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论文篇1

二、世界历史理论之于“世界梦”

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在自我否定中不断完善，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的“世界梦”。马克思的“世界梦”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存在的，我们必须以世界历史的眼光，从宏观视野来看待马克思的“世界梦”。

(一)马克思“世界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人类自身从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关系”发展到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关系”，最后发展到人的“自由个性”，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马克思“世界梦”的精髓所在。马克思通过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人类彻底解放的具体道路，也就是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它既为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为共产主义实现创造了新生力量——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最终实现，因为共产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马克思的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世界梦”离不开世界历史，因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所以，马克思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世界梦”必须要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顺应时代的要求，取得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马克思“世界梦”的主要内容是生产发展、社会和谐、人类幸福

马克思的“世界梦”主要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发展理论，具体表现为生产发展、社会和谐、人类幸福。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世界梦”的前提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生产力上。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以及以资本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生产关系为前提的，而交往的普遍发展与资本的运行都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所以归根结底，“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梦”的实现必然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根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实现“世界梦”的重要保障。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社会关系随着人们普遍交往的增多由单一到复杂的过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促使这些社会关系和谐相处的过程，只有社会和谐，“世界梦”才有实现的可能。人与人的关系是实现“世界梦”的本质核心。世界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发展，人类幸福是马克思提出“世界梦”的最终动因。世界历史不仅使国家之间的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被打破，而且在每个国家民族内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也在世界市场的刺激和推动下变得复杂多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扑朔迷离。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世界梦”的实现过程。

(三)马克思“世界梦”的主导原则是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世界梦”作为世界历史范围内的人类未来的构想，其实现必须遵循价值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原则。从历史观来看，马克思的“世界梦”虽然立足于当下，但是也指向未来。“世界梦”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现状的前提下对于人类未来的构想，是从现有的社会条件出发的，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阶段，它的实现需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和阶段性目标。从价值观来看，“世界梦”也是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为人类社会摆脱苦难所寻求的最终理想，是人类渴望幸福美好生活的历史诉求，是价值观在社会发展理论上的体现。马克思一生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的终极目标，其出发点就是人道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世界梦”的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是从世界历史出发，是世界历史规律性与目的性的集中体现。

三、“世界梦”对于“中国梦”的方法论启示

“中国梦”与“世界梦”一脉相承。马克思“世界•16•梦”的理论阐述仍然具有“当代性”意义，对于当代社会现实有很强的解释力和穿透力，为理解“中国梦”提出的必然性和实现方式提供方法论启示。

第一，“中国梦”遵循“世界梦”的辩证统一性。马克思的“世界梦”是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中国梦”的提出同样遵循这样的辩证统一性。由此可见，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指导，世界历史为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提供了规律性。“中国梦”作为地域性的民族历史与作为整体性的世界历史之间有本质的联系。“中国梦”是世界历史在中国的具体表述，它的实现必须要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相吻合。“中国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重要环节，是社会发展“五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规律在中国的特殊体现。曾经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梦”是现代性的社会革命，也应该属于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作为整体中的部分，部分的目标与整体是一致的，其最终目的都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一句话，“中国梦”要遵循世界历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第二，“中国梦”蕴含着“世界梦”的整体一致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各个国家民族在世界历史的背景和坐标下，全面的整体的前进。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各个国家民族看作是其部分，从世界历史上把握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规律，从而得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整体论者捷尔吉•卢卡奇也主张对于社会历史应该从整体上把握，运用整体性思维把握部分之间的联系。“中国梦”作为民族历史，是以世界历史为背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阐述了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并指出了中国在世界历史的潮流中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世界眼光，把握和理解“中国梦”。但是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并不是一味的强调整体，在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和综合性的研究的同时，进行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的研究也是有必要的。“中国梦”并不是一味的迎合世界的潮流，它也有中国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第三，“中国梦”继承了“世界梦”的主体能动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不是适用于任何国家民族，需要辩证地看待，考虑到“民族历史”的特殊性。“中国梦”是在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与现存的历史条件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而选择的适合中国发展的具体道路。它不仅遵循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原则，而且深刻认识到民族历史的特殊性，充分发挥了中国人民的主体能动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结合五千年的民族历史选择的能够实现中国富强昌盛的历史道路。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梦”，最后到达共产主义社会。这不同时期的“中国梦”是中国人民充分发挥了主体能动性的道路的选择。

世界历史论文篇2

1979年试题：“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如何？”1983年试题：“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答案基本上是教材原文，按点记分。考查的范围仅限于教材的一章。均是浅层次、低要求的叙述题，只考查了知识的记忆能力。

1989年试题：“根据美国独立后到内战前，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主要史实，说明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大国的？”1990年试题：“结合13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英国议会和政党政治的变化。”高考命题出现“大跨度、高概括”的特点。命题向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过渡，命题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进入90年代以来，在继续保持“大跨度、高概括”优点的同时，出现了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景的问答题，如1991年试题“以英法关系”论证帕默斯顿名言的材料论证题。

近二年则进一步出现理论性问答题。如1993年试题：“简述工业革命的后果，并据此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内世界上有哪三股进步的历史潮流，从中各举出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试题注重考查审题能力和理解能力。考生由于审题能力差，不理解题中“19世纪70年代以前”和“据此”二字的暗示，把三次工业革命的后果或工业革命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全答上了。命题对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有很强的区分度。试题在考查学生理解能力方面也颇具特色，试题范围涉及教材第七章至第十五章的重大历史事件；概念涉及对“世界政治领域的进步历史潮流”含义的理解及其与工业革命的因果联系。对考生的理论素养要求是很高的。

1994年试题：“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新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无产阶级将获得最终胜利。但是，1895年恩格斯又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方式的程度‘。试结合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阐述对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理解。恩格斯观察历史的着眼点是什么？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这一命题是几年来对《历史科考试说明》能力要求体现得最充分也是对史论要求最高的一次。

不但要求考生知道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要运用这些观点去认识历史现象，并用史实论证、辨析观点的正误。试题在转述了马、恩预言及恩格斯修正自己预言的言论，接着一连三问，首先要求分析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并根据这一分析判断恩格斯的结论是否正确；第二、指出恩格斯观察历史主要着眼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的根据；第三、要求对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认识的总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评论的对象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恩的言论，渗透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教育及要求以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们在新在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

上述分析表明：历史科高考命题改革，问答题已由一般──综合──情境──理论，这种发展向人们昭示“对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已由以考查记忆能力为主发展到以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这种变化是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必然推动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高中世界近代史教学来说，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

一、世界近代史教学要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建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体的历史系统，使学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正确地在立体系统中实现知识定位和思维定向，从而有效地避免学生割裂历史联系，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

世界近代史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止，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界，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史、国际工运史、民族解放运动史三条互为因果的线索构成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另外，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争霸斗争及其经济政治实力的消长，导致国际关系政治格局的变化。其知识结构从时序角度可划分为“两期”、“四段”：从内容性质的角度可划为“四线”；从主线角度分析是英、美、法、俄、日、德、意七国发展史。可采用序言课和图示教学法，使学生掌握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

世界近代史知识结构教学，要从宏观的角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客观的全面的科学分析，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成长，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新生事物成长的曲折性；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性。正是由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促成了工业革命的产生，促使资本主义飞跃发展，促使60年代美国内战和俄、日、德、意资产阶级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终于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确立。这样分析有利于吸取资本主义进步的、合理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合乎规律性的历史过程。

同时，要着重揭露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资本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地区的殖民掠夺和奴役，造成亚、非、拉美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争夺殖民霸权和瓜分世界的斗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其次，要进行专题历史系统归纳、分析、比较，确定类似历史现象的同异点。

二、依据《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紧扣教材，加强理论教学。1995年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公布的《考试说明》，在历史学科的九条能力要求中，对基本理论的考查要求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即“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基本理论教学，要紧扣教材，“寓论于史”，在“高、深、新”上下功夫，交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如：要求回答“英美法俄日德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分为几种类型？各有何特点？”（英美法通过暴力革命，俄日德意通过改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止于此，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对比，如进而点明历史规律中“渐进与飞跃”构成历史多样性的发展过程，就交给了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再如：“1794──1814年法国”一节教材，涉及马克思主义“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

