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决策篇1
一、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拓展以及全球化竞争的日趋激烈，大学决策变得愈来愈复杂，决策者因此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美国高校最早感受到了这种渴求。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院校研究应运而生，并在过去十多年得以大力实践和快速推广。这为大学将“数据驱动决策”（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理念融入到决策过程中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这一决策模式的使用对大学提高决策绩效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2010年共有普通大学、专门学院2，358所，比2000年增加1，317所；在校学生数是2000年的四倍。又如，高校的办学自愈来愈大，并已经不同程度地实施“多元共治”的管理模式。诸如此类的变化要求高校各级人员必须优化决策模式，调整决策思维，提高管理绩效。本文将介绍大学决策的理论背景，以及如何在大学决策中有效地利用“数据驱动决策”模式和院校研究成果来达到优化决策过程和提高决策效度的目的，旨在为中国高校进一步推广科学的决策模式，进而提高决策绩效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大学决策理论背景
大学决策所涵盖内容的广泛性和决策者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决策模式的多元化，且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早期的学者认为“”模式在大学决策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使用这个模式的决策者通过理性的过程来判断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选择最有利于组织目标的策略。但这个模式的前提假设是决策者须拥有决策过程赖以依靠的组织信息、相关的职业技能以及制定决策的权威，这也是“”决策模式中决策者应该具备的理性认知能力所在。不难看出，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的个人意向和主观见解有先入为主之嫌。第二种模式是“学院型”模式。这种模式是将大学视为由个体和不同的群体组成的“集团”，如管理层、教师等。每个成员或者群体拥有不同的专长，在组织内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他们所追求的大学发展目标相同。鉴于此，虽然他们在决策的初级阶段可能持有不同的主张，但为了共同愿望，他们会搁置争议、达成共识。在这个模式中，决策过程是一个“合意”过程，所制定的决策可能会代表大多数决策者的利益，但并不一定是“足够好的”或者“最好的”决策。第三种模式是“政治型”模式。Baldridge认为，大学的管理层、教师、学生各代表了一个“权力集团”或者“利益”群体，他们为了各自群体的利益试图影响决策过程。与“学院型”模式不同的是，他们的争端难以通过“合意”程序解决，而必须通过“扩散”程序完成，如对抗、折中、谈判以及法律手段。决策过程错综复杂，效率低下。第四种模式是“有组织的无政府型”（Organized Anarchies）模式。Cohen和March认为，大学由一群“有组织的无政府”机构组成。在这样的机构内，权利结构易变，组织缺乏运行目标，人们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决策程序无章可循，是随意性的。这种决策模式又被称为“垃圾桶”模式，决策方案多，但使用成效低。
毋庸置疑，上面阐述的四种模式在不同的大学背景和决策文化氛围中各有利弊，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基于“理性”35论（在四种模式中，“有组织的无政府型”模式包含的理性元素最少），因而它们共同的弱点是缺乏使用有力的决策支撑依据。事实上，Simon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强调，检索支持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要求投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而管理者实际上仅仅是以“有限理性”为基础，努力做“足够好”的决定而已。为了突破“有限理性”的禁锢，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许多部门开始对数据进行整合，努力从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来补充决策者的知识和智慧，为决策过程提供更有效的决策依据。例如，美国“研究与发展”项目（Researeh and Development Proiect，后来简称为RAND）在1948年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而独立后，成立了非营利的智囊机构，并开始利用数据分析结果为教育、环境以及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服务。这可能是较早的提供“数据驱动决策”支持的专业部门，尽管当时这个术语还不存在。又如，20世纪50年代，卡耐基技术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直接催生了计算机决策支持工具；1965年IBM公司360计算机的问世开启了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新纪元，为决策模式的革新提供了动力；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技术支持还属20世纪90年代左右诞生的“商业智能”理念及其后来的广泛实践。毫无疑问，计算机技术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成为决策者突破纯理性决策模式的推手。笔者将这个模式暂且称为“知会理性”（Informed Rationality）模式。美国大学的院校研究几乎与计算机技术相伴而生，并与“商业智能”理念同步发展。这种以大学自查为目的的研究活动为前面阐述的大学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改进的条件。
需要进一步阐述的是，无论是以个人经验为主导的“理性”决策模式，还是以数据系统为支撑的“知会理性”决策模式，都面临决策绩效的评价问题。有学者认为，对决策绩效的评价应基于对“决策过程”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坚持“决策产生的结果”是评价决策绩效的关键指标。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强调，决策过程必须考虑决策所产生的潜在成果，因为这些成果实际上是决策者制定有利于实现组织目标的决策的前提。而决策一旦得以实施，人们将更关注决策产生的结果，而非制定这项决策的程序。行为主义决策研究者也辩解，如果一项好的决策过程更具备制定出好的决策的条件，那么从逻辑上讲，好的结果也更有可能出自于好的决策。因此，以决策所产生的结果为标准对决策绩效进行评价，实际上也暗含了对决策程序的评价。坚持以“决策过程”为标准的观点是基于“责任归因”的视角，即决策的执行结果并非决策者所能完全掌控，所以决策者仅能对他们制定决策的行为负责，也就是制定决策的过程，而非实施决策的过程及结果㈣。另外，坚持这一标准的学者也断言，好的决策程序更有助于制定出好的决策。有鉴于此，提高决策绩效的关键是提高决策过程的科学性，其策略之一是在决策过程中用数据分析所得的信息替性决策所依赖的决策者的自我认知经验㈣。事实上，早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学者就发现统计模型（如线性方程）对未来的预测比所有专家的自我认知判断都更加准确。这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有效地利用院校研究和“数据驱动决策”模式为大学决策者提供可以用来弥补和完善他们认知经验所缺乏的信息、知识和智慧，从而提高决策过程的“知会理性”效度和信度，进而提高决策绩效。
三、院校研究：数据熔炉、决策平台
院校研究最早兴起于美国，特别是1965年美国院校研究学会的成立为其发展壮大树立了里程碑。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实践和探索，院校研究已成为美国高校管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院校研究最初的任务是开展大学“自查”和“自我研究”，目前已拓展到“知彼”的研究领域，即通过与“同等”大学进行研究和比较，制定参照指标。无论是“知己”还是“知彼”，院校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大学的决策服务。根据调查，82%的美国院校研究部门负责人通过辨析决策问题、提供决策信息、评审决策实施方案等形式参与大学的决策过程。1999年，Volkwein从目的与服务对象以及组织角色与文化两个维度将院校研究的功能总结为以下四项：通过描述大学情况，院校研究机构扮演信息权威的角色；通过支持决策过程，院校研究机构扮演政策评价和分析的角色；通过向社会呈现大学的成功案例来增强大学的透明度，院校研究机构扮演信息者的角色；通过向大学提供办学绩效的证据和具有借鉴性的建议，院校研究机构扮演科研的角色。2003年，Serban提出了院校研究的第五项功能，即院校智能体系开发的功能，如数据系统的开发和管理、研究结果的总结等。在这项功能中，院校研究机构扮演知识管理者的角色。这项功能将院校研究的数据收集功能提高到信息的产出和知识、智慧的创造管理功能的层面。
显而易见，上面阐述的五项功能都与数据有关。因此，数据是院校研究的基石。若缺乏数据，院校研究将寸步难行。但原始数据本身对决策产生的作用极为有限。特别是在数据以指数形式增长的今天，决策者在使用数据时应更加慎重。因此，数据整合、挖掘、分析以及与决策背景有机融合，对提高数据的使用价值和成果极其重要。事实上，从数据到信息挖掘，再到知识创新和智慧凝聚是提高院校研究绩效的重要飞跃，也是院校研究在大学决策中发挥作用的关键途径。图1显示了数据、大学背景知识以及院校研究与决策者的接近程度之间的关系对院校研究绩效以及决策支持成效的影响。左下角的圆圈表示：在数据与大学背景知识没有结合，院校研究人员与决策者趋于零接近的情况下，院校研究的决策支持程度最低；院校研究从数据分析得来的信息只能回答“发现了什么”的问题。当数据与大学背景知识（组织结构、决策程序等院校事务）有一定的联系，院校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接近时，院校研究在决策中能发挥较好的作用；院校研究可以回答“是什么意思”的问题。当数据与大学背景知识（组织结构、决策程序等院校事务）紧密地联系起来，院校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有密切的配合时，才会出现多维度的决策支持模式，方能达到最佳支持效果；院校研究可以回答“能做什么”的问题。
无需赘言，院校研究既是决策的平台，又是数据的熔炉。或者说，院校研究既是集成，也是冶炼。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院校研究发挥的作用仍然是以服务为主，是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完善和强化他们凭借工作经验积累的可用于决策的知识和智慧。因此，决策者采纳什么样的决策模式仍然是影响决策绩效的关键因素。“数据驱动决策”模式即为最佳选择。
四、“数据驱动决策”模式：以史为镜、以据为策
“数据驱动决策”模式是指决策者以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所得到的信息和证据为依据制定决策的一种形式。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历史性数据的分析来预测未来。因此，“数据驱动决策”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史为镜”、“以据为策”。这个模式在工商业界的实践取得了可喜成功，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高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方面。
“数据驱动决策”模式的运行机制包括复杂的数据应用和整合过程。上世纪80年代由Ackoff提出的“数据一信息一知识一智慧”（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关系的“金字塔”模式对我们理解这一模式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架构有借鉴意义。数据居于“金字塔”底部，是人们通过对研究对象或者与解决问题相关的事进行观察、了解从而获取的有关资料。信息是对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加以梳理和整合，并对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所获得的资讯。只有将资料进行加工转换成信息时，数据资料才能发挥人们期待的作用，才能帮助我们回答和解决问题，并为我们提供制定相关政策的基本依据。知识是对信息进行深加工而得到的产品，是将信息的功能从单纯的“使用性”转换到“指导性”而衍生的一种更加有益的结果。更具体地说，人们通过应用信息实践，并把它们有目的地转换成知识后，就有可能掌握某一机制的运作程式，并拥有控制某一体系的“能力”，最终解答复杂问题、提高工作效率。智慧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使用上面阐述的“知识”并进行高度提炼和自我反省所得到的总结性成果。它在决策制定模式中发挥的作用是“由近及远，由表及里”。因此，“智慧”具有更加长远的意义，对制定未来发展规划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图2展示了“数据驱动决策”模式的运行机制，共包括五个步骤。第一步是明确决策目标以及所要回答的相关问题，并确定回答每一个问题所需要的信息。例如，在对某一专业课设置进行调整时，决策目标可能是优化课程设置。因此，学生注册课程的情况（如过去十年中每年注修课程的学生数）、对课程的满意程度、同类大学的专业课程设置体系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可能是决策者所要依据的重要信息。第二步是针对信息需求收集、整合相关数据。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大学拥有较为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用于提炼这些信息的大部分数据都可以从支持系统中整合，如注课学生数、课程满意度等。但在很多情况下，院校研究人员也需要从其他渠道收集决策支持系统所没有的数据，如同类大学的专业课程设置数据。第三步是对数据进行加工，提炼有价值的、可以用来支持决策的信息。例如，涉及专业课调整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可能包括：过去十年学生注修每门课程的变化趋势；不同背景的学生对课程的满意程度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学生是否期待开设新的课程；课程设置与其他学校同类专业相比在数量、组成上的差别；等等。需要强调的是，研究人员还要将这些信息与本校的发展目标以及办学特色结合起来，信息才得以在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四个步骤是向决策者展示信息。在获取上面的信息后，院校研究人员可以用图表、文字等形式通过电子邮件、会议向决策者展示结果。为了提高信息的实用性，院校研究人员通常也会参与第五个步骤，即实质性的决策过程。从“数据一信息一知识—智慧”的模式来说，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与职能部门共同总结经验、产生可以用于预测未来的“知识”和“智慧”的开始。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如图2下端的左向箭头所示，这个运行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每一步都可能对之前各部分的工作提出质疑和增加额外的数据需求，直到达到最佳效果；二是“数据驱动决策”模式的运行机制需要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和“商业智能”体系的支撑。计算机技术包括服务器、储存设备、网络等硬件设备以及构建数据仓储和数据分析的计算机软件（如Oracle、IBM等数据仓储开发软件，SAS、SPSS等数据分析软件以及Business Objects等数据用户使用软件等）。“商业智能”体系的数据应用和分析功能包括数据在线分析处理（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商业运行绩效管理（Business Performance Management）、基准分析（Benchmarking）、分析智能（Analytics）、预测分析智能（Predictive Analytics）、数据挖掘（Data Mining）等。
“数据驱动决策”模式在提高决策绩效方面有四大特征：通过“历史”判断未来，提高决策的长效和持续性绩效；通过“证据”制定决策，提高决策的科学和准确性绩效；通过“模拟”验证决策，提高决策的实践性绩效；通过“跟踪”评价决策，使决策更加全面、完善。院校研究的发展为“数据驱动决策”模式在高校中的推广奠定了“技术”条件，智能系统的建设为“数据驱动决策”模式的实施提供了“硬件”支持。不可否认。如何将“数据驱动决策”模式有效地贯穿在大学的决策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大学决策的民主程度），但能否有效地开展院校研究是问题的关键。
五、院校研究与“数据驱动决策”模式的“联姻”机制：加州大学的经验
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是加州大学的总部，是一个纯行政性质的管理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宏观管理10所分校的财务和正常运行事务，并支持各分校以及国家实验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更具体地说，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支持大学董事会、学术委员会以及校长办公室本身的决策运行机制。根据笔者多年的工作经验，从决策的角度来说，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具有很高的民主程度，权力结构属于松散型，决策者对证据极为重视。这些特征决定了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数据驱动决策”模式和院校研究在决策中的重要性。
（一）院校研究机构及工作职责
