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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论文篇1
1.芝加哥学派及其“规则－越轨”范式
芝加哥学派开创了越轨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E•帕克指导自己的博士生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对包括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在内的各类亚文化现象进行参与式研究，并用“社会解组”理论来解释都市亚文化群体产生的根源。1955年，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艾伯特•科恩提出了“问题解决”概念，认为下层阶级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是一种用以解决自己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地位挫败问题的独特方式。芝加哥学派后期的重要人物霍华德•贝克尔在其1963年出版的《局外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标签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互动与博弈中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建构过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强势群体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制造出各种规则，而正是这些规则给边缘群体本来无可厚非的行为贴上了“越轨”的标签。芝加哥学派从越轨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出发，围绕社会规则的建立以及解组展开研究，开创了亚文化研究的“规则－越轨”范式。这一范式涉及了越轨行为的动因、越轨人群的身份认同以及强势文化对越轨行为的塑造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伯明翰学派及更晚近的亚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伯明翰学派及其“抵抗－收编”范式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的英国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开创了具有政治实践旨向的文化研究事业，被称为“伯明翰学派”。他们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融入了英国本土将具体文化现象置于社会历史之中进行考察的学术传统。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更是从欧陆哲学中吸取营养，将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文化霸权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引入亚文化研究。将亚文化现象看做是边缘人对主流文化和霸权文化的抵抗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研究方法。其研究表明，亚文化抵抗是通过一种亚文化成员共同享有而又与主流文化迥然有别的“风格”来实现的。他们从阶级和权力的视角出发，努力从“风格”之中挖掘弱势青少年群体进行“仪式抵抗”的潜能。与“风格”相对应，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收编”。他们认为，亚文化抵抗的“风格”形成之后，处于支配地位的强势文化和利益集团便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遏制和收编。收编通常以两种途径进行:一是商品的方式，即把亚文化符号和风格转化为大量生产的商品，从而消解其先锋姿态和价值深度;二是意识形态的方式，即主流文化通过自己支配的媒介对边缘群体的“异常行为”重新加以界定，并贴上相应的标签。由此，我们可以将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思路概括为一种“抵抗－收编”范式。这一范式通过揭示抵抗的权力和阶级背景，抵抗所借用的“风格”及其实践策略，主流文化和强势媒体对亚文化风格的塑造与收编等方面，向我们呈现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发生、发展的社会学机理，对我们研究今天的青年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极具开创性，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存在诸如对风格和抵抗的过分强调，对亚文化只采取了共时性的态度，缺乏历时性的分析，过多的强调了阶级等宏大结构的决定性等问题［1］(P10)。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语境中，人们开始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思路进行反思与修正，“后亚文化理论”应运而生。
3.世界新图景与后青年亚文化研究
我们知道，伯明翰学派曾经将“文化”和“阶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20世纪中后期的一系列变化却使这种稳固的关系发生了动摇。在思想政治领域，一度影响深远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政治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式微。一方面，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新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哲学逐渐在欧美盛行。这种政治经济思潮主张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从而从根本上冲击了阶级观念和阶级政治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在实践层面宣告了阶级政治的失败。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与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新的地域性文化的出现，使整个世界处在了全球性\地域性、世界性\民族性的多重张力之中。这些新变化促使文化学者们纷纷修正以往的阐释模式，以便把全新的现象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由于世界图景的如上变化，以往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思路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西方学界出现了“后亚文化研究”、“后亚文化理论”之类的提法，旨在阐释亚文化群体在繁复多变的新媒体时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号消费时代所产生的身份混杂现象。“后亚文化”研究吸收了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理论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各种新出现的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场景”、“部族”和“亚文化资本”等新范畴。“场景”一词最初是指音乐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现场位置，后来被威尔?斯特劳等人进行了严格的理论化，从而用来真实地描绘各类人群、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状态和一种变动的文化空间［2］(P18)。“部族”概念则是学者马弗索利针对青年亚文化成员身份的日益流动性所带来的“风格”对身份区隔作用的消失所提出，部族“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各种组织形式的僵化色彩，它更多的指某种气氛，某种精神状态，而且更适于那些偏爱外表和形式的生活方式来表现”［3］(P16)。萨拉•桑顿借鉴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而提出了“亚文化资本”概念。他认为，当某种风格成为青年们所推崇的“亚文化资本”的时候，便会催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链，而对这种文化产品的消费或被消费，便能够获得一种共通的品味感和文化归属感。“亚文化资本”向我们揭示了伯明翰学派的“风格”概念在消费时代的发展和变异，它淡化了“风格”的抵抗姿态，而呈现出与商业文化的共谋性。后青年亚文化理论对当前社会中青年亚文化所呈现出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研究，显示了其思路的灵活性和非本质主义的包容性，这对于我们运用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资源考察更为广泛的当代文化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二、从青年亚文化看青年艺术
1.同构与变异———青年文化、青年艺术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探讨
从字面上看“青年艺术”与“青年文化”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而自从伯明翰学派的霍尔等人用“青年亚文化”取代了“青年文化”的说法之后，这种边缘青年研究好像就和更为广泛的青年文化行为划清了界限。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西方学界对青年亚文化现象成因的不同阐释模式，结论就会有所改变。对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机制，西方学界一直存在结构论和世代论两种分析模式。前者认为阶级、种族等社会结构在亚文化生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青年亚文化的产生是下层阶级青少年对父辈文化所面临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伯明翰学派正是从这一研究思路出发，明确提出了“青年亚文化”的说法以区别于笼统的“青年文化”概念。而后者强调不同代际的年龄差异所形成的代沟对青年亚文化产生带来的影响，从这一思路出发的研究表明，青年亚文化所揭示的问题或隐或显的存在于一切青年之中，强调青年人共同的行为模式。伯明翰学派的努力深入地揭示了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产生的阶级根源，但却又因为对阶级结构的过分强调，几乎将青年亚文化研究推向了本质主义的境地。实际上，在经过了后亚文化研究对以往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反思之后，任何本质主义的青年亚文化分析模式都不能令人满意。既有基于青年的年龄特点和行为模式的普遍动因，又有不同结构要素所决定的独特语境，可能更符合青年亚文化现象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也确实未对“青年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进行截然区分，《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以及日本学者滨屿郎等编纂的《社会学小词典》都将“青年文化”定义为青年这一社会群体的亚文化［4］(P9)。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青年亚文化与青年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同构－变异”的关系。青年亚文化以一种更为具体和鲜明的方式，典型化的呈现出青年文化所共有的表意方式以及与主文化的互动模式，而这种表意方式和互动模式对于作为特殊青年文化形态的青年艺术同样具有阐释力。运用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青年艺术现象，将会为我们分析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2.从关注趣味到深入情境———青年亚文化视角的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我国艺术理论界对当代中国艺术形态的分析大都是围绕艺术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所选择的美学趣味来展开的。孔新苗先生在其《“民族情怀”与当代艺术的实践景观》一文中就把当代中国艺术用主导趣味、学院趣味、大众趣味和先锋趣味四个层次进行概括［5］(P82－85)。这种划分从一种宏观的视野对当代艺术形态进行了理论归纳，并在当代艺术批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艺术形态的趣味划分模式日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正如孔新苗先生指出的:“当代中国艺术创作所形成的多元趣味格局，是一种正发生着复杂变化的不稳定现象，显示了处于‘过程中’的特点。”［6］(P228)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艺术领域日趋多元的组织形式和愈加灵活的运作模式日益消融了以往四种趣味之间的清晰界限:一向以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己任的主导趣味，在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国家及各省市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愈加显示了它广采博收、突破自我的包容品格;一些学院趣味的画家在各类商业性展事活动中频频亮相，反而学术性的展览、获奖倒成了他们推销自己的筹码，以前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主义面孔已不复存在;先锋艺术的变化更是值得玩味，2005年由吕胜中牵头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实验艺术专业(后改为实验艺术系)，以往作为先锋艺术主力军的实验艺术被正式纳入了学院教学模式之中。2009年11月，张晓刚、方力钧、曾梵志、岳敏君等先锋艺术的领军人物一同进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摇身一变成为了这家官方机构的首席艺术家。诚然，当代艺术形态的趣味划分本来就是在美学定位的意义上使用，而并非在从属机构的角度对艺术作品或艺术家的归类。但是，随着时展，中国当代艺术格局日益走向多元，学院、先锋、主流等概念俨然已经抽象成为了一种身份标签和文化符号，学院趣味与学院已经没有了必然的联系，主导艺术主要是一些艺术家为了积累资本而完成的参展作品或政府定件，先锋姿态变得可以仅仅作为一种策略［7］(P103－106)，“大众”这一概念也不再能够清晰的传达它的所指。或许艺术趣味视角在对某一具体的艺术作品进行分析时仍然有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划分去界定与这一作品对应的艺术家，其阐释力度已经大打折扣。上述语境的转变，更加凸显了运用青年亚文化这一社会学视角，从“边缘－主流”、“年龄－代际”的维度切入当代艺术研究的现实意义。犹如后亚文化理论研究者提出“部族”概念来应对青年亚文化成员身份的流动所带来的“风格”对身份区隔作用的消失一样，“青年艺术”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们在趣味界定方法的阐释力削弱之后，通过从一种更细致入微的视角，对艺术从业者的艺术经历、成长环境以及不同艺术家在特定语境中所选择的不同艺术策略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的演变机理与实践逻辑。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2
和国外的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而生成的，它的存在与媒介文化息息相关，与大众传媒的变化与沿革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青年亚文化生命体中保留着大量的媒体特征。这些媒体特征，有大众文化生成的共性内容，也有青年亚文化发展变异产生的特质。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多重变化，媒体的存在方式不断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响着青年亚文化人群的塑形。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影响下的受众和新媒体影响下的受众，有着不仅仅是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馈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时，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和信息方式也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从传统的把关至上的媒体流程到当下随手拍随手的新流程，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权力革命。
