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生活论文实用13篇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1

.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P)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P、)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P)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P)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

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P)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P)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P)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政治理论的发展与经济文化的建设上来，并制订了一系列促进两者发展与完善的措施。通过对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大致经过了翻译介绍西方理论、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重新审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四个阶段。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为加快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必须要就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经济是政治变革的动力与制约因素

在人类社会众多的活动中，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但是在社会的实际发展中，经济活动始终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与欲望。究其原因，在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无止境的，但提供和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经济资源却是有限的，两者间的矛盾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为此，需要利用一定的方法、手段或途径对人的无限需求进行一定的规制与约束，从而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并始终保持人类社会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正常、有序运转。而上述中所提到的方法、手段或途径其实就是人们所制定的各种制度、标准、准则等，具体表现为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伦理道德准则。在此可以看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创造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但凡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经济关系都成为了社会经济变革的根本动力。

但同时，经济又是制约政治变革是否成功、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的制约因素，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治变革的方向必须始终与经济形态的转型和发展相符；其次，政治形态的合理边界是由不同经济形态对政治管理的需求程度来决定的；最后，所有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活动的目的都是恢复、发展、繁荣经济生产活动。而经济对政治变革的制约因素其实还体现在一旦政治违背了上述任意一点，都将损害国家经济的发展，甚至造成政治混乱。

（二）政治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和服务工具

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非理性发展趋势以及存在主义的历史惯性。就封建社会中的自然经济来分析，如果任由其自生自灭地发展，其会永远陷入到“土地相对平均分配―土地兼并加剧―土地日益集中―人地矛盾逐渐激化―被迫进行改革或爆发农民起义”的历史交替中，而这从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周期中就足以证明。

在社会权利体系中，政治权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政治作为引导和服务经济发展的力量与工具，其主要体现在对经济“量”与“质”的影响上。所谓“量”，其实是指通过利用政治权利来改革社会体制，从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所谓“质”，其实是指政治活动的运行应当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并不断调整使自身适应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实现经济“质”的提升。

二、政治经济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从社会结构来说，经济决定了政治这一上层建筑，而政治存在的本质是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政治为经济的服务程度与经济的发展形态关系密切。若经济形态越高级、越复杂、越先进，那么政治为经济的服务程度就越高，必要性也就越强。当代社会，工业经济与后工业经济占据着主导，不管是从范围、深度、广度等各方面来说，经济活动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水平，而伴随经济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经济发展中需要的金融资本、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资源要素也就越复杂，这时资源的稀缺性也会越发明显。从这不难看出，当前全球的政治活动都面临各种管理任务增加的问题，由于这些任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紧密，因此促进经济发展便成为了全球各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任务，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化成为了当代政治活动的内在属性要求与基本特征。

从客观上来讲，政治经济化已经是各国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但由于国情、国家性质的不同，政治经济化运行机制及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国家也是不同的。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政治由资本主义力量来主导，这时的政府实质上成为了资本家的“雇员”，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其政治体系的构建是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中按照“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原则自上而下形成的。虽说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为解放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由于经济资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作用，使其始终无法脱离国家的引导与规制，因此其并不能成为主导国家政治的力量。

当代中国的政治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即先由国家为适应一定阶段内的经济发展需要而提出一个中心任务或目标，然后由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级国属社会组织、各级国家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国家宣传机器、教育机构等在学习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后，依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在各自职能的引导下开展相关的活动与工作，并最大限度调动各方力量与资源来实现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比如，中国曾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就对弥合、转移了中国内部各组织、团体、群体间的矛盾，使其协调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涵及特征。

三、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积极影响

从上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随着社会发展的深入，政治经济化是必然的需求，更是推动中国政治合理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引导中国政治经济朝着更专业、科学的方向发展。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规律和条件，而这也进一步影响了政治经济化和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形成。基于现实情况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实受限于诸多因素，而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才可根本上提高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从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规律性与科学性角度来看，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科学、专业政治活动；而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来看，不管是思想、邓小平理论，亦或科学发展观等政治思想，都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因此，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科学化、合理化、专业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特色政治模式的影响，需准确把握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特点。从当前来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实现既有的、未经过政治改革而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因此要求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化发展方向，以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原动力与保障。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由传统、单纯的直接管理转变为多元、综合的管理，且政治经济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政治中所用的语言体系、主要议程以及运行手段变化更加明显。

政治经济化的发展不但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主体的变化，而且还使参与主体的数量得到了不断扩充，并跃升为提高参与对象积极性的重要方式；同时，其还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包含的与法制建设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由、交换、平等以及法治等内容的发展是以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为依据的，可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的动力在于政治经济化。

（二）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消极影响

政治经济化在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推动政治科学化、专业化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积极影响的同时，还给当代中国政治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一，虽然政治经济化为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但其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体系运行的安全与稳定。且随这政治经济化的不断发展，在短期内政治参与诉求的效益得到了大幅提高，这使原有的政治体系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多元化政治理念在传播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政治体系在意识形态上的不确定性。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不但要清楚认识并利用好政治经济化带来的积极作用，更要重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必须要客观对待、冷静面对，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又要保持政治改革事业的继续前进，并正确认识、处理、发展好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化。

参考文献：

[1] 谢敏，唐元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治与经济关系演进论析[J].岭南学刊，2014，（3）：30-35.

[2] 吕静.浅议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J].行政与法，2014，（12）：13-16.

[3] 潘云成.论梁启超对贵州近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影响[J].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6）：799-802.

[4] 王海立，陈波.能源经济政治化的缘起、表现及影响[J].江汉论坛，2016，（7）：44-47.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3

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民主的政治不是一个口号或权谋，而是一个可以落实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规则。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还缺乏从政治上寻求对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及其法则加以保护的自觉意识和行为的时候，如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把民主政治的价值内容作为日常生活的现实内容渗透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那么，就不会有民主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就不会有民主的社会，更不会有民主的政府。总之，就不会有民主的政治。这就是本文的思路。

鉴于上述理论和现实的情形，本文拟用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民主政治生长、发育的社会环境进行粗略的考察，具体分析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环境的结构及其功能，以及这些功能是如何使民主政治价值层面的内容外化为具体的现实生活过程，而这些现实过程又是如何承载着民主政治的价值内容并把它输送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去。

二、对市民社会的结构功能的分析

关于民主政治，这是一个内容及其丰富的主题，这里无法涉及其中方方面面的内容，本文仅就与民主政治相关的社会层面的内容进行分析。下面，将着重考察和分析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环境。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在民主政治的生长过程中，民主政治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起了比民主的价值和制度规则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环境是市民社会。这是一种不同于它种社会类型的多元化、

自主性的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英文Civil Society的意译。市民社会由于其固有的结构功能，成为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因而本文称之为"民主政治的社会载体"。我们知道，功能是由组织的结构和因素所产生和输出的，下面将从五个方面来探讨市民社会的结构一功能。在作这种探讨时，思维模式是理想状态的，因而其内容就不可避免地比较注重一般性、普遍性方面。

(一)经济生活的多元化

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罗姆认为，多元民主政治的经济制度毫无例外都是以自由市场为取向私有企业制度①。于是，他提出疑问：该如何解释民主政治对市场和私有制度的依赖这一伟大历史事实?

