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金融论文篇1
金融霸权及其本质
霸权（Hegemony）是一种“霸”或“盟主地位”，尤其是指特定联盟或邦联中的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统治或领导地位，有时也作霸权国推行的支配性的政策或强权政治。“Hegemony”一词在古希腊本来具有“领导性（leadership）”的含义，但在征服了马其顿之后，又加上了“支配（domination）”的意思。因此“霸权”含有暗示巨大权力的剥削、压迫性质的双关语气。
金融霸权（Financialhegemony）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并不存在金融霸权，因为金融本身就是一国经济的核心。
本质上，金融霸权是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而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是金融霸权的基础，没有雄厚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根本谈不上金融霸权。用武力冒险无法获得的利益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非暴力的市场竞争而获得。在传统金本位制下，英国曾占据金融霸权地位，迫使世界各国经济遵守“货币体系规则”，使得英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世界货币的供应。而当代只有美国才称得上是“金融霸权国”，与以前的霸权国略有不同的是美国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组成了一个“霸权集团”如七国集团，但美国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金融霸权的作用与影响
金融霸权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1、金融霸权维持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这可以参照经济霸权主义的“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P.金德尔伯格（P.Kindleberger）于70年代初提出的，他指出：“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必须拥有一种‘稳定器’，即某个国家要能负责为亏本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不是逆循环地）流动，而且当货币制度呆滞不灵陷入困境时，它能为提供清偿能力建立某种再贴现的机制”。在汇率浮动和资金市场一体化的世界上，霸权国“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管理汇率结构，并对各国国内货币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该理论表明，如果没有霸权国建立并管理国际社会体系，当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让位给经济民族主义势力时，国际经济就会动荡不稳。因此金融霸权有以下作用：制定国际经济竞争规则和政策协调、执行国际经济竞争规则、稳定世界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控制危机。
2、金融霸权国（或集团）利用其霸权地位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由金融霸权国生产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其他国家不能只“搭便车”，必须付费。这种费用是金融霸权国通过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收取的，具体地说，这种剥削是通过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开别国金融市场，利用其货币的特权地位、攻击性的金融投机和国际资本流动实现的。这将在下面做详细论述。
3、霸权国地位更迭时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动荡和不稳定。根据金德尔伯格的理论，霸权国的主要作用不仅仅是日常维持该体系的运营，而且在于控制危机局面。在一战前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由于英国的金融霸权国地位发挥的作用而大大缓和，二战后，由于英国的日渐衰落，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形成了一个金融霸权真空，导致了30年代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和大萧条。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为金融霸权唱赞歌，反而应该警惕，因为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实现金融侵略和剥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以往金融霸权为军事霸权服务，剥削性并不突出）都更突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深远。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三条都与金融霸权有关：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球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而相应地“控制高科技军火工业”和“控制航天工业”则分别退居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三位。
金融霸权的剥削形式
作为金融霸权国，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衍生金融工具和其背后的政治霸权、高科技力量确立了自己的金融霸权地位，并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实现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1、美元霸权，即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目前，美元仍是无可争议的国际货币，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结算的83％。美元的这种特权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首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获得数额巨大的铸币税，从而白白占有了境外持币者的资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其每年大概获益1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其次，分享其它国家经济成长的成果。美国相对而言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却不必对等地或干脆是不负责任地偿还它们。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贬值，既减轻外债负担，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仅在1985年3月至1986年3月的一年间美元贬值就减少了美国约三分之一的债务。第三，转嫁危机。当美国出现经常帐户逆差时，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直接增加货币发行量避免信贷紧缩和信心崩溃带来的经济危机，把部分损失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转移到世界各地。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实质性的衰退，但发展中国家却深受其害。这也是为什么其它国家（如1997年的东南亚各国）出现持续的经常帐户逆差就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而美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巨额经常帐户赤字而安然无恙的主要原因。
2、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战后，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和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使得国际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国与国之间流动。尽管经历了发达国家之间为主的资本流动和发达国家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过程，但发达国家无疑是国际资本的主要输出国。追逐超额利润是国际资本的本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国际资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990－1996年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总额达11705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也同时带来了风险和剥削。金融危机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处处都留下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动的痕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目前在全球货币市场间流动的国际投机资本即国际游资至少有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每年总GDP的20％，每天有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投机资本四处游荡，寻找归宿。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表现出极强的投机性、无序性和破坏性，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国际投机资本的无序流动造成的。经过近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东南亚国家经济已初具规模，为资本增值创造了良好环境，金融自由化更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无序流入提供了渠道。在无序流动中有一个恶性循环，资本的流入破坏了原有的资金平衡，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为抑制通货膨胀，东南亚国家必须提高利率，然而高利率又进一步使国际投机资本趋之若鹜，使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结出膨胀性的果实。投机资本的大举进驻一度使这些国家喜形于色，但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投机资本便一窝蜂地进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泡沫开始膨胀。大量投机资本的流入必然造成配套本币的匮乏，诱使本币升值，继而导致经常帐户的逆差，为未来的贬值打下了埋伏。当投机者们看到时机成熟，便“不经意”地捅破泡沫，带领投机资本如潮水般地涌出，造成在短期内无法弥补的资金真空，导致货币的过度贬值。这样，东南亚国家“破产”了，国?释痘时救绰囟椤?BR>作为金融霸权国的美国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头号债务大国，但从来没有看到美国为此而担忧，更不会发生类似于80年代初期拉美式的债务危机。相反，美国从中受益匪浅，这一方面得益于美元的特权地位，另一方面得益于由此带来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金融大改革后，美国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运用十分成功，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资本输入和高回报的资本输出使得美国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大部分利益。所以，只要美国需要资金，可以随时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从容不迫地达到目的；所以，美国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实现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自由化，以使其资金自由进出这些国家；所以，当发展中国家出现所谓的“某某奇迹”时，美国便输出资本，流入后者的股市、汇市等短期资本市场。这些资金的流入在别国吹起一个个经济泡沫，制造出虚假繁荣，一旦时机成熟，美国便通过各种手段将资本回收，当然携带着丰厚的利润。在过去的一年里，以各种形式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约有7000亿美元，其中由东亚地区转向美国的外资就超过3000亿美元。这些资本简单的一进一出，给美国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却是苦不堪言的危机。因此，关于“资本流向世界，利益流回西方”的说法不无道理。
3、攻击性的金融投机。目前，美国有1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资产，3000只对冲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其中对冲基金无疑是在世界各地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的急先锋，尤其是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共同基金也一改以前的稳健作风加入投机的行列。1997年9月，美国股票总市值为12万亿美元，每日平均交易额为450亿美元，即使这些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动用几十、上百亿美元在美国股市折腾也不一定有什么作为，但到了泰国、马来西亚甚至香港、新加坡的股市，无疑于大象跳进游泳池，无论做多还是作空，都足以掀起惊涛骇浪。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去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都是美国的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在作祟。它们调度巨额投机资本，配合舆论声势，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和立体投机策略，先攻陷外汇市场，然后利用各个金融市场间的内在连动性获取惊人的投机利润。香港之所以没有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并非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了出其不意的干预措施，主要是俄罗斯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国际炒家无暇自顾。在现行的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下，国际炒家的风险与收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只要操作得当，几乎总处于无往不利的只赢不输地位。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略有油水的新兴市?叶家丫幻拦亩猿寤鸷凸餐鹣な至烁霰椋庑┕乙参抟焕獾叵萑胙现氐慕鹑谖；蚓梦；S斜ǖ乐な担巯碌陌臀鹘鹑诙粗校猿寤鹨餐巡涣烁上怠9セ餍缘慕鹑谕痘墙鹑诎匀ǘ苑⒄怪泄仪致院桶鞯淖钔庠诘姆绞健?BR>4、美欧银行资本大肆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作为东亚金融危机也可以说是南方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就是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企业倒闭、破产成为普遍现象。当金融霸权国炮制出金融危机后再杀一个“回马枪”，以“地价”收购东亚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而这时后者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任人宰割。东亚挥泪大甩卖的过程就是金融霸权的实现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剥削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连美国的盟友日本也成了被美国收购的对象。
金融霸权的必要条件：金融自由化
由以上可以看出，金融霸权国要达到金融侵略和剥削的目的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开放的金融市场、巨额的国际投机资本和操纵别国金融市场的工具（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和投机技巧）。其中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实现金融霸权的必要条件，这也是霸权国所极力推崇和推行的。霸权国打开别国金融市场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其霸权地位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二是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变相推行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要求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而后者不仅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也导致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无序化。所谓“无序”一方面指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超出了经济运行和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指国际投机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肆意掠夺。