在2009年之前，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的院校研究部门类似于Volkwein在2008年所描述的“精细繁杂”模式，也就是说，从事院校研究的30多位工作人员分布在各职能部门。这种建制的优点是从事院校研究的人员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决策者。如前所述，院校研究人员与决策者的接近程度越高，其研究对决策的支持也愈加有效。笔者对此也有深刻体会。这种建制的缺点是：在开展一些综合性的研究项目时，各部门院校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往往有一定难度；另外，院校研究人员长期在单一研究领域工作，也会造成他们智能结构的失调，即缺乏院校研究所必需的对大学全局发展的认知智能。为此，2009年校长办公室进行机构改革时，将所有职能部门的院校研究人员合并，成立了专门的院校研究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属于中层领导，隶属校长直接管理，在编人员15位。院校研究涵盖五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招生政策与学生学业评价、入学管理、财务管理、人事制度研究以及大学科研项目分析研究。另外，院校研究办公室负责加州大学“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 System，简称DSS）的开发工作（具体实施工作由信息中心负责）。事实证明，重组后的院校研究办公室在提高决策绩效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院校研究办公室在2012年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将学术规划办公室并入院校研究办公室，成立了学术规划与决策支持办公室，在编人员扩大到20多位；办公室主任职务从中层升级为副校级，隶属教务长兼常务副校长管理。显而易见，这项变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进一步加强院校研究对加州大学决策支持的力度，特别是希望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这项改革实际上也反映了美国院校研究目前的发展趋势。例如，斯坦福大学新近成立了院校研究与决策支持部门。
（二）院校研究与“数据驱动决策”模式的“联姻”机制
图3展示了加州大学院校研究与“数据驱动决策”模式的“联姻”运行机制，包括五个步骤。第一步是确定目标。在通常情况下，大学董事会、各种委员会、校级领导、职能部门等需要制定政策或者寻求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时，会提出一系列与决策有关的问题，然后院校研究办公室与职能部门共同分析和研究决策目标以及相关的信息需求。有时，决策者也会直接要求院校研究办公室提供信息。第二步是收集数据。在了解了信息需求之后，院校研究办公室开始收集可以获取相关信息的数据。对绝大多数决策问题所需要的信息，院校研究办公室可以从加州大学DSS储存的数据中获取。但在许多情况下，院校研究部门也需要针对问题收集其他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加州大学的DSS储存了10所分校数以亿计的教师、学生、工资、财务、科研等方面的数据。系统由院校研究办公室和信息中心合作开发和建立。除此之外，院校研究办公室的内部分享数据库以及研究人员的个体数据库也储存了大量的从国家（如中学后教育综合数据系统IPEDS）、州（如基础教育数据）、考试机构（如SAT、ACT成绩等）等部门收集或者采购到的数据。这些数据与内部数据结合，为挖掘信息提供了庞大的资源。第三步是数据挖掘。这个过程是在不计其数的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的过程。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如何将数据的整合和分析过程以及分析结果与决策问题和大学的背景联系起来。为此，院校研究办公室在前面提到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配置了一位负责人。这些负责人都在各自分担的领域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不仅对该领域的数据系统了如指掌，而且谙熟大学的相关政策、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该领域的决策过程。第四步是展示信息。信息挖掘完成后，项目负责人需要向决策者汇报信息、诠释结果。目前，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所用的数据报告系统是Business Objects。用户以及决策者均可通过这个系统直接浏览和下载相关报告。但对一些复杂的分析结果，项目负责人需要通过会议向决策者展示。值得强调的是，在项目负责人展示结果时，决策者也希望了解信息挖掘的方法，并以此来判断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第五步是决策。获取信息后，决策者将进入实质性的决策阶段，院校研究人员也会参加相关的讨论过程，并随时解释信息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图3虽然没有明确显示，但这个决策运行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并且经常通过“模拟”来验证决策的可行性。
显然，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的院校研究与“数据驱动决策”模式达到了“高端联姻”的状态。虽然笔者暂时没有足够的实证性数据来量化“高端联姻”提高决策绩效的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和信息，如果没有密集的院校研究，如果没有科学、民主的决策文化，这种“高端联姻”终究无法实现，许多决策也几乎无法得以科学地制定。
六、总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院校研究以校本自查和同伴比较为出发点，以数据分析为研究基础，以提供决策支持为研究重任。院校研究是数据的熔炉，是决策的平台，为大学决策者“知己知彼”提供了有效途径。“数据驱动决策”模式是指决策者以通过对相关历史性数据的分析所得到的信息和证据为依据制定决策的一种形式。因此，“数据驱动决策”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史为镜”、“以据为策”。它有利于决策程序的合理化和科学化。院校研究与“数据驱动决策”模式的“高端联姻”对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式发展到“知会理性”模式的进程有所助益。它有助于减少“”模式中以决策者主观见解为主所导致的谬误，打消“学院型”模式中决策者必须权衡个体利益的顾虑，排除“政治型”模式中决策者之间的消极对抗情绪，改善“有组织的无政府”模式中出现的决策方案多、使用成效低的缺点。但为了达到二者的“高端联姻”，大学必须从决策理念、院校研究和智能体系的建设等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高效决策篇2
一、决策成本构成与决策成本影响因素
就本质而言决策者为决策的主题，一般决策者能力、认识以及把握时机的程度和决策成本有直接关系。首先，思维与成本。一般情况下，决策者自身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与思维水平对决策行动具有决定性作用。决策思维过程通常要消耗决策者大量时间和精力，若其思维出现一定片偏差，则最终会造成领导决策出现失误；其次，成本和能力。在形成能力的过程中也会有成本付出。领导决策时，其成本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转化，也就是说，将其像决策过程中转化。若领导具有比较强的决策能力，那么其决策成本就会降低，反之就会增加决策成本；再次，机会与成本。其它条件相同，机会就决定者决策成本，若能够将机会抓住，那么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抓住，那么就会导致一事无成。
决策费用是决策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决策费用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是论证过程所费。具体内容有决策方案论证所费、目标论证所费，这两部分是决策成本的关键。第二是决策实施费用。领导决策实施费用被称为决策成本的主要构成，主要包括物力、财力以及人力的支出，所以决策实施费用和整个决策成本有直接性关系。
二、决策成本公式
在分析了决策成本构成与影响因素后，能够得出决策成本公式，即：决策全过程所费/决策目标=决策成本。此公式的意思是，决策目标与决策全过程所费对决策成本具有决定性作用，决策目标相同，如果决策所费比较高，则决策成本就会升高。用公式表示：决策全过程所费=时间×（论证过程+决策实施过程+问题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时间。而决策成本可以用两个公式表示，即：公式一：决策成本=[（论证过程+决策实施过程+问题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时间+决策负效果]/决策目标。公式二：决策成本=[（论证过程+决策实施过程+问题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时间-超目标效果]/决策目标
三、领导在降低决策成本时必须把握的主要问题
就本质而言，领导主管因素和决策成本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所以领导者一定要将其能力与素质打牢，其素质和能力对决策成本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领导一定要主动、积极与科学决策需要相适应，对自身能力与素质予以全面提高。首先，必须提高其思政素质。也就是说，在领导决策过程中，一定要宣传政治，以形成一种正确价值观，针对科学发展观具体需求，领导在决策关键问题时，必须确保立场坚定，同时做到一切对人民负责的原则，以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其次，必须提高领导业务素质。不断适应于科学决策需求，需要领导一方面要成为其领域的专家，另一方面还要成为博学通才。一方面必须具备科学知识，而且还必须通晓经济学与现代管理学等新兴学科，对相关社会知识有所了解；再次是提高其信息利用能力。获取信息是决策成本的基础性活动，领导一定要不断提高其对信息的驾驭能力，确保信息的实用性。
因为决策过程与成本关系紧密，因此，领导必须严格遵守决策过程和原则，一般决策主要遵循的程序包括目标确定、问题发现、实施决策、方案拟定和决策跟踪等，其不仅具有相互独立性，同时又前后紧密相连。在对决策程序予以认真履行过程中，领导一定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所谓针对性原则，其实就是科学界定与诊断决策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
首先是正确认识问题。因为问题具有客观存在性，若领导不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或者说视大问题为小问题，那么正确决策的实施就非常不利，浪费决策成本。第二，必须准确发现问题。也就是说，领导一定要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明确问题本身所存在的范围和属性，同时意识到问题发展趋势和其存在状态。从根本上说，准确发现问题被称为决策正确与否的基础。其次是对问题予以精确界定。具体工作中，很多问题都是通过间接、直接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由此可见，领导必须要对问题具体情况实施综合、概括、分析、抽象和归纳等，以达到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目的。
（二）明确性原则指的是避免决策目标含糊不清
进一步确定和明确决策目标，被称为实施科学决策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对目标予以确定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首先，决策目标要保证切实可行，不然在投入大量物理、人力以及财力后，却没有达到规定的目标，最终浪费决策成本。其次，明确目标一定要具有目的性，而且一定要针对问题要害。如果解决的问题不存在，那么目标就不存在，最终就会失去决策方向。如果目标决策存在错误的方向，那么就会导致南辕北辙现象的出现。最后，要保证目标准确、清晰、具体，避免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否则下属就会无所适从。
（三）所谓实效性原则，指的是反对形式主义，求真务实
必须确保决策实实在在，容不得有半点虚假。即领导者必须要规避决策出现形式主义，一定要具备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相关决策效果与决策动机做到有效统一，将着重点置于求实效方面。
总而言之，有效降低决策成本，确保各决策机制之间均衡有效进行，对领导管理效益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高效决策篇3
继2015年“6・1”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之后，“8・12”天津危化品爆炸事件又一次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相应的是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又一次得到高度关注。应急处置的关键在于决策，决策是否恰当将影响着整个突发事件的后续发展，正确的决策有利于控制事态发展、降低灾害损失，而一旦决策失误，事件将会进一步扩大或将引发次生灾害。在非常规突发事件面前，常规化的处置程序、应急预案往往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 〕，非程序化或非常规化的决策显得极其重要。如何提高临机决策效率以快速有效地应对灾害情景首次出现的、没有预案或规范可遵循的突发事件，从而减少灾害及次生衍生灾害造成的损失，是现代应急管理亟需解决的问题。“8・12”天津危化品爆炸事件的处置体现了临机决策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天津港区一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在消防队员灭火过程中，现场发生爆炸。截至2015年9月11日，天津港爆炸事件共造成165人遇难。本次事件的应急处置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先期处置阶段、战术转换阶段、事态减缓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作出对其有着关键影响的临机决策，每个临机决策都对事件的发展、演化及终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笔者拟从临机决策视角分析天津危化品爆炸事件的应对管理，结合临机决策流程，提出临机决策效率的提高途径，以为非常规突发事件临机决策提供参考。
一、挖掘决策者临机决策能力，实现由无形到有形的释放
决策者对自身临机决策能力的挖掘是提高临机决策效率的重要途径。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例如，在火灾事故中，指挥员是灭火救援战斗的核心，其决策指挥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战斗的成败。因此，面对灾情环境瞬息万变的大型火灾等现代非常规突发事件，决策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临机处置能力。临机决策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其一是决策主体的判断能力。这种判断能力不仅要求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保持冷静、理性，还要求决策者在复杂的形势面前作出事态评估，基于有限的信息对目前突发事件的状态、影响范围、亟需采取的措施、未来的发展趋势等作出科学的判断。其二是决策主体的行动能力。在基于判断而拟定出一个临机决策方案后，接下来就是方案贯彻实施的过程。通过对比不同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案例，不难发现，即便是面对情景极为相似的突发事件，不同的决策主体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往往也有着很大不同，这主要缘于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大量问题的非结构化，这给决策者带来了挑战。其三是决策主体的组织动员能力。临机决策包含了对一切资源的有效调度，组织动员能力主要体现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有限资源。首先是对内部进行任务的科学分配，其次是实现对各种外部力量的合理调度。近年来各类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频发，使社会力量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决策者要依据客观情形积极动员这类资源，从而推动应急管理体系由传统的单项管理向现代的综合管理转变。其四是决策主体的控制能力。控制能力对达到整个决策方案的预期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决策主体对自身的控制。决策主体所面临的是复杂事态，事件情景往往挑战其心理素质，一旦不能保持清醒头脑也就容易影响对事态的评估和研判。另一方面是对决策方案的控制。事件情景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变化，这时候决策方案也需要跟着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满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客观需求。
实践表明，决策者的临机决策能力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的制定有着重要影响，那些多次参与救灾的决策者以及具有丰富知识积累的相关领域专家，往往能在复杂的形势面前作出高质量的决策。然而在实际的应急处置过程中，决策经验丰富、综合素质较高的决策者相对比较少，无法满足现代社会日益增多的、灾情环境复杂的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需求。特别是对以往从未出现过的突发事件情景，经验缺乏的决策者往往难以担负起决策重任。例如，2010年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就是一起决策成功的典型案例。面对有可能造成大连全城陷入死亡的严峻形势，决策者能够保持冷静，作出科学决策，实属难能可贵，在先期处置设备、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先扑灭流淌火，为后续增援争取了时间，“先控制、后扑灭”的战术使得大火在经过15小时的连续奋战后被成功扑灭。当然，在决策中失误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2013年吉林省八宝煤矿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在该事故应急处置过程当中，担负救援指挥的领导由于缺乏相关的应急知识作出违章指挥，最终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现代风险社会中发生的突发事件远远超过人们的预见能力和应对能力，在面对诸如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全球金融海啸等一系列极端环境条件、时间和资源紧张、信息匮乏、结构复杂变化的非常规突发事件时，决策者很难了解事件发展、演化机理，对于出现什么样的事件状态、出现这些状态的可能性以及造成的危害程度等缺乏足够的认知，从而很难作出科学有效的决策。综合以上分析，挖掘决策者的临机决策能力要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着力。
