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主题论文篇1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 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　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　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　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 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

[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安全主题论文篇2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12月24日中国农业部召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在会上同意发放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2009年11月27日，“绿色和平（中国）”工作人员在“中国生物安全网”上发现了《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这份清单表明，农业部发放了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随即“绿色和平（中国）”公布了此消息并《关于农业部发放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的声明》。由于稻米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粮，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签发给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种植打开了大门，直接关系到环境风险和公众身体健康，涉及公共利益，因此，此消息一经公布，就引起媒体关注，进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广泛争论。特别是，2010年3月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由“乌有之乡”网友发起的百名学者联署《就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由开国元勋后人发起提交的两份政协提案，“科学文化人”牵头的《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更是将相关争论推向高潮。

考察本次争论的平台，既在纸质媒体中进行，也在电视和网络媒体中展开，其中尤以网络媒体争论最为剧烈和影响深远。在网络媒体上，“绿色和平（中国）”利用“绿色和平（中国）”网站，环保专家和其他领域科学家、“科学文化人”利用科学网，“乌有之乡”网友利用“乌有之乡”网站，原创文本或转载他人文章，对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加以质疑。概括他们的观点，主要有：

（1）发放安全证书的中国上述两种转基因水稻可能不安全，如果产业化，存在潜在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

（2）如果种植推广转基因主粮，未必能保证中国粮食增产；而且，对于新批准的转基因主粮，中国并不拥有核心技术专利，因此，可能导致我国水稻产业化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更有甚者，作为西方敌对发达国家危害中国人民的基因武器。

（3）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组成不合理，转基因专家太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过程不透明；主粮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公众应当有充分的知情权，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到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与决策中。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 肖显静，等：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争论研究——基于核心群体网络争论文本的计量统计分析 （4）中国开发转基因水稻的产业科学家与西方相关转基因种子公司有着利益共谋，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政府科学家一道，寻租中国政府，夸大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以推进其产业化。

如此，就将中国转基因产业科学家（以处于争论中心、获得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及其科研团队为代表）以及中国政府（以中国农业部为代表）推向了争论的风口浪尖。中国农业部比较谨慎，未作正面交锋和应答。张启发及其研究团队则针锋相对，以“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的名义，依托新浪博客平台建立了官方博客“绿道”，辩护消息，对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反对派”提出的观点进行反驳，成为转基因产业科学家参与争论的重要阵地。他们的观点是：

（1）中国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不存在潜在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而且还有益于环境保护和身体健康。

（2）中国推广转基因水稻种植，能够增加粮食产量，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新批准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拥有核心基因技术专利，不会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用转基因作物作为武器危害中国人民之说是滑稽可笑的。

安全主题论文篇3

围绕“平安余杭”建设战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指导原则，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深入分析我区安全生产工作中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形势新任务、新矛盾新课题，通过开展深入调研，理性思考，把握特点，探索规律，建立安全监管监察长效机制，促进全区安全生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转。

二、调研和论文选题的参考范围

1、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如何做到安全生产警钟长鸣；通过什么方法和途径，才能保持高压态势，并使安全生产工作常抓常新。

2、落实“两个主体责任”。目前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如何进一步巩固全区安全生产工作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如何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余杭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暂行规定》。

3、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面对我区企业量大面广的实际，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指导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4、建立长效机制。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从哪些环节着手建立长效机制。

5、深入持久抓好隐患排查治理。隐患排查治理是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途径，也是加强安全监管的有效措施。如何使这项工作如何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并在基层特别是在企业得到落实，取得实效。

6、加强监管监察队伍建设。如何建立健全与安全监管监察繁重任务相适应的安监队伍，采取哪些得力措施，提高区和镇乡两级安全监管监察人员的业务素质。

7、完善执法手段和途径。现阶段安全监管监察执法有哪些手段和途径，如何用好这些手段和途径。

8、加强和改进联合执法。采取哪些办法，才能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提高联合执法的效率效能。

9、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我区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应急救援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应着力抓好哪些环节的工作。

10、营造有利于加强安全生产的舆论环境。怎样形成强大的舆论环境，凝聚全社会共识，为加强安全生产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三、论文的基本要求

1、以上所列10个论文选题为参考范围，可在此范围内根据研讨需要自定题目，但要紧紧围绕所列研讨方向。

2、论文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要体现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又要理论联系实际，回答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增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3、论文要紧扣主题，观点正确，思路和逻辑关系比较清晰，语言比较精炼，力求数据准确，列举事例具体，分析问题深入，善于抓住本质，把握规律性。

四、论文的组织与评选

论文征集活动结束后，区安全监管局将对推荐稿进行评选，并予以一定的奖励。

五、工作要求

安全主题论文篇4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十章附则第九十九条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2、论文摘要和关键词。

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有时还需附上英文的论文摘要。

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

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

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

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

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

而参考文献是人们长忽略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

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

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毕业论文标准格式：格式及排版

1、论文份数：一式三份。一律要求打印。论文的封面由学校统一提供。纸张型号：A4纸。A4210×297毫米。页边距：天头(上)20mm，地角(下)15mm，订口(左)25mm，翻口(右)20mm。统一使用汉语：小五号宋体。分割线为3磅双线。

2、论文格式的字体：各类标题(包括“参考文献”标题)用粗宋体；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摘要、关键词、图表名、参考文献内容用楷体；正文、图表、页眉、页脚中的文字用宋体；英文用TimesNewRoman字体。

3、字体要求：

(1)论文标题2号黑体加粗、居中。

(2)论文副标题小2号字，紧挨正标题下居中，文字前加破折号。

(3)填写姓名、专业、学号等项目时用3号楷体。

(4)内容提要3号黑体，居中上下各空一行，内容为小4号楷体。

(5)关键词4号黑体，内容为小4号黑体。

(6)目录另起页，3号黑体，内容为小4号仿宋，并列出页码。

(7)正文文字另起页，论文标题用3号黑体，正文文字一般用小4号宋体，每段首起空两个格，单倍行距。

(8)正文文中标题

一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4号黑体，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二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与正文字号相同，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三级标题：标题序号为“1.”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四级标题：标题序号为“(1)”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五级标题：标题序号为“①”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9)注释：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安全主题论文篇5

二、学习重点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重点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两会”精神，学习省十次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学习市委市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全年共分七个专题。

第一专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入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学习要点：充分认识我们党重视和开展文化工作的实践和取得的成就、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文化改革发展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把握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四次全委会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推进文化强市建设。

时间安排：3—4月份

必读文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活动安排：对本专题学习情况进行总结。

第二专题：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巩固全市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理论基础

学习要点: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把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上来。

时间安排：5—6月份

必读文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纲要》。活动安排：各支部组织党员干部进行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第三专题：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学习要点: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省、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执行中央宏观经济政策，围绕牢牢把握发展主题主线，要全面落实“四三二一”总体发展思路，紧紧围绕好中求快“过四五”、富民增收“双翻番”的五年奋斗总目标，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着力推进民生福祉不断改善，抢抓机遇，奋力赶超，努力实现“发展质量显著提升、城乡面貌显著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文明显著进步”，在新的起点上奋力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时间安排：7—8月份