历史已经昭示我们，在一种非政治化的经济制度下，市场化必然要削弱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因为市场要求经济活动遵循供求关系的规律而非行政命令。在市场经济下，绝大多数经济资源由非官方的企业所支配、组合。私人企业、私有产权制度、各种利益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中经济生活的主体。这些经济生活的主体逐渐演变成市民社会基层经济组织的稳定性力量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有序化力量，而这种组织和力量又构成市民社会的微观结构和基本细胞。

这种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制度解构了传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经济生活单一化、利益主体同质化等局面，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活动被排除于经济活动之外，形成社会经济生活多元化、经济利益特殊化、利益主体异质化的局面②。在这种多元化的经济生活中，由于私有产权制度被普遍公认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则，国家要加以保护，社会个体也普遍加以捍卫。这样，作为利益主体的社会个体、社会集团从经济上获得了生存的独立性。经济上的独立性必然导致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当社会个体的生活状态处于无保障的时候，他(她)是谈不上独立、自由的，从而也就谈不上自主性。而私有产权制度则为生活于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个体提供了获得生存之坚实可靠的基础的充分机会，使社会个体由经济的独立而获得生存的自主性。

在这种经济生活多元化的社会里，社会个体利益的自主性、排他性，导致利益主体异质化。为求得自身利益的满足，这些彼此排他性的利益主体有时不得不通过契约结成利益集团或合作组织，从而使这些异质性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包含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契约约性人际关系纽带。这种契约性人际关系纽带起到利益交换和功能互补的作用。这种契约性的实质在于：由于利益主体彼此的差异，因而存在着相互依存和互补的需要；而对自己利益的自主支配，又能使这种利益交换成为可能，使得彼此都可以通过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以换取他方的另一部分利益。这种基于契约的交换既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又调动了另一方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各方通过协调而达成共识和社会整合。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制衡、公意表决、以利益集团为后盾的各种政党之间讨价的利益平衡、妥协和各种民主法制和秩序，只不过是这种契约性人际关系和游戏法则在政治层面的制度化表现③。

(二)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

一般来说，在经济生活多元化的市民社会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这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就是市民社会里各式各样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或机构。这些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济性组织，如各种经济实体(企业、公司)、产业联合会、工会或企业家协会；二是政治性组织，如政党、压力集团、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三是民间自愿组织，如学校、家庭、教会、沙龙(或俱乐部)、公民自发性联合体等。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目的的组织在社会生活中交互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制约国家政治权力的社会力量，同时，也是一种自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

市民社会这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的存在，使市民社会成为较为有序化的稳定性的社会。在市民社会里，由私有产权制度所衍生的利益自主的社会个体在面临国家政治权力的威胁时，会自发组织各处种政治的、经济的、职业的等等之类的社会团体来抵御这种威胁，保护个体或团体自身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免除政治上、经济上的动荡。这种功能无疑有助于社会的有序化，而民主政治的前提之一是稳定性的有序化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政治权力的转移、政府的更迭等政治生活的变动都不会对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产生冲击或震荡，彼皮一种有序化状态下运行。

市民社会里各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团组织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多元化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中的执行生活多元化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中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组织和机构。在市民社会里，各种独立自主的社才组织和机构就象遍布社会的一所社会大学校，通过对其成员的动员、组织、参与等活动；通过制定组织活动的章程、规则并要求成员遵守等活动；通过组织与组织之间相互交流、合作、协商等活动，使社会成员逐渐养成协商、合作、参与、妥协等契约观念、法纪观念、秩序观念，使社会成员学习和掌握在一定的组织机构中担任特定行为角色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模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向成员灌输政治价值理念，传授政治操作技能。

此外，独立自主的社团组织也是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交流的有效渠道、是国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中介。这在市民社会的政治性组织的功能中表现得较为显著。政党、感谢力集团、各种政治组织、大众传媒等组织利用各种方法进行社会动员、利益整合、利益表达、疑聚社会共识等活动，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所表达的信息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些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表达的信息则是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反馈信息，政治性组织的这些功能为政府合理决策、为政策执行中的自我纠偏提供了有益的保障。

(三)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

在市民社会，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一般包括这些，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等内容。其中，制作新闻的大众传媒被认为是除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其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一般说来，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是具有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这种功能有可形象地表现为它是民主政治制度下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血液"。这种"精神血液"若发生僵化或不幸患上"败血症"或"贫血症"，那么，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也必将发生变，从而贻害民主政治的健康成长或使成熟的民主政治走向枯萎。

首先分析公共舆论的政治功能。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是来自社会、从政治权力外部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及其结果进行监督的强有力的社会力量。这种监督的本质就是公开性。这各矍开性是保上使政治权力运行合法化、理性化、法制化的重要保证，这种公开性也是连结政治与道德的纽带。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一位代表贝尔戈斯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你们知道，只有通过公共舆论，你才能要求任何权力去促进公益事业，你们知道，正是通过公共舆率，人民的事业〖CD2〗曾被认为毫无希望而被放弃了那么久〖CD2〗已经兴盛起来；你们知道，只有在公共舆论面前，所有的权力才会变得沉默。所有的偏见才会消失，所有的特权利益才会被取消④。

公共舆论的另一政治功能是影响决策。社会大众通过自由讨论或传播媒介的作用，形成包含利益要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公共舆论，这种信息通过一的管道输入决策系统，或者不入决策系统，而是广泛流布于决策系统外部，作为影响决策的压力。前者是直接影响，后者是间接影响。公共舆论影响政府决策是公共舆论作业种社会利益逻辑论。一般说来，在某种程度上，公共舆论国产为广泛地反映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和社会所面临的或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公共舆论影响决策其实也是社会大众政治参与的形式之一。

除政治功能外，公共舆论的另一功能是塑造社会认识结构。公共舆论在引导人们摒弃偏见、

追求真理、形成正确的认识判断、塑造健康的社会认知结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常识

告诉我们，人类把自己的个人偏见和私人利益当作一般真理的可能性太大了，而公共舆则告

诉我们应该以一种谦卑、宽容的精神来看待个人自身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因为谁也未能完全

