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论文篇1

传播学(communication)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一门学科。虽然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在《修辞学》中对口头传播的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却是在20世纪20-40年代的西方逐步形成的。传播学的诞生地在美国,一般认为,其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Schramm,1907-1987)。20世纪60年代,台湾留学生将传播学从西方带入台湾,7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传播学日益受到中国大陆新闻、学术、教育界的重视。1982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讨论会。近20年来,传播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译介了大量西方的传播理论著作,而且推出了不少中国学者的传播学新论。更为可喜的是,传播学的理论观念已被日益广泛地运用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传播正成为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事。作为研究传播现象、总结传播规律的一个年轻而富有生命力的学科,传播学的体系正日趋完善。从国际传播协会年会的分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学科的诸多分支,如信息系统、政治传播、组织交流、人际交流、教学交流、跨文化交流、大众传播学、医疗卫生传播等。这些分支,有些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如医疗卫生交流、教学交流。更多的则是自成一体的研究方向,有些已发展为某种新型的分支学科,如大众传播学、跨文化交流等,受到不同国家学者的共同重视。

有人将“传播”与“交流”相提并论,认为在英语中,“交流”与“传播”是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因此二者的内涵、所指当无相异。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在日常交流中,交流的双方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两个主体是平等的,信息流动一般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对话性特征;而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和被传播者的地位并不对等,信息的流动不是双向而是单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当然,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着交流,但这种交流是滞后的,并不像日常交流那样具有即时性和现场感。比如,读者对一部小说的评价,可以看作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但这种交流至少发生在读者阅读欣赏了作品之后。“交流”的在场性和“传播”的不在场性,决定了二者在信息流向及传输过程上的迥然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外国学者提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取代“交流”(communication)意义上的传播。这种提议是不无道理的。[1]

人类的传播行为,就其广义而言,可以涵盖人类现有的一切行为方式,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现实中生存发展,总存在着与他者的交流、对话,可以说,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文化传播,主要指的是狭义的传播行为,它又可具体分为物质文化传播和精神文化传播两种类型。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了人类的情感、希望,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本质,是人类精神文化进步的标志物,因此近年来,文艺传播受到研究者的日益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改变了过去文艺研究单一的、静态的思维习惯,将文艺生产和消费当作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和考察。文艺传播作为文化传播之一种,同样受制于一般传播行为的规律。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指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传播者)→说了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了什么效果(效果)。”[2](P16)传播者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将信息传送给接受者,并在接受者那里产生一定的效果,即完成了一次传播行为。对于文艺传播而言,艺术家把蕴含在艺术作品中的信息通过形形的中介(书刊、广播、影视、表演),输送到读者和观众那里,对他们形成情感上、知识上和审美上的影响,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传播过程。文化传播活动具有明显的流向性。一般来说,总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传播,新兴文化向传统文化传播。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一定文化的积累和运演而形成的文化“高峰”态、“凸起”状或超前性,容易打破原有文化整体相对的稳定与均衡,其“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或因素就必然要向其业已超出的四围地带扩散与流布。这种扩散流动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那些可称之为“信源”的“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有时可显现为某一社会区域的超常发展,有时也可仅仅显现为某些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创造力的非凡。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不断的高峰突现与平衡传播,才有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3]从这一点上讲,文化传播渠道的畅通,将促进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传播,进而促进后者的发展,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二、文艺传播:观念变革与内容演化

上文我们初步分析了文化传播之于完整的文艺生产与消费过程的意义。的确,正如人类的生产活动要经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一样,人类的文艺活动也要经历文艺生产、文艺传播和文艺消费等环节,文艺传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文艺价值的实现只有经过一定的文艺传播渠道传递与散布才能达到。传播是中介,直接沟通着文艺信息与文艺接受者之间的联系,最终促成二者的双向互动。人类很早就注意到借助于文艺传播实现文艺的审美价值及社会效用,并逐步从最初的不自觉传播走向自觉传播,进而形成一系列关于文艺传播的有效观念,促使传播行为的规范化。这里,我们将试图考察我国自古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传播行为及观念,以发现人类传播的演变轨迹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先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通过诗歌的传播,达到交流思想、共享信息甚至处理问题、规定行为的目的。颂诗言志,赋诗抒情,以诗唱和对答,成为当时贵族阶层彼此交往及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诗言志”、“兴观群怨”等诗歌传播概念也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有学者认为,“诗言志”以乐的方式来实现,涉及到传播交流的双方即“志”的发出者(传者)与接受者(受传者)。综合当时的文献及汉代学者的论述,诗歌在君王、诸侯、士大夫之间传播的具体方式,可以归结为采诗观志、献诗陈志、称诗喻志和教诗导志四种[4]。对先秦诗歌传播性质的认识,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当时文艺存在方式及价值的又一新视角。只有从传播的角度进入,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孔子关于诗歌传播效果“兴观群怨”说的理论指向,也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诗学观念为何在后世被高度重视和深化,因为它指涉了文艺价值实现的传播中介,把文艺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以效果论的形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p#分页标题#e#

“兴观群怨”等文艺传播观念在汉代得以不断生发和演化,传播在诗歌价值实现过程中作用人们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到了唐代,直接影响了一些诗人的创作观念,并进而影响了他们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过去我们探究唐诗繁荣的原因,总是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切入,去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及诗人的理想追求。事实上,诗人对作品传播的重视及实践,更为根本和直接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一方面,由于不同时期传播媒介及途径的发展和程度有别,因此不同时期的诗人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比如李白和杜甫,被后世公认为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但在他们所生活的盛唐之世,他们的名声和影响,相对中唐白居易在中唐之世的名声和影响而言,却并不很大,远未获得白居易在世时那样高的声誉。杜甫去世时,在文坛并未引起多大的震动,直到中晚唐,其声名和影响才逐步扩大。李白和杜甫诗歌创作成就巨大,却并未成为他们所处的盛唐时期的诗坛领袖。相比之下,中唐的白居易及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人,却在他们所生活的当世,声名就震动海内,并成为当世的文坛宗师。究其原因,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应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盛唐时期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是利用手工抄写的形式,诗文集主要是写本。手工抄写,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盛唐时期能读到李、杜诗的读者相对有限,李、杜本人及其诗歌也就很难在当世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了中唐时期,虽然诗文的传播仍然主要是依靠手抄,但已流行开了另外一种大众传播方式,即题壁。白居易诗能为“时俗所重”,赢得广大市俗民众的欢迎和喜爱,除了其诗本身通俗的特点之外,与题壁这种大众传播方式的盛行密切相关,否则仅靠手抄写本流传,广大的士庶、僧徒、孀妇无法及时而普遍地读到白居易的诗篇。[5]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及方式的变化直接制约着文艺作品的影响面,既往的文学史研究对传播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着力似还不足,因此有必要大力强化这一研究。

宋代是一个词作繁荣的时代。宋词以其或优美婉转或铿锵激昂的曲调,引得当时人们争相传唱,这一广泛传唱更加促进了宋词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关于音乐特色及传唱方式对宋词传播的影响,众多专家已有论说。更有论者指出,歌妓演唱作为当时一种专业的词曲传播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宋词的革新与发展[6]。当时词家每有新作,即能得到歌妓的传唱,一些歌妓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更是主动向柳永、苏轼、晏几道、辛弃疾等著名词人索要新作,努力成为其“第一传播者”。宋词的即时传播保证了它的时效性,词曲传唱的声情并茂特色则保证了作品的良好传播效果和较为广泛的传播范围。词人与唱者共同强烈的传播意识及实践行动,使得创作者、传播者始终得以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强化了传播的效果。宋词的传播和接受,堪称我国文艺传播实践的一个高峰,它将成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其意义和价值正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认识和揭示。小说作为一种晚出的文体,在我国元明清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民众接受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在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戏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元明清小说戏剧则是在以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字传播的明代大行其道、空前普及而走向繁荣的。其传播方式,依李玉莲先生的归纳,可分为选辑、改编、评点、翻译四种[7]。这些方式不仅对当时的小说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后世乃至当今的文学传播也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五四”前后,我国的文艺传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对大量国外作品的译介上,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文学传播观念的日益自觉上。梁启超、严复、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文化传播家的出现,促成了20世纪初我国文艺传播的星河璀璨时代。“五四”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传播观念的强化及传播媒体的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正像一些学者所总结的,“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是新文学萌芽的背景和渊源。文化传播媒介在近代的兴起,既是域外文化作用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由于文化传播媒介的平民化特质,文学首先从特权阶层解放了出来,从创作、传播、接受这一过程与传统文学的传播通道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文学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文学传播的市场化、文学接受的大众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化传播这一过程,为新文学萌芽造就了一个新知识群体,他们将民主、科学的文化思潮带给了新文学;与此同时的翻译带来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使小说、戏曲由传统文学的婢女地位登上文坛的霸主宝座;自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到新文学萌芽,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8](P16)这一切都说明,20世纪初萌芽的新文学是文化传播的产物,这个传播既包含域外文化的引入,也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承传,它的实绩、局限皆与文化传播的性质有关,是两种文化遭遇后碰撞、作用的结果。当我们站在新的世纪之交,回眸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文学运动时,我们必须看到,正是文学传播的发展,在根本上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趋向和内在品质。

三、传播方式:从古典走向现代

从上文对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传播情形的大体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学传播同人类总体的传播活动相一致,其方式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就总体上讲,它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这样三个阶段。其中,语言传播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先秦)和一定的文学体裁(如词曲)的传播中,担任着主要角色;文字传播是一种历史悠久、迄今仍在沿用的传播途径,它所形成的人类阅读心理,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接受方式;电子传播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其速度快,范围广,将成为未来文艺传播有生命力的形式。传播方式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既是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果,也顺应了人类社会生活节奏和方式变化的需要。今天我们探讨文艺传播方式的变化,事实上涉及到传播者和传播媒介两个方面。在实际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由两方面来承担:一是作家本人,直接向接受者传递与散布自己的作品,如广场朗诵。古希腊文学家本人经常在半圆形斜坡式的露天剧场中高声朗诵自己的作品,或在大街小巷里散发并朗诵作品。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经常向公众朗诵自己的诗作。至于文学沙龙,更是人们口头发表作品的场所。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即兴表演的战地文学作品,也是艺术创作者直接传播艺术作品的一种形式。除了作家本人,阅读者也可能成为传播者。阅读者欣赏了文艺作品,当与他人分享其体会与感受的时候,也就同时实施了一次文艺传播行为。#p#分页标题#e#

