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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经济论文篇1
1．1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
经济学的产生被认为是起于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的《厂商的性质》一文，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是在20世纪下半期。有学者为了把它区别于19世纪形成的美国制度学派及后来的新制度学派(也叫新制度主义)，而把它称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而制度学派及新制度学派是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分析方法的，它们是“作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我们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即每个人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虽然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但是它关于人的假设是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即受到现实生活中制度的制约条件下的活动，因为“更接近现实的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在回答企业起源的问题时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他认为，每种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都需要发现价格、签订合同等等，资源的配置由市场决定，而市场由价格机制决定，这就必然产生一定的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一种市场制度，它的产生是为了降低经济过程中交易费用，起到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科斯揭示了交易成本和制度的某种内在联系。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定义，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指为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付出费用以及谈判与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是事先交易成本和签订契约后的一系列费用。如今，交易费用泛指一切与交易相关的费用。
1．2科斯定理与产权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
后人根据科斯的理论总结了“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法定权利归谁都不重要，资源配置都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产权经济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它强调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联系。它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不清是造成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外部性的产生与产权的起源有着必然的联系，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或克服外部性。那么影响产权的形成因素有哪些了?根据卢现祥归纳的有:第一，技术。新技术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而缺乏相应的技术可能是“搭便车”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人口数量。人口数量的增长与资源的有限，造成了人均资源的降低，于是，资源变得“稀缺”起来，这必然导致排他。而产权就是种排他性的经济权利约束。第三，资源的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离开产权，任何稀缺资源的配置都是无效的。第四，要素和和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价格的上升导致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行为，“独占性”成为一种优势选择。那么明晰产权意义在哪呢?明晰产权可以解决责任不清的问题，有利于激励经济主体，有利于形成约束机制。通过以上新制度经济学的简单回顾，我们下面对黑树林的水资源纠纷进行适当的分析。
2黑树林水资源纠纷中的新制度经济学问题
黑树林有两条水沟，打洞大沟与竜宾大沟，黑树林地区的人们就是围绕两条水沟的问题展开的。这场纠纷的主体实则是“同一民族的同一个支系”，由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一种“地域认同”高过了“民族认同”的一种现象。生活在有限的同一水资源地区，几个村子围绕水资源的使用权展开了长达两百多年的争夺纠纷，不得不思考根本原因是什么的问题。对于黑树林地区的纷争原因，我们的直观感受就是因为“水”，缺水造成的。胡忠文、杨剑波和胡阳全都有各自的看法。胡忠文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贫穷和人的素质低。过去因为穷而争资源和生存条件，过去人的素质低，封建宗法观念一度突出，群众中只有比高低、比输赢。现在的人观念变了，法制意识增强了，有分歧找政府，有争议靠法律。上级的扶持、基层干部的带动，使黑树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了坚实的基础”。杨剑波分析了村社组织的特点，认为:“传统的村社组织:(1)有较明显的习惯区域。(2)山林、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为村社共有。(3)有共同的祭礼活动与节日。(4)共同对外。这种由村社内不断发展的私有制和原来公有制之间的矛盾，反映到人与人、户与户、村寨与村寨之间，最容易引发矛盾，最突出的是对原来公有的自然资源的分配使用问题。在黑树林地区哈尼族中，村社观念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传统观念中，部分自然资源属于公有，谁使用谁拥有，部份村寨和农户仍按传统习惯去做，但现实的黑树林四个乡却分属于不同的两个县，并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胡阳全认为:“影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稳定的原因是因争夺草场、山林、矿山、湖泊、水源、土地等资源引发的纠纷经济因素，还包括社会治安、等因素。”我们都知道，水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对于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是相当困难的。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正是由于公共资源具有这些基本特征，才使得公共资源具有尤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而这种外部性伴随的产权问题是无法像私有财产那样界限十分分明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应该从产权的界定。经济学界一致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也就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或者说是一种有价使用的权利。而像黑树林纠纷中的水这样的公共资源能够用“产权”进行解决吗?在黑树林水资源纠纷中，实质就是围绕“水”资源的使用权问题展开的一场资源使用权的争夺战。而当地村民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始终处于传统的解决思维中。虽然黑树林纠纷中有以立碑方式的“契约”、购买等权利意识，但是却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产权”之说。笔者认为，黑树林纠纷的最终解决办法还是从治贫和解决当地生活条件入手。由于当地人的利益不同，认识不同，行政介入是不当的。云南省政府在黑树林地区大力投资，通过兴建水利工程、能源和通讯基础设施，改善当地交通，修建贸易市场，投资发展教育、卫生、科技，有其修建一座新水库，多头并举，有力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条件，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这为解决当地资源纠纷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这些措施恰恰有效解决了当地资源“稀缺性”的贫困性竞争问题。
3黑树林给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共资源管理的启示
从新经济经济学视角来看待黑树林的问题，是可以得到关于公共资源管理的相关启示的。王艳、韩方彦、楼惠新和王黎明都有各自的独特见解。谈到公共资源的管理，王艳认为“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式工作，界定公共资源产权的方式不存在“唯一”，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辅之以法律、市场手段，以及民众支持，采取多中心治理体制才是合理界定公共资源产权的明智之举。”韩方彦认为:“公共资源产权的界定制度缺陷突出表现为未能清晰界定公共资源产权主体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经济权利。因而，需要健全公共资源产权制度，强化公共政策执行的目标指向，维护公共利益，建立并完善公共资源政策工具体系，构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管体系。”楼惠新和王黎明认为:“公共资源的参与式管理可以解决好各方利益，有利于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综合效益的提高。以上都是都是学者给解决公共资源提供的一个问题解决思路。”笔者认为，由于公共资源的特殊性，它注定无法像用私有财产那样产权明确，所以，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恰当的解决因公共资源造成的纠纷的办法。黑树林是几个村之间因水引发的纠纷，对于群体性争夺资源使用权，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解决:第一，以发展当地经济作为根本大计。集体性争夺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无非是因为经济生产条件的制约，目的是为了生产和生活。因此，发展经济，解决贫困是首要的大事。第二，公共资源的参与式开发利用。由于共同需要同一资源，而中国乡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这就决定了不可能从私有产权的角度进行解决。公共资源的参与式开发利用要求各方主体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有节制的使用资源，而不滥用、消耗等。各方制定好规则，依据制定的规则，根据自己的权重进行活动。第三，搁置争议，合作共享，共同开发。建立一种合作机制是互利双赢的模式，集体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帮助，团结协作。第四，建立综合治理管理机制，协调好集体之间的矛盾，及时处理潜在的纠纷问题。第五，进行教育引导。第六，政府应当特殊问题特殊解决，对因资源稀缺而造成贫困的地方，应该大力投资，帮助发展，解决人们发展的自然制约条件。总而言之，公共资源的开发、使用和管理，应该朝着合作开发、利用和共同管理的合作机制出发，制定好规则，明确各自权重，共同发展。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2
经济社会水资源保障思路
一、从严管理，夯实基础，十一五时期水资源管理工作扎实有效
(一)以取水许可和计划用水为突破口，加强用水总量控制。结合全市水资源条件和用水需求，严格取水许可制度，加强取水许可管理和用水总量控制;同时严格计划用水管理，对全市规模以上用水大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二)以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为契机，不断提高用水效率。全面推行涉水事务一体化管理，建立起高效的节水型社会建设协调与联动机制;积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侧重企业用水工艺的改进和用水管理;推进工业企业的节水技术改造，完成10余项节水技术改造工程，市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已达到75.8%;加快农业节水改造步伐，不断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积极开展节水宣传，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深入人心。
(三)以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为主线，强化纳污总量控制。我市于2008年全面启动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2010年被水利部正式列为全国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试点城市。通过规划的实施，综合运用污染治理、水资源调配等工程及非工程措施，有效促进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城市健康发展，为构建以松花江为纲，百里生态长廊带动两翼、北国和谐水系、一江三沟三河自然健康、地表水地下水兼顾、陆域与水域相呼应的健康水生态系统奠定基础，为实施我市北跃、南拓、中兴战略提供支撑。
(四)加强立法，推进依法治水的进程。近年出台了《哈尔滨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哈尔滨市河道管理条例》、《哈尔滨市西泉眼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三部地方性法规和《哈尔滨市城市内河管理办法》、《哈尔滨市滩涂管理办法》等地方性规章，为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制保障。
(五)加强执法，严厉打击各类水事违法行为2009年组建了市水政监察局，采取流域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执法方式，实现了全市水政监察的统一管理。水政监察局成立后，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对阳明滩、金河湾等多处违章建筑进行了大规模强拆，对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的非法采砂、违规私建、擅自排污等进行严查严惩，有力地打击了各种水事违法行为，综合执法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六)创新思路，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高起点谋划，在国内首次提出以水定城的理念并进行整体规划，把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上升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同时进一步加强城市供排水保障工作。通过编制规划，对磨盘山、西泉眼、松花江及地下水等各类水源进行合理配置，保障供水需求;加大城市排水管网的改造力度，使之与城市的快速发展相适应。
二、科学谋划十二五，扎实做好近期工作十二五时期，我市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完善制度、创新节水管理体制和机制。进一步深化水务体制改革，全面实现全市涉水事务统一管理;加强对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组织领导，坚持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责任考核;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法制化、制度化;深入落实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计划用水、用水计量与监督管理制度。
(二)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强水资源规划与管理，优化配置水资源;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促进地下水的采补平衡;增强城市供水能力，建立综合供水体系;开展西泉眼水库作为城市正式供水水源的前期调研、论证工作，争取早立项开工建设。
(三)深化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管理。严格实行计划用水、定额管理。深入开展节水型企业(单位)创建活动，促进节约用水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
(四)进一步推进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加强水功能区和入河排污口管理，全面开展水域纳污能力核定工作;大力推进河道整治，完成城区三沟一河综合治理任务;推进北国水城建设，加强松花江及其支流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促进水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五)全面开展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依据《哈尔滨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案》，在开展尚志市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建设覆盖全市范围的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信息系统，大力提高水资源信息化管理能力和水平。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3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2200M3，人均水资源居世界第119位，世界人均水资源8800M3，是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被列为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据专家预言，2010年后我国将进入严重缺水期，2030年我国人口达16亿，水资源缺口400~500亿M3，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工业用水、城市用水量急剧增大，水资源供需之间的矛盾显现，造成工业生产停滞、城市供水限时、、、、、据统计：80年代全国缺水城市236座，缺水量1200万M3/d，90年代全国缺水城市300座，缺水量1600万M3/d，2000年代全国缺水城市450座，缺水量2000万M3/d。加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业人口约占70%，而在广大农村节约用水观念普遍不强，农业用水利用率相当低，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水资源型干旱导致广大农村农作物减产绝收、农村饮水困难、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是农村实现小康社会，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桎梏。
