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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
灾害与文化
本届论坛的一个主要议题为“灾害与文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再思考。小仓和夫介绍说，这次大地震对日本部分地区的文物造成毁灭性破坏，一些村落的整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不幸遇难，给该地区传统庆典、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人类文明受到自然灾难的严重挑战，如何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小仓和夫指出，在自然灾害面前，文化不仅仅是被保护、被抢救对象，更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受灾地区来说，除物质救助外，精神支持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发挥文化的力量。他结合这次日本地震谈了四点体会：一是灾害可以唤醒人们的防灾意识，引发人们对文化保护的重视；二是灾难可以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作品；三是应鼓励民众参与对灾区文物、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四是在灾后信息披露方面政府和媒体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小仓和夫的发言引起各国与会代表的共鸣。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不仅是受灾国一国一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损失。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加快对人类文化遗产抢救的步伐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
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
三国代表在充分认识到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应加强民众对文化交流的参与，引导民众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三国友好组织都举办了许多民众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以提高民众的认知度和参与感。三国代表表示今后可以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一是三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汇聚民间智慧与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民间保护方案；二是在艺术领域，应挖掘三国艺术共同点，并做比较研究和交流；三是在环保领域加强合作；四是旅游方面，进行三国旅游线路的开发。
三方代表还提出，民众应与政府、媒体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突出强调青少年参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2
吴伯雄发表了演讲。他表示,本届论坛以深化与推进两岸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为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经贸与文化是连接两岸的两座桥梁,缺一不可,现在该是搭起文化桥梁的时候了。要共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创建两岸文化产业合作的平台;要加强教育交流,开放大陆学生到台湾求学,承认大陆学历,同时鼓励两岸学校与学生之间展开研究与教学合作,推动交换学生计划;要推动媒体合作,为两岸同胞搭起资讯沟通的桥梁。希望与会人士能够集思广益,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发展提出新看法、新视角、新思路。深信本届论坛必将获致丰硕且具有前瞻性的方案与计划,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为两岸人民情感的融合,再度扮演强而有力的推手角色。
本届论坛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中国国政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为主题,围绕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拓展两岸教育交流合作等三项议题展开研讨,并将举行一场两岸经贸合作座谈会。
论坛开幕式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和中国副主席林丰正共同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运录、文化部部长蔡武、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湖南省省长,中国副主席蒋孝严、吴敦义,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以及无党联盟主席林炳坤等出席开幕式。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两岸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经贸界等各界人士、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代表。两岸文化、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和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负责人作为特邀嘉宾、特邀专家出席了论坛。
人民日报长沙7月12日讯,文化部、教育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人,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期间,公布了多项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政策措施。
文化部部长蔡武表示,大陆文化主管部门正在制定并将适时出台惠及台湾演艺界的政策,如鼓励台湾业者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艺经纪公司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等。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说,教育部决定,参加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且考试成绩达到台湾一流大学录取标准(顶标级)的台湾考生,可直接向大陆高校申请就读,经学校面试达到录取标准即可入学。鼓励、支持两岸高校通过校际交流合作,实施互换学生计划,并相互承认学分。
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在专题研讨发言时公布,允许台湾有线电视网络服务公司,在福建省提供有线电视设备和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将把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作为两岸出版交流试验区,支持两岸业者以版权贸易形式合作出版科学技术类期刊。
7月12日下午,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长沙落下帷幕。贾庆林和吴伯雄出席闭幕式。
贾庆林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对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贾庆林表示,从去年12月第四届论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的轨道上又取得了新的积极进展,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各项交流不断深化,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逐步扩大。展望未来,我们希望继续按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基本思路推进两岸协商,推动实现经济关系制度化和经济合作机制化,拓展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积极推进两岸民间往来。我们深信,只要两岸双方不断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努力创造条件,也一定能够逐步破解两岸关系中的其他难题。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两岸同胞共同选择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前景是光明的。让我们一起努力,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携手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吴伯雄在讲话中表示,经过与会人士的热烈参与和讨论,本届论坛圆满成功,获致丰硕成果。论坛首次为两岸文化与教育的代表人士建立直接沟通与对话平台,使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未来,尤其是中华文化能够屹立于全球多元文化之中并发挥领导角色的愿景,更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坚忍不拔的民族,中华文化是最具包容性的文化。两岸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源自同一祖先,不仅使用相同的文字、语言,更拥有相同的文化。21世纪是两岸合作共创新局的契机。期盼下次再聚首时,此次论坛的具体成效已能甜美收割。相信两岸透过畅通的对话平台,必能携手共创未来,为中华民族打造新盛世。
蒋孝严宣读了“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共同建议”(全文另载)。
代表主办单位作了小结。他说,本届论坛内容丰富、气氛和谐、成果显著。论坛形成的“共同建议”,是与会各界人士集思广益的结晶,充分体现了两岸各界的共识。“共同建议”揭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两岸文教交流合作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了文化和民族认同是凝聚两岸同胞共同意志的根基所在,提出了加强两岸文教交流的总体思路,为推动两岸文教交流迈上新台阶描绘了蓝图,也为今后两岸协商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打下了基础。
钱运录、蔡武、张春贤、、林丰正、吴敦义、郁慕明、秦金生等出席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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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下午,贾庆林在长沙会见了吴伯雄和应邀出席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部分台湾人士。
贾庆林高度评价吴伯雄为推动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作出的宝贵贡献,并转达了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贾庆林表示,全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任重而道远。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既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还要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有力的精神支撑,凝聚起两岸同胞的共同意志。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有责任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通过全面加强文教交流合作,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不断增进两岸文化、社会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大融合。
吴伯雄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得到了两岸人民的支持。两岸人民同文同种,同属炎黄子孙,应该加强文化交流和感情融合。由国共两党有关方面举办的论坛,已成为两岸各界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这次来参加论坛的台湾方面代表,人士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数是其他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这是十分可喜的。希望论坛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3
关键词 ：文化导入；高校；日语文化教学；跨文化交际
DOI:10. 16083/j. cnki.22 -1296/g4.2015.08.030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8-0066-02
单词、语法都掌握得很熟练，可与日本人交流时却经常让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学日语的学生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思维方式的不同所致．因而，仅靠语言本身来研究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结合日本特定的文化背景去学习日语，才能掌握日语的精髓，说出地道的日语。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质量将直接影响语言能力和商务能力的培养”。所以，在日语教学中导人文化教学至关重要。”所谓文化导人，就是在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引入该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内容，使社会文化融人到语言教学中”。卡希尔说，人是文化的动物。他的这一观点也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沟通和融合打开了一扇门。
在外语教学中导人与语言国相应的文化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观点已被各国教育界所认可。但是，受到教学大纲、教材、教师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的日语教学中，偏重听说读写练的教授模式还普遍存在。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也可以取得国际日语能力一级考试证书，但应用能力相对薄弱，最明显的就是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组织语言来表达日语，出现与日本人交流受阻的现象。本文拟在分析日语文化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矛盾的原因的基础上，探索实践日语文化教学的有效措施和方法，构建日语开放式的文化教学模式。
一、文化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矛盾的原因
（一）《大纲》的问题
目前，中国高等学校日语专业主要还是依据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来设置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而《大纲》对如何培养文化理解能力、丰富学生的社会文化知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要求及标准，只有一个抽象的渗透概念。这也说明如何在现行高校日语教学中导入文化教学和用何种方式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还没有得到中国日语教学界的重视。
（二）现有教材的问题
在当前出版发行的日语教材中，在基础教学中以图像或音频的形式融入日本文化的教材很少，在日语教学中介绍日本的生活、文化、交际等的教材几乎没有，这很不利于现代语言教学的开展。
（三）教师的问题
现在不少教师没有认识到文化教学在基础日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且没有把文化教学融入到基础教学之中，依然按照老式的听、说、读、写方式来训练语言技能。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化是除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之外的“第五技能”，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使其不能很好地将文化教学融人到听、说、读、写等基础技能训练中去，“教师如果没有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文化素质，必然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失”。
二、改进的方法
（一）调整《大纲》刻不容缓
现行《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对培养文化教学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具体教学内容和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可借鉴2000版《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如“在课堂上开展具有语言交际性意义的任务型学习活动”、“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等。
（二）重新制定及编写教材
要想让学生不用中国式思维去理解日语，就必须在基础教材中加入文化讲解，使语言内容与文化内容并存，只有全面、透彻地理解了具体文化，才能促进学生文化意识的形成，才能使学生用日本人的思维去思考日语。同时，教材中的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应该被置于一种对比的构架之中。
（三）提高教师的文化修养势在必行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是文化素质的培养。要想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教师的文化修养格外重要。例如：可以定期派教师去日本进行短期进修，让教师积极参与到日本商务活动中，有意识地引进有实际跨国工作经验的人才，鼓励教师参与到与日语文化相关的课题中，定期组织一些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讲座等，通过此类方式提升教师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跨文化交际的双向互动性要求教师首先要深刻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提高自身传统文化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日本社会文化教学融入到基础教学之中。
