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意识论文篇1
1.2SP800-50
2003年10月NIST推出的SP800-50标准，它在SP800-16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机构资源的安全性，特别强调在IT安全意识培养和培训项目的整个生存周期中的4个关键步骤：（1）安全意识培养和培训项目的设计。做机构范围内的需求评估，制定和核准培训策略。为了支持机构已经设立的安全性培训目标，这一策略性的计划文档还需确定所要实现的任务。（2）安全意识培养和培训材料的开发。集中讨论了可利用的培训资源、范围、内容以及培训材料的开发。（3）项目实施。阐述安全意识培养和培训项目的有效沟通和实施，提出传送安全意识培养和培训材料的可选方式（如基于Web、远程教育、视频、网站等）。（4）项目实现之后。就保持项目的通用性和监控其有效性的问题给予指导，描述有效的反馈方式。SP800-50标准讨论了用于管理安全培训项目中的集中式、部分分散式、完全分散式3种比较普遍的模型。（1）集中式。所用责任都集中于核心的权威人士（如IT安全项目经理）。（2）部分分散式。培训方针和策略来自于核心的权威人士，但是实施的职责被分散。（3）完全分散式。只有方针的制订属于核心权威人士，而其他所有的任务均被委派给机构。模型的选用应基于项目的预算、资源分配、组织规模、任务的一致性以及整个组织的地理分布。
2NISTSP800-16的版本演变过程
1998年4月出版的SP800-16第一版首次提出IT安全连续学习统一模型，并设计基于角度和表现的培训模型。该模型按政府工作人员的职能将受训人员分为6种角色，即管理人员、采购人员、设计与开发人员、操作人员、检查测评人员以及普通使用人员。模型针对这6种角色设计了3个基本的培训领域（法律和法规、安全项目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安全），并为此设计了安全培训课程框架，提出了培训有效性的评估方案。2009年3月NIST了SP800-16的第一次修订草案。一是明确信息安全培训职责，即对涉及信息安全培训的机构领导、首席信息技术执行官、高级机构信息安全官、管理人员、培训设计专家、对信息安全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员以及用户等7类人员的职责划分。二是在信息安全培训课程的学习层次上强调知识水平的连贯性。三是对第一版的基于角色的培训提出了一个教学设计模型，即针对政府人员的信息安全需求，依次进行需求分析、课程设计、课程开发、培训实践和教学评估等五大环节，这使得信息安全的培训可以迭代改进。2013年10月NIST了对SP800-16的第二次修订版本草案，这次修订中首次提出了网络空间安全培训，因为美国2010年4月启动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教育计划》（NationalInitiativeofCyberSecurityEducation，NICE），该计划旨在通过促进教育和培训来改善人的网络行为、技能和知识，从而增强美国整体的网络空间安全。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已着手于将网络空间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上来。2013年版的改动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信息安全意识的培训应当在网络空间的背景下进行设计；二是在信息安全培训的目标对象中加入了对重要信息技术和网络空间安全负有责任的政府工作人员；三是对信息安全培训的评估体系进行了细化，即明确提出了评估培训的4个目的。不到半年时间，NIST再次了SP800-16的第三次修订草案，这个版本改动较小，主要是在信息安全培训的组织责任中加入了网络空间培训管理员/首席学习执行官。其职责包括：一是确保培训教材针对具体人员进行设计；二是确保培训教材对目标人员的有效性；三是为信息安全培训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四是对信息安全培训教材进行及时更新；五是重视培训效果的跟踪和汇报。
3NIST特别出版物版本演变带来的启示
纵览美国历时17年对信息技术安全培训指南的修订过程，其发展特点如下：首先，该指南进行了顶层设计，即提出IT安全连续学习统一模型，设计基于角度和表现的培训模型，对需要接受信息安全培训的目标对象进行角色划分，按照角色需求从法律法规、安全项目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安全3个领域进行课程设计，初步提出了课程的评估框架。此后的3个版本都是在该体系结构下，从角色划分、培训领域和课程评估方法等3个方面进行充实、完善。其次，该指南具有可扩展性，即该指南的最初版本就设计了连续学习统一体，为培训对象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后，如何满足其信息安全的知识结构留下了足够的学习空间。第三，该指南的实时更新性，即结合信息安全领域的新技术，对培训目标对象和培训课程进行实时更新。如在美国NICE计划颁发之后，指南很快在培训环节增加了对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培训内容。目前，我国的信息安全教育工作主要侧重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对涉及使用信息系统的广大普通用户的相关信息安全常识的教育重视不够，更确切地说，对公众的信息安全常识教育的计划和实施体系尚未建立。我国有关部门应该参照NISTSP800-16和SP800-50出台适合我国国情的有关信息安全常识和培训纲要的规范指南，以便完善我国的信息安全教育的完整体系，推进提高全民信息安全意识和技能的工作，为构建我国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供人员安全素质方面的基础保证。
安全意识论文篇2
由于煤矿生产是在井下进行的，条件十分复杂、恶劣，因此随时有可能发生一些无法预料到的安全隐患，所以必须要求在井下工作的职工要具备较强的安全意识以及较高的安全操作技能。为了能够提高职工的素质，最重要的就是进行教育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需要结合职工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层次、分工种以及分级别的业务知识培训。分层次所指的就是注意职工的文化程度和技术知识掌握的程度，将他们的程度分为三类:好、中、差，通过分类所讲解的内容和方法也应各不相同，“好”的职工就要多讲一些理论，而“差”的职工则要多说操作，还要结合实物来讲解。对于分工种，就是要对各个工种的职工进行分别的、有专业特色的培训，能够做到只要经过培训了就可以用得上。剩下的分级别指的就是要根据职工的技术水平来进行培训，必须要有层次、有重点、有实效性。还有，煤炭企业需要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强化职工的安全意识教育，从而营造出安全的氛围。可以利用一些比较重大的活动日来广泛地展开安全宣传教育的活动，从而在所有职工中能够形成一种大的安全观，使得安全意识在每一个职工的思想中可以根深蒂固。另外，利用一些班前会和学习会这样的会议来进行安全意识的宣传，在会议上必须要向职工清楚地讲解安全和生产、安全和效益、安全和发展、安全和家庭幸福之间的关系，必须要让职工认识到违章是可耻的行为，只有安全才是光荣的，这样做就能够强化职工的安全意识以及安全责任心。企业还要运用一些历年来发生的安全事故和身边的事故来教育职工，多编制一些在安全事例方面的书籍发到职工们的手中，或是将真实的事故案例制作成漫画贴在安全事故宣教室的枪上面，还可以通过各种学习的时间来对职工进行事故案例的教育，让一些职工上台讲述安全故事并分析一些安全案例，对在自己身边发生的案例进行分析和总结，从中可以吸取教训，或是让违章的职工亲自来教育，让听众能够感同身受，加强警示的作用。
安全意识论文篇3
1.课堂教育理念落后，教育创新乏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缺乏创新，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节。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采取“一刀切”的教学法，缺少个性化教育，导致不同学生群体难以用自己的方式和思维接收到有针对性的、能够解决思想实际问题的教育内容;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实质不了解，以职业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代替理想信念教育，出现少讲或不讲的现象;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能准确地把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内容，只会讲空话、套话甚至假话，使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课堂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2.社会实践教育重视不够，落实不到位目前许多高校在实践教学的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没有充分认识到课外活动实践的重要性，没有具体的实施大纲，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配套制度，考评和监控机制更是处于空白阶段。一些地方、部门和高校领导存在着片面的政绩观，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属于“虚功”，没有完善合理的活动机制和科学管理方式，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的实践教育越来越边缘化，使教育者产生了一种应付的心态，导致实践教育陷入了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可以不要”的尴尬境地。
3.队伍建设机制不完善，运行不协调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的建设上，有些高校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建设不够重视，缺乏具体的措施和明确的规划，一些高校有意压缩队伍编制，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待遇过低，教育队伍工作条件改善、职业培训深造、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制度不到位、不落实，使从事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人员积极性不高，教育资源严重流失和浪费。
三、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挑战