传播媒介的发展是影响和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如印刷业、出版业、广播、电视、展览场所的出现,为文艺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印刷传媒的文艺出版业,在历史上担当过文化创造的角色,它的职能已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传播现成的信息,它会主动地获取信息,并加以过滤,承担着孕育新知识诞生的功能。德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出版家S•费舍尔创立了S•费舍尔出版公司,它的指导思想就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运动,连续不断地推出有发展潜力的作家。当时欧洲的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霍普特曼、斯特林堡、托马斯•曼等都是在出版公司支持下将一代新文学思潮广泛传播出来的。同样,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业的密切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文学的一些大家,往往本身就是杂志的主编,或出版社的主持者。鲁迅先生借助于内山书店,培育了大批文学青年。旷新年曾在论及杂志与现代文学生产、传播的关系时这样说道:“文学杂志为文人活动和文学交流提供了便利。它不仅为文人创作提供了空间,而且文学杂志所构成的现代交流空间打破了以往文人酬唱的封闭‘圈子’。这也因此改变了文学创作本身以至文学批评的性质和方法。”[9](P26)他还分析了新书出版业与现代文学生产之间隐秘而内在的联系。当前各文艺出版公司更是着力于发现作家,培养作家,为作家寻觅读者,制造新的“文学市场”已日趋成为出版传媒的传播目标。出版社日益企业化、公司化、集团化,这为文学传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出版条件。一些出版社甚至不惜巨资,包下一些有潜力的作家,这已成为当前出版业的一个新流向。

传播论文篇2

对广播节目的网络传播效果进行评估的根本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新的传播环境中，重新审视衡量广播节目的传播效果，站在更为科学客观的立场，对既有的传统节目评估体系做必要的补充修订，以适应转变了的节目传播方式和方法；二是在传统媒体与网络融合的大潮中，通过在评估环节加入网络考核因子，切实促进广播与网络融合的力度，促进和鼓励创新，为适应未来媒体发展的趋势做充足准备。评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将有力促进采编播人员增强新媒体传播意识，加强相关技能的学习，站在全新的角度设计和策划节目，另一方面也将全面提升广播管理水平，激发管理人员从台、网两大角度考虑问题，促进传统平台和新传播渠道的共同发展。该考核体系主要评估广播节目在网络渠道中的传播及影响情况，广播节目在网络平台上的所有传播行为，如采编播人员的主动传播、网友的口碑传播以及多种形式的二次传播等都应该纳入考核范畴。

（二）评估层面及相关指标

考评广播节目的网络传播效果，需要对广播与网络融合的各个层面进行逐一分解，遍观节目在网络环境中的立体境态。总体来看，广播媒体的“台网互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实现网上视听。在线实时收听与点播回放收听是两种主要方式，目前大多数电台都已实现所有节目的在线直播和点播。根据收听渠道的不同，又可分为电脑端和手机移动互联网端两个出口。因为部分节目还有视频制作配合，所以网络收视指标也需考虑。二是网络互动。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传统博客、论坛的使用；二是即时通信、直播互动应用工具，早期是直播聊天室、QQ和MSN等即时聊天工具，现在发展为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延展性互动；三是移动客户端上的互动。网络互动一方面实现交流，另一方面也引发网友对节目的评论，由此产生广播节目与网络融合的第三个层面，即网民通过网络发表对节目的评价，形成网络舆论。四是节目利用网络进行营销推广，甚至产生经济利润。根据节目与网络的融合层面，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主要有四个维度体现：网络视听、网络互动、网络评价、网络创收，通过对这四方面情况的考察基本能够建构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的评估体系。

1．网络视听情况——网络视听率。网络视听率是指广播节目在网络上被点击收听（或收看）的有效次数，反映网民的主动收听（或收看）行为，是节目网络传播力的体现。根据收听收看方式的不同，具体又可分为网络实时视听率、网络点播视听率。体现广播节目网络视听率的具体指标主要有用户数、播放次数、播放时长三个指标，其中播放次数又包括总播放次数、有效播放次数。

2．网络互动情况——网民参与度。即网民关注节目板块、参与节目讨论、转发话题、引发互动的程度，反映节目在网络中的传播深度。根据不同的互动工具，可以设计不同的行为评估指标。以论坛为例，主题数是论坛上发起主题的数量，某种程度上体现论坛主题内容的丰富性；发帖数是论坛上跟帖和回帖的数量，某种程度上反映网民使用论坛的积极性，体现论坛的活跃程度。查看数是论坛中每个主题被网友点击查看的次数，某种程度上体现每个主题引发关注的程度；回复数是论坛每个主题被网友回复的次数，某种程度上体现每个主题引发讨论的热度。一般而言，一个广播节目的行为指标与网络影响力之间为正向相关，如论坛主题数、发帖量越多，查看数越大，回复数越高，其网络影响力越大。

3．网络评价情况——网络评价度。搜集网民通过网络发表的有关广播节目的评价、看法、建议，经过整理、量化，评判节目在网络中的影响力，主要包括正面、负面、中立三个角度。与网络互动情况不同，前者反映网民参与广播节目网络互动的热度，是网民介入节目网络传播流程的主动意识和行为体现，表明节目的网络人气；网络评价则是在此过程中网民流露出来的主观倾向，是网民对节目的主观意见集合。评估广播节目的网络评价情况需要使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通过对网民讨论内容的分析实现对网民态度和观点的甄别分析，再通过数理换算转化为一定的指数。以“正面评价度”指标为例，通过搜集网民对节目或相关载体（如主持人、话题等）表达了赞赏、喜爱等正面积极的态度倾向的留言、帖子、话题等，加以数理运算计算出正面态度在网民所有态度中的比例数值，以此类推，未对节目本身做正面表扬或负面批评，只是表达了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和表达了批评、不满等态度倾向，分别代表的中性评价度和负面评价度。

4．网络创收情况——网络经济价值。广播节目通过网络传播创造的经济价值，如广告投放、活动创收等。如节目因极具吸引力而被更多网民点击收听，拉动网络视听率的提升，从而吸引网络广告的投放；或某节目论坛因聚拢特定听众受到部分广告主的青睐。随着网络媒体资源的不断开发，部分节目将有能力通过吸引特定网民，形成高黏度的用户群，从而吸引企业的关注，节目的网络经济价值也将由此实现。

（三）数据来源及支撑

广播与网络的融合有两个维度体现：一是自发办网，建设广播网站或移动客户端；二是向外借力，寻求与其他社会网络媒体的合作。鉴于两种用网方式的存在，广播节目在使用网络资源时也存在内网、外网两种区别，因而在评判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时自然涉及广播网站和社会网站两类媒体，相关评估数据资料也存在两大渠道的区别。

1．自网数据采集。获取网站访问统计资料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在自己的网站服务器端或App客户端安装统计分析软件来进行网站流量监测；另一种是采用第三方提供的网站流量分析服务。两种方法各有利弊。目前，很多广播电台的网络部门通过自主研发软件、使用免费统计软件或者购买第三方公司数据的方式来监测自身网站和App客户端的数据。由于目前互联网存在大量的评估指标，而且多数指标的测量方法与解读并未形成业界公认的标准方法，所以一些电台往往购买多家公司的数据，不同来源的数据共同比对参考，全面衡量网站发展。

2．他网数据采集。首先，应该对节目使用社会网站或第三方客户端平台进行网络传播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调查，挑选有代表性的社会网站或客户端组成样本库后，通过与社会调查公司合作或与社会网站协商的方式，获取节目网络影响力的相关基础数据，如节目的新浪微电台数据、蜻蜓.fm数据等。

二、网络评估与传统评估的关系及应用

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评估体系与传统评估系统的关系存在三种可能：一是网络影响力与传统收听考核指标加权糅合，制定台网融合背景下的广播节目综合评估考核办法；二是网络影响力与传统收听考核指标各自独立，网络部分单独奖罚；三是维持现状，仅将网络影响力作为参考，不作为考核分支。

（一）三种方案的利弊分析

第一种方案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媒体发展的形势需要，将广播节目不同传播渠道的传播效力统一考虑，完全糅合，综合考量广播节目。这一方案带有探索性的创新，前提是广播节目与网络的融合已经比较普遍且充分，且网络影响力体系相对完善，获得较强可信度和认可度。但是，该方案的问题是：若将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指标与传统考核体系加权糅合，各自比重如何确立，怎么把两个完全不同的指标在不损失数据表现力的前提下换算组合，操作性如何保证，能否向被考核人员解释清楚等。同时，这种统计分析方法是否具备逻辑和统计学上的合理性值得考虑。因此，在目前台网融合尚未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将两套考核指标通过加权糅合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考评广播节目的时机尚不成熟。第二套方案的主旨思想是立足广播传统媒体属性，结合台网融合现状与趋势，在坚守舆论阵地、以传统考核为主的前提下，增加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体系，与传统考核系统下的各个分系统互不交叉，各自评价。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保持传统评估的优先性和独立性，总台和系列广播按照当前的评估办法继续原来的节目考核，并以此为依据对节目进行奖罚；在此前提下，结合本台节目与网融合的实际情况，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节目网络影响力考核办法”，将节目的网络传播单独进行考核奖罚。此举可能带来电台节目考核开支的增大，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节目的创新性发展，是值得的。第三种方案趋于保守，对当下广播节目借助网络扩大影响、吸引受众的行为不具有实质性的鼓励作用，也不适应台网融合向深度发展的大趋势，是本研究所不提倡的。