三、文化导入的教学实践方式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4
一是民间交流。两岸民众共同参与是海峡论坛的一大特点，也是其“民间性、广泛性、社会性”的具体体现。从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的上万名台湾同胞来看，更多的都是来自民间的基层民众，其中来自岛内最基层乡镇、村里的普通民众占了八成，中南部乡亲约占六成，许多人从未来过大陆，打破了去年的8000人纪录。
另外，参与界别更加多元、广泛、齐整，包括了台湾25个县市。活动在邀请工商企业界、文化教育界等界别基础上，扩大邀请闽南族群、客家族群、少数民族和行业代表及民间社团人士：在邀请台湾知名人士、社会精英的同时，邀请更多的台湾基层民众和妈祖、关帝、保生大帝、陈靖姑、开漳圣王、延平郡王等民俗信众。
二是两岸互动。海峡论坛是专门为两岸民众开展交流、增进了解、加强合作而打造的新平台，凸显平等参与和双向互动。因此，无论是充分展示闽南文化、妈祖文化、客家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的内容设计，还是注重群众流和扩大交流活动受众面的文化产业对接，都让所有参与论坛活动的民众和其他普通民众共享文化盛宴，感受交流氛围，融洽彼此感情。可以说，以海峡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元素为桥，本届海峡论坛处处营造并体现两岸互动、交流合作、多方参与的亮点。
三是基层对接。论坛突出民众参与这个主体，让两岸百姓当主角。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深化两岸基层民众的交流，扩大基层参与面，开展基层各界别的对口联谊，促进基层对接常态化，争取形成更多的合作共识和成果。比如，漳州的开漳圣王及部属后裔回漳谒祖进香活动上，4对漳台开漳圣王庙宇对接“兄弟庙”、“义结金兰”，漳州与台湾“十姓百村”成功联谊对接：21日-22日在三明举行的海峡两岸乡镇对流大会，是本届论坛最有特色的两岸基层乡镇对接交流活动：20日-23日的武夷山朱子文化节，也以两岸基层联谊为渠道，开展福建南平市与台湾县市、乡镇、学校的对流。
四是海西先行。把两岸交流愿景与海峡西岸发展议题相结合，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支持海西建设《意见》以及一系列中央惠台政策，研讨海西率先探索、率先实践等举措，充分发挥福建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如两岸航空运输发展圆桌会议、两岸金融合作与发展研讨会、平潭旅游开放开发等3场政策研讨活动，即切中海西对台交流合作先行先试的议题。
开启两岸民间交流的崭新大门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5
一 序言
通过文献调查发现,国内对视频会议的研究大多处于技术开发层面,而在应用层面,尤其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报告十分罕见。
日本有几则视频会议应用于教育方面的成功事例。宫地等[1]在日本国内的两所学校围绕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了视频会议交流,结果,学生的就业意识、判断能力、讲解能力等显著提高,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关心也有提升。耕和大浦等[2]分别与海外学校用英语进行了视频会议交流,反映出的共同问题是很难把握提问的时机,很难了解对方的情况,但总体上对远程交流有着较高的满意度。通过以上研究事例,可以得知,视频会议交流是与外校学生进行交流与合作学习的有效手段。
为了研究如何通过简易视频会议装置和母语进行国际交流,并测定其效果,中国东北师范大学的王以宁研究组和日本冈山理科大学的宫地研究组从2007年开始进行了视频会议交流。总结07年的实践工作后,双方对交流工作中的成绩和一些不足进行了充分讨论,为提高后面工作的水平形成一致意见[3]。在08年的交流中,对通信技术系统做出改进,提高了双方交互质量。此外,在交流内容和活动上也都作出了进一步调整,提高了两校间远程交流学习的水平。这里,介绍2008年的实践过程和结果。
二 实践内容和方法
2008年11月17日～2008年12月22日期间,东北师范大学和冈山理科大学,进行了定期的(每周一次)国际视频会议交流。使用的视频会议系统是Windows Live Meeting简易装置。交流计划和内容如表1所示。参加人员分别是东北师大王以宁研究组硕士生11人和冈山理大宫地研究组大四学生5人。交流情景如图1所示。
在国际交流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通常国际交流中使用的是英语,但是,日方学生不能用英语进行自如的对话,中方学生也更擅长用母语进行表达。因此,交流中导入了一名翻译,翻译工作由精通汉语和日语的作者中的一人担任。这样一来,中方就可使用汉语、日方则使用日语,即双方使用各自的母语交流。
交流的目的是,通过与国外同专业学生进行交流,加深对毕业论文的理解,提高相关能力和意识,了解对方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通过及时的提问,扩大研究视野,了解文化和研究方面的差异。
实施方法是,在交流之前,翻译人员将学生的研究内容记述文件用对方语言翻译出来,然后用网络传递给对方每一位学生。在2007年的交流中,研究内容只写在Word文稿中传给对方,以此进行介绍说明。而2008年,则是前半部分将对毕业论文的介绍用Word文稿进行整理和介绍,后半部分是用Power Point做成课件,以此进行发表说明。这种交流方法尚无前例。
通过交流前的调查发现,两国学生的发表能力都比较弱。为此,2008年度的交流中,正如上面所述,新引入了基于Power Point课件的发表活动,并要求学生们对发表活动进行评价。交流之后,观察分析学生们的能力有无提高。
如表1所示,本次交流使双方每一位学生都具有了发表和评价的机会。发表内容是各自的毕业论文内容,学生将其整理出来,并用PowerPoint课件进行介绍。翻译人员将课件进行翻译,在交流之前传给对方。发表是用本国母语进行8分钟左右的说明,然后接受5分钟对方的提问,最后外国学生和本国学生共同对发表者进行评价,同时,发表者也做一个自我评价。
评价内容由“(1)题目合适吗?(2)背景合适吗?(3)文字大小合适吗?……”等8项关于课件制作方面的评价项目和“(1)发表容易听懂吗?(2)能脱稿进行发表吗?(3)声音能听清楚吗?……”等7项关于发表方面的评价项目组成。评价标准是“1.不合适,2.有点不合适,3.一般,4.比较合适,5.十分合适”等五个等级。
三 能力意识调查及其效果
在交流前和交流后分别对相关能力和意识进行了调查,通过比较分析前后的变化可以得知交流的效果。同时为了了解能力和意识是通过哪些活动而提高,在调查能力和意识的变化时,要求填写受益的活动,活动包括2008年新添加的发表活动、评价活动等30种活动。进而观察分析交流结果,提取受益的活动。
以中方11名学生和日方5名学生作为对象,要求学生们将个人的学习欲、发表等方面的能力意识变化,用九段评价法进行评价。其评语范围是[1.完全没有,3.有一点点,5.一般,7.较多,9.很多]等九个评价等级。因学生人数较少,所以选用Wilcox on检验法分别对两国学生的43个项目的交流前和交流后(第七次交流后)的评定值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1 对中方学生们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对中国学生进行Wilcox on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全部43项问题的平均值在0.1%水平下,存在显著性差异。可以认为,中方学生整体的意识和能力提高了。
之后,还对每项问题的交流前后评定值进行了Wilcox on检验。下面对0.1～1%水平下有着显著差异的28项进行分析。本次实践分别以Word和Power Point整理并发表了各自的研究内容,并且进行了及时的提问和回答,所以,中方学生的“(15)发表能力”显著提高了。通过国际交流,了解了日本学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所以“(5)课题设定能力、(29)创造能力”显著提高,并意识到“(41)与国外学生进行交流有收获、(39)了解他人的研究,可拓展思维”。通过将研究内容分别以Word和Power Point两种方式整理并向国外学生进行说明讲解,“(14)解说能力、(10)对相关信息的整理能力、(13)将自己的想法用文章以外的形式表现的能力”显著提高。并且意识到了“(33)向他人进行说明可加深对毕业论文的理解、(32)向他人进行说明是很有意义的”。另外, 本年度的实践,对每次发表活动都进行了互评和自我评价。通过这些评价活动,“(18)正确评价自己能力、(19)正确评价他人的能力”显著提高。
另外,通过与国外学生做及时交流和现场提问,“(16)提问能力”显著提高,意识到“(31)整理疑问是很有意义的、(36)向他人提问可拓展思维、”。每当发表结束时,被国外学生提问,然后对提问进行相应的回答。通过这些活动,“(20)自我纠正能力、(14)解说能力”显著提高,并意识到“(38)回答提问可加深对毕业论文的理解、(34)被提问可加深对毕业论文的理解、(37)被他人提问可拓展思维”。
中方学生国际交流,提高能力同时“(4)计算机应用意识、(1)对计算机的兴趣或关心程度”也提高了。另外,通过围绕毕业论文的七次国际交流,“(30)对视频会议系统的关心程度或兴趣、(25)成就感、(22)实践能力、(7)对所学知识加深理解的欲望”也都显著提高。最后普遍反映出“(41)与外国学生交流有收获”“(42)即使不懂得对方语言,但通过翻译也能理解”。
2 对日方学生们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对日本学生进行Wilcox on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全部43个项目的平均在显著水平0.1%下,具有显著性差异。可以认为,日方学生的总体意识或能力显著提高了。
之后,还对每一项的交流前后评定值进行了Wilcox on检验。对表3中的5%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变化的四项进行说明分析。因为,08年度的实践分别以Word和Power Point整理并发表了各自的研究内容,并且进行了及时的提问和回答,所以,“(15)发表能力”显著提高了。因为,通过翻译者的翻译和参考文献理解对方的研究内容,而且文章的每一段都停顿一下,给予提问的机会,所以“(16)解读他人讲话的能力,提问能力”显著提高。同时,通过有效地提问得到有关毕业论文的及时回答,进而“(36)提问可加深对毕业论文的理解”。因为,发表要在指定的时间内进行完成,而且在发表后,能够得到国内、国外学生的及时评价,所以,“(6)计划能力”也显著提高了。
另外,日本学生也反映出“(41)与外国学生交流有收获”“(42)即使不懂得对方语言,但通过翻译也能理解”的倾向。
3 对受益活动的分析
为了寻找能力与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能力意识是如何提高的,在交流结束后的能力意识调查中,要求学生们填写相应的受益活动,然后分别对两国进行横断面分析(Cross-section survey)和集群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
从横断面分析来看,中国学生认为受益的活动是,“22.回答毕业论文的相关问题(15.3个/人,共168个),30.评价他人的发表(14.4个/人,共158个),32.将研究用PPT进行总结(10.2个/人,共112个)”居多。集群分析结果是,上述活动“22”、“30”、“32”各位一个群,其余的活动组成一个群,总共分为了四个群。
日本学生认为受益的活动是“30.评价他人的发表(11.8个/人,共59个),31.用Word总结论文内容(8.2个/人,共41个),19.对毕业论文进行说明(6.8个/人,共34个)”等活动居多。集群分析结果是,上述活动“30”、“31”、“19”各分为一个群,其余的活动组成一个群,这样共分为了四个群。
四 总结
介绍了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和日本冈山理科大学在2008年共同进行的基于母语和简易视频会议装置的国际小组交流过程及其效果。与2007年比较,2008年主要新增加了发表活动和评价活动。
经过七次的基于母语的国际交流,两国学生均认为,“(41)与外国学生交流有收获”,“(42)即使不懂得对方语言,但通过翻译也能理解”。由此,再次验证了即便使用简易视频会议装置和母语进行国际交流,也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能力和意识,促进学生的研究活动。
总结问卷的“自由回答”中的陈述,日本学生在发表结束之后,从听到汉语的提问,到翻译成日语为止,并没有感觉到异常或漫长。中国学生也是同样认为。这说明,基于母语也完全可以很流畅地进行国际交流。
从交流的效果和学生们的反馈中得知,即便使用简易视频会议装置和母语进行国际交流,通过相应的活动,能促进学生的多种能力和意识。今后将继续开发和实施不同的交流活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其他能力意识。
参考文献
[1] 地功, 成喜.テレビ会交流による路意を育成するみ[J].教育システム情学会,2006,23(4):197-203.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6
一、中日韩合作概况
五、社会人文领域
二、政治安全领域
六、展望
三、经贸财金领域
序言
中国、日本、韩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三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进入21世纪，三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密切，惠及三国人民。
1999年，中日韩领导人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举行会议，三方合作迈入新阶段。
经过十多年发展，三国对话机制日臻完善，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了解与信任逐步加深。三国确立了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经贸联系日益密切，人文交流更加活跃，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不断加强。中日韩合作已成为三国巩固睦邻友好、拓展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今年中日韩合作协调国，将主办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今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国民交流友好年，中韩建交20周年和友好交流年。值此之际，谨以此手册回顾三国友好交流历程，展现务实合作成果，展望未来广阔前景。
一、中日韩合作概况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2000年，三国领导人决定将会晤定期化。2002年，三国领导人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此后，三国领导人原则上每年在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迄今，在10+3框架下三国领导人已举行11次会晤。
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在日本福冈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三国并决定，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
2009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纪念三国合作十周年。2010年5月，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展望了未来十年三国合作发展。2011年5月，在日本遭受严重灾害的情况下，三国在东京举行了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拓展了地震、灾害、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今年，中国将主办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2002年，三方将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文化确定为5大重点合作领域，2007年又将财金、科技、物流、卫生、旅游、青少年交流等6个领域列入重点合作领域。目前中日韩已在20多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涵盖了三国经济、社会各个层面。
中日韩合作达成多个重要文件，主要包括《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新闻声明》(2007年)、《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2008年)、《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2009年)、《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2010年)和《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2011年)。
经过十多年发展，中日韩合作已建立起较完备的合作体系，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外交、经贸、科技、文化等18个部长级会议和5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2011年9月，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韩国首尔建成，将为三国合作提供优质、高效、专业的服务和支持。过去十多年的成果证明，中日韩加强合作，符合三国和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中日韩合作。中国国务院总理出席了历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会晤，中国积极参加并主办了中日韩框架下各领域部长会、高官会和司局级会议，在众多领域倡导、主办或参与了形式多样的合作项目，推动三国合作不断走向深入并逐步走向机制化和规范化。中国为巩固三国合作基础、提升三国合作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政治安全领域
(一)伙伴关系
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提出，三国将面向未来，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2009年10月，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明确提出，三国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2010年5月，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表示，将推动三国合作达到新高度，使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更加巩固。2011年5月，第四次领导人会议提出，将进一步加强三国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近年来，三国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对话，开展政策磋商，拓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增进了解，扩大共识。三国在经贸投资、财政金融、交通物流、信息通信、海关、知识产权、标准计量等领域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促进经济融合。三国积极探讨在循环经济、科技、环境、农业、水利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三国积极开展社会人文交流，扩大文化、教育、旅游、人事、卫生及民间合作，逐步增进国民感情，巩固三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三国各部门共同努力之下，三国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日益提升和深化。