2、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
我国水资源与人口、土地、经济发展组合状况不理想，我国降雨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降雨量南方比较充沛，年平均降雨超过1000mm，而北方内陆地区降雨量少，年平均降雨量少于400mm，这种降雨分布的区域性差异导致水资源分布南北不均衡，北方资源性缺水严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36.5%，但水资源占全国的81%；而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5%，而水量仅占19%，其中西北内陆河地区资源性缺水更严重，这种南北水资源分布不均衡造成北方资源性缺水严重。
我国降雨受典型季风气候影响，全年降雨在年内时间分布极不平衡，降雨呈明显的季节性，其中70~80%降雨集中在汛期的6、7、8月内，汛期降雨强度大、雨量太过集中，往往地表径流汇聚而引发洪涝灾害，当降雨集中的汛期过后，工农业用水量依然巨大，因水量大部份都集中在了汛期，水资源集中期偏离农业用水集中期，水资源供需矛盾显现，季节性缺水严重，降雨的季节性造成灾害的季节性，大洪之后又遇大旱，汛期抗洪汛后抗旱，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3、流域内、流域之间水资源利用分配不合理
我国目前水资源的开发极不合理，局部流域内上游不顾下游，左岸不顾右岸，拦河修坝截流，在上游对水资源进行过度的开发利用，导致水资源在上下游，左右岸分配利用不合理，严重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流域之间，水资源丰富的流域，用水浪费严重，水利用率低，而在水资源贫乏的流域却是河流断水，水库干涸，无水可用，连最基本的生态环境用水都无法保障，流域之间水资源利用分配不合理。建议国家加强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保证水资源在流域内、流域之间的合理配置，综合考虑流域内、流域之间的用水需求，科学配置、合理调度，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污染严重形成水质性缺水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农业污水排放量逐年加大，近年来全国污水排放量达600亿T，其中绝大部分未作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全国700多条河流中，有近50河段水域污染严重，水污染严重形成水质性缺水，生活水资源总量因河湖水源污染而不断减少。
5、各种用水需求不合理，导致生态破坏
我国北方的高纬度地区由于长时间的持续干旱，用水相当紧张，工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农业用水挤占生态环境用水，生态环境用水濒临枯绝，如果这样无休止的挤占生态环境用水，不合理的配置工业、农业、生态环境用水之间的比例，必然会对生态系统和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导致植被覆盖率减少、自然绿洲萎缩、草场退化、土地沙漠化严重，目前我国沙化面积已扩展到174.3万KM2，占全国面积的18.2%，而且年扩展速度呈增加的趋势，由20世纪70年代的1560KM2增加到90年代末的3436KM2。
目前我国有些缺水区，为了保证当地的生产、生活需要，对地下水开采过度，全国超采地下水约74亿M3，形成了160多个地下水超采区，导致地下水位降低海水倒灌，地面下沉，地下水盐碱化严重。
二、科学合理协调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基础
我国水资源贫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水总量也在不断加大，水资源供需矛盾曾加剧趋势，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势在必行，只有实现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才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即要服务于经济发展又不能开发过度，即要服从于经济又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在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限度内促进经济发展。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而对水资源的开发应立足长远，不仅要为当前经济发展服务，还应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不能对水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应充份考虑子孙后代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目的
我们对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科学利用，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只有经济高度发展，物资产品才会不断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才会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才会不断增强，因而我们应大力加快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经济发展并非速度越快越好，应控制好这个度，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超过水资源的的承载力，水资源开发过度必将导致生态系统造受破坏，经济发展会出大问题，经济发展会倒退，会出现回过头来搞治理，因而经济发展速度一定要合理，以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3、协调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诣发展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目的，我们应积极协调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育目发展，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诣发展，经济发展一定不能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内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如果超过了资源、环境承载力，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大力促进经济发展，而不能制约经济发展，科学协调好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诣发展。
三、综合保障措施
我国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科学规划、合理应用，采取综合措施充分缓解各种矛盾，协调各方面关系，实现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讲有行政措施、法律措施、工程措施、技术措施、经济措施。
1、行政措施
国家应积极加强宏观调控，运用行政手段来合理引导，调整国家工农业产业结构及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建立健全适合我国水资源现状的产业结构模式，我国目前单位产值工业耗水少于农业耗水，国家可以适当提高工业比重，在经济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降低水资源需求总量，减轻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对于工业、农业结构内部进行产业转化，鼓励农民向节水型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大力发展渔业、林业、牧业等低耗水型农业，节约宝贵的水资源；对工业企业中高耗水低产出，强制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对工业项目进行政审批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应考虑环境生态效益，科学分析当地的水资源情况，对于超过水资源承载力的项目不充许上马，国家应积极加强宏观调控，实现水资源供需的总体平衡。
2、法律措施
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宣传，提高全民节水意识，积极参予水土保持，水污染防治，依靠法制节水，节约宝贵的水资源，但目前我国对水资源管理法律体系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依法治水必须以法律为基础，这样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国家应加快这方面的立法建设，以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
3、工程措施
我国降雨因分的的区域性，致使地区之间水资源不平衡，相对而言南方水资源丰富北方贫泛，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淮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农业干旱性缺水、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超采，水资源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为了从根本上缓和我国区域性的干旱灾害，减轻水资源供需矛盾，兴建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是必须的（如：南水北调工程），以缓和北方地区的资源性缺水，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南北地区经济同时协调、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比较丰富，但降雨在时间上分布上极不衡，呈明显的季节性，季节性缺水严重，在降雨集中期因降雨强度大，降雨太过集中往往引发洪涝灾害，降雨集中期过后由于雨量希少而引起旱灾，为缓解这种季节性旱灾，应在流域内兴建小型灌溉工程，在降雨集中期蓄水用于降雨集中期过后灌溉之用，除水害兴水利，同时还可以结合发电、养殖开展多种经营，活跃地方经济。
4、技术措施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4
在国际人口行动提出的《可持续利用水（SustainingWater）》报告中，根据全世界149个国家的水资源资料，联合国出版的1955、1990年人口统计资料和2025、2050年人口预测数据，采用瑞典水文学家M．富肯玛克（MalinFalkenmark提出的“水紧缺指标（Water-StressIndex）”（见表1），对一些国家人均水资源量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
表1是M．富肯玛克根据世界各国人均实际用水情况，特别是非洲干旱缺水国家的资料，分析比较后提出的。这些指标不是精确的界限。由于水的紧缺受到气候、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并且与节水和用水效率有关。但是，这个“门阀值”有利于进行国家间人口和人均供水变化的比较分析。世界银行和其它学者已接受将人均占有水资源1000立方米作为缺水指标。M．富肯玛克提出的1000—1700立方米水的紧缺指标，是对那些人口在继续增长的国家的警告：如果人口不稳定下来，大多数用水紧张的国家将进入缺水国家的行列。
1．2缺水国家
根据以上指标，对149个国家人均用水量资料的统计：1990年有28个国家经受用水紧张或缺水，涉及人口3．35亿；到2025年，根据不同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预测，将有46—52个国家进入缺水国家的行列，涉及人口27．8—32．9亿。印度由于人口增长较快，人均占有水资源由1990年的2451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1389—1498立方米，步入用水紧张的国家，中南部地区会出现严重持续性缺水。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下，2025年人均占有水资源将降至1680—1835立方米，处于用水紧张国家的边缘，但北部平原仍属于严重缺水地区。
预测结果表明，21世纪中叶，非洲、中东、中国北部、印度中南部、墨西哥、美国西部、巴西东北部、独联体中亚许多国家将发生持续性缺水。
2经济增长与缺水的关系
2．1M．富肯玛克的统计分析
在干旱地区的现代化国家，维持良好健康条件的最低生活日需水量为100升（相当于36．5立方米／年）；在节约用水和高效用水的条件下，需要相当于5—20倍的生活需水量来满足农业、工业和能源生产用水（相当于180—730立方米／年）。
温带地区的工业化国家，人均年需水总量约150—900立方米。
半干旱灌溉国家，人均年需水总量约700—3500立方米。
半干旱—灌溉—工业化国家，人均年需水总量约2700—7000立方米。
如果十分注意节约用水和高效用水，某些干旱和半干旱工业化国家用水量将减少到相当低的水平。例如，以色列人均年用水总量408立方米，南非404立方米。但以色列并不力求粮食自给，主要生产高附加值的奢侈农产品出口。
2．2世界各国用水现状
根据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和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统计计算的世界各国用水量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指标见附表1。附表1按人均GNP（美元）大小顺序排队，可分为四类国家，即
（1）高经济收入国家（人均GNP高于9700美元）；
（2）中等偏上经济收入国家（人均GNP在3000—9700美元之间）；
（3）中等偏下经济收入国家（人均GNP在790—3000美元之间）；
（4）低经济收入国家（人均GNP小于790美元）。
从附表1可以看出，高经济收入国家人均年用水量，除美国1870立方米、加拿大1602立方米较大，瑞士173立方米、新加坡84立方米较小以外，其余国家介于200—990立方米之间，多数国家集中在400—800立方米之间，以色列为408立方米。
中等偏上和偏下经济收入国家的人均年用水量多数大于高经济收入国家，一般在400—1100立方米之间，其中乌兹别克斯坦最高（4122立方米），哈萨克斯坦为2294立方米。这说明干旱—灌溉—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年用水量较高。另外，约旦、阿尔及尼亚、牙买加等国家由于缺水，人均年用水量低于200立方米。
3中国人均年用水量及其发展前景
（1）中国人均年用水量，从建国初期不足200立方米增长到1980年的450立方米，进入九十年代基本保持在450立方米上下。而同期我国的粮食产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却有长足增长。参照世界高经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在节约用水和高效用水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保持人均年用水量大体稳定在450—500立方米，经过努力是可以办到的（见表2）。
（2）1997年全国人均用水量450立方米，1998年为435立方米，1998年各省市区的用水指标见附表2。从附表2同样可以看出，人均GDP比较高的省市，人均年用水量、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都比较低。说明人均年用水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占有水资源、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节水水平等有密切关系。北方各省市区以北京、天津人均GDP最高，但人均年用水量、万元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都较低。南方各省市区中，上海、浙江、广东的人均GDP名列前茅，而人均年用水量、万元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也都较低。但这些省市的万美元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均高于世界高经济收入国家（如美国、日本）的5—10倍，表明节水还有潜力。
（3）全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平均在0．3—0．4，与先进国家的0．7—0．8相比，我国灌区用水效率落后了30—50年。水分利用效率0．6—1．0千克／立方米。以色列通过节约用水和高效用水，水分利用效率已从1995年的1．2千克／立方米提高到1998年的2．6千克／立方米。我国山东桓台县1997—1998年实施综合节水措施后，水分利用效率已提高到2．02千克／立方米，北京南邵乡1994—1997年冬小麦的水分利用效率已达2．3—2．4千克／立方米。其它地方，如山西留屯，河南商丘、清丰等试验田、示范区的水分利用效率也都接近或超过2千克／立方米。这些资料表明，我国农业节水增产的潜力还很大。
以上分析表明，人口的增长与用水量的增加密切相关。到2050年我国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人均占有水资源将降至1760立方米，已接近用水紧张国家的指标。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对有限的水资源，应加强管理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在此前提下，经过努力，我国有条件在人均年用水量450—500立方米较低的用水标准下，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RobinClarke，Water．TheInternationalCrisis，Cam-bridge，MTTPress，1993