掌握完美的真理和能够十分公正地行动。也正是从这个意主外讲，限制或取消公共舆论都必

然会带来不良后果，它会妨碍一俱或整个社会认知获得合理的判断，阻碍新思想的出现，甚

至有可能导致永久性错误。

(四)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

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是指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淀，它包

括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念等内容。具体表现，比如社会

成员对于政治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他所持的政治理想、政治参与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

度、评价政府政策的价值标准、内心遵循的政治行为准则等内容。

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以契约观念为基础并在其中衍化出来的妥协折中、宽容性、责任

性、权利性的政治文化，它同意识形态化的泛道德主义伦理政治文化相对立，是民主政治的

社会前提中的"软件"。市民社会的契约性政治文化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自主性的产物，

这种政治文化熏陶出自律性很强、讲求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负责任的成熟的社会公民。在市

民社会里，社会成员所持的政治理想不是乌托邦式的政治完美主义空想，而是认为通过努力

可以使社会政治生活不断迈向更好境界的现实的、合理的愿望，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情形不

是非理智的狂热或极端的冷淡，而是伴随着丰富的理性约束的热情；对公共权威遵从而不盲

从，等等。总之，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渗透于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当中。

在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内容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的终极根源是以自

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生活，在这种经济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关乎到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牵涉

到自身利益的得失，除非自己遵守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法则、规则，否则将遭致自

身利益的损失，甚至受惩处。正是这种权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各种各样的

契约性规范、法则的不断得以遵守，才逐渐衍生出社会成员行为模式的内在规范心态。从而

衍生出市民社会的法治精神。

(五)市民社会的宗教的功能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宗教的功能有很大的差异。这里着重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兴起以

来，市民社会中的宗教的积极的功能，特别是宗都对市民社会政策生活、经济生活方面的内

在性影响。西方学者往往把宗教和法律燕列，视它们西方社会的两大秩序支柱。

关于宗教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指出，新教

崇尚劳动的道德观念大大地激了人们无止境地创造财富的欲望，这是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的"精神刺激"。正是这种精神刺激促使资本主义的车轮以惊人的速度运转。时至今日，美

国人的自立信念与奋斗精神依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托克维尔在论述宗教在美国

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时，也认为，宗教意识和和睚由意识之间休戚相关的联系是美

国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他指出：自由认为宗教是它的斗争和胜利的伙伴、童年的摇篮和权利

神圣源泉；自由认为宗教保护着习俗，而习俗是法律的保证，是自由得以延续的保证。④

。

此外，市民社会的宗教还有如下两大社会功能：一是加强道德秩序。宗教凭超自然的力量、

界定世俗的是非等等价值观念，赋予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以道德意主成为信条，使信徒乐于接

受。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宗教通过设想中的超自然力量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奖赏惩罚。鼓励守

法、诚实、讲信用，惩戒社会成员非规范性的偏离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把人为监督的需

要缩小到最低限度，进而培养社会成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性，对

社会成员的良心产生重大影响。通过这种氛围和途径熏陶出来的公民的人格修养和道德素质

为民主政治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即人的素质。

三、民主政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总结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可以把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简要归纳为这样一些内容：第一，

受法律保护和国家保护、被社会成员普遍公认并捍卫的、能自由处置财产的私有产权制度和

自由市场制度，这种私有产权制度导致社会个体成为自主客体；这种自由市场制度导致社会

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第二，存在着使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稳定化的机制，使社会免于

国家干涉而获得一定的自主性，成为自主的社会。这种稳定化的的因素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包含自治组织、公共舆论影响、自由选举制度等等。第三，承认个人之间、社会集团之间、

个人和集团之间经常发生利益冲突的事实，市民社会自身会自发地形成调节这些冲突的机制

并使其习俗化、制度化，这主要一有现为契约性人际互动纽带，其实质，若用一句西方谚语

来说，就是"对于朋友有合作的道德，对于敌手，有竞争的道德"。第四，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社会个体有单独或与人合格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即结社、组、团的自由。这是形成

民社会强大中坚力量的方式和途径。第五，存在着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社会个体

可以自由表达个人要求、利益、意图等信息，有试图说服他人接受自己观点的自由〖CD2〗

这主要表现为思想言论自由。第六，存在着由契约性政治文化所和熏陶出来的法治精神、宽

容精神、妥协合作精神。凡规定个人自由范围的法律适用于一切人，自由不再是一种"特权

现象"。第七，由上述特征交互作用而达成的全体社会成员在相对意义的自由平等状态。综

上所述，显然，这里探讨的市民社会范畴，已成了一个理想模式。这是从各种特殊类型的共

同内容中抽象出来的模式。因此，接下来的对民主政治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也就是

一种一般化的探讨而非具体的探讨。

当代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达尔曾对民主政治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民主政治必须符合八个指标：(1)组织和参加团体的自由；2)言论自由；3)平等的投票权；4

)公民有担任公事的资格和机会；5)政治领袖有权为争取支持和选票而竞争；6)有选择性消

息来源；7)自由、公正的选举；8)具有能使政府决策取决于公民的投票以及其他方法表示的

选举的机构⑤。

把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内容同民主政治的上内容指标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确实有很多相似

或相同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二者之间就必定存在某种理论上、现实上的逻辑关系。事实

上，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政治制度变的复杂性，都远非一种理论上、现实上的逻辑关系

或客观描述所能简单地涵盖得了的，我们至多只能进行较为宏观念而抽象的考察分析，只能

得出一些可能性的结桦而已。

就民主政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来说，笔者倾向于把市民社会看作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

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生态环境"。这样认为，是缘于这里把民主政治视作一个经过复杂的现

实过程而达成的现实状态。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并非意味着有了市民社会

，就一定能在呵预期的时限内生长出民主政治的局面。民主政治的实现，是一个复要的社会

系统工程和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它不可能通过"人工移植"或"拔苗助长"的方式获得。

民主政治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经济层面、政治制度层面、政治行为层面、社会文化层

面、历史传统和社会心态等领域长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个漫长的民主化过程中，

市民社会始终是民主化过程最坚实可靠的能量供应基地和民主化过程所赖以依托的"良性生

态环境"。市民社会不但为民主化过程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生态环境"，而且也为民主

化过程提供信息、价值、精神等资源，使民主这一包容着理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的"

实心种子"健康茁壮成长，最终成长为制度果实。

不刀主政治成长为制度层面的果实后，市民社会就转而成为承载这一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

为了使这一制度是长盛不衰，作为这一制度生长于其中的市民社会这一"生态环境"必然不

断地与制度是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流，保持民主这一制度是的良性存续。正是从这种"长于斯

成于斯"的意义上讲，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社会载体"，而市民社会之所以有此功能，

