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史论文篇1

近代；云南；农田水利；灾害防治

云南地处边疆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农田水利建设相对滞后，近代自然灾害频发。农田水利建设是有效防治水旱灾害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云南遭遇干旱的现实也让我们反思云南水利建设问题。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强调了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云南而言，有效的水旱灾害防治和农田水利建设有助于推进边疆地区的治理，进而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因此，考察近代云南农田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水利建设的研究还具有学术史的意义，当今学者对中国水利史研究，就地域而言，集中在华北、关中，江浙和东北地区，对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水利研究鲜有涉及。从学术史意义上讲，本课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丰富中国水利史的研究。另外，本课题通过研究云南水利反思既有理论，为“水利社会史”分析范式提供佐证。

1近代云南水旱灾害防治与农田水利建设研究现状

国内方面，对于近代云南水旱灾害和农田水利建设问题关注很多，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要体现在：①国家和云南地方的科研院所进行水旱灾害资料整理工作，突出表现为以《云南水旱灾害史料》为代表的水旱灾害资料集；②学者运用上述资料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吴瑞良《云南省水旱灾害概述》，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德宏分局编著的《德宏州水旱灾害规律及对策研究》，白树明等人《云南水旱灾害与粮食安全浅析》，尚志海《20世纪云南省农业干旱灾害脆弱性的成因分析》以及数篇博硕论文，等等。上述论文突破了资料整理研究思路，探讨了水旱灾害成因和防治措施，使云南水旱灾害研究逐步丰富和立体化。当然，以上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大多数成果内容粗疏，缺乏精细的研究；其次，资料挖掘不够，尤其是档案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比较缺乏；最后，研究视角的陈旧。水利建设是水旱灾害防治的重要措施，从民国至今，学者一直关注云南的水利建设问题，有代表性的有丘勤宝的《云南水利问题》，吴绍墨《云南农田水利事业的检讨》，周琼《清代云南内地化后果初探：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察》，张琰等《近年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问题的研究：以云南为例》等。以上研究为我们了解云南的水利，尤其是农田水利提供了参考，但是其侧重于常态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工程、水利建设等传统水利史的研究上，对于非常态下“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水利纠纷的研究鲜有提及，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国外方面，针对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的“治水社会”观点，行龙在《“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一文中，提出了“水利社会”范畴，并指出水利社会的四种类型：“流域社会”、“泉域社会”、“洪灌社会”、“湖域社会”，这为我们研究云南水利提供了分析工具。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在继承和批判魏氏思想之上而提出了“水利共同体”理论，钞晓鸿的《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则对“共同体”理论提出质疑，这些构成本课题提出问题和深入研究的前提。

2近代云南水旱灾害防治与农田水利建设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本课题首先通过批判和反思“治水社会—水利共同体”理论，接着引入“水利社会史”理论和环境史视角的分析框架，为本课题的具体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研究范式。基于环境史的角度，分析云南水旱灾害发生的原因，并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论述近代云南水旱灾害防治的措施，农田水利建设恰恰是防治水旱灾害的重要举措。在发展农业，进行水利灌溉的过程中，水案（水权的水利纠纷）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水案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复杂的利益关系，是观察社会变迁的新维度。政府采取措施解决水利纠纷也是想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个别地区的水案放大到一个区域的社会：湖域社会，这是“水利社会史”分析范式的具体应用，这个社会是一个由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是整个云南乡村社会的缩影，它的变动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通过云南地区水利和环境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反思“水利共同体”理论不足，进而论证了“水利社会史”的合理性，进而做到前后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该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①云南水旱灾害和水利史研究新视野：“水利社会史”理论与环境史视角的新诠释，主要从方法论角度论述以往云南水旱灾害和水利史研究的不足和改进之处。②近代云南的水旱灾害防治与社会控制，通过近代（1840-1949）云南所发生的典型的水旱案例，论述政府和社会的对策，分析水旱灾害之影响，评价政策的得与失。③近代云南省地方农田水利建设，主要论述云南省的农田水利政策，梳理农田水利建设成就，总结其经验和教训。④近代云南省农田水利纷争及其调试，通过具体的水利纠纷案例，分析纠纷原因，阐述处理水利纠纷的原则以及影响。⑤公共秩序的形成与变迁：对近代以来云南湖域社会的历史考察，主要考察滇池的水环境、水资源与水经济、水利组织与政治权利、水权与争水，水信仰与民俗。⑥反思水利共同体：以云南地区农田水利和自然环境关系为中心的考察，主要通过分析水利与环境的关系，来反思水利共同体理论。在研究方法上:①注重方法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援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邻学科的学术资源，尤其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著作，以扩大学术视野，提升理论水平。②注重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相互印证，除了运用云南省图书馆、昆明市图书馆，云南省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外，还会去云南省各个农田水利区域搜集碑刻、文书、方志资料，并选择若干典型村落，对在世老人进行口述访谈，扩大资料来源，加强感性认识。③注重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虽然本课题研究范围是整个云南省，但是不同的地区也有自己的具体实际，对其特点应予以总结。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①通过引入“水利社会史”分析范式，为近代云南地区的水利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促进中国水利史的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利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知识，拟采用文献解读法，统计分析法和实地调查法，充分完整地研究农田水利问题，并实现研究方法上一定程度的创新。②以水利为平台，关注国家、社会、个人与环境的互动，反思“水利共同体”理论，为“水利社会史”理论提供新的实证支撑。③本课题也能为今天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借鉴，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参考。④本课题运用新的材料，要支撑材料是档案资料，参考民国时期的报纸作为佐证，主要的报纸包括：《云南省政府公报》、《西南边疆》、《导淮委员会半年刊》、《旅行杂志》、《云南建设》等。在研究过程中，也搜集有关水利和水旱灾害的资料，这也能为云南水利史，乃至云南社会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来源，特别是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档案资料和民间文献。

3小结

通过上述方法和创新，本研究的结论是：①“水利社会史”理论的引入，打破了“治水社会—水利共同体”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范式，丰富了中国水利史和社会史的研究。②政府试图通过防治水旱灾害，加强基层社会的控制，地方基层和社会也与政府角力，也介入防治水旱灾害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水旱灾害防治的无效性。③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动机，来源于维护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的稳定和服务于抗战云南作为大后方的现实需要。农田水利建设的特点是因地制宜，资金筹措多渠道，工程规划长远性，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④水案是研究云南水利史的一个切入点，为我们动态地了解区域社会变迁提供了可能。⑤湖域社会（以滇池为中心）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合力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分水，用水体系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开关”。

作者：杨天虎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云南省历史洪旱灾害史料实录（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Z].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

[2]云南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编：云南水旱史料（内部资料）[Z].昆明：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印装，2000.

[3]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云南天气灾害史料[Z].昆明：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1980.

[4]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Z].昆明：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85.

水利史论文篇2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

传世文献中关于漳水十二渠最早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乐成篇》：

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这是说漳水十二渠为史起所创，时间是在魏襄王执政时期，亦即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之间。东汉初班固编纂《汉书》，在《沟洫志》中承袭了《吕氏春秋》的说法。稍后崔??在东汉桓帝初年著《政论》，再一次提到了这种说法。①以上几种记述可以作为“史起说”的代表。

《吕氏春秋》载史起指斥西门豹“漳水在其旁”而“弗知用”，可是今本《史记·河渠书》的记载却与此截然相反，谓“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西汉元、成二帝之间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记西门豹以“滑稽”之举而惩治巫俗，又兼及其引渠溉田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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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七五地部引佚文，三五一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本。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张缇绛帷……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诺。”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豹视之……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皆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

魏文侯是魏襄王的曾祖父，西门豹被任用为邺令是在魏文侯二十五年，亦即公元前421年，①比史起出任邺令要早一百年左右。褚少孙又把灌渠的水源记为“河水”，与《河渠书》的漳水不同。东汉人王充，约略与班固同时，其所撰《论衡·率性篇》述此事云：“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对于邺地田顷的评价与《吕氏春秋》完全一样，但开渠人却由史起换成了西门豹。《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仍然是把西门豹视为漳水十二渠的始创者。以上几种记述可以作为“西门说”的代表。

上述两种记载本互不相容，因为《吕氏春秋》不仅把漳水十二渠的始创者记为史起，而且还直接指斥西门豹未能浚引漳水灌溉农田。可是西晋左思著《魏都赋》，铺叙邺城景物，在描述漳水十二渠时，却曲为折中，谓“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②，硬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调和成前后相继的两件事情。汉晋人作赋，以大量叠垒排比事项为能事，对于历史事实本不必过分拘泥，不能要求他一定要考稽出西门豹、史起二说孰是孰非。对于这样令人费解的旧事，左思如此折中弥和，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自此以后，凡论及漳水十二渠史事者，却几乎无不踵袭其说，把左思作赋所采用的权宜性处理办法，视作固有的历史事实，这是左思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在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记述，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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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四四《魏世家》，一八三九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文选》卷六，一一页，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覆刻宋本。

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①

其后直至清人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仍旧固持此说。②现今水利史学界和历史学界一般也都是沿用这种调和的说法，普遍认为漳水十二渠为西门豹所首开。在水利史学界，如王涌泉、林观海等人合著《黄河水利史述要》(1984年出版)、姚汉源著《中国水利史纲要》(1987年出版)等，都持这一观点。在历史学界，如杨宽著《战国史》、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等，都是同样处理这一问题．水利史专家姚汉源先生虽然撰有专文，试图探讨这一问题的真相，可是他明知两说不可调和，却未能判断孰是孰非，结果仍旧含糊其辞，两说并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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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水经·浊漳水注》，《四部备要》本，卷一，六页。案《水经注》下文紧接着就引及左思《魏都赋》述漳水十二渠“??流十二，同源异口”之句，显然直接受到了《魏都赋》的影响。

② 见《史记志疑》卷一六，八二二页，中华书局排印《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奉。

③ 姚汉源《西门豹引漳灌溉》，载水利电力科学院《科学研究论文集》，第12辑，第1版，水利史专辑，73～85页，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

二、论“史起说”之不可动摇

“史起说”根本排斥所谓西门豹引渠之说，因此，只要能确认史起首开漳渠一说，就可以得到开凿漳水十二渠的真相。我想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第一，一般来说，文献记载越接近于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年代，其可信程度越高。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明确、有力的证据，在两说歧出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择取先出的说法，这是治史的基本原则。吕不韦招徕门客编纂《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初年，上距史起修渠的魏襄王时期，不过六十年上下时间，差不多可以说是当代人记当代事，何以会凭空杜撰?吕不韦门下有食客三千，来自九州列国，其中自然也不乏魏国旧民，这些人自应更为熟悉本国旧事。《吕氏春秋》赖“其客人人著所闻”而成书，①像漳水十二渠这样的魏国故事，即应得自魏人所见所闻，因此所记更为可信。

姚汉源先生虽然说史起、西门豹两说之是非不易遽断，但他事实上偏倾于西门豹一说，故谓《吕氏春秋·乐成篇》所记开凿漳水灌渠事，系因兴修郑国渠遇有阻抑，“有为而发”，所以，“不能排除有意歪曲附益的可能”。今案《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吕不韦将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又岂能肆意无中生有，指是为非，编造满纸胡话?难道包括来自魏国故地的“诸侯游士宾客”全都蒙昧可欺?姚氏的猜想看来有悖于情理。

清人梁玉绳也否认史起开渠说，其理由是《后汉书·安帝纪》和《水经注》的记述都与《史记·河渠书》相同，谓西门豹首开漳渠。案今本《史记》之“西门说”诚然有后世的记述相印证，但前文所举班固《汉书·沟洫志》和崔蹇《政论》的记述，又何尝不能印证《吕氏春秋》的记载?因此这样不加分析甄辨地引述后世的记述，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足以否定《吕氏春秋》的记载。

第二，《吕氏春秋》记述史起首开漳渠，起因于魏襄王令群臣效法西门豹的为人，而史起则直接指斥西门豹守邺时不知利用漳水来灌溉当地的“恶田”，结果弄得魏襄王哑口无言。西门豹为魏国名臣，其事迹战国时人韩非即屡有称道，②魏襄王既然令群臣效法其为人，自然不会不了解他的政绩，若漳水十二渠确为西门氏所开，襄王焉能一无所知?史起又何以敢公然欺诳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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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二五一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见《韩非子》之《难言》、《观行》、《外储悦上》诸篇，一一二页，一一四五页，一一五一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

第三，《史记》、《论衡》等记西门豹开渠史事，具体情节多与《吕氏春秋》所记史起修渠事契合。如渠道的数目均为十二；再如渠道初开时均受到百姓抱怨，渠成获利后又都相与庆贺，即所谓“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又如均谓开渠之前魏人行田百亩，邺以田恶独为二百亩，开渠后使之成为膏腴之地(按：《史记》今无行田数额，但《论衡》有之)。这说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后人“歪曲附益”的可能。西门豹是一代名臣，除前举《韩非子》、《史记》、《论衡》诸书之外，《战国策》、《淮南子》、《说苑》等书也记有他的事迹，①确实如褚少孙补《滑稽列传》所云，是“名闻天下，泽流后世”。而史起的行止则仅见于开挖漳水十二渠一事，并且除了《吕氏春秋》之外，也绝不见载于东汉以前的其他史籍，与西门豹相比，可谓无名小卒。后人附益往古史事，一般只会把无名小卒的行事附益到人所共知的名人伟士身上，而绝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如果说二者相互附益，那么只能是把史起的事迹附益成西门豹的功绩，而绝不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根据如上三点，我认为史起开渠说根本无法动摇，而确认了这一事实，也就不能不排除西门豹开渠的可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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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战国策》魏策一，七七八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淮南子·人间训》，一二九一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说苑·政理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子百家丛书》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抄本，五十五页。按：清人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谓《国策》、《淮南子》及《说苑》诸书所记西门豹事迹，即出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下的“《魏文侯》六篇”之中。

② 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弄》卷三即持此说，《丛书集成》本，48页。

三、论“西门说”之不足信据

“西门说”最早出自今本《史记》，后人之所以固持此说而不敢置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分崇信《史记》的权威性。其实《史记》的记载本身就极为矛盾，《滑稽列传》和《河渠书》所记内容的真实程度也大可推敲。

首先，十二渠的水源，《滑稽列传》记为河水，《河渠书》则记为漳水，二者迥不相同。在唐宋以前，“河水”或“河”一直是特指黄河，史籍中绝无例外；而《滑稽列传》中所提到的“河伯”，则是专司黄河的水神，屈原《九歌》“河伯”一章，吟咏的就是这尊河神。如《九歌》等文献中所见，河伯的游处之地是“九河”、“河之渚”，或是河源“昆仑”，总之都在古时称作“河”或“河水”的黄河干流之中，并非随意到处游荡的散仙。所以《滑稽列传》所记“河水”只能是特指黄河，不可能是漳水的别称或讹误。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干流曾流经邺县东侧，所以当地会有因“河水”泛滥而为河伯娶妇的习俗。今本《史记》如此矛盾的记载，说明所谓西门豹开渠之说，在产生之初本十分混乱；而如此混乱的说法，则可以说明它很可能缺乏真实的依据，更像是出自后人附益。

那么，是否有可能西门豹确曾开凿过引黄河灌溉渠道呢?就文献记载本身来说，如果用《吕氏春秋》的记载来否定了《史记·河渠书》的西门豹引漳说后，确实并不能排除西门豹有开渠引河的可能，但是从地理形势上来考察，却可以完全排除这种假设。因为黄河下游水势汹涌，泥沙含量极高，直接浚引干流，不仅极为容易壅塞，在汛期也根本无法控制住其进水量，必将引起河流溃决改道，所以即使是在后代也决不敢贸然在下游干流上引渠灌溉(运渠因有下行水道，情况不同；另外后代的引黄淤田和放淤固堤也都与农田灌溉性质不同)，战国时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还刚刚兴起，如《滑稽列传》所云，邺县以东的黄河干流时常泛滥成灾，西门豹又怎么能在黄河上引渠?况且《滑稽列传》云秦汉驰道经过西门豹引河十二渠，秦汉驰道在黄河西岸，这里地势西高东低，根本不可能引黄河水西行。

推寻其缘由，西门豹引河之说的产生，当是后人既然把开凿漳水十二渠的功绩附益到西门豹身上，而西门豹又恰恰有在黄河岸边惩治河伯娶妇陋习的事迹，传说当中便把两件事情连缀到了一起，于是“漳水十二渠”也讹变成了“河水十二渠”。

《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史事出于褚少孙所补，此点殆无疑义。褚少孙在补述《滑稽列传》时首先交代说：

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释所谓“外家传语”云：“东方朔亦多博观外家之语，则外家非正经，即史传杂说之书也。”今余嘉锡先生撰《太史公书亡篇考》，承袭此说，并进一步发挥说：“外者对内言之，古人重其所学，则谓之内。褚先生通《鲁诗》，又以治《春秋》高第为郎，故以经术为内，以诸子传记为外也。此外家传语，即谓太史公列传耳。”①然而《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等史传于《春秋》类中，说明秦汉人是把史传视同六艺“经术”，不应将其贬抑为“外家杂说”。

“外家”一语尚别见于褚少孙补《滑稽列传》之东方朔传下：

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

东方朔“依隐玩世”，以好为“奇言怪语”而著称。②褚少孙述东方朔行事，云其“多所博观外家之语”；他自己虽补续《史记》多篇，而独于《滑稽列传》中称“好读外家传语”，并云因此而续补“滑稽之语”，以令后世“游心骇耳”；这说明所谓“外家传语”必与奇闻逸事相关联，其词语或可耸人听闻，其事项却未必尽属史实。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下收录有诸子十家，而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近人姚明??撰《汉书艺文志注解》，云所谓“可观者九家”，是在十家之中除去最末一家“小说家”，所说甚是。③因为班固在删取刘歆《七略》而编纂的《汉书·艺文志》中，谓小说家者流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故“君子弗为”。所谓“外家传语”，应即此等“街谈巷语”，故往往歪曲附益，以讹传讹，不尽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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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月。按：据本文自序，《太史公书亡篇考》一文写成于1941年。

②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二八七四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见姚明??《汉书艺文志注解》卷三，一四一页，上海，上海大中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15版。

褚少孙补《滑稽列传》，记有“王先生”助北海太守奏对一事，系于武帝时期。而这实际上是宣帝朝所发生的事情，《汉书·循吏传》中有远为清楚的记载，不容置疑。褚少孙所记，显然失实，梁玉绳《史记志疑》早已有所指摘。①余嘉锡先生著《太史公书亡篇考》，虽然竭力辩白人们对褚先生所补《史记》的责难，但是对于这一点也无所置喙。“王先生”与褚少孙几乎是同时人，褚少孙所记尚且如此谬误，足见其所依据的“外家传语”绝非信史，只能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齐东野语。

桓子《新论》谓小说家乃“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②《荀子·正论篇》谓宋子自云“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故有《宋子》之作，③而《汉书·艺文志》正把《宋子》收录在小说家下；可见尽管小说家也不乏可观之辞、可采之言，但往往只是摭取道听途说来设为譬喻，用以耸动听闻。这与褚少孙、东方朔所涉览的“外家传语”，何其相似!