2MalinFalkenmark,WaterScarcityandPopulationGrowth：ASpirallingRisk，ECODEISIONSeptember1992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5
论文论文关键词：水资源 经济属性 节水型社会 论文论文摘要：基于我国水资源的现状，通过对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联系水资源中的经济因素．从经济角度分析水环境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以水资源的经济属性为突破口，提出了若干相关的经济对策．包括科学水价体系、水资源外部成本内部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虚拟水控制手段等几大方面，以期能为我国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理论分析依据。 一、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 水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物质基础，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水量将大大增加。水资源问题正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以至于工业化大生产排出的大量污水、废水超过了水资源再生的能力，从而造成了水环境的恶化；而水环境的恶化又造成水资源短缺，进而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所以，水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联动关系。正是这种联动关系，要求传统水资源概念向现代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等概念转变，并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水资源的最佳配置，保护水资源是确保我国经济建设具有良好物质环境、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经济的发展又为水资源保护提供了技术、经济的保障和支持，使水资源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经济发展必须与水资源保护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建设节水型社会需要注意的若干经济措施 1．赋予水以价值，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当前国内水资源问题的首要举措。水资源的供需关系本来就是一种市场经济关系，而水价正是调节这种关系的杠杆。提高水价可以促进工农业和生活的全面节水，节水投入限度和调水决策等则依靠水价来调节。当然，水价调整后应科学合理地分配，做到了科学分配，水价机制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政府才尽到经济调控责任。同时，在实施中还要考虑到农民、企业和居民的承受能力。所以，科学的水价体系是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保证，也是合理利用水资源的调节器。 2．使节水资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水资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是科学水价体系实施的重要辅助经济措施。经济学观点认为，水资源在市场竞争中，水价机制将自动配置水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水价并不能反映市场主体作出决策时所需的全部信息，由此产生了水资源的外部性。针对这种外部性导致的水资源市场的失效，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①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征税(或补贴)的主张，他认为，为了使整个社会的总经济福利最大化，任何行动的边际社会收益与此行动造成的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任一背离都应被消除，这就是黄金法则。因此，他提出两种方法来矫正这种背离，即税收和政府补贴。②产权经济学家科斯则认为外部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产权没有界定清楚，如果把产权主体的责任和权利边界划分清楚，就不存在所谓的外部性。科斯定理的简单表述为：如果交易成本等于零，那么权利初始界定条件下的自愿交易总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产权最大化)。因此，提出了通过明确界定产权将外部性内部化，再通过市场进行自愿交易的解决办法，即提出了所谓的水权交换机制：研究水权理论和可操作性的交换机制，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水资源的有效分配。 3．实现考虑“水资源”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基于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资源经济管理措施。当前国际上通用的两种宏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和国民账户体系(SNA)均没有把自然资源(包括水资源)的核算纳入其中，只是注重经济产值和增长速度，而并不反映资源的耗减，从而使得核算体系建立在“资源无限，任意取用”的基础上，以至于GDP的虚幻增长与自然资源的持久减少并存，形成所谓的“资源空心化”现象。因此，必须将水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之成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需要建立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在内的实物账户和价值账户，这样可以明晰水资源的盈亏、供水与用水的轻重缓急、节水与浪费水的效益差异，并可指导协调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水资源的两个特性，以便使水资源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6
一、前言
近年来，由于水资源工程开发的不断壮大，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探讨问题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我国在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改进，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新时期，加强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我国水资源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研究区概况
目前我国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有多种表述，如惠泱河认为水资源承载力可理解为某一区域的水资源条件在自然-人工二元模式影响下，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水资源的动态变化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经过合理优化配置，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撑能力。该定义充分考虑了人类活动影响对水资源系统的干预和水文循环过程的影响作用，并强调了动态发展的观念。何希吾将水资源承载力定义为一个流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在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当地水资源能够维系和支撑的人口、经济和环境规模总量。这一定义将环境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一并纳入水资源承载力的范畴，从理论上而言是正确的，然而对环境规模进行界定和度量却较为困难。”
替换为：“二、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地处东经105°29′～111°15′,北纬31°42′～39°35′之间,总土地面积20.58万km2,常住人口为3762万人(2008年)。地势呈现南北高,中部低,且由西向东倾斜的特点。北山和秦岭把陕西分为三大自然区域:北部是陕北高原,中部是关中平原,南部是陕南秦巴山地。全省纵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多年平均降水量676.4 mm,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425.8亿m3,水资源总量445亿m3,居全国各省(市、区)第19位。人均、单位面积水资源占有量分别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4%和42%,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和难以蓄存利用的现实进一步减少了水资源的有效供给。此外,工程供水能力不足、应变能力差,供需矛盾突出;用水技术与设备落后,水的有效利用率较低,水资源浪费严重;水源污染、水资源功能下降、水环境恶化;科研投入有限,水资源基础研究薄弱等也是影响水资源利用的重要因素。目前陕西省工农业和城市缺水问题突出,随着人口增加、城市和工业规模增大、农灌范围扩展,水资源不足的矛盾将越来越尖税。缺水将成为陕西未来发展中最大限制因素之一。
靖边县和安塞县地处陕北高原,其中靖边县地处风沙区与黄土丘陵沟壑区的过渡地带,境内有红柳河、大理河、黑河、杏子河、芦河等8条大河流,水资源总量1.23亿m3,人口密度77人・km2;安塞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有延河、大理河、清涧河3条水系,水资源总量1.55亿m3,人口密度56人・km2。武功县、泾阳县和岐山县地处关中平原,其中武功县境内有3条河流,均属渭河水系,水资源总量2.65亿m3,人口密度1 034人・km2;泾阳县位于泾河下游,境内有泾河、冶峪河、清峪河3条河流,水资源总量19.23亿m3,人口密度625人・km2;岐山县是全国粮棉大县、全国食品工业强县,陕西省粮油、辣椒、蔬菜、肉牛、奶畜生产基地,水资源总量1.27亿m3,人口密度548人・km2。商南县、石泉县、南郑县、镇坪县地处陕南秦巴山地,其中商南县属汉江水系丹江中游地区,蕴藏有
丰富的水力资源,水资源总量7.66亿m3,人口密度100人・km2;石泉县的生物、水力、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是陕西省蚕桑基地县,汉江自西向东穿境而过,水资源总量13.25亿m3,人口密度119人・km2;南郑县境内主要河流有9条,分属汉江和嘉陵江水系,水资源总量24.4亿m3,人口密度200人・km2;镇坪县是大宁河发源地之一,境内有赵河、沿陵河、潦河等大小河流13条,水资源总量10.02亿m3,人口密度38人・km2。结果与分析
1、指标选取及数据源
根据陕西省境内9个典型县水资源现状及其利用特点,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对WRCC的影响,参照全国水资源供需分析中的指标体系,选取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x1(m3・人-1)、人均水资源占有量x2(m3・人-1)、单位GDP用水量x3(m3・万元-1)、水资源开发利用率x4(%)、单位耕地水资源量x5(m3・km2)、单位面积水资源量x6(万m3・km2)、灌溉率x7(%)等7项评价指标。指标数据来源于陕西省和地市年鉴及2007年各县水资源公报。
2、WRCC的模糊评价
根据式(2),将各指标对WRCC的影响程度划分为高(Ⅰ)、中(Ⅱ)、低(Ⅲ)、极低(Ⅳ)4个等级,则各级别相对隶属度的标准值矩阵可表为:
确定各指标的标准值如表1所示。应用式(3),将评价指标的统计值与标准值数据
格式化,转化为相对隶属度矩阵R7×9:
应用模糊识别循环迭代模型式(8)和式(9),求解各县水资源WRCC的相对隶属度uhj和7个因子的贡献率a1;给定迭代计算精度ε1= ε2=0.001,初
始矩阵U4×9和贡献率向量α取值分别为:
经过12次迭代循环计算,指标贡献率迭代结果见表2,最终得到贡献率ai为:ai= (0.1848,0.3725,0.0188,0.0433,0.0397,0.3078,0.0330)。采用式(8),分别求各县WRCC识别的级别特征值: H=(1,2,3,4)×U4×9=(H1,H2,H3)。当1
三、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探讨的必要性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水资源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制约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少，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为不均。我国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量不足2200m3，约为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北方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990m3，不到世界人均的1/8，水资源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经济开发双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我国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如何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节约利用相结合，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恢复生态环境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是一个关系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四、水资源承载力的特性
1、有限性
水资源有限性表现在水资源量上的有限及经济技术能力的约束上。具体的说包括三个方面:一定区域范围内所能获得的水资源量是有限的。包括本流域水资源量和从外流域调入的水量；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水资源利用效率是有限的；水环境容量是有限的。
2、动态性
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是因为承载力的客体和主体都是动态的，具体体现在水资源系统本身的质和量在不断的变化，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动态性是水资源的一个根本的特性。
3、不确定性
水资源系统本身受天文、气象、下垫面的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人类对自然力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以上两方面导致水资源承载力的指标和数量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4、可增强性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人类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促使人们一方面拓宽水资源质和量的范围，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内涵，从而增强水资源的承载力。
五、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理论基础
目前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的量化理论与方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本文将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理解为:某一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在维护生态与环境良性发展为前提条件下，根据当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该地区水资源所能支撑最大的社会经济规模。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研究涉及从“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复合系统下的水文循环、水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宏观领域到水环境容量、生态需水、生产生活耗水等微观领域，可采用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综合评价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等作为技术手段。其研究的理论基础有:
1、变化环境下的水文循环理论城市化地区高强度人类活动已明显改变了降雨、产流、汇流、下渗、地下水补给等自然水循环特性，产生了取水、用水、处理、排放以及回用等社会水循环过程。自然水循环以能量为驱动因子；社会水循环则以经济为驱动因子，以效益最大化来决定取水、分水、用水、排水等水循环过程。水资源作为纽带将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系统。研究城市化地区水循环，摸清在变化环境下水资源形成和转化规律以及水资源在各个环节中的作用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基础。
2、城市化与“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系统交互胁迫理论[27]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复合系统，由社会经济系统、生态与环境系统和水资源系统组成。水资源子系统对生态与环境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起支撑作用，而且水资源系统中水资源状况的改变只能通过生态与环境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来体现。研究城市化进程对水资源系统、生态与环境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胁迫相互促进以及各个系统的互动关系，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对水资源的需求，分析水资源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即为水资源承载力研究。