世界历史论文篇3

《共产党宣言》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作用，说他们出于扩大销路的目的，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其实，准确地说，最早一批如此忙碌的是资产阶级的先驱和前辈———新兴的商人阶层，而后才成为这个阶级的生活常态。因为在重商主义和商人阶层的心目中，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取金银，商人阶层倾力投身海外掠夺、对外贸易，从美洲金银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殖民扩张，到大西洋三角贸易等，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近代早期西欧国家那些著名的商业家族、商业民族、商业城市都是借助这种途径发达、繁荣起来的。如果进一步将上述活动置于人类交往史的大尺度考量可以发现，正是那些探险和贸易活动事实上在遥远、陌生的地区和民族之间建立起了贸易(交往)关系，在客观上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交往形态变迁史。“地方性”(或地域性)发展，是古代社会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突出特点，主要表现是生产和交往的范围狭小、地点孤立，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共同体彼此平行地独自演进，缺少相互往来，对于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了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④古代社会早期自不必言，即使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⑤就欧洲来说，交往状况也是如此。“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是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著。只是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⑥“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原因之一是它拉开了人类交往从地方性转向世界性变革的序幕，而商人阶层、商业资本则是整个事件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随后上演的历史话剧的主角。如果说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大陆之间的彼此分割、互不往来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印度洋贸易则形成了最初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对此，学术界已有详细阐述，①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围绕贵金属展开的。当然，人们可以说，在贵金属充当流通手段的时代，贸易繁荣在客观上自然需要扩大贵金属的供应量。可问题是，早已为人类认知的贵金属为什么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却成了激动人心的所在，成了先后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环绕的轴心?贵金属获得如此这般的重要地位，会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金银即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关于当时欧洲对金银的热忱和执着，马克思形容到:“在16、17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各国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杯。”②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之前约一个世纪的停滞之后迎来了经济的复兴，贵金属的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但是欧洲金银的存量非常有限，这样，寻找更多的黄金、白银便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其深层原因则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是货币职能发展到第三种职能时的必然结果。在形式上看，求金欲(致富欲望)与一般所谓的贪欲似乎仅仅表现为对象的不同，前者是一般财富即金银，后者是特殊财富，即特定的使用价值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但是从本质上讲，它们的出现分属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贪欲的发生与满足在没有货币，即商品流通的较低阶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指向特定的消费需求。致富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它只有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③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贮藏货币，它以前两种规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为前提，在职能上又是它们的统一，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过，贮藏货币不单单表现为手段和尺度，而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本身、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这种规定上的货币就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情形正是如此。商贸活动从黑死病和战乱所致的衰落中缓慢恢复，城市商业趋于活跃，特别是与阿拉伯人香料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标志着整个欧洲的商品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的新阶段。④于是，货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贵金属被宣布为唯一的财富。诚然，作为“万物的结晶”，货币在古代便是上层社会崇拜的对象，货币第三种职能的发展也曾经出现在罗马人那里。但是，罗马人的庞大货币来自对外征服，根本不是自身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流通的要素，而仅仅是贵族阶层奢侈、挥霍的对象。货币给罗马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的加速。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欧洲则不是这样。一方面，求金欲的出现主要源于大规模贸易活动所需贵金属的短缺，来自大规模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的金银不仅化解了短缺问题、促进了贸易发展，而且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的要素发挥积极作用。商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⑤于是，获得的金银便重新投入到世界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在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看来，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是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间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这样，商品流通领域便率先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其次，金银在开拓世界市场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美洲金银的发现不仅有效缓解了欧洲各国的货币短缺，而且迅速进入世界贸易，对近代早期世界市场的开辟具有首创之功。亚当•斯密对此已经有所分析，按照他的看法，美洲白银的大量出产和流通导致了欧洲市场、东印度市场的扩大、美洲本地新市场的开辟，进而对这些区域的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以及贸易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马克思的观点与斯密相近，在他看来，来自美洲的白银发挥了媒介物的作用，藉此得以建立起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美洲的银作为美洲同欧洲、亚洲发生联系的手段起了重大作用，它作为商品从美洲流往欧洲，然后又作为交换手段从欧洲输往亚洲，特别是印度，并且在那里大部分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沉淀下来。”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角色和作用有所不同:起初作为商品从美洲被贩卖至欧洲，而后欧洲人又将其作为交换手段，购买来自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包括奢侈品，最后，白银在亚洲则被作为财富贮藏起来。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至于此，他超越斯密之处在于进一步讨论了货币发挥上述历史作用的深层原因。有三点值得关注:(1)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世界铸币的作用。执行铸币职能的货币通常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当货币在国家交往中充当的交换手段时，实际上也在执行铸币的职能。此时，金属含量是为其估价的唯一标准，铸币的民族形式如花纹、形状等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际交换手段的货币(金银)就是世界铸币、世界货币，它不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所以，它并不像各国的铸币那样进行循环运动，而是作为可以满足致富欲的使用价值，单方面地建立起买者一方与卖者一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起，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保持金融联系，另一方面美洲和亚洲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发生金属联系……在这里，形式同货币充当商品，充当在一切地方通行的商品即普通商品的职能直接相重合。”③(2)“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这一特性使它可以不分地区、种族、宗教、国家地通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直接完成不同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因为，金银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它不仅代表价值，而且它本身就是价值，是在一切地方都保持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抽象的纯社会的使用价值”。古人对货币世界性特性早有认识，古希腊戏剧家阿泰那奥斯就发出惊叹:“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富翁。”同样地，金银的上述特性引起在16世纪西欧国家和创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兴趣。货币主义径直把财富等同于金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④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蒙塔纳里称货币“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他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⑤(3)货币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出产国来说，金银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使这些区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和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对输入国来说，金银则是促进贸易、生产趋于活跃、繁荣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到各地区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卷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入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⑥

