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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论文篇1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1-6368
国内刊号：11-1068/I
邮发代号：82-325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7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外国文学论文篇2
《乡村医生》--"内宇宙"幻化的现代神话 叶廷芳
"在流沙中行走":论《植物园》的"叙述" 仵从巨
在梦的阐释中展示权力关系--论《人鼠之间》的文化寓意和社会效用 方杰
海明威:"有女人的男人" 戴桂玉
美国文学对地域之情的关注 孙宏
乔叟对英国文学的贡献 肖明翰
论勃朗宁诗歌的艺术风格 刘新民
《堂吉诃德》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 蒋承勇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周小仪，童庆生
关于表现主义的定义问题 张黎
拉康与分裂的主体 严泽胜
《窃信案》:文本与批评的对话 何宁
全球化语境中东方文化与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麦永雄
我们时代的欧洲文学史 王守仁
新历史主义还有冲劲吗? 宁
厄普代克的平庸之作受到批评 宁
西蒙发表新作《有轨电车》 吴岳添
从大江健三郎眼中的村上春树说开去 许金龙
"新世纪东方文学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侧记 王燕
审美现代性的三个矛盾命题 周宪
关于殖民和后殖民模仿 石海峻
普鲁斯特论波德莱尔 刘波
《四个四重奏》的时间拯救主题 刘立辉
探讨T.S.艾略特的"秩序"理论 江玉娇
霍尔顿与脏话的政治学 程巍
自卑情结:福克纳小说创作的重要动因 朱振武
二元对立形式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 冯季庆
拜厄特小说《占有》之原型解读 程倩
《欲望号街车》的不确定性与矛盾性 徐静
诗化的缺失体验--川端康成《古都》论考 孟庆枢
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间主题 吴笛
评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艺术 李维屏
狄更生的死亡比喻与基督 董爱国
冯至与德国浪漫文学 殷丽玉
解构主义在美国--评J.希利斯·米勒的"线条意象" 申丹
身/心二元对立的诗意超越--埃莱娜·西苏"女性书写"论辨析 林树明
被忽略的R.L.斯蒂文森--斯蒂文森小说理论初探 王丽亚
比较中见特色--村上春树作品探析 林少华
虚像与反差--夏目漱石精神世界探微 高宁
重读《麦琪的礼物》 朱刚
从《"水仙"号船上的黑水手》及其《序言》看康拉德的艺术主张与实践 高继海
论马卡宁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 侯玮红
《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的叙事策略 程锡麟
J.希利斯·米勒谈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空草
普罗米修斯的hubris--重读《被绑的普罗米修斯》 陈中梅
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 肖明翰
很多的印度,很多的印度文学 空草
一场辛苦而糊涂的意识形态之战--谈玛丽琳·芭特拉的奥斯丁研究 王海颖
布洛克斯和他的自然诗--兼与谢灵运比较 刘润芳
试论诺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 谷裕
乌托邦文学与《圣经》 赵宁
日本"大冈故事"《审问生母与继母之事》与元曲《灰阑记》 中田妙叶
《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四个误区 殷企平
利哈乔夫:20世纪俄罗斯最后的沉思 吴晓都
全球化语境中的惠特曼研究 刘树森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 秦海鹰
《忏悔录》的真实性与语言的物质性--论保尔·德曼对卢梭的修辞阅读 昂智慧
论默多克的小说《逃离巫师》中的权力和权力人物主题 何伟文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 吴泽霖
现实·梦幻·梦幻戏剧--斯特林堡的《父亲》和蒙克的《病室中的死亡》 耿幼壮
奈保尔笔下"哈奴曼大宅"的社会文化分析 梅晓云
感受荒诞人生见证反戏剧手法--《等待戈多》剧中的人及其处境 蓝仁哲
"历史的噩梦"与"创伤的艺术"--解读乔伊斯的小说艺术 郭军
《所罗门之歌》:歌声的分裂 刘炅
《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 左金梅
用童话构建历史真实--君特·格拉斯的《比目鱼》与德国浪漫童话传统 冯亚琳
神性的幻灭和人性的冲突--《沃斯》的悲剧意义初探 吴宝康
《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 张黎
理查逊与菲尔丁之争--《帕梅拉》和《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对比分析 刘戈
论海达·高布乐是一个颓废者 何成洲
能乐《芭蕉》:芭蕉精形象的形成与日本佛典的关系 张哲俊
又一个马克·吐温? 宁
今日重读吉卜林 萧莎
屋里屋外:关于当代英国诗歌的一个话题 空草
《源氏物语》中夕雾读大学寮情节的真实性 张而弛
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夜》形式研究 戴从容
转喻与隐喻--吴尔夫的叙述语言和两性共存意识 李娟
美国黑人作家与犹太作家的生死对话--析伯纳德·马拉默德的《房客》 乔国强
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论哈金的作品 应雁
与"两种文化"的对话--谈戴维·奇的小说《想》 童燕萍
"从摇篮里抱走了别人的孩子"--论卡夫卡创作中的语言问题 曾艳兵
弗·索洛维约夫与俄国象征主义 汪介之
从圆到圆:论博尔赫斯的时空观念 唐蓉
从先知预言的角度释《荒原》 郭春英
对《解读叙事》的另一种解读--兼与申丹教授商榷 申屠云峰
论泰戈尔的韵律诗学 侯传文
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对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的重新评价 申丹
寻求另外一种真实--评德国浪漫艺术童话超现实的美学旨趣 冯亚琳
审美与政治:关于济慈诗歌批评的思考 章燕
互文和"鬼魂":多萝西娅的选择--再访《米德尔马契》 殷企平
海涅作品中的死亡主题 赵蕾莲
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再认识 吴元迈，Wu Yuanmai
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书信论战 刘文飞，Liu Wenfei
俄罗斯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与创新 程正民，Cheng Zhengmin
泰戈尔"人格论"探析 侯传文，Hou Chuanwen
18世纪英国文化风习考--约瑟夫和范妮的菲尔丁 吕大年，Lü Danian
《希腊古瓮颂》中的"美"与"真" 袁宪军，Yuan Xianjun
《采坚果》的版本考辨与批评谱系 张旭春，Zhang Xuchun
金钱+享乐=模范町人--《日本永代藏》的町人道德文明观建构 李均洋，Li Junyang
与时间游戏,和死亡对话--评马丁·艾米斯的《伦敦场地》 王卫新，Wang Weixin
艾丽斯·沃克的诗性书写--艾丽斯·沃克诗歌主题研究 王卓，Wang Zhuo
试析《老妇还乡》中的正义主题 廖峻，Liao Jun
在生与死之间:解读《英语教师》 王春景，Wang Chunjing
行走在麦比乌斯环上--论安部公房的《砂女》 王蔚，Wang Wei
论默多克小说《黑王子》中的形式与偶合无序问题 何伟文，He Weiwen
《寒冻》--贝恩哈德"笑艺术"的开端 韩瑞祥，Han Ruixiang
贝克特英语批评的建构与发展 刘爱英，Liu Aiying
外国文学论文篇3
有助于发展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每一个中学生都能够接受中外国文学教育。原因是文学教学的目标不单单是培养中学生阅读、欣赏文学著作的素养，更重要的是开发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文学作品教学旨在培养中学生的思维、开发中学生的创造能力与想象能力。文学作品感染人心的重要途径就是形象思维，文学作品可以唤起人心中的想象与联想，从而诱发出人的创造性思维，而思维则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所以说，文学教育有助于培养中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
加强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途径
1广泛征引国内外作品，充分教授综合的文学知识
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教学具有强烈的综合性，一定的文学知识可以促进中学生加强理性化的认识，也有利于知识的快速掌握。中学语文中的文学题材通常涉及到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类型，在文言文与诗词歌赋的教学中，语文老师通过引导中学生记忆文学载体中涉及到的文学知识，促使中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外国的古代文化，体会中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语文老师在议论文、小说等现代化的文学题材中，广泛征引文学作品，充分教授给中学生适当的文学知识，从而促使其了解、接触中外国的社会、文学与历史，正确看待中外国文学内涵。文学教学不可以局限在人物形象的明确与表达手法的感悟方面，还应当充分了解涉及到的社会、历史与现状，并在充分了解中外国文学背景的基础上，区别、明确两者间的差异，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深入挖掘外国文学的作品内涵，有效发挥作品的感染能力
外国文学论文篇4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
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
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
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
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
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
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
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
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
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外国文学论文篇5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年中，加拿大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作家队伍空前扩大，新一代的作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家的队伍日渐成熟；文学作品的题材日趋丰富多彩，创作手法也日趋多样化。由约翰·莫斯编著的《加拿大小说读者指南》（一九八七）就列举了诸如道德教育、哲理、社会现象评论、女权主义、老年问题、移民生活、历史、战争、科幻、心理分析、讽刺与幽默、荒诞与恐怖、地域风情等十余类。从创作手法来看，短短二十年中就涌现出一大批实验小说及先锋派小说。以前，诺斯洛普·弗莱几乎是惟一有国际影响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但六十年代末以来，一批年青的文学评论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刊物数量激增，新增了如《加拿大小说杂志》、《加拿大作品评论》、《加拿大文学研究》等刊物，促进了作家间的交流切磋和加拿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拿大文学已进入成熟时期，它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主要表现在：（一）加拿大文学不但已成为加拿大本国中学及大学的独立课程，而且还成了许多外国（包括中国）高等学府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课题乃至独立课程；（二）加拿大不少著名作家不但为本国人民熟知，而且也享誉世界；（三）加拿大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较为突出的是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倾向以及多元文化的特点。
