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学概论论文篇1
双向式教学方法应用在现代畜牧学概论课程中，主要是指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各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引导式问题、互动式解答，从而与学生形成一种良性的探讨关系。这种双向互动教学方式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更加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强调对学生的问题给予及时的反馈。
2双向互动教学方法概述
2.1双向互动教学方法的发展
双向互动教学方法主要基于互动式教学理论，在目前的教学系统中，已经有20几年的发展历史，这种教学方法更加注重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不仅是教师对学生的提问，更重要的是通过观察学生的反馈给予针对性的指导，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意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营造一种欢乐、和谐、向上的学习氛围。现代畜牧学概论课程更加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应用这种双向互动教学方法，学生可以真正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并且意识到畜牧学概论课程的要点。
2.2双向互动教学方法应用的价值
高等教育是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之一，进入新时代以来，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的立德树人根本教育目标，高校要在课程体系改革的过程当中，“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根据这一工作方针，对于课程教学体系以及教学方法进行全方面的改革。畜牧学是农业类专业课程中的重要基础性课程之一，对该课程进行教学方式上的改革，可以全面提高农学专业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3畜牧学概论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学生回答问题的意愿较低
双向互动教学方法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具体实践在中西方的教育体系中，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但是很多教师往往忽视了这种古老教学方法的具体应用方向，而是进行一些简单随意重复的提问，没有对双向互动式教学进行科学深刻系统的理解。学生在课堂上不仅是不敢、不愿意回答问题，也不能、不善于提出问题。在整个教学流程中，教师处于设计指导地位，而学生的主体作用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
3.2课程发展的体系性比较差
畜牧学概论包含动物生产原理、动物养殖技术等，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在现代的农学教育以及动物医学中是一门基础性学科[1]。具体的内容包括营养原理、饲料搭配、动物遗传学、育种与繁殖、动物环境质量控制，牛、羊、猪、家禽的分类养殖，畜牧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等。这些课程对于学生的专业指导具有基础性规划作用，现代高等教育中，主要选择李建国主编的《畜牧学概论》作为基础性教材。但是，很多学校在进行系统性教学的过程中，没有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课堂学习以及课下练习开展有针对性的互动指导，学生即使学习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也很难用于实践，缺乏对于养殖技术的直观感受，导致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时，缺乏实践操作技能，并且长时间难以适应。
4运用双向互动教学方法对畜牧学概论课程进行改革
4.1交叉式互动
畜牧学概论课程涵盖的基础性内容比较多，章节繁复，既包含基础的动物遗传护理知识，也包含生产、运营、规划等等。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的过程中掌握多个学科专业知识，通过这种交叉式互动，将不同类目的内容融合在一起。（1）对于动物遗传育种与繁育、畜禽生产动物营养，开展案例式互动教学方法，针对各项专业知识的交叉进行流动式内容划分。例如，某学校开展的畜牧学概论课程学分为4个学分。其中，实践类课程占一个学分，比例为1/4，学校拿出3/5的课时时间，进行实践类课程的教学。这种教学实践方面的调整，有利于学生通过实践互动的方式，对畜牧学概论的基础知识进行全方位地了解，并且通过这种实践活动充分掌握实践技能。（2）对于产品加工、动物行为与应急规划设计、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生产经营管理相关的内容，教师可以通过这种交叉式互动教学，引导学生通过顶岗实习等方式进行专项学习。注重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反馈出来的理论知识缺陷，给予学生更加专业系统化的指导，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于畜牧学知识体系的脱节，而无法形成实践理论的优化掌握。例如，某学校的畜牧学概论课程就是在本学校建设的实践活动基地内进行，教师可以一面向学生介绍理论知识，一面引导学生，通过市场营销设计、经营管理设计，实现对于畜牧学经营管理的内容深化与理论创新，通过这种实践基地的设计，该学校的学生实践技能大大提高。
4.2掌握周期性特点
畜牧学概论课程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于内容包含的范围比较广，涉及多种交叉学科，因而教师在双向互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要结合畜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结合生产技术的升级进行相关的实践内容改革，做到理论与实践课程的相辅相成。并且，在理论教学知识点中找到实践结合关系，通过这种上下打通的联合体系设计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思维并且完善学生的思维网络，帮助学生从整体角度看待自己目前的知识学习。畜牧生产是一种周而复始的长时间的循环过程，尤其是在一些牛、羊等大型动物的养殖生产经营过程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4.2.1阶段化教学在进行互动式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对于不同阶段知识的掌握程度，严格进行相关实践的准备工作，避免学生单纯地将之分裂，引导学生与教师积极进行沟通，了解学生对于整个知识学习的心理准备情况，引导学生树立忍性和耐性，更加系统地进行知识学习。例如，某高校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就针对营养与饲料配比的实践工作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理论实践教育相结合。教师针对学生在前期知识学习当中，表现出来的不耐烦、恐惧等心理，进行了专项讨论[2]。
4.2.2提高教师的教学经验畜牧学概论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存在学科交叉的现象，这就对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学经验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而，现阶段的畜牧学概论课程进行这种双向互动、分工教学，就要求教师与学校根据教学计划的要求共同承担教学任务，由一位教师进行课程统筹，由其他教师进行学科的配合。根据自己的阅历以及专业的教学知识，进行相关知识面的系统性打造，在必要的情况下，鼓励学生进入周边企业以及实训基地，进行标准化的生产组织和观摩学习。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合理化的现代生产运营与组织过程，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
4.3细化课程定位
在进行双向互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理论基础作为课程的前提，将提高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规划能力等作为培养人才的方向，始终按照市场化的人才培养标准，对于动物医学、动物养殖等专业的学生进行差异化的知识讲解与介绍。
4.3.1以问题带动教学双向互动教学方法，强调学生的兴趣，进行课程安排之前，教师可以引入适当的教学案例，从而实现对于医学专业畜牧学概论课程的基本定位。例如，某校在进行课程改革的过程中，畜牧学概论教师从时下的畜牧养殖热点猪瘟病的控制入手，分析辽宁省鞍山市出现的猪瘟疾病疫情控制情况。结合当地农业畜牧站工作人员采用的填埋处理方法，引入相关的控制理论，提出关键问题，通过延展探讨启发学生通过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对猪瘟病的疫情处理进行相关思索。
4.3.2结合动态教学视频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畜牧概论知识比较枯燥死板，进行教学改革，教师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视频等形式，使学生更好地学习畜牧养殖的具体知识。例如某校的教师在教学中，针对一些稀有的畜牧业品种，结合其具体的养殖场景进行专项介绍，并通过配合图片视频讲解的方式，向学生系统讲解这些稀有品种如何进行接产、采精等等。并且按照冬季与春季不同的实践环境、温度变化情况，以及疾病控制方法，向学生提供这些养殖场的动态视频以及监控，帮助学生更加直观、形象、具体地了解稀有品种的实际养殖情况以及伤势情况，这种将抽象问题具体化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在有效的教学时间内向学生传达更多的教学信息，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帮助学生更好地接受新知识。
4.4课堂评价体系改革
畜牧学概论论文篇2
畜牧学概论 农业经济管理 教学改革
进入21世纪信息化时代以来，畜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加大。随着我国畜牧业生产向规模化和集约化方向转变，社会对畜牧业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在当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如何使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快速成长为满足现代化畜牧业生产管理需求的创新型、应用型新世纪人才，是畜牧业领域乃至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
1目前《畜牧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1学生来源文理科兼有，教学难平衡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同时招收文科和理科类学生，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课程里有关动物遗传、育种、繁殖等内容需要学生有基本的生物学知识储备，文科类学生却并不具备。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必须补充这些知识，同一个班的理科生就要进行二次学习，这极易引起理科生的厌学情绪。
1.2课程设置不合理，难以满足学生学的实际需求
课程常常要连续三节甚至四节，导致学生很难长时间保持对教师的注意力。同时，有关畜牧业发展的新的科研成果每天都在大量涌现，课本知识的更新速度无法及时，内容的脱节可能会影响学生的知识观、学习观，让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此外，授课教师也容易过多地强调畜牧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的实践动手能力，不能从本专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弱化学生生产管理能力的培养，不能满足本专业学生的最终要求。
1.3教师队伍的水平与实际要求有差距
教师的授课水平对教学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近年来高校中研究型教师的比重逐年加大，这类教师缺乏专业的教育理论知识和授课的素养锻炼，很难在短时间内把握授课节奏。而且学术工作做的优秀的教师在课堂上往往倾向于把知识点讲得既全面又细腻，导致出现“唯知识至上”的授课模式，不给学生留知识点上的任何“困惑”之处。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机会，不能培养学生对知识“质疑”和“批判”的意识。尤其是新进教师，由于没有常年教学工作的积累，无法形成自己成熟的教育理念与思想，也难以给予学生充分的指导和帮助。
2《畜牧学概论》教学完善的建议
教学是一项技艺，有一定的规律和章法可循。因此，高校首先要坚持对教师进行必要的岗位培训指导。虽然传统的教学方法现今正不断地受到新型信息技术的挑战，但传统的教学方式绝不是一无是处，千百年来形成的教学模式一定有其可取之处[1]。各专业必须实事求是，从其培养目标出发，做出相应的教学调整和改革。针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畜牧学概论》课程的课堂教学，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2.1调整授课内容引入“微课”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现代化的设备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畜牧业生产中，且自动化程度还在不断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职业目标是“对农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并对人员进行激励，以达到预期目的”[2]。因此，课堂上教师除了教授必需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外，必需着重引入现代高效畜牧业生产管理中的新内容。以养猪生产为例，要更加重视饲料中的霉菌毒素问题、要提高对高产青年母猪重要性和分胎次饲养重要性的认识、强化现代员工管理、提高电脑控制设备在企业生产中的应用等等。“微课”作为传统教学方式的一种升级形式，已在中小学教育中被广泛提及，但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较少。但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在课堂上一样存在注意力得不到缓解的问题，“微课”同样可以大有作为[3]。对本课程而言，除了基本的理论知识点外，“微课”还能很好地展示生产的实际过程，更好地为达成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服务。如将一畜牧业生产示范场运营中的饲料营养配比、育种架构设计、疾病防控、销售、环境保护、成本核算、员工培训等各个重要环节录制成“微课视频”，教师针对“微课”视频内容，站在“学”的角度进行教学设计，随时与学生交流“微视频”中的内容，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印象，更能加快学生毕业后所学知识的灵活应用。
