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制篇1

一个省人大代表的社区民主试水阮莹；

新论

领导女儿“猜猜看”蒙倒网友一大片王成宾；

《开门治县》专题报道之二一个县的“政务公开经”侯兆晓；

《开门治县》专题报道之三双河村的“村务公开平台”侯兆晓；

河南警务改革搁浅连继民；侯兆晓；

女子冒充女假警察骗5万元邵兰；

一张违章罚单牵出12年命案真凶张君；李海燕；

“全民立法”:不仅仅是一种形式阿计；

村务不明村民被犯罪明斌；富丽娟；

“中国式法治”路径的争议与思考——访华东政法大学王俊民教授陈红梁；

文物专家十年如一日:监守自盗刘天明；

因与他人同名姓竟被误会遭殴打李金宝；

别人盗窃他指点没有行窃也犯罪新法；

是重组难产还是判决难下?黄辛；

向世界开火的阿桑奇和他的“维基解密”欧阳晨雨；

“麻昕典”存钱,后果自负吗?若星；

买断工龄款能否强制执行?

劳动争议仲裁调解能否成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

债务人非实际借款人应如何处理?

民主与法制社理事会

《开门治县》专题报道之一“开放型政府”的长沙模式连继民；王健；

《开门治县》专题报道之四王锡锌:建设“开放型政府”就是建设“微观民主”王健；

设“袭警罪”未必管用小莫；

“醉驾入罪”势不可当付泽；

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的救赎刘瑜；

尴尬“案”背后的“同性害”老午；

航班延误引出乘客猝死,谁来赔?亚生；

但愿法院别成摆设周沧；

越狱19年后的自首邹志远；

举报人被剁双手,能否催生一部举报人保护法?小五；

《律师是这样做成的》连载之二网恋中的“秃鹫”与“乖乖兔”之祸(下)韩冰；

我们还敢吃什么?牟伦祥；

某广告公司应否返还制作费?

别让车船税压垮了车奴朱虹瑛；

听凭心的感觉来品读诗歌海洋；

杨友军的中国画艺术王军；

福建福清举办首届奇石玉器旅游工艺品文化博览会

坚守一生的尊严——怀念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总编辑陈桂明教授李仕春；

给贪官颁发“免死金牌”不合时宜王威；

游轮上的文明众生相卓彤；

农村面临劳动力危机王广峰；

人间最美好的爱吕鑫；

修建马路,不如先修建“马路文明”赵春莉；

新论

背影确实不是他歪打正着他招了王成宾；

站在新起点上的民主与法制刘桂明；

醉酒做梦杀妻酒醒报警自首赵宙；

图报复半夜砸玻璃逃跑时手机落现场张培育；艾民；

“口头卖房协议”效力惹争议刘瑜；李蒙；

网络相约自杀腾讯一审被判赔偿王猛；章露；

法学理论界与实践界的良性互动黎伟华；

毁容小伙扳倒“更名逃债”公司孟亚生；

护款“女英雄”自导自演抢劫案林木森；

监护人是否有权代精神病人提讼?

民主与法制社理事会

食若不安,民心何以安王楠楠；

《强拆之痛》专题报道之一唐福珍自焚之后王健；

《强拆之痛》专题报道之二唐福珍事件之后的典型拆迁恶性事件李蒙；刘瑜；

《强拆之痛》专题报道之三这一年,中国拆哪儿?李蒙；

《强拆之痛》专题报道之四在宜黄,反思拆迁制度刘长；

《强拆之痛》专题报道之五谁该为太原拆迁血案负责?周范才；

《强拆之痛》专题报道之六37位老人何处养老?连继民；王健；

《强拆之痛》专题报道之八于建嵘:保障公民基本权益才是最大的发展王健；

《强拆之痛》专题报道之九法学专家给力拆迁立法黎伟华；

“复活戒指”能否一物归两家?江中帆；HttP://

半夜打电话辱骂他人是否构成侵害他人名誉权?

“破窗理论”要求袭警入罪孟昭阳；孙璐；

是否增设“袭警罪”之我见郭道晖；

增设“袭警罪”绝非华山一条道韩莹莹；

《律师是这样做成的》连载之一网恋中的“秃鹫”与“乖乖兔”之祸(上)韩冰；

醉驾,欲加之罪患无辞余国辉；

出借银行账户要承担连带责任吗?

民主法制篇2

一、农村社会稳定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目标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法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平稳运行，为百姓谋利益。总结实践经验，我们发现，一个区域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往往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因此，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后进村，要采取重心下移，工作前移的办法，以机关干部下村挂职为契机，对后进村进行集中整顿转化升级，工作中要坚持把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农村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现实动力，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搞好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地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发现、解决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贯彻“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村治安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特别是各类霸头和黑恶势力团伙，要坚决打掉。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继续推行定包案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理要求和定办结时限的“五定”制度，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负总责、综治委牵头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基层狠抓落实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排查调处工作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着重解决 好改革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防止和化解引发矛盾纠纷的各种因素。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意见》和省综治委《关于县乡两级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意见》，积极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基层接访，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按正常的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努力做到一般矛盾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乡镇；对于治安混乱的村庄，党委、政府要坚持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对“乱、瘫、穷、愚”综合整治。

二、农村事务民主管理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

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土地承包、村办企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注意双向制约，不仅要“约民”，更要“约官”。各级各部门都要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要建立健全村民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级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村民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进入民主决策程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保障群众当家做主。

（一）要抓好“两个规范”。即规范干部行为：针对少数村干部讲“人治”不讲“法治”，擅长下命令，不愿意搞服务，重政策、轻法律，说话办事随意性大等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干部行为。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加强教育引导，使村干部工作理念上由“人治”向“法治”和“德治”转变，工作方法上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自身素质上由“经验型”向“市场型”转变。同时要加强制度约束，制定完善《村民委员会工作规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制度》，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和村民大会对规范干部行为的作用，把各项工作真正纳入“公开、民主、规范”的轨道。规范群众行为：针对少数村民只要权利，不尽义务，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文明，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等问题，着力规范村民行为。按照合法性、民主性、针对性和互约性原则，结合“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对原有的《村规民约》进行重新修订，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并发送到每家每户。组成由村干部、村民代表参加的遵规守章监督委员会，对村民遵守《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与村级系列文明创建评比活动相结合，与上级执法执纪部门检查相衔接，实施激励奖惩机制，通过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引导，促使村民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依法支持村两委的合法决策，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二）要抓好民主决策制度的落实。针对少数村做决策由少数人“拍脑袋”，科学性、民主性差，盲目性、随意性大的问题，要按照“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要求，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对关系村集体利益和村民利益的事项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本村各类经济合同完善、变更和解除，集体财产发包、处理，土地承包、税费征收、财务收支等重大村务事项，实行民主决策制度。

（三）要抓好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落实。针对少数干部自由散漫、工作不出力、年底争待遇等问题，要加大对村干部的管理力度，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和民主评议制度。每年年初，对每名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责任目标进行全村公示，请村民监督；年底由乡镇党委派人主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对村党支部成员、村委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民主评议，综合考虑德能勤绩情况打分，评议结果与工资奖金挂钩，以达到干部有压力，群众有动力，干部服务群众、群众监督干部的目的。针对村民普遍关心的村务、财务公开问题，将“两公开”作为落实“四民主”的重要内容列入各村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注意从各村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就公开什么，群众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对村务公开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随时发现、随时解决。对财务公开这个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做到“三统一”：即“统一公开模式、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内容”，以提高财务公开质量，增加工作透明度，强化对农村干部的监督约束，这样，可以有效密切干群关系，进一步激发农民当家作主的热情。

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要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

首先要抓好村级干部的法制教育。通过举办村两委干部轮训班等各种形式，有组织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有效增强村级干部队伍的法制意识，提高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的水平。其次，要着力营造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按照与阶段性中心工作相结合、与专项工作相结合、与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村民夜校、集市咨询、征订普法教材、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联户组织送法上门、电视广播专栏以案说法等灵活形式，有计划、有重点、有目标地开展群众性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在学法中守法用法护法。第三，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抓手，加强道德教育。通过开展文明村、文明家庭、文明行业等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抓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以推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要按照“四五”普法规划要求，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农村法制夜校、“148”法律服务专线、法制文艺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搞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还要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加强对农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农民群众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要重点抓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的动态管理，落实监管、帮教和安置措施，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要把辍学生、失学生、学校中有不良行为的学生、社会闲散青少年等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学校、社区和家庭的综合教育作用；继续总结推广“青少年维权岗”、配备兼职法制副校长的经验和做法，结合“严打”整治斗争，继续抓好学校及周边环境的清理整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民主法制篇3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法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平稳运行，为百姓谋利益。总结实践经验，我们发现，一个区域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往往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因此，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后进村，要采取重心下移，工作前移的办法，以机关干部下村挂职为契机，对后进村进行集中整顿转化升级，工作中要坚持把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农村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现实动力，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搞好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地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发现、解决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贯彻“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村治安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特别是各类霸头和黑恶势力团伙，要坚决打掉。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继续推行定包案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理要求和定办结时限的“五定”制度，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负总责、综治委牵头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基层狠抓落实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排查调处工作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着重解决好改革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防止和化解引发矛盾纠纷的各种因素。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意见》和省综治委《关于县乡两级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意见》，积极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基层接访，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按正常的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努力做到一般矛盾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乡镇；对于治安混乱的村庄，党委、政府要坚持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对“乱、瘫、穷、愚”综合整治。

二、农村事务民主管理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

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土地承包、村办企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注意双向制约，不仅要“约民”，更要“约官”。各级各部门都要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要建立健全村民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级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村民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进入民主决策程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保障群众当家做主。

