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应战书篇1
1930年冬，十九路军受的驱使开赴江西，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剿共"战 争，结果损失惨重，伤亡达3000多人。这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与此同时 ，的统治秩序业已确立，专制统治日趋强化，反动本质暴露无遗。与其 他各派政治力量，以及与国内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争夺权利、瓜分地盘的矛盾和撕拼也愈演 愈烈，正陷于不可自拔的境地。十九路军将领对政权由希望逐渐变得失望，他们开始 认识到南京政府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过是打着“国民革命"招牌的买 办。于是，他们对自己前一阶段所奉行的拥蒋政策也产生了怀疑，痛感前景的 悲观，急于寻谋一条新的出路，以期有新的发展，并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这种 要求在陈铭枢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陈铭枢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他在担任南京政府 军委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时（吴稚晖是挂名主任），就结识了一批政见各异的文人政客，其中 对他后来影响最大的是王礼锡。王礼锡是江西福安人，他与当时任南京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 组织处长的段锡朋是同乡和同学。正是由段的引见，王结识了陈铭枢。陈铭枢后来回忆，“ 乍见之下，便为他的丰采倾倒；由于思想气味相投，大家从此便成莫逆之交。"
王礼锡出身于一个封建的诗书世家，打小就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学生时代 编过《绿波》等文学刊物。他在其自传中写道：“1923年以后，始从事于农民运动，1926年 与、陈克文等在武汉筹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因意见不合而离开武汉。1927年特别 委员会成立，我对整个局面失望。以后随十一军入闽，曾回上海办报，曾在南国艺术学院教 书。1929年到北平办学校，与学生百余人从事于为工人本身利益而组织的工人运动，北宁、 平绥、平汉各路，唐山矿、塘沽各工厂的工人自己的工会先后成立；后以受打击南回。南回 后，决心从事理论研究。” 王礼锡在自传中没有写的是，他还一度参加了段锡朋组织的拥 蒋团体，后因政见不合，很快就脱离了，并和段断绝了一切政治联系，转而同陈铭 枢建立了生死之交。1930年陈铭枢接办神州国光社时，正是以王礼锡为实际的主持者。陈铭 枢回忆：“从接办‘神州’起直到福建人民政府阶段，则以王礼锡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
神州国光社是广东顺德人邓实、黄节（晦闻）在1901年创办于上海。因印行《神州国光 集》之故而定名为“神州国光社"。当年，在反对清朝满族统治的背景下，该社以提倡国学 、保存国粹，发扬民族气节为宗旨，大量印行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著作，同时又 利用当时最新的印刷技术珂罗版，影印历代遗留下来的书画真迹，以达“悉古人之真迹"， “悉古人之精神"的目的。这些出版物在清末民初，大受欢迎，“神州"亦兴盛一时。迨至五 四运动后，新文化潮流蓬勃发展，“神州"的出版物因不合时宜而逐渐滞销。到了20年代末 ，更趋萧条，不得不“挂牌"出售。
陈铭枢与神州国光社本来就有一定的联系，他在出任广东省主席时，就延请“神州"的 创始人黄节担任广东省教育厅长。这时，经陈的另一位好友黄居素和“神州"当时的主持者 画家黄宾虹商定，由陈一次出资40万元，正式接办神州国光社。陈铭枢自己后来说：“在接 办时，虽然由我个人投资，但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从此，确立了“神州 ”与十九路军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神州”也就开始了由一个出版机构向文化团体和政治 派别的演变。
二
陈铭枢接办“神州"后，请王礼锡主持，负责“神州"的出版方针和具体的编务。王向陈 建议，“这个书店应当帮助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的作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 "陈也因不满现状，急着想另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因此“欣 然接受"。实际上王和陈当时关于“左翼"的概念是很含混的。这从“神州"函授学会的教授 名单中（陈铭枢说：“这些人多为‘神州‘的基本队伍，一部分为特约编辑"），就不难看出 ，实际是左中右混杂。名单如下：
王礼锡 陆晶清 胡秋原 陈望道 谢六逸
陶希圣 蔡若晖 汪辟疆 宗白华 钱君
彭芳草 孙福熙 孙倬工 张资平 张栗原
梅龚彬 漆琪生 朱雪影 王亚南 庐 隐
王 易 顾颉刚 胡 雪 徐 翔 赵达君
陈子展 陈国强 费 陀 伍蠡甫 孙寒冰
李长倬 章依萍 徐 英 方天白 李 季
欧阳予倩
这批人在当时大多有过与王礼锡相近的经历或感受，当时在政治上正处于一种矛盾状态 ，无所适从。正如王礼锡在其主编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所写的：“我们主观地不标榜一 个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因为我们不是宣传主张的刊物，而是介绍主张的刊物 。我们这里不树立一个目标，而是为读者提供出已走过、正在走着、或者想走去的许多途径 "。也就是说，他的指导思想是使“神州"和《读书杂志》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人们 可以各抒己见的舆论阵地，而一切是与非，都由读者自己去选择和判断。由此看来，“神州 "本身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它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介绍主张的刊物"，但在实际上， “神州"的主持者正是想通过自由争鸣，去选择一种适合自己要求的道路，并逐步使越来越 多的读者也接受这条道路，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在此方针下，“神州"编辑出版了大量的理论书籍和文艺书籍，其中左翼作家撰写或翻 译的书籍占的比例最大，甚至有不少是马列经典著作的译本。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傅东华译）等。还有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汪馥泉译）、《唯物史观》（梅龚彬 、徐翔译）；普列汉列夫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杜畏之译）、德波林的《斯宾洛莎与辩证 唯物主义》（杨东莼译）、波卡洛夫的《唯物史观世界史》（方天白译）、河上肇的《通俗 剩余价值论》、石川准十郎的《资本论概要》（钟鼓熙译）、高昌素之的《资本论大纲》（ 施复亮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严灵峰译）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郭大力、王亚南译）等等。除编辑出版各类书籍之外，“神州"还主办了《读书杂志》 、《意识形态月刊》、《文化评论》、《文化杂志》、《微音月刊》、《读书与出版》等刊 物，组织了神州函授学会和神州读书会，与读者建立一定的联系。其中，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最大的是《读书杂志》及其发动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读书杂志》1931年6月创刊，每期有4 0多万字，1933年9月停刊。开始是由王礼锡、陆晶清夫妇合编，1933年3月，王出国后，由 胡秋原主编。该杂志自创刊号起，每一期都要重印，最多时订户达到2万册。
王礼锡等虽然一再标榜不偏不倚，但实际在其发表的文章中不时要表露出他们的政治观 点。他认为：“现在已不是单纯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式的农民暴动可以夺取统治权的时代 。同时现在也不是焚书坑儒独夫专暴式的统治可以镇压革命的时代。现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经 碰壁，而革命的潜力又不可消泯于暴力的镇压之下，正需要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 的新途径的时候。"而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就得了解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抑是资本 主义社会？”就得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发生的作用如何？就必须回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 一个什么阶段这一先决问题。“于是中国社会史问题，遂逼着各党派的学者为着它们以斗争 的姿态在思想战场上出现。"（王《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王礼锡的目的非常明确，他在 其自传中引用列宁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他写道：“为了确立革 命的理论起见，在所编的《读书杂志》中，倡‘中国社会史论战’，使一切有党派、无党派 之意见，皆得与社会相见，任读者自由选择。"可见，发动中国社会史论战，反映了“神州" 成员不甘寂寞沉沦，企图在国共之外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尝试。
社会史问题论战持续了近三年，《读书杂志》前后共出版编辑了四辑“论战特辑"。参 加论战的既有从共产党中游离出来的托派分子任曙、严灵峰、彭述之等，又有改组派的陶希 圣等（后成为的御用文人），也有一些进步的教授、学者如周谷城、王亚南、陈望道 、杨东莼等。“神州"的王礼锡、胡秋原、朱伯康等也积极撰文参加（王礼锡是每期都有文 章）。著名的共产党人化名刘梦云，在《读书杂志》第一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45 000字的长文《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用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规律，批判托派分子任曙、严灵峰等关于帝国主义与 封建势力在中国已经不再具有统治地位的观点，捍卫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 基本纲领。这次论战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在客观上起了明辨是 非、教育人民的作用。但是，“神州"一班人却并未因此而找到他们企求的出路。他们认识 到解决论战分歧的关键是正确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但终因阶级立场的局限，往往是以唯物自 居而时常会落入唯心的魔窟，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陷入一种无名的苦恼之 中。
“神州"成员的探索与烦恼，和陈铭枢及其十九路军的处境是紧密相关的。十九路军自 背叛革命后，追随参加了连年的军阀混战，官兵疲倦不堪；特别是在“剿共"战场上 接连受挫，伤亡惨重，产生了普遍的厌战情绪。其上层替蒋卖命的结果，始终未得到固定的 地盘，而且处处受的牵制，军费无着，减员得不到补充，随时还有被改编和吞并的危 险。在这种情况下，陈铭枢由积极拥蒋开始密谋反蒋。1931年8月初，他从江西“剿共"前线 秘密回到上海，与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元老蔡元培密谋，准备由十九路军进占广东 东江和福建闽南，然后三人联名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和平，武装调停当时正愈演愈烈的宁粤 对立，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局势。陈铭枢还与王礼锡对此计划进行了进一步的策划，动 员王也到江西的十九路军中，一同举事。后来，这一计划因8月17日邓演达的被捕和"九一八 "事变的发生而搁浅。
三
陈铭枢接办“神州"，给这个无法维持下去的古老书店注入了生机。而王礼锡等人的经 营，特别是借助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更是使这个死气沉沉的旧书店一改而为一个传播新思 想的重要阵地。陈铭枢虽然因支持“神州"而受到顽固分子“宣传赤化"的指责，但他 也因此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宁粤尖锐对立、无力自拔的情况 下，他和十九路军因为和广东方面的历史渊源关系，处于调停人的地位。1931年底， 迫于“九一八"后全国上下共赴国难的呼声，不得已答应粤方等的条件，与胡汉民、 等和解，并将十九路军调戍京沪这一要害地区，陈铭枢出任京沪警备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 副院长兼交通部长。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在“神州"一班人中，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们迅速行动起来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编辑出版了长达40余万字的《读书杂志》“东北与日本号"。从国内外 形势、经济、政治、历史等角度，全面地阐述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强 占我东北的野蛮罪行。并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一是号召民众自动地武装起来，与 日本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战争；二是揭露了英美帝国主义假托国联共管的阴谋和伪善面目，指 出，“唯一可以为我们声援的只有苏俄"，主张立刻同苏联恢复邦交，与之建立反对帝国主 义的联盟；三是抨击揭露了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镇压民众抗日要求的罪行，尖锐地指出 南京政府是抗日的障碍。“神州"的这些主张和行动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拥护，也大大地教 育和影响了十九路军官兵，显示了他们与集团在抗战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
调戍京沪地区后的十九路军，分散驻在铁路沿线，处处受着预先布置在铁路两侧 的重兵威胁。为了摆脱这一处境，也为了履行其一再表达的抗日誓言，他们决定组织义勇军 赴东北援助马占山抗日。王礼锡为之拟好了出师通电，但是，他们的要求却遭到南京政府的 反对。在批复十九路军的请战书时写道：“其勇可嘉，其事必败，千万不可行"当头 浇了一盆冷水。十九路军的官兵基于义愤，不理睬南京政府的阻拦，仍积极筹备，挑选了两 个旅的精兵，由蔡廷锴以“西南国民义勇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计划在1932年正月出师。 正在义勇军组织就绪，出师通电即将发出的时候，上海忽陷于暴风雨的前夜，十九路军遂取 消了长途赴援的计划，将他们满腔的爱国义愤倾泻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之中。
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冲破了郁积人们心头已久的郁闷。同处一城的“神州"一班人既 感到自豪，也愈加振奋起来。他们奔走呼号，从多方面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其中最突出的 是做舆论鼓动。他们凭借与十九路军的特殊关系，不顾日机的轰炸，探听消息，撰写稿件， 排版校样。在“一二八"抗战爆发的第三天，“神州"的《读书杂志》社和《文化评论》社的 同仁就自己出钱，赶印出《紧急号外》，以后又印行《抗日战争号外》、《抗日救国号外》 和《军中日报》等宣传品。这些宣传品短小精悍、及时可信、文辞激烈、鼓动性强。特别是 王礼锡写的时论，号召武装全国民众作持久的抗战；号召举行上海全市的罢工、罢课、罢市 ，威胁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统治；甚至号召市民组织市民抗日政府。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 国难当头时的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激进的抗日态度。