2.2调整授课形式，引入“工作情景”教学模式
随着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每个人低头仿佛都身处于“一个独立的世界”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大学生。骤然从高中均一化的集体生活中走出来，跳出父母的视线，加上还没有养成良好的控制力，大学生非常容易孤立自己。学生的人际交往和合作能力无法得到锻炼和提高。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必需的一项重要技能恰恰就是“协调工作人员的能力”。因此，教师要意识到本专业的特殊性，真正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理解学生“所说”，透过学生“所说”感知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所想”。为促进课堂上师生间、学生间的交流，以往的教学模式改革中提及最多的是讨论式教学[4-5]，但这是针对单个学生个体的教学方式。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着重需要的是协调能力，需要他人的配合。因此，在课堂上还要锻炼他们彼此间合作的能力。如根据“微课”视频，在课堂上引入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情景”，设立小的项目论题，让学生以生产管理者的身份，采用分组讨论、课堂分享等方式对某一工作情境进行分析处理，不但可以加强学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可以提高他们解决矛盾的能力；也可以设定大的宏观问题，以养猪生产为例，可以设定诸如“如何使猪的身生产性能和利润更高效，场区花钱的最佳方案如何制定，如何激励员工”等问题，可以锻炼学生的统筹管理能力。
3结语
从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实际需求出发，在《畜牧学概论》课堂上调整授课的内容和形式，综合引入“工作情景”和“微课视频”等多种教学模式，不但有利于学生要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更可以培养学生的管理协调能力，最终更好地为完成本专业的终极培养目标服务。
作者：乔瑞敏 任广志 单位：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文晶,王果胜.教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改革趋势[J].北京教育(高教版),2013(12):55~56.
[2]刘海波.信息化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探讨[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4(22):46~47.
畜牧学概论论文篇3
畜牧业；产业化；经营；风险
1农业（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理论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一大问题，所以要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先要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现代社会，无论国内国外都将工业化作为主要发展，农业化主要是辅助工业化，这使得农业发展越来越被动，我国已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上工作日程，重视农业产业化经营。
2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涵
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需要不断深化与发展，将某一个农业产品，通过改造变为现在意义所谓的“产业”，最后将农业产品进行成功转型。基本内涵：1依照市场变革需要，创作有强烈优势和潜力的农业产品，即将市场变化作为产业向导。2通过有序的管理与组织，实现产业过程中链条模式，即经营模式为一体化生产。各方面互相协调，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即产业采取利益互补制度。
3畜牧产业化经营概述
在我国农业组成中，畜牧业占据不可替代地位，并且是我国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现如今的畜牧业在我国的发展为过渡阶段，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阶段期。所以，我们要与时俱进，大力发展畜牧业，开展产业化的经营。积极响应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需要养活13亿人口，解决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并非易事。所以，需要农业的发展与支撑。等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下一步就需要向小康社会前进，并且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展畜牧业。要想持续发展畜牧业，就必须首先保证种植业的发展。因为畜牧业和让种植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作用要共同发展，相互依赖。畜牧业的大力发展，可以有效推动种植业的的发展。也体现出畜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农业产业化与畜牧业产业化两者关系紧密联系、不可分家。但是两者又有着不同的区别：畜牧业作为一个活禽动物产业，有着屠宰这个特殊阶段，使得产品不易存储，相较与农业产业，需要进行继续加工，实现链条产业。
4畜牧产业化经营效果及其风险
畜牧业作为一项产业，必然有一定的风险。
4.1自然风险
因为畜牧业是个比较特殊的产业，其产业对象为活禽，所以受到生殖遗传和外界环境的共同影响。因为活禽作为一个个不同的个体，所以每一个个体都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不同。我国近几年出现过许多活禽病害、疫疾的发生事件。有些传染严重的疾病，例如禽流感，会严重危害周边地区的活禽，给畜牧业造成严重的伤害，损失惨重。
4.2市场风险
市场作为一个可能随时变动的场所，畜牧产品也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供给和需求造成畜牧产品价格变动大。一些偏远地方小养殖地区，再加上养殖者可能没有较高的素质，对外界信息不敏感，容易造成判断失误。使得畜牧业造成损失。
4.3技术风险
这项有关于活禽的产业，还涉及到相关养殖技术，如饲养、营养、生殖等。像研发产品、科学饲养、营养比例这些高新技术，在使用后对畜牧业有着不确定影响。
5结束语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合理高效的发展畜牧业，并推动畜牧业产业化的进步。提高各方面技术与水平，降低畜牧业产业化的风险。确保这个高风险产业可以做到低风险运行。紧跟时代步伐，重视畜牧业产业化的实行也措施。现在市场对畜牧业需求量较大，所以一定要做好畜牧业的安全工作，因为畜牧业产业的特殊性，产业对象是针对活禽，保障畜牧业安全是产业中的重中之重。有利于促进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瑾.基于畜产品消费的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08.
[2]程支中.中国畜牧产业化经营问题研究[D].2003.
畜牧学概论论文篇4
一、中职畜牧兽医专业现状
1.教学设施及条件
畜牧兽医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但在中小城市，中职学校办学条件参差不齐，难以投入资金改善实验实习条件，教学设备不足、设备老化是普遍现象。专业教师由于学校缺少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对畜牧兽医新知识、新技术缺乏必要的学习和了解，知识和观念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这是无法提高畜牧兽医教学水平、提高学生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学生现状
中职学校入读门槛低，相当一部分学生对理论学习的理解、接受能力较弱。初步分析有以下几点：1、荣誉感和自信心不足；2、自身刻苦钻研精神不够；3、学习能力或智力、记忆能力较差；4、教育接受方式不适应；5、部分学生有与智力因素无关的“读写困难症”。
3.内容、方法和手段
目前中专畜牧兽医专业的设置和课程安排，大部分仍停留在较早的水平上。专业课程内容简单和笼统，所学的专业课程中，部分对学生进入社会后所从事的职业没有太大用处，而许多实用性强的课程和畜牧兽医专业技术却又没有学到。学生除了学习畜牧兽医的基础理论、简单的动物饲养和一般的操作外，缺乏最新畜牧兽医应用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方法，特别是新的畜牧兽医概念和专业化、规范化的应用技能的培养。
由于中职学校对畜牧兽医教学投入的缺乏，学生的实践机会不足，缺乏系统的畜牧兽医操作实践的培训，我们花二至三年培养出来的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就其畜牧兽医操作实践能力而言，只能比社会上初中毕业的饲养员略强，一些畜牧兽医的基础操作能力如静脉注射和接产等甚至还不如他们。由于教学设施的缺乏，一些必要的课程无法开设或学生无从实践。
中等职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建设如果不进行改革，很难有出路。
二、专业建设和课革思路
1.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人文素质对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表现在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还表现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改善思维方式、增强非智力因素等几个方面。近年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动荡，更加需要加强人文素质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对于当前学生迫切需要加强的自信心、职业生涯中的合作精神、纪律性和组织性的树立是非常重要的。
人文素质教育可以通过专门的模块来实现，贯穿干整个专业的教学活动中。手段上必须抓住学生的特点，以人为本，灵活多样，切实收到教育之实效。
2.改革专业课教育，提高学生职业技能
（1）进行课程改革、突出技能培养。畜牧兽医专业范围广、课程多。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及职业实际需要，部分课程以及内容应该进行调整。《宠物驯养与疾病防治》课时量大，缺乏材料，学生很难有感性认识的机会，学生学习难度大但一般来说，和应用类课程关系不是很大。这类课程内容可以精简，或作为拓展型课程来学习。
（2）改进教学方法手段，突出实践教学。在突出职业技能为目的的教学中，应尽量让学生体会和发现，概念的掌握能够满足职业需要即可，这也适合于现状。事实上，任务驱动法和项目教学法是非常适合干畜牧兽医专业教学的。
任务驱动，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围绕任务中心，在问题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主动应用，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并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引导学生产生实践活动。在畜牧兽医应用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对学生情况的了解先创设情境，既而提出任务要求学生让学生讨论、分析，并着力去解决。
项目教学法是通过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其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把理论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由以教材为中心转变为以“项目”为中心，由以课堂为中心转变为以实际经验为中心。在运用项目教学法进行教学设计时，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
利用这些教学方法和手段，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又可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体现成就，帮助学生提高学习信心。
三、评价体系
除笔试外，应加大实践考试的分量，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考核方法可分成两个部分：笔试考核和实践能力考核两种。
1.笔试考核：主要对理论知识和基本概念进行考试。
2.实践能力考核可以分成基础考核和能力考核两种。
实践基础考核：主要考核学生的基本操作能力和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实践能力考核：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以课程设计作为考核依据，根据学生对课题完成的程度、设计的效果和创造能力进行评分。
四、结语
一切从实际出发，中等职业教育也需要顾及现状，以就业为主，再兼顾提高。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也开通学生提高学业水平的可能通道。使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根据各自能力和可能，各得其所。畜牧兽医专业的建设和课程的设置，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才能使中专畜牧兽医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竞争力，使中专的畜牧兽医教育事业更加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毕家驹.外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趋势[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6，（3）：77-81.