必读文献：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有关文件精神。2全市县域经济发展大会精神

活动安排：各支部结合实际开展一次庆祝七一建党纪念活动。

第四专题：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学习要点：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按照中央关于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和总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深刻领会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切实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成效，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

时间安排：9月份

必读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活动安排：对本专题学习情况进行总结。

第五专题：认真学习贯彻十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时间安排：10月份

党的十召开后，学习意见另发。

第六专题：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切实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学习要点：深刻理解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其目标任务和现实要求，切实增强工作自觉性、主动性和使命感、责任感。不断丰富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法，完善学习制度，强化学习措施，增强学习效果，切实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时间安排：11月份

必读文献：1、十七届全会文件和中央有关精神2、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文件。

活动安排：对本专题学习情况进行总结。

第七专题：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次党代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把握主题主线，明确目标任务，全力推动科学发展再上新台阶

学习要点：深入学习省第十次党代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基本内容，准确把握今后五年全省、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战略任务和工作重点，把学习贯彻省市党代会精神与搞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工作思路、加大工作力度，确保今年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的完成。

时间安排：12月份

必读文献：1、省第十次党代会、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2、省市委有关文件。

活动安排：各支部对理论学习情况进行自查，做好理论学习的年度总结。

三、学习要求

安全主题论文篇6

安全工作述职报告的特点

(一)个人性。安全生产工作述职报告是积极安全生产责任人自身所负责的组织或者部门在某一阶段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全面回顾，按照上级规定在一定时间进行，要从安全工作实践中去总结成绩和经验，找出不足与教训，从而对过去的工作做出正确的结论。与一般报告不一样的是，述职报告特别强调个人性。个人对本岗位，或所管理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有职责。自己亲身经历或者督查的材料必须真实。这就要在写作上更多地采用叙述的表达方式。还要据实议事，运用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提出主题，写明层义。讲究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是主要的，议论是必要的。在写法上，以叙述说明为主。叙述不是详叙，是概叙；说明要平实准确，不能旁征博引。

(二)规律性。述职报告要写事实，但不是把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简单地罗列在一起。它必须对搜集来的事实、数据、材料等进行认真的归类、整理、分析、研究。通过这一过程，从中找出某种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得出公正的评价议论，即主题和层义以及众多小观点（包括了经验和规律的思想认识）。议论不是逻辑论证式，而是论断式，因为自身情况就是事实论据。如果不能把感性的事实上升到理性的规律性的高度，就不可能作为未来行动的向导。当然，述职报告中规律性的认识，是从实际出发的认识，实践理性很强，其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使今后的工作能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有所提高，因此述职报告对以后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是凭空而来，必须进行“扬弃”，即必须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与创新性。而继承性，就是要继承发扬以前工作中好作风、好的方法，去掉不好的方面，不断创新，工作才会有进步。策略性也是规律性的一个方面。策略即今后工作计划，是安全工作述职报告的重点内容。

（三）通俗性和专业性。安全工作既面向群众，又必须有相当的专业性、学术性，因此要在保持相当的专业性的同时，又不失通俗性内容要尽可能明晰准确，结构是格式化的。如果需要在面对听观宣讲，则必须口语化，适应受众的接受心理，拉近讲话者和听众的心理距离，这就特别讲究语言的大众化、口语化。

（三）艺术性。述职报告的艺术性是魅力所在，直接影响着整个报告这一艺术生命体。这样，写作述职报告必然联系整体的讲话活动特点来进行。“述职报告”一词，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待：“述职”，是主体的实质性道理。“报告”，是呈现表像而又整体的艺术生命体。报告者要两者并重。写作述职报告，最好从上述总的认识出发。

安全述职报告的主题

安全主题论文篇7

( 一 ) 个人性。安全生产工作述职报告是积极安全生产责任人自身所负责的组织或者部门在某一阶段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全面回顾，按照上级规定在一定时间进行，要从安全工作实践中去总结成绩和经验，找出不足与教训，从而对过去的工作做出正确的结论。与一般报告不一样的是，述职报告特别强调个人性。个人对本岗位，或所管理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有职责。自己亲身经历或者督查的材料必须真实。这就要在写作上更多地采用叙述的表达方式。还要据实议事，运用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提出主题，写明层义。讲究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是主要的，议论是必要的。在写法上，以叙述说明为主。叙述不是详叙，是概叙；说明要平实准确，不能旁征博引。

( 二 ) 规律性。述职报告要写事实，但不是把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简单地罗列在一起。它必须对搜集来的事实、数据、材料等进行认真的归类、整理、分析、研究。通过这一过程，从中找出某种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得出公正的评价议论，即主题和层义以及众多小观点（包括了经验和规律的思想认识）。议论不是逻辑论证式，而是论断式，因为自身情况就是事实论据。如果不能把感性的事实上升到理性的规律性的高度，就不可能作为未来行动的向导。当然，述职报告中规律性的认识，是从实际出发的认识，实践理性很强，其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使今后的工作能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有所提高，因此述职报告对以后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是凭空而来，必须进行 “ 扬弃 ” ，即必须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与创新性。而继承性，就是要继承发扬以前工作中好作风、好的方法，去掉不好的方面，不断创新，工作才会有进步。策略性也是规律性的一个方面。策略即今后工作计划，是安全工作述职报告的重点内容。

（三）通俗性和专业性。安全工作既面向群众，又必须有相当的专业性、学术性，因此要在保持相当的专业性的同时，又不失通俗性内容要尽可能明晰准确，结构是格式化的。如果需要在面对听观宣讲，则必须口语化，适应受众的接受心理，拉近讲话者和听众的心理距离，这就特别讲究语言的大众化、口语化。

（三）艺术性。述职报告的艺术性是魅力所在，直接影响着整个报告这一艺术生命体。这样，写作述职报告必然联系整体的讲话活动特点来进行。 “ 述职报告 ” 一词，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待： “ 述职 ” ，是主体的实质性道理。 “ 报告 ” ，是呈现表像而又整体的艺术生命体。报告者要两者并重。写作述职报告，最好从上述总的认识出发。

安全述职报告的主题

安全主题论文篇8

这套译丛弥补了上述不足。丛书在选材上基本上涵盖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既有主流结构现实主义的力作，也有边缘流派如女权主义的代表作。丛书主要撷取的是最近一二十年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成果，从中可以把握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

以下择要介绍译丛中的几种。

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一书，收录了14篇风格各异的学术论文，以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和国际关系理论元理论的考察为线索，展现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多视角研究。书中马丁・怀特的《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汉迪布尔的《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和无政府状态》、温特的《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斯坦利・霍夫曼的《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罗伯特・基欧汉的《研究国际制度的两种方法》，都是国际关系学中被广为引用的名篇。

文化和认同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日益受到重视，这既是出于对全球化加速所凸现出来的种种文化和认同问题的反思，也是对主流正统理论长期排斥文化和认同问题以及对亨廷顿那种肤浅的文明概念的不满和批判。所谓国际政治学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其内涵之一就是对文化意义的强调。《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一书是解析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内“认同意义和文化回归”现象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某些具体分析，诸如对国际政治中“距离”、“边疆”、“乡土观念”现象的文化涵义的分析精彩绝伦，展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视角和广阔的思维空间。原来国际关系理论还能这样来研究！