(二)政策磋商
亚洲政策磋商
在2011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议举行三国亚洲政策磋商，日韩予以响应和支持。2012年3月，首次中日韩亚洲政策磋商在北京举行。三国高官重点就亚洲地区形势、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三方认为，举行亚洲政策磋商，及时就亚洲事务沟通协调，有助于加深对各自亚洲政策的了解，有助于增进信任。三方同意保持磋商势头，继续探讨在亚洲事务上加强沟通与合作。
非洲政策磋商
举行中日韩三边非洲政策磋商系2007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时达成的一项共识。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非洲政策司局级磋商在日本东京举行。目前磋商已举行四次。三方就各自对非洲政策及合作情况、非洲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看法，取得良好成效。三方均认为，中日韩非洲政策磋商有助于加强三方在非洲事务上的沟通和协商。三方将继续利用这一平台，增进在非洲事务上的相互了解，扩大共识，共同促进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拉美政策磋商
2004年，中日韩三方合作委员会(外长级)提议举行三国拉美政策外交部门司局长会议。2006年4月，首次中日韩外交部拉美司司长磋商在中国北京举行。目前磋商已举行五次。三方重点就拉美地区形势、各自对拉美政策、与拉美国家关系等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并探讨三方在拉美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磋商为三方就拉美事务增进了解、相互借鉴、增信释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增进三方关系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合作。
随着拉美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日韩三方对拉美事务将更加关注，同拉美国家在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将进一步加强。继续就拉美事务开展交流是三方共同需要和愿望，三方将保持和加强这一机制。
反恐磋商
为落实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加强三国反恐合作的共识，2011年3月，中日韩首次反恐磋商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三方重点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打击海盗、网络安全及三方具体领域合作等交换意见。三方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韩反恐磋商机制，三方可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反恐领域的重大问题、各自反恐政策深入交换意见，就各自关切的问题及时交流信息、协调行动，同时促进三方职能部门间的合作及专家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丰富中日韩三方合作内涵，维护三国共同安全利益，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三方商定于2012年在日本举行第二次反恐磋商。
(三)非传统安全
灾害管理
为应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三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灾害管理合作。2009年10月，三国举行首届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隔年轮流在三国举行，现已举行两届。三国商定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一是建立互访交流和会议机制，逐步建立共同访问灾区机制；二是加强信息共享，共享灾害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政策信息，共享灾害信息和巨灾风险研究成果，共同构筑灾害风险防范体系；三是加强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开展三国间的灾害管理人员培训，建立三国在灾区现场开展救援、保护居民的有效合作机制；四是加强卫星灾害监测，共享减灾地球空间数据。目前三国正在积极落实上述共识。
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海啸、核泄漏特大灾难，引发三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援助。当年5月在东京举行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中、韩领导人专程前往日本灾区慰问受灾民众，展现了三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睦邻友好关系，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政府和人民应对特大灾害的信心和决心，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今年，三国将在秘书处的协调下举行首次中日韩救灾合作桌面演练，以提升三国协同应对灾害的能力。三国正在为演练预做准备。
地震科技
中日韩地震科技合作始于2003年，中国地震局、日本气象厅和韩国气象厅于2004年至2006年举行了三次地震减灾三边会议，随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迄今，共举办过五届会议，并在此框架下开展了地震海啸数据准实时交换、信息处理技术、重大地震研究、人员交流等多方面合作。
2011年10月，中日韩三国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东亚地震研讨会，共有来自三国及泰国、印度、蒙古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个国际组织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形成《北京共识》，并决定启动东北亚地震、海啸和火山联合研究项目。
为进一步推进中日韩地震科技合作，中国地震局今年将在北京召开第六届中日韩地震减灾会议，并开始实施东北亚地震、海啸和火山联合研究项目。
核安全
为推动亚洲区域核安全合作，三国于2008年启动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机制，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由三国核安全监管当局轮流举办。高官会目前已举行四次。
2011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第四次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上，三方签署了“中日韩核安全合作倡议”，确定将建立合作框架，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在地区和国际合作中发挥领导性作用，并承诺在地区核安全标准、区域应急响应机制和监管能力等领域开展合作行动。倡议的签署是三国核安全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地区核安全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在核安全监管领域的良好合作机制和信息交流平台，为促进本地区核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执法合作
中日韩执法部门同为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机制成员，也都是东盟警察组织的对话伙伴，三方在上述合作机制中保持着良好沟通与合作。
2007年6月，第27届东盟国家警察首长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警方建立国际合作负责人会晤机制，并举行首次会晤。三方通过此机制，就提高区域执法合作水平、加强在打击跨国犯罪领域的合作、加强人员培训合作等交换了意见。此外，三国职能部门在法庭科学领域也开始开展合作。三国消防协会建立了协商会议机制，就消防学术与技术交流等问题进行定期磋商。
(四)地区和国际事务
中日韩三国就东北亚形势保持着密切沟通，积极致力于通过对话和协商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致力于与其他各方密切合作，推进六方会谈进程。
作为东亚重要成员，中日韩三国在东盟+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合作机制中保持着良好合作。三国积极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致力于推动东亚自贸区建设和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作为世界重要国家，中日韩三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平台内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携手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三、经贸财金领域
(一)贸易投资
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成效显著。三国间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多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900多亿美元，增长超过4倍，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在中国贸易伙伴中分别位居第四位和第六位。日本、韩国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11年底，日本、韩国累计对华直接投资分别接近800亿和500亿美元。
中日韩经济贸易部长会议是促进三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2002年9月，首次中日韩经济贸易部长会议在文莱举行，此后原则上每年举行。2010年5月起，三国经贸部长会议开始在三国轮流举办。目前已举行8次。今年5月，第九次会议将在中国举行。
2002年底，在中方倡议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同意就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开展可行性研究。2003年至2009年，三国研究机构对自贸区给三国产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形成了共同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可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区域内市场，推动三国经济融合，实现三国互利共赢。2009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尽快启动由政府、产业、学界共同参加的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达成共识。2010年5月，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正式启动，经过三方共同努力，2011年12月研究完成，并发表了联合声明。目前三方正在积极协商尽快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根据2003年《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的联合宣言》，2004年起三国政府相关部门就商签中日韩投资协定进行了多轮研究和磋商，并于2007年启动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目前三国共举行了13轮谈判，已就投资协定文本达成一致，有望近期正式签署。
泛黄海中日韩经济技术交流会议于2001年正式启动，是三国间唯一由政府、经济团体、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次区域合作机制，重点探讨三国相关地区在贸易、投资和科技领域的合作方案。会议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今年9月，第12次会议将在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
中日韩工程商务圆桌会议由三国工程承包行业组织和企业共同参加，旨在加强三国在工程承包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第一次会议于2011年10月在日本东京举行，三方讨论通过了首次圆桌会议的《联合声明》。第二次会议将于2012年下半年举行。
自2009年起，在三国领导人会议期间三方举行中日韩工商峰会。峰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共同主办，目前已举行三届，每届会后都发表共同宣言，就三国合作未来发展向领导人提出工商界看法和政策建议。工商峰会作为领导人会议一项配套活动，有助于为领导人会议的举行营造良好氛围，同时搭建起三国工商界之间、工商界与政府之间对话交流的平台。
(二)财政金融
中日韩三方财金合作十分密切，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逐步成为深化东亚区域财金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三方在财金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以财长机制为主，其下设财政及央行副手、司局长、工作层及研讨会等多个层面的平台。三方财长每年定期会晤(一般与10+3财长会相连举行)，就10+3财金合作的具体倡议协调立场，并讨论三国共同关心的财金问题。中日韩三国财政和央行副手、国际司局长和工作层也不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区域财金合作进展，为每年的财长会做准备。在三方的积极推动下，东亚财金合作不断深入，在建立区域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自2012年起，三方财长会议改为财长央行行长会议。
2011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中日韩三国财政部继续深化协调与配合。在中日韩财金合作框架下，重点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立场协调：一是在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区域危机救助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CMIM建立危机防范职能；二是进一步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取得进展；三是大力推动10+3财金合作未来重点领域研究，目前研究工作已取得进展。
自1996年起，三国央行行长一直利用共同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举行中日韩央行行长年度会议。2008年12月，三国央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了3次。会议主要就三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此外，中日韩三国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等区域性框架下保持沟通与合作。
(三)交通物流
交通运输
2006年9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首届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会议签署了《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决定建立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会议机制，每两年轮流在三国举行，并确定了12项具体行动计划，由三国分别主导4项，包括交流信息、消除物理障碍、开展联合技术研究、加强港口合作等。
2008年5月，在日本冈山召开的第二届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未来工作计划，三方确定了中日韩运输与物流合作的三大目标：建立无缝物流系统、发展环境友好型物流业、实现物流安全与高效的平衡。会议决定将合作范围扩大到航空物流领域，将会议名称从第三届起改为“中日韩运输与物流部长级会议”。
2010年5月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三届中日韩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签署了《第三届中日韩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提出了建立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的倡议。在2010年12月召开的中日韩运输及物流发展论坛上，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NEAL—NET)正式成立。网络的组织机构包括指导委员会、理事会和秘书处，秘书处设在中国杭州。目前，三国物流信息共享服务接口已成功开通，三国试点港口中国宁波一舟山港、日本东京一横滨港和韩国釜山港基本实现船舶动态信息的互联共享。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将于2012年7月在韩国釜山召开。
(四)信息通信
信息通信是中日韩重点合作领域之一。2002年9月，三国信息通信部长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信息通信部长会议机制，目前会议已举行五次。2011年1月第五次中日韩信息通信部长会议确定三方将加强政策交流，开展物联网、云计算、网络安全、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中日韩信息通信部长会议机制下，三方在第三代及下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及RFID／感应网络、网络与信息安全、开放源代码软件、电信服务政策、2008年北京奥运会通信等领域开展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
(五)海关合作