1.西方“西化”阴谋不断渗透，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搞“人权”外交，无非是想以虚构和捏造等伎俩在国际上给中国制造舆论压力，以此来混淆国内不明真相的人的视听，达到动摇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险恶目的。宗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敌对势力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千方百计地用宗教渗透的方式，在我国新疆和等地是备受敌对势力“关注”的地方，煽动教徒和部分群众寻滋闹事，破坏社会安定，极大地冲击了人民的思想武装，更给众多无辜百姓造成了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2.信息网络化对意识形态传统功能的弱化在信息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从网上获取和信息，网上信息的这种共享性，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落差越来越小，教师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难度却越来越大。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现象使年轻一代垄断了网络的话语主动权，他们不再简单地按照教育者制定的目标去获取知识，而是“运用自己的判断力，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再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网络上那些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不良信息就有可能被大学生认同接受，进而达到侵蚀国家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成果的目的。
3.社会转型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挑战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社会转型期出现了新问题和新矛盾，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巩固和提升带来了重大影响。例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状导致了贫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失业与就业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们的社会心理失衡等，这些突出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人民对社会失去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丧失了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基。
4.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选择，也必将面临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深入，包含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技术和知识，已经在我国大面积扩散和加速流动。当前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备受冷落，国富民强、八荣八耻的传统观念渐隐渐退，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日益匮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立世精神已成空谈。因此，我们必须竭力捍卫民族文化的个性和根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以国为重的文化传统，充实及适应文化全球化，又保持鲜明民族个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
四、加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途径
1.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不断增强其吸引力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强化大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是课堂上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切入点，是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因此，教师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注重把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阐述，善于将教材中的理论观点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用社会热点问题导入课程内容，以激发学生听理论课的兴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讲授、理论灌输是必要的，课堂讲授必须随着学生情况的变化不断创新。
安全意识论文篇4
电网调度是对电网运行进行组织、指挥、指导和协调，使电网安全、优质、经济运行的一个机构。随着电网的不断扩大以及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调度事故所造成的影响也日益增大：调度班组做为电网运行操作和事故处理最直接的指挥者，其安全管理工作的好坏，对电网的安全运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笔者总结多年来在调度安全运行方面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影响电网调度安全生产的因素，并谈谈对调度班组安全管理方面的几点看法。
1影响电网调度安全生产的因素
1.1调度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具备较强的工作责任心，是搞好调度工作的必备前提。实际工作中就有少数调度员缺乏责任心，习惯性违章现象不断出现，存在着使用调度术语不规范、凭经验、靠主观判断，造成误下令。
1.2调度人员业务水平和心理素质差。调度员不熟悉电网设备的有关参数、母线结线形式、电网运行方式、二次设备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的整定方案和工作原理等，以致误调度。特别是处理事故时，不能做到忙而不乱，惊而不慌，不能正确判断，果断处理，造成处理不及时或不当，使事故扩大，延误送电。
1.3对调度操作管理制度执行不严，不严格执行“两票”制度。在实际调度工作中，存在对调度操作指令票马虎应付或操作完毕后有空再补填的现象，有的工作票的工作许可及工作终结手续不清，易造成误下令、误送电事故。
1.4交接班制度执行不认真。调度人员未严格遵守调度规程，交班人员未把电网的运行状态、设备的缺陷交待清楚，接班人员在接班后也没有认真了解情况，及时掌握电网的运行状况和设备缺陷，特别在一些大型操作时最容易交接班不清，极易造成误下令。
1.5调度人员与变电站运行人员之间缺乏沟通。因当值调度员与运行人员之间的联系基本上为单渠道联系，随着当前电网网架的不断复杂、运行方式的灵活多变，在工作量大、操作任务比较繁重时，运行操作人员与调度员之间如果缺乏沟通就容易发生运行人员对调度员所下的令不理解就盲目操作，继而引起误操作的严重后果。
1.6班组安全活动没有定期开展或流于形式。高质量的班组安全活动能有效地引导安全生产，形成良好的安全氛围，它不仅是对上级安全生产文件的学习过程，也是调度员提高安全意识，自觉培养安全生产自我保护意识的好途径，对安全生产具有指导意义。
1.7有关电网技术资料管理不完善。班组基础管理存在漏洞，新设备的技术资料、继电保护定值单、电网运行方式安排和联系单、以及有关设备的一、二次图纸资料等管理不到位，未及时提供给调度员学习参考，使调度员在调度工作中缺乏依据。
2做好调度班组安全管理工作，要从加强调度人员的安全素质管理、调度运行操作管理、调度技术资料管理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班组安全生产的管理机制，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1加强调度人员的安全素质管理。提高调度人员的素质是安全管理的根本，抓人员的安全素质要三管齐下。
2.1.1加强思想教育，强化安全意识。在加强电网调度管理的同时，也应把思想教育工作贯穿到每一个环节，要求调度员始终牢记“精心调度，精心运行，超前发现，快速反应”的十六字精神，养成重视电压等级较高的主电网操作，也不轻视电压等级较低的小电网操作；既重视复杂的操作，也不轻视简单操作的良好习惯。
2.1.2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将完成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与经济利益挂钩，建立细致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能更好地提高调度员的工作责任心可采取以下两项措施。
2.1.3定期开展班组安全活动，务实安全基础，班组的安全活动是提高职工安全意识的手段。调度班组要从提高安全活动的质量和效果着手，使安全活动工作长期化、制度化。与生产紧密结合不流于形式，真正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2.2加强调度运行操作管理。是防止误调度、误操作事故发生的关键，要把好调度安全关，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2.2.1调度工作要流程化、规范化。并严把“五关”。即：申请单各项内容填写的规范关：一、二次设备运行方式安排的合理关；安全技术保证措施的完备关；调度指令票拟写的审核关；调度下令的监护关。把住了这五关就把住了调度安全操作的基础关。
2.2.2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特别是“两票”制度，杜绝调度“三误”的发生。应做到调度命令三坚挣坚持调度命令的预发制、坚持调度术语的规范化、坚持调度命令复诵制。
2.2.3加强技术培训，提高业务水平。调度班组是集电网各专业的综合班组，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不断应用，电网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对调度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2.2.4熟悉各种反事故预案、做好事故预想。定期开展反事故演习。随着近两年地区电网负荷跳跃式的增加，季节性、结构性的缺电使电力供应严重不足，面对这种形势，调度员要十分熟悉并掌握在电网出现严重故障时处理方案，避免地区电网全面瓦解、崩溃。
3结束语
安全生产是电力企业的主旋律，是调度班组安全工作的永恒主题。笔者认为在当前调度班组的工作量随着电网的快速发展而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做好调度班组的安全管理工作只有通过健全的制度，严格的管理，先进的方法，有力的措施以及全体调度员的共同努力，才能使调度班组的安全管理工作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郭一华.电网风险控制方法[M].2003.23（5）.8~11.
