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考论文篇1

（一）权利指的是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之中，法律关系的一方对另一方所享有的可以要求做出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并为法律规范所认可的一种资格；[2](p137)

（二）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三）权利是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可强制执行的主张；

（四）权利是法律承认和保障的利益；

（五）权利是法律规范规定的有权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

（六）权利是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法律规则承认一个人的选择或意志优越于他人的选择或意志。[3](p85)

从上述之中可以看出，权利在我国理论界的表述是以法律关系的存在为背景的，因此导致了权利与法律权利在一定场合中的同义，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抑或在理论教科书上。权利并非天然的就是法律权利，尤其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法律权利，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

二、法律权利的特征

理解法律权利的进路是厘清它的特征。

（一）真实性。真实性，是指法律权利是能够真实享受的，不是飘渺的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古希腊诗人海希奥德认为，法律乃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一种和平秩序，它迫使人们戒除暴力，并把争议提交给仲裁者裁断。而其日后的诡辩论者则从自然界里大鱼吃小鱼的事实中推出一种弱肉强食的权利。[4](p4)弱肉强食是一种权利，这不能不让我们的回忆追溯到那个野蛮历史时期。强者的能力――吃掉别人，生存自己的能力就是权利。这个观点的内容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谋而合。笔者认为这大概是从法律的角度对权利本质的原初解释――权利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从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推导出来的。对法律的期望和法律建立之后的作用受到怀疑，其实质就是对法律权利的疑惑。但是从反面论证了法律权利必须具有真实性。

（二）特殊性。特殊性是指法律权利是法律规范划定的权利。诡辩论者安堤弗认为，任何人只要违反自然法则就必定会受到惩罚。但是如果一个人违反国家的法律而未被发现，那么他就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丧失名誉。这里面从中隐含着人们所约定的惯例，实际上只是对自然“权利”设定的一种桎梏的假设。[4](p5)不言而喻，法律权利的设定是对人天生拥有的自然权利的分割，是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并受到法律的制约。

（三）正当性。与安堤弗同时期的斯拉雪麦格相信，法律乃是握权在手的人们和群体为了增进他们自制的利益而制定的。柏拉图在其＜共和国＞一书中写道：“我断言正义不外是对强者有利的东西。”权利是强者的产物，法律权利是强者对自己为所欲为的一种利用正义掩盖的为了增进他们自身的利益而给予的爱称。正如同斯拉雪麦格认为：“如果非正义到足够程度，那么就会比正义更有力，更自由，更高明。”毋宁用“权利”代替句中的“正义”，我们解构出这么一个语意：“一旦法律规定的非权利战胜了应然的权利，这种不该被强者拥有的非权利比应该拥有的权利更有力，更自由，更高明。”法律权利的非正当性，表明了法律权利的存在失去了法律具有的公平的内在机理。

（四）法定性。作为权利的一部分，非法律权利和法律权利共同组合成权利的集合，只有权利被法律明确隐含或明示在规则中，才能是法律权利。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充分理解他的老师在取得西西里岛冒险的惨痛经验以后所认识到的“如果某人管理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非正义。”[6](p10)他宣称：“人在达到完善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晚年的柏拉图意识到只所以产生傲慢和非正义，就是因为某人享用的法律给予的权利太多了，以至于管理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亚里士多德认为权利不仅而且应该受法律的支配。由放任的自然权利升华到法律权利，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不用规则规制的权利，必将导致每个人都没有权利。法律权利是权利中的一部分的法律化。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充满恶意的，野蛮残忍的和富于攻击的。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始终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之中，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力量。因为，即使是最弱者也能杀死最强者。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不存在道德上或法律上的是非问题。每个人都有权利对任何东西提出主张，而利益则是唯一合法的尺度。每个人都有尽力使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免遭他人侵犯的“自然权利”。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处于战争状态，其起因在于每个人都有把利益作为唯一尺度标准为依据的权利，而对任何东西都能提出主张。霍布斯认为要想解决这个争端，找到和平，人们必须遵守一些共同的法则，彼此之间达成一项契约。权利必须由某种规则固定，只有把权利法律化，才能消除令人类社会混乱不堪的自由放纵因素。

（五）应当性。为了全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为了兼顾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作为一名成员应该拥有的权利，权利必须有一部分要用法律固定，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契约的优益。此处的应当性是从被动的意义而言。即权利应该由法律明确限定。以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中世纪在神学和哲学领域达到登峰造极的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个人根据一种永恒不变的意志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7](p31)――法律应该赋予每个人一部分权利，而这部分权利尽管是权利总和的一部分，但社会成员希望由法律明确以斯获得享受的根据，光明正大、不受他人指使的实现自己的利益。

（六）依托性。与托马斯?霍布斯同时期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人受欲望和权力意志支配的程度要高于受理性支配的程度。在自然状态下个人权利的范围取决于他的力量之大小。每个人都有为其所能为的最高之权利；换言之，个人之权利达于他的力量的极限，而这也是他的权利的限制条件。那么就应当竭力保护其自由，只考虑自己而不顾其他，这就是自然的最高法律和权利……斯宾诺莎在认同人的自然权利的同时，从人的心理角度出发勾画了法律权利的实现要以强大力量作为后盾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源于各人对自己权利保护的渴求。而这种权利又当在法律规则中体现。政府的职能不仅仅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而是给予并充分保护社会成员应该拥有的不被他人侵犯的法律权利。法律权利的实现必须以既能保障法律权利的行使又能惩治侵犯他人合法的法律权利的其他社会分子的强大的国家为依托。

三、法律权利的含义

德国法学家普芬道夫曾经给出了法律权利的三层含义：一是维护自己；二是不能对他人施加压力；三是能够适当地控诉侵犯其平等权利的行为。简洁的含义为我们揭开了认识现代社会中法律权利的面纱。

（一）法律权利是社会成员享受特定权利的法律依据。权利带有鲜明的个性，行使权利的活动总是追求一定的利益。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而法律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一种遮掩而已。”[8](p307)德国法学家耶林认为权利就是被保护的利益。法律权利意味着个体的这种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是得到法律认可的，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行使权利是以维护个人私利为目的，但这种权利的实现并不影响社会中其他个体行使同样的权利，因为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那么他实际上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让渡给他人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也就得到了自己所失去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而且也得到了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已有的东西。法律权利标志着法律对部分权利的认可和支持，同时更是社会全体成员实现这部分权利的保障依据。

（二）法律权利是限制范围内的自由的为与不为。决不能损害他人，甚至为了实现法律权利，而对他人施加压力。在这种状态下，法律权利的运转已走入病态。法律权利一方面赋予社会成员依法享有实现自己法定利益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对此进行规制。法律权利概念本身就体现了这个矛盾。个体在享受法律权利的同时必须去遵守一定层次的规则约束，“遵守”二字是实现法律权利进程中的义务。法律权利表明每个个体可以自由地行使或放弃，其付出的成本是不得对他人的权利造成侵害。法律规定了法律权利的合法性，但正是这种合法性却又给每个人标明了享受权利的界限与尺度。

（三）法律权利通过法律手段救济的必要性。法律权利表明任何个体依法所拥有的权利不受他人侵害，受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获得补救，以此恢复原初的状态。被侵害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法律救助，其原因在于，一旦某人的行为具有了法律权利的属性，同时也就具有了对抗他人和群体的社会力量。从本质上看，法律权利是个体与整体这个关系中所处的自主地位的一种标志，形式上则表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构造。一个人行使享受权利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将对他人、乃至社会、集体产生某种“影响”，法律权利的影响力始终是在秩序范围内的；法律限定主体权利的范围和程度；确定了他人和其他主体应采取的相应行为，意味着必要时国家机关强制性参与活动的可能性以保证权利的实现。

四、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紧随着格老秀斯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的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整的联合体。”之后，德国法学家普芬道夫阐释说：每个人都应当积极地维护自己以使人类社会不受纷扰，同时他又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推出：“任何人都不能对他人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人能在其诉讼中适当地控诉侵犯其平等权利的行为。”这两个观点一方面表明了普芬道夫强调法律上的平等原则，另一方面表明法律权利的主体的独立性及法律权利遭受侵犯时可通过控诉得到补救。普芬道夫的推论加上沃尔夫的观点――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中不可能实现人的自我完善，那么马克思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光辉论断更加说明了在法律层面上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统一关系。

法律思考论文篇2

一、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之界定

（一）界定和比较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的意义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原因，我国市场主体法定化存在许多问题，如市场主体外延界定不明，市场主体分类标准不一，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竞争力不均衡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从理论上对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异同的研究。

考察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商品经济建设和市场体制建设都不是自发开始的，而是政府顺应历史规律和时代要求自上而下通过“改革”来启动和推动的。[2]（P2）但是由于市场自身的盲目性和滞后性，这时，必要的制约是必须的，而这种制约的外在力量只能来自政府。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代表，被赋予了管理市场和规制竞争的神圣职责。这里便涉及到国家公权力的正确行使以及对私权的保护。尽管我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十年有余，但是计划体制的残余在政府这个“裁判”脑中一时间挥之不去，因而在进行市场交易和竞争过程中，商事主体特别是小型企业经常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厘清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的关系，有利于政企分开、官商分离，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进而促进一个统一、有序、稳健的市场体系之建构。

再次，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准确把握两者的特征，以更加准确地界定商法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根据法学原理，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确定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限定能够参与一定社会关系的主体的范围。调整对象与主体是密切相关的。商法和经济法的主体范围分别是由二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反过来，准确界定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能更好的理解和明确经济法和商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

（二）商事主体的概念和特征。

商事主体，在国外商法典有不同的称谓，如“商业主体”、“商主体”、“商人”。关于商事主体，我国法学界对其还没有统一的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商事主体是指依商事法的规定，参加商事活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简言之，即商事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归属者。[3]（P15）（2）商事主体，又称商业主体，是指享有商事法律人格，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职业，在商事法律关系中享受和承担经营性商事权利和义务的人。（3）将商法主体从经济学意义上和法学意义上予以界定。在经济学上，商主体即有理性的“经济人”，他们能够根据各种主客观情况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做出判断，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法学意义上的商主体，是指依据商事法的有关规定，参加商事活动，享有商事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自然人和法人组织。[4]（P30）第一种观点简单明了，但是能全面概括商事主体的含义。第二种观点未指出商事主体取得的法律依据。第三种观点则有纵容经济学“霸权”之嫌，商事主体从其词源考察，本是法学范畴的概念。笔者认为，我们在从事法学研究时，应当剔除凡事谈“经济”的思想。而且仅把自然人和法人组织归入商主体，却把商合伙排除在外，是片面的。所以，笔者采纳第一种观点。

商事主体有如下特征：1、商事主体是商事法上规定的人，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变态形式。2、须有商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是商主体依据商业登记所核定的经营范围，独立地从事特定的商行为，享有商法上的权利并承担商法上的义务的资格和能力。3、须是参加商事活动者，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民事主体才能成为商主体。4、须是缔结商事关系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者，即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5]（P15）

（三）关于经济法主体

对经济法主体，观点不一，有如下不同的观点：1、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加经济法律关系，拥有经济职权或经济权利、承担经济职责或经济义务的当事人。[6]（P98）2、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主体，是指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承担者。在我国，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3、还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法律关系范畴中，应区分经济主体、法律主体；法律联系主体、法律关系主体等概念，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主体是指法律规定的经济权限，参加或能够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社会主体。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将经济法主体中，国家这一经济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忽略了，是片面的，不足取。第三种观点将经济法主体进行一种学理上和逻辑上的抽象分类，过于复杂，不易于掌握经济法主体的概念，亦不足取。

二、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之比较

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具有合法性、意志性、法律主体特定性等特征。本文所要比较的商事主体和经济法主体正是从法律关系主体的一般意义上进行的。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商法本质上属于私法的范畴，十分重视主体平等和当事人意思自治。而经济法强调的是政府适度干预，它侧重于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也对微观经济有所调整，如国家对市场交易主体的规制。所以，商法主体和经济法主体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

（一）经济法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共同点

经济法主体与商事主体有密切联系。经济法主体依据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两类，即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规制主体和受规制主体。从根本上说，受控主体和受规制主体依附于民商事主体资格，但它又突破了民商事主体资格。笔者认为，从主体范围上，商主体均可以成为经济法主体中的一方，成为国家调控和规制的对象。而国家这一经济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以私法主体身份参与商事法律关系，成为民商事主体，如机关法人。

1、商事主体因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这些分类体现了不同国家商法对不同类型的商事主体的特别控制要求。在社会生活实践层面上，因为商事主体的复杂性与隐蔽性，不易为人所感性把握，也使得人们容易误认为企业是商事主体。传统商法理论认为，以商事主体的组织结构特征为标准，可以分为商个人、商事合伙与商法人。

2、把国家确立为参与市场活动的私法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家作为私法主体具有典范性和基础性的特殊功能及服务性和导向性的特征，它的根本目标在于为社会公益服务。没有自由，没有平等，就没有市场经济。民商法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重视主体平等和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便要求国家参与商法关系时，应与一般商事主体平等地适用商事交易规则。

（二）经济法主体与商事主体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标准不同。这是由商法和经济法的本质决定的。商法以商事组织为本位，商法所假设的人性标准至多是“中人”标准，但它只要求个人做到不“损人利己”就行了，他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盖商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而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本位经济法所假设的人性标准明显地高于民商法，它是具有高尚情操的“君子”。为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实现如此标准，经济法强制性地要求个人不仅要做到“利己利人”，而且还要“损己利人”。[7]（P18）

2、主体范围不同。经济法主体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经济法主体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隶属性。一般而言，经济法主体中的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是能够代表国家行使其经济职能的各种国家机关，主要是国家经济管理机关，还包括某些社会中间组织。受控主体和受规制主体是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接受国家的调控和规制的主体，包括企业、自然人、社会团体等。[8]（P97）商事主体的范围尚没有统一的认识。传统商法理论认为，商主体包括商个人、商事合伙与商法人。现代商法理论界对商主体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划分，观点不一，这里不一一列举。

3、构成要件不同。商主体须具备三个实质要件：即须以自己的名义实施；须实施某种特定的商行为；须持续地实施同一性质的商行为。经济法主体则不同，经济法主体必须依据法律规定或授权而取得；拥有经济权限，包括经济权利和经济职权；其实施行为应以实现经济和社会整体公平与整体效益为目的。

4、两者的特征不同。不同学者对商事主体的特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商事主体具有法定性，即其资格一般须依法登记取得；其主体类型法定，不得任意设定；商事主体范围有明确限制，各国大都奉行行政部门不得直接经商的原则。而经济法主体具有广泛性；在经济法律关系中，调控主体是最重要一方，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选择性。调控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单方面设立、变更、废除经济法律关系，并以国家强制力是市场主体接受和服从其意志，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激励、诱导、刺激、控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9]（P97）

三、对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制度的一点思考

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主体是从广义上讲的，不仅包括私法主体，即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也包括公法主体，即经济管理主体和行政管理主体.鉴于本文主要探讨商事主体与经济法主体，故笔者主要对如何健全我国商事主体制度与经济法主体制度谈谈一点想法。

（一）重构我国商事主体体系。

在我国，由于商法典或其他形式意义上商法缺失，关于商主体的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只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并无法律的明确界定。并且，由于商主体的内涵远未成为定论，基于商主体内涵而构建的商主体的外延，事实上也就无从定论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对此加强研究，以期从理论层面上形成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而进一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立法架构，为我国商法建设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10]（P32）我国传统商法将商事主体依据所有制和责任承担形式双重标准进行划分，基于当时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很弱，国家政权尚不是很稳固的情形下，这种划分标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的自由化和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进行身份上歧视的标准越来越成为我国民商事主体快速稳健发展的阻力。因此很有必要将所有制划分标准逐渐消除，从而顺应现代商事主体以责任承担形式的划分标准。我国宪法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修改使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为我国商事主体地位的定性提供了宪法依据。

关于我国商事主体体系，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我国商事主体以财产责任承担形式不同而进行划分为宜。这样可将商事主体分为商事个人、商事合伙和商事公司（而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公司不宜归入商事主体中）。其一，商事个人又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独资企业。其二，商事合伙主要指合伙企业，同时将联营企业予以重新归化。联营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强横向经济联合”这一公法要求干预私法的结果。法人型联营本质上为公司的设立，且为典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创设行为。这种民事主体的设立和运行应由公司法调整，应归入商事公司中。而作为民事主体的法人型联营体应当归入民事主体之法人中，不作特别规定。合同型联营只是一种合同关系，谈不上是民事主体，应当有合同法加以规定。合伙型联营性质上属于法人合伙，应归入到商事合伙中。其三，商事公司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对外债务以其出资为限承担责任，而公司则以其独立的财产对公司所负的债务对外承担无限责任。

（二）关于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

公司法的制定与修改，为我国部分国有企业经改造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提供了主要的法律保障，为我国国有企业带来了一些生机。如一些经营具有高营利性和竞争性的一般的建设项目的国有企业，改造为公司，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具备了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取得了新生。对这类国有企业，可将其归入商事主体，即商事公司中。对这部分项目，国家应尽量少投资，即逐渐退出竞争领域，让一般的市场主体成为主要的市场竞争参与人。（这也是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的要求）那么最适当的做法是，以经济管理者的身份为一般的私法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和谐有序、良性运行的环境。

但对于那些基础性公益产业，如涉及国家安全、国防极端技术、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交通、邮电和通讯等产业，需要庞大的投资，且投入周期长、收益慢，对其投资是不可能依赖市场中一般的私法主体的，这只能由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如任凭其进入市场，由私人主体来经营，在市场中相角逐，必然带来竞争的无序与资源的极大浪费。基于经营这些项目的国有企业的特殊性，简单说，是指其投资主体的唯一性，经营目标的社会性，企业经营决策的集权性以及法律调整的特殊性。即国家作为其投资者，对国有企业全部资产拥有所有权；企业生产经营要以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依据，由政府任命或委派的经营者按照国家的意图进行经营决策，以保证实现国家特定的政策目标；同时国家又赋予其以法律上的特权，并享有国家的优惠待遇。[11]（P336）所以这部分国有企业应由国家进行经营管理，因而应归人经济法主体中。

（三）关于国家的定位

我国市场基础的薄弱，确立市场经济建立目标至今也不过有20余年的历史。市场的不完善、不健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有痕迹难以消除。首先表现在微观基础不健全，我国各类型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问题，历史包袱沉重，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此外，由于行政垄断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歧视政策的大量存在，导致市场主体得不到准确的市场价格信号，难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面临这种情势，一方面我们需要国家“有形之手”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宏观调控，授予政府经济管理权，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应当规制政府经济行为，防止政府因权力过度膨胀或权力至上而损害市场主体的利益、妨碍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保持适度，从而确保私法主体能够具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进行公平竞争。①

在国内，国家具有多重身份，在从事民商事行为时，国家成为民商事主体，如机关法人，与民商事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对经济进行管理时，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经济管理权，成为经济管理者，是作为调控者，此时一般的民商事主体成为被调控者。因此，法律实践中，我们涉及国家的民商事或经济纠纷时，应首先对国家的私法主体与公法主体的地位予以界定。

在国际上，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加入WTO快三年了，我们不难看出，国家（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二是越来越重要了。国家是WTO规则制定主体和约束对象；WTO规则的实施需要由国家将其转换为国内法；争端的解决要国家参与，反倾销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WTO要求国家以经济管理者的身份，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来调控经济。我国国家职能应在经济、法律手段上要强化。②

（四）关于中间组织的地位

中间组织，是指处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具有一些经济管理职能。有的学者称其为社会团体，有的称其为社会中间层，或中介组织，其权力由成员企业共同授权形成，也可以由法律授予一部分权力，对其成员的行为予以规范，对其成员之间的纠纷予以协调、处理，从而减轻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担，并接受国家和社会的监督。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管理经济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使市场主体难以有独立地位和独立的意志。由于统得过死，中间组织其行业自律的功能被压抑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间组织的作用凸现出来，如行业协会对其本行业的内部管理与协调。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法学理论界要求确立中间组织的独立的经济法主体地位的呼声不断增强。我国著名法学家王家福2001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五讲讲稿《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中指出：促进中介组织的发展，大力加强法律服务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健全的中介组织，发达的市民社会。因为它们是政府与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市场经济运作的剂、自律器。

笔者认为，中间组织是一个复杂的主体，基于其功能的特殊性，主要是将对民商事主体（主要是商事主体）的行业自律和国家他律相结合，与国家一道履行好经济管理职能，有必要确立其独立的经济法主体地位。