（一）要抓好“两个规范”。即规范干部行为：针对少数村干部讲“人治”不讲“法治”，擅长下命令，不愿意搞服务，重政策、轻法律，说话办事随意性大等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干部行为。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加强教育引导，使村干部工作理念上由“人治”向“法治”和“德治”转变，工作方法上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自身素质上由“经验型”向“市场型”转变。同时要加强制度约束，制定完善《村民委员会工作规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制度》，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和村民大会对规范干部行为的作用，把各项工作真正纳入“公开、民主、规范”的轨道。规范群众行为：针对少数村民只要权利，不尽义务，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文明，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等问题，着力规范村民行为。按照合法性、民主性、针对性和互约性原则，结合“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对原有的《村规民约》进行重新修订，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并发送到每家每户。组成由村干部、村民代表参加的遵规守章监督委员会，对村民遵守《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与村级系列文明创建评比活动相结合，与上级执法执纪部门检查相衔接，实施激励奖惩机制，通过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引导，促使村民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依法支持村两委的合法决策，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二）要抓好民主决策制度的落实。针对少数村做决策由少数人“拍脑袋”，科学性、民主性差，盲目性、随意性大的问题，要按照“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要求，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对关系村集体利益和村民利益的事项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本村各类经济合同完善、变更和解除，集体财产发包、处理，土地承包、税费征收、财务收支等重大村务事项，实行民主决策制度。

（三）要抓好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落实。针对少数干部自由散漫、工作不出力、年底争待遇等问题，要加大对村干部的管理力度，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和民主评议制度。每年年初，对每名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责任目标进行全村公示，请村民监督；年底由乡镇党委派人主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对村党支部成员、村委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民主评议，综合考虑德能勤绩情况打分，评议结果与工资奖金挂钩，以达到干部有压力，群众有动力，干部服务群众、群众监督干部的目的。针对村民普遍关心的村务、财务公开问题，将“两公开”作为落实“四民主”的重要内容列入各村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注意从各村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就公开什么，群众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对村务公开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随时发现、随时解决。对财务公开这个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做到“三统一”：即“统一公开模式、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内容”，以提高财务公开质量，增加工作透明度，强化对农村干部的监督约束，这样，可以有效密切干群关系，进一步激发农民当家作主的热情。

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要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

首先要抓好村级干部的法制教育。通过举办村两委干部轮训班等各种形式，有组织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有效增强村级干部队伍的法制意识，提高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的水平。其次，要着力营造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按照与阶段性中心工作相结合、与专项工作相结合、与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村民夜校、集市咨询、征订普法教材、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联户组织送法上门、电视广播专栏以案说法等灵活形式，有计划、有重点、有目标地开展群众性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在学法中守法用法护法。第三，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抓手，加强道德教育。通过开展文明村、文明家庭、文明行业等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抓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以推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要按照“四五”普法规划要求，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农村法制夜校、“148”法律服务专线、法制文艺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搞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还要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加强对农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农民群众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要重点抓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的动态管理，落实监管、帮教和安置措施，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要把辍学生、失学生、学校中有不良行为的学生、社会闲散青少年等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学校、社区和家庭的综合教育作用；继续总结推广“青少年维权岗”、配备兼职法制副校长的经验和做法，结合“严打”整治斗争，继续抓好学校及周边环境的清理整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民主法制篇4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法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平稳运行，为百姓谋利益。总结实践经验，我们发现，一个区域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往往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因此，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后进村，要采取重心下移，工作前移的办法，以机关干部下村挂职为契机，对后进村进行集中整顿转化升级，工作中要坚持把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农村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现实动力，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搞好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地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发现、解决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贯彻“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村治安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特别是各类霸头和黑恶势力团伙，要坚决打掉。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继续推行定包案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理要求和定办结时限的“五定”制度，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负总责、综治委牵头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基层狠抓落实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排查调处工作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着重解决好改革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防止和化解引发矛盾纠纷的各种因素。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意见》和省综治委《关于县乡两级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意见》，积极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基层接访，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按正常的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努力做到一般矛盾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乡镇；对于治安混乱的村庄，党委、政府要坚持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对“乱、瘫、穷、愚”综合整治。

二、农村事务民主管理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

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土地承包、村办企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注意双向制约，不仅要“约民”，更要“约官”。各级各部门都要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要建立健全村民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级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村民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进入民主决策程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保障群众当家做主。

（一）要抓好“两个规范”。即规范干部行为：针对少数村干部讲“人治”不讲“法治”，擅长下命令，不愿意搞服务，重政策、轻法律，说话办事随意性大等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干部行为。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加强教育引导，使村干部工作理念

上由“人治”向“法治”和“德治”转变，工作方法上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自身素质上由“经验型”向“市场型”转变。同时要加强制度约束，制定完善《村民委员会工作规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制度》，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和村民大会对规范干部行为的作用，把各项工作真正纳入“公开、民主、规范”的轨道。规范群众行为：针对少数村民只要权利，不尽义务，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文明，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等问题，着力规范村民行为。按照合法性、民主性、针对性和互约性原则，结合“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对原有的《村规民约》进行重新修订，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并发送到每家每户。组成由村干部、村民代表参加的遵规守章监督委员会，对村民遵守《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与村级系列文明创建评比活动相结合，与上级执法执纪部门检查相衔接，实施激励奖惩机制，通过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引导，促使村民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依法支持村两委的合法决策，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二）要抓好民主决策制度的落实。针对少数村做决策由少数人“拍脑袋”，科学性、民主性差，盲目性、随意性大的问题，要按照“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要求，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对关系村集体利益和村民利益的事项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本村各类经济合同完善、变更和解除，集体财产发包、处理，土地承包、税费征收、财务收支等重大村务事项，实行民主决策制度。

（三）要抓好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落实。针对少数干部自由散漫、工作不出力、年底争待遇等问题，要加大对村干部的管理力度，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和民主评议制度。每年年初，对每名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责任目标进行全村公示，请村民监督；年底由乡镇党委派人主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对村党支部成员、村委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民主评议，综合考虑德能勤绩情况打分，评议结果与工资奖金挂钩，以达到干部有压力，群众有动力，干部服务群众、群众监督干部的目的。针对村民普遍关心的村务、财务公开问题，将“两公开”作为落实“四民主”的重要内容列入各村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注意从各村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就公开什么，群众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对村务公开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随时发现、随时解决。对财务公开这个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做到“三统一”：即“统一公开模式、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内容”，以提高财务公开质量，增加工作透明度，强化对农村干部的监督约束，这样，可以有效密切干群关系，进一步激发农民当家作主的热情。

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要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

民主法制篇5

时至今日，虽然仍有一些学者因为担心民意的进入可能对尚在形成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产生危害，因而主张司法活动要“尽量独立于民意，尽量缩减民意作用的空间和机会”，［1］但是在现代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及司法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司法判决与民意的一致性是构成判决正当性与有效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意对司法的影响以及司法对民意的回应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无法回避的状况。对我国的司法机关而言，这种必然性显得更为明确，在“司法为民”的总体要求之下，对民意的回应已经超越了其在一般情况下作为日常司法活动中“潜意识”的存在，而上升为法律系统内部明确的工作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民意的回应，一些案件的判决也因为有效吸收了民众的意见和诉求而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回应在宏观上的效果尚不能令人满意，从目前的社会反馈看，司法机关在回应民意的问题上还面临着以下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许多批评者认为司法对民意的回应范围过窄，离司法机关的自我要求以及社会期许还有较大差距。就应然状态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中已经明确要求各级法院应“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把握社情民意，……使民意成为司法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和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使各项决策顺应群众要求，符合司法规律”。社会公众也一直希望自身意见和诉求能够为司法机关所吸纳。但是在实践中，这两方面的要求与期待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在为数众多的案件中，民众的意见和诉求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甚至有一些案件的判决与民意背道而驰，形成直接的对立。有研究者指出，这种落差在刑事司法领域已经“导致刑事司法对民意的冷漠与敌意，反过来也加剧了民众对刑事司法的误解与怨恨，认为刑事司法专横、刑事法官专制”。［2］同样，这在民事司法领域也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批评者认为当前存在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回应面过窄，而在于司法机关的回应方式不够恰当，在他们看来，无论司法机关在何种层面上对民意进行回应，都应该首先符合于法律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基本要求，但是许多事例表明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例如在实体上，司法机关在回应民意时普遍存在不讲法律和法理的问题；［3］在程序上，则表现为由于民众的不满而对判决不断进行改变，没有很好地顾及到程序的合理性以及自身立场一致性。批评者认为，虽然有的判决在内容上可能确实存在不当之处，但是如果一旦面临民意压力时就改变原先决定，特别是已经生效的判决，不仅会使司法机关的回应行为显得较为随意，还会给人们留下司法机关对民意无原则的迎合与屈从，甚至是“刻意讨好民意”的印象，［4］并可能有损于正在建立中的司法权威。

这些批评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当前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但是仅注意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两方面的批评联系起来进行观察，会发现它们所指向的情形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矛盾性：由于对民意的无视或者冷漠所造成的回应范围过窄与由于对民意的屈从或迎合而造成的回应方式的不恰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从一般意义上说它们很难在同一主体上共存。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固然可以将其归结为批评者的立场不同，例如社会公众比较关心司法回应民意的广度问题，而法律职业者更注重司法回应是否符合法治原则，但是问题在于在实践中这两种情形不仅存在于同一主体之上，而且在时间上具有紧密的连续性，这表现出司法机关在回应民意时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张力。这种状况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但它恰恰反映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内在矛盾性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消除这种矛盾，这对于理解并破解当代中国司法回应民意所面临的困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作为原因的压力型回应模式