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是近年来受冲击较大的领域。《新安全论》一书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它可能仅适用于所谓“成熟的无政府状态”和“成熟的国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尽管如此，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对于我们拓宽安全研究的思路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价值，它表明安全归根到底是人的安全。

安全主题论文篇9

1.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专业学位论文中存在问题

1.1选题缺乏应用特色

从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专业的培养目标来看，是为了培养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从事生产、开发、质量控制、分析检验等方面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但从目前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学位论文选题来看，大部分仍是是以学术型研究为主。其原因是大部分导师具有较多的研究课题，但具体实施人员不足，因此需要专业型研究生参与并通过学位论文来完成，使得对其论文的指导仍偏重于学术指导，不少论文仍沿用了学术学位论文的选题标准，直接造成了应用型研究生论文的过于学术化。

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大多由校内第一导师直接决定，研究生负责论文的实施过程，而校外第二导师多数仅作为一种形式，很难对研究生论文的完成提供足够的建议，因此造成论文缺乏与食品生产、新设备研制与开发、技术推广和管理实践问题的有效结合，无法体现出专业型硕士注重与实践相结合的目标。此外，部分（在职）研究生所从事专业与目前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专业对口性不强，也造成了其对整个论文深度把握不够，内容缺乏生产应用特色。

1.2研究手段相对缺乏

从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学位论文内容来看，其研究手段多数相对简单。论文中对技术指标的主观评价方法（如感官评价法）应用较多，而化学分析和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应用较少；应用常规手段进行理化指标分析的内容较多，利用先进仪器或方法揭示内在科学规律的研究较少。由于研究手段相对缺乏，造成论文研究内容水平较低，即使部分研究内容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和推广前景，但不少成果的认知度却大大逊于学术型论文。

1.3工学矛盾影响论文质量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非全日制研究生，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原单位边工作、边学习，其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学生，具有明显的职业性和实践性，这个特点使得研究生有机会直接接触实际，进行论文研究及撰写工作，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工学矛盾。目前，食品专业学位在职研究生主要来自质量及卫生检测机构、食品加工企业、科研与教学单位，他们大多是原单位的技术研发、工艺控制或教学科研骨干，在读期间其经济利益、职称晋升等与原单位紧密挂钩，因此在完成论文同时，还得承担本单位的工作任务。当工作需要时，学习便成为次要，因此较大的工作压力严重影响了学位论文的质量。

1.4论文整体质量较差

文献综述能力不高。（1）整段摘录，明显缺少对文献内容的整理与再吸收；由于每个人的表达方式风格迥异，整段摘录造成语言可读性较差、表达突兀，且存在剽窃之嫌。（2）文献表述不当，歪曲原文报道内容，片面追求、夸大本研究的新颖性及原创性，缺乏严谨的学术性。（3）文献现状把握不清，无法全面表现该方向的研究进展、存在问题及解决问题的主要技术等。论文规范性较差。学位论文和科技论文都有规定的形式，便于交流和保证论文可读质量。但部分专业学位论文存在繁简不当、重点不突出；大篇幅文献综述充数、研究内容过少；图表、文字编排不当，引文不规范等。论文内容提炼不够。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学位论文注重成果的实际应用效果，即使很多论文结果具有较高实践意义，但对试验结果的规律性发现和提炼不够，除单纯地描述实验现象、罗列数据之外，较少从理论上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探讨，较难做到以理论知识指导生产实践。

2.提高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专业硕士论文质量的几点思考

2.1加强导师团队建设，充分发挥“双导师制”作用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是保证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专业导师队伍的建设，着重考察导师生产实践能力，遴选应打破单位和地域限制，注重从国外引进优秀人才、从企业选聘生产一线人才、从社会上选拔优秀实践兼职导师。导师素质和责任心是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保证，导师在学生选题及论文指导上，可坚持指导方式上的“双导师制”，即由校内导师根据食品企业生产实际情况，在深入了解加工技术和工程管理方面实际需求的同时，与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研究生选择既紧密联系生产、又适合于研究生独立完成难度和范围适中的课题，并尽量与导师学术专长和研究方向一致。校内、外导师与研究生定期沟通，商讨选题、查阅文献资料，确定研究方案等；建立校外导师对食品专业学位论文的实际指导机制，发挥校外导师实际生产研究的优势。

2.2加强研究生培养环节的监管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专业学位论文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各方面对论文质量的监督和促进作用。（1）课程设置管理。着重体现学科间的渗透性、融合性及跨学科性，加大方法论课程和选修课比重。（2）教学方式多样化管理。改善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实施多样化教学模式改革。（3）督导管理：成立督导组对导师教学进行检查，同时发挥研究生的评教作用。（4）加强实践管理。积极联系研究生培养基地，增强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实现学位论文研究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5）由导师团队参加研究生的论文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实践指导及答辩环节等，严格对照培养目标、培养计划检查落实，防止培养环节形式化。（6）研究生管理实行“弹性学制”，以学分制为基础，依据学习情况实行弹性学制，鼓励潜心做应用型、高质量学位论文。（7）研究和实践定期汇报。要求学生每月（或每周）写出工作总结及下一步计划，定期与导师交流工作进展和存在问题。（8）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教育。引导研究生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摒弃学术不端行为。（9）研究生日常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减少管理环节，不断提高管理效率。（10）研究生须完成培养方案规定所有环节，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2.3严格把关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学位研究生多数在单位独立完成论文，其开题报告在此后的研究工作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因此绝不可走过场，必须严格把握选题、开题报告关。研究生在开题前，必须查阅大量文献，并进行必要的预备试验，并针对性的进行生产实地调查，明确研究重点。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明确研究方向、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由导师协助制定出课题研究方案及路线，编制出较为完善的开题报告。开题检查应邀请校内外（5名以上）有关专家进行论证，充分发挥专家组的智慧和经验，集思广益，对选题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实现措施及计划作出分析、评判，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使选题在原有基础上更趋于科学和完善。开题检查组重点审核论文选题内容的实际效果，是否符合生产实际需求，是否具有实践普遍性等，避免因选题不当导致论文难以如期完成、工作盲目和简单重复现象的发生。

开题报告后，研究生正式进入论文研究阶段，这一阶段任务重、难度大、问题多，因此，学位论文中期考核是保障学位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首先，要求研究生论文中期检查时间，应在完成论文开题后的半年左右进行，研究生必须按时提交论文中期研究报告。中期考核的实施由所在院系具体负责，组成评价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论文进展、阶段性成果、存在问题、与预期目标的差距等进行评价，考核成绩计入研究生档案。建立严格的中期检查制度，有利于学科组及导师及时发现论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便控制实验进度，把握课题研究方向，又有助于研究生及时总结和分析前段时间的研究情况，明确以后的研究方向，对于论文的顺利完成和质量保证具有承上启下作用。