“神州"成员比其他方面的人士更加积极地帮助十九路军募捐和组织义勇军。这一时期 ，王礼锡成了上海市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每天都有许多人找他打听战况，并反映其他情况。 还有一些民众团体的代表，请他引见十九路军的长官，要求组织义勇军参战。他对来访者都 予以热情的接待，并将民众团体的要求和义勇军的组织情况向当时在沪指挥抗战的蒋光鼐等 报告，帮助沟通十九路军与部分群众团体的联系。他的夫人陆晶清和何香凝、陈铭枢夫人等 一起组织救护队，办后方医院，发起募捐，并多次冒着炮火到前线参加救护、输送慰劳品。 “神州"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直接支持了十九路军的抗战。
还有一件应该特别提到的事情是，这期间，“神州"一班人还一度放弃了对共产党人的 不合作态度，他们和共产党人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等共同组织了“著作者抗日会"。他们 认为：“在‘反日战线’之下，应当可以把许多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作一时的战斗集会" 。所以，他们积极参加了中国著作者抗日会的活动，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中共秘密党 员）和左联的丁玲、郑伯奇、郁达夫等17人当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王礼锡还被推举为常务 委员、宣传部长，负责出版刊物，征集战时资料等工作。胡秋原则为该会起草了《中国著作 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神州"的这一举动，是他们立场趋于转变的表现 。
“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有十九路军的浴血奋战，虽然有全国各界的声援和“神州"的 摇旗呐喊，但终因政府的叛卖，以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结束。英勇的十九 路军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政府的双重压迫下，调离京沪，再次被驱赶到前线――福 建；陈铭枢不久也在宦海斗争中失意，无奈下辞职，出国游历；“神州"则因宣传救国而获 罪，发行受限制，邮寄受检查，他们赶印的《抗日战争号外》干脆被查封；在淞沪抗战时期 出尽风头的王礼锡，也因言辞“偏激"，而与领导淞沪抗战的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一同 被列于法西斯组织蓝衣社的“钩命单"，被迫于1933年春出国。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3 、4期合刊的“编后"中写到：“在黑暗所笼罩下的一隅，本志竟成为不必检查即普遍没收之 品，经过郑重的会议所的命令，竟摘出拙作《九一八的清算》一文中反对无抵抗主义的 语句，指为反动。诚然，我们对于无抵抗主义是反动，然反对无抵抗主义者遍中国，是反动 遍中国，固不待本志之人口然后煽动反对无抵抗主义之空气也。”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十九 路军和神州国光社的领导者们，面临着新的思索。
四
十九路军的抗战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打破了日本不可战胜的迷幻！有力地驳斥了国 内投降主义者所谓如对日宣战，日本在3日内即可的谰言。“神州"一班人也大受鼓 舞和教育，他们认识到：“中国抗日是能够得到胜利的，假使上海和仅仅十九路军能抵御日 本10余万军队一个多月，则全国的军队，在全国各处发动与日本军队之冲突又是怎样呢？" 所以，“反帝抗日为中华民族唯一之出路"，也惟有如此，“才能获得大多数民众的同情。" 这是“神州"和陈铭枢在一二八事变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一二八事变也使“神州"对和南京政府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指出：南 京政府的基础是完全建立在公债金融之上的。金融资产阶级从其私利考虑，“从来没有主张 抵抗过，并且从来就反对抵抗。"在金融资产阶级看来，只要不妨碍他们营业的安全，打仗 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所以内战他们并不坚决反对，而在上海同外国人打，有碍其金融公债 交易，有碍其统治基础，因此他们是坚决反对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公债金融资产阶级是 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者"。
不仅如此，在以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一切民主自由都被钳制、扼杀 。凡是反对华洋合作、日支亲善的，都是罪无赦，都要用焚、坑、绑、杀、囚等法西斯手段 加以消灭。“青天白日满地红”成了“昏天暗日满地红"，堂堂的神州成了地狱的再现。“ 神州"一班人面对这仇恶的现实，大声疾呼：卖国的部长、院长和杀人的总司令举起了屠刀 ，“正在出卖我们最后的灵魂"，我们怎么办？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想争民主、争自由、 争人权，就必须政权的统治。这样，“反蒋"成了抗日救亡的前提；“反蒋"成了 实现民主政治的必须；“反蒋"也是“神州"与十九路军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总之，“反蒋" 是一二八事变后"神州"与十九路军势在必行的主张。而“反蒋"就意味要现政权，代之 以新政权。对于新政权的实质和形式，“神州"与陈铭枢在此前后曾进行过反复的探讨和大 胆的描绘。概括起来有以下内容：
首先，他们认为：现代中国社会是“由专制主义转变为半殖民地社会"。地主、商人、 官僚同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是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三大支柱。陈铭枢在他为《十九路军淞沪 血战史》写的序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无论从半殖民地把民族 资本解放出来，或者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具体地说，新兴的革命 政权要“解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停付一切内外债，驱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破 政治上、经济上的买办组织。"其次，这种反帝政权，既不能是议会政治式的资产阶级专权 ，也不能是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独掌政权。而必须是在民族利益上的统一，包括“农、工、 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青年军人与农工大众、小商人、前进的自由职业 者的集合"。再者，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合中国时宜。其根据，一是中共在反帝高潮时期 ，“偏偏要披上反日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外衣，做非当务之急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运动， 斗争失坠了重心；"二是中共颠倒了反帝和土地革命的轻重次序，片面强调土地革命。因此 ，他们否认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但又没有明确提出新的反帝政权应该由哪个阶级或党 派来领导。此外，他们认为，新政权在经济上要有统一的组织，要以国家的统制、有计划来 发展社会化生产。并且还要打破地主的统治，实行耕者有其田，否则，“农民的购买力日益 破产，而工业绝对不得发展，经济不得复兴，革命的力量也不得增大。"
“神州"和陈铭枢所构想的新政权，以反帝、反封建和发展民族经济为己任，其性质是 民主主义的；它反对由共产党来领导，笼统地讲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民族资产阶 级的集合，并否认中共在农村创建的工农民主政权。因此，他们实际追求的是的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政权――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淞沪抗战的尘埃落定，陈铭枢被、排挤下台，他在王礼锡夫妇等的陪同下游 历欧洲。据陈回忆：“他们都受到当时在欧洲酝酿的‘人民阵线’的思潮影响"，决心联合 反蒋派系，效仿欧洲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政权。回国后，陈与王礼锡、蒋光鼐 、梅龚彬等先后找宋庆龄、胡汉民、陈济棠、李济深、李宗仁和第三党的章伯钧等，筹划反 蒋事宜。于是，就有了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和其他反蒋民主势力发动的“福建事变"，开始 实践他们所设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五
“福建事变"是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发动的反蒋抗日运动，同时也是民族资产阶 级企图以武装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次尝试。这次运动是凭借十九路军的军事实力和占有 的地盘，以“抗日、反蒋"的口号，号召失意的各党、各派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 神州"的大部分编辑和一部分特约编辑，应陈铭枢之约，先后入闽，参加了事变的筹划和运 作，他们和陈一起在事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第一，他们是福建事变和在事变中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的政治灵魂。首先，十九路军的 领导核心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他们三人在十九路军的发展历史上逐渐形成了自然的 分工，即陈主政、蒋主运筹、蔡主督战。福建事变从酝酿、串联、组织和发动，主要都是由 陈策划的，然后再征得蒋、蔡的同意。而陈的幕僚机构就是神州国光社。陈自己回忆：“福 建人民政府成立前，王礼锡回来参加了各种活动，并在我直接负责的文化委员会任秘书长。 他工作积极，对我的帮助甚多"。其次，他们作为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参与了整个事变发展 过程的运作，福建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对内和对外宣言等重要文件，大多出自他们之手。 再者，“闽变"中曾组织了一个生产人民党，拟作为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核心和准备将来在 全国展开时用以号召民众。这一政党的酝酿和党纲等文件的起草，都是由陈铭枢和“神州" 成员把持的文化委员会一手安排的。由于在事变中，为了独树一帜，让原人士放弃国 民党党员名义，又迫使另一个以党派资格参加“闽变"的第三党解散，都参加生产人民党， 使之成为惟一的政党，在形式上也充当了福建事变的领导者。
第二，陈铭枢和他率领的“神州"一班人，是福建人民政府舆论宣传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还是其文化教育事业的主持者。福建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随即建立了由陈铭枢兼主任的 文化委员会，王礼锡以秘书长名义实际主持，胡秋原、梅龚彬、黄艮庸、程希孟、欧阳予倩 、彭芳草等“神州"骨干为委员。他们改组原福建《民国日报》为《人民日报》，作为福建 人民政府的机关报，每日出两大张，由彭芳草和胡秋原主办；还改原《新福建报》为《国光 日报》，也日出两张，由任大任为社长；又将原来的“先声通讯社"改为“人民通讯社"，由 陈伟器任社长。以上三个机构负责福建人民政府的新闻和宣传工作。福建人民政府虽然 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文化教育事业仍十分重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不久，文化委员会即派 欧阳予倩筹设中央戏剧院；又命胡秋原、程希孟、林植夫等负责组织人民大学筹备委员会； 为了扩大文化工作的影响，12月中旬，他们还特地将福建文化总同盟改为中华文化总同盟， 并准备将来在各省设立分盟，各县设立支部，“俾组织普遍化，革命宣传可收广大效力。"
第三，他们还是“闽变"中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和“计口授田"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文委会 之下设有民训处和民运处，负责对民众的训练和民众运动的发动。在福建人民政府存在的短 暂时间内，文委会曾先后起草制定了《青年活动会、县市学联会、各校学生会条例》、《农 民会组织大纲》、《农运县区特派员条例》、《农民自卫队组织大纲》等文件。同时，他们 还和经济委员会（蒋光鼐为主任）下属的土地委员会的成员们（大多是原第三党人士）一道 ，参预了“计口授田"的试点工作。试图贯彻耕者有其田的经济纲领，在短期内解决农民的 土地问题，并对农民施以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使之成为福建人民政府的拥护者。
总之，在进行了新的政权道路的理论探索之后，陈铭枢和“神州"一班人又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他们自己设计的这场创建资产阶级共和 国的实践斗争，成为福建人民政府的组织者和实干家。如果说，十九路军是福建人民政府的 军事支柱的话，“神州"则是它当之无愧的政治灵魂。他们共同导演的这场抗日民主反蒋运 动，是十九路军和“神州"历史上最有声色的一幕。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历史条件下，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在其企图领导民主革命的历次活动中，所泛起的最壮观的一片浪花。
可惜的是，福建人民政府只存在不到两个月，便在强敌的进攻下失败了。威赫一时的十 九路军因此而瓦解，失去依靠的神州国光社更是一蹶不振。这场历史活剧的主要导演者陈铭 枢被迫再次出国逃亡。“神州"与十九路军的结合与奋斗，成了历史的匆匆一幕。
神州国光社备忘录：
（1）在最兴盛时，在上海河南路设有总发行所和书库，在新闸路设有印刷所，编辑部 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另在北平、广州、南京和济南等地设有固定的分发行所；
（2）福建事变发生前，大部分编辑入闽，定期刊物宣告停刊，仅留少数人员维持现状 ；
（3）福建事变失败后，外地的分发行所全部被查封。上海的总部因设在租界，得以保 留，但也遭到蓝衣社暴徒的砸毁，损失巨大；
（4）抗战爆发前，“神州"已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无力出版新书，靠廉价出售存书， 维持职工的生活费；
（5）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入上海租界,“神州"再次遭受洗劫，从此在业 务和经济上完全陷入绝境；
九年级应战书篇2
相信：通过这种竞争，我们能共同进步，为一部争光！
1409班全体同学：
你们好！我们很高兴能接到贵班的挑战书。
我们知道，9班是优秀的班级；但是我们更自信，你们的挑战挡不住我们奔跑的脚步！这是因为我们10班更团结，我们10班更刚毅，我们10班更大气！1410班的全体同学，你们有没有信心战胜他们!(有）
那么，1409班就让我们来比比看，看一看，看谁班上课纪律好，比一比，比谁班下课状态好，瞧一瞧，瞧谁班学习气氛浓。我们既是对手，又是朋友，我们相信：通过这种良性竞争，我们一定能够共同进步，增进友谊。
挑战面前，困难与希望同在。我们要攀登，谁也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我们要飞翔，谁也阻止不了我们腾空的希望！我们已下定决心，我们会不畏艰险，我们能排除万难，我们终将迎来伟大的胜利！
1410班全体同学们，就让你们的勇气和我们的自信在这里碰撞，让青春燃烧的岁月见证我们1410班的强者风范！
我们明白，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真正的较量已经拉开了大幕。现在，我们郑重应战：“谁英雄，谁好汉，接下来比比看”。
谢谢大家
1410班全体同学
20xx年xx月xx日
【高中班级应战书范文三】
高一九班全体同学：
你们好！我们很高兴能接到贵班的挑战书。
从贵班的挑战书中，我们读出了你们不甘落后的决心、坚持不懈的毅力、奋发向上的斗志和高涨如火的激情！在接过贵班挑战书的这一刻，我们高一十班群情振奋！我们感谢你们的挑战，是你们的挑战坚定了我们永远做胜利者的信念，是你们的挑战激起了我们更有力量的强者风范！在此，我们高一九班全体同学郑重宣告：我们接受挑战！