从个别化的角度看，现有研究对于上述两方面问题的产生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并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见解。对于回应范围过窄问题，主要将其归因于立法与社会生活的脱节、程序设计上的缺陷、法官职业化思维与民众日常思维之间的差异、司法机关对民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民意自身的非理性等原因；而对于回应方式的不恰当问题，则归结于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足、法官职业化程度较低、职业化思维的缺失以及外部力量的干预等等。无疑，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将两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其局限也就不难被认识到：首先，它们只能对上述矛盾的一个方面提供说明，而对另一方面则无法回答，甚至会阻碍这种回答。例如关于法官与民众思维方式差异的论述虽然可以说明法官为什么对民意回应不足，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职业化思维之下会产生法官不依据法律进行回应的情形；其次，它们都是从分散的角度来观察各种因素对司法回应民意的效果所可能带来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机制化或模式化的效果。换言之，现有研究忽视了司法对民意的回应所具有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因而不仅在解释范围上存在局限，在解释的深度上也还显得不够。

有必要注意到，司法对民意的回应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而是一套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不仅决定了司法机关的回应方式，也决定了回应的效果，当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趋于稳定时，就形成了回应的“模式”。可以说，各国的司法机关在回应民意的问题上都有一套独特的模式，例如，美国的法院系统在长期的实践中发展出以“法庭之友”为主要媒介、以民意表达的特定化和法院回应的常规化为主要特点的主动型回应模式。［5］在这种模式之下，司法机关不仅能够及时、有效地感知民意，也能够以自主的立场决定对民意进行回应的方式和内容。对于我国的司法机关而言，由于相关条件的制约，尚未建立起成熟完善的制度体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的行动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在近年来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围绕这一问题相关各方通过自身行动建立起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常规化的行动方式，从实践角度看，这也可以被称为是回应的模式。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这种模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的主要特点：

一是司法机关缺乏对民意进行回应的主动性。从政策要求上说，司法机关应该及时搜集、发现民意，并主动将这些意见和诉求纳入决定判决结果的整体考虑当中，从而保持判决与民众意见的融惯性。但是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于涉案民意在通常情况下都不会主动进行回应，除非民意表达与其自身立场较为一致。这种特点在为数众多的案件中都可以被发现，无论是早期的黑龙江宝马撞人案，还是近年来发生的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或云南李昌奎案，司法机关在民意形成初期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迟钝甚至冷漠。虽然其中的一些案件在最后的判决中吸收了民众的意见，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均体现出一定的被动性。从客观层面分析，可以发现这种主动性的缺乏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是对民意缺乏及时有效的认知。虽然司法系统一直强调对民意的吸纳与回应，但主要局限于“在确定工作思路、完善便民措施、评价司法效果等工作中”使用，而不涉及具体案件的处理，司法机关对于个案中的民意还缺乏获取渠道，因此也就无从进行回应；其次是既有工作方式的限制。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中，司法机关的行政化特征仍然十分明显，这不仅造成其习惯于以一种相对封闭的方式处理案件，使其在媒体和网络不断发展的社会条件下难以找到与民意进行互动的有效方式，也使少数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于民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怀有一定的排斥心理；再次则是民意表达本身的缺陷。在当前的民意表达中，有相当部分由于缺乏必要的程序化处理而导致其诉求难以与司法活动本身需要遵循的法律规定相兼容，例如诉求超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意见掺杂过多情感因素而缺乏必要的理性、对事实认定过于绝对等，使得司法机关在已经感知到民意的情况下也难以进行回应。［6］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民意的不主动甚至是冷漠，实际上是现实条件制约下的自然反应。

二是司法机关对民意所引发的外部压力缺乏抵抗力。在没有得到司法回应或者回应不能令民众满意的情况下，多数民意表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散，但是仍有少数会继续发酵，当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会形成对司法活动的外部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是舆论或道义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首先，民众对司法机关的诉求――特别是对判决的不满――如果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或预示某些不稳定因素时，有可能引发政治系统的直接介入。这种介入有时是程序上的，例如要求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复查核实，更多的则是实体上的，主要表现为要求司法机关根据民意做出或改变某个特定的判决。在行政化管理体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无论司法机关本身的意愿如何，都需要对这种要求加以落实。典型例子是在2010年的李昌奎案件中，当社会舆论对二审判决提出质疑时，二审法院的多位法官为判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了辩护，但是由于民意的持续发酵导致上级机关的关注，使得该法院又在较短时间内对案件进行了改判。［7］其次，即使没有引发政治系统的直接介入，民意也有可能透过干扰政治系统为司法机关所设定的具体任务而转变成一种间接压力。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中，司法机关不仅要承担传统上的纠纷解决职能，还要承担着诸如维护稳定、发展经济等多项社会管理职能，而涉案民意的聚集如果演变为“民愤”，引发集体上访及社会矛盾升级等情形，则势必会对司法机关实现其社会管理职能带来不利影响，从而迫使其向民意所支持的一方倾斜。这种间接压力虽然没有强制性，但是由于其关系到法院整体工作效果衡量以及法官自身工作业绩评价，也会对司法机关产生难以抗拒的影响力。在这些情形中，压力的来源不在于民意所具有的正确性或代表性，而在于民意的发酵对行政管理机制的触发，这意味着，在司法对民意的回应中，不仅缺乏基本的主动性，也缺乏必要的自主性。

这两方面的特点共同指向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司法机关的回应主要由民意所引发的外部压力作为驱动力，而回应的方式和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压力的制约，这可以被称之为“压力型回应模式”。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当下所有对民意的回应都是以此种方式完成的，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完全有可能直接、主动地对民意进行吸收，但是这并不影响压力型回应模式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主导性。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模式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回应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性问题：首先，该模式导致了对民意的回应不足。虽然民意所引发的外部压力使司法机关难以抵抗，但是真正能够获得上级机关重视或对司法社会管理职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意表达为数极少，这主要是因为作为民意表达主要载体的社会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在形成与发展上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其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关注的主题非常有限，并很难长时间集中于一个议题之上。而即使民意已经构成了明显的压力，最终能否得到回应还需要司法机关评估其与其他需要实现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当事人的反应、与其他工作任务是否冲突等等，只有当这种压力被认为具有优先性时才能得到肯定的回应。其次，该模式也造成了回应方式的不恰当。一般而言，民意所引发的压力并不必然导致司法机关的“屈从”，只要这种压力的内容与法律没有直接冲突，司法机关完全有可能以常态化方式进行吸收。但是很多现实因素制约了常态化回应的可能性，例如有的民意形成于终审判决做出之后，有的民意与法律规定存在矛盾，当这些意见或诉求转变为压力时，会迫使司法机关进行回应，然而民意本身并不能作为修正判决的正式理由，因此只能诉诸其他方面的、不具有直接相关性的因素，这就会导致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法律规定或是放弃专业立场，做出在法律上经不起推敲的判决，从而引发人们对其不尊重程序、不讲法理的质疑。

上述分析表明，在压力型回应模式下，司法对民意的回应范围过窄和回应方式不当两个问题不仅并不冲突，反而是具有高度共生性的。就此而言，问题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司法机关是否对民意冷漠或者在回应过程中是否严格依据法律，而在于司法、民意以及政治系统三方面因素的交织和缠绕，塑造了一种十分复杂的相互关系，并因此造成了司法机关在回应与不回应之间的摇摆，使其在立场上既无法充分地接纳民意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也难以坚持对民意进行评判的自主地位，最终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对少数民意诉求加以吸纳以缓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压力型回应模式是一种在各方面关系没有得到合理安排的情形下形成的具有被动性的行动模式。

三、模式转换的基本路径

必须承认，压力型回应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在现实语境中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在这种模式下，民意所构成的压力有可能促使司法机关从专业主义的迷雾中走出，在判决中正确地吸收民意，从而缓和司法与民意之间的矛盾。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社会对于司法回应民意的预期和要求，因为它不仅会造成压力之下的不当判决，还会造成司法与民意两方面的沟通失效，从而加剧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模式加以改革，以提升回应水平，实现民意与司法的和谐。这种转变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核心在于有效提高司法机关回应民意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研究所提出的许多改进措施，例如减少司法腐败、加强司法公开、建立和完善陪审制度、完善刑事和解等等，不仅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而且普遍显得针对性不足。我们应当回归问题的本源，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对现有模式进行改革：

一是司法获取民意机制的改进。前文已经指出，对民意的感知不足是司法机关不能主动回应民意的重要原因，对此，有研究者提出以定期上网收集整理网络信息、开设网站、设立微博等方式开展司法与民意之间的交流。这些建议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不仅忽视了司法机关没有能力全面搜集并处理所有相关舆论信息的条件制约，也没有注意到网络信息本身存在的诸多缺陷使其并不适宜作为司法审判的参考。这意味着，对民意的获取不能只依靠网络与媒体，而需要建立民众面向司法机关进行意见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实际上，这也是当前许多国家所采用的主要方式。这种制度化的渠道应当能够以两种途径获取民意：首先，保障相关社会团体、组织以及由不特定人员构成的群体能够在审判过程中向司法机关提出意见与诉求。对此，司法机关应当安排专门人员处理此类信息，并及时将其转交承办案件的法官，这些意见的处理情况应当纳入审判质量考核体系当中，以促使法官对那些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民意表达做出有效的回应；其次，支持司法机关在必要的时候向社会团体、组织或个人征求意见。这就需要构建司法机关与各团体、组织之间的长效互动机制，现有的诸如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虽然能够提供帮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拓展。这种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民意能够更为通畅地进入到司法活动当中，也有助于民意表达更具有针对性，更有利于司法机关的吸纳和回应。