安全意识论文篇5
一、在班组安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错误思想
1.认为班组只要按照上级的要求，抓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就行了，抓安全文化建设是多此一举，班组搞安全文化没有多大必要。这种认识是没有看到安全文化建设对班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作用。因为通过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可以营造安全氛围，宣传和传播安全知识，增强职工的安全观念，把安全作为生活与生产的第一需要，自觉地保护自己和他人；通过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可以牢固掌握应知应会的安全科学知识，学会安全技能；通过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可以实践、开发和创新班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由此可见，加强安全文化建设与抓好班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是一致的。
2.认为抓安全文化建设是上级领导和机关的事，与班组关系不大。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显然，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中，上级领导和机关负有重大的责任，但这不等于说班组应该负有的责任可以放弃或减轻了。因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归根到底要落实到班组，落实到每个职工，只有班组的安全文化建设加强了，整个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才会有牢固的基础。更何况安全文化建设具有层次性的要求，只有破除“上下一般粗”的做法，形成各自的特色，才能保持企业安全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3.认为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只是抓虚的，不是抓实的，是物质条件不足以用精神来弥补。这也是一种错误认识的表现，安全文化即人类安全活动所创造的安全生产和安全生活的观念、行为、物态的总和，它包括安全精神文化和安全物质文化。作为班组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要抓安全精神文化建设，向职工灌输安全理论，增强他们的安全观念，组织职工学习安全技术知识和安全规章制度，提高职工的自我防护能力，规范职工的安全行为；另一手要抓安全物质文化建设，配齐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工器具，完善各种安全设施，改善作业环境。可见，加强班组安全文化建设，不仅要务虚，而且要务实，应使安全精神文化与安全物质文化共同进步，协调发展。
4.认为班组安全文化建设这个题目太大，应达到什么标准不好把握。实际上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标准与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的标准是一致的。比如，在安全目标上，应实现控制未遂和异常事故发生，实现事故零目标；在安全教育上，应实现教育内容、时间、人员和效果的四落实；在安全防护上，应做到劳动防护用品、用具齐全；在作业环境上，应实现隐患和危险处于受控状态。同时，要坚持改革和创新，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探索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新做法。
二、班组安全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安全文化建设的内容如下：(1)安全生产方针政策；(2)安全法律法规；(3)安全规程制度；(4)现代安全管理；(5)安全教育；(6)安全措施；(7)安全减灾；(8)安全效益；(9)安全道德；(10)安全环境。
三、班组安全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
1.发动职工制定加强班组安全文化建设的规划。加强班组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应从现在抓起，做出艰苦的努力，因此，班组要结合具体实际制定长期建设规划和短期打算。重点内容的确定应有针对性，应注意加强班组安全管理工作的弱项。
2.要把安全文化建设与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决不是离开班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另抓一套，而应该找准切入口和结合处。应从基础抓起，让职工了解什么是现代安全文化，什么是建筑安全文化建设及建筑企业现代安全文化包括哪些内容，怎样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安全意识论文篇6
2加强煤矿安全培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
2.1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培训通过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的教育培训，从而提高员工的安全法制意识，增强员工依法生产的自觉性。如《安全生产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教育培训，并且可以通过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竞赛等多种方式来进行教育，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作为指导方针。在实际生产中将“安全”放在第一，对安全生产管理要做到谋事在先、事前控制，也就是对生产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前做好防范措施。而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意识，就是最有效的防范措施。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司安全管理制度，让员工知晓和明确，自己在安全生产中所要承担的责任，以此来约束员工在煤矿生产中的实际行为，不断增强员工的安全责任感，以此加强员工的自我保护防范意识，最大限度的防止因违反劳动纪律、安全规则而造成的人为事故。
2.2安全技术和安全技能培训加强员工的安全技术和安全技能的培训，以此来强化和提高煤矿一线职工队伍的业务素质。一是通过培训让员工熟练掌握安全操作规程，尤其是针对煤矿开采这一高危行业，员工必须逐字逐句的背诵煤矿开采操作规程，熟练掌握煤矿开采中各项工艺流程和操作方法，相关设备的性能和潜在危险。尤其还要着重讲解违反劳动纪律、在煤矿开采中的习惯性违章操作的主要表现。二是加强对员工的实际操作训练，要让员意识到，岗位安全操作流程是从业人员工作的准则、行动的指南，在煤矿的开采中必须按照相关规程来进行，不能仅凭自己的经验来进行煤矿开采。同时还要加强员工的应急处理、应急救援和自我保护知识的培训，在煤矿开采中一旦发生事故可以沉着应对和正确处理。
2.3安全意识的习惯养成安全意识的培养，这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积累的。根据调查发现，人们日常活动的90%来自于习惯。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常常会出现这种意识，如果在生产现场中出现违规操作，而又没有及时的对其进行制止和处罚，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很可能出现盲目跟从的现象，并产生“大家这样做都没有问题，我这样干也不会出现问题”的思想意识。如果这种意识和心理长时间不能够得到纠正，就可能出现群体违章或群体伤害的。从大量的煤矿事故中可以发现，不但违规者本人的安全技术、行为习惯和心理状态存在侥幸心理，思想放松警惕，自认为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同时也可以发现违规人员身边的人也会产生这种侥幸心理，安全意识不强，出现盲目跟从的现象。员工思想意识上出现这种“从中心理”，究其原因也是因为缺乏安全意识。因此，要长期的开展安全培训，对员工进行安全行为习惯的培训，从而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
2.4亲情和责任的教育每个人都有割舍不下的亲情血缘关系，明确自己对亲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明确作为一名企业员工应该承担的义务的职责。不幸和灾害通常就发生在短暂的一瞬间，就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就因为自己的漫不经心，就因为自己所存在的侥幸心理，最后带来的就是生与死、血与泪、残和缺的教训。一旦出现事故，不仅使自己造成伤害，还会对亲人带来痛苦。所以，在煤矿开采中，决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开玩笑。为了亲人、为了责任，于公于私员工都应该提高安全意识，将安全放在心中第一位位置，严格按照相关操作流程进行煤矿开采，从根本上杜绝事故的发生，避免因事故给人们带来的惨痛教训。
2.5先进经验和事故案例教育先进的经验是从长期实践中得来的，是人们的智慧结晶，也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事故案例是人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在进行员工的安全培训时是最有说服力的反面教材。首先为员工普及和推广有关煤矿安全开采的先进典型案例和先进的经验，见贤思齐，会使员工产生一种向榜样看齐的思想，并赶超目标，从而有利于形成一个人人讲安全、个个守安全的的良好气氛。同时，还要对员工进行煤矿事故案例的教育，一是要分析煤矿事故产生的原因，事故责任的确认和划分；二要让员工了解到事故发生的危害，特别是在煤矿开采中，事故的发生直接对工作人员的生命带来威胁；三是对不利于煤矿安全生产的条件下要怎样的及时整治，怎样及时的采取有效地安全防范措施。通过事故案例教育，让员工看到事故给人们带来的惨痛损失，通过血的教训，来提高员工的警戒，进一步加强员工的安全生产自觉性。从而提高全体员工的煤矿开采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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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全意识不强我国建筑领域的安全事故
出现了迅速增长的趋势,不但严重影响了建筑企业的效益,还为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素。安全意识淡薄的主要产生原因有:一方面,在成本和投入的影响下一些企业忽略安全生产的规范,片面降低建筑生产和管理的主要成本,不按安全操作的规范和流程进行建筑施工和工程作用,这会出现安全隐患的增加,并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安全事故。另一方面,建筑施工难度增加的前提下安全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当前建筑施工的复杂程度和危险程度正在呈现倍数增长的情况,而很多建筑企业没有对安全予以应有的重视,而是沿用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这会造成在复杂的建筑施工中和困难的项目建设里出现严重的安全隐患,进而出现重大的安全责任事故。
2解决建筑管理工作的主要方法和措施
2.1建立市场化的建筑管理体系
在建筑管理工作中应该以管理者和决策者为重点,建立建筑管理的体系与机制,使建筑管理的各项工作有落实的基础,让建筑管理具体问题有贯彻的可能。应该结合建筑管理人员的职业成长,推进建筑管理人员素质提升的培养工作,将每位建筑管理人员看做是可发展和可进步的主体,打造一支高素质、高能力、高效率的建筑管理团队。要发挥体系的领导与监督作用,以监督来促进建筑管理体系的全面落实,掌握建筑管理的方向和要点,突出建筑管理的环节、细节与重点,进而确保建筑工程在落实质量、进度的基础上,得到更为科学的控制和管理。
2.2促进现代化建筑管理人才的培养
要树立建筑管理人员的正确发展与成长观念,以建筑管理人员的具体工作为突破口,以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培训机制为平台,通过有效奖励和多重促进的措施激发建筑管理人员自我成长的积极性。要加大建筑管理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敢于在培养工作中增加资金、技术和政策的投入,真正使建筑管理人员走向专业化和专家化的道路,做到对建筑管理工作发展人力与资源上的支撑。
2.3提升建筑管理工作中的安全意识
安全是建筑管理工作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建筑管理工作的主要目标,要在建筑管理工作中随时随地保持对安全的重视。应该确立安全第一的思想与认知,落实建筑管理工作中安全方面的要点,通过有效地预防和严格的管理实现建筑总体的安全。应该针对建筑管理工作的实际对安全问题展开全面的治理和强化工作,通过宣传教育落实建筑管理安全工作的方针与正常,以严格的测评与考核强化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从根本上做到对建筑安全的本质性把握和保证。
安全意识论文篇8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者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安全概念以来，意识形态安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1999年，夏保成在其专著《国家安全论》中提出：“国家的安全，就是构成国家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安全。这种安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国家肌体的安全、环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这三个方面的综合，就是发展的安全。”他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2003年，陆忠伟出版他的专著《非传统安全论》，把意识形态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种形式加以研究。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观点有：
田改伟在《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的《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道德安全、政治信仰安全和安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任务。
冯宏良在论文《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合法性信仰，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安全在根本上体现为人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内在价值主张的高度认同和自愿践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社会意识形态的选择免受外部的干涉和侵犯。
徐稳在其论文《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集团、政党或者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生存和发展免受危险或者威胁的状态。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会在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化趋势下而逐渐弱化或者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
杨化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中提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讲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保持意识形态在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指导地位。”
张倩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角度把握，在《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确保新疆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讲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主体意识形态安全，即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
黄建明、杜阿奇在论文《积极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中，从安全的字源意义来界定意识形态安全，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威胁的相对稳定状态。