畜牧学概论论文篇5
1.畜牧业污染概述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主要从畜牧业污染的概念和畜牧业污染产生的原因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1.1畜牧业污染的概念。所谓畜牧业污染就是指在畜禽饲养以及活体加工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和废弃物，这些排泄物和废弃物会对人类、其他生物以及畜禽自身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污染。
1.2畜牧业污染产生的原因。畜牧业污染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归结起来主要有经营方式的转变、肥料使用的转变以及种养的分离等几个方面。首先，经营方式的转变；其次，肥料使用的转变；最后，种养的分离。现代畜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其向城市周边的转移，这就导致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分离，畜禽的粪便无法得到及时的消纳。
2.畜牧业污染的各类污染源及其造成的危害
造成畜牧业污染的污染源也是种类繁多，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粪便污染、水质污染、病原微生物污染以及药物残留污染等几个方面，这些污染源对畜牧业的发展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与破坏，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2.1粪便污染。这是所有污染源中对畜牧业造成最大污染的一种类型。这种污染在一些规模养殖场比较常见。据有关资料统计，畜禽的粪便和尿液中含有大量的氨气、硫化氢以及硫醇等物质，不仅会造成空气污染，对动物自身的呼吸道和嗅神经等带来一定的损害，而且还会极大的危害人类的健康。除此之外，如果将这些含有有害物质的粪便播撒到田地中，又有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从而使作物减产。
2.2水质污染。水质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畜禽散养户习惯将畜禽的粪便露天堆放，一旦下雨就会使其排入水中，从而造成水体污染。受到污染之后的水体中通常会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成分，不仅会给地表水带来污染，甚至还会严重污染地下水的水质。除此之外，一些病死的畜禽尸体如果处理不当，同样会给水体造成一定的污染。
2.3病原微生物污染。病原微生物污染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处理，很容易就造成畜禽之间疫病的传播，甚至还会波及到人类，给其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比如近几年出现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非典和禽流感了。这种污染主要是通过一些患病或者是隐性带病的畜禽排出的寄生虫卵等进行的。
2.4药物残留污染。药物残留污染给畜产品以及环境所带来的污染是一种潜在的污染。畜产品中所残留的药物种类比较多，比如兽药、医药、消毒药以及农药等，目前最常见的就是瘦肉精残留了。这些药物一般残留时间都比较长，其所造成的污染也不易消除，在使用时，一定要考虑其残留的因素。
3.应对畜牧业污染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与现象，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以更好的治理畜牧业污染，提高我国畜产品水平，保护环境等。具体来讲，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实践中，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其一，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其二，加强畜禽污染的环境监测；其三，建立人工生态型养殖场；其四，控制畜禽排泄物，大力发展沼气；其五，严格控制药物残留。
3.1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目前，我国也制订了不少的关于畜牧业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总体来看，有些定义界定比较模糊，而且存在很多很明显的漏洞，这都给相关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困扰。所以，为了使畜牧业的发展有法可依，应该尽快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进程。
3.2加强畜禽污染的环境监测。要尽量吸取某些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加强对畜禽污染的环境监测力度，一旦发现污染超标，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以为畜牧业的持续生态发展提供可靠保障。目前有不少的畜牧业生产部门将其污染监测纳入到环境管理工作当中来，积极开展对畜牧业污染现状的调查，以更加科学地掌握畜牧业污染的情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3.3建立人工生态型养殖场。建立人工生态型养殖场应该是未来畜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其主要目标就是减少畜禽排泄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以实现发展利用各种资源的良性循环。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将农牧、果牧以及牧菜等多种生态养殖模式结合起来，加强对畜禽粪便的无害处理与综合利用，走出一条既环保又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道路。
3.4控制畜禽排泄物，大力发展沼气。要想实现对畜禽废弃物的有效处理，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就是大力发展沼气。沼气是一种清洁能源，主要是以人、动物的粪便以及植物的秸秆等为加工处理的对象，它不仅可以缓解部分地区能源紧张的局势，还可以对畜禽的粪便加以综合利用，有效减少污染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值得进行大规模推广。
畜牧学概论论文篇6
一、畜牧业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要求
（一）强调概算的科学性
不同的畜牧业项目，因为具体的项目支出和建设内容不同，概算的结构也有很大的区别。概算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项目的实施。因此，在畜牧业投资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中，必须要强调概算的准确性，充分考虑到项目建设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以各地定额、批复可研报告和初设文件为依据，制定符合项目实际需要的概算方案，获取真实有效的概算数据。
另外，在具体工作中，要严格执行概算。在畜牧业投资项目中，出现更换项目地点等项目变更时，应该要重新制定可行性报告。但是，对于一些小的项目变更，则应该向相关部门申请，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确保畜牧业投资项目能够顺利执行，从而实现国家相关计划的落实。
（二）建立健全制约机制
目前，我国畜牧业投资项目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定缺陷，缺乏对各项目参与方的约束机制。我国现有的畜牧业项目管理体制是在建设在一般项目管理体制基础上的，这种体制最明显的不足就是缺乏对经济效益责任的约束，导致参与项目的各方都缺乏责任感，而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缺乏风险意识，导致畜牧项目执行不力。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制约机制，实现对各项目参与方的有效监督，提高参与方的责任意识。
（三）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的规范性
对经济指标的判断和分析是畜牧业投资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的重要内容。目前，在对畜牧业投资项目财务可行性的分析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国民经济现状和环境因素，导致财务可行性分析不到位。而且在现行规范中，也没有对国民经济分和环境影响分析作出要求。
二、提高畜牧业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能力的对策
（一）加强对畜牧业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认识
从宏观上讲，畜牧业投资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关系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问题。做好畜牧业投资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工作，能够促进国家相关工作的发展，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企业而言，做好畜牧业投资项目财务分析工作，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发展。企业决策人员需要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企业的发展做出决策。客观、准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能够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二）采取符合实际的可行性分析方法
在畜牧业投资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中，要加强对分析方法的探究和分析。改变现在只强调财务分析而轻视经济分析的现状，在畜牧业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工作中，要增加国民经济效益指标。另外，在项目完成后，分析国民经济效益的达标状况。在具体工作中，采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在分析中要重点分析哪些项目，应该视项目的实际情况而定。选择符合企业投资项目实际情况的财务分析方法，能够最大限度的为企业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实现管理体制的改革
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畜牧业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疏通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加快生产要素的流通速度。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提高工作人员项目财务分析的能力，增强项目财务分析人员的宏观经济意识，实现畜牧业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消除计划经济体制对畜牧业的影响。
（四）加强对畜牧业投资项目财务分析人才的培养
部分畜牧业投资机构已经有一定的财务可行性分析机构，为了提高相关机构的可行性分析能力，应该致力于项目分析机构的社会化发展，促使其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另外，要加强对财务可行性分析人员的培养，不断提高项目分析人员的素质，拓宽畜牧业投资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五）畜牧业可行性分析财务指标和规范
畜牧业投资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通常是根据一系列财务指标来进行的。常用的财务指标有两种――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静态指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广泛，比如畜牧业投资的资金回收期、投资利润率、财务内部收益率等。动态指标是以资金流量为基础的，大大提高财务可行性分析的科学性，比如畜牧业投资收益率、资本金净利润率等。畜牧业财务可行性分析中，必须要做到材料充分，采用科学有效分析方法，实现对畜牧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准确判断。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包括了对市场环境、项目生命力、企业财务状况、风险等方面的分析。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有意加强对畜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畜牧业的市场化发展。畜牧业投资项目的面临许多未知的风险，因此，必须要加强对畜牧业投资项目财务可行性的分析。在明确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要求的基础上，不断提高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能力。随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畜牧业投资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工作必然出现许多新问题，这就要求相关人员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促进财务可行性分析工作的健康发展。
畜牧学概论论文篇7
民国时期，我国的畜牧兽医教育中，学校的专业教育居于主体地位。具体来看，体现在畜牧兽医的专业理论教育和专业实践教育方面。