与此同时，鉴于民意本身所存在的非理性成分，这种制度化的渠道也需要对民意表达进行引导和过滤：首先，排除关于事实问题的民意表达。从本源来看，民意对司法的主要意义在于当法律存在漏洞或法律适用存在较大争议时作为一种选择标准发挥作用，它所起到的是指引法律适用和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而事实问题的确定依靠的是证据而非社会成员的意见，没有参与司法程序的公众影响对事实的认定有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在处理司法与民意的关系问题时一直坚持对事实认定的排除原则。而在我国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民意表达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事实认定有关，这直接导致民意与司法兼容度下降，也对司法机关造成很大的困扰，因此，有必要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只接纳对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和诉求；其次，对有关法律适用的意见表达进行限定。即便是针对法律适用的意见表达，也并不必然都能为司法审判活动所包容，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民众的意见表达过于纠缠于当事人的身份背景、手段、态度等因素，或者基于对某些社会群体的同情或仇视而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浪潮，这都不利于合理化的判决的产生。因为这些意见不仅倾向性过强，而且对司法机关的要求过于具体，没有留出必要的转换空间，超越了民意影响司法的必要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渠道应当引导或鼓励民众针对类型化问题进行表达，而不是纠缠于与问题的普遍性解决无关的议题，这样不仅能够为司法机关提供意见，也能够为其预留一定的空间，不至于因为民意与法律之间的矛盾造成回应上的困难。可以说，只有在加强限定的基础上拓展司法对民意的获取，才有可能实现民意与司法的和谐，也才有可能促使司法机关以更主动的态度对民意进行回应。

民主法制篇6

民主法制教育；重要论述；准则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3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民主法制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3SKSZG03）的阶段性成果。

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召开以来，就民主法制教育重要性、民主法制教育原则、民主法制教育内容等方面作了精辟阐释。这些理论阐释不仅逻辑严密，而且为我国民主法制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明确了民主法制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有效应对民主法制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准则。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梳理与提炼关于民主法制教育重要论述的要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作用。

一、关于民主法制教育重要论述的内容

关于民主法制教育的重要论述主要涉及民主法制教育重要性、民主法制教育原则、民主法制教育内容等方面，以下将分别进行梳理与总结。

1.“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指出宪法宣传教育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共产党执政、国家机关行政、公民行为的合法性准则和依据。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特别重视宪法宣传教育，指出“要在全社会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1]，通过加强宪法宣传教育，让宪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明确指出“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2]，可见已经将宪法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上升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认为，宪法宣传教育同时也是树立宪法权威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通过宪法宣传教育与宪法法律实施的共同作用，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更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从而实现全民守法的良好局面，牢固依法治国的群众基础。认为宪法宣传教育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有重大意义。明确发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号召，在以往树立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的法制宣传教育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目标。2013年2月23日，在中共中央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凸显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依法治国新阶段的重要作用，同时明确指出了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法制宣传教育的目标。明确提出，“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2]因此，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首先是要弘扬宪法精神；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是弘扬宪法精神的必要手段，宪法宣传教育是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应有之意。

2.“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结合当前法治实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条件下，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任务更加繁重。“三个共同推进”与“三个一体”建设，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思路，显示了新的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和法治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除了“三个共同推进”与“三个一体”建设之外，还指出“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提出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这里的法治实践具有依法治国新阶段的特殊性，强调的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的法治实践，是依法治国理政中的法治实践，是依法治理活动以及社会管理中的法治实践。综上可知，是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全局上来看待法治实践，是依据依法治国新阶段的法治实践来审视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的密切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以及历史阶段提出、发展了的民主法制教育与民主法制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提出坚持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的原则。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我们要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高度重视道德对公民行为的规范作用，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做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相一致。此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继承和发扬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治理原则，分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了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的论断，突出了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道德对于法治的支撑作用，对实践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3.“要把宪法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特别强调要对党员干部开展宪法教育。针对当前公民以及领导干部宪法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的现状，强调“我们要把宪法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1]。这里的“党员干部教育”，确切地说是指党员干部的民主法制教育。党员干部带头学习宪法、模范遵守宪法是树立宪法意识乃至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在全社会的示范与引领作用是广泛和深远的。从的相关重要论述中可见，宪法教育在党员干部民主法制教育内容中的重要地位。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民主教育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教育是民主教育的重要构成，是针对党内成员的特殊民主教育。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党内民主以及民主集中等相关问题做了明确的阐述。在要求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提出要把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一把手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关于党内民主，从严肃党的生活的角度出发，要求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还要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由此看出，党内民主教育尤为必要，这涉及发扬党内民主的效果问题。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必须健全与落实的。又强调一把手在执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指出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二、关于民主法制教育重要论述的指导作用

民主法制教育的发展与完善，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关于民主法制教育的重要论述对于当前民主法制教育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指明了民主法制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关于民主法制教育重要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民主法制教育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必要手段。民主法制教育是党和国家向人民群众传授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点的教育活动，事关社会安定团结、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成败。只有明确了民主法制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培养出坚定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点的合格公民。突出宪法宣传教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观点，为明确民主法制教育重要的战略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2.为解决民主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准则。关于民主法制教育原则的重要论述为民主法制教育提供了宏观性、导向性以及规范性的准则，突破了就民主法制教育过程本身而研究自身的理论壁垒，拓展了民主法制教育的研究视野，从客观规律层面总结了民主法制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与此同时，关于民主法制教育原则的重要论述还蕴含着深刻的问题意识，深切回应、关照、立足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例如，针对当前的民主法制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的问题，认为应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的相结合、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相结合。从特定时代出发、从现实问题出发，归纳总结出民主法制教育的原则，为解决民主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准则与依据；将民主法制教育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下进行考察，能够客观真实地找准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3.在创新民主法制教育内容的同时，明确了民主法制教育的重点。对于民主法制教育内容的论述，都是从宏观的、整体的视野来展开论述的，没有拘泥于民主法制教育内容的具体环节，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特点。民主法制教育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丰富与充实，这就需要党和国家在总结历史经验、直面现实问题以及展望未来中不断创新。站在国家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民主法制教育内容进行了论述，对民主法制教育重要内容进行了分析，明确了民主法制教育目标和任务的指向。明确教育内容的重点，是增强民主法制教育实效性、针对性以及提高教育效率的有力抓手，如对宪法宣传教育以及对于党内民主教育内容的论述。民主法制教育应当根据现实要求与情况明确教育内容的重点，使人民群众能够准确、高效把握民主法制教育内容的要义；同时，又要从顶层设计、宏观层面为民主法制教育内容的完善与丰富作指导。

作者：董翼 单位：重庆交通大学

民主法制篇7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法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平稳运行，为百姓谋利益。总结实践经验，我们发现，一个区域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往往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因此，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后进村，要采取重心下移，工作前移的办法，以机关干部下村挂职为契机，对后进村进行集中整顿转化升级，工作中要坚持把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农村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现实动力，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搞好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地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发现、解决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贯彻“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村治安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特别是各类霸头和黑恶势力团伙，要坚决打掉。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继续推行定包案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理要求和定办结时限的“五定”制度，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负总责、综治委牵头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基层狠抓落实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排查调处工作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着重解决好改革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防止和化解引发矛盾纠纷的各种因素。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意见》和省综治委《关于县乡两级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意见》，积极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基层接访，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按正常的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努力做到一般矛盾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乡镇；对于治安混乱的村庄，党委、政府要坚持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对“乱、瘫、穷、愚”综合整治。

二、农村事务民主管理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

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土地承包、村办企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注意双向制约，不仅要“约民”，更要“约官”。各级各部门都要尊重群众的民利，要建立健全村民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级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村民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进入民主决策程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保障群众当家做主。

（一）要抓好“两个规范”。即规范干部行为：针对少数村干部讲“人治”不讲“法治”，擅长下命令，不愿意搞服务，重政策、轻法律，说话办事随意性大等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干部行为。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加强教育引导，使村干部工作理念上由“人治”向“法治”和“德治”转变，工作方法上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自身素质上由“经验型”向“市场型”转变。同时要加强制度约束，制定完善《村民委员会工作规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制度》，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和村民大会对规范干部行为的作用，把各项工作真正纳入“公开、民主、规范”的轨道。规范群众行为：针对少数村民只要权利，不尽义务，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文明，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等问题，着力规范村民行为。按照合法性、民主性、针对性和互约性原则，结合“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对原有的《村规民约》进行重新修订，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并发送到每家每户。组成由村干部、村民代表参加的遵规守章监督委员会，对村民遵守《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与村级系列文明创建评比活动相结合，与上级执法执纪部门检查相衔接，实施激励奖惩机制，通过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引导，促使村民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依法支持村两委的合法决策，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二）要抓好民主决策制度的落实。针对少数村做决策由少数人“拍脑袋”，科学性、民主性差，盲目性、随意性大的问题，要按照“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要求，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对关系村集体利益和村民利益的事项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本村各类经济合同完善、变更和解除，集体财产发包、处理，土地承包、税费征收、财务收支等重大村务事项，实行民主决策制度。

（三）要抓好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落实。针对少数干部自由散漫、工作不出力、年底争待遇等问题，要加大对村干部的管理力度，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和民主评议制度。每年年初，对每名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责任目标进行全村公示，请村民监督；年底由乡镇党委派人主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对村党支部成员、村委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民主评议，综合考虑德能勤绩情况打分，评议结果与工资奖金挂钩，以达到干部有压力，群众有动力，干部服务群众、群众监督干部的目的。针对村民普遍关心的村务、财务公开问题，将“两公开”作为落实“四民主”的

重要内容列入各村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注意从各村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就公开什么，群众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对村务公开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随时发现、随时解决。对财务公开这个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做到“三统一”：即“统一公开模式、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内容”，以提高财务公开质量，增加工作透明度，强化对农村干部的监督约束，这样，可以有效密切干群关系，进一步激发农民当家作主的热情。

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要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

民主法制篇8

一、现代审计是民主与法制的产物

（一）审计的产生与发展同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密切相关

审计是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审计的发展变化也受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审计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发挥作用，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审计的性质和职能、审计发挥作用的广度和力度也就有所不同。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审计由君主授权，并且只向君主个人负责。这种古代的审计与民主法制没有什么联系。