其一，思想上要树立“兵贵神速”理念。一般来说，决策应尽量做到缜密周全，决策方案的生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事态初步研判。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决策者首先需要对现场的事件状态作出判断，包括事件类型、影响范围、严重程度等，在此基础上，对突发事件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可依据现场灾情的严重程度及决策者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确定决策目标。二是方案选取及实施。这一阶段是对决策者知识经验的考验，在这一过程中，决策者要充分运用自身的知识经验积累，找出已有的应急预案或先前的突发事件处置案例中是否有可借鉴的部分，拟定出备选方案，然后再对一系列备选方案进行分析和筛选，最后选择一个最佳的应对方案进行实施。三是方案的动态调整。在方案实施过程中，随着事件的发展及信息掌握量的变化，得到先前决策方案的反馈结果，这一结果将辅助决策者对事件状态进行重新鉴定，要么继续实施原有的方案，要么及时修正先前对事件的判断及界定，制定出符合当前突发事件态势的决策方案并加以实施，如此循环直至突发事件得到有效控制 〔2 〕249-255。但与常规决策不同的是，临机决策面临的是非常规突发事件，灾情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事件的突然性和信息高度缺失性特征使得应对时间对于挽救损失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临机决策对于时间会有较高要求。它不允许决策者只考虑决策效果而忽略时间约束。在紧急情况下，兵贵神速，如果不能及时作出部署，就会丧失很多宝贵的机会，这时即使决策再正确，决策质量再高，也是无意义的。实际上决策速度本身就是衡量决策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临机决策中，这种重要性更是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因此，决策者在思想上要树立“兵贵神速”理念，这样才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事态发展，减轻灾害损失。
其二，行为上要快速调动和重组自身的知识、经验。临机决策发生于应急处置过程中，是指在没有完全适合的应急预案或没有相似案例处置经验的情况下，决策者在较短的时间内依靠自身的知识经验积累对突发事件的态势作出判断，并采用新方法制定出决策方案，从而达到化解危机的目的。或者说，临机决策是决策者对自身知识、经验、潜力的一个重组和挖掘，在危机环境下，通过决策者自身的综合素质酝酿出适应当时灾害情景需求的决策方案。常用的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方法主要有：基于应急预案的应急决策方法、基于范例推理的应急决策方法和基于智能规划的应急决策方法 〔3 〕。知识的掌握是临机决策的基础 〔4 〕，例如，在指挥火灾扑救时，指挥员如果没有估算泡沫灭火剂方法的相关知识，在火灾救援现场就不会了解灭火设备的供给强度，也就不能根据现场消防装备的力量和泡沫灭火剂的数量实施科学的指挥 〔5 〕。决策者的实践经验在决策过程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应急能力评价实现 〔6 〕，也可以从应急演练或者多次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践经验中获得。例如，消防实践能力演练主要包括基本技能训练和对消防装备技术性能的掌握。指挥员通过多次参与实践训练能够了解到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能力，从而便于在临机处置中快速合理地部署兵力，发挥战队的最佳效能。但知识和经验并非等同于决策能力，它们是形成决策思维的重要辅助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有效思维活动才能转化为具体的应对策略。所谓有效思维活动，是指有效的逻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它是在掌握现实情况的基础上，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一系列假设、归纳、演绎、推导并全方位探索新判断、新见解，预测新进展和可能结论的过程，而不是保守地重复固有事实，或机械套用他人的经验法则。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对现场应急决策人员有着很高的要求，通常需要决策人员根据现场情况临机应变。如在天津爆炸事件的先期处置阶段，在一次采访过程中，有消防队员向媒体说明了他们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灭火时并不知道起火原因这一事实，并且在爆炸前长达半小时的时间内，他们一直采用水和泡沫进行灭火。直到两次爆炸发生后，天津消防总队才开始增援，这是否意味着在接警后至爆炸前的一段时间内，现场救灾人员一心扑火，并没有对起火原因进行相应的沟通了解及勘察？或者说是处于指挥缺失的状态？此处还有一个问题，危化品着火有可能引发爆炸应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从接警到爆炸长达40分钟的时间里，为什么就没有专门人员通知附近的居民疏散撤离？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此次事故先期处置稳妥性是有待考证的，不论是归咎于年轻消防官兵的自身素质、经验不足，抑或是归咎于指挥缺失、决策失误，惨重后果已经酿成。因此，在局势紧张、灾情环境复杂的非常规突发事件面前，考验的不仅仅是决策者本身的知识、经验，更是决策者利用发散性思维对自身知识、经验的一个创新性运用。
二、发挥智能化信息系统的强大优势，实现静态信息储存、动态信息搜索及决策效果的动态反馈
智能化信息系统建设是提高临机决策效率的客观需求。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信息的获取对整个临机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突发事件能否有效处置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对于信息的掌握度。然而在应急处置实践中，临机决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有以下两点：一是时间有限。有时间限制的决策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都有明显的时间约束，如果在约束时限内还没有作出决策，就会丧失最佳的应急处置时间，这时候即便所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也是无价值的。二是信息不完备。信息是进行决策的前提和依据，整个临机决策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对信息的搜集、分析、运用的过程，以往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案例、应急预案库、事件现场信息等都是进行临机决策的信息来源。显然，在灾情环境下，决策者所掌握的这些信息越全面，就越有利于作出科学有效的决策方案。然而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展演化往往瞬息万变，灾情环境复杂，决策者很难在第一时间对事件的态势作出准确判断，这无疑影响了临机决策的速度和科学性。鉴于此，本文提出了集信息搜集、分析、储存于一体的智能化信息系统，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实时动态更新的强大数据库，该系统以大数据为支撑。目前，大数据在政府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将大数据应用于突发事件临机决策也将是现代应急管理的一个进步。虽然政府掌握着最大量的与突发事件有关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大多以原始数据的形态零散地分布在各不同级别、不同职能部门中，这些数据没有得到有效整合，也就无法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共享以充分发挥其价值。大数据的出现，能够将这些刻板的数据转化为为决策者所用的信息，从而为政府临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智能化信息系统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一）实现静态信息储存功能。静态信息储存主要是常态下的信息储存，应急管理各相关部门都存储有大量数据，比如地理信息，交通信息、突发事件处置案例等等，这些信息涉及面广，在应急决策时，这些都成为必不可少的信息支撑。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有效地集成、汇总并针对决策环境进行综合利用。凭借大数据无处不在的信息感知和智能分析，可以逐渐构建起一个与物质时间相应射的数据世界，地理信息、网络信息等都能成为临机决策的相关数据来源。常态化的信息储存需要实现以下功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输入一个或多个变量，就会出现相应的输出结果。以这次天津爆炸事件为例，当输入突发事件发生地点时，相应的输出结果则是该地区的区域分布图及企业相关信息（包括经营范围，危化品储存等等），这些信息将为临机决策提供足够的支撑。
（二）实现动态信息搜索功能。动态信息搜索服务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在处置过程中往往面临着情景变化，这时候就需要搜集事件发生发展信息，以为决策提供支持，使政府决策行为从“谋而后动”转向“随动而谋”。例如，在天津爆炸事件的应急处置过程中，也就是战术转换阶段，由于先期信息不足，危化品位置存放不明，这无疑增加了救援方案制定的难度。鉴于此，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作出决策，暂缓灭火，由防化团接管接下来的现场处置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掌握的信息也逐渐增多，现场指挥部经过多方沟通，最终掌握了危化品储存的相关信息，包括物品数量及位置分布等。根据这些信息，结合火情变化，指挥部制定出救援方案。在方案制定出后，公安部又调集部分消防力量增援决战，明火于事发后的第三天下午被扑灭，至此宣告救援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国家作出由防化部队替换消防部队的决定，主要原因是由于防化团在处理危险化学品方面更为专业，经验也更为丰富，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大数据所具备的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数据集成能力等对处理情景不断变化的突发事件具有很大优势。通过移动终端、摄像头、感应装置等可以实时不间断地采集突发事件信息数据，利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建立大数据分析平台，将这些复杂抽象的数据转换成能够为决策者利用的信息，并通过平台将这些信息供各决策主体共享。随着信息量掌控的增加，输入变量随之增加，这时候就会得到更加确切有效的输出信息。以此次天津爆炸事故为例，随着处置过程的推移，更多的灾情信息被获取，这时输入变量事故地点、事故企业等信息，则相应的输出结果就会是危化品种类及储存位置，以及不同种类危化品处置建议或相似处置案例，从而提高了临机决策效率。
（三）实现决策效果的动态反馈。在决策方案执行过程中，突发事件情景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要使决策方案完全按照预设的轨迹运行着实困难，决策方案无效的情形同样会发生，这就需要利用智能化信息系统的实时性和交互性对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动态反馈。政府通过统一的突发事件大数据中心，可以实时获取突发事件发展态势流数据和应急决策效果监控流数据，抽取出关键数据并对其进行智能化分析，从而判断决策的有效性。随着突发事件发展态势由模糊变得清晰，可通过大数据关联分析构建突发事件拼图，为决策主体提供可视性依据，一旦执行过程与决策目标发生偏离，能够进行及时矫正，不断完善和调整决策方案，从而有效防止决策扭曲或执行不力 〔7 〕。此外，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将大数据应用于舆情分析，能够极大地辅助决策反馈。根据从各个网站、媒体、论坛等社交平台搜集到的海量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对舆情导向进行研究，据此了解突发事件态势，从而灵活调整临机决策方案。
三、促进多部门之间的合作，达到预案协同、信息协同及资源协同
多部门之间协同是提高临机决策效率的根本保障。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会给社会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影响，其应急处置工作通常涉及公安、医疗、消防、通信、交通等多个部门，各个部门的职能不同，例如公安消防部门主要负责灾害的抢险救援，医疗部门主要负责伤员救护和灾区防疫，仅靠任何一方都不能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这就需要各个部门的相互协调沟通，群策群力，在有效时间内作出合理的临机决策。这种多部门的沟通可以避免独断专行情况的出现，有效削弱个体决策的局限性。这些应急主体的互相协同就形成了针对某一突发事件的专业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处置网络，借助良好的处置网络，这些决策主体可以实现预案协同、信息协同和资源协同 〔8 〕。
（一） 预案协同。应急预案是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提前制定好的行动规划，组织指挥系统、处置协调流程、保障体系等在应急预案中都有具体说明，预案是否科学、适用直接影响到应急处置的效果。然而在实际情形中，各部门在预案制定过程中往往各自为营，所制定出的应急预案在实际应急处置过程中往往发挥不了效用。因此，在对各类型突发事件进行预案编制时，各相关主体需要在预案制定过程中协同配合，明确界定各部门的职责和目标，体现出应急预案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二）信息协同。一方面是政府各职能部门信息的协同，由于不同部门的职能不同，其掌握的信息也差别很大，比如交通部门掌握着路况信息，民政部门掌握着人口统计信息等等，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需要将这些信息汇总起来，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因此，应急管理机构应为应急决策人员提供一个开放的信息管理平台，这个平台不仅汇集了各个职能部门的信息，同时，不同部门的决策人员通过该平台能够实时、共享最新的灾情信息，从而为提高决策效率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是政府部门与相关企业、个人等之间的信息协同，如此次天津爆炸事件，由于缺乏涉事企业的相关信息，并且涉事企业没有在第一时间和决策主体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的速度和科学性。
（三）资源协同。在应急处置过程中，资源保障了应急管理过程的实现，突发事件的破坏性和复杂性往往超出了单个部门的资源应对能力，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跨部门资源协同机制，通过资源整合和共享，实现各方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有效利用。一方面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协同，不同职能部门所掌控的资源是不同的，例如，民政部门主要负责生活物资，医疗卫生部门主要负责药品、医疗器械等，消防部门主要储备消防器材等，由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破坏性，往往需要决策者在短时间内调用各方资源参与应对。另一方面是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协同，由于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政府所储备的资源往往不能满足大规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需求，这时候就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在常态下就需要汇集社会资源的信息，包括资源类型、资源拥有者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以便在非常态临机决策时能够快速掌握资源信息，从而作出科学有效的决策。
临机决策作为应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科学有效的临机决策对于事态减缓及降低灾害损失有着重大意义。本文从临机决策视角分析了“8・12”天津危化品爆炸事件的应急处置过程，从临机决策能力挖掘、智能化信息系统建设、多部门之间协同三个方面提出了提高临机决策效率的途径。其中，临机决策能力的挖掘是提高临机决策效率的有效手段，智能化信息系统建设是提高临机决策效率的客观需求，多部门之间协同是提高临机决策效率的根本保障，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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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决策篇4
一、理论和知识的准备
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和知识积累到哪个层次、水平，决策就提高到哪个层次、水平。同志赠给干部四句话:“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勇于创造，自觉奉献”，其中学习是第一位的。广大公务员应充分认识学习的极端重要性，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首先,要加强理论学习。同志指出:“无论是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的成熟就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广大公务员,尤其是担任领导干部职位的年轻公务员,应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年轻干部只有熟练掌握了理论,才能增强政治素质,才能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真正把握决策的大方向。