也正因为媒体本身的变化转向，才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初步探讨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文化紧紧依托经济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它从阶级和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阶级和青年无产者的生活形态和阶级意识。因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批判时，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学院精英认定为“反文化”、“幻觉文化”、“堕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这种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认为是“相对普遍的富足，大众文化的发展，战前与战后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现”[2]。在人们心目中，青年亚文化人群“群魔乱舞”，是“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3]。这段表述可谓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群魔乱舞”式的享乐和行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作用，是解构文化和文化幻觉的温床。
这是早期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段，青年亚文化成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他者”，完全可以随意妖魔化的对象。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尤其是进入新的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似乎也在发生角色的变化。“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4]。青年亚文化不再作为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出现，而是问题的反映者出现，它的存在就是复杂性、矛盾性、暧昧性文化问题的本身，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文化认知上的进步。“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方面，建立在对普通文化认同中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5]同时，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
从“裂痕”到“协商”，从“文化垮掉”到“文化母体问题的揭示和解决”，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变化正是这样发生了重大转向。
二
众传媒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和社会阶级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纸媒时代，纸媒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把关的产物，更属于主流意识根植的文化场域。所以，纸媒尤其是大众报纸和大众杂志，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是“他者”的认知。在这个认知框架里，青年亚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边缘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对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掌握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介。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除了自己身体符号之外，就是不会被大众文化直接接纳的“符号体系”。在这个纸媒当道的时代，文字是权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亚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运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导话语。所以，纸媒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排斥和规训的关系。
进入以音画符号为载体的电影电视时代，对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无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画符号是直观的符号体系，而且更能直接为青年亚文化运用。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话叙事离不开亚文化的“起笔”和“奇观”，这也是文化多样化的价值探索和艺术塑形。正因为如此，亚文化与城市音像发生了广泛的交集，“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生活的真正场所”[7]，都市是亚文化展示的空间，亚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通过这样的推演，让青年亚文化人群看到了实现自我的可能。电视电影无疑放大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将这种可能性转换成合理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1.青年亚文化人群从恶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变化是，真正属于人的延伸的新媒体，被青年亚文化人群掌握了。他们来到网络世界，抛掉了大众传媒给予的一切命名，他们首先是自我命名。我们称之为“网名”，很多传媒学者称这样的行为叫“匿名”，有学者认为“网络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交流也是差异甚大”[8]。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人群而言，隐匿自我的真名实姓，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身份转移。而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这不能称之为匿名，而应该是“化名”。化名是强调个体审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护自我，青年亚文化人群更强调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所以，他们的化名，总能体现这个人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亚文化群体被诸多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所认定、确认、污名化、边缘化或者‘对待’”[9]。所以，无论是匿名，还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种努力，这是新媒体带给亚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给自己起一个或多个表达自己文化要求和审美意愿的网名，从而以这个身份在虚拟世界获得文化身份，这就是亚文化人群的文化选择。“身份不明的社区”成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亚文化人群获得话语权
如果说新媒体以媒体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赋予青年亚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文化话语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三类，首先是文化话语生产权，其次是文化话语作用权，最后是文化话语解释权。传统媒体正是以传播权、把关权、解释权的权威身份作用于我们这个社会。新媒体的不断翻新，导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这三方面不断掌握着一部分自。
首先，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是由专业的生产者来完成，专业的生产者并不掌握所有话语权，却掌握着优先话语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是如此。亚文化人群介入新媒体的文化生产，呈现井喷态势。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带有明显亚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的文化符号。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影响到微观影响，都显示出亚文化人群的符号生产能力和愿望[11]。
其次，传统媒体得以支撑，依靠追求平衡而展开的文化把关[12]。很多文化传媒研究者对新媒体出现的担忧，就是认为新媒体的监管难度大，而且从电子邮件到微信，似乎解决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双剑合一，监管难度不断提升[13]。青年亚文化的芜杂性和多元性，在传统媒体的把关体系中，会多层过滤，而新媒体弱化了把关，敞开式的话语生产机制，几乎是即时性的呈现。把关作为传媒生产流程的一环，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机制，而这对于亚文化个体而言，从自律到自觉地遵循外在于个体的把关机制，无疑是难事。也故如此，把关对亚文化的弱性制约，导致了亚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的蔓延。如果说，亚文化以往阶段面临的危机是无话语权的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就是泛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对文化的解释，也明显有了多义性。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受众或读者的个体完成的事情。“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6]。然而，对一则新闻、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符号、一个电影的解释，主流媒体往往要事先给出一个定义。这对接受美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掌握了可以发言的媒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阐释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权威的主流媒体解读体系和非权威的亚文化人群解读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和隔阂。
3.青年亚文化人群开始再次分解
如果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亚文化人群内部再次分解。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亚文化一词原本意指的与媒体和消费工业产品的那种约定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并导致了日常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9]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体的更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分解，它的内部发生着以年龄、性别、兴趣、文化立场、实际利益、符号价值为界限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不是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区隔标准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粉丝文化，“由于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先行实践者，他们的美学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达了公众对主导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4]。通过媒介的引导，通过粉丝文化的生成，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
三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不断更新的趋势下，青年亚文化产生的三个方面的转向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因为新媒体的存在，主流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一，青年亚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呈现混名状态。我们知道，传统大众媒体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评判标准划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众文化的特征和亚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别。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机制和亚文化的命名机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体让大众具备了传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机制。在这个新机制面前，主流大众的命名和亚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备个体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体的虚拟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从网络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实名，也和化名等量齐观。所以，命名文化的内在合一导致主流大众与亚文化人群之间不但难以区别，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亚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学无术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初中占36.0%，高中、中专、技校占31.2%，大专占10.1%[5]，大学本科占10.8%。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在新媒体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被大众媒体认同。也故如此，亚文化人群的文化创意和时尚先锋性，总能被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品。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亚文化总能形成文化奇观。
第三，新媒体的出现，激发了话语的热情。当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虑话语权的获取，话语权可以通过购买通信工具、电脑或手机，就能掌握一种新的话语权。网民的意见，包括大众人群和亚文化人群的意见，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你会发现，话语走向了新的样态、新的修辞、新的语法、新的接受互动习惯、新的语义形成、新的话语权博弈格局。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态势，从而也改变了亚文化人群的话语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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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论文篇3
