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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1
Keywords:environment;socio-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China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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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2
（二）遵义市的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是环境管理、人类开发活动、自然条件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自然条件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种类的自然生态系统，同时不同生态系统下，适应人类生存的程度，人类开发利用方式也有较大差异，由此带给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就不尽相同。［7］（P21～27）在选取评价指标时，要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以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可靠性。本研究的要素层选取了环境污染、资源占有量、环境破坏、地貌、气候5项。并从要素层中提炼出了11个评价指标（D1～D11）：水污染负荷、大气污染模数、水土流失占比、石漠化占比、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积、喀斯特面积占比、山地面积占比、年均降水量、气温高于10℃活动积温。由于前5项主成分的Ed值达到了91．291％，大于一般标准（＞85％），所以主因子取前5项，计算特征向量并得到主因子荷载矩阵，再采用EOF法求出因子荷载矩阵。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并作归一化处理求得各指标的标准权重，见表6。最后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求出指标隶属度，并应用评价指数计算模型计算出遵义市生态质量评价指数。通过表7，可以看出遵义市大多数年份的生态质量评价指数在0．5以上，表明其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良好，在今后的发展中，遵义市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优势。
二、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
在对遵义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构建协调发展度、协调度模型来对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分析。
（一）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模型本研究选用了离散系数表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离散系数表示的是组间数据的离散（或变异）程度，比较的是多组数据的变异度。由于观察值在数值含义、单位方面的不同，所以比较不同观察值的大小无实际意义，但是变异系数表示的是没有单位的比值，所以可对不同单位的观察值离散程度进行比较。离散系数（C）为标准差（S）与均数（X）的比值，代入标准差计算公式得出离散系数计算公式。
（二）遵义市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分析将计算出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数、生态环境评价指数代入协调度（CV）、协调发展度（H）计算模型中，即可计算出遵义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CV、H及综合评价指数，见表8。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3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消除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需要尽快调整和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构建完善的环境税体系。
一、我国当前环境税费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税收政策方面，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没有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一次性产品（相机、剃刀、塑料袋等）以及煤炭等。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生态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同时也无法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从而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由于规定不健全，税率过低，征税范围狭窄，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例如，自然资源的范围很广，可分为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动物资源、植物资源、海洋资源等。而我国目前资源税征收范围仍主要限于不可再生的矿藏品，对大部分非矿藏品资源大都没有征税。这使非税资源的价格由于不含税收的因素而明显偏低，以非税资源为主要原料的下游产品的价格也偏低，从而导致对非税资源及其下游产品的需求畸形增长，使自然资源遭受严重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影响可持续发展。
我国现在施行的是排污收费政策，由于收费的非强制性且费额很低，不足以弥补污染物的负外部性，也起不到对排污的约束作用；同时，污染物收费依据为单因子收费（即在同一排污口含两种以上的有害物质时，按含量最高的一种计算排污量），这种收费依据反而给企业一种规避收费的方法。
二、环境税在循环经济中的作用及意义
环境税收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环境目标、调节纳税人行为、筹集环保资金而征收的税收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保护环境、资源为目的，针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及浪费资源的行为而征收的专门性税种，它是环境税收的主要内容；二是在其他一般性税种中为保护环境和资源而采取的各种税收调节措施，如对纳税人治理污染、综合利用资源采取税收优惠措施，以及对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行为加重税收负担。
1．环境税符合循环经济要求。
通过对自然资源征税达到减量化。环境税征收直接针对行为或产品对环境污染的破坏程度，而不是针对行为或行为的受益标准。这样一来，一些高环境成本而低效益的行为或产品就没有了生存空间。由于环境税专门设有保护自然资源的税种，这样使厂商投入的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受到约束，促使厂商控制投入的数量，提高生产效率，做到循环经济要求的减量化。
通过对废弃污染物征税达到再循环。向废弃污染物或污染产品课税，将促使厂商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对废弃物进行多次循环使用，进一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通过对厂商给予税收优惠达到资源再利用。环境税对环保企业和节能行为进行优惠，不仅给厂商继续开展循环经济的激励，而且使厂商有更多的资金在企业内部继续挖掘利用废弃物、变废为宝的渠道，在企业内部形成循环经济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通过环境税筹集资金，建立社会资源循环体系。环境税为政府筹集了资金，政府除了使用部分资金治理环境之外，可以用其扶持相关产业，例如对原材料回收这种“力气大，收益小”的行业进行财政支持；同时逐步在社会上建设生态园，将相关行业、相关企业构建在一个生态园当中，为资源的相互利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循环提供更大的便利条件，实现由单一企业的循环经济链向全社会循环经济的升级过渡。
通过环境税促使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征收环境税，提高资源的价格，使污染者必然要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成本，以求重新获得竞争优势。另外，相互的竞争使整个产业朝着资源和能源生态化适用的方向发展，使先进的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技术迅速传播。
2．课征环境税可以扫除制约循环经济的两大障碍。
在处理价格障碍时，环境税由于有专门针对自然资源的税种且税率较高，同时对于再生资源的使用具有明显的税收优惠，将纠正自然资源与再生资源的使用价差，促使厂商在使用资源时从自然资源更多地转向再生资源，扫清阻碍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障碍。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4
黄山市的资源可分为历史自然，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一）历史资源
黄山作为中华十大名山之一，一直以来都受到古今中外文人雅客的青睐古代就有诗云：“壑远潭清水亦香，黄山缥缈惹仙藏”来描绘黄山的仙境，更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诗句来表达黄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1990年黄山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自此黄山以“震荡国中第一奇山而闻名。
（二）自然资源
1、气候资源
清代曹文值用“四月始知春，一岁竟无夏”来形容黄山天气可谓绝妙。黄山地处我国东部的季风区，有着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在15-16摄氏度，降水多，云雾大，山高谷深，气候垂直变化，形成了特殊的山区季风气候，由于水热条件充足适宜多种林木茶叶果树及农作物生长。
2、地质资源
黄山为坚硬的花岗岩经冰川运动和地理风化而成，形成了垂直节理发育的峰林结构，其山体高大雄伟，主峰屹立于江南丘陵之中，是其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3、水资源
由于黄山的河流水源主要是以降水作为补给，其典型的季风气候也就决定了河流的水文状况，即汛期集中在夏季时间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加之黄山特殊的山高谷深的特点，应运而生的是黄山著名的“四绝三瀑”――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和三大瀑布，这也为黄山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4、土壤资源
黄山市中低山地多为黄壤，土层较厚，肥力较高，有利于茶树，林木，药材的生长；丘陵地带多为红壤，酸性很大，肥力较差，但水热条件充足，适合油茶，栎松等作物的生长；在河谷地带，由于河流冲击带来大量肥沃土壤，加之地势平坦，适合农业播种生产。
（三）人文资源
黄山文化是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山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徽州古建筑，徽雕艺术，绘画以及诗词歌赋。徽州古文学，以及黄山画派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黄山市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足
黄山市的旅游配套设施虽然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受环境承载量、经济、消费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旅游业的配套设施仍然无法全部满足旅游的需要。
（二）旅游资源开发不合理，破坏严重
客流量过大以及人为破坏等因素导致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
（三）商业活动缺乏统筹规划
黄山作为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商业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缺乏种类齐全的商业街，没有发达的商业与旅游业相互协调，难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三、提升黄山市综合经济实力的举措
分别从第一，二，三产业出发，进行具体说明。
（一）第一产业与生态旅游业相结合
1、农产品市场化
结合黄山自然条件及自然资源，重点栽种适应市场需求的济作物，如黄山茶叶，贡菊，野生菌类等作为发展旅游业的下游产业，以提高农业生产价值。
2、进一步开发乡村观光旅游业
即‘农家乐’旅游，把乡村自然风光与旅游业紧密结合起来，打造‘中国乡村旅游第一品牌’。
（二）走具有创新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1、开发生产绿色环保产品
结合黄山自身条件与自然资源，贯彻落实黄山工业无污染化的方针，开发绿色无污染的环保工业，如黄山著名的龙头企业――黄山一品有机茶叶有限公司。
2、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通过引进人才，区域合作，中外交流，与时俱进，发展例如聚酯树脂，高级粉末油墨等高科技产业，一定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并存，如黄山最大的工业企业永佳有限公司。
（三）重点开发以旅游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
1、旅游营销方式创新
打通校园，企业，社区宣传渠道，采取旅游宣传途径多样化方式，加强景区城市基础设施商业规范化建设，强化黄山旅游城市形象宣传，提升知名度和品牌形象。
2、文旅结合
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效应，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广‘徽韵’，黄梅戏等特色歌舞演出，使游客领略徽文化的意蕴；深入开发徽文化的旅游产品，如著名的潜口民宅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西递宏村文化产业建设。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5
国内关于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通常都是从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角度展开，有牛盼强，谢富纪（2008）用灰色关联度论证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有显著正相关性，吴玉鸣，张燕（2008）认为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郭胜利（2011）通过对河南省人力资本存量与水平的研究，提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
二、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1.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发展不协调是要素禀赋的差异造成的，强调在可以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来改善要素不均的状况，从而实现缩小经济差距，又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区位、分工、资金、知识、技术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引起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此需要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简而言之，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