其次，要加强各类知识的学习。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种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做好公共管理工作要求公务员自身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作支撑，如果不注意知识的更新，原有的知识结构会陈旧，思维方式会滞后，工作决策也会相应落伍，甚至失误。实践证明，公务员应尽可能多地掌握和了解文学、历史、哲学、法律、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知识，不断更新知识，扩大知识面，只有这样，才能时刻保持决策的先进性、科学性，才能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职责。
再次，虚心向他人学习。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这些长处往往是书本上不易学到的。作为公务员要尽快地适应不同的领导工作,减少乃至杜绝决策失误,向他人学习是一条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捷径。向专家和内行学习,学习他们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弥补知识结构中肤浅、单薄的一面；向前任学习,从他们的人生实践、领导经历、工作成绩中提炼出精华,总结出经验和教训,为我所用；有时候,也要虚心地向更年轻的同志甚至向孩子学习,从他们独特、清新的思维角度和方式中发现亮点,形成和把握决策灵感。
二、深入实践是联结决策活动与决策作用对象的纽带和桥梁
任何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检验、修正、提高,都需要通过实践这一重要环节来完成。年轻的公务员更应突出、强调和注重实践的锻炼。
首先，要注重调查研究。科学的决策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要达到这“两个符合”，唯一的态度和办法,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所以同志一再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年轻领导干部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利用，因此，更需要进行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同志倡导的开调查会、蹲点、解剖麻雀等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新的变化,调查研究的方法还要进一步拓展，当前要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化。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真假难辨，要善于从大量的材料、信息、言论、个案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科学的方法获得全面正确的第一手资料，为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其次，要务实、求实,注重实效。应做到两个必须。第一，必须克服镀金式的、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实践锻炼,要主动积极地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去，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最困难的地方去,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实践证明，越是困难、艰苦的地方，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就越多，就越能培养识别、处理问题的能力。第二，必须在实践过程中真正沉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情绪，体察群众疾苦，从思想上、感情上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学会面向人民群众作决策，才能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最后，要潜心钻研、开拓创新。年轻公务员应充分发挥思维活跃的特点，在实践中善于发现问题，发现新的闪光的东西，多思考，多总结，不断探索工作规律。通过钻研，把实践中的感性认识不断上升为理性认识，成为自己的经验来指导、规范自己以后的决策、实践活动。通过钻研，使每一次思考、总结的过程，成为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从而不断赋予决策于新的内涵。
三、思维方式的培养和更新
思维方式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事实证明，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与科学决策水平密切相关，与决策活动成败密切相关。广大公务员尤其是担任领导干部的年轻公务员要养成科学、辩证、超前的思维方式，应注重并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要注重思维的超前性。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农业社会，人们向过去看，凭以往的经验春耕、夏耘；在工业社会，注意的是现在，企业主要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生产；而随着信息社会到来，人们则把目光转向未来，这是颇有见地的。处在信息社会的年轻领导干部，能否在现实的基础上作适度超前的科学思考和预测，直接与决策水平、决策成效密切相关。能对未来进行正确的超前思维，就能站在制高点上作出科学的决策，就能大大提高决策的成效，延长决策的生命力，从而将事业引入正途，导向成功。如果没有超前思维，就难免鼠目寸光,时时处于被动,就会出现短期行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就会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
二要注意思维的辩证性。首先要坚持全面看问题，防止决策片面性和简单化。在认识事物时，要善于把每一个方面都放在对立统一体中观照，在对立中认识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其次，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善于从事物的发展过程分析、把握事物的性质和趋势，在当前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最主要的就是正确看待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和矛盾。
三要注意思维的系统性。在思维过程中，把每一个具体系统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认识，放在更大的系统内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就事论事，或择其一点不及其余，才能从系统整体上把握局部与全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将事情办好。
高效决策篇5
决策是领导过程的开始，也是最实质的领导。它贯穿于整个领导过程中，一切领导活动都围绕它产生。最常规、最重要的领导活动就是决策；领导活动要正常展开，领导工作要正常进行，都必须从决策开始。诺贝尔奖得主西蒙曾对管理下过这样的定义：管理就是决策。可见，决策对管理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领导更重要。而当前有些领导，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在决策方面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大大影响了领导效能，影响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一、决策效能是领导效能的首要效能
“决策”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先秦时期论政典籍《韩非子》中，原意是指决定某种策略、计谋。现代运用的决策概念，则是从管理学理论中引进的。关于决策概念的界定，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然而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决策，是指个人或群体选择某种目标，以及实现某种目标所作的行为设计和抉择过程。简言之，就是决定行动对策的过程。决策活动自古有之，它是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贯穿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决策作为人类创造性的能动的思维活动，也是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决策活动方式和水平总是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领导决策作为管理决策的一种，具有一般管理决策的共性。同时，领导决策作为决策的一个特定存在形式，又具有自己的特性。所谓领导决策（领导决策）：指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为了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通过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和技术，从若干个有价值的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佳方案，并在实施中加以完善和修正，以实现领导目标的活动过程。领导效能，是指领导者在实施领导过程中的行为能力、工作状态和工作结果，即实现领导目标的领导能力和所获得的领导效率与领导效益的系统综合。领导效能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决策效能的高低。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着领导活动和组织中全体人员活动的目标方向是否正确。一项高效率的决策，不仅能提高领导活动和组织和各项工作的效率，更重要是还会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同志曾经说过：领导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是用人，二是决策。可见领导决策是领导过程的首要环节，它贯穿于领导活动的始终，涉及到领导管理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等根本的选择性问题，是一项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活动。而领导决策效果好坏具体体现在领导决策效能上。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发展潜力都与发达地区还有一定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更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所以，对于毕节这样的欠发达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提高领导的决策效能就显得更为重要。
二、欠发达地区决策低效的原因分析
欠发达地区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由于体制转型滞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观念转变滞后、知识贫困、技术落后等原因，有些领导在决策中以个人的任期目标为出发点，在决策上急功近利；有轻农、损农，使工业养尊处优的畸重行为；有对资源不讲可持续发展，而进行掠夺经营的杀鸡取卵行为；有重速度、轻效益，盲目攀比行为；有的有重投资、轻管理、资不抵债的行为；有的有损全局、顾局部的本位主义行为，等等。在各级行政领导决策中表现出的随意性、盲目性和主观性非常普遍。这些行为的最终结果是使整体利益、国家的长远利益受到损害。究其原因有以下：
（一）政府职责不明，权责不分，滥用权力，大包大揽
由于观念转变滞后，有的领导还在用“万能政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思想来指导工作。使欠发达地区经济行为、企业行为变成了政府的附属行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创新动力不足，政府职责不明，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没有明确，在缺乏责任的情况下，政府或个人的行为就没有约束。政府职能没有界定清楚，职能严重错位，政府部门作风严重等是造成决策失误的重要因素。由于政府职责不明，权责不分，使某些决策，者受到局部利益驱动，盲目决策造成大批资金流失。
（二）有的领导好大喜功，在“政绩”上汁大做文章，只对上级负责，以博上级领导的赏识，得以晋升。
有的领导将工夫放在搞形式，造数字上，欺瞒哄骗上级，不讲市场，只讲官场，看哪些工作能为自己的仕途“登天梯”，赢得领导赏识，就在那些方面下工夫；不顾当地具体情况肆意铺摊子、扩规模、上项目，不切实际地上马“大项目”、“豪华项目”，这种“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在欠发达地区非常普遍，造成的决策失误比比皆是，错误的政绩观是造成决策失误的思想根源。
（三）有的领导长官意志盛行，以个人好恶代替对科学决策的论证和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管理社会经济活动主要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政策和红头文件，许多决策往往取决当权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决策往往出现一任长官一个思路一套政策、摇摇摆摆扭秧歌的现象，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浪费和破坏。“首长工程”、“长官意志”曾是决策失误的主要因素。市场经济贵在决策。但在欠发达地区有的单位任存在一把手民主作风差，习惯于搞“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班子会”“集体研究”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我说你听，我定你干，重大事项上不经集体讨论，个人说了算；有的长官意志盛行，以个人好恶代替科学论证和分析.决策不够民主；有的习惯于眼睛朝“上”，靠“摸精神”吃饭，而不注意听取基层的意见，有的虽然下去了，但身入心不入，满足于听听汇报、看看材料，得到的情况大多是“二手货”，造成了一系列的决策失误。
（四）决策目标出现偏差，对决策方案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
一项科学的决策，从目标确定，方案设计到论证、评估、审批，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专家的参与，都要听取专家的意见。然而一些欠发达地区决策者意气用事，不考虑专家等内行人的建议和意见，形成外行指挥内行干的局面，造成决策失误实属必然；某些领导不是严格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决策，而是决策前拍脑袋，决策中拍胸脯，决策失误后拍屁股走人。一意孤行，缺乏科学论证，是造成决策失误的必然性因素。还有一些决策者因贪图蝇头小利，利令智昏瞎决策，使巨额资产付之东流。对于决策失误，这些决策者并不是察觉不到，而是由于关联着个人的利益，明知故犯，自己先得了小利益，至于造成的损失也就不管了。
三、欠发达地区领导提高决策效能的路径选择——科学决策
欠发达地区思想观念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缓慢。对于欠发达地区的领导来说，要引领一方经济、社会发展，不管在领导理念、领导行为上都要有理性。尤其是在决策行为上，要走科学决策。科学决策是相对于经验决策而言的，科学决策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按照科学的决策体制、程序、原理和标准、方法与技术、思维的严格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和发展规律的决策。所以，欠发达地区要提高领导决策效能，必须有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即做到科学决策，严格实行科学的决策程序来决策。具体做法如下：
（一）确定目标，找到问题的症结。
领导展开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该干什么。要知道该干什么，就是要确定目标。目标好比领导的指路明灯，给领导决策指明了方向。这时应考虑朝什么方向走、到什么地方去、找什么事情做、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这是领导最重要的核心工作之一。从纯领导过程看，这是领导在领导工作中把关掌舵的事情，只有领导自己才能完成的工作。在不了解工作问题的情况下，领导自身是无法做什么的，也就不会有什么作为。领导决策的第一步就是确定目标，找到问题的症结。具体地说，这个环节就是完成在领导活动中经常提到的“发现和提出问题”的任务，即要确定决策问题。这些问题是领导的第一个决策之源，也是决策函数中的第一个决策变量。那么领导最应该关心的就是：（1）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性质，有什么特点、实质性内容、背景和条件、问题和压力。（2）所领导的人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面貌、关系、特点、愿望、需要、意见、优点和不足，还存在什么困难、问题需要加以解决。（3）所处具体环境有什么特点，对领导工作有什么要求、影响和阻碍，难题和压力，还存在什么需要领导出面加以解决的问题等等情况。（4）在整个领导体系中自身处于什么位置和状态，应该有什么样的具体准则、要求、规范或标准，已经有什么样的来自高层和法律的领导指示和要求，当前处在逆境还是顺境、为什么？要开展工作实际还缺乏什么、还面临什么困难和挑战。（5）所在的组织群体本身质量如何，有何特点，存在什么矛盾、困难和问题，面临什么紧迫问题，可能有、应该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等等。
（二）拟定若干行动方案。
目标确定，问题的症结找到以后，就要对未来行动提出具体设想、安排，也就是要描绘未来行动蓝图，即制订未来行动的具体计划。从而形成一系列可以论证的各种具体行动方案。显然，不同的具体决策背景和条件就会有不同的决策可能，不同的决策方案就会有不同的决策思路。在具体起草方案的过程中，情况则更是千差万别，没有定法。在这里，将发挥出领导的学识和才智，精明和谋略，也将最充分地发挥出以领导首的领导集体的全部潜力；稍微偏差、自私或无知，都将造成方案不科学和有失公允，都将带来严重的决策后果和领导后果。这就是说，计划或制订制订者的专业知识等、道德和政治等水平都将直接影响决策备选方案的性质、倾向、质量和水平。这里的最高境界就是具有超越其它决策者、特别是竞争对手的最高明智慧。
总之，在这个决策环节上，取决于领导思维方式和角度进行创造性的思量和审度，能否找到较好的解或最佳的解，主要取决于领导的能力和智慧功夫了。
（三）方案选优。