童年经验，根据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它是一个人在童年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意识等等。这一元素不仅是人认知积累的来源，更对个人的心理发展，即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两种文化接受群体心理对峙的原因。
传统文化接受群体的童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化多是道德、教条、伦理等等，这些文化也就潜藏在他们的内心，当他们对外在事物进行批评时，就会本能地显现出这些童年经验的迹象。因为随着他们后天的知识积累这些经验会随之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一种既定观念，致使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有了一个“标准”，对于不满足“标准”的事物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便会一定程度上的排斥。而“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年人共同分享的独立的文化系统。”[2]青年亚文化的属性特征几乎与传统文化是对立的，所以会被本能地排斥。而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多出生在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时代，他们受物质享受的影响极大，致使陷入一种“迷狂”，又由于与前者相同的原理，他们大多本能地排斥传统文化，或是无法使其成为他们的中心兴趣。
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观点说：“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每个早期阶段仍同由它发展而来的后期阶段并驾齐驱，同时存在早期的精神状态可能在后来多少年内不显现出来，但是其力量却丝毫不会减弱，随时都可能成为头脑中各种势力的表现形式”。[3]将人的童年经验可以看作是一种内心潜力，当人们的主导观念受到充斥时它便会发挥作用，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力量去抵制外侵的与观念不符的事物。所以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与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必会因此而形成心理对峙。具体说来，这就是二者童年经验的对峙所导致的。
二、恐惧感下的自保心理投射
通常情况下，当人们真切地热爱某种事物时，当有人试图甚至威胁到其存在和发展时，便会本能地站出来保护它们，而且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这是心理保护机制的一种变式投射：一般是指将自己所不喜欢或不能接受的性格、态度、意念，投射到别人身上或外部世界去，而断言别人是这样的现象。从这一角度讲，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与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的心理对峙就是源于彼此的自保心理对对方的投射。就像两个对立的学派为了自身不被对方驳倒，就要不断地去攻击对方，并认为对方是“错的”，把对方看成是自身所不能接受的某种事物。同时，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也存在一种恐惧，即他们担心后生群体对新文化一味地沉迷接受，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淡化而失去主流地位，甚至在几十年、几百年后可能会是传统文化的末日。因而他们要去抵制亚文化以自保。而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则是受于传统文化对其的压制和批判而同样地进行自我保护。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4
众所周知，文化大体上可分为主流文化、大众文化、高雅文化和边缘文化四大类，亚文化即边缘文化。青年亚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形成并呈流行趋势，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形式和思潮开始进入大众社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引起了一批社会学的学者对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文化人类学中所说的“亚文化”概念，指的是“在某些方面与社会主导性文化的价值体系有所不同的群体文化”［1］。“青年亚文化可以概括为年轻人为了有别于主流文化而创造的他们自己的文化，以‘叛逆’为主要色彩，以示青年文化偏离、排斥甚至对抗‘成人文化’或‘主流文化’的整体态势。”［2］
青年，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正在走向成熟但又尚未成熟，喜欢接受新事物，存在着自我意识的矛盾性：闭锁但又渴望交往、反抗又屈从、自卑又自负、自信又气馁……青少年的这种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也必然会产生属于自己的文化——青年亚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物质生活非常丰裕，青年更加喜欢表达自己，证明自己，叛逆、好胜、强调个性、放荡不羁的性格催生了亚文化的形成，青年亚文化宣扬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而正是这一点，青年亚文化才格外引人注目。青年亚文化在早期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意识，而在当今社会，抗争意识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狂欢仪式”。审美虚拟化、消费个性化、行为另类化，他们宣扬非暴力，以一种无声的、潜隐的方式来对抗“主流文化”、“父辈文化”和“学校教育”。
二、青年审美的虚拟化转向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追星族，他们不仅打心眼里喜爱明星，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开始效仿明星的仪态、着装、价值观念，明星成了时尚的代名词。当下，动画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崇拜动画中的虚拟角色，这就使得青少年在心理上从对活生生人的崇拜转变成了对虚拟角色的崇拜或喜爱。动画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是和现实世界平行的另一世界，它的原型来源于现实生活，并超越于现实生活。青少年就是在虚拟的世界中体味真实、追求理想。青少年对生活充满着激情与幻想，但幻想和现实往往存在很大差距，幻想的完满和现实的残酷相矛盾，青年人则更加青睐于以想象构思的“虚拟世界”，并以此来补偿现实。
观影中的置入感使得他们把现实世界融入其中，cospaly把青少年对动画的虚拟审美推到了极致。cospaly最早的译名来自台湾，是costome paly的缩写,意为“角色扮演”，指的是由真人利用服装、道具、饰品、化妆来模仿或装扮游戏、动漫作品中的虚拟角色（包括人物、动物、超人、植物等），类似于“动漫真人秀”。青少年以比赛、舞台表演、社团等形式参与其中,cosplay很重要的就是服装展示和角色表演，市面上也有很多服装店，但这些服装的价格不菲，而且很多动漫迷们为了忠于原著或凸显自己的风格，大多都亲手制作服装。
可以说，cospaly耗钱、耗时又耗力，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cosplayer呢？据笔者考证，原因如下：首先，精力旺盛、热情投入是青年族群所具备的特点，他们有精力也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其次，青少年具有幻想的天性，这让他们对虚拟角色的审美、崇拜搬到了现实，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能实现，但可以通过cospaly这种制作和表演于一体的形式来实现。再有，青少年叛逆、讨厌正统，处处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正是在这种压抑和反抗中催生了这种“狂欢仪式”——cospaly的形成。最后，青少年极具创造力，这种对虚拟角色的模仿是对动画中虚拟角色的再创造过程，是审美的又一境界。
每一种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的人认为cosplay是一种耗时、耗力又耗钱且无意义的行为，会让青少年沉迷于虚拟角色，失去自我。而有的人认为，cosplay注重的不止是模仿外在，更是一种和虚拟角色心灵上的互换，可以使青少年在挫折中战胜自我，找到自我。其实，只要正确看待cosplay这一亚文化现象，不无对青少年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动画消费中的身份展示倾向
动画的消费从你观看动画的开始而开始，伴随着观看过程的结束而逐渐完成，动画的观看与欣赏只是动画消费的初级阶段，动画的衍生产品将引领你进一步消费。
每一部成功的动画片都不会放过衍生产品的开发，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让人难以想象。譬如一直以来风靡全球的米老鼠，自1927年沃尔特•迪斯尼推出了第一部米老鼠动画片《疯狂的飞机》，便掀起了一场动画的革命。米老鼠从一诞生开始便颇具传奇色彩，当时，米老鼠每年可为迪斯尼公司带来7.5亿美元的收入。2003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虚拟形象富豪榜”，该杂志推算，在2003年一年，米老鼠就为迪斯尼挣下58亿美元收入，成为最“富有”的卡通形象。商报点评说：“这不是一只老鼠，分明就是一棵摇钱树。”［3］可见，动画的衍生产品在动画消费中占了举足轻重的份额，它可以渗透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动画的衍生产品的价值已不仅在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它的符号价值。它所带来的利润甚至超过了动画影片本身，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5
通览全书后回头来看著者对青年亚文化的界定过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将青年亚文化置于中国当代整体的文化形态和格局之中加以考察，尤其是参照主导文化对青年的期待来厘定青年文化的存在，从而区分出青年认同文化、青年亚文化、青年反文化、青年负文化。也就是说不是依据年龄，而是依据其与主导文化的距离来区分青年文化，这就凸现了青年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关系状态，也表明著者意欲以此来把握青年文化。在这个序列中，“青年认同文化”与“青年负文化”分别位于正负两极，前者以“认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这个概念在文化研究中固有的含义，即以“我是谁”发问的身份辨识和自我定位，而更接近于一种承认和趋同的意味。而“负文化”的“负”具有相反、背离、抛弃等含义，以之命名的青年文化便意味着对整个序列的颠覆。因此可以说，这个序列是包含着著者的立场预设和价值评判的“结构化”结果，它承认了主导文化的霸权地位。从逻辑上看，这意味着放弃对主导文化的省察和质询，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更是一种在中国当下特殊语境中进行言说的策略，即在两端固定的情况下，可以更为充分地谈论中间状态的青年亚文化和青年反文化。
其二，与上一点相关联，著者不仅在与主导文化的关系中，而且在对青年文化总体的把握中来界定青年亚文化。著者指出，青年亚文化是“通^风格化、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和支配文化进行挑战的一种附属性文化方式，具有抵抗性、风格化、边缘性”。这一界定本身基本上承袭了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观念，但由于著者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而赋予这一界定更多的文化比较的内涵。首先，它避免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例外状态，另一个是以青年亚文化取代青年文化。其次，著者以青年亚文化为论说的中心，但并不意味将它从青年文化的整体中抽离出来，而是在与其他青年文化类型的比较中展开言说。再次，著者注意到青年亚文化存在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这并非对经典亚文化理论中所指出的抵抗/收编模式的简单套用，而是充分关注青年亚文化与其他青年文化，与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主导文化的混杂、互动、互渗、融汇的具体情况。
上述两方面不仅反映了著者所强调的“结构论”旨趣，反对以年龄来界定、衡量和评价青年文化的“世代论”，而且更意味着他以青年亚文化的言说勾连起复杂的文化关系，形成视野开阔的文化批评的场域。
于是，我们看到，著者在指出恶搞亚文化不乏智慧和创新，并可疏导郁闷情绪的同时，也注意到其中越出底线者对重要精神资源、民族传统的冲击与破坏。他在仔细剖析恶搞的典型案例《Q版语文》的戏仿与狂欢化之后，特别指出它与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的区别，并揭示它与商业炒作、资本运行、利益争夺的密切关联。著者还从网络文学对各种民族主义和国家问题的想象与思考中，解析出网络亚文化的“象征性解决”与现实困境及历史上的民族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并甄别和批判了其间狭隘、激进、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复土主义等。在对流行歌曲的谱系进行全面的描摹中，著者则解析出其间的怀疑者、出走者和破坏者这类“非角色青年”创造的亚文化，认为“他们的寻找、实践、建设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们的浮躁、偏颇和失败也引起人们的深思”。他在谈论青春题材的电影时，批评中国的“怀旧经济”庸俗化，有意无意地遮蔽过去的那些庸俗、阴暗、琐屑，镜头多聚焦于个体成长中的经历，而很少深入触及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生存环境；与此同时，他又从中洞见了青年亚文化的认同焦虑和危机。由此可见，这些论述不仅指认了青年亚文化的确切存在及其意义，而且也揭示了其所产生的文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了主导文化所宰制的文化整体的裂隙。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著者将青年亚文化置于青年文化序列之中，呈现为一种“在……之间”的状态，待看完全书对具体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的论述，我们则可以感受到，与对青年亚文化的定位相适应，关于它的言说形成了一种中介的力量，贯通起不同的文化形态，并将价值评判蕴含其间。这样的论述表明，著者力图从广阔的文化批评领域中提取和淬炼青年亚文化的因素、质地和内涵，并在与文化、政治、经济、传媒、教育等领域复杂的联系中辨析其价值，评价其功能。这就显示出著者强调青年文化的“结构性”的意义。当然，对“结构性”的强调带来的“空间感”，也可能会冲淡对青年文化思考的“时间感”，即历史意识。著者对此颇为警惕，我们看到他对网络文学的民族主义问题的探讨，就深入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但在对其他现象的思考和评析中，历史感则相对淡薄一些。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18-01
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年这一特定人群发明、信奉和推行的一种特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青年亚文化群体“兼容”了亚文化和青年的共有规律，并产生了区别其他群体的独有特征。
一、青年亚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全球化是青年亚文化群体产生的重要因素
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对民族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文化全球化对青年文化特别是青年亚文化都产生了长远的、深刻的影响。