3、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它的核心是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享有充分的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即:代际间发展的公平性、区际间发展的公平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间的协调性。可持续发展以生态与环境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目标是社会持续发展。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必须考虑资源合理分配和循环利用，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六、技术方法
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涉及因素众多，并且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其研究思路为:以了解城市化地区水资源循环转化过程为基础，综合分析水资源在承载力系统中作用的，以及系统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定量预测城市化进程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定性评价整个系统承载状况，最终以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和谐发展为目标，得出城市化地区水资源在不破坏生态与环境良性发展的情况下所能支撑社会经济的最大规模。
量化方法采用多目标综合分析方法和灰关联评价方法相结合。为了简化计算，将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分解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模块之间通过水资源承载力综合分析模块连接(图2左)。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驱动因子，以水资源为纽带，通过构建“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互动关系模型来预测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情况，并将整个系统满足可承载和可持续作为两个约束子模块来构建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模型。整个模型包括水资源循环转化模块、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模块、“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互动关系模块、目标综合分析模块、可持续发展综合分析模块、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可承载判断模块等六个模块(见图2)。
研究中多目标综合分析模块为总控制模块。它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核心，根据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整个系统内的各种关系进行分析调整，最终达到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而子系统模型对系统局部状态进行详细地分析。在分析过程中，社会经济、水资源和生态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判别采用多级灰关联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遵循科学性、独立性、代表性和完备性等原则，从各个子系统中选取可量化的变量作为指标，参照各个子系统的指标标准矩阵采用灰关联评价方法确定子系统的发展态势，最终获得整个水资源承载力系统的承载状况。水资源系统指标可选择人均水资源量、亩均水资源量、水资源总量等；社会经济系统指标可选择人均耕地面积、人均GDP、城市化水平等；生态与环境指标系统指标可选择污水处理率、河流水质浓度、地下水开采系数等。
七、结束语
通过对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进一步明确了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在区域水资源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区域水资源的后续发展中，要加强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与探讨，确保水资源的发展。
参考文献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7
一、“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
所谓“资源诅咒”是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是相对于矿产资源来说的，认为自然资源的丰富对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不是福而是祸。当某一个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时，该地区会因为短时间内过分的依赖于自然资源所创造的便利，而导致经济结构单一，而之后，资源的枯竭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增长。
二、“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
从图中发现，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四省，自然资源储备量很少，特别是福建和浙江，无论是原煤、原油、天然气还是铁矿石都远远少于中西部省份，福建在原油、天然气方面更是零储备。而辽宁、山西、贵州、甘肃四个省份都有自己可以引以为傲的自然资源。而对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四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辽宁、山西、贵卅I、甘肃四个省份，而自然资源储备量最少的福建，其经济增长速度位居第一。
从以上的分析中发现，在中国区域内部，自然资源有禀赋的中西地区，其经济增长反而跟不上自然资源稀缺的东部地区。且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远，没有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东部地区其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均己远远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此看看来，“资源诅咒”的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区域内部是适用的，能够证明其理论的合理性。
三、“资源诅咒”的启示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3月26日
一、引言
中国水资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还处于匮乏的水平，但单位水产值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呈现南方多水，西部缺水的特点，与此同时，国家在大力提倡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口号，随着口号的提出，建设大西北的步伐紧随其后，近十年的开发建设，西部的经济建设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然而，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环境问题的显现，尤其对于水资源匮乏的西部，其生态环境尤其令人堪忧。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对自己的生活家园也多了一份关注，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完善，政府也积极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环保政策，证监会也出台了针对上市公司环保责任而制定的相关要求，对于各项环保政策的提出及证监会的监督力度加大，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是否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有关？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是否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影响及其与水资源的脱钩情况如何？
二、脱钩理论的发展
脱钩指数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研究所机构学者weizssacker在20世纪对全球经济发达国家提出的脱钩目标，即将利用效率提高4～10倍，以实现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并建立了脱钩评价指标。并根据脱钩指数值，将资源消耗及废物排放与GDP的脱钩程度分为3个等级：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未脱钩。脱钩理论最早被运用于农策与市场均衡的相互关系，后来被引入了环境资源领域。现在脱钩指数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环境保护、能源和生态等领域。本文所希望探讨的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否与当地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有联系，而脱钩指数正是可用于衡量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关系的指标。没有直接用于微观层面的脱钩指数研究，作者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为脱钩指数在本文的运用奠定基础。研究脱钩问题的先行者是德国Wuppertal研究所的Weizs cker和Schmidt-Bleek，他们在20世纪末就分别针对全球和发达国家提出了脱钩目标――全球和发达国家资源利用效率在50年内分别提高4倍和10倍，以实现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陆钟武、王鹤鸣根据IGT方程和IeGTX方程，分别导出资源脱钩指数和排放脱钩指数，并分成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未脱钩，描绘出资源脱钩曲线图，在对中美两国的能源消耗和SO2描绘曲线图后，得出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很难达到较高的脱钩指数的结论。单位GDP环境负荷下降率与GDP年增长率的合理匹配，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
脱钩指数根据OECD相关报告，以下概念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在一定时期内，当某种资源消耗的速度或者某环境指标恶化的速度或某种环境压力指标的变化速度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则认为是相对脱钩或者弱脱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消耗总量在减少、环境质量在改善、环境压力在降低时，则表现为强脱钩，本文运用此概念构建脱钩指数公式为：
DI=EPIn/DFIn
其中，DI为脱钩指数，EPI为对应年度污水排放增长指数，DFI为对应年度GDP增长指数。当DI大于或等于1时，表明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污染依赖程度很高，经济增长要付出的环境代价较高，即未发生脱钩，处于耦合状态。当DI大于0且小于1时，表明污水排放量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处于相对脱钩的状态。
三、案例分析
以新疆为例，探究其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的脱钩程度。通过脱钩指数的定义，可以根据水污染排放量与经济总产值的数据计算出新疆各年水资源脱钩指数，首先以2004年为基期，计算出各年度增长指数，将各年度污水排放量增长指数除以GDP增长指数即可得出水资源的脱钩指数，结果如表1。（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新疆污水排放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GDP指数也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增长，水资源的消耗量逐渐增大，同时污水排放量会相应增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水资源的消耗，但是新疆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水资源污染为代价的？2005年水资源脱钩指数为0.9112，在2006年有了较大的下降幅度，下降至0.7758。通过表1可以看出水资源的脱钩指数在逐年下降，下降幅度在不断增大，自2008年以来，脱钩指数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说明新疆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水资源环境的重要性，政府加大了环保力度，提倡企业绿色生产，各行各业对环境的日益重视，使得水资源的利用更加合理高效，新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水资源的保护与高效利用，从而水资源的脱钩呈现出相对脱钩状态，即新疆的经济增长对污染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渐下降，在一定程度摆脱了依靠牺牲水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这与我国提出的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是离不开的，国家提出的绿色生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深入各行各业，环保部门的监督、企业污染行为的自我约束，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使得新疆的经济发展朝着又好又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迈进。
四、结论
新疆经济产业多元化，以消耗环境资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需求压力导致资源压力，资源压力加剧环境压力.目前我国面临继续出现扩张性复钩的危机，以及未来更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必须采用“节能优先，效率为主”的能源政策，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高耗水、高污染产业进行严查，并帮助其向清洁高效绿色产业转型。经济增长与脱钩指数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为研究范围和所研究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主要支柱产业以及政府政策、区域居民环保意识等多种因素影响。水资源因其公共物品的特性，经济社会中的理性人在无约束的情况下考虑的是如何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此出现环境的外部性。因此，政府出台相关环保政策、规章制度等都会有利于水资源发生脱钩。脱钩指数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建立了一条可见的桥梁，能够定量的刻画出环境与经济之间相互依托的关系。通过水资源的脱钩指数可以为当地水资源管理部门提供建议，为今后的相关脱钩理论提供参考。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耀华，李忠民.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5.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9
目前，我国已经把推进循环经济作为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措施。2010年4月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联合了《关于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在规划、投资、产业、价格、信贷、债权融资产品、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上市融资、利用国外资金等方面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然而，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在自然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社会文化状况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各地在发展循环经济实践中，必然面临如何根据本区域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本区域的循环经济模式和推进策略的问题。为此，需要对循环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建立一种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以帮助各地区根据其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循环经济模式和策略。