半个世纪来，在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力推动下，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津津乐道的。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所定的章程中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基金协定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capitalcontrol)的权力。60年代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弗莱明－孟代尔（Fleming-Mundell）定理也部分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该定理说明，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三个条件中，最多只有两项能够同时满足。后来，克鲁格曼提出的“永恒的三角形”发展了这一定理。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且尔和里根上台为标志，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干预主义经济学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在这一潮流的有力推动下，国际资本流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体系似乎已经初见雏形。凭心而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即使现在被国际投机资本搅得焦头烂额的东南亚国家当年创造的奇迹也沾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光。
但这并不等于说国际资本流动真的就无可挑剔，在价格充分浮动、资本充分流动的条件下，风险也随着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而在各国游荡，随着国际资本的膨胀而膨胀。而其中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机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国际投机资本又完全不受发展中国家所控制。
然而，就目前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限制国际投机资本过度投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在极力推动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进程，并一度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危机并非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动而是流动不够。1997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IMF提出了修改IMF章程的设想，其目的是要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IMF章程。在东南亚国家被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流动和投机搞得心烦意乱的时候，IMF讨论修改章程，推进资本帐户自由化进程无疑招致各界的议论。以发达国家的官员为代表的支持派大唱赞歌，因为这符合它们的利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金融危机受灾国要求加强对对冲基金和国际投机资本加强监管的建议漠然视之，甚至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
美国还通过控制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对非发达国家剥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论上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透过提供短期贷款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时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加上该组织的极大部分资金来自美国，令人不得不怀疑美国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幕后策划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给有经济问题的国家时，对贷款国规定甚严，必须要他们做到合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游戏规则。甚至有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平时，美国并不过多地直接介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日常运作，而是让182个成员国的24名代表组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局来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日常运作主要是对世界经济的“监控”，美国真正介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过程是在成员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重要的是美国财政部－－才有可能以提供援助贷款为条件向求援国榨取最大限度的让步。从理论上讲，美国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18.5%的投票权。但实际上美国通常都能得到其他英语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更多地是通过幕后活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影响，并且通常都能使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
亚洲国家在遭受金融风暴蹂躏践踏出现了严重危机后，不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苛的借贷条件时，“经援”便变成了化缘式的乞讨。IMF向泰国、印尼、韩国、俄罗斯等受灾国提供的援助，绝不是“免费午餐”，一个重要的药方就是，被援助国必须承诺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资更大程度地参与金融产业。援助的结果是，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外资尤其是美资金融大鳄，龙骧虎视，等待下一次最好的机会进行蚕食鲸吞。难怪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要指责美国藉IMF贷款之名，行“经济殖民主义”之实，企图操纵别国经济。而韩国人也认为，美国意图透过IMF操纵韩国经济甚至将1997年12月3日视为本世纪初日本入侵实行奴化以来的第二个国耻日。
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1997年12月13日，世界贸易组织102个成员国签订了“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在以下方面达成协议：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运行；外国公司享有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取消边界服务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项目中比例超过50％。不难看出，该协议生效后最直接、最大的赢家将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
结论
如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理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也同样处在中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金融霸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处在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即使金融霸权在中心国内部发生更迭（如欧元挑战美元）也不会改变这个体系。中心国与国的关系是主宰与依附、主导与顺应的关系，这也决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不平等，也决定了两者属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外国金融论文篇2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和短期影响比较有限。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和世界经济之问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从目前情况看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金融危机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对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及其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将多余的金融泡沫挤压掉，并促使宏观经济与金融重新走向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调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体制均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用近乎破坏性的方法对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尽管这种纠偏是被动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现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还不至于这样明显和充分地暴露出来。
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是对发展中国家一次生动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游戏规则”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货币危机。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有的金融结构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贸易战略的调整等方面进行认真反思。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金融危机虽然直接涉及金融货币问题，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需要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这里仅就我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建设提几点思考。
(一)加强创新与完善监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对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的缺失。虽然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使创新和风险控制相匹配。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予以高度的重视，需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关键。
第一，政府监管部门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制度建设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等，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强化资本充足性管理和风险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过低，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响下倒闭破产，冲击金融体系。
第三，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相对于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次级债规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这一风险。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不仅应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甚至会加大风险。
第四，建立金融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测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外资流动、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第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存融危机中，股市的大幅波动甚至崩溃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股市风险的影响与表现力往往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体系性风险更为显著，这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股市的连续重挫看出一斑。我国也不例外，政府应高度重视近期我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持续低迷状况，通过积极的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的监管等措施，来重振投资者信心，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严格房地产金融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贪婪逐利的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运用不慎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透支消费文化使许多不具偿还能力的人加入买房队伍。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上述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一，我国有高达90％的购房者是通过银行贷款购房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已高达2．25万亿元人民币(苏锐，2008)，总额接近美国，而且这些贷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人者。其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逐利贪婪而不惜冒风险。银行不断放大房贷在贷款总盘子中的比例，同时又降低放贷门槛。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资金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将本不具备买房能力的消费者拉入买房行列，给买家和银行都带来风险。为避免危机的出现，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严防同类事件在我国发生。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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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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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6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外资银行已经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国金融发展战略更涉及到了我国的农村市场。2007年12月13日，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业，汇丰银行成为首家向中国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外资银行，今年它还将在我国农村地区开设6至10家分支机构，两至三年内要达到30家左右。此外，2007年9月27日，澳新银行花费3.18亿澳元，收购上海农村商业银行19.9%的股权、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15%的股份、花旗银行出资100万美元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小额信贷，都为外资银行进军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开了先河。