2.4严格审核学位论文质量

对于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学位论文的质量审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1）论文规范。论文的外在质量即论文格式的规范性，规范的学位论文格式要求具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论文封面、扉页、论文使用授权说明、中英文摘要、目录、主要符号表、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独立完成研究工作的声明及附录等部分；此外，要求论文表述条理清晰、文笔流畅、书写格式及引用规范等。（2）论文选题。要求应来源于生产实际，重点针对食品加工、贮藏及运输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具有一定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3）文献综述能力。要求具有一定的文献阅读量，能够反映本方向或相关领域最新理论和应用情况，且具备较强综合分析能力。（4）研究方法和手段。要求论文体现作者较为全面掌握论文选题所涉及的科学技术的现状，综合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所研究的问题。（5）研究结果效益。要求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创新性，产生一定经济、社会或生态效益，或是有潜在应用价值。（6）论文必须是基于一定工作量的实验研究或调查研究，综述性论文不得作为学位论文。

2.5改进论文盲审方式及评价标准

专业学位论文盲审专家遴选应在相应领域内领先的教授、副教授中选择。盲审专家初步确定后，可由研究生管理部门与相应院校的研究生管理部门联系，征得专家同意后，最终建立盲审专家库，严格杜绝论文评阅过程中的人情现象。论文评阅意见书中应附带一个量化详细的评分表，确定若干个评分指标及相应的评分标准，并提供文字表述的评审意见。这种方式既能对论文的优缺点给出全面准确的评价，又方便对多篇学位论文进行横向比较。

3.结束语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专业学位加入我国学位培养体系以来，极大推动了我国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对于该领域研究生论文质量的改善，需研究生培养部门、导师、任课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共同努力，为研究生提供全面的综合素质教育和现代管理模式，加强对农业推广硕士的规范化管理，进而推动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不断向前发展。

安全主题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3-0001-15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3001

党的十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持续扩大，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迎接党的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增强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总结和科学提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理论，对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接，对外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互动，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一、理论建设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十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理论建设中的两大亮点，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理论指导。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任何重要的外交理论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的发展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正是产生并发展于中和世界的外交风云际会之中。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这些内容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中国饱受战乱和兵燹之苦，深受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害。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都把国家兴亡视为己任。孙中山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 对鸦片战争后17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并使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利的内外环境，其中外交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党的十以来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深刻阐述，不断丰富其理念内涵并逐步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的，是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它所表达的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 不仅如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想正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例如，2017年2月10日，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 又如，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这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标志。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2008年，以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推进G20峰会为标志，中国加快了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步伐，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理念为指导，审视和规划中国的外交和安全。2012年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更加强调在外交上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思维，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命题。此后，中国日益以大国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国的胸怀处理全球事务。2013年年中，中国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指中国对世界大国的外交，而且意指在当前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即“中国特色外交”。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2014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国安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面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强调要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中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国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叠加。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导致形势紧张，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当地局势剧烈动荡，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网络攻击形成新的威胁，国际难民潮和美欧社会撕裂互为因果，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同“黑天鹅”事件的频发及政局变动遥相呼应。在出现这些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原有的应对机制和主流理论都已显得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同样复杂和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还较低，发展中面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加之民族分裂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土安全的任务艰巨。此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也使中国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倡导开创认识当代安全问题的新境界，努力探索应对安全问题的新方案，大力推进安全理论的新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并指导我们应对时代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挑战。

（三）从“总结归纳”到“前瞻设计”的新征程

如果说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在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历史总结和观点归纳，那么今后的重点则要转移到理论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上去。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并丰富已有的外交安全理论。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总结和归纳中国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有什么、缺什么和补什么。当然，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特别珍视新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倚靠先人而不思进取和创新。相反，我们要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及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新的理念和理论体系，奏响时代的理论最强音。

第二，要以时展的观点来审视和规划今后的外交安全理论。如果从“两个一百年”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框架来看，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将会面临更多和更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国家、社会嬗变之时，加强国内在外交安全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共识，明确在实现“全面小康”并向“中等强国”过渡时期的战略目标、阶段任务、主要挑战和方向途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才能成为应对将要发生的种种挑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第三，要以内外统筹的观点来对待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的互动。党的十以恚中国已经成功主办或将要主办亚信上海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厦门峰会和“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中国利用主场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和理论，并提出了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理念。与此同时，中国还利用许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以及其他途径，同国际社会在外交与安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进行建设性互动。但是，已有的互动同中国应有的规模和作用相比仍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有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而且，在中外交织和内外一体的时代，只有经过国际实践的检验，中国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指导性和普遍性。

总之，我们要借助迎接党的召开的东风，加快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使这些呼之欲出的新理论和新战略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工作。

二、理论的物质和实践属性

中国在构建外交安全理论时需要增强其“物质本原性”和“实践第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物质本原性”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本质。“实践第一”强调理论需要付诸实践并指导实践。

（一）中国丰富的外交安全实践是建构相关理论的深厚土壤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上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撑着国家外交。与此同时，国家外交在克服重重困难中曲折前进，国家安全在战胜许多严峻的内外挑战中也不断得到巩固。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之丰富、道路之曲折、成绩之巨大，在当代全球性大国中并不多见。正是这些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展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范畴，正在实现从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向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兼有的外交（如次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的转变；在具体领域方面，也在从政治外交和安全外交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社会外交、体育外交等多方面拓展。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逐步从传统的政权安全和军事安全向总体国家安全转变。总体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国土、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领域的安全，同时也包括网络、海洋、太空和极地等新领域的安全以及人的安全和心态安全等。

（三）中国对外交安全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

十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强调实践自觉和实践自信。中国的外交安全首先是实践问题，体现了中国在现阶段的外交安全的逻辑起点。同时，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又在不断发展和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实践自觉和自信。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日益丰富、成果愈发显著，这增加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和可能，使实践自觉、自信同理论自觉、自信相互促进。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加大了理论研究力度，而理论认识的升华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学界虽然并非中国外交安全的直接实践主体，但是他们通过间接和虚拟参与，深化了对实践的感性认识，并以学术理论研究促进了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化。

三、新时期的理论传承

除了实践之外，优秀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外交安全理论的主要渊源。在新形势下，中国正在通过重新总结和思考，选择传承的重点和要点，以此构建和丰富相关理论。

（一）优秀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国外交安全同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理论首先应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色。在外交安全问题上传承中华文明时，我们在思想上要“两点辩证”，在行动上要“双向互动”。

第一，“国”“家”相依。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中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社和人民在“国家”问题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根本理论内核是“国”与“家”相依。孟子有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位2 000多年前的先贤关于“国”和“家”富有哲理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深受自然条件制约和外族屡屡入侵的时代，还是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都需要国家的组织和保障，因此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观。曾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另一方面，聚“家”成“国”。“国”的基础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个人，所以又要重视家庭和个人的作用。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优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国”和“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号召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由此可见，“国”“家”两者相依互补，这才成就了中国虽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却生生不息并持续前行的民族伟业。

