶制度核心原则的低阶制度被列入基本国策。

制度需要拥有自我完善的空间，如果一套制度已经暴露出其弊端，就应该尽早调整该项制度以维护更高层制度的权威。在此过程中，更为长效的方式是，开放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权利、避免利益集团独占制度利益，从而创建出更为稳定和完善的新制度。

参考文献：

1.纪念马寅初诞辰120周年.人民网时政专题，2002-6-13

人口经济学篇10

【摘要】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一系列生态问题开始出现，人口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理念亟需提出，并应通过高中地理课程进行教育落实。文章在探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批判性、区域性与实践性三大教学原则，和情感价值、地理知识和落地行动三个教学目标，未来建议以课堂教学为主，结合野外观察和网络探究进行教育实施。

关键词 人资环经济学；地理科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5）12-0042-02

一、引言

自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经济发展带来财富资产增长的同时，却引发了一系列生态问题，再加上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人类文明受到挑战，人口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理念亟需提出。1997年，国务院在理论经济学大类下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下文简称“人资环经济学”）二级学科。

高中地理教学有其独特的视角，是落实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观念的重要教育渠道。《全日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版）》第一章的课程性质部分就指出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并阐明其致力于研究并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发展问题中的地位。

二、人资环经济学内涵

人资环经济学这门学科，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即人口，对此学科的研究需基于对我国人口现状正确地理解，我国是人口大国，2000年之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率虽有放缓的趋势，但增长的绝对数仍然不容小觑。

第二，资源，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人均资源享有量较世界平均水平低。

第三，环境，环境的教育是伴随“废水、废气、废渣”环境污染问题出现而产生的，大气、水和土壤环境洁净程度近些年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热点，生态文明教育需进一步落实。

最后，以上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为作用的关系，从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学就在关注环境与资源问题，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资源要素转化成更有价值的产品，同时却破坏了自然环境，对资源造成了消耗，经济学则是在这两个过程中寻找平衡点，使得对资源的边际破坏量等于边际收益。

另外，人口迁移的存在，使以上要素之间的关系呈现动态性。例如，我国人口迁入大城深圳，约80%的人口为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数量增长迅速，1979~2010年间，从0.15万人上升到798万人，至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容纳了5201人，原本资源丰富的城市，在30年间，资源承载力几乎达到极限。

三、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原则

1.批判性原则。环境问题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类对资源的放肆开采和对后期环境污染现象的冷漠，因此给学生带来很多误区。在课堂上，对于人口和资源环境的互动，教师需引导学生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对那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批判性的观察和讨论。例如，污水排放，工厂污水未经净化直接流入当地河流湖泊，往往带来水质污染，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许见怪不怪，对此，教师应引导学生主动反思其中缘由。

2.区域性原则。受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性政策的约束，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与环境特征有很大的差异，68.8%的人口聚集在仅15%的土地面积上，人口分布呈现“西疏东密”，地形起伏平缓的地区（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为主）聚集了大多人口，高海拔地区和沙漠地区人口密度较低，甚至有无人区存在，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讨论自己家乡的人文和自然地貌环境，了解自身所处区域的特点。

3.实践性原则。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遵循直观性和参与性原则，英国科学家卢卡斯曾提出，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是课堂知识的延续，也是合适的实践对象，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也曾提出“教育即生活”，是指教育要从当下出发，从实际生活出发，这样的方式对学生的习得才有意义。实践中，学生可以体验当下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增强参与感，培养未来公民的社会责任心。

四、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目标

我国现行地理教材大都以人地关系为核心，从自然地理入手，逐步深入讲述至人口、城市与区域经济，人资环经济学的学科理念始终贯穿着地理教育的过程，地理教本的大多数章节也都是围绕人资环经济学展开，明确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对地理学科的教育有重要意义。

1.情感价值目标。学习人资环经济学相关模块是了解国情的过程，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仅矿藏而言，已探明的168种中，我国有151种，其中钛、钒、镁等居世界储量首位；文化景观多样，五十六个民族，皆有其特色的人文景观，世界独一无二，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同时，环境问题和人口发展政策往往是平常社会热点，通过此课程，学生应尝试在课堂学习之余了解国家政策，和基于此政策所带来的人口、资源与环境未来发展动向及趋势。