王水雄在《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所谓不安全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危机），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则反之。”这是从功能角度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强调意识形态安全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综上所述，学术界分析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思路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从结构角度进行剖析，一种是从功能上进行概括，一种是从成因上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这三种思路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从意识形态自身的结构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能够保持自身结构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意识形态功能的角度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能够正常发挥其功能；从意识形态安全的成因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没有受到外在因素的威胁，没有危险。这三种观点虽然都反映了意识形态安全的某一个方面的特征，但都不严谨。结构分析突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稳定性，把握住了意识形态安全的静止状态，但意识形态安全的结构要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机械的关系。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往往是从价值观的变化开始的，然后涉及到思想道德层面，最后反映到哲学层面。功能说突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动态特征，但未能反映意识形态安全内在结构的变化。成因说把意识形态安全置于社会环境中考察，但忽视了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结构因素。
综合上述三种思路，笔者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作如下界定：所谓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能够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保持自身结构的相对稳定，抵御面临的内外威胁，发挥正常功能。所谓结构相对稳定，是指形成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这些要素组成完整的体系，能够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愿望。所谓功能正常，是指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大众具有价值导向、人心凝聚、行为引领等功能。所谓有效抵御外来因素的威胁，是指意识形态克服异质思想文化的侵蚀，体现自身的性质，与经济基础一致，免受威胁。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特点
（一）前导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前导性是指，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意识形态危机往往是国家安全危机的先兆，国家安全问题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
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意识形态安全处于基础性地位，它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稳固。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权息息相关。为了颠覆一个政权，敌对势力一般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正如指出的，“凡是要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的丧失，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开始的。当整个社会对意识形态认同发生严重问题，意识形态丧失对社会的价值导向、人心凝聚、思想统一等功能时，就不仅是意识形态危机，同时也是政权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领导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动摇了苏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员思想一片混乱，许多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纷纷退党，预示着苏联陷入了深重的社会危机之中。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就准确地预计到，苏联可能分裂。
（二）内隐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内隐性是指，无论就意识形态危机的成因，还是就意识形态危机的表现状态而言，都内隐在人们的思想、精神、精神中，不像军事安全那样，显明地呈现出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
意识形态安全起因于人们的思想、心理、情感等精神方面的变化，敌对的双方，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最终都要影响到对方人民的精神，而引起精神发生变化的成因，是内隐的，不易被人们察觉的。当然，这种内隐并不是绝对隐蔽的，是可以通过细心观察可以感觉到的。
意识形态危机的表现状态也具有内隐性。1957年8月，美国前总结肯尼迪曾预言，在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之下，苏联“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由于自顾不暇而将停止其侵略行动”，最后“由于发现他们已吞下自己消化不完的东西”而放弃与美国的竞争。一语成谶，肯尼迪的预测被剧变的结局所证实。他所说的“吞下自己消化不完的东西”，是指苏联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信仰，但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苦果已经生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意识形态危机状态是隐性的，不像军事危机那样明显，往往隐蔽在人们的心里。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问题时，往往表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混乱，而不是首先表现为直接的意识形态危机。统治阶级一般总是把精力用来解决经济与政治问题，而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意识形态安全的间接性，使得统治阶级经常对意识形态危机浑然不知，当他们意识到意识形态危机时，意识形态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三）渐变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渐变性是指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发生、发展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的巩固都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一般来说，军事危机的产生具有突发性，会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统治阶级在军事危机时，能够迅速动员社会力量消除这种危机。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它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并不完全同步，有自己内在的发展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但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独立性与反复性。从根本上说，社会意识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受到社会思潮、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复杂影响，意识形态的变化经常会出现时进时退的现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期的量变过程之后，才会发生质变。无论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产生、发展，还是巩固意识形态安全，都将经历一个渐变的曲折过程。
（四）全局性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这一论断揭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全局性意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全局性是指，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因而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思想，而是以思想观念的形式表达统治阶级对利益的诉求，解说、论证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为统治阶级构建社会法律制度提供理论基础。一旦发生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就表明该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严重的社会动乱或社会革命很可能就要到来。前苏联在解体前，许多人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全盘否定苏共领导人以及苏共历史，整个社会失去了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陷入全面的混乱之中。这些乱象表明，苏联解体已经不可避免。令人感叹的是，苏联共产党有70多年历史的，上千万名党员，当巨大灾难发生时，竟然没有一人出来捍卫苏联共产党！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危机一旦发生，其对社会造成的灾难，很可能远远超过军事危机。
参考文献：
[1] 夏保成.国家安全论[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9.
安全意识论文篇9
【关键词】提高对大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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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提高对大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大张旗鼓地宣传安全教育与管理的重要性， 师生员工必须绷紧安全这一根弦，充分认识到安全重于泰山的含义和意义，学校必须至少开好四次安全会议， 学期初、末都必须讲安全问题，各系在学生干部会议上和全体学生大会上必须时刻叮嘱学生注意安全。第二， 形成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的网络。学校必须有一名领导主管全校的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各系部必须有一名领导主管系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系学生分会必须设立安全部，各班必须有一个安全委员，各寝室必须有一个安全员。第三，建立学生安全协会和大学生安全教育基地。学生安全协会主要是传播安全文化， 宣传安全知识，组织安全学习，参加安全实践，调查安全隐患，反映安全问题，研究安全理论。通过安全协会召集热心安全宣传的同学，通过会员去影响和带动其他同学，形成讲安全和重视安全的氛围。在农村或城市社区建立大学生安全教育基地，通过“基地”平台去教育和影响社会上更多的人，形成讲安全的习惯和优良传统，从而保证社会安全和谐。第四;让安全知识、安全思想进教材、进教室、进大学生大脑。所有教师都有责任向学生宣传安全知识和安全思想， 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认真负责地讲解安全知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应独立安排一章安全观(安全基本理论)，具体阐述大学生应具有的安全意识、安全意识缺失的表现及原因、大学生安全素质等。大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针对性。全社会都在重视安全问题， 但是大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既不同于中、小学生、幼儿园安全教育与管理，也不同于农村、城市社区居民的安全教育与管理， 同时也不同于其它生产部门的安全教育与管理。大学生是有理想、有文化的一代青年，在安全问题上也很容易麻痹大意，其中主要表现是:1、有理想但缺乏理智，办事凭感性、感情，情绪好，做事就放心、安全；情绪坏，做事就出乱子、不安全。2、有文化，但缺乏细致，不全面，办事粗心大意、丢三掉四。3、大学生有朝气、有活力、有胆量，但易冲动、易走极端、易产生心理问题。大学生虽属于成年人，但处于不明世事的幼童和经验丰富的中老年人之间，他既打上幼童不明世事的痕迹，又有中、老年人的一些经验。幼童靠成年人照顾、帮助，中老年人靠经验处世，而大学生正好缺乏中老年人的经验又缺少父母的照顾和帮助。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管理要突出其文化内含，着重于安全情感教育和安全渗透教育。只有用情感和渗透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管理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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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意识论文篇10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ownership of China's socialist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safe construction work brings strong shock.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control is facing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lso is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task to incumbent party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twork new media background and security a major change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and environment， showing a strong vitality， transmission is fast， new content and range， influence， etc.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of new media， explore new media network in the new model of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occupation of the new media public opinion to the initiative and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o strengthen the campus education guide and safety regulation in the spread of the new media， to create a positive and healthy campus network culture， in order to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strengthen the cohes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charisma.