注释：

①何兆飞。法律关系中商法主体与经济法主体之比较[J].西安：陕西人民出版，2004。

②刘文华。中国经济法论文问题辨析。[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2，（3）。

主要参考文献：

[1]周林彬。论商法独立与经济法发展战略和策略—一种法与经济学分析的思路[A].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赵新华，冯彦君，董进宇。市场管理法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3]覃有土。商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5]覃有土。商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法律思考论文篇3

一、我国合作社立法的必要性及成本分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任何市场主体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保证其健康的发展。目前，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陆续制定了调整合作社的专门法律，承认合作社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并赋予其独立的法人资格。如果合作社的创设和运营不能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不仅合作社及其社员的利益难以保障，而且无法维护合作社本质特征和宗旨，以及其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甚至无法防止合作社发生异化现象。新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始于合作组织，终于缺乏效益的集体经济，寄予共同富裕的理想，获得的却是社员普遍贫穷的结果，这一惨痛历史教训至今仍令广大农民记忆犹新。这其中除了意识形态上的认识错误和政治影响的原因之外，与合作化运动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不无关系。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度，虽然短期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户分散在小块的土地上耕作，缺乏资金和技术，农产品生产效益低，缺乏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因此，我国农业发展必须借助于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合作社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且，为农村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户单个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找到了具体的实现形式。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我国农民自发组建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发展。目前，据农业部统计，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产品行业协会的总数已超过15万家，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经超过14万家。这些合作经济组织从业务内容和组织化程度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比较典型的合作社。是一种组织比较健全的组织实体，在经营方式上通过直接与社员签订购销合同，实行统一提供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服务、统一收购和销售产品、统一结算。第二类是有股份化倾向的合作社。这类合作社通常是由农业企业、农业企业家、基层技术服务部门和供销合作社投资创办的，实行股份制与合作制相结合的合作社。第三类是相对松散的专业协会。这种协会主要以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和咨询服务作为经营范围。其中，第一类合作组织占整个农民合作组织的10%，第二类占5%；第三类占85%。[1]（P15-17）这些合作性质的组织，除了浙江省出台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供销合作社条例》、农业部印发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外，至今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立法。由于缺乏法律的统一调整，合作社与非合作社界限模糊，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协会不具有合作社的特征；主体地位不明确，责任不清，缺乏统一的设立原则和标准；登记混乱，有的以公司的名义登记，有的以合伙企业的名义登记，还有的以民间社团的名义登记，甚至有许多没有纳入登记。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其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由此可见，要促使这些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制定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法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快对供销合作社的立法工作，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其性质和宗旨，规范其行为，保护其权益。”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示：“积极推进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

关于合作社的立法起草工作，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目前的立法应属于第二次立法活动。第一次是1950年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第二次是1996年根据国务院的立法规划，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于1997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供销合作社法（草案）》并报送国务院。1998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被列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随后，由全国人大农委牵头成立了起草小组，并委托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负责起草工作。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负责人22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修改情况汇报时，建议将草案名称改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草案。2006年8月22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次审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并建议将草案名称改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草案》。从第一次起草工作开始起算至今已有56年的历史，但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合作社法，依然没有诞生。足见这一立法工作的艰难和所具有的挑战性，已付出和将要付出的立法成本之大已略见一斑。

合作社制度应由两部分构成，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合作社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属于合作社制度的正式规则；而关于合作社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则属于合作社的非正式规则。然而，这些非正式规则，则是在长期的合作社发展实践中无意中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组成部分。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关系是：一方面，非正式规则对正式规则起促进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有关合作社的意识形态或伦理道德能降低合作社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实施成本，它具有扩展、细化和限制合作社法律制度的功能；另一方面，当正式的合作社法律规则与非正式的规则不相容时，非正式规则会阻碍合作社法律制度的实施。新中国自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开展的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是在正式规则只有政策没有法律，非正式规则，在意识形态上，认为合作社是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改造的基础形式，是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工具，性质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由于政策的不定稳性和易变性，结果意识形态的错误认识导致合作社因政治化而异化，最终彻底失败。

合作社法律制度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合作社法执行和实施成本；执法监督成本；合作社法的修订和完善成本。这里只研究分析我国合作社的立法成本。笔者认为我国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必然给我国合作社的立法带来较高的成本。第一，合作社立法的理论准备不足。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合作社思想理论中不正确和过时的一些观点尚未进行认真的甄别和清理，对我国合作化运动失败也未从法律制度的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未能吸收西方国家“进化学派”有关合作社发展切实可行的先进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创立我国的合作社法学理论。我国法学界几乎无人专门从事合作社法学的理论和制度研究。第二，我国历史上并没有产生合作社的观念和发展合作社的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已有学者从欧洲引进和传播合作经济思想和理论，政府时期曾促成了相关立法，但是由于群众普遍缺乏合作经济的意识和观念，合作社的实践发展极不理想。新中国合作化运动的失败，说明非正式规则传统的缺失，将会直接阻碍合作的立法和执法。第三，没有理想的立法模式可以直接移植。欧洲传统合作社由于制度内在的缺陷，效益低下，发展受挫，已不能再继续作为今后合作社发展的典范；美国新一代合作社虽然在经营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其制度发展尚未成型；我国于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才刚刚起步，还未经充分的实践经验，但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第四，在我国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其他企业立法相继颁行多年，相比之下合作社立法属于后发性制度，它必然受其他企业制度安排及其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公司法的一些规范、立法技术和程式将会约束合作社的立法。

尽管如此，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农产品市场化的程度明显提高，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日益凸显，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已初具规模，积累了较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制定合作社法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方面又会节省立法成本。

二、我国合作社立法的法理基础与立法指导思想

要制定一部良法，不但要有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强烈的社会实际需求；而且也要有正确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学派虽然蕴含着丰富的合作思想，但是它并没有把合作组织看作一类特定的纯粹的经济组织，而是将其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实现未来社会理想的工具，幻想通过合作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利用合作社改良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依然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合作社是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有效组织形式。强调合作社为政治社会目标服务，忽视了对社员弱势经济地位的改变，甚至在实践中产生侵害社员利益的变异。无论是前苏联的集体农庄，还是我国的均以失败而告终，以色列的吉布斯也已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我国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按照社会学派的理论建立的合作社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它消灭了剥削，实现公平的同时，却妨碍了效益，并未给社员带来实际的利益和幸福的生活，对社员来说，它所鼓吹的美好的理想社会，依然是一种空想。因此，我国合作社立法应肯定社会学派提倡弱势经营者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它所采取方式和追求的政治目标是不可取的。

实用主义“进化学派”抛弃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合作社作为社会改革直接工具的幻想，把合作社的性质和目标定位于社会生产某个环节的联合，是插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一个复合部门，只是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具体的实际困难，谋取社员的个人利益，而不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进行宏大的改革。认为合作社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合作经济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进化因素，使合作社从理想主义走向实用主义。它应当是一项务实的事业，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十字军。

合作社存在于产品供给过剩或因垄断供给不足的领域，在这种市场结构中弱小的经营者单独进行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这促使他们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采取集体行动，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商品的销售价格，获得规模经营效益，使自己免受低质量服务和暴利的伤害。实用主义的进化学派将合作社定位于特定市场环境下，在社会的某一领域和环节存在的经济组织，而不是政治组织，因此，它设立的宗旨是为增强社员的竞争实力，而不是改造整个社会的政治目标。合法垄断学派主张合作社需要获得政府的支持，对农产品合法地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实行合法垄断；竞争尺度学派则主张，社员在自愿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合作社，实行合作社的民主控制。合作社成功与否，应当根据其业绩，使合作社成为检验市场竞争效率的尺度；纵向一体化学派主张合作社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联合，合作社的经营与社员的经营是互相独立的，合作社是一体化和分化、独立与合并的中介，合作社只是业务的联合而不是人的联合。笔者认为以上理论观点均值得我们借鉴，要把这些理论观点与我国发展合作社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理论的再创新，用以指导我国合作社法的相关制度的设计和具体规范的规定。

我国在合作社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应当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用发展着的合作制理论指导实践，把国际通行合作社原则与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实践灵活的结合起来，把国内外经验结合起来，把现实性与规范性结合起来，立足于现实，面向未来，把握国际合作社发展的方向。首先，从理论上认清合作社的性质，深刻领会其基本原则，防止建国后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导致合作社异化的历史重演；其次，对我国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总结和梳理，划清合作社与非合作社的界限，明确立法的调整对象；最后，顺应国际合作社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趋势，借鉴国外先进的合作社立法经验和成功的做法，对我国合作社的发展前景进行科学的预测，保持我国合作社立法的超前性和先进性。

三、正确把握现代合作社的性质与组织运作的法律特征

合作社在经历了150余年的发展路程后，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的变化，尤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今天要保持生命力，必须解决守成与创新的问题。这就要求其坚持互助合作，为改善处于弱势地位社员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这一固有特征的前提下，不断地，适时地进行制度创新，对传统合作社的创立宗旨和基本原则做出适应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调整和改革。总结传统合作社的实践经验结合现实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要求和选择，现代合作社的运行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特征。

（一）合作社在性质上应是一种客户所有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

合作社是社员依法投资设立，社员承担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的社团法人。关于合作社的性质在合作社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过程中，有从非营利性向营利性转变的趋向，然而，学术界对此依然存在着分歧。传统合作社强调合作社是为社员服务，实现社员利润最大化的非营利性特点，但是，现实中却出现了个别以营利为目的的合作社，如德国的“红利合作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新一代合作社具有明显的营利倾向。然而，学术界对其定性仍不统一。美国农业部农村商业和合作社发展中心，认为合作社是一种“用户所有、用户控制和用户受益的公司型企业”。而美国威士康星大学合作社研究中心却将合作社界定为“合作社是其成员顾主自愿拥有和控制，在保本和非营利的基础上由他们自己为自己经营的企业。”[2](P23)非营利性机构与合作社在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非营利机构的本质特征是这类机构的控制人，包括成员、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参与企业净收益的分配；而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事企业则必须将其净收益分配给投资者。所以，“从概念上来说，非营利性的企业组织是无所有人的企业，完善的非营利企业法通常都会要求依照该法成立的企业严格遵守这种‘不分配限制’，并且同时禁止任何合作社或其他有所有人的企业依照该法注册成为非营利性企业。[3](P22-23)”2001年《德国经营及经济合作社法》规定注册合作社为独立的法人，属于商法典意义的商人。对于合作社是否具有营利性，我国学者同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主张合作社具有营利性，认为“合作社也是营利性社团法人，它是由两个以上社员出资组成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4]”“合作社在实现促进社员经营活动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应象其他企业一样参加市场竞争，按经济规律办事，讲求经济效益，与社员的企业共同发展。因此，合作社也必须追求利润。[5]（P85）”另一部分学者依然认为合作社是非营利性组织，例如，学者韩松认为，合作社就其性质而言当属私法人，因其是以社员互助为基础的,应属社团法人，因设立目的是实现社员的经济利益和生活的改善而非营利，应属于公益法人。梁慧星先生则认为合作社既非营利法人也非公益法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法人[6]（P146）。

笔者认为合作社年终有盈余须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投资额向社员分配利润，这一点完全与营利的概念相吻合。合作社作为一种商事组织,其营业活动与其他商事组织别无二致，它的交易活动分为与社员交易和与非社员交易两种，在与非社员进行交易时它也必须追求交易价值最大化，即使是与社员交易也必须按市场价格进行。如果合作社的经营不能实现营利的目标，势必难以为继，为社员利益服务的宗旨也必然落空。然而，合作社的营利性与其他企业并非完全相同，利润对合作来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即为了使合作社保持活力更好地为社员的利益服务。合作社设立的目的虽然是为了改善弱势生产经营者的经济、生活条件，为社员提供各种服务。但是，合作社的社员是特定的，社员利益不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不特定人的利益，显然，将其归入公益法人的行列是极不恰当的。因此，现代合作社的准确定位就是营利性的特殊企业法人。与投资所有企业不同，合作社是社员所有的企业，它不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而是帮助实现社员自身利润最大，社员集所有者、雇员、管理者、顾客等角色于一身。

前苏联和我国在实施合作化运动的过程，均将合作社定性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结果不仅严重损害了社员的个人利益，而且使合作社的产权变得模糊不清，致使合作社效益低下，对社员缺乏吸引力。集体所有权实质上是总有的一种表现形式，指由一定的团体对标的物享有管理和处分权能，而由其成员享有标的物的使用和收益权能，成员脱离团体丧失成员身份，随之失去使用和收益权。这种产权安排显然不如合作社产权安排明晰，它无法产生成员对团体的控制权，反而形成成员对团体的依赖，成员对团体财产并不享有明确的财产份额，因此，成员的权益被锁定于团体内，不具有可转让性，成员一旦离开团体将丧失一切权益。这与社员享有股权是所有者、控制者，社员退社可以返还股金，新一代合作社甚至允许社员转让股份的产权特征大相径庭。另外，“合作社体现的是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而非特定所有制形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合作社在不同社会制度中能够建立和发展的原因。[2]（P2）”

（二）合作社应是社员资格有限开放性的合作组织

社员资格的取得以社员入社缴纳股金为前提，传统合作社实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社员资格开放制度，导致了合作社的资产和生产经营活动的不稳定，降低了合作社的信用程度。合作社具有很强的人合性特征，首先，社员之间因相同的经济和生活境况，而拥有类似或相同的身份和地位；其次，社员之间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至少有一种利益相同，群体的目标也是成员个体的目标。这种人合性，必然要求传统合作社只能实行内部持股，股份不能流通，加之劳动雇用资本的合作理念，要求限制外部持股和股金分红。另外，社员的分配取决他与合作社交易的惠顾返还，而不是其投资的多少，造成社员利用合作社却不愿向其投资，并且对其长期发展缺乏兴趣，因而合作社无法从社员处获得足够的发展资金，在重大决策上短期行为盛行，只得依赖银行贷款负债经营。这就堵塞了合作社直接融资的渠道，妨碍了合作社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资产质量的提高。正因为如此，北美兴起的新一代合作社，在社员资格方面，开始由社员开放向社员资格适当限制过度，不允许社员随意退社。社员入社时必须投资购买交易权，社员持股额可以不均等，但是，有最高额的限制，合作社可以向非社员募集优先股，股份可以转让。这种变革使合作社有了融资的能力，提高了资产的质量，促进了其规模化经营，增强了其市场竞争的实力。

（三）合作社是实行社员控制、民主管理的企业

合作社是社员所有、社员控制和社员受益，反对资本控制和资本雇用劳动，实行社员民主管理的企业。合作社的重大决策，由社员出席社员大会投票做出决定，合作社经营管理事务的执行和监督，则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理会代表社员间接行使职权，理事会聘请经理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生产经营事务的管理。社员大会的议事规则采取每个社员“一人一票”制，这与公司制企业实行“一股一票”制不同，前者体现的是社员拥有平等的民主决策权，后者实质是一种“财阀制”，体现的是资本对公司的控制。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制度，有助于增强社员的参与意识，有助于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减少委托—中的信息不对称。

然而，由于合作社的股份分布于广泛的社员当中，每个社员占有的份额都很小，致使他们监督经营者缺乏激励机制，这种情况在大合作社中尤为严重。此外，传统合作社禁止社员转让股份，造成社员不能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及时地调整持股比例，再加上社员之间利益如果存在着很大的异质性，社员在社员大会上就会倾向于按自身的风险偏好投票，这势必会增加集体决策的成本。再者，合作社的社员既是合作社的所有者又是使用者，这种双重身份给合作社带来特殊问题。一方面，社员会把合作社的决策引向有利于社员个人；另一方面，为了取得社员的支持，管理人员必须使意见各异的社员能达成一致，结果，导致民主管理的双向约束，经理治理结构失效，集体决策成本高昂，决策效率低下。为此，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修订的合作社的原则对基层以外的其他合作社层次不再强调一人一票，实践中严格采用一人一票的合作社为数也不多，大多数合作社在保证一人享有一票表决权的基础上，按交易额行使表决权，按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或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但是表决权均设有最高限制。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新型合作社中，社员购买交易额等于向合作社投资，按交易额分配表决权也就是按社员的股份行使表决权，这种制度设计巧妙地将社员权利与资本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防止大股东或大交易额者操纵作控制合作社，颠覆民主决策机制，使合作社完全脱变为资本所有者或经营实力强大的社员所控股的企业。因此，合作社虽然无须死守一人一票制，但是必须实行灵活多样的民主决策机制，否则，将会使合作社变质并背离为处于生产经营弱势地位的社员服务的宗旨（四）按交易额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是合作社的基本分配原则

合作社设立的目的是改善弱势生产经营者的经营和生存条件，奉行劳动雇用资本，而不是资本雇用劳动，因而必须坚持按交易额分配，资本报酬有限的原则。正如著名合作理论专家季特曾讲过“合作制度将资本分取利润降为只赚工资（指利息），这无疑是一场社会革命。”合作社分配的具形式可以表现为，按惠顾金返还、劳动量分配、按交易额与按持股比例相结合等方式进行分配。有学者认为：“交易额实际是社员独立、自主从事劳动的产品或被加工品、消费品的价值，就是社员劳动量的表现，交易额是劳动量的尺度，所以是一种‘按劳分配’的形式。[7（P68）]”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新型合作社中，社员购买交易额等于向合作社投资，按交易额分配盈余也就是按社员的股份分配，由此可见，社员权利与资本权利在这里实现了结合。无论如何，合作社不能实行纯粹的按社员的持股比例进行分配，这不仅会使合作社扭曲为投资者所有的企业，而且会使合作社的本质和功能发生全面的异化。

（五）合作社是实现双层经营体制的有效组织形式

合作社通过共同的经营活动促进每个社员的单独的经营活动。在这里合作社和社员的业务对象主要都是对方。社员生产出来的产品通过合作社加工销售，合作社向社员提供生产资料和其他服务；或者合作社是大批发商，而社员是零售商。这就形成了合作社的“同一原则”，即社员既是合作社的买方又是合作社的卖方，同时又在合作社中充当管理者或劳动者，集所有者、管理者、职工、顾客，用户、消费者等多种身份于一身。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的“分散化理论”：经济活动要尽可能分散化；只是出于经济和技术上的理由确有必要集中的个别领域，才实行集中化。企业大小各有千秋，大则有利于加强劳动分工、生产合理化和集中化，但同时降低了经营的灵活性以及个人和内部单位对整个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力；小则经营灵活，有利于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但难以迎合生产社会化的潮流，竞争能力低下，抗风险能力差。这种企业经营规模的两难局面，在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中却能获得两全其美的解决。合作社把大小企业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核心的经营方式是“分散寓于集中，集中寓于分散”，统、分两个层次的经营相辅相成。各个社员作为单独的生产经营单位联合起来创办合作社共同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做单个经营者不能经营的业务或虽能做，成本过高，规模不经济；同时又不剥夺社员作为独立经营者的地位，让其风险自负，自负盈亏。这既有利于刺激社员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合作社的优势，使生产经营规模合理化。

四、我国合作社法的性质与立法的体例

合作社的性质决定合作社法的性质，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合作社是在互助的基础上，为改善社员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由社员依法设立的经济组织。俄罗斯法律规定，“生产合作社是商业组织”。意大利法律规定：“合作社是以互助为目的的资本可变的公司”。《瑞士民法典》第59条第2项则规定：“以经济为目的的法人，适用有关公司及合作社的规定。”由此可见，合作社不属于政治组织，既不是政府组织，也不是政党组织，而是以从事一定的经济活动为目的的私法主体。这就决定了合作社法必然属于私法的范畴。

关于合作社的法域归属，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立法体例。其一，是将合作社的法律规范纳入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将“生产合作社”规定在第四章“法人”之内，作为第三节。《意大利民法典》第五编，第六章规定的是“合作社与相互保险社”。《瑞士债务法典》第三编，第二十九章为“合作社”。其二，是制定单独的合作社法。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越南及我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采用的是该种立法体例。例如，英国1895年，制定了《英国产业经济合作法》；美国1922年颁布了《坎普—渥士达法》，1926年、1933年又分别颁布了《合作社销售法》和《农场信贷法》；1900年颁布了《产业组合法》作为基本法该法适用购销和信用合作社，1947年又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8]（P367）将合作社纳入民法典加以规范注重的是整个私法理论和逻辑体系的完整性，但其灵活性及对社会经济变化的适应性较差；而合作社单独立法，无须顾及整个私法的体系，仅就合作社自身进行专门立法，自成体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极强的适应社会经济的应变能力。由于合作社法属于私法，因此，其规范体系必须充分贯彻私法自治的精神，以任意规范为主，辅之以个别强制性规范。除了涉及合作社宗旨、性质、基本原则和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条款外，均可以规定为任意性条款。法律应给予章程设置自治规则的充分的空间，为合作社的制度创新留有余地。凡不属于法律的禁止的领域，均由合作社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作出相应的规定，为其灵活经营、增强活力和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率，创造宽松的法律环境。