2.地理知识目标。人资环经济学教育要求学生可以掌握人口、资源和环境三个方面的知识，再加上基础经济学理念，学生对这四个要素的理解应不是简单的拼接记忆关系，而是将我们生活的环境看成一个系统，人口置于其中与地球环境不断互动，自然资源为人口的增长和繁殖提供可靠的基础，但当人口增长过快或总量超过一定阈值，又反过来对资源带来破坏，甚至是环境污染，动态的观念有利于学生加强对人口的自然变动和环境问题的理解。

3.落地行动目标。人资环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切实改变学生的行为。人口方面，我国人口发展与国家政策连接很为紧密，例如，“计划生育”的提出，使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生育率持续降低，把人口总量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之内，高中生是十年后的重要劳动力，也是核心生育人群，了解人口政策的制定背景和思路，有助于未来政策更好地落实。其次，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在于人是主动的一方，人可以通过自身行为消耗资源，也可以改变某些生活习惯来降低对环境的破坏，人资环经济学的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五、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途径探究

1.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仍应是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在课堂上教师以讲授法传递知识，如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模式以及其地区间差异这类比较容易在课堂上解释清楚的专题，仍以讲授法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不应照本宣科，而可以结合幻灯和视频等多媒体，多方位教学。

2.野外观察。野外观察是较为直观的教学方法，对环境教学很适用，高中生已有一定的地理和环境知识，通过野外观察可以将课堂所学运用于实践，教师在过程中需引导学生不断思考，例如，看到水污染时可以讨论水污染的可能源头有哪些、为何有些企业知道水污染的严重性仍然会直接排污、水污染对人类发展、当地环境有什么影响等问题，人资环经济学的诸多模块知识在讨论中得以巩固。

3.网络探究。使用网络做研究可以快速扩大学生的认知领域，网络信息虽然比书本噪音多，需要学生进行提炼、判别，但其信息更新速度快，针对性强，可以作为课本之外的辅助教学方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给师生之间以及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便利，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共享资源、聊天互动，提高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杨云彦,程广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新发展[J].求是学刊,2006,33(1):62-66.

[2]童玉芬,武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特点与问题[J].人口与发展,2013,19(4):37-45.

人口经济学篇11

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低增长”仍意味着增长，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使我国人口增长即便处于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在绝对数量上仍保持相当规模，所以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百花齐放”的控制方法下障掩的重重危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人口控制问题呢？“计划生育”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我国也实施并总结了很多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以下便是对其中一些方法的实际效果分析：

1. 宣传攻势  我国的执政党在发展初期就一向特别看重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将宣传作为阵地来抓。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宣传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写满了诸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标语的残垣断壁不在少数，字迹斑驳的墙头上没准还爬着一些玩耍的超生的黑户孩子，这无疑是对这种宣传教育莫大的讽刺。这就是狭隘地将“宣传”理解为口号式或说教式的宣传而上演的一幕黑色幽默式的活话剧。

2. 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进行经济手段惩罚，应当惩罚多少又有了重新商榷的意义。譬如改革改开二十多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等各种原因先富起来，但是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未使先富起来的人的生育观也同步跟上其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特别是深入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人还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养儿防老、为了增加劳动力使家庭的生活处境能够好一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就成为实现家庭梦想的一种手段。这两种情况造成了面对经济制裁时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富人不怕罚、穷人没钱可罚。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后果——都没有实现通过经济制裁控制人口增长的初衷。

3. 医疗技术手段  我国总体医疗技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对一个正常的安定发展的社会来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就局部而言，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容乐观，这种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上。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不仅医疗器械跟不上，连最重要的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如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又非常闭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分布广泛并且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水平所限，还不足以保证所有地区医疗技术设备的整齐划一；另外一方面，对于人的因素来讲，从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讲，任何一笔投入都要寻求其产出回报，进行医疗技术知识方面的学习本身就是就要对自身进行一笔投资，而在穷困的偏远山区肯定要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承担更多的投资回收风险；就算不考虑经济条件，而只从资源合理配置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面来讲，对于医疗卫生这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来说，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物质依托，即便对于拥有再高医术的医疗工作者都会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缺少先进设备、越无法招揽人才，从而导致更加贫困落后。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更多更需要医疗技术支持的人群，于是一个循环加深的尴尬就此凝固下来。