第二，“和”“战”相应。从远古的夏、商到近代的晚清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一直密切相关。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国泰民安”和“天下大同”，无数先贤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与和平外交思想，而孔子的“和为贵” 和墨子的“非攻” 思想即为其集中体现。但是，在“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盛行的年代，在屡屡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苦难境遇中，一厢情愿的“唯和平论”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还强调：“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这辩证地阐释了和平发展的双向性与多向性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交”“攻”相济。中国的版图自汉唐后基本稳定，中国的农耕经济使其在疆域问题上基本采取守势，这一态势到清朝时才有较大的变化。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自古就有“协和万邦” 和“讲信修睦” 之说，孔子更是提倡“近者悦，远者来”。 但是，如果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只讲友好睦邻的一面，那也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常以“近交远攻”和“纵横捭阖”来实现力量的重新组合。在汉唐时期，中国在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时既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也巧妙利用西域各国对付强敌匈奴。在清朝末年，中国即使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下还尽力“以夷制夷”来达到保存国家命脉的目的。

因此，在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交”和“攻”问题上，不能“一点论”，而要“两点论”，有时还要“多点论”。这既符合史实，也更易为外人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红色基因”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世情和国情相结合，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传承尤为突出。

第一，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在其存在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应当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与公平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等方面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中国曾经作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长达百余年，对国家和民族平等关系有更执着地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强调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和秉持国际公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和强国之时，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加强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在安全方面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而且，还强调要将外交、安全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以进行综合考虑。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外交观和安全观在新形势下的体现、发展和落实。

第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视野主要是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暂时“均势”和经济交往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理论观点。 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斗转星移，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大国正在群体性崛起，且已经能够较为平等地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目前，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将当年革命导师们的憧憬和理想变为现实。

第三，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虽然剧变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十后，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照顾到当前内外环境的实际状况，也指出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四、创新裂变和互动聚变

外交和安全问题密切相联。强调，要“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 因此，中的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要各自发展，而且要相互促进，并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进行交流、交锋、交汇，在创新中裂变，在互动中聚变。

（一）理论的创新裂变

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相关理论建设也相应进入了高度活跃的探索和创新时期。

第一，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和安全理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经历了保卫国家政权和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改革三个阶段。

在外交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包括的外交思想和的外交思想）等阶段。党的十后，在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和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他站在时展的前列，立足中国并放眼世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新要求。相关外交理论和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有优先重视政权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原则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 总体而言，中国的安全观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扩展。“在横向上，国家安全从以往集中于政治、军事安全向更广泛的安全领域扩展。在纵向上，国家安全从关注自身安全向其他层面的安全扩展。” 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总体性’就是要将各领域的安全统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体系’。从体系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避免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矛盾、冲突、干扰、制约”。

第二，纵向和横向的创新之道。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发展呈现出纵向、横向和多向整合的三维创新格局。从纵向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历了逐步发展、创新阶段。例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就经历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邓小平外交的国际战略思想等阶段。又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1995年的“新安全观”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从横向来看，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在交叉发展中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中蕴含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元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各类安全观的集大成者。

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及其他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创新思想进行综合性整合。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不断对外交安全提出新的理论需求，这要求超越传统的理论创新，强调统筹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反过来，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安全理论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理论的国际互动聚变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同国际理论交流、交锋和交汇，在互动中发展和成长。

第一，坚持特色和扩大共性。坚持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特色，最主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重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就扩大共性而言，中国需要扩大中华文明大国理论、社会主义大国理论、发展中大国理论和全球性大国理论等国际共性。中国在扩大国际社会的外交安全理论共性时，还需要扩大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共性，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入、持久。发展并扩大中国理论的国际共性，就能为中国特色理论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也能提升中国特色理论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第二，交叉互动和创新聚变。在国际外交安全理论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但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安全理论正日益缺乏时代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例如，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往往求助于已有的理论，搬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难以避免。对此，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有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动力。同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也从国际同行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开阔了学术和理论视野。

（三）加强理论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完善。

第一，增强理论的实践和应用意义。理论是分层次的，也具有时效性。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能够提供指导应对当前挑战和规划未来发展的应用性理论，以此保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第二，加强理论的体系建设。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在外交安全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观点，但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要继续推进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更加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研究两者的关系，进而进行缜密的逻辑演绎和科学的体系构建。

第三，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外交安全与当前实际情势密切相关，如果把握不准，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而系统和科学的理论则能超越具体案例和事件，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前瞻性的理论。因此，在应对外交安全问题时，我们要避免实践和理论“两张皮”的现象。

第四，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理论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评判。外交安全的实践检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在对待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上，政界和学界都应心存敬畏，并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理论。

结 束 语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但是，理论建设又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反复互动，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而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改变当前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学者滞后于领导、学术滞后于政治的局面，我们需要提高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理论探索和创新。

为此，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大理论创新力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敏感，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

安全主题论文篇11

文章篇幅完全符合学院规定,内容完整,层次结构安排科学,主要观点突出,逻辑关系清楚,有一定的个人见解。

文题完全相符,论点突出,论述紧扣主题。

语言表达流畅,格式完全符合规范要求;参考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其时效性较强;没有抄袭现象。

二、良:

论文选题符合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论文,能够达到综合训练目标,题目有难度,工作量较大。选题具有学术研究(参考)价值(实践指导意义)。

该生查阅文献资料能力较强,能较为全面收集关于考试系统的资料,写作过程中能综合运用考试系统知识,全面分析考试系统问题,综合运用知识能力较强。

文章篇幅完全符合学院规定,内容较为完整,层次结构安排科学,主要观点突出,逻辑关系清楚,但缺乏个人见解。

文题相符,论点突出,论述紧扣主题。

语言表达流畅,格式完全符合规范要求;参考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其时效性较强;未发现抄袭现象。

三、 中:

论文选题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能够达到综合训练目标,题目有一定难度,工作量一般。选题具有学术研究(参考)价值(实践指导意义)。

该生查阅文献资料能力一般,能收集关于考试系统的资料,写作过程中基本能综合运用考试系统知识,全面分析考试系统问题,综合运用知识能力一般。

文章篇幅完全符合学院规定,内容基本完整,层次结构安排一般,主要观点集中邮一定的逻辑性,但缺乏个人见解。

文题基本相符,论点比较突出,论述能较好地服务于论点。

语言表达一般,格式完全符合规范要求;参考了一定的文献资料,其时效性一般;未见明显抄袭现象。

四、及格:

论文选题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基本能够达到综合训练目标,题目难度较小,工作量不大。论文选题一般。