就我国目前发展合作经济的现状和法律制度环境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合作社立法宜采取单独、专门立法的体例。其理由是，我国民法典起草者虽然竭力主张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是就其起草的民法典草案来看，并未囊括和罗列所有私法规范，几乎未涉及商法这一特殊领域，公司和合作社均未纳入其中。这一方面是因为若将合作社等其他企业法律规范包括进去，不但会造成民法典的体系过于繁杂，逻辑结构体系很难做到科学合理，徒增立法的难度；另一方面是很难在短期内出台，如果将我国合作社的立法纳入民法的体系，必然无法满足我国方兴未艾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法律调整的渴求。更重要的是我国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处于发育阶段，由于组织形态尚未定型，其发展与变革创新形影相随，同步进行，这在民法典的框架内很难为其提供如此便利的弹性空间。因此，只有立法程序简便易行，形式灵活并富有弹性的单行法才是其最为理想的模式。笔者认为我国具体可以采取制定统一的合作社法与制定特殊的专门合作社法相结合的模式。先制定《合作社法》，再根据需要制定特殊领域的合作社法，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信用合作社法》、《互助保险合作社法》、《供销合作社法》等。

五、关于我国合作社法基本构造的设想

（一）我国合作社法的调整范围

首先，合作社法应明确合作社的定义。笔者认为应作如下定义：合作社是按照自愿、平等的原则，在互利和互助的基础上，由社员投资设立的，以共同经营的方法促进社员经济和生活条件改善的社团法人。凡是社员是产品、服务的消费者或用户，为了社员的利益，主要利用社员所提供的劳动，或主要利用社员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合作组织均属于合作社的范畴。因此，在我国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合作制会计师事务所、会员制证券交易所、合作制担保公司等合作组织，在特别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均可以适用合作社法的一般规定。其次，我国现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能否适用合作社法。笔者认为由于这类企业组织特征和经营目标极不统一，因此，可以区别对待。凡是以互助交换为主要经营方式，保证成员经营的独立性，并坚持为成员服务宗旨的，完全可以作为合作社，适用合作社法；而那些追求资本投资利益最大化，为投资者所控制，不具有互助的特点，其设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其成员利益是大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上已经异化为纯粹的商事公司，应当接受公司法的调整。再次，我国现存的老一代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在发展过程已经发生变异，不再符合合作社的设立宗旨和特征。对此，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处置，一是适用新制定的合作社法，但是限期整改达到合作社法的要求；一是暂时不适用新合作社法，由其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到恢复合作社的宗旨和经营特征后，再适用合作社法。

（二）我国合作社法的基本原则

根据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国际合作社发展的趋势，有保留地吸收国际合作社的原则。我国合作社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社员资格有限开放；社员经济参与；实行民主管理；按交易额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注重示范、教育、培训和宣传；独立和自治。原则上允许社员自愿入社、退社，但是章程可以适当的限制，限定不得超过法定期间，社员因退社与合作社发生纠纷，应赋予其司法救济权。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因社员资格完全开放，引起合作社资本变动幅度过大，降低合作社的信用，影响其发展的稳定性；社员入社应当缴纳股金，可以通过优先股的设置吸引外部投资，社员和外部投资，均应该有最高限额，社员的股份经董事会同意可以转让。社员应当充分利用合作社，合作社则应当以与社员交易为主，为此，可以将社员的投资、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及利润分配挂钩。合作社是社员控制，实行民主管理的自治组织，必须防止资本对合作社的控制，否则，合作社就会发生变异。但是，民主管理并不意味着严格地实行一人一票制，法律应许可章程选择一人一票，按交易比例或按持股比例表决，但是同时应设置最高表决权限制。只要合作社为多数社员控制，坚持为社员的利益服务，就不失为民主管理。合作社分配利润可以多种方式并存，章程可以同时规定，按劳动量分配、按惠顾交易额返还、按股息分配、按股份分红，前两种分配形式都是按劳分配的具体表现形式，后两种则是按资分配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按资本分配的利润额不得超过按劳分配的总额，否则，无法体现合作社服务于社员的宗旨。为了合作社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和弥补将来可能出现亏损，合作社在分配利润之前应当提取法定公积金。发展合作社并非我国的历史传统，由于关于合作社的观念和意识普遍缺乏，加上新中国合作社发展被扭曲和受挫的经历使人们对合作社产生了混乱和模糊不清的认识，人们普遍不熟悉合作社运行的法律机制，因此，我国必须重视合作社的示范和宣传教育的作用，通过各种性质培训增加社员有关合作社方面的知识，提高其对合作社宗旨、性质和运行机制的认识，提高其业务素质，确保合作社举办成功，造福于社员。为此，可以提取专项公益金。合作社是由社员自愿设立的自治组织，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合作社在生产经营上必须保持其与社员和政府之间的独立性，实行充分的自治，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约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活力和生命力。

（三）合作社的法律地位与设立条件

合作社是依法设立的社团法人，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除了实行国家自然垄断的领域之外，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和权力能力应不受法律的限制。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社员之间，应当分别是两个相关联层次的独立经营主体，实行各自的独立经营，以合作社的联合经营促进社员的家庭经营。合作社社员的责任立法可以规定有限责任、保证有限责任，无限责任，由公司章程根据本合作社的情况和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责任形式，法律无须强行要求合作社采取某种责任形式。合作社的设立应当符合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实质要件，即设立合作社应当由五名以上自愿联合的社员，社员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必须有自己的名称和住所；必须有全体社员依法制定的章程；必须有健全的组织机构；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律禁止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和公法人不得成为合作社的社员。另一方面是形式要件，既合作社必须依法登记成立才能取得法人资格，未经登记不得以合作社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否则，应予以法取缔，并由设立人承担个人责任。

（四）合作社的治理结构

合作社应当按照分权制衡的原则和现代企业管理职能分工的理论，将整个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划分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大职能，分别设立社员（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相互分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分权制衡。社员（代表）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合作社章程的制定和修改，董事和监事的任免，审议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批准社员追加投资方案，决定合作社的财务预、决算、合并、分立、终止、清算方案，决定合作社的重大资产处置，盈余分配、弥补亏损方案。社员（代表）大会表决实行一人一票或按交易额与股份结合实行一人多票，但是，单个社员最多表决权不得超过表决权总数的20%。董事会是公司的执行机关和经营管理机关，负责合作社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具体决策，执行社员（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了保证社员对合作社的控制，董事会中三分之二的董事应当由社员担任，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必须是社员。监事会是合作社内部的监督机关，负责合作社的财务监督和对董事履行合作社业务的行为进行监督。董事会与监事会的职权划分应当相对均衡，权力配置失衡会使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失灵。“当企业的所有权由众多的客户分享时，所有人积极参与决策的管理方式不时最优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应当通过选举企业的董事来间接实现对企业的控制，他们对企业决策的直接参与只限于审议批准合并和解散等重大的结构性变更事宜。[3]（P49）”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应实行合作社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通过社员选举代表组成社员代表大会，社员代表大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聘任总经理，以董事会或职业经理为中心，进行权力纵向配置，实现代议制间接民主管理，以提高合作社经营管理的效率。

（五）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

合作社不是政府的附属物，而是实行社员自治的独立的法人和独立的市场主体。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应当按照政府调控和管理市场，市场引导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则运行。为此，合作社必须自下而上的设立，而不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组建。在我国合作社发展初期，政府依靠行政力量积极推动合作社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政府推动方式不是政府直接介入合作社的创设活动或干预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主要负责有关合作社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完善市场作体系，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规则，做好市场的宏观管理和微观监管，做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营信息和技术服务，为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尤其是借鉴其他国家扶持合作社发展的普遍做法，政府应当在税收和反垄断政策和信贷方面给予合作社优惠。只要合作社在市场交易中不采取掠夺式定价、限定交易，合作社的共同定价行为，合作社之间的合并行为，均可以作为反垄断规制的例外，给予豁免。必须引以为戒的是我国50年代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在发展中的“官办”色彩是导致其失去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如果合作社一味地依赖政府政策靠垄断经营生存，例如，供销合作社拥有国家赋予的农用物资的统购统销特权，一旦该政策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失效，这样的合作社就会失去生命力，难以为继。从长远看，政府的过分参与很容易造成“诺思悖论”，即一方面国家的参与有助于合作社节省组织成本，促进合作社的变迁；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因此，当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要从直接参与中逐步退出，注重从外部环境方面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条件，降低其制度创新的成本[9]（P91）。最终建立政府与合作社之间的伙伴关系[8]（P371）。笔者认为，在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初期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但当其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以后，政府就必须适时地退出。由此可见，政府对合作社的扶持政策不应作为其存在合理性的依据，合作社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实行充分自治的基础上，面向市场增强竞争，培养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黄祖煇,徐旭初.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制度安排[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杜吟棠.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3]〔美〕享利·汉斯曼.论企业所有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漆多俊.中国经济组织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张仲福.联邦德国企业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0.

[6]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法律思考论文篇4

违宪主体是违宪构成的第一要件。对违宪主体的研究和界定意义重大：从理论而言，不能界定一个清晰、明确的违宪主体范围是难以回答“何谓违宪”这个问题的，进而阻滞对违宪进行的规范宪法学意义上的研究和实践，渐次影响到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从实践来讲，宪法规范可以在多大范围适用、宪法的效力范围及于何处，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违宪主体的认定。

违宪主体有哪些，界定违宪主体的标准何在？已有宪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所提供答案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表明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成熟，分歧多于共识。首先，学者在定义“违宪”概念时的不同观点表明了其对违宪主体的不同理解。例如这一概念的代表性观点有：1、“违宪是指国家的法律、命令、行政措施和法规以及国家机关或者公民的行为与宪法的原则与内容相抵触”［1］2、“违宪通常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领导人以及公民的行为，与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抵触”[2]；3、“所谓违宪是指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所制定的各种行为规范以及它们所实施的公务上的行为和上述机关、团体组织的领导人在履行职务中违反了宪法的规定”等[3].可见，在谁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问题上，学者们通常认为应在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领导人、公民个人等对象主体中选定，但此范围究竟有多大并无定论。其次，司法界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实践性的认定了公民个人的违宪主体资格[1].对司法界的这一观点与做法，认可与否定者皆有之[4].除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做法外，我国宪法文本的规定似乎也可以提供这一问题的答案：我国宪法序言、宪法第5条、宪法第53条对下列内容进行了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因此，依据我国宪法规范也可以产生一种判定违宪主体的思路是：宪法规范中涉及的这些主体违反宪法的原则与规定应构成“违宪”，亦即这些主体应具有违宪主体资格。上述论及或涉及违宪主体的观点、做法、思路孰对孰错、孰优孰劣，需要我们从合理、客观的视角出发作具体分析。

一、宪法的基本功能

考察并尊重宪法的基本功能是我们界定违宪主体的客观基础。

众所周知，宪法的诞生与控制权力的理念息息相关。几百年前，人类深感于权力的暴政与专横带给个人与社会的侵害与灾难，因此设计了一套效力至上的规范、制度来约制权力的任性与肆意，使权力在这一规范的监控之下有限度的运行，这就是宪法作为特殊法规范的基本功能。无论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形成，还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问世，均印证了这一理念。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拥有自己的宪法，人类经过对其长达几百年的应用和实践，对宪法的精神与价值有了更深刻、更本质的理解和阐释，但宪法控制权力的基本功能并未发生改变。

权力之含义首先以强大的国家权力为代表，控制国家权力是权力控制的首要意旨。依据宪法规范实现的直接目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宪法的这一功能：一是针对自成体系的国家权力系统而言，宪法意在保障、规范国家权力的合法化运行，控制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度。宪法对不同性质权力的职权范围一一明确、加以界分，旨在保障各权力独立、有效地行使，不受其他权力的干涉与侵犯，最终将国家权力系统的运转控制在宪法允许的合理限度和正常状态下；一是针对国家权力通常所指向的对象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宪法运用在其文本中规定国家权力之范围的方法实现了对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划分。因此，宪法对关于国家权力职权的规定看似是赋权性质的，实质是限权性的，国家权力的正当行使以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为界限。无论从何种层面来理解宪法的基本功能，关注并警惕国家权力的存在与运行始终是宪法司职所在。

国家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行使者，非经其意志或作为，无法发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控制国家权力的核心是控制国家机关权力。国家机关行使的任何一项权力只有在宪法规定的权限之内，按照法定的程序运行才是正当的，反之就可能构成违宪。综观各国的宪法实践活动，国家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之时造成违宪的情形主要包括：1、超越宪法规定的权力职能范围行使权力，以致侵入其他权力之辖区；2、越权或滥施权力导致对公民权利、自由的直接侵犯；3、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行使权力。

基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除却强大的国家权力，还存在一部分其他形式的公共性权力。行使这些公共权力的社会组织有别于普通私人性社会组织，成为特殊群体。它们往往代表国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管理、调控职能，其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能够对公民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控制这类社会组织行使权力的行为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不被其侵犯，应是宪法控制国家机关行使权力之外的另一直接目标。目前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此类社会组织主要包括这样几种：1、经授权或委托的行政组织；2、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国有企业；3、政党；4、武装组织；5、其他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组织及企事业单位。这些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具有侵害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其作为违宪主体的资格是可以认定的。

国家机关、特定的社会组织具有违宪主体资格，但其主要领导人是否具有违宪主体资格？学界对此有争议。笔者认为，领导人的职务行为可能构成违宪，但应视为机关或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违宪的主体仍是国家机关或特定组织而非领导者个人。理由如下：1、领导人职务行为的效力实质是公权力发生作用的结果。不籍借公权力，这些行为没有效力来源，也不产生任何效力。2、领导人职务行为对外代表的仍是国家机关或组织行为。一旦该行为被认定为构成违宪，对该行为承担宪法责任、提供救济的仍是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而非个人，个人既无能力也无可能承担这一结果。例如在我国，国家主席颁布法律的权力是直接依据宪法的，国家主席如不履行该项权力构成违宪，承担宪法责任的违宪主体是国家主席这一机关单位而非时任国家主席的个人。

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精神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精神决定了违宪主体是特殊的、有限的，并非所有的法律主体均可以成为违宪主体。

从近代宪法到现代宪法，宪法所承载的精神与价值经过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确认、保障公民的自由”时期到“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阶段，从“控制权力”的认识到“控制权力以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的理念。今天，世界范围内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规定公民权利的宪法规范是宪法的一种“根本规范”，对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确认与保障是立宪民主主义政治体系的本质核心[5].宪法规范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包含有两重意义：1、宣誓并确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宪法性。2、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实现。这两重含义紧密相连，公民权利与自由只有经宪法的宣誓与确认才能成为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并获得为宪法保障与救济的强制力。依据基本权利条款，立法、行政、司法为代表的国家机关负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实现的义务。不履行或不正当履行义务，国家机关构成违宪，应承担宪法责任，公民此时则可以依据宪法规范寻求宪法救济来实现其基本权利与自由。

现实中，国家机关违反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义务而构成违宪的具体情形主要有两种：1、不作为违宪。即不履行其应履行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义务。这些义务通常被理解为属于国家机关的职权范畴，但其一方面为宪法赋予的职权，更重要一方面则是国家机关规定的职责。2、作为违宪。又包括与超越职权行使国家权力两种形式。

由此可见，宪法的真正意旨并不是在公民和国家机关之间分配对等的权利与义务，而是要设置宪法关系中绝对的权利方与绝对的义务方。在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公民有依据宪法、请求救济之利，而无可能亦无能力实施违宪行为、成为违宪主体。否则，有悖于宪法的精神与价值。相对公民，国家机关具有不得侵犯并保障实现公民权利、自由的绝对义务。因此，违宪主体的内涵是以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为主的特定主体。[2]

但有观点认为，包括我国在内一些国家规定了公民的宪法义务，公民个人违反这些义务规范即可构成违宪，因此应该确认公民个体的违宪主体资格。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原因有三：1、恰如上文论述，从宪法基本功能和价值角度来理解，公民不应成为违宪主体；2、如果认定公民可以违宪，宪法文本中缺乏相应的制裁机制追究其违宪责任；[3]3、总结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公民宪法义务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政治性义务，例如公民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尊严的义务；一是法律性义务，例如宪法规定公民有计划生育、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等。政治性义务往往规定的比较抽象，凸现了宪法的政治性特征，发挥了政治宣言的作用，但实践中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公民的何种行为、活动属于违反这一义务的范畴进行具体界定和惩处。而法律性宪法义务一般是对公民权利与自由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予以合理限制的结果，实践中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提供订立与实施普通法律的母法支持，一是监督立法机关履行其立法义务。依据法律性宪法义务规范，法律可以具体规定公民违反宪法义务的形式、追究与制裁等内容。因此，在宪法义务已通过订立法律转化为法律义务时，所谓“公民违反宪法义务”的行为实质是违法。而尚未转化时，应敦促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将宪法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实施。

三、宪法责任能力

认定某一行为违宪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基本权利遭到侵害的当事人提供宪法救济，而追究违宪者的宪法责任是实现宪法救济的基本途径。因此，具备宪法责任能力是享有违宪主体资格的基本条件。对于不具备宪法责任能力者实施的行为，因为无法令其承担宪法责任，所以被侵害的公民权利得不到救济，对其行为违宪与否的审查也就丧失了实质的意义。

同法律责任相比，宪法责任具有特殊性，这源于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规范。两种规范的区别首先表现在调整对象的不同：法律规范调整广泛的社会关系，而宪法规范只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即宪法关系；其次，因为特殊的调整对象，宪法规范中也包含了特殊的制裁方式。法律规范中规定的制裁方式一般表现为追究违法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在宪法规范中找不到这些法律责任的形式，各国宪法典中一般明确规定的制裁措施有：撤销、宣布无效、在具体案件中拒绝适用、罢免、弹劾。我国宪法第62、63、67条中对追究宪法责任的制裁方式也有相应规定。[6]

从是否具有承担上述宪法责任的能力角度来分析一个对象能否具有违宪主体资格：

国家机关具有宪法责任能力，如果对其行使公权力行为作违宪的判断，它有能力承担这一宪法后果。而特定的行使公权力的社会组织当中，典型的如政党、授权或委托的行政组织同样具有承担上述形式的宪法责任的能力，对其作出的违宪判断可以产生实际的意义。因此，从宪法责任的能力角度来分析，国家机关、特定社会组织的违宪主体资格也是成立的。

公民个人则不具有这种能力。即使对某一公民行为做“违宪”的判定并令其承担宪法责任，以个人的能力是无法承担这些责任的。如果侵权公民不能承担宪法责任，被侵权方的权利得不到救济，违宪的审查结果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四、宪法的第三者效力理论

第三者效力理论对传统的违宪主体认识提出挑战，主张国家机关以外的公民个人及私人性社会组织的违宪主体资格。我国学界亦不乏支持该理论者。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适用该理论的学术发展背景、社会环境等问题，应慎重对待该理论在我国的实践。

第三者效力理论肇端于二战后基本法颁布之时的德国。当时，随着德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上拥有优势地位的个人和团体具有了妨碍他人基本权利实现的可能性。传统的宪法学理论难以完全驾驭和解决这一问题，第三者效力学说应运而生。所谓第三者效力学说，主要是指宪法的明文规定之外，宪法的的基本权利在同为基本权利的“享受者”之间产生拘束力。该理论提出之初仅限于学术研究，1950年联邦劳工法院的一纸判决，将其放归司法实践领域，事实性的认定了宪法对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直接的约束力，从而确立了私人性个体的违宪主体资格。

第三者效力理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宪法规范能否直接适用于私人之间？回答的关键在于理清宪法与私法的关系。首先，两者的直接目标存在明显差异：宪法要控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实现；私法则需维护私人之间的交易自由与意思自治。其次，二者在保护公民权利的根本理念实现统一：保护公民权利，既要防止来自国家权力的侵犯，也需防止平等私人间的侵扰。宪法作为引领一国法制秩序的根本法，集中的体现了保护公民权利的价值理念，这一理念并被其他法律继承，蕴含在包括私法在内的诸法当中。因此，宪法可以同私法发生联系，但应运用价值对接的方式，即阐释私法规范中蕴含的被具体行为破坏的宪法价值来否定具体行为的方式是合理的。而第三者效力理论所主张的将宪法规范直接套入私法关系当中，则既降低了宪法权威，又破坏独立的私法价值，危及稳定、统一的法制秩序的确立。

但该理论亦有存在价值：当穷尽对法律的解释仍不能找到与宪法价值对接的私法规范时，给予保护当事人基本权利之目的，可以有限的适用第三者效力理论，将宪法规范直接运用到私法关系中去。