2．1专业理论教育关于民国时期学校中畜牧兽医的专业理论教育方面，当时由江西省畜牧兽医教育管理部门所颁布的《兽医学校教育细则》中规定，有畜牧兽医的专业基础理论教育、专业主修学科理论教育和专业辅修学科理论教育三方面的内容。兽医专业基础理论教育有生理学、解剖学、组织学、药物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其专业主修学科理论教育有家禽学、畜产学、相马学、马政学、铁蹄学、蹄病学等；而专业辅修学科理论教育，则包括马匹外貌学、牲畜卫生学、寄生动物学、外科手术学、内科诊断学、外科诊断学等。北平兽医学校在其所开展的畜牧兽医专业理论教育中，在加强对兽医学员的各种兽医学科理论教育的同时，还特别增设了国文、英文、德文、日文等兽医学科语言类的专业理论教育以培养兽医学员能够阅读各种兽医文献的能力和熟练运用各种语言进行兽医学科专业表述的能力。该校还面向其兽医学员进行物理、化学、农学，甚至包括总理遗教等思想政治类学科的专业理论教育。而其目的则在于促进兽医学员的全面发展，使他们达到当时国民政府对畜牧兽医人才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当时，国民政府为发展西北地区的畜牧事业，在甘肃兰州创办国立兽医学院。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为该兽医学院所制定的教育章程中，要求畜牧兽医的专业理论教育除基本的兽医专业学科理论教育外，还应包括昆虫学、胎生学、调剂学、病理学、细菌学、眼科学、免疫学等兽医相关学科的专业理论教育，以及兽疫论、家畜论、牧马论、畜产总论等较深的专业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该国立兽医学院所开展的畜牧兽医专业理论教育是较为系统、科学的。此外，当时的高等畜牧兽医学校专业教育中，还在向其兽医学员所进行的专业理论教育方面开展了许多具有前沿性的畜牧兽医学科专业理论的教育。比如，20世纪30年代初，由上海商品检验局和上海市卫生局联合创办的上海兽医专科学校，就在其兽医专业理论教育中增加了豚学、生理化学、药物调剂学、病理解剖学、兽医警察学等新兴的畜牧兽医学科专业理论教育。而当时的中等畜牧兽医学校专业教育中，则依据当时社会的需求，适当地扩大了应用性兽医学科专业理论的教育。以浙江金华实验农校为例，该校就在对学员的兽医专业理论教育中，增加了不少诸如羊学、牛学、马术、兽医勤务、病马看护法等应用性较强的畜牧兽医学科的专业理论教育内容。
2．2专业实践教育关于当时学校畜牧兽医的专业实践教育方面，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科对此开展了多种颇具兽医专业特色的实践教育。该科系结合兽医学员所学专业的特点，将其学员划分为不同的兽医专业实践组别，分别进行蹄铁实践、病理诊断实践、药物调剂实践、细菌识别实践、内科诊断实践、外科诊断实践、牲畜生理卫生实践、牲畜粪尿血液检查实践等较为简单的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还有生理化学实践、外科手术实践、牲畜解剖实践、牲畜内脏组织实践、牲畜肉乳检查实践、农牧场实地考察实践等较为复杂的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内容。该科系通过划分兽医专业实践组别，有针对性地开展畜牧兽医的专业实践教育，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兽医学员的专业实践水平，还进一步善了当时学校中的畜牧兽医专业教育。当时由国民政府在西安所筹设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则通过组织该校的兽医学员参加兽医院的实际诊疗活动，来加强畜牧兽医的专业实践教育。该校规定，在进行兽医专业实践教育期间，学员必须在每月初向学校具体汇报上一月自己在兽医院所开展诊疗实践的状况，将诊疗牲畜所患疾病的名称、诊疗牲畜的种类和头数、具体的治疗情况，以及实际的诊疗效果，一并详细报告。该校还会根据兽医学员所上报的兽医院专业实践情况，明确兽医学员在实际的诊疗中，对于那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尚存不足，又在那些诊治环节中存在疏忽，进而就这些方面加以强化，以使对学员所开展的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更为全面。当时国内的兽医学校还往往同国外的兽医学校联合开展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比如当时的一些兽医学校每年多向德国柏林兽医学校选派若干名优秀兽医学员，让他们同该校的兽医学员一起进行各种兽医专业实践。应当说这既拓宽了国内兽医学员的专业视野，也是对当时学校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所存缺漏的补充。此外，民国时期位于福建永安的福建省立农学院畜牧兽医系，饲养有各种专供兽医学员实验所用的家禽牲畜，以便于通过兽医专业实验来对其学员进行专业实践教育。还有山西铭贤学校的农工专科，专门为进行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筹建了专用的实习室。其中不仅有各种仪器设施和器官标本，还有丰富的兽医专业实践指导书籍，极大便利了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育的开展。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教育在当时我国的畜牧兽医教育中发挥了突出的主导作用。作为当时我国畜牧兽医教育的主体，学校的畜牧兽医专业教育，无论是在其专业理论教育还是专业实践教育方面，均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对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所提出的要求。
3社会畜牧兽医业余教育
民国时期我国畜牧兽医教育中，社会畜牧兽医业余教育起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总体而言，该方面的畜牧兽医教育集中在技能培训教育和牧医科普教育方面。
畜牧学概论论文篇8
兽医服务能力；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作用
近些年，动物卫生工作的不到位使动物疫病问题频繁发生，为基层养殖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对畜牧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为了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节奏，促进畜牧业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基层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和兽医应加大动物卫生监督和管理工作的力度，提升兽医服务能力，普及动物防疫相关知识，消除疫病传染源，控制其传染途径，将动物卫生工作落到实处，从而促进畜牧业发展方式进行转变，进一步加快我国畜牧业的经济发展。
1兽医服务的概述以及发展现状
1.1兽医服务的概述
兽医服务及动物医疗服务，对动物之间的疫病进行预防、诊断和治疗[1]。同时，动物医疗工作者也可以采用先进的动物医疗技术和方法对禽畜的生存和发展进行统筹安排和综合协调。可以说，在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兽医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若想促进畜牧业的飞速发展和其方式的转变，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就应该尽可能的提升兽医的服务能力，使其为畜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重要保障。
1.2我国兽医发展的现状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兽医工作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兽医发展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就目前形势来看，兽医服务与畜牧业的发展难以很好的相契合，实际上，兽医服务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使其难以与发展迅猛的畜牧业相适应。这种情况导致我国畜牧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发展速度忽高忽低，迅猛有余，后劲不足[2]。现阶段，相较于畜牧业的发展，兽医事业相对落后，国家农业部门已经充分掌握这一情况，并采取各种措施提升兽医服务质量和能力，以期能够带动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并促进其发展方式进行转变。因此，加强兽医事业的发展，增强其服务能力和水平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2提升兽医服务能力对促进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产生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对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在这样的形势下，传统农业发展方式逐渐发生转变，并不断向经济模式靠拢。农业也逐渐向现代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带动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畜牧业，其发展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而在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兽医服务属于核心部分，其发展能够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其服务模式的转变能够促进畜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提升兽医服务能力在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提升兽医服务能力是促进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保证
3.1提升兽医服务能力，符合时展的需求
无论是最原始的农耕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若想完成畜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也需要使其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据时展的角度来看，提升兽医服务能力应该以满足时展的需求和人们对物质精神生活的需求为准则，进而使畜牧业发展方式向着更符合时展和市场供需关系的方向进行转变。
3.2建立健全的兽医监管机制，增强兽医服务能力
为了督促广大动物医疗工作者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相关部门就应该加强对其日常服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加快兽医监督管理体系的建立，使兽医日常服务工作质量和效率得到充分保障，进而为保证畜牧业食品安全提供重要前提。在具体措施实施过程中，应该着重把握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将源头监督管理当作兽医监管工作的关键性任务，并对畜牧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和发展方式进行有效控制，要求兽医具有增强畜禽抗病力的能力，使畜禽疫病发生概率和影响降到最低。同时，还要求他们尽量减少兽药和添加剂的使用量，对畜牧业产业发展的源头实施疫病控制，进而提高畜禽的免疫力，使其能够抵抗一定的疫病[3]。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对机制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并对畜禽由诞生到加工的整个环节进行全面监督和控制，逐渐扩展监督和管理的范围，为其最终覆盖畜牧业发展的整个流程奠定基础。
3.3加快兽医防疫体制的建立，促进畜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了促进畜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兽医防疫体制应该具有实效性、科学性以及先进性，并符合我国目前畜牧业的发展节奏和特点。在满足规模养殖需求的基础上，还需要满足散户养殖的需要。因此，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快兽医防疫体制的建立，使动物防疫工作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以及高效化。同时，加大兽医实验室的建设力度，促进兽医体制的深化改革，使动物医疗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和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高，进而为畜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坚实的基础。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的重视，其中肉类食品安全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所以，动物的防疫工作是食品安全工作的主要任务。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是公共卫生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基层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是动物疫病得以有效防治控制的重要前提，为保证肉类食品安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保证动物健康离不开广大兽医的辛勤努力，因此，只有提升兽医服务能力，才能使我国畜牧业得到蓬勃发展，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高炎坤.荆州市现代畜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D].荆州：长江大学，2012.