则缘于它自身的结构及其内容。

注释：

①参见查尔斯·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2年)。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D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131-03

一、公共选择理论及基本假设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潮。它正式发端于1957年詹姆斯・布坎南和沃伦・纳特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创办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其目的是促进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由于它所宣扬的宗旨不符合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对政府行为的无比信任，布坎南等人被迫转到其他大学谋求发展。最终，他们的“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在乔治・梅森大学设立并延续至今。公共选择理论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为代表，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研究政治市场中所有的公共选择者，对非市场决策进行经济学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私人物品和服务。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政治家和行政官员，选民和利益集团是政治市场的需求者，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是政治市场的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物品和服务。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来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和服务；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投票来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政治领导者以及制度安排。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与经济不能截然对立，并且试图创立一个使经济学和政治学融合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即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也就是说，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在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过程中同样也反映出“经济人”理性的特征。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也具有自身的利益目标，其中不但包括政府本身应当追求的公共利益，也包括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此外还有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为代表的小集团利益等等。

综上所述表明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的轨道，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传统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假设

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逻辑出发于三大理论假设：一是“经济人”假设，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不会根据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二是交易政治学，认为政治学是一门交易的科学，市场和国家都是手段，政治是选民、集团、政府之间出于自利的动机而进行的利益交换的交易过程；三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体是构成团体或组织的基本细胞，个体行为的集合或累加构成集体行为，人类的政治和经济行为都应当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

二、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私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私营企业主队伍已经初具规模，逐步发展成了一个稳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截止到1999年6月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281万人，注册资本总额8177亿元，雇用员工1503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28万家。到2000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395135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计133079169亿元，雇用员工2011115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76118万家，分别增长了4015％、6217％、3318％、3716％。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还将以较高的速度迅速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由于有着独特的经济地位和利益要求，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社会阶层，已经广泛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通过自己的活动影响并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总体来说呈扩大的趋势，但是，作为一个新崛起的阶层，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去完善，下面，就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法。

(一)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首先，政治参与的团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有组织的政治参与逐渐成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私营企业主积极参加工商联、妇联、青联等政治性团体。这些团体处于我国决策层的，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私营企业主在政治参与体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集中表现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人数增多。一定数量的私营企业主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并参加这些机构的日常活动，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渠道，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层次，增强了政治参与的效果。最后，私营企业主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最终被接纳。

(二)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1　非法性参与时有发生。所谓非法性参与，就是指现行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许的参与行为。导致非法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很复杂，或者是没机会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或者是合法性参与不能满足其参政的目的，或者是合法性参与成本太高等等。非法性参与对我国政治具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必须遏制。

2　政治参与的组织性不强。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说，政治参与可分为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个体参与，其活动基本上没有组织化行为，尚处于散乱和单独行动的状态。他们大多只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并不代表本阶层的群体利益，往往只是围绕着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表达意见，所试图影响的也多限于某一政府官员的意向或政府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处理，一般很少触及方向性、战略性的大政方针。

3　政治参与的目的层次较低。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义务感并不强，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层次不高，并没有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

4　政治参与强度不高。政治参与强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的程度和持续性，以

及它对政治系统的重要性”。它反映的是政治参与的实质。大量事实表明，公民的许多政治参与活动并不一定就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结果。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强度相当弱，对政治系统的实际影响力很小。

三、公共选择理论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经济学分析方法

(一)政治行为主体的理性分析

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野之内，政府官员在现实社会中和企业家、消费者一样扮演“经济人”的角色，即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这样，公共选择学派便把在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中。所谓理性，就是效用函数最大化。影响效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商品、收入、财富、社会地位、权力等利己主义因素，也可以是慈善、友谊、和平、社会进步等利他主义因素。本文中要讨论的政治行为的主体即私营企业主。但是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又必须涉及到政府。私营企业主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是不需要多加讨论了，主要看政府是否理性。无论是现实主义理论还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国家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命题都是核心假定之一。政府是实现国家目标最为基本的手段，是国家的代表和具体形态，国家理性是由政府理性来表现的，那么政府是理性的。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效用”思考促进政策制定的有效性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5

一般的政治发展理论以政治体系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和变迁为研究对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般把政治发展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过渡社会的政治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政治形态。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那种政治结构尚未出现较为复杂的分化，社会政治形态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如那些尚不具备完整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部落、部族和部落联盟，这种社会在现在的世界上已不多见。所谓的现代社会，是指那些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发达，政治结构已明显分化而且政治决策能力已相当高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传统社会以及为数不多的现代社会以外，更多的是过渡社会的过渡型政治形态。

一些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概念性的框架。撇开其次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内容：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传统政治形态中，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越来越快。政治系统越发达，这种参与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二，政治结构的分化。阿尔蒙德写道，“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1]。在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同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往往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政治发展之后，社会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三，政策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以及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基础上，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体系功能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在政治发展的社会中，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府的管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根本宗旨，是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这种理论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又使得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引起多大的反响。一些政治学者也注意到，政治如同自然现象，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一定的政治体系模式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环境基础，离开了特定国家的政治环境条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规范模式来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显然是不可能收到预想之效果的。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之后，其研究范围很快得到了扩展。人们认为，无论是就政治发展的含义还是就它的目标来说，政治发展绝对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任务。和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无终极点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政治已有足够发展的国家，其政治状况也不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政治发展的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近20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扩大企业自，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和深刻变革。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动力。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本身，而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使经济和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离开了经济而谈政治和离开了政治而谈经济一样，往往使人们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必须在政治的包容下才能得以运转，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政治的发展提出规划和设计，那么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得到顺利的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

政治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在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50年代我们在概括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时曾提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这种概括当然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益增长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的变革，使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社会的利益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分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希望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政治的发展，早就为我们党所认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反复指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例如，他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了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的正常运转，影响了工作效率；干部管理权限的过分集中，压抑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利于把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提拔到急需的工作岗位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使机构失去了活力，压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对此，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如果现在再不实行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而且也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1980年，邓小平同志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5]在1986年9月至11月间，邓小平又几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6]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符合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在当代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面，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已经对政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遇到障碍。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的发展，并为政治的发展开辟前景和道路。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给人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即任何一次经济发展的飞跃，它必然存在着一定政治变革的背景。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7]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必然存在着它的政治原因和理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显然是政治变革的直接结果。对政治发展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说得好，“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8]。因此，采取积极的态度推进政治的发展，不仅是完善政治体系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政治发展的课题很多，从目前以至未来一段时期的情况来看，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政治学研究的。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6

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也是西方左翼学者喜欢使用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它以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决定性变量，以此来观察和评估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阶级分析涉及到阶级的定义、划分阶级的标准。社会各阶级的构成、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阶级利益的分配、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分析方法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的阶级实质，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政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这一方法是一种高度宏观的和抽象的分析方法，不能机械地将它用于具体的政治过程分析。此外，在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适用性大大减少。