综上所述，在旧有的对控制人口的险隘观念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想在解决我国人口总量过多问题上有大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摆脱困境，“发展”不失为一剂良药。

二、发展是控制人口的避孕良药

发展，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词汇，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它是在哲学中。当时，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发展属于变化的一种，而只有那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规律的向上的变化才是发展。基于这一定义，并结合我这里所探讨的人口控制问题，对于“发展”的内涵，我还要进一步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 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规模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诚如前文人口普查统计报告中所显示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这就有必要将我国的人口数量区别为绝对的人口数量和相对的人口数量来讨论。绝对的人口数量属既成事实，故而不用多费笔墨，单就相对的人口数量而言，就可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找到开源之道。直接这样下定论未免显得有些突兀，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要引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概念。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当非劳动资源供应不变时，能使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规模。如果注意到概念中“在特定时期内”这一限定语就可以明白，最佳人口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在不同的时期，最佳人口规模的数量会有不同。而在非劳动自愿供应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对最佳人口规模有所影响。

如图所示的是一国的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表示。P曲线是其静态模型，也就是在非劳动资源供应不便时，能使该国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为

 

A；

而当该国非劳动资源增多（如技术进步）时，使其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扩展到B。这种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是一个方面，但较为被动，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最佳人口规模是可以上升的。这也就打破了狭隘的认为“人越多收入水平越低”的旧有观念。就如同在积累的过程中，截流是一个方面，但开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这一概念。

2. 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里是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句式，不过我所认为，这是的发展重点指经济发展。虽然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为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首先要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为讨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故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甘心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也难以体现我社会主义之优越性。衡量发展与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实力这把标尺。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把经济搞上去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合经济方面观察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不难看出，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分布及经济水平均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而工作的重点又在广大的农村。拨茧抽丝之后，我们理出了这样一条脉络——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农村的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问题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就业是控制人口的即期问题；而关注失学女童关乎控制远期的人口控制。

        在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曾提到：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及在工作场所受到特殊劳动保护。但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只是最基本的，因为与城镇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几千年来相夫教子的思想传承，常年围惯了锅台，如何走出门去成为十足的大问题。农村妇女就业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或单一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女性劳动者，成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因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确立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成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竞争不同情弱者，就业不认性别；大力发展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事业，促进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女性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承认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实施补偿政策是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妇女就业的有力保障：根据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实施阶段性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等。

        关于失学女童的妥善处理问题前面已经对其重要性加以说明了，如果失学女童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将成为未来人口泛滥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即便其还没有进入育龄期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在此方面，我国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着手，“春蕾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1994年，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简称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使她们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女性。这一活动的倡导得到党和国家及省领导的亲切关注。江泽民、李鹏为“春蕾计划”题词是“扶持女童入学，利国利民利家”、“实施春蕾计划，发展女童教育”。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十年间，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全国各地已收到捐款2.2亿元， 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童75万人次。但这对于茫茫失学女童的人海和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总结

总而言之，控制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把握好农村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这两项关键，佐之“发展”这剂良药，人口膨胀这一阻碍我国发展的症结必将根除！

参考文献：《发展经济学》齐良书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当代农村妇女问题概况》 石巧兰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