2007年，中日韩三方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为三方海关加强在地区性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目前，三国海关共召开了四次领导人会议。2011年11月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经修订的《中日韩海关合作行动计划》，对三方海关合作方向进行了规划。目前，三国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下设4个工作组，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组、海关执法与情报工作组、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工作组和海关手续工作组。三国海关在上述四大领域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开展了密切合作，取得良好成效。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三方制订了《中日韩三国海关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即《零假冒计划》)，在加强综合信息和个案信息交换、立法和执法实践交流、提高公众意识、与权利人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执法合作领域，三方达成了《执法合作和情报交流的行动计划》，并切实围绕行动计划确定的内容，在打击商业瞒骗、走私等方面加强情报信息的传递和使用，开展案件协查，共同打击了跨国走私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果。三方将继续进行磋商，共同提高情报信息交换的效率和质量。在AEO互认领域，三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AEO互认合作，中韩海关签署了《AEO互认行动计划》，预计将在2013年形成中韩AEO互认安排。中日海关也制定了AEO互认路线图，并正在开展双方AEO制度对比。在改进海关手续领域，三方制定了《海关手续改进工作计划》，确定了海关手续工作组的工作重点与目标。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中韩、中日海关分别签署了《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合作备忘录》，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方海关通过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就地区贸易安全与便利、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效促进了本国乃至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对世界其他区域海关问的合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六)知识产权
2001年9月，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日、韩特许厅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三局局长会谈，确立了“中日韩三国知识产权局局长政策对话会议”机制。2007年，第七次三局局长会议首次审议通过“三局合作路线图”，确定了三局未来合作的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2011年，第十一次三局局长会议更新了合作路线图，并签署了《中日韩三局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共同声明》，标志着三国知识产权合作进入新阶段。
自建立知识产权局长会议机制以来，三国知识产权局在自动化建设、专利审查对比研究、人才培训、制度建设等方面开展了有效务实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各自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同时，该机制还积极探讨与东盟开展合作，并就其他国际知识产权热点、焦点问题交换意见，为亚洲区域乃至国际知识产权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七)标准计量
东北亚标准合作会议是中日韩在标准化领域的三边合作机制。该会议最初由韩国标准协会提出，自2002年以来每年由中日韩三国轮流主办，到2011年已举办十届会议。三方还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开始同期召开中日、中韩和日韩双边会议。成立之初，由民间主办、政府支持，三国通过该平善了标准化领域合作的运行机制。目前，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已实现了从最初的民间交流到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转变，提升了三国实质性参与国际和地区标准化活动的能力和水平。
为落实2010年5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韩国发表的《中日韩标准化合作联合声明》，2010年12月，三国标准化管理机构在日本签署了《中日韩构建标准合作框架谅解备忘录》，一致同意成立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常务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三国标准化合作的规划与协调。第十一届东北亚标准合作会议暨2012年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常委会会议于2012年4月在中国成都举行。
自2003年起，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中日计量合作备忘录、中韩计量领域合作议定书的基础上，加强了中日韩计量领域三方合作与交流。每年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召开计量研讨会。
由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国家计量院联合发起“亚洲标准物质联合研发计划”(ACRM)旨在通过强强联合及技术资源互补，联合研究和开发确保化学测量可靠性和溯源性的有证标准物质，为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技术支撑。2005年8月，三方共同签署了《亚洲有证标准物质协作谅解备忘录》。2010年10月，又重新签署该谅解备忘录。2005年5月，中日韩三方共同完成了《中日韩计量学名词术语》的出版工作。
四、可持续发展领域
(一)循环经济
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是三国可持续发展领域重点合作项目之一。建设示范基地是中国在2009年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倡议，会议发表的《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提出探讨建立示范基地，为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而共同努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本经济产业省、韩国环境部建立了工作层沟通渠道，商定将首先在中国选址建设。
(二)科技
目前，中日韩科技合作主要有三国科技部长会和科技合作局长会两个机制，均为每两年一次，在三国轮流举行，参加方为中国科技部、日本文部科学省和韩国教育科技部。截至2012年2月，双方已经举办了2届部长会及5届局长会。第三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于2012年4月在上海举行，第六届三国合作局长会将于2013年在华举行。
在2009年第二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上，三方启动了联合研究计划以支持三国科学家开展联合研究活动，该计划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NRF)共同实施。截至目前，三方已共同支持了两期共六个项目，领域涉及污水处理、新材料、灾害预防、气候变化和节能技术。2012年4月，三方启动了第三期项目征集工作。
在第二次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上，三方还启动了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同意每年选定主题举行三国青年科学家研讨会，由中国科技部、日本文部科学省、韩国教育科技部轮流举办。2010年5月第一届三国青年科学家研讨会在韩国济州举行。第二届中日韩青年科学家研讨会于2012年4月在上海举行。
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中日韩加强科技与创新合作联合声明》和《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明确三国将努力推动合作，提高三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支撑三国经济社会发展，合力应对共同面对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为推动三国产业技术合作，2010年11月，由韩国倡议，中国科技部、日本经济产业省、韩国知识经济部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三国产业技术合作论坛。第二届三国产业技术合作论坛于2011年10月在中国举行，就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
韩国教育科技部于2010年在韩国济州主办三国绿色技术论坛，中国科技部和日本文部省均派人参加。后经韩方倡议，第一届三方共同主办的绿色技术论坛于2012年3月在日本东京举行。
2011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倡议成立中日韩可再生能源产学研创新联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汇聚三国合力，集成各方资源，促进共同进步。目前，中国科技部已向日、韩介绍了中方就建设创新联盟提出的建议实施方案。
(三)环保
中日韩环境合作是三国合作中起步最早、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之一。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是三国开展环境政策对话、共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自1999年三国环境部长会议启动以来，每年在三国轮流举办，目前已举办13次，每次会议均发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联合公报》，就重要区域和全球环境问题达成共识。
2009年6月召开的第十一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确立了环境合作的十大优先领域，即环境教育、环境意识与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协同效应、低碳社会和绿色增长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沙尘暴；污染控制(空气、水和海洋环境等)；环境友好型社会／3R／资源再循环型社会；电子废物越境转移；化学品管理；东北亚环境管理；环保产业与环保技术。2010年5月，第十二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十大优先领域和《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为三国开展具体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框架下，三国环境部门在十大优先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成果丰富的合作，包括建立共同打击电子废弃物非法越境转移机制、中日韩环境教育研讨会、中日韩环境教育培训、中日韩少儿环境共同读本、中日韩沙尘暴联合研究项目、中日韩绿色经济研讨会、中日韩3R研讨会、中日韩光化学氧化物研讨会、中日韩化学品政策对话、东北亚环境治理联合研究、中日韩环保产业圆桌会等。通过以上途径，三国在政策和技术层面的环境务实合作不断推进。
(四)农业
中日韩三国农业经营规模、农业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各有差异，加强农业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三国农业的发展，同时有助于提高三国人民的福祉，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粮食安全。
在2009年召开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达成了“探讨三国建立农业合作机制”共识。2012年4月，首届中日韩三国农业部长会议在韩国召开。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韩国农林水产食品部长官徐圭龙和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鹿野道彦分别率团与会。三国农业部长就粮食安全、动植物疫病防控、建立农业伙伴关系和其他全球及区域粮农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共同发表了联合公报。这次会议成功举行，标志着三国农业合作机制更加完善，三国农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将不断增加。
农业科技
2007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韩国农村振兴厅国家作物科学研究所及日本国家作物科学研究所互签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决定在三国轮流召开中日韩作物科学研讨会。2008年至今，已举办四届研讨会，推动和加强中日韩在水稻、大豆科研和产业发展等领域的交流，促进了三方农业科技交流。第五届研讨会将于2012年在北京召开。
2003年10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和日本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共同商讨未来三国在农村经济和农产品贸易等研究领域的合作，并成立“东北亚农业政策研究论坛”，迄今已走过8年的发展历程。
中日韩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加速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需求，下一步三国将加强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通过合作需求对接会等形式商定合作项目。三国将确定农业科技合作优先领域，在食品安全研究、可持续农业生产、小型农业机械引进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
渔业科技
自199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共同开展了科技人员学术交流工作，每年举办一次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截至2011年11月已召开了22届。中日韩三国水产专家已在研讨会上300多篇。研讨会对三国渔业资源养护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科研和管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6年6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在韩国釜山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为进一步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决定以后三方每年轮流召开一次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迄今已举办5次。
在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和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机制下，三国积极推进水产科技人员的交流。
在三方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三方机构按照共同制定的合作方向开展了合作研究。在气候对渔业及环境产生的影响、大型水母发生机制、减轻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环境压力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逐步形成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有力地推动了三国渔业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渔业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渔业发展对科技需求不断加大的前提下，中日韩三方应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拓展合作领域，在渔业增养殖研究、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及资源影响研究、水产品的安全性研究、大型水母的研究、低碳节能型社会构建的研究、沿岸生态系统与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等方面继续开展合作研究；加强平台建设，继续完善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和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两个机制，同时探索双边或多边联合实验室或试验基地等平台建设，促进开展合作研究项目。
(五)水利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频发多发，洪涝灾害、干旱缺水等水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日韩三国同属东北亚地区，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水利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与良好的合作。
2009年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表示将“适时启动水资源主管部长会议机制，重点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河流综合管理和水资源管理’议题的研究”。2012年3月，中日韩三国在法国马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日本国国土交通省、大韩民国国土海洋部关于建立水资源部长会议机制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确定“每三年至少举行一次”部长会议，具体合作领域包括政策交流对话、经验和信息共享、联合科研、能力建设和发表共同立场声明等。《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三国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日韩水资源部长会议机制建立前，三国在水利方面的合作主要在世界水论坛机制下进行。2006年3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四届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水利部、日本国土交通省和韩国原建设交通部联合举办了“洪水管理”、“亚洲季风区的河流修复”和“水资源信息系统”三场议题分会，并了《第四届世界水论坛中日韩议题分会联合倡议))。