文化分析

文化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文化分析试图通过分析人们的传统、习俗、礼仪、心理、态度和情感，去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学家在通过文化途径去分析政治现象时，主要采用政治文化分析方法。简单地说，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文化支配着人的政治行为，任何政治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它决定着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并且赋予政治过程以不同的意义和形式。政治文化分析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行为、政治模式、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背后的深层根源，但政治文化本身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把政治文化分析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分析途径，显然是不合适的。

制度分析

经济基础也好，政治文化也好，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政治制度实现的，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作为政治生活的规范，政治制度约束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生活的凝聚，政治制度又是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的表征。所以，制度分析一直是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传统上，政治分析基本上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分析。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曾经说“政治学分析始于国家，终于国家”，这就是典型的制度主义观点。在当代十分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虽然在对制度的界定和分析上不同于传统的制度主义，但在基本点上两者是相同的：试图通过对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分析来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这种分析方法在政治理论中长期独占鳌头的地位，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强大价值：直接规范和制约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毕竟是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制度，政治分析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当然，这并不说明制度分析就没有缺陷。它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和表层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它的最大不足。

“国家——社会”分析

近年来受到年轻学者重视的“国家——社会”分析途径，也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政治分析方法。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社会分成两个部分：政治社会（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前者是公共政治领域，后者是私人社会领域。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事实上都同时生活在两个领域之中。譬如一位政府官员，当他代表政府履行公务时，他就在政治国家中活动；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兴趣参加某些利益团体时，他就在公民社会中活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是两个十分不同的领域，各有自己的规范和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政治发展过程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研究国家——社会的生长和互动过程，例如研究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民族建设（nation一building）和公民社会的成长（growth of civil society），进而来理解政治发展，对于我们把握政治规律，确实极有帮助。但它用简单的两分法把国家与社会分开进行分析，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治理和善治分析

上面论及的治理和善治，既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也是一种反映这种政治现实的宏观理论，同时还是一种分析政治现实的途径。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框架，治理和善治分析主要关注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以下几个方面:1）治理的环境，例如：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2）治理的结构，例如：政府机构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政党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政治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民间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治理结构的作用；各种治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3）治理的过程或程序，例如：决策过程。选举过程、行政过程、监督过程、诉讼过程、参与过程。4）治理的方式，例如；行政命令、政治动员、法律强制、说服教育、政治教育、经济刺激、自治、合作、暴力。5）治理的内容。6）治理者和被治理者。7）治理的意义，包括影响治理的主要变量；民主治理的动力；对治理的评价；治理与地方民主；治理与经济发展；治理与社会稳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比起其他的传统政治分析方法来，治理与善治方法具有自己明显的优点。首先，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其次，在分析政治发展时，它比其他方法更加全面；再次，它体现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但是，治理和善治的分析框架决不是万能的，不能以它去否定或贬低其他有价值的政治分析理论。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它的基本概念还十分模糊，对治理和善治还存在着不少分歧甚至误解。治理和善治理论最初是由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应用这一理论时，我们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国内学术界对这种理论从总体上说还比较陌生，存在着不少误解和误译，必须避免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急于应用。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几点思考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7

哲学源于生活，又指导着我们的生活。学习好哲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让我们以哲学的知识体系为基础，整合相关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教材知识内容。

一、唯物论部分：

1.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据此可以分析如下经济生活内容：纸币的发行规律；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提出；家庭消费必须与国情及家庭收入相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等。

相关政治常识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都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制定的。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8

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之后，其研究范围很快得到了扩展。人们认为，无论是就政治发展的含义还是就它的目标来说，政治发展绝对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任务。和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无终极点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政治已有足够发展的国家，其政治状况也不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政治发展的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近20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和深刻变革。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动力。

在当代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面，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已经对政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遇到障碍。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的发展，并为政治的发展开辟前景和道路。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给人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即任何一次经济发展的飞跃，它必然存在着一定政治变革的背景。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7]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必然存在着它的政治原因和理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显然是政治变革的直接结果。对政治发展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说得好，“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8]。因此，采取积极的态度推进政治的发展，不仅是完善政治体系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9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是伯明翰学派及批判主义的集大成者，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理查德.霍家特开创了这一中心，尽管文化研究中心一开始在理查德.霍家特的指导下开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文化研究坚决主张文化符号和文本多义，强调了大众文化的重要地位，认为应该被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因为战后的英国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转变非常明显，再加上科技的发展，使得电影、广播、电视越来越普及；到了二战后的大众传播时代，文化的主体就变成了以电影、广播、电视等大众文化为主，所以传统文化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文化研究所处的语境是一个由工业资本主义和日益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分配及消费体系所构成的阶级结构。

在文化研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有两次发展，第一次是，意识形态问题由对于文本分析技术的发展被极大的精细化了，即文本符号表征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次，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仅仅针对阶级扩大到了包括种族和性别。到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受英国左派运动的影响，批判文化精英主义排斥工人阶级文化思想，这种批判立场与阿尔都塞结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为继续马克思主义基本体系中文化独立于经济基础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为文化作为独立、自主领域的需求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一开始，阿尔都塞是强调文化独立于经济基础，后来，他强调的文化必须与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取向上存在的差别比较明显，方法论上存在分歧。两者的差异表现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坚持了现代主义传统的价值观和真理观，而文化研究则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化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性别、民族，而政治经济学则主要研究阶级，但是进入到90年代之后，尤其是第四次科学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之后，人们惊讶的发现阶级这个概念变得非常模糊，中国社会不叫阶级而叫阶层。且阶级在西方国家也越发不明显了，由于这些变化所产生的政治问题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可以明显显现出来，需要来研究。

加纳姆批判文化研究是用于文化研究而不是政治经济，认为，第一，文化研究忽视了文化生产的机构，它赞美流行文化，放弃任何反对角色；第二，因为文化研究忽视了经济因素，所以它不可能理解在当今世界真实的权利、主导、压迫的结构。文化研究没有拒绝政治经济学本身，它拒绝的只是政治经济学家实行政治经济的方式。加纳姆指责文化研究把太多精力放在消费、娱乐和日常活动中，而没有对生产、劳动和制度进行太多的关注。尽管加纳姆否认政治经济学是简化论或者是简单的反映论，但是他的观点使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太简化。文化研究中没有人会否认经济关系和实践以决定性的方式形成了文化实践的领域。不过认为这只是在总体领域上。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10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曾经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政治的涵义，这些论述，有机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即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集中体现。其基本要点有：关于政治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关于政治发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关于政治本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关于政治的核心问题与国家的关系；关于政治学说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关于政治革命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关于政治斗争与政党组织的关系。本文就其政治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及其实践运用作以简要说明。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统一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难看出经济具备两个方面的几个含义，一是指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指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状态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构成方式，而与一定物质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则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得出的正是这样的结果：