三、商业资本迈出瓦解共同体的自然性、人的依赖性的第一步

前现代社会“地方性发展”的格局主要源于共同体的自然依赖性、自然规定性，由此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反过来又导致古代共同体发展的“地方性”。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在古代社会的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的经济活动始终以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到处建立联系的商业资本不仅率先打破了“地方性发展”格局，而且对消除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推动建立现代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首先，商人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古代共同体自然规定性的根基。就像婴儿无法脱离母亲的怀抱一样，前现代社会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脐带般的联系。一方面，劳动者与土地保持着一种天然的统一关系。土地是劳动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劳动者则把土地看作“自身的无机存在”。②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人与共同体保持着天然统一的关系，个人离开共同体独立生存就像没有共同生活和彼此交谈而产生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上述状况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成为共同体最重要的财产，它与农业一道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手工业只是补充性的生产形式;经济活动的目的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货币)。当然，劳动者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剩余产品，不过，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获得财富，而是为了维系生产者个人、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手工业、商业较之以往相对活跃，“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③使用价值的目的导向巩固了古代共同体的自然性，决定着生产的有限性、封闭性，进而造成生产的地方性。在这种生产下，生产的东西并不多于人的直接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流通对于需要的满足并不是性命攸关、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产品的生产、需要的满足主要在共同体的范围内进行，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或者使用价值与活劳动(服务、劳役等)的交换来实现。虽然存在商品交换，但是“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④交换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换取使用价值。既然生产并不特别仰仗商品流通、市场交换，自然也就没有扩大流通范围、市场空间的冲动和热情，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便集中于农业、手工业这些可以提供使用价值的领域，无形中对交换、流通形成一种遏制。古代社会摆脱自然依赖性的历史进程由商业资本首先策动，这是由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W—W或W—G—W)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以交换价值为中轴，追求的是货币的不断增加。显然，后者与古代生产的性质根本相异，它的发展势必将生产引向另一个方向。马克思说:“商业对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⑤大体说来，商业资本发挥反作用的路径主要是:经由商品贸易改变共同体的需求结构、产品性质，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的目的，使之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越来越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事实上，自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商人阶层产生以来，商业活动、商人资本的上述作用就始终存在着。职业商人或商业民族如犹太人作为中介人，在不同的生产者、共同体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对于从事生产的民族或共同体来说，这种交换活动是被动的，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⑥即便如此，经常化的贸易往来带来的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影响或改变着生产本身，使之呈现新的面貌和特点。“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改变了。”①其次，商业资本的发展瓦解人的依赖关系，代之以商品货币关系。与旧经济关系的解体同步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瓦解。在欧洲中世纪，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②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③随着传统生产在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愈来愈具有交换价值的性质，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内涵悄然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渐渐纳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中，产品不再用于直接消费，而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农奴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提供者，地主则成了资本家的前身，忙于把自己的谷物、畜牲等去交换来自他乡的使用价值，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挥霍掉，“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佃租者那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④这样，货币便成了地主与农民、封建主和臣仆之间关系的新媒介，人的依赖关系被置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的联系，直截了当的货币本身。同地主相对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提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的农民，而是货币所有者;因为直接的使用价值通过出卖而转让出去，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地主已经不再把农民当作特殊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笨拙的个人，而是当作这样的个人，他的产品，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同任何其他人的产品没有区别。”⑤瓦解人的依赖关系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来自封建政权。如前所述，货币(金银)是近代欧洲社会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封建君主对财富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实物形态的财富，而是锁定为货币形式的财富即“一般财富”。后者的优点是彻底摆脱了实物财富的地方性、自然性，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⑥所以，对他们来说，货币就是可以随时可供调动和使用的一般权力、巩固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强大物质力量。为此，封建君主对外通过支持、参与海外探险和对外贸易获取货币，对内则动用自身权力强制改变税赋形式，将原来的实物租和封建贡赋一律改为货币税。税赋形式的改变表面上增强了君力，但是其结果实质上适得其反。一方面，用货币贡赋取代封建贡赋，等于用官方的形式宣布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货币欲的不断膨胀进一步使得社会关系从原来富有人彩的多样化的社会结合转向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加速了人身依附和古代共同体的瓦解。马克思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⑦如前所述，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其第三种职能得到发展之后的事情，而第三种职能的前提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发展。不难发现，这里蕴含着商品经济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大体来说，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作为货币的基本职能表征着商品经济的初始发展，第三种职能则意味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阶段，自然，此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马克思之所以说货币是一个“现实的共同体”，一方面因为它取代了土地、血缘、臣属关系等这些古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依靠，成为“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另一方面因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个人孤立行为所致，它“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①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其中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无数买家、卖家，以及众多的生产者、转运者、高利贷商人，而且包括这些活动所需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如果说前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后一方面则是交往方式和交往原则的巨大变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②

世界历史论文篇4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由黑格尔的纯粹唯心主义世界

历史理论到唯物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过渡黑格尔在最初就十分崇尚理性，所以他更加相信世界历史只是精神的延续，他认为通过观察能够得到一种合理的发展过程，而且认为这是必然的结果，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而这个过程的核心就是精神。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时候，并没有继续从“绝对精神”的角度来分析，而是从实践，即物质的生产与交换的独特视角，利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来解释世界历史。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从物质的视角来证明思维的存在，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那样，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并非是某种思维的作用，而是由于物质世界的存在而产生的改变和进步。

(三)都承认世界历史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

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承认世界历史并非是简单的数学之和。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历史书上写的那样纯粹和简单，它不是单纯的相加，世界历史是由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这是哲学上所讲的世界历史。黑格尔本人对这种思维过程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一直试图去说服他人来信奉自己的假设。而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整体关联性，并且表现在诸如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随着历史的前进，生产力一定会由于生产关系的进步而不断地得到提升，交通工具与传媒手段的发展都会将社会固有的矛盾凸现出来，而世界也将联系为一个整体。

二、哲学的基本争论与历史观的差异

(一)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的争论

说到底，黑格尔与马克思对于相同命题的不同解释来源于逻辑起点的不同，这是哲学上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矛盾。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在现实世界的逻辑推演，缺乏物质基础，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运动。在他的著作《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提到“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观点，换句话说，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了理性与精神，他还用举例的形式来说明这个问题。与他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诠释这个命题，认为世界历史并非是走了一个漫游的旅程，他觉得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才让各个民族与地区联系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世界历史。因此，生产方式的演化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才是真正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力量。

(二)纯粹的精神无法改造世界，劳动创造了历史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之所以形成是由于精神与观念的影响，他由精神世界去解释现实世界，认为行为或者世界历史的出现无非是精神的作用。是人民主观精神的必然结果，把世界历史看成是理性或精神的展开与实现，这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用他惯有的那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逻辑起点来对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因做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判定，同时这也是黑格尔论述世界历史理论的前提与出发点。马克思经过长期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所谓精神创造改变了物质世界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历史只是人们自我改造以及改造物质的过程而已，劳动作为组成人类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特征，不仅是一种活动，更是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整个历史的推动力，所以，宏观的来说，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差异在于哲学观念的最基本矛盾，微观的来说，就是“绝对精神”与“劳动生产”的对立。

(三)黑格尔拥护“欧洲中心论”的观点，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了否定

黑格尔无疑是欧洲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辩证法思想家，但是其辩证法的主张并未完全被贯彻，重要的—个原因就在于他的“欧洲中心主义”。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起步于东方并向西经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罗马，最后达到日耳曼所在的西欧，从此迈进了充满活力、实现了客观真理与自由统一的成熟期。因此他虽然突破了以往狭隘的论调将世界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来分析，将历史看成是一个整体，但是却把世界历史终结在了欧洲，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学说，意在抬高西方民族而贬低东方民族。而马克思利用唯物主义学说，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从而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资本主义不论当时多么先进，它的弊端都很明显，最终会被更加先进的共产主义所代替。

世界历史论文篇5

实际上，把西方文明和普世文明之间划上等号，是一种把特殊界定为普遍、以局部来规划整体的霸权性价值论企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的是特定价值观的普世性与文化的单一性与压抑性。西方是打着“普遍性”的旗号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别人的“世界主义者”，种种以“解构”面目出现的新的普遍论，都是要构建一个新的普遍性的平台，建构一个“主体之后的主体”，一种“反民族文化的全球文化”，而“世界主义者”赖以存在的生活世界却从来就没有在文化认同上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这种价值领域的不平等是世界历史语境中文化认同的根源性问题，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意味着世界意识的启蒙。

鸦片战争是东西方历史长河交汇掀起的惊涛骇浪，国门洞开后中国人逐渐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于是经历了从器物、体制到观念的效仿，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彼之道，还之彼身”的曲折进程，中国一直在世界历史的冲击下调整自己的定位，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②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和中国文化的节节后退激起了中国具有主体意识的抵抗情绪，引发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救国图存的社会责任感。龚自珍对封建政治文化的尖锐批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方地理、政俗、科技、工艺的研究及“师夷”思想，标志着中华民族世界意识的觉醒。

稳定性和统一性，体现着一个民族对自己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认可与认同。它是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标志，内化在民族的灵魂中，渗入到民族的血液里，因而，文化个性与民族是生死共存的，其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是一个民族赖于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意义结构，已然在群体的思维范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深层结构中保存下来，形成了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基础。由此来看，这个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并不是说文化个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变，文化个性是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及其社会组织在观念或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和折射，由于物质生产领域的“不均衡发展”，决定了文化实体经常处于矛盾状态中，内部充满张力和冲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既有文化实体内部的时间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又有来自外部的空间维度的“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各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无疑会导致文化个性的变迁，但这种变迁并不意味着文化风格的丧失，相反，文化个性将时间和空间赋予的新的内容，在内部进行重新组合、重新表述，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又不失民族性格的超越自我，反而能使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更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变化并不是它自身变成了另外一种质态的东西，而是它自身内部的不断扩充、丰富、增长和深化，用辩证法的语言讲是自我发展，自我运动，自我完善。德国历史学家J．G．vonHerder指出，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更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存下来。“埃及、中国和印度历经沧桑而依然故我，并且具有外力难以压制、更不能消灭的内在生机。”③这与深厚的民族文化个性和文化认同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中国文化特色，西方汉学家和东方学家都有过论述，但西方人研究东方大都是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叙说对事象的言说”(sayingsomethingofsomething)，马克思也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④。虽然马克思说这句话的时代和环境已然过去，但它无时无刻不在警示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自我言说、自我表达，不能让西方人写我们的历史，我们要自己写。因此，我们认识到自我的文化个性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像他人看我们一样审视自身”，以东方人对东方的理解言说东方，用文化认同的方式表达自我，寻找合理而充分的理由将本民族的生活世界本身作为自我价值，为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法性”做终极辩护，并用现代性的语言和材料表达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塑造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自我形象。穿越西方，透视中国文化，解读中华文明的存在与发展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的意义。