一、国内文献关于循环经济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我国现有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文献中，较少见到以严谨的理论视角对循环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在一些著作或研究论文中，从各个角度对于循环经济影响因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第一，从循环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生背景来看，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是这一理论和实践产生的两大基本前提。如齐建国等提出：“现代循环经济是在深刻认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提高资源与环境效率为目标，以资源节约和物质循环利用为手段……实现资源效率最大化、废弃物排放和环境污染最小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P1）侯渡舟等提出包括资源、环境、科学技术、资金和人在内的循环经济五要素，把科学技术、资金和人等要素考虑进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学的研究视角。[2]
第二，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一个区域实施循环经济受到区域众多因素的影响。付晓东提出，影响循环经济的区域因素有自然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因素、政府与政策法规因素等方面。[3]（P112-163）岳立等从制度、市场、技术、意识四个角度总结了甘肃省在推进循环经济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4]
第三，从循环经济模式选择及实施途径选择的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也更为具体。孙明贵等在研究上海市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和途径时，对包括法制体系、物质基础、技术水平、产业基础等众多因素进行了分析。[5]张春兰等提出，我国在实施循环经济方面面临理论认识、制度政策和现实实践三个层次的制约因素，其中理论认识方面的制约因素具体包括认识误区、生态意识、认识能力等，制度政策方面的制约因素包括经济体制和法规政策，现实实践方面的制约因素包括规模经济、技术与资金、人才与管理等。[6]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循环经济的因素进行了概括，都有其合理性。在综合以上观点，并对这些因素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以用于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决策分析。
二、循环经济的影响因素。
研究循环经济的运行与发展，需要明确影响循环经济模式的相关因素。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影响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即直接因素、间接因素和机制性因素（见图1）。其中，直接因素包括资源、环境、产业结构、技术、资金等5个因素；自然禀赋、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社会文化、法制等6个因素则是影响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间接因素，它们之所以被归入间接因素，是因为它们对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影响是通过对资源、环境等直接因素的影响而间接实现的。此外，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则是两种不同的机制性因素，它们对间接因素、直接因素以及循环经济模式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图1 循环经济的影响因素。
（一）影响循环经济的直接因素。
一个区域在进行循环经济模式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这些因素中，影响作用明显而且直接的是资源、环境、产业结构、技术、资金等5个因素。在某个具体的区域，可能是这5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几个对模式选择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但总的来说，这5个因素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1.资源。循环经济的实践和理论是建立在人们对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资源的存量、可利用量，资源的类型和不同资源类型的组合，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进行资源分析，除了要考虑作为自然禀赋的资源类型和总量，还应考虑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通过人均可利用资源数量的分析，可以了解一个区域的可利用资源的上限，通过经济发展规模及趋势预测资源的需求量，可以了解支撑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下限。
2.环境。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必须考虑环境的承载力。环境污染和环境压力过大是目前大部分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在我国，不同区域面临的环境问题类型和程度是存在差异的。比如，有的地区工业污染严重，有的地区土地环境质量下降，这就要求在选择循环经济模式时，要在准确把握各个区域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把发展循环经济与环境治理结合起来。同样，对环境进行分析时，一方面要考虑环境自身的承载力；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文化因素所造成的环境压力。人口数量可以被用来评估人类生活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压力，经济发展规模和趋势则可用来评估人类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环境压力，社会文化因素既直接包括人们的环境意识和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也间接地显示了隐藏在生产、生活方式背后的观念和意识。
3.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是关系到循环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在考虑产业结构和布局的同时，兼顾资源的可持续供给、环境的生态安全以及经济的绿色增长，循环经济的发展才有成功的基础。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是该区域自然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综合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的现状构成了循环经济的实施基础，并影响着循环经济的推进方式。
总体而言，我国三次产业中，高能耗、高资源需求的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而低能耗、低资源需求的第三产业比重过低，高科技产业发展仍然不足。因此，循环经济的推进往往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结合在一起。在循环经济视角下，产业结构优化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提高，更要协调生态安全。因此，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应包括三个部分：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生态化。[7]根据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高的产业比重，逐步减少或淘汰资源浪费严重、资源再利用率低的产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遵循再生产过程对比例性的要求，追求关联产业规模适度、三次产业比例协调和增长速度稳定的均衡。产业结构生态化是参考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构成和循环原理，在不同产业之间构建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的产业生态体系，以达到资源充分循环利用，减少废物和污染的产生，消除产业活动对环境的破坏，逐步将整个产业结构对环境的负外部效应降低到最低限度。
4.技术。循环经济自产生之日起就和技术密切相关。循环经济的核心思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需要相应的技术手段为支撑才可能实现。发展资源回收、再生性资源产业和环保产业，改造高消耗的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生态转型，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技术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替代资源能源的开发、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减排和废弃物转化等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选择循环经济模式时，必须考虑本区域技术水平，以及发展循环经济所需技术的成本和可获得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把“技术”与“科学技术”当做不完全重叠的概念在使用。“技术”指的是，在实践中已经或即将得到广泛运用的实用技术，而非实验室技术；“科学技术”则侧重于基础性的研究，以及通过各种研究机构、研究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总体的科学技术水平。
从技术创新理论的视角看，前者接近于该理论所述的技术“模仿”和“复制”，后者则接近于技术“创新”。很显然，按照这种理解，“技术”的可获得性以及应用的成本，主要受该区域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后者构成前者的基础。
5.资金。循环经济，虽然也被称为“经济”，但在推行循环经济的初期甚至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是“不经济”的。高投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和重要条件。循环经济技术比传统技术复杂得多，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对设备、原材料的要求更高，技术更新速度更快，使得企业设备更新和折旧的速度大大加快，因此，需要的资金量也大大高于传统产业。循环经济技术的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发展成为一个个微观循环经济体系，由点带面形成更大范围的中观和宏观循环经济体系，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为此，在进行循环经济模式选择时，必须考虑本区域的资金投入能力。显然，一个地区的资金投入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同时也受当地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和相关财政税收政策取向的影响。
（二）影响循环经济的间接因素。
资源、环境、产业结构、技术、资金等因素直接影响一个区域的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但这些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受更为复杂的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在背后影响它们的因素，也可被认为是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间接影响因素。
1.自然禀赋。自然禀赋是人类所有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基础。自然禀赋不仅从根本上影响着所有的直接因素，而且也影响其他间接因素。不同区域的自然禀赋在类型和总量上的差别，影响着资源、环境的差异，也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因素。从循环经济的角度考察，自然禀赋一般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气候资源。
2.人口。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因素是自然禀赋的一个变量。人均可利用的资源数量比资源总量更能说明人类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状况。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决定了我国资源短缺、环境压力等普遍性特征。此外，人口也被视为一种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理论和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已经揭示了人力资源在经济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巨大能动作用和贡献。
3.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区域的自然禀赋、人口和人力资源、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一个区域的资源需求量、环境压力、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资金供给能力，却更直接、更主要地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4.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往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经济发展能够提供所需支持的前提下，一个区域的基础性科研水平越高，科研力量越雄厚，这个区域的技术创新和扩散的能力也就越强，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循环经济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明显的技术特征，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以大量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为支撑的。
5.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同样和其他间接因素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在循环经济的实践中，人们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解和认同程度构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软”环境。我国朴素的“节约”观念是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思想的，但是，不同区域由于社会文化上存在一些具体的差异，对于循环经济理念的认同程度以及对循环经济的理解也是存在差异的。这种理念和认识上的差异不会直接影响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但会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支撑或制约作用。
6.法制因素。发展循环经济，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和推进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方面，循环经济是新生事物，人们受习惯影响，接受较慢。法律制度具有公共选择型、强制性、权威性和见效快等特点，可以较快地推进循环经济。另一方面，循环经济需要更高的资金投入、智力投入和更多的自我约束，从而会加大人们的工作负荷。一个区域的法制状态，尤其是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完善程度将会影响循环经济模式选择和推进策略的选择。
（三）影响循环经济的机制性因素。
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借助经济发展的内力和外力的推动。
所谓内力是指市场机制，而外力则是指政府的作用。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社会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而这种制度框架的建立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有机结合。
1.政府干预。在循环经济的初始阶段，政府的推动作用是必须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循环经济的产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政府作用要以市场有效发挥作用为前提，不能代替市场，而是要培育市场，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降低其交易成本。在实践中，政府部门是否具备相应的意识与能力履行这些职责，是否会出现“缺位”
或“越位”等问题，直接影响着一个区域的循环经济的发展。
2.市场机制。循环经济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正在成为制约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它考虑的是如何在既定资源存量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因此，运用市场机制发展循环经济比使用强制手段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少的管理成本。
三、结 论。
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循环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受到直接因素、间接因素、机制性因素的协同影响。这些因素或条件的综合，可能会起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也可能会起负面的、消极的作用。因此，深刻剖析和正确认识这些因素的层次关系和影响作用，并有效地构建、控制这些因素，对于认识循环经济的运作机制、更好地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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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经济论文篇10