首先，政治是根源于经济的，政治这种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是对经济的最直接、最集中的反映。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是经济的几个体现。这种决定和体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经济的性质决定着社会政治的性质。第二，社会经济的生产、交换方式决定着社会政治活动的原则、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的构成方式。第三，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政治的发展。

其次，政治对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它保护着特定的经济基础，进而推动或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种反作用表现于多方面：一是政治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即正运动方向起加速作用；二是政治沿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延缓、阻滞、破坏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对经济产生的作用或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这是指：其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政治主体会从时代和未来的视角出发，对社会发展的整体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进行设计和导引，并使经济按照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路线向前运行；其二，代表社会进步的政治主体，会以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的方式，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升华和蒸馏出新型的社会品质，培育出新的社会政治气象，为社会经济的整个变革和进步创造出新的政治环境，并通过政治发展来推动经济进步；其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的激化、激烈形态——战争或其他暴力征服可以摧毁或建立起某种经济基础，或者把征服者的经济基础模式强加于被征服者，或者是征服者为社会成员提供精神动力，为治国理政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其四，当今世界已经呈现出经济一体化态势，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同时，从全球角度看，和平也仍然是时代主题，它同样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或衰败产生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取决于政治完善和政治进步的程度。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强调政治的统帅作用和灵魂地位，并不意味着否定了经济的决定性地位。在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中，经济始终要起决定作用。但是，政治的重要地位同样不可忽视，在所有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中，政治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甚至可以决定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和速度。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认为，政治与经济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

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统一观的现实意义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统一观，有助于廓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模糊理解，帮助我们更积极地响应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只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终极决定作用和特定时期政治的决定性影响，才能理解为什么说发展经济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才能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讲“政治”“稳定压倒一切”等。现阶段，我们需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建设就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同时，也要加强政权建设，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而国际社会里，经济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重要手段，直接导致了国际政治经济化、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对外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日益政治化，如西方以经济手段对苏联、东欧进行政治渗透，美国前几年对我经常使用的“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政策及WTO的准入等问题，均为国际经济政治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政治的内容，国际政治突破了传统的范围，生态、能源等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目前，很多问题已很难界定是属于世界经济领域还是国际政治领域，它们既是世界经济问题又是国际政治问题，边界模糊且趋为一体，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同时使用经济与政治双重手段。

总之，只有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统一观，才能坚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念，从而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离开这一点，就抽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必将偏离社会主义轨道而误入歧途。

【参考文献】

[1]王玄武主编.政治观教育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11

公共选择的方法论主要有三个：(一)经济学的交换模式。布坎南把经济学的交换模式看作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因素。他认为经济学是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学者将这种观点用于对政治过程的观察，将政治学也看作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换范式共同塑造政治过程，将政治制度视为政治市场，将过程视为交换过程。按照这种个体主义的政治观，在政治领域中，重要的命题并不是国家、团体和党派，而是这些团体之间与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的动机曾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团体之间或组成团体的个体之间的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二)经济人假设。即理性人假设，经济人的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伟大贡献，而公共选择理论者将这以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过程的分析：个人在政治活动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等。(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类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方法用于分析政治领域及政治过程，将个人看作是评价、选择和行动的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各种个人而非团体或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张用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它要探讨个人的偏好、决策、选择与行动在一个特定的组织或制度的结构中是如何产生某种复杂的总体后果，即探讨个人选择如何加总为集体的选择而产生某种总体后果，这一过程在私人活动中表现为市场过程，而在集体活动中表现为政治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的这一方法论，集体行为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而政府被视为是一系列过程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所产生的机构。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的创新与启示

(一)思维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范畴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的研究之中，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人的行为动机上的假设是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利己主义基础上，而西方的政治学则是假定个人是追求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的。这是公共选择学者对于这种传统政治学假定的否定是一种创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作为人，其行为特征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论你是普通的人还是政治家。因此，经济人可以用于分析政治主体的行为。方福前教授在《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但是，现实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人是五颜六色的人，用一个不变的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未免会以偏概全。事实上，支配个人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动机都是多元的。在用经济人范式来分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时，我们需要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关于个人的行为动机分析。 [5]

(二)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了演绎方法和数学模型推理方法，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了数理基础和依据，这样数理推导的政治理论更能够更让人信服。公共选择理论中寻租理论、官僚体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投票规则分析等理论都使用了大量的定量数学模型来推导结论，如：奥尔森在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他采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得出了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 [6]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之一正是它指出了任何政治决策的制定都应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有成本和收益，一项好的政策至少是收益大于成本的政策。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作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

(三)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决策或公共决策的分析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不少学者也支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遭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片面强调个体的作用，将集体看作是一个个体的累加，试图从个体行为推导出集体行为，这实际是一种机械论。

参考文献

[1]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新政治经济学还包括：集体行动理论，寻租理论，官僚理论和Acemoglu的政治科斯定理等。

[2]参见陈振明：《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2月，30页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18页。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12

在最近几年中，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事件层出，特别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事件和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胜选都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民粹主义兴起打破了之前的社会平衡，社会秩序变得脆弱，社会主流思想被动摇。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林红（2006）将民粹主义归因于缺乏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推波助澜，刘益梅（2016）认为难民危机和政党制度的弊端导致了欧洲民粹主义迅速崛起，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社会既有结构，推动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郭中军，2012）。当前对民粹主义快速发展并全球蔓延的探讨多集中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但是民粹主义与经济的关联尤为密切。民粹主义兴起的一大成因就是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变化，英国民众之所以逾半数者同意脱离欧盟，是因为脱离欧盟后英国政府能够将更多的财政储备用于本国民众生活福祉的改善，特朗普也是用其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拉拢着期待更多就业机会的社会中下层白人选民。同时民粹主义下的社会选择也影响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英国脱欧后欧盟区的就业机会将重新分布，特朗普当选后国际贸易格局也有可能发生较为明显的改变，至少各国对贸易的预期更趋于谨慎。本文从公民个体的权力角度阐述个体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螺旋式关联，并由此解释为什么在近一阶段出现大量的民粹主义事件。

一、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内生关联

1.多维度的利益诉求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一直围绕着经济人假设展开，经济人的本质是趋利的，趋利性让社会活动变得丰富，让社会组织变得复杂，让政治与经济产生并长期处于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人所追求的利益并不仅限于经济利益，社会公民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表现在对不同类型利益有着不均等的偏好，除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还有对政治和社会利益的向往，因此社会公民是追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共同体。