（二）社会结构的转型为青年亚文化提供理论平台和生存空间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由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人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而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也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并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和评判价值观，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出现就成了必然。
（三）青年亚文化是青年人独特的青春期的生理与心理文化的表现
青年期的自我意识觉醒，身份认同的需求是青年人成长的必经过程，也是每个人成长道路上的客观存在，它需要合理途径释放，所以青年人选择同龄群体的亚文化，既使自我得以彰显又抵抗了父辈成人社会对其“标签化”的定位。
二、当前中国青年亚文化的表现及特点
青年亚文化作为青年创造的意义体制、生活方式总会通过一定的物品行为外化表现出来。当前中国青年亚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青春性
当代青年面对的主要矛盾就是与父辈的代际矛盾，成长于不同价值观主导环境下的青年与父辈有不同的理想价值判断和人生追求，他们希望彰显青春个性，表达自我存在，在亚文化中他们的语言行为方式无不表达自我青春概念。
（二）娱乐性
亚文化青年用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解读社会事件，将严肃的事件用轻松甚至嘲弄的态度对待，目的是娱乐大众，娱乐自己，以获得青年所追求的快乐自由感。
（三）消费性
当代亚文化青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热衷于消费，并且消费方式、消费行为本身已成为亚文化的一部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日益普泛的文化符号消费时代，青年亚文化风格也成为商品，成为市场的宠儿，亚文化青年的作品在市场得到热卖。
三、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分析
青年亚文化具有颠覆性特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审视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既能发现它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也能发现它正无情地消解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一）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本身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
首先，青年亚文化对文化主流的某种偏离和抗拒可以起到警醒社会的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内容。亚文化表现形式纷繁众多，思想政治教育完全可以借鉴这些形式从而变得丰富多彩。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能在内容和形式上尊重青年人的主体地位，反映青年人的心声，并能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能从丰富文化生活的角度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用主文化引领亚文化的健康发展，还是能被青年人接受的。此外，青年亚文化客观上在青年与社会的沟通中起着中介的作用，因此亚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本身还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补充。
（二）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消解
1 浮躁不安、追求感官刺激使青年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产生戏谑与阻拒心理。
思想政治教育所强调的主流价值观具有经典性和权威性，需要受教育者内心的共鸣，但青年亚文化群体浮躁不安、追求感官刺激的心理首先在态度上就主动与经典权威疏离，他们无法静下心来接受严肃庄重的主流文化的洗礼。
2 轻松、愉悦进而戏谑化、搞笑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影响青年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形成整体性、逻辑性的理解。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2-0202-03
1概念的界定
11青年亚文化的内涵
本文中对青年亚文化的界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为基础：第一，这里所指的青年亚文化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几十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与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第二，青年亚文化是指我国青年群体中存在的亚文化；第三，由于本课题重点讨论的是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虽然青年中大部分是大学生，但这里的青年群体远远大于和包含大学生在内。因此，本文中青年亚文化是指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流，区别于主流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是我国青年群体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个政党、阶级或社会群体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对其所从属的成员，用其道德规范和政治观点实施影响，使其形成符合该阶级、政党所期望的思想行为的社会实践活动。一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都是高校教育中的主要内容。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其主要内容除了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还包括了心理和道德教育。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青年学生党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为祖国的伟大复兴、培养国家未来接班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握的教育方向。
3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解读
几十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快速和稳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民主改革加速，社会财富的迅猛增长，客观上促进了今天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青年亚文化的形式异常丰富多样，对社会青年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诸多影响，成为社会不可小觑的因素。面对扑朔迷离的青年亚文化，妄图一一列举恐怕力不从心，很难全面的描述。在此，笔者根据西方学者诸如“威廉斯认为，‘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特的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发展的过程。”[ZW（]陶东风，和磊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ZW）]对当前我国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象进行简要的描述。一是张扬的青春独白。在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的今天，青年群体，借助于网络，采取一种比较张扬的方式，展现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的青年通过这种方式，寻求自我对青春与个性的表达。于是出现了卫慧、棉棉、春树、张悦然等“美女作家”和韩寒、郭敬明等“80 后”写作群体的作品。二是另类文化的风靡。20世纪90年代末，著名影星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很快在内地高校青年学子中掀起了一股“大话”浪潮。根据《大话西游》改编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为大学生的各种晚会所借用。其影响至今不衰。之后，对于主流文化的嘲讽和以符号为形式进行表征的“火星文”成为亚文化异常热衷的事情。诸如“劳工”、“男盆友”、“粉可爱”、“你素谁”经常见诸于媒体与网络。三是神奇的媒体制造。从“超级女声”到“快乐男声”，正是这些选秀节目，神奇般的制造出许多青年学子心中的偶像。这些由偶像崇拜而发展出 “粉丝”亚文化，也成为了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青年群体的生活与娱乐方式。四是集体的情感宣泄。以一种体现街头文化现象和生活方式的Hip-hop和最近在国际流行开的一种嬉皮行为“快闪行动”为典型代表。五是疯狂的偶像崇拜。在青年阶段有着自己可以崇拜的偶像实属正常。因此，“粉丝”亚文化就成为了偶像崇拜文化的典型代表。于是，众多的 “凉粉”、 “玉米”、“饭盒”、“粉笔”等占据了青年人很多的生活空间。
4青年亚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关系
青年亚文化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支流，和其他文化的形态一样，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而总是和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大学生思政教育本身就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其与青年亚文化之间也一定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41人存在于文化场域之中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同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作为自己相互依赖的对象”。由此可见，人存在于文化场域之中。但是，人不是消极的受制于文化的影响，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在于他的主观能动性，在于能在文化场域中进行人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互动，能够利用已有的文化积累进行创造和丰富。
42青年亚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青年亚文化与大学生思政教育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但是丝毫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南辕北辙，它们在如下的基点上建立了关联。
第一，作为青年亚文化主要载体的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的主要代表，没有了这个群体，青年亚文化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青年亚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从被动性与主体性的对接起到了重要作用，达到了“教”是为了“不教”的具体效果。
第二，青年亚文化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由于“现实的人”身上负载着各种社会角色，将体现生活核心的青年亚文化作为连接“现实的人”的因素考虑，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
第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自己在教育系统中的独特角色，对青年亚文化的过度泛滥进行理性的抉择，虽然其力量是有限的，但它毕竟以各种姿态影响着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作用的阈限，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中思政教育的成功之处。
第四，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持续的发挥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必将与外部进行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去伪存真，吸取积极的元素为自己所用，而现代社会中，青年亚文化的存在无处不在，其状态如何，是思想政治教育所不能小觑的重要因素。
5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课题在研究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影响的过程中，选择了温州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5所大学，进行了较大规模较大范围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21份，这里选择一些问题的统计结果作分析和归纳。
51青年亚文化在大学生校园文化中普遍存在
在对“您对‘大话版本文化’的态度如何”这一问题的统计结果中发现，有438%之多的同学热衷于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大话文化”。 另外488%的人认为无所谓，其实也不一定不喜欢“大话文化”。觉得很无聊，嗤之以鼻只占83%。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掀起的“大话文化”，虽然这种流行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至今在高校大学生中依然津津乐道，其中最基本的手法就是拼贴。这说明青年亚文化确实普遍存在于非常正式的校园文化之中。
52流行形式的青年亚文化极易侵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地
在对“社会流行会影响您的生活吗？”这一问题的统计结果中发现，823%之多的学生还是受到社会流行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心只是读书和丝毫不产生影响总共只有177%。这说明往往以流行的方式进行传播的青年亚文化是极可能侵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地。当一种流行的青年亚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一时间影响大学生时，会影响被选择的概率。
53实践检验是最终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内化”与“外化”统一必不可少环节
在对“您觉得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用吗”和“您对当前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中理论相矛盾时，态度是怎样？”这两道题的统计中。前者旨在说明现在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评价，单纯地认为是“为了考试，没有什么用”占 193%，认为作用很大（364%）和有时候觉得有用（443%）的占大部分，可以看出大学生对思政课的总体评价还是比较高。但在后者的问题中在面对现实与理论不一致时，有978%的的同学认为应该以现实来验证理论。这说明了实践检验是最终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内化”与“外化”统一必不可少环节。
54课外文化以各种形式影响大学生思想观念
在对“您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您思想观念有没有产生影响？”与“您所接触到的课外文化（作品或者生活方式）对您的思想观念有影响吗？”两道题的对比分析中，调查结论表明，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很大或者有一些影响占绝大部分（764%），同时722%的人认为课外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影响。这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课外文化对大学生影响都较大，同时说明了课外文化很可能以多种形式在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在问及“韩剧影视作品对于您的思想观念影响状况如何？”有913%的同学看过韩剧，而且觉得有一定的影响。进一步说明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比较大。