2.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最大贡献之处。该理论认为，环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重要生产要素，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扩大边际生产效率，并强调建立资源、人口、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3.区域竞争力理论。该理论实际就是研究几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和发展能力，主要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组成要素或相关要素，如基础设施、科学技术、资源禀赋、人文环境等，从而凸显区域在吸引外界技术、资金和资源等差异性，看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快与慢、优与劣，所以，可以说区域竞争力理论实质上研究的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将以郑州市为例来具体研究，检验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若存在，则建立短期动态误差修正模型，本文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
三、实证分析
1.数据平稳性检验。分别用GDP和ENV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标和经济发展环境指标。对GDP和ENV进行自然对数（ln）变换，以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并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分别用LGDP和LENV来表示GDP和ENV的自然对数。
时间序列数据很多都是非平稳的，为避免直接使用原数据产生的伪回归问题，在回归之前需要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最常用的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方法―ADF检验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做出LGDP和LENR的水平序列趋势图以及一阶差分序列图。
从表中可看出，LGDP和LENV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序列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原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LGDP）和（LENV）分别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证明LENVD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接下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本文使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对LURI、LPGDP和LR组成的变量系统进行协整分析。首先令Xt=（LURI，LPGDP，LR），建立基准VAR模型，通过对残差项进行自相关检验，利用软件输出的结果为下表：
根据检验结果，我们认为三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根据经济理论，两者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估计结果为：
其中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统计量值，由上可知经济意义：郑州市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每改善1单位，将会带来2.65单位的经济增长。
3.误差修正模型。用均衡误差对模型进行修正，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和误差修正项两个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现对模型进行修正，令，建立LURI、LPGDP和LR的误差修正模型，其回归结果如下：
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t统计量值，从估计结果看出，短期内经济发展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负交替的，但这些影响都存在多期滞后，最终的长期影响实际上是多期的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也就是说，虽然理论上可以承认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但不能期望这种关系一直能够保持，短期的偏离不影响长期的结果。
最后我们通过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郑州市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良好的经济环境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会优化环境，形成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机制，因此在欠发达地区，政府的工作应该致力于构建良好发展环境，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融资机制等措施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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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6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江泽民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7
一、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主要特征
2001年，我曾在《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从世界经济学说史来看，20世纪末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危机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经济学的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新兴经济学理论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从经济理论危机中找到通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服务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以至网络经济学等一大批新兴、交叉经济学科开始产生与兴起，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形态。在国际上，20世纪中后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学者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e·戴利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1996年出版，影响较大。次年，笔者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问世。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已屹立于世界可持续性科学与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之林。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此，本文强调三点：
(一)在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兴的、交叉经济科学。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观，不仅表现了可持续性思想，而且反映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即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的先河，是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民族特色。“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基础很脆弱，是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发展尖锐和突出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近些年来保持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使我国很快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和谐、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生态经济发展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面临的各种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问题，通过认真总结人民群众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与他们协调自然生态相互发展关系的独创性经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顺应当今人类社会经济“三重转变”的时展客观要求，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学说与学派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与标志，并服务于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洪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科学建设，它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三位一体”新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这个新时代精神的把握，并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因此，坚持与时俱进，把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同“三位一体”新时代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现代经济“三重转变”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三位一体”时代课题，不断赋予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
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20世纪的100年以来，极端的经济主义(又称极端发展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泛滥，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像弗朗索瓦·佩鲁曾指出：当初穆勒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时候，是有各种高尚的道德意图的，但后来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被后人退化为把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目的的经济主义、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这就导致两个方面的苦果：一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指导下，工业文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即两者统一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反社会”和“反自然”的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直接根源。二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代，在整体上已经堕入极端的经济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标志着工业文明发展进入了衰落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表现的传统经济学，必然从兴盛走向衰落，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以适应当今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第一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是与现实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带来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严重结果，故可以称之为“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所谓“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是指人们经济活动无限制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生态与经济、人类的个体与整体、部分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当人们经济实践的终极价值选择时，作出的决定依据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只顾经济牺牲生态、只顾个人牺牲整体、只顾眼前牺牲长远、只顾现在牺牲未来的“路标”，如以自然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人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以整体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局部的可持续发展，以长远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眼前的可持续发展，即以后代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当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种“路标”前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运行落入“不可持续发展陷阱”之中，使现代人类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断言，“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工业文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其深刻根源就在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极端经济主义、贪婪功利主义、腐朽享乐主义盛行，使当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在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总量极限，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时至今日，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自然”的性质，继续在朝着通向生态灾难的深渊飞奔。正如保罗·霍肯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去面对生态系统极限所提出的产出力的挑战，而是暂时地绕过了这个问题，用更快的速度掠夺资源……这样做不仅是借用了将来的资源，威胁到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而且还对这些生态领域中依赖同样的资源生存的其他物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今天世界上的每个自然系统都在走向衰落。”这是传统经济学转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深刻根源，从而决定了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