人口经济学篇12

一、清代边疆移民的群像素描

移民的概念不同于人口流动。所谓人口流动，是特指人口在地区间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短期的、重复的或周期性的运动。这种人没有长期改变居住地的意图，他们出去了还要回来。目前人口学界对迁往他地达多久为移民尚无确定的标准；实际生活中移民与人口流动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有时难以严格区分。如张宗昌于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祝家庄，父亲是喇叭手、剃头匠，母亲是巫婆。张宗昌十二、三岁时帮其父掌铙钹，混日子，十五、六岁时随其母赴辽宁营口，在一家“宝棚”（即）为赌佣，给赌徒端水送茶、跑脚打杂，昼夜与赌棍、小偷一类为伍，因被当地士绅视为祸患而遭驱逐，遂无处栖身，四处流浪，最后到北满当一名修筑中东铁路的工人，不久又沦落为胡匪，而其母当时只身一人在营口，相继与洗澡堂的老板、补鞋匠以及卖布的货郎姘居，混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得不返回山东。（注：《军阀列传》。）本来，张宗昌与其母都有移居东北的倾向，可是其母由于形势逼迫而不得不中止移民动机，这种迁移行为便转变为人口流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可以成为移民的先驱。当流动人口在某一迁徙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对迁徙地产生了依附感时，他们就有可能决定在迁徙地定居下来而成为移民。在清代前期，边墙内的陕西等地农民出边到蒙古地区耕种，春出秋归，名为“雁行”客户，是一种典型的流动人口。当时，由于这些雁行客户在边外暂时伙聚盘居，故而他们所开垦的土地被称做“伙盘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周而复始地循环进行，许多雁行客户便在蒙古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从而完成了向移民身份的过渡。由此可见，移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界线不一定划然清楚，泾渭分明。本文所说的移民是指改变过去的常住地点而迁到另一地区居住较长时间的人口。

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便推动着人口的移动，使之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常性现象。只要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非均衡状态，人口迁移就必然发生。人口迁移塑造出新的人口再分布结构，使人口结构的地域分布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由不平衡向相对平衡的发展。人口地域分布结构因人口迁移而趋向相对平衡，必然使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区域结构随之趋于相对平衡并产生新的不平衡，反过来又推动新的人口迁移。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地域分布具有凝滞性，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分布相一致。正是这样，所以清代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二者基本上呈正相关，即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是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密度低的地区也是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对于内地而言，清初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态所形成的级差，为有清一代边疆移民如水赴壑趋势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我国人口急剧增加，可是封建时代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又十分有限，这样，迅速增殖的人口形成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吸收，出现了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而压迫生产力的现象。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已开发的地区人地不平衡状态日益严重，人地冲突日益尖锐。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失衡本来已经使这些已开发地区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其经济活动所能容纳的限度，而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剥削体制则又使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不均衡，加之饥馑、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局部地区呈现混乱的动荡局面，于是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便充当了缓解内地人口压力的“安全制动阀”。在内地许多地区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大批内地民众不得不另谋他图，到边疆地区寻求生存与发展。另外，到清代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经过千百年的缓慢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已具有开发边疆地区、扩大生产空间、更广泛地将各种自然和社会经济资源吸引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周转中来的客观要求和趋势。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封建社会内地较发达的经济就会向边疆地区进行墨渍式扩散和辐射式扩散，这样，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便不能不流向边疆地区而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劳动资源，呈现出“离心状运动”的趋势。换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产力空间扩张的内在动力导致了边疆与内地之间人口分布不平衡格局的变动。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边疆移民服从于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然而，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是贯穿于清代边疆移民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清代边疆移民的身份背景形形色色，其迁移的动机也林林总总。下面，我们就其迁移的原因分别略加说明：

(A)流徙。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移民活动，其迁移系统属于严密结构的迁移系统，其迁移行动是迁移主体由迁出地通过预定的行动轨迹而达到预期的迁入地的全过程。在这类迁移过程中，迁移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和迁移链条具有较明确的规定性，毫无随机性而言。这种事例在谢国桢先生《清初东北流人考》中谈得很多，兹不赘言。

(B)军事驻防。边疆地区是国防前线，所以清政府为了巩固国防而往往派遣军队到边疆地区驻防，这些军队官兵服役期满后便在边疆地区安家落户，繁衍后代。爱珲王氏家谱记载：“先代籍历襄阳，式衿闾闱，家遂隆昌。康熙七年，奏调龙江，兼山以北，威凌气壮。罗刹慑伏，永镇边疆。历三百载，支派成行。”（注：《爱珲王氏家谱》。）