6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对策
青年亚文化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员，活跃于青年群体中，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合理，积极的对其引导，对于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及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启示，有着重要的意义。据此，在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下，课题组试图寻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建设性的对策。
61加强课堂教育的引导
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课中鼓励开设体现中华民族孝道和伦理道德的课程，如《二十四孝》和《弟子规》等课程，同时思政课堂教学应该多样化，如多举办体现中华名族核心文化价值观内容的演讲会、辩论会等活动。在这方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推出的道德讲堂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以此来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伦理道德观和宽广的胸怀，促进其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培养其对落后、陈旧、腐朽、颓废和庸俗文化的抵制力，弘扬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
62扎实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作为青年亚文化主要载体的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的主要代表，高校应该有效的发挥各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用主流文化感染、吸引和提升高校文化的规格和品位，打造品牌文化。在此前提下，也不能忽略那些符合时展脉搏、有利于人格培养、大学生身心发展和健全个性校园亚文化的挖掘和弘扬，使其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的今天，高校思政工作者要重视亚文化对青年群体的影响，要找准切入点，提升自己的素养、进行工作的改革和创新、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应用丰富的教育手段，推进高校和谐校园文化的建设。
关注青年群体本身，就是关注青年亚文化。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青年群体必将成为各个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各个阶层的支柱，他们必将主导社会文化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建设，因此用端正的态度、引导青年亚文化的积极因素，抑制其消极影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
63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
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主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准，密切联系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要求思政工作者要将教育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世界，也就是要将教育的内容深入的渗透到生活领域。大学生管理部门要及时捕捉大学生所思所想，利用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通过及时开展辩论会、座谈会、道德讲堂、心理健康咨询等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抵制不良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从而促进大学生思想观念和行为的健康发展。
64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标准应该与时俱进
多年以来，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主要是由代表权威机构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虽然可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方向性和稳定社会，但是也严重的抑制了大学生的人性的自由发展。在现实操作中，往往使教育评价流于形式和官僚化，这些都亟须改革和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尝试学生自我评价与教育权威主管机构评价相结合，这种方式能够比较迅速的体现时代性和反映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当前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集中大学生对一些关注话题的想法，然后迅速通过组织各种体验活动、辩论会、演讲会等形式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出来。使大学生自我评价和提高，成为评价主体之一。
65营造良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环境
青少年阶段是青年群体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因此，良好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至关重要。首先，要充分发挥家庭环境的教育功能。父母的示范、和谐的家庭关系、父母积极的人生观是增强青年群体抵御外界消极力量的有力屏障。其次，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学校是培养青少年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帮助青少年走向社会的社会教育机构。然而，现在正处于我国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时期，重 “智育”，轻“德育”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所以从源头抓起，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消除不良青年亚文化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要重视社会教育的功能。社会教育能有效的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其影响范围甚为广泛能将分散的社会影响纳入正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营造良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环境，共同发挥育人功能，才能有效地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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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论文篇8
一、我国青年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纵观我国当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从嘻哈文化到恶搞文化，从杀马特到小清新，从潘课幕到二次元再到宅文化，以及网络文学、同性恋文化等，种种亚文化现象层出不穷，显著多样。我国青年亚文化之所以出现，则与青年所处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艾伯特・科恩在著作《越轨男孩・帮伙文化》提出了“问题解决”假设来探讨青少年的亚文化现象。他从亚文化产生的根源入手，认为每种行为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换言之，出身低的青少年面临着身份地位低下、嘲弄、被社会抛弃等等现实问题，因而产生了各种亚文化现象与行为，形成非主流，与主流区分开来。艾伯特・科恩的这一“问题解决”理论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依然有借鉴意义。洞悉青少年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快速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竞争，严峻的就业形式，盛行的消费主义以及自身潜在的学业压力，无法获得解决的现实问题，无疑给青年的生存套上了金刚罩，牢牢地被拖住却又无法挣脱，只能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去逃避以及缓解社会带给自身的压力，因而形成一种潜在意识的想象性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亚文化的风格表达自己，表达对压力的宣泄，希望社会现实获得关注的微弱呼唤。
二、我国青年亚文化的特征
与西方青年亚文化发展历史所不同的是，我国的青年亚文化大多处于后现代主义浪潮之下，因而呈现出与伯明翰学派研究下青年亚文化相比显著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抵抗性逐渐弱化。英国伯明翰学派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对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无赖青年和摩登族等青年亚文化群体作了详尽讨论，将青年群体所表现出的风格视为一个符号的集合，一个战场，对主流文化宣战以及抵抗。“微不足道的物品”能够神奇地被挪用，被从属群体“盗用”，承载着“隐秘的”意义：这些意义以代码的形式表达了一种抵抗形式，抵抗着使他们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秩序。[2]在伯明翰学派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之中，“阶级”、“抵抗”是重要的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就是青年阶级的意识形态，青年的风格就是青年得以表达自己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手段。但在我国，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与西方青年相较而言，已明显的弱化，简言之，即是“微抵抗”。一方面与当前我国的社会阶级不复存在密切相关，尽管青年间存在一些阶层，但阶层间并无对立性。另一方面，源于主流文化的相对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青年亚文化具有的抵抗性和反叛性，转而变成了一种戏谑，一种恶搞，以及一种态度的宣告，如杀马特亚文化。位于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的90后青年是社会转型中的乡村失落者，另类甚至怪诞的形象只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种尝试，其风格也只不过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而已，颇少了些强烈的抵抗性。此外，青年亚文化的微抵抗与其最终不可改变的被收编宿命也密切相关。商品化和媒体的贴标签和重新界定无疑使得亚文化的内涵变得如此单一和平淡无奇，青年亚文化的表达变得如此“低廉”，丧失了浓厚的抵抗性，只是沦为一种景观、一种奇观的存在。
（二）娱乐性增强。我国青年亚文化的表现风格更多的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解构是后现代评论家喜欢的一个词语。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巨型文本，对其叙事、氛围及表现手法等解构，并实现建构，改变了原有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意义因而实现了由严肃化变为平常化、戏谑化。如恶搞文化，《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式的调侃、“杜甫很忙”以及“人生若只如初见，社会主义天天见”等类似的戏仿，故意曲解原有的意义，实现了网络式的狂欢。恶搞文化是对作品的重新审视与解读，通过夸张、拼贴、模仿等手法对经典的作品、权威的人物或严肃的事件进行解构、重组和颠覆原有的所指，消解了原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实现搞笑、戏谑及滑稽等目的的文化现象。亚文化青年借用恶搞手法对社会事件进行解读，用嘲讽的态度对待严肃话题，其最终目的在于娱乐自己，娱乐大众，充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赫伯迪格在著作《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问题：就算亚文化是文化，但它算艺术吗？赫伯迪格的这一问题无疑表现出了他对于青年亚文化的态度以及思考。纵观亚文化的形成与过程，其中都伴随着亚文化群体对于流行的指向。如2007年出现的小清新，LOMO相机、白色帆布鞋、棉麻连衣裙的标配，掀起了一股流行的清新风。此外，即使亚文化是属于少部分群体的文化，纵然社会强调的是主流文化，但与社会主流对立的小众文化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之内。文明开放的社会是兼容并蓄，是多元并存的。青年亚文化就像是存在于主流文化中的一条鲶鱼，为主流文化带来生机和活力。每一个亚文化群体的产生都与社会的状况息息相关，当一种亚文化出现时，主流媒体首先做的是秉持尊重的态度，对青年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关注青年亚文化背后折射出的现实意义才是我们亟需关注的问题。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9
微电影这一新的艺术样式在获得命名的合法性之前，是以网络微视频的方式存在的。换言之，网络微视频构成了微电影的前身或滥觞。互联网这一新的媒介语境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青年亚文化构造了一个新的表现空间与生存方式，使得青年亚文化成为被率先激活的文化类型，网络视频也成为青年大肆进行意识形态表达的重要工具。
许多研究者往往将微电影的肇始指向2006年胡戈创制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仅有20分钟时长的《馒头》是胡戈对于陈凯歌电影《无极》的一次大胆的嘲讽、解构与重新诠释。短片借用中央电视台《中国法制报道》栏目的画面，并摘选影片《无极》中的画面，重新剪辑、配音，演绎了一场杀人案件的侦破过程。就是这部胡戈仅仅花费5天时间、用了两台电脑和一张盗版碟炮制出来的短片，开启了其后草根恶搞微视频的创作热潮。这部如今看起来十分粗糙芜杂的作品，在中国微电影的发生发展链条上，尤其是网络新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内容与表达方式的转向中是极富有意义的。在《馒头》之后，《春运帝国》《鸟笼山剿匪记》《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新龙门票贩》等一系列微视频作品继续延伸着青年亚文化在互联网新媒体上的恶搞式书写。
在以《馒头》为代表的上述文本中，戏仿、拼贴成为最为基本的修辞方式。通过戏仿与拼贴，它们冲破了权威与经典的堡垒，重构了新的符号系统，赋予了自我文化身份得以证明的胜利想象。例如，在《馒头》中，电影《无极》的主要角色被置换为经理、、助手、粉丝、城管、警察等，荒诞不经的影像下其实有着真切的现实观照。“王经理”与“张倾城”之间的关系指代着农民工与包工头的冲突，“满神牌”ㄠ水“逃命牌运动鞋”等广告的设置映射出受众与广告商等之间的矛盾。青年亚文化作为对主导文化的一种反抗，往往意图为不合理的社会病灶与现实矛盾提供一种解决方式，尽管这种解决方式往往是象征性的、无补于事的。《馒头》等作品所展露的现实关怀，正是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的作祟。因此可以说：“新世纪之初的微视频，实际上是以‘泛80后一代’‘成人宣言’的姿态入世的，其文化价值远远大于其美学价值。虽然绝大部分微视频篇幅短小且艺术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显得粗糙简陋，但是往往能清晰展示出‘泛80后一代’理解世界和社会的另类视角，展示出他们在文化上强烈的独立愿望，进而展示出他们与前几世代之间在思维方式、审美取向上的巨大代际冲突。”{3}