一、加拿大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潮流
加拿大作家的主要写作风格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兴起，并代表了一个卓越的文学发展时期；二战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这种更新的文流。加拿大在文学发展方面似乎总是比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慢半拍到一拍[1]。一方面，一些加拿大作家仍在摹仿别人已近尾声的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加拿大人传统的反美情绪使不少人对发源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抱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加拿大文学界仍然出现了一些学者，他们从理论上、创作实践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探讨、实验，写出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有乔治·包沃林（一九三五—）、罗伯特·克罗耶奇（一九二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达夫妮·马拉特（一九四二—）等。
乔治·包沃林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关注点是加拿大开拓史。从这一题材入手，他实施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他的文章《画出来的窗户：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几点想法》一直被视为加拿大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辩论中为数不多的有创见的论文之一。小说《燃烧的水》（一九八）被加拿大当代文学评论家琳达·哈钦归于“首先解构英国的社会和文学神话，以重新确定自己作为殖民地的历史”[2]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典型，也是包沃林实践自己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的最好范例。他在小说的前言中意味深长地称自己的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然而实际上，他是在借历史人物乔治·温哥华的探险来戏仿“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英雄发现和征服世界”这类帝国主义神话。“通过使用戏仿，他们（包沃林等加拿大作家——作者注）还对欧洲和美国文学中典型的神话和形式提出了疑问……”[3]包沃林认为，小说的功用不是描述历史或解释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说：“加拿大惟一的历史就是书写历史。”[4]在此，他不仅暗示了加拿大历史的短暂和平淡，也似乎在间接说明，只有通过小说这面镜子，历史才成为历史。《燃烧的水》这一类小说被琳达·哈钦称为“编史元小说”，“这些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在关注写作、阅读和理解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元小说的倾向，不仅自觉地表露出自身的虚构性，同时也公开地关注阅读和写作历史与小说这种行为（及结果）。”[5]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是罗伯特·克罗耶奇。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与工作的双重经历使他的小说创作也带上了双重性。一方面，他依恋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家乡的西部大草原，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植根于阿尔伯达这块肥沃的土壤中——他所有的小说都以加拿大为主要场景，人物绝大多数也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同时他还勇于借鉴叙述学、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国际文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疆界”。在其“西部草原三部曲”——小说《我的吼叫》（一九六六）、《养种马的人》（一九六七）和《沉沦的印第安人》（一九七三）中大胆尝试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创作手法，运用了文本的互文性、元小说、自我指涉、高度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后现作策略和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美国学者威廉·维·斯巴诺斯一起创办了著名的《疆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探讨和推广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激发了加拿大人对作为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克罗耶奇还被看成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在加拿大最早的表述者或代言人：在与玛格丽特·劳伦斯（一九二六—一九八七）的交谈中他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除非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虚构（小说）造成我们的真实”，这句话因暗示了加拿大的后殖民身份而成为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语录。
包沃林关于“历史即虚构”、“发现即编造”的论点和克罗耶奇“小说使我们真实”的名句显然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传统背道而驰。这两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讲述”故事的重要性。为了重新找到一种独立的、真实可信的叙述声音，克罗耶奇认为，“加拿大（英语）作家必须摧毁那种一直使自己无法听到自己声音的、出于同源的美国语言和英国语言。”[6]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加拿大作家态度更为激烈。如丹尼斯·李（一九三九—）就宣称，只有退回到沉默的状态，拒绝玩以说话为基础的摹仿性游戏，加拿大文学才能最终摆脱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阴影，因为采用这种现实主义就意味着采用外国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法。李认为，只有通过倾听空间的“韵律”，加拿大作家才有可能寻找真正能表达自我的方式。他还宣称：“要在一个殖民地不假思索地说话……那就不得不借助反映异国空间的文字。思索意味着陷入沉默，意味着发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却没有文字。”[7]这是对人们的一种提醒：光用美学标准来评判、探讨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够的，我们不应忽视它作为前殖民地身份的政治内涵。“政治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背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向欧洲/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或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他们中不少人在小说中记载、反映了加拿大作为殖民地的经验、人们对强大邻国文化殖民倾向的恐惧，以及这种经验和恐惧在当代加拿大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是一例。女主人公对美国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有一种恐惧感和厌恶感。她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满目都是被“从南方蔓延过来的病毒”毁坏的树木——暗喻美国对北方邻国加拿大的毁灭性影响；一路上，美国的阴影更是随处可见：美国人开办的电力公司为提高水位，破坏湖围，给森林和动物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有美国人提出用高价购买主人公的家园，以便“从事一些狩猎或捕鱼的活动”。[9]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侵蚀，包括女主人公的两位旅伴在内的许多加拿大人竞相模仿美国人的生活风格和语言，并以此为荣；到处都是美国游客，“他们的独木舟船头上插着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这好像向我们（加拿大人——作者注）显示：我们正在一个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10]
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没有就此驻足，他们认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完全成熟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一阶段，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这可以被看成建立独立自主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想的起点。克罗耶奇宣称：“加拿大文学从维多利亚阶段直接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这个产生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诺思罗普·弗莱的国家，（对欧洲和美国的主导文化）作出抵抗的方法就是从来没有现代主义化过。”[11]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人并没有跟在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文流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相对欧美“中心”而言，加拿大处于“边缘”或“”的位置。琳达·哈钦指出，“加拿大是一个不喜欢中心的国家，多元文化盛行”，那儿有极强的“反中心意识”和“地域意识”（regionalism）；同时，“加拿大文学传统中妇女的声音特别强……她们一直就是文学主流”。[12]因此，加拿大当代文学又呈现出区域性、多元化、女性化等特点。以弗兰克·戴维（一九四—）为代表的一些加拿大学者表达了更为激烈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当已被奉为经典的、代表了等级制度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衰败了，加拿大的区域性文学和边缘/文学（如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等）才有可能兴盛繁荣。因此，他们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区域性文学和边缘/文学视为利益一致、同步兴盛的发展趋向。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流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运动，它应该是加拿大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含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政治倾向，它的政治内涵使它有时成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的同义词。