《汉书·艺文志》谓除小说家之外的诸子九家，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可与“六艺之术”齐观，说明独有小说一家，与经术相乖违。《汉书·艺文志》又谓小说家之外的诸子九家，皆出自宫师，故“犹逾于野”。唐颜师古释“野”为“外野”。小说家虽然也有出自“稗官”之说，但如余嘉锡先生所释，此“稗官”实指“天子之士”，职在“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所以小说家才会是取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④这与官师传承有绪的其他九家治政之术相比，自然应属“外野”之言，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外家传语”。

既然褚少孙续补《滑稽列传》，所依据的资料本来就是野老传言，不尽可信，那么《滑稽列传》中与《吕氏春秋》等记载相背戾的西门豹开挖引河十二渠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难于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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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志疑》卷三五，一四五六页，北京，中华书局排印《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本。

② 《文选》卷三一江文通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覆刻宋本，四四四页。

③ 《荀子·正论篇》，三三三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

④ 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265～279页，《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至于《史记·河渠书》所记载的西门豹开渠之说，来源比较曲折，需要从今本《史记·河渠书》的真伪谈起。

近人崔适在清末所著《史记探源》中认为，司马迁所撰《河渠书》等八书原文早已亡佚，今所见“八书皆赝鼎”，其中自《律书》以下包括《河渠书》在内的六书，“皆后人取《汉书》诸志补之也”。余嘉锡先生不赞同崔适的看法，但仅断然贬斥之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①未做具体的辩驳。余嘉锡先生固然为一代硕学鸿儒，见识往往过人，但学术之事需要平心静气地加以探究，轻率地嗤笑讥讽并不能解决问题。崔适《史记探源》诚然颇有不经之谈，但是起码就《史记》八书的来源这一问题来说，他的看法却并非毫无道理。因此后人并不都像余嘉锡先生一样看待崔适的见解。1954年，曲颖生先生在《大陆杂志》上发表《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辨》一文，②重又补充、发挥了崔适的观点，论证《史记》八书都出自后人补作，其中《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则是直接录自《汉书》相应各志。限于本文的主题，这里仅就今本《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的关系，略事说明如下。

《河渠书》与《沟洫志》前一半文字基本雷同，所以二者之间必然有所因袭，这是人所共见。由于司马迁《史记》纂修在前，班固《汉书》成书在后，所以一般人都认为自然是《汉书》因袭《史记》。然而仔细斟酌今本《史记》，其文句有绝不可通者，又有绝然谬误者，假若不是妄人抄录《汉志》以续《史记》佚篇，这些情况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崔适仅断定《河渠书》乃“录《汉书·沟洫志》而去其‘自郑国渠’以下”，未做具体说明。曲颖生先生则是通过比照两书的歧异之处，就其优劣来判断其因袭关系。唯曲氏所论尚有未至肯綮之处，而且如果假定《汉书·沟洫志》成书在后，那么它对于《史记·河渠书》的旧文也理应有所订正，所以仅仅从逻辑上来讲，《河渠书》之劣于《沟洫志》之处，未必就一定是改窜《沟洫志》所致。只有认定其文字之悖谬断非出自司马公之手笔，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对比《史书》、《汉志》，可见凡二书有重大歧异之处，均属此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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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2页，《太史公书亡篇考》。

② 台湾《大陆杂志》第9卷，第12期。

(甲)《汉志》：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则蜀守李冰凿离[上“崔”下“十”]，避沫水之 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至于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沟渠甚多，然莫足数也。

《史书》：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浪，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这一段内《史书》“通鸿沟江淮之间”，《汉志》作“通沟江淮之间”。鸿沟在河淮之间，未达于江，《史记》作“鸿沟”显然有误。但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所见，此“鸿”字很可能是因上文有“鸿沟”而误衍，不一定出自后人改窜，故可置而不论。其他若《汉志》“沟渠甚多”，《史书》作“以万亿计”，也于文义无碍，无需深究。唯《汉志》“至于它”，本是承上启下之语，即谓在汉代以前，除前述以航运为主而兼作灌溉之用的渠道之外，其他专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渠道为数甚多，但不值得一一列举，故下文仅举述漳水十二渠和郑国渠，以反映其一时盛况。今《史书》作“至于所过”，则下文所云引水溉田之渠就成了前文自鸿沟至成都二江诸渠，而这些运渠之兼用于溉田，前文既已言之凿凿，何须如此重复?况且前文已一一列举当时所开航运渠道，何以得云“莫足数也”?这样扦格不通的文字，断然不得诬为司马公手笔，必定是后人妄录《汉志》以补《史记》，因不明文义而妄加改窜所致。其牵率所及，又不能不把《汉志》下文“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指引川水开渠溉田)，妄改为“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指引运渠水人灌溉渠道，增益灌溉渠道的水量)，以通畅其说，结果欲盖弥彰，更显出其绝然背戾上下文义。

(乙)《汉志》：

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

《史书》相应部分除“其后三十六岁”作“其后四十有余年”之外，其余大致相同。汉兴三十九年为文帝十二年，亦即公元前168年，《汉书》本纪谓是年“河决东郡”。酸枣为陈留郡属县，与东郡毗邻。颜师古注《汉书》，谓酸枣河决时所溃“金堤”，“在东郡白马界”，说明这次河决的地点是在陈留、东郡二郡之间，可能决口不止一处。《汉书·文帝纪》的记载，可以印证“汉兴三十有九年”河决酸枣一事准确无误。由此下延“三十六岁”，为汉武帝元光三年，亦即公元前132年。《汉书》本纪谓是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人渤海”，夏“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瓠子在顿丘、濮阳两个县治之间，所以顿丘、濮阳之间的这次决徙，与《沟洫志》所记瓠子河决当同为一事，足证《汉志》所记信而有据，《史书》“四十有余年”之说则为谬误。河决瓠子，事在司马迁出生之后，而且是汉武帝一朝中的大事，后来汉武帝亲赴现场指挥，才堵塞决口，并在龙口上修筑宣房宫作为纪念。这一事件也是《史记·河渠书》记述的重点所在，故《太史公自序》云“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房，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他又怎能如此含混而又错误地记述其发生时间，却对文帝时河决酸枣一事有准确的记载?必定是妄人取《汉志》以补《史记》时故为造作，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讹误。

(丙)《汉志》：

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沸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史书》除多出《汉志》列在下文的六辅渠(别称辅渠)并比《汉志》少列成国渠和??渠，作“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诸川)”之外，其余文字与《汉志》基本相同，只是在末尾多出了“然其著者在宣房”一句话。塞瓠子、筑宣房宫是除水害，而不是兴水利，所谓“用事者争言水利”，讲的都是“穿渠溉田”或“陂山通道”之事，与筑堤障水无涉，何以突如其来地冒出“然其著者在宣房”这样不明不白、没头没脑的话来?太史公何以昏聩至此?这显然是后人在妄自截断《汉志》时，为照应《太史公自序》中“爰及宣房”一语，故施障蔽，岂知反而露出了马脚。

至于今本《河渠书》篇末“太史公曰”一段议论，乃是改窜《太史公自序》而成，曲颖生先生已有论述。①其中如“禹疏九江”等语，全然出于妄人向壁虚造，与前述《河渠书》本文之种种荒唐文字正如出一辙。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今本《史记·河渠书》绝非出自太史公手笔。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凡《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有重大差异之处，都是《汉志》正确而《史书》非妄。退一步讲，即使不存在《史书》袭取么汉志》的问题，假定今本《史记·河渠书》仍为司马公旧文，也完全有理由相信，班固对《史记》的修正，似应据有充分的根据。由此可以推断，《史书》、《汉志》记载截然相反的漳水十二渠史事，《汉志》的记载应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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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补续《史记》者同样可以妄作“太史公曰”之议论，如前人论定班固时即已亡佚的《礼书》、《乐书》等篇，今本不仅——具存，而且也都附有此等议论，可见不足以借此论次《史记》诸篇之真伪。

前文已经叙述，《汉书·沟洫志》记载漳水十二渠事，完全承袭了《吕氏春秋》的说法，其中提到魏国本行田百亩，邺地因地恶而独为二百亩的情况；《史记·河渠书》则仅简略地记为“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一句话，根本没有提及行田百亩或二百亩的问题。可是刘宋裴驷撰《史记集解》，却引述行年稍早于他的徐广著《史记音义》云：

徐广曰：《沟洫志》行田二百亩，分赋田与一夫二百亩，以田恶，故更岁耕之。

此语显然是针对魏国行田数额而发，然而今本《史记·河渠书》却根本没有与之相应的本文。《史记集解》单刻八十卷原本早巳佚失不存，今所见者皆散附于《史记》当中，已非本来面目。由于《集解》这段话无所附丽，所以就被放在了今本《河渠书》末尾“太史公曰”云云之后(“太史公曰”更未谈及行田数额)，这显然是不得已的办法。日人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谓《集解》此语当为郑国渠灌区“收皆亩一钟”的注解，但《河渠书》此节同样没有谈及行田数额问题，亩收一钟是高额产量，与行田二百亩更没有任何联系，故泷川氏此言亦不足为训。

徐广作《音义》，自然不会脱离《史记》本文而无的放矢，所以他和裴驷据以作注的《史记》，至少《河渠书》中这一部分内容与今本是大不相同的，其中必然如《汉书·沟洫志》所记，载有史起论魏国行田亩数的议论。只是行文或略有出入，可能未明言邺地行田二百亩，而记为“魏地行田百亩，邺独倍之”之类的话，所以徐广作《音义》要引述《汉书·沟洫志》“行田二百亩”的话来印证这一说法。由此看来，徐广所见旧本《史记·河渠书》不仅没有西门豹开凿漳水十二渠之说，而且它也同《汉书·沟洫志》一样，记有史起开渠的详细经过。

那么徐广、裴驷等所见《史记·河渠书》是否为太史公原文呢?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今本《史记·河渠书》多附有裴?《集解》，并且不止一处引用过徐广《音义》，特别是篇尾的“太史公曰”之下，也列有一条针对会稽“太湟”的《集解》，内容是引述徐广《音义》所列异文。如前所述，今所见《史记·河渠书》全篇皆录自《汉书·沟洫志》，其“太史公曰”云云是后人妄自点窜增饰《太史公自序》而来，而徐广《音义》对此“太史公曰”之语已有注释，说明徐广等所见已是后人妄补的内容。只是最初依据《汉书·沟洫志》补缀而成的《史记·河渠书》，仍一如《汉志》旧文，记有史起开渠的具体经过，却根本没有提及西门豹也曾有过开渠之举。由此再进一步推论，把《河渠书》史起开渠史事改窜为西门豹所为，自当出自徐广、裴驷之后。

在徐广、裴驷之后，之所以还会有好事者来窜改漳水十二渠史事，当是由于褚少孙所补《滑稽列传》，初即附人《太史公书》本文，①其中既然已有西门豹开渠之事，固然与据《汉志》补缀而成的《河渠书》相抵牾，于是便有好事者妄自削足适履，去其扦格。初不知褚少孙所补《滑稽列传》，本不足为信，其所言河水，又与漳水绝然不容相混淆，可惜枉费许多心思，仍旧与《滑稽列传》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至于东汉王充《论衡》和安帝诏书中所述西门豹开渠一事，则应与褚少孙一样得自“外家传语”，不会有什么可信的依据。至少与《吕氏春秋》和《汉书》的记载相比，在关于漳水十二渠这一问题上，它并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水利史论文篇3

（一）物理和数学模型的优势与局限

最古老的科学方法之一是观察。它是在天然条件下对认识对象的直接研究，即所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但是，观察常受条件限制。当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逐渐掌握了通过仪器和设备，在人为设定的条件下获取科学认识的方法。其中模型实验提供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手段。它既可以简化、激化或延缓客观过程，又可以重复再现和模拟客观过程，从而得到在天然条件下难以获得的科学认识。从原型出发，简化和抽象出模型；反过来，研究模型可以提供对原型的解释。水利科学常用的模型实验主要是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

模型实验能够近似地从本质上表现原型的结构、功能和种种内在和外部联系。因而，可以比较有效地得到对对象本质的理解。但是，模型实验在建模过程中，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不得不忽略一些次要的因素，而着重强调某几项主要边界条件的作用。而那些被忽略的因素对总体效果的影响程度，有许多是我们迄今无法确切掌握的。因此，某些复杂问题的定量研究，有时也只能得出定性的结论。尤其是对中尺度的地学问题和宏观的灾害问题的研究，由于影响因素扩展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以往的模型难以准确反映原型。

（二）“历史模型”方法的提出

重视整体性和广泛联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传统。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普里高津指出：现代科学的新趋势“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他呼吁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整合研究自在系统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科学思维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从灾害研究来看，不仅与灾害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各分支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对它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因此，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不仅在自然科学各分支内部进行，而且也在社会科学和水利科学之间进行。因此如果我们把历史水灾及防洪实践（包括相关的自然地理变化）看作是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原型上的实验，即几何比尺和时间比尺都是1:1 的模型实验，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在考证、鉴别的基础上将水灾和治水史实构成一种抽象的思想模型，由此分析推演，无疑将能够对今人关心的有关问题给出解答。因此，我们将服务于当代水利和灾害研究的历史研究方法形象地称之为水利的“历史模型”。可见，“历史模型”开辟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新途径，从而增强了我们研究和解决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有密切关系的某些宏观问题的能力。

利用历史文献解决现实问题的作法古已有之。早在2000年前，我国古代科学家已经根据日蚀、月蚀等天象记录来制定历法；利用历史物候资料来确定节气；依据历史灾害的统计规律来制定国家物资储备政策等卓越的科学实践。竺可桢利用历史文献对古代气候演变规律的研究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评价。

如业内人士所知，长江1870年的洪峰流量10.5万m3／s 和黄河1843年洪峰流量3.6万m3／s及其重现期的研究结论，已实际成为三峡和小浪底水利枢纽的设计依据。那么，它是物理模型研究的成果，抑或是数学模型研究成果？都不是，它是历史模型的成果，即通过对历史洪痕和文献记载来分析和建立模型，再通过水文水力学计算进行“实验”来确认。古代记载和现代技术的结合使原来只有100多年的水文实测资料，被延长了大约10倍。我国由于有大量的水文现象的历史记录，内容之丰富为各国所羡慕，直接应用本流域的水文历史记录，进行历史水文的复原和定量研究，它的经济效益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认为：它是实际降水和实际河道的1∶1历史模型实验的结果。当然，它是在“历史模型”提出之前的成果，开历史模型应用之先河。

二、“历史模型”的应用及其优势

“历史模型”研究方法提出于1985年，此后，应用这一方法取得了多项公认的成果。“历史模型”的研究方法所擅长的领域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类是历史自然规律的研究（包括基本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演变，例如天文、气象、潮汐、地震等；也包括受人类社会干预的自然变迁，如环境、水灾等）；一类是历史治理经验的探讨。

（一）自然历史现象和规律的研究

如下是三个研究实例：

1. 近2000年三峡大型岩崩滑坡的研究

三峡水库库区是岩崩滑坡的多发地区，由于地质现象的成因和发生机制目前仍难以清晰判断，历史模型研究在长江三峡大型岩崩和滑坡的研究中，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研究者系统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文献；对宜昌至云阳区间的岩崩和滑坡地带进行了三次实地踏勘；并参考了有关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历史论证报告。报告阐述了此前2000年间三峡地区大型岩崩滑坡的基本情况，对本区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地质灾害，在地理分布、发生诱因、可能的规模和频率等方面，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参考，成为预测它们对工程施工、今后的运行以及城镇和航运安全影响的依据。“历史模型”取得了地质理论分析所难以做出的成果。

这项研究发挥了如下作用：第一，当1985年新滩大滑坡见诸报端，总理和部长办公室先后要国家防办迅速提出背景情况。主管长江防汛的总工程师依据本报告做出明确答复；第二，本报告的结论为地质专家重视，并被长江三峡论证专家组收入《地质地震专题论证文集》；第三，地方主管部门根据本报告补充了地质钻探资料，并修改了秭归县城的搬迁位置（原规划新址在1368年楚王城滑坡体平台上）

2. 岷江流域洪水风险分析

岷江流域有时序较长洪水灾害记载，尤其是18世纪以来的水灾史料更为翔实。我们首先筛选和鉴定资料，将文字资料转化为数据，然后建立量化模型，在计算机上实现了水文学常用的频率分析法进行水灾频率分析，最终提出了岷江流域的洪水风险评估。这一历史模型与水文模型相结合的水灾风险分析方法避开了从研究洪水到研究水灾的迂回，直接切入水灾风险研究，对于流域范围的区域防洪规划和致灾因素复杂情况下的洪水风险评估是适用的，结论客观和可信度较高，研究成本也很低廉。

本成果作为风险图绘制的主要方法已被收入国家防办编制的《洪水风险图绘制纲要》。

3. 荆江河床淤积研究

’98长江洪水量级小于1954年，尤其是在同一流量下，1998年比1954年各站水位分别提升0.5-1.5m的现象引人注目。那么，是否由于河道淤积导致水位升高呢？一种是否定的回答：据长期观测资料，长江干流的河槽没有淤高；一种是肯定的答复：根据来自沉淀在古建筑物上的、古文献中的、以至河相沉积层中的历史信息，显示近千年来荆江河床是有淤积的。举证如下：

第一，荆江大堤建成后，堤内滩面淤积基本停止，而堤外滩面仍在不断落淤，清初以来的350年左右，（堤外滩面）一般淤涨3～8m；

第二，荆江河漫滩上年代愈老的垸子，相对高程愈低，漫滩相的粘土、亚粘土愈薄；反之，年代愈新的垸子，高程愈高，粘土与亚粘土愈厚；

第三，对古墓葬、古建筑等的考察，认为近5000年来荆江洪水位上升达13.6m，其中荆江大堤建成后的800年间上升速率最快；

第四，荆州万寿塔400多年来被堤防填埋8m多。

历史研究计算了14-19世纪的600年间，荆江淤积速率约为每年0.7cm。虽然历史研究的定量计算精度不高，但所依据的资料却是坚实的。综合比较以上4项数据，可以看出，计算所得江道淤积速率相近，年代越近淤积速率也越大。

水文测验和历史考证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无法怀疑水文测验的结果，但为使直接影响防洪规划的河床淤积问题的论证颠扑不破，，至少还应回答为什么古代有淤积，而当代没有淤积的问题。

以上研究实例说明，由于自然界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改变都处在运动之中，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表现为随时间推移矛盾激化、缓和、调整和再出现。在这里时间是关键要素，是用以阐发事物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坐标。因此研究事物的全过程，通过长时序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有助于认识规律性和预见未来。

（二）治水思想和水利法规的历史研究

古代水利技术已经过时，但是治水方略、水利规划思想的科学光芒没有消失；此外，灾害研究也需要通过历史考察，分析社会 水利 社会 水利的互动作用下的规律和演变趋势，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现举出以下两例为证：

1. 自然灾害的双重属性与防洪方略的历史研究

防洪方略的确定，首先要基于对洪水灾害实质的科学界定。直到目前，世界各国都把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由此出现一个矛盾的现象：防洪工程能力提高了，水灾频率及其损失反而加大了。我们从历史研究得到的认识是，灾害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洪水是致灾因子，社会是承灾体（其负面影响也会成为另一种致灾因素）。只有过大的洪水如果没有侵犯生命和财产，并不足以构成灾害，因此，要减轻灾害损失，必须既针对灾害的自然属性，通过工程手段防止灾害发生，又要调整人类社会的发展去适应自然，才能有效达到减轻灾害目的。由此可见，将近几十年和前几十年相比较，既然洪水量级和发生概率相差不多，那么水灾损失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当然不是自然条件的改变，而是社会因素的变迁。历史的研究表明，减灾的努力至少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工程防洪能力；二是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中外水灾史的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将洪水灾害放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来认识，并扩展了我们防范和减轻灾害的思路，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由此而得到了国家防办的重视，并合作完成“21世纪中国防洪减灾方略的初步研究”。

2. 完善“防洪法”的建议

由于洪水灾害影响巨大，牵涉不同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划的安全和利益，它们之间有时在防洪调度上存在矛盾。因此，尤其需要以法来统一协调各方权益和维护整体利益的大局。在减灾社会化的推行中，要依法办事。《防洪法》于1998年颁行，当年即在长江和松花江防洪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修订时加以完善。例如，总则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救助。”但是，目前所划定的将近100个蓄滞洪区本来就是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和经济落后地区，开辟为蓄滞洪区，就是从整体防洪需要出发，在防洪规划中以牺牲局部不发达地区而保障更大范围的发达地区的措施。因此，为保障蓄滞洪区的有效利用，必须对蓄滞洪区内的经济开发和人口生育实施控制，这是需要首先明确的。至于蓄滞洪区内现有居民如何脱贫致富，那是需要解决但又应以别种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而不能违背蓄滞洪区的根本任务，舍大而就小。以在1954年大水中成功实现防洪调度，在保障江汉平原和武汉市安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荆江分洪区来说，由于此后忽视规范蓄滞区的建设和保护，区内安全建设缓慢，致使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背离了蓄滞洪区的基本要求。1954年区内人口仅17万，到1998年区内人口已增加到51万，现有社会固定资产已增加到50亿元。再发生大洪水时，由于区内外发展差别不大，使得荆江分洪区的应用变得十分困难，形成投鼠（分洪）忌器（启用蓄滞洪区）的局面。

又如《防洪法》第9条规定，“防洪规划应当服从所在流域、区域的综合规划”，当然，防洪是为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应当服从区域综合规划，但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时是否也应照顾到防洪的需要呢？未见说明。否则，制订防洪规划可以服从综合规划，但洪水是否就当然地随之服从区域发展规划了呢？近些年大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条的缺陷。当然，制订规划时一定提出了保障规划实行的条件，其中关键性的条件恐怕是通过兴建工程提高防洪保证率。如前所述，利用工程手段防洪是可以达到减少灾害和灾害损失的目标，但要抑制灾害损失的增长，还必须通过调整社会以适应自然来达到。这是古今中外防洪减灾实践已经证明的事实。

由以上实例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本来似乎不相干的多种事物之间的深层次联系。研究对象与其影响因素往往构成一个大系统，因此，难于通过实验或计算直接求解。然而，历史上的水利和水灾既包括相关的地理演变等自然因素在内，还直接受到政治、经济、法律等条件的影响，显现出多种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通过历史模型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问题，有着独到的优势。 三、“历史模型”的特点和应用前景

以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而著称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灵秀。”历史思维是人们进行创造性活动重要的思维训练。这种智慧的培育对于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历史模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发展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可以比较有效地避免学科单一的局限和依赖纯经验的判断。