21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是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到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使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已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到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的时代。因此，引起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几个重大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一)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地球有限论。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取之不尽，可以无偿索取和利用，是不受限制的；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无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纳之不尽，也是可以无偿利用不受限制的。建立在这种地球无限论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可以无限增长，消费和人口可以无限增加。传统经济学理论就是为经济无限制增长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在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又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不仅存在极限而且存在总量极限，对它的索取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也是存在着通量极限和总量极限，对它的利用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在这种地球有限论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增加是有限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消费和人口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它们都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说，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超越地球或本国、本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极限的发展。所以，可持续性经济科学作为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进程中的产物，又是生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二)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的转化。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一个积习难改的特性，就是从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生态环境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或发展过程的外在因素对待。而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基础作用，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这些就为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其创新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但还是没有将它作为决定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内在力量来对待。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从而将生态环境假定为经济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纳入经济分析过程，真正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因素。对此，通过世界经济学说发展史考察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内生化的过程，现在只有确立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才能摆脱传统经济学的困境。从物质资本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到技术创新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再到制度创新内生化经济理论等，都是生态与经济相脱离的经济增长理论。生态创新内生化经济发展理论是过去所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因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对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的发展史就好像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可持续性的源泉，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这一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生态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决定作用和生态创新内生化及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一起构成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事实表明，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模式、道路方向和发展趋势，使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基本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三)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工业文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向人们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提供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或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原则和实现途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所创立的地球有限论已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与发展必须限制在地球资源环境系统的生态容许限度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能越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污染物排放量在生态系统的容纳能力范围之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四)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关键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地把市场机制运行——技术进步推动——生态环境支撑三者紧密结合、有机统一、成功协调，充分发挥三大原则的协同作用，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是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的。因此，直至今日，国内外主流经济学仍只是强调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极端相信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而否认生态原则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确实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工具。但由于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都是把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率作为惟一目标，而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还成为当今生态危机的经济和技术根源。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即使可以解决资源环境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它们最终都不能也不会克服地球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因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下，对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方面，市场和技术只是个配角，必须依靠它们与生态原则的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的协同作用，才能终止当今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最基本原则。“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该也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这就是说生态优先是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等一切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生态极限的原则。尤其是用生态原则矫正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导致的生态环境负效应，规范2l世纪现代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经济运行朝着生态化的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五)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范畴或理论基石。所谓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是在不断地变换自身存在的形态，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本质是不变的。因此，按照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有的行为主体惟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当代人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可不惜牺牲自然的利益，牺牲他人或他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代际资源配置问题时，这一假设就只会起负作用，只能牺牲后代的利益，从而产生对自然、对他人或他民族、对后代的不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换言之，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反映了当今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在西方经济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不断对理性经济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因西方经济学天然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不承认人的自然本质是生态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和环境性，错误地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是人的征服、掠夺和占有的对象，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既可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环境，又可以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也就必然形成“公有的悲剧”。哲学家余谋昌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环境问题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①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在经济领域，生态社会的视角拒绝把人看作‘经济人’，还反对把经济当作社会的核心焦点和驱动力量。”在10年前，笔者就明确指出，“鉴于经济人假定不仅在涉及代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在涉及代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应该将它视为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更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把新兴经济学理论引入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拓展和修正经济人假设与新经济人假设，确定社会生态经济人的新观念，将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视为社会生态经济人，使其行为规范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础之上，推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转变。