该生查阅文献资料能力较差,不能全面收集关于考试系统的资料,写作过程中综合运用考试系统知识,全面分析考试系统问题的能力较差强。

安全主题论文篇12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一是须将其纳入整体国家安全教育体系。首先，文化安全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国家安全教育一直是以传统国家安全教育为主，并辅之以非传统安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和大中小学生，从文化安全教育方面来看，其教育范围应扩大到全体国民，应该使文化安全观念深入人心，不过教育的重点对象应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青少年学生以及文化工作者这三类主体身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因其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的价值观念直接作用于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的现实安危，进而影响到国家的长久生存与发展的话语空间，所以应优先开展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文化安全教育；青少年学生是祖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对祖国文化及外来 文化的态度，关系到祖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对青少年的文化安全教育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长期工作；从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工作的人员如新闻工作者、学者、教师、作家、演员或是文化企业老板等，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会直接作用于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而这些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思想导向性，会影响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念，所以，有必要对文化工作者进行文化安全教育，使其在文化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关注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提高抵御能力。其次，文化安全教育需要借助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式和途径。我国开展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如建立国家安全教育馆以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现在的北京国家安全教育馆、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以及去年建立的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等都是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有效途径，国家安全教育的途径还有讲座、论坛等，此外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国家安全法》及国家安全知识活动。文化安全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一部分可借助这些途径展开，如通过图片展示传统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中严重破损的文物古迹和流失的文物，来提高人们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一些文化产业、文化贸易数据来说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特别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 巨大贸易逆差，严重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让人们全面了解；还有通过网络论坛的讨论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正确地导向；多开展一些书评、影评来评价外国文化产品，正视其对我国的各种影响；还可以通过专家讲座形式让国人深入理解西方思潮，避免盲目追随。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须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文化安全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国民教育体系是由国家通过制度或法律的形式来制定的，它体现的是国家的行为；同时其并不仅仅以单一的学校教育或学历教育为唯一的教育形态，它既包括学校教育，同时也包括学校外的社会教育等其他教育形态；国民教育体系顾名思义就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而不仅限于某一年龄段的儿童或青少年。当然，把文化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我们不仅看重国民教育对象的广泛，我们更看重的是教育对象对祖国文化发展的意义，青少年学生无疑是祖国文化的继承者，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就落在他们身上。所以学校应该成为文化安全教育主阵地，对象就是青少年学生，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长，教育产生的效果会相对较好。文化安全教育在学校开展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文化生存境遇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并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同一切危害民族文化的行为作斗争，为祖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应当指出，在目前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关于文化安全教育的制度建设、课程体系的建构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的冲击，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真正使文化安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框架内，还可以通过讲座、论坛等形式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讲座是大学里常见的教学形式，而且都是专题研究性质，针对性较强。讲座可以风格多样，充分展示讲者的学术功底、语言魅力、思维的敏锐以及深刻洞察力，比较受学生欢迎。学生对这种形式比较认同，那么通过这种讲座形式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势必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学术研究的领域来说明我国文化安全现状，更有说服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学生社团开展演讲、辩论赛等活动进行主体自主的文化安全教育。任何外在的灌输都比不上自我教育的效果。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种由在校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的群众性团体在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社团开展的演讲比赛、辩论赛等是学生比较关注并积极参加的活动。多开展些有关文化安全的演讲比赛、辩论赛，会使学生从内心认同文化安全教育，更好地实现文化安全教育目标：学生积极关注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得到提高，并自觉主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应当广泛利用各种现代传媒和载体。一是充分利用广播、报纸、影视、书刊，特别是网络等媒体进行文化安全教育。现代网络传媒已使信息传播速度在瞬间传遍全球，同时也是当今民意表达最快最多的场所，这一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各种焦点事件在网上都会有非常广泛的激烈的讨论，网络舆论都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正义利用也可以被邪恶利用，网络高速发展使各种资讯快速传播，文化安全问题就更加棘手，不良文化在因特网上流行的现象日趋严重，色情、暴力、迷信和邪教信息在网上泛滥成灾，网上民意放大和失真现象严重，网上道德逐渐沦丧。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一大公害，这已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构建网络文化的钢铁长城势在必行。目前的“红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缺乏社会影响力，还需要加强文化安全教育网站及论坛建设，对于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现象及时曝光，吸引广大网民能够通过新闻跟贴、论坛上贴等方式在网上迅速形成舆论讨论，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提高人们的文化安全意识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好的书刊、影视作品总是能在无形之中教育人感染人。我们要把文化安全问题渗透到文化产品之中，寓文化安全教育于无形之中，这一点美国的好莱坞应该是学习的“榜样”，美国一直通过影视、书刊等媒介及其他文化产品向外输出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好莱坞在文化战略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使欧盟的一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文化例外”的政策来抵御美国的文化入侵。相比而言，中国就不那么乐观，虽然我们进口电影，也有一定的配额限制，但是现在通过盗版、网络下载等途径，国外的电影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冲击很大，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冲击就更大了。我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我们国产电影的发展来抗衡国外电影，同时要把文化安全教育渗透到影视作品中，渗透到整个文化产业之中。二是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民族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现，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端午节”被韩国申办成世界保护遗产，对国人的触动很大，感受到了一丝文化危机。这恰恰说明我国某些传统节日的文化传统在不断消解，至少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不过国人对某些传统节日还是有很强的认同，如春节时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忘记要回家过年，中秋佳节也会有一家团圆的强烈渴望。这就是我们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最好的时间，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渲染节日气氛，增强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我们首先必须要重视传统节日，西洋节日已经对我国传统节日构成严重的挑战，特别是青年人更热衷西方的情人节、愚人节、甚至是圣诞节、平安夜，当然这里有商家的炒作，青年人也并不会深入了解西方节日的内涵，只是更喜欢西方节日的浪漫形式，但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当青年人过西方的节日多于自己民族的节日的时候，民族节日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由谁来传承呢？国家已经对民族传统节日是否应该放假问题，作出了非常正确的决定，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已定为了国家法定假日，这在民众心中民族节日的地位就会得到提升，也会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我们也看到民族节日也出现“物质化”倾向，而忽视了文化精神内涵，如月饼因包装而身价倍增，“天价年夜饭”，节日竟然只是商家炒作赚钱的借口，而节日所传承的民族精神却并未得到重视。我们要利用节日这样一个契机，积极开展一些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

[参考文献]

〔1〕余秋雨.当前中国社会的六大文化误区〔J〕.新华文摘，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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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思考〔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2).

〔6〕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1).

安全主题论文篇13

对政治安全的研究，学者们习惯于从政治安全的主体、政治安全的核心议题、维护政治安全的手段和途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与国家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研究进行区分并重新定位，以期政治安全的议程设置更加明确具体，从而为维护政治安全的行动逻辑提供理论支持。而在总体上，较少有人把政治安全的理念价值与政治安全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结合起来讨论。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就国家内部安全与发展而言，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免于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恐惧，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国视角和欧洲视角的安全理论而言，其主要是源于西方语境的阐释，这些理论无疑对研究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提供了多元的借鉴路径，但由于西方各种安全理论的侧重点以及价值理念的差异。对安全的界说重点以及实现路径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如何以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吸收西方安全理论的合理成分。以推进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安全研究的学术语境定位

要研究政治安全问题。首先要理解“安全”的内涵。根据巴瑞・布赞（Barry Buzan）等人的界定，“安全是关乎生存的。当一个问题被作为对一个特定的指代物构成存在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提出时，它就是安全”。当一国政治体系被作为指代物时，安全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的威胁。具体来讲，政治安全是指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执政党执政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衡量。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把国家视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地位独立是国家实体存在的具体表现，对这三者体现的价值的维护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其针对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极具破坏性的军事威胁和武力侵略。而政治安全除了要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外，还涵盖了国家内部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即要确保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可见，政治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其内涵和外延无疑大为拓展了。