随着历史的进步，民主制度取代了专制制度，公民立法并选举政府，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法律授权国家审计依法监督政府职能的履行情况，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社会从人治过渡到法治，现代国家审计模式也随之形成。现代国家审计的四种模式：立法型、司法型、行政型、独立型，无论哪种模式，都是向一个特定机构和人民大众负责，而不是向某个个人负责。审计有了法律地位，并要依法进行。

（二）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对审计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日益加强。我国审计机关成立20多年来，作用不断增强，从财务查账到财政监督，从企业管理审计到国家宏观调控的间接控制手段，从经济监督到对权力的监督，审计监督的范围在扩大，力度在加强，影响在增长。这种历史的进步既是民主与法制建设进步的结果，又将进一步促进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

二、现代审计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工具

现代审计是民主与法制的产物，更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工具，现代审计可以而且应该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现代国家审计的特征使其成为民主监督的工具

审计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因是受托责任关系，现代国家审计的动因则是民主政治、权力制衡、财政监督的需要，这一性质特征反映出现代国家审计与民主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民主政治是指民众的大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的政治制度。然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只是一种政治民主原则，国家的管理总是由少数人来实施，国家的具体行政权力总是由少数人来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权力的国家公务人员可能会滥用权力，，或者攫取权力，形成专制。因此，实行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多数人对少数掌握具体行政权力的人进行监督就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事情。以一种权力来约束另一种权力，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和机制。审计监督便是这样的手段和机制之一。审计监督是从经济的角度对权力的监督。国家审计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工具的观点，则是将国家审计的这种特征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逐步显现的发展过程，它反映了国家审计作用的根本目标和发展方向。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审计手段的专业性以及审计信息的客观公正性使国家审计成为权力制约机制中最具工具性的监督因素。

无论从历史与现实来进行纵向考察，还是从我国到外国来进行横向研究，虽然国家审计作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工具实现的程度不同，但都还没有完全实现，并且都在不断实现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审计制度自1982确立以来，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审计从代表财政监督纳税人正在向代表纳税人监督财政转变。国家审计作为民主与法制建设工具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

（二）国家审计的法定职能决定其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作用

我国的国家审计拥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宪法授权。1982年宪法专门规定了我国的审计监督制度。从这个角度讲，国家审计机关开展审计监督，本身就是依法治国的行为。国家审计机关揭露被审计单位的问题，评价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评价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评价政府部门的绩效，都是依法律法规审计的法定职能行为，它体现的是依法治国的严肃性，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

过去20多年的实践表明，国家审计在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发挥审计在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中的作用。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则更具体地提出：“强化审计监督，逐步推行效益审计，突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依法实行审计公告制度。”这段话既明确了审计在反对腐败、建设民主政治与法制社会中的作用，又对审计工作提出了要求，这是时代对国家审计的新要求，这一新要求既是对国家审计原有职责在量和度上的扩充，又包含在国家审计法定职责范围之内。从国家审计法定职能上看，审计曾经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工具，今后还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工具。

（三）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审计在其中发挥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随着我国逐步实现加入WTO的承诺，我国政府职能也在转变之中，正在实现从过去重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中心”的转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这标志着我国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从管理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转变，显示着我国政府改革以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作为目标模式。

政府职能的转变伴随着执政理念的转变，法治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等理念已被普遍认知。现代社会的公众对了解国家公共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对了解公共经济责任有了强烈需求，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充分了解政府活动信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国家审计在法律保护下，对政府管理、使用公共资源的行为进行检查，从独立和专业角度作出客观评价，就可以进一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高政府效率，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

上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执政理念的转变，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国家审计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三、国家审计在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作用的途径

（一）提高依法审计能力，促进建设法治政府

审计要当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工具，首先就必须提高依法审计的能力。

审计的过程，就是执法过程。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必须全面执行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既包括审计专门法律法规，也包括其他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严格依据这些法律法规评价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督促被审计单位依法经营、依法行政。国家审计机关还可以通过审计，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促使其公开、公正、公平，促进建设法制政府。通过审计，督促政府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和义务，特别是通过加强对经济管理部门和经济监督部门的审计，保证各项法律的实施。如通过对财政部门的审计，促进《预算法》的全面认真执行；通过对税务部门的审计，促进《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执行；通过对金融单位的审计，促进《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的执行；通过对海关的审计，促进《海关法》的执行；通过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审计，促进《企业法》、《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执行。还可以通过审计监督，把发现的问题反馈到有关部门，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可资参考的信息，通过揭露矛盾，形成一种促进新的制度和机制加速生成的新环境，促进国家法律法规的改进与完善。

（二）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强化国家审计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法制社会的需要。现阶段国家审计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加大揭露、惩治腐败的力度。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实现审计对象由“民”到“官”的转变，这本身就是民主进步、法制加强的一种表现。

权力“寻租”是走向腐败的最重要通道。一些掌权的人搞暗箱操作，拿着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权力，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牟取私利，产生权钱交易。国家审计就要把经济责任审计与反腐败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善于从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暗箱操作。

在对权力的监督和反腐败斗争中，审计的作用相比较于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来说，有自己的特点。公、检、法部门只有立案才能进行侦查，而立案是有一定标准的，这就限制了公、检、法立案侦查的范围。审计则不同，凡属法定审计范围内的对象，随时都可以被审计。虽然揭露问题是审计的基本功能，但审计的根本目的不是查案，而是经济监督，不管有没有腐败问题都可以进行审计，只不过是在审计过程中可以发现案件线索。这就使所有可能产生腐败的地方都暴露在审计的视野里，不仅被审计单位的腐败问题会被揭露，对未被审计的单位的腐败分子也是一种永远存在的震慑。

审计对权力的监督，不但要做到揭露问题具体，而且要把开展经济责任审计与开展审计研究结合起来，把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结合起来。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对经济领域带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重大案件的查处，对制度、政策方面的缺陷进行分析研究，努力找出问题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与此相关的体制根源、制度根源，提出改革体制、健全机制、完善制度、加强管理等方面的建议，提高审计建议的参考价值，使审计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用不仅在查处具体案件上体现出来，而且在从宏观和源头解决问题上体现出来。

（三）开展绩效审计，关注政府责任

实施和发展绩效审计，有利于促进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公共资源是由政府来管理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是弥补市场的缺陷，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由此而形成公共财政制度。资源配置职能是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公共财政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工具，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公共财政的管理上，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职能主要也是通过公共财政，特别是通过公共支出来实现的。对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开展绩效审计，实质上就是关注政府财政收支，特别是国家支出的经济性、效果性和效率性，关注政府依法履行所承担的公共经济责任。以往的审计结果表明，现在很多单位有问题，并不都是腐败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管理意识松懈，管理力度不足以及管理者的责任心不够而造成的。国家审计关注政府的公共经济责任，强化对公共支出的审计监督，能够促进政府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提高行政行为的科学性、有效性，完善政府管理，推进政府的民主法制化进程。

我国的国家审计机关是政府的职能部门，那么，国家审计机关关注的政府责任，一定与政府最高首长关注的政府责任具有一致性，与政府的民主法制建设目标相协调和一致。国家审计关注政府责任，实际上是政府运用审计手段，要建设透明化的政府。政府这种主动性的法制化，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特点。因此，审计机关不能满足于简单地揭露问题，更要从政府依法行政的高度，科学地选择审计重点，要与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政府的民主法制化进程同步，为政府全面履行行政职责服务，同时为纳税人的民主监督服务。

（四）进一步推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为各监督主体提供更多的审计信息服务

审计结果公开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方法。从根本上说，人民是国家审计的真正委托人，向其如实报告审计结果，是审计监督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理论依据。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赋予的权力就要为人民服务。政府及其部门工作人员掌管的资金，来源于包括普通百姓在内的所有纳税人的钱袋。老百姓有权知道这些钱用到了哪里，花得是否节俭、有效，资金的掌管和运用者是否让老百姓放心、信任，有没有挥霍浪费甚至中饱私囊的现象。要使老百姓知道这些内情，审计结果公告是最好的途径，因为审计机关的触角可以伸展到所有的公共领域。审计结果公开，使每个公民都能获得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府信息，这本身就是对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肯定和保护。

惩治腐败，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透明。现在很多问题的积累就是因为不透明。虽然不透明的事情不一定就有腐败，但凡是腐败的东西一定是不透明的，一定有暗箱操作。李金华审计长说过：“有些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规之所以不能得到严格的执行，主要是因为一些政府行为不够透明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努力推行‘阳光政策’。”“被子经常拿出来见见太阳才不会发霉”。

审计报告公开化，首先是可以通过“问题资金”查处腐败分子，同时可以形成威慑力，对那些想违规违法的人起到警示作用，还可以帮助违规部门堵死制度上的一些漏洞，使得腐败分子“不敢为”、“不能为”。推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可以增强审计结果透明度，把审计监督与公众舆论监督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政府部门行为的公开透明，有利于公众了解政府，增强对政府的信心。

民主法制篇9

一、意识形态和法律政策方面的难题

民法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经济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是建立在前苏联法学体系基础上的民法观念和制度体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法观念和制度体系完全不同。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的民法典当然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制定，但是我们所采纳的民法观念和民法知识体系，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前苏联法的基本框架。坦率地说，我们长期受到前苏联法律意识、观念和体系的控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法学界从来没有彻底清理过这些残留物。依我看来，前苏联法对我们制定民法典的消极影响主要有如下方面：