2009年3月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水利部牵头举办了“特大自然灾害与水利基础设施风险管理特别分会”，日本和韩国应邀出席特别分会；在论坛组委会的协调下，中国水利部与日本国土交通省和韩国国土海洋部共同举办了“水与灾害”部长级圆桌会议；三方在水论坛期间签署了《中日韩三国水利部长关于水管理合作的联合声明》，表示将考虑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展联合研究，并适时举行中日韩三国水利部长会议。
2012年3月在法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三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中国水利部与日本国土交通省共同举办了“涉水灾害”部长级圆桌会议。
五、社会人文领域
(一)文化
自2007年首届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在中国南通举行以来，三国已形成文化部长定期对话机制，该机制为持续推动三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2007年至2011年间，三国文化部长共举行三次会议，分别通过《南通宣言》、《济州宣言》和《奈良宣言》等合作文件，并在扩大和加强文化艺术交流、推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强文化产业交流及深化三国青少年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进行合作达成共识。2012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将在上海举行，计划签署《第四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上海行动计划(2012年至2014年)》，适时启动评选“东亚文化之都”、联合举办“东亚艺术节”等项目。
由中国文化部、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日本经济产业省轮流主办的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是三国文化产业领域的一个重要合作项目。论坛于2002年在中国首次举办，自第三届起，形成三国副部长级会议机制，并被列入《中日韩合作行动战略》。该论坛重点合作项目包括三国文化市场调查、文化产业展会信息汇总、文化产业政策对话和文化产业合作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方案等。
2009年9月，三国在韩国釜山第八届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签署《釜山宣言》，并根据《宣言》成立了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的工作机构——中日韩文化产业合作联合工作组。工作组的建立标志着中日韩三方文化产业合作进入新阶段，是建立政府问国际文化产业合作平台的探索。
2011年，三国完成了《中日韩文化产业合作备忘录》文本的拟定工作。该备忘录确立了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产业方面进行教育及培训、专业人员交流、探索文化产品的共同制作与投资、相互参加国际文化产业展会、保护文化产品版权等方面的合作，是确定三国逐步扩大文化产业合作的指南。
(二)教育
1999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并一直致力于推进三国教育合作。2006年3月和2007年4月，中日韩先后在韩国首尔和中国北京举行了中日韩教育部司局长会议，探讨高层次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学生交流、语言教学等具体合作项目。
为推进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三国决定联合实施“亚洲校园”项目，旨在通过学分互认、学生交流等各种形式的交流项目，增强学校竞争力，培养亚洲下一代杰出人才。由中日韩三国政府教育部门、大学、质量保障机构、企业界等代表组成的“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已成功举行三次会议，就实施“亚洲校园”项目的指导方针、试点项目有关细节达成了一致。“亚洲校园”试点项目于2011年11月启动实施，2012年4月正式开始学生交流。试点项目将持续3至5年。
目前三国教育部门正在保持密切磋商，争取及早建立三国教育部长会议机制，以进一步推进三国教育合作。
(三)旅游
在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为主体的交流机制推动下，三国旅游部门及产业界在各个层面展开了密切务实的合作。
为落实三国领导人2003年10月发表的《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三国旅游部门签订了“关于建立中日韩旅游部门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推动三国旅游合作、举办三国旅游部门会议等合作计划。
2006年第一届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确认了《中日韩旅游交流计划》，即三国旅游交流规模力争从2005年的1200万人次扩大到2010年的1700万人次。该目标已如期实现。2010年，第五届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制定了2015年实现三国问人员交流规模达到2600万人次的新目标。
目前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已连续举办了六届，每届会议成果以《会议宣言》或《联合声明》等形式发表。
2007年，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增加了业界交流机制。自2006年开始举办的“中日韩教育旅游研讨会”也纳入部长会议框架之中，并由三国轮流举办，已成为加强三国青少年教育旅游交流的有效平台，为三国青少年通过旅游加强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年，第七届“中日韩教育旅游研讨会”将在中国四川省召开。
(四)人事
2005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日本人事院、原韩国中央人事委员会(韩国行政安全部前身)签署了《中日韩人事行政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中日韩人事政策网络，通过资料交换与三方轮流主办青年公务员交流、研讨会、联合研究等形式在人事行政领域开展合作。2010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了第六届中日韩人事部门首长会议，三方续签了《中日韩人事行政合作谅解备忘录》，确定中日韩人事部门首长会议和司局长会议由每年举办一次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六年来，中日韩人事政策网络已发展为比较成熟的合作机制。
(五)卫生
为降低传染病对本地区造成的威胁，2006年5月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在瑞士日内瓦签订了《中日韩关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合作意向书》，将应对流感大流行确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并以此为契机正式开启三方合作。2007年4月，在韩国倡议下，三国卫生部门在韩国首尔召开首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并形成年度对话机制。截至2011年底，共举办了五次卫生部长会议，签署了《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关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合作备忘录》和《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关于食品安全的合作备忘录》、《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行动计划》等3个合作协议。
随着卫生部长会议机制的建立，中日韩卫生合作领域从流感大流行逐渐扩大到传染病防控、食品安全、卫生信息和自然灾害卫生应急等领域。三国先后举办了多届中日韩食品安全论坛，传染病、非传染病防控论坛，并共同为实现本地区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开展合作。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海啸灾难后，三国同意加强在灾后卫生应急领域的合作，并分享了在处理核泄漏事故中卫生应对的经验。
(六)新闻、地方和民间友好
东北亚名人会
2006年2月，在韩国中央日报社的倡议下，新华社、韩国中央日报社、日本经济新闻社共同发起了东北亚名人会。作为中日韩三国的知名人士论坛，东北亚名人会旨在促进三国的民间交流，增进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自2006年2月以来，已先后在韩、日、中三国轮流举行过七次会议。会议从三国的经济、文化和学术界各邀请10位知名人士参加。钱其琛和中曾根康弘曾分别担任中方和日方代表团团长。现三方代表团团长分别为曾培炎、福田康夫和李洪九。
自发起以来，东北亚名人会为增进三国人民间的友谊、加深相互了解、扩大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渐成为三国间高层次、机制化交流的平台，受到了政界、商界、学界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新闻交流
中国人民日报社与日韩主流媒体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缔结了友好合作关系，保持了不定期人员交流，并且与其中部分报社合作举办过国际会议。
2011年9月，人民日报社在长春主办了主题为“中日韩媒体给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首届中日韩名记者圆桌对话会”。近百位来自日本、韩国的主要媒体负责人、知名记者及国内主流媒体负责人出席了对话会。对话会是中日韩合作机制确立以来，最具广泛代表性的三国媒体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三国主流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实了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实质内容并增进了媒体间了解。对话会今后将每两年举办一次。
人民日报社自2007年起举办“东盟与中日韩媒体合作研讨会”，邀请日韩主流媒体代表与会。迄今已举办过四届会议，增进了东亚主流媒体之间的交流。人民日报社还与日本朝日新闻社、韩国东亚日报社合作，举办了“中日韩文化论坛”，并分别合作举办过几届“中日文化论坛”和“中韩文化论坛”，为中日韩文化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促进了民间文化合作与交流。
友好城市大会
自1999年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韩国全国市道知事协议会(原为韩国地方自治体国际化财团)、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共同主办中日韩友好城市大会，在中日韩三国轮流举行，每年由三国建立友城关系的城市派代表出席，共商友城合作和城市发展经验，迄今已举办13届。经过多年努力，友好城市大会已成为三国地方政府交流与合作机制，为三国地方政府通过友城形式沟通信息、扩大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第十四届大会将于2012年7月30日至8月3日在中国昆明举行。
迄今为止，中国与日本已建立友城247对，与韩国已建立友城139对。
青少年交流
中日韩青少年交流领域主要有中日韩青年领导人圆桌会议(原“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和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
根据《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共同举办了两届“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自2006年起，全国青联正式成为该论坛的中方主办单位。目前，论坛已成功举办八届。该论坛由三国各派遣六名代表(分别来自各国的议会、政府部门、经济界、学术界、新闻界和青年组织)历访三国，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相关领域展开充分讨论，增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增进友谊。2012年起，“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更名为“中日韩青年领导人圆桌会议”，并将在三国举办第九届活动。
为落实总理关于加强中日韩青少年交流的提议，配合2007年“中日韩文化交流年”活动的举办，全国青联于2007年8月邀请日韩两国各100名青少年来华，与中国100名青少年共同参加第一届“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该活动受到日韩政府的高度评价。此后，日本和韩国分别作为东道国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目前该活动已形成三国轮流主办的态势，已成功举办五届。
佛教友好交流
佛教交流是三国民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提出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构想，用来概括三国佛教关系的过去和未来，得到韩、日佛教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与认同，三方共同决定定期召开“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大会”。1995年至1997年，第一次至第三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大会”先后在中国、韩国和日本举行，会后发表了宣言。每次会议三国均派出千人代表团出席，成为三国佛教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出席人数最多、内容最丰富、成效最好的多边友好交流活动。
根据大会提议，三国成立了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联络委员会，负责探讨落实大会决议。同时，三国选派出有代表性、权威性的人选，成立三个窗口组织，每年召开联络委员会会议。三国窗口组织分别为：中国佛教协会、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目前，三国会议已机制化，每年举办一次春季预备会议和一次秋季会议。1998年10月第一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截至目前，已举办了十四次会议。2012年10月，第十五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将在日本召开。
除定期会议外，三国佛教界友好交流具体事项包括：互相派遣访问学者、留学生，培养人才；举行学术交流会议，互相交换佛教书刊，加强信息沟通与交流；组团互访，朝拜佛教胜地；每年4月三国佛教徒都在本国植树，借以推进环境保护事业；选编三国佛教共同盛典以三国文字公开发行；互相派遣和接收修行体验僧人。迄今为止，中韩、中日之间的修行体验活动各自举行了5次。2012年秋，韩国、日本佛教修行体验团将来华进行修行体验。
六、展望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亚洲地区总体稳定，经济保持较好增长，地位与影响不断上升。东亚合作蓬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中日韩三国人口占东亚74％、世界22％，经济总量占东亚90％、世界20％，贸易总量占东亚70％、世界20％。三国进一步推进合作不仅有利于三国自身发展，还将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动力。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7
1995年全世界很多区域都在进行对于二战结束五十周年的反思和纪念。在这个年头里，和日本的知识界并没有表现出对于抗日战争这一事件的共同性立场，相反，除了少数有识者之外，在各种形式的合作中，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回避正面触及这段历史所造成的感情创伤，以知识的态度对待这段历史。于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潜在前提。与此相关，1995年也是中国普通公民又一次强化战争记忆、燃起民族仇恨的年头。各种形态的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回忆，使得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在感情上加深了与日本的对抗情绪。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它很快带来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要求，于是，中国人从日常生活到感情和文化选择，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既有的价值观念还在，但是它们已经被结构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序列里，从而发生着不同的作用。
当全球化被语焉不详地不断复制为一个既定前提的时候，有关全球化的了解反倒被搁置起来了。特别是全球化与"普遍性"、"国际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紧迫的任务被理解为与国际"接轨"，并由此衍生出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两种立场。但无论是哪种立场，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那就是全球化过程将带来的不是本土文化的开放或者消亡，而是本土文化的重新结构，在这个重新结构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实体性将要受到挑战。