所谓社会生态经济人，是指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的偏好仍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其在维护人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同等地维护自然的利益，必须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必须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的代际公平获得实现。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统一的。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生态人，每个人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是集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于一身的，既是个体人同时又是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主体，即人在经济系统中是经济关系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关系主体，在生态系统中是生态关系主体，因而，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现代经济行为主体就是生态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统一整体。只有这种有机体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是经济人、社会人与生态人假设的有机统一论，必然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新兴经济学即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四、加强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建设
(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是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非持续性，即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无限性，地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并把经济看作不依赖生态环境的孤立系统，是可以无限制增长的。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的非持续性，即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必然造成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极大危害后代的发展。三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非持续性，尤其作为发展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在资源数量一定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只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无视自然资源的稀缺与极限，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或发展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所阻碍，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限制条件。四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研究目标的非持续性，它们始终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根本目标。因此，这种理论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目的，强调以物为中心、以物为本，人和自然都工具化了，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性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根本目的。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8
环境问题是全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论文参考网。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 环境质量是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的重要因素。论文参考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社会化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十一五”规划纲要更是前所未有地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作为未来5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突出位置。可见，我国政府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高度重视。
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
“环境友好”概念的提出：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的概念。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对“环境友好”的认同程度进一步提高。2004年日本政府发表《环境保护白皮书》，明确提出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发展社会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形式，就是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反过来，良好的环境也会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王金南等人认为, 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 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 以绿色科技为动力, 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 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核心是从发展观念、消费理念和社会经济政策的环境友好性, 也就是从最根本的源头预防污染产生和生态破坏。
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意义
首先，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目前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程度较低，基本以农业人口为主，农业生产落后，贫穷人数众多。我国正处在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日益增大。我国高能耗、高物耗产业集中发展，高污染问题无法避免依然严峻。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却居于世界前列。这些都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也就是必须选择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道路。
其次，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
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反过来，良好的环境也会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要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再次，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解决我国环境状况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几倍，但是，我国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换来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已经集中体现，程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特点。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已经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此，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成为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资源、环境问题，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势在必行。
三、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几点对策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如何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成为我国今后必须研究解决的课题。本文认为，当前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构建以循环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不同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使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论文参考网。按照其原则，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实行清洁生产，在产业和工业园区进行生态化建设，努力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冲突。
2、倡导环境友好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念。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需要建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使人类在经济、科技、法律、伦理、政治等领域建立起一种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及对环境友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我们应该加强舆论引导和监督，大力弘扬环境保护公益观念，理直气壮的宣传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环境伦理观，反对不符合国情和有损于环境友好的思想观念。在全国上下营造环境道德氛围和环境文化体系，使环保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
3、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决策体系。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形态，要创造向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的必要的政治保障条件，建立全面的政绩考核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完善环境追究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政府可持续消费制度等。
4、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提倡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通过环境友好的消费选择带动环境有好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通过生产技术与工艺的改进，降低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成本，形成了消费与绿色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实现由注重单一的物质消费向多元的减物质化文化和功能性消费转变，从注重自然资本密集型的消费转向技术、知识、服务密集型消费。
5、积极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进行技术革新与进步，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持。这样可以形成资源消耗少、资源和能源利用率高、低排放的生产体系，使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够控制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6、积极探索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实践。在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创建模式主要由各层面的生态创建活动组成。我们要继续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生态示范区，继续推荐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绿色企业的建设，不断培育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
结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矛盾的有效措施，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当前和今后全社会应该积极探索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加快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王金南等，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与实现途径 环境保护，2006，（3）
2、李权时，环境友好型社会——天人和谐观的新飞跃 广东社会科学，2006，（4）
3、任勇，俞海等，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认识基础及内涵 环境经济，2005，（12）
4、赵建军，构建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社会 前沿论坛，2007，（7）
5、徐卫国，环境友好型社会：背景、哲学基础及其构建 湖北社会主义学院院报2007，（1）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9
1.“两山论”的提出及发展
“两山”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期。当时余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河水污染，空气质量低下，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余村村委毅然关闭矿山和水泥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治理生态环境，同时发展旅游业，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正式根据余村生态优势转变的生动事例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