“历史模型”和“物理模型”、“数学模型”都是科学研究的手段，都是根据已知的边界条件，把握其中主要的、本质的影响因素，模拟和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都可以取得定性和某种定量的结论，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区别：①“历史模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宏观问题，例如环境变迁、历史水灾、治水思想、管理体制、水利规划等；而“数学模型”和“物理模型”则是微观研究的手段。它们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出自己的优势；②“历史模型”擅长复原以往千百年时间里的历史状况，便于揭露在长时序中所显现出来的事物运动的规律和特点；③在软科学领域，诸如减灾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由于历史是实际发生过的，并且所展现的是有多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整体效果，因而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生动的说服力；④一般来说，“历史模型”的研究成本低廉。以历史水文研究为例，取得的前数百年的洪水极值资料，与当前为取得每一年的水文资料投入的经费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可见，和“数学模型”、“物理模型”一样，“历史模型”既有自己独到的优势，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正确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对于选择和使用这些方法是重要的。

中国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尤其是明清以来多达 8 000多部的地方志，还有完整的政书、国家档案，提供了地域上几乎遍及全国，时间超过500年的资料系统。这些优越的条件为运用“历史模型”解决多因素复杂问题创造了条件，而某些成果精度也不会低于理论计算值。这是我们对灾害研究为什么需要“历史模型”研究方法的基本认识。

今天，虽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古代不能企及的，但人们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却远远没有完结，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科学每前进一步，再回过头来看历史，也总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可以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古老的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它又为历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比过去先进的方法和手段。换句话说，科学的发展非但不应该排斥历史，相反地，把历史的经验和信息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完成的重要课题。历史发展没有止境，人们为丰富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而进行的历史研究也没有止境。

主要参考资料

1、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人民日报》，1954年8 月 27日。

2 、沈怡编著《黄河问题讨论集》，1971，台湾商务印书馆，34页。书中选载曾受聘两度来华考察的美国专家费礼门教授于1926年致沈怡的信：“昔人有言：失败者，成功之母也。……愈是有识之士，曾于有千余年历史之中国治河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功夫者，必将愈为迟疑，不敢随意作批评。盖中国历史中有许多事实必须首先熟悉也。”

3、佐藤俊朗∶“我平素认为搞科学就得首先研究历史，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想法也许有一点可笑。但是，我们所搞的学科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其中存在着历史的重要性。……象我们这样从事以大自然为对象的科学领域里，还不可能科学地分析一切自然界所特有的条件。也就是说，经过实践与没有经过实践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认为必须以历史为基础进行研究。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不能脱离历史。换言之，把历史与经验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引自《黄河の治水と利水》，载（日）水利科学，26(1)， 1982。

4、高桥裕，关于水利史研究的通信，载《黄河史志资料》，1989年1 期第32页。

水利史论文篇4

3.海洋是人民生活的重要依托。世界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区域，集中在离海岸线60公里以内的沿海，其人口占全球一半以上。世界贸易总值70％以上来自海运。全世界旅游收入1/3依赖海洋。目前，全世界每天有3600人移向沿海地区。联合国《21世纪议程》估计，到2020年全世界沿海地区的人口将达到人口总数的75％。

4.海洋是战略争夺的“内太空”。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的突出，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赋予了海洋安全、海洋战略地位以新的内容。传统的控制海洋通道就能控制世界的战略思想虽未过时，但争夺的重点逐渐转向立体海洋，特别是尚未认识的“内太空”———水深500米以上的深海区。

5.海洋是人类科学和技术创新的重要舞台。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进展。目前已形成“海洋大科学”的研究，其潜在的巨大科学、经济利益和可利用性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势必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追求进步和跨越的主要方向。

海洋史学的兴起

海洋世纪的出现，是世界历史演变的结果。但是，重新反思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史学论述存在的盲点。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是以陆地为本位，用欧洲中心论建构起来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它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质疑，出现了一些新的世界体系理论，当代历史学研究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桎梏，有了全球的视野，但主流意识和主体叙事仍然是以大陆为中心的。古代世界被分为农耕与游牧两个世界，古代世界史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及其内部的互相交往、碰撞或冲突，从原始、孤立、分散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近代世界史则是工业世界征服农、牧世界的过程。人们承认大海影响了世界文明，那是因为海洋成为各个大陆文明间联系的大通道，促进了大陆文明的一体化。

陆地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陆地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世界历史的主流，这是真实的。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主要关系，也是正确的。问题是，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后，海洋究竟只是大陆文明间交往的一条通道，还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空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形成的文化是否只是陆地文明的自然延伸在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海洋世界。

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新进展告诉我们，人类的海洋活动和陆地活动同样古老，海洋文明有着独特的起源、发展的过程。历史学家发现，不仅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历史是与在地中海中航行的船只和海员的历史同步发展的，古代亚洲、美洲也有“地中海”，也是海上民族的摇篮。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海上文明早已有了洲际的传播。海洋作为不同陆地文明跨界交流的通道，是各种海上文明先行接触和互动的结果。如果承认这些历史事实的话，我们就应该把海洋世界作为另一种文明形态的存在来对待。

过去占统治地位的海洋史论述，是西方发达海洋国家推行海权扩张的产物。古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地中海文明对外扩张史，近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大西洋文明强国依靠海上力量，从控制世界海洋进而控制世界陆地的历史。东方国家、亚洲属于大陆，属于大河文明，虽有海洋活动，但“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无权参与海洋世界的历史创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的非殖民地化和争取200海里海洋权的抗争，恢复了海洋文化创造主体的地位，呼唤把颠倒的海洋历史再颠倒过来;发达海洋国家的海洋观念也起了变化，海洋文化模式从海上掠夺财富向海洋资源开发、保护海洋环境转型，也要求对海洋历史作出新的阐释。这是海洋史学兴起的背景。

海洋史学是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上说，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和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海洋社会人文发展的历史。它与原有涉海的各种专门史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在于它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并从海洋看陆地，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海洋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的互动关系。按照我的理解，海洋世界应该包含多层的意义：

1.海洋世界是人类海洋性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的空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创造出多种海洋部门、产业和社会系统。海洋性实践活动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活动，舟船是它的主要载体。舟船把它航行的所有起点和终点的陆地的海岸区域相联接，形成海洋区域的社会网络，因此海洋世界的空间结构，是由大陆海岸区域、岛屿、海域组合而成的。我们以往理解的，只是从旧居地越洋到了新大陆，才算开辟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忽略了海洋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存发展空间，事实上没有海上生存能力，就谈不上跨越海洋，谈不上海洋水体和海底资源的开发利用。

2.海洋世界指海洋人文世界。海洋文化是海岸区域和海域涉海的群体对海洋自然的“人化”。不同海洋环境、不同民族的海洋文化有不同的样式和特色，发展水平也不一致。但其本质特征和共性，是都有漂泊、流动的“船上社会”，如渔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等，他们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与陆地社会组织有明显的差别。远航既是一种体能、生理的挑战，又是一种心灵的磨砺，海洋因素渗透在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当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海岸区域间接进行海洋性实践活动的群体，是“船上社会”的支持和后援力量，与“船上社会”构成联动的系统，生产与生活和海洋结下不解之缘，行为方式也深受海洋的影响。西欧通过海洋扩张创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不等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产生海洋文化。

3.海洋世界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下的一个小系统，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相同，也有一个从原始、孤立、分散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海洋文明不等于与陆地文明对立，高于陆地文明的先进形态。海洋世界也不是封闭的社会人文系统，始终和陆地世界发生互动的关系。如果这样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海洋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不应该只是一个陆地文明之间交往联系的场所，而且还是一个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对话、交流、互动的角色。

由此可见，海洋史学的问题意识，在于考问海洋世界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的地位。它要求历史学家首先要重新发掘海洋的历史资源，观察海洋世界自身的发展和演变，然后在陆海互视中给予准确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海洋史学是探讨人类社会整体史的一种方法和途径，与海洋代表西方、现代、先进、开放，大陆代表东方、传统、落后、保守的文化霸权论述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海洋史学的展望

中国既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国的历史发展兼具陆地与海洋两个方向。中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只是形成农业民族的共同体，而是包含了游牧民族、海洋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古代环中国海沿岸与东南亚、西亚海域形成海洋经济、文化互动网络，宋元时中国成长为海上强国。郑和下西洋后，明朝从海洋退缩，但明末开放月港，仍主导东亚海洋贸易网络，郑成功拓展东西洋贸易，收复台湾，遏止了荷兰海洋势力的东进。清代中国失去通过海洋实现社会转型的发展机遇，但海洋传统在沿海地区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海外的跨国人口、物质、文化的互动从未间断。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通过海洋与世界互动，海洋强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历史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变革的连续性。

水利史论文篇5

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不可忽视甚或放弃整体观照。如前所述，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主要前提之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在区域上的不平衡性或日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所谓不平衡乃整体观照下的不平衡，差异则更是存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离开对整体和其他区域的观照、比较而孤立地谈某一个区域，平衡或不平衡也就无从谈起了。人们经常提到的区域特色或日区域特征，更应该是在整体观照下，相对于其他区域而凸显出来的，而不是站在本研究区域立场上给自己粘贴标签。吴承明先生早已指出：“区域经济史研究，有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两个要领。一是由于划定区域，可将研究时段放长，探讨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和阶段性或周期性变化。西方称为空间与时间研究方法，近年颇为流行。另一个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和比较，即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区域，而是以其他区域作为环境来进行考察，包括劳动、资本和产品的移进移出，技术的传播，以及扩散、互补、竞争等效应。”这种纵横交叉、结合的方法，当为深化区域研究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视为一条尽量接近历史真相的途径，而不是以区域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

为寻求区域特征，整体观照、与相关区域进行比较固然非常重要，然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基础仍然是扎实、系统的本区域研究。换言之，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不能停止于就一个区域论这个区域，但必须从全面、深入研究这个区域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出发点，缺乏坚实的基础，进一步的解读、观照、提升、比较等等，无疑将成为空中楼阁。其实，大一统中国的史学研究富有重视区域研究的传统，司马迁《史记》中精彩的经济史、社会史分区论述，习史者大多耳熟能详，至于中国多层次地方志的普遍、长期持续修纂，就更是有力的说明，尽管地方志修纂与历史研究不无差异，地方史亦不等同于区域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高潮又一次兴起，虽然不能说已经没有“研究一个区域有什么意义”之类的疑问，却已经无法阻挡区域研究朝着更高层次深入发展。

二

就近些年言之，区域研究活跃、成果突出者如明清以来华北社会经济史和华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长江下游以及徽州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等，这些研究都以不同层次的空间为研究对象，表现出强烈的区域色彩，而且都在摸索适应本地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有的研究群体已积累了较长时间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正在摸索一条比较适合本区域研究的路径，并提出了一些理论性的思考，甚或力图提出一些基于本地区研究、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总体认识。同时，区域史的研究，也有力地促进了学科交流、交叉，譬如田野调查这一方法或途径，就为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所认可、采用，而且开辟了搜集、利用新材料的途径，史料的种类和来源随之拓广，所谓“多重证据”的论证方法也较过去更为常见。

长江中游地区位于中国南北方交汇、东西部过渡地带，无论从气候到地形，都具有“中间过渡”特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分野上看，北邻中原文化、南接岭南文化，分别受到南北两大文化圈及巴蜀、西秦、吴越等文化的影响，同时亦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影响着周边相邻各区域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重大的社会经济变动都与长江中游地区息息相关，留下了非常丰富的、不乏浓墨重彩的历史内容。远者不说，即以宋元以来言之：如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以及“无湖不成广”的人口流动浪潮中，长江中游地区居于重要的中枢地位。如众所知，此次人口流动所及区域，远不止于谚语点明的江西、湖广、四川等数省区，江、浙、闽、广、豫、皖、陕诸省无不波及，并由此拉动了大半个中国的人口。而且，人口流动浪潮带来的不只是中国人口数量、人口分布的变动，与此相伴随的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影响深远。再如从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转换，说明的不仅是长江中游粮食生产、运销的重要地位，更隐含着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区域资源开发、区域农业结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某种深刻变化。如果需要，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因此，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长江中游地区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值得学术界给予高度关注的地区。

然而，相对而言，长江中游的区域研究原本却是比较薄弱的，即就长江流域来说，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水平原本不仅不能和下游地区比，在有些方面也不及上游地区。有鉴于此，约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较多地关注、探讨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彭雨新先生的指导下，首先从水利问题人手，当初的基本思路是：农业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占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农业的发展与水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农业水利是考察、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后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学术研究的内在脉络也在自然延伸、贯通。如由研究水利而关注水、旱等自然灾害，因为水利与水旱等自然灾害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用水之利”与“去水之害”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被割裂开过，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兴利与除害并举、水土兼治为特征的系统治水的思想。再如由研究平原湖区而关注周边山区，江河中下游平原之水问题与上游山区之来水来沙息息相关，以此为基础，无论自然因素还是社会条件，上下游之间、山区与平原之间就建立了无法割断的相互联系，尤其中下游平原之于上游山区更是如此。山区(高地)与平原(低地)之间不仅有水沙流动，而且有人口流动、能源流动、资金融通、产品交换等，于是有涵盖区域人口流动与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社会变迁乃至于环境演变等内容的综合研究。

作为这方面继续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光明日报》理论部共同举办了“14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环境、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聚集珞珈山麓，围绕历史上长江中游地区的开发与发展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会议论文及讨论所及，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区域环境演变与历史自然灾害，宗族、聚落与社会组织，移民、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法律、社会风俗与社会控制，公益事业(社会救济、灾荒救助等)与水利灌溉等公共领域，城市环境与城市空间、功能，近代城市与市场网络，民族地区经济等。对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理论方法亦有探讨，如对区域划分的标准与模式的论述，“地方性知识”概念在区域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对“民间文书”性质的认定及其解读等。其中有的是全新的研究课题，有的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提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大多以丰富、扎实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甚或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某些空白。

水利史论文篇6

厚的文化积淀，浩如烟海的史籍又使这种文化得以传承，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电视新闻作为电视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也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中不乏从传统史学中汲取的养分。中国传统史家在评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形成了一些我们值得继承的笔法，其中最为突出的“史论”笔法和“寓论断于序事”笔法。

《焦点访谈》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评论栏目，也是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精品栏目，它的出现和成功一时在中国电视界掀起了一股“焦点访谈”热，从多方面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对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是有益的。本文以《焦点访谈》为分析文本，审视和剖析史家笔法在电视新闻报道中的运用方式。

一、《焦点访谈》中“史论”笔法的运用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作，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从历史编撰角度来看，《左传》在叙述历史活动时有概述，有直述，对于主要的历史事件必叙述其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在记述事件的同时，书中又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行，反映出社会的各种情状。更为重要的是，《左传》创造了“君子曰”等多种史评形式。在《左传》中，冠有“君子曰”、“君子以为”、“君子谓”等语者，约80条。此外还有直接发表议论，直接引用他人言论及论证、预言等形式。《左传》通过以上形式，表述了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开创了中国“史论”之先河。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继承了《左传》作者直接评史的方法，在正文的篇前有序，篇后有“赞”，或加之以“太史公曰”，这些都是作者紧扣史实发表议论的著名文字。有些篇章的序文，则有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或对某一社会问题加以经验总结性质的论述，它比之《左传》的史论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使《史记》既成一部“信史”，同时又是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历史巨著。

这种紧扣事实由作者直接发表评论，阐明观点、意见及看法的“史论”笔法，在《焦点访谈》中有着普通的运用，从位置的安排上看，有篇前、篇中和篇后三种方式。

2001年6月3日播出的《信封里的真相》中，针对存在的“药品回扣”现象，在讲述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药品回扣”事件时，节目就首先由主持人发表评论：“收受药品回扣，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加重国家和患者的负担，而且还会严重破坏医德医风。”

2002年1月17日播出的《兑付不了的假国债》，反映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假国债事件。在叙述了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出售假国债，造成住房公积金流失的事实后，篇中记者直接出面评论：“……而更为严重的是，出售假国债这种行为不同于一般的破坏金融秩序，它破坏的是在百姓中认可程度极高的国债的信誉。”

2002年3月22日播出的《法律不是儿戏》中，对于江西省彭泽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人员乱执法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紧扣事实直接用评论来阐发观点：“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重要工作，而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则不仅仅是执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的根本体现。所以，我们的执法人员只有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提高自己的执法办案水平，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些位于篇前、篇中和篇后的评论，借鉴了“史论”笔法，精练而准确，鲜明地表述了传播者的意图。

二、《焦点访谈》中“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这种笔法为他以后的历代史家所尊崇。

在《焦点访谈》中，对于“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有以下几种最基本的形式：

1.借用他人的话语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他吸收的这些评论反映的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但又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焦点访谈》在2002年3月21日播出的《名鳖之争》中，也采用了这种笔法。《名鳖之争》反映是杭州市养鳖协会乱评所谓名牌鳖的事件，对此问题，《焦点访谈》就借用了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管司监督处处长的话来作出论断，表达观点：“……它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2001年11月30日播出的《当孩子落水的时候》中，也借用了村民的话来表明对漠视生命的在场干部的看法：“孩子淹死得冤枉！说老实话，是别人养的娃，心不疼！我说八个车十六人，下去两个都捞上来了，甭说都下去。就是没有人管！我车走我的，死了她活该！死了不是我的娃！我是这么看的。哎呀，我说都是咱们当领导的人，不是一般人啊！”

2.两两对照

司马迁善于用两两对照的方法来突出历史问题，以显其意。《史记》中有不少篇章是用两两相对的写法，两篇对看而意旨更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都是可以对照着看的名篇。

同样，《焦点访谈》栏目作为一个整体，不同时间播出的节目也是有联系的，也可以两两对照着看，从对照中感受观点、意见、看法。《焦点访谈》在2001年11月30日播出《当孩子落水的时候》，反映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的某些干部面对一个十三岁孩子落水而不施救的事情。播出后不到一个月，在同年的12月28日播出了另一个也是有关落水的事件——《乡亲落水之后》，讲述的是2001年11月30日，安徽省毫州市吴老家渡口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共有四十多名乘客落水。事故发生后，当地许多村民不顾生命危险，主动救助落水群众，被人们传为佳话。两两对照，使受众强烈地感受到了对冷漠无情的谴责，对高尚品德的赞颂。

水利史论文篇7

一、综合性的论述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在相关机构与官员的推动下开始了中国环保史编纂工作。余文涛、袁清林、毛文永编著《中国的环境保护》(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该书第一章为“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主要介绍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的思想、机构、法令，以及对森林、苑囿园池的保护、国土与环境整治等实践。也许考虑到此书对古代环境保护阐释太少，随后，袁林清推出《中国环境保护史话》(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介绍古今环境变迁基础上分析历代环境保护思想、法令与实践。虽说略显单薄，但其通过环境变迁来研究环境保护的思路，学界至今还在运用。林学界的陈登林、马建章编著《中国自然保护史纲》(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思路基本也是如此，按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的历史分期，简略描述了各个时期对水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的思想、政策、机构等。

集成性研究是罗桂环、王耀先、杨朝飞、唐锡仁编著的《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项研究是1989年在国家环境保护局宣教司倡导下，综合多方面人力，历时5年完成。此书详细介绍了我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法制的产生与发展，并分为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物种保护、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注重产出和自然循环的农业模式、水旱灾害防治与水资源利用、水土保持实践经验积累、土地盐碱化与沙漠化治理、传统手工业生产的环境问题、对环境与健康关系的认识、古代都市规划和环境建设、人口土地开发与环境等10个主题探讨了古代环境保护实践。编者还将我国历史上环境保护特点概括为注重防灾抗灾、强调森林生物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农业生产中的综合平衡、关注人地协调。罗桂环与舒俭民编著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突出了人口对环境变迁的影响，诸多内容与《中国环境保护史稿》相同。李丙寅发表数篇有关不同时期环境保护的论文后推出《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依次论述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有关环境保护的思想、法令与实践。该书创新之处不多，细致程度也远不如《中国环境保护史稿》。王玉德、张全明主编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虽没冠名为中国环境保护史，但该书上卷以史为以经，主要内容是论述中国历代环境保护思想、法令、实践，但主要汇编前人研究成果。

在环保研究热潮下，除了通论全国之外，还有专门研究地区性环境保护史著作。如王伟杰编著的《北京环境史话》(地质出版社1989年版)，简要描述了人们改善北京地区环境史迹的各个方面。同时，一些省市县开始编纂出版“环境保护志”、“环境卫生志”，此类方志一般会对古代的环境与资源保护进行简要追叙。

与通历代论相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综合研究更为丰富：先秦有袁清林《先秦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先秦时期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李金玉《周秦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与实践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4月)；秦汉有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商丘师范学学报》1990年第1期)、《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魏晋南北朝有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唐代有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宋代有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元代有刘华《元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探幽》(《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明代有杨昶《明代在资源环境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江汉论坛》2007年第1期)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自然让我们对各个时期环境保护有了基本认识，但概述性研究往往很难将问题引向深入。