（二）网络评估的适用性

由于不同频率和节目的用网方式和程度不一，在制定考核标准时应体现差异性。如舆论宣传任务较重的新闻广播与娱乐文艺节目为主的音乐广播、文艺广播，由于目标受众具有明显的区隔性，同时各节目类型和定位也互不相同，等等。这些实际问题的存在应该给予充分考虑。应按照频率定位和节目类型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考核基准。

三、可能出现的问题及难点

建立科学的节目考评体系对客观评价广播节目、建立公正的奖惩机制以及促进频率规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网络影响力评估体系的提出对完善现有广播节目评估、促进广播运营机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目前广播与网络的融合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内容和形式的复杂性、传播方式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对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的考核也面临一系列难点，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据如何确保权威、科学

传统收听率调查领域，日记卡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业内标准较统一，调查手段和运作方式成熟。与之不同，互联网市场调查行业目前处在鱼龙混杂的阶段，数据产生过程也不相同，指标和定义也不统一，甚至术语使用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调查公司才能保证数据采集的科学准确，并保证权威，让被考核节目和人员信服，是摆在网络影响力考核体系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评估标准的确定

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估体系，所选取的指标一定要独立、有效、灵敏、可操作。本研究只是给出了广播节目网络影响力评估的基础设想，相关指标的细化、确立有待严格的讨论验证，尤其是不同指标的数理换算和权重确立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具体到每个指标，涉及评估标准的制定问题，如何确立一个考核的基准线、刻度线，这些具体问题也待商榷。

（三）评估对象的确定

考核对象的复杂性。广播节目在网络上的呈现有时是以节目名称为主体，有时是以主持人为主体，在网络考核时如何精准确定考核对象，避免不同对象之间的重合交叉，也是一大难题。此外，有的广播节目除了常规形态，还被剪辑成了其它的形式，如“听吧”里的短音频，这些节目形态的网络传播效果应作为原节目的网络影响力，还是单独考量，此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

（四）如何避免人为数据造假

与传统的广播收听不同，广播节目的网络影响力评估一旦出台，如何让被考核人员理性地认识该考核的意义，并通过制定合理的奖罚力度杜绝人为数据造假，也是很关键的问题。

（五）网络传播效果评估的普适性

广播节目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其考核的复杂性，目前广播媒体对于节目的考核就存在多主体、多标准的情况，这就对网络影响力评估的普适性提出了挑战。在媒体融合时代，广播频率和节目的不断调整、发展要求节目评价遵循“相对”和“发展”的原则。

传播论文篇3

一、传统文化特点及其现状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是我们祖先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体现在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诸子百家、琴棋书画、民间工艺等，无不昭示着华夏民族曾经的文明和强盛。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延续性强、民族特色鲜明、内涵博大精深等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不能随意娱乐化、肤浅化。在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传统文化却渐渐淹没在快餐文化疯狂的包围下。

面对本该引以为豪的五千年文明史，本该深入每个国民灵魂的传统文化，我们却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正是因为对文化的普及工作不到位。一句传统，多少距离，请不要将历史沉淀的那些优秀传统文化装在那个叫做历史的匣子里。

二、以《百家讲坛》为例思考传统文化传播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不力、普及不广的现实，政府、主流媒体也担负起了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2001年中央科教频道开播的《百家讲坛》是一档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栏目，易中天《品三国》和于丹《说论语》等节目的热播也掀起了“国学热”和“论语热”。《百家讲坛》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在当代的一个缩影，在传统文化传播的阵地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百家讲坛》刚开播时收视率异常惨淡，甚至为零。其后清宫戏的热播使得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一炮走红。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易中天品三国、马瑞芳讲《聊斋》，再到于丹的《心得》，《百家讲坛》涌现了很多知识渊博，专业功底深厚的学者。他们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学术，将正史、野史、古今中外经典言论以及自己独到的见解讲授给观众。

其成功处首先在于《百家讲坛》抓住了大众文化需求不断提高的时机。21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在物质层面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百家讲坛》应运而生。

其次，以电视媒体传播的方式很成功。信息化时代的文化传播必须采用现代化方式，如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介。通过一对多的方式突破传统课堂模式，一个讲师面对成万上亿的观众，庞大的受众数量能高效快速的将一种文化观点传播到千家万户，并由此将传统文化植入大众思维，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

再者前期内容充实、质量很高，专家学者深谙电视媒体之道，既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又能正确把握专业知识与大众文化修养之间的差距。从曲高和寡的学术讲坛到接地气的内容形式，《百家讲坛》涌现出大批专家学者将传统文化推入大众视野。讲师们深入浅出地进行学术讲解，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转化成大众能接受的内容。

随着节目的发展，《百家讲坛》也开始呈现出一些弊端。任何电视栏目的开展都以收视率为支撑点，《百家讲坛》也不例外。它的节目选题渐渐狭窄，最后因收视率下降提出放弃“百科全书”，重点强化人文类节目专题，使《百家讲坛》的题材局限于文史一家。同时《百家讲坛》后期在选人和节目制作方面没有严格把关，所选讲师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专业知识底蕴不够深厚，有的甚至曲解历史、主观臆造，内容琐碎肤浅，与《百家讲坛》学术色彩浓厚的定位相悖。再者，其后期制作模式缺乏创新，发展后劲不足。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要有可以扎根的土壤，必须激发大众的兴趣并引导其探索研究。可自易中天《品三国》以来，许多后来者便纷纷套用其讲史模式，长期以来形成了“八股文”式的套路，以致节目质量日趋下滑，使得人们审美疲劳，观众流失量大。

三、让知识可感，让思想可触

历史是一个民族延续与发展的灵魂，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灵魂的精髓。过去，现在与未来一脉相承，历史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要鲜活的病态，也不要僵尸的历史，而是要实在的、有意义的、可知可感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要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那么，传统文化究竟应该如何传播呢？

首先，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明之中。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与时俱进，赋予传统文化新生。我们要拥有历史的眼光，兼具国际视野，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阐释。如易中天《品三国》用通俗的语言解读历史，为受众的理解认识提供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

其次，加强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度与普及广度。凡一国文明，本国定会有许多专业或非专业人士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普及广度即增加文化的认可度，只有让文化具有生命力，才能让每一个国人充满民族自豪感并将其发扬光大。通过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介或手机报等形式，让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文化消费者普遍联系，更好地向大众普及传统文化。还应从小学教育开始开设国学课程，营造一种诵读经典的氛围。

最后，政府的决策是社会发展的导向，政府将文化建设尤其是对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并将发扬传统文化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国人的共识。教育是立国之本，传统文化传播也要“从娃娃抓起”。在文化建设中加大科研投入，让中国拥有更大的专业学术的人才力量。同时，社会主流媒体对公众和历史负责并进行正确引导，弘扬正确先进的价值观与文化观。此外，社会成员也要自觉担负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大众传媒，都应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四、小结

《百家讲坛》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传统意味着历史，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定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传统文化的传播是一个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我们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专业的精神对待，不断继承发展。同时又不能离开社会群体孤立创造，孤芳自赏。只有让更多人关注传统文化，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历史，保护好中华的灵魂，才能让子孙后代为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感到光荣并不断的传承发展。

项目来源：西华大学“西华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项目

参考文献

[1] 陈啸.《百家讲坛》步入衰退期的表现及产生原因[J].科海故事博览.科技创新.2012年7期

传播论文篇4

一、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的规律导致传媒在风险传播时“迟到”

现代新闻传播的理论告诉我们，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不是对未来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传媒实践中也不乏预测性的报道，例如预测彗星相撞，月食，雪灾等；另一类就是新闻策划，提前对即将发生的新闻进行超前设置等。那么这些看似“超前”的新闻传播是否违背了新闻的时间界定呢？下面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逐一论证。

1.新闻事实的先发性

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新闻的本质还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新闻事实的存在是新闻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新闻事实的存在就没有新闻。如果没有新闻事实存在而出现了新闻，那么，这样的新闻就是假新闻。而且新闻事实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的生活事实，而是必须能够复制的原生态的事实，即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否则就不是新闻事实。这就要求新闻的时间必须是“过去时或现在时”。其次，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必要条件。新闻真实只能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而不是对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对于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我们也只能够预测其基本的趋势而不能具体描绘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具体细节，甚至将来的新闻事实在发生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此报道现在还未发生的新闻事实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最后，新闻的客观性也要求新闻事实在先新闻传播在后。“就内容而言，新闻传播的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上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事实。这种事实是一种实在物，是经过变动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产物，或是正在变动过程中的事物，以及变化的各种状态。”③而对于将来发生的事实，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在其还未发生以前，还不是新闻上的客观，而是理论上、推理上、逻辑上的客观，而不是新闻事实上的客观。④

2.预测性报道的事实先发性

预测彗星相撞、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等等，这是不是新闻事实未发生而进行了新闻传播？这对于风险是不是也适合？这些现象实质上是以未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形式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一种报道手段。表面上看，是在报道未来的新闻事实而实质上则是在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天气报道，天气的报道实质上是报道已经出现的天气变化还在继续的趋势，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时间上看，今天它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正在发生或延续，但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间段而言，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跨越了这两个时间段。新闻传播只能在今天报道将要在明天“发生”的今天的新闻事实。作为新闻而言，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存在，但是作为这些新闻事实的过程还不足以构成新闻，恰恰这些一般事实的集合才能成为一个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事实出现的“明天的报道”实质上是对今天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化”。由于风险发生的隐蔽性、不确定性，争议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很少关注已经发生的风险因子或熟视无睹暂且还不能称之为新闻事实的事实。这样一来，风险几乎不在新闻传媒的视野之内。

3.新闻策划的事实先发性

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而言，今天发生的一般事实只是具有相关新闻价值或者说具诱导新闻价值。新闻策划是为已经注定是新闻的新闻事实（人为规定的新闻）而存在的准新闻事实。本质上讲，还是新闻事实发生在先新闻传播在后而不是相反。新闻策划实质上是为明天策划今天的新闻事实，而不是策划明天的新闻事实。例如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以中央电视台为主各大新闻传媒都在组织、安排、策划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在火炬即将走过的路线上相关国家人民为此作的准备和对此的各种不同心态等等。风险传播与一般的新闻事实相比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具有隐蔽性，表面的合理性，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性等等，这就使得风险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因此，风险在绝大多数时候总是在其发生时才会被传媒注意，很少有风险策划和风险预测的传播先例。