资源丰裕度即指自然资源丰裕度，本文的自然是狭义的自然资源。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资源要素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逐渐被忽略。目前，能源的稀缺性已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资源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被视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的进步似乎加剧了资源稀缺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程度。目前，实证研究中较多地采用了国际上国家或地区的总体数据，多集中于省（州）级水平，利用市级数据进行探讨的文献则相对较少；对资源丰裕度的度量方法比较混乱，不少研究的度量方法已经脱离的“资源诅咒”本意，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缺乏说服力；资源要素的国际流动性和国内流动性存在较大差异，国际数据观察的“资源诅咒”机制在一个大国内可能不成立。因此，基于此研究的不足，有必要对资源丰裕度指标、计量经济模型等进行进一步研究，对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更全面的认识。
对经济增长路径进行解释的理论有很多，但从区域经济视角看，可分为三种：一是外生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研究假设是技术是外生变量且人均资本收益递减，因此在缺乏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时人均产出收敛于一个稳定水平；二是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研究假设的基础是长期报酬递增，认为知识（资本品）是具有边际产品、递增性、增长率建立在内源性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变革上等；三是空间经济学，对区域经济集聚与扩散的解释也可以看作是对区域经济发展均衡与否的解释。因而，本文基于研究需要，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成果基础上，对这两方面关系研究建立在中心地、循环累计因果、经济基础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模型及理论基础之上。
因此，以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视角，对中国地区层面的数据分析，在各省经济中可较详细了解资源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中国资源分布状况，找出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对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实现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环境发展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具有意义。
资源丰裕度与经济水平关系的计量检验
本文选取了中国较为代表性的286个城市，资源丰裕度采用所选286个地级市的采掘业从业人口占全国采掘业从业人口的比重指代，依据资源丰裕度将所选286个地级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中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最多（76个），中部次之（66个），西部第三（65个），但均占总数的1/3左右。本文中的数据来源是《中国资源统计年鉴》（1997-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2011）、《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1）等。
（一）理论假设
本文结合城市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根据相关实证研究需要，对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关系作如下假设：第一，空间关联效应，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差异的影响会受到临近地区经济水平的影响；第二，地理位置的影响，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差异的影响会受到距离出海口距离的影响；第三，基础-乘数效应，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差异会受到当非基础部门的影响、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差异的影响会受到当地基础部门的影响；第四，当地政府政策，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差异的影响会受到当地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假设，提出以下模型：
Yi=α+β1RES1+β2REG+β3Pinvi+β4Pmanu1+β5Road1+β6Edui+ξ1（OSL）
（1）
Yi=α+ρWYiβ1RES1+β2REG+β3Pinvi+β4Pmanu1+β5Road1+β6Edui+ξ1（SLM）
（2）
Yi=α+ρWYiβ1RES1+β2REG+β3Pinvi+β4Pmanu1+β5Road1+β6Edui+ξ1（SEM）
（3）
ξ1=λWε1+u （4）
其中，OSL表示经典多元线性回归模型，SLM表示空间滞后模型，SEM表示空间误差模型，在适当的情况下，三个模型会被择优选取，Yi表示所选地级市人均GDP（2008），REG表示所选地级市的区域虚拟变量，Pinv表示地方人均固定在产投资变量，Pmanu1所选地级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Road表示当地人均道路铺装面积，Edu是人力资本变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
计量经济模型检验首先依据传统计量经济模型思路进行回归分析，找出主要因素；再次以传统计量经济模型为条件加入适当空间因素了解非中心城市发展因素。
第一，从未考虑空间滞后变量的计量模型，对所考量变量运用传统OSL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验证了研究的基本假设，即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在时间段内，对研究区域的经济水平产生了显著正作用，但随着其他控制变量的加入，其弹性系数和显著性不断降低。
第二，在式（1）、式（2）、式（3）、式（4）基础上，加入空间滞后变量，分别得出结果，如表1所示，各变量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经典OSL模型估计与检验结果基本一致，部分变量的显著性和弹性系数有所变化；从SLM模型来看，空间滞后变量的系数为正，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0.0810，P=0.0170）说明临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从SEM模型看，空间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0.2667，P=0.0005），说明邻近地区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具有显著影响。变量结果与表1较为一致，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加入空间滞后变量组建出空间计量模型后，证实了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但总体样本和资源型城市表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的趋势，非资源型城市却表现出了负相关的趋势，只有总体样本的相关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因素方面来看，计量检验后，加入必要的控制变量后，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效应显著，但资源丰裕度的弹性系数和显著性均在不断降低，说明了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前者效应的影响是可正可负的，其他因素一般会呈现正向效应。
本文回归结果表明影响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水平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一，空间关联效应，模型中空间关联效应是正向的，是属于全域关联效应，对于局域关联效应，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状况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正向或负向的，会受到当地和邻近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经济壁垒及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其二，投资水平，当资源所在地的综合因素能够促成较高的投资水平时，投资就可能会对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水平的关系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反之则受影响；其三，基础设施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资源要素作用的发挥会通过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而产生循环累计因果效应；其四，经济集聚性，经济集聚性越强，其对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正向影响也就越大；其五，贸易可能性，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会受到当地贸易可得性的影响，进而取决于距离出海口的位置、国际竞争力等因素；其六，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将对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水平产生正向效应，一定程度上，资源要素作用的发挥会在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而产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其七，政府支持，政府的支持可能对区域“自生能力“的影响较小只能是短期行为才具有意义。
因此，通过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发展。
第一，约束资源要素，推进可持续发展。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水平呈现显著相关，但资源是不可续的，我国利用的能源缺口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资源的发展态势，制定国家能源和资源的经济发展转型发展战略。
第二，制定差异性区域政策。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呈现多样化，具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有相关的，也有不相关的，因此，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中，需要根据不同地级市发展现状和特点，制定具有差异性的对策，有助于推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第三，强化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互动的关系，因而要适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公共服务，为人民生活提供便利，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以多元化的投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注重对落后和农民地区，以积极推进经济发展。
第四，发挥相邻地区经济作用。邻近地区具有溢出效应，邻近地区较好的经济发展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积极的作用，产生极化效应或回波效应，所以，在关注资源能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应根据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合理调整相关资源政策，使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经济效应发挥到最大效应。
第五，积极合理扩大内需，同时扩大开放。贸易开放会对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关系产生积极的作用，注重合理的扩大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同时扩大内需，经济建设重点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农村产业发展，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积极推进经济质量提高，合理调整内外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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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经济论文篇11
现阶段，关于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集中考察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这类文献的主要研究方法为农业用水库兹涅茨曲线(EKC)以及脱钩分析方法。刘渝等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农业用水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农业用水由递增转为递减的阀值点为人均 GDP 665 元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43 元[4]。于法稳借鉴脱钩理论，对中国粮食生产与灌溉用水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中国大部分省份水资源利用压力普遍偏大[5];另一类文献则反方向研究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Paul M.Romer。他将自然资源引入到索洛模型中，提出了“Growth Drag”的经典概念①，用来考察由于资源限制使得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6]。在此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谢书玲等计算得出水资源对中国 1981-2002年整体经济的“增长阻力”为0.139 7%，即由于水资源的匮乏，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在1981-2002年间平均每年降低了0.139 7个百分点 [7]。具体到农业领域，王学渊等的研究表明，水资源对中国单位面积农业产值的“增长阻力”为0.112 1%，到2050年，中国单位面积农业产值增长率将由于水资源的短缺而比目前降低482%[3]。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显然可以发现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作用关系：一方面农业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影响着水资源消耗量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产量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投入要素的大量增加，水资源消耗量加大成为必然结果。当经济增长超过一定临界值后，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水资源压力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另一方面水资源也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正如新增长理论指出，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消耗水资源，但是由于水资源的有限性，上一阶段水资源的消耗必然会对下一阶段农业经济的投入和发展速度产生影响。然而，现有绝大多数文献仅仅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单方面关系，并没有考虑到两者的双向影响机制，这会导致模型出现严重的变量内生性偏差，从而使研究结果出现偏误，误导政策建议。
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处理变量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一是利用联立方程组分别估计以水资源利用与农业经济增长为因变量的两个方程;二是运用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双向动态作用机制。彭水军的研究指出，相比于联立方程方法，VAR模型可以较少地受既有理论的约束，同时也可以较为方便地分析系统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 [8]。鉴于此，本文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并采用新近发展起来的基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和面板VAR方法，分析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从而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为相关研究和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和数据