二、关于思想与意识

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古人形成了一些朴素的环境保护思想与意识。刘翠溶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山林川泽的观念和制度》(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版，第19-42页)中对历史上山林川泽的观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张建民则在《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中指出，先秦至两汉核心自然保护思想的核心是“以时禁发”，同时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一起，魏晋以后则更多注重于资源破坏的影响，森林植被、水、土资源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认识到森林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中的作用。

法学界张梓太在《中国古代立法中的环境意识浅析》(《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中从法学角度指出，古代立法中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环境立法，但立法者注重对自然环境保护，强调立法时应当尊重自然规律，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尽可能做到“道法自然”。在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时，主张永续利用，对资源开发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同时特别注重对生活环境的保护，以“礼”为标准，对生活环境划分出重点保护区域，进行重点保护。

对不同时期环境保护思想与意识的探讨更为常见。鞠继武在《试论先秦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中简述了先秦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李根蟠《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古今农业》1999年第1期)则进一步指出先秦保护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理念依据是处理“天、地、人”关系的“三才”论。陈业新在《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中对秦汉时期生态思想进行了概述，认为这一时期生态思想基本方面是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间应有的和谐与统一关系的思考，具有辩证法“合理的内核”。邹逸麟在《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意识与环境行为以先秦两汉时期为例》(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213页)，中强调古人具有丰富的环保意识。叶坦在《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中分析了宋代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张全明对宋代环境保护关注较多，在《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筒论宋代儒士的环境意识及其启示》(《文史博览》2006年第8期)等中认为宋人表现出较强烈而广泛的生态意识，提出了顺应自然，调节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资源的生态哲学观，而宋代儒士“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中庸”的处世道德观，使环境意识达到一个较高的高度。

或许是为资料所限，对明以前环境与资源保护思想的研究大多过于抽象，对明清时期的则要细致的多。杨昶在《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中认为在人口骤增、土地开发相对受限的压力下，明代涌现出一系列生态环境意识超迈前贤的思想家，并讨论了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美国学者邓海伦在《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与政府的角色》(载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877-916页)中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认为虽然一些官员看法是合理的，但由于当时的人口压力，使他们主要致力于解决人口生计问题，对环境问题常常忽视。

西北作为我国生态脆弱带，学者关注较多。赵珍在《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2003年；亦收入赵珍著《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第五章“被动的调适：自发的生态理念和环境保护措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352页)中指出，由于人口增加，大面积农田垦殖，生态脆弱性进一步加重，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生态保护要求，特别是对森林的保护。王社教则利用清代丰富方志，撰有《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一文，通过考查陕甘两省地方志编纂者对当地环境问题直接记述和议论以及各地方志“艺文志”有关论述环境问题文献的收录情况，指出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群体的环境意识，个别地方官员环境认识集中表现在对森林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功能认识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的关注。

除了方志，一些典籍中也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钞晓鸿、佳宏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载钞晓鸿著《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第49页)一文中列举了以下学者的研究：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元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等等。以笔者所见，较早时李丙寅也对《诗经》中的环境思想作过探讨，撰有《(诗经)中有关人类对环境认识的初探》(《商丘师范学学报》1992年第3期)。

以上研究涉及环境、资源保护思想的方方面面，也有不少学者专注某一方面，其中以林业保护为突出。叶世昌在《丘F的造林主张》(《中国农史》1984年第4期)中对丘溶阐释在《大学衍义补》中的造林主张。倪根金在《试述中国历史上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试论中国历史上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等中认为，古人已充分认识到森林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作用，并把人们对森林作用的认识分为先秦、汉至元、明清、近代四个阶段。关传友则在《论中国古代对林木保持水土作用的认识与实践》(《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4年第1期)中指出，自先秦至明清古人对森林保持水土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萌芽、初步、明确、普遍认识的变化过程。

说到水土保持，马宗申在《我国历史上的水土保持》(《农史研究》第3辑，1983年)一文中，着重论述了我国森林抑流固沙、沟洫治黄、治水先治源等有关水土保持理论。刘忠义在《我国古代水土保持思想体系的形成》(《中国水利》1986年第11期)中略述了我国古代水土保持思想体系形成过程，宋源在《我国古代水土资源管理思想述略》(《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中认为我国古代管理水土资源的思想可溯源于先秦，汉唐时力求使有限的水资源取得较好社会经济效果，宋代以后把兴利和除害有机结合起来，注意到水土资源综合效益问题，明清出现了许多综合利用水土资源的建议和实例，这一过程反映了封建经济和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水土资源管理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

还有学者讨论古代保护动物资源思想，如邢湘臣的《我国古代鱼类资源的保护》(《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周才武的《古代山东地区渔业发展和资源保护》(《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景爱的《古人如何保护野生动物》(《森林与人类》1996年第4期)等等，此类概述性的研究，较为简略。不过，也有较为具体的，如董希在《浅谈我国古代对动物资源的保护》(《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一文中解析了清代郭尚品在《上白邑侯希李请禁毒药取鱼禀》中保护渔业资源思想。

三、有关政策与法令

我国古代虽没有系统环境保护法令与政策，但中央、地方法规中相关内容还是比较丰富。姜建设在《古代中国的环境法：从朴素的法理到严格的实践》(《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中讨论了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立法产生过程，认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环境恶化，有识之士呼吁采取保护措施，最终转化为政府行为，并以法的形式肯定下来。严足仁编著的《中国历代环境保护法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依次介绍了夏商周、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制，然该书古代部分只是列举了相关政书中有关环境保护政策与法令，甚为简单，仅48页。

断代性通论研究主要是对秦汉、明代。陈业新的《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探讨了秦汉时期对水利、植物、动物、森林 资源保护法令，并认为此时环保法令内容广泛，承前启后，但得不到真正、彻底、完整意义上的贯彻执行。杨昶撰有《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等，对明代有利于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与法令分别进行了考述。

大量的研究体现在林业政策与法令上。如王永厚的《以法治林话古今》(《中国林业》1981年第4期)、黄森木的《我国古代的以法治林》(《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分别简叙古代以法治林的历程。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对秦汉时期护林、造林、育林诸制度进行了探讨，新近韩国学者崔德卿撰有《秦汉时代山林树泽的保护与时令》(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57-567页)一文，也许是交流不便，并无太多新见。李广联撰有《北魏的林业政令》(《中国林业》1983年第9期)、《北宋的林业政令》(《内蒙古林业》1983年第10期)。王希亮《宋朝发展林业保护山林的几项措施》(《经济研究资料》1982年第9期)，郭文佳《简论宋代的林业发展与保护》(《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对宋代鼓励植树、减免赋税、赏罚官吏、保护山林等一系列措施进行了探讨，惜没有回顾学术史。樊宝敏、董源、李智勇在《试论清代前期的林业政策和法规》(《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中认为，清政府虽颁希过一些与林业有关的护林植树诏令或条文，但没有全国统一的森林法规，因而地方上有大量乡规民约，然作用有限。

谈到乡规民约，中国有大量护林碑，此方面研究诸多，有代表性的是倪根金。撰有《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新见江西遂川两通清嘉庆时护林碑述论》(《古今农业》1997年第3期)、《中国传统护林碑刻的演进及在环境史研究上的价值》(《农业考古》2006年第4期)对明清护林碑研究较深，认为人们对林业作用认识的深入、风水意识盛行、毁林(尤其盗伐)现象严重是明清护林碑大量出现的三大原因，并把护林碑分为官方型(中央、地方)、民间型(个人、家族、村寨、联村、寺庙)、混合型(官民、僧俗)三大类，同时对现存护林碑分布进行了列表。此外还有，卞利的《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古开弼的《广东现存明清时期涉林碑刻的历史启示》(《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广东现存明清时期涉林碑刻的生态文化透视》(《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何满红的《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文史月刊》2007年第1期)。

与国内较多学者概述性的研究相比，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具体事件与案例进行细致的研究，如日本学者相原佳之撰有(《清朝中期的森林政策――以乾隆二十年代的植树讨论为中心》)(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第506-523页)一文，详细阐释了乾隆二十年代吴鹏南造林提案产生、议定的过程及效果。

一些学者讨论了古代保护动物法令，如王希亮的《北宋保护野生类的法令》(《中国林业》1982年第10期)、《我国古代野生动物管理法》(《野生动物》1985年第1期)。中国各少数民族有许多禁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规约，如古开弼的《我国历代保护自然生态与资源的民间规约及其形成机制――以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规约为例》(《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四、相关具体行为

环境保护行为与环境破坏往往是同时存在，虽然很多是无意识的。郭文韬在《我国古代保护生物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历史经验》(《资源科学》1984年第1期)中认为，我国古代在保护生物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彭世奖在《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1989年)中也指出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经验值得总结。大量的环境保护实践依然体现林业上，本文非林业史研究回顾，主要列举一些与本文主旨直接相关的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刘彦威撰有《我国古代对林木资源的保护》((《古今农业》2000年第2期，亦载李根蟠、原宗子、曹幸穗主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32页)、《中国古代的护林和造林》(《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对中国古代林木资源的保护与植树造林行为进行了论述。倪根金的《秦汉植树造林考述》(《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秦汉“种树”考析》(《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论述了秦汉植树造林行为。翁俊雄在《唐代植树造林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中认为，唐代在植树造林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山林的保护却注意不够。

对明清林业保护行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生态脆弱带。暴鸿昌的《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认为，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充等原因最终导致明代长城区域森林禁伐的失败。台湾学者邱仲麟在《明代长城沿线的植术造林》(《南开学报》2007年第3期)中分析了明代出于军事目的而在长城区域的森林禁伐与植树行为，认为整体来说，成效并不明显，无法挽救森林日益减少的情况。上文提到赵珍的研究，虽说涉及保护森林、水土、动植物资源等行为，但主要是探讨人们保护森林的行为，并认为这些行为是被动性的、自发性的。钞晓鸿在《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载钞晓鸿著：《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第101－128页)中主要利用碑记分析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对森林等资源保护行为，认为与环境破坏的大范围、持久性相比，保护只是局部、短期的。最近，何满红的《环境脆化中的保护――以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山西省为例》(载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267页)也是利用碑记探讨明清至民国时期山西省林业等资源保护行为，也认为乡规民约的保护很有限。关传友则利用族谱来研究，在《论明清时期宗谱家法中植树护林的行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4期)中指出，风水意识是家族法规中提倡植树护林的根本原因，家族经营是护林行为的重要原因。

亦有学者对一些防护性的植树造林进行研究，如杨秀伟《植树造林是水利的传统――堤防植树小史》(《中国水利》1983年第1期)，古开弼《我国古代人工防护林探源》(《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谢志诚的《黄公树――清代地方性生态农业工程》(《中国农史》1995年第2期)简述了乾隆年间黄可润在直隶无极县植树造林工程。游修龄在《槐柳与古代的行道树》 (《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中对保护路基的行道树做了有益探讨，指出历史上行道树种的变化过程，秦是以青松为主，汉以后直到唐宋则以槐树为主，明清转以柳树为主。

水土保持行为是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张芳在《清代南方山区的水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中认为，清代南方山区砍伐林木垦荒、陡坡种植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当然手工业、采矿业、樵采、军事也不可忽视，在此基础总结了各地的水土保持措施。张祥稳、惠富平在《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士流失及其遏止措施》(《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中阐述了清代不同地区官方和民间对开山种玉米利弊的不同认识，指出浙江、皖南和陕南等地，政府和民间曾采取多种积极措施，遏止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其它，如对水源保护的研究，如顾其洋的《水源保护史话》(《环境保护知识》1979年第4期)，只是科普性的，较为简要。对动物资源保护研究，上文提到的一些相关论著中往往也会有所提及，笔者在此不再重叙。

五、小结

水利史论文篇8

当代著名盐业史研究专家、运城学院已故教授柴继光先生（1931－2012）曾在《关于运城盐池的著述考略》一文中，将古今运城盐池的相关研究归为两种类型，即文艺类与论著类．前者的主体为从上古到清代文人所做的诗词文赋；后者则主要包括了宋、金、明、清的志书．关于从民国发端的近代研究论著，此文仅提到三种：1935年蔡国器所著《璐鹾纪要》、抗战期间曹焕文所著《西北盐池》以及1936年曾仰丰所著《中国盐政史》．其中，只有《西北盐池》从地质以及化学角度，对运城盐池的地理学成因以及硝板晒盐的化学原理进行了简单论述，其他两部都属于盐法、盐政等角度的探讨．为了详细探究民国时期有关运城盐池研究更精确的统计信息，本文参考《中国盐史论著目录索引（1911－1989）》与《中国盐业史学术研究一百年》两部针对中国盐业史论著目录专门统计的著作成果，对民国时期盐史论著进行详细分类①、校对和统计，结论发现：在1911－1949年期间，国内外共有正式出版及发行的盐史论著358部（国外著者41部，国内著者317部）．其中，“综论”类101部，占比28．1％；“社会”类138部，占比38．4％；“经济”类98部，占比27．3％；“文化”类1部，占比0．3％；“科技”类21部，占比5．8％．而其中有关运城盐池的论著仅8部，仅占到所有盐史论著的2．3％；同时，其研究角度全部属于“社会”及“经济”类，并未有专门对盐池化工科技进行的研究．②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运城盐池的专门研究在长时期内并不多见．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关研究论著则呈现出急速增长态势．③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是运城盐池产盐技术由传统到近代化工的过渡期，当时的中国盐史研究集中于盐务、盐法、社会、经济等方面，缺乏从技术———尤其是化工科技角度的研究；而对运城盐池的科技研究，则更属罕见．日本学者吉田寅在《中国盐业史在日本的研究状况》［7］一文中写道：“中国盐业史在日本研究逐步兴盛始于1940年．其研究不外乎从法制的或社会经济的角度入手，有关盐业技术方面的研究则微乎其微．在区域性的研究中，其重要课题则是山西的盐池与沿海一带的盐场．”因此，彭泽益在1991年召开的“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致开幕词的相关总结，也就不难理解了：“旧式的盐史研究，大多从‘盐法’和‘盐政’的角度出发，着眼于财政税制和盐务的整顿及完善，来评说‘盐政’或‘盐法’的得失．这显然同适应历代统治者的需要有关，至少没有摆脱其影响．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远远不够．即如盐业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和发明创造，乃至它们怎样出现……这许多重大的课题，不是谈论盐政就能解决和代替的．”［8］结合如上统计与论述，本文认为，民国时期之所以成为运城盐池研究由社会角度到科技角度的过渡时期，除去时代的诸外史因素，必也存在内史的原因，即投身运城盐池近代化工业研究的先驱学者，为后来的研究做出了先行性努力和奠基性贡献．

2曹焕文运城盐池相关的研究与论著

曹焕文（字明甫，1900－1975）是民国及建国初期山西工业最重要的建设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最早关注运城盐池化学工业化、提出盐业整顿及化工产品开发计划，并投入巨大精力进行呼吁、研究与实施的学者．他于1919年起留学日本，1921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工业大学前身）电气化学科．1926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山西火药厂技师、工程师及厂长等职．出于对火药原料氯酸钾的生产需求，曹焕文将目光聚焦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被当作“弃物”的化工产品上．1932年1月10日，被称为“近代山西工业母体”的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筹备，下设筹备机构共5组，筹备委员12人．曹焕文作为委员之一出任化工组组长，后任工业处处长，“担负山西化学工业建设之责”．由此以后，他作为工业建设带头人、化工专家和实业家，开始了六、七年对解池的潜心研究．1932年8月，在亲赴运城盐池实地考察后，曹撰写并发表《整理运城盐池盐务私见》④一文提交当局，表达自己对盐池生产所遇症结的研究观点以及整顿盐务、建设工业的建议．在文中他重点强调了盐池副产硝板的利用愿望，认为过去“硝板堆积如山，废弃满地，利用无术，除去无方，不能不说是暴殄天物，也可说是人事未臧”，从而提出“以绵薄之力，宣传提倡，使社会人士、技术专家深切注意外，个人亦实行作技术之研究，企图以科学之力，化无用为有用，用人力以夺天工”的愿望．1934年7月，曹焕文再赴运城考察并作《整顿潞盐计划书》，其别强调应着力研究“化学工业用盐”、“堆积如山”的“副产芒硝”和“苦汁内钾素”等盐池内化工产品：……潞盐晒法虽古，然自古迄今，殊少改变，其制盐一切工作，多不适于今日科学进步之时代．……本省十年建设计划，逐渐实行，各化学工厂次第兴起，而碱及各种副产物为化学工业重要原料，非先期研究，恐不足相辅以成，且同蒲路明年即至运城，煤炭问题瞬将解决，时机已至，不可失也．［9］37此文极力呼吁社会关注运城盐池现状，早日开始化工业建设，改良盐务，开发盐池其他化工产品．此外，1935年1月曹焕文又著《化学工业进行步骤说明书》，分酸碱、电气化学、油脂等共10种工业类别、32项事业进行分别说明，其中涉及运城盐池为“酸碱工业类”中的3项（即“运城盐业”、“河东制碱”、“硫化碱制造厂”）以及“电气化学工业类”的1项（即“电解曹达及盐酸加里事业”），呼吁“改良盐法，改进（食盐）品质”，提出可在河东生产工业用碱的若干方式，以及运城盐池可供给硫化碱、苛性曹达与漂白粉等生产的主要原料，建议设立“河东盐业研究所”及“碱厂、硫化碱厂”，并身体力行，“自己在西北实业公司建设一小规模硫化碱炉，加以研究，成功后又于（西北）窑厂造一大炉，以期社会之需．”1932年11月至1935年1月，曹氏依据自己“对潞盐整顿、运城盐池改良”所实际参与的工作，陆续撰写和发表专门针对运城盐池的“建议、调查、整顿、宣传”性论著8种，并整理为合集《河东潞盐盐务丛集》．抗战爆发后，曹焕文随西北实业公司南迁，担任成都、西安公司工程师、重庆中华大学理学院教授、自贡市中央工业试验所盐碱实验场工程师兼副场长等职．利用抗战的几年时间，他辗转四川各盐场，凭借之前在运城盐池调查研究产盐技术的经验，静心专事研究井盐及盐副产品———尤其是战争期间急需之钾盐的提取和利用技术，取得特别的成果．①1940年他撰写并发表《西北盐池纵览》②一文，总结其考察过的包括运城盐池在内的西北诸盐池生产现状，提出改良呼吁；与此同时，作为教授，曹在传播盐池科技与文化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曾多次进行公开讲演和授课，力图“启发”盐商与社会，繁荣盐化工业．1945年由“说文社”代为出版印行的《西北盐池》，在当时四川自流井及其他盐产区流传甚广，影响颇大．著作全文约9000字，共9个主要章节分述了西北盐池的价值、历史成因、分布情形等．除去以独特的“硝板晒盐”技术为特点的运城盐池外，文章还在遍布西北广袤区域的50多处盐池中，择取最它盐产区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3处（吉兰泰盐池、杭锦旗盐池和青海池）做了分析简述，该文也成为曹氏盐业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尽管曹焕文对池盐的研究视角扩大至与井盐的比较以及整个西北，但其核心和精华仍是运城盐池，其理论代表作，也非其数十年研究与建设经验的盐业化工及盐史代表作———《运城盐池之研究》莫属．该著作创作于1945年，自1947年1月1日起在《西北实业月刊》（下称《月刊》）以连载的形式分期发表，历经2年时间，分载5卷20期．1948年9月1日的《月刊》第5卷第2期是其连载的终结，虽然该期文后标明“未完”，说明全文并未刊登完毕，但由于战事及其他原因，《月刊》很快停止发刊③，这部运城盐池的重要研究著作也再未继续发表续文．④本文蒐集了《运城盐池之研究》发表于《月刊》的全部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统计：这部著作仅已出版文字，就已达14万余字；此外，文中另配有插图36幅，表格200例．全文分10编37节80项，研究论述了运城盐池地形、水源、地下矿脉等的形成及发展历史，运城盐池从上古至近代晒盐技术的变化演进，以世界代表性盐矿、盐湖以及四川自流井盐井与运城盐池进行比较分析；同时，用化学方法对盐池卤水成分进行了鉴定，科学分析其与气候的关系；由对畦晒咸水钩配“甜水”的原理探索，进行“卤水自然变化及降低浓度的研究”；系统研究了硝板的化学成分、成因、硝板晒盐法的化学作用以及其科学利用的工业计划．鉴于运城盐池著名的防水工程，著作从历史、地理等角度入手，对“疏水河渠”、“拒水堤堰”和“护池泄水滩”进行理论梳理与解释．可见，《运城盐池之研究》是一部完整的运城盐池科技研究专著．限于篇幅，此处仅择其对硝板相关的两点研究，即可管窥其对运城盐池现代科技研究的影响与贡献．首先，关于硝板化学成分的鉴定．运城晒盐，必须依赖硝板．晒盐时硝板上所发生的种种化学变化，是现代运城盐池化学研究的重点，而硝板化学成分的鉴定，又是最基础的重中之重．曹焕文曾在30年代即在运城盐池对硝板成分进行过实地考察与取样分析，并送至日本东京工业试验所进行鉴定．通过对多份硝板样品化学成分的比例进行对比与研究后，他第一次提出：运城盐池硝板的化学成分为“白钠镁矾”．这是运城盐池研究史上首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科学鉴定；鉴定结果至今仍是学界对硝板成分普遍接受的定论，例如：“解放后，经轻工业部盐源勘探队、山西省地质局214队、216队等单位先后在运城盐池进行不同程度的地质工作”，探得“沿盐湖分布”的17个硝板矿体中最大的3个矿体矿物“主要为白钠镁矾、芒硝、无水芒硝、钙芒硝及石盐”；柴继光也曾将曹焕文的“硝板成分分析表”及鉴定过程进行引用，并使用“山西省214地质队”1987年对白钠镁矾成分鉴定的“勘探报告”结果与之进行了对比，对曹焕文的硝板成分研究给予肯定．其次，关于硝板的化学作用．曹在《运城盐池之研究》第九编中总结提出了硝板的三个特别作用：“化学变化作用”、“吸热保温作用”以及“助长晶析作用”，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与探讨．通过对“化学变化作用”的研究，根源性地解释了苦盐除杂的全部化学变化；“吸热保温作用”则将硝板透热度与运城盐池晒盐“热传导、对流、辐射兼而用之”的复杂特点进行了深入论述；“助长晶析作用”是以晶体学理论对食盐结晶过程的几何性质、物理组成、化学结构等方面进行的研究．