在提出这一论断之后，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索。2006年3月23日发表的《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这篇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两山”思想，2006年9月15日发表的《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文章，用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具体而深刻地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两山”思想逐渐走向完善和成熟。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对其“两山”思想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表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党的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站在新时代中国现实和历史的高度上，阐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党的长远发展。同时提出了六项重要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六项原则标志着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形成，其核心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思想。
同时在党的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理念是对“两山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人类不可能离开自然而独立生存下去，自然环境所给予人类的不仅是光、空气、土壤等这些自然条件，更深层次的是生态优势可以转化成经济优势，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共同体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解，实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
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2.1.“两山论”的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非常深刻。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绿水青山”不仅是河水清澈、山峰苍翠，而是指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发展、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资源实现合理利用的一种和谐发展状态。而“金山银山”也不是仅仅是财富大大增长，更多的是经济效益和质量的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实现绿色发展。
“两山论”还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一是“两山论”蕴含着新的发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要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施绿色发展方式，改变以往以经济建设至上的观念。二是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推动了我国人居环境的改善，为我国居民创造了山清水秀的宜居环境。
2.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两山论”在哲学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实现齐头并进，更说明了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2.2.1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物质资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资料则来源于自然界。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生存，同时自然界也需要人类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两山论”中的 “绿水青山”是人的居住地和生活场所，它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金山银山”是人利用 “绿水青山”实现自我发展的结果。因此，“两山论”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的状态，人类需要自然，也离不开自然。自然同样离不开人类。“两山”思想更加深刻地表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意在希望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建立和谐发展的关系。
2.2.2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
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以牺牲“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这样“两山”是完全对立的，经济利益大于生态环境，导致过去几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就是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意味着当保护生态与经济建设碰撞时，宁愿放弃“金山银山”，也要选择“绿水青山”。但是这是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其实这两种“山”可以统一起来，共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意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而生态保护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保护实际上也是一种发展”。“两山论”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发展的内涵。
2.2.3利用与传承的辩证统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是我们要代代传承的宝贵财富。为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改善我们的生活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不能影响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后世留下资源。“两山论”思想要求我们意识到环境利用、传承和创新转换能源机制的辩证统一关系，使自然界能够再生产，使自然界得以持续发展，更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无尽的财富。
3.“两山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分析
3.1改革开放时期，忽视绿水青山
改革开放初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目标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牺牲了生态环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迅猛增长，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当人们冷静下来反思我们的发展方式时，发现之一成就的背后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空气污染、资源枯竭、动植物灭绝等。这一问题不仅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也威胁人类自身的身心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是用“绿水青山”换取提“金山银山”最终势必会威胁人类自身。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曾经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认识到不能只要“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必须实现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执行，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实并不到位和，导致这一时期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生态环境状况没有实现根本好转。
3.2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建立生态文明监管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立法，同时改革原有的业绩考核制度，将环境质量指标纳入进来。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国内外形式，指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未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将面临发展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态势、新局面，即“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所以必须尽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新方式，建设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权利健康绿色的生活环境。
党的报告中：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主席的“两山论”在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坚持“绿水青山”。我们要自觉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树立生态观念，为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姜 韦,杨宪苓. 浅析“两山论”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3).201-203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10
1.“两山论”的提出及发展
“两山”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期。当时余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河水污染，空气质量低下，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余村村委毅然关闭矿山和水泥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治理生态环境，同时发展旅游业，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正式根据余村生态优势转变的生动事例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
在提出这一论断之后，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索。2006年3月23日发表的《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这篇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两山”思想，2006年9月15日发表的《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文章，用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具体而深刻地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两山”思想逐渐走向完善和成熟。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对其“两山”思想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表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党的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站在新时代中国现实和历史的高度上，阐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党的长远发展。同时提出了六项重要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六项原则标志着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形成，其核心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思想。
同时在党的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理念是对“两山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人类不可能离开自然而独立生存下去，自然环境所给予人类的不仅是光、空气、土壤等这些自然条件，更深层次的是生态优势可以转化成经济优势，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共同体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解，实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
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2.1.“两山论”的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非常深刻。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绿水青山”不仅是河水清澈、山峰苍翠，而是指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发展、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资源实现合理利用的一种和谐发展状态。而“金山银山”也不是仅仅是财富大大增长，更多的是经济效益和质量的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实现绿色发展。
“两山论”还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一是“两山论”蕴含着新的发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要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施绿色发展方式，改变以往以经济建设至上的观念。二是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推动了我国人居环境的改善，为我国居民创造了山清水秀的宜居环境。