我们知道，九是优秀的班级；但是我们更自信，你们的挑战挡不住我们奔跑的脚步！这是因为我们十班更团结，我们十班更刚毅，我们十班更大气！1410班的全体同学，你们有没有信心战胜他们!(有）
那么，7班8班就让我们来比比看，看一看，看谁班上课纪律好，比一比，比谁班下课状态好，瞧一瞧，瞧谁班学习气氛浓。
我们既是对手，又是朋友，我们相信：通过这种良性竞争，我们一定能够共同进步，增进友谊。
挑战面前，困难与希望同在。我们要攀登，谁也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我们要飞翔，谁也阻止不了我们腾空的希望！我们已下定决心，我们会不畏艰险，我们能排除万难，我们终将迎来伟大的胜利！
九全体同学们，就让你们的勇气和我们的自信在这里碰撞，让青春燃烧的岁月见证我们十班的强者风范！
我们明白，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真正的较量已经拉开了大幕。现在，我们郑重应战：
1、期末考试乙卷前20名，我们仍要十人，只许进，不许退。9班的同学我们有没有信心（有）
2、单科平均分有四科要第一，两科要第二，不要第末。我们9班能不能实现（能）
九年级应战书篇3
1930年代初，胡秋原在“文艺自由论辩”中左右开弓，受到左右翼的夹攻，被称为“第三种人”。与王礼锡一起主持神州国光社（以下简称“神州”）和《读书杂志》，以此为主阵地，发起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在当时思想理论界颇具影响的“读书杂志派”。其核心人物胡秋原等人以“神州”为依托，政治上主抗日，思想上主自由；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在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和震惊全国的“闽变”中起到了引领舆论、宣传鼓吹和理论指导的作用，成为“神州”的灵魂人物乃至“思想界的骄子”。目前学界对胡秋原在“神州”的作用和影响疏于关注。胡氏参与“神州”的各种活动，反映了其思想倾向，由于左右翼的攻击，尤其是长期以来受“左”倾错误影响，其思想价值被淹没了。鉴于此，本文以胡秋原与“神州”为中心进行梳理和探讨，分析胡秋原在思想论战和救亡等问题上的主张，揭示在危机深重时。他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和思想内涵，并重新审视其思想的历史价值。
一、胡秋原与“神州国光社”
神州国光社。1901年由邓实、黄节等人创办于上海，刊行《神州国光集》，是以印行美术书籍为主的出版社。邓实等人在提倡国学、保存国粹的活动中，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该社后受新文化运动批判复古主义和崇尚西洋文明等时代思潮影响，加之经营不善而难以为继，1930年由时任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出价40万元接办了“神州”。陈氏交游广泛，“嗜好和思想都复杂，平日爱谈新思想、新政治，想做学者圣贤，又想做英雄和政治家。”胡秋原评价他“以学者型将军著称”。“拥有从佛教到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学识”。他“喜欢同文人来往”，因而视“神州”为其营造舆论的阵地和罗致文人的舞台。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经历了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胡秋原“将其反蒋原因归结为十九路军对蒋统一与抗日期望的彻底破灭”。陈氏“因不满现状，亟欲另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接办“神州”后聘请“思想气味相投”并成为至交的王礼锡为总编辑。“陈铭枢涉足文化事业，无非是为他在政治上独树一帜造舆论和招募智囊。”王氏接任主编后即招兵买马，罗致方方面面的文化人，在“神州”出版胡秋原的《艺术社会学》。这是胡秋原与“神州”建立关系的开始，与王氏一起构成“神州”的双子星座。
1930年12月，王礼锡赴日本筹办《读书杂志》，在东京与留日青年交游，首先想到在早稻田大学研读马恩全集和西方文化哲学的胡秋原，他们商谈《读书杂志》的目标是“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寻求中国社会的前途”。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共接受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所以要实行土地革命”。王礼锡曾在“神州”为托派发行《动力》杂志，与中共论争。胡秋原认为王氏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多少受托派影响”，对于“中国社会史应如何分析，他还没有确定意见”。“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并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主义社会。中国将来会走向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不可无自由，社会民主主义是理想前途。”其主张赢得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实际政治运动都感兴趣的王氏的共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据王氏回忆：“从前和很多人讨论过，总得不到相同的意见，不料秋原却早有和我相同的见解，因此我们决定再长期的下一番精审的研究，去充实我们的见解”。
1931年4月《读书杂志》由“神州”出版，6月，王氏力邀回沪的胡秋原参加社会史论战。“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只热衷于理论研究的胡氏“卷入政治中”，“鼓吹抗日，并开始研究国际问题。”力主抗日和思想自由，呼吁“勿侵略文艺”，高擎自由主义旗帜左右开弓，既抨击“民族主义文学”，又批判“左联”“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观点，受到左右翼的围攻，引发了1932年的文艺自由论辩，被称为“第三种人”。
胡秋原既不满的内外政策，又不赞同苏俄式暴力革命。翻阅很多资料后，在《读书杂志》上撰文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观点。主张从秦至清末是“专制主义时代”，鸦片战争以来是“专制主义殖民地化社会时代”。力证马恩著作中承认专制主义的存在，并运用于中国历史。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是半殖民地化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国革命问题便自然归结到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了”。并提出中国革命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及其人问题”和“民主性的革命”，“帝国主义、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三位一体”，他对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问题的认知，应该说是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的。
论战中，王礼锡提出社会史分期问题和专制主义分别沿袭胡氏《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上）》和《专制主义论》的观点。正如有论者指出：“王在社会史论战的见解上并没有多少创获”。甚至陈铭枢也受胡氏思想影响。由此可见，胡氏是影响“神州”思想倾向的灵魂人物。正是借重社会史论战，陈氏形成“对中国前途的自以为是的一套看法”。时人评价“胡秋原诸先生，一时成了思想界的骄子”。《意识形态月刊》、《文化杂志》等也由“神州”出版，由胡氏主编。“编辑部事务需要解决者，王礼锡不在所时，由胡秋原代为处理。此是因胡具备多方面的学识之故”，胡氏在“神州”乃至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因出版大量左翼书籍，给“神州”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读书杂志》开展的社会史论战中多主张民主与抗日，大都以马克思主义立论，引起当局的不安。1933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以触犯出版法为由，封锁《读书杂志》与“神州”，王礼锡被迫去职，出洋考察。王氏与陈铭枢商议后，决定由胡秋原主持“神州”。胡氏认为，政府尚不信任与长期有联系且的王礼锡，担心自己与政府素无渊源又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获得信任，经劝说后方才同意。
胡秋原主持“神州”后，赴南京拜会部长陈立夫，请求中央对其书籍解禁，陈述其关心国家命运，希望中央不要误会并请求指教。陈氏指出建国须合乎自己国家的情况，如只介绍外国图样就很荒谬。胡氏认同此批评，但认为要集思广益，多借鉴别人的著名图样，即使敌人言论，也要知己知彼，并指出陈立夫有大作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陈氏提到介绍外国图样，指“神州”出版左翼著作、《读书杂志》开展的社会史论战，胡氏认为当局不应固步自封，应通过讨论，在比较研究中找到一条建国之路。胡氏力主言论出版自由，获得回应，一周后南京政府解除了对“神州”的封锁。鉴于这次查禁，他接任主编后声明：本刊为各派“在纯理论上立言”，“一视同仁”，“露骨的政治宣传，则绝对避免”。尽管他主持“神州”和《读书杂志》的时间很短，但却依然具有相对独立、兼容并包的心态和多元的文化品格，继续为各党派提供一个发表政见的阵地。可见其对“神州”文化平台的珍惜，试图保持“神州”的相对独立性与超越政治意识的壁垒。
在社会史论战中，胡秋原跳出西欧历史模式的窠臼，驳斥那些误解马克思公式的人，认为唯物史观不能机械教条地应用于中国社会，五阶段论直线递进模式不能合理地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长期以来胡氏被否定，尤其将学术讨论中思想观点的争论视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被定性为“敌我矛盾”，认为其反马克思主义。客观而言，“胡秋原的言说较接近于中国历史的自身状态，也较为切合马克思的封建原论和东方社会史论”。因“系个体性论者，影响力有限，甚至被遗忘，然其谠议终究不能掩没”。以“第三种人”著称的胡秋原依托“神州”，参与1930年代初的文艺自由论辩和社会史论战，掀起了震动思想界的波澜，引起左右翼的攻击，成为“神州”的灵魂人物。
二、在救亡问题上胡秋原与“左联”的分歧
“九·一八”后，陈铭枢调和宁粤合作，十九路军卫戍京沪，陈氏任总司令。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发动突然袭击，双方展开激战，激起国人对十九路军的支援，“神州”当然不会置身事外，更何况陈铭枢在接办时就视“神州”为“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鲁迅曾说“神州”是“武官们开的书店”，胡秋原在“指挥刀下谈自由”，意指“神州”有陈铭枢及十九路军的支持。《读书杂志》刊登陈氏与十九路军将领的电文，扮演着“喉舌”与“机关报”角色。在“许多抗日的机关，和的报纸，都遵命封闭”之际，为鼓舞士气和民心，29日，胡秋原等人决定“由《读书杂志》、《文化评论》两社合作”创办《抗日战争号外》，揭露日本侵略罪行，鼓舞抗日斗志，宣传全民抗战。30日，“‘紧急号外’散布在街上了”，五天后“左联”主导的罢工委员会“要劫夺而去，理由是‘应该归他们办’。”在准备接收“号外”之时，胡秋原气愤地说：“你们以什么资格来接收这号外？”为争夺主办权，“当时左派没有想通，不仅有‘打倒十九路军’的口号，并由罢工委员会要印刷工人罢工，不印《抗日战争号外》”。双方产生冲突，罢工工人被巡捕房逮捕后，“左联”领导人周扬等人找到胡秋原，要求其协调保释被捕工人，“而来煽动罢工的正是周扬”，胡氏不认同其行为，自然拒绝其请求。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之际，胡秋原等人不赞同“左联”阶级斗争的做法，决定停办刊物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也引发了当时在租界作家的共鸣，他们认为在民族战争中应尽微薄之力。胡秋原、王礼锡、陈望道等人积极联络，为争取文化界支持十九路军抗日，组织上海著作者抗日会，讨论文化界如何抗日问题。“神州”中“以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为核心，他们发动了与他们观点比较接近的著作家二三十人参加了抗日会”。他们认为“在‘反日战线’之下，应当可以把许多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作一时的战斗的集合。”“左联”因在“神州”工人罢工问题上与胡秋原等人心存芥蒂，且“左派因为误会神州国光社是社会的组织，不愿意由神州同仁‘领导’”。但在抗日的前提下，形成了知识分子的联合战线，通过了由胡秋原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胡秋原认为“左翼第一次失去他们所谓的‘领导权’。”
尽管各派参加了著作者抗日会，但围绕领导权，却引发了“左联”与胡秋原等人的争论。“左联”认为，胡秋原“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著作者抗日会是社会领导的”，“秋原在会场太活动了，只是‘破’，想不到一点‘立’的工作”。事实上，他未组织社会，“闽变”中的“生产人民党”也是由陈铭枢组建，胡氏起草的党纲，与此无关。胡秋原等人对大革命中苏俄式暴力革命所带来的混乱极为反感。“一·二八”事变后，“左联” “以‘阶级观点’反对十九路7F抗战，并说‘民族主义的口号是欺骗’。”无疑增加了胡秋原等人的恶感。“著作者抗日会的发起，本来没有党派的畛域，想把各党派及无党派的份子”，在抗日旗帜下，团结起来贡献力量，宣传并呼吁全国一致抗日，“他们却牺牲力量于内部的无聊的冲突，回避我们当前的民族革命斗争”！胡氏等人认为在“革命的民族斗争是当前革命的最高潮”的情况下，尤其是反帝成为社会共识之时，“他们偏偏要披上反日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外衣，做非当务之急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运动，斗争失坠了重心。”在此情况下“神州”成为左翼要打击的小箭靶，胡秋原更是成为重要的小箭靶之一，“某人说秋原在会场太活动了，应当给他一个打击”。甚至攻击他“粗鄙武断，不懂马克思主义”。“左联”机械地把持一切，用命令插手一切组织，“尽量地指挥一切文化团体与文化界的个人，而剥夺其自由至于无余了。”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的做法必然会遭到胡秋原等人的抵制。
“一·二八”淞沪抗战，胡秋原等人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喊，但在此问题上与“左联”的斗争策略产生了严重分歧。正是这种经历和战争洗礼，使其更不赞同苏俄式暴力革命道路，民族和革命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三、书生问政——胡秋原与“闽变”
淞沪停战后，1932年5月十九路军被派至福建剿共，1933年1月陈铭枢被迫出洋。日本侵华步伐加快导致民族危机和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十九路军既不满的和消极对日政策，也不满剿共内战政策，高擎民族主义大旗，主张抗日。陈铭枢出国后与留洋知识分子探讨国事，增强了其政治抱负。1933年5月下旬，他回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会晤，现实的政治矛盾和思想分歧使“领袖欲望很强的”陈铭枢“很想取蒋而代”，决心在国共之外另辟新的救国道路。他在福州各界欢迎会上做了《从国际形势说到中国民族的出路》的演讲，主张全民一致抗日。胡秋原接到在《读书杂志》刊登此文的要求，十分赞同陈的主张，虽考虑到文中对当局的批评过于尖锐，但因陈铭枢是“神州”的后台老板，迫于压力，同意发表，加剧了十九路军与中央关系的恶化。
那时主张抗日，取消党治，对国共都不满的人试图走第三条道路，而这些游离于国共之外的各派知识分子，对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寄予厚望。陈铭枢的香港公馆一时门庭若市，胡秋原也因“神州”及其同仁的安全与十九路军的动向密切相关，赴港一探究竟。在港月余，胡氏了解到陈铭枢等人决定反蒋抗日，经“第三党”与中共联系，深感事态严重，7月底回沪召集编辑部同仁说明情况。为保持“神州”，《读书杂志》与“神州”脱离关系，甚至停刊。将已写好的《读书杂志》编后废弃，以脱离“神州”的声明附于其后，又刊出他辞去编辑的启事，《读书杂志》于1933年9月出版到第3卷第7期终结。8月间胡秋原离沪赴港，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才重返他挥毫论战、呼吁抗日的上海。