由于这三个作用在解释运城盐池硝板晒盐独特生产方式方面的重要意义，曹的理论研究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的相关研究．例如，柴继光对曹焕文硝板作用的研究数据以及结论，作了较大篇幅和较完整的引用；陈惟同、张正明等学者也在相关研究中借鉴或承认了曹的研究结论．

3运城盐池产盐技术演进研究

运城盐池古有大、小池之分，大池指地处古安邑段的盐池，小池即“女盐泽”．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其中有对小盐池“裂水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盐”的记述．曹焕文在《运城盐池之研究》中对此也通过亲历山西清源县生产白盐的场景的描述，佐证了已然滥觞于北魏时期的小盐池的畦晒．而这种技术的出现，则可推断在春秋战国应已开始，至汉代就已“通行为平凡之事实矣”；对于大盐池，由《水经注》所载“紫色澄淳，浑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可见，其成盐机理尚处于典型的“天然结晶”阶段．究其原因，曹氏分析畦晒技术的实现，非极端严格之条件不可得：“多雨地带不相宜，渗水地质不相宜，必须风力适当干燥合宜，方可利用天日蒸晒．”，从而认为大池不得畦晒，是因缺乏水利以杜绝洪水侵害，没有可以规则利用的晒盐卤水．《河东盐政汇纂》（卷之一•鲜池）内“古惟集工捞采，收自然之力．李唐以后，有制畦浇晒法”的观点，是将解池畦晒技术与之前原始的“天然结晶、集工捞采”的生产方式进行了割裂．这显然是以“是否假借人智”来区分生产方式的简单的二元分类法，即：“垦畦浇晒”是人的发明，而“天然结晶”则全恃天工，没有人类技术的创生与介入．与之不同地，上述曹焕文的考证与结论最早提出技术发展的“循序渐进”观点，即二者之间并非绝对明晰地割裂，技术的产生是不可“跃等而进”的．“垦畦浇晒”是公认的运城盐池独特的晒盐技术，然其“独特”之处既非“垦畦”，亦非“浇晒”．

它是古人利用天日、南风以及硝板上卤水化学变化等逐渐总结形成的产盐技术经验的综合，其技术关键是化学除杂；初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工畦晒，只是垦畦浇晒的“萌芽状态”．由于解池卤水中包含硫酸镁（MgSO4）与芒硝（Na2SO4）等产盐杂质，萌芽期的畦晒技术既未能认识杂质及硝板的化学本质，也不可能利用溶解度、饱和度等概念，以及利用硝板化学变化原理将杂质与食盐分离，从而导致所晒之盐仍然味苦而质差．硝板制盐以及“咸淡水搭配”技术的出现，正是古人为提高池盐纯度以改善盐质，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取得的技术突破．综上所论，“垦畦浇晒”可以分两个渐进形成的技术阶段来认识：以开垦畦地晒盐的初级技术（“初级畦晒”），以及以利用硝板和咸淡水搭配原理除杂晒盐的高级技术（“高级畦晒”），二者都是以畦地和太阳热能的利用为基础的天日晒盐技术．关于垦畦浇晒的兴盛时期，盐史研究一般论定其始于唐朝．但初级到高级技术的转变，关键在于晒盐时对卤水过滤除杂的实现，这必然发生在古代化学理论与实践大进步的时期．曹焕文因此将目光聚焦到我国古代炼丹术兴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拙文《曹焕文与中国火药史研究》论述了曹在20世纪20－30年代专门针对中国火药史进行的研究及成果，其别论述了他对中国火药起源的年代考证结论：炼丹术大兴的“魏晋之际是火药发明在技术上最可能的时期，南北朝则是这一技术‘公表于世’的时期”．因同为中国古代化学相关问题，在研究运城盐池晒盐技术演进时，曹将火药的发明与之发生了关联，并对苦盐除杂的化学应用进行了分析：著者研究中国火药之起源时，发现中国化学之开始，发端于医药，而化学之进步，则孕脱于中国之炼丹术．

盖炼丹术发端于汉代而盛于魏晋，……炼丹术系研究物质变化、药物性能，……而化学药品之性能亦逐渐认识清楚，……所以魏晋南北朝之后，到及隋代而火药杂戏出现于世，并非偶然．食盐本为化学制品，而其生出又与各种杂质相伴，如芒硝、硫苦等有不易分之关系，非将此种杂物之性能清楚及其分离结晶之精细操作，而后方能做成质佳之盐．……但是炼丹术发达之后，药物之学进步，化学亦随之大形发达，而制盐术为化学操作之主要者，当然可能随之而较前进步，而将上代之苦盐，用化学之方法可能改善为质美之物矣．通过如上对炼丹术兴盛导致古代化学大形发达的精妙论述，曹焕文深刻意识到：魏晋南北朝炼丹术之发达，为不论火药起源还是池盐生产技术的突破，都提供了极大的历史可能性．解池著名的防洪水渠———姚暹渠修筑于隋代，结合本文上述畦晒技术出现的前提———防洪水利，曹氏一度推测其目的即为了实施解池垦畦浇晒的盐业生产．只因隋代文献未出现相关记载，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有对解池畦种时“天雨下池中，咸淡得均，……以日暴之，五六日则成盐”的记录①，证明畦晒在唐代应“通行已久”，人们对“畦晒之办法亦彻底明了，更对制盐方法之进步亦知其程度矣”，因而只能以唐考为畦晒兴盛之时期．总之，曹焕文对运城盐池晒盐的技术演进，持“发端于魏晋而成于唐代”的观点．畦晒的卤水自古取自“产盐之母”的黑河，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黑河遭洪水淤塞后，畦晒的卤水来源受到了毁灭性断绝．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东场商人发明“滹沱”取卤的方法；光绪初年（1875年），盐井出现在运城盐池中．从滹沱或盐井中直接取出的卤水，同样需要灌入畦地中进行蒸发、过滤与结晶，池盐生产的工序较前变得更加精细，而垦畦浇晒技术，源于魏晋、成于唐而盛于宋，历经明清，一直蕴藏于经验科学的传统晒盐技术之中，直到民国时期曹焕文运用东西各方之学，从运城盐池产盐技术发展史中剥离出古代科学之精髓，更运用现代科学以揭开产盐技术之原理．

水利史论文篇9

一、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的探讨，还是微观问题的考察，都取得了一些颇有份量的学术成果。毛曦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关于人地关系的最新理论，他撰文指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主体的人，在于人性的善良与高素质的人的存在。以此为指导，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要注意4个问题，即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人为活动的积极作用及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限度；人对自然的正常开发与破坏之间的度的界限与量的区分；引入量化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方法，总之，应将历史地理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与意义落在实处。[1]

曹世雄从整体上考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认为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演递过程，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后，出现了4次生态危机，文章还分析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原因。[2]有两部专著值得一读，一是黄鼎成等的《人与自然关系导论》，该书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系统作为整体，通过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认为要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必须结合相应的社会发展背景，进行结构性变革和转换人与自然相互适应模式，著者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人与自然协同共进的基本原则、行动框架和主要对策。[3]另一是王维的《人·自然·可持续发展》，作者回顾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史，并通过对正反实例的分析及理论的论证，以期唤起世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4]美国学者赵冈以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为视角，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国历史时期人口增长、人口迁移、各种类型的垦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北宋以后，中国人口出现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人口压力导致农垦与山林垦伐的加剧，特别是到了清中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已有超过自然资源承载力的迹象。作者还认为人口迁移与生态环境互为因果关系。[5]

随着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学者探讨了生态环境与西部文明盛衰的关系。王乃昂等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认为清代中叶是近2000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森林覆盖率由原始状况3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8．68％，人口猛增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6]有学者在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和环境变迁进行分析研究，韩春鲜等认为历史时期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可分为魏晋以前河湖水量充沛、魏晋以后至元代河湖水量减少、清初至道光以前河湖水量充沛、清道光以后河湖水量减少4个阶段；[7]夏雷鸣通过对罗布地区古楼兰人的墓葬麻黄现象的探讨，分析了距今3 800年罗布地区的生态环境、古楼兰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及饮食结构。[8]内蒙古岱海地区是个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最敏感之地，田广金通过对该地区一套考古文化剖面以及一套在年代上与之对应的自然地层剖面的比较研究，发现距今7000—2000年间这个地区的人地关系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与比较频繁的变率。[9]位于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统万城建成于419年，废毁于994年，邓辉利用大比例尺航空遥感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探讨了统万城从修建到废毁期间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10]王建革以人口负载量的变迁为线索，分析了黄土高原农业发展与人口负载量以及生态负载量的关系，并重点阐释了生态条件的恶化对人口负载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文明进步的抑制。[11]

远古时期江准地区的人地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之一。张明华利用孢粉资料和考古发现，阐述了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的人与环境之关系，认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曾经孕育了灿烂的太湖古文化。[12]丁金龙、黄渭金分别撰文阐释了马家浜文化时期、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人地关系，进而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人与环境是对立的统一体，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作用于环境。[13]郑龙亭在野外调查和考古发掘的基础上，通过对早更新世陕西蓝田公王岭动物群、湖北郧县猿人动物群、重庆巫山龙骨坡动物群和安徽繁昌人字洞动物群的研究，认为“淮河过渡区”是揭开早期人类起源面纱的关键地区。[14]

明清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渐趋恶化，引发了流民等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他们在探究明代中后期人口大量逃亡的原因时，多强调赋役繁重及地主对土地的大量兼并，李心纯则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生态系统角度分析了明代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山西、河北流民现象的原因。[15]蔡苏龙在明代自然灾害统计资料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流民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种种恶性干预事实的考察，指出流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造成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衰变的一个主要原因。[16]王建革研究了明代华北平原人、马、地之间的关系变化，指出明初，华北平原宽松的人地关系推动了军马养殖的迅速发展，到了成化年间，人口压力开始抑制养马的发展，明中后期，人口进一步增长，养马数量大幅度下降。[17]薛平拴、谭作刚撰文对明清时期陕西境内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考察。[18]卞利、谢宏维利用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对徽州棚民问题进行研究。指出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针对这一问题，徽州本土官民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并取得了预期效果。[19]

还有学者撰文探讨了自然环境与王朝政权盛衰之关系。张敏认为，东汉末年以来自然环境变迁是西晋灭亡和十六国割据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全球性寒冷干燥期的出现，我国北方沙漠面积不断扩展，各游牧民族原有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于是纷纷南迁，趁西晋集团内乱之际，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20]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西夏时期，气候寒冷干燥，地表多荒漠，且境内四周山脉环绕，宛如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对西夏经济、政治、立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学江撰文对此进行探讨，值得一读。[21]

[1] 在翻译介绍西方环境史论著方面，候文蕙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她翻译的论著有：《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美]唐纳德·沃斯特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三联书店，2003年版期。此外还有吕瑞兰，李长生译的《寂静的春天》([美]蕾切尔·卡逊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毅，张学广译：《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英]克莱夫·庞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何鉴译：《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日]岸根卓郎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包茂宏还著文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情况，他的《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见《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介绍了美国当代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对世界环境史研究作出的突出贡献。

[2] 从宏观上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国内应推王玉德、张全明成就最大。他们合著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堪称国内系统研究生态环境史的开山之作。该书确立了相对系统的生态环境史的理论框架，共分上、下2编，上编根据历史的发展线索，分别介绍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时期的生态文化，下编分历代气候与生态文化、土壤与生态文化、生物资源与生态文化、治水与生态文化、矿产与生态文化、灾害与生态文化、古代生态旅游文化和古代生态思想等8个专题论阐述了五千年生态文化，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示范功效。包茂宏也著文予以探讨，他的《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见《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及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认为中国的环境史应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环境史的理论体系。此外，惠富平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生态环境史研究属于交叉性学科，其中既涉及到社会历史问题，也牵涉到生态、环境等科学问题，必然形成一些自己特有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基于此点认识，应从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有关概念和理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表现和人为因素等各方面构筑该学科的理论体系。(详见惠富平：《生态环境史讲义(未刊稿)》)

[3] 这里所说的从微观上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是笔者根据接触到的资料进行的理解和归纳，主要包括：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水、气候与生态环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史；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等方面。这些问题也是笔者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气候、水与生态环境

中国历史上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该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满志敏利用文献物候资料研究了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气候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生物响应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等基本理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2]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倪根金认为其变化原因，除了社会因素外，气候变化和生态平衡破坏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3]王晖利用古代土壤学的新研究成果和先秦古文献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对商末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环境进行考察，认为商后期干旱的气候和饥荒是周武王克商的直接导火线，导致商周之际的改朝换代。[24]秦冬梅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气候异常期，具体表现为冷暖变化、干湿变化的异常及各种自然灾害数量的增多，这种异常的气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粮食歉收，从而间接地影响社会安定程度。[25]王开发通过对上海地区大量孢粉样品的研究。

发现沪杭地区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具有多次的波动，表现出5个凉期和4个暖期。[26]

中国是个水灾频仍的国度，水与生态环境问题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樊自立和方英楷撰文对塔里木河水资源问题进行探讨。樊文指出，在气候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消耗由以自然生态为主转向以人工绿洲生态为主，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其变化规律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互有消长，“人进沙退”和“沙进人退”皆有，但以沙进人退为主；上游灌区引水增加，人工绿洲由原先多分布在河流下游三角洲向山前平原推进，面积不断扩大，使这里生态环境改善；河流中下游由于水量减少，古代绿洲消亡，天然植被退化，沙漠化扩大，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处于沙漠和绿洲之间由林地、草地和自然水域构成的过渡带不断缩水，防护功能不断减弱，形成了沙漠危逼绿洲的严峻形势。[27]方文则总结了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5次改道，引起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剧变、绿色走廊衰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保护塔里木下游绿色走廊的18条措施。[28]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炎黄子孙的灾难河。学者们对黄河及其引发的生态问题格外关注。王星光撰文对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进行研讨，他指出，黄河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却又不可能出现在正常条件下，只有当流域内大范围出现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异常情况时，才会出现该现象。黄河清是干旱和黄河断流的前兆，同时，还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奇异的文化与社会现象。[29]王尚义就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至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观点：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30]还有论者著文探讨了黄土高原人为水土流失的历史根源与防治对策，有较强的现实意文。[31]张健民利用汉中、兴安2府所存碑石资料，考察了清代后期陕南地区堰渠水利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原因，并分析了清代后期该地区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32]

王建革对清代大清河的治理进行研讨，太行山一带森林和植被的破坏加剧，引起水土流失加重，使得永定河、子牙河的泥沙量上升，是大清河决口泛滥的关键原因。清政府为了减轻水患，将治水重点放在永定河、子牙河堤坝系统的修筑，使清浊分流，其治水过程突出反映了专制王朝由紧到松的治水特点。[33]郭声波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含重庆)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34]张芳撰文论述了清代南方山区水土流失的人为原因及其防治措施，并提出要“以史为鉴”，山区开发应走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35]许怀林还分析了近代以来江西的水旱灾害及其与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36]

三、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

(一)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

森林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森林与生态系统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讨论较多的话题。凌大燮梳理了我国森林资源变迁大势，古代数千年中，我国森林资源约减少一半，由太古时代的47600万公顷，减少到清初2913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49％下降到26％；从1700年到1949年200余年间，森林资源的损失大大超过古代5000年，到抗战前夕，森林面积减少到914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下降到8．19％。[37]陈植具体分析了近代森林破坏的主要原因，即为中外反动统治阶级的掠夺、历年战争的破坏以及滥垦山林等3个方面。[38]

随着森林的不断减少和生态问题的日渐显现，人们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倪根金认为，此认识过程共分先秦、汉至元、明清和近代4个阶段。[39]岳耕具体分析了先秦时期的林业，当时采取许多措施，保护森林资源，提倡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生产，从而为传统林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0]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41]郭文佳研讨了宋代林业发展情况和保护林业资源的政策措施；[42]倪根金则利用护林碑和古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护林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43]樊宝敏指出，清前期对林业的认识基本局限于保护农田、为农服务的层面上，但森林生态思想已初步形成。[44]

倪根金利用汉简资料，探讨了汉代西北垦区的林业状况，垦区不仅植树而且十分重视保护，曾拥有一定规模的森林资源；同时，过度砍伐导致生态平衡破坏是居延垦区衰落的根本原因。[45]关传友依据文献资料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西北地区竹林分布的关系进行探讨。[46]张春生利用《五藏山经》的记载考察了黄河中游的森林情况，林业资源以陕北、渭河南岸最为丰富，豫西、晋西南次之；森林资源破坏最严重的，当推汾水流域和晋北，其次为泾水流域。[47]黄正林撰文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岭边区政府辖区内的森林分布，边区对森林的过渡砍伐所引起的自然灾害，以及边区政府保护森林的政策法规等问题。[48]

马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蜀道地带的森林历史变迁进行考察，并指出人类经济开发活动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改善生存环境和满足日益增长的日活需要，但同时也对自然资源造成破坏乃至洗劫。[49]蓝勇用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分析了三峡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规律：明清时期是三峡森林分布大起大落时期，清中叶以来三峡地区森林遭到历史时期最为严重的一次耗损，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则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残。[50]张浩良对历史时期通江县的森林问题进行全面研讨。他先考察了该县近百年内森林资源的变迁过程，指出人口增长的负面效应，政府决策失误，森林的过度采伐，生产生活用材的压力，森林火灾，林政管理短期行为是导致森林生态变化的直接原因。关于该县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指出从保护机制上分析历史上主要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出现或以禁碑的形式对森林或生物进行保护。近百年时间内，其形式多样，保护措施主要是以执法惩戒、乡规民约、封育山林、工程造林、园区建设、水土流失治理等。[51]邓绍辉还著文考析了四川省政府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52]

徐海亮探讨了历史时期河南天然森林的变迁规律及变化特征，认为出现了战国至两汉、唐宋、18～19世纪3个开发高潮，天然林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缩减，气候转冷和人类破坏是天然林消减乃至消亡的重要原因。[53]周宏伟从宏观角度考察了长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指出农业开发、矿冶烧煮等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异在该地区森林破坏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54]卞利根据在徽州调查和收集到27通明清徽州森林保护碑刻资料，结合徽州历史文书和文献，对徽州森林保护碑刻的时空分布、类型划分、基本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指出：明清徽州森保护碑刻在严禁乱砍滥伐森林、维护当地居民生产与生活以及生态平衡方面，在保护和发展以林业为支柱性产业的徽州经济方面，具有其它质地特别是纸质文书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55]肖文评依据《湖寮田山记》，对明末清初粤东大浦山区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考察。[56]冯祖祥、刘德隅分别撰文对湖北、云南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57]

(二)其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

文焕然对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进行考察，指出中国孔雀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大体可分为长江流域(包括滇东北、四川盆地及长江中游一带)、岭南(粤东、粤中、云开大山及其附近、桂西南、桂东南)、滇西南3个区，且分布范围很快缩小，数量迅速减少。这种变迁是“人与生物圈”变化的反映，其中人类的活动，特别是对孔雀的大量捕杀是变迁中最主要的原因。[58]对学术界认为明清时期中国野生犀牛仅分布在北纬25度以南的滇南、岭南地区之说，蓝勇作了进一步探索，认为元明清时期中国野生犀牛的分布北界应更靠北一些，清初以前在川黔交界的北纬28度～29度之间的贵州绥阳和四川酉阳间仍有生存。[59]动物是中国古代园林体系的组成要素之一，郭风平认为，中国园林动物历经了先秦起源期、秦汉魏晋唐宋繁荣期、元明清衰落期三个大的历史变迁阶段。中国园林自身发展轨迹和森林生态环境变化是中国园林动物变迁的主导因素。[60]