2.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两山论”在哲学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实现齐头并进，更说明了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2.2.1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物质资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资料则来源于自然界。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生存，同时自然界也需要人类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两山论”中的 “绿水青山”是人的居住地和生活场所，它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金山银山”是人利用 “绿水青山”实现自我发展的结果。因此，“两山论”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的状态，人类需要自然，也离不开自然。自然同样离不开人类。“两山”思想更加深刻地表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意在希望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建立和谐发展的关系。
2.2.2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
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以牺牲“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这样“两山”是完全对立的，经济利益大于生态环境，导致过去几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就是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意味着当保护生态与经济建设碰撞时，宁愿放弃“金山银山”，也要选择“绿水青山”。但是这是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其实这两种“山”可以统一起来，共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意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而生态保护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保护实际上也是一种发展”。“两山论”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发展的内涵。
2.2.3利用与传承的辩证统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是我们要代代传承的宝贵财富。为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改善我们的生活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不能影响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后世留下资源。“两山论”思想要求我们意识到环境利用、传承和创新转换能源机制的辩证统一关系，使自然界能够再生产，使自然界得以持续发展，更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无尽的财富。
3.“两山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分析
3.1改革开放时期，忽视绿水青山
改革开放初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目标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牺牲了生态环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迅猛增长，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当人们冷静下来反思我们的发展方式时，发现之一成就的背后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空气污染、资源枯竭、动植物灭绝等。这一问题不仅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也威胁人类自身的身心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是用“绿水青山”换取提“金山银山”最终势必会威胁人类自身。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曾经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认识到不能只要“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必须实现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执行，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实并不到位和，导致这一时期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生态环境状况没有实现根本好转。
3.2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建立生态文明监管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立法，同时改革原有的业绩考核制度，将环境质量指标纳入进来。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国内外形式，指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未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将面临发展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态势、新局面，即“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所以必须尽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新方式，建设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权利健康绿色的生活环境。
党的报告中：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主席的“两山论”在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坚持“绿水青山”。我们要自觉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树立生态观念，为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姜 韦,杨宪苓. 浅析“两山论”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3).201-203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11
十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环境经济政策就是这一类制度的总称，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环境经济政策是一套政策体系，包括环境税、环境收费、生态补偿、绿色贸易、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产权交易、环境补贴等具体政策手段，它是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结合，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因此越来越受到各国环境政策制定部门的重视。环境经济政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基础环节。
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始终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引起了伦理学的高度关注，不仅体现在问题聚焦上，还体现在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变革上。环境问题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作为文明进程中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的伦理学，对于环境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应该保持敏锐的洞察，这是伦理学关注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文明的一个基本途径。环境制度是环境保护的支柱，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制度中后发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员，将会对环境制度乃至人类保护环境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伦理学视阈来关注环境经济政策，根本目的是要通过伦理学的理论论证来促进政策的制定。然而，伦理学为何选择关注环境经济政策这一类制度，又何以有资格来审视它，以及如何来审视和促进它，这是伦理学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现代伦理学的理论特色
在讨论伦理学与环境经济政策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伦理学的现代形态及其历史使命进行阐释。伦理学是一门研究道德现象的科学。伦理学既是一门哲学理论学科，又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还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传统的伦理学以善、幸福、公正等为研究对象，始终存在规范主义与德性主义两条路线。上世纪初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使注重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元伦理学成为西方伦理学的主流。元伦理学努力使伦理学靠近实证科学，却使伦理学脱离了实践领域，失去了直面现实道德问题的勇气。二战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使伦理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实践领域的道德问题，应用伦理学就是承担着这样的使命诞生的。此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被合称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相对应。应用伦理学和传统理论伦理学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应用伦理学运用理论伦理学的理论、原则等研究现代道德问题，但“问题域”有所不同，它不关注私人问题而侧重于对现代公共问题和公共制度的研究；另一方面，应用伦理学也在对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中发展着理论伦理学。因此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就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
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方式的转变，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活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仅靠个人道德品质就能维护社会秩序。现代人摆脱不了公共性，公共生活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土壤。在精细的社会分工之下公共性又呈现出不同的专业、行业、职业领域，这一个个专业领域就是应用伦理学的“问题域”。为应对各个领域出现的公共问题，应用伦理学产生了多个分支，如经济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社会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从传统理论伦理学到现代应用伦理学，不仅仅是“问题域”的转变，更是价值观的转变。应用伦理学的实践向度也表明，伦理学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伦理学既要在生活中汲取智慧源泉，又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
中国的应用伦理学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应用伦理学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本质上还是因为我国现实社会中道德挑战的迫切需要，由于中国传统伦理一向关注现实的理论品质。我国的伦理学并没有经历西方的“规范伦理学一元伦理学一应用伦理学”的发展路径，不存在那种跳出“语言分析”的伦理学自我纠正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必去纠结于从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进程来构建中国的应用伦理学，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中国传统伦理学从一开始就不注重形而上问题的探讨，始终具有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践向度。重视用价值规范来引导人生，这一点同现代应用伦理学不谋而合。但是由于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通过暴力革命，因此包括伦理学在内的各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范式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一个自然的转变，以致对现代问题的探讨总是沿用西方的概念和方法，还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话语权。这一断裂现象造成我们不能很好地运用传统伦理学理论来指导应用伦理学的建设，为应用伦理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提供价值导向。搭建传统理论与现代问题之间的桥梁，既是中国应用伦理学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中国应用伦理学审视现代公共问题、公共制度的必要理论基础，更是使中国应用伦理学不沦为为西方应用伦理学的附庸，不论现实问题的“应声虫”的不可回避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二、伦理学为何要关注环境经济政策
现代社会正处在文明的十字路口，工业文明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空前的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健康与发展。在扬弃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生态文明，已不仅是理论上的呼吁，也是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生态或环境问题的凸显似乎正在颠覆一个时代，同时也在缓缓地拉启着另一个时代的帷幕。”生态伦理学在这场生态文明的革命浪潮中一直担任着理论先锋的角色，生态伦理学为各国的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各具特色的生态伦理学理论为不同形态的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运动提供了价值支持。
不仅仅是生态伦理学，而且是整个伦理学都要参与到要这场生态文明革命中，因为环境问题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学科都不可能逃到这场革命之外。伦理学一方面要通过审视和反思环境问题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关怀的视野中，使伦理学理论符合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伦理学不可能通过静坐沉思的方式获得发展，它必须与现实保持一种有张力的互动，才能实现发展理论和服务于现实的双重任务。制度是文明的载体，关注制度是伦理学干预现实的一个基本途径，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也是现代伦理学的历史使命之一。