据陈铭枢回忆“从接办‘神州’到福建人民政府阶段，以王礼锡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中国社会史论战“给了我极大的影响，使我逐渐改变了政治倾向，走向福建”。陈氏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如果说王礼锡是“社会史论战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胡秋原则扮演着思想者的角色，社会史论战中王氏、陈氏等人深受胡秋原的思想影响。1933年10月底，陈铭枢与胡秋原谈及在福州成立反日反蒋新政府时，认为在和对日不抵抗及剿共的局面下，领导抗日，结束党治，必定能打开一个新局面。胡氏虽赞同此主张，但对与中共签署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充满疑虑，“闽变”的失败与中共未履行协定是分不开的，事实证实了其疑虑。尽管如此，因他是“陈铭枢的亲信”，与王礼锡等“神州”骨干先后于11月初到达福州参与筹划“闽变”。福建省政府聘请其担任《民国日报》社社长，进行改版并作抗日反蒋舆论宣传，后改为《人民日报》，成为新政府的喉舌。他负责文宣和起草文件，提出言论方针，招待中外记者，接待各地文化界人士。又因在新政府中担任文化宣传处主任，“公务纷繁，无暇兼顾”，又辞去了社长职务。据笔者统计，《人民日报》从1933年11月20日至1934年1月12日止共发行51期，社论计有48篇，其中胡氏撰写9篇，占19%，可见他实际上是引领舆论宣传方面的关键人物。陈铭枢也承认胡氏等人“发挥了很大作用。”
因“第三党”是“闽变”的主要策动者，在讨论政府产生程序、宣言、组织等时占优势，引起了十九路军的不满，他们认为第三党主持一切，与南京决裂是自取孤立，获得胡秋原的赞同。“胡在会议上常与‘第三党’辩论，因有‘神州’同仁支持，常获得通过。尽管“第三党”认为在闽西实行“计口授田”卓有成效，但在耕地较少的福建则很难推行，一旦成为政纲，大批农民分不到田必然会导致社会混乱。胡氏认为：“唯有改革政治、发展交通实业，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同时减租减息，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也才能团结整个农村”；贸然“许诺计口授田，其结果必然会自乱”，“耕者有其田比较有弹性”。客观而言，胡氏的主张比“第三党”更具操作性。在筹备会议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人民权利宣言》，并提议为临时约法，以“耕者有其田”代替“第三党”力主的“计口授田”，宣言中提出的“生产人民”有别于无产阶级，而将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并重，也与马列主义不同。
“闽变”的宣言政纲“早有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等拟好”。“当时凡属重要文件，陈铭枢多交给他的智囊——神州国光社主要人物胡秋原、王礼锡执笔主稿”。据朱伯康回忆：“礼锡、秋原、龚彬等襄助陈铭枢积极进行各种筹办工作，我当时见到人民权利宣言草稿、政府草稿。”胡氏还在文教事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文委会委派其“负责组织人民大学”。在政纲和宣言中，提出中国是“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下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之最大目的，在消灭帝国主义者在华之宰割；同时扫除一切封建势力，以树立完全代表人民权利之政府。”“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权”。主张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言论出版自由、结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的出路在于民族问题而非阶级斗争等。与其在社会史论战的主张一脉相承，都触及到1930年代中国最现实问题的焦点。由此可见，胡秋原在“闽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体现在组织上，而且在政纲和宣言中无一不体现其思想倾向。长期以来胡秋原等中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深重时期，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和探索受到指责，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客观而言，正是这些思想认识，使他在1930年代的思想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思想价值并未因“闽变”的失败而烟消云散。
九年级应战书篇4
线索。
二、通过目录，把握主旨，将书读“薄”
目录是教材的“眼睛”，理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目录呈现的是教材的主要知识和重点内容，是我们首先要掌握的部分。先主后次，突出重点，是将书读“薄”的主要方法。例如，八年级上册共有四个单元，主要讨论的是交往和交往的品质。第一单元讲与父母的交往；第二单元讲与老师、同学、朋友的交往；第三单元讲文化的交往与网络的交往；第四单元介绍交往当中应具备的品质。这些重点内容构成了全书的骨架，熟练掌握这些内容，提炼出精髓，有助于我们将书读“薄”。
三、利用目录，归纳整合，形成体系
目录就像一幅行军线路图，标志着每一处重要的制高点。需要我们按图索骥，梳理教材知识，揭示内在联系。例如，七年级下册，分为四个单元，但可以通过整合教材，分为两大模块，第一模块，青少年应具备的优秀品质；第二模块，青少年要知法、守法、用法。其中，优秀品质包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意志坚强。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学习：对优秀品质的认识，优秀品质的作用以及如何培养优秀品质，同时还可联系九年级第一单元“责任，不言代价与回报”和七年级上册第三课“让生命之花绽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起作为青少年应具备的各项优秀品质。这样，重整合，挖联系，巧记忆，就充分发挥了教材目录作为知识体系的载体作用。
四、回忆目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目录像一个窗口，折射出更为丰富的内容，通过这个敞开的窗口，探视整册课本，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九年级二、三单元为例，这是中考重点考查单元，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知识点，内容涉及广泛，学生掌握起来有一定难度，难免会有疏漏。但通过目录可将其分为三个部分：1.对国情的认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国策、战略（三国策：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二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3.五位一体：经济（第三课“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第七课“基本经济制度”，第八课“共同富裕”和第九课“学会合理消费”）、政治（第六课“依法治国，宪法，政治权利”）、文化（第五课“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第八课“先进文化”）、社会（第九课“共同理想，构建和谐社会”）、生态（第四课“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梳理，层层深入，形成体系，全面、系统地掌握教材。考试时，可根据相关知识，迅速翻到书本，找到想要的知识点。
九年级应战书篇5
上个月我向《中国青年》投了一份稿，这篇稿子主要是对冯定同志所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内容有不同意见。今天他们把原稿退还给我说：“您的来稿经我们研究，觉得在本刊上不适合用”。我想，现在我们都在大学著作，用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我在读过冯定同志那本书之后，觉得其中许多地方所写的论点，与我们的革命思想相违背，不符合思想。这本书在青年中流传很广，如果对书中的那些不妥当的观点不加批判，是会害人的。因此，我愿意把他们退给我的原稿，向贵刊投寄，请《红旗》编辑部同志研究，并且希望你们能组织大家对这本书进行讨论，以便澄清问题，提高认识。在此以前，我曾把我的这些观点向许多同志提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都来参加讨论。他们之中，大多数同志同意我的观点，也有个别同志不完全同意，但都说该书中的许多提法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这本书组织一次讨论，对正在学习著作的同志，对我们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有好处的。我也很希望能得到《红旗》编辑部的指正和帮助，因为我的学习很差，对思想领会得不是那么深，对一些问题的批判也难免有不妥之处，尽管如此，我愿本着学习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
当然，我不知道这份稿子适合不适合贵刊，如果对贵刊不适合的话，请你们也将原件退还给我，最好能加批语，以便指旨导我今后读书。
张启勋
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张启同志对《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批评
在无意之中，从一个同志的书架上发现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由于我对通俗的政治理论书很感兴趣，所以一口气把这本书读了一遍。读后觉得书中有些地方的写法不太合适，有些观点很值得商榷。因此，愿意提出来与冯定同志和其他青年同志们一起讨论，弄清是非，特别是书中那些具有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必须加以澄清。
《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书，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一九五七年再版。在再版的时候，作者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但基本思想没有改变。冯定同志在《再版添话》中说：“拿再版和初版相比，书中的基本思想和轮廓、结构等，实在并无多大的差异。”我所谈的，多数问题是根据该书一九五八年第七次印刷本，个别问题也参考了该书一九五六年的初版本。
现就下列一些问题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九年级应战书篇6
台军宣称，这次“国防部”的QDR，是“全世界第4本”。内容参考美国编撰逻辑，前瞻20年威胁与挑战，并检讨现行“国防”政策。在写作过程中总计召开各型研讨会暨审订会议27次，并于2月27日的高层军事会谈后向马英九正式提报。“国防部长”陈肇敏表示，QDR将马英九的“国防”理念体现于“国防部”的施政规划之中，落实“文人领军”的精神，上承岛内领导人的整体安全理念，下启“国防”战略及建军整备规划，建立四年为周期的常态检讨机制。
根据岛内现行“国防法”规定，“国防部”应定期向“立法院”提出军事政策、建军备战等报告书。为提升防务预算执行的审查效率，台“国防部”每年还应该编撰“敌军”军力报告书、五年军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与总预算书一并送交“立法院”。台“国防部”多次建议，将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四年防务总检讨报告区分为“机密”与“公开”两种版本，却遭到“立委”群起反对。他们认为，既然是一个过去的施政总检讨，就没有机密与公开的问题，应该全部“公开”。
参与QDR的有关人员称，整个报告内容四平八稳，不脱以往“国防白皮书”架构，但还是历经近20多次修正才定稿，前后版本内容差异极大，有的地方甚至推倒重来。在编修过程中，“国防部”还邀请民间学者担任顾问，其间曾有不少专家提出创新概念，但都被台“国防部”以“变动过大怕引起争议”为由打了回去。
“绝不开第一枪”
QDR以“打造专业台军，维持台海和平”为论述主轴，区分“国防核心挑战”、“国防战略指导”、“国防转型规划”、“联合战力发展方向”4章、共25节、103页。陈肇敏专门为其做了“前瞻规划达成国防战略目标”的序言。
报告中宣称，两岸关系改善使台海安全产生微妙变化，台军将建构“预防性国防”政策，不主动挑衅或发起攻击，彻底扬弃陈水扁时代先发制人、积极防御的攻势战略。台军还称，将发展“承受第一击”后的持续战力，即着重建构纵深防御与反击能力。
依据“守势战略”指导与“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军事构想，为达成“战略持久、战术速决”目标，瓦解“敌”速战速决企图，争取战略转换契机。未来台军仍以建构“平战一体、权责相符”且能充分发挥联合作战效能的机制为目标，建立由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直接指挥各战略执行层级的网络体系，达成用兵指挥单纯化、指挥层级扁平化及指挥速度精准化的联战指挥机制。
台军声称，QDR的战略构想，是遵照马英九建构“固若盘石”的“国防”政策，以及建立“吓不了、咬不住、吞不下、打不碎”整体防卫战力的指导，从马英九历次讲话中综合整理而出，理论基础在于“预防性国防”，也就是“不打第一击，绝不开第一枪或第一炮”，希望以接触、沟通、谈判，达到“保国卫民”目的。同时，该报告也是要告诉全世界，所谓“台湾是和平爱好者而非麻烦制造者”。报告承认，以国际政治现实来看，台湾想在区域安全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是有点困难”，但重点是“先接触”。未来会通过建立轨或其它机制，达到先接触再了解的实质交往目的。
在QDR当天，台“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李喜明中将宣称，两岸军事互信机制是台海和平稳定手段之一，但在两岸政治互信机制未建立前，“国防部”不可能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李喜明称，两岸互信机制所牵涉层面不是“国防部”能全部考虑的。首先必须考虑到国际环境，其次还要看岛内是否对此已有共识，否则去建立互信机制不太恰当。李喜明还称，台军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台湾，不是研究如何去谈互信机制，但台军不能不做准备，因为互信机制是很好的预防战争手段之一，台军备战是为止战。
九年级应战书篇7
我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绝不是为了光宗耀祖，绝不是为了凭借执政党的地位为自己谋私利，我深深地懂得共产党员意味着拼搏，奋斗甚至意味着牺牲，我入党只是为了更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在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中，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才的竞争，这种人才竞争是全面的，全方位的，作为中国共产党，要在一个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中执政，要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增添更多的德才兼备的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会后继有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一方面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今天做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明天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信息系自考9401班 刘军
XX年1月4日
附表：
一．家庭主要成员
称呼姓名年龄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二．主要社会关系
九年级应战书篇8
冯庸认为,中国内忧外患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而“工业兴国,先育人才”,这是他创办“冯大”的初衷。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教育机会均等”,青年人不论出身贵贱贫富,享受教育的机会都应该是均等的。他冀图通过办学培养高层次人才,加快工业救国步伐,从而有力地抵制了当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冯大”重视道德和爱国教育。冯庸亲自制定了学生品德教育的所谓“八德八正”和“五戒五尚”方针。“八德”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正”是正行、正业、正思、正言、正视、正听、正德、正容。“五戒”为一戒升官发财、二戒冥安温饱、三戒恣情、四戒树党营私、五戒阴狠欺诈;“五尚”意一尚义勇侠烈、二尚坚志守节、三尚沉毅卓荦、四尚博爱泽人、五尚温和爱物。这个方针对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蚀是有积极意义的。每天早操时,学校附近的南满铁路上都有火车通过,冯庸就此对同学们说:“外国的火车在我们的国土上跑,这就是我们的耻辱,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收回,以雪国耻。”