二、双重语境下少数族裔作家的崛起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种族构成十分丰富。二战以后汹涌的移民潮更使其然。为了保护少数族裔权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维护社会稳定，加拿大政府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通过立法，推动形成了以英法双语制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新格局。这一特色被称为“加拿大马赛克”，它如同一幅多彩拼贴画，其中每个族群都可以保留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性群体，互为彼在，同时又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共存。
近年来，源于文化研究的反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美国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它也借助多元文化的浪潮迅速传遍全球。有关专家认为，凡受过英、法、葡、西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民族的文学，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撤出后所产生的民族文学，都是后殖民文学[13]。作为前法、英殖民地和英联邦的一员，加拿大的文学，特别是始于六十年代末、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独立文化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显然属于此列。与加拿大的后殖民文学一起发展、成长的，是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族裔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添了鲜艳的色彩，也拓宽了加拿大文学创作的表现空间。由于受作家双重或多重种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主题往往具有独特的冲突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冲突性和复杂性往往使后现代手法运用起来显得更为贴切自然。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及语言特色带进加拿大英语文学，也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增加了它的生气与活力。
在加拿大，不仅有被称为“立国民族”的英裔、法裔居民，还有被称为“第一民族”或“原住民族”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等土著居民，更有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移民。与此相同，正在崛起的加拿大优秀少数族裔作家的种族构成也很丰富多彩，他们包括犹太裔作家伦纳德·科恩（一九三四—）、捷克出生的作家约瑟夫·斯克沃雷克基（一九二四—）、乌克兰裔女作家简妮丝·库利克、匈牙利裔作家乔治·乔纳斯（一九三五—）、印度出生的作家洛辛顿·米斯特里（一九五二—）、斯里兰卡出生的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和日裔女作家乔伊·小川（一九三五—）等等。其中，乔伊·小川和迈克尔·翁达杰的文学创作分别体现了加拿大当代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多元文化与后殖民倾向。
乔伊·小川生于温哥华，是日本移民后裔。尽管她是因诗歌成就成名，但人们普遍将其长篇小说《伯母》（一九八一）及其续集《总有一天》（一九九二）视为她的代表作。她的小说被看作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觉醒并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立法，强行将在温哥华附近沿海地区居住了好几代的日本侨民（约二万余人）撤离西海岸，并剥夺其财产。他们或被关入劳动营、集中营，或被驱赶到内陆地区，或被遣送到废弃的矿区；尚未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日侨中则有不少人被赶回日本。这些远远超出军事必需的种族主义政策造成了大量家庭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结束后，这一政策仍在继续且变本加厉，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终止。七年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促使人们逐渐觉醒并进行了经过多年的抗争。一九八八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向受害者道歉并承诺向社团和个人赔偿经济损失。
二战期间，小川一家作为“敌侨”也被迫从西海岸迁往内陆。《伯母》及续集《总有一天》就是根据她和家人的这一亲身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用充满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中根和加藤这两个日本侨民家庭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遭遇，反映了世界大战和种族主义给众多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和创伤，叙述了他们逐步认清痛苦之根源并为在加拿大这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中争取民族认同而进行抗争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伯母》一书既真实感人，但又避免了直接、过分地宣泄怨恨与悲痛，从而显现出一种哀而不怨、隐忍有力的风格。小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年颁发的书籍奖，也成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日渐觉醒并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之一。为此，它被列入“加拿大英语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
少数族裔作家的另一杰出人物迈克尔·翁达杰出生在英属殖民地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十一岁时随母赴英国，在伦敦读小学和中学；十九岁迁往加拿大，受大学教育并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定居加拿大，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他认为自己“既是亚洲作家，也是加拿大作家，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从种族上说，他本人就是多元混合血统的产物，其祖先中既有印度人，也有荷兰人和英国人。翁达杰是位多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诗集、小说、回忆录、文学评传等十数部，还发表过文学评论文章等。这位很有天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在七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琳达·哈钦指出：“在文学中，我们对体裁的界限也持同样的怀疑。用克罗耶奇的话讲，‘现代主义文学限定了边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冲破这些界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14]翁达杰正是这样一位“冲破界限”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涉及的范畴主要是诗歌和小说，但他最大限度地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反叛和颠覆，打破了小说与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阻隔，将诗歌、笔记、传记、医学档案、病史记录、新闻报道等融入小说，尤其重要的是，他颠覆了小说创作的传统套路。在他充满激情和诗意的笔下，虚构与事实、抒情与机智、反讽与幽默、诗歌与小说、新闻与笔记、访谈与想象，等等，完美地融为一体。翁达杰以其杰出的叙事艺术拓展了小说的疆界。他的作品给图书分类带来了麻烦，有些机构只能将他的作品粗略地分为“散文”和“诗歌”两类；不同的研究人员将他的同一部作品分列在“回忆录”、“小说”、“散文诗”等不同的目录下。他被誉为“风格的熔炉”，也被称为所谓“跨文体”或“跨文本”写作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还被赞为“兼顾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的诗人小说家”。
翁达杰像小川等加拿大作家一样，也是先以诗歌创作成名。然而，使他跻身于国际知名作家行列的却是小说《英国病人》。《英国病人》也显示了上述“跨文体”创作风格的不少特点，而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英国病人》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地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一幢被用作英军临时战地医院的别墅内。小说有四位主要人物：一位是印度锡克族工兵基普·辛格，在英军中任排雷专家，他出生入死为英军排除地雷受了伤，内心却对英国殖民统治深恶痛绝。第二位伤员卡拉瓦乔是英国前殖民地（加拿大）居民，战前曾是行窃高手，战争中任英军谍报员，被敌人折断拇指，失去了谋生能力。第三位是个全身严重烧伤、身份不明的神秘伤员，大家称他为“英国病人”，最后却被证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沙漠探险家阿尔马希伯爵，他为救被困沙漠的女友而遭遇飞机爆炸、女友丧生、自己负重伤的悲剧。第四位则是照顾这些伤员的护士——二十岁的加拿大姑娘汉娜，她的生父和养父都在建设英国殖民地的劳作中受伤乃至丧生，母亲也死于养父所制造的炸弹的意外爆炸，接二连三地失去亲人使汉娜心灵深受创伤。整部小说就写这四个人物在医院里的生活、交谈、回忆。最后，作者才简单交代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基普战后回印度当了医生，家庭幸福；汉娜回到加拿大，“很可能与另外一个她并不满意的人共同生活”。
《英国病人》被公认是“后殖民小说”的经典。小说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十分明显。基普、卡拉瓦乔和汉娜称阿尔马希为“英国病人”，其实他们三人的身世和经历却都在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英国（殖民主义的）病人”，因为他们多少都受过英国殖民主义的伤害；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代新人，是“生于此地却居于彼处的国际混血儿，终身都在为回归或离开故土而奋斗。”翁达杰本人也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对欧美白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有意忽视亚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很反感，声称“在那场战争中，印度次大陆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我非常高兴基普·辛格的出现，在他身上有着我的经历。”[15]同时，《英国病人》以其对“历史”的戏仿、对小说创作过程的关注、对“真实”与“虚构”可疑界线的揭示等，又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特征。如同在其他作品中那样，翁达杰再一次把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小说的英国版和加拿大版都在封面上使用了一个头缠穆斯林头巾、双手攀沿的男子的照片，这是摄于一九三二年的阿尔马希伯爵。历史性和真实性在这幅照片中带着一丝嘲弄人的形式进入小说（虚构）的世界，令人深思[16]。书中不少情景虽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事实上它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是这个虚构的故事给人造成了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印象。