这一步其实就是被选方案的可行性论证，是要对具体方案在优劣、长短上作出比较和分析，回答哪个处方更能解决问题，更能达到目标、有操作性、有实效。与此同时，还要论证解决问题的成本是否合适，所有有用资源是否最充分而又最节省地得到利用，所设计的方案是否最佳、能否超优。特别是要考虑和论证这种处方开出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和后果，会有什么负作用，会有什么实际困难和障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有什么后续处理措施和应急措施以及对付意外事件的备用方案，等等。这里主要以专家审议、分析和评价为主轴。论证决策方案其实是最充分发挥专家特长的决策阶段或时机。领导要组织各种专家和有代表性的专门决策咨询机构对这些备选方案进行考察、审度、计算、比较、分析、批评、举证、反证、挑战、答疑、论战、辩释、提议、左证、添补、完善和肯定。这对现代决策、尤其重大决策来说是必经的一个环节，是保证决策科学和科学决策程序正常运行的关键一环。
（四）方案抉择。
这个环节就是要根据明确的决策目标和决策习惯，对经过充分论证的系列备选方案进行权威性抉择，要在充分对照、比较的情况下，择其优者而定之。要经过正确的抉择，做出具体行动方案。这也就是要对未来行动方案、权威取向和具体工作任务作出正式的权威决定。这是决策的最终步骤，是领导的主观能动性直接反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决定性环节。特别是在有关计划和规章制度问题上，这个环节的决策行为将一锤定音，相关计划和规章制度问题将因此解决，相关领导客体的命运也将因此而被权威地决定。总之，进行抉择要权衡利弊，抓住时机，当机立断，择优决定。
（作者：贵州省毕节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副教授，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领导科学）
参考文献：
高效决策篇6
一、现金流量组合
尽管NPV和IRR等技术评价指标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在理论上也比较科学的评价了投资项目的创造性价值，但是不同的现金流量组合的项目仍然是决策者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目前，投资回收期仍然是众多企业投资决策的主要方法。如果企业的成长受到现金短缺的限制，现金流量组合和回收期将对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投资的战略价值
早在1995年Mayes・K・G就在其《投资估价的战略方法》一文中提到：“战略决策就是在长期的发展中谋求做到最好，同时将战略发展理论融入到投资决策的程序”。随后很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如Morgan 和 Pugh 的“战略适用性、风险与报酬的评价矩阵”理论，任何投资项目不仅要具有显而易见的财务价值或NPV，还要有一定的战略价值（SV）。当一个企业想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领域时，财务价值和战略价值的就有了不同的诠释：因为存在高的入门成本和学习曲线成本，这一项目可能只有一个较低的甚至是负的NPV（或者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投资回收期）。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企业在这一领域中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后续市场的不断开拓，这一初始投资就超越了其本身的NPV，从而具有了战略价值。
战略价值如何来衡量呢，我们可以采用战略价值收益这一概念。战略价值收益是指能使企业在未来创造更多价值或取得某些竞争优势的收益。有些学者认为应该将某项投资的战略价值以货币衡量并融入其NPV的计算；也有人认为战略价值难以简单的用货币来衡量，容易造成决策者将有形的现金流和无形的现金流混为一谈，造成信息的误导。很显然，无论何种观点，忽略战略价值的投资决策都是有瑕疵的。
三、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是企业外部环境中受企业决策和行动影响的任何相关者。这些相关者与组织息息相关，企业的行为会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这些相关者的行为也会影响企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在做投资决策和其他决定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还应尽可能的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像企业员工、企业所在地、国家利益、供应商和客户等）。
然而，由于股东所投入的是成本相对较高的金融资本，而不是其他利益相关者所占用的社会资本，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决策者应在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取得平衡。但是在多数情形下两者的利益是难以兼顾的。比如，从增加当前的股东报酬率考虑，企业应当购买新型设备来替代现有的部分工人，但是这必将给部分员工乃至地方经济带来损害。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单纯“股东利益的创造者”逐步转变为在很多决策中兼顾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比如壳牌就鼓励社会公众评价他们的商业原则并监督他们的相关行为。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公司作为股东创造财富者和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好公民”是相得益彰的。
四、投资风险
投资必然会带来风险，投资风险可以理解为以下两种情形：第一，某些项目可能比其他项目具有更多潜在的不确定性，比如实际的现金流量比与估计的可能存在数量和时间的差异；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的投资应该比更新改造的项目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第二，某些项目的失利或失败对整个企业的影响程度，比如轻者会影响其他分部的业务，重者会造成整个企业陷入经营危机。
针对上述第一个种情形,目前最普遍的NPV决策方法,其依据是根据现金流量的可靠性和项目的系统风险来确定NPV的折现率。第二种情形则相对比较复杂,但是也可以采用决策评分系统来解决。
五、管理层动机
我们通常认为，管理层越有动机去计划或执行的项目，越易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根据行为学理论，人们的动机对其行为结果的影响很难简单的评价或考量。但是，我们又不能忽略这些动机――主观能动性对投资决策所提供的作用：基于管理层的技巧和经验可以增加决策的正确性;基于管理层面对的挑战则可更大限度的激励决策执行成功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如果财务等信息的准确完整是投资决策的硬性条件的话,那么管理层动机的正确性就成为投资决策的成功与否的非硬性条件之一。
参考文献:
[1]The Shell Report 1998,Profits and Principles―does there have to be a choice
[2]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管理学(第7版)
高效决策篇7
研发(researchanddevelopment)创新能力是确保国家竞争力的内生能力体系。研发型项目投资活动促使了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变革,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作为微观经济的主体,科技企业在市场中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自身的研发工作。研发是科技企业应对环境变化和竞争压力的力量来源,是科技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源泉。
高投入和高风险是研发项目的主要特点,研发投资面对的是巨大而复杂的不确定。在投资实施的不同阶段,研发投资所面对的经济社会环境是不同的,而且投资项目本身也会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是一个需要动态调整的过程。研发投资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和投资中的柔性,使得传统的决策方法失效[1]。净现值法、市盈率法和层次分析法这些传统决策方法只是静态地考虑一个投资项目,而忽略了研发投资的战略价值、管理柔性的价值,也未考虑分阶段决策和实施对投资决策方法的影响[2]。企业对于研发项目的投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不同选择,如在投资时间、投资规模、是否退出以及进一步投资都会给自己留有选择机会。通过这些权利的实施,使研发投资项目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投资者这种相机抉择的权利使得投资机会就像一个购买期权:在现在或未来支付一定的投资费用而得到投资项目。这样投资者就可以根据各种外部条件的变化情况,等到最适当的时机做出取舍该权利的重大决策,从而可以长期保持研发投资的增值能力。这些选择权就是研发投资中的实物期权。研发投资中的实物期权思想可以为研发投资家带来最大的资本增值或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本损失。
2文献综述
近年来,采用实物期权方法评价企业R&D项目投资决策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企业利用实物期权方法评价R&D项目不仅能够及时适应市场,而且还可以通过自主的行动创造商业机会,在最适当的时机做出投资决策,使企业长期保持增长能力。
Luehreman强调当评价研发项目时,人们实际上在评价投资机会[3]。McGrath认为研发费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前期的研究费用,另一个是商业化费用[4]。
Pindyck系统地论述了实物期权方法在不确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5]。Kort在涉及技术创新投资的人力、物力以及所需时间都不确定的情况下,研究了单个企业最优的R&D投资行为,发现不确定程度越大,R&D投资越有价值[6]。PerlitzManfred总结出以扩散过程、跳跃过程、均值回复过程、跳跃扩散过程表示R&D项目价值的变化[7]。Alvarez和Stenbacka研究了含有升级换代期权的现有技术最优采用时间问题,研究了多阶段技术创新项目寻找最优采用门槛值的问题,结论显示:增加市场不确定性,同时增加了技术创新的实物期权价值[8]。
国内在采用实物期权方法评价R&D项目投资研究方面,主要针对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投资机会进行定量研究。许民利、张子刚应用实物期权理论分析了研发项目投资,将研发投资的不确定性归纳为三个随机过程,建立了研发投资机会价值的数学模型[9]。洪燕云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对不确定条件下的R&D项目投资管理进行了评价[10]。周勇、周寄中在对研发型项目的期权特性分析基础上,引入了由Morris建立的研发型项目的期权性价值分析应遵循循环分析与定量、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观点[11]。殷宝健、胡适耕、胡飞对具有经营成本的研发项目投资进行了实物期权分析[12]。胡飞、杨明考虑到技术成功的不可预见性而动-跳跃过程来模拟产品价格的波动模式,利用实物期权方法,评估项目的价值和最优投资原则[13]。郑德渊、李湛以二叉树无风险套利定价模型与决策树为基础,建立评价研发型项目的实物期权方法,考虑了研发型项目的动态性和阶段性[14]。赵昌文、杨记军、杜江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对高风险多阶段的风险投资项目的价值进行了评估[15]。高佳卿等人根据不同类型的研发项目,将实物期权方法与传统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改进的净现值法,并结合案例给出了实证性的分析[16]。韩隽等人在无风险套利的基础上,导出R&D项目评价的实物期权方法,研究了融资结构对处于中试阶段的R&D项目内含期权价值的影响[17]。何佳、曾勇采用实物期权分析方法,导出了不同技术环境下技术创新采用时机的概率模型,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理论解释[18]。
国内外研究文献的综合分析表明,将实物期权引入到研发项目投资中进行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和成果,一般研究思路主要集中于将不同的金融期权定价理论(如离散的二项式期权定价理论、连续的Black-Scholes定价理论和复合期权Geske模型等)应用到项目决策中。但针对研发投资项目的具体特性,如对研发投资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多阶段复合期权等内在特点,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的研究成果较少。针对以上情况,本文拟客观分析研发投资项目面临的不确定风险,全面考虑研发投资过程中的多阶段决策,充分利用投资家在每一时期面对风险项目所拥有的不同的选择期权,建立一种具有操作性和实用性的研发投资项目动态多阶段决策模型。
3研发投资动态多阶段决策模型
3.1模型假设研发项目一般分为研发初始、研发成功、专利申请以及商业化等多个阶段,如图1所示。为建立全面的动态多阶段决策模型,现假设企业投资于具有m个阶段的研发项目,在研发项目的任何阶段n进行研究。
假定该项目一旦完成,会以运营成本c在每一产出阶段有1单位的产出。该产出可以按照价格p售出,该价格服从几何布朗运动[5]:dP=αPdt+σPdz(1)假定这种价格不确定性由资本市场来描述,令μ表示应用于P的经过风险调整的贴现率,现在用M代表某一与研发投资项目的价值完全相关的某一资产或动态资产组合的价格,它的变动同样符合几何布朗运动规则:dMM=μdt+σdz(2)根据CAPM模型可得:μ=r+φβM,其中r为无风险收益率,φ为市场风险溢酬。令κ=μ-α。在风险中性假设条件下,对于研发投资项目来说,κ是进行投资时从项目中获得的收益,或看作是因持有等待期权而推迟项目实施的机会成本。假定当P下降到低于C时,项目可以暂时且无代价的推迟;当P上升到高于C时,可以无代价的恢复。因此利润流由π(P)=max[P-C,0]给出。
3.2项目的价值假定在项目的第n阶段投资需要沉没成本In,在第n+1阶段投资需要沉没成本In+1。在时刻t构造投资组合,该组合包括1单位的项目及f单位的产出空头,构造无风险组合令f=V′(P),并依据伊藤引理得总回报率为:dV-fdP=P-kP′V(P)+12σ(P)2P2V″(P)dt(3)要使这个资产组合是无风险的必须满足条件:dV-fdP=r[V(P)-fP]dt,则得:12σ2P2V″(P)+(r-k)PV′(P)-rV(P)+π(P)=0(4)约束于V(0)=0,且V(P)和VP(P)在P=C点连续。此时项目价值可以表示成:当P<C时,V(P)=A1Pβ1当P>C时,V(P)=B2Pβ2+P/k-C/r(5)系数分别为:β1=12-r-kσ2+r-kσ2-122+2rσ2>1β1=12-r-kσ2-r-kσ2-122+2rσ2<0(6)常数A1和B2可以从V(P)和VP(P)在P=C点连续确定出来,且有:A1=C1-β1β1-β2β2r-β2-1kB2=C1-β2β1-β2β1r-β1-1k(7)式(5)(6)(7)对任意的P给出了已完成项目的价值V(P)。
整个投资完成后的项目价值V由式(7)给出,企业的投资决策取决于产品价格P。即存在一个临界值P*,当P>P*时投资,否则不投资。
3.3第n阶段的投资构造一个无风险投资组合:持有价值为F(P)的研发项目投资期权,同时卖出f个单位的投资项目。在很短的时间dt内,组合的总收益为:dF-fdP-fkPdt。
组合的无风险收益为r(F-fP)dt,因此可以推出:dF-fdP-fkPdt=r(F-fP)dt。
构造由投资期权和f=F′(P)单位的产出空头组合的投资组合。通过构造此无风险资产组合并运用伊藤引理,可得对应于第n阶段的投资:12σ2P22Fn(P)P2+(r-k)PFn(P)P-rFn(P)=0(8)约束于:Fn(0)=0(9)Fn(P*n)=V(P*n)-In+1-In-…-Im(10)F′n(P*n)=V′(P*n)(11)第一条件是说明企业选择在P*n时投资,此时研发项目期权价值等于项目内在价值减去投资沉淀成本,第二个条件是平滑通过条件。求解可得:Fn(P)=DnPβ1(12)根据边界条件可以确定:Dn=β2B2β1(P*n)β2-β1+1kβ1(P*n)1-β1(13)且P*n是下面方程的解:(β1-β2)B2(P*n)β2+(β1-1)P*n/k-β1(C/r+In+In-1+…,Im)=0(14)由(14)给出的解适应于P<P*n。当P≥P*n时,企业执行其投资期权,且Fn(P)=V(P)-In。
Fn(P)=DnPβ1P<P*nFn(P)=V(P)-InP≥P*n(15)临界值P*n是决定前一投资阶段是否过渡到后一投资阶段的标准,并且决定了最优的投资时机。对于正在运作中的研发项目,由于项目未来的信息不明朗,决策者一般采用阶段性投资的策略,此时决策者一般只根据当前投资阶段的状况对下一投资阶段进行预测。在相邻的投资阶段间,前一阶段投资项目的期权价值与后一阶段投资项目的期权价值有关,这意味着本模型考虑了投资研发项目将来的价值,这符合研发项目本身的特点。
3.4模型中参数估计
(1)项目价值的波动率σ研发项目本身尚未在市场上交易,因此一般的做法是利用具有相同或类似项目上市公司的历史数据来近似得出项目价值的波动率。
(2)项目价值的期望收益率αα的大小由企业家的能力和项目的风险决定。一般情况下通过计算所投资项目的年增长率获得,也可以根据同行业的历史数据获得。
(3)无风险利率r无风险利率一般是基于3A级的债券利率结构决定的,简单地可以用一年期的国债利率作为近似无风险利率。
(4)持有收益率k对于研发项目来说,k是进行投资时从项目中获得的收益,可看作是持有等待期权而推迟项目实施的机会成本,它一般由r-α来获得。
4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
参数k、波动率σ以及研发活动所涉及的成本I反映了研发项目具体投资阶段的特性,作为决策选择标准的P*n是由这些参数决定的,临界值P*n是研发项目的具体投资阶段特性的表现。研发项目在不同投资阶段间决策的差异也是通过这些输入参数的取值不同,从而模型化后反映在具有阶段特征的临界值上。现取两阶段模型为例,对临界值P*1和P*2分析各个参数对临界值的影响[19]。
4.1波动率σ对临界值的影响假定r=0·05,k=0·02,I1=I2=0·5,C=1。图2为波动率σ的变化对临界值P*1和P*2的影响。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波动率的增加,临界值P*1和P*2的值都增大。这说明风险增大时,研发投资项目的价值越大,企业会不急于投资,而是选择等待。
4.2持有收益率k对临界值的影响假定r=0·05,σ2=0·02,I1=I2=0·5,C=1。图为k的变化对临界值P*1和P*2的影响。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k的增加,临界值P*1和P*2的值都增大。
由于k=r-α,所以k减小意味着α增加,项目产品价值价格增加,研发项目内在价值也增加,临界值降低。
企业对于未来前景看好的项目是不会选择等待的。