“冯大”提倡锻练体魄强身雪耻。为雪“东亚病夫”之耻,冯庸极力提倡发展体育。冯庸大学师生每天早晨5点准时起床,即使是零下20多度的大冷天,也是全部冷水浴,然后到室外集合跑步。下午军训课后是体育运动时间,全校师生包括校长冯庸,都要穿背心、短裤到操场。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天气,学生每天至少要坚持体育锻炼一小时。这种要求是强迫性的,所以冯大师生大都身强力壮。学校还经常组织体育比赛,成立了包括篮球在内的各种体育代表队。为给学生的体育活动提供方便,校内修建了有400米跑道的田径场及游泳馆、滑雪场和各种球类运动场。冯庸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他每天起床后要做三件事:骑马、开飞机、骑摩托车。他故意把摩托车声音弄得很大,目的就是要吵醒学生,督促他们按时起床。他的百米成绩是13秒,高栏成绩是18秒5,曾在篮球比赛中一人独得40多分。在冯庸的提议下,1928年9月下旬,第一届东三省秋季运动会在冯庸大学体育场开幕,从此拉开了“冯大”挑战“东大”的序幕。当时,冯庸大学的选手只能在东北大学选手之后,排在第三、四位,但他们服装整齐、精神饱满,尤其是参加长跑比赛的选手,不管成绩如何,都要坚持跑到终点,赢得观众好评。令冯庸大学意外惊喜的是,他们的足球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大举进攻,最终以3∶2战胜了强大的东北大学队。这次运动会历时5天,冯庸大学仅以0.5分之差,名列总分第二,在奉天名噪一时。正如冯庸在闭幕仪式上所言:“开辟东三省体育之先河。”当时全国众多体育项目的纪录,一度被东北大学选手所保持,但冯庸大学与其展开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到了1930年,冯庸大学已经超过了东北大学,“冯大”的选手在田径方面多次打破全国纪录,甚至接近了世界纪录,哈尔滨和大连的许多体育好手,都特地前来加盟“冯大”。冯庸大学的足球队和篮球队经常到全国各地比赛,打出了沈阳球类运动的威风,1931年在华北球类比赛中获得中级篮球锦标赛冠军。众所周知我国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运动员是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实际上拟定名单中还有冯庸大学学生、800米选手于希渭,但因日本占领者百般阻挠他最终未能成行。4年后的中国奥运选手郭洁也是冯庸大学的学生。
“冯大”要求学习军事掌握本领。据史料记载,冯庸大学实行军事教育和军事化管理。当时,冯庸大学除教授专业课程外,每位学生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冯大”的军事训练制度颇具特色,是在中国的综合性大学中,首次将军事训练作为一门课程列入必修课。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规章制度仿照军校,学生的衣食住行都按部队标准执行,校内校外一律穿着统一制服,并要做到“食不言,寝不语”,师生间的礼节也效仿军队。“冯大”的学生每周不少于6小时学习军事操典、筑垒、教范和阵中勤务令,进行操场和野外训练。即使冬天积雪没膝,学生也要坐卧在雪地上反复苦练;酷日炎炎或大雨滂沱,学生们仍要顶烈日、冒大雨到操场跑步,以培养吃苦耐劳精神,看上去很像军营。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庸大学与东北军的东大营、北大营两个军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冯庸主张,凡是本校学生,毕业后都要具备军队中至少排长或连长的军事素养。
“冯大”强调注重实践全面提高。冯庸大学有完善的教学和理化试验设施,还把大冶铁工厂开辟为实习工厂,此外还在校内设置了原动力厂、材料强弱试验厂、机械试验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所学校还拥有3架最新型的飞机供工科学生训练用。冯庸本人经常和师生们一起学习,甚至还和学生们一起用餐,这对身为贵族阶层的一位阔公子来说的确难能可贵。
“冯大”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冯庸关于男女平等、教育公平的观点今天说来已属平常,但在当时却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让穷苦人家的孩子也能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目的是不拘一格,为发展民族工业培养工业人才,走实业救国之路。“冯大”成立之初曾实行大学费用全免政策,因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就读。后因家产不足,改为奖学金制度,这对促进学生成绩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仇敌忾赴前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3天后,日军包围了冯庸大学。当时,冯庸正穿着短裤奔跑在网球场上,日本人要把他带走,他提出要回房间穿上衣服。离开房间时,他随手悄悄地丢到地上一个纸团。一位下属拾起那个纸团,展开后发现上面有冯庸本人的手令,要求全校师生立刻转移到北平。当晚,冯庸大学绝大多数师生赶到市郊的马三家子火车站集合,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到达北京后,张学良把他们安排到西直门崇元观5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冯庸大学从此成为一所流亡大学。而被捕后的校长冯庸,先是被关在大和旅馆,后又被劫持到日本东京。见劝降不成,日本人便要求他流亡海外,不得抗日,不得归顺南京政府。冯庸为了脱身,假意答应了这三条要求,经日本友人出面保释后,他秘密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后辗转到了上海,最后到达北平同冯庸大学师生相会,并继续主持大学的校务工作。日本人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把冯庸大学里包括3架飞机和300多条枪在内的物资全部劫掠一空,还把学校改成了军用飞机修理场和试飞场。
冯庸到了北平以后,冯庸大学复校,并立即组成学生抗日义勇军,于1931年11月1日召开了“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成立誓师大会,年底又会同当时东北知名进步人士王化一、卢广绩、阎宝航等同赴南京,向请愿抗日。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冯大”师生觉得有了报仇的机会,派出300名师生前往上海,既参加战地救助,也直接参加战斗。为鼓励士气,冯庸创作了振奋人心的《冯庸义勇军军歌》。“冯大”抗日义勇军到达上海后编成3个中队,配合守军第十九路军警戒浏河前线。冯庸的战前动员慷慨激昂:“本义勇军这次南来,不辞跋涉,关山千里,声援十九路军,参加对日作战,全体战士,个个抱必死之心……以歼丑虏。”为阻击日军在浏河附近登陆,他们与其他抗日力量并肩战斗,同仇敌忾,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值得一提的是,“冯大”义勇军中还有一支由16名女生组成的“女子抗日义勇中队”,冯庸夫人亲自挂帅出任队长。她们个个短发男装,时人称之“现代花木兰”、“抗日花木兰”,一时传为佳话。
“冯大”义勇军作为一支活跃在抗战前线的有生力量,还参加了热河抗战。1932年2月中旬,热河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冯庸当即命令同学们停课奔赴前线,并再次打出“冯庸大学义勇军”的旗帜。这支学生抗日队伍500多人,拥有飞机1架、汽车5辆。2月20日热河抗战爆发,冯庸率领学生义勇军开赴朝阳一带,协助东北军和其他抗日义勇军阻击敌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冯大”师生英勇拼杀,在叶柏寿等地迎战日军。由于武器落后,难以抵挡日军的攻击,在随正规军移防后,“冯大”师生转而开展战地救护工作,冒着枪林弹雨抢运伤员,直至热河抗战失败。回到北平,冯庸又在学校成立了临时伤病医院,腾出校舍收容、医治抗战伤员。著名作家冯英子曾经深情地写道:“冯庸原来是大学校长,东北沦陷之后,他率领学生打游击,当时名闻全国,凡是青年知识分子,听到他的名字就有肃然起敬之感。”
志士热血挽中华
在冯庸大学爱国思想的熏陶和培育下,许多“冯大”学生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更有许多人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杨易辰,早年在冯庸大学预科学习,曾参加“一二九”运动,抗战时期任中共冀南三地委宣传部长兼肥乡县委书记、辽宁铁岭中心县委书记、辽吉省第一地委书记、辽北省第二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辽北省政府副主席、辽西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主席、辽西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书记、省顾委主任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冯秉天,1931年在“冯大”读书时加入学生义勇军,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和热河长城抗战。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执委、抗大总校政治部宣传科长、东北军政干校学生大队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教育科长、牡丹江林口和汤原县委书记,解放后历任东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东北人民政府人事部副部长、旅大市副市长、黑龙江省人委秘书长、东北协作区委员会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九年级应战书篇9
一、“十四年抗战”概念已成为社会各界的主流认知
究竟是“十四年抗战”还是“八年抗战”？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是从1931年开始，还是从1937年开始？
在以往涉及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论著中，一般都以1937年为抗日战争的开端，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人们也常常把1937年至1945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抗日战争时期”。事实上，在以往的论述中，也有把1931年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开始的。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这应该是把1931年作为中国抗战起点的较早表述。
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前，在有关抗日战争的论述中，人们大多还是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才开始讨论把1931年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1986年，东北师范大学王维礼、高二音发表《论抗日战争的开端》一文，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以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实情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把1931年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问题。此后，把1931年作为中国抗战开端的文章逐渐增多。1987年，军事科学院刘庭华发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中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即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起点应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刘庭华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止时间，应从1931年‘九一八’算起，至1945年9月2日日本签订投降书止，历时整整十四年”。
对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关于“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两种观点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从“专史”和“通史”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专史，作为战争史的抗日战争史”，“可以从‘九一八’开始。‘九一八’之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一直持续下去。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一直持续不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八’是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延续的时间是十四年”。但如果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通史一个阶段的抗日战争史，我们认为应从七七事变开始，整个时期是从‘七・七’到‘八・一五’，共八年”。王桧林在文中虽然认为关于九一八还是七七是抗日战争起点，“两种主张可以并存”，但他明确表示，作为“专史”的抗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延续的时间是十四年”。
1990年后，持“十四年抗战”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多。人们在书写中国抗日战争史时也大多从1931年写起。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50周年，编写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该书全面论述了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历程。
2001年，由南京大学张宪文先生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出版。该书在书名下把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时限，明确为“1931-1945”，并在书中写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历了十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成果。该书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到1945年日本宣布五条件投降结束，经历了十四年艰难曲折的斗争。”“在这场历时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不仅收复了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强占的所有失地，而且光复了甲午战争时被日本掠夺的全部国土，一举洗雪了遭受日本野蛮侵略的奇耻大辱”。
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发表讲话，表示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十四年抗战”概念不仅为学术界所接受，而且已成为社会各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主流认识。
二、关于“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的关系