翁达杰已荣获无数国际、国内奖项和荣誉，包括四次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奖，《英国病人》（一九九二）是四部获奖作品之一。此外，《英国病人》还获当年的布克奖，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一九九六）。
“后现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几个紧密相关的特点。正如琳达·哈钦在为一部多元文化题材的小说集《另外的孤独》所写的序中所说：“加拿大文学是一个由许多条河流汇入的海洋，这些河流中流动着七十来个文化群体的痛苦和欢乐，而这些河流的汇合使所有的水都发生了变化。……我这里引用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两个词，因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参与了这两种文化现象。”[17]
正是少数族裔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当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为加拿大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永远改变了我们关于‘加拿大文学’构成的观念”。[18]
参考文献
[1]黄仲文（主编）：《加拿大英国文学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
[2]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3]同上。
[4]乔治·包沃林：《一本简短悲惨的书》，温哥华：塔伦布克斯出版公司，1977年。
[5]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9页。
[6]克罗耶奇：《一个加拿大问题》，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页。
[7]丹尼斯·李：《韵律，国家，沉默：在殖民主义的空间写作》，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63页。
[8]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4页。
[9]王晓英：《生存回归真我——论＜浮现＞的多元化主题》，载《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10]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浮现》，蒋丽珠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11]克罗耶奇：《一个加拿大问题》，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页。
[12]同上。
[13]申慧辉：《寻回被盗走的声音——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意识》，载《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第199页。
[14]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15]瞿世镜：《＜英国病人＞——“后殖民小说”经典作品之一＝，载《文艺报》，1997年9月23日。
外国文学论文篇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反抗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的过程。”[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反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7]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许多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制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8]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反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9]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10]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则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大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所以，费斯克认为大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基础，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如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制、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12]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地位、性别等为变量而展开的讨论，是与文本分析联系一起的受众研究路径。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分析受众解读文本的话语组成，带有阿尔都塞式的倾向，将解码者化约成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而各种话语则贯穿主体性向他“发言”。[13]所以，他希望从另外一个立场——解码情境出发，来获知这些话语是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情境中起作用的。与此类似，受众为何选择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种情境下才能真正从文本中获得。这样，受众研究就必须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即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众与日常生活情境
科纳认为，对电视研究来说，最好是把“置收视行为于情境中”的想法视为将分析工作连接两个脉络的范围，而不是单单一个，它们就是收视的“社会关系”以及收视的“时空情境”。[14]前文对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结构性社会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视中“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众研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透过时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为）来探寻其社会关系，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时的物理情境，再要发现受众收看电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电视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不是个别的观众。所以，一切都围绕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此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转向关注收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实践，即作为家庭成员的受众会采取什么位置，达成什么认同，构建什么意义。
对收视过程中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做出贡献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电视》，该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受众总是有着不同的电视使用经验。在受众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内容。打开电视也许仅仅是为了排遣独处的寂寞，碰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不停地换台，也会边看电视边吃饭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众的信息接受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收视体验，尤其是家庭的动态过程是如何与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互动关系的。起初他试图象研究《全国》的观众一样从家庭的社会位置、阶级属性出发，将家庭作为动态单位进行分析，后来却发现“贯穿所有访谈家庭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很明显是性别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性别对收视实践的影响，确认了8个方面的主题，获得了样本中男女收视习惯所体现的经验性差异。①控制节目选择的权力。他发现没有一个主妇有规律地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总是父亲在用，父亲不在，则由儿子霸占。②看电视的风格。男人希望专注地看电视，不被打扰；而主妇则认为看电视是一项社会活动，包括不断地对话以及同时进行至少一项以上的室内活动。③有计划与漫无计划地看电视。男性往往事先对照报纸，了解电视播出情况，决定晚间的收视活动。许多主妇则是抱着有就看、没有就算了的态度。④与电视有关的谈话。主妇愿意承认与朋友同事聊天时会谈论电视，而男人则不愿意承认常看电视，除了体育节目。⑤科技：录像机的使用。主妇并不擅长使用录像机，都靠先生或子女帮她们用。⑥一人独看电视与罪恶的。主妇们表示最大的快乐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看一部她们最喜爱的连续剧。同时，她们接受了男性霸权，认为自己的爱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乐也带有罪恶感。⑦节目类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实型节目，女性则偏好虚构性节目。⑧全国及地方新闻节目。女性对全国新闻不感兴趣，却喜欢地方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闻。[15]对于这些经验性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样，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将我们带离文本和受众的检视工作，更广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话语。[16]
除了电视，拉德威针对已婚职业妇女阅读浪漫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她早期关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转向接受研究，这时文本的内容已不再重要，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的、虽然不自由的、建立意义和乐趣的过程，是文本与读者间的协商，其结果无法由文本本身预测”。[17]她将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快乐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妇女之所以阅读浪漫小说与逃避繁重家务与养儿育女的压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训练成为无私的母亲与体贴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不过，借助阅读浪漫小说这种行为，妇女们能够从日常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她们憧憬浪漫小说中强有力却对女性温柔体贴的男性，也喜欢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女性，由此她们会拒绝父权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认为妇女是在把阅读浪漫小说当作一种“独立的宣示”，通过这种行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别主体性，来反抗父权文化。[18]