【Keywords】 Network； New media； College ideology； The safe construction； Path selection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系列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以来，在讲话中多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着国家政治、文化安全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向和环境。高校作为知识、人才的汇聚地，是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和前沿阵地。基于网络而兴的网站、微信、微博、飞信、QQ、贴吧等新媒体已成为发展最迅猛、影响最深广的强势媒体，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拓展了时间和空间，提供了新的载体，也已成为新的思想文化宣传和政治斗争阵地，通过新的信息载体和传播方式能够引导与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便于强化高校意识形态的教育渠道和方式，同时也给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高校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要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主动权和话语权。意识形态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绝不能跌入“淡化意识形态”的陷阱。因此，探讨网络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加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建设的意义
强调：“意识形态安全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事关中国共产党中心工作，事关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文化、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高校处于意识形态领域前沿，大学生思想活跃、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正在形成和完善中，理想信念尚不坚定，心智尚不成熟，是非观念尚不明确，易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把高校作为西化分化的重点目标，把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作为重点对象，与我们争夺阵地、争夺青年、争夺人心。各种网络信息的交汇扩散，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较量，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对在校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无疑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建设造成了十分紧迫的挑战。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集中呈现，现实社会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相互影响，各种力量与思潮竞相发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异常尖锐，容易影响高校大学生及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思考[2]。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能够有效应对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也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需要。
二、网络新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面临的挑战
1.网络化对高校意识形态主导权及建设工作环境带来了强烈冲击
高校处于互联网发展的前沿，高校师生是最大的网络群体。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网络新媒体具有全球性、社会性、主体性、无形性、虚拟性、隐匿性和无限性，传播方式具有互动性、即时性、便捷性和形象性，教育模式具有开放性、参与性和固应性，使大学生能够通过其充分地表自己的意志和见解，但同时也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异质性”， 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主导性，改变了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网络新媒体的发展扩大了大学生接受信息的自，大学生易于主动地创造、、交流、传播扩散信息，同时也被动地接受信息、消费信息。大学生追求自我、个性化的表达使得个人在意识形态构建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及主体地位大大提升，求证的渠道及质疑能力大大提高，对自上而下的宣传灌输不会轻易接受，不再迷信权威，不轻易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们会听到不同的声音，而开始敢于挑战权威、颠覆传统。不同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冲突与交锋，对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建设是极为不利的，网络新媒体的普及部分消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和感召力[3]。因此，网络化对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环境及主导权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形成了巨大挑战，增大了意识形态教育难度。
2.网络化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管控方式形成巨大挑战
网络成员身份的符号化降低了网民的道德自律和网上行为的约束力，易造成网络言论及行为失范。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和改革发展期，地区发展不均衡，社会财富及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加大等多种社会现实矛盾不断凸显、激化，容易导致社会心态不稳、出现不和谐声音，各种社会焦点和热点问题易被激化。社会事件经网络的广泛扩散和迅猛传播，可迅速成为舆论热点，引发大范围的社会关注，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社会稳定。高校中的大学生思想尚未完全成熟，对网络上的信息和言论缺乏应有的审视和辨别能力，仍易被误导或者理解问题片面化、看待问题极端化，容易感情用事，不够理智、深入和全面，易于主动接受不同渠道的不良信息，对高校网络舆论监管造成很大困扰。随着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面临来自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的挑战，虚假信息的混淆，错误思想的挑战，来自西方思潮的威胁，传播革命的挑战，大学生易被误导或传播不良信息，以致迷失自我[4]。因此，目前网络新媒体背景下如何加强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引导工作环境及安全监管，已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三）网络新媒体对我国高校意识形态的防御能力提出严峻考验
美国知名媒体学者安德鲁・说峦克曾说：“互联网是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5]互联网文化领域已成为西方势力我国进行文化扩张的新战略要地以及意识形态角力的主战场。目前，国内外敌对势力运用最先进、最有效的网络传播手段，对我国实施全方位、不间断的舆论战和宣传战，不遗余力地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进行肆意的歪曲和毁谤，尤其对高校大学生及知识分子当作反华工具，通过敌对网站或是讲座、奖学金、英语辅导、组织出国参观学习等各种网络宣传，对我国大学生进行拉拢，渗透“西方观念”、文化思潮及意识形态，国内外别有用心的少数人，借助政治事件，制造舆论混乱，通过网络骗取大学生的信任，一旦时机成熟，就煽动大学生散布谣言及恐慌信息，甚至鼓动学生罢课、游行、闹事，达到他们所期目的，由此对高校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出现信仰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弱化、舆论导向艰难等现实问题，传统信仰和观念发生了动摇或改变。所有的这一切表明，新媒体时代，对我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理念与方法提出了挑战，我国高校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抵制和防御工作也将变得异常艰巨。
三、网络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建设的应对策略
1.强化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队伍的组织保障
始终坚持党委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监管的绝对领导和核心地位，牢牢把握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提高学校各级领导管理干部及党建、学生工作人员对网络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建设问题的理论研究水平、调查分析能力、洞察预判能力、科学决策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着力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共青团队伍及学生干部骨干培养和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和组织保障，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培养大批专家学者型的“舆论领袖”，加强互联网宣传及大学生思想引领队伍建设，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建设工作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要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魅力，在历史继承中不断整合多元的社会文化思想，创新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以弥散性的方式“吸引”和“同化”纷杂的文化思潮，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及理论自身的大众认同，从而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适应性、创新性与导向性[6]。
2.构建符合大学生认知特点的网络宣传教育体系
强化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建设的教育引导意识和宣传主导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作为新阶段、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旗帜，以理论自觉带动行动自觉。高校应占领大学生新媒体舆论制高点，利用网站、微博、微信、飞信、QQ、贴吧等各级各类网络宣传渠道，弘扬和引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在宣传教育过程中由于参与者众多，价值观念多元化，动机复杂，真假难分的信息会严重地影响了权威声音及主流媒体对主流价值观的疾呼，因此，高校领导干部及思政队伍要有政治敏锐性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顺势而为，高举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大旗，主动地占领新媒体的思想舆论阵地的制高点，了解大学生群体的个性需求、思想动态及关注热点，结合当下的舆论热点及社会事件，采取大学生乐于接受、喜闻乐见、易于认可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掌握微博等新媒体话语权，发出响亮的“主流声音”，宣扬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气，不断加大正面舆论的影响力量。高校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营造 意识形态建设良好氛围[7]。
3.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网络新模式，拓展意识形态建设新阵地
新媒体是网络媒体信息化浪潮的必然趋势，高校要抓住新媒体带来的机遇， 认识并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点，对意识形态从传播观念、体制到内容、方法进行创新，重视网上高校意识形态传播主阵地建设，对微博等新媒体进行科学规划，树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民众”的新媒体传播新理念，构建开放型、参与型和回应型新媒体传播新体制，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8]。创新意识形态管理理念，坚持以生为本、科学引导、服务学生的“人本理念”，坚持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强化监督、依法管理的“法治理念”。高校宣传部门及管理人员要创新话语体系，遵循大学生的心理接受和认知规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抢占和控制意识形态传播的制高点，明晰性，明确地、自信地、理性地向大学生表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特征的国家意志，构建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事框架”、概念体系、语言形式[9]。加强内容创新，将经典理论用新段子表达，将新理论讲好、讲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感、现实性；重视基层党团组织在网络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中的创新作用和骨干作用；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生中的引导力、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4.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监管完善制度保障
高校在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及监管过程中要树立全局意识、政治意识、法律意识、科学意识、创新意识、防范意识，总体把握国内外意识形态趋势，筑牢思想防线，加强网络预警及监控体系，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建立高校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职权责制度、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网上舆情分析研判机制、校园网络安全评估机制，制谣传谣惩处机制，信息沟通制度和理论学习制度，加强审批制度、督导和应对机制等安全建设制度体系，学校党委宣传部门应成立网络舆情监控中心，专门负责对高校内微信、微博、贴吧等网络新媒体舆情的监管，从而对校园网络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控，构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运行机制。构建互联网管理的技术支撑平台和监管体系， 通过技术手段监控网络舆情，对网络新媒体言论中的不良信息进行封锁过滤和监控，严厉打击造谣、传谣及引起社会恐慌者，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主流、主体地位[10]。推动高校网络主流文化建设，弘扬社会正气，使微博等新媒体成为传播积极向上信息和文明理性表达意见的新平台，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阵地。
四、结论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既为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给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建设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高校各级管理者一定要从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和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建设的战略高度，增强做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安全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理性审视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培育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高校应该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把握新媒体舆论规律，用新态度对待新媒体，用新思维管理新媒体，用新的措施建设新媒体，使新媒体成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平台，从而更好地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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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W]，http：///house/tj/2013-11-14/c_118121513.htm
[2]新华网：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W]，http：///zgjx/ 2014-02/28/c _133149243.htm
[3].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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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设中国新文化之管见[N].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07-01
[11]陈正良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0.