诚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明确“十四年抗战”概念，并不意味以往提出的“八年抗战”概念错了。“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是与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过程相联系的两个概念。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来看，大体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两个阶段共十四年抗战历程。
从1931年至1937年，即十四年抗战的前六年，是局部抗战。战事主要在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九一八事发生后，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下，就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与日军周旋于白山黑水之间，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32年，日本侵略者挑起一・二八事变，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守军英勇抗击日军，全市人民自发组织义勇军、救护队等支援前线。1933年至1936年，日军相继侵犯长城沿线和内蒙古等地，中国守军先后进行了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从1931年到1937年，虽然当局仍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但中国人民，包括军中的爱国官兵已开始了以武装抗日为主要内容的局部抗战。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六年，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先声和重要组成部分。
从1937年至1945年，这是全国性抗战的八年，这也是我们以往习称的“八年抗战时期”。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在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始了举国抗战。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战役，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共同抗击日军的侵略。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一致，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全国性抗战的八年，是前期局部抗战的延伸和发展，也是中国以全国之力全面抗击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战阶段。
可以说，以往的“八年抗战”概念仅是指1937年至1945年的全国性抗战，而“十四年抗战”概念，包括了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两个阶段在内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明确“十四年抗战”概念，并没有改变抗战史实，也不是重写历史，只是更全面、更完整地反映中国抗战的历史。
三、明确“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意义
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结束70多年，今天在中小学教材中明确“十四年抗战”概念，有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明确，有利于学生全面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的全过程。
在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论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时，大多数版本的教科书在抗战的时限上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讲起。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为“伟大的抗日战争”。该单元概述指出，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全国各界群众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怒潮，中国进入艰难的局部抗战时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在第四单元“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第一课是《难忘九一八》，并明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了”。不过，在现行教材关于1931年至1937年的历史叙述中，虽然都强调1931年后中国已进入局部抗战时期，但大多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具体史实缺乏具体的叙述。
教育部要求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明确“十四年抗战”概念，就是强调要反映局部抗战期间东北、华北、上海等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把1931年开始的局部抗战与1937年开始的全国性抗战连接起来，以完整地论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
第二，“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明确，有助于学生理解日本侵华本质和危害。
侵略东北，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环节。自甲午战争开始，日本从中国东北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日本逐步将中国东北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提出了先夺“满蒙”、后取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侵略政策。在这一侵略方针的指导下，从侵略东北到全面侵华，再到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对外侵略是逐步推进、一脉相承的，日本是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策源地。
九年级应战书篇10
本人刘x，性别男，汉族人，于1979年5月23日出生在柳州市的一个干部小家庭。系湖南商学院信息工程与信息管理系九八级自考班的学生，现担任本系自考部的团总支书记。
我母亲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是一名工人，我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母亲谦虚严谨，细致谨慎的工作作风从小就深深地感染着我。一九八六年九月我进入了柳州市第九完小开始读小学，临学前母亲教育我，鲜艳的红领巾是先辈的鲜血染红的，是少先先锋队的标志，只有象解放军战士那样不怕苦，最勇敢的人才配戴上它。我牢记母亲的话，上小学后，学习上，努力刻苦，争当先进；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最后在小学三年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峰队，我抚摩着胸前的红领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进步，将来还要向团组织靠拢。在一九九二年九月，由于母亲的工作调动，我转入了张家界一中读初中，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我和我的红领巾决定成为最勇敢最坚韧的小战士，没有父母在身边，我更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于是我利用别的同学玩的时间跑书店，做习题，补功课……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初中二年纪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入团宣誓！当母亲得知这个喜讯后表扬我是个党的好孩子，并且督促我一定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将来向党组织靠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在那里我加强了对党的认识。一九九五年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保送进入张家界一中的高中部继续学习，十六岁的我对生活充满了无比的希望。在这期间（初中到高中）我成绩优异，一直担任班上的文娱委员，及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文艺积极份子"，并在团组织的各种活动中获奖。但是，在高考这杆独木桥上，我落第了。如果这是生活向我发起的又一次挑战的话，我不会后悔我所作的选择。一九九八年九月我进入了湖南商学院信息工程与信息管理系的首届长线自考班，在大一至大二期间，先后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班长，副班长，系自考部团总支书记。并且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且担任其重要职务。对于我的未来，我从未放弃希望，而是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在多次自学考试中，都有较好的成绩，并受到了系部的表扬。在工作中，细致认真负责，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我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慎重地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的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发展。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全国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纲领，制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现在，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为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九年级应战书篇11
摘 要：1939-1940年江西战区巡回审判经费由江西省政府与江西高等法院共同筹措，经费主要由巡回审判员役薪饷和办公费构成。战时紧缩政策下，无法收收入的巡回审判员役薪俸的优厚，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巡回审判推事的优待与其独立审判的肯定。办公经费足额发放与充足有余，以及旅费的一枝独秀，表明战区司法经费管理与使用成效显著，这些都给予现代司法经费的筹措与管理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抗战时期；江西战区；巡回审判；薪饷和办公费；筹措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 (2015)02-0015-14
收稿日期：2014 -09 -22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4年12月29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大后方司法审判制度的改革与实践》(11BFX014)
作者简介：曾代伟（1947 -），男，重庆市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
孙西勇（1972-），男，江苏东海人，西南政法大学2011级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
司法经费是司法机关运行的经济基础，是影响司法独立的关键因素。当前关于司法经费的研究，学者关注度不高，仅有的几篇文章如陈永生《司法经费与司法公正》，朱大旗《司法预算制度应以司法公正为基石》，均论述当前中国司法经费配置不合理的现状，提出司法经费独立是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关于民国时期司法经费的文章，如张仁善《略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经费的筹划管理对改革的影响》，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始终缺乏厚实的经济支撑，经费问题既是制约司法改革的瓶颈，又是司法腐败的渊薮之一。吴燕《理想与现实——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司法建设中的经费问题》，指出司法经费由中央统一划拨后，司法独立并未实现，且理顺“法收”，遏制司法腐败的目标也未达到，理想与现实产生了背离。所以，民国时期司法经费的不足已成定论。杨天宏《民国时期司法职员的俸薪问题》，则从另一个角度，探索司法经费问题。作者指出，依据民国时期官等官俸制度看，司法人员的薪俸并不低，加之法院的各种“法收”，司法人员的待遇应属差强人意。笔者同意杨老师的观点，并想通过微观视角，以司法经费统一由国库拨付之前的1939-1940年江西战区巡回审判经费为考察对象，力图展现巡回审判经费筹措的概貌，以弥补目前战区巡回审判经费研究的空白，并同时涉及两个敏感问题：(1)无“法收”的巡回审判职员的薪俸并不低，且相对优厚；(2)1939-1940年江西战区巡回审判办公经费充足且有节余。（它能否成为否定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筹措司法经费不足论的证据之一？）笔者不揣浅陋，于见及的一些档案资料，对上诉一些问题作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江西战区经费的筹措机关与巡回审判员役的构成
抗日战争时期，伴随着战区司法体系的断裂与巡回审判制度的创建，战区司法经费的筹措①也提上议事日程。
（一）江西战区巡回审判经费主要筹措机关——江西省政府
巡回审判乃抗战发生后之新制，“战区各地交通失其常态，当事人上诉不便，第二审之审判与其以当事人就法官，毋宁以法官就当事人。”②“司法经费乃司法制度之命脉所托”，除了受制于战时客观条件外，经费是制约战区巡回审判发展的最大因素，“云山院长（高等法院院长梁仁杰）吾兄勋鉴……关于巡回审判团预算，业经省务会议通过，知念，特以奉告转後”①。故在江西，1939年至1940年巡回审判经费主要由江西省政府负责。那么，巡审经费主要来源于何处？江西省政府指出“所拟巡回审判经费，既应就原缩编预算所列法院经费之现已停支者照拨……以凭就减支数目酌据为巡回审判经费之用。”②当时，江西省司法减支经费是沦陷区的江西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九江地方法院和南昌地方法院及其看守所的经费，以及同为沦陷区的高安、靖安、安义和奉新等县司法处的经费，二十八年度共计减支国币31740. 40元③。
（二）江西战区巡回审判人员的构成
巡回审判人员的核心是推事，依据《战区巡回审判办法》第2条规定，“巡回审判以推事一人或三人行之。”④江西战区的巡回审判采取推事一人行之的模式。1939年至1940年，江西高等法院巡回审判推事分别是江西高等法院巡回审判第一区（下简称一区）的罗笃志和江西高等法院巡回审判第二区（下简称二区）的左穆⑤。
推事一人行之的模式，并非只有推事一人在战斗，而是在推事负总责基础上的集体行为，江西高等法院巡回审判区除了推事外，还有书记官、绿事和公丁各一人。
书记官“须兼办记录文牍，会计、统计及其他一切事务，责重事繁。”⑥此期间，一区的书记官先后有胡俊和胡显宗，二区的书记官先后有黄服畴、彭定邦和刘汝霖⑦。
而绿事“缮写一切文书，至关重要，况在今日为节省油印起见，即判决正本及节本均由録事抄写附卷或送达当事人。”①此期间，一区的绿事先后有万嘉鑫、罗益之；二区的绿事先后有彭定邦、杨淮②。
至于公丁或丁役，应为庭丁、公役的合称，即维护法庭秩序，协助推事、书记官处理庭审事务和日常杂务人员。此期间，一区的公丁先后有全佩珍、罗凤初；二区的公丁是左青山。
二、江西战区巡回审判员役薪饷的构成与发放模式
（一）法定薪饷的构成与发放模式
1．法定的薪饷
《战区巡回审判办法》第2条明确规定，巡回审判推事以具有法院组织法所定高等法院推事之资格，并有审判民刑诉讼案件之经验者充之。《法院组织法》规定“高等法院推事一人简任，余荐任”。司法行政部最终核定“罗笃志、左穆应比照暂行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官等官俸表荐任十一级支给”③，即月支200元。