当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两例尤为重视的性别权力关系，有学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间大小，空间大可以照顾到每个成员的偏好，空间小就需要成员们之间不停的互相协商。再比如家庭的组成结构，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单亲家庭，电视显得格外重要，电视成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开着，以排解孤独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家庭，看电视往往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段观看特定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些繁杂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而为了获得受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资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盛行起来。
四、民族志方法与受众研究的推进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绍到文化研究领域中来。
文化研究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受众，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爱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受众文化过程的证据。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关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19]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们收集着一些与议题有关的资料。而在访谈这一层，研究者们也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读解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可供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听任整个访谈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图事先规划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尽可能记录下有价值的内容。用费特曼的话来说，就是“开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脑”。[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兴起后，曾经历过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交锋。在文化主义传统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但在后来的传媒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论家们意识到“理论中的‘后阿尔都塞的’甚至‘葛兰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险，它倾向于对文化形式进行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表述。我们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1]因为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传播意义的建构方式，于是从文本意义的建构方面来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预设的主导意义，低估受众真正的解读能力，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从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则主张通过“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因为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中认识世界的。这一主张运用到受众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受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完整详尽的了解，从生活实践来把握受众的传播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作出了何种解读”。[22]
2、经典的受众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始自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国观众》研究。该研究在访谈这一环节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重点访谈。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研究者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该电视节目的话题。不过，在该研究中，由于受众是在非自然的收视状态下接受访问，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责难。
同一年还有霍布森所主持的关于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访谈资料都节选自霍布森未曾发表的硕士论文《对家庭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女性、家务与母性》这也是第一次针对女性受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与主妇们的交谈，霍布森发现，“电视和广播从未被作为消遣或休闲活动而提及，而是被这些女人定位为她们白天的组成部分。”[23]主妇们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据广播来做安排，她们将广播节目当作朋友，并将电台主播们视为她们接触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独感的重要途径。电视根据性别差异也可分为两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对节目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对受众的性别分析初具雏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谓是倡导民族志研究的中坚人物。在尝试了前面的深度访谈之后，他们又都继续开始了参与观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经典的《家庭电视》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纳曾说到，霍布森的研究与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是把观众带进她学术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进他们的世界。[24]她在肥皂剧的播放时段，走进观众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在这期间她对他们进行访问和观察，节目结束后她还要与研究对象们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对话。她特别强调这些访问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想要观众来决定，那些节目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剧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们所关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希望他们说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们挑剔的又是哪些。”[25]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众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众研究《家庭电视》。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
由上可见，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研究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新的天地。
综上观之，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项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页。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39页。
[8]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84页。
[19]约翰·费斯克著：《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页。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11页。
[14]JohnCorner著：《意义、类型与脉络：新阅听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识’的问题意识》，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15]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25—245页。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转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别与/于使用媒体》，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433页。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方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外国文学论文篇7