随着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国家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农村市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格局将发生变化。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独霸一家的时代已经结束，所具有的优越性将会消失，面临的挑战也将前所未有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市场化规则的出台，必将改变现在农村信用社垄断局面，完善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缓解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并存，将会逐步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而且促使其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二、外资银行发展农村金融战略的原因分析。
1、潜力巨大的农村金融市场是吸引外资银行的首要原因。中国拥有9亿农民，农民收入正在迅速增加，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每年汇回农村的资金非常庞大；中国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联的产业正在崛起，需要庞大的资金输血；随着交通瓶颈的彻底解决，沿海一些产业正在向西部以及农村转移，要依靠资金启动市场；中国农村有1.2亿农户有贷款需求，但目前这一市场的满足率只有60%。也就是说，还有40%的空间未得到金融服务；中国3.5万多个乡镇中，金融服务空白率为6.7%，即还有2500个乡镇处于金融空白状态；作为还贷人来说，农民的信用是比较高的。外资银行看重的是中国农村金融巨大的市场潜力。
2、农村金融的优惠政策是吸引外资银行的推动器。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连续出台了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它们共同形成了新时期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进一步激活农村消费市场，需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信贷的支持，尤其是在次债危机蔓延、贸易摩擦加剧的大背景下，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已经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3、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战略的调整。进入WTO后，外资金融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发展到现在依然没有形成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太大威胁。在华外资银行本币资产达到1051亿美元，占中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量的1.9%。外资银行主要分布于我国大中城市，这些城市金融市场被我国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及股份制银行基本控制，无论是在网点还是在客户都有着先天优势，外资银行要先在城市有所大的发展还要等待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外资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在我国金融机构比较弱势的农村地区开展金融业务，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市场调整策略。
三、外资银行农村金融策略的问题分析。
1、外资银行在我国农村地区开展金融业务近期难以盈利，可能会带来农村金融风险。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成本高、风险大，这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何况我们国家的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与基础设施覆盖率低、供给严重不足、竞争很不充分、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特别是外资银行缺乏对农村地区客户资源的了解，其信贷风险控制难度也大于本土机构，初期调研和开发等成本较高。目前外资银行在试水阶段，业务范围锁定乡镇企业和小额信贷，例如汇丰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初级阶段其服务对象主要针对出口型企业，今后贷款服务范围将扩展到农民小额贷款。
2、借外资银行搞活农村金融市场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农村金融普遍缺血不是依靠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就可以解决的，外资银行农村金融战略的根本还是看中我国农村市场的广大发展潜力，所以其投资设点的区域还是在经济比较好的农村地区，而最需要资金的农村地区资金匮乏状况依然得不到改善。所以依靠外资不是我国农村金融长期发展策略，通过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农村市场，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才能满足农村市场资金的多元化的需求。
3、给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带来一定冲击。外资银行进入农村市场之后，会带来健康的激励机制，从而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但是外资银行毕竟资本实力雄厚，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还是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外资银行会瞄准县域市场的优质项目，与农村信用社争夺市场和优质客户。而我国农村信用社这些年来主要是发展小额信贷业务，但是由于资金运用渠道狭窄而出现了资金富余，资金营运效益水平受到严重遏制，外资银行的进入可能会弱化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与运用。村镇银行的设立不仅会有效占领市场、抢夺优质客户,还会造成信用社从业人员的流失。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处于弱势竞争群体的农村信用社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外资银行农村金融策略的思考
1、积极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政策与金融基础设施双管齐下才能保证农村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2006年银监会出台相关政策首次允许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银行，并提出要在农村增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金融机构。国家开放农村金融的目的是为了倡导农村金融引入多元化的竞争，发挥"鲶鱼效应"，才能从更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经营机制、服务质量。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是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但这是个巨大的工程，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可能一时难以完成，可以考虑建立政府、内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共同建造、利益共享的机制。
2、积极开拓农村市场，积极启动国内农村消费市场。我国经济目前面临内忧外患的境地，国内物价居高、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国外美国经济持续疲软，我国出口损失惨重。如果农村庞大市场的消费启动起来，一些在城市供给多度的产品就能得到释放，加速产品与资金的流动，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消费的效率。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之间的互补作用将能够发挥出来，商品的快速、高效的流动，就能够有效缓解通胀压力。而农村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启动，亟需信贷资金支持，这是实现农村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保障。所以未来农村市场也将是中外金融业竞争的主要领地，国内的银行应该时刻关注外资银行的发展动向，借鉴其发展经验，积极抢占有发展潜力农村市场。
3、加快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信社要想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抓紧整合现有内部资源，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力度，以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一是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业务发展的科技含量，实现业务流程的现代化。彻底消除结算"瓶颈"，拓展业务空间，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金融服务；二是创新贷款方式，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参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方式，对辖区农户、公职人员评级授信，发放小额贷款，对个体私企业发放联保贷款。三是创新金融服务，对一些重点黄金客户，采取一户一策、个别指导、差别服务，即在认真测算重点客户资金承受力、对农村信用社效益的综合贡献率，在保证收益的前提下，积极为客户提供存贷款、结算、贴现等组合式多功能的服务，并实行有差别的利率政策，以拓展新客户、稳定原有客户。
3、金融监管部门要积极采取监管措施，引导农村金融的合理发展。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主要在城市，但是农村监管其实局面更复杂，所以要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我国当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阶段，根本没有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建议我国学习西方经验，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同时要建立日常报表分析、实地检查、非实地检查等多种监管方式相结合的监管制度，对外资银行经营状况进行跟踪，以减少其对我国农村市场所带来的风险，保障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
4、以人为本、实施人才战略从内部和外部向农村金融机构输送人才，提高农村金融机构人员整体素质。长久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人员，素质低下，由于盈利状况不好，导致农村网点人员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金融业发展的关键。一方面，从外部入手，积极鼓励金融人才由城入乡，从现有员工中挑选不同层面且具备管理才能的人员，培养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后备人才，主动给予一些优惠条件，比如工资和提升的机会等；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要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把服务的质量、经营效益与员工实际的利益相挂钩，并采取末尾淘汰机制，通过开展经常性的考试、考核、竞聘上岗等形式,增强员工的危机感和学习的自觉性，促使内部金融人员积极提高业务水平、注重服务质量。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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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美国金融危机向更深层次、向全球演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直接影响，即金融危机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影响。二是间接影响，即金融危机可能会对欧盟、日本，以及，世界经济贸易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国对欧盟、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增长。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金融危机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其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对外贸易;风险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1.从外部需求角度来说，中国出口面临的形势更加恶化 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美国消费疲软，美国民间经济研究机构“美国经济评议会”10月29日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至38.0，创下1967年开始汇编指数以来最低点，并且远低于9月份的61.4点。根据以往贸易经验，美国消费下滑1个百分点，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就会下降5-6个百分点；如果美国消费下降3个百分点，经济步入衰退，我们对美的出口将会出现明显的下滑。随着美国外部需求的减少，我国出口多年来的高涨势头可能会终结。 2.由于美元贬值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使得我国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内缺乏价格上的竞争优势，这种价格效应必然会给我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面对金融危机，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美元不断走软，对人民币汇率已经产生了影响。美联储的降息政策导致人民币和美元利率出现倒挂，使得人民币和美元息差进一步拉大，美国的刺激经济政策会导致美元更加泛滥，利率更加宽松，从而导致美元资本持续流入我国市场，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推动人民币对美元加快升值。 3.金融危机将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贸易保护主义不会主导世界经济，但贸易政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美国虽然一直提倡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往往就会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以维护经济安全为由，以“公平贸易”代替“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近年来，我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担忧，企业销售下降、利润下降、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绿色的贸易保护手段会更加频繁出现。然而，贸易保护主义虽然会更加抬头，但不会出现泛滥成灾的局面。人类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没有拯救灾难中的经济，反而使它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此外，当今全球自由贸易的体制基本已经形成，以WTO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理念已经深入到各国基本政策里面，而且形成了具有强制性的规则。因此不可能说让受到金融冲击的国家，把WTO的规则、承诺抛到一边去，去采取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的贸易政策，而只能找一些缝隙，找一些多边体、双边规则里面保留的空间，比如把贸易救济措施演变成贸易保护措施。 4.现有的订单货款拖欠，外贸企业出口坏账增加 由于美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损失巨大，收缩了贷款规模导致其国内外企业流动性资金减少，现金链断裂，从而影响投资和支付。由此，我国出口企业已出现订单货款难以收回，资金流动不足，难以支撑下去的情况，而这种现象正在增加。 5.融资困难，资金链紧张 大部分出口企业属于中小企业，他们的资金链非常紧张，既难以向银行贷款融资，还要缴纳台账保证金，而本来预收货款的融资也未能获得周转。一旦客户延长付款或者弃单，这些企业往往就有倒闭的危险。 二、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1.政府层面 (1)拉动内需。从目前来看，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衰退已成定局，依赖国外经济的出口和投资则会出现滑落，那么扩大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选。首先国家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网络，让城乡居民拥有同等的养老保障，这样可以将城乡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消费;其次，开拓农村市场，进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长期收效的过程;最后，加大农村、城镇、小城市等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开发西部的力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平衡中国地域的经济发展。 (2)提供政府信用担保，协助出口企业融资。商务部联手外汇管理局，正在酝酿放松企业预收货款融资。这次调整，将有望取消10万美元以下每单的预收货款管制，届时，企业将可以对预收货款采用即时结汇，以增加企业资金流动性。 2. 加强品牌、质量建设，增强核心竞争力 以广交会为例。尽管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下降。但是从现场情况看，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特产品大量涌现，成交活跃;节能环保产品受到广泛欢迎;拥有自主品牌、自主设计、专利技术的产品和创新产品优势明显。及早推行市场多元化的企业，掌握了成交和定价的主动权，显示了较强的抵御金融风暴的能力。 同时，已经有一些出口企业采取了做强品牌转攻内销市场的策略，一旦成功，企业将摆脱在出口市场低价竞争的僵局。从宏观背景来看，我国经济结构也正在进行大的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被提高到了与出口、投资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出口企业加大投入转型做内销也就顺理成章当然，这种转型决非易事， 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正确的策划、较强的执行能力。同样，也意味着要面临较大的转型风险，但有所作为总胜过坐以待毙。因此，虽然这次危机使很多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境地，但是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还是能化“危”为“机”。 3.有效化解贸易摩擦 次贷危机恶化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壁垒会增多，贸易保护措施会更加频繁地使用，我国的外贸摩擦也会进一步增加。为此，我们应该及时做好应对措施，加大对外经贸的交涉力度，有效化解中外可能出现的贸易纠纷。大力推进出口多元化战略，在继续巩固和深化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合作。此外，为了抵御发达国家通过贸易转嫁危机的做法，我们还要积极联合周边国家，建立统一的多边反应机制，健全进口监控体系，进一步完善针对反倾销的保障措施。大胆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到海外进行投资。 4.适度降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逐年上升，2008年，我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70％，远远高于美国的22％和日本的27.7％。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风险很大，一旦国际市场环境恶化，本国经济将会受到剧烈冲击。韩国的外贸依存度略高于我国，次贷危机发生后，韩国的进出口下降幅度已经达到惊人的两位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的环境下。为了减少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们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 5.出口转内销 我国这个令世界所有企业都垂涎三尺的巨大市场，为企业出口转内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而出口型企业为了满足国际客户的需求，在生产管理、品质控制、供货时间、按国际消费需求进行产品研发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这使得企业在转向内销的同时具体了成功的前提基础。但在国内市场，其品牌影响力及渠道建设短板不容忽视，这也是制约企业出口转内销的一个瓶颈。公司的内销越来越不好做，业务量在缩小，原因是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不断增加，产品进卖场也很困难，而类似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大卖场，各种名目的费用往往压的企业喘不过气，更大的问题在于渠道管理经验的欠缺，致使出口转内销对于许多企业只是水中花，雾中月。 6.产业升级 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2003年，全国就业人口74432万人。 劳动力成本低，已成为我国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要素;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在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出口生意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墨守成规、继续在产业链下游进行低价格、低技术含量的拼杀，这样的出口企业，难免被淘汰的命运。产业升级成为了必然，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巨大贡献，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对社会、经济带来的种种阵痛，从政府的角度、企业的自身，产业升级已经得到了共识，“中国制造”的发展方向只能是“中国创造”。 7.拓展市场 欧美经济的倒退，直接导致了欧美市场的萎缩，虽然欧美市场一直以来作为我国企业的主要出口市场，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变通是唯一的出路。美国大选新总统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即是改变、变通，那中国企业为什么不选择变通，而变通即变通出口市场，变通产品的销售渠道，南美国家巴西的快速发展，非洲的巨大市场，阿拉伯世界的强势消费力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充分拓展和取得更大成就的市场。 8.韬光养晦 伴随着美国各行业巨头的不断倒闭，众多企业开始采取积极的对策，全球最大也是最富盛誉的零售企业之一百思买近日就宣布减缓自己的扩张步伐，稳扎稳打。各大跨国公司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在 自身实力有限的前提下，我国企业又该如何应对?韬光养晦!相应的减小生产规模及出口规模，努力采取积极的手段降低成本，毅然割舍企业的非核心业务，在危机寒冬中以最小的损失代价来尽可能地保持企业的实力，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9.建立良好的风险防控机制和应收账款制度，有效地防范风险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国外的进口商和银行的信用普遍下降，这意味着在我们出口贸易中将会产生更多的信用风险。出口企业作为风险的主体，应主动防范风险。 (1)企业建立起信用评级体系，加强对国外客户资信的了解，对老客户要及时掌握其商业信用、债务偿还能力等动态信息，对新客户可借助信用管理公司对客户信用度进行调查，做好事前风险防范准备。 (2)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企业应尽可能选择信用证、银行保函等依托银行信用的贸易结算方式，努力减少商业赊账的额度。 (3)企业应加强出口合同管理，完善合同责权条款，严格履行合同，避免对方以不符合同为由拒付货款。 (4)企业应建立一套健全的应收账款制度，以保证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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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9年以来虚拟货币兴起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虚拟货币兴起，特别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在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过程中，以比特币（Bitcoin）为代表的数字货币业务迅速发展，发行和供应数量稳步增长，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货币的基础上建立的货币汇兑新平台进一步拓展了各方对数字货币的需求。
二、美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与实践
美国没有专门针对各类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的监管法律和框架，但这不意味着互联网金融享有监管豁免。与传统金融产品相比，互联网金融不仅面临客户信息泄露风险、洗钱风险、欺诈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IT风险和声誉风险，而且部分风险还可能由于互联网的原因而被放大。因此，除适用于相关的联邦法律和监管政策外，美国还针对可能存在的监管漏洞修订了相关法律和政策。
1.P2P网络借贷平台实行多头监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与州一级证券监管部门负责保护投资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负责保护借款人。P2P网络借贷平台以“证券经纪商”身份在SEC注册，注册文件和补充材料包括运作模式、经营状况、潜在的风险因素、管理团队构成和薪酬体系以及财务状况。P2P网络借贷平台需要将每天的贷款列表提交给SEC，持续不断地说明书补充说明出售的收益权凭证和贷款的具体细节以及风险揭示。
2.股权式众筹2012年美国《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案》允许中小企业通过众筹发行股权筹资资金，赋予股权众筹合法地位，并要求SEC制定相关监管细则。众筹平台须向SEC注册成为证券经纪交易商或融资平台，平台核心成员、董事和持有20%以上股份的股东信息、公司业务和募集资金使用均需要披露。完成一轮融资的众筹平台必须向SEC提交年度报告。对于众筹项目发起人，众筹交易前12个月，融资总额不得超过100万美元；未上市企业只能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且后者的净资产需在100万美元及以上。发起人至少在首次销售的21天之前，向SEC提交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风险揭示，如果筹资额超过50万美元的话，需要披露额外的财务信息，包括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等。众筹项目投资人，单一投资总额不得超过10万美元，且投资人年收入或净资产少于10万美元的，12个月内投资额不得超过5%；投资人年收入或净资产大于10万美元的，12个月内投资额不得超过10%，也不得高于10万美元。
3.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对于比特币，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美联储无权监管比特币，因为这是在银行系统之外产生的支付创新，与美联储监管的银行体系没有任何交集。美国国税局明确宣布，比特币是需征税的财产，比特币投资者须缴纳资本利得税；用比特币支付薪酬的雇主须进行申报，比特币收入要缴纳联邦所得税和薪资税。对于比特币交易平台，美国财政部要求相关交易平台以及管理公司向其办理缴费登记，并履行记录和报告义务，对洗钱风险进行监管。
4.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根据2010年《货币市场基金增补法案》，MMF必须获得SEC的券商执照，必须遵守有关银行保密以及反洗钱等方面法律管制，必须履行相应的登记、交易报告等程序。在州监管层面，必须获得州监管当局的专项业务经营许可；不得从事类似银行的存贷款业务，不得擅自留存、使用客户交易资金，要求其保持交易资金的高度流动和安全。SEC要求MMF及时披露基金组合，将MMF的最大加权平均到期期限从90天缩短到60天。5.第三方支付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界定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由FDIC和财政部负责监管。美国财政部要求第三方支付企业向其办理注册，接受联邦和州两级的反洗钱监管，及时汇报可疑交易，记录和保存所有交易。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留存资金需存放在FDIC保障的银行的无息账户中，且每个用户账户的上限为10万美元。
三、借鉴与启示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主要业态几乎都是直接照搬美国。SFNB类的网络银行以“直销银行”的方式重新走入公众视野。2013年9月，阿里巴巴和民生银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直销银行等方面进行重点合作；2014年以来，北京银行、兴业银行等相继推出直销银行。第三方支付经过多年积累，成功填补了银行支付体系空白，已进入双寡头垄断时期。余额宝、财付通等网络货币市场基金几乎照搬了Paypal联通支付账户资金与货币市场基金的模式，且由于收益较高，余额宝甚至在短期内募集资金超过2500亿人民币。小额网贷、P2P贷款、众筹等业务短期内快速发展，但由于业务模式高度同质，市场整合和优胜劣汰在所难免。
1.区分各类互联网金融模式的金融属性，针对性地建立完善监管制度对于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等普通投资者能够参与的高风险业务应按照现有融资管理方式，加强信息披露管理，适当设置安全红线，并按照机构资质分类管理；对P2P网络借贷、第三方支付等涉及较长资金链的业务，应注意加强资金托管、簿记等方面的监管；对网络银行，应加强对客户认证、电子货币发行与流通、票据管理、反洗钱和征信等方面的监管。
2.做好顶层设计，开展跨部门金融监管合作互联网金融横跨不同金融部门，互联网金融产品也容易突破部门监管范围。因此，应制定横跨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案，并做好部门间分工与合作。同时也应加快相关细分行业的标准制定，使得行业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应强调金融监管的“互联网思维”，加快对新技术、新理念的吸收学习，减少监管套利的空间，包括打破部门垄断及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金融体系改革，使商业银行降低对利差的依赖，推动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丰富社会公众的投资选择，避免互联网金融对存款造成较大虹吸作用，影响金融稳定。
外国金融论文篇7
2006年12月2O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文简称银监会)出台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宣告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在政府的推动之下进入了一个更深、更广的层次。在已经成立的村镇银行中，去年l2月13目，汇丰集团在湖北成立的我国首家外资村镇银行一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简称汇丰曾都银行)格外引人瞩目[1]。曾都汇丰的成立，不仅是我国创新农村金融开放的重要成果，更标志着我国外资银行准入法律制度出现新的变化，法律法规之间协调、统一的问题也随之凸显。
2．现有外资银行准入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并没有一部单行的《外资银行准入法》，有关外资银行准入的法律法规被视为银行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部分，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多部法律法规中。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法律位阶最高。但是由于其制定的时间较早，当时我国尚未对外资全面开放银行业市场，所以其内容主要是一些有关银行业的原则规定和针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具体要求。关于外资银行准入的规定更多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从法律位阶上看，前者属于行政法规，后者属于部门规章，但是由于该领域没有对应的法律，所以在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中被作为最为主要的法律依据。2006年底至2007年初，银监会先后《意见》，《管理暂行规定》和《审批工作指引》三个文件，并将其作为推动农村金融开放的主要依据要求地方相关部门执行，其中，《意见》被作为政策性文件[2]，《管理暂行条例》和《审批工作指引》属于部门规章。银监会出台关于农村金融开放的一系列文件，标志中国外资银行准入法律制度出现了如下变动：
1、外资银行准入法律法规体系中，增加了《管理暂行规定》和《审批工作指引》两个新的部门规章，他们将《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之间构成一个新的外资银行准入法律制度。
2、提出了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这～概念(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社区信用合作组织等)，实际上是增加了外资银行机构准入的可选形式。
3、在农村金融市场这个中国金融市场的细分上，《管理暂行条例》大幅降低了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主要包括：放开准入资本范围；调低注册资本，取消营运资金限制；调整投资人资格，放开境内投资人持股比例限制等方面以氏门槛”为首要标志的农村金融准入法律制度的设立，无疑也将联动的改变整个原有的外资银行准入法律制度的构成。由于《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的是具有”政策倾斜导向”的农村金融开放法律制度，则很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发生冲突，或者是在完成”政策倾斜”任务的同时，带来法律盲点和漏洞。
3．外资银行准入银行农村金融市场的法律盲点和冲突
3．1申请设立的外国金融机构的主体资格口
I、村镇银行的唯一股东或控股股东公司性质突破原有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除应当具备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外，其中唯一或者控股股东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为商业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发起人或出资人应符合规定的条件，且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二十五条在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