首先，人追求经济利益。在人类发展初期，人的经济利益表现的简单而直接，为了解决温饱和维系生存，人们务必通过部落群居的生活方式建立协同合作的经济生产关系，共同完成狩猎、农耕等生产活动，因为他们发现合作化的生产能够跟有效的提高存活的几率，抵抗更大的自然危害带来的风险。慢慢地，人类通过在生产活动中总结经验，将智慧融入生产环节，生产工具不断革新，农耕社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手工业发展激发了贸易往恚同时也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促进社会从自给自足的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催生不断膨胀的商品需求，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利润最大化目标驱动企业控制物质和人力成本，同时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社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人类的经济利益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不断得到满足。

其次，人追求政治利益。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来带了经济的繁荣，还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从而社会结构也慢慢变得复杂。城邦、国家这些高于社会的组织形态先后出现，政治也随之产生。政治一向都是与权力联系最为紧密的，关于权力的讨论也始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政治不仅关联着权力，还关联着利益，特别是在阶级统治的时期，权与利是同步甚至是无法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对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追求现代社会中分工越来越细化，政治与经济活动也逐渐剥离开，虽然这种剥离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是形式上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分离也就意味着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分离。因此政治利益是指在政治活动中利用政治权力获得的利益满足感。这种政治利益可以看做是社会个体的政治抱负、当他的政治抱负得以施展的情况下而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就是他所获得政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利益是可以完全独立于经济利益的，甚至可以与他的报酬关联度极低。

再次，人类同时还追求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内涵因“社会”概念的认识差异而不同，边沁所指社会利益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利益加总，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而产生的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此处所指的社会利益是以公众为主体的一种集体利益。个体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排他的，即相对其他个体利益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社会利益因主体的广泛性而使获利方能够共同获利。因此人类追求社会利益与道德是密不可分的。

2.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螺旋式关联

权力决定了公民获取利益的多寡。《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通论》（后简称《通论》）一书阐述了经济权力是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市场活动中，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或是金融市场，经济权力是价格的决定因素，不同的权力关系下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和货币及金融衍生品的价格都会发生改变，不同的权力关系下企业的治理结构、市场的组织结构也会发生改变，甚至整个经济制度都会被改写。平衡的经济权力体系能让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更广泛地取得收益，实现经济利益的共赢局面，达到一种经济帕累托均衡。除了经济权力，公民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影响着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政治权力是由社会公权赋予的，并且已经普遍通过法律形式得以确定下来。社会权力通常通过社会组织契约确定权力边界。现实中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行使边界与社会制度环境息息相关，在强制度约束或者强自我约束的社会中，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边界较为明晰，反之三者会相互影响，综合使用，形成不同领域的权力寻租。因此，社会公民的权力实际是由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构成的集合――权力束，多维度的权力束满足社会个体多维度的利益诉求。

在《通论》中影响权力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权力博弈过程弈方掌握的资源，资源的数量优势、稀缺性等因素能够增加博弈方的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二是制度也对权力有重要影响。在短期权力博弈中制度作为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决定了权力博弈的基本规则，而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又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内生形成并发生演变。在政治-经济关联活动中，经济权力分布影响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逻辑过程，这与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ircle）理论阐述的逻辑相吻合。概括起来就是主体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展开权力（束）博弈决定新（政治、经济）制度，新（政治、经济）制度进一步赋予主体在既定资源禀赋下的权力束，如此循环往复。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螺旋变化，当社会公民拥有一定的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后，会借助经济权力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并且借助制度或者契约巩固和增进其政治权力，进一步再利用政治权力谋求更有丰富的经济资源来提高其经济权力，并以此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会出现螺旋式增进。反之，当经济权力或者政治权力被削弱时，也会相应地影响到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螺旋式递减。

3.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交替诉求

社会阶层关系演变印证了上述权力关系逻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权贵阶层掌握着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资源，底层民众则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如道格拉斯・海和尼古拉斯・罗杰斯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中把英国社会分为暴民和贵族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胡玲，陈祖洲，2014）。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会与当地政府之间交涉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力，表现为对税收制度的讨价还价。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将集中在政治权贵手中的财富和权力部分的拆解出来，社会财富出现了分散的趋势，政治也走向了民主发展的道路。工业化加速了社会财富的分散化。以福特为代表的制造业厂商发现提高职工工资并不会带来利润的降低，不但可以提高劳动积极性，还能培育更大的消费市场，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支柱，他们是市场中最重要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过程的重要贡献者。科技发展让资本不再是新财富产生的唯一依赖，无可限量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为本处于物质资本劣势的中产阶级带来了获取新财富的筹码。

当中产阶级的规模在社会中已经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后，其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开始显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一样都具有利益分配的属性，政治制度更是从更基础的制度层次确立社会主体在经济利益分配中的强弱关系。当中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分得一杯羹后，不断要求从政治领域维护他们的利益，人数规模的优势更是让他们在政治活动中占据优势。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拥有丰富财富的富裕阶层不得不让渡政治、经济利益于中产阶级而保持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是他们实现财富不断增值的必然选择。在政治资源分散的过程中，也是就是将政治权力从社会精英或者社会权威手中转移到人民的手中，并且逐渐形成“人民对人民的权力”，这即是民主（萨托利，2009）。所以在财富分散化趋势下能够引致民主的逐步形成。

民主政治还会进一步保障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经济权力，至少中下层社会群体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能够通过手中的选票选择伸张阶层利益的人，虽然这个人通常是归属于精英阶层的。政治人为了保障自身的执政机会，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委托人的经济利益。

政治和经济的蛋糕被各个利益阶层切分，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虽然经济利益可以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实现共赢，但是政治利益总是处于有限状态，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此消彼长，政治冲突也就显得更加尖锐。最优的稳定的分配方式是政治权力在各个阶层之间实现平衡，而经济权力关系则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为宜。但是从各个社会的发展经验看，这种权力结构的平衡关系是难以实现并持续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努力为自身争取更大的利益，社会利益冲突总是不断迸发。

二、经济权力扭曲与民粹主义发生的必然性

欧美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出现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二战后各个国家休养生息，政治领导局面也相ξ榷ǎ社会民主秩序良好，社会阶层的法定政治权力相对均衡。这保障了政治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发展。但是在最近40余年，社会财富分配并没有持续走向分化，而是出现了一定的财富聚集的马太效应，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分化越来越显著，特别是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后，由于就业机会一度减少和社会福利的限制，一些中低收入者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从美国的收入数据看，在最近十几年美国民众遭受了收入严重下降的窘况，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1999年的水平。与普通民众收入下降相伴随的，却是富人收入的快速增加。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进入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轨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收入不平等更是急速加剧。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而从世界银行的低收入、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数量来看，高收入人群的数量在不断减少，而中低收入人群比例则显著增加（图2中上方三角形标记曲线表示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人口数量比例变化趋势，下方星状标记曲线表示高收入和中上等收入人群人口数量与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人群人口数量比例关系走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收入人群掌握的财富量却显著增长，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1月16日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8个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较贫穷的一半人口（36亿人）的财富总和。