2．文化认同过程中的他者向度。自我文化认同固然是来自于对自身历史的潜在意识，但要将这种自我理解、自我认同的中国历史按照自身逻辑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必然要关注到他人，而且要围绕或通过他人来重新界定自我，对他人文化的辨析与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批判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的理论来源，因为个体生命和集体生活的意义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中才看的清楚。所以，自我和他人都需要走出各自独立、封闭的自身历史，以对方的活动为自身存在的条件。世界历史语境恰好提供了一片在自我之外寻找自我，反观自我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自我”与“他人”相遇了，人们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民族、族群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不假思索，视为理所当然，这因为它早已和我们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可是，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他民族有着与我们不同的感情、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习惯，我们就会立即开始想到我们是怎样共同享有特定的观念与习俗的。”⑤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更明确了，“我”与“我们”的范围更重合了。“自我”文化是以对“他者”文化的不断解释而作为自己存在的一种理由，所以只有在不断地对“他者”文化的解释和确认中，才能辨析自身文化的特质。认同不仅仅是对自我的定位，更是通过发现与“他者”的差异而确立“自性”的过程。

通过“他人”强化自我认同，只是文化认同他者向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认同还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与折服。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承认斗争，意味着对世界历史主体性地位的竞争，对自我价值世界完整性的维护，对参与界定世界文化的资格与权利的争夺。文化认同反映了一种生存斗争的紧迫感和永恒性。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为物质利益所驱动，有时就是为文化而战，为自我价值而战，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人类可以蔑视强权，正视鲜血，直面死亡。为了自身的信仰、荣誉、归属感、文化认同等不能“当饭吃”的自我意识，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并把这种不切实际的行为视为自我意义的升华。这种超越功利主义、超越理性主义、超越死亡恐惧的行为，体现了文化冲突的难以调和性，也使文化认同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为文化认同和“自我意识”并不是华丽的辞藻，它是对民族集体命运的反思，承担着实现做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国的使命。人类发展的历史道路告诉我们，无论处在哪个“发展阶段”，文化认同这个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我们需要有面对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就是康德所谓的要有勇气和决心运用理智。文化认同作为一种价值斗争的工具，起源于生活世界的矛盾，是对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案，又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

3．文化认同过程的自我回归。在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一方面我们不满足于自己的特殊性，想去吸收别人的东西，把自己的个性扩大为普遍性;另一方面又不想在这个过程中丧失自我，不想变成另外一个人。由此可见，文化认同是一个在他文化的冲击下否定自我、更新自我，又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征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生活形式、新的文化、新的时代价值以适应时展需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认同、任何一种自我意识、任何一个强大的传统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流动，千变万化，生生不息，但又万变不离其宗。我们需要变化，但不能在变化中随波逐流，迷失自我，无所适从。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在永不停息的变动中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意志力和想象力，把握住一种在变化之上的不变，这种“不变”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而是在自我否定过程中的自我确证、自我理解、自我超越。如此看来，否定是对自我的永恒的开放性、创造性和自由的承认与肯定，文化认同的否定之否定最终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对自己独特性的自我肯定，是把一切都包容在自身的自我回归，即把所有他人的世界都吸收进来，打上自我心灵的印记。

纵观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我们并没有把外来文化仅仅当作是异己的东西，简单地加以排斥。相反，近代中国文化结构从器物西化、制度西化到观念西化变革的三部曲，表明中国是承认、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加予中国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激活中国文化的因素。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很快把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据为己有，使之内在化为生活世界的自我主张，进而以此作为反驳和抵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和道德武器。为了“进步”，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可以变法，可以革命，但这样做决不是要否定自己，变成他人，而是要肯定自己，回到自己。正如尼采所讲的“永恒的回归”，一个有自我个性的文化体系，其真正追求的不是要模仿他人，而是不断地朝自身的回归。

文化认同的内在张力和活力就是要把“普遍与特殊”、“自我与他人”、“变与不变”的冲突保持在“自我”的内在辩证法之中。

世界历史论文篇6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在世界历史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世界历史整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巨大系统，不平衡性是它的最基本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对于世界历史系统内在而言，虽然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矛盾，但是，在马克思所阐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历史系统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给我们的是世界历史系统中各个基本要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不平衡性就成为世界历史系统发展的内在的基本动力。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发展过程；也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走在一条逐渐进步、不断优化的光明大道上，使人类不断趋向一种理想的未来图景。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开创了唯物主义解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河，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所推动并通过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冲突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由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随着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这里，马克思揭示出，世界历史的形成源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由于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造成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推动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文明战胜愚昧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先进文明不断扩张的复杂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无论对于生产力优先发展的西方民族，还是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东方民族，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欧洲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通过开拓世界市场，推动着各民族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区域走向全球。“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一开始并不是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自给自足的孤立的经济单位构成的封闭型的社会形态。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得以形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东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中的作用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源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导致的不平衡状态，并由此造成的普遍交往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世界历史论文篇7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世界历史论文篇8

②在西方,黑格尔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动性编织成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怀着宏大抱负,试图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使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走向“从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虚幻性,从而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分工的客观性,而是只看到“人”的理想,用他们的“标准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现实的人,并把“标准人”描绘成历史的动力,把现实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

③他们甚至把思想、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

④以为只要我们给人以正确的理想观念或创制一套理论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⑤因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机体是人的交往关系之网,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们交往关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向“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人们的交往也不是人的“类本质”使然,而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就历史的每一阶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⑧其实,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夸大理论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于求成,是理论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过,“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为“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⑨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配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于向人民兑现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承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急躁冒进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分配关系上,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完成。紧接着就搞了“化”运动,不顾农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而把生产关系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还以类似组织战争的方式搞了生产“”。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追随苏联共产党并与其一起提出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空想目标。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惯性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人们封闭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维方式,从世界格局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只有实行开放,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第三,当代世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关系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而用“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穷国与富国的利益交汇点。发展需要和平条件,因此,世界的主要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第四,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但绝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们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冷静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辩证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以务实的精神了解世界、拥抱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引导世界。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我们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了发达国家,有的方面大大缩小了差距,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样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关于这个“总依据”的实践要求,同志是这样告诫全党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视界

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人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特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宽广人本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以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论调来消解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认为只有他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写道:“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瑏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瑏瑥怎样才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如何才能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瑏瑦爱是人的本质,于是他宣布:“两性的结合只是爱的最高阶段并且应当是爱的最高阶段,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瑏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注社会,但是,他们除了抽象的两性之爱的宏论,就是在分与合、全体与集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抽象地议论所谓的“福利”和“类的平等化”。

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提出:“我促进总合的福利,也就是促进自身的福利;我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进总合的福利。”“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单个生命和总合生命的有意识的统一,是和谐。”瑏瑨“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像。”瑏莹他们据此攻击共产主义,认为“人在共产主义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瑐瑠。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者理论体系中所谓“标准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从这样的人出发,他们根本弄不清“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为什么会表现为“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深层原因,也解决不了人的任何现实问题,所有美好动听的主张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瑐琐,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了“世界市场”的要素,个人活动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瑐瑶。世界市场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统治的”力量,但是,无论对于单个个人还是对于单个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瑐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另一角度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进程视野中的人的解放,绝不是老子视野中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发展壮大于改革,同样发展壮大于开放。我们的开放,从最初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单一目的、局部开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世界”、“外国”对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个陌生的、神秘的字眼,相当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走出传统的村落、社区、国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或经商,或留学,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几乎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各种建设都有中国人的汗水,各种大事、难事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智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自律”和“内在的逻辑”瑐瑦。中国人三十多年开放过程的自律和逻辑证明,中国人通过世界化实现了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了世界化,从而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开启了中国人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性的新阶段、新高度。这是中国人发展解放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展示出的价值魅力。