畜牧学概论论文篇9
The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cycling Economy of Animal Husbandry
Hu zhongying et al.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West Anhui University，Lu'an 237012，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the livestock industry has a increasing contribution to the agriculture，but the development of stock raising still has a series of problems，the main wa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s developing circular economy. Firstly，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stock breeding in our country. Secondly，retrospects the connotation and operation principles of circular economy，and points out that circular economy is a sustainable economy achieving both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benefits，and then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duction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of the domestic livestock farming. Finally，gives a brief evaluation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Key words：Animal husbandry；The circular economy；Mode；Develop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经历了从缓慢发展到全面快速发展，再到质量提高，结构优化，经济效益增加，使畜牧业从农业补充地位上升为农业支柱地位。现在的畜牧业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某些省份甚至占到了农业总产值的40%以上，已由传统农村副业成长为独立产业。在个别地区甚至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导和核心产业。在市场需求的大力推动下，畜产品消费不断增加，予计，我国畜牧业总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有望在2020年达到45%以上[1]。
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之后，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广大农民致富，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社会的稳定团结，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饲养牲畜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环境对畜牧业的承载力度，在部分省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为此，必须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寻找更为健康绿色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其中循环经济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途径。
1 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原则
最早由K・波尔丁（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循环经济是一种以生态经济为本质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根据后者对它的研究可以将它的内涵概述为通过对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减少社会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投入和废弃物的排放，将社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降到最低，从而达到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从狭义和广义2个角度来定义循环经济一直都是学术界的普遍观点。
狭义循环经济之所以定义为狭义，主要是因为它将经济的循环单单立足在对自然资源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这一简单的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有诸大建的“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经济活动组织模式理论。他认为只有让所有能源和原料能在社会生产循环中得到充分利用才能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2]。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废弃物排放”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而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3]。
广义循环经济的广主要在于它将经济发展融入生态与社会发展之中，追求三者的最佳理想组合。广义循环经济不再单独讨论经济发展，而是经济发展纳入生态发展，社会发展之中，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准绳、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目标。冯之浚认为发展从强调人力生产提高转变为重视资本的循环经济是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因为它与生产末端治理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4]。
专家学者在对工业循环经济进行研究时提出3条基本原则：减量化原则。通过在生产过程的输入端减少自然资源的投入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再利用原则。即在生产的中间环节延长产品的使用期限和增加服务强度使得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再循环原则。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再循环利用，从生产的终端减少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这种在生产过程中全方位的环保原则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例如徐匡迪提出“4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制造[5]。催何瑞提出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回收“4R”原则[6]。李干顺在此基础上提出“6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可再生+可替代+可恢复重建[7]。无论是“3R”原则还是“4R”原则，甚至是“6R”原则，虽然它们表面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追求人与自然、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 国外研究动态
循环经济理论自提出后就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在不断地探索研究中将这一理论转化为实际。发达国家循环型社会形成的前提是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以法制化推动社会化。美国在世界循环经济立法中处于领头地位，现在全国大约有50%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有关法律法规。德国现有约8 000部环境法律法规，所以一直处于世界循环经济立法的前列。日本循环经济立法虽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在日本[8]。欧美地区饮食以畜产品为主，自然畜牧业发展优于我国，所以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成熟的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得出：北美地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以机械化为主，密集使用技术、资金、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大农场道路；欧洲地区则走以机械作业为主，密集使用技术、资本的具有欧洲特色的家庭农场发展道路，避开土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劣势。将其细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大规模工厂化畜禽养殖模式（美国、加拿大），农牧结合、环境有好的适度规模经营畜禽养殖模式（日本，韩国），以天然或人工草场为基础，现代化围栏放牧畜牧业模式（澳大利亚，新西兰）。
发达国家为增强本国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大力推进畜牧业的规模化经营，优化畜禽产品结构、强化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补贴畜禽生产者，关注环保与动物福利，重视以畜禽科技进步带动畜牧业发展。
3 国内研究动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随之关注我国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专家学者也越来越多。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现代化的崛起都以畜牧业的发展为前提，所以余在岁在对安徽省畜牧业进行研究时提出要进一步摆正畜牧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和农村各级领导真正把畜牧业摆在应有位置，努力解决畜牧业发展中的问题切实保障畜牧业发展[9]。但是，现阶段我国畜牧业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张晓辉，梁森在对中国畜牧业发展状况和展望研究时提出，由于缺乏对动物疾病的严格检验和优先防御机制，导致我国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甚至国内的消费者对畜产品的消费信心都不高[10]。我国许多地方畜牧业生产依然以传统的高资源投入为主，随着直接导致了少数地方出现的人畜资源相争的局面。畜禽粪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禽数量不断增加畜禽排泄物也不断增加，但是对畜禽粪便的跨区域运输难度大、成本高，所以对于畜禽粪便的处理只能在本地区自行消化。而土地对畜禽粪便的吸收是有限的，这就导致了大量畜禽粪便随雨水进入土壤造成土地氮、磷严重富集化污染环境。