（1） 前苏联法不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把一切法律均当作公法，这一点不但妨害了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作为基本法的地位，而且还妨害了我国整个法律体系的科学化。如果一切法律都是公法，那么最重要的公法当然是宪法，民法就只能是宪法下面一个可怜的部门法。但是如果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以此为根据建立法律体系，就可以得出公法的基本法是宪法、而私法的基本法是民法的结论。所以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由于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民法和宪法一样都是国家的基本法，民法绝不是部门法。另外，如果把民法也当作公法，那么民法当然应该像公法那样以命令服从关系作为基本规则依据，这样民法应该以强制性规范作为基础。但是这样做完全违背了民法的本质。其实前苏联法就是这样歪曲民法的，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做法也是这样。对于这样一个近乎常识的概念，目前我国法学界几乎尚无人承认，主导的观点还是把民法只是当作一个部门法。

（2） 前苏联民法不承认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尽量压缩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空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法必须将意思自治作为基本的原则。前苏联人的法律意识形态，是社会每一个人的法律关系都与社会整体利益密切相关，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社会公共关系，所以个人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因此前苏联不承认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社会的人所从事的民事活动，不但重大的经济活动需要批准，而且一些纯粹涉及个人利益、应该完全由个人决定的行为，比如婚姻行为，也要获得领导的批准，这种现象到现在还能看见。当时的民法学说对意思自治原则还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批判。当社会基本上没有意思自治的空间的时候，民法典也就无法制定出来。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民众已经能够享有广泛的意思自治。但是在我国目前出现的民法典方案中，意思自治的原则还没有得到承认。

（3） 前苏联法不以传统法人规则建立法人制度，不强调法人的立法技术划分，而强调法人社会政治身份划分。在前苏联法中，法人不是按照立法技术来划分，而是按照其身份将法人划分为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等，但是就是不承认社团法人、财团法人这一科学的划分。这种不坚持科学的做法，不但给我国的法人制度建设造成严重损害，而且导致财团法人这一类型在我国民法中被蒸发的情况，而现实中的这一法人类型是非常多见的。由于立法有缺陷，我国各种法人规范至今难以全面建立，这种情况在现在的民法典方案中也没有得到解决。

（4） 前苏联法不使用法律行为概念，而使用“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制度，是以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实现意思自治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可以说是民法的精髓。可是前苏联法基本上不采纳确切的意思表示理论，将意思表示制度、法律行为制度简化到极端，其目的就是尽量压缩社会民众意思自治的机会。目前我国的民法典方案，这一方面仍然没有实质的改变。

（5） 公共财产中，不作公用物与投资物的区分，模糊公共权力在社会管理关系中与经营关系中的根本区别。在法治国家里，纳税人交纳的税收不能用来谋取政府的私利，这就是当代法治社会“公权不得牟利”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被彻底毁坏。因此我国至今存在大量利用行政权力创收的情况，民法本有可为，却无法作为。

（6） 坚持以所有制的等级规定所有权，将所有权“三分法”，确定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的严格界限，确定不平等承认和保护的规则。这种情况直接损害了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

（7） 前苏联法甚至限制个人意思在亲属与家庭关系中的作用，许可政府对于亲属关系实施强大的行政管理（比如将婚姻登记而不是人的感情作为婚姻的正当性基础） ；尽量压缩亲属范围，是民法上的亲属范围被限制到极端，同时将不符合亲属范围的财产法定为公共权力继承。这一点，既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不符合现实。但是现在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8） 前苏联法律政策强调民法典立法的政治宣教作用，不重视立法的技术和质量。法律制定以“宜粗不宜细”、“宜短不宜长”、“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作为指导思想。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面，民法条文越来越短，越来越粗，失去了可操作性。这种情况虽然近来已经有极大的改进，但是立法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痼疾。当前中国最高立法机关聘请的民法典立法顾问中，绝大多数人具有前苏联法学的背景，虽然这些学者或者官员都是很高尚的人，但是他们对市场经济国家立法欠缺了解也是公认的。考虑到他们的年纪和体能，要求他们广泛而且深刻地接受新知识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该是我们认真清理前苏联法的时候了！ 这种法学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依据单方面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看问题片面极端，简单地抛弃了人类历史数千年以来的法学知识结晶。现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意思自治原则、法人规则、法律行为规则、公共权力与民事权利的划分等基本问题，在我国民法学中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在这一方面，目前我们大家似乎都缺乏改变的勇气。

二、实践知识短缺

民法是直接规范市场经济和民间生活的基本法律，也是直接有法官运

用的裁判规范的总和。所以民法是实践性、本土性最强的法律。正因为这样，民法典的制定必须进行社会调查，必须了解清楚我国本土的民法资源，这样一些重大的制度建设才不会脱离国情。因为民法是直接作用于社会的规则体系，因此必须要了解社会情况，制定的法典才能被社会接受。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作过认真的社会调查。现有的民法典草案是在学者方案的基础上揉合而成的，现实性基础不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自己在近年来的法学研究中，曾经作过一些方面的调查，发现现行法律制度中，脱离实际的方面很多。比如土地所有权问题，宪法、民法通则和土地法等都规定了两种公有制，但是在实践中，有些偏远地区鼓励人们造田，提出谁造谁有的政策，农民在高山峻岭之中，可以说是“掬土造田”，造出许多“盆盆田”，解决了长期不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像这种“盆盆田”，农民造得十分辛苦，面积又十分狭小，法律强行要求所有权归属于集体，既不为当地群众理解，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另外，西北沙漠地区的造地、造林等，也是十分辛苦的工程，法律不许可民众个人取得林木所有权，违背了实行公有制的政治目的，也不利于生态的恢复。法律上的公有制只是一种手段，我国建立公有制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利用生产资料剥削他人的经济基础；农民自己在深山中用汗水造田、在沙漠中造林，与剥削他人毫无关系，法律不许可他们取得所有权，让人无法理解。再如，我国城市中的土地使用权，法律规定的只有“划拨”、“出让”两种方式，但是据我调查，至少有九种方式。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制后，以土地权利作为投资的方式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土地使用权，形态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用现行法律的规定概括。农村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规定的只有一种形态，但是我在调查中发现，现实中为了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地方政府以及民众采纳了至少有六种不同的农村地权形式，从最方便流通的方式到绝对不能流通的方式都有。我国的国土资源部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试点，既获得了民众的认可，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按照现行法律判断，可能这些积极的做法确实违法的。可以说城市中的土地使用权、农村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样对于国计民生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权利类型，现行立法和现实的做法已经基本脱节。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制度建设方面这样存在。显然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民法典的可行性是令人担忧的。

三、法律技术问题

民法的发展不仅仅是政治运动的产物，而且是法学科学及法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自从有民法典以来，民法典就是煌煌巨制，条文动辄上千个。这么多的条文依靠什么逻辑编纂成法典，这就是民法学独特的科学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法学技术问题，但是实际上涉及到对民法科学性一些最基本的范畴的认识。目前法学界就此问题开展的争论，可是说是围绕着这些基本的科学范畴的认识而展开的。

法律原始的定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所以法典的编纂，就是将法律的这一最根本的价值贯彻在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形成一系列法律规则和制度；再将这些规则和制度按照他们自己的内在联系编纂成完整的系统。法典的编纂需要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和归纳，需要从一系列个别的特性中抽象出一般的共同性质，这一切需要对法律上的特有范畴和手段的正确运用。所以民法典的编纂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民法典的编纂肯定要产生大量专有概念和术语，最后形成的法典，肯定是一个技术化的体系。但是科学的发展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围绕着民法典编纂这一门科学的发展，立法科学上形成了不同的看法，我国目前民法典立法中的争议其实就是历史上各种观点的再现。

其实反对在我国编纂民法典的观点也是存在的。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民法的编纂体例应该仿照英美法，因为英美法是判例法体系，它具有直观和感性的优点，没有那么多抽象的概念和技术化的体系，建立这种法律体系可能会容易些。但是这种观点可以说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对此可以以日本近代法制改革为例。日本近代改革其实是美国大炮的作用，因此日本开始建立现代法律制度就是学习英美法。但在不久即发现英美法让外国根本无法引进，因为判例法数目庞大（当时美国的有效判例多达30 多万个） ，外来者很难掌握其逻辑。根据英美法学家的看法，一个有效的案例（个案有效） 最后形成有效的判例（普遍有效） 大约需要150 年，因为要把法官个人对公平正义的认识转化到社会普遍的认同需要很长时间。因为这些原因，日本放弃了英美法，开始接受当时世界上代表大陆法系成果的法国民法典（当时大陆法系民法典只有法国民法典） .世界各国普遍认为，英美法不适合别国主动模仿，只能依靠殖民地的扩张、宗主国的政治强力。但是反过来，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大陆法系，虽然概念抽象、体系复杂，却更容易学习引进。所以连英美人也认为“罗马法之所以被普遍接受，依靠的不是强权而是性”。目前一些学者主张法律的非技术化、人性化、感性化，其实就是减少法律的理性化，这怎么可以？

在坚持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的前提下，我国民法典究竟在采纳哪一种法典化立法技术，即德国法系还是法国法系的立法模式方面，目前也有争议。甚至有个别学者主张重回罗马法。罗马法以及建立在罗马法的法学阶梯学说基础上的法国法系，按照人、物、权利这样一种直观的规范模式来确立民法典的法律体系，它比较符合一般人对法律最简洁的认识，因为民法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这些问题。一般人看法律，首先看到的就是法律中的“人”的法律，然后是人的权利，最后是取得权利的方法，这一逻辑简洁明了。法国民法典就是这样编纂的。目前我国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应回归这种所谓具有亲民性特征的罗马法。但是法典编纂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直观的、感性的，而只能是理念性的产物。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日趋复杂，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负担的使命越来越重，如果要将民法典编制成具有稳定的可操作性的规则体系，最简洁、最方便的立法体系，恰恰不能是直观的规则体系，而只能是理性化的规则体系。