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

承接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是生产力发展使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证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瑐瑧。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瑐瑨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强势的时候,“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瑐莹。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平等,都根源于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关系的强制,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无论是它的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制度本身,都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瑑瑠共产主义一方面要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要“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

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瑑瑡。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而没有认真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差别。 其实,列宁心里很清楚,他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那是一件极为艰辛的事业。于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德国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国家关系,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攻击,同时帮助中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以扩大共产主义力量。经过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两个市场、两大阵营,而且几乎平分秋色、势均力敌。

由于传统的思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差别视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曾经生死与共的美、英、法、苏、中同盟国,在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挑起了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的冷战,继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对峙和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互动,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动与外续动力的承接,彻底改变了人们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哲学。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断扬弃着“地域性共产主义”,也以新的向度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当人类交往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顺应普遍交往的社会趋势,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理论、道路、制度,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民族、国家、地区的限定而成为“世界性存在”。

民族性—世界性相互促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导效力

世界历史论文篇9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过程基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步履维艰，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大历史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命名，一般的把发生在近代史阶段的叫做近代化，把发生在现代史阶段的叫做现代化。

由于中国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开始的，与西方欧美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呈现出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阻力大，内在阻力有技术薄弱、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外在阻力有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本国封建因素的阻碍、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

第二、起步时缺乏内在驱动力，外在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被动起步。

第三、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没有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经济领域起步，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断深化的历程。

第四、主导力量多样化，先是地主官僚、封建政府，后有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政府。

第五、近代史上工业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不平衡。

第六、历时长，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

二、世界历史大潮下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工业化的进程1.近代史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化起步。

第一：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国际形势：此时期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英法等国为打开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动地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主要表现：【洋务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主导力量是封建政府、地主官僚；兴办目的是自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企业性质是总体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企业；技术设备方面依赖西方；地域分布是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最终结局破产，主要原因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客观历史作用：中国工业、教育近代化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技术，培养了一些近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产生原因，主要是受资本主义侵华经济和洋务经济的影响，而不是14—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和发展。地域特色：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分布极为不平衡。发展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先天不足指的是缺乏资金的原始积累、缺乏技术，后天畸形指的是发展领域主要在轻工业。

影响因素方面：受中外双重阻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

阶级特色：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晚20年左右出现，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以革命性为主。

（2）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帝国主义加紧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各国互相争夺原料产地、市场、投资场所，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大量侵华利益，此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频遭列强侵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宰割中国的联盟形成，中国完全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资本输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甚至采取奖励实业的措施，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使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

（3）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夹缝暂时变宽，再加上辛亥革命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4）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民族工业总体日益萎缩，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2.现代史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1）过渡时期（1949-1956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封锁和孤立中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支持中国。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此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成就有：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②建国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以恢复与发展。

③1953年———1956年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转型为社会主义经济。

④1953———1957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指导下，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2）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在20多年的探索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曲折与挫折，但同时也必须重视这20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20多年P3366KAOSHIYUZHAOSHENG2011.3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洲和日本崛起，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亚洲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东欧各国也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效果欠佳，导致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科技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上美苏争霸消长，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更加重视科技和人才，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预计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1992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注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强调管理方面的现代化。

（二）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进程

1.政治民主化的探索与发展进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历程)

（1）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2）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弱小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

（4）1927年———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经历了从武装反抗反动派，到反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革命斗争。

（5）1937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为主的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6）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以巨大的让步换得《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是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破坏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2.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文献

（1）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宪法，但它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谓宪法只是一个名誉，实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2）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实质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

（4）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5）1946年，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6）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7）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实行的历史，体现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包含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三部宪法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三）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从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近代化的过程，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不断理性与成熟的过程。它的深化与渐进过程为：器物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化。其中每一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相同（参看上文）。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近代化的渐进历程

第一阶段器物的变化：自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中清醒，但只认识到中国技术落后，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表现为：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制度落后，需要变革。主要表现为：

①早期维新派：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认为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②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其政治理想阐发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第三阶段思想文化的变化：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落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除陈腐思想观念，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②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世界上最新鲜的思想空气，以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思想。

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

③从过程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④从结果上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失去其千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不断涌现。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得到的认识

（一）近代史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有：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使我国近代化缺乏先天实力、缺乏后天发展的社会条件。

外部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掠夺、阻挠和破坏，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殖民地性。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依仗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阻挠压制中国民族工业，从政治上操纵反对政府，攫取侵略特权。这一切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实现近代化前提。

（二）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利弊条件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形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主要有资金不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相对落后，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世界历史论文篇10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日益在经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手段、思想文化规范等等进入全人类一体化的方向,由此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性思维、全球一体化、全球治理、全球政治、全球政府,或爱因斯坦提出和追求而当前又热起来的“世界政府”,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世界公民等等,都迫使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上升到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即全人类一体主义,因而它实际上是全人类进入人类学时代的历史优化运动的主体部分。其四,生态危机促进了人的生态觉醒,生态觉醒又促进了人的人类学精神的觉醒。全人类在生态问题上的共同感受和共同要求,促进了人与自然界作为同一个生态整体的人类学时代的提前到来。环境伦理、生态伦理成了突破民族伦理、国家伦理、主义伦理、宗教伦理而走向人类伦理、世界伦理的脚步,有力地开辟着人类学时代。其五,全人类问题及其人类学价值的解决方式,促进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全人类已经形成为一种休戚与共的生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一系列研究全人类问题的科学、思想、伦理、文化、哲学的学术思想的出现,人类学价值、人类伦理以及人类共存理性精神的张扬,全人类对于地球生态的关切和公共精神、协商精神、共赢精神和共存理性的出现,表明全人类作为一个精神整体、作为命运共同体走向了人类学时代。其六,政治上的和平、发展、环境与合作的时代,推动政治走向人类学时代。人们公认,当代世界在利益的对立、竞争、冲突之中出现了和平、发展、环境、合作的世界性呼声和行动,而任何世界性的和平、发展、环境、合作都是人类学问题。各国需要团结起来解决气候变暖而防止地球生态崩溃、防止核灾难、“核冬天”的共同要求,人类共同的和平生存、健康发展的要求,不能不促使人类学精神的张扬。

在这种世界趋势的背后,不能不是人类学价值精神的支撑和进一步的发扬。联会国是这一精神和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呼声日渐高涨的联合国世界政府,将有可能从制度上推进这一方向。这些无不表明了人类学精神的增长,世界主义、人类主义思想日渐兴盛,等等。其七,各种实证的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人类学精神的张扬。在马克思时代,实证的人类学刚刚出现。20世纪初,人类学也主要是传统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而世纪之交和21世纪以来,由于广泛的直面人类问题的需要,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深入发展,也有一些传统上与人类学无关的学问,也上升到人类学高度看问题。如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社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体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美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等,都表明了人们在思想和思维方式上向人类学方向的深入,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当代思想史的人类学转向问题,以人类学反思当代文明的发展问题。人类学成了推进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学科。从实践上看,以促进自然与人类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的协调为目标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2009年7月在昆明召开),到会有4000多位代表,足见人类学问题研究之盛。其八,哲学早就开始了向广义的人类学方向的开拓。从哲学上来看,人类学思想产生得更早。且不说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已经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方向,即就有联系的发展言,叔本华就已开始了哲学的人类学转向,即根据人的形象来解释世界。而青年黑格尔学派的重要成员,也在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研究基础上,向人类学方向发展,出现了像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一批研究人类学问题的、有人类学价值倾向的哲学家。