风险传播与一般新闻事实传播在后果上有本质不同。一般新闻事实在被传播后可以使受众了解身边的环境变化、获得最新信息，为更好认识、改造世界提供现实基础。人们在看到、听到新闻后能够调整策略、挽回损失、趋利避害，但是对于风险传播而言，由于风险的毁灭性后果，风险属于“一次性机会”，风险一旦发生，传播就失去本质意义。2003年SARS发生以前，为什么没有一家传媒传播人们饮食习惯（吃各种动物，即使不能吃也不该吃）对人类生存、健康的危害性，而仅仅是把它作娱乐新闻？但是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SARS的病因是因为人们长期特殊的“美食”嗜好造成病毒畸变而致。人们不禁反思，在人们患上“非典”以前，传媒为什么没有预警而是在风险转化为危机、灾难的时候开始“报警”。对风险而言，“报警”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应付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有时表明了一种不仅仅是可能性的受惊吓的人性，不过是一个暂时被搁置的事实。危险的一次证实就将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而这就是积极地将预期中的威胁转化为具体的威胁的理由。”⑤我们需要传媒将预期中的风险提前传播、转化为现实意识中的风险，而不是对风险进行事后传播，尽管这样的传播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对受到风险威胁的人类而言，传媒的传播“迟到”了。

二、风险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的矛盾导致传媒传播风险的“质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风险仅仅只存在“量变”，风险无时不刻都存在着局部的“质变”，而是说风险在发生“质变”的过程中，是以细微的、不易被常人觉察的方式发生的；由于传媒自身的特殊规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会关注正在由量变超过“度”进而转入“质变”的风险。风险引起传媒关注的唯一新闻价值就是风险的“显著性”。风险不仅仅是生态风险、健康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娱乐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因此风险“显著性”表现方式也是各有差异。陈冠西“艳照门”事件就是以娱乐形式演化而来的道德风险，传播这些事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想冲击、挑衅、对抗中国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伦理。2008年3月31日东航18架飞机集体罢飞事件就是对社会劳资关系风险预警的一个信号。不管风险的“显著性”以怎样的方式体现，传媒关注风险的惟一原因就是风险的“质变”。

1.潜在性：风险被忽略的根本原因

风险的本质就决定了风险除了“显著性”（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新闻价值，风险不存在新鲜性、娱乐性、趣味性、接近性（接近性是指风险转化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未发生以前，风险本身是未知的，就无所谓接近性了）。

(1)“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⑥风险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自身，但是公众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给自身带来怎样的风险，风险一开始就带有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大众是认可的。风险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当人们不约而同地以GDP作为社会发展唯一指标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经济腾飞会带来巨大的环境、资源、健康、生态等风险。人们关注的是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即使考虑到了，但是经过权衡，认为风险还是比获得的利益小，没有考虑无数“可以承受”的小风险随着时间的积累会酿成大风险，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

(2)风险是隐蔽的。这里有两层含义：认识风险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有时即使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无法明确判断，这是风险日趋明显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风险更加无法预测，甚至风险的知识已经超出了现有科学技术本身。风险的发展速度和“裂变”方式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技术、体制、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是对最发达科技的挑战，是建立在最发达的科技基础之上的“反科技”。即使是平常的风险，也已经超出了人体感官的感知域限，不是靠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需要一定的高科技手段，有时甚至还需要国际卫生组织的通力合作。

(3)风险是建构的，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直接正相关。实质上，风险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与风险相关的政治权力体系和权力机制。尽管事实上某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和征兆的确是一种巨大的风险，但是由于风险所处的国家、政治、阶级的权力体系不赞同或不认可，就无法获得“风险许可”，就无法纳入政府的“风险机制”。这种风险就有可能被暂时或者长期置之度外，无法获得风险身份认同和合法风险地位，也就谈不上什么规避和预警风险。

(4)风险是不确定的。风险是人感知、判断、应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方式，它只是预示了一种危机、灾难的可能性。风险表现的方式千差万别，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暴露，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也可能在那个地方爆发，或者以这样的方式演变，或者以那样的状态转化，甚至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出现等等。正因为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忽视和松懈，风险也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风险常常是以“风险碎片”、“风险马赛克”方式呈现，很难呈现完整的风险。2.“显著性”：传媒无视风险的天然屏障

(1)选择信息是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⑦世界上每时每刻无不发生着不可胜数的变化，传媒的种类和数量再多，传媒科技如何发达，都无法穷尽世界上的事实。

因此传媒必然会依据一定的标准选择信息，而不是有闻必录；受众的时间、精力有限，兴趣和需求各异，也不会更不可能有闻必看，有闻必听，他们总是选择自己需要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2)新闻价值规律的作用。新闻价值规律是传媒选择新闻的普遍规律，指传媒选择新闻时要依据新闻事实的基本要素进行辨别和判断，即实效性，新鲜性、重要性、趣味性、显著性等等。⑧风险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传媒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全部传播，传媒只会关注风险“质变”的那一瞬间的事实状态，把这一瞬间的事实状态呈现给受众。但是对于风险而言，“质变”这一刻就是风险发生之时，风险就转化为危机或者灾难，此时传媒已经失去了预警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报警而已。

其实，在理论上讲，传媒总是走在风险的后面，始终是“迟到”的哨兵。风险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量变的积聚过程，风险的产生是一个“蝴蝶效应”。

在风险产生的过程中，传媒并不会太关注。因为这个过程对传媒而言，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至少在形态上，在量上不足以引起传媒的重视，因此就不能成为新闻。反之，风险一旦成为新闻的时候，报道风险对人类来说，就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和传媒在关注点上是不重合的，始终有“时差”存在。风险形成的过程不会引起传媒的重视，反之，当风险受到传媒重视的时候，风险已经发生。

三、传媒的自身特性导致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失真与风险扩散

1.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并不专业

风险的特征决定了传媒进行风险传播时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风险总是与现代化的高科技形影相随，现代技术的尖端化、知识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征同时也决定了风险的专业性特征。发现、识别和规避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需要相关方面的专门性人才，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否则根本无法识别风险。传媒在传播风险时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国外学者就曾指出，风险通过大众使传媒已经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风险感知，这种被形塑的风险感知，必然引发造成一系列文化和经济后果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同时，传媒有时夸大较小的风险，而在另外的报道中传媒又忽视严重的风险。

2.传媒的大众化、时效性特征限制了传媒对风险的深入破译

传媒面对的受众是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的，要想扩大发行量、收听（视）率、点击率，就需要尽可能把很多复杂、深刻的新闻事实形象化、简单化，做到深入浅出，否则受众就无法解码新闻信息，为了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信息，就需要使复杂的新闻信息尽可能简单化，但是风险信息本身的复杂特征、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就必然使得本身对风险传播不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风险的信息失真，增加风险量级，扩散风险。很多传媒都没有风险传播的专业记者，即使有也没有受过风险传播的严格培训，一旦风险发生，基本上就是用新闻的常规操作模式处理风险信息。这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风险传播失真的必然性。2007年3月13日《信息时报》以《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为题报道了香蕉致癌事件，一时使得海南香蕉大量积压、腐烂，大批蕉农背景离乡，给当地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一时引起社会恐慌。这就是传媒对风险的非专业性解读制造风险的经典案例。传媒的这种无意识制造、扩散风险的行为在风险传播中相当普遍。

3.传媒的生态环境限制了传媒深入地认识风险。

首先，传媒不是天生的超然中立派，总是归属于一定的政治、阶级和团体，在传播风险时，传媒会本能回避对自身不利因素。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传媒制造社会危机感；二是传媒为了自身效益，掩盖、淡化风险。新闻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任何国家政治生态必然的一部分，除了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确实需要依法保护的秘密信息以外，但很多国家、政府、部门，都存在着一种信息潜规则——尽量隐瞒、延缓风险信息或者虚假公布风险信息，避免本届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政治风险，反而加大了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提高了风险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毁损程度，人为增加风险治理成本。固然，政府对有关风险信息的传播采取审核、把关、控制的措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科学解读风险，减少风险的负传播，但是从部分人的政治利益出发，盲目管制和控制传媒对风险的传播，也会提高风险扩散的“加速度”，形成风险传播的反“马太效应”，增加风险治理成本，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导致了风险扩散。地方政府控制风险信息传播的另一做法就是让传媒“报喜不报忧”。即不及时传播风险的正面、客观信息，而是从侧面对风险的治理信息，认为受众抗击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需要弱化、分解、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安慰公众”。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相反还会使风险扩散，使不知情的受众心理更加恐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的堵塞、不畅，或者风险信息的屏蔽，不仅不会遮盖、减缓、阻止风险的扩散，而且还会制造“连锁风险”——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国，传媒应对风险传播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和进步。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在随后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传媒既在第一时间报道党和政府如何抗震救灾的过程，也正面全方位报道了受灾范围、受灾程度、人员、财产损失、灾难发生原因等内容，让受众全面了解风险信息，较好地避免了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传媒及时、公开的报道赢得人民与世界的广泛赞誉。

注释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第34页。

杨保军：《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传播论文篇5

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表明了国际视野对中原文化“中”之特性的普遍体认，也昭示了对内包容、对外开放的中原人文精神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中原人文精神之“中”，更体现在它对异质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改造功能，以及它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上。“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集团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文化传统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丰富了中原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可以归纳为八点，即：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念。这八点今天已作为普遍价值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其根源处，这些价值观却是中原农业文明的孕育和滋生的结果。其中，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农业劳动而形成的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则是乡居者围绕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协调利益关系必须持守的原则。同时，中原地区形成的国家形态，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特征。国家观念上的反分重合，是农业民族重视家族血缘、社群和谐的自然延伸。而所谓的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其前提也是因为土地首先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有了人不断扩张其实践力的变量。