因此，一般情况，宪法规范不会对私法关系发挥直接作用，私人性个体即公民个人及私人性的社会组织不应成为违宪主体。

五、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理解，对违宪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应进行合宪性审查，而不是合法性审查。如果违宪主体的这一行为是依据宪法直接作出的，并没有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一观点是成立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宪法规范往往经由普通法律的订立和实施得以实现，因此对违宪主体的同一行为一般宪法、法律两种规范均有规定，一旦在这一前提下审查违宪主体的行为，就需要对应进行合宪性或合法性审查加以选择。适用前者意味着这是一个宪法问题，适用后者产生的是法律问题，性质截然不同，对当事人造成的后果、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大不相同。因此，要充分认识和区别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不同，才能在具体案件中正确选择和适用。

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主要区别有三：

1、审查依据不同

进行合宪性审查所依据的主要是宪法规范，在特殊的情形下，宪法的精神、原则及序言的内容也可以作为审查合宪与否的依据。

合法性审查以普通法律为依据。所谓普通法律是指广义的法律范畴，即通常所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四个不同的层次。

2、审查对象不同

与合法性审查依据的广泛性相一致，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是普遍的。[4]各部门、各层次法律规范中规定的义务主体都可以成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

而同合法性审查相比，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具有特定性。这一特征表现在两方面：（1）如前所述，宪法特殊的的价值功能导致只有少数行使公权力的特定主体可能构成违宪、成为是否合宪的审查对象；（2）对具备前一特征的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在排除了合法性审查的可能之后，才会进入实质的合宪审查的阶段。

3、启动的基本条件不同

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的审查条件，就可以启动合法性审查，无需其他特别要求。

而合宪性审查以合法性审查为基础的，在穷尽法律救济仍不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情况下方可启动合宪性审查。只要能够通过合法性审查来保障公民权利，就无需启动合宪性审查。

可见，合宪性与合法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鉴于二者存在这样的关系，对违宪主体行使公权力行为的审查必须分清层次和步骤：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首先要通过合法性审查来检验违宪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合法与否，在法律缺位或法律本身的合宪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可对行为或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因此，事实上需要启动合宪性审查的具体情形无外乎这样三种：（1）对违宪主体直接依据宪法做出的行使公权力行为的审查；（2）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公权力侵害并缺乏法律保障；（3）进行合法性审查所依据的法律的合宪性受到质疑。[5]只有进入合宪性审查阶段，才能认定这是个宪法问题，进而做出违宪或合宪的结论。

所以，国家机关是违宪主体，但其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是否真正构成违宪，视对其进行何种审查而定。只在必须运用合宪性审查才能充分救济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情形下，国家机关才违宪。否则，运用合法性审查方式即可充分救济权利，国家机关的行为构成违法，而不是违宪。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具有违宪主体资格的几类特殊社会组织，判断其行为是否违宪的关键首先在于确定应否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关于公民个人能否违宪问题，笔者认为：如前所述，公民个人不应获得一般性的违宪主体资格，因此个人行为几乎没有进入合宪性审查的可能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公民个人违宪”的说法只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不能成立。但不应否认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及实践的展开，可能会出现强势公民个人具备违宪能力的情形，只是依我国目前的水平来实践这一观点，似乎为时过早。

注释：

[1]在备受各方关注的“山东齐玉苓诉陈晓琪侵权案”中，就此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及法官就这一批复撰写的文章《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载于2001年8月13日《人民法院报》）表明了司法界的这一观点。在文章中，他认为，“本案是因公民受教育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宪法上的纠纷……陈某实际上先后侵害了齐某的姓名权、教育权以及劳动就业权三种不同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从本案的实质出发，认为齐某主要受到侵害的是公民的受教育权……本案当事人的受教育权属于民法理论难以包容的权利，明显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2]所谓“为主”，是指国家机关之外的一部分特定社会组织亦享有违宪主体资格。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详论。

[3]第五部分将详细解释这一观点。

[4]所有依据法律进行的审查，尽管具体到各个法律部门，审查对象都有特定性，内容、制裁方式互有不同但审查的性质、效力层次是相同的，审查依然是合法性审查。因此，从这一角度，将所有的依据部门法律进行的审查整合为统一的合法性审查，审查的对象是普遍而非特定的。

[5]依据已分析的合宪性与合法性的关系，所谓“法律的合宪性”，是指已排除了效力低于狭义的法律的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的可能，即在合法审查的阶段不能够解决法律规范是否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问题而必须进行合宪性审查。而对于狭义的法律来说，其效力仅在宪法之下，因此只存在合宪与否的问题，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肖蔚云。宪法学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43。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学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赵喜臣。宪法学词典［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3]马岭。关于违宪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当代法学，1998，（3）。

[4]查庆九。齐玉苓案：学者的回应—即一次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者的讨论［J］。宪法学、行政法学，2001，（6）。

姜明安。基本权利的保障：从宪法到［J］。宪法学、行政法学，2001，（6）。

许崇德，郑贤君。“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J］。宪法学、行政法学，2001，（6）。

法律思考论文篇5

二、法律思考

笔者在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已预知到上述判决，实际上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本市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中已成为通例。这样的判决在表面上似乎是非常公正的，而笔者却认为本案中包含着许多更深刻的法律问题值得思考。

（一）、关于侵权的认定

这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法律上应属于侵权之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侵权行为包括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大不相同。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因本案中所涉及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九种特殊侵权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件。众所周知，一般侵权行为包括四个必不可缺的构成要件：即损害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那么，本案中的被告是否实施了损害行为呢？笔者认为没有。损害行为，在法律上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作为，是指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去实施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在事发时并不在现场，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受害人实施任何的积极行为。换句话来说，本案的被告不可能构成作为的侵权。那么，被告是否构成了不作为的侵权呢？所谓不作为，系指行为人消极地不去实施自己所应当实施的行为。“应当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即是“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负有某种义务而不履行该特定义务并造成损害后果，才构成不作为侵权。可见，判断行为人是否负有“特定义务”是认定不作为侵权的关键所在。从义务的产生方式来看，产生义务的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法定义务，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或因行为人的法定职责而产生的义务。如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医生的救死扶伤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必须于现行的法律的直接规定为前提。二是约定义务，即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特定义务，也即是民法中的“合同之债”。如保管人因保管合同而产生的保管义务，承运人因运输合同而产生的将托运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以双方之间的有效合同为前提。三是先行为义务，即行为人在先的某种针对特定相对人的积极行为导致相对人处于某种实质上的危险状态时产生的解除该危险状态的义务。如A将不熟水性的B带到深水中游泳而致危险进负有积极援救的义务。本案中，法庭认定被告承担次要责任的理由是被告没有在堆放窗框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言外之意即被告负有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那么，该义务是什么义务呢。如果说它是“法定义务”，本人遍查建国以来的我国立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规定，而如前所述，法定义务必须以现行生效法律的存在为前提。因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订立任何形式的托管合同，故该义务更不可能是“约定义务”。那么，该义务能否构成“先行为义务”呢？笔者认为也不构成。首先，被告的在先实施的行为是堆放窗框，这一行为不是直接针对死者实施的，而是被告谋生的手段。其次，被告堆放窗框的行为本身也不具有实质性的危险，导致死者处于危险状态的是死者自己的行为（攀援窗框）。第三，从“警示标志义务”产生的一般法理学角度而言，只有行为人提供某种具有危险性的作业时才会产生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如行为人进行带电作业、机械化作业等。而本案被告是在农闲时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其行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第四，该空地是被告方的私人地方，未经许可而擅入本身就是非法。综上，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并非侵权，依法不应民事赔偿承担责任。

（二）、关于监护制度

本案中两原告监护不力的情形一目了然，因此法庭以两原告监护不力为由判决原告方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同类型的案件无一例外的都以监护人监护不力为由判令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是未成年人因意外受到伤害，监护人就难逃其责。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也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监护不力及如何完善我国的民事监护制度问题便是笔者在本案中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无民事行为能为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父母是其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依法享有监护权，同时必须履行法定的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可见，监护人的职责是广泛而明确的。但是，如何认定监护人是否履行了监护职责，在法律上却是一片空白，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监护人的责任被不适当的扩大。而这一方面才是监护制度的关键所在。监护制度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保护其人身或财产安全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法律人格的社会个体，他们也有权利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法律只是禁止或限制其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也要进行学习和锻炼。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任何时候均在监护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另一方面，监护人也要参与各项活动，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时刻地实施对被监护人的直接监管。而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未成年人发生意外伤害，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这种现象对监护人而言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因为被监护人因实际需要而脱离监护人监管或监护人有充分的理由须暂时不能直接履行监护职责时，监护人客观上已不可能对被监护人直接实施监管，再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监护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这除了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的职责之外，还必须制定监护不力的认定制度、监护人监护职责的临时转移制度以

法律思考论文篇6

一、关于谁主张，谁举证说

谁主张，谁举证说是个传统的学说，尽管其中被揉合进许多学者个人的观点，以显得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获得公认的标准学说，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学说（即不是狭义的举证责任：结果责任或说服责任），而是表述的是行为责任或推进责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抽象地讨论一下：如果把谁主张，谁举证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那么会出现何种理论困境？至于把举证责任分成结果责任或说服责任，与行为责任或推进责任这种双重含义说是否正确？留给后文讨论。

谁主张，谁举证说被我们抽象成如下含义：主张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则主张方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诉讼中对主张者的否定也是一种主张，即相反的主张。

之所以说成是经我们抽象出的含义，是因为有些学者简单化地把主张方等同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和刑事诉讼中的控方，还有些学者错误地把“不利的诉讼后果”完全等同于败诉。众所周知，在诉讼中，主张的各种法律事实很多，有一些不完全与败诉相关，只是与一定的不利诉讼后果相关。何况败诉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法律概念，诉讼中如果存在几个诉讼请求，部分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或某个诉讼请求得到法院部分支持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对于这种案件后果来说，很难用败诉和胜诉来描述的。再说，诉讼中还存在一些争议的事实属于程序性事实，其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和认可只是产生程序上的法律后果，与败诉和胜诉无直接关联。

我们认为上面表述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存在如下理论困难：

（一）谁主张，谁举证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存在大量例外情形。行政诉讼中不适用，在民事特殊侵权诉讼中也不适用。在不断出现的新型侵权诉讼中，出于各种利益、因素等考虑，常常不是以谁主张来分配举证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沦落为“一般性的举证原则”，从而允许各种大量例外的不断出现。我们认为这还不是“谁主张，谁举证说”的致命缺陷，要想寻找到没有例外的举证规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举证责任的立法分配本身就带有不规则性。问题是如果例外太多后，规则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二）谁主张，谁举证说的致命缺陷是：把否定者的否定也看成了是一种主张，也就是说，否定者针对主张者的主张提出的相矛盾的主张必须由否定者承担举证责任。

罗马法的法谚：“肯定者应证明，否定者不应证明”。被后来的学者们轻易地丢掉了后面半句，变成了“谁主张，谁举证”。

如果针对同一待证对象，否定者与主张者同时被分配了举证责任（注意：这里与举证责任转移说是有区别的，后者表述的是否定者在主张者举证得到法官心证后才产生举证责任，而不是前者和后者同时产生举证责任），那么，当主张者和否定者都不能使法官产生心证确信时，法官如何依据举证责任作出对哪一方不利的诉讼后果呢？

（三）“谁主张，谁举证说”同时分配举证责任给否定者与主张者后，因此不得不把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看成是自己规则的例外，否则，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将无容身之地。由此可见，“谁主张，谁举证说”把自己逼进了一个很小的适用范围：民事诉讼中的一部分案件。

也许是看到了同时分配举证责任给否定者与主张者会导致上述理论困境，有些学者提出了举证责任的转移说。

二、关于举证责任的转移说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的抽象表述：主张者先负有举证责任，否定者不同时负有举证责任；当主张者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确信的心证后，主张者的举证责任就免除了，举证责任这时转移到否定者一边，如果否定者这时不能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确信，否定者就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如果否定者能够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确信，那么否定者就免除了举证责任，这时举证责任又转移到主张者一边。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使得举证责任问题仅仅是一个决定由谁先来承担举证义务的规则，不是从头到尾都停留在一方当事人身上，只是当事人在事实调查的某个阶段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因而不是一次性和最终意义上的责任。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确实解决了“谁主张，谁举证”说带来的“否定者与主张者同时被分配举证责任”的理论困境，举证责任转移后，原先一方的举证责任得到了赦免。

举证责任转移的前提是主张者的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的确信。根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说，如果主张者的举证不具有高度盖然性，那么举证责任并不发生转移，而是主张者得到不利的诉讼后果。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的致命缺陷是：当举证责任由主张者转移到否定者后，否定者必须通过举证达到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的程度，才能使得举证责任再次转移到原先的主张者那一边。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一旦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了对方的证据，天平的指针就倒向这一方当事人，除非对方当事人提供更有力的证据了他的证据。”

我们认为，否定者举证的后果分为三种情形：（一）否定者通过举证达到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按照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举证责任再次转移到原先的主张者那一边。（二）否定者的举证使得法官认为其成立的可能性非常低，以至于不能动摇原先主张者给法官产生的心证确信，或否定者根本就没有举证。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举证责任这时在否定者这一方，否定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三）否定者通过举证没有达到使得法官心证确证的程度，但是，否定者的举证已经动摇了法官对原先主张者心证的确信程度，使得法官对原先主张者的举证不再确信无疑。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对主张者和否定者各自的主张均不再确信（即有些学者所说的真假不明的状态）。按照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举证责任这时并没有转移到原先的主张者那一边，这时应该由否定者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由此堕落成：谁否认，谁承担举证责任。在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下，当事人为了避免举证责任分配到自己一方，纷纷先行主张待证对象，包括先行，刻意让对方处于否定者地位，以至于在出现真假不明的状态时让否定者承担举证责任，从而使否定者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还有一个缺陷是使得举证责任预先分配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因为预先分配的举证责任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先行的举证责任，由于先行举证时，否定者并没有开始举证（其主张成立的盖然性暂时还是0），因此先行举证者很容易获得法官心证确信，因此举证责任多数情况下就会转移到否定者一方。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的这个缺陷使得持规范说的人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如果不预先分配举证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事，让举证责任在主张者和否定者之间来回转移实际上是取消了举证责任问题的理论价值，或者说是用证明标准问题代替了举证责任问题。关于举证责任的规范说，留给后文讨论。

在法律实务中，确实存在原告举证后，法官要求被告举证或者被告主动举证，然后原告再次举证的现象。如果这不是举证责任转移，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司法现象呢？有些学者，特别是举证责任规范说学者们给出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

三、关于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

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被我们抽象成如下含义：举证责任分为行为责任（或称：推进责任、主观的举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立证（举证）的必要性等）和结果责任（或称：说服责任、客观性的举证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证明的必要性、证明责任）。结果责任是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诉讼中是预先分配好的，并不随诉讼的进展发生转移；行为责任在诉讼中随着主张者和否定者的举证活动能否得到法官的心证确证而发生转移。

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的理论困境之一是：行为责任作为一种法律责任是否应该有法律后果？如果没有法律后果，显然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权利或行为状态，换句话说，行为责任的说法是对“责任”一词的误用。如果有后果，这种后果是什么？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不履行行为责任不用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但是如果在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下，不履行行为责任，其责任就是承受不利的诉讼后果，那么这种后果与其承担结果责任有何不同？如果二种责任的不履行后果相同（均是败诉或作出不利的事实推定），那么当人们说被告对这一待证事实承担的是行为责任，与人们说被告对这一待证事实承担的也是结果责任，还有什么区别？由于原告对某一待证事实在承担结果责任的同时，也承担着诉讼的行为责任，由于这两种责任的后果均是相同的，因此，面对同一不利的诉讼后果，究竟是原告承担的是行为责任还是承担的是结果责任？还是两种责任同时都承担了？可见，双重含义说在具体的诉讼中出现不利诉讼后果时，无法区分当事人承担的是行为责任还是结果责任。

构造出双重含义说的目的就是要保持结果责任预先分配且在诉讼中不转移的情况下，来说明在法律实务中，原告举证后，法官要求被告举证或者被告主动举证，然后原告再次举证的现象。把被告的举证权利表现出的举证行为现象称为行为责任，而且不履行这个责任也要承担与不履行结果责任同样的不利诉讼后果，那么必然也会出现一个问题：行为责任在什么情况下发生转移？如果行为责任发生转移的前提是：主张者的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的确信后发生行为责任转移。那么同样面临我们已经在前文对举证责任转移说进行的批判，因为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的原因之一是待证对象真假不明，此时负有行为责任的一方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而不是行为责任转移，由于双重含义说的许多学者都把真假不明作为结果责任的适用条件，因此双重含义说面临无法区分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在适用条件上的差异的困境。为此，有些学者提出行为责任发生转移的较弱前提：先行举证的一方，不需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的确信，只是提供初步的证据就使得行为责任转移到另一方。我们认为该理论无法界定“初步的证据”的可信程度，使得举证责任变成与一开始就由否定者承担没有实质区别，该理论一旦成为“一般性举证规则”，就等于“谁否定，谁举证”。再说，如果先举证一方凭借“初步的证据”就使得行为责任发生转移，那么否定者能否也凭借“初步的证据”使得行为责任再转移到主张者一方呢？究竟发生多少次行为责任转移后，仅仅凭借“初步的证据”才不能使得行为责任转移呢？这个关键的仅仅凭借“初步的证据”不能使得行为责任转移的时刻，究竟是发生在主张方还是发生在否定方？我们认为，为了避免结果责任发生转移导致理论困境而构造出来的行为责任同样也面临发生转移条件的理论困境。

双重含义说还有一个缺陷：强迫否定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作出举证行为（承担推进责任），否则，法官就要作出对其不利的诉讼结果。我们认为，举证责任制度的价值之一在于赋予无举证责任的一方在一定情形下有权拒绝举证，而不用为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无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对方举证不能获得法官心证确信或对方根本没有举证的情况下，不必举证，其在对方举证获得法官心证确信的情况下的举证行为是其诉讼权利的表现，不是由于其承担了推进责任或者行为责任，更不是由于推进责任或者行为责任转移到自己一方了，而是为了通过举证使得法官对有举证责任的一方的主张不予确信，从而使得法官可以根据举证责任的预先分配规则判令对方在待证对象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四、关于举证责任的规范说

罗森贝克规范说几乎成为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和大陆学界在举证责任方面的通说。因此，我们准备用较多的篇幅讨论这个学说。

罗森贝克的规范说被我们抽象成如下含义：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诉讼中必须要通过主张一定的权利而得到支持，原告是否享有其主张的权利，关键在于其引用的实体法规范能否在诉讼中得到有利于其的运用，而有利于其主张的权利成立的实体法规范都规定了运用本规范必须具备的事实要件，这些事实要件就是原告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范围；被告在诉讼中对原告的抗辩是通过主张原告的权利不能成立或原告不享有其主张的权利而达到的，因此，被告在诉讼中就要引用相应的法律规范来与原告抗衡，而被告引用的法律规范也规定了运用本规范必须具备的事实要件，这些事实要件就是被告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范围。总之，“每一方当事人均必须主张和证明对自己的有利的法规范的条件”。罗森贝克把诉讼看成是一方当事人运用一定的法律规范来确立某种权利，而另一方当事人运用一定的法律规范来破除这种权利的过程。

罗森贝克认为,“原告必须证明，其诉讼请求赖以存在的法规范的前提条件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也就是说，原告必须对权利形成规范的前提条件加以证明（附带对补充规范的前提条件加以证明），而被告则必须对其试图用于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法规范的前提条件加以证明，这里主要是指权利妨碍规范的前提条件、权利消灭规范的前提条件或权利排除规范的前提条件”。

如果权利否定者引证的是权利消灭规范，由于权利消灭规范是立法者规定的在权利产生后的权利消灭事由，正如罗森贝克所说：“权利消灭规范是以一个已经产生的权利为前提的，权利消灭规范的构成要件以早已在过去就存在的权利形成规范的构成要件为前提”。因此，权利否定者对权利消灭规范的前提条件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权利主张者对权利产生规范的前提条件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权利否定者引证的是权利妨碍规范呢?这是罗森贝克的一个心病，他在他的《证明责任论》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自圆其说。按照罗森贝克的说法，“在权利形成规范的构成要件完全实现之前，权利妨碍规范的前提条件就必须依据存在，所以，人们可以说，两种法规范的前提条件在对权利的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同一时刻出现。”权利妨碍规范与权利消灭规范的区别在于“相对之法规范不是与已经存在的法律后果对抗，而是与将要形成中的法律后果对抗”“根据我们的原则，权利妨碍规范的适用，要求其前提条件已经确认，所以，被告对此承担确认责任”“权利形成规范与权利妨碍规范的关系，可以用规则与例外的关系来说明。权利形成规范规定。在何等前提条件下一个权利或法律关系应当产生；权利妨碍规范的规范告诉我们，如果添加上一个或数个特定的要素，这个权利或法律关系例外地不产生。”