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改革之路，虽然在夏商周时期，就开始建立了学校教育，但是语文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古代，语文的教学是与经学、哲学、史学和伦理学在一块的，并将德、才、学、识这四项融入到各种学科，古代所谓的语文教材主要都是四书五经、文选读本和蒙学读物等等构成。时期，中学的语文课程开始渐渐从史学、经学、哲学和伦理学中分离出来，进而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课程，这也标志着我国的语文学科开始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教学系统。而中学语文教材在体例以及内容的更新方面都是从旧制的文选改良到旧制的文选突破。新文化运动之后，我国的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为我国后期的语文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从此之后，我国的语文教学也便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在此间，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能够反映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白话文文章，包括郭沫若的一些新诗，陈独秀的论文演讲等等。建国之后，我国的语文教材在作品的选材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即国家颁发了语文教学的大纲，最终确定可以将外国的文学作品选入到中学的语文教材中。这些作品的选取基本上都是大纲所规定的，中外文学史上非常优秀的作品。外国作品的引入，使得我国的语文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在“”被粉碎之后，我国的政治形势便有所好转，语文这一学科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修订了新的大纲，开辟了我国新时期语文教学的新局面。在此套大纲中，选用了比较多的国外的纯文学的作品，同时，也选用了少量的国外的散文一类的优秀作品。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中学语文教材的选材和编写尽管有了不小的进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体系上仍存在一些不足。而对于语文教学的评论也是此起彼伏，这表明语文的教学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总体来说，外国文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是进步的，发展的。当然，对语文教学进行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的。
三、当前外国文学的选材原则
1、注重人文气息，强调情感的熏陶
在过去的语文教学中，为什么西方的文学往往会面临着一个可能被遗弃的困境呢？这个问题的回答还需要从西方文学的特点来讲。和中国相比，外国的人文理念相对来说更加宽松，作者通常会做到敢说也敢写，他们会用批判的语言来评判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凸显现实，当然避免不了揭露社会黑暗的一面。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样的批评语言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到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西方的文学在一些方面不符合当时新课程的教学理念，也不满足不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的语文教学的要求。所以，对于外国文学选材的一项首要原则便是注重人文气息，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强点感情的熏陶以及培养学生乐观处事的态度。在以往我国高中语文的教材中，并不缺乏这样一类文章。因此，为了使学生知识面拓宽的更大，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素质，在语文教材中适当的引入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是我国语文教学改革的必经之路。
2、注重文学的气息，强调美感的培养
所谓的文学气息就是指文章可以给学生带来丰富的情感和美感，特别是语言美以及情感美。在教材中选的篇目一定要强调文学气息，这样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才会真切的感受到作品真正的魅力所在。当然这种美在不同的文章中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中学生可以在这些作品中，很直观的得知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文章中的每个人物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品质值得学生学习，这样比单纯的理论教学，直接讲道理的效果强很多。与此同时，学生也会在阅读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自己的道德行为的准则，用以约束自己，评价他人。众所周知，我国高中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加强对学生的美感教学，因此，语文学科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真善美的一个代言。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文论是在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还是在工业革命那个新时代，都涌现出大量优秀的作品以及杰出的作家。我们通过在高中语文教材中适当的引入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学生的情感培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学生们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外国文学的人性美以及语言美，进而实现和优秀作家之间的情感交流。可以说阅读是一个最能够触动人心的方法，因为学生在欣赏作家优秀的文章时，也可以实现其自身美感的升华。中学生正处在青春期最为叛逆的时期，如果只是单纯的对其说教，不但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不如将一味的说教转变成让学生进行亲身的体验，这样会更加容易对学生的心灵造成触动，也可就此能完成学生素质教育的目标。
四、当前外国文学的教学所实施的策略
1、在实施多元文化的教学时，教师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尊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由于受到的氛围、个人的情感以及历史等等因素的影响，会使得很多学生本身就对于外国的文化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对于这些学生更不用说学习外国的文化了。他们考虑的比较片面，单纯的认为国外的文化对他们没有任何的益处，有的甚至认为学习国外的文化是和爱国完全相违背的。而事实证明，国外的文化是存在其特有的优势和特点的，那么身为新时代教师的使命。这就要求教师在向学生传授国外文化之前，先向学生灌输好尊重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性，呼吁学生要尊重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向学生们及时的渗透新思想，新观念。除此之外，作为中学的语文老师，必须先以身作则，自身必须做到从多个视角、多种观念向学生去实施外国文学的教学，尽量保证每个学生可以尽早的接受中西方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而对于中西方之间文化差异的那部分，老师首先需要对这些优秀作品中的每个人物进行详细的情感分析，然后再从各个角度对人物形象进行观察和分析，进而实现将有些外国文学作品中国化的一个教学转变，最终完成引发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的目的。
2、对于外国文学的教学，教师要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够突出学生的个性
和中国相比，国外的生活理念和文化教学都相对开放一些。国外的教学更加注重找出学生各自的特点，进而培养学生的个性。在我国过去的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老师通常采用的都是一锅端的方法进行集体教学，也就是统一的、同步的教学。不论是从学生的个性特征来讲还是学生的个人喜好来看，传统的生搬硬套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国外教学更加注重的是每个学生的自由以及其个人喜好的一个追求，这些都体现在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比如：教材中《钢铁是怎样炼成》这篇文章，其主人保尔柯察金所表现出来的斗争的精神，完美的体现了自由；在《老人与海》这篇文章中，主人翁的搏击风浪，展现了不畏惧的精神；在《海燕》这篇文章中，主人翁表现出对革命的强烈的热情等等。这些都是西方文学中的人物对于个性的勇敢追求。如果教学选用前移式以及对话式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得学生和作者，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感情交流更真切，对于学生掌握文章的主旨有很好的引导作用，最终实现国外文学教学的高效性。与此同时，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可以采用将中西方不同的作品进行对照式的教学，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了解。另外，在以文化为背景的条件下实施教学，能够加深学生对这些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的深刻了解。
外国文学论文篇8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和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很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很多叙事,删减了很多对话,简直变成和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和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和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和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未几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和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文体,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熟悉。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选: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周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严冷的北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假如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假如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往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美丽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和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严冷的北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冷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由于伍译要避往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兴奋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由于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往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往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实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实了直译方法假如太拘泥于"字对字",便轻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间隔。