“商”文化传统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商代都城的遗址，1955年发现并开始发掘，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朝人擅长贸易，“商人”称呼即来源于此。由此可见，郑州正是商业文明的起源地，也因此留下了商业文明的诸多佳话，如“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就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也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四百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顶层设计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要对中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必须把握好中原文化传播的指导方针、基本内容和实现路径，具体来讲，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提炼关联文化元素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因此需要对丰富的中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中提炼出那些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体现当地文化整体风貌的优秀文化。因此，应按照地缘相连、文化特质相同、历史阶段相近、外在形象相似等原则进行顶层设计，对中原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分类，通过提炼关联的文化元素，聚焦品牌的核心元素，彰显中原文化的整体魅力。

（二）确定中原文化传播主题

根据上文对中原文化传统的提炼，可归纳出四大中原文化传播主题：第一，依托新郑黄帝故里、始祖山、拜祖大典、炎黄文化节等核心元素，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指向，策划“叩祖寻根”文化主题，弘扬源远流长、团结统一的爱国精神；第二，依托“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嵩山自然人文景观等核心元素，体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指向，策划“天地探中”文化主题，弘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和创新精神；第三，依托裴李岗遗址、大河村遗址等核心元素，体现自然和谐，内敛自足、低碳环保的指向，策划“重农兴邦”文化主题，弘扬顺应自然、和谐共处的和谐精神；第四，依托商城遗址、康百万庄园、现代城市商业等核心元素，策划“商道在豫”文化主题，体现诚、信、义、恕、让的指向，弘扬艰苦创业、开放进取的创业精神。

（三）选择有效的传播路径

文化传播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发挥文化的渗透力，使文化具备更广泛的大众基础和更强的影响力，使之具有持续性。纵观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化传播主要通过商贸活动、人口迁徙、教育等途径进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逐渐成为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正根”“正道”“正宗”“正统”，对其进行弘扬传播就要切实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原文化传播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中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按照以上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总体设计，中原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一）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以文化宣传部门为主体，统一部署，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宣传中原文化的魅力和神韵。首先，通过举办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推介宣传活动，利用全国各地的文化场所和国内主流媒体充分展示中原文化，提升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如继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举办“中原文化周”“中原文化行”等大型活动。其次，在河南省境内举行全国或国际性质的展览和演艺活动，如大型文艺晚会、戏剧戏曲演出、图书节、书画摄影展等，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为河南作为中原文化核心区域的形象造势，形成一个关注中原文化、学习中原文化、研讨中原文化的热潮。

再次，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为中原文化的宣传与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组织保障，把中原文化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长期工程，每年都应当确定一个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推广主题，有系统地推广中原文化。要围绕推介活动主题，以新的思路、新的国际视野、新的科技能力、新的文化传播载体，以开放的姿态与心胸，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和资源优势，设计丰富多彩的推广活动，搭建交流的平台和对外文化营销的渠道，使民众能够系统地了解中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髓内容”。

（二）充分利用媒体媒介，扩大宣传范围

动用一切可利用的各种媒体，实现跨媒体联动宣传。借助出版传媒，出版中原文化系列丛书，以中原文化为主题参加各类书博会和图书展。借助新闻传媒进行中原文化同一主题的文字版、音频版、视频版同步报道。借助影视媒体，推出以中原文化为内容的影视作品和动漫作品。借助新兴媒体，在门户网站上开设“文化中原网上巡礼”大型专题，不断更新有关栏目之下的音视频、图片、文字等。通过专业机构设计研发“中原文化”智能手机终端应用软件，实现“中原文化尽在掌中”。拍摄中原文化系列电视纪录片，在电视台、电台网站同步播出，同时通过网站提供下载，通过报纸刊登解说词、编创人员创作体会和观众的观后感，全方位宣传中原文化。

（三）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品牌经济时代的品牌效应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一个文艺巨星、一部精品佳作的市场号召力和现实影响力，是一般的数量叠加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原文化的有效传播离不开名人名作的精品化。

首先，整合资源，有计划地宣传河南名人，可以利用系列丛书、电视系列片等打造河南名片，通过他们的成就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次，加大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大量民间文化艺人、非物质遗产文化传承人、文化专业人士，抓紧培养、推介具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编辑、记者、主持人、出版家、创意家、文化经纪人等，通过他们的创造加工，不断把各种优秀的文化资源加工整合成具有较高附加值、较高艺术含量的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的推销和推广中传播中原文化。

再次，借助优秀人才的聚合和综合优势的发挥，推出更多代表中原形象、风貌和精神的各类文化精品，创作出值得人们永久记忆的文化力作。加强对文化品牌精品力作的宣传推广，运用各种媒体、公共文化场所等传播渠道，开辟专门频道、版面、场地，展演、展映、展播、展览中原文化的精品力作。组织文化学专家在电视台推出系列讲座，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全面、系统、生动地讲解中原文化。重视把传播中原文化和人民现代文化生活密切结合，用底蕴深厚的中原文化引领百姓的文化消费，如旅游、度假、健身等。

传播论文篇6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page_break]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page_break]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

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

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

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

传播论文篇7

“百花齐放，百家争艳”是艺术创作活动中最总要的特征之一，在当今的音乐发展中，各种风格流派，题材内容，各色各异，五彩斑斓，体现了音乐海洋的博大精深和广袤，而一个健康的传播和发展渠道务必要求者高质量、高品质、高水平的竞争之路。合理健康的竞争则会使音乐艺术中最优秀的品质来装扮我们的社会家园，优秀进步的音乐作品将会给整个社会创造出一个温馨和谐的环境。如今音乐的传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形式闯入人们的生活和视野，其中的艺术修养水平参差不齐，多数出于经济目的和其他目的，因此，在当今的各种竞争过程中出现了不公平和竞争结果不尽人意，音乐审美标准丧失，审美只为作秀的的扭曲现象，那么此时的音乐评论就要始终保持纯洁与自主，洞察一切竞争活动的某些非艺术动机的行为，为此竭力的发言、说话。

三、音乐评论是传播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舆论手段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于对本民族音乐文化传统的发展和传承，而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国外的某些技术成分，使之于本民族的因素相融合而成为本民族富裕时代特色的创造，才是一种科学的创造态度。音乐评论家在审视音乐家的创作和实践中，别具慧眼的发现他们在传承和发展创造中中西结合的闪光点。在音乐评论中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避免僵化、保守、和虚无主义的西化外国化。音乐评论家在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建设中，竭力的高呼呐喊，为了弘扬民族音乐文的正气之音。

四、音乐评论是使一切音乐现象公平公正的天平

在音乐研究、音乐教育、音乐科技、音乐社团组织活动等的音乐创作表演和传播活动的评价及其历史现象中，音乐思潮和预测的分析研究，使得音乐评论可以从局部扩展到全面，微观走向宏观，各自趋近群体。它是音乐文化发展领域中无所不及的价值评判天平，洞察体验一切音乐现象，引导相应的社会群体从中直接或者间接的受到利益。科学的音乐评论具有检查各类音乐社会活动和社会音乐现象的功能，包括其中的现象行为和动机，行为的道德，行为的规范，行为的方式方法。

传播论文篇8

但据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记载“公元550年左右，天使出现在阿兰人的主教喀喇都斯特面前，要他向众多的拜占庭俘虏和突厥人传教，给他们洗礼、发圣餐，在传教士的帮助下，这部分突厥人学会了书写，不久，另一位老练的亚美尼亚主教又教会了他们种植。”又据沙畹《西突厥史料》中记载“景教在公元561年时已传播到索格底亚那的突厥人当中。”此段可以看出，在公元六世纪中叶，景教已经传入西域并已有一部分的信徒。从考古发现，高昌故地出土有叙利亚语、粟特语、中波斯语和突厥语书写的景教福音书和教论，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经典是公元六世纪中叶的字体。从文中我们知道在公元六世纪中期，在中国的西域地区已经有景教的传播，并且影响很大。因此，推出景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时间大致在公元六世纪中期到公元635年之间。

景教在此时间段里传入中国既有教士们的宗教热情，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和机遇。首先，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是景教传播的最好媒介。景教向东传播的路线，正是自汉代以来东西间繁荣的商道———丝绸之路。通过这些商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运到西域各国甚至远至罗马，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而印度、波斯、叙利亚等地的黄金、香料、宝石及许多珍稀物产也运到中国，成为中国人追求的对象。因此，丝绸之路贸易成为中亚商人获取巨额利润的途径，他们“利之所在，无所不在”。当时景教徒在中国的活动同西域前来长安经商的胡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在长安建有景教寺院两所，一是贞观十二年(638)太宗在义宁坊街东之北为波斯胡僧阿罗本建立的波斯寺，一是仪风二年高宗应波斯王卑斯王之请求在醴泉坊街角之东建立的波斯寺。这两所景寺都在长安街西部，距当时的商业中心“西市”不远。

而据向达先生考证，唐代西域各地胡人“在城西者甚多，而贾胡则似多于西市”。据此，长安景教徒中应有许多是西域商人及其后裔，这些来经商的胡人，他们大多数是粟特人，而粟特人历来是以经商著名的。史称其“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粟特人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充当中西商道上贸易的中介人，这些粟特人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关系。“公元564年，粟特等国遣使到北周朝贡，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葱岭以西的康国、安国、石国、钹汗、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穆国等，都遣使朝贡。”