[12]..把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EB/OL〕
http：///politics/2014-02/27/c_119538788.htm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安全意识论文篇12
网络文化软实力；影响力；吸引力；引导力；安全力
中国网络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度量国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网络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大小、高低，事关人民网络文化生活的水平，事关文化强国战略和网络强国战略的成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国网络文化软实力主要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网络文化产品吸引力、网络舆论引导力和网络文化安全力。其中，影响力是灵魂，吸引力是根本，引导力是核心，安全力是保障，四者辩证统一，密不可分。随着“互联互通”、“大智移云”的大互联网时代的深入发展，加强中国网络文化软实力研究，对于抢占中国网络文化的制高点和话语权，掌握中国网络文化的领导权和管理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升中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
互联网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各国人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国际互联网无国界，古今中外各种意识形态都能在互联网上呈现与传播。一国的网络意识形态是其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曲折反映与虚拟延伸，一国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其现实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表达和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锐利的理论武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理应成为中国网络的主流意识形态。当前，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呈现一元多样同时并存、主流弱化纷纭激荡的态势。面对严峻的复杂形势，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升中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事关中国网络文化软实力的性质和方向，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须旗帜鲜明地推进马克思主义进网络。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是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着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指导着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发展，是中国网络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旗帜鲜明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网络，既要进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又要进地方重点新闻网站，既要进政府网站又要进社区网站，既要进商业门户网站又要进社交网站，既要进专业网站又要进娱乐网站，既要进PC端网站又要进移动端网站，从而形成以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为主导，以地方重点新闻网站、政府网站为骨干，以门户网站、商业网站、专业网站为依托的中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要及时系统全面地宣讲、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网民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热点问题、敏感问题、焦点问题，引导各种社会思想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抵御西化、分化、弱化，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吸引力，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永不变色。据统计，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亿，微博月活跃用户达2亿，微信月活跃用户超6．5亿，微信公众号1100万，智能手机用户近9亿，69％的用户通过新闻客户端获取新闻资讯。①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两微一端”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必须理直气壮地同网络错误思潮做斗争。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日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交锋、较量、斗争、博弈的主战场，日益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西化”、“分化”、“渗透”、“演变”中国的主阵地。目前，境内外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地培植一些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明星、网络大V等网络推手，试图通过门户网站、商业网站、专业网站、社交网站、QQ群、微信圈甚至反动网站，大肆向我国网民宣扬和兜售民主社会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道德保守主义、网络自由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主义、普世价值、拜物主义、极端主义、公正主义、大国心态、新左派、新儒教、伪科学、宗教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诋毁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抹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人物、杰出人物、先进人物，歪曲党史、国史，否定改革开放成果，对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提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2010－2014年，本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对“网民关注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新自由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深受网民关注，这引起我们高度警惕（见表1）。因此，面对网络各种错误思潮、错误思想、错误观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专家学者、广大网民要敢于发声、敢于交锋、敢于斗争和敢于亮剑，绝不给任何错误思潮、错误思想、错误观点提供任何传播渠道。要理直气壮地唱响网络主旋律，传播网络正能量，讲述中国好故事，营造网络好氛围，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
二加强网络文化产品内容建设，提升中国网络文化产品吸引力
网络文化产品吸引力是网络文化软实力最根本的内容。网络文化产品内容品质的优劣，直接决定着网络文化产品吸引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大小。经过2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网络文化初步形成了以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教育为主要内容产品的产业格局，网络文化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成绩。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6》统计显示：截止到2015年12月，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3．91亿，占整体网民的56．9％，市场销售收入1346亿元；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5．04亿，占整体网民的73．2％，市场规模247．9亿元；中国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5．01亿，占整体网民的72．8％，市场规模约126．7亿元；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2．97亿，占整体网民的43．1％，市场规模达70亿元；中国网络教育用户规模达1．10亿，占整体网民的16．0％，市场规模达1191．7亿元。①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网络文化产品原创力不足、品质不高、传播力不强，从而导致网络文化产品吸引力不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文化产品原创力严重不足。一些网络文化产品同质化、抄袭、仿制、山寨、侵权、盗版等现象时有发生。比如，网络游戏产品的内容与题材同质化、类型化现象严重。一款成功的游戏往往会跟随大量的模仿、抄袭、仿制、山寨、侵权、盗版行为；网络游戏行业反复加工同一IP，游戏题材大同小异、资源浪费严重；游戏厂商依赖市场既有IP，侵权、抄袭与盗用IP行为屡禁不止；部分游戏产权混乱。二是网络文化产品品质不高。一些网络文化产品以传播虚假信息、色情信息、不良有害信息、低俗媚俗庸俗信息来吸引网民；一些网络文化产品以虚假宣传、虚假炒作、虚假广告、暴力游戏、色情艳照、不雅视频、占卜算卦、诽谤中伤、恶搞忽悠、网络攻击、网络等方式欺骗吸引网民。而真正地集民族性、原创性、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批判性于一体的网络文化精品力作鲜少。这些品质低下的产品，严重影响了网民是非观念的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三是网络文化产品传播力不强。就全球网络传播而言，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中新网等部级主要对外传播平台以及百度、腾讯、阿里巴巴、搜狐、盛大等主要商业网站，其全球的传播力、影响力相对较弱。世界网络信息中90％属于英文语系，世界新闻资源约90％来自BBC、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西强东弱”的世界网络文化传播格局没有改变。因此，加强我国网络产品内容品质建设，提升网络文化产品内容品质，任重道远而刻不容缓。如何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化产品内容建设？一是大力实施网络文化精品工程。着力实施中华优秀文化上网工程、青少年网络文化建设工程、网络精品阅读工程、网上实用信息建设工程、网络文化精品创作工程；创作一大批贴近生活、贴近网民、贴近实际、内涵丰富、格调高雅、内容健康、形式多样的网络内容产品，打造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网络文化精品佳作，满足广大网民日益增长的网络文化需求。二是大力培育和扶持网络文化企业，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网络文化骨干企业，挖掘重点网络文化企业亮点，促进网络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三是打造有影响有特色的网络文化网站，巩固壮大网络文化思想阵地。四是要大力培育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领军人才、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和高层次专业人才，为网络文化产品建设提供人才保障。五是加强网络内容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严惩侵权、盗版、仿制等违法犯罪行为，构建健康有序的网络文化创作传播体系。
三坚持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提升中国网络舆论引导力
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成为重大网络公共突发事件舆情发声、爆料、发酵和放大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涉事主体由个人、政府、企事业单位向更广泛领域扩展，给网络舆论导向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课题组以“中国网络舆论状况”、“曾关注的网络热点事件”和“获取焦点热点敏感负面信息来源”为具体指标，调查了解网民对网络舆论的关注度。调查表明，网民对网络主流舆论和负面舆论关注度都较高。就“曾关注的网络热点事件”而言，凡是比较重大的、新近发生的、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国内外重大舆论事件，关注度都较高。就“获取焦点热点敏感负面信息来源”而言，首选是社交网站，然后依次是娱乐网站、政府官方网站、商业网站、国外网站。因此，如何提高网民对官方网络信息平台的可信度，增强官方舆论引导力、话语权和主导权，是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如何提升网络舆论引导力？一是打造和创新各具特色的网络舆论引导新平台、新载体，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测与发现机制、预判与分析机制、研判与决策机制、联动与引导机制等舆情引导机制。二是定期分析研判网络舆论中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提高网络舆论议程设置能力，把矛盾隐患发现在苗头、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三是深入探索研究网络舆论引导与应对的规律和策略，多用及时准确的信息、多用公正诚恳的态度、多用透明有效的举措化解矛盾；多用群众的鲜活语言、多用群众身边的生动事例、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说理解疑，不断增强网上舆论引导工作的亲和力、感染力。四是积极开展网络舆论学习教育活动，提升网络舆论理论素养，增强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
安全意识论文篇13
作者简介：张学亮（1980-），男，山东临沂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王永友（1971-）重庆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意识形态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意识形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更加凸显。但当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与西方各种意识形态交融交锋的过程中，常处于“失语” “被动辩解”等尴尬境地，这实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侧出现了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侧改革，是当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课题。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逻辑前提