环境制度在这场关乎文明转向的制度变革中，应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它是最直接体现生态价值观、最直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形式。经济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必须要有生态生产力。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它促进生态文明生产力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权利一义务关系的规定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生态化。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经济发展转型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经济的活动迟早必须也应该是生态的活动。”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下，整个社会制度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消除那些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制度障碍。因此，环境经济政策代表了制度转型的契机，它的经验对于今后制度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往环境伦理学分析环境问题主要基于宏观文化和微观人性的视角，较少从中观的制度层面入手，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谈及环境制度建设问题，但都不够深入和系统。我国的应用伦理学进入政策制定层面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国环境伦理学始终面临理论呼声高、实践力度弱的问题，因为它忽视了对本土视阈的环境保护实践及其政策法律的关注，很难为我国的环保事业所遇到的重大矛盾、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指导或价值参考。
缺少实践向度的环境伦理学，不仅对环境保护实践难有裨益，而且对自身的理论建设也是非常不利的。关注环境经济政策，不仅是伦理学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的需要。作为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环境经济政策时时都要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现代经济学注重“成本效益”分析，往往自称“价值中立”，是一种工具理性，不可不说是受到了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影响。工具理性只能解决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目的问题，它使发展失去目的性，使经济成为一列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使环境问题接踵而来。总之，没有伦理学的经济学是贫乏的。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环境经济政策也是贫乏的，非常容易误入歧途和遭遇发展瓶颈，再加上我国经济建设任务的迫切和各级政府GDP至上的价值取向，使环境经济政策在制度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障碍。
实际上，环境经济学正是带着打破传统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目的产生的，它使经济学带有更多的生态向度和人文向度，它需要结合生态学的知识、伦理学的价值精神和经济学的成本计算。因此，环境经济政策也需要这三个学科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到价值观影响的，伦理学的价值精神应当成为环境经济政策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的整体智慧来为其提供价值导向，审视其制度安排的正当性。相应的伦理考量有利于确保政策总体方向的正确性，减少制度设计的短视和盲目。总之，环境经济政策的伦理学研究是环境经济政策和伦理学的共同需要。
三、伦理学何以能够审视环境经济政策
伦理学何以能审视环境经济政策，考察的是伦理学有无理论能力和研究方法把环境经济政策置于自身的研究框架内，从而实现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有效评价、批判和推动。
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现代公共制度，从一般的角度来看，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审视制度，是因为伦理学和制度存在内在的相通性。制度总是人们带有一定的主观自觉性和价值目的性进行实践的成果，制度的各方面都渗透着伦理性，而伦理学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和特殊的实践科学，它对制度的价值问题具有指导作用。伦理学与制度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这是伦理学能够审视制度的基本前提。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其中又集中体现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利益分析法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方法。环境问题实质上就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中又交织着各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然而，在环境问题中，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已经超出了传统利益关系和伦理关系的范畴，它触动到了文明的根基，即人们对待自然的根本态度。因此，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有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目标，才有了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各项举措。
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对象是人，不管是传统的理论伦理学，还是现代应用伦理学，虽然关注的问题域、研究方法和价值理念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只不过传统伦理学更关注德性主义下的人，而现代伦理学更侧重于公共制度下的人，人就是使伦理学和制度能够形成内在一致性的桥梁。环境经济政策展现了生态危机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矛盾的最终解决必须诉诸人与人关系的和解。环境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私有化的途径来减少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冲突，通过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来促进人在使用自然资源时的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道德水平、人的价值追求密切相关。具体地看，政策的制定主体、实施主体、实施对象都是人，人的价值观念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此包括环境经济政策在内的一切制度在根源上的问题都是伦理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催生了生态伦理学，它的一些基础理论，如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正义等，成为我们构建和评价环境制度的基础。然而，生态伦理学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很多理论还在探讨。关注环境经济政策这一特殊公共政策对于伦理学而言无疑是个重大挑战，这一挑战不可能由生态伦理学独自完成，还需要融汇应用伦理学其他分支的理论和方法，如经济伦理学、制度伦理学、发展伦理学等。与此同时，伦理学还要打破自身视阈，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优秀理论和方法，如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环境法学、生态学等。
环境经济政策是不断发展着的，随着新经济手段的开发和应用，政策会朝向复杂化、系统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伦理学不仅要关注环境经济政策的宏观价值问题，还要关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问题的伦理性。因此，伦理学要坚持实践的品质，扎根于生活，紧紧围绕价值关怀和人文关怀，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提供目的性导向，使之更富于人性、更富于自然性、更适合于国情。
四、伦理学如何审视环境经济政策
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关注实践、服务现实是伦理学的理论品质。然而，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的理论特质决定了它观照实践的方式是间接的。哲学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也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哲学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世界。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主要方式，因此对于制度的价值审视就成为现代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主要任务。
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有其特殊性，“哲学与其他一切学科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自己确定不变的研究对象，它在‘已经给定的秩序中没有一个划给自己的活动范围’，在现存世界中找不到自己‘固定的地盘’，它的功能既不能如常识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见效，也不能如实证科学一样在操作层面体现，而只能从其‘价值批判’性活动中才能找到”。因此，价值审视是伦理学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式，它有如下几个主要途径。
第一，基于整体视阈的文化背景反思，关注的是那些能够从根本上影响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背景性问题，如影响人们环境行为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历史根源、政治根源、社会结构等问题当中的价值问题，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种整体上的价值观览，使环境经济政策更能与整体社会价值观契合，从而巩固其地位的合理性。
第二，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既关系到政策最终的合理性根源和政策的发展方向，又关系到各项子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实际上，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正是因为缺少明确的价值理念，导致政策发展目的不明确，屈从于经济发展目标，致使各项政策手段之间缺乏整体的协调性，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两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政策的自洽性。伦理学要为环境经济政策寻找明确的价值理念，解决政策发展的目的性问题，促进政策手段之间的协调发展，推动环境经济政策形成一个较为完整和合理的政策体系。
第三，提炼环境经济政策技术标准中的价值问题。环境经济政策涉及很多技术标准，包括各种环境指标、监测标准和各种形式的市场价格标准，这些标准不只是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其背后还反映了深刻的价值问题。环境是客观存在的，而环境标准、环境物品的市场价格却是人为制定的，人的活动必然含有一定的价值性，体现了主体的好恶倾向。比如环境税。税收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就是税基和税率，税率标准的制定就直接反映着政府的价值倾向，它既影响着环境税的有效性，又反映着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民生等问题的综合考虑。伦理学要善于从这些数字背后提炼出价值问题，帮助政策更有效地实施，也要考察这些技术标准能否有效支持政策的价值理念。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12
本文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发展源头出发，沿着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论述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的相关问题。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源流：古典经济理论
古典资源环境经济思想。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的资源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限制性这一问题上。在他们眼中，所谓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古典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可以追塑到17世纪的威廉·配第和18世纪的马尔萨斯。前者经济学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可以认为是资源价值论的最早萌芽。而后者在其着作《人口原理》中，第一次强烈地提出人口同其他生物一样，具有一种迅速繁殖的倾向，这种倾向受到自然环境（主要指土地、粮食等）的限制，第一次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激发的思想渊源。因此，资源环境经济学滥觞于古典经济理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集中体现古典经济学家思考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成果大致可分为两派，分别是“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和“乐观的李嘉图”模型。
“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又被称为绝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该理论的前提假设认为，整个经济体系依赖于可耕地存量这一核心资源，而可耕地存量是存在一个绝对界限的，一旦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这一上限，人口的持续不断增长将会对可耕地存量形成巨大压力，进而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与“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相对应，“乐观的李嘉图”模型也被称作相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这一理论否认了绝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所认为的可耕地存量的绝对上限，但是认为可耕地存量的边际产出递减，在质量上是逐步降低的。这一学派认为可耕地存量这种相对的稀缺性，一般情况下耕地存量的限制只会对经济的增长造成暂时的影响，不会成为长久的制约。