《馒头》等微视频作品的这种象征性文化抵抗行为，显示出“风格”之于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意义。若是以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主流文化加以挑战，青年亚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反文化（ counter culture）。但在伯明翰学派看来，青年亚文化对抗主流文化的方式更多的时候是风格化的、仪式化的，青年亚文化擅于创制出服装、音乐、舞蹈等丰富而独特的风格与符号系统，来彰显自己的文化地位与阶级存在。斯图亚特・霍尔的《嬉皮士：一次“美国”的运动》、约翰・克拉克的《足球流氓与光头仔》、戴夫莱恩的《聆听朋克》等文章都阐述了“风格”之于青年亚文化的重要作用。正如赫伯迪格所言：“亚文化所代表的对霸权的挑战，并不是直接由亚文化产生出来的，更确切地说，它是间接地表现在风格之中的。反抗与矛盾的嵌入与展现（我们随即将会看到的‘神奇的解决方案’）都位于现象的最表层，即符号层面。”{4}《馒头》等作品风格化、象征性的文化抵抗，并不代表其抵抗行为不具备实际的文化效能。面对《馒头》的辛辣嘲讽，《无极》的出品方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表示要对胡戈究责、“绝不手软”，而导演陈凯歌也按捺不住，公开斥责胡戈“”，表示要对薄公堂。《馒头》事件已经由个人化的恶搞行为，上升为全民参与式的文化事件，其中的亚文化意义自不待言。显然，中国微电影在微视频阶段的抵抗性解码活动，作为新生代或“泛80后一代”的文化认同行为，构成了对于主流文化秩序的一种挑战。
二、抵抗话语的渐隐
伯明翰学派指出，随着亚文化的抵抗风格的产生与传播，占有支配地位的文化和利益集团不可能坐视不理，它们会对亚文化进行不懈的遏制和收编。因此，可以看到，在每一次亚文化的发展周期里，亚文化的文化抵抗行为最终的结局，往往都是从对抗到缓和，从抵抗到收编。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赫伯迪格指出，亚文化的表达形式通常通过两种主要的途径被整合和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第一种，商品的形式。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为大量生产的物品。第二种，意识形态的形式。通过统治集团（警方、媒体、司法系统）对越轨行为进行“贴标签”和重新界定。{5}随着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6年之后，微视频在中国网络虚拟世界野草般无序地生长，瑕瑜互见，而它所具有的巨大传播效能也促使主流文化也逐渐开始调整既有的敌视姿态，谋求新的话语策略。{6}
在对网络微视频的收编与整合上，资本表现出了最为灵敏的嗅觉。2010年初，凯迪拉克推出了吴彦祖主演的商业广告《一触即发》，尽管片长仅 90 秒，但故事完整，情节紧张，场面火爆，在动作打斗设计上也与电影长片一般无二。这部广告被冠之以“微电影”的称谓，也由此成为“微电影”之名流行的滥觞。其后，莫文蔚主演的第二部凯迪拉克广告、微电影《66号公路》也登台亮相。与商业性广告式微电影兴起同步，诸多网络媒体平台也开始了自己的微电影创作。例如优酷网于2010 年6月便联手中影集团、雪佛兰・科鲁兹启动中国首部跨平台传播的微电影――“11 度青春系列”项目，其中筷子兄弟执导的《老男孩》已然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与商业化收编同步，意识形态的规训与整合也不落下风。从 2011年开始，微电影逐渐进入主流艺术竞赛和评审的视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网易微电影节”“中国大学生微电影节”“北京国际微电影节”等名目繁多的电影评比展映活动轮番上演，这些由政府、高校、媒体或商业机构举办的眼花缭乱、方兴未艾的活动，为“微电影”的合法性增砖添瓦。此外，代表主流文化的诸多传统电影制作者也开始加入到微电影的创制之中。例如优酷网在2012年推出了大师微电影系列，集结了顾长卫、许鞍华、蔡明亮、金泰勇、吴镇宇等优秀制作者。2013年这一项目又集结了吕乐、张婉婷和罗启锐夫妇、吴念真、黑泽清等导演，阵容不可谓不强大。此外，国家机器的规训效能也开始凸显。例如2012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就专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意在遏制一些视频网站制作内容存在内容低俗、格调低下、渲染暴力血腥色情等倾向，引导网络视频的健康有序发展。这也是“微电影”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文件上，表明微电影作为一项新的媒介艺术，获得了登堂入室的合法性，同时也进入了国家的审查范围。
至此，通过商业广告式微电影的定制、大牌明星的纷纷加盟、诸多网络视频平台的精心策划、国家机构的意识形态控制、传统电影制作者的染指、微电影评奖展映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始等，微电影终于在主导意识形态文化与主流商业文化的双重推动与收编下，告别了微视频散兵游勇的边缘姿态，取得了名正言顺的文化地位。
随着微电影步入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场域，曾经微视频阶段的锋芒与锐气逐渐消耗殆尽。尽管微电影的创作难以计数、面目驳杂，但其青年亚文化的书写却逐渐俯就于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逻辑的裙裾之下。如果说，《馒头》时代的微视频还留存青年亚文化的抵抗精神的话（虽然这种抵抗也是象征性的、可疑的），那么被收编后的微电影则面临着文化抵抗性的全面失落。
实际上，当下微电影对于青年亚文化的呈现是纷繁多样的，青年亚文化仍然是最为重要的表现议题之一。以最有影响的《11度青春》系列微电影为例，这一系列有掀起青春集体怀旧热潮的《老男孩》、有剧组底层群众演员怀揣明星梦的《哎》、有讲述网恋的《李雷与韩梅梅》、有都市爱情动画片《泡芙小姐的金鱼缸》、有讲述年轻的主人公与57岁时的自己相遇的《夕花朝拾》等。但究其本质，这些作品的内在地联结着对于传统伦理秩序和集体记忆的温柔整合，这种意义建构方式既有利于规避意识形态的规训，又能较为有效地取悦受众，已经成为当下微电影重要的建构模式。“筷子兄弟”作为微电影潮流中的代表性创作者，其作品最能够体现这种对于主流文化的俯就与依赖。无论是《老男孩》还是《父亲》系列中，反讽、戏仿都是经常出现的修辞方式，但这种修辞的运用无关意义的解构与对权威的挑战，只是一种叙事的需求。
三、从“青年”到“青春”
近十年来，中国微电影的青年亚文化书写的嬗变，较为典型地印证了英国伯明翰学派以“抵抗、风格、收编”为关键词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这种演变，既是电影艺术与网络新媒体两种媒介话语相互龟跤竹詈系慕峁，又受制于大众消费文化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在更深层次上呈现出了21世纪以来中国特有的文化演进逻辑与话语角力过程，构成了一个观察中国社会文化症候的切口。
微电影中青年亚文化抵抗性的渐隐实际上出自当下中国社会主导文化、大众消费文化与互联网文化三种文化的合力掣肘。一方面，主导意识形态要求微电影能够像传统电影一样，担负起主流文化传播的功能，另一方面，消费主义驱使着微电影发挥其传播效应去追逐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微电影所诞生的语境――互联网新媒体语境，天然具有对于青年亚文化的文化抵抗性的消解功能。
《馒头》等微视频的青年亚文化书写，显示出互联网时代中国青年亚文化在内容与表达方式上的深刻转变。整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青年文化更多是以追随主流文化的面目出现的，典型的西方式青年亚文化现象并不突出。得益于经济的转轨与思想的解放，80年代青年亚文化崛地而起，描述与指向着中国巨大转型期特有的精神阵痛。而《馒头》为代表的新媒体语境下的青年亚文化书写，则实现了传统风格化表征向多媒介数字虚拟化生存的转向，开始从小众走向普泛，表达方法更加多元，传播方式更加迅即。不能否认，互联网的开放性、无中心性消解了现实世界中权威对于青年加以掌控的可能性，使之成为青年亚文化疯长的温室，具有了异常宽阔、自由的书写空间。然而，“网络媒介的无深度感、暂时性、分裂性和全球化特征，促使在其基础上生成和传播的青年亚文化不再可能像传统亚文化同样抵抗任何单一的政治体系、主流价值和成年文化，他们甚至不同程度地弱化了这一文化的某些‘抵抗’的特质。如果我们依然在反抗/抵抗的层面上去认识网络媒介下的青年亚文化，便显得圆凿方枘、I格不通了，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早已发生‘裂变’，二元对立和某一主流文化始终居高临下的观念也已被多元文化观念所取代”。{7}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抵抗”既模糊了着力的对象，也失去了明确的方向，而娱乐消费的功能则得以无限放大。不仅如此，互联网也快速推动着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的散播，助长了新型拜物教。
于是，在主导意识形态、商业逻辑与新媒体语境的三重掣肘下，青年亚文化走向弱化乃至失落便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进而在当下中国，出现了这样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是青春文化的崛地而起，无论是传统电影还是微电影中，青春题材都是荦荦大端，是占据重要地位的表现对象；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曾经引以为傲的文化抵抗性却消耗殆尽。也许真如周志强所言，这是一个“青年消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启蒙中国的激情被消费生活的激情所替代，塑造自我的理想被狂欢体验的梦想所替代，充满乌托邦精神的‘青年文化’，被享乐主义的‘青春文化’所替代”。{8}于是，我们只看到了作为消费者的青年，却看不到了作为反思者与社会行动者的青年。
注释：
{1}可参见倪祥保的《“微电影”命名之弊及商榷》（《电影艺术》2012年第5期）、丁亚平的《“大电影”视域下的微电影的发展》（《艺术评论》2012年第11期）、饶曙光的《微电影：新的电影形态、新的产业业态》（《当代电影》2013年第5期）、吴限的《微电影：话语权的改变及其对传统电影的反哺》（《艺术评论》2012年第11期）等文章对于“微电影”定义与形态的探讨。
{2}理查德・卡恩、道格拉斯・凯尔纳著：《互联网亚文化与对抗的政治学》，陶东风、胡疆锋主编：《亚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页。
{3}盖琪：《微时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的视觉书写》，《文化研究》第14辑。
{4}⑤ 迪克・赫伯迪格著，陆道夫、胡疆锋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第116-117页。
{6}杨晓茹、范玉明的《青年亚文化视域下网络微电影发展研究》一文便总结了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对于网络微电影的收编方式，包括意识形态收编的三条途径：通过影像文化大赛对网络微电影进行界定、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创作中、加大监管力度，以及商业化收编的三条途径：网站开辟了微电影原创频道、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团队加入制作、网络微电影受到广告主的关注等。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10
亚文化研究溯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伯明翰学派学者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们从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的角度出发，认为青年亚文化是阶级文化的一部分，构成了对英国主流文化和霸权的反抗。“亚文化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工人阶级、黑人、亚裔、女性的特殊抵抗方式，表征了一种反霸权的意识形态，惊世骇俗的风格标志着资本主义共识的破灭和瓦解。”①亚文化对霸权的挑战间接地表现在风格之中。青少年制造出独特的符号系统：音乐、文学、舞蹈、行动和暗语等，通过风格来协商他们的阶级存在。赫伯迪格（Dick Hebdige）认为“风格”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反抗与矛盾的嵌入与展现都位于现象的最表层，即符号层面……”②赫伯迪格把亚文化风格形象地描述成“噪音”，认为它干扰了资本主义中霸权的顺利实现，破坏了资产阶级苦心经营的共识。英国学者桑顿（Sarah Thornton）出版了《俱乐部文化：音乐、媒介和亚文化资本》，指出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以及媒体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亚文化不仅表现为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也表现为一种妥协。被收编的亚文化利用流行时尚（当下的风格）换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程度地失去了抵抗性。
我国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表现
互联网是网络亚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传统媒体时代，青少年用报纸、广播、电视、艺术等平台营造亚文化圈子并进行身份确认；新媒体时代，青少年则是用数字化的技术和符号创造新的亚文化。以下列举几种常见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形式。
网络语言。网络语言异常丰富，大致包括：1.基本网络新词，如BBS、跟帖、汗、；2.中文拼音缩写，如GG（哥哥）、BS（鄙视）；3.英文缩写，比如I服了U（我服了你）、Q（Cute的音译，可爱的意思）；4.数字，比如886（拜拜喽，再见的意思）；5.谐音或方言读音，比如粉（很）、筒子（同志）；6.模拟词，如吼吼、嘻嘻等，表示笑声；7.动漫术语，如达人、御姐；8.特定的语言风格，如咆哮体；9.流行词句，如“给力”、“神马都是浮云”等。网络语言简洁、新奇、不合乎规范，青少年则用它们表达个性、张扬内心。娴熟使用网络语言的人是经常使用网络的网民，因此网络语言成为一种身份认证。
网络艺术。利用网络技术、运用网络思维方式在网络中原创的文学作品、民谣、音乐、摄影作品、视频等，不经过传统的出版和发行渠道而直接在网络上传播，其特有的品质给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998年的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是较早的热门的网络原创文学作品，此后玄幻武侠、都市情感、游戏竞技、灵异惊悚、草根说史等各种类型的文学形式粉墨登场。这些原创性的艺术形式并不成熟，但创作手法新颖、形式风格多样，体现了网络世界的平等意识。
网络恶搞。人们运用现代媒体技术对大众熟悉的名人、图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歌曲等进行二次创作，通过夸张、模仿、拼贴、戏谑、讽喻、隐射等方式将原文本进行加工，形成新的创作文本。2006年，胡戈根据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无极》改编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便是其中的代表。“恶搞”采用非常规的形式完成诙谐、幽默、怪诞、荒唐的作品，用背离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质疑社会的权威，充分体现了当代青少年颠覆经典、解构传统、张扬个性、讽刺社会的反叛精神。它将传统价值观中的“美好、正义、崇高、英雄”等概念置于喜剧、戏谑、暗示之中，以其内容的新颖性、思想的叛逆性引起人们的反思和共鸣。
网络人物。2010年底，网易评出“十大网络人物”，包括“小月月”、“犀利哥”、“凤姐”、“章鱼哥”、“淡定派”等。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平凡的人如“赤脚哥”交警戚新峰、“疯狂义工”张仁杰、“西安好人”陈绪水成为网络红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纷纷扰扰的网络世界，有人唇枪舌剑、有人貌似癫狂，但也有人因为平凡的坚守而创造奇迹。不论何种网络人物，他们都与网络息息相关，正是由于网络的传播特点才被更多人知晓，他们是新的媒介环境的产物，是亚文化的主体，也是网络世界的象征。
网络事件。2009年，百度贴吧的帖子“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引发了几十万的回帖和3000多万的点击量，此后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网络歌曲、广告语等接踵而至。孤立地看这些帖子，它不是亚文化，但是大量网民的围观、跟帖、讨论以及后来对这一句式的大量仿制和挪用就构成了一种亚文化力量。这种力量将网络上分散的群体迅速召唤和集结，潜伏在网络世界的“水军”们共同发力，将本身没有多少价值的帖子或事件炒热，反映了由群体构成的亚文化。