推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首先要明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供给侧改革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要求。“国家意识形态是指国内各种社会思潮或意识形态处于交互作用中的特定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2]就当代中国而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同。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可见，“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获得真理，进而，理论才能够满足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需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理论不能解释现实”[4]的现象，譬如，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理论与当前“资强社弱”的发展现实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与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问题；人类社会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如何理解人类具有的“共同价值”，又如何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等等。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能够对现实作出彻底的解释，即理论研究不够彻底，“四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教育必然会大打折扣，进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必然会出现认同问题。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和满足实践的需要，即是理论研究的供给侧出现问题。理论研究要彻底，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必须发挥理论供给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客观规律，增强理论研究的解释力、说服力和预测力。因此，着力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提高理论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更高质量（更彻底）的供给，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2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存在。在经济学领域中，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具有客观必然性，无论是供给大于需求，还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都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国家意识形态也同样面临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伴随文化全球化和信息工具的日新月异，文化（文明）供给主体更加多元，不同的供给主体之间因在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碰撞与摩擦；西方国家以“文明冲突论”为借口，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以潜在或隐性的方式肆意向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实施文化（文明）霸权，鼓吹推销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加强对其他文化（文明）的价值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由此，因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的差异性和意识形态供给内容、供给方式等的复杂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反渗透更加激烈，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档次也在逐渐提高，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通畅，但由于目前我国文化生产力水平仍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更高质量文化产品的需要，这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甚至封建迷信思想等的传播提供了机会，这些良莠不齐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往往又披着“真善美”的外衣，模糊人们视线，混淆人们视听，动摇了人们的意志，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冲击。同经济领域一样，意识形态供给和需求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存在。
3以供给侧改革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依据。以供给侧改革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既体现了问题意识，又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很多关于“灌输”的论述，其中，列宁是“灌输理论”的集大成者，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5]列宁的这段论述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形成的肇始。显然，既然要灌输，就要有灌输主体、灌输客体和灌输介体，这里的灌输主体即是理论的掌握者，也可称为理论供给主体；灌输客体即理论灌输的对象，即理论的供给客体；灌输介体包括灌输的内容、方法和载体等要素。在灌输过程中，供给主体借助于供给介体对供给客体实施教育和影响。因此，在各种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导、沉渣泛起、西化和分化等思潮甚嚣尘上的当下，只有供给侧改革，才能保证信息或理论传播的导向性和有效性。二是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的理论。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内驱力，马克思历来高度重视人的需要的作用，甚至把它提升到“人的本质”的高度。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呈现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由此提出了人的需要的“三级阶梯”的理论，第一是人的生存和生理需要，第二是谋生和占有的需要，第三是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因此，人的需要的阶梯性（发展性）也就客观上要求，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以不断满足人的发展着的各种需求，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由此，现实生活中，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为人民群众创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才能更好地满足群众、掌握群众和引导群众。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辩证关系论”。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就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而言，多元的社会思潮和西方话语霸权是影响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外因，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等意识形态掌控者和传播者在国家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不清晰”“不重视”“不管控”“不创新”，则是造成国家意识形态不安全的内因。换言之，有些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对本民族（国家）文化上的不自信、不自觉，甚至崇洋，是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毒瘤。另外，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论”等都为提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逻辑归因
同经济领域一样，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同样面临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供给主体的非协同性、供给内容的非对称性、供给方式的非科学性是提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原因。
1供给主体的非单一性。供给主体是意识形态的源头和文化、思想观念的传播者，对供给客体具有价值导向和引领的作用。尽管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掌握“麦克风”，但受制于话语权的不平衡性，真正能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产生直接和深刻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群体：一是普通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以及“党媒”。党员和领导干部站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第一线，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邓小平曾指出，“中国要出事，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6]当前，部分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淡化、甚至妖魔化意识形态，对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是造成国家意识形态防线失守的主要原因。同时，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腐败问题也给党的政治权威性造成严重危害，进而影响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党媒”作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要敢于发声、旗帜鲜明。然而，个别“党媒”缺少姓党意识、责任意识和能力意识，不加甄别地刊发或转发一些没有经过严格考证的言论，在一些是非面前，由于缺少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常出现“选择性失明”和“习惯性沉默”，这样，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常面临“被动防守”甚至“阵地失守”的局面。党的自身建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必然会危及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二是学界或理论界、教育界。学界或理论界、教育界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骨干力量，担负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责任。近些年来，针对学界或理论界出现刻意“淡化”甚至歪曲意识形态的现象值得警惕，如关于人权、民主、法治之争的问题，关于“依宪治国”还是“主义”争论，关于某些高校教师“呲必中国”的问题，表面是看是学术问题，实质上是打着学术自由之名，做着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之实。三是自媒体人，尤其是“网络大V”。随着“微时代”的到来，自媒体人，尤其是某些“网络大V”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他们所散发的观点对于意识形态安全影响更甚更强，少数“网络大V”无视社会责任，滥用自身影响力，在网上散布一些违反宪法、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歪曲党的领导和丑化历史人物等的言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因此，加强对这类意识形态供给主体群体的治理和整顿，是当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四是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截止到2015年底，在中国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共有661861个，这些社会组织广泛分布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养老、社会工作、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各个领域，这些社会组织大多带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且又代表着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由此所发出的声音往往也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性。近年来， “郭美美事件”“宋庆龄基金会事件”等社会组织所暴露出的问题，不断冲击着公众的道德底线和社会道德良知，其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进而会破坏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党的威信。另外，借助互联网科技方面的优势，西方媒体、政客以及一些所谓的“公益组织”、基金会等，都在为宣传西方价值观摇旗呐喊，对与其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进行价值输出，给这些国家受众带来严重的思想困扰，甚至造成社会动乱。可见，文化全球化和宣传媒介飞速发展的当下，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和多样，因此，加强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建设，也就成为当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首要任务。