要看清罗森贝克关于其权利妨碍规范的理论意义，我们需要按照其思路走下去：设A是一诉讼中原告主张的权利，关于A权利的产生，有法规范B。B规定：如果a、b、c、d，那么A权利产生。在罗森贝克看来，B规范就是权利产生规范，如果原告主张A权利，那么a、b、c、d这四个事实要件就应该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情况下，被告对a、b、c、d这四个事实要件均不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如果被告对a或b或c或d事实否认，只要仅仅否认就可以了，用不着对非a或非b或非c或非d的不成立的证明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如果这时原告不能证明a、b、c、d这四个事实成立（让法官心证确认），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会被法官驳回。如果B规范被立法者表述为：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在罗森贝克看来，“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属于权利产生规范，a、b、c这三个事实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属于权利妨碍规范，被告对非d这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如果被告不能证明非d成立，那么被告败诉。在罗森贝克看来，a、b、c，是使得A权利产生的规则，而非d是A权利产生的例外。

在被告引证权利妨碍规范时，罗森贝克实际上赋予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就非d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不能，原告所主张的权利不能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原告败诉。如果被告就非d举证不能，而同时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成功，那么被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被告败诉。如果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不能，同时被告就非d举证不能，因为这时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并未获得法官心证确认，因此建立在A权利之上的原告诉讼请求A被法官驳回，原告败诉。

我们认为，罗森贝克的权利妨碍规范特设引发了一个立法语言的表述方式的含义问题，也就是说，罗森贝克的权利妨碍规范语言表述方式含义的研究和结论，究竟是对现行立法言语表述方式含义的描述还是规范？在很多人，包括很多立法者看来，“如果a、b、c、d，那么A权利产生。”与“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在含义上是等同的，仅仅是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而已：二者均表达了a、b、c、d是A权利产生的必要条件。人们并不认为“谁善意地自主占有一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物的所有权”与“谁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非善意占有的除外”在含义上有什么区别，甚至人们认为下面的表述仅仅是方式上的不同，而含义也是一样的：“谁善意地自主占有动产，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不满10年的除外”“谁善意地占有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非自主占有的除外”。其实，上述不同的表述方式，均表明：善意、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三个要素是取得动产所有权的必要条件。立法者完全可以使用上述任何一种语言表述方式来立法。然而，罗森贝克一本正经地强调：“谁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非善意占有的除外”与“谁善意地自主占有一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物的所有权”“这两种表述方法从语言上看表明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因为实体法在要件中对存在善意或者恶意有疑问时，在前一种情况下会作出有利于所有权的取得者的判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会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为何呢？罗森贝克没有说明，在他看来这是两者间显而易见的区别。其实，罗森贝克预先设定了“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这种表述方式以特定的含义：非d的举证责任由权利的否定者承担。因此，在罗森贝克看来，使用“但非善意占有的除外”就意谓着把善意与否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了权利的否定者，使用“但不满10年的除外”就意谓着把是否满10年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了权利的否定者。在罗森贝克的预设下，上述几种表述方式显然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思想”了。然而，这只是罗森贝克的语言用法，他强行规定了一种语言表述方式在含义上包含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作为一种个人语言，罗森贝克完全可以在其写书时用这种表达方式的含义区别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但是如果罗森贝克用这种所谓的语义上的差异来描述现行各国的立法者的立法用语的含义，显然有曲解的意味了。有一种可笑方式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各国的立法者均在罗森贝克的用法下重新表述立法语言（包括把举证责任分配的其它表述形式重述成罗森贝克推荐的上述形式），但这样一来，罗森贝克的用法就不是对立法者立法语言的描述，而是对立法语言的规范了。

罗森贝克谆谆教导人们从实体法规范中区分出权利产生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妨碍规范。因为这些不同语言形式的规范包含了立法者赋予的举证责任的不同分配规则。显然，罗森贝克想根据语言形式的区别来划分不同的规范，他把自己的形式划分依据看成是立法语言的准确描述，而不是规范立法者用语的强行规定。在罗森贝克看来权利妨碍规范是包罗了立法者关于举证责任例外分配的大全，可惜的是我国的立法者更喜欢直接用法条表述举证责任的例外分配，而不是用罗森贝克推荐的那种“含蓄”的表述方式。例如，“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61489;，而不是用下面这种古怪的方式来表达：“医疗机构侵权行为和患者损害后果产生患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的除外”。

罗森贝克根据语言形式的区别来划分不同的规范还遇到下面的困境：按照规范说，“有行为能力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属于权利根据规范，“无行为能力者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属于权利妨碍规范。莱昂哈德就指出：这两者含义相同，仅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喜欢选择哪一种表述方式而已。罗森贝克对莱昂哈德的批评还不断狡辩。其实在我们看来，如果有个立法者在立法时用下面这种形式表述，不知罗森贝克还有什么办法来归类：有行为能力当且仅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在数学和逻辑上，“A当且仅当B”的含义是“如果A那么B,并且如果非A，那么非B”。“有行为能力当且仅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规范只能既是权利产生规范也是权利妨碍规范了。

罗森贝克规范说的理论缺陷还表现在：主张某种权利者所引用的法律规范对其事实要件的表述有可能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述的，这时，要引用者承担特定的否定形式表述的要件的举证责任在一些情形下是不可能完成的或者不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否定形式的要件都无法举证）。例如，巨额财产的构成要件中，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的来源是犯罪构成的客观构成要件，究竟是让控方举证证明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来源”，还是让被告人举证证明“他能够说明财产来源”？再如，不当得利返还请求诉讼中，原告引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时，究竟是由原告对被告“没有合法依据”承担举证责任，还是由被告对其“有合法依据”承担举证责任？

罗森贝克规范说的理论缺陷还表现在：规范说运用到侵权法的损害赔偿诉讼中，特别是环境侵权诉讼、消费者权益诉讼、医疗纠纷诉讼和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诉讼等二十世纪后期大量出现诉讼时，反例似乎太多了些。因为按照规范说，主张损害赔偿的一方应该按照其引用的侵权法规范就下例事项举证：A.存在损害事实。B.加害人有过错。C.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D.加害行为具有违法性。而环境侵权诉讼、消费者权益诉讼、医疗纠纷诉讼和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诉讼等诉讼的大量判例和立法及司法解释均不按照侵权法规范分配举证责任，而是采取按照规范说来看是倒置的分配举证责任规则或者新设定了被告方免责事由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些都构成了罗森贝克规范说的例外情形。我们不认为这是罗森贝克规范说的严重缺陷，因为任何一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学说都存在例外，因为立法者会从一些社会价值（例如，保护弱者、举证方便、诉讼经济等）考虑，设定一些举证责任的特例规则，而且这些特例规则随着社会发展、价值变迁或者科技进步而发明了新的举证工具等也可能取消或者产生新的特例规则。因此，要想构造一种包罗万象、永恒不变、没有任何例外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从理论构造角度讲，例外规则越少越好。换句话说，理论的包容性越大越好。例如，举证责任的诉讼地位说主张：民事诉讼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在这个规则下，任何让被告举证情形都构成了反例。这种反例似乎太多了些。

然而有些学者不能容忍罗森贝克规范说在损害赔偿诉讼上的那些反例，他们从那些反例中归纳出一些举证责任分配学说：危险领域说；当事人与证据距离远近说；举证难易说等。这些所谓的“新说”的共同致命缺陷在于：它们适用于那些被归纳的诉讼事项时似乎很有说服力，一旦把这些学说泛化处理，使其成为一般性规则时，将无法适用到各种类型的案件中。例如，危险领域说适用到契约法时，问题多多。借款合同纠纷根本就不适用危险领域说，为此普霍斯不得不区分危险领域与非危险领域，非危险领域不适用危险领域说而仍然适用规范说。这样，危险领域说成为了规范说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何况由于危险领域概念无法明确界定，导致危险领域说即使作为规范说的补充学说，也是难以划定适用范围的。再如，举证难易说用来说明医疗纠纷案件中由医院承担其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时，似乎非常有说服力（其实举证难易说正是从这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中归纳出来的），但是一旦把举证难易说泛化：由举证容易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问题立即就呈现出来了：在刑事领域的案、受贿案中，检察官的举证很困难，是否按照举证难易说让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的性骚扰案件中，能否因为原告举证很困难就让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此，我们同意何家弘、张卫平和陈瑞华三位学者的观点：“不能仅以举证困难为由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五、关于举证责任的法官自由裁量说

面对各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均有反例的现象，有些学者走入规则虚无主义的道路，主张：根据公平原则，综合当事人与证据距离远近、举证难易、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保护弱者、当事人对危险控制的可能性、利益衡量、错判概率的考量、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价值权衡等因素，由法官在诉讼中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

法官自由裁量说预设了任何法官都是圣人或者接近圣人，任何法官都能够根据公平原则在个案中分配举证责任，因此让法官在个案的举证责任分配时自由裁量是最公正的分配方式，能够有效地避免任何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例外情形，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

可是我国的法官队伍中法官素质和道德水准参差不齐，法官的待遇还没有高到让法官们超脱市场经济中普遍的对利益追逐的程度，各种行政权对司法的干扰也没有彻底解决，何况中国传统上是个人情社会，法治的精神还需要逐步培养，由于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经常直接影响甚至决定诉讼的结果，因此，如果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彻底抛开预定的分配规则，仅仅凭借一些所谓的公平原则等因素让法官自由裁量个案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将意味着从制度上赋予司法腐败以正当理由和操作机制。

更加重要的是举证责任的法官自由裁量说中所谓的公平原则和需要考量的因素在个案中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或者必须要事先给出一个适用的顺序，而且这个顺序要求对于所有个案都是公平的，其实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此可见，所谓的举证责任法官自由裁量说实际上对法官没有任何约束力，完全赋予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无限的自由裁量权。

六、我们的待证对象分类说

我们认为举证责任至少遵循下面的分配规则：

（一）如果待证对象是提出方主张的己方已经作为或对方已经作为（明知，恶意）的事实，由主张方负有举证责任。例如，票据债务人以票据签章被伪造作为抗辩理由进行抗辩的，应对抗辩理由负举证责任。再如，以持票人明知前手有恶意情形，或者明知票据债务人可对其前手进行抗辩仍受让票据为由进行抗辩的，主张抗辩的一方应对持票人“明知”状态负举证责任。例外之一是共同危险行为由被告承担没有作为的举证义务。

（二）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己方没有作为（不明知，善意）时，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主张己方作为（明知，恶意）的对方承担。

（三）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对方没有作为时，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主张作为的对方承担。例如，合同法上的不履行争议，由主张履行合同的一方对已经履行承担举证责任。再如，如果双方对是否放弃受遗赠发生争执，由于继承法要求受遗赠人必须在两个月内作出接受与否的表示，到期不表示的，视为放弃，所以应当由主张接受的一方对自己在法定期间内已经作出接受表示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如果原告主张的事实是被告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但不尽扶养义务，被告答辩已经“尽了扶养义务”。应该由被告针对自己“尽了扶养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再如，有人错误地认为：原告在被告不作为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应对证明被告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存在负举证责任。原告不能证明不作为行为存在，其将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其实，如果被告行政机关对原告主张其不作为的事实有异议，应该由被告行政机关举证证明其已经作为。如果被告对原告主张其不作为没有异议，则原告也不需举证。可见关于不作为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始终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原告只要仅仅主张被告不作为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举证证明被告不作为。

（四）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某一事实存在，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主张方承担。

（五）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某一事实不存在，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对方承担。例如，某杀人案件的被告人声称自己在案发时不在犯罪现场，而是在别的某个地方。对于这一事实主张，被告人不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应该由控方对被告人在犯罪现场承担举证责任。

（六）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自己某一法律行为合法（或有效），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对方承担。即由对方证明该法律行为不合法（违法、无效）。

（七）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他人某一法律行为不合法（违法或无效、或构成犯罪），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提出方承担。即由提出方证明该法律行为不合法（违法、无效、或构成犯罪）。例外情形之一是行政诉讼中由反对方（被告）证明行政机关的行为合法（或有效）。例外情形之二是刑事诉讼中巨额财产由被告人对其财产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例外情形之三是在非法持有罪案件中，只要执法人员在某人身上查获了，就可以认定其是非法持有，除非其用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合法性或合理性。

（八）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他人某一法律行为属于故意（或过失、或有过错），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提出方承担。例如，刑事诉讼中，由控方承担犯罪嫌疑人故意或过失的举证责任。例外情形之一是一般民事侵权中采取过错推定，因此，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对方承担。即对方举证证明自己无故意（无过失或无过错）。无过错责任的民事侵权中，过错根本就不是证明对象，因此谈不上关于过错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提出方承担。例外情形之一是民事医疗纠纷中关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由对方承担自己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十）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自己某一行为与某一事实有因果关系，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提出方承担。

（十一）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自己某一行为与某一事实没有因果关系，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对方承担。医疗纠纷除外。

（十二）如果一方主张与对方之间存在合意的法律行为，由主张方承担举证责任。

（十三）待证对象的同一性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例外之一，专利方法侵权的诉讼中，由主张自己的方法不同于对方的专利方法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例如，甲去乙商店买一珠宝，后去检测为假货，要求乙双倍赔偿。一审判决乙无证据证明该珠宝被甲用假珠宝替换，故乙败诉。二审改判甲败诉，理由是甲无证据证明送检珠宝与乙卖给甲的珠宝是同一珠宝。该案的关键是乙答辩时如果主张甲更换珠宝，甲更换行为的举证责任由乙承担，乙举证不能则败诉。如果乙答辩时主张甲送检的珠宝与乙卖的珠宝不是同一珠宝，则甲应该对二者的同一性承担举证责任，甲举证不能时，甲败诉。

（十四）如果一方主张己方享有某种法定或约定的合同法上的权利，由主张方对权利的产生或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产生或存在权利的事实要件属于上述已经规定的情形，按照已经规定的情形分配举证责任。

（十五）依据上述规则，如果不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有妨碍对方举证行为的，由实施妨碍行为的一方对待证对象承担举证责任。

（十六）如果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在答辩时或诉讼中自认对方主张的待证对象，则免除对方对其主张的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所谓免除是指该待证对象视为已经得到证实。

我们提出的上述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从行为的存在、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行为的过错、行为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事实和法律权利的存在等几个方面的待证对象的区别分配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瓤括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不同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分配。同时，该规则体系也是开放的，允许根据现实的发展，扩充各条规则的例外情形和增加规则。

我们认为，在诉讼中，一方对某一待证对象承担举证责任的含义是：如果该方对这一待证对象不能举证，或者举证后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那么由该方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所谓的不利诉讼后果是指对待证对象作出反向推定。尽管一待证对象在诉讼中的法官心证中会出现真、假和真假不定的状况，但是法官对证据法律评价时只是采取二元的评价标准：采信和不采信。换句话说，法官对待证对象的假和真假不定采取相同的法律后果来对待（即均适用不采信），并不加以区分。

对某一待证对象（M）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该待证对象没有被法官采信，如果该方是原告，如果该待证对象是诉讼请求成立的必要条件，那么不利的诉讼后果就是推定非M成立,即推定M不成立，其诉讼请求没有得到必要事实M支持，其诉讼请求被法官驳回。

对某一待证对象（M）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该待证对象M没有被法官采信，如果该方是被告，如果非M是原告诉讼请求成立的必要条件，那么不利的诉讼后果就是推定非M成立。例如，患者医疗单位医疗行为侵权，被告医疗单位依法承担其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如果医疗单位举证不能，则推定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至于非M成立后，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法官支持，取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需要的其它待证对象能否得到法官的心证确信。

我们认为，在诉讼中，一方对某一待证对象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含义是：如果该方对这一待证对象不能举证，或者举证后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那么该方不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所谓的不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是指对待证对象不能作出反向推定。

对某一待证对象（M）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在诉讼中是原告，如果其在诉讼中针对自己主张的M没有举证或者举证后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法官不能因此推定非M成立，也不能因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某一待证对象(M)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在诉讼中是被告，如果其在诉讼中针对自己主张的待证对象(N)（如果N与M是矛盾关系)没有举证，法官不能因此推定M成立。

对某一待证对象（M）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在诉讼中是被告，如果其在诉讼中针对自己主张的待证对象(N)（如果N与M是矛盾关系）举证后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真假不定），法官应该作出不采信M的结论。换句话说，这时被告只要使得法官对M心证时真假不定，那么法官对原告主张的M就应该不予采信，然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除非原告又举证证明N为假。

对某一待证对象（M）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在诉讼中是被告，如果被告主张的另一待证对象(N)与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主张的待证对象是反对关系（即如果N成立，M不成立，但如果N不成立，那么M真假不定），如果被告针对自己主张的待证对象(N)没有举证或者举证后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N真假不定），那么被告承担的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是推定非N成立，但不能推定原告的主张的M成立，原告仍然要对其主张的M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原告给被告一笔钱款，原告主张是其借给被告的借款，要求被告归还借款，被告答辩主张该笔钱款是原告归还以前欠被告的借款或租金或货款或赠与。如果被告对自己的主张举证不能，只能得出该笔钱款不是原告归还以前欠被告的借款或不是租金或不是货款或不是赠与，但不能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换句话说，原告对自己的借款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对自己的主张的待证对象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原告这时举证不能，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该被告这时对原告的举证对象（M）已经自认或原告的举证已经获得法官心证确信，被告败诉。被告这时败诉的原因是原告建立在举证M之上的诉讼请求因为M的成立而得到法官的支持。再如，原告被告依相互间的买卖合同应支付货款，被告对依相互间的买卖合同应支付货款这一待证对象并无异议而予以自认，但被告提出后来已经支付了货款或者该货款的支付是负有条件或者期限的，而如今条件还没有成就或期限还未到。如果被告对于自己主张的事实举证成功，那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举证不能或虽举证但是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那么表明原告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获得了法官的心证确信，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而得到法官的支持。被告的承担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是得出非N成立，即被告没有支付货款或该货款的支付不存在被告主张的条件或期限，被告的败诉是因为其举证后不能动摇法官对原告举证的确信。再如，消费者生产者因产品质量的缺陷损害赔偿，被告方对该产品缺陷的事实和相关事实均自认，只是主张如下免责事由：“未将该产品投入流通”，如果因生产者举证不能，那么不利诉讼后果是得出结论：被告已经将该产品投入流通。生产者败诉的原因是生产者的举证不能动摇法官对原告举证的确信。

我们认为，诉讼中的同一待证对象，肯定者和否定者不应该同时承担举证责任。只能由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而且举证责任在诉讼中不发生转移。在诉讼中的不同待证对象，原告和被告有可能同时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各自承担不同的诉讼后果。

我们认为，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应该是通过立法方式对不同待证对象的事先分配，在诉讼中法官必须遵循这种分配原则而不能随意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个案中例外的情形首先要通过严格的程序规定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然后必须通过证据法或诉讼法的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添加例外规则，或者在实体法中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例如，根据（十三）规则：待证对象的同一性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买卖合同质量纠纷中，要买方承担发生质量纠纷的货物与卖方卖出的货物具有同一性难度较大，特别是出于保护消费者的弱者地位，我国产品质量法和消法均规定生产者对其生产的商品要标明生产者名称等标记，这样的立法使得消费者对货物的同一性举证难度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

七、总结

我们认为举证责任是不能确认待证对象的责任，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对待证对象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认，那么应该对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真假不定固然是不能确认的情形之一(尽管人们讨论举证责任问题时喜欢以真假不定的情形来讨论)，同时待证对象为假也是不能确认的情形之一，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不能确认的直接诉讼后果是法官不采信该待证对象并对待证对象作出反向推定。至于该待证对象的不被采信且反向推定后进一步的诉讼后果，取决于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的诉讼地位和对方对于其他待证对象的举证情况而定，因此不能一概而论举证责任的不利诉讼后果是败诉。

我们认为举证责任理论在实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于法官不能强行要求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举证，更不能因其举证不能而让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对于一待证对象（M）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对方不能举证或举证不能获得法官确信时，只要仅仅否认这一待证对象就可以了，不需举证。在对方举证获得法官心证确信后，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对非M举证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举证使得法官不确认对方主张的待证对象M（不必非要证明M为假，只要证明M真假不定就可以了），然后法官会根据举证责任，作出由对方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这时并不能认为举证责任已经转移了。因为这时如果该方承担了非M的举证责任，那么该方必须使得法官心证确信M为假（即确证非M成立），仅仅证明M真假不定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不能因为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在诉讼中的举证行为从而认定该方承担了举证责任，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在诉讼中的举证行为是其行使举证权利的表现。当然，如果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在诉讼中举证与M具有反对关系的N，那么该方对N负有举证责任，该方必须使得法官对N心证确信。