网络意见。在网络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匿名发表意见，进而形成网络舆论影响事件的发展进程，更能直接显示网络亚文化的力量。如“湖北邓玉娇案”、“湖南罗彩霞案”等。2010年10月的“药家鑫撞人杀人案”震惊全国，多种意见通过不同的渠道发表，其中网络意见和舆论的力量不可小觑。2011年3月，该案首次开庭，网友通过各种媒体关注案件审理过程，并通过微博讨论“药家鑫是否激情杀人”等话题。从讨论内容来看，大部分网民比较理性，虽然网络意见不能直接影响法官的判决，但有助于该案件在公正公开的环境中审理。
网络亚文化存在的基础是数字技术和相对开放的网络空间，核心在于信息迅速传播与分享。网络亚文化是网民在网络中逐渐形成、信奉和推行的特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
新媒介环境与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关系
今天的网络亚文化环境与伯明翰学派研究的英国青年亚文化的环境大有不同。伯明翰学派研究的个案――光头仔、嬉皮士、朋克们存在于某个片区、工厂，而网络亚文化的主体隐藏在ID之后，把他们聚合在一起的是个人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等。此外，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是阶级斗争的延伸，而网络文化主体的阶级属性并不明朗，由于其分散性和非理性成分，“暂时还不能形成一种合力进行政治方面的诉求，也还没有表现出激烈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与斗争”③。
历史上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会给社会带来冲击并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文化结构、生活习惯等。就亚文化而言，一方面，亚文化离不开媒介这个传播载体，要依存媒介才能形成；另一方面，媒介也在塑造、再现、建构，甚至催生亚文化的诞生。
新媒介的发展对青年亚文化的传播产生影响。在媒介环境中，一种新媒介被引入，并不使旧的媒介消失，而是带来新的契机，促使新旧媒介融合与发展，从而造成媒介环境的变化。从传播过程的角度来看，新媒介有新的传播主体、传播受体、传播渠道、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从传播技术的角度来看，数字化、网络化实现了信息增量，打破了信息壁垒；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出现了两种大的文化，一种是围绕新媒介本身的发展和研究的文化，另一种是人们使用新媒介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内容。
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中，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较为缓慢，受到的局限较多，媒介信息容量的限制使受众的意见不能完全显现。而在新媒介环境中，亚文化传播在虚拟社区中交流信息、彰显自我。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接近、使用大众媒体（特别是网络）的权利，信息准入的门槛大大降低，原本不具有话语权的人通过新媒介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大胆表达特殊爱好与兴趣，发表不同于大众常识的独特感受与价值观，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主流价值观与审美取向的亚文化群体。
虚拟的空间与情境为青年个性的张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网络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与情境中，人们可以建构一个新的身份与角色甚至“虚拟人生”。“虚拟人生”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对现实世界进行了网络化的“合法消解”，凭借无限的想象力与技术力量优势，将人们的生活置于一种“超现实”之中。④只要愿意，网民们就可以进行跨时空的虚拟交流，人们的行为结构在虚拟空间中被重构了。网络世界自由、开放、宽容、打破地域限制，在现实社会中受到限制的观念、行为被青少年移植到虚拟空间中，使其成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繁殖的土壤。
新媒介环境中的文化创造都打上了“个性”的烙印，张扬个性成为文化的主要价值理念。在虚拟的空间与情境中，主体价值获得实现，主体意识获得满足。青年个体或群体在新的话语世界创新与表达，并迅速获得回应。私人话语表达了非中心的、无政府的意识形态，与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悖。虚拟空间是个性话语的表达场所，它以特有的方式彰显了青年的心灵世界，隐藏和延伸了他们的身体，为青年亚文化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场域”。
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在新媒介环境中不断对话与交融。历史上的青年亚文化是以主流文化的对抗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是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曾经引起“道德恐慌”的青年亚文化渐渐被社会接纳，成为社会总体文化的一部分，以特有的方式与其他文化交流与对话，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
在文化的熔炉中，亚文化既冲击着主流文化，又从主流文化那里获得资源和启发。虽然青年亚文化在社会整体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并不能取代主流文化，但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青年亚文化显示了一元文化的不合理性，多元文化才是文化发展的主流。“从积极乐观的层面上看，亚文化为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原料，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商业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在不断地歼灭亚文化的存在。”⑤一方面，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依旧存在，青少年通过亚文化的实践获得自己的文化领域，赢得亚文化资本，而主流文化怀疑、排挤亚文化；另一方面，亚文化不断涌现，主流文化与之对话与交融，吸收亚文化的资源和资本，发展壮大自己的文化领域。
在新的媒介环境中，亚文化不再是堕落的东西，人们将以更开放、宽容的心态注意它、理解它甚至参与其中丰富它。
注 释：
①胡疆锋：《亚文化》，《文化研究》（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75页。
②迪克・赫伯迪格[美]著，陆道夫、胡疆锋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③张恒东：《数码时代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浅析――以“小清新”等为例》，人民网传媒频道。
④莫茜：《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11
实证主义刑法学派的先驱者之一,意大利犯罪社会学家恩里科·菲利指出,犯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每一个社会,无论性质如何,都有自己的犯罪形态。犯罪如此,作为特殊群体的青少年犯罪也是如此。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世界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且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从暴力型犯罪如杀人、抢劫、强奸乃至智能型犯罪如计算机犯罪等均有参与,犯罪数量日增,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犯罪行为大多由社会因素引起,其中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具有特别大的影响。
亚文化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a.w.林德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主要被应用在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研究中。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它一般并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犯罪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但二者之间不能等同。亚文化与犯罪之间不存在一种决定或必然的关系除非亚文化沿其负面走向极端,发展成为极端亚文化——犯罪亚文化,一般不直接产生犯罪。
所谓犯罪亚文化,是指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中逐渐形成并予以信奉和遵守的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的综合体。犯罪亚文化主要存在于一些犯罪团伙中,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犯罪团伙中。内容包括对犯罪的赞赏态度,将犯罪活动合理化的技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处理赃物的方法,物色犯罪目标的能力,逃避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的手段,寻找犯罪同伙的方法等。犯罪亚文化是青少年犯罪的精神支柱。一些青少年在刚刚走上犯罪道路时,从事犯罪活动往往是不自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程度的加深,犯罪亚文化便成为其思想和行为的主宰,犯罪活动也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在犯罪亚文化力量的牵引下,犯罪青少年形成了一套悖于常人的价值观念:花天酒地、“出人头地”、哥们义气、“活着就是为了享受”……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青少年犯罪表现出暴力性、凶残性、反复性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等行为特性。相反,如果违反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行事,则会受到谴责、鄙视、非难甚至无情的惩罚。
青少年生理发展相对较快与心理发展相对较慢的矛盾,致使亚文化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探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成为重中之重。
二、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结构的转型为亚文化提供理论平台和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连续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根本不容亚文化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使主文化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文化无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断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解冻,使得社会主文化压制下的亚文化得以复苏。亚文化的不断涌现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性主义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和抵制。而且,在社会主文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压制下的具有叛逆色彩的亚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文化结构的转型,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冲突现象,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性,甚至迷失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利益价值结构的转型中,反映个人利益倾向的亚文化价值观得到一些亚文化群体的赞同和支持,这种倾向构成对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断的挑战,即孕育出不断的违法犯罪行为。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青少年,由于社会化的不彻底性,很容易在亚文化的熏染下产生犯罪。
(二)主文化价值观判断方向的偏离和模糊性,为亚文化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青少年在选择主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时,基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这种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青少年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比较统一。而当社会处于急速的变迁中时,面对社会形态的变化,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能作出及时的调整。其既没有有力的支持社会的进步现象,也没有快速的批判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价值观判断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至于出现多重性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此同时,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作出的合理化解释,恰好迎合了青少年犯罪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更加助长了其行为的不断发生,同时也为亚文化的传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三)社会结构转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心理失衡与同一利益群体的心理互动,为亚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心理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凸现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个人利益倾向逐渐得到社会的合理化认同,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竞争场中,合法合理的竞争体现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要求。而当个人利益通过主文化的竞争场无法满足时,便会寻求一种违法犯罪的竞争场去实现。这种竞争场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诱惑力,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欲求成为青少年的参照标准。然而,社会财富及获取财富的合法途径毕竟是有限的,利益欲求与实现途径的现实矛盾,使社会群体感到致富机会的不均等、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互动和共鸣,通过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断影响以及亚文化对此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构成犯罪亚文化的特殊整合。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