2供给内容的非对称性。意识形态供给内容能为社会公众所认同和接受，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之需，但当前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存在供给内容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制约和影响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一是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内容越位，即供给内容超越公众的认知能力或消费能力，不能为公众所理解、接受和认同。常见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通常借助于电影、电视剧、期刊图书、历史文物等丰富多彩且有价值导向的文化产品来实现，但是，当前部分文化产品，要么过于追求“高大上”的外在形式包装，使人消费不起，如2014年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公布的一项居民文化消费现状调查显示，“在北京，如果看一场大型演出，门票平均价格为523元，但被调查者实际可接受的价格却为65元，由于传统文化消费过高，使得国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网络文化消费。”[7]要么是过于追求“学术性”“学理性”的文化作品，使人难以理解，这样，“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与“下里巴人”在文化产品供给上的矛盾就会发生，其本应承载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功能也就无从发挥。这样，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内容的越位，致使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内容的价值性无法全部释放。二是意识形态供给内容错位，即意识形态供给内容与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出现偏差。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上升，但是，意识形态供给内容质量和水平远不能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如近些年频繁出现的“抗日神剧”、换汤不换药的“选秀节目”、粗制滥造的“改编原著”等等，片面追求“短平快”的经济效益，忽视了文化产品所应承载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有品质的文化，才能成为进步的基点；成色不足、品质低劣的文化，却往往是心灵的枷锁、进步的桎梏。”[8]意识形态供给内容上的错位，很难让马克思主义“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9]这实质上也造成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同样面临“去库存”的问题。三是意识形态供给内容缺位。即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出现“真空地带”。甚至国家意识形态没有供给，其典型表现就是某些地区出现的“文化沙漠化”，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因地方文化资金投入少、不重视，致使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薄弱，因外出务工人员多，致使农村文化人才出现断层，因文化服务队伍缺乏和不接地气，致使文化下乡流于形式。这样，农村文化供给内容上的缺位，就客观上助长了封建迷信、金钱至上、盲目攀比在农村的盛行。不仅在农村，许多城市的文化供给也存在突出问题，2016年，《人民日报》以“票房屡破纪录、文化+旅游成时尚、博物馆前排起长队”等来描绘春节期间全国各地文化需求的旺盛，一方面，体现了公共文化场所越来越成为人们假日闲暇的主要选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文化生活选择的单调性，公共文化产品仍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这样，文化活动、文化产品作为承载意识形态的载体，文化供给上的缺位，必然会造成人们思想观念的空虚化，这也为不良社会习俗盛行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3供给方式的非科学性。要提升供给的有效性，就必须创新供给方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掌握群众，使主流意识形态真正为公众所接受和认同，但当前国家意识形态仍存在一些不科学的供给方式，制约了供给的有效性。一是“命令式”供给，这种供给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形式推进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如某市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要求全体市民熟记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城市精神”，体现了该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上的急迫心情。不可否认，这种宣教方式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在这种“命令式”的宣教方式背后可能引起的逆反心理也是值得警惕的。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威廉.葛德文指出，“凡是企图不用说理而用压力来维护任何意见的权威性的人，也许用意是好的，但事实上却会造成严重的危害。”[10]这种“命令式”的“硬灌输”供给方式违背了教育规律。二是“补救式”供给，这种供给方式是指，在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出现之后，以事后补救的方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种供给方式体现了当前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上的被动性。如针对丑化和抹杀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的历史功绩的言论，针对解构国史、党史的思潮，各种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的系列谬论，在现实生活中，正义的力量和声音常常以被动应对或事后补救的方式。显然，这种“亡羊补牢”的供给方式是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已经被侵蚀的情况下，重新荡涤和纠偏人们的价值认知，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补救式”的供给方式违背了人的认知规律。三是“跟风式”供给，这种供给方式，在实践中，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瞄准问题精准发力，而是随大流，人云亦云，是以牺牲创新和调研为前提的供给，是不去主动探究事件真相，仅以转载、截取、分享等方式对事件进行传播；而自媒体的网络传播规律，无疑又扩展了舆论空间，助长了事件的发酵；尤其是掌握大量受众的“官媒”，如果也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更加严重。“事实不够用”，“谣言满天飞”，是这种供给方式的真实写照。这种供给方式反映在新闻作品和文化产品的创造中，表现为忽视创新，造成文化产品质量的同质化和低质化，进而满足不了不同受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占领不了人们的头脑，也就必然担当不起“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的责任。
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实践要求
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供给、均衡供给和科学供给，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要求。
1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供给。实现供给的有效性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要求，要保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受来自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及同化，就要增强国家意识形态供给的有效性，实现有效供给。所谓有效供给，是指供给内容契合公众需要，并为公众所认同和接受。那么，“一个思想，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要让人接受，必须给出让人接受的理由，而且必须让人们觉得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11]因此，要实现有效供给，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供给主体要充分把握供给客体的内在需要。首先，人的需要具有发展性，决定了供给主体要时刻敏锐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观察供给客体思想观念的新变化，并从变化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出发，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进行教育和引导。其次，人的需要具有差异性，不同的供给客体因所处环境、所受教育、所拥有的资源等的不同，在需要方面也呈现明显的差异性。马克思指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12]人的需要的差异性，决定了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分众性和层次性。再次，人的需要与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恩格斯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3]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要切实关注人的利益要求，既要满足人们正当合法的利益，又要帮助正确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供给内容必须真实、可靠，经得起检验。在自媒体时代，网络信息鱼龙混杂，这就要求：一是供给主体要切实加强自律。国家意识形态供给主体只有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以高尚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恪守为官准则和为民服务，才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二是以事实为依据，增强理论权威性。供给主体作为信息和理论的主要源头，对于供给内容都要全面审核，多下基层、多做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始终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舆论宣传，才能使一切错误谬论无处藏身。三是惩治造谣和谎言制造者。要通过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彻底清除一些扰乱人们思想的杂音和噪音，使谣言、谎言制造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净化网络，还原事实真相。
2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均衡供给。实现供给的均衡化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要求。基于当前城市与农村、不同阶层或群体接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和熏陶的不均衡现状，推进国家意识形态的均衡化供给也就成为当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要求。一方面，要实现城市与农村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均衡化。当前，我国城乡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同城市相比，农村地区无论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文化产品的供给方面都与城市存在较大的差距。2014年5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社会文化卷》调查显示，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情况来看，在调查的180个有效样本村庄中，9.44%的村庄文化设施是年久失修的，13.33%的村庄不清楚设施维修情况。即便有的村庄建设了公共文化设施，但配备了文化设施管理人员的村庄占比仅为6.18%，而在配备文化设施管理人员的村庄中，93.82%的管理人员为兼职管理。文化产品供给方面，以文化市场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营业总收入和营业利润为例，根据文化部2015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县城以下上述比例分别仅占12.2%、4.9%和4.4%，而同期，县城和城市两者共占比为87.8%、95.1%和95.6%。这一数据既说明农村文化从业人员的严重不足，又反映出农村文化产品的极度贫乏，还表明城市与农村文化教育资源供给的不均衡。因此，今后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文化资源的配置，为农村文化生活创设基础条件，以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另一方面，要实现不同阶层的国家意识形态均衡供给。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级）的社会结构分化了，一些新阶层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阶层。”[15]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阶层之间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方面是不均等的，对于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则很少拥有这三种资源，城乡失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则基本不拥有上述资源，而这些不占用资源或很少占用资源的阶层又占据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资源占用上的差别性，必然会引起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有课题组调查显示，“不少农村地区‘神婆’‘先生’普遍存在，兴建‘寺庙’‘祠堂’相信占卜、迷信妖魔鬼怪的现象非常突出。”[16]如果不加以及时的引导，由此可能会爆发诸多的社会问题，影响政治认同和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促进各阶层意识形态教育资源供给的均衡化，是提升国民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之需。
3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创新供给。实现供给的科学性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要求。国家意识形态的创新供给是指，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方面的短板，即通过创新供给方式、创新供给内容和创新供给主体建设推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更好地掌握群众。一是要创新供给方式。意识形态实质上是“阶级意志的思想表达”，[17]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统治思想，成为社会普遍共识，维护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意识形态的这一基本属性，就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必须创新供给方式。尤其在文化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因素增多，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宣教往往很难取得实效，这就要求创新供给方式，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掌控群众。二是要创新供给内容。在毫不动摇坚持国家意识形态本质的同时，也要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供给内容的与时俱进。换言之，当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要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和社情的新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好地实现“理论解释现实”，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是创新供给主体建设。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使意识形态供给主体步调一致，形成合力。既要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以凝聚党心民心；也要听取不同政见、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声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新时期的统战工作；还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信任知识分子，以实现中国梦为最大公约数，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对于一些意见和批评，都要热忱欢迎，积极采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国家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有效抵制不良社会思潮，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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