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定义问题，而是在中国知识界普遍接受了全球化这一前提下所出现的一些基本状况；我认为，这些状况反映了某些误区的存在，它们集中地体现在"跨文化"对话的活动当中。实际上，在近年来中国的"跨文化"活动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多被理解为某种实体，开放文化和固守文化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强调了文化的实体性而已，因而，全球化的过程所带来的本土文化的自我否定和重新结构的可能性，被这种实体化的思维方式遮蔽殆尽，它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轻松的叙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过两年的准备，在1997年，在少数中国和日本知识分子之间，开始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对话过程。我们给这样一个对话的尝试命名为"知识共同体对话"。不言而喻，主要发起人和参加者试图在这样的对话中建立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共同性知识立场。这一尝试所试图面对的，则是在轻松的全球化叙述和谨慎的跨文化对话背后所隐藏着的、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社会与知识界之间的尖锐的文化冲突。通过对这种文化冲突的触及，我们希望能够揭示全球化认识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的误区，从而勾勒全球化文化互动的真实状态。我们非常清楚，文化差异的表述通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所遮蔽。这种遮蔽导致的后果恰恰是被遮蔽的差异和矛盾的深刻化和白热化。仅就中国和日本而言，在两国的知识界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一直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各种面目呈现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程度。但是，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之中，有一些被自觉回避的问题总是会以人们最不情愿的方式爆发出来；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战争历史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始终未能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中获得明确定位的问题。这样说倒不是意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讨论，或者没有得到注意，而是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和真实的表达途径。所以，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交锋往往会突如其来地爆发，又被突如其来地压抑。与此相关，如此频繁的文化交流，其实却是在非常狭窄的思路中进行的：所谓"专家式对话"是构成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只允许就一个方向展开话题，比如两国中国学家的交流或者日本学家的交流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交流只以话题所依赖的某一方文化为基础，而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则仅仅被视为背景从而被虚化或搁置，只有当讨论无法顺利进展的时候，文化差异才被作为"退路"提出来，它的作用又往往在于以文化特殊论堵住另一方发言者的嘴：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我们才了解。毋庸置疑，这样的模式没有给文化冲突准备余地，而且通常由于话题的设定是在一种文化内部，而这种文化又被视为是自足的，所以来自该文化的学者就无形中充当了"先生"的角色。也由于同一个原因，作为专家式对话的伴生现象，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常常会引起一些潜在的纠纷，而这些真正的文化冲突基本上被视为附加的问题被草率处理掉，从未构成讨论的主要对象。这使得跨文化交流的友好表象建立在极其虚假的层面上。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认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知识空间，把一直被遮蔽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问题推到前台，是一个迫切的课题。为此，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对话"的起点规定了如下几个基本的前提：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8
1.国内外日用化工新技术发展趋势
2.化妆品、洗涤用品新技术
3.新原料（包括香精香料及防腐剂）在日化产品中的应用
4.生物、生化及天然活性物在日化产品中的应用
5.日化产品的安全与功效性评价
6.行业法规与现代科学管理
论文要求：1. 论文字数以3000字左右为宜;2. 提交“论文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作者职称及所从事专业”（论文摘要限定150字以内）;3 .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要中英文对照;4 .上交论文一律用word格式发到学会电子邮箱;5. 论文征集截至日期为2007年 7月 30日。
论文评选：经专家委员会评选，对优秀论文，给予表彰奖励、颁发证书；对青年优秀论文推荐上报北京市科协。参加评选；所有获奖论文作者的名单登载在《中国化妆品》和《北京日化》杂志上；对征集的论文编辑成册，出版论文集。
收费标准：参加讲座的外企及有关单位按30分钟/场，每场收费2000元。论文集广告费：彩页 2000元，黑白（文字） 1000元。
交费时间：2007年 8 月 15日前汇至北京日化学会。
研讨会期间设有新产品展示：内容：日化产品、原料、设备、包装、OEM、新技术成果转让业务洽谈。
规格：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价格：1500元。报名截止时间2007年7月30日。
学会地址：北京市崇文区东四块玉南街32号
邮编100061
联 系 人：刘静安 胡翠兰
电话：010―67113081
传 真：010―67173252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9
Key words: verbal communication;non-verbal communication;exchange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0-0142-01
交际行为由语言行为和非言语行为两部分组成,交际礼俗包括这两种行为的交际规范。文化不同,交际行为互有差异,商务交往也各有不同的交际规范。举手投足之间往往就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特性的差异还常常引起文化误解和交际障碍。在不同的文化中,非言语所表示的含义不一样,因此,要用外语进行有效的交际,在听别人说某种语言的同时还得了解说话人的手势、动作等所表示的意义,这就是说,既要“听其言而知其行”,又要“观其行而知其言”。
身体的接触:在商务交际中,人们应当注意体触的方式以及体触行为与人际关系的文化差异。例如,在社交场合,文化不同,体触行为就有许多区别。在日本,一般朋友和熟人之间交谈时,要避免身体的任何部位与对方接触,即使是仅仅触摸一下也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
除了轻轻触摸外,再就是当众拥抱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两个妇女见面时拥抱亲热是很普遍的现象,夫妻之间或久别重逢的亲朋好友也常常互相拥抱。两个男人是否相互拥抱,各个国家的习俗不同。阿拉伯、俄国、法国以及东欧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里,两个男人见面后采用热烈拥抱,亲吻双颊来表示欢迎。但在东亚和一些说英语的国家,男人见面一般只是握握手,握手(shaking hands)这一身势语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表示同一个意思,即友好(friendly)。作为见面和告辞时“握手”已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但握手并不是一种全球性的礼节,在有些国家,握手仅限于特殊的场合,如在美国只有被第三者介绍后,被介绍双方才可握手;在日本,见面的一般礼节是相互鞠躬致意;在东欧一些国家则是相互拥抱、贴面,而不是握手。在交际中,最常见的体触行为当然是握手、拥抱和亲吻。除此而外还有其它许多体触行为。而作为交际者应谨慎对待,认真了解每一体触行为的含义及其文化差异。非言语交际行为既有表现性,又有社会性,而且多与文化相连。这是因为非言语交际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注意多积累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认真了解不同国家的非言语交际的含义及其文化差异。达到良好的交流目的。非言语交际作为一种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方式,不仅仅是一种非言语符号系统,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形态,折射出交际主体强烈的文化特征,它会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内涵迥异。
非语言交际行为,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往往负担着一定的重要信息,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它在整个交际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在跨文化交际中比语言交际行为所起的交际作用更大。它所起到的代替,调节甚至挽救交际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交际双方应不断提高跨文化非语言交际意识和非语言交际能力,正确得体地运用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手段进行跨文化交际,避免发生文化误解或冲突,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
日本人之间的交流方面,重要的不仅在语言,而且还在语言之外的东西,无论是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正式的商务活动,除了语言表达外,那些伴随着言语行为的所有非言语的要素都在向交际对方传达着某种信息。
面部表情是丰富的,因为它可以传情达意,然而,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变的表情却难得一见,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喜怒不形于色。在此,最具代表性的有[ジャパニ-ズスマイル](日本人式的微笑)日本人非常注重这种面部表情的运用。所谓的[ジャパニ-ズスマイル]是指日本人特有的没有深沉含义却和蔼可亲的笑容,日本人无论在与上司或同辈谈话或走亲访友时都面带笑容,即使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笑容,对此,《日本人的微笑》一书中这样写到:“对对方来说,最令人心情好的表情便是微笑”。
因此,一定要以最令人愉快的微笑面对周围所有人,这是惯例,是常规,向社会显示出精神饱满的状态,是生活的的规范,即使是在痛苦万分的时候也凛然地保持笑容是个对社会的义务。
这种标志性的微笑有好处也有很多弊端。好处是和别人交流时,不会因为自己个人的情绪来影响交流的氛围,即便自己心情有所改变,但只要不表现出来,别人也不会在意。但弊端却是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相同的微笑要在不同的场合下出现,常常会使自己活的很累也会给不知情的人带来误解,认为此人深不可测。必有防备之心。
笑在日本人心目中最初总是与美好相连的,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农耕稻种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稻谷离不开太阳的照耀,对太阳的渴望与追求,成了人们内心永恒的向往与冲动,如果用颜色来描述人们内心世界的光明和憧憬,那就是白色和红色(这两种颜色在日本被认为大吉大利)而在感情上的表现就是一种向着太阳的笑,因此在十分重视团体生活的日本人,将最简单也最容易表达的笑视为赠送给对方的第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在他们看来笑是一种通行证,一种愉悦众人的武器,是团体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调剂品,更是人们相互交流和沟通时的信号和语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人常用一种矛盾的心态克制着笑,并对笑过多地灌注了文化内涵和社会的约定俗称,反而使原本十分单纯和自然的笑变得复杂多样和神秘起来。
一个人即使日语说得很好,如果表情配合得不恰当,有时也会使意思的沟通受到障碍;反过来说,即使不用语言,如果非语言交流处理得很恰当,有时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得到很好的沟通。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日本人的非言语交际非常独特,了解这一点,跟日本人打交道就会方便一些,而且能避免一些误会。而且学习日语的目的就在于运用口语进行交流和沟通,这个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基础就是要理解对方的文化,并且尊重自己的文化,注重非言语要素在交际中的作用,并准确地运用这些非语言要素来传达信息,这样才能达到良好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等领导，国台办等国家有关部委和福建省领导出席了海峡论坛。
台湾方面有中国副主席洪秀柱、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人民最大党主席许荣淑等重要人士，全台22个县市代表，32家主办单位代表，31个界别代表和涵盖北中南部的基层民众上万人出席了海峡论坛。
本届海峡论坛继续坚持以“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因应两岸关系继往开来的新形势，在前三届的基础上巩固、创新、提高，突出民间性，办成了“顺大势、利两岸、惠民生”的盛会、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和著名品牌。
四大特点
第四届海峡论坛在活动设计方案安排上主要体现以下四大特点：
一是培育两岸民间交流特色品牌，不断扩大参与面。继续组织两岸青年、职工、妇女、科技专家等界别，以及影视、新闻出版、音乐、武术等行业举办论坛等交流活动。首次举办两岸乡镇交流对接系列活动，广泛邀请台湾基层农会、渔会、农田水利会、乡镇市民代表会、基层司法调解委员会、社区发展协会和乡镇公所的代表参加。
二是丰富祖地文化内涵，扩大两岸民俗交流。举办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陈靖姑文化、郑成功文化等两岸民间民俗文化交流。举办两岸民间宫庙叙缘交流会、开漳圣王文化节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活动，进一步密切闽台同缘、根脉相连的渊源关系。
三是进一步拓展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推动海西先行先试。举办海峡物流论坛等区域和行业交流合作活动，进一步深化两岸区域间、业界间对流合作，邀请台湾部分县市举办推介会，促进两岸经贸互惠合作，共同发展。
四是打造两岸民众嘉年华，营造浓郁的节庆氛围。继续办好台湾特色庙会、名优特产展销、闽台民间民俗表演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使海峡论坛真正成为两岸乡亲欢乐祥和的喜庆节日。
新的亮点
短短一周时间，万余两岸同胞一起逛庙会，祭“国姓爷”，“谈婚论嫁”，论道共同家园，商两岸乡镇交流合作……到处洋溢着浓浓的乡情、友情、亲情，到处充满着欢乐祥和的喜庆气氛。海峡论坛的动人景象，映射出两岸民间交流渐入佳境的喜人局面，也激发两岸同胞“长风破浪”“直挂云帆”的壮志豪情，作为两岸基层民众面对面、手牵手、心连心的“草根嘉年华”，海峡论坛连续4届成功举办，活动不断创新，内涵不断丰富，机制不断完善，成效日益彰显，书写了两岸民间交流史上的华丽篇章。
与往届相比，本届论坛呈现新的亮点：
一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岛内各大媒体聚焦的话题。第四届海峡论坛引起岛内各大媒体热切关注，并获得高度评价。台湾媒体纷纷表示，海峡论坛已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平台。台湾《旺报》刊发了《海峡论坛构建两岸和平平台》文章。台湾《联合报》关注到海峡论坛开幕晚会上两岸明星联手演出，飘出了浓浓的“台味”。文章还引用国台办主任的话表示两岸目前良好的局面，是由两岸同胞共同创造出来的，成果也由两岸同胞来共同享受，大家都是海峡论坛的主人，都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主人，也都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人。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1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2
外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生在跨文化领域进行沟通、交流以及开展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桥梁，日语教学的目的也正是如此。根据最近几年的实践研究和观察发现，目前很多日语系的学生都掌握着较扎实的日语基础，而且还能讲出一口流利的日语。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与日方进行真正的语言交流时，表现极为不适应，究其根本，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将语言交流与文化人为的分割开来，单纯的把语言当做工具，没有融入日本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二者结合不好，日语的真正熟练运用就无从谈起。对于这种现实情况，就要求我们的教职人员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除了理论方面的培训，还应从文化的导入方面入手，引导学生加深对日语及日本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一、文化导入的概念
所谓文化导入，就是在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化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的前提下，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引入该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内容，使社会文化融入到语言教学中。
文化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包含了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语言是其重要的一部分，并对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的语言行为是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探索到许多文化奥秘，不同的文化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外语教学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所以就应该立足于理解所学语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行为和观点，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那么，文化导入究竟指的什么呢？文化导入又被称为“文化移入”，结合日语教学的实际，本文将其定义为：在对学习者传授语言及语言结构知识的同时。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意义，发现隐含在其中的文化结构，设法让学生了解以及习得所学语言中隐含的文化背景和应遵守的文化规约，从而使学生获得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