这仅是官方往来，民间的往来显然比较多。而在公元6世纪时，西域就有了景教徒，他们的这种信仰必然会随着经济贸易而东渐，进而影响河西走廊。贞观年间，西域、中亚、波斯诸胡商纷纷来居凉州贸易。肃宗时“武威有7城，胡家聚居5城，聚居6万”。玄奘西行取经亲眼见到凉州在丝绸之路上的繁华景象，盛赞不已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唐代诗人岑参盛赞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儿半解弹琵琶”。元稹也说“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拓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河西走廊人口达19万，唐王朝从河西收购粮食达371000千余石，竟占全国粮食的33%。可以看出河西走廊的富庶。自此以后，武威在丝绸之路上显然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商镇:“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人富。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六十万匹。”而作为河西的另一个商镇的敦煌，也成为河西走廊的商业中心。“都会未及沙州，繁富大出于陇右”。据《沙州图经》记载:仅敦煌周围就有21个驿站，而这些驿站主要是接待中外纳贡的商旅。在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一处胡商聚集区“兴胡泊”。这些都是外商在河西走廊的贸易活动，其中便有大量的波斯商人到中国来做生意，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就是景教徒。从叙利亚、波斯到中国，一路上凡是景教徒所集聚的地方，大都是东西往来贸易的通道，这些景教徒中有些是纯粹的商人，他们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就是经商，追逐利润，附带的从事一些宗教活动。而另外一些虽是宣传者，东来的目的虽是传教，但出于生活的需要，也不得不从事一些经济活动。因此，从事商业活动是景教徒的特点。他们在贸易的同时也不断宣传他们的。可见景教徒他们是以经商为目的的而进入河西。虽然他们的目的是经商贸易，但他们的的传播的范围却超过了他们预期的估量，“法流十道，国福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在“寺满百城”这其中必然有河西走廊的武威，因为武威离长安最近，而且又是商贸中心。这些景教徒随着波斯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经商贸易，有的定居河西，娶妻生子，他们势必在家中做宗教仪式，过宗教生活，影响所及，他们的妻儿、亲邻耳濡目染，也有信仰景教的，而在河西走廊的别的地方，由于各种不明的原因，景教徒也定居，同样过着宗教生活。粟特人以经商为目的，沿着河西走廊把景教传入长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河西走廊景教徒是以经商为大背景来传播他们的。

景教初传入河西，受到各种宗教和思想的排斥，它能否扎根于河西，就要看它的影响和势力了。景教是属于西方的宗教，佛教是属于东方的宗教，但是两者传入中国后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中国宗教史上看，凡是外来宗教在中国扎根、传播，都面临着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即外来的宗教怎样与中国现实结合，或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佛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依附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最终成为中国大地最有势力的宗教之一。

景教初传入河西走廊，同样也面临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它要在河西走廊传播并产生影响，首先要取得立足才行。此时，景教徒看到佛教一方面是外来宗教，另一方面佛教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平民都对其熟知和了解。因此，决定了景教传入河西走廊所必须采用的方式和所走的路与佛教初传中国一样。当然，景教也吸收了儒家思想和道教的内容，而这一点在20世纪甘肃敦煌的石室中发现的7部有关唐朝的经卷和唐朝的绘画上有明确的反映。这7部景教文献是:《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志玄安乐经》、《三威蒙度赞》、《尊经》。其中《尊经》载“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530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旨。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30部。卷余大数具在贝叶皮夹，犹未翻译。”

传播论文篇9

一、人际传播的内涵

美国消费心理学家莱维奇(Lavidge)和斯坦纳(Steiner)指出，广告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经历了三个过程:认知、情绪和意志过程。消费者是在逐步积累对广告产品的印象基础上发生态度变化，然后才接受直到最后的购买行动。因此，仅仅通过大众媒介来实现这个转变过程是很困难。李彬教授认为，大众传播的落脚点在于人际传播，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核心。一切其他类型的传播活动包括大众传播，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人际传播，服务于人际传播，都是人际传播的延伸形式或扩展形式。

人际传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活动。因此，人际传播的目的是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为了从他人处获取回报”，而关系双方的传递符号的选择，“也是由于人们期望他们能起到某种作用”。那么，人际传播方式就具备了一定的可信度，从而促进了双方交换的顺利进行。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比较，人际传播具有交流更直接、反馈更及时的优势。

二、人际传播特点和优势

人际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同大众传播相比较，它具有自己的特点:

1、人际传播的渠道多而灵活。传播者可以使用语言、表情、眼神、动作等多种渠道传达信息;同样，受传者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来接收信息。

2、人际传播的信息更为丰富和复杂。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多种渠道和多种手段的配合，会形成特殊的传播语境，这种特殊的语境会产生新的意义。不同的环境下，就造成了即使相同的信息，传播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

3、人际传播的互动性高，双向性强，反馈及时。双方的信息授受以一来一往的形式进行，传播者与受传者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相互交换着角色，每一方都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把握自己的传播角色和效果，并相应地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使用其他的传播方法。

4、人际传播属于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它主要是建立在自愿和合意基础上进行沟通，是一种相对自由和平等的传播活动。

5、人际传播中，传受双方的目的性、主动性强。在2007年，由上海新生代市场研究公司与i-merge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表示，如果希望进一步了解某品牌信息，他们会选择询问用过该品牌的朋友。而其中“亲友推荐”是影响购买决策的最重要因素。如图

三、利用人际传播来增加广告效果

1、员工效应

人际传播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基于这点，企业可以将员工看作是广告传播的主体，将企业的产品情况和广告计划及时告知员工，教育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推销企业的产品和形象，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维系品牌与消费者之间良好的关系。例如一个企业拥有500名员工，假设一名员工有5名亲戚朋友，如果每一名员工对其周围的亲戚朋友都进行了有效的劝服，那么企业无形中就拥有了2500名潜在消费者。一旦他们产生了相关需求，就极有可能认购这一企业的产品。

2、事件营谁肖

重大的活动和事件具有极其巨大新闻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企业可以抓住这些社会热点，策划和运作相关的广告活动，从而引起消费者对企业高度关注，这就有可能形成二次人际传播。比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点火仪式，举世注目。李宁利用这一重大事件，在第一时间里引起了广泛关注，迅速提高了知名度，使得品牌价值有了很大提升。当然，策划和运作事件营销要十分注意把握适当的度，注意寻找事件和广告的联结点，否则适得其反。

3、意见领袖

著名的传播学者拉扎斯费尔德认为，来自大众传媒的信息，首先是传播给了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然后由他们转达给相对被动的大众。模式如下:大众传媒、意见领袖叶意见跟随者。意见领袖与被影响者一般处于平等的关系，他们不一定非要是大人物或领导。他们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所熟悉的很多普通人，如亲戚、朋友、邻居、同事等等。意见领袖在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和说服力影响，企业可以利用这一点，在广告的传播活动中，找出目标消费者中的意见领袖，并通过他们对其他消费者施加影响，这样就能利用人际传播的扩散效应，加强广告效果的到达。

4、群体影响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群体对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影响包括价值、信息、规范，规范即社会认同。群体影响受众接触的事物，也能影响受众的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在广告传播过程中，群体主要包括家庭、朋友和正式社会群体。

在消费调查中，有62%的消费者表示，如果使用了某品牌的产品非常满意，他们肯定会向亲友推荐该品牌;而如果使用了某品牌的产品非常不满意，有56%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一定会向亲友抱怨该品牌。总的来看，消费者在有使用经历的情况下谈论品牌的可能性远大于他们仅仅是因为市场口碑而去谈论品牌的情况。

5、顾客体验

在营销终端，销售人员的服务态度、专业知识和业务素质都会直接影响舞者对产品的认知，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许多产品纷纷设立品牌专卖店，除了有统一的CI标识之外，还对员工的着装、语言、行为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标准化的人际传播，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专营店销售人员与消费者之间良好的人际沟通就是能否使得交易成功的关键。同时，这种面对面的人际接触也加深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是消费者比较立体地、全面地了解品牌的重要触点。

6、口碑营梢

美国西北大学舒尔兹教授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中指出，在营销可控因素中，产品、订货、通路等是可以被竞争者仿效甚至超越的，唯独产品的品牌价值难以替代。而产品的品牌价值与消费者的认可程度有关，即消费者是如何看待企业产品的品牌。在现实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更多地受到口碑信息影响。美国动机研究事务所在研究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动机后发现，许多消费者认为，促成其购买特定商品的主要原因是商品的质量，而消费者购前对该商品质量的了解主要源于亲朋好友的口碑信息。因此，现有的整合营销传播方式应更多地建立在口碑传播的基础之上，才能激发受者的主动性。消费者一旦感知到决策风险就会产生获取口碑信息的欲望并产生主动搜寻口碑信息的行为。

7、人肉搜索

网络传播的力量无比强大。论坛、博客、播客、闪客等等这些之中都充满着老百姓对事物的看法及互动交流。引导网络形成对产品、品牌正面的效果十分重要，也需要万分谨慎。你是否还记得“雅阁女”颐指气使的叫嚣，"iPhoneGirl”青春甜美的微笑，加多宝在贩灾晚会上的亿元捐款。这些事件都曾经占据过我们的眼球。那么。你看得出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事情背后的共同点吗?是的，他们都曾经被广大网民热心的“人肉搜索”过。也都曾被证明其实是一场网络营销的炒作。

传播论文篇10

2006年10月17日，据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披露：近些年来，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国已与70多个国家签订含有中医药条款的卫生合作协议，另外还签订20个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与42个国家和地区及世界卫生组织开展274项中医药合作项目。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外中医医疗(针灸)机构达5万多所，针灸师超过10万人，注册中医师超过2万人，每年约有30%的当地人、超过70%的华人接受中医药保健治疗。中药作为中国传统出口的主要产品，出口总额呈不断上升趋势，2005年达到8.2亿美元。目前英国约有中医诊所3000多家，每年约有250万人采用中草药、按摩、针灸等传统的中医疗法。法国有中医诊所2600余家，有针灸师8000人左右。荷兰有中医诊所1500多家，接受针灸治疗的人数约占荷兰总人口的15%。美国有中草药专营公司400余家，每年有100多万人接受中医针灸疗法。中医教育和学术活动也发展迅速，世界上至少有40个国家开设了中医针灸学校。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关注中医药，在与我国卫生部的双边合作协议中，有50多个协议含有中医药合作内容。