巡回审判书记官的资格为“高等法院分院书记官长和书记官均委任”，所以巡回审判书记官领委任俸，“书记官俸每月额支一百元”。即委任8级俸。
绿事和公丁为巡回审判区的职员，不属于“官”的序列，为单位雇用之人，“国家没有统一规定俸薪”，“他们的俸薪基本在法官书记官的官俸级别之外”。绿事月薪为雇员薪，属于公务员系统，“绿事薪水每月额定五十元”。公丁，不属于公务员系统，其工资被称为工饷，每月额定20元④。
2．薪饷的发放模式
因正值抗战时期，国民经济异常困难，为改善战区司法人员待遇起见，司法行政部曾订有调整办法四项，就“关于司法人员支俸标准，饬先呈部核定，其最低限度，不得少于各省政府所定国难时期发薪之数量。”《巡回审判推事支俸办法》第四条规定：“巡回审判推事之原俸及补助俸，应依照国民政府规定之紧缩通案，按八成发给。”⑤起初，江西高等法院以此为依据，编制民国二十八年度巡回审判支出概算书，函送江西省政府核办。省政府以“其各职员薪俸，均照八折，尤与本年度司法人员薪俸仍照七折之规定不符，仍应依照上项规定，除剔除补助俸外，概按七折核计，以资一律而示公允。”⑥高等法院随即改编原概算书，以巡回审判员役俸薪额的7折数再次函送省政府核办，具体数字为推事月支国币168元，书记官月支国币70元，绿事月支国币35元，公丁月支国币14元①，总额为国币287元。省政府随即回函应诺，“此项经费，既属需要，应准照拨。”②
但是一区“本年（1940年）九月份俸薪工饷四百一十元”，二区“准发二十九年十月及十一月俸薪工饷捌百贰拾元”③。由此可知一区和二区每区每月实发薪饷均为国币410元，远高省府发放的薪额7折数的287元。原因何在？
被省政府剔除的补助俸和减去的一成俸薪数，司法行政部和江西高等法院均力图设法弥补，司法行政部指令“查关于巡回审判推事俸给之折减，应依中央通案，将生活费五十元除外，对于该项书记官，亦应参照办理，绿事月薪仅五十元，更不在折减之列……其所需增支之经费，及省政府短拨之数，自须另筹来源，前虽呈准在建筑进贤新监专款内垫支，惟以公库法之施行，一切收存款项须解国库，事实上无款可垫，应改在本年度补助费额内拨支。”④于是，巡回审判员役薪饷的发放办法最终浮出水面：首先，从经费的来源看，巡回审判员役薪饷额的7折数，由江西省政府拨支，其一，成薪饷额数以及推事的补助俸由江西高等法院从补助费额内拨支。其二，细化官俸的内部构成，其中50元为生活费，全额发放，余下的按8折拨给，补助俸也按8折拨给。其三，绿事的薪酬和公丁的工饷因低于50元，故全额发放。
那么，巡回审判员役薪饷实发数到底是多少呢？首先，推事的荐任俸200元，除50元不予折扣外，其余150元以8折计算，计120元，连同不折扣之50元，每月实支170元。“并月给补助俸一百元”，以8折计算，实支80元，则推事荐任俸额共计250元，“其中每月俸薪一百七十元，应在地方预算内支报一百六十八元，在补助费内月支二元，又支补助俸八十元。”⑤
其次，书记官的委任俸，每月额支100元，除50元不予折扣外，其余50元，照8折计算，实支40元，则书记官的委任俸每月共支90元，其中，“应在地方预算内支报七十元，在补助费内月支二十元。”⑥
再次，绿事的薪水，“錄事薪水每月额定五十元，当然不予折扣。”其薪水“应在地方预算内支报三十五元，在补助费内月支十五元。”⑦同样，公丁的工饷每月额定20元，也不予折扣。其工饷在地方预算内支报14元，在补助费内月支6元。
以上巡回审判员役俸薪的总和，正好是410元，与一区和二区申请和发放的俸薪额数是一致的。
如此，我们可以略作分析，首先，所谓战区司法经费由地方政府拨支，其拨支的并非全部，只从巡回审判员役的薪饷来看，70%由省政府拨支，余下的30%由高等法院自行解决，此举表达了特殊时期，司法行政部和江西高等法院对战区巡回审判员役生活和工作的特别关注。
其次，由于组成巡回审判员役薪饷款项的来源不同，巡回审判员役薪饷在战区巡回审判经费各种预算和支出计算书中呈现的数字也不一样，江西高等法院向省政府函送的巡回审判经费各种表中，此部分数字是依照薪饷额数的7折函送的。一区和二区呈送高等法院支出计算书，以及高等法院向司法行政部呈送的预算和支出计算书中，此部分的数字是按照补足省政府短发的款项后计算得来的。虽然表象不同，但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3．特殊情况下薪饷的发放
在巡回审判过程中，如果员役生病请假，或出现职务的情况下，薪俸的发放会如何变化呢？本文以江西高等法院函送省政府巡回审判月支出计算书中数据为例。首先，如果出现员役请假或病假的情况而暂时离职，则在其离职期间，该员役仅领取其薪饷的一半，例如一区的书记官胡俊，于1940年4月18日至30日请假，则胡俊4月份的前17天拿到全俸，后13天因请假只拿俸薪的一半①。以书记官委任俸70元计算，则胡俊4月份委任俸共计国币54. 82元②。其次，因某一员役请假离职，其他员役其相应的职务时，则在期间，者享有被者一半的薪酬。仍以胡俊请假为例，在请假期间，其书记官的职务由錄事万嘉鑫暂为，则万嘉鑫在期间，一方面领取自己雇员薪35元的一半，另一方面领取书记官委任俸70元的一半，所以万嘉鑫四月份的雇员薪共计42. 34元③。
（二）巡回审判员役享有的补助费用及其发放模式
1．巡回审判员役的战时生活津贴
面对不断高涨的物价，从1940年2月起，江西省政府对公务员实施战时生活津贴：对简任级以下的各级公务员，不分等级，每人每月津贴6元；工役每人每月津贴1元。具体到推事、书记官和绿事，则每人每月津贴各6元，公丁每人每月津贴1元④。在巡回审判过程中，如果有员役因事请假，则生活津贴如何发放呢？这和俸薪的发放方法一样，在请假期间，该员役只能享受生活津贴的一半，如果其职务为他人所，者在期间，除享受自己生活津贴的一半外，还享有被者一半的生活津贴。
2．巡回审判员役米津的发放
从1940年7月起，江西省政府对公务员实施米贴补助。“查巡回审判二十九年七至十二月份低级人员增加米津，业经领发在案。”根据规定，巡回审判绿事和公丁分别享受每月6元和2元的米津。如果绿事或公丁请假，仍按在职天数计算应得米津数。例如民国二十九年九月份，巡回审判一区的绿事万嘉鑫和公丁全佩珍均辞职，新任绿事罗益之和公丁罗风仁均于9月6日到任，则罗益之和罗凤仁9月份的米津分别是5元和1. 67元①。
基于不断攀升的物价而发放的特殊费用，是维持巡回审判员役基本生活的必须，此举一方面反映了战时状态下巡回审判员役生活的艰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各方力量为共克时艰而付出的种种努力。
三、巡回审判办公杂费的构成与办公经费的充裕
（一）巡回审判办公杂费的构成
巡回审判办公杂费的构成有两类：即办公费和杂费；其中办公费分为文具费、邮电费、消耗费、租赋费、旅费和杂支费六种。而文具费又分为纸张笔墨簿籍费和杂品费，主要用于各种裁判文书、传票、文告、案卷和统计簿册的制作与存档之用。例如，江西省战区巡回审判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份支出计算文具附属表内就有信封、民刑事卷面、民刑事传票、送达证书、布告、公文纸、风筝蜡纸、计算条簿、薪俸收据簿、呈文纸、刻木印、刻方印、墨汁、铅笔、狼毫等62种文具物品，支出经费达国币83. 15元。邮电费主要包括邮费和电费，即邮寄费和电报费，比如，江西省战区巡回审判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份支出计算邮电费国币29. 18元。消耗费主要用于巡回审判员役生活消耗品的购买，如蜡烛、食用油、茶叶、绳子和香片等，江西省战区巡回审判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份支出计算消耗费国币28. 66元。租赋费是巡回审判员役在巡回审判途中租用房屋的费用，如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份巡回审判一区的租赋费国币2.2元，巡回审判二区的租赋费国币8元，则7月份江西省战区巡回审判租赋费共计国币10.2元。旅费，在办公费所占比重最大，是承载巡回审判巡行过程的经费支出，如江西省战区巡回审判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份巡回审判旅费的支出，分别是巡回审判一区推事罗笃志由浮梁县属湖口县政府前赴星子县政府行署执行职务，途中共7日，旅费计国币92. 99元，二区推事左穆由永修转赴靖安办理巡回审判事务，途中共4日，旅费计国币120元。10月份两区旅费共计国币212. 99元，占十月份两区办公支出经费371. 88元的57%。杂支费主要用于订阅报纸，以及购买火柴、草纸等费用，如江西省战区巡回审判二十九年十二月份支出计算杂支费为国币9. 42元。
杂费虽然和办公费并列，但其数目很小，其月预算额为国币5.5元，主要用于购买器具，如江西省战区巡回审判二十九年十一月份支出计算器具附属表中所列的物品有，油印机一架，篾篓一对，美孚灯三盏，白铁油壶一只，共花费国币10.9元①。
（二）江西战区巡回审判办公经费的充裕
江西战区巡回审判办公经费，主要用于巡回审判各个环节的开支，它直接影响到巡回审判是否正常进行。为了便于感性认知，特制作表1：
说明：(1)除了1939年12月与1940年2、3月巡回审判第一区实支数是通过推算得来，，其余数据均直接引用或基于基本数据计算而来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巡回审判一区和巡回审判二区月实支数的总和即应为江西战区巡回审判各月支出计算书中办公费总数（江西高等法院民国三十年八月十一日公函，会字第1345号附件；江西高等法院民国三十年八月十二日公函，会字第1346号附件，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卷宗号：J018 - 06 - 04796），但在具体计算过程中，作者发现，1940年7、8两个月总和与总数完全吻合，而1939年1 1月，1940年1、4、5、6、9、10、1 1月总和与总数略有差距，最小的差距0. 03，最大的差距3.20，作者采用计算得来的总和数据。特此说明。(2)巡回审判第一区1939年12月与1940年2、3月支出计算书缺乏，故本表内此三个月的数字是通过江西巡回审判月办公费总支出减去巡回审判二区相应月办公费的支出而得出来的，因此无法进行比对。特此说明。
从上表可知：首先，一区和二区办公费开支相差无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究其原因，一是物价虽有波动，但较之1941年以后江西物价暴涨之趋势②，还是较为平稳，这奠定了巡回审判办公费开支相对稳定性的基础①。二是在此期间，一区和二区巡回审判过程比较顺利，从巡回审判区域看，此期间巡回审判一区巡回审判路径是南昌一彭泽一湖口一星子的循环巡回审判。巡回审判二区的巡回审判路径是高安一新建一奉新一靖安一武宁一高安一新建一奉新一靖安一高安一靖安一安义一永修一靖安一新建，基本上达到了每月巡回审判一县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巡回审判二区，在1939年12月份涉及新建、奉新和靖安3县巡回审判事务，1940年的10月份涉及靖安、安义和永修3县巡回审判事务②。但遗憾的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区的九江县和德安县的人民，并没有迎接到巡回审判的惠顾；同样，二区的瑞昌人民也没有享受到巡回审判的礼遇。
其次，巡回审判办公费的实际开支数与预算数相等或低于预算数，说明此期间巡回审判办公费预算数的确定是合理的。同样，这期间，巡回审判办公经费是充裕的。查巡回审判经费“所有二十八年十月至十二月份节余经费二千六百二十二元七角三分③，二十九年度节余经费一百八十六元五角一分，均已如数解还省库各在卷。”④即剩余的巡回审判经费要按年度返还江西省政府财政厅，这充分说明战区巡回审判经费的管理与使用效果明显，达到预期目标。
第三，与巡回审判员役薪饷依战时紧缩政策，按照一定折扣发放的模式不同，巡回审判办公费是按照预算数十足发放的。这也突出了战时巡回审判经费发放的特点，即保障重点经费的足额发放，推动战区巡回审判顺利进行。
四、1939-1940年江西战区巡回审判经费的特点
经费是支撑巡回审判制度施行的关键，江西战区巡回审判经费的构成与同时期的高等法院分院，地方法院经费的构成不同，具有较为鲜明的特点：
（一）无“法收”的巡回审判经费’
普通法院的司法经费构成中，收入部分主要有两块，一是江西省政府财政厅拨发的经费，二是法院本身的司法收入。与之相对的是，巡回审判经费全部由江西省政府财政厅和高等法院拨发。究其原因，鉴于战区民众生活艰辛-，为体恤民众计，“民刑诉讼案件诉讼关系人虽未购用状纸，巡回审判推事仍应受理民事诉讼案件，并免征诉讼费用。”①
普通法院的司法收入，主要包括“印纸、状纸、没收没人、缮状费等大大小小17项。”例如，1940年11月，江西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司法收入实数有：裁判费245. 85元，罚金25. 58元，民事状6.3元，刑事状13. 35元，缮状费50.3元②。关于巡回审判无法收收入之情况，一区推事罗笃志详细分析之，首先，诉讼费用依法既在免征之列，“则巡回审判推事关于民事案件，实无司法收入之可言，灼然无疑。”③其次，关于刑事案件之罚金罚锾系属司法收入，依司法印纸规则第七条第四款应购贴司法印纸，“但刑事裁判之执行，由当地第一审检察官或县长为之，又经战区巡回审判民刑诉讼暂行办法第23条明文规定，是此项司法收入，并非巡回审判推事所经办，更不待言。”④第三，民刑诉讼案件诉讼关系人购用状纸及依司法印纸规则第六条购贴司法印纸者虽非法之所禁，但巡回审判机关组织简单，行踪靡定，状纸印纸之发售，及缮状事宜，应由当地司法机关或县政府办理，非巡回审判推事所经办，此应由当地司法机关或县政府直接报解钧院，毋庸由巡回审判推事加以嘱托。
但在战区巡回审判司法实践中，也并非无一毫一厘之司法收入，当第一审诉讼费用未缴清，而诉讼当事人又提起上诉时，巡回审判推事在受理第二审诉讼案件时，一般要求诉讼当事人先向巡回审判法庭缴清第一审诉讼费用，此时，法收出现了。例如，1940年9月，一区推事罗笃志第三次巡审彭泽期间，受理“彭阿青与唐养吾因同居事件上诉案”，裁定正文“唐养吾应于七日内补缴第一审裁判费国币三元，”⑤法理依据是第一审诉讼费用不在免征范围内，故提起上诉时，首先应缴清第一审的诉讼费用，但这种司法收入，高等法院会在下一月的办公经费中扣除。
（二）巡回审判员役薪俸的优待
“一国司法及审判之独立，尤以法官保障之确立，至为切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职员薪俸并不低下”，“其待遇应属差强人意”。如前所述，巡回审判推事除了领有荐任俸之外，还领取补助俸。首先，补助俸是巡回审判推事独享，同时期普通法院的推事只有俸薪，而无补助俸。其次，“巡回审判推事之原俸及补助俸，应依照国民政府规定之紧缩通案，按八成发给。”①1939-1940年，依据国民政府紧缩政策及本省省情，普通司法人员的俸薪，江西省财政厅是以原俸额七折数，甚至更低折数发放的。具体内容请见表2。
说明：1940年7月，王济之暂代江西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一职，在分院院长期间，其薪俸是由分院院长薪俸一半和推事薪俸一半之和，故其薪俸有所变化。8月份新任分院院长汤本殷履职。
由上表可知，仅从俸给的折扣数而言，巡回审判推事的折扣数，在1940年11月以前，一直低于其他司法人员，再加上其补助俸的领取，所以，巡回审判推事的薪酬远远高于同期其他普通法院推事的薪酬。
与普通法院推事实领俸额类似，书记官实领俸额折扣数也是一个从高到低的发展过程，1940年7月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书记官长邓伯亮月定俸额100元，实领俸额65元，故书记官俸薪额折扣数为35%，8月份折扣数为24%②；11月，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书记官长刘肇祺月定俸额100元，实领俸数90元，依50元之内不打折，另50元领取40元，合计共90元，折扣数20%③，此时普通法院书记官俸薪折扣数才于巡回审判书记官俸额折扣数同。故巡回审判书记官之实领俸额也高于同期其他普通法院书记官的薪酬。
与同期巡回审判錄事薪额全额发放不同，普通法院錄事实领薪额仍有折扣数，只不过比较低，例如，以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绿事娄鼎和为例，其1940年1月额定薪水34元整，实领额数27.2元，折扣数为20%，3月份额定数仍为34元整，实领数28.9元，折扣数为15%，6月份额定数与实领数均为34元，折扣数为零④。即到了1940年6月份起，普通法院绿事的薪水才与巡回审判推事的薪水等额。
至于公丁，因工饷比较低，1940年间，，其工饷均是全额领取。以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公役庭丁周兴龙为例，1至6月份，其额定工饷数和实领数均为12元，7月和8月增长到14元，9月份周兴龙工作调整为庭丁，9月和10月其工饷额定数和实领数仍为14元，11月和12月增长到16元①。
所以从发放的比例上看，巡回审判员役的薪俸比同时期其他司法人员高。1940年10月，推事罗笃志呈中提及增加巡回审判员役薪俸的提议，高等法院回复称“至该推事等薪俸工饷，系经本院呈由司法行政部核定有案。且额定俸薪，均较后方司法员丁为高。所请增加成数一节，碍难照准。”②
相比较而言，巡回审判员役获得了优待，究其原因，首先，战区巡回审判路程之坎坷，环境之危险，过程之艰辛，非常人所能克服与完成，优待巡回审判员役，乃是国民政府当局对其能力与工作的肯定与鼓励。其次，巡回审判员役肩负责任之重大，如维系司法体系之完整，捍卫战区司法主权，凝聚战区民心，传播法律等，国民政府优待巡回审判员役，表达了国家对战区司法的高度重视。第三，优待战区巡回审判员役，也是当时国民政府推动战区军事、政治与司法并进，实现抗战建国目标的重要举措。
（三）旅费在巡回审判办公杂费中一枝独秀
旅费，即巡回审判员役在巡回审判途中的费用，它是办公费中最主要的费用，为了更为直观地再现旅费在办公费中一枝独秀的地位，特制作表3：
由上表可知，首先，旅费在办公费中独占鳌头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是承载巡回审判制度施行的经济基础；其次，与支出办公经费比较稳定相比，旅费的变化与波动比较大，究其原因，乃是巡回审判途中不确定因素太多的缘故，如或因战事变化，推事被迫辗转迂回③；或因瘟疫流行，推事等被迫后撤①；或因岗哨的刁难，行程暂时中断②等等。
九年级应战书篇12