日语教学中导入日本文化，能够让学生尽可能多的了解中日文化差异，让学生课后主动去认识中日文化差异，建立学习者自己的对比框架体系，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日语这一语言，同时避免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移植到日语表达中去，以日本人的思维去思考与运用日语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传统的日语教学一直强调挺、说、读、写、译等五项技能的训练，去忽视了文化因素对日语学习的影响。即使有文化课程的设置，也今单一的从文化角度进行知识的阐述，而从语言相关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教学实践的较少。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文化背景，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且其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对于跨文化的交流来说，语言与文化知识密是不可分的。文化知识的导入直接影响到语言教学的深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目前的教学与应用存在脱节现象
外语教师应该能够通过日常的教育工作得到这样的一种经验：语言的学习不仅仅是包括词汇量的增加，还包括实际的应用。只有把应用好，才能做好实际的文化交流，实现语言的真正掌握。但是在日常的教职工作中，很多教师都是把教学的重量放在理论的学习以及影视方面，然而应用方面的运用长期得不到重视，最终导致学习和运用脱节。
（二）促进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
学习日语这门语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得跨文化交际更加顺利的进行。众所周知，在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中，日语学习者是不可能只围绕日本国家的文化跟日本人大谈特谈的。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的互动交流，是交流双方在进行彼此国家文化的分享与对比的交流过程中相互增进友谊、相互了解以及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熟悉。当日语学习者在交际中遇到不会表达的本土文化知识时，就给本土文化提供了最佳的语言输入和输出的机会。
同时，本土文化针对语言学习者而言，是第二种语言的基础。由于中国与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国家，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交流源源不断，经久不息。然而在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与日本在行为、价值观、思维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增加对日本及其本土文化知识的学习，通过我国和日本文化对比，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学习。通过日语的学习，既能增加对日本文化和语言的学习，又可以有效提升民族自豪感，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三、目前日语语言教育中文化导入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单一
目前，日语的教学中普遍采用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和结构分析法，教师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了日语基础知识的传授上，课堂集中例解单词、精讲语法、辨析各种近义词的区别及分析各种语法现象为主，处理课后练习巩固复习为辅。对学生的非语言行为能力、文化辨识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学生不了解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知识，常常会出现一些看似正确实则不符合日本人习惯的误用。
另外，虽然不少学校也开始了“日本概况”“日本世情”“日本文化”等相关课程，学生也能学到不少关于日本文化的知识，但是这并不能够涵盖所有的日本文化知识，教师还需要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有意识和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导入。
（二）缺乏良好的文化氛围
由于长久以来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学生甚至老师还存在着考试成绩至上的看法，教师课堂上采用传统教学法，往往比较重视学生做题的准确度，学生也更加在意考试成绩如何。很多学生学了几年的日语，只知道“武士道”读作“ぶしどう”，“歌舞伎”读作“かぶき”，但是当问及武士道的内涵及歌舞伎的相关知识的时候，却知之甚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师在课堂上没怎么讲，也不涉及考试。
另外，我们绝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教师自身的因素，这甚至可以说是文化导入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教师自己对日本文化都不甚了解的话，谈何去给学生讲解？所以教师也必须多了解日本社会文化知识以提高自身能力。
（三）实践教学环节的缺失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比较强调词汇、语法的掌握，而轻视了实践教学环节。常常有很多学生考试成绩很好，词汇量也很丰富，但说出来的话却支离破碎，有的看似正确却不符合日本人的习惯表达。
四、日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策略
第一，选用正规的日本原版会话教材。原版教材简单易懂的对话自然会涉及到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日本人编写的教材，相比国内出版社的教材，对日本文化的渗透更加深刻，学生对日本传统文化与社会现状、人际沟通等方面有更深刻的了解与体会。原版教材中的会话为日本人编写，大多是日本人之间的对话，所以自然都遵守既定的文化行为，因此对话能够表达出他们正规的相互响应。日语教学初级阶段，应选择一定比例涉及日本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方面知识的日文原版书作为会话教材。有了这种教材，教师进行文化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就有了出发点，文化知识的导入就变得很自然。
第二，运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学手段。在传统的教学设施通常是黑板、粉笔、黑板檫。而现在包括专业的培训学校在内的都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现在的教学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学中文化导入的问题。教师的口头讲解不能直观的让学生了解教学内容，比如日语。而现在通过网络和多媒体很快捷的帮助学生了解到日语的文化背景，通过这些途径可以直接看见、播放相应的图片资料或视频影音，能让学生直观地了解“日本社会的风土人情、人际关系、思维方式等社会文化知识”。就比如，很多日语学习者都会看一些日语电视剧来学习日本的文化和语言语境的运用来提高自己的听说读写能力。
第三，积累相关日本文化知识的材料。教师应该大量阅读日本文学作品，同时鼓励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尤其是阅读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学习日本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因为无论哪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都是该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积累，是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内心世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社会交际等方面的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另外，要大量阅读日文报刊、杂志，除此之外，网上阅读是迅速获得最新知识的有效途径，也是了解日本当前社会动态、社会问题及社会关系的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教师和学生都可以通过网上阅读等形式，留心积累日本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有关文化知识的材料。
第四，课堂教学中的教师，必须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性，还要重视日语运用的恰当性。培养学生中日两种语言的对比语言学修养和中日两国的比较文化背景学方面的知识，减少汉语习惯对日语交际的干扰。另外，及时纠正学生的失误，对学生的语音、语调、表情、用词甚至手势等都要不断更正或提醒。在讲授知识文化的同时要加大交际文化导入的力度，增强学生的文化感悟和辨别能力。
第五，充分发挥日语外籍教师的作用。日语外籍教师地道的发音和表达，相对丰富的日本文化背景知识、适中的音速、适当的音量、抑扬顿挫的音调，都能对学生未来的语言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教师被派往国外学习，越来越多的外籍教师和语言专家来到中国讲学，各种流派的教学理论、教学方法被引进中国，外籍教师是国外先进教学方法的接受者和受益者，他们懂得学生在接受这些教学方法时的心理变化和必要的环境因素，能够及时地对这些方法进行调整和变通。
第六，运用实践教学，开展有益的课外活动。学好日语抓住几个关键，而发音就是关键之一，学生课堂上开口讲日语的机会不多，大都是老师在讲解。鉴于此，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说日语的机会。如：举办日语专题讲座、开办日语角、搞日语演讲比赛、编导日语短剧等，制造日语学习的人为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到的文化知识通过这些具体形式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以上是日语教学中导入日本文化知识的六种基本途径，无论哪种途径或方式的采用，导入的文化内容要与所学的语言内容、日常交际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同时也要考虑到学生今后要从事的职业性质因素，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和领悟能力循序渐进。教法要得当，内容要适度。
五、结语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镜像折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就体现在语言中。日语在各种外语中受到重视的程度逐渐加大，这也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我们学习日语，不仅要会怎么运用，而且要精通，这就需要我们对日语教学进行适当的改革，也就是把文化导入到教学过程中，使之成为语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让日语背后的文化背景展现在学生面前，既了解文化又能学习日语，一举两得，同时也能开拓了自身的知识面，满足了社会对跨文化国际交流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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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3
一、地缘文化与国际关系
近来,地缘文化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学者普遍认为,地缘文化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手段,其表现有三:
第一,地缘文化是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缘文化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在确定国家实力、制定对外战略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化因素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自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去研究国际政治。冷战结束后,地缘文化一词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频繁出现的概念,地缘文化以“软实力”的形式越来越在一国的综合实力的构成中占有重要位置。如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就曾明确提出,“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①。
第二,地缘文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地缘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从而地缘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地缘文化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容和目标。这是早期研究文化与对外政策关系的学者所普遍强调的,即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决定这种文化载体在对外政策中的特定文化价值观念。冷战结束以后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谓的国家的认同。文化的定位功能为确定对外政策提供了观察世界及自身的视角;文化的定向功能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文化的规范功能为对外政策的选择限定了范围;文化的认同功能为对外政策中确定与别国的关系提供了文化基础。其次,地缘文化影响决策者并通过决策者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外交政策是由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民族性的人来制定的。地缘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能够成为这个国家利益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代表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则反映了地缘文化需求。他们在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必然有意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的地缘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再者,地缘文化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地缘文化影响一个国家基本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而后者则制约着这个国家总的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最后,地缘文化影响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执行和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拥有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特色。
第三,地缘文化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关系对立和冲突的动因之一。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坚固壁垒迅速破解,社会理想的诉求和社会制度的认同逐渐被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追寻所取代,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在新一轮的世界秩序重构和各自角色认定的过程之中,依附于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②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性的认同危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重组过程当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亲缘性的杠杆作用,一切价值判断、行动准则及其正义性,莫不以文明形态的亲疏远近为依归,这差不多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中人人心知肚明的原则。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利益政治的过滤器,文化实体借助政治实体实现自身伸张,政治实体把所归属的文化价值的伸张视为自身的利益。也有的学者指出地缘文化既不是国际政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主要条件。地缘文化只为国际政治活动提供背景材料和活动舞台,诚然,关于地缘文化与国家间关系问题,仍是一个刚刚展开的论题,但是地缘文化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关系对立和冲突的动因之一,已经被大部分学者接受并认可。[ LunWenData.Com]