我们主张在举证责任规范说一统天下后，应该回到待证事实分类说，我们不主张一种简单的回归，因此我们的主张要比历史上的待证事实分类说精致，其中也吸收了规范说的一些研究成果，因此我们把自己的主张称为待证对象分类说。平称为“民事诉讼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猜想级的问题”，在我们深入研究了这个难题后颇有同感！罗森贝克1952年在《证明责任论》第三版前言中颇为得意地说“仍有争议的问题已经不是很多了。但愿这些尚有争议的问题能够按照我的思想来解决”。我们不认为我们对举证责任问题的研究是终极性的，我们认为我们的研究只是指明了还存在与规范说不同的研究方向，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促使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对举证责任的探讨能够深入一些，而不是象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查阅到的大量有关举证责任的论文那样泛泛而谈，缺乏深度。总之，抛砖引玉，不妥疏漏之处望同仁们斧正。

[参考文献]

何海波．举证责任分配：一个价值衡量的方法[J]．中外法学，2003.（2）

陈刚．证明责任概念辨析[J]．现代法学，1997.（2）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9II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9III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0I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0II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0II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0II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0II2a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0II3b

法律思考论文篇7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行政机关依法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在行政法理论中，将行政强制划分为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和即时强制等，行政强制执行的表现形式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部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①形成了我国“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执行模式。

为了保障国家税收及时、足额入库，《税收征收管理法》赋予了税务机关独立执行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特别是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进一步明确了税收强制执行中税务机关的主体地位，除非生产经营纳税人的强制执行措施和行政处罚等少数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外，税务机关在税收管理中有广泛的强制执行权。因此，有必要对税务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加以规范，以保障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的同时，切实维护纳税人的权益。

一、税务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和种类

新《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②

（一）税务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

税务行政强制执行具有强制性、执行性和行政性。

强制性，强制执行以纳税人主观上不主动履行纳税义务为前提，税务机关需要行使一定的手段来保证税务行政处理决定的实现。

执行性表现在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实现税务处理决定所要求的状态，因此执行性是税务强制执行的又一特征。

行政性是税务强制执行的一个重要特征。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可分为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到底是行政行为，笔者认为是司法行为，行政机关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后，人民法院必须认真审查提请的案件，不仅要作形式审查，还要作实质性审查，经审查合法的，人民法院才能实施强制执行，人民法院最后做出的执行决定已经是一种准“判决或裁定书”，所以人民法院执行行政机关申请的强制执行属于司法行为范畴。本人认为提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应当属于司法行为，为了保证行政执行效率，对于提请人民法院行政强制执行，采取申请而不是诉讼，在人民法院受理后进行的审查，以及采取强制执行的手段都属司法性质。当事人寻求救济的途径也不同，如果针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内容寻求救济的，只能通过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途径；如果针对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寻求救济，则可能要分别通过行政诉讼和司法申请赔偿进行。税务行政强制执行以税务机关强制执行为主，税务机关依法执行的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

（二）税收强制执行的种类

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由法律授予，行政机关拥有强制执行权的种类也必须由法律规定。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种类有:

1、根据执行的方式划分有直接强制执行和间接执行。

直接执行方式有加收滞纳金、代位权和撤销权。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确定税务机关对欠交税款的纳税人可以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执行代位权和撤销权。

间接执行方式有阻止出境、提请吊销营业执照、强制扣缴、变价抵缴、强制拍卖。

2、根据强制执行内容的性质划分。其一、执行性强制执行：强制扣缴；其二、制裁性强制执行：加收滞纳金；其三、制止性强制执行：阻止出境；其四、保全性强制执行：强制拍卖、变价抵缴。

二、税务行政强制执行与税务保全的关系

《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税收保全措施：（一）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二）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③

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是税务机关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的有效手段，也是税务行政手段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二者有以下不同：

(一)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分别适用不同范围。税收保全措施只适用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不适用于非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等，这是因为非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一般没有直接可供扣押的商品、货物。此外，税收保全措施适用于纳税义务发生前，还谈不上扣缴义务人代扣税款和纳税担保问题。而税务强制执行措施则适用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此时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和纳税担保义务已经发生，上述单位或自然人逾期未缴税款，经限期催缴无效可以强制执行。

(二)税收保全措施适用于纳税义务发生前，强制执行措施适用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纳税担保义务发生以后。税收保全措施只适用于有逃避纳税义务嫌疑的纳税人，纳税义务发生前，纳税人无必须纳税的义务，国家税收权益尚未最后流失，税务机关按法定程序扣押商品、货物或冻结纳税人银行存款后，税款已获支付保障，此时不能划拨纳税人存款，也不能拍卖或变卖查封、扣押的商品、货物，因此，税收保全措施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财产事先保证或准备。一旦纳税义务发生后，税收保全措施就自动嬗变为强制执行措施，此外，对于已发生纳税义务而不限期纳税、扣缴或履行纳税担保义务的，经县级以上税务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划拨纳税人存款，拍卖或变卖查封、扣押的商品、货物抵缴税款。

(三)实施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要经法定程序环节。税收保全措施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是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其中“有根据认为”是指税务机关依据一定线索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根据不等于证据，证据是依照法定程序取得表明真相的事实和材料，证据的收集需要一定时间，由于税收保全措施是一种紧急处理措施，不能等到证据全部收集完毕，否则，可能导致税款流失。因此，税收保全措施的第一道程序是税务机关有依据认定纳税人具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第二道程序是在规定的纳税期前责令纳税人限期缴税，这一期限最长不超过15天，这一期限内如果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迹象的，税务机关应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此为第三道程序。如纳税人提供担保，税务机关不能使用税收保全措施，如纳税人不提供担保，经县级以上税务局长批准后，税务机关才能实施税收保全措施。对于税收强制措施的程序而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担保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已经侵犯了国家税收权益，这是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前提条件。此种情况下，税务机关首先应责令限期纳税，这一期限最长不超过15天，对于逾期仍不纳税的，经县级以上税务局长批准后才能实施强制执行措施，扣押、查封财产后，拍卖、变卖环节不需要再履行县以上税务局长审批手续。

(四)税收保全与强制执行顺序不同。税收保全与强制执行措施作用的对象是被执行人的资金、商品、货物或其他应税财产，由于实物财产不如货币资金易计算价值，并且还要发生保管、维护等费用，所以，执行顺序是先冻结银行账户或通知银行扣缴税款，被执行人资金不足以完成涉税义务的，再对其他实物资产执行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

三、税务行政强制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权限模糊

《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强制执行区分为税收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强制执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执行主体，对税收收入中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强制执行主体只能是税务机关，而不能由人民法院执行，而许多税务机关对强制执行过分依赖于人民法院，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力闲置或丧失，导致司法权界入了行政权，有时会侵害到纳税人的利益。有的地方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共同强制执行，以至于划分不清哪些是行政职能，哪些是司法职能，这样不仅难以保障行政行为执行的公正与效率，而且也与人民法院专事司法、居中裁判的地位不符。④

（二）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不完整

虽然税务机关在税收管理中享有比其他部门更多的强制执行权，但是对拒不执行税务处理决定的情况往往力不从心，难以达到迫使纳税人履行义务的目的，在执行行政强制措施时缺乏相应的机构和手段，对强制执行管理权归属问题还不统一，有的人认为应当由稽查局执行，而《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而日常管理是大量的税务处理决定不应当列为稽查局执行的范围。因此在县级税务机关需要设立专司强制执行的机构，以保证“执行难”的解决。而在强制执行中税务机关的强制执行手段不硬，导致许多税务机关不得不寻求司法机关协助强制执行，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

（三）税务行政强制执行的时效问题

《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机关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纳税款和对纳说的处罚决定可以采取强制执行，而对强制执行的时间规定不明确，因此一些税务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忽视了行政强制时效问题，影响执行的效果，甚至会侵犯纳税人的权益。行政强制执行所执行的是行政处理决定，既然当事人对行政处理决定没有，就不可能对执行该决定。除非是执行机关在执行过程中有错误，才可能提起新的诉讼。因此，税务机关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税款实施强制执行应当在决定书确定的纳税期满后实施。对处罚的执行期应当在诉讼期满后实施，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又不履行的，税务机关可以强制执行。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超过法定期限的，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期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四、完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制度，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法，一般法律只规定了强制执行的内容，没有规定执行程序，税务机关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也没有统一的规程可参照，因此，在国家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法前，税务机关应制定执行工作规程。

（一）明确强制执行程序。

行政强制执行依据的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因此行政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应严格按程序执行。

1、行政强制执行的决定。行政机关根据事实与法律，作出行政强制决定是实施行政强制的第一步，税务行政强制执行包括调查和作出决定两个阶段，主管税务机关对生效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应当及时报请有权批准的税务机关批准，负责审批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对非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强制执行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对其他纳税人的强制执行交税务机关相关机构执行。

2、告诫。在税务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发出通知和催告当事人，给当事人再次主动履行义务的机会，最后确定法定义务履行期限和方法。

3、准备执行。确定执行方式、执行计划和方案，填制执行文书，需要其他单位协助执行的，书面通知相关单位和个人。

4、实施强制执行，税务机关执行强制执行措施必须两人以上人员执行，执行人员应当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和执行根据，说明情况，通知相关人员到场。执行完毕后制作相关记录。

（二）强化执行手段。

税务机关在采取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时，由于税务机关自身手段不硬，加之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的有限，因此导致许多税务案件无法执行，而法律规定对税款的强制执行主要由税务机关行使，导致许多纳税人的欠税无法执行，因此，应当进一步强化税务机关强制执行措施，一是确定税务机关强制执行机构，强化部门配合职能，二是对税务机关按照法律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无效或无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可以考虑由行政机关通过申请或诉讼途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提高强制执行的刚性。

（三）提高税务人员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

加强法律教育，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努力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的法律水平。法律知识是法律价值观的基础，法律价值观是法律意识中最核心的部分，在法律教育中，要努力把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放在首位，让税务工作人员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进行法律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的税务执法人员懂得法律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不断启发和鼓励税务执法人员增强主人翁责任感，树立社会主义的法律价值观，深刻理解严格维护和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性。重点培养广大税务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贯彻依法治税、依法执法的原则，对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依人不依法、依权不依法的习惯具有重要作用。⑤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努力学习法学基本理论，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用马克思主义法律的基本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切实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为学好法学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深入加强对各科应用法学的学习，尤其是加强对我国和税务工作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学习，在税务工作中把自己的实践和专业的法学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提高我们税务执法人员的政策水平，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努力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的法律水平，为我国的税收工作作出贡献。

3、提高广大税务工作人员的政策素质、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对税务工作人员的招聘坚持专业要求，让所有招进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具有相应的专业素养，同时，不断加强再学习的力度，利用网络、党校等教育途径加强对全体广大税务工作人员的再教育，全面提高广大税务工作人员的法律信念和法律意识，增强广大税务工作人员的执法的自觉性。法律只有被接受，才能被遵守，法律信仰是法治的重要基础。强化广大税务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的培养是提高他们法律意识的重要条件。

注释：

①《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八条

④郝昭成《税收执法基础知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98页

⑤陈少英：《中国税法问题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56页

参考文献资料：

1、朱景文：《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2、新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释义(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3、陈德仲主编《行政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1998年8月修订出版）。

法律思考论文篇8

公司重整不同于和解、重组，具有自己独特的效能。1、重整制度采取社会本位的立常与重组中往往，只考虑重组双方的利益，尤其是重组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不同的是，重整制度的实施考虑到公司、债权人、股东、职工等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以社会为本位。2、公司重整起因仅限于有破产原因出现，侵害到债权人利益。3、重整参与人更为广泛。重整提起人不仅包括公司董事，还包括债权人，公司的股东（比如占股权10%的股东），而且他们作为利害关系人均有权参与表决。4、重整措施更为多样。具体涉及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妥协、让步，公司的转让、合并、分立，追加投资、特殊的债权处置等。与重组相比较，重整的最大特色在于导入了司法程序，确立了法院在重整中的主导地位。这不仅使整个过程程序化，而且在兼顾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避免了不合规的行政干预，有利于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常而全体股东以及债权人的介入有利于防止重组被大股东任意操纵、损害小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重组是一组普通的交易行为而非特殊制度框架下的整体行为，其经济目的是为了达到公司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重整则是一种特殊制度框架下的行为，它是围绕着公司、债权人、股东三方利益进行协调的过程，是为了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它与重组的意义、重组的对象都不一样。鉴于大量的PT、ST公司的存在，我国法律制度建设有必要引入重整制度，振兴陷于困境的上市公司。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重整法律制度设计的建议

借鉴国外有关重整制度的规定，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公司重整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可将我国上市公司重整的法律制度设计如下。

上市公司重整的法律条件

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基本状况和法律环境，上市公司的重整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已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出现重大异常或业务遭受重大损失；由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查处，非通过重整不足以解决的；公司出现破产原因或者临近破产边缘。另外，可以进入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司具有重整挽救的希望，二是债务人仍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法人，对于已作出破产宣告或者在清算中的公司，不应该再开始重整程序。

上市伞司重整申请

上市公司重整始于重整申请。因各种前述法定原因而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债权人或股东均可向法院提出开始重整程序的申请。法院一般不得依职权主动作出公司重整的裁定。重整申请人应包括上市公司、持有公司股份达10%以上的公司股东和符合一定条件的债权人。

法院对重整申请的受理、审查与批准

法院对重整申请受理后应当进行审查：即审查法院有无管辖权、申请人是否合格、申请书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审查被申请人是否合格、债务人是否具有重整的原因、债务人是否具有挽救的希望。法院在审整申请时，可依职权进行对有无重整的可能进行必要的调查。法院认为被申请的上市公司具备重整条件的，应裁定予以受理并批准该申请。

重整保护期的效力

法院裁定准许重整后，即正式启动重整程序。上市公司重整程序开始后，必须给予上市公司一定期限的重整保护期，重整保护期一般不超过六个月。重整保护期的法律效力包括：债权暂时被冻结、债权被停止计息；执行中止、防止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公司股票暂停交易；公司经营权与财产管理处分权移交重整机构、禁止清偿债权；股东在重整保护期内的股份转让权受到限制；中止对上市公司的其它强制执行程序；成立关系人会议，作为利害关系人表达其意思的机关；符合条件的债权人应在法定期间内向法定的机关申报债权等。

重整机构的产生与功能

公司重整的具体实施主体是重整机构。各国一般都在重整期间设置重整人、重整监督人和关系人会议取代原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重整机构由重整人、重整监督人和关系人会议组成。其中，重整人是公司原董事会职权停止后为实际执行重整工作而设立的执行机构，负责重整期间公司事务的经营管理；重整监督人负责监督重整人的职务行为厂以保证重整程序

的公正进行，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人会议是由债权人和公司股东组成的行使其自治权利的意思表示机关，是公司重整期间的最高意思机关，关系人会议的职权集中体现在讨论与接受重整计划上。

上市重整计划的提出、通过与执行

重整计划，是指由重整人或上市公司其他利害关系人（包括债权人、股东等）拟定的，以清理债务、复兴公司为内容并经关系人会议通过和法院认可的法律文书。重整计划对上市公司及关系人产生约束力。重整计划的内容一般应包括：债务重整方案、资产与业务重整方案、经营管理重整方案、股权重整方案、融资方案，包括公司增资的规模、公司增资的方式、债务融资、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等。重新计划由法院指定的重整人执行。重整人在执行重整计划过程中，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接受监督人的监督，违反此义务而给债务人或关系人造成损害时，应负赔偿责任。

上市公司重整的完成与终止

1、重整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法院可以依职权裁定终止重整：重整计划未获关系人会议通过。重整计划在关系人会议上未获依法通过的；关系人会议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法院认可；重整计划因情势变迁或有由不正当理由致使不能或无须执行时。重整终止之后，因重整程序开始而终止的破产程序、和解程序或一般民事执行程序及因财产关系所产生的诉讼程序，均应恢复继续进行；因没有申报而在重整期间内不能行使的债权或股权，在重整终止后均应忧复其效力；因裁定重整而停止的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职权，均予以恢复。

法律思考论文篇9

一、法律思维方式具体模式形态的分析

有关思维和思维科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我国蓬勃展开。而对于思维问题的重视，则可推溯于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以这样的背景而论，中国法学界目前对“法律思维”问题的关注似乎显得姗姗来迟。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法制国家中，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是用法律至上、权利平等、社会自治等核心观念来思考和评判一切涉及法的社会争议问题。

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形态表述如下：

（一）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

法律思维方式应表示为追问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性、理由及来源，从而定纷止争。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学思维始终以权利和义务的分析与探索为核心,这是区别法学研究与非法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学习和研究法学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指南,是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工作者同为法律人的共同标志。

（二）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与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律思维方式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这意味：

1、面对未查明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结论。

2、已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被法律证据规则排斥，而不会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

3、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以虚拟事实做裁判根据，而且不允许以客观事实来对抗虚拟事实。

（三）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从根本上说体现了普遍的规律性，是一门规范性的法律科学，它强调普遍性的优先地位。

（四）程序优于实体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当中实现的，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因此，现代法治从根本上要求人们通过合法程序来处理具体法律条件。违反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规范，也将被否定，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总之，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的最关键部分，程序优于实体。

（五）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的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离开了规则、制度正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正义。因此，现代法治理论普遍要求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六）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能支持结论的理由。尤其是当一个法律问题有两个以上理由和结论时，应优先选择最好的理由得出最终的结论，同时，这种理由必须是公开的、有法律依据的和有法律上说服力的，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理解：法律结论是来自于法律逻辑的结果。

（七）人文关怀优于物质工具主义

法律因人而生，为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社会生活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关怀的培育，而不仅仅是物质工具主义的实利科学，因此，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符合人性。

总之，学生认为：法律思维方式是不同于以利与弊为判断中心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以成本和效益为分析中心的经济思维方式以及以善与恶为评价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的。

二、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法律思维要素的独特性

法律思维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法律思维主体和法律思维对象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方式的独特性首先就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法律思维主体的专门性、共同性。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和法学研究、传播者(法学家)共有的智慧资源，是伴随法律专门化而形成的维系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所谓法律专门化，即出现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和专门的法律机构，表现为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的运作。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人们之间的专业屏障日益加大。社会已经从大多数人能够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发展到对职业外的世界茫然和无知，他们垄断了法律的理性认识活动，法律思维成了这个共同体共有的意义世界。

第二，法律思维对象的规范性、实证性。法律是法律思维的对象之一，而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当代法律的基本特征。规范性、实证性的法律发展史亦是法律思维形成的历史。法律演进的历程是由非规范性到规范性、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实证性到实证性的过程。昂格尔曾把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习惯法、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他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我称其为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他认为习惯法不具有公共性、实在性和准确性，因此这个阶段的法律思维还缺乏确定性的对象因素。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产生了官僚法，它“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国家法的准确性与实证性，使得法律成为被思考的问题和以法律作为思考社会问题的尺度越来越具有可能性。法律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阶段，它不仅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而且具备普遍性和自治性。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过程的完结，为法律思维提供了对象性的因素。法律思维对象的实证性和规范性，是法律思维方式区别于哲学、艺术等思维方式的标志之一。哲学思维对象是一种应然状态的真理或本质。

（二）法律思维方法的多重性

思维方法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相互作用的联系和中介。关于思维方法的层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三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哲学思维方法；另一种观点是四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无论是三层次说还是四层次说,都是按照思维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抽象程度来区分的，亦即它们之间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法律思维方法应当属于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但思维方法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工具是一个由多层次方法相互作用和联系所构成的系统，各层次的方法之间不是截然分离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法律思维领域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思维方法、或与其他方法毫无联系而只适合法律思维的方法。法律思维方法从体系上看，显示出多重性的特征。演绎、归纳等逻辑的方法，经济分析、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科学方法，辩证逻辑和因果关系等哲学方法在法律思维领域(法学研究领域和法律实践领域)都被广泛地应用。

法律思考论文篇10

一、公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不公正问题

（一）漠视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该法第三十二条同时还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但在公安具体行政执法实践中，有的民警往往忽视和漠视相对人的诉讼权利，随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只强调依法制裁的功能，不考虑法律的保护功能；还有的民警对相对人知情权和救济权的保护不重视，在办理案件中不依法履行告知程序和听证程序，不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在处罚决定作出后不依法告知相对人救济权。总之重实体轻程序，重刑事轻行政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治安行政案件的查处。

（二）滥用自由裁量权，行政处罚不合理。自由裁量权是法律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结合体。正确、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能够弥补法律的局限性，体现法律的人性化，但是所谓“自由”是相对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正如美国大法官弗兰克福特的话来讲，“自由裁量权，假如不设定行使这种权力的标准，即是对专制的认可。”当前我国大量的行政法律法规呈现出原则性强、弹性大、条文可操作性差等特点，造成行政处罚中许多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