秦岭是中国大陆两大区系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界线，动物种属成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混杂性和复杂性。李健超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资料研究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前，秦岭曾经是两大界许多珍稀兽类和凶猛兽类的栖息繁衍的乐园；由于生态环境变化，主要是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使一些热带动物如犀牛、象等逐渐在秦岭周边地带灭绝；然而自秦汉直到清代中叶，由于秦岭仍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许多珍稀动物如大熊猫、金丝猴、鹿以及熊、虎、野猪等仍大量生存；18世纪中叶起，数十万计的移民进入秦岭腹地，使百兽丧失栖息的环境，再加以滥捕滥猎，致使秦岭众多珍稀动物和一些猛兽的分布稀疏，数量减少，以至物种灭绝。[61]王利华对3世纪至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此一时期，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麝栖息，与春秋时代以前的情况相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麝的减少最为显著；但与晚近时代相比，仍称可观。作者认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密切相关。[62]刘正刚依据有关方志资料对自山东起，历经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惨烈虎患进行考察，作者指出虎患的发生，与当时人口压力的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对山地无节制开发而最终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有关，明清虎患反映了当时过分开发土地的无序性。[63]

马强从森林植被的变迁、重要野生动物减少灭绝等方面论述了汉中盆地全新世以来生态资源的重大变迁，认为唐代以来的“畲田”农业开发、频繁的伐木修栈，尤其是明清时期移民进入汉水上游大规模的垦殖活动以及极度缺乏植被的恢复和保护措施是造成汉中盆地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资源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64]张全明撰文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在生物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当时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或在局部地区继续恶化的现象，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65]萧家仪就江苏扬州西部一泥炭剖面采样进行孢粉分析，探讨了扬州西部距今约4500年以来的生态演递与古文化兴衰的关系。[66]林汀水还探析了明清时期，福建省人口激增，植被遭到破坏，进而出现水土流失的恶性现象，其教训值得深思。[67]

转贴于 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

(一)农业与生态环境

王建革从生态学的视角，撰写了一组论文对传统农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中，作者考察了在人口压力和生态演变的条件下，刀耕火种区在史前、原始农业、传统农业3个时期的演变过程。[68]在《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中，作者系统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69]在《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作者从人口和生态两方面分析了历史上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封建地租类型和分布特点。[70]

王思明从历史传统的视角，对中美生态农业实践进行比较。作者认为，生态农业实践在美国开展早却步履维艰，而中国起步晚却进展迅速。究其原因，是双方在目标侧重及实施办法上的差异。通过比较，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生态农业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将现代科技成果与传统农业技术精华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现代农业体系。[71]

农业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重大问题。陶利辉根据晚近考古资料及我国西南原始民族的农业发展情况，认为农业起源于山地，因为山地不仅是人类早期的理想居地，同时也是动物生存和植物生长的最佳环境。[72]张佩琪还具体探究了水稻起源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73]申友良依据长江中下游全新世时期的环境、洞庭湖地区全新时期地貌、彭头山遗址孢粉分析材料，认为彭头山遗址的稻谷遗存是我国八千年以前即已存在稻作农业的标志。[74]萧家仪在参阅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考古遗址的发掘，用植物蛋白石分析法探讨了新石器时代，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古代先民的稻作活动。[75]

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朱宏斌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切实注意其历史性、区域性以及产生原因的多元性，否则即会夸大或延伸历史时期的生态问题，不仅背离历史研究的本质，而且亦无助于对当前严峻生态问题的正确认识和真正解决。[76]吴滔分析了明清农业生态变化与灾荒发生的恶性循环的关系，并指出，在经济开发中，必须协调好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生态环境才能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农业灾荒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77]桂慕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回顾当代大农业的辉煌业绩，同时又用生态经济学观点分析当前的困境和对策。[78]

谢丽以古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的理论模型。[79]李令福以关中地区为例分析了历史时期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还特别强调今后学术界要深入研究、决策部门应该充分考虑在区域开发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的反作用。[80]姚兆余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着手，讨论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开发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之所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息息相关；大规模移民造成了人地关系的恶化；水资源过量开发，导致水资源减少；生产技术原始落后，只好通过扩大垦殖规模来增加粮食产量，而滥垦土地又造成地表生态系统的失调。[81]萧正洪指出，清代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条件使粗放型的农业技术得到广用。在生产实践中一些人对森林植被的重要性开始有所认识，但自然环境条件的恶化仍然未能避免。[82]孟晋撰文探讨了清代陕西地区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破坏恶性循环之关系。[83]蓝勇用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分析了清代康乾嘉时期四川人口膨胀和不合理的垦殖对清后期四川农业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影响。[84]王建革通过对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的分析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农业生态系统的组成中，家畜饲养业由于人口压力加剧而萎缩；传统农业生态系统常处于氮约束和水约束状态；经济实力不同的农户在人力和畜力投入是不同的。同时作者不认同黄宗智“过密化”的理论。[85]

朱士光对历史时期江汉平原农业区的形成与农业环境的变迁进行考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86]吴小平从农业遗存、农业生产工具、以农业为基础的动物饲养、陶器制作和永久性定居村落5个方面对洞庭湖区不同史前考古学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概况进行了探讨，寻求出湖区史前农业非持续性的发展轨迹，指明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不同时期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87]吴璞以明代以来吴江县农业种植结构因生态环境变化而转变为例，说明“农业时代，农业为其经济核心，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为前提，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又是农业生态环境变迁的结果”。[88]张芳根据太湖地区古代圩田的开发速度和规模与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好坏程度，把太湖圩田的开发过程分为春秋战国至唐前期圩田缓慢发展期、唐中后期至五代圩田迅速发展期、宋代圩田体制转型及膨涨发展期、元明清局部地区圩田发展期4个阶段，并指出圩田的修建对太湖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变影响很大。[89]李若文以台湾嘉义地区为例，考察了清代汉人拓垦过程中的环境变迁，指出环境变迁是人力与自然力交叉作用的结果。[90]

(二)畜牧业与生态环境

陶炎对历史时期草原的变迁与牧业的兴衰进行了探讨，历代王朝重农轻牧，并向草原地带大量地移民和屯田，使大片草原转化为农田或遭破坏，而草原畜牧业则由于得不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始终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作者指出，只有对草原加强管理，保持畜草平衡，才能使草原畜牧业协调稳定地发展。[91]王利华对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变动进行分析，发现畜牧业经济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动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是农耕和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理。[92]王建革依据1940年和1941年，日本张家口经济调查所关于察哈尔和锡林郭勒地区的2份调查报告，对传统草原生态的状况作大致的描述。并通过与1990年草原状况的对比，分析了草原生态的变迁。[93]

吕卓民通过梳理有关资料，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北地区固有的农牧业生产布局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即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向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西北地区，一直不断发生着向农业生产经营区的演变与发展。这一历史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至隋唐以畜牧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宋金形成农牧兼重格局的时期；明清则成为农业生产跃居主导地位的时期。[94]学术界有两篇论文对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景爱根据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认为古代呼伦贝尔草原气候要比现在湿润一些，沙地的覆盖面积也远没有现在这样大，在河流的沿岸有大片的森林与繁盛的牧草。但由于人为因素，自汉代以后，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环境就不断遭到破坏。终于导致了呼伦贝尔草原地理环境的变迁。[95]王建革以20世纪30年代的日文调查资料为主，考察了呼伦贝尔草原冬营地时期的人、畜和草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其游牧生态。[96]

衣保中研讨了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指出清代以来，随着蒙地的开放和草原的开发，草原植被遭到破坏，草原退化、荒漠化和盐渍化日趋严重，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不仅危害了东北地区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97]

(三)其它农业与生态环境

王利华根据文献记载，对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情况进行考察。作者指出，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总体水环境相当优越，河流汛期长，水流量较大。鱼类水产资源相当丰富，渔业生产较为发达，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98]

蓝勇分析了历史时期三峡农副业和林副业的开发历程，认为汉晋南北朝时期农副业地位相对较高，唐宋以来林副业开发日益重要，明清时期农副业和林副业开发都有较大发展，但由于农垦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山区交通的不畅，并没有因此改变三峡经济状况。作者还指出了发展三峡林副业的新思路。[99]

许怀林和黄志繁分别撰文考察了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许对上起新石器晚期，下迄20世纪前期的江西经济与环境关系进行梳理，指出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变化，是在全国大生态环境变动的推动下演进的，同时有江西的省情区域特征。[100]黄通过生态和生计制约赣南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例子说明，山区商品生产无法发展的原因不能用落后封建势力的压制来解释，人口、土地及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才是山区商品生产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101]戴一峰也著文从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的角度，对20世纪前半期福建西部农村社会经济进行探讨。[102]

五、区域生态环境史

当前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学者们也非常重视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问题。朱士光认为历史上该地区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特征是：生态环境变化主要反映在干旱化、沙漠化与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原因既有气候干旱化的影响，也与人为活动关系密切；生态环境变化在历史时期以秦汉、唐、明清时期最为显著，新中国建立后更为剧烈；生态环境变化影响广泛深远，不仅制约着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威胁着周边地区，尤其是其东部华北平原与京津地区之生态安全。[103]成崇德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等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西部边疆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104]

徐日辉通过对距今5000—8000年以前新石器时期渭水上游地区环境的研究，揭示出该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渐变过程，为我们今天加强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105]杜海斌以汉、唐宋、近代为基点，回顾了居延地区2000年间的生态环境演变，认为人类的过度开发是造成居延绿洲和文明逐渐消失、衰败的根本原因。以历史的实证，敲响保护生态环境的警钟。[106]

梁中效考察了历史时期秦巴山区自然环境变迁过程，认为该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4个阶段，唐代以前对环境破坏是局部的，宋代以后对环境破坏是全局性的，晚清以来的机器时代环境更加恶化；秦巴山区是关陇、成渝、江汉平原和中原大地四个经济核心区之间最大的绿色宝库和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旦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将会给这四大经济区造成巨大影响。[107]王广智以考古资料为主，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对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并提出防治生态环境变劣的对策。[108]

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一个区域，学术界也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讨。朱士光强调要加强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化历程与规律的研究，而且要紧密结合人为活动之影响开展综合性研究。作者还考察了这一地区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历程及演化特点，并提出了具体的推进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109]肖兴媛通过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况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分析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并针对生态环境重建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生态重建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还就生态环境重建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总结。[110]王乃昂也撰文对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111]

甘肃省生态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沙漠化威胁有增无减、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森林和草原植被破坏有禁不止、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繁。李并成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对于在西部大开发中甘肃省生态环境重建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战略问题，提出了11个方面的思路和建议。[112]宁夏平原是我国黄土高原上游的著名古老灌区，当今地球上半荒漠地带的一块成功的灌溉绿洲。汪一鸣考察了宁夏平原由原始的草原生态系统改造为农业生态系统的历史过程，分析宁夏引黄灌区开发成功的历史经验，探讨丁宁夏平原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以及改善途径。[113]钞晓鸿利用新近出版的《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对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及其前因后果进行探讨。[114]张浩良采用参与式的调查方法，对四川通江县的生态环境变迁及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考察。[115]张同乐就20世纪60—70年代河北省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116]

杭嘉湖平原是浙江省最大的平原，徐建春对距今11万年至良渚文化后期该平原生态演递与古文化兴衰的关系进行讨论，作者指出，在该地区生态环境中的生物群落处于顶极时期，人类文化发展则处于鼎盛时期，否则，则相反。[117]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我们在面对这些成就时，也应该看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如生态环境史研究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但至今尚未建立起与该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大有见树不见林之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环境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又如，生态环境史研究方法还较单一。我们知道，生态环境史，就其性质来说，“应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131]这就决定了生态环境史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手段。而在目前的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则偏重于利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水文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生态环境史；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值得欣喜的是，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上述问题，并从各个侧面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新问题的出现，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会不断地走向深入，大批新的成果也会不断出现。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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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黄正林、粟晓斌：《关于陕甘宁边区森林开发和保护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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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戴一峰：《环境与发展：二十世纪上半期闽西农村的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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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肖兴媛、任志远：《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重建议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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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李并成：《甘肃省生态环境重建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3期。

[113]汪一鸣：《宁夏平原自然生态系统的改造——历史上人类活动对宁夏平原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农史》，1983年1期。

[114]钞晓鸿：《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中国农史》，2002年2期。

[115]张浩良：《通江县生态环境保护研究》，2003年广州中国生物学史暨农史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

水利史论文篇10

专业

星期六（10月17日）

星期日（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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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史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X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77-04

自然灾害是历朝历代均存在的问题，它涉及到国家的兴盛存亡、社会安定与民生之安危，是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近十年来，由于自然灾害频发，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重视。研究自然灾害史，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当前的防灾、减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试对近十年来有关中国的自然灾害史（即秦至晚清）的研究进行一次总结。

一、中国自然灾害史研究总述

对中国自然灾害史作全面性、整体性研究的著作有：袁祖亮就起自秦朝，止于清代末年的我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所发生的主要自然灾害——水灾、旱灾、风灾、雹灾、疫病灾害、地震、虫灾、雪冻等灾害的具体情况、时空分布、频次规律、波及区域、危害程度、相互影响及其有关规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宋正海将我国古代的自然灾害分为地象、气象、水象、动物象、植物象、人体象等6种类型，其分类方法独具特色。骈宇骞为研究古代灾害史提供了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此类著作还有卜风贤的《农业灾荒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贾荣贵、郝治清主编的《中国古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自然灾害断代史的研究成果也较多，著作有：曹树基《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阎守诚主编的《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林主编的《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2004年）。相关的论文有，武玉环就金代自然灾害的主要类型、时空分布与基本规律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水、旱、蝗虫、地震、风、冰冻霜雪寒等，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有鲜明的季节性与地域性特点，而且表现出逐步蔓延、渐渐扩大的趋势。还有王东《自然灾害与党项社会——论宋初夏州政权的经营》（《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胡卫伟的《明初自然灾害与政府对策》（《肇庆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区域性自然灾害断代史的研究，使得我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更加精细、深入。此类著作有于德源《北京历史灾荒灾害纪年（公元前80年—公元1948年）》（学苑出版社，2004年），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论文有吴嫒嫒利用方志、明清实录、徽州文书以及家谱中的有关史料对明清徽州社会的灾害概况进行了梳理，对当地所见的十余种灾害从危害形式、易发季节、灾害原因、当地的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此类论文还有何孝荣《明代北京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李自华《清代婺源的自然灾害与地方社会自救》（《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徐国利的《清代中叶安徽省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危害》（《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和《清朝中期安徽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成因及其危害》（《学术界》2004年增刊），刘海岩《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于志勇《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自然灾害浅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包红梅《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成因分析》（《前沿》2004年第4期），徐心希的《清代闵台地区自然灾害及其救治办法研究》（《自然灾害学报》2004年第6期）和《清朝前期（1644—1839）湖南灾荒频仍的社会原因探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刘树友、王文涛《清末民国时期秦东地区自然灾害的预防及救治》（《商洛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和王文涛、刘树友《清末民国时期秦东地区自然灾害的严重后果》（《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赖莉云《晚清广西的自然灾害及其赈灾政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杨果、陈曦《宋元时期江汉平原自然灾害探析：种类、分布、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赵崔莉《清代皖江圩区自然灾害论略》（《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孙爱贞《北宋陕西路自然灾害状况及原因分析》（《丝绸之路》2011年第12期）。

二、关于水旱灾害的研究

水太多会使水灾频发，水太少又会引发干旱。水灾和旱灾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密不可分。张崇旺从灾害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水旱灾害与农业耕作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此外，还有倪玉平《水旱灾害与清代政府行为》（《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曹才瑞、曹丽芳《近500年来山西中部地区旱涝的阶段性准周期演变规律初探》（《山西区域社会史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顾宏义《明清时期舒城地区水旱灾害及其成因》（《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吴嫒嫒《明清徽州的水旱灾害与粮食种植》（《古今农业》2007年第2期）。

有关水灾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各种自然灾害史研究中最为丰富。对于我国传说时代所发生的水灾，王建军等《“洪水神话”与考古发现的对应试证》（《平顶山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袁宝印《北京平原晚第四纪堆积期与史前大洪水》（《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5期），毛曦《中国传说时代洪水问题新探》（《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夏正楷等《我国北方4KaB.P.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6期），吴文祥等《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6期），等等，他们普遍认同了大禹治水历史事件的真实内涵，对史前洪水的发生原因进行了探讨，对大禹治水的主要地域进行了考查。

袁野根据现代科学理论重新划分了唐代洪涝灾害的种类，并对史料进行考订，分析总结了各类洪涝灾害的数量、特点和发生原因，统计唐代洪涝灾害的时空分布，清晰地将唐代水灾分布展现出来。还有杨鹏《古代湖南水灾研究》（《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期），薛瑞泽《六朝时期的水灾及救助》（《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9期）。

从地区的角度出发，行龙通过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对明清晋水流域，特别是“峪水为灾”的现象进行了研究。此类论文还有和希格《论金代黄河之泛滥及其治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文廷海《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洪灾研究》（《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刘洪升《唐宋以来海河流域水灾频繁原因分析》（《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李亚《历史时期濒水城市水灾问题初探——以北宋开封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王尚义、任世芳《两汉黄河水患与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之关系》（《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张文安、高伟洁《管窥明清时期郑州水患》（《中州今古》2003年第3期），王化昆《唐代洛阳的水害》（《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伍海平、曾素华《黄河水灾与泗州城湮没》（《学术界》2004年增刊），岑松《清代岷江流域洪灾成因略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郭志安、李京龙《略论北宋黄河水患下的河北水环境变迁》（《保定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李卓仑等《186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灾时空分布及天气特征》（《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Z1期），刘锡涛、陈雅妍《福建明代水灾的时空分布》（《福建地理》2004年第1期），李健《明代云南地区水灾问题初探》（《甘肃农业》2006年第11期），徐新创、刘成武《明清时期江汉平原洪涝灾害特征及其成因分析》（《咸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吴启琳《明清时期丰城水灾与灾后社会应对》（《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苏慧慧《清代时期汾河中游地区洪涝灾害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1期），朱诚《长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两千年来水灾的研究》（《自然灾害学报》2011年第4期）。

相比于水灾的研究，有关旱灾的研究则略显薄弱。李明志、袁嘉祖根据有关历史文献、气象资料、报表和地方志的统计结果，在15～19世纪全国共发生旱灾15次，总历时49年，其中14次伴有瘟疫。张正明、张梅梅将明代到清代道光二十年（1368—1840年）期间，山西全省性旱涝灾及相应的农业收成关系按年列成表格，其中在明代的276年中，有大旱44次，平均每6年一次。张伟兵、史春生利用方志、清官档案、民国报刊以及当代的水利、农业和气象资料，以明清以来的山西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省区性旱灾等级划分方法，即以县级政区为基本分析单元，采用自下而上的等级划分方法。同类论文还有杨鹏《古代湖南旱灾研究（至1644年）》（《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谭徐明《近500年我国特大旱灾的研究》（《防灾减灾工程学报》2003年第2期），向安强、贾兵强《略论明清以来河南旱灾》（《农业考古》2005年第3期），朱浒《地方系谱向国家场域的蔓延——1900—1901年的陕西旱灾与义赈》（《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杨松水、朱定秀、孙玮《从嘉庆甲戌年皖中旱灾赈济看清代社会救助的特点》（《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三、地震

2003年恰逢洪洞地震700周年，《山西地震》第3期刊发了6篇论文。王汝雕《从新史料看元大德七年山西洪洞大地震》，郭增建、吴瑾冰《1303年山西洪洞8级大地震有关问题的讨论》，徐道一《1303年山西洪洞8级大地震的时间间隔多为25a的倍数》，赵晋泉、张大卫等《1303年山西洪洞8级大地震郇堡地滑之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山西省地震队宏观调查组联合调查组《1303年9月17日山西省洪赵县地震考察报告》，苏宗正、袁正明、赵晋泉《1303年山西洪洞8级大地震研究综述》，分别就1303年洪洞大地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周宏伟探讨了公元前186年武都道大地震及对古汉水变迁的影响。韩毅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宋代地震的时间、位置、强度、次数、构造体系等，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曹娜通过对历史地震资料的重新考证和表氏新旧县城遗址的实地考察，对公元180年表氏地震的震中位置作出了修正。此类文章还有陶君丽、光春云《1303年洪洞地震的赈灾对策》（《中国地震》2004年第3期），赵兰亮《清至民国时期山东震灾的初步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童圣江《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任美锷《4280aB.P.太行山大地震与大禹治水后（4070aB.P.）的黄河下游河道》（《地理科学》2002年第5期），赵令志《乾隆三年宁夏府地震考》（《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江在雄《明清时期西昌三次地震救助措施及社会影响》（《四川地震》2005年第2期），王曙明《试论乾隆三年宁夏府大地震的荒政实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质灾害》（《晋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么振华《唐人对地震的认识与存恤》（《唐都学刊》2008年第6期）。