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和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尽 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有关翻译新题目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仲春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探究和外国文学翻译先容和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重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炸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真个《通报》他就随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尽大多数翻译家,固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着作和严厉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冷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以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先容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鉴戒。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探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征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轻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着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尽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翻译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气力,二是***反应出版信息比较通达,除掉本身有气力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和自己有联系的译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翻译的作品被译得不堪进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译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左右开弓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译劣译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进步自己。假如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外国文学论文篇9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奄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奄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本的。一本是伍光建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mrs. reed，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and rain so penetrating，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伍）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文都是直，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是尽可能地移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亦比伍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才一定能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我以为伍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这证明了直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这跟直有相当的距离。久历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评论面，甚至在接受批评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事业服务的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通报》。北京《通报》编辑委员会..一..出版了《通报》第一卷～期；.．--．．出版了第二卷～期；..--.．出版了～期（期为特大号）；．．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通报吨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介绍与评论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年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滥、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家，虽然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常的外国文学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佳，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佳，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坏，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的作品被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劣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外国文学论文篇10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 ( Mrs. Reed ,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 and rain so penetrating , 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 , 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 , 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 , 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着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着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翻译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译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翻译的作品被译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译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译劣译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外国文学论文篇11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 ( Mrs. Reed ，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 and rain so penetrating ， 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 ， 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 ， 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 ， 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着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着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翻译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译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翻译的作品被译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译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译劣译逐步退出市场。 转贴于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外国文学论文篇12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和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很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很多叙事,删减了很多对话,简直变成和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和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和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和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未几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和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文体,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熟悉。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选: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周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严冷的北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假如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假如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往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美丽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和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严冷的北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冷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由于伍译要避往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兴奋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由于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往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往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实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实了直译方法假如太拘泥于"字对字",便轻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间隔。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