一是自由裁量在行政处罚中显失公正、畸轻畸重。《行政处罚法》第四条明确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序相当。但有些办案民警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过多地考虑政治、身份、职业以及户籍所在地（即外地人和本地人）等不相干的因素，使得处于同等责任的行为人有不同的处罚结果。例如就目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及案件来看，对外地人和本地人处罚不一样；对女和嫖客处理不一样，一般对嫖客即处以罚款或治安拘留了事，而对女则往往要处以收容教育六个月的处罚。

二是自由裁量行为未遵循行政惯例。个别民警在利益驱动下滥用行政处罚权利，不问轻重，朝上限靠或顶格罚，从而导致执法活动中在把握法律规定、采取处罚措施时出现偏差。

三是行政诉讼法律、体制对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宽容。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对行政处罚的合理性（是否显失公正）进行审查。但司法实践中，由于行政权力对司法审判的干预，导致行政诉讼往往只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忽视对合理性的审查，以至于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司法监督。

（三）适用法律不准，效力把握不当。具体表现为该用甲法却错用了乙法，该用此条文却错用了彼条文；该同时援引数个条文却引用不全；如共同违法行为没有援引《治安治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还有些民警对公安行政法律规范冲突时的引用规则不清楚，该用高层级规范却引用了低层级规范、该用新规范却用旧规范、该用非凡规范却引用了一般规范。

（四）少数民警法制意识和群众观念淡薄，执法水平不高，办案能力偏低。有的民警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意识不强，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报案、求助反应冷淡，责任不实，效率不高，该立案的不立案，不该立案的任意立。对公民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公民权利是无限，除非法律禁止；对公安执法而言，恰恰相反，除非法律授权，否则就无任何权力。故此公民权利要保护，公安职权是义务，职权为公民权利服务。

二、公安行政处罚不公正的社会危害性

一般来讲，不公正的公安行政处罚虽说是有法律依据的，但不能说真正合法，只有符合立法本意条件执法，才是合法的。讲公安行政合法，同时还要讲合理，使之合法与合理统一。法治社会的价值在于实现公正。不公正的公安行政处罚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它有悖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公安行政处罚的不公正，会挫伤公民的遵纪守法意识，从而阻碍推进依法行政。公民自觉遵纪守法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内涵，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义务。公安行政处罚的不公正会影响法律在公民中的刚性形象，会传递给公民这样一个信号，公安行政处罚只不过是在法律框架下执法者自由意志的结果，而非法律的规定。法律的确定性和刚性形象被大打折扣，结果，必然会损害公民对法律的信仰，挫伤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公民的违法系数增大，必然会阻碍依法行政的推进。

（二）公安行政处罚的不公正会损害政府的形象或威信，增加上访上诉。公安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处罚的主要形式，是公民了解、接触国家行政处罚的主要窗口，是国家行政处罚质量的主要体现途径。一个公民假如在一次公安行政处罚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必然会对其以后受到公安或其它行政处罚产生“合理怀疑”，并且产生“马太效应”，通过人际交往，不断地将这种信息向其四面的人传递，造成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影响政府的威信。公民会因为“合理怀疑”而进行上访、上诉。近几年上访、行政诉讼大量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威信下滑，公民“合理怀疑”增多造成的。

（三）公安行政处罚的不公正会导致腐败的滋生。现在的腐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越来越隐蔽，是因为它一改过去那种明目张胆的公然违法的粗放形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在公正性上做文章，一些人为达到减免处罚的目的，小到请客送礼，大到行贿，一些执法者则为了关系人随意减免处罚，必然会导致腐败的滋生。

（四）公安行政处罚的不公正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处罚实质是对公民某一合法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不公正的行政处罚必然是对公民造成不正当的剥夺或限制，会损害作为被处罚人的公民合法权益。如在相同情况下，对甲公民处500元罚款，对乙公民处1000元罚款，相对甲而言，对乙公民造成了500元的财产损失。

（五）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会导致行政诉讼败诉。一般情况下，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不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公正性问题。但也不是绝对，为了确保社会正义的实现，以及司法裁决的终局性所决定的司法负有维护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能，决定了司法应当对具体行政行为公正性问题进行适度干预。于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公安行政处罚被人民法院判决予以变更，意味着公安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给工作带来被动。

三、影响公安行政执法公正的原因

公安行政执法办案出现上述问题，究其原因是复杂的，归纳起来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一）主观方面的原因

正确的执法思想和良好的执法观念是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要害，假如在这方面出现偏差，那么执法过错就在所难免，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传统执法理念的影响，再加上受制于现实复杂执法环境的困扰，一些民警没能及时树立起适应当今公安执法工作要求的执法理念，反而有一些严重的熟悉误区，主要表现有：

1、重打击、轻保护。在一些民警的思想里，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的工具，是“国家机器”，是政府的“刀把子”，公安执法就应下狠心来“严打”，只有严厉的惩处违法犯罪分子，才能保护好人民，至于保护违法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他们认为那只是口头上讲的，不能认真执行，否则会削弱打击力度，更会束缚办案。

2、重公权、轻私权。公权是权力，私权是权利，权力须依法行使，权利应受法律保护。在一些民警心目中，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思想不明确，他们以管人者自居，滥用警察权，随意侵犯公民私权，这些都是“重权力”，“轻权利”的思想表现，也是没有树立法治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的执行思想，其执法后果非常不恰当的。

3、重实体，轻程序。从历史的角度看，重实体，轻程序是中华法系的传统特点，它的影响力至今犹存，从现实的角度看，由于公安机关面临着复杂的社会治安环境，治安行政治理客观上也有着快捷、实效的要求，所以，部分民警就以实体为终极目标，重结果，轻过程，片面认为程序法只不过是实体法的工具，在程序上面面俱到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会影响打击效果。

4、重判定，轻证据。在办案中轻易形成主观臆断，先入为主，我们部分民警在办案中就偏重主观判定，忽略客观证据所反映的法律事实，只要有人被指控违法犯罪，自己看着也不象“好人”，于是就断定是“坏人”，想方设法要处理，如有一民警在办理一起偷窃案时，就认定被指控的嫌疑人肯定偷了报案人的东西，在做讯问笔录时，也不管违法嫌疑人怎么陈述，自己就按照自己的判定写笔录，然后让嫌疑人签名（嫌疑人是文盲），在被发现问题后，该民警说如不这样，岂不让“坏人”全部抵赖掉而不能处理。

（二）客观方面的原因

1、法律制度缺陷。法律制度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公安行政法律多而且杂，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中常用的法律、法规就多达三十余种，这些法律、法规之间内容有的有重复，有的有抵触，这就使得民警难以熟练把握和准确适用。二是公安行政法律中程序法欠缺，目前公安行政执法还没有可适用的统一的程序法典，《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也不过是部门规章且不能涵盖所有案件的办理，有的法律法规没有程序规定，有的实体规定与程序规定没有明确划分，而且标准不统一，实际执法时很难操作，有的程序规定又不近合理。三是实体法规范不适当，除部分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已严重滞后外，如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大部分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处罚幅度太大，从而赋予了执法主体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如对者的处罚，《治安治理处罚法》规定处十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如按照《关于严禁的决定》的规定，一次还可以收容教育六个月到二年，对一次的人来讲其情节差异应该说不是太大的，但是这么一个处罚幅度却不能不说是不大，对违法情节相当的人来说，有的罚款，有的拘留，有的收容教育六个月以上，引起当事人不服。

2、证据制度缺陷。尽管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都规定了多种法定证据形式，但我们现行办案中所依据的证据形式绝大部分还是笔录，而笔录作为证据使用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如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等都存在欠缺），这种缺陷恰恰是在“纸上谈兵”式的审核和审批中所难以发现的问题，这客观上也为民警涂涂改改的“绘画式”办案提供了方便。

3、考核机制缺陷。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进行业务考核，这是促进工作的有效手段，它对下级的工作思路、工作侧重点有着明显的“指挥”作用，假如考核的机制缺乏科学合理性，那么它也会给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为完成指标而重数量轻质量。在目前我省的执法质量考评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定位偏差，即把执法质量考核评议工作没有作为所有考核评议工作的主线，这样各业务部门各自为政的考核就不会在“提高执法质量”这个公安工作的主题上形成合力，有时反而还会造成不利于执法的现象。二是考核方式方法有待完善，现在的执法考核主要还是集中在对书面案件的书面审核上，这既轻易造成考核作弊，又难以发现深层次的执法问题。三是考核标准不统一，考核对基层执法有着强有力的执法指引作用，假如考核标准不统一，无疑会造成基层的执法混乱，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行政办案程序规定再加上不同考核人员的不同理解，在执法考核中对同一个问题存在不同的要求标准十分常见。四是考核内容重点不突出，在目前的执法考评考核内容规定上表现为大而全，重点不突出，在具体操作中往往还表现为查找细小问题，这就轻易给基层民警形成一种为考核而考核，为扣分而扣分的印象。

四、实现公安行政执法公正的途径

（一）加强对执法民警的综合素质教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民警自身的执法素质直接影响了执法活动的公正性，因此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是实现公正执法的要害。一是要端正执法思想，树立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执法理念。牢固树立人权意识，以民为本的执法理念。把尊重和保护人权放在执法的首要位置；进一步增强程序意识，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以程序保公正；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以复议和诉讼为标准，提高执法办案质量。二是要加强民警基础法律学习，适时进行有效的培训，推行执法资格认证制度，不断提高民警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新时期的公安工作需要民警既要有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又要不断学习和把握与公安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广大公安干警养成良好的法律知识接受能力和思维方式，注重对法律理念、法律精神、法律原则的整体领悟，具备面对纷繁复杂的实践工作能灵活驾驭法律法规的素质。三是提高民警的法治意识，注重培养对法律的忠诚，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对于一个执法者而言，在执法中要做依法行政的表率。通过公正的执法活动，影响人民群众的行为规范和对法律的信仰。

（二）完善执法监督体制。权力失去监督就必然会产生腐败，就会产生失误与过错，因此要实现公安行政执法公正需加强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尤其是做好内部执法活动的监督。一是要做到“阳光作业”，克服暗箱操作。要拓宽警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完善警务公开的方法，对有异议、影响重大或情况复杂的治安案件、交通事故等要实行公开听证，公开调解、公开裁决，增加工作透明度。二是要加强内部执法的审核监督。首先，在公安机关内部要理顺监督体制，调整法制、监察、督察、等部门执法监督工作中某些业务交叉，职能重叠或分散的缺陷以便于形成合力，增强监督成效，要以事前监督为主，辅之以事中的审核把关监督和事后的执法检查和行政救济，把经常性的执法检查和突击性检查监督相结合，把行政执法的各个环节都纳入到完整的内部执法监督体系中。其次，要增强审核监督部门的权威，近年来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部门权威虽有提高，但权威性与决定权尚不足，必须赋予审核监督部门调查权与处分的实质性建议权，在监督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此外还应该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把公正执法的标准和要求落到实处。三是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公安机关内部监督还要与包括人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介等外部监督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善的监督网络。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建立起能够适应时代要求的有效约束力、预防腐败的真正管用的反腐败监督机制。

法律思考论文篇11

数学历来是人类文化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对许多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考察法律文化，不难发现，数学对其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历史上的法律还是现实中的法律，都可发现数学留下的烙印。深入探讨数学思想对法律理性的影响，对于法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宝贵的、无可比拟的人类成就，数学运用其理性的基本内涵在对自然界的研究中，采取客观的、定量的、超验的、简单的思维趋向，追求确定性的知识，注重演绎推理的方法，无时无刻的不在影响着法学，潜移默化的引领法律向着理性、正义、自由等方向发展。 一、数学思想对法学产生影响的本源 （一）数学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工具 数学思维几乎可以表征人类思维的普遍特征。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是社会科学和数学共同运用的。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就曾说过：“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则具有……至高无上的美———正像雕刻的美，是一种冷而严肃的美，这种美不是投合我们天性的微弱的方面，这种美没有绘画或音乐的那些华丽的装饰，它可以纯净到崇高的地步，能够达到严格的只有最伟大的艺术才能显示的那种完美的境地。一种真实的喜悦的精神，一种精神上的完备，一种觉得高于人的意识———这些是至善至美的标准，能够在诗里得到，能够在数学里得到。”［1］当然，数学思维也是一种辩证思维，具有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数学中有一系列辩证关系，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又被马克思的理论吸收。黑格尔、马克思都对法律文化有着重要影响，而辩证法又是他们理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数学的辩证思维也间接地影响了法律文化。由于数学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思维工具，所以，在现代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里，数学也成为法律行业必备的知识。 （二）数学是一种重要的科学语言 数学语言是最科学的语言之一，数学文化的这一特点，能使数学超越各种文化的局限性，达到广泛和直接传播的效果。数学语言中有概念、公式、定理、模型、图像、方程等，数学运用这些语言要素，对科学现象和规律进行精确而简洁的表述，从而使数学语言成为一种对人类文化贡献甚大的语言。“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不再是孤立的语词，而是按照完全相同的基本程序排列起来的项，因此，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清晰而明确的结构法则。”［2］数学语言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在当代，法律科学中已充满了数学语言，尤其是在运用系统科学等新兴学科研究法制的工程中，数学语言比比皆是。 （三）数学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数学思考方式曾对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推理可以说是数学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思想方法。早期数学属于经验数学，是古希腊人把它发展为演绎数学，演绎数学从简明的公理出发，可推出无可辩驳的结论。这种推理演绎的方法也吸引了无数的法律思想家，把数学这种推理方法运用到法律领域，推动了人类法律文明的发展。数学是研究量的科学，对客观对象进行量化，在量化基础上进行数量的分析、测量和计算，这是一种常用的数学思想方式。要把握事物的质，就必须对事物的量有所了解。不了解事物的量，就无法把握事物的质，质和量往往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在法律中也涉及到量的关系，对一系列法律行为都要作量的分析。通过对数量的分析，数学把它的触角深入到法律领域。 二、数学特性对法学的影响 （一）数学公理思想对法学的影响 公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正因为有了公理的存在我们才可以根据推理原则推出这个理论体系中的其他具体规则。西方自然法学家借鉴公理化方法，把那些五花八门的法律追溯到几条确定的原则作为自然法的公理，然后他们从公理出发，以欧几里德般的精确性，推演出人类全部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分析法学派利用公理来证明了不同法律规范的体系同一性，如凯尔森。 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往往是唯一的，但在法学中的公理却由不同的法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公理，这主要是由于法学中的价值因素所决定的。尽管法学是一门充满价值的学科，但这不妨碍法学家利用公理思维方式来思考法学问题。但在古代中国缺少公理思想思维模式，我们认识问题时擅长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而没有想过从这一和三上的共性中抽象出公理来。 （二）数学确定性思想对法学的影响 确定性，往往是由公理思想和推理规则所决定的。在一定条件下，公理已定，根据推理规则所推导出的结果便是确定的。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一定的规范是确定的。但是传统中国数学思想中缺乏公理思想、推理思想以及由此得出的确定性思想，这便使中国人在考虑问题时不会关心遵守规范是确定的，而是在考虑问题时就问题本身来考虑，就事论事，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而非以遵守规范为必须。 典型的中国调解制度便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调解非以严格遵守法律规范为己任，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来圆满的把问题解决为最终归宿。确定性思想对西方法学的程序中心主义也不无影响，程序是可以确定的，程序一旦确定后，便是必须要遵守的，即使实体不公正，但由于这是严格按照程序得出的，因此也是被人们接受的。数学确定性思想对法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及罪刑法定等原则的确定也是影响深远的。 （三）数学函数思想对法学的影响 函数讲得是一对一或多对一的一种变化关系，如Y与X的对应关系，X变Y便变。一个或多个自变量的变化引起因变量的变化，而因变量的变化必然是由自变量的变化所导致的。这种思想对西方的现实法学派影响较大，他们将法官的判决视为因变量，而这个因变量是由许多自变量所导致的，如法官家庭出身、生长环境、学历大小、性格爱好甚至性别、年龄、婚否等等。所以在这个复杂的函数关系中要想研究法官的判决便必须从上述诸多自便量入手，因为每一个自变量都会影响法官对某一方面的判决。#p#分页标题#e# 数学思想对法学的影响是间接的，也仅是思维模式上的和形式上的，但是研究数学思想对法学的影响却是必要的。数学思想对法学的影响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题目是非常有必要的。［3］ 三、数学思想对法律精神影响内容考察 众所周知，古希腊文化与古代其他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崇尚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在数学领域的体现主要就是推理的运用。数学观念对古希腊法律制度最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对民主制度的影响上。由于“万物皆数”，所以数学的普遍性、确定性就成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特性。由此可推导出自然运行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结论，把这种“自然之法”引入人类社会，就产生了自然法。由于民主制度是符合自然法的，所以，崇尚理性的古希腊人（主要是雅典等城邦）自然就要选择民主制度了。 求得国家全体成员共同生活的协调是古希腊人国家观念的基本思想。“这种和谐的共同生活应使每个公民以参与其中为最大的乐事，这个现象虽然不稳定地实现过，却始终是希腊政治学说中的主导思想。”［4］诚然，古希腊人选择民主制还有其他原因，但我们绝不能否认、也不能低估数学观念对古希腊人选择民主制的影响。我们须记住一点：古希腊人的数学观念和政治法律观念在深层次上是相通的。［5］ 在古代，除了古希腊外，在其他文明古国的法律文化中，或多或少都受过数学的影响。在早期社会，人们大多给数学披上神秘的外衣，把数字看作神奇的符号，具有某种深不可测的象征意蕴。［6］ 数学文化这种神秘特性又往往与占卜、占星等结合起来，以影响法律文化。以中国为例，老子就有数生万物的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当然，最典型的是《易经》，利用数学及其符号的变化来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规律予以规范和预测。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还有“河图”、“洛书”，用以解释宇宙生成和人类社会起源。以上这些理论就涉及到法律的起源问题。而且把数学运用到巫术中，也会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因为早期社会的法律无不受巫术的影响。［7］ 数学的抽象性、确定性、精神性、严密性等特点决定数学永远和时代的精神———法学联系在一起，所以，数学对法律的影响将是长期的，而且会更加巨大。数学为法律文化的变革提供着不断更新的理论和方法，促进了法律知识的增长和法律文化的进步，同时也为法律科学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现代社会许多复杂的法律现象，正期待着运用数学的方法去研究和解决。数学思想作为开启法学智慧之门的钥匙，为法律科学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法律的科学化进程，使许多法律问题的研究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

法律思考论文篇12

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且涉及到经济和社会其它因素，在此不可能详尽探讨。它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并注定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都是规则或规范，都明确或隐含表达了所预期的社会行为方式。它们的不同之处可能只是程度问题，或只是表面的??例如通常认为，制度所注重的是所要产生的外在行为（或不行为），而文化则强调心理和思想上的控制；但有哪一种文化不期望实现某种理想的道德行为？制度的设计又怎么可能忽略人的理性动机？长远来说，制度和文化必然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共生体，因为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必将迟早体现于制度之中??三权分立制度体现的是一种政治自由主义文化，子女不能诉家长的传统制度体现了中国的家长制文化。文化靠国家制度的强制力而获得维持，制度靠文化的无处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获得巩固。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化的支持，制度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没有制度的实践，也不可能完成文化的转变。因此，制度和文化是社会进步的“两条腿"，必须同时行走才能协调发展。

然而，制度和文化的区别对我们而言是同样重要的。首先，制度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创造的，因而具有时代性；作为一种人类现象，文化虽然也必然是在某一段时间被“创造"的，但由于其稳定性和延续性，它的“创造者"往往不为人所知，而且其形成过程可能如此漫长，以至不能被认为是特定阶段或特定人的产物??就和孔子被公认为宏扬但不是“创造"了中国文化一样。和发挥着无意识、不可见作用的文化相比，制度具有更多的人为因素，并一般被一群人有意识地遵守、实施与维持着。其次，除了小范围的“精英"或其它特殊文化，文化的影响是普遍的；它确实像一个“染缸"，浸染着几乎每一个生活在其影响范围之内的人??这是文化的力量所在，因为它代表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资源。制度的影响则可能是普遍的，但也可能仅限于局部范围，至少尚未确立的制度或某些制度的直接影响可能是如此。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尽管也被民间传诵，但它直接影响的只是朝廷的官吏；《临时约法》所表达的理念可能是参与辛亥革命的志士仁人所强烈拥护的，但他们毕竟只代表了中国社会的极少部分人。最后，尽管文化也表达所要实现的理念，但在其已经获得实现的程度上，文化是“实在"的??已经存在并确立的，制度则可能只是少部分人想要实现的理念而已。且既然制度是人为制定的行为规则，它的变化可以很快；但由于文化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其惯性是巨大的。少数社会精英首先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并可能一时掌握权力而完成制度的转变，但要使新制度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并实现文化的转型则要困难得多。因此，制度和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脱节；制度可能先于文化而发生变化，因而和现存文化发生矛盾与冲突。