从李昌镐到李世石，从昨日的大李到今日的小李，目睹十年棋坛之段位种种怪现状，轻运一口气，齐小侠说：段位（赛），已经走到它的黄昏时期，接近于黑暗的状况。直白地翻译转化，就是段位（赛）已经进入病危阶段，濒临死亡！
这是一个不容质疑的结论。如果你还有怀疑，请看小侠下面的论证文章。如果看完还怀疑，小侠就怀疑你的智商。
李世石该被授予几段？
有史以来最有力量的大棒朝我们挥来！这一招叫做“暴风骤雨”！
韩国《朝鲜日报》在李世石夺得富士通的世界冠军后，发表署名文章，发出一记很有力量的棒喝：李世石该被授予几段？
按照李现在的水准，当然应该被授予九段，韩国棋迷的调查有近80%的人认为韩国棋院应该破格授予李世石最高段位九段，还有12%的人认为先过渡一下，授予六或者七段，等到以后再授予九段，还有一小撮棋迷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奖段，因为李世石没有参加升段赛，就应该公事公办。这个坊间的调查很有意味，因为其中没有关于技术方面的争论，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棋迷都认为李世石达到了现在标准的九段水平，但是里面有着各种价值观、人生观在激烈地打架。好玩得很。
李世石1995年入段，1998年二段，1999年三段，从2000年开始拒绝参加升段位，口号是“段位根本无法表达棋手的真实水平”。如果李世石坚持参加段位赛，现在起码是五段了，也不会破掉李昌镐的五段最低段位夺世界冠军纪录，但李世石以杯葛段位赛的形式贯彻他的围棋观之一面，令人敬佩，但也容易招致非议和白眼。如果强势集团中的当政人物一意孤行，就给你李世石小鞋穿，小李也没有办法。19岁的三段世界冠军小伙子，如果你不参加升段赛，就当你的一辈子三段棋手吧！
但是这种一意孤行者，不可能将自己的思维贯彻到底。因为李世石实在突出，因为世界棋坛有破格奖段的大量先例，让李世石三段一万年，显然太搞笑，也显得操作者过于愚昧。但是如果顺昌民意，将李世石从三段火箭升空到九段，不是不可以，但这非常需要勇气，因为如此的升段幅度在世界棋坛上还是没有：在中国，江铸久因为1984年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五连胜从七段被擢升为八段，今年古力和徐莹受益中国围棋协会新规定分别从五段和三段被批升为七段和五段；在日本，石田芳夫因为囊括名人和本因坊被日本棋院一致通过由八段自动晋升为九段；在韩国，1996年，韩国棋院将两位世界冠军李昌镐七段、刘昌赫七段双双跳批为九段。
如果一夜之间，李世石三段的名牌被换成李世石九段，那么你能想象惊愕千万重，争议不是一点点。历史上最高的跳段最多不过两段，而李世石如果一口气连跳六段，并且是从低段格的三段跳到高段格的最高段，那无异于世界棋坛的大地震。李世石从获得2000年韩国最优秀棋士赏以来，用一连串的组合拳打得韩国棋坛和世界棋坛晕头转向，傻子才说李世石没有九段的水准。或者说，那么多的人都是九段，说李世石具有九段的水准是毫不为过的，何况他现在又有世界上创办最早的富士通杯世界冠军作为护身大旗。
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资历，也不是年轻，嫉妒不要紧，红眼病都很容易治，问题的关键出在这里：如果把李世石三段一下子提升到九段，不是肯定了他不参加段位赛的特立独行之举吗？无形之间不是说明段位赛认可的段位根本不足以标明水平了吗？像李世石这种段低但具有高段水准的小伙子在韩国很多，如果开了这个口子都效仿小李不参加段位赛，都等获得国内或者国际头衔后被擢升，那升段赛还有什么意义，不成了无能和平庸的代名词了吗？
韩国棋院面对多项国内头衔得主、一项世界冠军得主、但只有三段的李世石一筹莫展，面对19岁少年极度颠覆段位顺序和段位象征，韩国棋院进入艰难的选择之中：是就此擢升他为九段，还是任由这个不参加段位赛的三段少年出没在国内国际的高点上，或者是其他什么折中的选择呢？
头疼。
段位赛完全可以消失
李世石三段纵横国际，完全是对段位（赛）的一种莫大羞辱，完全说明段位赛可以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寿终正寝。
《桥本宇太郎围棋世界》这样叙说日本战前升段赛（大手合）的地位，“所有棋士皆视升段为‘最高目标’。在极为严格的升段规定下，为了升段，棋手们都经过无数次筋骨欲碎般的磨难。久保松胜喜代曾著有《苦斗十三年》一书，描绘了他从六段升为七段费时十三载的艰苦历程。当然，岁月蹉跎受煎熬的绝不只是久保松一人，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桥本宇太郎就是一例，他从四段升为五段大约耗费了7年的宝贵时光。由此可见，段位的崇高权威是高超技艺久经磨砺的产物。相比之下，报社举办的‘新闻棋战’只不过是围棋表演赛而已，用昔日德川幕府时代的语言来说就是逢场作戏的‘应酬棋’，如果用相扑来做比喻，那么升段大赛就是力士们参加正式定级的‘本场所’比赛，而‘新闻棋战’则相当于地方巡回表演。”
同样是这本书也描述了段位赛权威的没落，“如今棋界早已发生巨变，最高段的九段在日本棋院与关西棋院共有60名之多，而八段和七段相比之下却少得可怜，形成了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如此宽行易取的段位制度使其本身丧失了权威性，甚至有位八段棋士嘲讽道：‘那样的九段叫人害臊，我可不想当啊。’于是不再去参加升段大赛而甘愿停留于八段。从1961年开始，这种‘段位通货膨胀’急速地发展起来。如今，各大报社举办的名衔战已发展成为最高竞技舞台，升段大赛的主要地位被取而代之。这些棋战有巨额奖金和丰厚的出场报酬，显示出迷人的魅力，因而成为当今棋士竞相追逐的目标。并且，这些新闻棋战不论段位高低，一概以分先对弈，于是越发增强了人们对段位权威的藐视。”
《桥》中的这两段话再好不过地描摹了段位赛地位的变迁，而由于此书成书还在十几年前，发展到现在，人们岂止是对段位（赛）权威的藐视（这种说法的背后还潜藏着认为其是权威的意识），人们已经是厌弃段位（赛），认为其根本不是权威，根本不足以表达棋手的真实水平。今年在杭州举行的段位赛，下到第八轮，国字号棋手中只剩下孔杰一人，其他人都退出比赛备战三星杯了，而孔杰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他不需参加预选赛……正如《桥》书中所说的，当今的现代新闻棋战（杯赛）已经成为棋手最愿意追逐的目标，而形同鸡肋般的段位赛越来越无同轻重。加之最近10年风起云涌的世界大赛冲击，“后宫粉黛三千”，段位赛已经成了不知排位多少的偏妃，几乎没有人再去宠幸，当然如果实在是“一时需要”，另当别论。
也许你说李世石是个特例，是个天才，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如果你谙熟三国棋坛的状况，你不得不承认，韩国棋院上面碰到的难题其实也是世界性的难题，只是难度大小不同而已。关于段位与象征功能符号严重扭曲以及段位赛是否可以取消，其实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也就是说病了好长时间，但到时下，隐瞒下去已经没有必要，就应该发出病危通知，死也要死得光明正大，否则死不瞑目最痛苦。
从三国范围看，其实都已经不再需要举行段位赛。当然，对于起点之初的定段赛还得保留，这也是进入职业圈的根本前提，否则以什么途径来决定入段呢？但进入职业圈后，即使是职业初段也不需要再参加什么所谓的升段赛，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根除现存段位的极大弊端，使段位名至实归，让棋坛的秩序清晰明快起来。拿中国的情况来讲，取消升段赛，代之以相对先进很多的等级分来确定段位，无疑是目前最合理的途径。因为等级分是综合一年各项比赛的积分，最能考察棋手相对稳定的水平和状态，如果确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公式，确立折算成段位的合理标准，将比段位赛测评段位科学得多。
段位赛从今日之看，起码有两大之弊。其一，现在职业棋战赛事很多，段位赛只是其中之一项，就以一项赛事的临时发挥来决定段位，太过于草率，也不科学。棋手状态有高潮有低潮，拿十几天的比赛决定一个人的段位头衔，非常可笑，当然应该是一段时间（譬如说一个季度、半年、一年）更能全面考察实力。其二，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启蒙于赛事荒芜阶段的段位赛根本无法与时俱进，已经完全沦落为这个时代的落后产物。以前的段位赛一段一段地打，是围棋咨讯、教学手段、高水平赛事众多、周围环境拉动等因素还处于低级阶段的产物，而现在的围棋大环境，咨讯发达，教学手段先进，周围环境尽是世界上最好的顶尖高手，高水准比赛比比皆是，只要有天赋，愿意抛洒青春与汗水，棋艺进展速度就可以突飞猛进，其进步速度完全突破原来用一段一段标量的现存段位赛制度，并且两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
三国棋坛，这个问题莫不如此。
保守的，还是休克的？
1991年6月，俞斌在段位赛上升为九段，“晋升九段，可以说是每一位专业棋手的奋斗目标。这次杭州段位赛，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成为中国第10位九段棋手……成为九段，欣喜之情自不待言，但这并非我的最终目标。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会加倍努力，攀向高峰。”
2002年7月，同是在杭州，罗洗河成为中国第24位九段棋手，但他再也不会拥有当年俞斌升为九段时的那种兴奋，因为九段已经不再极度贬值，难以拥有当年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仅日本目前的九段棋手就将近80名，早已失去最强者代名词的本色象征意义。
所以，如果恢复棋道中最高段位九段的最高尊严，就要大大加高进入九段的门槛，虽然不必如日本战前只有一位九段（名人）的唯我独尊地位，但应确保九段是棋界最强者的地位。具体阐释之，像中国棋院今年《关于奖励升段暂行规定》中规定的凡获得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冠军的（含亚洲杯），一律晋升为九段，就是个不错的措施――当然，如果要加大门槛，不如改为今后只有获得世界冠军的，才可以晋升为九段。其他八段、七段等以次类推，都可以要求用国际大赛、国内大赛的头衔冠军或者相应的成绩来严格筛选。
小侠关于围棋理想王国的一幕场景是：既然段位是曾经标量棋手水平的尺子，就要用段位来真正衡量出棋手的真正水平，所以要净化目前的段位制度，取消升段赛，以稳定持续的战绩做为升段标准，允许一部分人先升起来，快升起来，这才是正常的竞争环境。要不就取消段位这个称号，像一些项目没有表面上的量化分级，但围棋段位制是其最大特色之一，是对古风的品位制薪尽火传，孕育着丰富的棋道精神，保留无疑是上策，但如果保留只是让其徒有虚名其实是最大的浪费和践踏。
曾经和现在一直有很多和稀泥的看法：不必对段位赛太较真，因为它打出来的段位代表曾经代表的高度，就像职称一样；段位赛对低段棋手还是有用的，因为是难得的比赛机会；段位还是有标尺作用的，基本能说明水平…..五花八门，泥沙俱下。
这些说法貌似有理很能迷惑人，但大谬不已，也正是因为此类傻得不能再傻的想法阻碍了取消段位赛的想法和实施的力度：围棋打的最大一个品牌是高雅，九段是一个曾经非常神圣的称号，所以要注重保护这种资源，宁缺毋滥。中国很多所谓从段位赛打出来的棋手曾经抵达过九段的高度吗，他们有至少5年的顶尖表现吗？所以首先就大大提高九段的门槛，让你如果不是真把式，你就达不到这种高度。继续之前的话题，如果再度累高九段门槛，凡获得世界大赛三次冠军（不含亚洲杯）以上者，才可以称之为九段。对照一下，当今世界符合此条件的只有李昌镐、曹薰铉、刘昌赫，他们自然是世界最强者，没有任何不妥。他们曾经代表了一个高度，现在还继续在这个高度，也只有像这样经过时间和战绩反复过硬打磨的棋手才是真正的九段，才配称上九段。以此类推，其他八到二段，都有不同程度的战绩要求和时间考验，如此以往良性循环，世界棋坛的段位顺序才能够彰明，才能够有序。
一个极为痛苦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是假设的，但可以想象其触目惊心：还是拿中国的等级分说事，如果用它来作为定段依据，从具体的技术方面来说，既然有升段，就应该降段，否则真正的公正还是难以全面达到。是啊，应该降段，就像足球联赛，A组打不好的就要降入B组，这也是竞争的本义。如果现在实施新的段位选拔制度，那么以前的段位是不是全部作废，如果不作废，新旧加在一起不是很混乱吗？是的，最好全部作废，当然还都是职业棋手，但是把以前的段位降格几级，然后进行升降。当然，这主要是针对一线棋手而言。
小侠热血澎湃地想：真是如此，该是中国棋坛的又一番新景象吧，赶超韩国应该有望了吧。但这种激进的“休克疗法”实施的难度太多，也许会有些痴人说梦的味道。但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中国已经加入WTO，世界围棋乃至中国围棋该拿出点大动作革故鼎新吧，整合段位既有关门面有利宣传廓清人们的认知方式，对围棋发展及鞭策都有莫大的鞭策。
九年级应战书篇13
进党自传范文1,关键词是自传,范文, 本人刘军，性别男，汉族人，于1979年5月23日出生在柳州市的一个干部小家庭。系湖南商学院信息工程与信息治理系九八级自考班的学生，现担任本系自考部的团总支书记。
我母亲是一名中国***党员，父亲是一名工人，我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母亲谦虚严谨，细致谨慎的工作作风从小就深深地感染着我。一九八六年玄月我进进了柳州市第九完小开始读小学，临学前母亲教育我，鲜艳的红围巾是先辈的鲜血染红的，是少先先锋队的标志，只有象解放军战士那样不怕苦，最勇敢的人才配戴上它。我牢记母亲的话，上小学后，学习上，努力刻苦，争当先进；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最后在小学三年级光荣地加进了中国少年先峰队，我抚摩着胸前的红围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进步，将来还要向团组织靠拢。在一九九二年玄月，由于母亲的工作调动，我转进了张家界一中读初中，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我和我的红围巾决定成为最勇敢最坚韧的小战士，没有父母在身边，我更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于是我利用别的同学玩的时间跑书店，做习题，补作业……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初中二年纪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进团宣誓！当母亲得知这个喜讯后表扬我是个党的好孩子，并且督促我一定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将来向党组织靠拢。中国***主义青年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主义的学校，在那里我加强了对党的熟悉。一九九五年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保送进进张家界一中的高中部继续学习，十六岁的我对生活布满了无比的希看。在这期间（初中到高中）我成绩优异，一直担任班上的文娱委员，及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文艺积极份子"，并在团组织的各种活动中获奖。但是，在高考这杆独木桥上，我落第了。假如这是生活向我发起的又一次挑战的话，我不会后悔我所作的选择。一九九八年玄月我进进了湖南商学院信息工程与信息治理系的首届长线自考班，在大一至大二期间，先后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班长，副班长，系自考部团总支书记。并且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且担任其重要职务。对于我的未来，我从未放弃希看，而是更加努力地投进到学习和工作中。在多次自学考试中，都有较好的成绩，并受到了系部的表扬。在工作中，细致认真负责，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为了进一步进步自身的素质和修养，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我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慎重地递交了我的进党申请书。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作为执政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成功地实现了从新***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的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发展。一九九七年玄月，中国***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理论确定为全国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纲领，制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到来世纪的前十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来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现在，中国***正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为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主义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