1.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面板VAR方法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该方法最早见于HoltzEakin的研究，由于其放松了传统VAR模型需要较大样本观测值的要求，目前在相关问题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9]。本研究构建的面板VAR模型如下：
yi,t=α0+∑[DD(]k[]j=1[DD)]αjyi,t-j+ηi+i+εi,t(1)
上式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yi,t包含两个向量，分别是水资源(waterit)和农业经济增长(gdpit)。同时考虑到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在模型的设定中引入了代表地区固定效应的变量ηi，表示可能遗漏的和地区特征相关的因素(例如区位、自然条件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i表征时间效应，用来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特征。εi,t为随机扰动项。
1.2数据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除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31个地区1998-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借鉴王学渊等以及刘瑜等的研究，本文以农业用水总量表征水资源，其中1998-2001年的农业水资源数据来自于《中国水资源公报》，2002-2009年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在农业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上，本研究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表示。同时为了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将各年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折算为1998年可比价，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最后，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业用水总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和数据的剧烈波动。
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各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和水资源演化的关系未必会遵循同一经验规律，因此，本文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考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重庆、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12 个省(市、自治区)。
2实证结果与分析
实证分析的思路主要包括四步：①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面板数据的稳定性，为协整分析奠定基础;②进行协整分析，以检验水资源是否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③如果确立了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应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因果关系检验;④对变量进行面板VAR分析，以考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双向动态影响关系。
2.1面板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包括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等五种方法。考虑到各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当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lngdp)和水资源(lnwater)的水平值进行检验时，检验结果表明不能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变量是非平稳的(尽管有些检验方法的结果并不理想，但并不影响总体效果)，而当对这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时，均显著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2面板协整检验
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接着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以检验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根据Pedroni提出的异质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构造出7个统计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10]。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所有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东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存在面板协整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有Panel v统计量和Panel rho统计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Pedroni的Monte Carlo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在小样本条件下，Panel ADF和Group ADF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有着更好的性质，Panel PP和Group PP统计量次之，其他则最差，所以Panel v和Panel rho统计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结论没有影响。因此，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 和lnwater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说明，在长期内，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可以通过误差纠正机制，保持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2.3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检验
协整关系只反映变量之间在长期内存在因果关系，并不能明确两者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方向。因此，本文运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法，建立基于面板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间具体的因果关系方向。本文构建的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被拒绝，说明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反之则不存在;如果γ1j、γ2j为零的原假设被拒绝，说明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成立，反之则不成立。
表3报告了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从表中可知，对东部地区而言，模型(2)的ECM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反向误差修正机制成立，水资源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模型(3)的ECM项系数尽管为正，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并不是水资源变化的长期原因。因此，在长期内，东部地区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考察其他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可以发现，在短期内，东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同理，在中部地区，短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
关系，长期内存在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
关系;在西部地区，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均只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2.4面板VAR估计
面板VAR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是面板矩估计(GMM)，说明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第二是误差项的方差分析，说明误差项的影响因素大小;第三是冲击反应图，观察变量对冲击的反应情况[11]。由于本文重点在于定量把握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因此，着重分析前两个部分。
(1)面板矩估计。面板矩估计系数的有效性要求去除面板VAR模型中的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本研究采用横截面上的均值差分法去除时间效应，前向均值差分法去除地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①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地区，抑或是西部地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水资源系数均高于0，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比较滞后一
期和滞后二期的水资源系数大小，可以发现水资源系数随着滞后期的推移而不断增大，这表明我国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②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滞后一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显著为正，滞后二期的影响不显著;在中部地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均表现出对水资源的显著影响，并且在滞后一期的影响为正，滞后二期的影响为负，这说明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会带来水资源的大量消耗，但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中部地区的水资源耗费量将逐步得到控制;在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无显著影响。
(2)面板方差分解。为了更清楚地刻画和度量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程度，本文进一步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获得不同方程的冲击反应对各个变量波动的方差贡献率构成。表5给出了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综合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发现：①10个预测期与20个预测期对方程分析的结果影响变化不大，说明经过10个预测期以后，系统已基本稳定;②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均主要来自于自身，两者对自身波动的贡献比率均在70%以上;③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30%之间，其中西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其次为中部，再次为东部;④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在12%-20%之间，其中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
3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建立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在省级层面检验与分析了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
(1)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说明在长期内，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可以通过误差纠正机制，保持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2)中国不同区域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差异。在东部地区，短期内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长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在中部地区，短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长期内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在西部地区，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均只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3)面板VAR模型的结果显示，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地区，抑或是西部地区，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步加强。然而，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大小却因地区而异。
(4)进一步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系统趋于稳定状态下，西部地区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中部，再次为东部;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则呈现出中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的态势。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12
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一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这样一种天然优势对于经济增长来说，究竟是馈赠还是诅咒？通常的生产函数将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设定为一个地区的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发展速度却低于那些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和地区。Auty（1993）[1]提出“资源诅咒”假说来总结这一悖论。之后关于资源诅咒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量出现。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从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对相关文献作出总结；第二部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我国研究现状作出综述；第三部分是结论和展望。
1.文献总结
1.1理论解释
“资源诅咒”假说最早起源于Auty（1993）的文献。Sachs和Wamer（1995）[2]进行了经验研究，之后关于资源诅咒的理论研究文献涌现，相关机制解释分为两类：
（一）新古典模型的理论解释
Rodriguez&Sachs（1999）[3]在新古典经济学大环境下建立了一个包含资源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保持资源部门产出固定时，其它部门的产出随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增长。自然资源繁荣短期会提高当地收入，若当地经济过于依赖资源带来的收入，那么就会导致该地区资本存量高于黄金率水平，资本边际产出下降。这将导致消费品价格的升高，表现为消费的增长，进而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种解释不能解释经常性账户平衡假定的成立和TFP增长和稳态水平变化的问题，另外，根据此种解释，资源充裕地区不应享受这种所得而应将它投资出去。这种建议显然不可行。
（二）非新古典的理论解释
1）工业化与资源诅咒：荷兰病
Matsuyama（1992）[4]在非新古典经济学环境下，建立了一个包含制造业和资源部门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提出资源部门较高的生产效率会使得生产资料大师流向该部门，从而挤出制造业，不利于经济的增长。Sachs和Warner（1995）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自然资源、制造业和非贸易品三部门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两类生产要素的叠代跨期内生增长模型，也得到了与其类似的结论。