可以看出，《管理暂行条例》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要求已经由原来的商业银行，转变成了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资格进一步放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但是，境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哪些，法律却没有详细规定。由于各国法律体制不同，国际上并不存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统一定义，在欧美，诸如储蓄银行、房屋按揭社(英国)和存款贷款联合会(美国)这些非银行机构都可以从事从公众中吸取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而这一业务在我国被视为判断商业银行最主要的标准之一，将来他们能否成为中国村镇银行的主要发起人，还有待观察。现有规定实际上是给与了银监会在准入监管中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2、关于境外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限制的放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作为唯一或控股股东，拟设立外资银行的境外商业银行提出申请的上一年年末总资产为100亿美元。而《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村镇银行，最近1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亿美元。由于金融机构投资入股包括参股、控股和全资新设三种方式。《管理暂行规定》的关于总资产的要求是否全面涵盖三种方式?当外资银行作为村镇银行的唯一股东或控股股东，是否还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上一年年末总资产为100亿美元的要求?从汇丰曾都银行的投资方，汇丰(香港)上一年年末总资产肯定超过100亿美元，未来，一家规模较小的外资银行能否直接获得准入进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法律需要进一步明确。
3、设立代表处时限要求的取消
境外银行初次在中国设立外资银行，不论是采用外商独资、分行还是中外合资的形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都要求设立办事处2年以上或者已经设立办事处。《管理暂行规定》对设立村镇银行的境外金融机构取消的有关设立办事处的的要求，使得一家尚未在中国开展经营业务的境外金融机构可以不受设立办事处达一定时间的限制进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
3．1．2关于外资银行业务准入
l、人民币经营业务的放开
作为2006年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重要标志一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的放开使得法人型的外资银行可以不受金额和地域的限制经营人民币业务，但是于此同时，也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一)提出申请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业3年以上；
(二)提出申请前2年连续盈利；
(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这就意味着，外资银行想要全面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必须至少有在中国市场开业达三年以上。外资村镇银行在农村开展经营活动，在设立之初就需要获得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的资格。因此，在业务准入上我们的外资银行准入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村镇银行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三十四条的规定，还是设立时自动获得，或者在设立后通过何种程序获得。
2、资金范围的限制
关于村镇银行资金使用范围的规定，主要见于《意见》和《管理暂行规定》《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九条：”村镇银行发放贷款应首先充分满足县域内农户、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己满足当地农村资金需求的，其富余资金可投放当地其他产业、购买涉农债券或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三十九条的规定较先前颁布的《意见》中有关村镇银行资金用途的规定[4]已经有所放开，并未将资金用途完全局限在三农问题上，但是限制资金用于农村金融之外的倾向还是十分明显。
外资村镇银行的经营地点在农村，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这既符合当局金融政策的初衷，也符合《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但是，怎样界定”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管理暂行规定》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如何判定农村金融需求?是采用属地原则，属人原则还是其他原则?
4．监管制度变迁后面的监管理念变迁
《意见》的出台，是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求和坚定决心在银行监管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体现。从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这一次改革和从前许多体制改革一样采用了”政策～法律一体制”的方式，但是，在具体制度构建中也反映出监管当局某些理监管念的改变。
l、市场观念的增强。《管理暂行规定》出台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多元化、竞争平等化，是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根本途径。设计新制度的首要目的就是在农村金融市场引入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为了鼓励各种类型的资本能够从城市流向农村并扎根农村。《管理暂行规定》大幅度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并且采用更加灵活的审批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切表明，我们对农村金融的改革思路已经由原来的简单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输血的政策扶植开始转变到培育农村健康的金融竞争环境，以市场调节的方式完成金融资源在农村的配置。
2、内外资监管趋同。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到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银行业市场。我国对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监管都是严格分开的。但是《管理暂行规定》的出台，让我们观察到，在农村金融市场这个细分市场上内外资的监管正在趋向于一体化。
3、审慎监管。《管理暂行规定》作为银监会最新推出的银行监管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监会近年来在改进监管方式，尤其是在学习巴塞尔委员会提倡的审慎性监管模式方面的成果。《管理暂行规定》在村镇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和资产质量状况的监管方面，首次采用了区别对待，分级监管的方法。
5．反思”城乡二元化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
外国金融论文篇8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对亚洲贸易关系的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地缘关系和经济的原因，亚洲国家一直是我国传统的最大的出口市场，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超过50％，也是我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发展同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为了减缓世界经济衰退对双边的冲击，2008我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双边高层往来频繁，加强了合作，特别是中日关系回暖，大大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我国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依序为日本、东盟、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印度、沙特和阿联酋。近年来由于我国加快了和东盟的自贸区建设，同东盟的贸易迅速发展，东盟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的地位日益重要，2008年东盟超过香港成为我国在亚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受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2008年东盟经济增长放缓，但东盟大部分国家经济仍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特别是马来西亚经济增幅达到4.6％；经济的强劲增长，给中国和马来西亚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带来了机遇，马来西亚一跃超过新加坡成为我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香港地区、韩国和台湾省由于对出口依赖程度较大而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加严重。2008年我国对日本进出口增幅降为10.4％。由于通过投资把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转到我国，日本一直是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来源地和贸易逆差来源地，2008年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及从日本进口增幅均放缓，对日本贸易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顺差，顺差额为107亿美元。由于近几年石油价格的上涨，给沙特和阿联酋等中东产油带来了滚滚的财源，也不断改善了沙特和阿联酋的投资环境，2008年沙特和阿联酋经济强劲增长，进出口贸易大幅增加。2008年中国对沙特和阿联酋的贸易增长幅度分别达到64.7％和40.5％，是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中增幅最大的。
(三)我国对非洲的进出口变化。
在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两年后，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和落实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八项举措，中非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的重要的贸易伙伴，为非洲经济的发展作了重要的贡献。2007年以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肆虐蔓延，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经济结构单一，非洲对西方国家的援助和外资的依赖性强。西方国家忙于应付经济危机，减少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同时政局的不稳和石油价格的下跌，使外资抽逃，非洲经济发展严重受挫，经济增长放缓。但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对非洲的承包工程和投资都大幅增长，带动中非经贸关系稳定增长，2008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68.4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上升至4.2％。我国对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依序是安哥拉、南非、苏丹、埃及、尼日利亚、刚果(布)、利比亚、摩洛哥、赤道几内亚和贝宁。
(四)我国同欧洲的贸易关系。
欧洲是我国在亚洲外最大的贸易来源地，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20％。2008年我国对欧洲的贸易突破5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我国对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依序是德国、俄罗斯、荷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经济出现衰退，但经济实力和基本面是好的，我国对欧洲的贸易保持稳定的增长，增幅达到19.5％。2008年中国和欧盟双方领导人从中欧关系发展大局出发，决定建立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为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新动力。欧盟是我国对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额达到4255.8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7％。受世界经济危机的牵连，冰岛经济面临支付危机和破产，国内需求萎缩，我国对冰岛的出口仅增长0.8％，进口下降1.2％。独联体是我国的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实体经济受到牵连，区内经济增长放缓，国内通胀率大幅上涨，贸易保护措施加强，中国共遭受5个独联体国家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9起，反倾销调查6起，保障措施调查3起，涉案金额3亿美元。
(五)我国对拉美的贸易关系。
2008年全球其他地区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陷入衰退，唯独拉丁美洲的经济一枝独秀，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5300亿美元(第三季度末)，地区经济2003年以来连续六年年均增长5％，2007年增长4.6％。拉美一直是中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发展重点，是中国资源性产品和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拉经贸合作关系稳步发展，2008年，我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并签署了多项政府间协议和企业合作协议，1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经贸合作是中拉关系未来发展的核心和重点。中拉自贸区的建设进一步加快，大大推动了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2008年4月，中国与智利正式签署服务贸易协定；中国与哥斯达黎加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经正式启动；中秘双边已经完成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将于2009年正式签署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2008年中拉贸易额达到1433.9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中国在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依序为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委内瑞拉。2008年中国对拉美其他国家如巴哈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巴拉圭的经贸易关系发展顺利，进出口贸易有较大幅增长。但是对古巴的进出口贸易则由于古巴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下降1.3％，其中出口增长15％，进口下降19％。
(六)我国和北美洲的贸易关系变化。