法国立法模式和德国立法模式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立法，他们的基本分歧主要表现在交易中财产关系的法律调整模式方面。法国法的立法理念是合同应该履行，这是罗马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法国法依据合同履行的结果必然导致物权变动这一点，建立了不区分物权和债权、不区分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的法律调整机制。所以在法国法中并没有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更没有物权变动制度与债权变动制度的区分制度，立法上只承认“广义财产权”，交易的法律只有合同。法国法的这一立法模式在国际上被称为“同一主义”或者“合一主义”（ The Principle Of Consensus） ，即依据一个法律根据同时发生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立法模式。

与此相对应的德国立法，其基本的立法理念是： （1） 合同应该履行不等于合同必然履行，即合同应该履行的观念不等于合同肯定能够得到履行的事实，因此应该将合同订立的法律效果和实际履行的法律效果予以区分。依据这一点，没有得到履行的合同也应该合法生效。（2） 因为合同发生交易时，交易的实质不是物的移转而是物上权利的移转，物上权利的移转分为只对当事人发生约束力的请求权，和对第三人发生排斥力的物权。一项交易如果对第三人发生排斥力，则必须要进行物权公示，以保护第三人的安全。（3） 交易的常见类型和典型类型是根据法律行为发生的，为清楚区分交易性质，必须就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做出更进一步的区分，即将法律行为区分为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物权行为以符合物权效力的法律事实作为其生效条件，债权行为以符合债权效力的法律事实作为其生效条件。（4） 以此为根据，提出法律关系学说并建立不同法律关系的制度。因为民事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的性质有物权和债权的清晰区分，法律上无法认可“广义财产权”的正当性；因为一个交易过程必须区分为债权变动和物权变动两个过程，因此必须就其法律根据予以区分。这就是“区分原则”，以前也被翻译为“分离原则”（ Trennungsprizip） .

同一主义的立法模式从表面上看容易理解，但是并不是这样。以抵押权的设定为例。当事人常常设定抵押权来担保债权人的债权优先实现，所谓优先，就是要让抵押权人比其他债权人优先受偿。但是如果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之间如果只是订立了一个抵押合

同，这个合同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其他的债权人并不知道，那么为什么这个合同订立后就能够将其他债权人的权利排斥掉呢？ 这对其他的债权人有什么公平而言？ 又如一物二卖的情形，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将房子多次出卖，因为买受人并不知道开发商和他人秘密订立的合同，所从买受人的角度看，这两个合同都应该成立生效；但是，根据同一主义原则，合同一旦成立生效买受人就取得了所有权，那么到底是哪一个买受人取得了所有权呢？ 类似这样的问题，同一主义的立法模式基本上无法从立法基本模式方面予以解答，而只能有从新建立许多民法典之外的附从法或者单行法来弥补其基本立法的缺陷。法国民法的立法就是这样，现在的法国民法，已经完全不能仅仅从法国民法典来看到他的实际操作性规范体系。

但是从德国法的区分主义原则来看，各种在同一主义原则立法模式中无法解决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完满解决。比如抵押权设定这种比较复杂的案子，由于德国法严格区分物权与债权、物权变动与债权变动，抵押合同作为债权意义上的合同时，他因为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而生效，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只是抵押权未能有效设定，那么根据这个生效的合同，违约一方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至于抵押权的有效设定，则因为抵押权作为物权，他的设定要发生排斥第三人的结果，所以必须以不动产登记这种公示方式作为生效的要件，不登记者，抵押权不能有效设立。这样，一个抵押权设定的行为，必须根据其本质区分为抵押合同生效和抵押权生效两个法律事实，他们的生效的法律根据也必须明确区分：抵押合同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生效要件，抵押权以不动产登记作为生效要件。其他涉及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的交易，也都依据这样的规则处理，这样既保障了交易的安全，也保障了交易的公正。

鉴于以上，中国民法典的立法要重视民法立法的立法技术。民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有的工作语言和立法技术，这种立法技术从分析和比较来看应该认为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潘德克顿法学是比较成熟，能够符合高度复杂的市场经济需求。目前中国立法没有采纳潘德克顿体系的成果，他严重地受到从日本引进的债权形式主义也就是折衷主义的影响，走上了一条法例上不科学的道路。比如，在物权变动与债权变动的关系问题上，立法和司法解释采纳了“不动产合同不登记不生效”、“动产合同不交付不生效”这种似是而非的规则。这种不科学的法理，给我国的实践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对此，请参见拙作《从几个典型案例看民法基本理论的更新》，载《判例》

在法学研究中和教学中常常听到批评区分原则违背民众感情的观点。但是只要是科学的，就应该被立法采纳。法律是给法官裁判案件用的，一般老百姓并不裁判案件。法官应该具备良好的素养，能够在复杂的交易事实面前有一套正确的应对措施。要让法官更好的理解法律，首先要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立法对于各种案例的处理能力。从世界各国民法典的立法比较来看，只有区分主义才有这个能力。

我国民法长期对于这种科学法理的批评，已经产生出十分消极的后果，比如新制定的合同法中出现许多不应该的错误。这里举个例子。东方航空公司向欧洲购买了数架空中客车380 飞机，约定2008 年交货。但是现在这种飞机在世界上还没制造出来，还在图纸上。那么这种合同有效吗？ 按照我国的合同法第51 条、133 条、149 条、150 条，这种合同是不生效的，或者到时如果对方不交货并不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在合同订立时标的物还没成就，而我国的航空公司对这种情况是明知的，按照我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我国公司应该承担责任。这种违背交易常识的错误，到头来只能损害弱者利益，只能不断地产生鼓励违约的结果。这种很浅显的立法错误出现在合同法中，就是立法法理不科学的原因。

民主法制篇10

二、依托“法律六进”抓创建“民主法制示范社区（村）”。

今年是我处普法宣传教育实施阶段的重要一年，搞好普法宣传教育将作为“平安”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搞好普法宣传，促进社会稳定。抓好“法律六进”工作，是提高广大干群法制观念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抓好“民主法制示范居（村）”的保证。

各单位要着重结合“法律六进”工作，把“民主法制示范社区（村）建设引向深入，抓出特色，抓出成效。同时要与综治、等其他工作密切配合，打造“平安社区”、“平安村”，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对照创建标准，认真落实，严格考核。

各社区居（村）委会要按照“八无”标准，认真落实相关措施，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具体“八无”标准是：

1、一年内没有发生刑事治安案件。

2、一年内没有出现非正常死亡案、（包括安全事故死亡）。

3、没有出现民间纠纷转为刑事案件。

4、无黄、赌、毒案件等社会丑恶现象。

5、安置帮教工作成效显著，没有出现重新犯罪。

6、没有集体越级上访事件。

7、没有非法集会、斗殴，聚众闹事，拦车堵道和阻碍交通案件，无非法宗教活动。

8、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

民主法制篇11

一、农村社会稳定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目标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法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平稳运行，为百姓谋利益。总结实践经验，我们发现，一个区域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往往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因此，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后进村，要采取重心下移，工作前移的办法，以机关干部下村挂职为契机，对后进村进行集中整顿转化升级，工作中要坚持把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农村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现实动力，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搞好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地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发现、解决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贯彻“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村治安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特别是各类霸头和黑恶势力团伙，要坚决打掉。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继续推行定包案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理要求和定办结时限的“五定”制度，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负总责、综治委牵头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基层狠抓落实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排查调处工作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着重解决 好改革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防止和化解引发矛盾纠纷的各种因素。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意见》和省综治委《关于县乡两级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意见》，积极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基层接访，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按正常的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努力做到一般矛盾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乡镇；对于治安混乱的村庄，党委、政府要坚持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对“乱、瘫、穷、愚”综合整治。

二、农村事务民主管理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

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土地承包、村办企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注意双向制约，不仅要“约民”，更要“约官”。各级各部门都要尊重群众的民利，要建立健全村民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级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村民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进入民主决策程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保障群众当家做主。

（一）要抓好“两个规范”。即规范干部行为：针对少数村干部讲“人治”不讲“法治”，擅长下命令，不愿意搞服务，重政策、轻法律，说话办事随意性大等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干部行为。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加强教育引导，使村干部工作理念上由“人治”向“法治”和“德治”转变，工作方法上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自身素质上由“经验型”向“市场型”转变。同时要加强制度约束，制定完善《村民委员会工作规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制度》，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和村民大会对规范干部行为的作用，把各项工作真正纳入“公开、民主、规范”的轨道。规范群众行为：针对少数村民只要权利，不尽义务，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文明，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等问题，着力规范村民行为。按照合法性、民主性、针对性和互约性原则，结合“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对原有的《村规民约》进行重新修订，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并发送到每家每户。组成由村干部、村民代表参加的遵规守章监督委员会，对村民遵守《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与村级系列文明创建评比活动相结合，与上级执法执纪部门检查相衔接，实施激励奖惩机制，通过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引导，促使村民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依法支持村两委的合法决策，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二）要抓好民主决策制度的落实。针对少数村做决策由少数人“拍脑袋”，科学性、民主性差，盲目性、随意性大的问题，要按照“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要求，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对关系村集体利益和村民利益的事项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本村各类经济合同完善、变更和解除，集体财产发包、处理，土地承包、税费征收、财务收支等重大村务事项，实行民主决策制度。

（三）要抓好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落实。针对少数干部自由散漫、工作不出力、年底争待遇等问题，要加大对村干部的管理力度，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和民主评议制度。每年年初，对每名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责任目标进行全村公示，请村民监督；年底由乡镇党委派人主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对村党支部成员、村委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民主评议，综合考虑德能勤绩情况打分，评议结果与工资奖金挂钩，以达到干部有压力，群众有动力，干部服务群众、群众监督干部的目的。针对村民普遍关心的村务、财务公开问题，将“两公开”作为落实“四民主”的重要内容列入各村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注意从各村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就公开什么，群众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对村务公开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随时发现、随时解决。对财务公开这个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做到“三统一”：即“统一公开模式、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内容”，以提高财务公开质量，增加工作透明度，强化对农村干部的监督约束，这样，可以有效密切干群关系，进一步激发农民当家作主的热情。