后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不断重组，随之而来各国的经济版图和辐射力也得以重新调整，一些非军事性的威胁和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各国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诸如大范围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人口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民族冲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这些危机的突然爆发可以极大地摧毁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它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心理阴影有时甚至比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更为严重和持久。如果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幸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急剧倒退。有可能还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造成新的社会动荡并直接威胁到国家现政权的稳定。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的新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替代军事安全而成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安全大敌。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就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它是一种广义安全，与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和单纯侧重于军事安全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主要关注“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其重心侧重于非军事安全问题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两者的差别详见表1）。如2003年突然爆发的SARS疫情，不仅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同时给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和中国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恐慌，给人们正常的社会活动造成了障碍，更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再如2008年始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犹如一场大地震，使美国遭遇了长达一年的经济衰退，这一金融动荡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银行，其因参与美国抵押贷款而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出口需求减少而身陷困境。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体制，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得大批知名企业破产，失业率随之大幅增加，银行业出现信贷危机，实业同样也大受影响。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势必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安全战略议题，其关注度甚至超越了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在这些新问题的侵扰下，虽然国家实体并没有受到别国的直接武力侵犯，但是民众却依然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此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构成严峻的考验。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非传统安全因素将日益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其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强化。因此，对政治安全的维护逐渐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叉领域。对政治安全理论的研究也将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而开拓新方法，从而不断丰富政治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观察的视野。

二、安全研究范式演变推动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

从研究逻辑来看，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是安全研究范式演变的必然要求，其演变过程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相伴随。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是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由全球化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民族认同、国家内部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则直接成为人们超越国家本位主义对安全理论进行反思的内在动力。

伴随着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日渐式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并分化为不同的流派和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等。布赞和汉森（Lene Hansen）把这些理论范式大体分为“美国路径”（大部分常规建构主义及批判建构主义）和“欧洲路径”（批判安全研究和哥本哈根学派），而女性主义同时向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视角提出了挑战（不同安全研究范式的主要差别详见表2）。比较而言，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领土的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而非传统安全观更趋向于关注人类自身的安全和伦理关怀，力图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本文试图从安全研究视角的指涉对象是优先关注国家还是个体，以及安全研究范围是否偏重于军事一政治领域两个层面，把国际安全研究的诸多理论流派大致作一个概念图谱的描述，以厘清各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轨迹，并思考这种范式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之间的某种内在逻辑。

传统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之前，安全研究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它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把视角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由于行为者能正确预见其某种行为的结果，而结果又可以通过理性预测来解释，因而只有那些按理性行事的行为者才有机会获得成功。他们认定国家的最高目标不是权力就是安全，拥有权力就获得安全，因此，国家必须采取理性的策略追求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利益，而这种理性常常倾向于想方设法地增强自身实力，震慑和削弱对手，从而获得国家安全。

而传统安全研究即是由理性主义所主导的，在传统安全研究视角中，普遍认为国家面对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国家间军事武力的威胁，这种局限于武力使用的过于狭隘的安全研究范式常常忽略文化、道德、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导致其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传统安全研究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中心主义，而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建立联盟才能与更具威胁的国家相抗衡，如此一来，军事竞赛和军事联盟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一旦成为常态。就意味着国家总是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时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威胁，而这种隐形的威胁极易形成循环的不安全或对抗心理。

以冷战的结束为界限，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逐渐增多，除了军事一政治因素外，还有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传统主义者已经不能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安全研究关注的范围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占据安全研究中心议题的不再是军事事件或传统主义者所定义的大国事件了，因此，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也必须寻求突破。20世纪90年代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将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安全领域由高政治转向低政治。但高政治问题和低政治问题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军事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

建构主义学派。与传统安全研究不同，建构主义超越了理性主义路径，特别强调了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奥努夫（Nicholas Onuf）1989年第一次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把语言和规则作为理论核心，倡导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世界政治。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并不是外在于国家而客观存在，等着分析家和政治家去发现的，相反，它是由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创造的，正如社会世界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构建和重构的。⑧虽然他们仍然关注军事、国家中心议题，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把文化、身份、规范、理念、认同等作为重要的分析变量，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因而使传统的安全议题有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视角。

建构主义内部分为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个分支。1996年，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将建构主义的方法用于国家安全研究，其代表作《国家安全的文化》更是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他在书中指出，建构主义者能够证明安全的观念因素能够更容易地解释那些“超越军事问题或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安全概念。常规建构主义这一安全范式主要流行于美国，它在扩展安全概念上最不激进，总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较为传统、范围较为狭小的安全研究。虽然仍然关注与国家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议题，研究重心看似与战略研究相似，但它“选择通过观念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来解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从而使安全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路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主义，从理性主义走向文化建构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批判建构主义开始从常规建构主义流派中分离出来，它主要源于美国，在欧洲比较流行。批判建构主义主要关注军事安全，但也开始更多地面向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

建构主义也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如传统主义者以及其他安全流派认为建构主义并未在指涉对象上超越传统论者，它只是对传统安全理论进行了补充，并认为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依此观点，常规建构主义并未对“安全”进行批判性的建构，而且它在规范意义上依然接受国家是安全的指涉对象以及坚持军事的优先性。但也应该看到，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认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安全与否取决于各国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的文化认同造就了国家间不同的安全状况。这无疑也为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研究拓展了视界。

哥本哈根学派。这一学派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是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OleWaever），他们出版了大量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关系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一学派对拓展安全研究贡献了两个有价值的概念：社会安全（societal security）和安全化（securitisation）。

社会安全被定义为“在变化的条件中以及在面临潜在或实际的威胁下，一个社会保持其基本社会特征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国家作为政治、军事、环境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的同时，社会也成为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总体上，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的指涉对象上。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立场，既对两个可能性的集体指涉对象即国家和社会进行了限制，又将安全拓展到个人和全球层面。而安全化的过程是对安全指涉对象建构一种存在性威胁，并号召人们采取特殊的应对方式去消除这种威胁。安全化“将一些问题要么设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议题，要么居于政治之上”，因此，它也是一种限制安全概念过度扩展的手段，它通过话语的形式将安全的定义固定下来。

当然，哥本哈根学派也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有学者认为它错误地将安全和生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主导的、保守的、政治上被动的研究范式。另外，在方法论上，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一行为”。使安全问题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修辞结构或安全逻辑，使得安全化理论也存有一定的模糊性，“安全”的界定变得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

批判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冷战后在英国比较兴盛。它奠基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在政治规范意义上批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并在规范性目标上强调了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在概念层面，批判安全研究认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相比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国家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威胁程度也更低。这导致了一个全球安全的悲观主义观点：国家导致个人不安全，而不是创造稳定和繁荣。

批判安全研究的批评者认为，坚持将个人作为指涉对象并与国家相对立，不过是重复了那个非要在两者中选择其一的经典型错误。所有的政治概念都阐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而一个仅仅指向个人的指涉对象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个人必须被置于集体层面的解决方案中，认为个人层面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性别缺失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传统的军事一国家中心取向的安全研究没有为性别与安全留有空间，一系列以性别为特点的安全问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反对传统安全研究。强烈呼吁要更少地从国家中心和军事方面来考虑安全问题，号召将“女性”和“性别”作为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这种基于女性经验的研究视角在国际安全研究中自成一体。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同批判安全研究一样都号召安全研究要分析一个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包括个体层面的“女性”以及非军事安全的领域。这深化了安全的指涉对象，扩大了安全的适用领域。然而，大多数关于性别与安全的研究并非理论性的，也并非直接涉及安全的概念，而只是一些低理论的、经验性的类型。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来推动的。