(C)躲避战乱。辽宁沈阳县人陈克让的祖先原住在福建晋江，清初避耿藩之难，始移家辽东。

(D)温疫。辽宁新宾县八旬老人肖某珍藏的族谱内容细致，文字晦涩，其大意是：祖籍山东莱阳，顺治年间发生瘟疫，家中人多染疾而死，幸存者无以为食，路逢绝境，投奔关东，当时推着独轮车，不知途中日月，辗转来此。刚到时，家中五口，无房舍，寄住同乡家，轮流居住，达数年。（注：《新宾肖氏家谱》。）

(E)水旱灾害。马占山的祖父马万龙的籍贯本是河北丰润，据马占山之女记载：“嘉庆初年，那一带遭水灾，大批难民流入东北。我曾祖父马万龙和曾祖母黄氏也挑筐逃难来到东北。”（注：《马占山将军》。）马万龙定居吉林怀德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后生一男名叫马纯，一家三口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马纯长大后长年给本屯地主扛活，后在本屯人帮助下与本屯一家刘姓的女儿结婚，辛勤劳动多年，买了几亩地，接着又从本屯地主那里租赁几亩地，以维持全家生活，生一男一女。

(F)家庭矛盾。从福建《玉山林氏宗谱》来看，该族自十一世以后，迁台的人数很多，其先驱者约在顺治末、康熙初，亦即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该宗谱记载了十五世林式霁赴台的经历：“式霁，字燕明，际宣公三公子。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之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蓄妻子，置田园。妣氏陈。尤善相居积，少阜延名师课子，逢源入台湾府泮。自是省之贡院、台之考棚、淡之城郭，公俱与有力；族中礼典，岁费周章，公首捐重金，倡建祀田。今持筹者权有二千余金，预为买沃计。晚年嫂茹贫难支，公时时接济，无令乏，后复为置良田二百金以赡之。”（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G)求学。清朝统一台湾后，台湾因草莱初辟，文化落后，故入泮较大陆要容易一些。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诸县（尤其是泉、漳二府）学子们为了获取秀才资格，便东渡台湾进学。晋江县林宏礼生于康熙十九年，少年时“迨屡试晋水，久困莫售……爰喟然叹曰：‘何不可遨游东宁，聊托一试？’于是登堂拜别，羁迹台湾，凡御史观风月课，以逮府县两试，其夺矛试艺，几于累牍也。”（注：晋江《玉山林氏宗谱》。）

(H)经商。乾隆初年，山西祁县乔姓和徐沟县秦姓二人自幼结为异姓兄弟，相偕来到内蒙的萨拉齐，在老官营村当铺当了多年佣工，稍有积蓄，便转移到包头两脑包交通要道开设草料铺，兼售豆腐、豆芽、饶饼、以及零星百货。嘉庆年间，他们两家便合资三万两白银开设了清代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商号“复盛公”，以经营油、粮、米、面、酒、醋“六阵行”生意为主。

(I)仕宦。周冕，字少逸，浙江嘉兴府人，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曾在清末奉命署理蒙垦事务。当时，他已至耄耋之年，为了预思后路、安度晚年之计，在丈量荒地时将松花江北岸一带土质肥沃的荒地留下来据为己有，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黑龙江肇东县建屯落户，取屯名为“同仁堂”，其家在清末有地一千二百余垧、房屋百余间、佃户一百五十余户。

(J)响应政府屯垦的招募。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招募内地民众赴新疆屯垦，当时寄籍肃州经商的山西临晋县人卢文忠便情愿自备车辆路费，挈眷前往认垦，受到皇帝的特诏嘉奖。