这种对人的研究和对哲学的人类学方向的深入开拓,在马克思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他一些哲学家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可以说,现代哲学出现了一种奔向人类学的主流。海德格尔就曾指出过这一点。而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其所探索的问题也属于人类学哲学的范畴。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当代世界的历史发展,促使人类开始进入人类学时代。当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人们生存方式的世界化发展,迫使人类已从民族生存、国家竞争生存发展到人类一体生存、世界协同生存、人与自然共同生存的时代。当代世界科技的发展,已把人们从民族整体、国家整体升华成了人类整体、世界整体;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出现的问题和任务,已从民族的问题和任务、国家的问题和任务上升成为人类的问题和任务;人的发展也从民族公民、国家公民的职责发展到世界公民、人类公民的职责。与此相联系,人的伦理观念也从家族伦理、氏族部落伦理、民族伦理、国家伦理,向世界伦理、人类伦理、自然伦理(生态伦理)发展,从而让20世纪还当红的民族

主义、国家主义也成为明日黄花,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自然主义有可能成为时代旗帜,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更加伟大的人格理性的提升和世界历史性进步。一切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重要哲学家科学家,都抱着一种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理想。歌德、康德、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雅斯贝尔斯、爱因斯坦、罗素等等都是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哲学家,他们都希望人类走出狭隘观念的局限,让国家成为相对的存在(马克思甚至强调“国家的消亡”),从而为全世界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自由解放而奋斗。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爱因斯坦“世界政府”的再次提出,表明了这一方向。 二、人类学时代的哲学:人类学哲学

人类是有许多问题、许多限制的存在物,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不处在人与自然界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生存。而关系既开拓着人的自由度,也限制着人的自由度。其中比较重要的关系,是人的类群关系,它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因而,它最受哲学家关注。这里,我们主要从这一关系,考察人的自由发展这种人类学梦想。

(一)从卢梭、马克思的人类学梦想说起

康德和卢梭都是想对人类的这种类群关系找到一种理想状态的人。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第1卷第6章中谈到,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①这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梦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不可能不以群体结合的形式存在和运行的。但是,要么是群体压抑了参与者个体,要么有个体的自由而少了群体的整体追求,其结果还是每一个个体受损。所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在于想找到这样一种个人与集体都能自由发展的社会结合形式,它既有利于“全部共同的力量”的提升,而共同力量的提升又在于保障个体的自由,使个体服从群体也就是服从自己本人的自由意志。这当然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关系境界,也是一种对人的人类学关系的梦想。卢梭的这一梦想也吸引了马克思。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这种人的群体结合梦想。1848年,他终于以更为精粹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梦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马克思这一提法的科学性在于,这样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梦想,是建立在不再有阶级对立的,即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合理化前提之上的,这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难以实现,因为它还存在着“资本”这一非人性因素的统治,存在着人们在经济分配关系上的两极分化。而在既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离这一方向也还很远。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类学价值原则,即在生产关系合理化基础上的“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原则。“每个人”,表明这一原则是建立在个体人的基础上的,因而不可能以集体压倒个人;“一切人”,它可以指称有限的集体,也可以指称全人类。由于马克思的哲学大都是针对全人类说话的,因而,马克思的这一梦想,是关于每个人以及全人类都能自由发展的梦想。全人类的自由发展,是建立在每个国家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伟大的人类学价值原则,是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任何社会都应当趋向的价值方向。因而,这样一种梦想,也就是人类学哲学的梦想。

(二)人类学哲学的提出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哲学。如果说,还在世界历史刚刚发展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人类学梦想的话,那么,在人类学时代行将到来的今天,首先也就需要一种立足于人类、为了人类而推动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应当名之为人类学哲学。它建立在人的人类学原则———不是动物学的、不是生物学的、不是宇宙学的———作为人类的人类学价值原则的基础上。一般认为,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的一般本性和它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科学。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学哲学则是在这种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根本关系,研究人类如何能够合理生存、健康发展并不断走向自由解放的哲学。为此它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和人与人的不合理关系,研究人类世界的不合理、非法性问题的存在、根源以及如何改变,它也因此成为一种深入研究当代人类问题及其合理化改变的哲学,因而是根据人类世界的当代问题而推动人类以优化的方式向未来理想世界发展的哲学。这样一种人类学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开创直接相关,因为马克思开创了这一哲学的“每个人与一切人”的人类学价值原则。西方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是一位阶级斗争专家,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学说,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了,因而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等等。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其实,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狭义理解。马克思还有更为广阔的广义的一面,这就是人类学的一面。即在阶级性的马克思之外,还有个视野更为广阔的坚持“全人类解放”的人类学价值原则的马克思。从哲学上看,马克思是最早从人类学走上了人类学哲学的哲学家。他的学说是建立在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构建的唯心主义、非历史、、不科学的关于人的哲学学说深入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构建了他的开辟了在社会性和历史性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人类学哲学方向———即他所说的作为“世界公民”的哲学。我们今天能够提出人类学哲学,主要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来的,马克思对“世界公民”的哲学探索,就是对人类学哲学的开创。

三、人类学哲学的价值追求:人类世界的人类学发展

人类学时代是一种有强烈价值倾向的时代,人类学哲学也是一种有强烈价值追求的哲学。或者更正确地说,它就是一种追求全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哲学,是关涉全人类命运的人类学价值哲学。因而,它不是空洞的,它体现为一系列的对生存合理性的追求:一是追求人类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二是追求人的社会生活的合理化,三是追求人类精神世界的主导精神的合理化,四是追求人类生存环境的合理化,具体说来就是:其一,追求人的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学化。人的基本生存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言,这在今天就是走向生态生存、生态文明的方向。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们赖以生成的血缘族系关系,决定着人的种系生存和种系存在,它在今天就是向民族的、国家的平等与友好方向发展;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这是人们取得物质生存资料的基本关系,决定着人们在物质方面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所得,它在今天就是向社会所有制和消除两极分化的均衡经济学方向发展;三是人们赖以共存的类群关系,这是支配着人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一个社会的统治—从属关系就属于它的范畴,它关乎人的自由的实现,其方向是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方向发展。这三大关系加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支配人类生存的基本关系,它在今天的上述最优发展方向,就是人类学哲学应当追求的价值方向。只有这些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的生存发展才能向合理化方向发展,才能为人类的共同生存奠定合理性基础。其二,在上述四种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学化基础上,追求每个与一切人的生存合理性的实现。

这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推断出来。马克思的人类梦,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但是,自由的实现是有前提的。从人类学角度来说,人的直接目的绝不可能一下就上升到对自由的追求,他作为生命有机体,首先是要生存,是合理的健康的生存;而它作为社会人,是在生存的基础上发展,是合理的健康的发展,因为人是有追求的存在物,没有发展的生命延续不是人的理想。而这种发展的方向,才是不断在现有条件下而实现的自由解放。没有生存,没有发展,谈不上任何自由。所以,马克思强调的不是自由而是“自由发展”,这种自由发展当然以合理生存为前提。如果以上考虑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共识,这就是人类作

为人类的人人都会同意的价值原则:即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基本生存关系合理化基础上,实现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健康发展与不断走向自由解放。这是人类学哲学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学时代的人类学价值原则。其三,人类学时代的最高价值追求,是自由、真理、正义成为时代的主导精神。这是建立在以上两大价值追求之上的最高价值追求。人的人类学特性不是简单的,它是丰富的,它从人的互相承认、互相尊重的本性发展到人的人格理念,其直接要求就是人类学价值原则的实现,而其最高理性或者说哲学理性,就是对人类世界的自由、真理、正义精神以及世界和平的价值理想的追求。 “自由”是基于人的良善本性的发展意志的实现,是人类———它的每个人与一切人———“自身的”人性的、精神的、人格的自主发展,没有自由便没有人性的充分发展实现,人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高尚人格理性和创造精神的人。“真理”表面上是就人的认识与对象的契合关系而言,这在自然科学方面当然是这样,但是,“真理”更是一个人类学概念,它在实质上———特别就它作为社会真理而言,它是人与人之间超越自身利益的狭隘眼界而对客观准则的坚持。只有能够坚持这样的超越自我的真理原则的人,才能进一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坚持正义。“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坚持的价值公平,以及对不公平的扶正精神,它对每个人和一切人都是最高的人类学价值精神,是任何共同体、任何社会体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合理生存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自古以来“正义”就以各种具体的社会要求表现出来。没有真理和“正义”,即一个时代的公理,就是没有合理性支撑的社会,而没有合理性支撑的社会,就不能不是一个走向腐败、动荡和有待改变的社会。其四,在弘扬人类共存理性精神的基础上,追求全人类和平友好的人类学关系的建立。这是由于,自由、真理、正义的存在和通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的安定和世界的和平,人类的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没有敌意、没有战争的和平。在敌意和战争状态下,一切都会扭曲,一切都会改变。因为战争是生杀予夺的人间大事,任何自由都不可能有碍于战争的要求,任何真理和正义的性质,也都会因战争而改变性质或不得不被搁置。而任何战争———这里主要是指原发动的侵略性的战争,不仅是对相关人们的生命和自由的剥夺,不仅没有真理和正义可言,而且以牺牲自由、真理和正义为代价。