2008年北美的经济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席卷整个北美洲。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加深，经济出现衰退，2008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出现2001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实体经济受到牵连，美国的汽车三巨头面临重组和倒闭，国内消费急剧萎缩，进出口大幅下降。作为美国在北美自贸区的重要伙伴加拿大经济也受到严重的牵连，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减少，国内需求萎缩。2008年中国对北美洲贸易同2007年相比增长进一步放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进一步下降，对美国贸易增长放缓至10.5％，对加拿大放缓至13.8％。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预计2009年中国对北美洲贸易增速进一步下降，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七)我国和大洋洲的贸易关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澳洲，澳大利亚金融体系受到一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6期定程度的冲击，经济增长放缓，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下滑0.5％，出现八年来的首次萎缩。中国同澳洲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政府很重视同澳州的贸易关系，加快了同澳州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2008年4月7日中国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正在加快同澳大利亚进行自贸区建设的谈判。2008年举行了三轮自贸区谈判，在2008年12月举行的第13轮中澳自贸区谈判中双方就FTA框架内容、货物贸易市场准入、专业服务、金融和教育服务、知识产权、投资等问题进行了磋商。2008年中国和澳洲的贸易大幅增长，增幅达到33.3％，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上升至2.6％，中国同澳大利亚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增幅达到了36％，同新西兰贸易增幅略微放缓。2009年预计中澳经贸关系将保持高速增长。
二、机遇和挑战
(一)世界经济危机带来新一轮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巩固我国以亚太为中心的贸易格局。
亚太贸易体系目前已经形成，这个体系是使用亚洲的廉价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生产成本，为亚洲外的市场提供服务。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和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将成为亚洲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且将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近几年我国对亚洲和北美的贸易增幅低于外贸平均增长幅度，我国对亚洲和北美的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在下降，我国对拉美的贸易增幅大于对外贸易的平均增长水平，对拉美贸易占比不断增加。尽管2008年我国对亚太地区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5年78％降至77％，其中出口占比从2005年的75.8％降至72.2％，进口占比从2005年的82.2％降至％80％，但由于历史、地缘、传统、投资偏好、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和我国在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等因素，亚太地区不仅仍将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主要地区，而且随着美国、日本、韩国对我国的高新技术的产业转移，我国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水平将不断提高和深化，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提高和扩大。
(二)我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经济关系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任何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都会对我国产生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同“金砖”三国的垂直型水平分工将进一步加强。我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能源和矿产品，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则需要从我国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我国同印度、俄罗斯、巴西的贸易近年悄然增长。2008年我国对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进出口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分别为从2005年的1％上升到2％、从2％上升到2.2％和从1％上升到1.9％。近几年国际市场石油和铁矿石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巴西的淡水河谷把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印度也通过加征铁矿石出口关税提高了我国进口铁矿石的成本。
(三)作为拉美、非洲和澳洲日益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对其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
中国对拉美、非洲和澳洲进出口贸易结构相似，即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进口矿产品、能源和农产品。2004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拉贸易在2005年达到500亿美元，2007年跨过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2008年达到1434亿美元，同2007年相比增长近40％，占中国进出口的比重为5.6％。近几年根据美洲国家发展银行统计，拉丁美洲向中国的出口大幅增长。拉美的一些经济大国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对中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85％。中国是秘鲁和巴西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智利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是阿根廷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在澳洲，中国日益成为澳大利亚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进口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机遇。在非洲，中国同非洲的经济合作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加大，也已取代了日本成为非洲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四)世界性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将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和领先地位。但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国际分工层次将得到调整。进一步广化、深化和合理化。
我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贸易长期处在贸易不平衡的不正常状况，这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在经济危机中，双方应加强国际间政策的协调力度，调整产业结构，使双方的分工向广化和和深化发展，朝着有利于双边经济发展的均衡的贸易结构目标发展。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同其他的贸易伙伴关系不一样，由于承接了日本等国国际产业间的一次又一次的转移，我国与美国、欧盟和日太在国际分工中逐渐形成水平型分工，进出口商品结构相似，但价格差别较大，我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产品价格、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近几年我国政府推行加工贸易升级换代的政策，将推动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逐渐提高，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我国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的状况将是长期的。
(五)随着中国和拉美、非洲贸易的迅速扩大，贸易不平衡将成为我国与拉美、非洲和周边国家及地区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随着我国对拉美、非洲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投资和贸易迅速增加，其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将日渐凸显。拉美和非洲国家及地区将逐渐成为我国出口发展的重点地区，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逐渐上升。拉美、非洲和我国周边市场的消费水平较低，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依赖性较强，我国对拉美、非洲的矿产品和能源进口将大幅增加，这种贸易结构将使我国对拉美、非洲的贸易不平衡日益严重，同他们的贸易摩擦会进一步增加。
(六)在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政策调整中的贸易保护倾向值得关注。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西方国家政府因国内各党派对中国的态度尖锐对立而经常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其对中国贸易政策有时甚至朝不利于我国的贸易保护方向发展。在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过去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放宽了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但是迫于压力对中国的政策仍然会有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倾向。美国政界人士不断鼓吹中国，要求其政府在人民币升值、人权和环保等方面对中国政府施压以抑制中国在亚洲日益扩大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表示，中国应当改变经济增长政策，减少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使中美贸易均衡发展。虽然欧盟已经放宽了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但作为一个封闭的市场，为了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维护区域经济的利益，欧盟内部区域贸易保护的倾向会更为严重，排他性更强。由于日本政府近几年调整了对华政策，两国的政治关系回暖，中日经贸关系进入了健康快速发展阶段。但是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仍然会追随美国在知识产权等方面对中国施压，并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三、建议和对策
(一)坚持“双赢”、“共赢”的合作原则。
我国的全球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原则是在发展、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都有利的“双赢”和“共赢”的目标。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关系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一国经济出现问题，其他国家也会受到牵连。应该转换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运用人民币汇率政策、进口管理手段、利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鼓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6期励进口，积极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促进中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通过引进外资政策的调整和进口体制的改革，同美国、欧盟和日本建立一种和谐发展的新型多层次国际分工体系，美国、欧盟和日本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出口高技术和设备，而我国则对他们出口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各取所需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二)建立有效的多层次的双边协调机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协调。
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是垂直分工，双方在合作中都将得到最大的比较利益，在经济合作中应进行协调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因此，应建立国家间、中介组织间和企业间的协调机制和通报机制。通过双边政府和民间组织积极有效地进行协调，对产品市场、资源市场和信息市场有效、节约、有秩序地充分开发和利用，发挥彼此的长处，进行更多层次的国际分工。
(三)进一步完善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实施产品市场、国别市场以及投资市场多元化战略。
外国金融论文篇9
论文摘要：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众多企业出口增速放缓，从现象上看属于经济不景气的表现，但从本质上看，出口企业面临的诸多困境正是其外贸发展方式弊端长期积累的结果。通过分析金融危机与我国出口企业外贸发展方式的内在机理，提出使外贸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规模型向效益型转变是出口企业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传导机制；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在华尔街的百年老店纷纷垮塌之后，金融领域的危机已直接侵袭实体经济，欧美等国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低迷格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之度外，我国受其影响较大的便是外贸出口领域。面对国外市场需求疲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我国出口企业的生存极度困难，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中小企业已纷纷停产甚至倒闭。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国内出口企业在正确把握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后果的同时，也要深刻意识到企业自身外贸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仅仅依赖数量扩张、劳动密集、低价格取胜、低效益的方式已难以支撑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 1 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的内在机理 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9671亿美元，同比增长25.2％。其中，出口10740亿美元。增长22.3％，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1.8％，比2007年同期增速减少8.1个百分点，尤其是从10、11月份开始，出口额增速呈下降趋势。说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效应已日渐显现。8月份前，受影响的还主要是出口欧美市场的企业，进入9、10月份后，出口日、韩等国的企业也纷纷被殃及，出现订单下降、客户资金链断裂等情况，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受冲击最为严重。 具体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显性层面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始发于金融领域。不少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甚至倒闭，导致了金融机构的“惜贷”及信用危机，从而恶化了工商企业的融资环境。同时，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下跌造成消费者财富缩水，有效购买力下降，双重影响使美国实体经济出现下滑，抑制了美国市场的消费需求，使我国出口企业订单减少。 其次，从隐性层面看，这种影响通过经济传导来实现。第一，金融危机在直接影响我国对美国市场出口的同时，还通过对欧盟、日本以及世界经济贸易产生影响，进一步减弱我国对欧盟、日本的出口增长。当前，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趋淡。日本经济再度陷于停滞，新兴经济体增速高位回落，并且可能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了更大的外部压力。第二。美元贬值不仅削弱了我国外向型企业出口利润的增长，增加出口成本，而且直接导致汇兑损失。此外，出口企业的交易风险逐渐加大，坏账数量急剧增加。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统计，2008年上半年，在一些省份，该公司收到企业出口美国的报损案件及报损金额比去年同期增长几倍。 最后，金融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外贸条件恶化。