诚然，破产农民是清代边疆移民的主体，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在“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的征途中留下了一个个辛酸而悲伤的故事。《白山黑水录》在描述东北地区开禁后的移民状况时这样写道：“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只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孩哭者眠者，兄以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妇相依，踉跄道上……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逆旅共寝食者皆山东移民。”（注：《白山黑水录》。）正是这样，边疆移民“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的迁徙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移民活动，它已经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理的深层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忧伤文化的象征，代表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清代边疆自发性移民的迁徙动机除了谋生求职型以外，还存在许多更高层次的心理追求。动机源于人类的的基本需要，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因缺乏而产生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清代，因走投无路而被迫踏上边疆移民征途的例子固然不胜枚举，而求有所发迹、求大展鸿业的边疆移民也在所多见。从上文的归因分析中就可以看出，C、D、E原因产生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明显低于F、G、H、I原因所导致的边疆移民的动机层次，后者的迁移活动含有满足移民主体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等高层需要的渴望目的。清代边疆移民既是一曲主旋律哀婉而幽怨的悲歌，同时也不乏光明的音色。在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中，有些人可以说是开发边疆的“弄潮儿”，边疆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他们来说是英雄用武之地，边疆移民的征程对他们来说具有个人丰富自我的意义。因为清代边疆移民之所以出现，不仅有内地的“推力”，而且有边疆地区的“拉力”。我们忽视积极的开拓型边疆移民，就意味着否定了边疆地区的“拉力”。

人口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属于水平式的社会流动，与垂直的社会流动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有时相伴或相随发生。边疆与内地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态造成了边疆移民的大潮，而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也是这种不平衡的产物。由于边疆移民的不断开发，由于边疆与内地的社会状况差异较大，故而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速度和比率也是相当快、相当大的，许多边疆移民到边疆地区后都改变了其社会关系组合结构中的地位。当然，移民者的天赋条件、自获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尽一致，其社会垂直流动的情况也相差悬殊。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按其幅度的大小和速度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移民到边疆地区后的境遇几乎依旧如故。这类移民在迁徙后一般仍沾著于土地之上而没有进入新的生产领域，自身素质较差，社会环境的有利条件也没有赐予他们或与他们失之交臂。1982年沈阳市西塔街道办事处修建房屋时所发现的吴俊升神道碑中有这样记载：“先世籍山东历城，以岁饥就食奉天，再徙昌图，祖天福，父玉，农。公移籍辽源，少为人牧羊。”吴俊升家世代务农，于咸丰末年迁到东北，但几十年都家贫如洗。该家无社会垂直流动的迹象，然而其社会水平流动却属于链式迁移，这种链式迁移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其社会垂直流动的失败。

第二种类型，移民实现了一生中流动的目的但幅度小、速度慢。福建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提及一个名叫陈创芝者，“盛年经商台湾，铢寸累积，暮岁设肆吴山。”（注：《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此人从盛年到暮年在台湾惨淡经营，备尝艰辛，终于过上一个小康生活，足见其成家立业的阶梯何等漫漫兮修远！

第三种类型，移民从社会的底层迅速一跃而成为富豪。陈逸松的祖父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人，因穷贫无以为生，遂于1842年单身搭乘一条小木船飘到台湾北部的淡水港，抵岸后不知所从，只好相信命运，将随身携带的一根扁担竖在地上，扁担倒向淡水的东南方，沿着这个方向走了数日，最后到达宜兰县浊水溪的地方。他在此开荒种地，两年后攒了一些钱，回到故乡将已经瘫痪的老母亲背上带到宜兰，从此定居下来。当时，清朝官员采取限制供应粮食、盐等办法以求控制高山族人，陈逸松的祖父便乘机进山贩卖私盐给高山族人，然后换取鹿茸、鹿鞭等贵重药物出卖给平地的汉人，迅速发迹，又回到故乡漳浦招募了一批又一批贫苦农民去宜兰浊水溪一带垦荒，于是，他由一个逃荒者变为宜兰第一个拥有五千多顷土地的大地主。从这一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凄凄惶惶的移民征途是一些人通向成功的道路，这种移民过程中包含了逃荒与富贵、不幸与幸运、大悲与大喜的人生沧桑世变。