对于上述两种理论的联系，可以认为，李嘉图理论实质上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约束条件的放松。而且这两种理论都假设科学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其理论前提都认为经济增长会受到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制约。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悲观的马尔萨斯理论认为可耕地只在数量上存在差异，在质量上是没有差别的；而乐观的李嘉图理论则认为可耕地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存在差异的。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奠基：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着手从市场机制的角度对资源环境经济学进行新的探讨。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资源存在着相对稀缺性，因为与人类的需求相比较，物质资源永远都是稀缺的。这些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市场经济中，通过价格机制这一无形的手来进行优化配置。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最优化的动态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资源环境问题是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限制的。因为，虽然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会导致资源的质量品质降低，资源的平均成本也必然会增加。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价格必然会刺激新技术、新发明去生产替代性的产品或是对已有的自然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回收与高效利用。所以，在新古典的语境下是不存在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一观点实质上可以看做是李嘉图模型的进一步放松。在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是比较正统的资源环境经济思想，并为后世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马歇尔的资源环境思想是新古典的代表性理论。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是比较推崇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来指导经济发展，并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然而飞速的经济发展也使西方各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并日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能源危机”、“矿产资源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资源环境思想。他们开始怀疑市场机制在配置环境资源方面的作用和能力，并对资源的最优耗竭率、污染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针对人类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使社会福利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之下实现最大化这一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行为和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经济发展理论，选择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一系列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源环境思想的新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一）自然资源价值与定价理论
根据马克思对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命题，关于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理论界一般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无价值但有价格，自然资源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决定于自然资源对人类的有用性、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第三种观点是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认为自然资源在人类经济社会初期没有价值，但在当代却是有价值的；第四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的价格应该与地租与代际补偿问题联系起来，地租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对自然资源进行定价就是根据价格理论确定自然资源价格。基于对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的认识，目前价格理论主要有两种：马克思主义的价格理论和市场经济价格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价格理论的核心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即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商品价格的制定应该以价值为基础，价值量的大小决定了价格的高低。而价值量的大小则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经济价格理论的核心则是效用价值论，该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二者的关系，当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相等时所决定的实际商品价格即为均衡价格。在市场经济价格理论中的主要定价模型有影子价格、边际机会成本、均衡价格模型和效益换算定价模型等。
在对生态与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1991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环境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如何进行生物多样性的定量研究，这次会议促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成为目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此后，众多学者纷纷对生态和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估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二）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理论和污染问题理论
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使用制度，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涉及资源保护和产权诸方面的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的总和。自然资源的产权必然被层层委托给众多具体人去行使，其间必须经过很多中间环节。然而，国家及其各级委托人都有着不同的行为和利益目标。每个环节的人与它的委托人的利益目标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涉及到各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问题，就我国而言，自然资源使用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化改革方面。
污染问题。污染问题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经济活动负外部性问题，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基本上继承了庇古和马歇尔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污染与最优资源利用无关，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污染与排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价格机制也不能有效地激励消除污染的经济行为。另外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污染环境的经济行为进行征税可以有效地遏制污染问题蔓延，而且这样也有助于在价格中便能反映出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经济学家在研究可持续发展时往往把可耗竭自然资源和环境作为两个参数出现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因为可耗竭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环境污染在短时间内的不可逆转性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矛盾。
（三）新环境贸易理论
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人们对规模收益递增、非完全竞争、产品差异等理论的探讨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考虑了跨国公司与企业或资本的国际流动性等特殊因素。博弈论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这里涉及不合作政府行为、环境法规约束的后果、公司决策等多阶段多层次的问题，使应用这一方法更复杂。基于这些原因，大量实例用于检验有关最优政策等观点。这方面研究可能扩展到投资的不可逆性和时滞性、完全不同的策略抉择等问题，也有一些实证论文探讨了环境经济的国际性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来自各方的生态环境与舆论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理论来保证人类的延续和社会的发展。作为当今世界以至未来世界的最炙手可热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其发展和完善成为大势所趋。1987年世界发展与环境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满足现有一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将来几代人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探讨。例如，如何看待生态系统与环境功能的经济地位；怎样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更切合经济实际；如何对环境保护的价值做出经济分析等。
为了系统系地分析生态系统及其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生态学家们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持稳定与持续发展能力的条件，尤其是对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可控生态系统如何保持其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各国有志之士也发起声势浩大的公益活动以推广可持续的、绿色的、环保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以提高民众的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而提出，并受到了当代经济学家们的广泛推崇。各国的政府组织和NGO都正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之中。
结论
综上所述，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发展主线。古典经济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限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肯定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对市场经济拥有绝对的信心，这一信心否定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对摆脱这一限制的途径进行探讨、做出各种各样的说明。而且这也使得近现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无法摆脱这一问题。纵观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个脉络可以得知，西方环境经济理论从最初的“环境资源的稀缺理论”发展到如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发展趋势已经涉及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和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等，都已经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范畴逐渐扩展到了对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系统性考察。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本质实质上是人们在其生产生活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变得理性和谐的过程。人们只有深刻把握人类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本质，才能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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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13
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同志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志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们的思想，一贯之地反映了执政党把发展作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中国环境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和发展方式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
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1997年，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