法律首先是一种制度。它是一种理性设计，目的是通过国家对法律义务的强制实施或者人对这种强制手段的畏惧来调整人的行为。这并不难理解：想想你所接触过的法律，几乎全部都是这样。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签定合同的双方都有义务履行，否则法院将命令违约方赔偿，从而使违约无利可图；行政诉讼的目的是通过授权公民在法院挑战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迫使官员依法行政；刑法的作用更不必说了。不论其性质如何，所有这些法律都以国家对于被法院确定为违法行为的强制纠正之权力为后盾，而对这种权力实施的后果之畏惧，本身就经常足以抑制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霍姆斯法官（2000：6）认为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预测"：它对潜在的违法者施加违法成本，并让他自己决定从违法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是否值得他“铤而走险"。固然，法律还表达了一种理念或信仰，但它首先是一种理性机制，通过规定义务以及对违反义务的惩罚，使人规避一些普遍认为对社会有害的行为。

但孟子早已指出，“徒法不足以自行"：作为人所制定的规则或规范，法律本身并没有实施自己的力量；要真正成为有效的制度，法律规则必须依靠法治文化。这是显然的，因为如果纯粹基于功利计算，那么每个人都可能认为违法因种种原因而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譬如执法不力，因而被查获的可能性很小，尽管这种看法实际上可能是一种错误。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且在这方面人各不同；即使对于善于算计的人来说，功利计算取决于许许多多不能准确预见的未来因素??如违法行为被发现并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这样，法治的命运就取决于社会上每个人的计算，因而变得极为不确定。更重要的是，许多政治层面的规则和个人的利益并不直接相关。尼克松指使下属对的集会进行窃听，克林顿在法庭上作伪证??这和一个普通美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关吗？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袁世凯、曹锟贿选??这些和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关吗？即使相关，关系也是极为遥远和微弱的。你不会仅因为这些事件和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你这么做是确信这些人对权力的滥用无疑是“错误"的！你的习惯思维告诉你，这些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因而你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表达你的看法和情绪。这就是政治文化在你身上产生的自然反应。法治文化告诉每一个公民，法律是必须要遵守的，尽管它此时此刻未见得对你个人“有利"，你甚至不一定认为某项特定的法律是公正或对社会有利的，但这都没有关系；不论特定法律本身如何，任何人违法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就这么简单。没有法治文化的支持，在一个“上下交征利"的狭义理性社会，你会发现法治的实现是何其困难！

法律思考论文篇13

论文摘要这篇论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重婚这个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比较。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重点在于横向的比较。包括不同法律学科对于重婚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界定；不同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共同看法与区别之处；以及重婚与事实重婚的区别与联系。纵向的比较也就是重婚问题的历史与渊源，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重婚问题在当前社会下，突出表现为认定困难。因为我们国家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社会的变革，各种思想的斗争，阶级矛盾的存在，新思潮的出现与经济的发展。这些都决定了重婚问题的出现是带有很强社会性的，很多重婚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例如一些是在建国以前就形成的一夫多妻重婚关系；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夫妻失散，之后再次嫁娶造成重婚的事件；还有些是出国之后，在与原配偶未进行离婚登记，而在国外再次结婚的重婚现象。总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重婚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其次，重婚是和文明背道而驰的，从历史的研究来看，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它们要么是生产力发展低下的产物，要么是剥削社会男女不平等的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重婚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消亡，只有在一些宗教或落后的国家与地区才部分存在；重婚孳生丑恶，为大众而不容，重婚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辨证的角度看，重婚来源于社会，被社会所制造所决定，但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只有对重婚问题有很清楚的认定，我们才能很好的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对于重婚的处理，是建立在认定基础上的，严重的触及刑法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要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一些社会原因形成的重婚，注重区别、严格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一些事实重婚是我们研究重婚问题时不能忽视的问题，重婚罪中所指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而且给社会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不由得我们不重视。论文关键词：重婚 事实婚姻 一夫一妻 重婚罪一夫一妻制度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制度。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得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配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关系是男女两性基于爱情的结合。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必然要求一夫一妻的结合。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前那些对于重婚的认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重婚问题在新的社会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事实重婚也成为我们考虑重婚问题时必须研究的内容。一、对于重婚的认定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一）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婚姻法上，重婚是被归于无效婚姻的。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没有做过多的涉及。一般意义上认为，相对于重婚罪，婚姻法上的重婚范围要更广。首先，一些重婚行为并不严重，没有达到罪的级别，不认为是重婚罪，但在婚姻法上认为是重婚。还有一些事实重婚，虽然婚姻法还没有具体的把这些行为认定为重婚，但把其划为重婚的呼声很高。（二）刑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1）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主义婚姻关系。重婚罪破坏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现实的婚姻家庭关系。它不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屈辱，而且对子女的抚育和成长也带来不利的影响，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2）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两种人：一种是有配偶的人在没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的；第二种本人虽然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其本身来说，他（她）是初婚，并不是“重”婚，但因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就成为重婚罪的共犯，他与重婚者共同破坏了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以也要以重婚罪论处。 （3）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有配偶而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结婚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办理结婚手续，取得结婚证，夫妻关系才算合法建立。要解除婚姻关系，双方自愿 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领取离婚证书；非双方自愿离婚，而只是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一般是由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在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准予离婚还是不准离婚。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后，未经合法程序解除婚姻关系前，如果一方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则构成重婚罪。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也构成重婚罪。二是事实上形成非法婚姻关系。我国《婚姻法》虽然早有明文规定，但由于多年来一些陈规陋习习惯势力影响，群众法制观念不强，一些部门执法不严，一些偏僻地区登记不便等等因素的存在，还不能使每一对结婚男女都能自觉地执行婚姻登记的规定，以致在目前的社会中，未经合法登记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尚占一定的比例，它不会因《婚姻法》的颁布，施行而在短暂内消失。如果对事实婚姻从法律上不给于承认，将会脱离实际，也不符合婚姻法保护一夫一妻，自愿结合，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原则。因而重婚罪中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就是符合重婚罪主体条件和主观要件的人，虽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因此，重婚罪的两个婚姻关系，可是是两个登记婚姻，可是是一个登记婚姻，一个事实婚姻，也可以表现为两个事实婚姻。 （4）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表现为自己已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或明知对方已有配偶而仍然与之结婚。因此，无配偶的一方如不知对方有配偶而受骗与之结婚的，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的一方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出于喜新厌旧，玩弄女性；有的是贪图享受；有的是家庭不和，受到虐待而引起的；有的是封建思想作祟，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有的是因生活困难，外流谋生困境所迫使。一般来说，重婚的动机不影响案件的定罪而影响量刑。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现实状况和重婚案件的复杂性，在处理重婚案件中，主要是正确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要注意区分： ①.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一些地方拐卖妇女的犯罪较为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自己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所以该妇女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②.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罪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不以结婚为目的，临时或含约定期限在一起非法同居生活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③.掌握重婚行为的情节是否严重的界限。重婚行为的情节有轻重，危害有大小之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重婚行为，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不宜认为为重婚罪。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由于他人结婚的，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较小，所有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二是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在我国一些地方，确有因遭受洪涝，天旱，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现象。有时夫妻一方外流后，直到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有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故意，但其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三是男女双方进行了婚姻登记，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一起同居，但其合法夫妻关系已经成立，如果双方或一方未依法解除该婚姻关系而由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属于重婚行为。四是由婚姻关系的男女一方，已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要求，在案件审理期间和上诉期间，当事人就同第三者登记结婚或者形成事实婚姻的，也是重婚行为。五是男女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而非法同居的，因这种关系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其中一方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同居，通奸或姘居的，均不构成重婚罪。六是有的配偶出于某种需要办理了假离婚的手续，以后弄假成真，一方面借此再婚的，因这种离婚并非双方真正的意愿，本来是假的，应视为无效离婚。其后某一方的再婚，应视为重婚行为。 ④.重婚罪与强奸罪的界限。在实践中，有的男子本来有妻子，但却利用某种关系，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长期与其他妇女过性生活，对 外也毫无顾忌，以夫妻关系同居，而女方却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屈从。对于这类案件应按强奸罪论处，不应定重婚罪。区分是重婚罪还是强奸罪，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侵犯的客体。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二是在客观方面。重婚罪在客体上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自己有配偶又与别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第二种是凡是符合重婚罪主体，主观要件的人，尽管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这里既包括经济生活，也包括性生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强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二、对于重婚的处理（一）.婚姻法对于重婚的处理：婚姻法给人的感觉是弱惩罚法，有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婚姻法，但对其浑不在意。因此对于婚姻法的责任追究应加大力度。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在民事上应负的责任包括：一是停止侵害。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判决当事人解除重婚、同居关系，停止继续侵害合法配偶权益；二是损害赔偿。重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可以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三是离婚时分割财产和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时，无过错方应得到照顾。如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改房，离婚时，如果是过错方取得房屋产权的，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按该房屋市场价一半金额以上的补偿，或对产权按照顾无过错女方及子女作分割。对有证据证实固定资产或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属于过错方购买给第三者的，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二）.刑法对于重婚罪的处理： 重婚罪的刑事责任：《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犯重婚罪的行为人量刑时，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手段，情节，影响，后果等综合考虑。对那些一贯玩弄女性，喜新厌旧，腐化堕落而重婚的；采用伪造证件，欺骗单位，欺骗对方等手段而重婚的；犯重婚罪，屡教不改的，应当从重处罚。同时宣告解除其非法婚姻。构成重婚罪的当事人要负刑事责任。刑法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追究重婚罪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公安机关依报案、举报或其他线索自行侦查，或是法院、检察院发现有重婚嫌疑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侦查终结后通过检察院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审判。配偶发现另一方有重婚行为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二是由受害者收集证据后，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可以向法院控告重婚的，除合法配偶外，受欺骗而与有配偶的入结婚的也是受害者，也可以提起诉讼。（三）关于重婚诉讼的一些问题：我国刑事诉讼建立了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追诉机制。危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以及侵犯社会公益的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追诉，而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情节简单轻微的犯罪案件的追诉权则由被害人行使。重婚案件就其本质而言应属于公诉范畴，因为重婚案件不仅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它破坏了公民之间的合法婚姻关系，给合法婚姻关系的一方及其子女造成伤害，而且侵犯了我国婚姻法所保护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严重败坏社会道德风尚，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故对重婚案件的审理应区别于一般的自诉案件。 （四）重婚的管辖问题：审判管辖包括级别管辖、地区管辖和专门管辖。重婚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重婚案件的审判管辖问题主要是指重婚案件的地区管辖，即同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地。” 就重婚案件而言，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由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引起的，重婚案件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1)被告人，也即重婚行为人通常有二人，一人不可能单独重婚；(2)被告人的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3)重婚的犯罪行为地有可能为多处，即多处重婚。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在对“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理解不一，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 常是一致的，故由被告人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应指被告人重婚前最初居住地，也即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故由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对管辖权理解的差异易导致同级人民法院互相推诿管辖责任，既不利于被害人行使自诉权，又不利于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查明案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人认为，基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更为适宜”应理解为更为有利于被害人起诉，在重婚案件中，被告人居住地应包括有重婚犯罪行为的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各重婚犯罪行为地。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对被害人选择其中之一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而不应互相推诿。对被告人多处重婚，被害人向多处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自诉的，应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其它已受理的人民法院可将案件移送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若从法院的角度来理解“更为适宜”就易导致管辖权的互相推诿，若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更为适宜”，及时受理重婚案件，则不仅便于重婚案件被害人及时行使自诉权，而且可以避免管辖权的推诿，提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效率，还有可能防止和制止因重婚纠纷导致的一些不法行为及犯罪行为。三、重婚的横向思考（一）重婚在不同的部门法中的比较：重婚在婚姻法和刑法上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在主观方面当事人都表现为故意，都是明知一方或者或者双方有配偶而以夫妻名义进行生活。他们重婚破坏的对象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合法婚姻关系秩序。而且在社会危害上是一致的，这些重婚都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但是两者对于重婚的规定和处理也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第一，《婚姻法》与《刑法》对于重婚惩罚度不同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理由，《婚姻法》保护的是公民合法的婚姻关系，这就决定了《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婚姻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婚姻家庭法》中对于重婚，主要是制止其存续，使其不能继续破坏社会主义婚姻秩序，要求重婚造成离婚中的过错一方给予无过错一方损害赔偿。而刑法对于重婚的要追究重婚者的刑事责任，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主体不同《婚姻家庭法》的主体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自然人，刑法上除了这种人之外，还包括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刑法对于破坏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当事人都进行追究责任，而婚姻法仅仅是保护婚姻秩序不被破坏。第三，《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范围不同《婚姻家庭法》对于重婚认定的范围相对比较广，只要是破坏了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形成法律重婚或者事实重婚，都认为是重婚。而刑法上对于相对比较严重的以重婚罪论处，而一些社会危害小、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重婚。对于那些因为胁迫、违背自身意愿，或者由于特定原因而重婚行为的不以重婚罪论处。 （二）法律重婚与事实重婚的比较：在比较重婚和事实重婚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事实重婚和法律重婚的概念。事实重婚是指一方或者双方现存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形成被其他公民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发生重婚关系的双方并没有在国家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没有采取骗取的手段登记、领取结婚证。法律重婚则是指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现存的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了结婚证而成就婚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显著不同点在与是否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在主观上，法律重婚有着更强的犯罪故意，在了解一方或者双方有配偶的情况下，为了使他们的非法的同居关系为社会所接受。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欺骗，从而在国家登记机关拿到结婚证，达到他们的目的。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它们发生的环境一般有所差别。事实重婚往往出现在交通相对闭塞，积极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在一些我们国家的婚姻法律登记制 度还无法很好贯彻的地区，事实婚普遍存在，事实重婚隐藏其中，更难于被发现。而法律重婚多出现在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管理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因为意识、经济、管理严格等多方面的原因，促使当事人采取欺骗的手段去的结婚证。其三，这和当事人也有很大的关系，法律重婚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有一些法律知识，为了维护他们之间非法的关系，他们考虑到要有证明他们婚姻关系的国家证明。而事实重婚的双方，往往文化素质比较低，对他们之间的非法婚姻关系采取顺其发展的态度。（三）事实重婚与同居的比较：重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事实重婚，而事实重婚中，就是当事人之间没有去骗取结婚证而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被人民大众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它与现在社会中的同居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到底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对他们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重婚与一些不正常的两性关系的区别。这里所谓的“同居”，指的是男女双方并没有依法缔结正是的婚姻关系而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它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双方均为无配偶者的同居。其中有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仅以一种单纯的同居关系或者以“试婚”为名义的同居，另一种是双方以夫妻互待的共同生活。另一种是有配偶者又在婚姻关系之外与他人同居。对上述各种“同居”应按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没有配偶的一男一女出于自愿而同居生活，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人对待两性关系采取了轻率放任的态度。虽然这种行为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容易产生各种纠纷，侵害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同居而没有财产或者子女抚养方面的纠纷，它就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减少以至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依靠道德制约和行政规制。如果因为财产或者未婚同居生育的子女抚养而发生纠纷，首先应当由双方协议解决，协议不成时可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按照《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没有配偶且又没有婚姻障碍的一男一女以夫妻互待同居生活的，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应当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如果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而又没有补办结婚登记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其非法同居关系。如果涉及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人民法院因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解决。如果因为同居期间的财产问题发生纠纷，应按一般财产关系处理，即同居生活其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各自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应按个人财产对待；同居生活期间，因为共同生活和经营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在非法同居期间，一方死亡，另一方要求继承财产的，可根据互相扶养的具体情况，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分的适当的遗产。修改后的《婚姻法》明文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双方应当解除同居关系，必要时可以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如果属于包养暗娼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对配偶他方或者子女、父母有遗弃、虐待行为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基层组织予以劝阻、调解，或者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干预，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支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无过错配偶要求离婚以及请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四）国内外对于重婚问题的比较：重婚，多重婚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是无效婚姻，而且州刑法对重婚亦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确认一夫一妻制的司法判例是在1878年。最高法院在审理摩门教徒雷诺兹的案件时，认定雷诺兹犯有重婚罪，因为他同时娶了几个妻子。雷诺兹称，根据摩门教教义，上帝要求其信徒实行多妻制，在某些情况下，不娶多妻还会被罚入地狱。最高法院为此宪法第1修正案：法律可以干预宗教活动，当宗教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故雷诺兹犯有重婚罪。多重婚是指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同时有几个配偶，而重婚是指在前婚未解除时又缔结第二个婚姻。传统上，州的重婚法对承担刑事责任不需要有特别的故意，但是现行的刑法和几个最近的判例要求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为了防止善意相信他方配偶已经死亡的无辜者婚后违反州的传统的重婚法，许多州制定了被称为“Enoch Arden”法令。这一法令规定 一段时间后，一般是5-7年，配偶一方就可以以失踪一方已经死亡为由再婚。然而，这一法令并不能使后婚有效，它只是是重婚者不承担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绝大多数的司法部承认重婚和多重婚的法律效力，还是有些州通过推定婚姻实际上不承认重婚和多重婚，，并在法律上给予保护。虽然重婚和多重婚在绝大多数国家遭到禁止，但这种婚姻在穆斯林国家和非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依然得到认可。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原因这一现象已日益减少，但仍然有专家认为，重婚和多重婚有利于道德和法律。其理由有以下四点：（1）多妻是宗教赋予男人的特权；（2）多重婚在妻子不育或不能多育的情况下，允许丈夫多妻以生育子女，同时又不离弃第一个妻子使其流离失所；（3）多重婚可以防止不道德行为。例如嫖妓，强奸，通奸以及在许多西方国家存在的高离婚率；（4）在战争和灾难期间，多重婚可以保护寡妇和孤儿。四、重婚的纵向思考重婚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明问题。在阶级社会中，男女间的地位一般难以平等，重婚往往被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或诏令所允许；另外在社会不发达的阶段，一个人有两个以上的配偶被普遍所认同，只有随着人类逐步走向文明，重婚禁止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一）在原始社会时期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在这个阶段普遍采取走婚，原始的婚姻还没有形成，所以更谈不上重婚问题。父系氏族社会中男子地位由原来的从属上升为统治，原始的人类“占有思想“使得那些在氏族公社中有地位的男性以拥有更多的妻子作为自己地位的体现。重婚多婚乱伦现象严重，婚姻基本上表现于混乱。在这个时期，掠夺婚盛行，掠夺婚又叫抢婚，是指男子以暴力劫夺女子为妻的婚配形式。他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从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转变的过程中。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迫切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在这个阶段，走婚或者多婚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人类数量的增长，虽然原始野蛮，但是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掠夺婚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当时婚姻制度正在往一夫一妻制转变，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是进步的，相对于原始的混乱婚姻制度，这种制度野蛮，但是一种观念进步。抢到的妻子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能被他人所侵犯，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出现的产物。（二）在奴隶社会时期夏、商、西周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在礼的规范指导下形成的，主要体现的是宗法伦理道德精神和男尊女卑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虽然实行一夫一妻的原则，但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一原则对各级宗主贵族而言是没有约束力的，他们之间广泛盛行一夫一妻制形式下的一妻多妾制。（三）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基本上延续了奴隶社会的婚姻制度，有创新也基本上都是程序上的。在这个时期，婚姻家庭的法律原则包括包办买卖婚姻、男尊女卑、维护家长权利和亲属等级关系、实行等级内婚等。在中国宗法制度下，礼制和法制都要求“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必有“主婚”和媒妁才能成立婚姻；实行“一夫一妻”；要求女性服从男性，在夫妻关系中，“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强调“人各有偶，色类须同”，严禁良贱为婚。（四）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建立以后，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婚姻家庭法律原则，包括个人本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等。但中国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使得这种婚姻制度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象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等也都是封建主演变而来，他们依旧是沿袭旧的婚姻制度。即便是新兴的资本家，养小妾现象也很严重。（五）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婚姻以男女双方的感情为基础。恩科斯曾经指出，“*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因此，“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在我国，一夫一妻原则意味着一个人在一个期间内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允许任何多偶关系的存在。重婚被法律所严格禁止。重婚行为人要承担形势和民事的法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重婚是一种婚姻家庭领域的犯罪行为；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事由，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重婚是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不允许。因为其一方面破坏了一夫一妻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破坏了家庭幸福，侵害了广大弱势群体的权益，另一方面遗留给社会种种问题，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重婚是一 种犯罪，打击它是社会主义秩序稳定和保障，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