第四种类型，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贯穿于异代变迁之间。《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等处。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屯，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注：《东昌张氏宗谱书》。）嘉庆年间，张廷举的祖父兄弟三人因穷困潦倒而先后来到黑龙江省阿城县福昌号屯（因其家开设的杂货铺商号而得名）。他们在前辈的基础上残酷剥削农民，特别是从关里后到东北的农民，家业很快扩大，陆续在榆树、阿城、宾县、五常、巴彦、绥化、呼兰、克山、兰西等八九个县拥有大量房地产。据《东昌张氏宗谱书》所载，他家仅在克山一县就有土地一千多垧，在阿城、五常、绥化和呼兰等地都开有杂货铺、粮栈、钱庄、烧锅（酒厂）、油坊，在林区有林场，在松花江岸还有一个拥有一千多匹马的大牧场，为东北汉族最著名的富商大地主之一，连清廷的副都统上任都得先来登门拜访。然而，到张廷举父亲那一代，由于日俄经济侵略势力伸入东北广大农村，再加上马红眼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这个新兴的暴发户家族遂逐渐走向破产和衰落，分家析产，一蹶不振。历史的发展可谓变幻莫测，一些边疆移民的沉浮升降也常常轮回替转。

二、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

在前面，我们从清代边疆移民整体出发着重分析了其群体的层次等级特征，但这种研究仍是一种线性的考察。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那么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就会清晰地凸现于我们的视野之内。清代边疆与内地的生产力不平衡态导致了清代边疆移民的大潮涌动，而边疆地区各种条件的不平衡性与清代边疆移民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更是灼然可见。我们认为，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各边疆地区的移民数量规模极不平衡。就笔者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赵文林、谢叔君《中国人口史》一书运用现代概率统计学方法对清代人口史料进行审订和推算，其各项核实修正后的数据相对来说较具有权威性，因此我们在这里依据该书中的数据资料制成如下清代边疆（未包括海南岛）人口统计表：

我们假设X[，1]，X[，2]……，X[，9]分别代表台湾、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在1661—1911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K代表上述边疆各地区的项数，则X[，1]，X[，2]…，X[，9]分

可见当时边疆各地区年平均增长率的不平衡性之大。历史资料表明，西藏地区在有清一代吸收的移民数量微乎其微，该地区的开发是本地区固有民族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的，其移民绝对数量可以视为零，为边疆各地区中移民数量的最小值。与此相对照，东北移民的数量则令人咋舌。在1881—1911年的三十年间，东北人口增长了4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4.77%。由于在旧中国，人口自然增长模式普通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而产生的低增长率为特征，东北也不例外，其人口再生产的诸指标与全国各地区应大致相同，所以这时期东北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自然增长方面的差异，而在于机械增长量、即人口净迁入量的增加。我们设M为机械增长人口数，Pt、Pt+1为一地区在时刻t和t+1的总人口，n为倒t+1的年数，V[，a]为参照年均增长率（在时刻t至t+1之间），并以全国同期平均增长率为参照增长率，则可以对东北在1881—1911年这段时间机械增长量M进行推算：

该值并非等于真正的移民数量，但大致反映了东北当时移民的规模。

其二，边疆各地区移民的迁出地呈偏集状态。如前所述，闯关东、走西口、赴台湾浓缩了边疆移民无数悲凉的故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希望和机遇，成为清代大多数移民的主要迁移路线。其中，闯关东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走西口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赴台湾的移民主要迁出地为福建、广东，到新疆的移民主要来自甘肃、陕西、四川等地，至于四川人口则素有向云贵地区迁移的传统。对此，清代的谱牒资料有比较明显的反映。《辽阳吴氏族谱》有这样的记载：其先世原为山西太原府瓦房村人，顺治八年(1651)，“迁至奉天省辽阳城高丽门里，始隶旗籍，占地五十余亩，再迁辽阳城北五十里孟胡屯，选村之原，服田力穑，经营家室，遂聚族居之。”（注：民国《辽阳吴氏族谱》。）《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中记载说，郴州房氏第二十世的十一名外迁者中，三人往云南落籍，其中三人落业矿厂。这反映了乾嘉之际云南、贵州等地矿厂兴旺、很多外省人纷纷前往聚集开矿的情况。该宗谱还有“叶林，生于嘉庆二十二年，往粤西贸易未归，落叶桂林”的记载。（注：光绪《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山东潍县《陈氏族谱》中专门编有《寄籍图》，我们据此可以看出，在该族十二至十七代间，外迁者共有103人，其中去口外蒙古地区的51人、去东北关外的18人。（注：《潍县陈氏宗族》。）