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要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

首先要抓好村级干部的法制教育。通过举办村两委干部轮训班等各种形式，有组织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有效增强村级干部队伍的法制意识，提高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的水平。其次，要着力营造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按照与阶段性中心工作相结合、与专项工作相结合、与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村民夜校、集市咨询、征订普法教材、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联户组织送法上门、电视广播专栏以案说法等灵活形式，有计划、有重点、有目标地开展群众性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在学法中守法用法护法。第三，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抓手，加强道德教育。通过开展文明村、文明家庭、文明行业等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抓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以推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要按照“四五”普法规划要求，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农村法制夜校、“148”法律服务专线、法制文艺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搞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还要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加强对农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农民群众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要重点抓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的动态管理，落实监管、帮教和安置措施，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要把辍学生、失学生、学校中有不良行为的学生、社会闲散青少年等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学校、社区和家庭的综合教育作用；继续总结推广“青少年维权岗”、配备兼职法制副校长的经验和做法，结合“严打”整治斗争，继续抓好学校及周边环境的清理整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民主法制篇12

二、公益诉讼中的人民民主法律监督机制

以往，我国学者一般把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看成是我国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而把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看成是次要的法律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作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这既不符合我国上“民为贵君为轻”的传统法律思想，也不符合国际上发达的法律监督思想和制度的潮流。实际上，我国宪法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了人民至上的原则，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三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宪法第二十七条中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因此，在法理上任何把某一国家机构或社会组织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规定和思考都是与宪法的精神和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但是，以往在法律监督的问题上强调国家机关监督的远远超过人民民主监督，并且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局面，也对国家的民主建设起到了妨碍作用。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直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强调要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要积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坚决防止和铲除腐败。[6]笔者认为，建立和健全公益诉讼制度，是现阶段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制度的最理想和最便捷的方式。首先，它是经济的。对于国家来讲，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成本，仅仅利用现成的司法体制就可以推广。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提起公益诉讼不需要支付诉讼成本，却可以实现自己一定的经济利益。它在经济上为公民直接参与执法和监督提供了制度保障，使行使监督权成为一件真正既利于国家又利于监督者个人的双赢诉讼。[7]其次，公益诉讼是天生的开放性和民主性诉讼，它可以把以往无休止空谈和议论的人民民主监督理念转变成一种有形和有序的诉讼监督，从而克服现有的举报、控告、质询等传统监督方式的封闭性弊病。再者，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具有程序上的执行保障，因此是民主监督最有效的方式。公益诉讼的判决可能对某一项政策或某一项法令的危害性和违法性做出司法判断，可以为有关行政部门的执法和立法部门的修法提供比较集中和成熟的人民代表性意见。如果我们仅仅把法律的生命放置于政府及其官员手中，法律的运作就永远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运动，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人民民主的法律监督使法律的双向运动成为可能，而实现这一程序的就是公益诉讼。特别是有些法律规范在制定中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法律后果的规定，具有象征性立法“symboliclegislation”或叙述性立法“narrativelegislation”的特征[8]，针对这些法律规范的实施所提出的公益诉讼和判决实际上具有一定的“造法”或说是对规范具有必要的补充意义。

在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阶段性成就的现在，应该特别地强调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保障。在法治社会中的民主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人民民主的监督，这是关系到法治建设能否真正深入人心和发挥作用的关键。因为，“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我国法律监督体系的基础”。[9]为此，必须建立起人民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赋予人民民主监督以必要的法律保障。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条例》、《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级人民法院处理各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申诉的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级人民法院处理民事和纠纷案件申诉的暂行规定》、《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有关人民群众监督权的法律法规和司法机关的工作规定。此外，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对公民申诉、控告的权利做出了规定。但是，与人民群众监督的客体及的广泛性相比，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相互之间还缺乏协调，各地区的也不平衡。[10]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得到开展和保证，而且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监督面窄，力度不足，缺乏强制力或震慑力。为此，我们必须按照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广泛的法律监督权利，在监督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上下工夫，建立起更加宽容、直接的人民民主监督机制。国内外的实践和探索证明，公益诉讼实际上是人民民主法律监督最有效的之一。这是因为，法律的民主监督既不能是无组织或无政府主义的流民监督，也不能委托给某个执政党或领袖实行包办，而必须是遵循法治原则的理性监督和斗争监督，它必须保持在一个恰当和合理的限度内，公益诉讼为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平台。

以往的法律监督论者常常把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简单地归入“舆论监督”。笔者认为，真正的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不能是没有任何法律地位和司法救济的舆论监督，而必须是具有一定强制力和对话途径的法律斗争，这种法律斗争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公益诉讼。哈贝马斯曾指出，民主法治国家行使权力具有双重途径，即：对现实问题从制度层面上加以处理，以及根据程序对各种不同利益加以调节。这两种途径都必须看作是法律系统的具体实施。但是，在政治舞台上，针锋相对的是集体行为者，他们为了集体目标和集体财富的分配而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只有在法庭上和在法学话语中，才会涉及到个体的可诉权利。即使是已经生效的法律，随着语境的变迁，面对新的要求和新的利益格局，也必须重新加以解释。这场斗争的核心是解释和贯彻上未能兑现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为了争夺重新恢复集体行为者的合法权利，维护其尊严不受轻视。[11]笔者认为，由于公益诉讼具备了直接民主的法律监督机制，因此能够同时在制度和程序两个方面调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成为民主法治国家真正的和谐诉讼。

三、“他山之石”与我国公益诉讼的方向

公益诉讼是个“舶来品”，因此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就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汲取他国公益诉讼的经验。美国和日本是公益诉讼制度和相对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这两个国家的环境公害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公益诉讼制度。其中，日本20世纪中叶出现的大规模环境公害诉讼是其型公益诉讼的发轫。这是由两国的高速发展与环境破坏、生产力和消费水平不相适应等社会矛盾造成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也孕育着上述类似的社会矛盾，但是公益诉讼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却有所不同。根据有关统计调查，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益诉讼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自来水公司查表收费侵犯消费者权益、铁道部和汽车公司春运车票涨价、通讯公司双倍收费、民航系统航班延误、地方政府错误行政或不履行法定职责而侵害公共利益、部违反宪法平等权对不同地域设置不同高校录取分数线、大公司环境污染、虚假广告等。[12]从这些案件的被告和诉讼请求中可以看出，我国公益诉讼主要针对的是政府、传统国有垄断和一些大型企业。很多公益诉讼的被告是政府和国有管理公司，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我国的公益诉讼实际上更多体现出的是公民依法行使对政府行政行为和法律的监督权。

我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改革与市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招致的贫富分化加剧、弱势群体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有学者称之为“两极社会”，其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于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13]这一社会结构的形成也决定了我国的公益诉讼方向带有贫困阶层对政府机构、弱势群体对大型企业集团为改善生活、维护人格尊严而提起代表诉讼、集团诉讼的性质，并且与民事公益诉讼相比，较多到来的将是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针对的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不当和错误的行政、执法行为，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背后，隐含着内在深刻的人民民主法律监督机制。

[1]梁慧星等：《关于公益诉讼》，载吴汉东主编《私法》（创刊号），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367页。

[2]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58页。

[3]Tobias,PublicLawLitigationandtheFederalRulesofCivilProcedure,CornellLawReview,Vol.74,1989.DanielS.Jacobs,RoleoftheFederalGovernmentinDefendingPublicInterestLitigation,SantaClaraLawReview,Vol.44,2004.

[4][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5]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6]李铁映：《论民主》，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7]陈云良：《通过诉讼推进民治》，载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8]JanVanDunne,NarrativeCoherenceanditsFunctioninJudicialDecisionMakingandLegislation,TheAmericanJournalofComparativeLaw,Vol.44,1996,pp.463.

[9]刘金国、舒国滢主编：《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10]张骥：《论完善法治化的法律监督体系》，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

民主法制篇13

（一）基层政府不愿放权。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基层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使得基层政府就失去对村委会的人事、经济等大权的控制,这是某些基层政府不愿看到的。所以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了十多年,但由于很多地方基层政府放权不充分,很难真正意义上体现村民的民主自治。

（二）村两委关系纠缠不清。计划经济时代，村两委都是基层党政的执行机构,加之党政不分矛盾不大，但在村民自治中,两委的冲突就凸现出来。这一方面造成村领导班子缺乏协作精神,权责不清,遇事或争权夺利,或相互推诿,形成管理效率低下和现象。另一方面降低了村委会和党的威信。

（三）农民的民主意识比较淡薄。一是农民的参政意识不强。落后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关系上是狭小的、封闭的、隔绝的,由此而产生的小农思想，使很多村民对村民自治漠不关心。二是缺乏村民自治的经验。在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等民主治理机制,村民自治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村民的技术素养都还有待改进和提高。

二、破除制约因素促进村民自治走出困境的对策

（一）促进基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1、促进“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政府要从市场交易、乡村社会中收缩回来,加大对乡村的指导和宏观调控。实现村民对村上事务的自我经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与自我监督。

2、促进“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政府应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化、透明化进程,向老百姓公示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和结果。

（二）创新和改善基层党组织领导模式。

1、党应该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利”。

2、改善党的政治、组织、思想领导。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加强对村委会、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的领导。

3、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并且加强人民群众、党员对支部的监督。例如近年出现的“两票制”就是村民自治的新探索。

（三）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经济。

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形成人的自主意识,使村民认识到民利的价值。将在市场中形成的公平、公正的契约原则渗透到村民、村委会与基层政府中去,树立崭新的民主思想,给乡村带来真正的、稳定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