学者们在针对我国畜牧业发展现状，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解决如何发展我国畜牧业这一命题。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要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循环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鼓励公民进行绿色生产和消费。在产业化不断发展经济发展以产业化为主的当下畜牧业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需以产业化为导向，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畜牧业产、供、销一体的产业经济模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畜牧业的发展要牢牢抓住科学技术以科技化为手段，大力发展畜牧业高新技术，构筑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畜牧业的发展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畜牧业的发展要走生态道路以长效为目标实现畜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促进畜牧业的长久发展；要以点带面，大力推进示范基地建设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带动畜牧业循环经济全面发展。韩洁，焦钢，蒋永宁在对云南畜牧业进行研究时得出以下结论：云南省人们对循环经济的认识还不足。所以，推进云南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对循环经济的宣传和推广增强公民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与了解减小循环经济推广的阻力，现阶段我国循环经济立法还不健全，所以云南省当下急需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畜牧业生产的监管；云南省畜牧业发展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要想发展就必需强化自主创新能力，调整畜牧业的产业结构发展规模养殖[11]。
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安徽省畜牧业在发展中形成了5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畜牧业产业带：城郊奶牛产业带、淮北黄牛产业带、江淮猪鸡产业带、沿江水禽产业带、皖西无公害生态养殖产业带。张藕香根据每个产业带的区位优势和特点进行归纳，提炼出4种适合安徽的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第一种，生态模式。该模式将畜禽的粪便作为其他有经济价值的生物的食物来源；第二种，生态能模式。就是利用畜禽的粪便发电或生产沼气；第三种，生物发酵零排放模式。通过生物发酵的方式降解畜禽粪便；第四种，禽粪膨化模式。先将禽粪晾干，然后再进行膨化处理以减少污染[12]。理想的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环境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当下的热点话题，而畜牧业作为一个污染较大的产业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需协调好于生态和社会的关系追求三者的协调发展；第二，理想的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能够协调统一好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共赢，而“龙头+基地+农户”的组织模式可以很好的做到这一点；第三，采用“自然资源―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第四，理想的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这就要求它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普遍的代表性[13]。毛来荣认为，物质能量循环利用模式，对排泄物综合和开发利用模式以及生态型、设施型和环保型的循环经济模式是具有创新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几种，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发展。但对于许多地方农民采用的“立体养殖”的发展模式即“饲料―养鸡―鸡粪―养猪―猪粪―养鱼―鱼塘―底泥―农作物”的模式应该亮“红牌”叫停。他认为这种立体的循环模式会造成物质和营养的富集化，导致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这种“鸡―猪―鱼”的跨物种行为给疾病的交叉并跨物种传播创造了条件，导致病毒的变异和扩大了病毒的危害[14]。
4 结语
综上诉述，我国畜牧业循环经研究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就研究领域来说，成果大多集中在对我国畜牧业发展现状以及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意义的研究，对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较少。大对数发展中国家的畜牧业发展所走的道路是发达国家之前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所以对发达国家畜牧业循环经济的研究有助于促进我国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学者对发达国家畜牧业循环经济的研究较少。我国畜牧业循环经济缺乏系统的制度保障，此部分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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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学概论论文篇10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认为：任何文化在道德上和科学上都不具有可用以判断其他文化的价值标准，因而不能以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另一种文化的价值。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和充分的价值。“承认权利、正义、美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文化就有多少种。这里显示的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忍让精神。”他以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做为自己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以亲吻来说：有些民族从来不亲吻，有的民族以擦鼻子表示喜欢，有的民族嗅后颈为示爱，有的民族吐唾沫表示祝福，有的民族男人们互相热烈地亲吻，而有的民族则感得那样没有男子汉气概。再以居住制和和继承制为例：有的民族实行从父居，有的民族实行从母居，有的民族实行父母两可居，有的民族实行新婚夫妇新居制，有的民族实行从舅居，有的民族实行父系或母系单系继嗣，有的民族实行双重继嗣，有的民族实行双系继嗣制，还有的民族干脆就没有继嗣制。各种居住和继嗣制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难以相互比较和评判。任何民族的文化，若离开了其成长的土壤、环境和时空、历史背景，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和价值。
游牧文明是游牧民族为了适应特定的草原环境和顺应畜群的习性而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价值观、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模式，它是合理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驾驭畜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存续资源和节制自身行为的自然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生存方式。
游牧文明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模式，它不仅与游牧民的经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游牧人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取向、传统习惯、精神和心理构型的文化载体。故此，我们不能仅仅从部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畜牧业和游牧民，把它们简单地视为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脱身难逃的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单一对象，而要从文化多元性、人类可持续性的文明类型的高度去全面审视和阐释它生物多样性以及固有的内在结构系统和类型。
车辆的发明和发现是游牧文明中的重要构型。以马和牛驾车，不仅能驮载货物，而且可以搬家、倒场、迁徙，甚至成为了游牧文明以车帐为家的文化传统。不仅使游牧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构建了游牧文明的生活方式。匈奴穹庐“织柳为室，毡席为盖。”④鲜卑的毡帐的制作为“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园，下容百人座，谓之‘伞’，云‘百子帐’。”⑤蒙古人古代的毡帐是放在车上的，“他们把这些帐幕做得如此之大，以致有时可达三十英尺宽。因为我有一次量一辆车在地上留下的两道轮迹之间的宽度，为二十英尺，当帐幕放在车上时，它在两边伸出车轮之外至少各有五英尺。我曾经数过，有一辆车用二十二匹牛拉一座帐幕，十一匹牛排列成一横排，共排成两横排，在车前拉车。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桅杆。在车上，一个人站在帐幕门口，赶着这些牛。”⑥
游牧民族的车，由于形状不同，用处各异，车辆也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叫法：木架上覆盖帐篷的带蓬马车叫做“Homurge-Terge”，装木板房的马车叫做“Cinggelig”，敞口木箱式马车叫做“Zadagai-Cinggelig”，车板放在车轮上的马车叫做“Hanggai-Terge”。搬家时的行进次序由来已久且十分严格：最前面的是“Muhulig-Terge”，车上坐的一般是儿童妇女；而后是“Zadagai-Cinggelig”，车上放着各种东西(锅、支锅架、炊事用具、燃料)；最后是“Hanggai-Terge”，车上装着拆卸下来收拾好了的帐篷。带领迁徙队伍的骑士一般骑马走在队伍的右边。
游牧民族的车轮，多用桦木制成，这是因为桦木是在河水中“烤干”，其特性在于坚硬，不易破损，载重支撑能力强，一般一辆车能载重500公斤以上。特别适应于泥泞不堪的沼泽地或穿涉河流、轮高四尺，不易在沙漠、沼泽、河流中沦陷，轮正不倾，行驶自如，其制作内含力学原理。高大的轮车驾挽犍牛，系僵于两车之间，一辆接一辆，首尾相连，只需一个妇女在前车驾驭，则十几辆各类轮车就可完成远距离迁徙和流动。
依据游牧生活的不同用途，游牧人的车的类型和分类也是极为精密的。首先分为二大类：马车(Singgtlig-Terge或称Cinggelig-Terge)、牛车细分为房车(Muhulig-Terge 或Terge)、运包车(Zada?鄄gai-Terge)，主要是装卸蒙古包和帐幕，有的还装卸畜圈棚栏的车。房车，这种车的用途主要有两种，夏牧时，下夜人的卧房，轮牧时，它成为几十辆车的头车，主要成为妇女和儿童乘坐和睡卧的驾车。用毡子和帆布包装而成，不怕风吹雨打，有时也成为产房车。蒙古古语说：“与其求邻，不如翻箱”可想而知，游牧人的箱车是百宝箱，装满了生活用品，类似于农耕民族的库房和工具房。货物车 (Aciy-a，terge)主要是轮牧和游牧时装载各种家什，炊具、粮食和杂物的车。
房车是最适应轮牧、休牧、禁牧和游牧的定居模式，房车成本不高（哈尔滨地区制造的房车一般在3万到5万元之间），牧民完全能够承担得起，敖鲁古雅乡整体搬迁和齐哈全年禁牧，牧民整体搬迁到移民村，各耗资六千万元到八千万元，盖起砖瓦结构永久性的房屋定居还不如国家从这一部分资金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买房车，匹配给牧户。游牧与定居问题研究课题调查显示，一般牧户都拥有汽车和托拉机，拉上房车可以搬迁和迁移，既可以避免永久性居民点周围草场的退化，又可以给牧民自由灵活的搬迁和迁移的权力，还可以改变猎牧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房车上匹配煤气罐做饭，房车上匹配雅马哈发电机供电，房车中既有卧室，又有客厅，而且离地面很高，防潮、防水、防蚊虫，彻底改变过去猎民原始的仙人柱和帐篷、牧民的蒙古包和土坯房的生活条件。
帐幕是游牧民族适应于草原环境的又一个大创造。它的原则是节约、轻便、实用和防风、蔽风雪和便于拆卸和搬迁。古代游牧人的毡帐的制作材料主要是柳木、兽皮、绒毛和毛绳，它基本是由哈那、乌尼、天窗、托力(火灶和铁架)、上围(毛毡)、下围(毛毡)加上毛绳加固而成。用柳木做成伞架，蒙古语为“乌尼”，它是套扣在哈那上，哈那是把柳木钻孔，用皮条缝合相连形成，其下围为柳木结成网状围壁，蒙古语为“哈那”，用牛毛绳从各面绑缚，覆盖毡子和帆布，其上方留下一个天窗，以便除烟透气，保持包内清洁干净。包内中央放上托力(火灶和铁架)，是架锅做饭的地方，其搭建和拆卸极为省力简捷，既不用挖坑盖墙，也不用地基，便于保护脆弱的草原植被和游牧搬迁。