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和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尽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外国文学论文篇13
一、东西方文化概述
（一）文化精神核心
文化精神核心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人文理念是东方文化的精神核心，而科学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在东方文化中以中国文化为主，注重对人行为和心理活动的考虑，西方国家因坚持科学精神，形成了自己的西方文化观，进而导致东西方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看待相同问题其切入点各不相同。文化差异作用在世界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含文学评论。
（二）语言
语言是研究文化差异的主要手段和评估标准之一，因为，语言代表着人类思维活动。例如，汉语，中国人在文化系统中注重意境，因此，汉语的精华就是它善于制造空间，创设意境。因此，越精妙的汉语，越让人捉摸不透，这也是其价值所在。而在西方国家中英语是主要语言，英语和汉语相比，缺少严谨性，且语言是最能代表文化精神核心的内容，对比汉语和英语可知，中国对于文化艺术追求意境，而英国人则注重科学性。
（三）艺术差异
在我国艺术文化中注重写意，而西方国家恰恰相反，注重写实，由此可知，前者追求一种心境，注重和自己内心深处的交流沟通;后者追求求实，注重对客观世界的描绘。在文学艺术中，我国抒情内容较多，例如我国的古诗，叙述类相对较少，而在西方文学艺术中，即便年代久远的诗歌，均蕴含着深刻的叙事内容，例如荷马史诗。
二、英美文学发展与特点
（一）英国文学发展与特点
英国文学在英美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在英国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遵从内部发展规律同时，与之相应的政治、历史等均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英国文学从盎格鲁撒克逊过渡到文艺复兴，再到新古典主义，又到浪漫主义，最后发展至今天的代表性的现代主义。英国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下，转变了自身的发展风格，从最初的写实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帝国叙事是英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乌托邦文学是其代表性传统，这里面蕴含着经验主义。
（二）美国文学发展与特点
自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文学逐渐脱离英国文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虽然在初始发展阶段，散发着英国文学的味道，但是在后期发展中逐渐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改变，第一次为民族文学，后两次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对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而言，乡土主义是其首要代表，它在早期的美国均有所体现，后来美国文学结构便朝着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
三、英美文学评论
文学是展现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智慧的结晶。英美文学为世界范围内的人们认识英美文化提供了平台，英国文学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绽放异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文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外来文化对其影响较大。美国文学在初始发展阶段只是单纯地模仿外来民族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才摆脱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在上世纪初期，美国文学步入繁荣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导致美国文学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英美文学评论是一种借助文学理论思索文学作品的活动，旨在通过对文学作品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为进一步创作发展奠定基础。英美文学评论按照作品形式的不同可将其划分成小说、散文、戏剧等不同体裁的评论。通过对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内容的分析和评论，来提升阅读者的鉴赏水平，进而较好地把握作品传达的信息是文学评论的根本目标。英美文学评论建立在作品分析之上，并更加透彻的分析和从更深层面评论文学作品，由于英美文学评论和普通的作品分析相比，较为深入透彻，因此，它区别于作品分析。文学分析注重作品自身的特性，而英美文学评论强调对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外部表现的评论。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文化发展载体差异的影响
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它也是名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因此，民族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在语言载体上也有所体现。文学作品中的所使用的语言均是作者进过深思熟虑得到的，文化差异在文学评论中的影响，主要表现英式语言与美式语言差异的影响。因此，以语言差异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独具代表性。英国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具有较长的发展史，且英语是语言正宗，具有优越的发展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它较好地传承了文化遗产，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是因为此原因，大多数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格外小心的运用语言，也许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他们害怕侮谩英国传统文化。因此，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时，运用语言时循规蹈矩，缺少一种个性和创新。美式英语建立在英式英语之上，与英式英语相比，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是美国是一个更加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在独立战争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均进行了更新，且美国民主革命相对成功，历史遗留不大，这点表现在文学评论中，便是美国文学家评论时相对张扬，看不到小心谨慎的痕迹，有时还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美国文学评论的创新与自身独立、自由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比分析英美文学评论语言差异，我们能从更深层次挖掘文化差异对国内外文学评论的影响。
（二）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
英国文学评论主要挣扎在传承和摆脱传统文化中，《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典型作品，故事中的主人公挣扎在复仇中，此时期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均具有此类特点。在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评论逐渐从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逐渐向荒诞过渡，这是在传承和摆脱中挣扎的具体体现。进入二十世纪后，其文学评论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新思索和定位原有理论，此时期涌现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综合来说，伊格尔顿是英国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截止到目前为止，仍发挥着较大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正在向着后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文学评论中应进行系统性的审视和思索，进而构建满足时展的文学理论。对于美国文学评论，我们应注重对美国文学的探究，这是因为评论源自文学。美国属于殖民地，大陆文学、英国和印第安学均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虽然其它文学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最主要还是自身。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的基础上，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更新，然而美国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独立个体，相应的文学评论也是如此。
（三）文化历史差异的影响
人本主义是英国文化历史的主要特征，在具体的英国文学评论过程中，关于人本主义的观点相对保守，这主要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自身性质决定的。例如，莎士比亚在评论自身作品时，宣传人本主义的较多，这种主义处在发展金字塔顶端，旨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制约，真正实现自由、和平。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评论在英国文学作品评论中发挥着代表性的作用，它在后续评论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人本主义评论观。然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这种评论观开始受到质疑，有些甚至否定此种观点，这主要是因为，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助推剂，而相对保守的人本主义观只有在特定的时期才能发挥自身价值，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条件。而美国文学评论针对人本主义观点，具有激进性和独创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与英国相比，文化历史负担相对较重，且历史遗留问题不多，外加美国的独立战争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氛围，为美国文学评论发展减轻了负担。因此，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大部分作家对人本主义抱有激进的态度，有些还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