4.3成本I对临界值的影响假定r=0·05,k=0·02,σ2=0·02,C=1。图4为成本I的变化对临界值P*1和P*2的影响。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投资成本的增加,临界值增大,企业不急于对项目进行投资。成本升高,投资的期权价值会降低相应的投资临界值会增加。
在分阶段研发投资实物期权模型中,投资收益的波动率、投资的持有收益率和成本越大,投资机会的期权价值越大,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立即投资。
5算例分析
假设A为某生物技术公司,致力于生物技术的开发研制,主要业务是在它拥有的专利技术上发展和推广先进的生物医药产品。A公司对这项新的生物技术进行了评估,认为生物技术原型大概价值为400万元。
于是公司根据这个估价,对此项目第一轮投资100万元用于基础技术研发,需要两年的时间。第二轮投资为300万元,用于该产品的应用研究及产业化,并于第三年投入市场。假设该项专利持有五年,产品投入市场后每年可获得160万现金流量。
(1)如果用净现值法对项目进行评价:假设企业要求的回报率为0·3,则:NPV=-I1-I2(1+i)2+∑7n=3At(1+i)n=-100-300(1+0·3)2+∑7n=3160(1+0·3)n=-46·92<0其中I1、I2分别表示第一轮、第二轮投资;At表示第t年预期的现金流入值;i表示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由于净现值小于零,表示投资项目不可行。
(2)如果应用本文中实物期权方法对项目进行评价:对于第一轮投资I=I1+I2=100+300=400,选定无风险利率r=0·05,项目价值的年增长率α=0·03,项目价值的波动率σ=0·5,k=0·02。虽然企业对该项目专利的评估价值为400万元,但由于该研发投资项目处于第一阶段的研发阶段,技术成功的风险较大,假设企业选定估值为260万元,则p=-100+260=160万元。利用这些参数代入方程(14)可求解P*1,这里P*1为是否追加投资的临界值,如果P>P*1,即项目的损益值大于追加投资的临界价值,就认为可以继续投资。通过Matlab编程运算得到的结果如下:β1=1·1178,β2=-0·3578,B2=21216·32,则P*1=123·2。
因为P=160>P*1=123·2,所以投资者可以做出下一轮的投资。
对于第二轮投资,如果第一阶段研发失败,即未到达下一步继续投资的要求,则中止投资。产品如果研发成功投入市场,不仅可带来30万的专利价值,还可以带来现金流为:∑5n=1160(1+0·3)n=389·7万元,因此选定P=389·7+400-300=489·7,假设无风险利率r=0·05,α=0·04,σ=0·68,k=0·01。将这些参数代入方程求解可得:β=1·04,β2=-0·21,计算得P*2=447·45。
由于P=489·7>P*2=447·45,因此投资者可以进行投资。
算例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模型的有效性。显然传统的NPV评估方法无法正确地评估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分阶段进行的研发项目价值,它忽略投资机会的价值、研发投资的战略价值以及管理柔性的价值,最终导致放弃了有价值的投资项目。而本文提出的研发投资动态、多阶段决策评价模型却真实地评价了此研发投资项目的价值,并正确指导了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
高效决策篇8
二、健全制度，全面提高信息报送数量
高效决策篇9
经济深度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顾客需求多变、技术更新加剧，企业只有持续创新才能获得持续成长。在影响企业创新的诸因素中，高管团队异质性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也有学者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研究情境因素有关，但更可能是对二者关系机理认识不清所致。近年有学者以战略共识、战略选择、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和冲突处理方式等作为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探讨二者关系机理，但仍未得出一致结论。随着研究深入也有学者发现高管团队自身的特质会影响战略决策质量；而战略决策质量被认为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尝试引入战略决策质量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其对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
高管团队异质性指高管团队成员在人口背景特征以及重要的认知观念、价值观和经验的差异化。Pelled[1]根据高管团队异质性的外显程度不同将其分为显性特征和隐性特征，显性特征包括性别和年龄等，而隐性特征则包括任期、教育、经验和文化等。Daellenbach 等[2]根据与工作相关程度将高管团队异质性分为工作性异质性和非工作性异质性，工作性异质性包括工作经验和职业背景等，非工作性异质性包括年龄、性别和种族等。Kilduff等[3]根据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将异质性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自变量包括年龄、任期、教育和文化等客观特征，因变量则主要体现在认知方面。总体而言，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维度划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客观维度，包括年龄、任期和教育背景等；另一类是主观维度，包括高管团队认知和心理特征等。现有文献较多使用客观维度来测量高管团队异质性，并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和职业背景异质性等维度来测量。通常情况下，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于打破组织僵化和推动组织变革具有积极作用，能够为组织带来新的活力进而有利于组织创新，但由于情境和路径的差异，高管团队异质性的不同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会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年龄异质性指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上的差异。Bantel 和Jackson[4]认为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Wiersema 和Bird[5]认为高管团队成员年龄差异大更容易发生价值观和认知的冲突，因而不利于创新绩效。谢敏明[6]基于元分析，发现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较小。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教育背景异质性是高管团队成员的学历水平和所学专业两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教育水平和教育专业两方面。Carmen 和Mariluz[7]认为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越高，在制定战略决策时收集的信息就越多元化，并且对问题也有更全面的理解，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Simons等[8]认为教育水平不同，使得高管团队成员对待同一事件的认知不同，把握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能提出不同的看法，这有利于组织创新。Bantel和Jackson[4]认为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谢凤华等[9]认为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谢敏明[6]也认为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b：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高管团队职业背景异质性指团队成员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以及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工作经历。高管团队成员职业背景不同，使他们对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机会和威胁有不同看法，在处理问题和战略决策制定方式方面也会存在不同，这些不同促进了组织创新，进而提高创新绩效。李华晶和张玉利[10]认为高管团队职业经历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有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文献证实高管团队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4-11-6]。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c：高管团队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二） 战略决策质量与高管团队异质性、创新绩效关系及中介作用
战略决策质量指企业的战略决策与其周围环境、内部资源和能力与企业重要目标的一致性程度[12]。Korsgaard 和Schweiger[13]认为战略决策质量包括决策反映出来的效果、决策执行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的应变能力。在实际操作中，学者们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对战略决策质量的测量来反映其内涵，其测量指标主要依据Tilles[14]提出的评价战略质量的六条标准，即环境一致性、内部一致性、适应性、时间范围、风险程度以及战略的有效性。
1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战略决策质量
Hambrick等[15]认为高管团队成员独有的经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价值观、思维方式等都是影响战略决策质量的关键因素。Wiersema 和Bird[5]认为年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战略制定过程中因对战略看法不一致而产生冲突，可能会影响战略决策质量。Boeker[16]认为高管团队异质性有助于高管团队打破组织惯性和进行战略创新，但高管团队异质性程度越高，战略变革程度可能也越大，这就越难保证战略决策质量。Simons 等[8]认为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可为战略决策提供多元信息，能够对现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因而有助于提高战略决策质量。Bantel[17]认为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职业和教育背景上的异质性使得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信息的处理方式不同，能提出更全面的决策方案，这有助于战略决策质量的提高。Amason和Sapienza[18]认为高管团队成员在职业背景上的多样性使他们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完善战略决策，从而提高决策质量。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战略决策质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H2b：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与战略决策质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H2c：高管团队职业背景异质性与战略决策质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2战略决策质量与创新绩效
Schweiger和Sandberg[19]认为高管团队成员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取必要的信息，并通过适当的处理制定出较高质量的战略决策，进而提高企业绩效。Bantel[17]认为认知能力呈现多样性的高管团队倾向于制定更加创新和高质量的战略决策，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Hsu和 Kevin[20]认为战略决策质量在高管团队影响绩效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同时指出有效的沟通有利于提高战略决策质量，从而提高创新绩效。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战略决策质量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3战略决策质量的中介作用
就战略决策质量、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的两两关系而言，如前所述，Hambrick等[15]认为在战略决策过程中，高管团队成员独有的经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价值观、思维方式等都是影响战略决策质量的关键因素；战略决策质量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19]。就三者的相互关系而言，Bantel[17]认为认知能力多样性的高管团队倾向于制定更加创新和高质量的战略决策，这有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Hsu和Kevin[20]认为具有创新个性特征的高管团队有助于提高战略决策质量，而战略决策质量在高管团队影响绩效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并且有效的沟通有利于提高战略决策质量，进而提高创新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高管团队异质性通过影响战略决策质量进而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路径在现实中可能是存在的。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战略决策质量在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H4b：战略决策质量在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H4c：战略决策质量在高管团队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假设，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战略决策质量对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调研对象为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管团队成员，主要通过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问卷首先对本文中的问卷设计做了简单介绍，以方便答卷人理解调查目的并回答。问卷主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企业基本信息以及答卷人相关信息，包括企业成立年份、企业职工人数、答卷人年龄、受教育背景和以前的工作背景，主要采取填空和选择的形式；第二部分是关于战略决策质量和创新绩效的题项描述，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由答卷人凭借其主观感知对问卷中关于战略决策质量和创新绩效的描述进行打分，从1到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本次调查主要使用网络发放问卷和收集数据，通过问卷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将问卷参考模版制作成网页的形式，答卷人只需要通过网络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完成之后直接提交问卷即可。为保证研究需要，我们对样本企业进行初步筛选。因为考察创新绩效，我们主要选取高新技术企业且近三年有新产品进入市场的企业进行调查。样本主要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以及辽宁的沈阳和大连的企业，我们从这些企业黄页筛选出合格企业后，通过我们的关系网络与其中部分企业建立联系并完成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历时3个月，共收回234份问卷，来自60家企业，为了保持问卷的独立性，我们在每家企业中抽取3份有效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180份。
由于问卷调查时所有题项均由同一答卷者填写容易产生同源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问题，本文采用答卷者信息隐匿和反向条目法进行事前预防，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检验同源偏差，将问卷所有题项放在一起做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占到的载荷量并没有占到多数，保证可能存在的同源偏差基本不会影响研究结论。
（二） 变量测量
（1）高管团队异质性。本文采取常用的客观维度测量高管团队异质性。其中，年龄按高管团队成员的出生年份至2014年的时间段计算，对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采用标准差系数来计算，标准差系数即标准差除以相应的均值，值越大意味着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的异质性程度越高；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参考Tihanyi等[21]的分类，并采用Herfindal-Hirschinan系数来衡量。
（2）战略决策质量。战略决策质量构成主要包括决策反映出来的效果、决策执行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的应变能力[13]。现有关于战略决策质量的测量，主要依据Tilles[16]提出的评价战略质量的六条标准，采用Dooley和Fryxell[22]开发的战略决策质量量表，信度和效度较好，国内学者如古家军和胡蓓[23]以及郭立新和陈传明[12]采用该量表，本文也采用该量表，用7个题项进行测量。