所以,从来造成灾难的都是战争,从来的战争都是对人的人类学价值要求———合理生存、健康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剥夺。原发的、侵略性的战争就是罪恶。至于被动应战,自我保卫,那是为自由而战,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所以,在人类学时代,首要就是克服战争的原发萌动,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在和平的基础上,才能让自由、真理、正义精神成为时代的最高的支配精神。这些价值追求,就它还没有实现而是要通过奋斗才能实现来说,它依然是一种梦想,并且是由卢梭、马克思等所开辟出来的人类学梦想的具体化。特别是马克思,他直接指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价值关系,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民族关系、生产关系和类群关系的合理化发展等问题。例如他强调:要“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①这种“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当然包括自然条件、物质条件、制度条件、精神条件等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他还强调:“任何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②何谓“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可以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四大关系的合理化,就是人类学化了的“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这些价值要求,结合当代世界的现实历史发展问题,可以认为,当代的人类学哲学的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就是通过生存关系的合理化而力图实现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有的价值原则。人类学哲学,就是追求这种价值原则不断实现的哲学,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什么主义来说,都是应当的,合理的。认识不到这一层,或不愿意这样做,那就可能脱离人类学时代的文明发展大道,成为一种落后的孤立的存在,那当然是不可能长久的。

四、人类学价值理想的实现:以全人类友好交往与世界和平为前提

(一)人类学价值理想的实现途径

世界历史论文篇11

在历史朝着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世界化和经济世界化是相伴而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的新全球化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文化日趋多元化。任何现象都有双重作用，文化全球化既为我国文化的创新注入了新因素，秉承“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实现文化大融合，让中国的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同时，文化全球化也给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发扬带来了阻碍，为推崇“和平演变”政策的国家实行文化渗透和扩张带来了契机。中国在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文化的激荡。中国如何能够以最佳的姿态去迎接大国文化输出的挑战，实现世界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是当前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在“融合”和“互异”的双力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流与传播，相互碰撞与吸收。

（一）文化全球化是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世界历史形成过程时就鲜明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上层建筑方面的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他们也在这里直接地指出了物质和精神生产的世界化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并肩前进的，只是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凸显的程度、时间有所不同。全球化是以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为起点，尤其是在大工业革命开始后伴随着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2〕而产生的。这个阶段经济全球化比文化全球化凸显程度较高。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阶段，人类的生活、生产、交往和思维方式在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互联网的影响下突破空间限制、发生重大改变。这个阶段文化全球化浪潮进入人们眼帘，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有并驾齐驱之势。

（二）文化全球化是满足利益诉求的进程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人们基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产物。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也不例外，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

第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需求。从资产阶级角度来说，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下，“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在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是通过迁移、战争和贸易的方式推动历史的世界化。伴随着生产、消费世界化同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利用一切野蛮、粗暴的手段在各国民族和地区推行自己所标榜的文明，旨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4〕。从无产阶级角度来说，“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5〕。无产阶级作为与资产阶级直接对立的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共产党人必然竭力地在世界各地宣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扩大无产阶级的联盟，通过暴力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二，国家的利益需求。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对外进行交流的职能。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利益的共同点，也存在利益的互斥点，这就决定了国家之间合作和竞争的形态，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全球化朝着各个领域渗透。在历史世界化的过程中，每个国家要想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实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在现代信息化的社会中，文化的较量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文化全球化自产生之日起就被赋予双重性，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机遇

从外国文化流入中国的角度看，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文化都具有差异性，具有优劣之分。因此，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能起到文化融合互补的作用，在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汲取营养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世界文化接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地运用来自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思想，提出了发展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改革开放时期，西方文化以媒体、交通、网络通信等为载体进入中国，其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独特的文艺视角、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等进步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活力。

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度看：随着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文化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性的竞争力。谁能在文化发展上站稳脚跟，谁就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直起腰板。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同时彰显着我国的国家形象。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儒家思想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向世人宣传着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高尚品德。中国新兴的夫人外交也向世界人民展现了华夏民族、炎黄子孙端庄典雅，极具亲和力的国民风貌，给各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强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处理好中外关系添上了有力的一笔。中国正在盛行的反腐败浪潮，与他国建立的联合反腐机制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政府铲除毒瘤、整顿党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决心，向世界人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洁的本性，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好评。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

首先，外来文化对本国社会习惯的消融。在传统节日方面，中国的传统节日热逐渐冷淡，西方的传统节日如万圣节、情人节、圣诞节日益闯进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圈。在“食”方面，中国的美食对于最新一代的中国人的吸引力低于国外的肯德基、麦当劳等食品。在“住”方面，中国房屋的构筑大多以小洋楼的模式出现，逐渐“西式化”。在“衣”方面，韩流、欧美风、日系列款式占据主流，中国的传统元素日渐消失。

其次，外来文化改变着国民的社会心态。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试图通过语言文字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迷惑中国人民的心智。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更加融入世界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战略轰击着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以达到用文化渗透、侵略的“和平演变”方式瓦解中国的目的。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西方国家以先进的媒体、通讯等工具为平台向中国传播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准则。这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体育、教育、旅游、宗教、哲学等各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

三、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整合、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的策略

在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我国需要秉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式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提高我国文化的竞争力。

（一）整合中外先进文化，推动文化创新

随着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的提升，我国想要屹立于世界之林，首先要实行中外先进文化的强强联合，推动文化创新。文化的多样性既源于本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也源于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碰撞燃起的新火花。每一个国家的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都是良莠不齐的。我国既需要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有选择性的学习、吸收外来文化，最终实现“洋为中用，推陈致新”。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6〕。全盘否定外来文化的“左”和全盘肯定外来文化的“右”都是错误的。我国必须要警惕、避免这样的危险，以积极主动、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入文化全球化进程中。

（二）扩宽渠道传播中国优秀文化

文化交流的过程是双向的，一方指外来文化的流入，另一方指本国文化的流出。我国想要在文化实力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既要求文化上的创新，也要求创新文化上的传播，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为了更好地实现后者，我国需要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紧跟时代步伐，扩宽文化传播的途径。第一，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可通过微博、微信、QQ等大量新型开放软件，以人民群众为传播主体，向全球宣传中国文化的精华。第二，我国可组织权威的专家学者讲解本民族的经典文化，拍摄有关中国先进文化的电视剧、电影和纪录片，并在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在重要期刊、杂志的版面定时刊播。第三，我国可在外交方面通过国宴、领导人的言谈举止、夫人外交等细节展现中国优秀的文化。此外，我国也可通过民间团体组织、旅游、交通、商业活动等其他方式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

（三）警惕文化侵略、维护文化安全

我们不得不承认，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工业文明的历程中形成、积累了许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经典文化。但是，我们也需要认清、警惕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和平演变”战略在中国上演成功。其中最关键的步骤是增强我国文化主导力，构筑文化安全防护墙。我国文化的发展必须要按照十报告中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以各种形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基础，旨在增强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抵御不良思想的能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国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课堂教育、期刊、学报、央视主流媒体等传播媒介，专家讲座、社会论坛等交流形式，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内化为大众的信念，付诸于实际行动。在向大众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需强化他们对文化渗透、侵略的认识，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以我国文化的主导力、国民意识的抵抗维护本国文化安全。