目前，欧美等国经济增长前景惨淡，企业销售市场萎缩、失业率上升等引起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美国对华反倾销、技术性壁垒、标准性及绿色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频繁出现。 从我国出口企业的现状及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可以发现，长期以来企业实行以低劳动力成本的加工贸易策略是造成发展困境的深层原因。一是资源性、高耗能、高污染商品出口仍占很大比重，即使在出口贸易中居主导地位的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也主要从事中低端的加工装配，产品附加值和整体技术层次较低；二是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少。据商务部统计，我国出口商品中，拥有自主品牌出口产品的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不足10％。出口质量不高已成为制约出口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桎梏，大量产品依靠贴牌代工的生产方式来支撑贸易规模的扩大发展。三是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主要依赖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东南亚等部分国家和地区。截至2008年11月，我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金额为2330.9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7.7％。这种过度依赖少数国家和地区的外贸发展方式增加了企业的出口风险，加剧贸易摩擦。 2 金融危机应对与我国出口企业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金融危机带给我国出口企业的不仅是一场困境，更是一次发展机遇。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企业首先要消除政策依赖的意识，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寻找企业的实体经济价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发 挥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因此，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在于要使那些继续墨守成规、在产业链下游进行低价格、低技术含量竞争的出口企业认识到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性。 (1)转变外贸发展目标。 我国政府长期实行“重在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财政、税收等配套措施，为此多数出口企业也将增加创汇作为发展目标。从统计数据上看，外贸出口总额短期内会不断上升。但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程度加深及持续的贸易顺差，企业单纯关注外贸总量的增速和增长显然是不够的，有必要促使外贸发展方式从总量型向结构优化型转变，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合理规划企业发展方向，生产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 (2)推动传统出口产业升级，增强抗风险能力。 面对国际市场和贸易环境的变化，出口企业要努力实现“三大转变”；即由出口低附加值商品向高附加值商品转变；由依靠资源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向依靠科技品牌转变；由企业生产零星分散型向产业集聚化转变。具体来说，一是提高传统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对产业进行调整升级。二是整合和延伸产业链。加快形成比较明晰的上、中、下层产业链，通过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带动。提高整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坚持走品牌战略道路。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培育内生优势。 (3)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长期以来，企业依靠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实现了外贸的长足发展，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度低、附加值低，企业难以获得长期经济效益，而且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阻、竞争激烈，资源密集型产品也面临着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不具备可持续性。所以，企业必须调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实现由依赖有形产品向无形服务的转变，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产品、绿色产品、环保产品等。同时，随着目标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出口企业要紧跟当今世界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力争在转变外贸发展途径上实现新跨越和新突破，彻底摆脱资源、技术的束缚，抢占全球贸易链条的制高点。 (4)积极推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改变当前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少数经济体的过分依赖，积极开拓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市场。以往，美国借世界的钱、购买世界产品来扩大国内消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并以此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可是现在的美国已经开始扩大国内产品生产，促进出口增长，这说明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变，力图利用外需来拉动国内经济发展，欧盟、日本经济发展也是如此。面对外贸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出口企业要做好思想准备。及早调整产业结构，开拓更多具有缓冲弹性的外贸目标市场，在降低风险、减少损失的前提下。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3 结论 出口企业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一项系统工程，就企业和外贸本身来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实现外贸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彻底转变，企业必须以转变外贸发展目标为先导，以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外贸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高级化以及推行目标市场的多元化战略为依托，以自主创新和培育自有品牌为重点，在政府灵活的外贸政策体系保障下，实行整体协调联动，这样才能使出口企业规避风险、扩大收益，将此次金融危机变为企业长远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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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在我国周边金融外交中的作用
(一)以金融中心促进地区辐射影响，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区域政治领导力。打造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是对中国整体金融战略的重要补充和有力支持。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是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打造昆明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和积极外交作用。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成后必然能发挥金融中心的产业集群、财富聚集、资源配置、经济监测、精英汇聚和信息共享等六大功能，以其金融产品多样，金融机构多元，金融管理先进，金融服务全面，在地区形成巨大的资金、人才、资源“洼地”，增强中国对东南亚、南亚的辐射力，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影响力，提高中国在亚洲事务的话语权和政治领导力。
(二)以金融中心促进政治互信，提高我国在周边政治和安全影响力。“以经促政”是我国加强国家间经济合作从而促进政治互信的有效手段。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际金融行为体的多元化和博弈的复杂化导致国家行为体在金融体系塑造构建中起到关键决定性作用。中国只有在地区构建稳定高效的金融体系，才能确保周边国家的稳定安全。从亚洲金融危机时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到全球金融危机后加大与周边国家货币互换和人民币跨境支付力度，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和东亚货币储备库，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金融外交行为。中国与周边国家金融合作相互依赖度不高，合作程度低，目前具有高效、系统性、功能性全面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有香港和上海。另外面向东南亚、南亚的人民币结算只有通过新加坡离岸人民币中心，这削弱了中国金融外交的合力，呈现出合作很多却成效甚微的不利局面。因此我国在西南地区建立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迫在眉睫，昆明区域性国际中心建成后将大大弥补这一空缺，并有效补充中国在周边金融外交的实践意义，达成“以经促政”的外交战略目标。
(三)以金融中心促进经贸合作，提高我国与东盟、南亚各国的相互依存度。积极的金融战略构建高度的相互依存度。金融中心是一种积极有效的金融外交战略，通过经济接触、经济联系、经济刺激来达到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目标。同时国家也可以通过金融中心所得到金融资源和信息对于目标国家进行经济制裁。①按照云南省建立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要逐步建成区域性国际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投融资结算、国际货币交易、票据交换中心，实现在东南亚、南亚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实现上述目标后，昆明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将大大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质和量，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开展离岸金融、债券票据、货币兑换等各项金融业务，提供多层次，功能完善的金融服务。
外国金融论文篇11
1．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缘起———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体现对政府干预作用漠视2008年的金融风暴使我们看到，美国原有的“双重多头”金融监管模式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因此，普遍认为正是这些监管重叠和调控失灵缺陷的暴露直接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动机。
然而回溯美国金融风暴缘何祸起，我们更应深层次的关注到，与效率优先的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相对应的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金融家们所拥戴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和主张，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2]。也就是说，究其更深入的原因，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他们的风险这一理念对美国金融风暴祸起至关重要。
曾经被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就是最好的例证。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EdwardM．Gramlich）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其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也曾多次拉响警报，并且明确揭示出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警告并没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3]。究其原因，因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正是上述提到的漠视政府干预作用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作祟。
因此，与其说普遍认为美国监管重叠和空白之结构性缺点是危机的祸根和金融监管改革的动因，隐藏在这种结构性缺点之后的政府干预缺失更应是危机深层次的缺陷。就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交易的另一方为自身利益将严格把关，形成金融业内互相监管的机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现在看来错了，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
2．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理念变化———呼吁调整政府干预具体方式并要求加深力度正如格林斯潘所说，“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动向的确反映了美国监管者对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不断反思，并明显地建议调整政府干预的具体方式和加深力度。从未雨绸缪角度来看，华尔街金融风暴不但证明了政府应当对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和救助，实际也证明了为预防危机，一国的金融监管中适度的政府干预是绝对需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论”的差异主要不体现在要不要政府干预，而在于干预“度”的把握，在于干预的“范围、手段和方式”等方面。而度的判断离不开具体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监管需求。回顾美国1929年金融大崩溃以来的金融监管演变可见，伴随着经济的起伏，先后经历了“自由放任—加强管制—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等多次转折。此次呼吁加强监管也是这样的规律使然。而对于中国的政府金融监管是否适度性的思考也应从中国具体的金融市场发展和监管需求出发。
二、中国金融监管政府干预适度性分析
1．金融监管价值滞后于金融运行价值，中国当前金融运行态势决定，目前金融监管应当以金融安全为首要的价值目标从过度论者的理由不难看出，其重点在于强调中国金融体制及金融监管体制限制自由竞争、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安全和效率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主要从中国金融运行价值角度出发作出判断，但实际上，同一时段，金融运行和金融监管具体价值观的具象内容是不同的：金融运行主要体现人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具体行为及其效果，其效果和价值观的判断往往具有自利性和缺乏系统性；而金融监管是通过法律授权对金融运行的监督和管理，是对某种偏离既定规则的行为实施的某种干预，其侧重于对行为的评价，因此，其效果和价值观的判断具有滞后性但相对较宏观；因此，金融监管的价值观必须随金融运行态势的效果而定，不能简单地附随于金融运行本身：即当金融运行态势处于金融安全时，金融监管主要体现为对竞争机制的维护，自由竞争成为主要乃至唯一的价值追求；随着风险的不断增加，当金融运行出现不安全的状况，金融监管则主要表现为对金融安全的追求，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权利，较大程度地赋予监管机关权力来实现金融的稳定；如果金融风险未能得到控制，出现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那么金融安全将成为唯一的价值追求。因此，金融监管的价值判断要滞后于金融运行价值判断并取决于金融运行的效果。
结合当前中国具体的金融运行态势，尽管中国金融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金融自由化并没有对中国金融安全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正如政府干预过度论者所担忧的一样，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一些旧有的痼疾，其间蕴藏的金融风险不可小觑，中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基础还并不牢靠，因此，中国金融监管作为保障金融运行的后盾决定了其当前应以保障金融安全为首要价值。
如此看来，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着力保护国有金融机构是有其“苦衷”的，也是忍阵痛而顾大局之必须。