游牧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当中，积累了丰富的游牧经验和牧业技术。对于不同的牲畜的习性和种类进行分类放牧。牛的春季牧放，游牧民一般选择草厚及碱性大的地方和挡风的地方；牛的夏季牧放，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高、有风、凉爽和离河水近的地方；牛的秋季牧场，游牧民一般选择有大量碱草的牧场。牛的冬季牧场，游牧民一般选择山的北麓、东北麓山阴或山谷、柳条丛之地。但在初雪时令，在草低、寒冷多风的地方，牧放牛群近20天，这样牛不仅肚子变小，而且增强抗寒能力。羊的春季营地，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稍高，最好有挡风的石崖之地为宜，挡风雪，石逢中生长的酸性和辣性草，有杀菌力，有利于抓基础膘，为抓秋膘打基础。羊的夏营地，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高，离河水稍远的地方牧放羊群，这种地方，干燥、空气凉爽、蚊虫少，羊群不燥，亦可预防蹄病和蛆虫病，让羊靠饲草的水分，少饮水，避免羊虚胖、体弱，到冬天没有抗寒能力。夏初，要频繁地迁徙，更换羊的卧盘，预防蛆虫病，便于剪高质羊毛。同时，让它们多采食“奥鲁盖”、“喜拉”“马镫”草、“它纳”“曼给斤”“塔仁那”、野葱等细草和嫩草。羊的冬营盘，游牧人一般选择地势稍高，靠近山头的沟口朝阳处，这种地方暖和、挡风，能保膘。马的春季营地，游牧人选择有尖草的地方牧放马群，预防马体虚弱。马的夏季牧场游牧人一般选择碱草之地，如“松草”“乌兰宝吐”等嫩草、细草、叶草，把马群赶到高山上去纳凉。秋季草场，马采食细、粗碱草，如“图勒根查甘”“哈扎禾”“乌兰宝吐”“马伴草”，少让马出汗，一天定时饮二次水。马的冬季草场，游牧民选择地势高而有细尖草的山沟的地方，如“阿给”草，少饮水，七天下一次碱地，吃碱草会使马发暖耐寒。马之所以得到游牧人的喜爱还在于：马是有很高道德水准的有灵性的动物，它绝不搞“”，种马不与自己的女儿同群，到三岁时就把女儿赶出其群。如果种马知道了与自己的内亲发生了“”，它就会从山崖上跳下自杀。这也是牧马人最欣赏的道德品质。经验丰富的牧民闻草味就知道草是否成熟，这个草场适合何种牲畜牧放。他用嘴咬尝草尖，然后看唾液的颜色呈黄或呈绿，就能判断出草的营养，牧民看草的影子是深或浅，就能判断出牧草是否长势成熟。牧民用手扒土查看场地的温度，就能判断出能否成为住营之地。牧民通过观察牲畜的采食、睡卧状态、嘶叫等行为表现以及畜粪的软硬就能判断出在什么时令、在什么地形、在什么样的草势和草类，可以抓膘、保膘和预防什么样的畜病。
牧民把牧点周围的草场一般命名为“突古拉金波里其尔”―――牛犊牧场，意为牛犊恋家走不远，故而命名为牛犊牧场。而把游牧半径的外延的最远的牧场命名为“阿都奈波里其尔”―――马群牧场，因为马的习性有两点，一则它们是善走的畜群，采食到距离牧点最远的地方，二则马是最挑剔的畜群，马只采食草尖，所以它们采食的游牧半径为最远，故而命名为遥远的牧场―――马群牧场。
游牧民的羊群中一般放5―10只山羊，山羊在绵羊群中至少起到两个关键性的作用，一则带领绵羊采食牧草，山羊是善走的畜类，而绵羊是懒惰的畜类，如果没有山羊领群，绵羊就会卧盘，导致绵羊体能下降和草场的不合理使用，二则山羊和绵羊所采食的牧草种类不同，山羊和绵羊的混群可以导致牧草的合理利用。
生物多样性和牧草的种类客观的要求游牧人不能定居在一个营盘上，这样，不轮换草场放牧，一则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要知道干旱草原都是腐殖质土的类型，30厘米―40厘米的草原植被，其下就是沙粒和石头，表现为脆弱的草原植被。网围栏放牧，把四季五畜不同的牧场用行政、机械、人为地分割开来，每一个网围栏中只可能保留一种或几种畜群在一个季节中的牧草种类，而其他畜群无法踏足和采食，不仅直接影响了畜群体能的质量，而且导致了畜群整体的退化，草场退化，出现了畜群品种单一，无选择性的采食，同时违背了游牧半径这样一个畜群牧放的合理结构，导致了定居点周围迅速退化，失去了生物多样性和畜群不同种类和习性所需的对牧草的选择。
游牧文明是以生态文明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保护草原、保护水源、保护山林、保护动植物、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习俗，没有草原就没有游牧民的家园，游牧生态文明是游牧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游牧的流动性不仅缓解了草原的生态压力，而且在流动中解决了城市垃圾这一令人类最头痛的问题，但凡游牧民族游牧的地方自然形成了天然的自然保护区，故此，游牧文明是自然可持续性发展的文明类型。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
注释：
①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池永明：《生态移民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经济论坛》第16期：14―――15，2004年版。
③参看赫斯科维茨：《文化人类学》。
畜牧学概论论文篇11
畜牧兽医行业职业资格证书是畜牧兽医从业者实际能力水平的证明，是国家对证书持有人专业知识、操作技能的认可。开展畜牧兽医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提升畜牧兽医从业人员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的基础。依据法规开展职业技能鉴定，是从业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全面推行畜牧兽医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行业准入制度的关键环节[1-3]。实行持证上岗，实施岗位管理，是从源头上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商洛市积极探索畜牧兽医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运行模式，集成了“机构延伸到乡镇，依托基地搞实训，全面考评重技能，行业准入靠制度，政策激励建机制，人才战略兴产业”的畜牧兽医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商洛模式”，对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推进畜牧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5]。2011年12月陕西省畜牧兽医局在商洛市召开了“全省畜牧兽医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推进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商洛模式”，并要求各地市借鉴和推广。2012年5月“全国畜牧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推进工作现场会议”在商洛市隆重召开。来自农业部、全国畜牧总站和兄弟省、市共计80余位畜牧专家及有关领导参加了这次盛会，就商洛市的经验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与会领导对畜牧兽医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商洛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回顾几年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笔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商洛市畜牧兽医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践，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期与同行交流，增强做好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大工作力度，共同推进畜牧兽医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执行落实，实现畜牧兽医行业准入。
1 “商洛模式”概况及现状
近5年来，商洛市按照“法规约束、行政推动、载体搭建、组合提升”的工作思路，围绕加快推进山区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以培育新型畜牧兽医技能人才，建设绿色食品基地和陕南畜牧强区的奋斗目标，以抓畜牧兽医职业技能培训为手段，以开展畜牧兽医职业技能鉴定为核心，在全面提升畜牧兽医从业者理论素质和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在全市推行畜牧兽医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行业准入制度，组建了组织管理、技能培训、考核评价、质量督导、资格认证五大体系和人才交流平台，探索集成了畜牧兽医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商洛模式”。通过几年坚持不懈地努力，共培训畜牧兽医从业人员逾8万人次，考核鉴定获证人员2 438人，其中获得“金蓝领”高技能人才证书17人，为全市畜牧兽医行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整体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加快了畜牧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力地促进了畜牧业的各项指标的提升。据调查，全市规模养殖占到全市畜禽总量的62%以上，传统养殖快速退出，规模养殖迅猛发展，全市畜牧业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快速转型。
2 存在的问题
一是各县区工作开展极不平衡，个别县工作开展时动时停。二是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三是培训体系尚不健全，技能培训不够扎实，影响鉴定质量。四是利用现成教材、试题和模拟操作方法开展鉴定，难以适应商洛畜牧业发展需求。五是政策激励机制不完善，与相关部门衔接不够，从业人员参加鉴定的积极性不高。六是工作经费紧张，工作基础条件相对薄弱。七是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低，实践操作技能差，养殖效益不高制约了畜牧业转型。
3 对策
3.1 围绕畜牧产业项目，构建畜牧兽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工作新机制
围绕产业项目进行技术人才培训，实现畜牧兽医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是推进畜牧兽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核心和有效途径。畜牧兽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推行，必须与全市畜牧产业开发的重点项目结合起来，在推进产业发展中开发培养人才，促进人才在发展产业的实践中成长。一是制定全市畜牧兽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分年度下达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做到奋斗有目标，工作有措施，形成上下协调，市、县、乡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二是建立畜牧兽医技能鉴定的评价机制，从规划、师资、培训效果、资金投入、人才利用、激励政策、技术资源配备等各方面制定评价办法，组建评价小组，对技能开发进行综合评价；三是建立职业技能培训的跟踪管理机制，建立培训登记制度、检查督导制度，对培训对象实施跟踪服务，了解培训效果和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从而不断改进培训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四是建立畜牧兽医从业者参加培训的激励机制和人才推荐平台，对通过培训，经过技能考核取得从业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在市农业信息网和人社局人才网上进行推荐，为获证人员营造良好的创业发展和就业环境。
3.2 整合技术资源，创建新型畜牧兽医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一是整合市、县企事业单位畜牧科技资源，组建市级畜牧兽医职业技能培训专家团，组成技木培训联盟，形成以技术支撑单位为主，企业、合作经济组织联合参加的“一主多元”的新型畜牧技术培训体系，围绕畜牧产业开发重点项目，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畜种的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培训畜牧产业开发中的关键技术、配套技术。二是建立市、县、镇三级畜牧兽医职业技能实习培训基地，使参加培训者把学到的理性知识放到实习培训基地去实践，提高培训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三是整合市、县人力资源开发，商洛学院、农广校、市县畜牧产业发展中心等单位的技术资源，建立商洛市畜牧兽医职业技能培训中心，重点研究畜牧兽医职业技能培训的路径、模式、方法。四是结合当前商洛市生产实际，针对当地畜牧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编写培训教材，彻底解决教材知识陈旧问题。对于新开发的特有工种，要建立市级题库。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使新型技能培训体系做到“六有”，即有技能培训的师资、有培训学校、有实习培训基地、有教学设施、有技能考核的场地，有评价和跟踪管理办法，通过资源整合，从而全面提升畜牧兽医职业技能培训的质量。