相对于分散的政治权力，在最近三十余年社会财富却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社会主体的经济权力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失衡和扭曲，其结果是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会通过其拥有的政治和社会权力要求改善经济权力结构，从而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通过政治活动提高其个体家庭的财富量。在政党政治环境下，政党领袖为了获得执政的权利，会利用各种社会政治资源，整合各个阶层的政治力量，因此在宣传上一部分政党就会竭尽其能地宣传民粹主义的政治观点，以拉拢社会底层民众的政治选情。而底层民众迫切需要改善生活状况，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在民粹主义政治宣传的诱惑下就会积极投向民粹主义的政治派别。

三、结语

本文从权力结构关系角度分析了公民个体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螺旋式关联关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使社会政治权力广泛分散在社会公民手中，因此在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时就必然有底层社会民众借助政治权力改善经济权力结构的结果，民粹主义事件也必然地发生。可以说，正是社会长期的精英主义发展方式导致了当下民粹主义的集中爆发。

因此，社会若想避免民粹主义频发的根本办法在于调节社会主体之间的经济权力结构，避免社会经济资源过度集中到少数经济主体手中。尤其关键的是，经济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会增加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扭曲，其结果可能会迫使底层民众通过暴力方式强制改变社会权力结构，这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郭中军.网络民粹主义与传统政治共识的解构[J].学习与探索，2012（9）.

[2]林红.论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J].学术界，2006（6）.

[3]刘益梅.难民危机与欧洲民粹主义崛起探析[J].学海，2016（4）.

[4]张屹山，等.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通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萨托利.民主新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篇13

“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大的缺陷就是追求经济学非人本的‘纯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与真理性就在于其人本性”[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本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实践都要求建立人本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观念，并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加以实施。

一、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实践“人本”观的基本要求

“人本观”的基本内涵是以人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按照这一要求必须在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实践以大学生为根本目的的人本观。其基本要求如下：

其一、以培养大学生素质为根本目的。以人为目的，实质就是以人的素质发展为目的。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必须以大学生的素质培养为根本目的。为此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目标不应仅限于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传授,而应既传授系统的经济学科学知识, 更着力培养学生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技能和技巧，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念，塑造其完整健全的人格，发展和培养其劳动素质。免费论文参考网。

其二，以充分发挥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为基本任务。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把学生看作是接受知识的容器,却忽略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发挥。其结果是教师教得艰难，学生学得乏味。实际上，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真实进程是由师生共同完成的,教师应积极地引导学生成为知识的“参与者”和“发现者”。

其三，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为基本标志。课堂教学可以说是一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而所有的劳动归根到底都是生命成本，即劳动力的付出，“如果将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将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

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就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2］。因此提高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效率实际上就是节约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与大学生的生命成本，提高其生命活动的质量。

其三、以融洽师生情感为基本要求。在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师生的交往,不只是经济学知识等信息的传授交往,更重要的是心理的交流,情感的交流。因此在课堂教学中, 应坚持“人本”观，将师生关系视为一种互相教育、互相感染、教学相长的关系，应尊重学生的意见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而不搞“一言堂”和“唯我独尊”。

二、提升教师教学素质是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实践“人本”观的基本前提

在大学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教师是教的主体，其素质自然是“人本”观实践于课堂教学的基本前提。那么教师应具备哪些素质呢？

其一、教师应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价值性）的统一。意识形态性（价值性）使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诸如收人分配等利益关切问题，“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3]。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师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业务索质，而且必须同时具备高尚的思想品质。另外政治经济学教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师德。师德不仅仅是职业道德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大学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灵魂。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要依法从教，更要以德从教。

其二、教师应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必须具备普通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识，教育专业知和教育实践知识，尤其是必须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底。这就需要教师力戒浮躁情绪，认真系统地深人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通晓和掌握其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同时还要具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的知识。事实证明如果不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就无法真正讲好政治经济学，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伟大历史地位。免费论文参考网。

其三、教师必须具备教学创新能力。政治经济学是直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服务的，因而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内容更新速度很快。免费论文参考网。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教学创新能力。为此，教师必须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淘汰陈旧的理论观点、思维习惯和研究范式，紧跟学科前沿的最新动态，把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技术及时吸引并有效地应用到课堂教学中。

其四、教师必须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结合现代教学设计理论，更新教学技巧，优化课堂学习环境和教学过程，提高学生课堂学习质量与效果。

三、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实践“人本”观的基本要求

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实践“人本观”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笔者将其作如下概括：

其一、认真备课。一要灵活、适时调整教案。在课堂教学中往往会出现与原来备课时的设想及实际不相符合的情况。遇到这些情况,教师就应灵活处理,随时调整教案,而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二要根据经济实践适时变更教学内容。应根据实践的发展删除重叠和过时的内容，增加最新科研成果和前沿知识。三要全面规划、重点突出，精心设计教案。完整的精心设计的教案对每一章节都要形成系统的授课思路，要抓住每一章节的重点和难点，指出学生可选用的参考资料，课后需要重点学习和研究的有关问题。还要认真搜集相关案例素材。

其三、精心授课，努力增进课堂教学氛围。精心授课，努力增进课堂教学氛围的基本要求是做到课堂教学的“三讲”：讲清楚，即向学生准确、清楚地传授政治经济学知识；讲生动，即将思想性和趣味性相结合，尽量使学生轻松愉快地获得更多的经济学知识；讲深刻，即适当介绍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与实践动态，尤其要通过介绍教师本人在教学、科研中的一些思想，以开拓学生的思维，启发学生的思考。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应注意将理论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化，尤其要以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去解释理论。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通晓我国现行的方针路线和经济政策；深人实际，调查研究，丰富自己的阅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在课堂教学中精神饱满，谈吐优雅，进述生动的，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板书的字迹优美、工整洁净、布局合理，充分发挥板书和徒手画的作用。

其三，积极探索、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寻求有效、新颖适用的教学方法，如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来揭示教学目标，可使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接受和储存教师输出的教学信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选择适当的教学手段。如在课堂上恰当地使用多媒体课件,通过可视、可听的教学材料可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改进教学效果。而适当组织讨论课则可使学生在热烈的课堂氛围中加深对一些基本原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贺汉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本性分析［］．太原：生产力研究，2007．6

[2]马克思．资本论（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