四、关于蝗灾的研究

蝗灾是中国古代三大自然灾害之一，学者对此问题研究已久。由于邵永钟已撰写《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故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赘述。勾利军、彭展认为唐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是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而且蝗灾有向江淮一带扩散的趋势。陈业新就明至民国时期，淮河流域中游皖北地区近20个州县所发生的蝗灾次数、时空分布、原因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在时间序列、空间地域分布上，都有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此外，陈辉《汉代蝗灾救治措施略论》（《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王芙蓉、续敏《晋代蝗灾初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章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蝗灾述论》（《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陈鑫《北宋蝗灾浅探》（《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黄繁光《蝗灾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为香《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与地方信仰》（《济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孟静静、赵景波《关中地区清代蝗灾变化研究》（《自然灾害学报》2011年第3期），也就蝗灾问题进行了研究。

水利史论文篇12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 实功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司马迁所举的论据是禹、汤、周、秦、汉，都是从西部起而收实功的。实际上，如果以此来论证的话，由西部而收实功的不止这几位。如果按《帝王世纪》来计算，在司马迁以前还 有：

伏羲氏，风姓，长于成纪(甘肃秦安)。

伏羲后的女娲，也是风姓。据说，陕西临潼的所谓骊山老母，便是女娲氏。

神农氏是炎帝，长于姜水，在陕西宝鸡。

号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长于姬水，论者认为在甘肃天水，或在陕西黄陵 [2]。他由甘肃出发，直至河北，打败蚩尤，又经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

禹是“西夷人也”。

关于汤，司马迁似有误，亳应在河南省。

周、秦、汉均起于西部而收实功者。

司马迁以后的实例也不少，如唐李渊、明李自成等等。

应该注意的是，司马迁的论证是要说明秦取得最后统一的原因。在他的上面论述后，下面的话，更值得注意。

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裾撸?nbsp;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 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王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

司马迁严肃地批评了那些墨守成规的学者们，指出他们只知道守着上古之制，不懂得探索自己目前社会形式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并称之为“耳食”，也就是说，文不对题，没有抓住 问题的本质。

二

司马迁关于“收实功者常于西北”的观点，是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之一，这便是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自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多方面的，比如“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3]、灵异创世等历史循环论、英雄创世论等。其中有唯物的，也有唯心的。他的地理环境对历 史的影响的思想，应该是唯物的。但是，自从斯大林批判了“地理决定论”以后，对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这个问题，似乎学者噤声，很少说了。其实，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明显的，越是在古代信息不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种影响程度更大、更深。历史与现实都能说明这一问题。收实功于西北，这是在古代的特殊地理条件下的产物，而现代东南交通发达，鸦片战争以后要设通商口岸，都在东南，近代工业和商业都起于东南，而内地 及至西部却是很久以后才有了。我们现在要发展经济，不是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富，早修路 ”吗。修路的目的便是改变原来的地理环境。

历史是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活动过程。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如何，便会影响人类自身的活动。从考古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来看，几乎所有的遗址都在大的河流的附近的二级台地上。这种位置，既距水源近，又不被大水冲走。有水的地方，便有草有林，既可以狩猎，又可以捕鱼，还可以采集果实，使自己及子孙繁衍。《圣经•创世记》中说的上帝创造了黑夜、白昼、阳光、空气、水、草木、鸟兽，最后创造了人，建起了伊甸园。如果剥去它的神秘外衣，仍然是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选择适于生存的地理环境。秦人居于西方，远离东 方六国之争，可以率性发展，等到发展成了气候，到了襄公、穆公时期，已经尾大不掉，东方六国也不能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只能与秦国交往。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也是从地理位置 考察的，以为把刘邦放在那个地方，在关中封上章邯、董翳、司马欣各为一王，居于关中，以卫三辅，刘邦 便出不了汉中。但是，另一方面，刘邦在汉中利用了对外消息闭塞的有利条件，发展自己， 结果暗渡陈仓，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这不是地理环境的优势吗?所以说，一方面，地理环境给人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某些限制和束缚；另一方面，人在这个空间中，可以充分利用这 个空间的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进行发展，然后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创造自己的辉煌。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人是有意志的，为了不断追求新的 生活，人在空间生活的同时，几乎是在不停息地思考着、实践着改变恶劣的空间，或利用空间的有利条件，为自己建立新的生活空间。

司马迁关于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的观点，便是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的。他总结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提出了自己的命题。这在2000多年前的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光辉、睿智、深邃、富有哲理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产生，既有他对历史的总结，也有他作为史学家对历史的深沉思考。他的思考，当然不是坐在现在位于西安市未央区的汉都长安的天禄阁或石渠阁中想出来的。他既利用了天禄、石渠的藏书，同时也经过了自己的实地考察。在考察中，他获取了更多的、更丰富、更生动的资料和实物。

为了写《史记》，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跟着皇帝走，或者自己走，足迹遍神州。这一点，他在《太史公自序》《五帝本纪》《封禅书》《河渠书》《齐太公世家》《魏世家》《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 《蒙恬列传》《淮阴侯列传》《樊郦滕灌列传》《龟策列传》等中记录了他适长沙，浮于沅湘，窥九疑，南登庐山，观九江，至于会稽，上姑苏，望五湖，适楚、淮阴，行济漯淮泗， 北涉汶泗，过薛，适丰沛，过梁楚，南略昆明。真所谓足迹半天下，考察故址，访寻耆旧，采择遗闻，收集轶事。他从大自然的洪炉中了解社会，观形胜，览盛衰，实际在论述地理环 境中自有人文的探索。

司马迁考察西部的论述可见《河渠书》《平准书》等。

余南登庐山，……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 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4]。

其明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天子始行郡国，东度河，……行西逾陇，……北出萧关，… …猎新秦中? [5]。

而这时的江南，据说“江南火耕水 ”。应劭说：“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这便是火耕水 。 生产还比较落后，不像西部已有了水利事业，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龙首渠，以及朔方、酒泉引河灌溉。

司马迁具体考察过的地方及路线，上面所列的《史记》篇目中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及武伯纶先生的《司马迁事迹考述》(《文博》1988年第1期)等论著中所述详矣，为省篇幅，兹不赘述。要说明的是，司马迁在长途考察中，除了资料的收集以外，还有思想的升华。这种思想的升华，除了自己的思考以外，还有被调查人思想的启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有精到的著述，才有对西部的地理、人文价值的深刻理解，才能做出学理性的结论。

三

幼发拉底斯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造成了一片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平原，铸就了两河流域文明。黄河、长江两大河流造成了中华文明。这两条母亲河，都发源于中国西部。无形中中国西部便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虽然，近年来考古发现出现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学术界有先生提出了中华文化多元论，甚至分成了若干个文化圈。无论如何出新，西部、尤其是陕、甘在中国文化中的源头地位是不可取代的。我们从司马迁的观点出发，以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特点、文化底蕴几个方面来观察西部。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曰”中，用了贾谊《过秦论》中的语言，描述了关中的地理位置的重要：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 君，常为诸侯雄 [6]。

汉高祖最初欲建都洛阳。他征询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着让高祖建都洛阳。这时，出现了一位不同凡响的人，这便是娄敬。娄敬有一番议论：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 关而都，秦之故地，此亦，?~天下之亢而拊 其背也” [7]。

把关中之地位看得如此重要，以致成为一个国家的咽喉重地。一个朝廷，得了关中才真是取 得全胜。这便是作为西部桥头堡的陕西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应该说，也是这种地理位置，才造就了伏羲、神农、黄帝以及以后的周、秦由此而东，取得赫赫之功。

西部的地理位置好，自然条件怎么样呢?《诗经•绵》中说：

古公??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爱及姜女，事来胥宇。

周原??，堇荼如饴。

周原上土地肥沃，又靠着沮水、漆水，生长的野菜，吃起来也很甜美。周人在建设中，很注意交通道路的建设。《诗经•大东》中写道：

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

道路修得又平又直，还很坚实。

关于陕西西部的自然条件，在《石鼓文》中也有明白的记录：水是清的，鱼儿很多。鱼儿不但多，而且品种也杂。山青水清，一派清朗景象。其文字太繁，不具录。

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一本书《禹贡》，据说是记述夏禹治水时的记录。这个说法虽不可信，但它是战国时的著作已为学界共识 [8]。《禹贡》将当时的中国分为九 州。中国西部应该在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其具体记载是：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 既 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 、铁、银、镂、 、磬、熊罴、狐、 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这里的土壤属黑土，矿产有美玉、铁、银、野兽皮。雍州的情况是：

黑水西河为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 ，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 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 。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既叙。

这里的土壤好，是上上田，还出产美玉。

司马迁则从更广的视野审视西部。他把西部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结合起来，论述当时西部

经济的发达，富人之多。他指出：

关中自?F、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 ，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 ， 僮。西近 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 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惟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9] 。

司马迁这段话，内容非常丰富。其一是关中的自然条件好，“膏壤沃野千里”；其二是关中的历史悠久，虞夏至汉；其三是文化底蕴厚重，“汉都、长安诸陵”；其五是交流便利，“四方辐凑”；其四是富足，百分之三十的人，占有全国百分之六十的财富。如果只是这些，那还不够，司马迁还有实例，即一些大款人物。

乌氏，也就是今甘肃省平凉西北，有一位叫倮的人，他来往关中与西北，以牛马换关中的丝绸，又到西北地区以丝绸换牛马，以致牛马多得数不清。秦始皇帝以倮比封君，同大臣一样 可以参加朝请。

巴地的寡妇清，发挥了祖上传下来的丹穴，成了女能人，秦始皇帝在四川的涪陵为她建造了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四川的卓氏，祖籍河北，会开矿冶铁。秦灭赵后，他们被迁徙到四川。他们不去近处安家，而到了临邛。开矿取铁，发挥家传技艺，产品畅销四川、云南，大捞了一把。家中僮仆千人，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

程郑，也是由山东迁到四川的，也开矿冶铁，卖给南越即今广东一带。他与卓氏都住在临邛，两家一样富。

这便是司马迁描述的秦汉时期的西部。从这里，司马迁也总结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朴素地说明了精神 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

西部的自然条件，使西部在地理形势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攻守之势在乎自己，具有军事上的极大优势。西安名“长安”，其得名也不是无因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过不了黄河，进不了潼关，也在于此。西部的物产丰富，资源优势，使之在古代完全可以自足，无庸他求，吃用皆足，无形中形成一种稳定封闭的经济范围，守则自保，进则有充足的后援。这也便是它能“收实功”的物质基础。

西部的历史积淀和人文精神，造就了西部人性格和气质中的“古风”：淳朴厚道，彬彬有礼，却又自强不息，勇于进取。东方各国对西部的秦以戎狄遇之，确也是看走了眼。周礼、八卦，创于西部，孔子西行不到秦，他的所学，也就成了二手资料。

集西部的自然资源与历史积淀、人文精神，有作为的领袖到了这里，对这些资源加以合理充分的利用，自然会造就一番事业。

秦人正是利用了西部的自然条件，并且继承了西部的人文底蕴，逐步发展起来，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发展经济，强国富民，最后战胜了东方六国，统一了全国，建立起了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

西部在周以后，距中央较远，由非子到秦襄公时，东方对秦以夷狄遇之，极少来往。此时期，弱小的秦国，利用西部，脚踏实地地努力建国，不声不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所以，秦襄公才能在西周灭亡时，护送周平王到东方。此举第一次展示了秦国实力，使东方知道了西部还有这么一个有实力的主人。秦得到了周的封爵以后，虽然所赐之地还在戎人手中，但它可以以天子的名义，从戎人手中夺取这些土地，名正而言顺。这便有了秦穆公的开地千里，灭国二十。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实绩实际是在西部。

秦穆公地处周人的开国之地，继承了周人的文化遗存。即由周公创制的礼仪制度。但秦穆公对周公的思想并不是全面照搬，而是有取舍的。这从穆公与由余的对话便可清楚了。

秦由襄公、穆公以后，与东方愈来愈密切，也不断地向东方学习。这种学习之一，便是大量吸收东方人才，给以重权，为己所用。这是秦向东方学习的重要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秦献公、秦孝公向东方学习，任用东方人才商鞅，实行变法。孝公的变法，是秦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它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基础。

秦国在西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国力的强盛，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大，政治中心也不断地东移，由天水而?F渭，由?F渭而雍，由雍而栎阳、咸阳。最后从咸阳出发，统一六国，也以咸阳而为落脚点。

秦国在西部，在利用西部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文精神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包括水利建设、都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这些便成了中国西部著名的物质和文化遗产，为西部的人文地理，又添上了重重的一笔遗产。同时也对西部人的思想和性格形成，注入了自己时代的色彩。

四

西部的自然环境产生了西部悠久的历史。西部的历史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些古人创造的文物作为物化了的古代文明，永久地向后人展示着古老的辉煌。这些遗存，在司马迁以前的有：云南元谋人遗址、蓝田人遗址、西安的半坡遗址、临潼的姜寨遗址、青海的柳湾遗址、秦安的大地湾遗址、天水的伏羲庙、宝鸡的炎帝陵、黄陵的黄帝陵、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周秦汉帝王陵、汉都长安、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等。

司马迁以后，西部仍在进步，而且更加辉煌。汉代的西部经过汉王朝的开发，在西域设四郡、据两关，即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和阳关、玉门关两关。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足亦直至天山北伊?篮恿饔颍?约按笙?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这是西部开发的繁荣时期。由此以后，长安兴起了出使西域的热潮，许多青年争相前往，蔚成风气。这样的团队每年多则十次，少则四五次。每次或者百余人，或者十余人，以致出现“使者相望于道” [10]的热闹场面。东汉时，班超又奉使出使西域。这种 政府行为，主要是政治目的，但是，在对中国西部与中部的经济及文化往来，都有重要意义。这条路被称做“丝绸之

路”，成为中国古代由西部出发，走向世界的重要交通大道。它恰恰就在西部。这是中国古代史所形成的历史必然。中国的英文名字为CHINA，有的人认为是秦的译音，这是多数人的意见，也有人认为是汉的译音，还有认为是丝绸的译音。不管哪一种，都同西部分不开。

唐代的西部更加发展。唐政府在西域设立了都护府、都督府和州县等地方政权，有效地对西域实行了统治权力。唐对也实行了可行政策，文成公主赴藏成了千秋佳话。在唐政府中也有外国人做官，在唐长安东市、西市上出现了许多胡商以及外国商人开的邸店。以长安为中心的西部经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是西部的全盛时期。

唐以后，政治中心东移，接着又南移，西部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它虽然仍在与时代同步进行，但较东南部是慢了。越来越慢的步子，使西部与东南拉开了距离。只有那些遗存的古迹，还在提醒着西部人不忘过去的荣光。例如陕西的汉长安城、唐长安城，汉十一陵、唐十八陵、明秦王府、明蕃王陵，以及更西边的楼兰古城、敦煌石窟、青海塔尔寺、布达拉宫等 。这是一大批有形的资产，它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西部所留存的遗址、文物这些古代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产品，学者们说：可以补史料之不足。秦始皇陵及其兵马俑、百戏俑、跽坐俑，展示了有秦一代风貌，这是过去的史家所没有料到的，于是专门的“秦史”出焉。楼兰古城、汉都长安、唐都长安、敦煌雕塑及藏经，则充分地展现着汉、唐文化风采。这些文物古迹，使西部在中国历史的史书中举足轻重。可以说，西部在中国历史的每章中都有重彩宏图。

司马迁谈到历史的作用时说：“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11]。它 可以“上知三王之 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12]。近代 钱穆先生则以警世、润德、明智、励志而概括之 [13]。诚为此言， 则古代的西部对现代国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价值。

五

司马迁不但从历史的考察中，叙述了中国西部的历史，还从哲人的睿智中论证了西部在中国的重要的地位，即“收功实”。

凡有人类生活的地方，都要经过人类对当地自然面貌的改变，也就是开发。西部的开发当然是较早了。大约可以分为这几个时期。新石器时期以前及新石器时期。西部各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即是明证。第二个时期为先秦时期。西周从这里发迹，甚至同穆王西行直至帕米尔，秦人的祖先造父为穆王赶车去会西王母，接着秦人以西部为立足点，统一六国。第三个时期为汉唐时期。这个时期西部的开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便是汉唐政府把西部开发作为政府行为，有目的的去做工作，设立由中央管理的政府机构，开发经济，发展文化。因此，这一时期是西部发展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西部大发展的辉煌时期。第四个时期是唐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东部及南部利用沿海之便，向外发展，经济开始繁荣。加之，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南迁，西部的发展变得步履缓慢，经济与文化均落后于东南。即使如此，唐以后的各王朝注意着西部。宋太祖曾说：“终当居长安耳” [14] 。宋在西安设永兴军路，作为对西夏战争的补给中心。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将他的儿子芒哥剌封为安西王，府城在西安。明代在西安封有秦王，为朱元璋的次子。清朝驻西安的总督管理着陕西三边四川的军务。所谓安西云云，仍是说明西部在其王朝中不可忽视的地位。

时序进入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西部大开发的热浪一阵一阵扑面而来。这是在东南大发展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战略部署，随着西部的发展将带动的是全国的经济腾飞和文化发展。

这次的西部开发同样是政府行为。但是，它同司马迁时代的汉政府对西部的开发和司马迁以后的唐政府对西部的开发，是中国历史上对西部开发的继续和发展。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有论者说西部开发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16]，并不完全正确。但是 ，这次的西部开发无论从目的、规模、政府重视，均与汉唐有本质不同。这次的开发，目的更明确、规模更宏伟、政府更重视，所以方法更得当，步骤更坚实，措施更得力，重点更突出。所以说，它是对历史上的西部开发的继承，又是划时代的发展。

西部开发从现象上看是个经济问题，但从实质上讲它是个系统工程。西部开发的过程，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律动。西部开发的结果，又必然是西部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发展后带来一个新西部。

现在是过去的结果，将来是现在的发展。西部的过去，厚厚的历史积淀，源远的文化流长，汇集成的人文遗产，在西部开发中是一笔丰厚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常用常新的无形资产。有的人总将这些历史遗产归之于包袱，如云“传统文化积淀太厚”等，“是阻碍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致命桎梏” [16]。这是只见其害，不见其利。 司马迁正是总结了西部的自然、历史、人文遗产，才提出了“收功实”这一著名论断。这是他的过人识见。

历史留给西部人丰厚的遗产。第一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五处世界遗产中，西部有两处，还不算约有一半在西部的长城。迄今27处世界遗产中西部有9处，还不算长城。今后还会有一些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文化遗产，必然会在西部开发中发挥重大作用。正如孙家正所说的：“在开发西部经济的过程中，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源振兴西部文化，对我们来说是繁重的任务” [17]。这也说明了开发西部不纯粹是经济行为 。它是一项系统的包括经济在内的多元律动。

文化本身有服务经济发展的内容，同时更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发展经济是人去干的，是人的社会行为在起作用。“文化就是那种在一个集团或一个社会的不同成员中反复发生的行为模式” [18]。这种行为模式对社会(包括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 作用。文化行为的群体性与规则性，制约着人们行为的意向，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作用。

西部的文化积淀，不管是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丰富多彩的文物遗址，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雄浑奇伟的自然景观，总体来说，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神农尝百草、黄帝重发明(重视人才)等奋斗、创造精神和追求真理不怕的精神，以及永不满足刻意进取的精神，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被认为是民族精神。这些精神不但在西部的传统文化中都有反映，有些本身就是西部的产物，例如， 周易中的自强不息思想。而易是伏羲、周文王的专利，天水市北道区三阳川有卦台山，为伏羲画卦处。

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它的价值首先在于精神方面。它是团结人民的精神力量，又是鼓舞激励人民的思想武器，又是升华人的心灵重塑人的思想的重要资源。它可以教育子孙后代，认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忍不拔、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光辉历史，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挥它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对于培养中华民族一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科学发明和文艺创作的重要借鉴与资源，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学术、科技、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没有传统的文化，便没有文化的传统。离开了历史文化遗产，便不会有今天的科技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大量古代科技和艺术成果，至今还在被利用、借鉴和继承，成为发展、繁荣现代科技、文化、艺术不可缺少的条件。

人们通过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的参观、鉴赏和研究，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受到传统美德的熏陶和审美价值的教益。所以说，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当然，利用这些文化遗存，发展旅游事业，开发第三产业，也更是目前不少人趋之若鹜的行为。它也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对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笔重要财富。但是，文化遗存是不可再生的，保护和利用是有矛盾的。只能按照文化遗存保护的规律去利用，而不能见利就上，竭泽而渔，那样做只能成为千古罪人。

西部的神秘构成了它的魅力。只要能够在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文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展示现代科技的作用，一个山川秀美的、古迹焕发青春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西部将屹立在中国的西部。这也就是司马迁说的“收功实”。

注释：

[1]《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2]《水经•渭水注》主天水说，现代陕西学人主黄陵说，见柏明、李颖科《黄帝与黄帝陵》。

[3]《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4]《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5]《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7]《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8]《禹贡》的成书年代，郭沫若认为成于战国初，见《十批判书》《青铜时代》 《奴隶制时代》；顾颉刚认为成于战国后期，即公元前280年前后，见《禹贡注释》。尹世积认为成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见《禹贡集解》。下引文见此书1957年商务版。