〔参 考 文 献〕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世界历史论文篇12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着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 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 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1978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1978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H.卡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1](163)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着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1920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着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1963年,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 Rise of the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 World History)。⑥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于1966年和1971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History)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1974—2011年陆续出版了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16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着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20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25—1926年,陈衡哲(1890—1976)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1934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着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 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13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7]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2卷、近代史编2卷,现代史编2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1—1994年出版。这部200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为古代史,16—19世纪末为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2013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着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21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

世界历史论文篇13

马克思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实现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革命。随着21世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对世界交往作用的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突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整体性思维的理性内核，颠覆了黑格尔倒转的唯心史观，打破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性重构。

。黑格尔认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作为“个体”，都是整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与其他国家有某种联系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整个世界历史。黑格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时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位杰出的黎明。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分享这个新时代的喜悦。当时一种高尚的情感激动着人们，一种精神的热情震撼着全世界，仿佛“神圣的事物”与“世界”的和解第一次完成了。”[1]459这一思想得到了马克思的重视和解释。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世界逐渐从国家-地区历史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过程。资本工业的发展，社会化分工的出现，共通的普遍性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促使各国形成了一个日益紧密的整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作了重要论述：“如果机器是在英国发明的，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数百万工人的饭碗，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整体生活方式，那么这项发明将成为世界性的事实。”88-89马克思运用整体性思维考察世界历史，实现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合理内核的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将绝对精神视为历史的动力和本质，论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表现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种种特殊性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体现为“世界精神”，体现了“世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意识。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自由意识的不同实现程度决定了世界历史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程度。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自由意识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艺术，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逐渐发展自由感的过程东方国家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民族大学知道所有人（人都是人）都是绝对自由的。”[1]17黑格尔对世界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有着深刻的洞察，但它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割裂开来，至今仍未走出唯心史观的窠臼。在唯物史观的建立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倒转的《绝对精神》的颠覆本体论，揭开了黑格尔对唯心主义思考的神秘面纱。马克思从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出发，解释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型是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形而上学的鬼魂的抽象行为，而是一种完全可以由经验证明的物质行为。每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吃、喝、穿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行为。”[2]89因此，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事各种实践活动，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马克思在建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构建了世界历史理论体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的最高理论成果，但它仍不可避免地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发展过程。亚洲东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起点。它最终通过古希腊和罗马到达西欧。欧洲中心的日耳曼民族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历史的最后阶段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时代。”[1]454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充满了强烈的“种族优越论”色彩。黑格尔以日耳曼民族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世界历史发展的尺度，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一个高于其他国家的优秀国家。站在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上，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总是存在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因此，世界历史不存在先验中心。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区域性的、狭隘的民族历史通过普遍传播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整体性的世界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周游世界,实现资本无限增值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肩负着实现世界历史性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和完善补充了马克思探索唯物史观的过程。马克思早期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成果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晚期的探索成果集中在《人类学笔记》和《蒂凡尼早餐》中。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虽然分散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但它仍然是一套内容丰富、逻辑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对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认为“世界史并不总是存在于过去，但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3]28可以看出，马克思所写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并非总是如此。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它是指在大型资本产业的出现和各民族国家之间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等级资本主宰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有民族和生产力低下的国家都难以突破地理环境的自然屏障。因此，所有民族和国家都相对孤立和封闭关闭状态。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以蒸汽动能为核心的蒸汽机被用于工业生产。大型机械工业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资本扩张引发的交通革命为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行提供了基础。民族间的隔离被打破，狭隘地区的民族史开始向世界整体史转变。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第一次创造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的需求得到满足，这些国家的每个人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除了过去自然形成的封闭状态”[2]114。

在探索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的过程中，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彻底立场，从现实的人的实践中考察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以大工业社会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间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自然力进行工业生产，利用机器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两种劳动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认识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分工是城乡分离。”104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商业贸易和竞争的普遍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要求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地域限制，开拓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促进了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创新，加剧了国家间的商品竞争，进而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加深了普遍性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相互依存，世界已成为一个扁平的整体，历史正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力、分工和通信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通讯方式以及通讯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消除得越彻底，历史就越会成为世界历史。”88

马克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得出结论，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必然是共产主义。首先，资本的扩张性促使资产阶级改善了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商品出口逐渐被资本出口所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和私人拥有生产资料之间的基本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这一世界性矛盾只能通过一种更高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来解决。第二，社会化分工和工作的普遍发展LDWO交流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交流成为世界交流，以大工业为基础，只有当所有民族参与竞争斗争时，我们才能维持创造的生产力。”“[2]108最后，在创造世界历史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世界无产阶级。竞争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使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失去了民族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仍然保持着其特殊的国家利益，但大工业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国家中都有相同的利益，国家的特殊性被消除了。这是一个真正与整个旧世界分离和对立的阶级。”[2]114-115“无产者中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保护。因此，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应该通过共同的有意识的斗争来实现共产主义，然后解放全人类。

历史上，有一种现象，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某一理论在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往往显示出其内在的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如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其时间价值并没有消失。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反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交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作用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视野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宽广情怀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哲学旨趣”[4]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一种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关系、工业条件、商业条件、农业条件和交通条件推动的。可见，马克思把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作为人的解放的前提。只有生产力和通讯的全面发展，社会化分工的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现实的人”才能实现从国家区域存在到世界历史存在的转变。另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来看，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和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没有其他联系。”276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人民独立取代了人民对人民的依赖，而人的发展和解放则受到资本异见势力的制约。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向世界历史完全转化的程度是一致的。通过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消除人的异化和片面的经济基础，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是其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摒弃了生产关系下人的异化，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依靠人民谋发展，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历史的深刻现实内在地表明了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在中国发展和参与全球分工、扩大世界市场的现实背景下，实现了人类地域生存向世界历史生存的发展。

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交流。在他的著作中，马克思经常使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等词来阐明交流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动态作用。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和大工业为特征的社会化生产不断发展,分工逐步成熟,，资本的扩张性促使资产阶级突破地域限制，通过日益完善的交通工具和对外交往，开放世界市场。于是，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普遍传播，历史上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形成。“物质生产也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已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此，世界文学已经从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中形成。”634马克思认为，生产全球化和普遍交流的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打破了地域限制，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你有我、我有你的文化格局马克思笔下的世界文化不是一种独立于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由民族文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现象。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中。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利益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随着两极格局大学的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加速发展。从物质交换的角度看，在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指引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其技术和金融优势，挤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顺差，进一步加剧世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各种全球性问题和现代性困境层出不穷，迫切需要各国际行动者加以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实施普世价值等文化霸权，动摇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的“最后晚餐”的批判和审视，“这是一个从历史、时代和人类的高度真正思考全球化未来趋势的“建设性计划”。[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阐述的普遍物质交流与合作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国家间荣辱相依的现实背景出发，主张加强国家间的物质交流与合作，构建无冲突、无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分享深化物质交流的发展经验，寻求各国利益的最大公分母，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关于民族间精神交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其实质是正确的在理论阐释中突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各民族、各国家的精神交流，倡导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相互学习超越文明冲突，共存超越文明优势。指出，“没有优劣文明之分，只有特色和地区”[7]544。文明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多样性。不同的文明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智慧。人类未来共同体思想坚持“每一种美都有它的美，美美与共”对人类文明繁荣的理论阐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交流，形成了人类社会文化格局的延续和发展“你有我，我也有你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而且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建各国交往关系提供了理论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695因此，马克思从现实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开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神秘面纱，实现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革命性变革本体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从社会化大生产和普遍传播发展的实践逻辑出发，阐述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是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不仅为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精髓，而且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回响。全球化构建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新的全球问题。一方面，随着资本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和生产、分工、消费的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形式的国际垄断组织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扩大了国家间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人类社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核扩散和人工智能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人类分享了自己的命运，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基于世界历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充分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提出了建设具有现实紧迫感的社区的时代命题。一方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叙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通过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念改善了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通过改变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领导的缓慢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作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和未来社会发展世界图景的历史中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现状的合理回应和深刻反思，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的必要把握和逻辑延伸。

[1][德国]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大学，1995年。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大学，1995年。

·

[4]田鹏颖。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