（3）创新绩效。Hagedoorn和Cloodt[24]认为狭义的创新绩效是指一个企业将其发明专利引进市场的比重，可以根据企业的新产品、新工艺流程等的引入数量来衡量；广义的创新绩效是指从创新概念产生一直到将其用于市场的整个过程中，企业由此取得的新发明、新技术以及创新这三个方面的绩效。陈劲等[25]认为企业创新绩效是由企业技术创新所产生的、能够被客观感知和衡量的绩效，应当包括创新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直接经济效益主要包括新产品的销售率和利润率等，间接经济效益则主要包括技术专利等。本文认为创新不仅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所以倾向于广义的创新绩效，即从概念产生开始一直到最终用于市场整个过程中取得的新发明、新技术以及创新这三个方面的绩效，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效益还应包括间接经济效益。基于此，创新绩效的测量主要参考Lane等 [26]以及杨建君和康博纬[27]的研究，采用8个题项进行测量。本文使用较为成熟的量表，并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对题项进行测量。
（4）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因为企业年龄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对创新投入也会有所差异，最终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企业规模会对企业战略决策和企业行为产生影响，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更强的资源获取能力，在创新活动上可能更愿意进行更多的投入，这都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本文对企业年龄的测量采用从其成立年份到2014年的时间段的自然数，对企业规模的测量则采用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战略决策质量和创新绩效各题项的CITC系数值均大于05，两个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4和0878，均大于08，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由于对战略决策质量和创新绩效的测量都借鉴成熟度较高的量表，内容效度较好，所以本文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战略决策质量量表的KMO值为0885，大于07；Bartlett球体检验的P值显著，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最终提取的1个共同因子，累积解释了56935%的变异量，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表明战略决策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创新绩效量表的KMO值为0887，且Bartlett球体检验的P值显著，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提取1个共同因子，累计方差解释为54204%，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表明创新绩效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所有指标均予以保留。
三、实证分析
（一）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如表2所示），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且变量的共同变异不是很高，说明关系模型和研究假设具有合理性，可对变量间关系做进一步分析。另外，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因而本文将不再单独考虑这两个控制变量的作用。
（二）假设检验
本文使用SPSS210统计软件，采用分层多元回归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是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高管团队异质性的3个维度为自变量构建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其次以高管团队异质性为自变量，以战略决策质量为因变量构建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再次以战略决策质量为自变量，创新绩效为因变量构建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最后以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战略决策质量同时作为自变量，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构建模型4，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模型1通过了F检验，说明所构建的模型1有效。模型1结果表明，年龄异质性对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故H1a不成立；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均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β值分别为0371和0363，P值均小于0001，H1b和H1c均得到了验证。模型2和模型3都通过了F检验，说明这两个模型都有效。模型2的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战略决策质量间存在正相关关系（β=0203，P
决策质量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0506，P
根据Baron和Kenny的建议，中介效应的判定条件包括：第一，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第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有显著影响。第三，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第四，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时，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显著影响消失时则为完全中介，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变小时则为部分中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结果符合上述判定条件的前3项要求；模型4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和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值分别为0243和0273，P值均小于005）；战略决策质量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0328，P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引入战略决策质量作为中介变量来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机理，通过对北京、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和职业背景异质性均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以往有关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本文发现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与本文相关假设（H1a）不一致，也与以往相关研究结论不一致，因为在竞争激烈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年龄异质性的作用相对较弱。第二，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战略决策质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该结论有力地支持了Bantel和 Jackson[4]的研究结论，说明在战略决策过程中，高管团队异质性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信息，进而制定出高质量战略决策。另外，本文也证实了战略决策质量与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因而支持了Hsu和Kevin[20]的观点，说明战略决策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创新绩效。第三，本文发现战略决策质量在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起部分中介作用，高管团队异质性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还会通过战略决策质量影响创新绩效。
本文将战略决策质量这一变量纳入到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中，探究战略决策质量对高管团队年龄、教育和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作用机制，使二者关系机制更加清晰合理，这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指导和借鉴。本文发现在高技术企业中，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不显著，该研究结论与以往观点有所不同。同时，本文还首次发现战略决策质量在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前的学术研究。本文对我国高技术企业提高创新绩效具有启示作用。一方面，高管团队教育异质性和职业背景异质性对提高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应加强高层管理团队建设，特别是要吸引不同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的成员进入高层管理团队。另一方面，战略决策质量在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要努力提高战略决策质量。为此要注意到高管团队异质性虽然会提高决策质量，但达成共识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因而需要改善战略决策机制，提供战略决策效率。
本文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关于战略决策质量和创新绩效的量表数据的获得主要通过企业高管的主观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高管团队异质性的测量没有采用团队成员认知等主观特征。本文的样本数据选取的企业主要在北京、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区，使得样本选取受到地域性限制，所收集的数据是横向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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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决策篇10
高校管理主要资金的筹集和规划、高端和稀缺人才的引进、申博和扩硕项目的推进、基建等重大项目的投资等，而这类决策者主要是高校领导层，对高校的资金状况、专业人才的配备、优势学科的设置、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等都有一个全局的盘算。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会计仅仅是针对高校运行中的资金管理，高端人才的引进、学科的设置和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等主要是校领导的决策范畴，当然涉及教学部门的教学管理部门要参与；涉及资金的投入的财务管理部门需要介入，这就导致很多决策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决策，程序复杂、各抒己见难以协调。于是决策会计这一职能越来越符合高校管理的发展需要。高校事务管理和财务管理等需要决策会计的参与。
1 决策会计参与高校的财政管理
11 决策会计参与高校财务战略管理
高校管理中的资金管理是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保障。比如高校在进行某一个新兴学科的建设时就需要涉及筹集资金，新兴学科的发展，科技与知识是保障，但是资金是基础，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由高校学科管理部门阐述学科建设的重要性，高校决策部门（当然是高校领导层）进行新生学科的策划以及学科建设所需资金、学科带头人等各种方案的优选决策，但是往往会由于学科建设部门对于高校资金的整体情况不够了解，导致学科建设测算的资金需要规模与高校实际的资金总预算规模产生冲突，存在诸多项目在资金缺位的情况下无法正常运行，不仅仅会让高校在项目开发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还会严重阻碍高校的整体发展进程，而对高校的财政资金状况最了解的无非是高校财务部门，但是高校财务部门虽然了解高校的可利用资金情况以及未来资金的状况，但是无权对学校的决策性项目做出专业的判断。高校的财务部门应该参与到高校的资金宏观管理中去，为领导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高校总会计师制度的实施，为高校财务管理参与到高校领导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方便。
12 决策会计参与高校财务业务管理
决策会计的出现解决了高校财务会计不能解决的问题，财务会计总是对过去的事项进行收集资料、汇总、核算等，是事后核算，对好多事项的合理性、合法性、合规性缺乏事前的监督和预防，决策会计具有超前性、方案的可选性、多种假设，其参谋职能、预警职能、决策职能为高校财务管理者提供话语权。决策会计借助于灵活的方法，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按照配比原则和谨慎性原则编制决策会计效益报告和决策会计资产负债表，用文字报告弥补报表的缺陷。决策报告的热菘梢允悄骋环矫娴模也可以进行全面报告，但必须就决策方案分别编制独立的决策报告。决策会计不仅仅要求对高校的资金量全面掌控，而且还有具备极高预测能力和大胆的决策能力，能通过高校可支配资金的状况来对高校资源进行合理、高效、有效的配置，对高校的重大投资项目做出切合实际的决策以及对高校的现有资源进行合理高效利用，在高校能力承受范围内作出合理安排、英明决策，实现高校发展战略效益的最大化。决策会计这种管理方式避免重大项目多部门协调性差、程序复杂而导致项目的开发进度缓慢，由于资金调度不及时、无法调度导致项目无法立项。决策会计能最大限度地调出学校可利用资金，对重大项目的开发以及未来的发展做出决策分析，为高校领导层决策提供决策依据。
2 参与高校的投资管理
21 决策会计的投资管理对象
在传统的认知范围内，投资往往是与组织机构挂钩的，财务会计这门学科最初的设立目的也是针对企业的资金管理，但是随着时代观念的不断变化，高校在主要以培养优秀人才为核心宗旨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经费的投入和对重大项目进行投资，既然是投资那么就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也会获得相应的报酬，高校的资金投资主要体现在重点学科的建设、重点实验室的投资、实践基地的建设。当今很多高校都运用实训基地、模拟实验室、产学研协调发展来加强对学生动手能力的锻炼，以培养既有一定学术水平又具有较强动手能力、综合素质高的高校毕业生，让学生通过实践教学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目前大学生创业成为参与辅助教学的主要手段，决策会计可以运用到高校的这些决策中，对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提供多选方案，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对项目实施后的结果进行预测，所有重大项目的实施都涉及高校对项目资金规模的需求量进行预测，并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考虑到项目资金成本，包括人员配置、固定资产的投资、资金的调动，决策会计需要统筹全校所有资金进行综合管理。
22 决策会计的投资管理方法
经济管理类学科的教学一般都会在注重学生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特别注重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锻炼，比如某专业实训基地的建设，先要对项目进行规划，模拟运用运筹学、高等数学的建模管理方法，确定资金需要量，再根据学生实习规模、技能掌握程度、教室的规模、实验设备材料的投入，测算出学生见习人数、教学规模，完成教学任务程度、学分的取得等。项目是否可以推行？取得的成果是什么？对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有何推动作用？决策会计跳出财务会计的框架，运用决策会计的方法进行科学决策。在一个高校鼓励学生在校进行创业，由于学生的社会经验不足，大多数高校创业的范围就在学校内部，在创业初期学校会对学生的创业方案进行筛选然后有选择地进行资金投资为学生创业提供场地等，创业资金通过学生贷款的形式免息发放，在学生创业后一直到课程的结束，现有流动资金的多少决定了学生在这门课程中所获得的学分，无论学生的盈亏情况如何学校将对资金进行回收，学生自己通过努力得来的资金会有一部分作为助学基金的方式发放。这种方式不但增加了学生的社会实践经验，对学生未来的创业或者是成长也会有帮助。
23 决策会计的投资管理要求
高校投资包括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的投资，最多的是对于高校外部的投资，比如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高校与社会企业的一种基于学生就业与实习相结合的一种合作制度，企业向学生提供实习岗位，高校则要根据企业的特点和性质选择相应的专业的学生，定期输送到实习基地。高校专利的申请数量很多，成果转让是多少呢？专利成果的转让也是校企深度合作的一种形式。这种投资的资金管理与投资决策都要决策会计进行初步的核算后做出决定，具体运用也离不开决策会计，因为这不仅仅要对投资的方向有很大的掌控度，更多的是对资金的合理投资和有效利用进行评价，风险预测尤为重要。
3 高校筹资管理
31 决策会计进行筹资管理决策的背景