[9]《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以下所引，不注者均准此。

[10]《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第三十一。

[11]《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12]《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13]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14]《续资治通鉴》卷八《宋纪》。

[16]曹钧泰：《用邓小平理论的开拓性思考西部大开发》，《宝鸡社会科学》2000年第2 期。

水利史论文篇13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 实功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司马迁所举的论据是禹、汤、周、秦、汉，都是从西部起而收实功的。实际上，如果以此来论证的话，由西部而收实功的不止这几位。如果按《帝王世纪》来计算，在司马迁以前还 有：

伏羲氏，风姓，长于成纪(甘肃秦安)。

伏羲后的女娲，也是风姓。据说，陕西临潼的所谓骊山老母，便是女娲氏。

神农氏是炎帝，长于姜水，在陕西宝鸡。

号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长于姬水，论者认为在甘肃天水，或在陕西黄陵 [2]。他由甘肃出发，直至河北，打败蚩尤，又经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

禹是“西夷人也”。

关于汤，司马迁似有误，亳应在河南省。

周、秦、汉均起于西部而收实功者。

司马迁以后的实例也不少，如唐李渊、明李自成等等。

应该注意的是，司马迁的论证是要说明秦取得最后统一的原因。在他的上面论述后，下面的话，更值得注意。

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採者， 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 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王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

司马迁严肃地批评了那些墨守成规的学者们，指出他们只知道守着上古之制，不懂得探索自己目前社会形式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并称之为“耳食”，也就是说，文不对题，没有抓住 问题的本质。

二

司马迁关于“收实功者常于西北”的观点，是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之一，这便是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自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多方面的，比如“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3]、灵异创世等历史循环论、英雄创世论等。其中有唯物的，也有唯心的。他的地理环境对历 史的影响的思想，应该是唯物的。但是，自从斯大林批判了“地理决定论”以后，对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这个问题，似乎学者噤声，很少说了。其实，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明显的，越是在古代信息不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种影响程度更大、更深。历史与现实都能说明这一问题。收实功于西北，这是在古代的特殊地理条件下的产物，而现代东南交通发达，鸦片战争以后要设通商口岸，都在东南，近代工业和商业都起于东南，而内地 及至西部却是很久以后才有了。我们现在要发展经济，不是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富，早修路 ”吗。修路的目的便是改变原来的地理环境。

历史是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活动过程。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如何，便会影响人类自身的活动。从考古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来看，几乎所有的遗址都在大的河流的附近的二级台地上。这种位置，既距水源近，又不被大水冲走。有水的地方，便有草有林，既可以狩猎，又可以捕鱼，还可以采集果实，使自己及子孙繁衍。《圣经创世记》中说的上帝创造了黑夜、白昼、阳光、空气、水、草木、鸟兽，最后创造了人，建起了伊甸园。如果剥去它的神秘外衣，仍然是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选择适于生存的地理环境。秦人居于西方，远离东 方六国之争，可以率性发展，等到发展成了气候，到了襄公、穆公时期，已经尾大不掉，东方六国也不能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只能与秦国交往。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也是从地理位置 考察的，以为把刘邦放在那个地方，在关中封上章邯、董翳、司马欣各为一王，居于关中，以卫三辅，刘邦 便出不了汉中。但是，另一方面，刘邦在汉中利用了对外消息闭塞的有利条件，发展自己， 结果暗渡陈仓，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这不是地理环境的优势吗?所以说，一方面，地理环境给人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某些限制和束缚；另一方面，人在这个空间中，可以充分利用这 个空间的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进行发展，然后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创造自己的辉煌。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人是有意志的，为了不断追求新的 生活，人在空间生活的同时，几乎是在不停息地思考着、实践着改变恶劣的空间，或利用空间的有利条件，为自己建立新的生活空间。

司马迁关于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的观点，便是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的。他总结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提出了自己的命题。这在2000多年前的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光辉、睿智、深邃、富有哲理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产生，既有他对历史的总结，也有他作为史学家对历史的深沉思考。他的思考，当然不是坐在现在位于西安市未央区的汉都长安的天禄阁或石渠阁中想出来的。他既利用了天禄、石渠的藏书，同时也经过了自己的实地考察。在考察中，他获取了更多的、更丰富、更生动的资料和实物。

为了写《史记》，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跟着皇帝走，或者自己走，足迹遍神州。这一点，他在《太史公自序》《五帝本纪》《封禅书》《河渠书》《齐太公世家》《魏世家》《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 《蒙恬列传》《淮阴侯列传》《樊郦滕灌列传》《龟策列传》等中记录了他适长沙，浮于沅湘，窥九疑，南登庐山，观九江，至于会稽，上姑苏，望五湖，适楚、淮阴，行济漯淮泗， 北涉汶泗，过薛，适丰沛，过梁楚，南略昆明。真所谓足迹半天下，考察故址，访寻耆旧，采择遗闻，收集轶事。他从大自然的洪炉中了解社会，观形胜，览盛衰，实际在论述地理环 境中自有人文的探索。

司马迁考察西部的论述可见《河渠书》《平准书》等。

余南登庐山，……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 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4]。

其明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天子始行郡国，东度河，……行西逾陇，……北出萧关，… …猎新秦中 [5]。

而这时的江南，据说“江南火耕水 ”。应劭说：“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这便是火耕水 。 生产还比较落后，不像西部已有了水利事业，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龙首渠，以及朔方、酒泉引河灌溉。

司马迁具体考察过的地方及路线，上面所列的《史记》篇目中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及武伯纶先生的《司马迁事迹考述》(《文博》1988年第1期)等论著中所述详矣，为省篇幅，兹不赘述。要说明的是，司马迁在长途考察中，除了资料的收集以外，还有思想的升华。这种思想的升华，除了自己的思考以外，还有被调查人思想的启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有精到的著述，才有对西部的地理、人文价值的深刻理解，才能做出学理性的结论。

三

幼发拉底斯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造成了一片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平原，铸就了两河流域文明。黄河、长江两大河流造成了中华文明。这两条母亲河，都发源于中国西部。无形中中国西部便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虽然，近年来考古发现出现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学术界有先生提出了中华文化多元论，甚至分成了若干个文化圈。无论如何出新，西部、尤其是陕、甘在中国文化中的源头地位是不可取代的。我们从司马迁的观点出发，以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特点、文化底蕴几个方面来观察西部。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曰”中，用了贾谊《过秦论》中的语言，描述了关中的地理位置的重要：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 君，常为诸侯雄 [6]。

汉高祖最初欲建都洛阳。他征询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着让高祖建都洛阳。这时，出现了一位不同凡响的人，这便是娄敬。娄敬有一番议论：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 关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 其背也” [7]。

把关中之地位看得如此重要，以致成为一个国家的咽喉重地。一个朝廷，得了关中才真是取 得全胜。这便是作为西部桥头堡的陕西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应该说，也是这种地理位置，才造就了伏羲、神农、黄帝以及以后的周、秦由此而东，取得赫赫之功。

西部的地理位置好，自然条件怎么样呢?《诗经绵》中说：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爱及姜女，事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周原上土地肥沃，又靠着沮水、漆水，生长的野菜，吃起来也很甜美。周人在建设中，很注意交通道路的建设。《诗经大东》中写道：

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

道路修得又平又直，还很坚实。

关于陕西西部的自然条件，在《石鼓文》中也有明白的记录：水是清的，鱼儿很多。鱼儿不但多，而且品种也杂。山青水清，一派清朗景象。其文字太繁，不具录。

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一本书《禹贡》，据说是记述夏禹治水时的记录。这个说法虽不可信，但它是战国时的著作已为学界共识 [8]。《禹贡》将当时的中国分为九 州。中国西部应该在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其具体记载是：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 既 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 、铁、银、镂、 、磬、熊罴、狐、 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这里的土壤属黑土，矿产有美玉、铁、银、野兽皮。雍州的情况是：

黑水西河为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 ，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 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 。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既叙。

这里的土壤好，是上上田，还出产美玉。

司马迁则从更广的视野审视西部。他把西部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结合起来，论述当时西部

经济的发达，富人之多。他指出：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 ，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 ， 僮。西近 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 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惟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9] 。

司马迁这段话，内容非常丰富。其一是关中的自然条件好，“膏壤沃野千里”；其二是关中的历史悠久，虞夏至汉；其三是文化底蕴厚重，“汉都、长安诸陵”；其五是交流便利，“四方辐凑”；其四是富足，百分之三十的人，占有全国百分之六十的财富。如果只是这些，那还不够，司马迁还有实例，即一些大款人物。

乌氏，也就是今甘肃省平凉西北，有一位叫倮的人，他来往关中与西北，以牛马换关中的丝绸，又到西北地区以丝绸换牛马，以致牛马多得数不清。秦始皇帝以倮比封君，同大臣一样 可以参加朝请。

巴地的寡妇清，发挥了祖上传下来的丹穴，成了女能人，秦始皇帝在四川的涪陵为她建造了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四川的卓氏，祖籍河北，会开矿冶铁。秦灭赵后，他们被迁徙到四川。他们不去近处安家，而到了临邛。开矿取铁，发挥家传技艺，产品畅销四川、云南，大捞了一把。家中僮仆千人，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

程郑，也是由山东迁到四川的，也开矿冶铁，卖给南越即今广东一带。他与卓氏都住在临邛，两家一样富。

这便是司马迁描述的秦汉时期的西部。从这里，司马迁也总结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朴素地说明了精神 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

西部的自然条件，使西部在地理形势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攻守之势在乎自己，具有军事上的极大优势。西安名“长安”，其得名也不是无因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过不了黄河，进不了潼关，也在于此。西部的物产丰富，资源优势，使之在古代完全可以自足，无庸他求，吃用皆足，无形中形成一种稳定封闭的经济范围，守则自保，进则有充足的后援。这也便是它能“收实功”的物质基础。

西部的历史积淀和人文精神，造就了西部人性格和气质中的“古风”：淳朴厚道，彬彬有礼，却又自强不息，勇于进取。东方各国对西部的秦以戎狄遇之，确也是看走了眼。周礼、八卦，创于西部，孔子西行不到秦，他的所学，也就成了二手资料。

集西部的自然资源与历史积淀、人文精神，有作为的领袖到了这里，对这些资源加以合理充分的利用，自然会造就一番事业。

秦人正是利用了西部的自然条件，并且继承了西部的人文底蕴，逐步发展起来，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发展经济，强国富民，最后战胜了东方六国，统一了全国，建立起了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

西部在周以后，距中央较远，由非子到秦襄公时，东方对秦以夷狄遇之，极少来往。此时期，弱小的秦国，利用西部，脚踏实地地努力建国，不声不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所以，秦襄公才能在西周灭亡时，护送周平王到东方。此举第一次展示了秦国实力，使东方知道了西部还有这么一个有实力的主人。秦得到了周的封爵以后，虽然所赐之地还在戎人手中，但它可以以天子的名义，从戎人手中夺取这些土地，名正而言顺。这便有了秦穆公的开地千里，灭国二十。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实绩实际是在西部。

秦穆公地处周人的开国之地，继承了周人的文化遗存。即由周公创制的礼仪制度。但秦穆公对周公的思想并不是全面照搬，而是有取舍的。这从穆公与由余的对话便可清楚了。

秦由襄公、穆公以后，与东方愈来愈密切，也不断地向东方学习。这种学习之一，便是大量吸收东方人才，给以重权，为己所用。这是秦向东方学习的重要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秦献公、秦孝公向东方学习，任用东方人才商鞅，实行变法。孝公的变法，是秦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它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基础。

秦国在西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国力的强盛，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大，政治中心也不断地东移，由天水而汧渭，由汧渭而雍，由雍而栎阳、咸阳。最后从咸阳出发，统一六国，也以咸阳而为落脚点。

秦国在西部，在利用西部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文精神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包括水利建设、都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这些便成了中国西部著名的物质和文化遗产，为西部的人文地理，又添上了重重的一笔遗产。同时也对西部人的思想和性格形成，注入了自己时代的色彩。 四

西部的自然环境产生了西部悠久的历史。西部的历史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些古人创造的文物作为物化了的古代文明，永久地向后人展示着古老的辉煌。这些遗存，在司马迁以前的有：云南元谋人遗址、蓝田人遗址、西安的半坡遗址、临潼的姜寨遗址、青海的柳湾遗址、秦安的大地湾遗址、天水的伏羲庙、宝鸡的炎帝陵、黄陵的黄帝陵、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周秦汉帝王陵、汉都长安、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等。

司马迁以后，西部仍在进步，而且更加辉煌。汉代的西部经过汉王朝的开发，在西域设四郡、据两关，即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和阳关、玉门关两关。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足亦直至天山北伊犂河流域，以及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这是西部开发的繁荣时期。由此以后，长安兴起了出使西域的热潮，许多青年争相前往，蔚成风气。这样的团队每年多则十次，少则四五次。每次或者百余人，或者十余人，以致出现“使者相望于道” [10]的热闹场面。东汉时，班超又奉使出使西域。这种 政府行为，主要是政治目的，但是，在对中国西部与中部的经济及文化往来，都有重要意义。这条路被称做“丝绸之

路”，成为中国古代由西部出发，走向世界的重要交通大道。它恰恰就在西部。这是中国古代史所形成的历史必然。中国的英文名字为CHINA，有的人认为是秦的译音，这是多数人的意见，也有人认为是汉的译音，还有认为是丝绸的译音。不管哪一种，都同西部分不开。

唐代的西部更加发展。唐政府在西域设立了都护府、都督府和州县等地方政权，有效地对西域实行了统治权力。唐对西藏也实行了可行政策，文成公主赴藏成了千秋佳话。在唐政府中也有外国人做官，在唐长安东市、西市上出现了许多胡商以及外国商人开的邸店。以长安为中心的西部经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是西部的全盛时期。

唐以后，政治中心东移，接着又南移，西部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它虽然仍在与时代同步进行，但较东南部是慢了。越来越慢的步子，使西部与东南拉开了距离。只有那些遗存的古迹，还在提醒着西部人不忘过去的荣光。例如陕西的汉长安城、唐长安城，汉十一陵、唐十八陵、明秦王府、明蕃王陵，以及更西边的楼兰古城、敦煌石窟、青海塔尔寺、西藏布达拉宫等 。这是一大批有形的资产，它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西部所留存的遗址、文物这些古代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产品，学者们说：可以补史料之不足。秦始皇陵及其兵马俑、百戏俑、跽坐俑，展示了有秦一代风貌，这是过去的史家所没有料到的，于是专门的“秦史”出焉。楼兰古城、汉都长安、唐都长安、敦煌雕塑及藏经，则充分地展现着汉、唐文化风采。这些文物古迹，使西部在中国历史的史书中举足轻重。可以说，西部在中国历史的每章中都有重彩宏图。

司马迁谈到历史的作用时说：“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11]。它 可以“上知三王之 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12]。近代 钱穆先生则以警世、润德、明智、励志而概括之 [13]。诚为此言， 则古代的西部对现代国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价值。

五

司马迁不但从历史的考察中，叙述了中国西部的历史，还从哲人的睿智中论证了西部在中国的重要的地位，即“收功实”。

凡有人类生活的地方，都要经过人类对当地自然面貌的改变，也就是开发。西部的开发当然是较早了。大约可以分为这几个时期。新石器时期以前及新石器时期。西部各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即是明证。第二个时期为先秦时期。西周从这里发迹，甚至同穆王西行直至帕米尔，秦人的祖先造父为穆王赶车去会西王母，接着秦人以西部为立足点，统一六国。第三个时期为汉唐时期。这个时期西部的开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便是汉唐政府把西部开发作为政府行为，有目的的去做工作，设立由中央管理的政府机构，开发经济，发展文化。因此，这一时期是西部发展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西部大发展的辉煌时期。第四个时期是唐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东部及南部利用沿海之便，向外发展，经济开始繁荣。加之，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南迁，西部的发展变得步履缓慢，经济与文化均落后于东南。即使如此，唐以后的各王朝注意着西部。宋太祖曾说：“终当居长安耳” [14] 。宋在西安设永兴军路，作为对西夏战争的补给中心。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将他的儿子芒哥剌封为安西王，府城在西安。明代在西安封有秦王，为朱元璋的次子。清朝驻西安的总督管理着陕西三边四川的军务。所谓安西云云，仍是说明西部在其王朝中不可忽视的地位。

时序进入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西部大开发的热浪一阵一阵扑面而来。这是在东南大发展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战略部署，随着西部的发展将带动的是全国的经济腾飞和文化发展。

这次的西部开发同样是政府行为。但是，它同司马迁时代的汉政府对西部的开发和司马迁以后的唐政府对西部的开发，是中国历史上对西部开发的继续和发展。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有论者说西部开发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16]，并不完全正确。但是 ，这次的西部开发无论从目的、规模、政府重视，均与汉唐有本质不同。这次的开发，目的更明确、规模更宏伟、政府更重视，所以方法更得当，步骤更坚实，措施更得力，重点更突出。所以说，它是对历史上的西部开发的继承，又是划时代的发展。

西部开发从现象上看是个经济问题，但从实质上讲它是个系统工程。西部开发的过程，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律动。西部开发的结果，又必然是西部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发展后带来一个新西部。

现在是过去的结果，将来是现在的发展。西部的过去，厚厚的历史积淀，源远的文化流长，汇集成的人文遗产，在西部开发中是一笔丰厚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常用常新的无形资产。有的人总将这些历史遗产归之于包袱，如云“传统文化积淀太厚”等，“是阻碍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致命桎梏” [16]。这是只见其害，不见其利。 司马迁正是总结了西部的自然、历史、人文遗产，才提出了“收功实”这一著名论断。这是他的过人识见。

历史留给西部人丰厚的遗产。第一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五处世界遗产中，西部有两处，还不算约有一半在西部的长城。迄今27处世界遗产中西部有9处，还不算长城。今后还会有一些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文化遗产，必然会在西部开发中发挥重大作用。正如孙家正所说的：“在开发西部经济的过程中，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源振兴西部文化，对我们来说是繁重的任务” [17]。这也说明了开发西部不纯粹是经济行为 。它是一项系统的包括经济在内的多元律动。

文化本身有服务经济发展的内容，同时更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发展经济是人去干的，是人的社会行为在起作用。“文化就是那种在一个集团或一个社会的不同成员中反复发生的行为模式” [18]。这种行为模式对社会(包括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 作用。文化行为的群体性与规则性，制约着人们行为的意向，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作用。

西部的文化积淀，不管是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丰富多彩的文物遗址，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雄浑奇伟的自然景观，总体来说，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神农尝百草、黄帝重发明(重视人才)等奋斗、创造精神和追求真理不怕强暴的精神，以及永不满足刻意进取的精神，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被认为是民族精神。这些精神不但在西部的传统文化中都有反映，有些本身就是西部的产物，例如， 周易中的自强不息思想。而易是伏羲、周文王的专利，天水市北道区三阳川有卦台山，为伏羲画卦处。

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它的价值首先在于精神方面。它是团结人民的精神力量，又是鼓舞激励人民的思想武器，又是升华人的心灵重塑人的思想的重要资源。它可以教育子孙后代，认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忍不拔、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光辉历史，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挥它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对于培养中华民族一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科学发明和文艺创作的重要借鉴与资源，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学术、科技、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没有传统的文化，便没有文化的传统。离开了历史文化遗产，便不会有今天的科技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大量古代科技和艺术成果，至今还在被利用、借鉴和继承，成为发展、繁荣现代科技、文化、艺术不可缺少的条件。

人们通过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的参观、鉴赏和研究，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受到传统美德的熏陶和审美价值的教益。所以说，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当然，利用这些文化遗存，发展旅游事业，开发第三产业，也更是目前不少人趋之若鹜的行为。它也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对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笔重要财富。但是，文化遗存是不可再生的，保护和利用是有矛盾的。只能按照文化遗存保护的规律去利用，而不能见利就上，竭泽而渔，那样做只能成为千古罪人。

西部的神秘构成了它的魅力。只要能够在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文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展示现代科技的作用，一个山川秀美的、古迹焕发青春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西部将屹立在中国的西部。这也就是司马迁说的“收功实”。 注释：

[1]《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2]《水经渭水注》主天水说，现代陕西学人主黄陵说，见柏明、李颖科《黄帝与黄帝陵》。

[3]《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4]《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5]《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7]《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8]《禹贡》的成书年代，郭沫若认为成于战国初，见《十批判书》《青铜时代》 《奴隶制时代》；顾颉刚认为成于战国后期，即公元前280年前后，见《禹贡注释》。尹世积认为成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见《禹贡集解》。下引文见此书1957年商务版。

[9]《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以下所引，不注者均准此。

[10]《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第三十一。

[11]《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12]《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13]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14]《续资治通鉴》卷八《宋纪》。

[16]曹钧泰：《用邓小平理论的开拓性思考西部大开发》，《宝鸡社会科学》2000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