3.3 加强队伍管理，推行畜牧兽医行业从业准入和资格准入
一是要完善市、县畜牧兽医职业技能鉴定站、点的管理，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确保鉴定质量。市、县鉴定站力争3年内通过省级验收。要严格资格证书管理，建立资格证书追溯制度和证书查询信息系统，严格鉴定程序和考评人员管理，做到督考严阅；二是要建立畜牧兽医职业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市、县建立评价小组，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在岗位上的从业人员的工作实绩、理论水平、职业道德、业务技能进行综合评价，对取得资格证书未从业人员进行跟踪调查，通过评价和调查结果，验证技能鉴定和技能培训的质量，弥补技能鉴定工作上的不足，使培养出的技能人才能用得上，用得好，切实能满足用人单位生产管理的需求；三是要严格从业准入，市、县畜牧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单位，要严格执行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畜禽养殖场备案制度，严格畜牧兽医行业从业审查管理，把畜牧兽医资格证书制度的推行由技能鉴定层面延伸到从业准入和资格准入管理的深度，把从业准入、畜牧技能鉴定、畜牧兽医资格证书制度和畜牧兽医职业技能开发相衔接，最终达到提高畜牧兽医从业者素质和能力的目的；四是要加强对涉牧企业从业人员畜牧兽医资格证书的管理，把企业职工是否有行业资格证书作为录用、考核、升职、付酬的依据；五是要强化对村级动物防疫员的资格认证，真正使其做到有资质、有能力当好畜产品安全卫士。通过严格管理和行业资格准入，达到有能力者上、无能力者下的人才使用机制，使全市的畜牧产业开发工作在全面推进中实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3.4 实施岗位管理，全面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安全的畜产品是合格的畜牧技术工人按照生产标准生产出来的，合格的技术工人是通过畜牧职业技能培训培养出来的。全面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必须把重点放到养殖企业从业人员的岗位管理上。一是推行畜禽养殖场技术岗位持资格证书上岗制度，没有资格证书的不准上岗，已上岗的必须进行在职培训，限期取得从业资格证；二是各养殖企业要制定技术标准、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养殖档案、岗位管理制度、工作流程等，将这些标准、规程、制度悬挂到工作岗位醒目的地方严格执行；三是全面实施“六有”，即有岗位管理制度、有持证的专业人员、有岗位职责、有各个岗位的生产记录、有质量监督员、有产品标识；“九有”，即有畜禽标识代码、有防疫合格证、有配种产仔档案、有消毒档案、有疫病防治档案、有死亡畜禽处理档案、有销售档案、有引种档案、有兽药饲料使用档案，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养殖企业的技术标准、技术管理、岗位管理“三个体系”。实现“技能培训、技能鉴定、资格证书、岗位管理、标准化生产、无公害畜产品开发”6个结合，整体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四是加强对养殖企业岗位管理的监督检查，对岗位管理不到位的，责令限期整改，问题严重的停产整顿，直至掉销“动物防疫合格证”。
3.5 做好政策宣传，建立和完善畜牧兽医职业技能开发保障机制
党的“十”提出了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着力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因此，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推行畜牧兽医资格证书的政策及其重要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认知和参与。一是要在积极主动地争取阳光工程项目、职业农民培养、产业发展技术培训的同时，积极争取市、县财政对畜牧兽医行业职业培训资金的投入，争取将工作经费纳入预算，建立长效的投入机制，确保工作正常开展；二是市县畜牧兽医管理部门要将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资格证书、行业准入和从业准入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将工作任务落实到各职能单位，作为年度考核的内容之一；三要完善考核和奖励机制，对在职业技能开发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四要完善人才评选的长效制度，每年开展技术比武、技术能手竞赛等活动，全力推进全市畜牧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无公害化“四化”同步方向发展，以为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4 参考文献
[1] 童建军.陕西“五大举措”力推畜牧兽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J].中国畜牧业，2012（7）：39-40.
[2] 冯葆昌.畜牧兽医行业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J].中国牧业通讯，1999（11）：22.
畜牧学概论论文篇12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 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转贴于 二 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 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 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 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 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转贴于 四 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畜牧学概论论文篇13
一、畜牧兽医的学术概念以及其标准化工作的目的
1.学术概念
畜牧兽医是畜牧业和兽医业的统称，畜牧业是指以驯化和培育有经济价值的动物为主要工作的行业，兽医业是指以家畜家禽疾病诊治、防疫以及畜产品的卫生检验为主要工作的行业。
2.标准化工作的意义
对畜牧兽医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对我国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与推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有效地促进畜产品产量以及质量的稳步提升，促进规范化养殖技术的提升。
2.1实现畜产品产业化发展
早年的畜牧业的生产过程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人力物力有限规模相对较小。畜牧兽医标准化工作能有效地将各个小型养殖户组织起来，实现产业化生产。对畜牧兽医工作的规范化能让养殖户们按同样的标准进行养殖工作，摒弃了一些传统落后的养殖技术，提高畜产品合格率。产业化生产能有效地减少人力物力的损耗，而畜牧兽医标准化工作是产业化生产的基础工作。
2.2有效增产，保证质量
现代化操作技术体现在产业化生产过程中，标准化的养殖工作贯穿了整个生产过程。标准化的操作能使得产量完成预期定的目标，优化生产过程的每一阶段。针对家畜家禽疾病防疫工作，标准化的操作能有效避免出现卫生安全问题，有效保障畜产品的质量。
2.3适应市场的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畜牧兽医业也面临着国际要求的考验，为了努力在市场中站稳，我国畜牧兽医标准化工作势在必行，卫生安全问题也需要进行标准化的整改。
二、影响我国畜牧兽医标准化工作的主要因素
1.资金匮乏，设施设备落后
大力发展畜牧业的主要是一些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乡镇发展的比较多，主要是因为畜牧业对环境卫生的影响比较大。国家对畜牧兽医业的拨款很少，使得一些畜牧兽医业的必要基础设施设备相对比较陈旧，服役时间较长没有资金进行翻修或者更换。这使得许多地方的卫生检疫工作十分粗糙，家禽家畜容易出现疾病问题，卫生安全问题令人堪忧。
2.缺少专业技术人才
畜牧兽医业的大多工作人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的人，对科学知识以及畜牧兽医的专业知识的了解的比较少。很多工作人员都是经过老一辈的言传身教一代代沿袭下来一些畜牧技术以及疾病防疫工作方式，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缺乏创新且存在一些误区。有的乡镇连畜禽类卫生防疫站都没有设立就是因为没有拥有相应知识的人员参与工作，很多工作人员也都是对畜牧养殖工作以及兽医工作了解的一知半解就参与到工作当中去了。
3.没有保障，工作难以持续
按照禽畜类养殖规定，所有家禽家畜类都要进行防疫工作处理，但是很多落后地区的畜牧兽医业对禽畜类的卫生防疫工作相当不重视，甚至不闻不问。养殖户们也没有相应的将畜禽进行安全卫生防疫工作的意识，得不到养殖户们的积极主动的配合这使得卫生防疫站的工作很难顺利进行。
三、如何标准化我国畜牧兽医工作
1.政府部门以及养殖户们应当由足够的重视
要实现畜牧兽医标准化工作首要条件是要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因此政府部门的重视对其工作的标准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政府部门应当出台相关政策约束动物防疫工作。政府部门如果对这方面工作有松懈，那各部门都会出现偷工减料的工作，标准化工作只能是纸上谈兵，根本无法落到实处去。同时，养殖户们也要注意规范化养殖，要摒弃一些落后的传统思想以及养殖技术，要积极主动配合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参与到其中去。适当的向养殖工作人员们宣传畜牧兽医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标准化理论知识，鼓励工作人员们积极主动的参与标准化生产。
2.完善相应标准化管理体系
畜牧兽医业标准化管理的建设能有效促进生产的标准化。完善的标准化管理体系应当具备专业的工作团队来指导标准化生产过程的每一步，同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进行支撑，形成从下而上的管理体制。针对近年来畜牧兽医业经常出现问题的卫生防疫工作，标准化管理体系应当对这方面的工作更加注意管理。
3.做好宣传效果
光有政策以及规划很难让工作人员们有效地实施标准化的生产。因此，除了在政策的强制性要求外，还需要各类新闻媒介的介入，对畜牧业标准化进行大力宣传，向群众传播畜牧业标准化的知识。除了传播专业知识外还应当对积极开展相关的标准化工作的培训，加强养殖户们的标准化生产意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得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在生产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养殖户们束手无策，这时候需要一些相应的咨询机构来完成对其解答工作，避免在标准化工作中出现问题。
4.做好示范效应
很多相关工作人员可能对畜牧兽医标准化工作没有什么概念，仅仅是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可能也没有很好的效果，这时候可以适当设立一些相应的示范基地。设立示范基地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养殖工作人员以及卫生防疫工作人员们了解到什么是标准化的工作，怎么才能做到标准化工作。
5.加强监管力度
很多卫生防疫站的设立没有起到他相应的作用就是因为监管力度不够，放水现象严重。应当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所有部门进行严格的监管，尤其是家禽家畜类的的卫生防疫工作。做好监管工作，有效促进畜牧兽医工作的标准化。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