2．金融监管市场化应以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场化为前提，中国尚不具备该前提当然，金融监管的滞后性本身并不值得提倡，完善的金融监管需要人为能动地提高先验性、事前性和灵活性，但这种效果单纯靠市场化是无法达到的，而且其效果提高需要一个阶段和过程。何况就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而言，除了经济货币化比率，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其他指标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如在2000年，中国的金融化比重为229％，远低于同期美国（364％）、英国（356％）、日本（312％）等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也低于新加坡（319％）这样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另，在银行竞争格局中，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格局虽然在弱化，竞争因素在增强，但还未形成完全开放自由竞争的格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仍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于提高，在中国资本项目的汇兑管理力度和对政策的掌握尺度上看，中国仍保持较为严格的管理[5]。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上述转轨体制背景下的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决定了中国金融系统自身不具备完备的自我稳定机制，因此，必须依靠政府的非经济力量予以干预，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平稳运行，否则有可能加大金融系统的累计性风险，陷入金融危机的困境，这也违背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初衷。
3．市场机制、行业自律，目前，还不能有效解决中国市场失灵问题，凸显政府监管的优势中国目前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府干预必不可少；而培育行业自律监管组织虽然也的确刻不容缓，但由于目前行业自律组织发展伊始，不平等的谈判力量将使监管效果微乎其微，此种情况下政府恰恰应起到培育市场机制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而不是退出干预，而且其相对优势是明显的：其一，富有权威性的政府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进行严格的规定，并且直接实施检查，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减少个人在交易中要负担的交易费用，以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其二，由政府出面维护金融体系的有效和稳定，能够避免因免费搭车造成的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困境，填补了市场失灵形成的真空和行业自律组织的缓慢。政府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市场失败和自律不完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金融这一特殊领域尤为如此。实际上二战后，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都还实行了政府干预的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美国的金融改革也正朝这个方向迈进。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目前的政府监管作用无法与上述这种理想化描述相比拟，也的确会带来若干负面影响，但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却是中国特定阶段金融发展的监管需求使然，局部缺陷可以通过调整具体方式和范围来达到完善。相形之下，强调干预过度论者“打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激扬论调则显得缺乏理性。当前，中国监管机制的政府主导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此次美国金融风暴和监管改革提示我们，冒然仓促的追求金融监管市场化显然不现实。
外国金融论文篇12
二、日本的政策金融体系
政策金融是指为了实现产业政策等特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金融手段，亦即为了培养特定战略性的产业，在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方面予以优惠，并有选择地提供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策金融体系和运行机制，引导民间产业资本流向重点产业，以推动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和经济赶超目标的实现，为13本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战后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日本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资本稀缺，物资匮乏，市场混乱。为了恢复生产，振兴经济，日本政府根据有泽广已教授的建议，实施了倾斜式生产方式——重点对煤炭和钢铁产业生产进行倾斜，并于1947年春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库”，负责给重点产业部门提供低息贷款。尽管该金融公库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与价格补贴、物资配给政策一起，推动了以“倾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复兴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日本政府还实施了以钢铁、煤炭、电力、造船这四大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根据该政策，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对重点产业的生产设备、生产技术进行现代化改造。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政府、企业内部资本较少，1950年至l962年期间，日本企业自有资本率仅为33％。为了满足重点产业设备投资的需要，日本政府先后建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专门负责提业发展所需要的长期资金以弥补民间金融机构长期资金的不足。另外，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日本政府又陆续建立了9家金融公库，从而形成了以2家银行和10家公库为主的政府金融机构体系，如表1所示。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3本政府为了促进公共投资，根据特别法令出资设立了巾小企业振兴事业团、日本道路公团等36家公团和事业团，负责对各自领域和地域进行公共投资和管理。
总之，战后日本政策金融机构体系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政策金融融资体系，南2家银行和10家金融公库和一个基金组成，负责对特定领域内的企业提供借款。其资金除部分通过发行债券、从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借款筹集外，主要来自于向政府资金运用部借款。第二部分是政策金融投资体系，由36家公团和事业团构成，负责向各自领域的企业或事业单位进行投资。
三、政策金融对日本构建“世界工厂”的促进作用
(一)给予直接信贷。
为满足重化学工业设备投资资金的需求，对于需要政策支援的企业和产业，日本政府或通过最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或利用政府掌管的公共资金和政策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了长期贷款。从战后初期实施倾斜生产方式开始，这种政策金融就不断发展和完善。实施政策金融的主要政府金融机构有日本进¨；口银行、El本开发银行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其中，口本进出口银行主要是为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日本开发银行主要是为企业的大型设备投资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主要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设备投资和流动资金方面的支持。上述政府金融机构虽然并不是专门为重化学工业服务的，但由于重化学工业在出口贸易和设备投资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其从政策金融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例如，为支持造船T业的发展，1956年日本进出口银行80％的出口信贷都用于支持船舶出口，其后一直到l966年，支持船舶出口的出口信贷都超过了5O％以上。
(二)引导民间资本
为了引导民间资本流向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部门，战后日本政府充分发挥了政策金融机构融资示范作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民间资本引导机制。该机制主要是通过政府金融机构的融资示范效应带动民间金融机构向重点产业融资。由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处于成长前期、发展前途不明的重点产业先行投资，以表明该产业是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从而增强了民间金融机构的融资信心。当民间金融机构对某一产业的融资热情高涨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就逐渐减少其投资份额，把该投资领域让给民间金融机构，再转而扶持新的重点产业，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投资取向的倡导和诱导机制。超级秘书网
外国金融论文篇13
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理论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完全由实物部门决定。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各类经济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假设是：金融市场制度不变，金融变量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而不能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增长[1]。因此无论是在古典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中，金融市场不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
但是20世纪以来， 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例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次论证了金融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肖（Shaw，1973） 与麦金农（Mckinnon，1973）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中， 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1997）提出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学者的结论都是来源于各国的相关数据的比较，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来证明。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例如， 卢卡斯（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例如，戴根有（2000）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意味着中国整体支付风险在加大。赵志君（2000）认为，中国M2/GD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为微弱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梗阻。刘明志（2001）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水平由货币需求因素所决定。李扬（2001）认为中国所出现的货币化率上升（M2/GDP上升）和资本化率（资本存量/GDP值）上升是存在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不仅限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深化的讨论，还应该从货币需求角度来讨论。尽管不同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
本文首先简单说明数据的来源，接着对我国金融资产外部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最后对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演绎。本文对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侧重于对其外部结构的研究，是因为外部结构将金融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更能说明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希望通过研究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寻找理论支持，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并为宏观调控提供相关金融变量。
二、数据的选择
本文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把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货币又有流通中的现金M0和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三种定义。债券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其他金融债、企业债、国家投资债和国家投资公司债六类。股票分为A股、B股、N股和H股[3]。
在计量金融资产时，各种货币类金融资产都按《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即期货币余额计量。债券，我们用当年债券余额来计量债券资产的总量。对于股票本文按市价总值进行计量[4]。
全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存量之间的比例，是反映金融外部结构的最重要指标。对于实物资产的计量复杂性，我们沿用传统方法，用GDP代替实物资产存量 [5]。
三、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
各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例构成了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反映了该项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相对重要程度。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的M2与GDP的比值从94.35%迅速提高到182.36%，19年的时期里增加了1倍，这在世界金融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期，债券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01.75%上升到182.87%。股票市场发展较晚，但股票市价总值占GDP的比率增长速度最快，在1992年到2010年的19年时间里，占GDP的比率从3.89%上升到66.69%。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国民经济对金融的依存度迅速提高，三项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99.99%增加到2010年的431.92%。
金融发展并非单纯量的增长，各种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的增大只能说明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金融扩张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扩张就会促进着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的提高，否则的话，这种扩张隐含着极大的危机。1992年至2010年，M2/GDP与GDP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171，总金融资产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4603，债券余额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023，股票市价总值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2281。这说明中国的金融虽然市场快速发展，但却没有促进宏观效益。另外我国的M2/GDP和总金融资产/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5，说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