人的安全研究。联合国发展署在1994年提出了“人的安全”概念，将安全概念扩大成为一个包含“发展”的概念。联合国发展署最初对人的安全界定的逻辑是，应该在领土防卫、国家利益及核震慑基础上拓展至“普世关注”与冲突预防以及更为紧要的展开全球合作以消除贫困与不发达。与批判安全研究相近，人的安全研究议程包括贫困问题和对人类的其他潜在威胁，因此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

人的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从民族一国家转移到了“人民”，关注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自由选择、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取市场与社会机会以及生活于冲突还是和平之中。这意味着扩大了安全威胁的类型与领域，意味着安全也适用于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会不平等、移民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正因为如此，“人的安全”因其过于宽泛，导致学术与政治上的“空洞”而遭到质疑。如帕里斯（Roland Paris）指出，如果“人的安全”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东西，那么它其实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些批评者如布赞认为，“安全”与“人”联结，其实质是一个人权议程，并无多少新的内涵以助于理论的分析，也无多少与人权讨论的区别以体现实际的价值。无论“人的安全”的指涉对象是“集体”还是“个体”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有可以替换的与之对应的概念。因此，“人的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缺乏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价值。人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宽泛的议程，在人的安全的边界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人的安全”概念之后，欧盟、加拿大、挪威和日本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加拿大政府甚至为“加拿大人的安全年会”提供经费支持，并自2002年起不断出版“人的安全”电子期刊。总之，在人的安全的争论中，极为关键的或许是它既体现了制度化的价值（其概念由联合国发展署提出，并被多国采纳），也证实了一个概念的成功与失败并非完全由学术标准所决定。

以上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种主流范式。除了上述理论范式之外，还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等其他理论流派，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呈现其理论特点。总体上看。这些理论范式都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语境，寻求后冷战时期从多角度对安全概念进行拓展。安全研究是一个多种理论并存与竞争的领域，然而，无论这些理论流派如何争鸣，都反映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社会群体对于安全的各不相同的主观感知。毫无疑问，这些学术争论受大国政治所影响，它们所讨论的安全概念范围、安全议程必然存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性也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安全研究路径的拓展与深化。

严格说来，这些安全研究范式的演变并不遵循理论逻辑和发生时间上的衔接性和延续性，但是这种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有着必然的联系。如，安全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凸显了传统安全研究范式的局限；建构主义把规范、理念和认同等分析变量引入安全研究，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性；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社会安全和安全化概念：批判安全和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强调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认为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应该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人的安全的提出，直接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等等。这些安全理论成果给中国政治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国家安全研究向政治安全研究转变，传统安全研究向非传统安全研究转变，促使了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人本安全：新时期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多，传统国家安全研究者已经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不能从容地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安全问题。在此意义上，政治安全研究已然突破了军事的和国家中心的安全议题的狭隘性，正在寻求安全概念的扩展路径，这是对国家安全研究指涉对象和范围上的超越。国际安全理论流派对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研究者在思维观念上的变化，即安全的落脚点究竟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抑或是全球的安全，安全研究的范围是军事中心的或是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在批判地吸收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各流派合理构想的基础上，也许中国政治安全理念和范式的确立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中国的政治安全不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复合的和交互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需要有效地维护的人的安全。概括来讲，就是必须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政治安全观。在此，我们特提出“人本安全”（humanistic securi-ty）的概念，以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相区别。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当然，人可以理解成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作为类存在的人。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就是以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为本原起点和价值目标的，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我们所倡导的人本政治安全观既不属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文化，也不同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理论，因为其指涉对象不局限于人类个体的安全，而应是人本安全和政治安全互为促进的和谐统一。概括来讲，政治安全为人本安全提供切实的保障，因为个人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而人本安全则是政治安全的目标和最终归宿。因此，人本安全就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第一，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国家的认同感，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民众基础。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度，注重发挥民众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聪明才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能有效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关于国家和人权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安全论者认为，生存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利益核心，只有在生存和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利益（目标）。但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权、公正、生态平衡等公共价值，甚至有西方学者开始极力宣扬人权高于的理念，这虽然有一种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事务的嫌疑，但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言，“国家必须不再被用作粗暴践踏人权的挡箭牌”。

必须承认，安全实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所面临的一种状态，因此，要重视社会化的个人所获得的保障或受到的威胁，不能一味以“国家至上”解决问题。而要考虑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国家的权威，又要看重社区和个人的独立声音：既要承认物理层面加强的意义，又要看重体制层面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价值。应将国家总体的安危与公民个体的安危结合起来，或者说，将个体安全作为总体安全的基石。只有个体认同国家的合法权威，国家才有权界定个体安全的范围，因此，个体安全概念和集体/国家安全概念无法割裂。

第二，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个体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是政治安全之本，中国共产党要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与执政能力，必须实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确保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切不可本末倒置，以牺牲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来获得执政安全。没有民众从内心认同和支持的执政安全只是无源之水，这种安全其实只能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安全，而这恰恰是最不安全的。人民群众是共产党执政的服务对象，只有强化安全问题的人本关注和社会关怀，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群众的内心诉求和需要，才能依靠广大群众，获取群众的支持，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第三，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利于促进民众有序参与，确保政治秩序安全。政治秩序安全体现为政治结构和政治体系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效运转，政治参与活动有序进行。在网络时代，微博等传播工具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社交性和自媒体性，如果网民没有其他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及时表达个体或所属群体的政治诉求，就很容易转向微博等自媒体工具满足其参与动机。当网民的言论或披露的不确定信息涉及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或敏感事件时，这种自媒体就很容易转化为公共媒体，引发围观。由于网络海量信息的即时扩散性，利用网络舆情监测工具实行实时监测进而进行有效疏导和控制毕竟是一个事后措施，终究不是网络化治理时代的优选方案。在社会贫富悬殊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树立人本安全观，真正尊重民意，以民生为本，将极大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对于这种安全感的依赖将有效缓解广大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时的焦虑感。保持克制，促进理性有序参与，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

第四，树立人本安全观能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社会正能量的持续积累有利于维护政治制度安全。坚持人本安全观，首要的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社会个体的安全和群体的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政治安全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提高人民的社会权利并增强人民的满意度，才能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使全体人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只有确立广大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也只有构建以人为本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和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才能有效推进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维护政治制度安全。

第五，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助于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创新。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从政治的本原来看，“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尊重人民群体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目标和根本动力，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创新，才能确保政治意识形态的优化。

在后传统安全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和破坏行为对于国家或社会安全价值观的威胁并不亚于国家行为体的军事侵略，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发生在2012年9月13日的由美国宗教电影引发的利比亚美国大使馆骚乱及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浪潮，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警告国际社会，必须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利益。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正在使传统安全理论的窄化研究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结合的全面研究回归和提升。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和安全需要。国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才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认同和接纳，才能最终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