然而另一方面，我国中药出口创汇最高的1995年，出口贸易额达7.7亿美元，当时世界天然药市场约为150亿美元，约占市场份额的5%。1996～2001年，中药出口贸易额一路下滑，徘徊在4～5亿美元之间。与此情形相反，进口草药却呈上升趋势，海关统计数据表明，2001年中药进口总额达6.51亿美元，出口4.6亿美元，逆差1.91亿美元。这种现象与我传统中医药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介绍，我国的中医药只是“进入了缓慢的增长期”，我国每年7.2亿美元的中医药出口额，仅占我国外贸出口总量的0.3%；而作为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中药，至今还一个都没有。如果仅从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份额看，我国的中医药的确面临被全球化和现代化“边缘”的危机。

中医药是我国少有的核心的原创性文化遗产之一，也是核心的少有的原创性软实力之一。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排名全球第四，但是软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还比较大，而能够站得住脚的能和西方国家相抗衡的软实力之一就是中医药。所以，仅仅认识到中医药是原创性的文化遗产还不够，应该再加一个定语，即中医药是具有生产力性质的文化遗产。很多文化遗产是不具备生产力性质的，只能保存，但是很难发展，而中医药不同，它的生产力性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竞争力，中医是经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的，作为核心文化遗产，不但要保存，还要发展。所以要使中医药发展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软实力。

2传统医药产业发展的传播

传统医药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还牵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传统文化自身的延续和发展，这是文化产业在转型时期的一个特点,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目前学界对此展开了全面地研究和深入地探讨,这也是在文化产业化时代必须思考的问题.而在传统医药文化领域其产业化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文化传播的问题,然而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大众化传播有很大的差别,我国政府针对这一问题曾经专门有相关的政策出台,“中医药境外传播资料编译系列项目”于2004年10月18日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中国中医药卫星电视传媒网在京联合举办的“中国中医药境外传播项目工作会议”上启动，会议提出：第一，要从思想上重视中医药对外传播工作，对外传播是低投入高回报的战略行动，中医药对外宣传，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的问题；第二，要全面正确地宣传中医药，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对外宣传的每个专病电视片，每份专病临床资料都能反映我国中医药的真正水平；第三，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好对外传播的每一项工作，使观众喜闻乐见，国外医生才愿意使用我们介绍的中医方法诊疗疾病。“中医药境外传播资料编译系列项目”将编译一批适合国外传播要求的中医药对外宣传示范资料，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介绍资料和中国中医药年鉴境外版、中医药法律法规汇编、中医药专科专病最新经验及科研成果的电视片和资料汇编、中医药基本知识介绍及科普宣传材料、全国中医院校、中药厂及著名中医介绍手册等。资料编译后，将通过国内外媒体对外传播，或通过代表团互访、驻外使馆、国际组织等途径对外赠送。显然这一举措是在对国际文化交流讯息做出充分研究后作出的正确决定，这为传统医药产业化的国际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也为配套的医药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传统医药产业传播中注意的问题

传播论文篇11

微信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并不是毫无缺点的，依然在传播内容、传播制度、传播伦理上存在一些劣势的。首先，微信的传播内容具有“不可控性”。同样都是用户生产内容的微博在辟谣上可以很轻松，但是微信则不然，笔者在传播者的分析中已经提到为什么会难以公开辟谣。再者就是微信逐步开放第三方平台接口，用户隐私存在着极大地威胁。其次，传播制度的不合理。这主要体现在公号频发推送内容，朋友圈营销泛滥。淘宝、代购信息陈杂，而用户不主动上传内容，这对微信来说将是致命性的打击。微信运营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现在公号不能私自给24小时内没有互动过得用户擅自推送消息，严禁朋友圈的恶意营销，等等的措施。另外，微信传播伦理约束力量不够。随着微信的发展给广大的用户提供了极大的通讯、消遣娱乐的便利，但是由于缺乏监管、用户使用微信心态等媒介素养缺乏培养的问题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例如：近几年的利用微信的犯罪的案件也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犯罪主体是年轻人，他们利用微信的匿名性来从事犯罪行为。最后，微信传播受众覆盖问题。当前，微信营销客户端主要是针对行货手机，对于山寨机是不支持的。而我国的山寨的使用率是最高的。而且，对于互联网以外的PC机也不支持。同微博这类传播方式相比，微信传播的覆盖率是较低的，而且在获取受众上也难于微博，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微信实现的是一对一的互动，是私密去中心化的，在微信上是找不到入口的。

传播论文篇12

但韩剧中传递的文化内涵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开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在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文化认同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受众面临纷繁多样的文化选择，传统的单一的文化价值观念难以取得受众认同的最大化，而文化本身在相互交流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异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开放与自觉也是韩剧发展的必要。“从民族性到东亚性，再到世界性，是韩剧发展的几个阶段。”韩剧既要借助文化的差别性吸引受众，又需要把民族文化置于东方文化背景中以规避其弱势，既要通过文化的共性维持受众，也需要融合世界文化体现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来自星星的你》将韩剧中爱情演绎的清新唯美与西方美学中的对抗性叙事结合起来，将精致的画面、唯美的色彩、颇具感染力的音乐与激烈壮美的剧情冲突充分结合，体现出韩文化中静的民族性格和现代文明中动的艺术张力，动静相长，契合了当下受众的生活和情感诉求，激发人内心深处最原始和朴素的情感，营造出独具特色的意蕴。

二、开辟多元传播，强化受众认知累积

传播论文篇13

Bymeansofmediaanalysis,controlanalysis,contentanalysisandeffectanalysis,thisarticletriestodemonstratethesplendidpicturethatancientChinesecivilizationwasdisseminateddownthroughtheSilkRoadandtheconclusiondrawnisthatcivilizationgrowsinthecourseofdisseminating.

Also,itisinferredfromthearticlethatmodernChinesecivilizationwillberevitalizedontheancientSilkRoadintheprocessofwesterndevelopment.

Keywords:ancientSilkRoad；Chinesecivilization；dissemination

如果把“丝绸之路”理解为一种技术而不是单一层面上的途径，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众多的传播途径中“丝绸之路”是如此让人难以释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有关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这就像电话或是电报技术进入人类通讯的视野一样，“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很好的物化形态的技术，使其他有关生存状态的信息，以其他载体的形式在延伸中得以传达。

因此，“丝绸之路”上传递的不仅有丝绸，还有一种信息。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文明第一次碰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互相激发、互相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份，相互滋润，使得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本文试图澄示华夏文明沿着丝绸古路传播的图景。传播主体是华夏文明，更具体的，向外传播的华夏文明。

一、媒介分析

媒介分析更侧重的是“丝绸之路”本身，作为一种高度具体化的技术手段，它是华夏文明传播实现的现实途径和渠道。

“丝绸之路”是连接东亚、西亚和地中海的一条世界贸易的古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和芬首命其名。在我国古代，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共有三条：

最主要的一条即是指西汉张骞始而开辟的东起长安，西达大秦（印度），横贯亚洲的陆上通道。这条“丝绸之路”是汉武帝为了联合中亚地区的大月氏人共同抵抗匈奴而派张骞开拓的。此后，汉朝大规模经营西域。进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边开辟正规的驿道，并向西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外，与中亚、西亚、南亚原有的道路衔接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于丝绸西传的“丝绸之路”也形成了：它是连接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大动脉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被人们称为世界文明的摇篮的四个亚非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以及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和罗马，都是“丝绸之路”所通达的地区。

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一条直线上形成了许多条类似射线的路线，其中的一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而另一条可达伊拉克，进而跨越叙利亚沙漠，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帕米拉、安都奥克等地，并可以从这里取海路到达罗马。在穆斯林初期的前倭马亚朝时代，“丝绸之路”进而从开罗通过北非沿岸西进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我国的造纸术从巴格达传至开罗后，一方面由意大利传入德国，一方面又由摩洛哥传入法国和英国，这正是因为“丝绸之路”远达伊比利亚半岛的缘故。

和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齐名的还有一条传播中国丝绸和交流其它商品以及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我国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通过陆路与世界各国交往贸易的同时，我国还通过海路与亚非各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这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有东海和南海两条起航线。南海起航线东起中国的扬州、泉州、广州等港口，连接东南亚，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天竺（今印度半岛各国），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达大食（阿拉伯帝国）。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和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当时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这条以传播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播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播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东海起航线以山东的登州为起点，跨黄海、抵朝鲜，再东渡日本。

除了这两条以外，连接东西方的纽带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西南丝绸之路”。早在上古时期，西南各族的人民出于交换产品、相互往返的需要，开辟了一条从成都地区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这条古道比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及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还要早些，而且是我国西南地区与西欧、非洲距离最短的陆路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使用骡子作为运输工具，将已经蜚声世界的蜀地和云南丝绸运至印度，又转运至欧洲。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正好与今天的川滇、滇缅、缅印公路的走向大体一致，并且有一些段落重合在一起，它所经过的地区历史上曾分布有六个少数民族，因此，可以说这条古道在当时是一条各民族往来的走廊。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条以主干道为依托而形成的具有辐射性的四通八达的商道。“丝绸之路”被认同并投入使用的最初动因是人们需要利用它进行物物交换，然而同时信息的传播也随着物质的交换在相同的时空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遵循了一种自高级文明部落向次高级文明部落流动的秩序。

二、控制分析

传播者或者叫做把关人也许是在有关“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内容了。丝绸古道上的所有关于传播者的叙述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神话的外衣。最早的传播者可以算是周穆王了。虽然关于他的“西行见西母王“的故事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但在人们的头脑中揭开了西行的一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上的商贾、使节、僧侣、以及屯田戍边的官兵等各方人士，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1.商贾

在各种有关“丝绸之路”的史料中，商贾是在“丝绸之路”上来往最频繁的一群人，也是为数最多的一群人。商贾往来于丝路，早于张骞通西域。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已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诉张骞，这些货物是“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就是说这些货物来自“身毒”这个国家，而据考证，“身毒”的位置在今天的云、贵、川一带。由此可见，在丝路开辟前，已有中国和印度商贾往返于中国与南亚、中亚的千里交通线。