三、祛除犯罪亚文化,预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特性决定了他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更好、更及时的关心和爱护,给予科学、健康的教育、引导和规范,给予丰富多彩而又昂扬向上的文化滋养,以使他们在作为国家主人和接班人的同时,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发展,这无疑是全社会的期望,同时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使青少年远离犯罪亚文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家庭教育科学化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第一课堂,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布雷萧在其畅销书《家庭会伤人》中曾经所写的:“一个人成年后,所有行为都可以在他幼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中寻找到答案。”家庭教育方法失当,是导致青少年受犯罪亚文化影响,违法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预防青少年产生不良行为,防止因教育不当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就需要提高和加强家庭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的职能,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加强对青少年早期智力的开发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开导。加强家庭教育,必须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首先要营造民主平和的家庭气氛。父母与子女平等相处,在相互交流中,父母对子女的思想和情感就能及时掌握,并通过及时的分析评价,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而子女的归属的需要、爱的需要、获得理解需要得到满足,产生愉快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养成良好的性格倾向。其次,帮助子女构建正确的需要结构。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子女,家庭成员应充满爱心地去了解、感化他们,耐心地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行为方式。
(二)加强学校教育,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
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课堂。学校要把以“提高升学率”为主要目标的功利化的应试教育改为素质教育,要把法制教育作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法制观;切实抓紧抓好,要营造一个学法、知法、用法的氛围。加强对后进生的帮助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作法,注重教书,更重育人,不要把“双差生”推向社会犯罪的边缘。
(三)加强政府监管,还青少年一片净土
有关部门应大力加强对社会娱乐性场所的管理,严禁青少年进入营业性舞厅、歌厅、游戏厅、网吧;坚决整顿文化市场,净化社会环境,加大“打黄”力度,禁止向青少年出售传播淫秽音像光盘、图书,扫黄打非、禁赌、禁毒,彻底清除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毒根,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主流文化的宣传,弱化消除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应担负起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介,要自觉地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宣传法律意识,使自己真正成为传播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园地。
(四)针对城市社区青少年犯罪,要建立一系列的机构组织,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强化社区功能,鼓励社区扩建或新建娱乐设施,利用俱乐部和讨论小组等形式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加速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利用普法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改变社区旧有的观念,号召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比如,美国大力宣扬“美国精神”和青少年志愿服务;德国对青少年进行“民族性格”及“善良教育”培养,这些做法颇值得我们借鉴。通过这些活动把少年从不良群体中解救出来,并且培养他们与社会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社区意识。通过有组织地看望即将释放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加强他们与社区的联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社区完完全全的成员。如果能够解决青少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问题,就能够减少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为他们回归社会和重新社会化提供生活和成长环境,控制、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12
文化的交接
主办方通过放风筝、亚洲文化展览、卡拉OK、荷兰泽兰省文化之旅等活动，加强了代表们的跨文化交流及个人友谊。
虽说我们手里不争气的风筝没有被放得又高又远，但却启发了青年们的灵感。“设计开启亚欧文化合作的大门”讨论组的代表在最后总结中，把亚欧合作比喻为“风筝的空间”。风筝能否飞得高远，能否收方自如，能否适应复杂多变的气候，能否借势而行，要依靠亚欧青年不断强化的创造力、远见、可持续性及对自身的认知。
论坛的文化之旅是参观荷兰最南端的泽兰省。泽兰省由多个岛屿组成，风景优美。泽兰的历史就是当地人不断与泛滥成灾的海水做斗争的经历。如今，荷兰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和著名的拦海大坝。在泽兰省的首府，亚洲的代表无不惊叹于古朴的欧洲小城保存之完好。
由于心理上的逐渐放松，代表们的讨论也逐渐深入和坦诚。比如在谈到民主和政治问题时，亚欧代表一开始都避免涉及敏感话题，但很快发现，在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执政党合法性的多样性、扩大民主的形式等方面，双方都有共识。正如亚欧基金会驻印尼主席Wiryono所言：“欧洲人不要太咄咄逼人，亚洲人也不要太小心翼翼，这样才能构建平等的欧亚关系。”
关注中国崛起
近年来，中国崛起成为各种国际会议的热门话题，AEYLS也不例外。与会代表们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硬实力已有相当的认同，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软实力的增长。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崛起的中国只有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才能相融于世界。第二，作为领导中国崛起的舵手，中国共产党必须处理好反腐败问题。
涉及中国的议题很多，既有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等理论性话题，也有“中国”、“中国机遇论”等涉及中国国际形象的话题，还包括台湾、、民运、、等涉及国家利益的敏感政治问题。
青年亚文化论文篇13
男女青年们在青春期心理往往出现心情紧张压抑、情绪混乱、强烈的挫折感等冲突。这类被我们现代文明所普遍认同的青少年心理矛盾并不是从原始文明到现代文明、从西方社会到东方社会一直存在的。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早期玛格丽特・米德的研究结论逐渐被学者们接受。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只把青春期归结于人类基因遗传的固有属性，而是认同文化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人类发展的每个时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身处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人们某种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离不开人们所处社会的文化特征的影响，每种社会的文化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发展。
二、萨摩亚青年轻松度过青春期的文化影响
对萨摩亚少青年而言，青春期并不是一段困难、动荡的时期，他们没有我们文明社会的青年所显现出的各种心理问题，而是心情平和、情绪稳定。
（一）简单的社会结构
原始社会的复杂性程度较低，社会结构简单，使萨摩亚青年没有要做过多选择的困扰。在萨摩亚社会，无论是、道德准则，还是职业和配偶的选择，几乎都是单一的，不存在相互冲突的选择。青少年们墨守成规，走着父辈们同样的路，祖祖辈辈只遵循着同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人们易满足当前的生活状况，也不必要付出严重代价去换取更高的行为准则。萨摩亚人不会为前途的选择所困扰，没有选择就不会感到迷茫，也就不会在迷茫中充满复杂的内心斗争和煎熬。而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与萨摩亚社会文化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比萨摩亚社会要复杂百倍。现代社会准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多重性，所以现在社会青少年面临的社会状况复杂程度高，面临的矛盾多、选择多，并且往往难以选择。此外，在原始社会青年人的选择是一个非常坦率而又直接的问题。既不涉及伦理上的纠缠，又不涉及与亲友跟谁关系更好的问题，青少年们的选择不会被人看作是对谁的偏爱。可是在我们的社会，要是谁赞同了某人的一个观点，人们往往把原因归结为他更喜欢这位朋友，这在无形中给予青少年们一股压力和精神负担，对很多事情都犹犹豫豫，不敢草率做决定。越是严肃的选择产生心理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使得我们的青少年比萨摩亚青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更多的棘手问题，使青少年们出现骚动不安的现象。
（二）特殊的家庭组织形式
萨摩亚特殊的家庭组织形式消除了可能导致青少年不良感情倾向的因素，在调节人格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萨摩亚人通常是以户为单位，本户里年龄大的成员或其他户的亲戚在儿童的生活中都发挥着作用。任何一位年龄较大的亲戚都有权力要求年轻的亲戚提供帮助和批评、干涉他们的行为及活动。在萨摩亚，教育孩子的通常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孩子们接受各种有个体准则差异的亲属们的教育和管束，而不只是坚持父母的准则立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父母总是建立一套自认为合理可靠的准则来要求孩子们服从，而反对其他的或许也是行之有效的准则。此举使得孩子们往往处于高压状态，从而呈现紧张的心理。孩子们这种不良情绪无疑是我们社会文明本身所造成的。萨摩亚人的家庭组织几乎在所有情境中彻底消除了可能导致不良感情倾向的因素。不同人的个体准则差异在调节青少年人格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亲属们对于每一户的孩子们都一视同仁，孩子很少有被指责得抬不起头，也没有被过度娇宠，萨摩亚青少年没有过多的压力和烦恼，心理状态比较平衡安宁。此外，萨摩亚婴儿出生后不久就被母亲交给更年轻的姑娘去照顾，孩子们便学会了既不对父母过度依恋，又不对任何人寄予过高希望。他们性格淡漠，对发生的冲突事件也不紧张，对事情总怀有漠然的态度，对于任何冲突和过于强烈的情境都能顺利地回避。如此态度使他们从童年到长大成人都毫无痛苦，没有过于强烈的心理折磨，对自身有保护的作用。
（三）轻松愉快的心理矛盾调节手段
萨摩亚人也存在潜在心理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但他们往往有自己的调节手段。在萨摩亚，舞蹈是男女老幼都参加的唯一活动。青少年们可以从各种小型、非正式舞会中学会舞蹈。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让他们在各种公开场合随意玩耍。虽然孩子们心理也会恐惧，但是只要孩子们有一点进步，大人们总会用掌声给予肯定和鼓励，有些孩子很快就超过了其他同伴。舞蹈实际上调节了孩子的心理矛盾和冲突，对孩子个性发展,以及对生活的其他领域中人格的压抑起到补偿的作用。首先，舞蹈缓解了孩子们在通常状态下受到长辈们严格支配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孩子们在舞蹈中不再处于受长辈们严格支配的状态，而是成了群体活动的中心。大人们不断地夸奖自己的孩子，而暂时掩盖了平时的论资排辈现象。每一个孩子都尽情地跳，以自己为中心，并能够通过努力取得自己的成就。舞蹈不要求整齐划一，孩子在舞蹈中充分发展和展现自己的个性。其次，舞蹈降低了孩子们的羞怯感。萨摩亚的孩子处在萨摩亚文化的舞蹈场合，尽管他们也害怕和紧张，但却认为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活动，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努力地跳着。由于萨摩亚文化的特殊性，青少年们在早年的时候就有了面对公众的经验，降低了他们的羞怯感。
（四）开放式的教育态度和方式
由于萨摩亚的生活习惯，青少年们受到的教育总是与工作、生活实际紧密联系的，这使得他们在生活经历中产生的冲突要少。萨摩亚的孩子们都见过出生和死亡，见过许多尸体，也经常目睹许多不同的人之间的，他们掌握这些知识的速度超过了其他的知识。萨摩亚人不害怕这些现实世界的东西给孩子们的感情发展留下不良影响，也不会因为要保持儿童的天真无邪而阻止他们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孩子们的各种经历中很自然并且正当的一部分。萨摩亚成人不会强制性地把这部分经验从孩子的完整生活经验中分割出来而只留给他们积极的部分。这样做有利于青少年从小就能够获得丰富多彩的经历和能够从各种各样的经验中确立自己的感情态度。总之，萨摩亚人如此开放式的教育态度和方式，使他们社会中顺应不良的人比我们社会的少，使得他们在自身社会的生活经历中产生的冲突要比在一种更为严格、富有自我意识的文明社会中可能产生的冲突要少得多。
三、文化多样性影响青春期的心理建构
无论是在生物意义上或是文化意义上，萨摩亚人对青春期是不予以任何特殊对待的。萨摩亚社会对青少年的态度或期待没有因为他们身体外形上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萨摩亚青少年的青春期没有冲突，青春期是一个受到我们忽视的概念。青春期心理问题对萨摩亚社会而言，是不存在的。所以萨摩亚社会给青少年带来了一个“平稳的青春期”。实际上，生物学意义上的青春期是确确实实存在于青少年中的，无论是处于哪种文化形态中，青少年在生理上的共同变化是无可否认的。但在文化意义上，青春期危机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不是所有社会的青少年在青春期都会出现心理危机和冲突。现在的青少年青春期身心失调问题就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不具有生物普遍性，是依赖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文化形态和教养方式而存在的。现代文明社会的青春期问题，究其深层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多样性对青少年心理建构的影响。
儿童心理发展的整个过程是个体文化建构的内化过程。但这种个体建构不是独立的，它还受到外部文化环境的引导作用，即受到特定社会的文化形态和教养方式的影响。个体的心理系统是开放的，在社会文化的传递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积极地改变着文化信息，参与者的积极作用可以促进对信息的多种重新建构。长辈们为儿童的发展指引方向，同时儿童个体也会积极分析选择外界信息，并对这些成人灌入的文化信息以自己全新的形式进行重新整合。在这个个体与其文化环境互换的过程中，如果个体在选择外界信息时陷入困难的境地，不能积极获取有效信息以自己的形式进行重新整合时，心理将出现冲突和问题。我们的现代社会正处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青少年面临的文化种类多，可以选择的外界信息繁多，并且很早就开始承受道德准则、学习、就业的选择等压力，从而容易在文化浪潮中迷失方向，形成各种相互矛盾的思想观念。如果成人的介入未能为青少年的选择提供有效的引导，这就在无形中给他们增添了精神负担。个体的思想冲突逐渐增多，心情紧张压抑、情绪混乱、强烈的挫折感等心理问题随之而来。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