2）政府效率与资源诅咒
Ross（2001）将资源充裕国家难以转向民主政治体制的原因归于三点：租金效应，即资源的开发使得政府收入增加，从而有足够的钱“贿赂”民众，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镇压效应，即资源开发带来的财富使政府加大军事开支来镇压反对者，抑制了民主的发展；现代化效应，即资源充裕可能会抑制当地城市化发展、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从而阻碍该地区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现代化进程，减慢民主政治体制的形成。
3）人力资本与资源诅咒
Gylfason（2001）[5]资源充裕地区的政府和家庭过分依赖于资源带来的收入而忽略了提高教育水平的重要性，使人力资本积累不足。Birdsall、Pinckney、Sabot（2001）[6]通过分析资源充裕给一个人力资本和均衡增长良性循环的体系带来的风险来研究人力资本与资源诅咒的关系。程志强（2007）[7]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微观决策模型，分析了资源繁荣对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成本、回报以及计划者社会贴现率的影响。
1.2实证研究
关于资源充裕和经济增长之间直接关系的检验研究方向主要有：资源充裕度度量指标的选择， 分类的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改进计量方法，改变研究对象。如Manzano和Rigobon（2001）利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不可观测变量和和自变量的自相关问题，发现资源充裕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负相关，而是通过某些机制降低经济增长率；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03）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讨论了资源充裕和经济增长之间直接关系，也没有发现这种负相关；程志强（2007）[8]利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方法，发现煤炭资源丰富对煤炭资源充裕型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Papyrakis和Gerlagh（2004）就这一问题在一国内部地区间进行研究，发现美国各州资源充裕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
关于资源诅咒机制的验证，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政府效率这一传导机制方面。Isham、Woolcock和Busby（2005）对资源充裕与政府效率进行研究发现点资源充裕对衡量与政府效率有关变量的影响为负。对于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关系，Gylfason（2001）利用跨国截面数据，用教育公共支出比重、女孩的预期受教育水平、中等教育的入学率等衡量人力资本，以自然资本占国家财富的比重衡量资源充裕度，发现二者呈负相关；Papyrakis和Gerlagh（2004）根据美国各州的数据得出与Gylfason（2001）的结果相一致；程志强（2007）对人力资本在部门间的配置问题，认为可能存在误配的问题。
2.我国对资源诅咒的研究
2.1理论解释
（一）荷兰病效应
龚秀国，邓菊秋（2009）[9]提出“中国式荷兰病”，并指出资源通过“支出效应”、“资源转移效应”和“人民币汇率效应”等机制抑制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挤出效应
张景华（2008） 认为充裕的自然资源降低了人们从事研发活动的激励，资源收入通过降低工作意愿和抵制创新活动两种方式阻碍经济增长；邵帅、齐中英（2009）[10]通过建立资源输出型地区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认为资源开发挤出了技术创新从而导致资源诅咒困境。
（三）制度效应
汪戎、朱翠萍（2008）认为当社会制度对掠夺性部门有利时，资源将被用于非生产性活动，社会产出减少；当社会制度对生产部门有利时，资源将被投入生产性活动，产出增加，只有社会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地区才会出现“资源诅咒”困境；李志龙（2009） 认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国有企业大量收缩至上游资源型产业，从而产生“资源诅咒”现象。
2.2实证研究
我国对“资源诅咒”现象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基于全国的实证研究和基于典型地区的研究。
（一）基于全国的实证研究
徐康宁、王剑（2006） 利用1995—2003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以采掘业部门的投入水平衡量自然资源的总体禀赋，发现该命题在我国内部的地区层面成立；韩亚芬等（2007）[11]利用1985—2004年全国各省经济发展及能源生产消耗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能源储量较大的地区往往伴随着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邵帅、齐中英（2008）[12]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其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我国西部地区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刘长生等（2009）利用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自然资源主要通过降低投资、限制教育水平、技术创新、对外开放度、法治水平的提高间接阻碍经济的增长。近年来，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逐渐向更微观的方向发展，并且得出不一致的结论。方颖、纪衎、赵扬（2011）[13]利用1997-2005中国地级市或地级以上城市的95个截面数据，使用更正过的资源丰裕程度度量指标，就中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做出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城市级层面并不成立。
（二）基于典型地区的研究
徐康宁、王剑（2006）对我国各省份资源丰裕度指数和人均 GDP 增长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存在资源诅咒困境；许彦（2008）针对四川省进行资源诅咒假说的分析，发现四川省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有存在“资源的诅咒”困境的迹象；李昊邈（2008）[14]利用云南省1996—2006年的数据资料进行计量实证，结果表明云南省矿产资源的充裕程度与其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
3.结论和我国进行该项研究的展望
本文从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分别对世界及我国关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进行了总结综述。尽管命题从产生到现在已有大量文献对其进行研究探讨，但未来尤其是我国关于该命题的研究依然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
我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持续的开采和利用，各类资源型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开始面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单一而导致经济发展滞后等严峻问题。资源型城市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诞生，而大多数欧美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陆续完成相关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在我国文献大多数都是在验证“资源诅咒”假说是否成立，但是对自然资源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微观作用机制以及如何探索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之路的文献很少，这是需要加强的地方。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不一定是资源诅咒问题最完美的研究对象，资源充裕度的衡量指标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随着社会发展和研究深入，人们可能会更加关注资源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利用更完善的度量指标，全面、深入研究其传导机制并探索出一系列如何将“资源的诅咒”转换为“资源的馈赠”政策分析方案对未来中国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
参考文献
[1]Auty， R.M.，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c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M]， London：Routledge， 1993.
[2]Sachs， J.D and A.M.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P 5398，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5
[3]Francisco Rodrguez and Sachs J.D， Why do Resource-abundant Economies Grow More Slowl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9， （4）：277-3031
[4]Matsuyama.K，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8）： 317-334
[5]Gylfason.T， 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 （45）： 847-859
[6]Birdsall.N， T.Pinckney and R.Sabot， Natural Resources，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C]，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R.M.Auty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7]程志强，《资源繁荣、人力资本形成与配置：以鄂尔多斯为例》[R]，工作论文， 2007
[8]程志强，《煤炭繁荣对煤炭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冲击：兼谈“资源诅咒”》[R]，工作论文， 2007
[9]龚秀国、邓菊秋，《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J]，财经研究，2009（4） ：131 -141
[10]邵帅、齐中英，《资源输出型地区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J]，管理科学学报，2009（6）：23-33
[11]韩亚芬，孙根年，李琦，《资源经济贡献与发展诅咒的互递关系研究——中国31个省区能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资源科学，2007（ 6） ： 188-193
水资源经济论文篇13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是针对经济流量和存量进行核算的一种传统统计方法，在全球内得到应用。然而，随着资源环境面临的考验，其弊端逐渐显现，其核心指标gdp只能反映经济结果，没有计人资源和环境代价，因而不能回答资源、环境能否持续支撑经济 发展 问题。为此，联合国等5家国际组织共同研发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框架。
seea的基本思想是运用经济学、统计学、 会计 学等理论，在sna基础上，将资源环境因素纳人核算体系，建立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全面刻画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作为众多资源之一，水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w)正在研究之中;与此类似的还有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生物资源的核算体系也在同步研究。
seeaw将以怎样的指标描述水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核算结果又以怎样的指标简明地向社会展示或颁布，最终形成怎样的指标体系加人到核算体系之中，是目前鱼待探讨的重要内容。
2水资源核算体系(seeaw)及其核算账户
水资源核算体系(seeaw)是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的卫星子体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核算体系。seeaw由5个账户组成，主要包括水的供给使用账户、排放账户、混合经济账户、水资产账户和水质账户。前3个属于“流量”账户，后2个属于“存量”账户。流量账户中的供给使用账户、排放账户，主要描述经济生产过程中，与水有关的实物流量在各个经济体之间的流动情况，如水生产供应业(经济体)向其他经济体—造纸行业(或纺织行业或电力行业)流人了多少水;再如，服务业、建筑业、食品生产业等各个经济体，当年向废污水处理业流入了多少废污水量。水资产账户、水质账户，主要描述特定时间点的实物存量，如核算年的年底地表水存量、地下水存量以及存量的质量等。但是，供给使用账户和排放账户描述的仅仅是实物量，没有经济价值量，而混合经济账户重点反映了价值量。
3 seeaw的指标体系设置
如上所述，通过5个账户构成seeaw核算体系的总体框架。但是，框架不能构成完整的核算体系，必须要在框架之下以5个账户为基础，设置一系列必要的指标，才能形成完整的核算体系，并具备实用性。
通过对海河流域试点进行2005年度的具体核算，认为seeaw作为统计核算工具，应该配备由两类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一类是过程性指标，另一类是结论性指标。
3.1过程性指标
过程性指标大都出现在5个账户之中。
所谓过程性指标，是指按照核算基本框架要求，针对5个账户在核算全程中不同环节上所涉及到的各个指标。
供给使用账户的使用表，主要描述水实物的去向。表中所涉及的过程性指标包括:水资源进人农业、渔业、牲畜饲养业、发电业、食品业、服务业各个经济体的数量指标，进人城镇生活、 农村 生活、城镇环境、农村环境各个部门的水量指标。更细致的指标还包括以上各个经济行业年度使用的河流水量、水库水量、湖泊水量、浅层地下水量、深层地下水量、自来水量、废污水回用量等指标。
供给使用账户的供给表，主要描述水实物的来源。表中所涉及的过程性指标包括:自来水、再生水来源于哪些行业及数量指标。自来水来源于水的生产 企业 (自来水公司)，其指标为年供自来水量。再生水也单一，来源于废污水处理业，指标为年供再生水量。复杂的过程指标是进人环境的废污水，其来源于农业、渔业、牲畜饲养业、发电业、食品业、服务业等，其指标来源于这些经济体多少水量。
排放账户涉及的指标除了水的排放以外，还包括各 经济 体的cod排放量、氨氮排放量等，还包括以上各类实物排放于水域(内陆水域、海域)指标以及排人污水厂指标和人河量指标等。
混合账户所涉及的指标与供给使用账户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供给使用表的指标反映的是实物量，而混合账户指标反映的是经济价值量。
两个存量账户包括资产账户和水质账户。涉及的过程性指标相对于3个流量账户比较简单，包括山区、平原等不同类型区的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水资源总量，也包括河流水、水库水、湖泊水、地下水的水质指标等。
3.2结论性指标
（1）账户内的结论性指标:供给使用账户中的结论性指标包括地表水资源的实物中间使用量、最终使用量和总产出量指标，地下水资源的实物中间使用量、最终使用量和总产出量指标，以及各类水总的实物中间使用量、最终使用量和总产出指标。如，海河流域2005年核算后该类结论性指标的具体数据见表l。
排放账户中的结论性指标包括农业退水量、 工业 废水排放量、生活污水排放量以及以上3个门类的cod,氨氮排放量等。海河流域2005年这些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2。
混合账户中的结论性指标包含总产出、gdp以及水行业所产生的gdp等指标。比如，2005年海河流域经济总产出57 138亿元，gdp25 750亿元。另外，还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出、gdp指标。从海河流域2005年水行业产生gdp看，数值相对很小，证明水利提供的水产品大部分充当了经济生产过程里的中间投入，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水利工程属于基础设施、水利属于公益性事业的特征。
资产账户和水质账户也存在相应的结论性指标。
(2)账户外的结论性指标:账户外的结论性指标是指在账户核算基础上，进一步 计算 而得出的概括性指标，目的在于简明地为水资源管理者和经济 发展 战略决策部门提供技术 参考 。
3.3指标体系
过程性指标与结论性指标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seeaw的指标体系，过程性指标主要作用是建立水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水资源为纽带，建立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描述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结论性指标的作用是为决策部门提供综合结论数据。
4有待于引入的核心指标
正如前面所说，sna的核心指标gdp不能回答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因此引发了seea的诞生和seeaw的出现。seea的宗旨是核算环保型的绿色经济指标，需要从纯经济的gdp中扣除资源减少价值量和环境退化价值量，形成绿色gdp，即e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