西汉时，丝路的开通使西域各国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商贾往往假借汉使的名义赴西域从事贸易，携带价值万金的丝绸等物资前往西域各国换回珠宝等物品。丝绸的大量外销，对输入地区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千多年来，丝路上东来西往的商贾不绝于道，但留下的具体记载并不多，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真实生活。生活的艰辛和风险，疾病和野兽的侵袭，盗匪的劫掠和屠杀都挡不住超额的商业利润。他们为中国和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他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古文明传到了西域各国，又将西域各国的古文明带到了中国。一千多年来，友谊之桥很大部分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架设起来的。

2.使节

中外使节是“丝绸之路”的文明传播中最自觉的一类。从唐代文化交流的先驱鉴真到唐代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文化友好使者杜环，再到14世纪畅游非洲大陆的汪大渊，最后到历经七次西洋的明代航海家郑和，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传播了礼仪之邦的种种先进文明。

杰出的中日交流使者鉴真是唐代扬州人，14岁出家，20岁成为佛门高徒。他作为律宗的一名僧人，深入研究了佛教中严守戒律这一宗派。由于当时日本佛教戒律制度尚未确立，因此日本政府请鉴真出使日本讲学。冒着恶劣的自然条件和55岁的高龄，鉴真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地将最成熟的唐代文明介绍给了日本。他带去了许多书籍，传播了医道，讲授了建筑知识。日本的唐招提寺就吸收了唐代建筑的最新成就。此外，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在文学、雕塑、绘画、书法及榨糖、制酱油、豆腐、缝纫方面对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僧侣的往来也传播了文明的种子。三国僧人朱士行是中国西行求经第一人，此后，西行僧徒日众，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他们舍身求法，不仅对佛教经籍的流传而且对古代东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3.移民

在以传播为己任的主流传播者之外，还有一些传播者的传播行为的发生是无意识的。这其中就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境外的中国人。

在汉朝以后，由于连年战乱，一些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逃到了日本，他们被称为“归化人”。这些人有不少技术人才和士人出身，他们向所居住地区带去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从西域往外迁居的中国人也都无形之中将华夏的文明传至各地。据载，早在公元2世纪末中国人就迁居到了亚美尼亚边境，其中一些还成了当地著名的家族。

4.战争的领袖和士兵

军队在战争中是破坏者，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又是文化的传播者。13世纪的时候，蒙古帝国兴起并不断向外扩张。后来蒙古军攻下了巴格达，建立伊儿汗国，它以大不里士（今伊朗境内）为首都，疆域以波斯和小亚细亚为中心。蒙古西征时征集了大批中国的抛石机手、炮手、弓弩手从军，并带去大量火药武器。蒙古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和这些先进的火药武器及制造技术的传入不无关系。伊儿汗国时期，波斯在史学方面成就最高，出现了一些历史著作，最著名的是丞相拉施都丁负责编纂的历史巨著《史集》，有两位精通天文历法与历史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参加了该书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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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时候战争的胜利补给可以使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加统治，而且还可以使一种文明俘虏另一种文明，毕竟战争的失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文明的发展高低有关。后来，在蒙古军队和阿拉伯国家的对峙中，欧洲人慢慢接触并学会了火药的制造和火药武器的使用。近代欧洲的文明的确得益于古代中国的文明，也得益于蒙古铁骑的西征。

三、内容分析

通过上述三条“丝绸之路”可见，文明的传播经历了很多种形式，比如实物的形式传播，像陶瓷、丝绸、漆器等器物。还有关于技术的传播，像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冶炼技术等，还有伴随着书籍的传播而名扬海外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些传播，华夏文明沿着“丝绸之路”不停地向着对于他们陌生的区域延伸。

1.器物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而到汉代，我国就能生产出各种精美的丝织品。中国丝绸的西传到了隋唐时期达到高潮。在约公元4世纪时，欧洲各国的贵族阶层都穿上了美丽的丝质服装。在丝绸西传时，中国丝绸也不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东方的朝鲜和日本。古罗马作家曾赞誉中国丝绸“色彩像鲜花一样美丽。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阿拉伯的《古兰经》曾记载：“中国的丝绸是天国的衣料。”罗马的上流社会尤其喜欢中国的丝绸。随着丝绸的西传，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也逐渐传于各地。公元6世纪时，中亚和波斯等地已经学会了制丝技术。

漆器是我国传统工艺品，与北京的景泰蓝和江西景德镇瓷器并誉为我国工艺品的“三宝”。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能制造漆器，而且已有朱墨两种漆料。远在汉代，就随其它器具被送至西方各地。当漆器传入欧洲后，特别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掀起的“中国热”中，它和中国画、瓷器、家具等一样，受到狂热的欢迎。法国路易十四爱好东方艺术，在他执政时，法国的“中国趣味”极其浓厚，在他的宫廷里摆满了中国的桌子、瓷器、花瓶和漆器。北欧各国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用漆器作壁饰。

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所以有不少外国人称中国为“瓷器之国”，而我国的英文名字“CHINA”就来源于瓷器。我国的瓷器早在唐宋时期，即以造型优美、色彩清雅、风格独特而闻名于世。驰名中外的“唐三彩”向来被认为是古代文明艺术的杰出代表。大约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国的陶瓷便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华盛顿和杰斐逊是美国的两任总统，他们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陶瓷餐具。而在墨西哥，贵族们以拥有中国瓷器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财富多寡的标准，同时也是衡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深浅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织品以及绘画等传入西方，在欧洲上流社会中出现了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为时尚的“中国趣味”或称为“中国风格”的风气。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器物传播也许是最早的中西文明沟通的内容，同时器物也作为一种审美倾向的载体在东西方之间流动，不论是丝绸的景物图案还是漆器的山光水色，都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把这种审美倾向通过器物之载体传播出去。

2.技术的传播

中国是四大发明的产生地，而四大发明向西传播也大多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畅通。纸张发明后很快随丝路西传。首先在阿拉伯的撒马尔罕形成了造纸中心，后来进一步西传至欧洲、美洲。西方各国都受惠于这项技术发明。中国印刷术的传播首先指向朝鲜和日本。8至12世纪传入波斯、埃及。元代时传入欧洲，德国谷登堡就是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发明了更加先进的铜活字印刷技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对17、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发生和科学技术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变革作用是巨大的，火药和指南针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海外殖民扩张与掠夺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作用不可低估。而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播则大大帮助了西方资产阶级宣讲或者迅速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东方文明的技术支持下兴起的。

此外，中国的铸铁技术使西域大批国家完成了由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促进了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凿井灌溉技术也是随着丝路的发展和西汉大量的外移居民由中国传入中亚和印度的。这种技术成了沙漠地区的主要灌溉技术方法，为西域经济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历法、医学都取得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果，通过丝路的传播，对到达地区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进步影响。

3.图书及东方思想的传播

图书是记录人类社会知识的重要物质载体，它永远是人类社会文献体系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我国图书进行国际交流的历史悠久，同一文化圈内国家间的图书交流历史更加久远。至少在3世纪时，中国的图书就已经传入日本，这些图书传到日本是通过迁移到日本的“秦汉归化人”和公元3至7世纪的新汉人带去的。日本民族的文字也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日本留学生回国曾带回了《唐礼》、《大衍历经》等书。鉴真赴日时带去了《华严经》、《大集经》、《大品经》、《道教经论》、《六妙门》、《禅门》、《梵纲经疏》、《诸经要集》等。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在日本已有中国藏书1579部。日本还参照唐朝的学校制度，创造了一套适合于日本国情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儒学通过书籍在日本广泛传播。日本统治者尤其重视儒家的忠、孝、礼、义，并以此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儒学从6世纪初传入日本，直至现在的几千年间，一直对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书籍，尤其小说传入欧洲以后，曾对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强大影响。如莱布尼茨受过《周易》的影响，歌德受过《好逑传》的影响。

四、效果分析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的原有道路得以衔接起来。中国与上述地区的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状况。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无私地将自己数千年里创造的文明贡献给了各国人民。频繁的交流、融合，丰富了各个国家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首先，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外传，不仅给所到之处带去了精美的物品，还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例如丝绸，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穿衣问题，丰富美化了人民的生活，还有助于一些国家的丝织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丝织工业的发展。

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是传播的重要贡献，这从郑和七下西洋的活动中可以看出。郑和刚到马六甲时，这里的生活非常原始，人们懒于生产，没有追求，寝、食的地方和厨、厕都在一起，生活条件极差。郑和派人教居民建造房屋，并用中国带去的砖瓦给他们盖房顶，又派船队的医生到各处为当地居民治病。今日东南亚有不少药用植物就是用从中国带去的种子繁殖出来的。

中国的儒家文化对于全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曾作为一种替代文化，后来以此为母体孕育生长出了日本的本土文明。儒家文化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历代的传教士将大量的中国文化介绍回了欧洲，中国的《四书五经》相继被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介绍到欧洲。中国成了欧洲启蒙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孔子一度成为欧洲思想界的偶像。可以说中国的古典经籍对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于更具体的内容，在上面的内容分析中已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说明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与它的开放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物化的形态，展现了我国古代要求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的愿望。的确，“丝绸之路”应该算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向世人展现了它1500多年的光辉历程。“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使这些文明经过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

文明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更加发展。华夏文明的发展的确也是借助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交流产生需求，也才更加刺激文明的发展。到今天，这种规律依然发挥作用。中国的发展还是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特别是在开发大西部的呼声中，远方静静躺着的“丝绸之路”仿佛在召唤我们。曾经的不论陆上还是海上的古道，现在已是崎岖变通途了，随之重新恢复和发展“丝绸之路”的呼声高涨起来。中国为了恢复古道的繁荣正在积极创造条件，“欧亚大陆桥”的建设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从中国的连云港到地中海的铁路基本接通，一些货物集散地和中转站的建设，正在运转和完善。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中焕发生机，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也必将在繁荣昌盛的国力面前稳步前进。借古思今，这正是本文的论证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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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董锡钦，金秋.丝绸之路[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

③中国教育报刊社图书编辑中心.丝绸之路史话[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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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⑥沈济时.丝绸之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