造成这种边疆移民迁出地集中化倾向的主要原因是距离。在一般情况下，距离相对短一些，则迁移活动越容易一些，迁移量与迁移距离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但也有象锡伯族从东北迁到西北那种由清政府组织的超长距离迁移之类的例外。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体制下，边疆移民常常与故土在心理上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距边疆诸地区较近省份的人口迁移到毗邻边疆地区时，其心理和物质准备要容易一些，对毗邻边疆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较容易适应，可是，在其他地区则无此便利条件，道路辽逖，山川阻隔，难以远行，人们只好苟活一隅。同时，与边疆距离较近地区的人口迁往边疆的历史比较久远、起步早，这样便会产生“踩路效应”。一方面，只要前人到边疆立稳脚跟、踩出了一条路之后，就会在后面的人心理中产生诱发因素，后人就会跟着前进，致使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移民到边疆后传递信息、鼓励资助迁出地的亲友前去投奔落脚，这种正反馈效应也强化了移民迁出地的集中分布。

人口经济学篇13

1.环境资源论。环境资源论，就是指环境是总资源，是人类对环境本质的进一步认识和揭示得出来的。环境之所以是资源，一是因为作为人类生存环境来说，阳光、水、空气、土壤等环境要素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而且这些环境要素的质量是人类生存的必需资源。二是作为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条件来说，环境为人类提供了获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物质资源。三是环境的一切要素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将会越来越多地以资源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可以说，环境中的一切，包括环境本身，几乎无一不是人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

2.环境价值论。环境价值论的含义是，环境是一个有价值的客观事物。环境价值论是环境资源论的必然结果，是环境经济学的核心。但对环境价值论的解释及其价值量的理论却不尽相同。关于环境价值论的理论依据。第一种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它认为价值是产生于商品的效用，只要是有用的物品就有价值。环境对人类有用，因此，它具有价值。第二种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认为未经人类劳动过滤的环境资源没有价值。但从环境资源的功能来看，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环境没有这些功能，要创造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这些功能就必须投入人类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的环境资源也是有价值意义的。从环境资源本身来看，随着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深化，原始森林等资源没有绝对价值（即指直接通过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但却具有相对价值（即指间接通过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第三种观点是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结合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自然资源价值观和自然资源价值论。这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一种财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的价值决定于它对人类的有用性，决定于它的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无论是自然状态的土地（自然资源），还是已被开垦的土地，都得到一定的货币额。因此，环境也就具有价值。

3.环境生态论。环境生态论的含义是，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环境的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运动；保护环境，也就是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要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护环境质量，就要按生态平衡规律办事。“环境生态论”认为，生态系统不仅包括生物界的有机复合体，而且也包括整个环境的复合体。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个特定空间就是地球上的生物圈。环境生态论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经济系统发展变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离开了“生态”二字，离开了生态循环和平衡，就不会有环境系统的运动，也不会有环境经济系统的运动。环境生态论基本内容是：（1）环境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运动，本质上就是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运动。（2）环境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因而在系统的平衡、效益、目标、规律等基本方面都表现出双重性。

4.持续发展论。持续发展论是建立在环境生态论基础上的，其含义是在致力于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持久平衡，使发展不损害生态环境，不牺牲未来的利益，使经济社会得到持续协调发展。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也就是三种再生产的综合平衡与相互间协调发展。所谓三种再生产，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由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组成，它们相互间不是封闭的、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间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要使社会再生产不断循环并周而复始地进行，就必须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与环境的协调。

5.环境产权论。环境产权论是沈满洪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环境问题从经济学上看是个外部性问题。它引导人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注意经济活动本身的运行和效率问题，而且要注意由生产者消费活动引起的不由市场机制体现的对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产权理论对传统的外部性理论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它认为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前提是制度安排，它要求制度安排必须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产权理论用于环境损害的行为分析及其环境保护的制度选择研究，称为环境产权论。环境产权理论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前景十分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