二、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7种文明划分,还是贝克“当代文化的空间分布构型假说”中的辩证———“三态世界”③ ,中国都被定义为儒教国家,并且和更大区域的东亚社会联系在一起。在相当普遍的认知当中,儒教已成为中国新的阵营标签。近年来,学术界提出过“东亚经济圈”、“华人经济圈”、“汉字文化圈”之说。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在其主持的现代化进程研究的系列成果中进一步阐述了东亚发展中的文化因素,使得东亚研究进入一个新领域,即文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再认识。实际上,华人经济圈也好,汉字文化圈也好,都不同程度地蕴藏了中华传统儒学的历史基因。在东亚的发展过程中,在置身于这种发展的社会的人的思维中,除了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的确需要正视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基因的存在。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事实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东亚崛起的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哲学上受儒学思想影响,在行为上均表现出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和西方价值观束缚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在离开其发源地的本土之后,在新的自然、人文环境下,突出了“和为贵”的儒家宽宏风范,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一体,迅速形成的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南洋儒学等,犹似移枝嫁接,成为同宗的不同品系,而且这些品系都是当地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不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幽灵(个别国度里确有幽灵式的存在,当然也只是在非主流社会的人群中悄然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为所在国的思想和文化财富,而在表现形式上则可以完全不同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思想文化。因为真正优秀的文化,是可以而且应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为人类的进步、繁荣作出贡献的。据此,笔者认为:第一,无论是儒家文化圈,还是汉字文化圈,都体现了一种超乎国界的价值内涵,只要甩掉政治的和民族的偏见,这种价值便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应有的体现。第二,只要真正认识到这种价值,经历过数千年的磨砺、荡涤洗礼的古老的中华文明便会在任何新的环境中焕发青春。第三,为了体现上述价值,承传优秀的古典文明,为了我们所在国度的更快发展,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通过汉字了解儒家思想精髓和文化内涵,是我们崇高的义务和历史的责任。经历了数百年贫穷、落后,饱受天灾人祸、战乱入侵和西方列强歧视蹂躏的东亚各国(曾以掠夺他国充实自己的日本例外) ,正在或已经走出曲折的迷途,转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由于他们共同的历史背景,加上分布在南洋各半岛、群岛上的数千万具有汉字文化传统的侨民及其后裔,使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愈见加强。应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优势。日本早已充分地利用了这个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地区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并有意识地移植儒学思想精华。可见,在世界范围内,汉字及其所依附的文化之发扬光大,遇到了难得的机遇。
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的,超国界的中华文化,推进了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反之,经济的发展必可带动文化向深层次演进。只要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华文化传播、华文教育、华文文学等事业,就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渐渐繁荣、兴盛起来。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不仅需要可支配的物质资源作支撑,同样需要文化的支持和道统诠释赋予的合理性。回溯历史我们看到,西方列强无不采用文化手段推行其殖民或霸权政策,牟取国家利益,例如“文化殖民”、“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扩张主义”、“文化霸权”等形式的政治扩张,无不是西方列强在推行强权政治时所制定的文化战略形式,西方的强权扩张因此披上了“神圣的”文化外衣。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外交也是如此,截然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战略,但是文化战略在地缘战略中的地位不容忽视,文化战略成为地缘战略中一个特殊渠道和特殊领域。鉴于文化战略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地运用各种文化因素,制定合理的、符合当今国际关系特征的对外文化战略,积蓄文化“软权力”,并以我国具有巨大影响力和优势的儒家传统文化,用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展示我国先进文化的风采;同时也应以坦诚的胸怀去吸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富营养,“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文化的自我保护与自觉扬弃相结合才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④。
三、中国在东亚地区地缘文化战略东亚各国目前也非常注重文化合作,例如东盟在建设经济共同体的同时,也正致力于建设“社会—文化共同体”。2008年12月正式生效的“东盟宪章”明确规定东盟共同体将由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组成。东盟公民通过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的共同体意识而相互交往,通过共同的地区认同结合在一起。为此我们必须制定东亚地缘文化战略,这是我们各项文化战略的一个方向。
(一)实施外向型文化发展战略
坚持以走出去为主,以当代为主,以进入国际主流社会为主,大力实施中华文化外向型战略。目前,我国与已建交的145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署了七百五十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这是指全球范围而言。东亚地区,是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地区,东亚的历史、文化、政治,甚至东亚经济现代化都深受我国儒家文化影响,因此在东亚地区,我们更应该贯彻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广泛地开展战略性文化交流,增进与东亚各国的互信和了解,尤其是宣传并取得东亚各国对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了解和支持。近几年的“中国热”是中华文明恒久魅力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充分体现。“中国热”是弘扬中华文化的良机,也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有效途径。目前,一些国家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国威胁论”,我们除了用和平发展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回应这些无稽之谈外,更应该注重用文化交流的手段,用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展现中国人民宽广博大的胸怀,用洋溢着东方神韵的哲学和智慧表明我们历来珍爱和平的愿望,化解无知和偏见带来的矛盾,把我们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信息传达出去。面向东亚各国主流社会,面向东亚各国公众,把一个真实客观、和平发展、朝气蓬勃的中国介绍给东亚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文化交流滴水穿石、润物无声的功能,才能让东亚各国正确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并喜爱中国。
(二)积极推动多形式文化外交
第一,设立专门文化推进机构,根据东亚各国的特征,战略性地制定有效的政策。以中央为指导,地方为生力军,驻东亚各国使领馆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为前方阵地,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意识。中央方面可以以签订各种协定的方式,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和东亚地区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和档次。例如, 2005年5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将加强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研发和信息共享。《备忘录》还规定各国应鼓励和支持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培养文化领域的人力资源以及加强文化企业的合作。这个《备忘录》的签订对中国意义重大。
第二,推行对东亚地区文化外交,重视、推进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文化外交”,可以定义为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公关活动。“文化外交”的突出使命就是在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的作用。2007年,中国在东亚文化交流又有大手笔,例如“2007 中韩交流年”和“2007 年日本中华年”,很好地宣传了中国灿烂文化,增进了与相关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况且,中国在东亚各国,尤其是日、韩两国的文化年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各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历史文化传统相似,不畏巨浪东渡扶桑的鉴真和尚,日本一批批的“遣唐使”,以及吟诵着唐诗的新罗文人,都证明了各国历史上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不朽业绩。中国目前致力于建设的“和谐世界”,可以说既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必然结果,也传承了东亚文明中“和合文化”的传统。“和而不同”,不仅是中日韩文化外交的原则,也是中国东亚地缘文化战略的指导原则。文化交流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将极大助推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融合。中国的文化战略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引导东亚各国共同致力于东亚区域合作。
教育交流是文化外交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以日本为例,目前,日本在华留学生数量不到两万人,中国留日学生八万人左右,教育部表示将制订一系列政策促进中日学生、教师进行交流学习,并鼓励中日双方共同培养留学生,为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创造良好的环境。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合作,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互信、互利的合作,从官方和民间双重角度促进中日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将为中日关系朝着持续改善的方向稳定发展而添加新的动力。这同样适用于中国与东亚其他各国的教育交流。
第三,普及汉语、传播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提高汉文化的影响力。现在汉语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并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外交和贸易领域的通用语言,有比肩英语的趋势。2004年起,我国教育部开始在境外建设汉语推广机构“孔子学院”,通过与国外的大学或者教育机构合作的方式,主要在国外招收学习汉语的人。这些孔子学院目前遍布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东亚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促进了汉语和汉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东亚各国逐渐认识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汉语的重要性,积极开展汉语教学。中国政府应泰国政府的请求,将协助其培养和建设高水平的泰国籍对外汉语教师队伍,派遣中国教师去泰国学校工作,并且免费提供教材。
(三)提高文化贸易规模与水平
国内外学者一般把文化贸易分为硬件贸易和软件贸易两种。一般来说,硬件指用来生产、储存、传播文化内容的器物工具和物态载体,如摄影器材、视听设备、影视器材、舞美设备、游戏和娱乐器材、艺术创造和表达的工具等,软件则指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动画片和故事片、印刷品、出版物、视听艺术、表演艺术、载有文化艺术内容的光盘、视盘和多媒体、娱乐、会展等,本文所指文化贸易主要侧重于软件方面。
中国目前的文化贸易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和水平都比较低。以2007年为例,我国出口总值为26 616亿美元,出口商品的种类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化工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等,服务贸易的出口总值为333. 4 亿美元, 占出口总值的0. 01% ,这其中电影和音像的出口总值为0. 3亿美元,仅占整个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的0. 1% ,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就世界总体看,文化贸易强国多为西方发达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过去二十多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迅猛增加。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美国、日本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东亚各国除了日本、韩国文化贸易能力较强以为,其他各国的文化贸易能力都比较低,但是市场广大,因而潜力巨大。
加快发展对东亚的文化贸易,对于我国东亚地缘文化战略和我国东亚整体地缘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对东亚文化贸易,有助于传播中国的文化理念,促进东亚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一般商品和文化特殊商品的双重属性。对于国家的对外文化贸易,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外交、外宣功能,传播了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就要求中国的文化企业不能只在国内发展,更要走出去,首先瞄准东亚市场。这就要求我们做大做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同时,提高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人员的能力,学好用好世界贸易基本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文化产业的自我崛起争取国内发展空间,使中华文化在东亚乃至世界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党关于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为我国在东亚的文化战略提供了契机,文化交流的任务是一方面紧紧围绕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和对外整体工作大局,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关系,巩固友谊、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共谋发展;另一方面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基本方向,支持和鼓励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参与东亚国际竞争。
(四)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国家文化安全一般是指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利益得到维护,个性化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择得到尊重,“个性文化”得到独立自主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鲜明的民族、国家和制度烙印的“个性文化”大体上可分为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类。所以国家文化安全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即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安全。针对文化安全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在与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保护我国文化安全:第一,在对东亚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也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这是增强国家文化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战略要点。”第二,正确对待各种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异质文化。与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目的就是互相学习先进文化,增进了解和信任,并非以意识形态划分交往对象和领域,因此应当正确地对待非社会主义文化和异质文化。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应该宽容地对待异质文化的价值观、理念、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尊重东亚各国人民的选择和追求,建立平等对话、沟通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的矛盾与冲突。[ Www.LunWenData.Com]
注 释:
①王晓德. 试论冷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 J ]. 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5, (12) :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