高校为了提升形象和扩大知名度，新校区的扩建、新学科的申报、新专业的设置都需要资金支撑；高校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需要对热门产业（汽车维修、互联网经济）进行教学设置，而这些项目的开发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高校原有的教学资金主要用于教学设备的更新、教辅人员的工资等，个别高校人员费用达到支出总额的60%以上，在资金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没有更多的闲置资金可以利用，除了国家财政性资金和学费收入外，很多高校还通过各种社会渠道进行资金的筹集，校友会和校发展基金会进行筹资，但筹集到的资金毕竟有限，银行贷款成为最佳选择。大学城的兴建，重大基建项目的投资、新兴专业的设置，把高校和银行的关系变得很亲密。关于借款利率、借款期限、授信额度、贷款利息、风险程度等都可以通过决策会计的方法来加以运用。
32 决策会计进行筹资管理决策的措施
决策会计要针对项目的开发方向进行发展前景的预测与分析，首先可以与社会中一些知名的企业进行合作，高校运用智力资本进行投资（高校这样的投资回报给学校的不多，这是高校体制的问题），优秀人才进入企业进行见习和指导工作，而企业则要为自己所引进的新鲜血液买单（大都是个人得利），这种决策不仅可以解决学校教学资金的筹集还可以改善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对企业、高校、学生三方面都是有利的。决策会计在这一系列工作当中除了引进外来资金以外还要分析高校目前的资金规模、资金流向，对其中落后、不合理的资金流加强管理，对落伍的教学制度进行淘汰，在保证必要的、正常教学所需资金外，建立节约型校园，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用。
33 决策会计进行筹资管理决策的目的
资金的回收与利用是决策会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通过决策会计的预测与决策在保证高校资金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将现有资金合理地利用，短期内或者在一定时间内进行资金的回收，用于新项目的投资，实现资金的二次利用，而这部分资金的目的是为高校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丰富学校的教学资源，扩大教学范围，对于高校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l展进度作出合理的分析，这方面的工作不仅要有对资金的管理能力，还要有前瞻性的眼光、有运筹帷幄的气度、决策意识、对高校的发展了如指掌，而这些正是决策会计的重要职能。
4 参与高校的成本管理
41 高校成本管理的意义
高校的成本管理与高校的资金管理是不一样的，资金管理是对高校的可利用资金的收入和支出进行详细信息收集、整理、记录与管理，高校资金的管理大多是基本建设支出和项目资金的支出，在资金管理中管理会计在进行资金拨款时并没有责任对资金的流向进行追溯，完全是属于高校领导的第一手调配，财务会计的职责是保证资金流动的数目与实际要求数目一致就好，而成本管理则是涉及高校的教学运行、人员流动以及资金的走势，传统的财务会计是仅仅对于学校的资金进行管理，每一笔资金的支出需要通过正常的手续便可发放。相对而言决策会计的权力较大一些，在部门项目资金运用不合理的情况下财务部门有权力暂停资金拨款，向部门提出警告，对不合理资金运用的项目进行变更或者收回等措施，虽然权力变大了但是相应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决策会计除了对预算项目进行控制之外，还要保证高校各项目资金的合理运转，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将损失、风险降到最低。
42 高校成本管理的范围及方法
高校各行政部门和学院每年就开展的工作和计划对本部门的资金需求量进行预测，上报到财务部门，财务部门根据学校总预算的规模，对学校所有部门的预算进行调整，实行二上二下，最后上报到校长办公会议，确定后形成高校年度财务预算。财务部门根据校级预算向各预算部门拨款，而决策会计则需要对高校的成本进行管理，不仅仅是对财务的支出进行监督与管理，而是要综合学校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资金的预算考虑，比如学校的项目资金的支出，决策会计在进行资金发放之前还要考虑这项项目的发展前景与资金的利用合理性，针对项目成本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指正，从而调整预算资金，这不仅考验决策会计的资金管理能力，更多的是对其综合决策规划、资金筹划、发展战略眼光等有要求。高校相关专业的申硕或申博，肯定需要资金的投入，毋庸置疑，这类投资的回报肯定大于预期的投入，申硕申博的成功给高校带来的不仅仅是利益的收入，更多的给高校带来无限的商机：高校的招生、高校的声誉等。
5 结 论
决策会计在参与高校中的各种项目决策管理时，要求的不单单是财务上对资金的加强管理和人事上对人才的高效配置，更加注重的是高校综合管理水平的提高，决策会计对于传统的财务会计而言，管理范畴要广，管理方法更加灵活，决策更加科学，决策会计要参与到高校的一切事务管理中去，以弥补财务会计的不足，决策会计在高校拥有潜在的市场，在高校管理中推行决策会计非常有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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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问难度
课堂上，教师提问的难度如果过大，会使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打击其自信心，降低学生的课堂参与热情；而问题难度过小，则会使学生过于自信，对问题不屑一顾，影响其对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失去了提问的意义。在设置问题过程中对“度”的不合理把握严重影响了教师提问的有效性。
（二）提问频率
在课堂上，频繁提问虽然能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使师生之间进行充分的对话和交流，但是实践证明，过于频繁的提问会使课堂变成讨论的场所，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回答过于盲目，导致课堂上的重点难以突出，学习的难点得不到化解，同时表面活跃热闹的课堂降低了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使教学目标的实现受到制约。
（三）提问时间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为了赶进度，在提问后没有给予学生充足的思考时间就匆忙要学生回答，导致学生思维混乱，精神紧张，无法正确回答问题，教师花费大量时间纠正错误或教师提问后给予学生大量时间思考，致使课堂进度被耽误，这些都是低效的，影响教学成果的提问。
（四）开放性和封闭性问题
在提问时，问题的开放程度也会影响深套教学有效性。开放性问题有很多个答案，封闭性问题有一个或几个答案，在教学过程中，对开放性问题的设置过少，会影响学生观察、分析及处理问题能力的提高，对开放性问题设置过多，又会影响课堂秩序，影响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因此，要根据教学内容的层次有针对性的设置封闭和开放性问题，否则提问就会失去其效益。
二、高中数学课堂上有效性提问的策略
通过对影响提问有效性的因素进行分析，特提出以下策略：
（一）问题难度适宜，梯度适中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及层次，以学生的知识建构及思维水平作为设计问题的基点，使问题的设计既不会让学生感觉太难而丧失信心，也不会因过于简单而毫不重视，使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能够更清晰、更透彻。比如：在学习等差数列时，可以举出“1，3，5，7，9….”、“3、3、3、3、3…”一些特例，让学生进行归纳总结，从而推断出等差数列的概念；另一方面，在安排问题时，要遵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规律，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能够循序渐进。如，在讲解有一定深度和难度的知识时，教师可以采取化繁为简、化整为零的方法设置出有梯度、有层次的系列问题，使问题的难度得到降低。同时，还要注意问题之间的关联和过渡，使学生在单个思考的同时能够实现思维系统化。
（二）问题密度适当，角度合理
在教学过程中，问题的设置不在于多，而在于科学与否。有效性的提问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使学生的思维水平得到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因此，课堂上教师要合理安排问题，掌握好提问时机，使问题的提出能够发挥出最佳的课堂效果；另一方面，对问题的设计还要选择好角度，使新旧知识能够相互连接，知识点之间能够顺利过渡，使学生在认真的思考下能够实现知识的内化转移。如在学习球的相关知识时，可以设置圆的相关问题，使学生由旧知识推导出新知识，与学生的认知规律相协调。
（三）提问切入点适宜，等待时间适当
教学过程中的提问是为了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因此在提问时要把握好时机，从而获得最好的效果。
1. 兴趣点提问。学生的兴趣点是指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充分激发其兴趣，调动其积极性的知识点，在学生的兴趣点提问能够充分激起其求知欲，使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课堂，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如在学习“概率”的相关知识时，可以设置这样的问题：“不透明袋子里共有红色小球3个，黄色小球2个，绿色小球1个，从中任意摸三个，摸到1红1黄1绿的概率有多少？”，在设置问题过后，可以告诉学生，街边公园里就有类似的抽奖活动，因为学生对这种场景并不陌生，自然会激发起对概率的探究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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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管理是建筑施工企业运用系统控制论原理和科学技术对施工项目进行的计划、组织、反馈、控制、协调等全过程的管理。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把各种劳动力、材料、设备等资源整合建造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物(构筑物)而发生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和过程，同时也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必由之路。如果工程建设投资决策失误,或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水平低, 势必造成工程不能按期完工，质量达不到要求, 损失浪费严重, 企业效益低等状况, 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因此, 保证工程建设决策科学, 并对工程建设全过程实施有效的组织管理，对于高效、优质、低耗地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提高投资效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产业国际化、市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以及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加入 W T O, 为我国建筑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对我国建筑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 我们在重视硬件 (主要指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机械等) 发展的同时, 不能忽视软件 (工程管理) 的发展。必须在实践中研究和采用现代化的工程管理新理论、新方法和先进的手段, 培养造就一大批工程建设管理人才, 逐步缩小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在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去除了政策层面和垄断的干扰，大家机会均等，每个企业都是站在同一个走跑线上，企业与企业之间是核心竞争力的较量(包括软实力)，作为一个施工企业能否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在决策层做好前期科学决策，在执行层能否提供高质量、短工期、成本低的建筑产品。可见，科学决策、规范管理是施工企业实现效益目标的最重要因素。
1、决策管理要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
市场经济千变万化，企业特点各有千秋，决策管理是企业领导个人能力与魅力的精髓所在，是企业生存发展兴衰的分水岭，它涉及企业的发展规划、内部管理、资本运营等各个方面，对企业内外环境、国家经济政策、投资方面、金融市场、建筑市场诸方面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以科学的态度、敏锐的视觉增加对政策和市场发展的预见性，结合企业自身特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战略目标和资本经营为核心，高起点、高标准构筑企业发展平台，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根本保证。因决策失误而导致一个企业的未来发展衰退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中国一冶集团公司1984年在施工深圳国商高层民用工程取得三天一层的深圳速度等非凡成绩，当时一冶刚刚进入民用建筑市场，如果在当时决策层能有敏锐市场嗅觉，及时转战民建市场，那么可能将是另外一番天地了。日本的电子产品质量驰名世界，拥有许多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当初，美国的计算机刚刚起步，日本电子业界未能看出其未来强大的发展空间而给予充分重视，错误的决策直接造成美国在此领域的后来居上，在计算机得到广泛应用的数字化的时代在遥遥领先，昂首挺胸地走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其计算机芯片、系统软件、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研发能力的国际领先地位至今无人憾动。
2、投标决策要具有现实性和及时性
投标决策的正确与否对企业的发展关系重大，这方面要注重如下几个方面
2.1规模与效益问题
规模效益是指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面引起的单位成本下降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结合评标办法分析项目盈亏平衡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太小的项目该舍掉就应舍掉，根据目前建筑市场的仍广泛存在的挂靠联合经营而出现的种种质量、安全管理方面的管理不到位弊端，风险太大，应尽量不采用，目前，这种潜在的风险(特别现场施工安全)正在加快转变成现实。真正上规模，做出品牌的国有施工企业是不屑于做挂靠工程的。对于具体项目，其资金来源情况如何，是否带资承包，有无预付款（施工动员款），其比例是多少，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能否满足业主要求，从合同上讲有无无法承受的格式条款。
2.2投标策略问题
一个项目能否中标，中标后能否取得好的效益，一方面取决于编制人员的水平和编制质量，另一方面不要从行业、地域、竞争对手情况、自身与业主的关系等方面去分析，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区域经营、联合经营、借船下海等方式投标，避免盲目投标而增加成本。
3、企业信息管理要具有时代性和系统性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在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变革性的冲击，企业信息化就是企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地开发、利用和管理信息资源。当前企业管理信息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治理结构以及对市场变化快速反应相比，企业的信息化管理和创新处于初级阶段。当前一些施工企业仍停留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粗放作业模式，普遍存在信息采集力不够，信息处理能力不强，信息传输手段落后的现象。国家目前对施工总承包为特级资质的施工企业申报硬性要求申报企业具备功能强大并与网络平台的紧密联系的项目信息管理软件来分析处理项目各种数据，为此，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对管理信息平台和应用系统联合开发，实现公司－项目部－个人之间信息流通与传递、内部邮件系统管理等方面的资源共享以及实现办公自动化，在施工生产、投标经营、企业管理各方面发挥科技优势，为更高层次的信息化奠定基础，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社会中抢尽先机，占领时代的制高点。
4、把项目评估、目标责任合同签订作为对项目管理的基础
当前不少施工企业对项目评估、成本核算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它是一个项目能否赢得的关键所在，所谓做得好的不如算得好的，成本核算需要专门的人才、科学的方法以及相当的时间与精力等。因此，在实际执行中评估工作难以完全到位，导致有的评估、测算的权限不明确，基础数据收集不齐全，方法不科学，造成项目盈亏到竣工时算总帐。
加强项目评估与成本核算，第一、提高认识，建立项目评估与成本核算管理机制，在思想上切实把项目评估、成本核算用为加强项目管理的基础。第二、加强评估、核算的组织机构建设，公司成立专门的成本核算审计部门。第三、在做好项目评估的基础上，确定项目的赢利水平，公司同项目经理签订“项目经营目标责任书”，以明确项目管理各项管理目标与责任，用合同来约束项目经理的管理行为。第四、认真进行项目运行中的监督、检查指导和审计考核，包括委派财务管理人员，代表公司对项目进行财务监督与和审计，要求项目经理按规定汇报项目整体进民情况，及时帮助项目经理纠正项目管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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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4-0137-02
一、高校资金使用效益的含义
资金使用效益在人们的观念中通常是指一定的资金投入产生更多的回报，或一定的回报需要更少的资金投入。资金使用效益的这一界定对于高校财务来说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一定的资金使用得到更多的教学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二是一定的教学资源需要更少的资金投入。
对高校资金使用效益作此界定过于狭义，高校资金使用效益不仅仅是指资金的投入产出问题，更应包括人力和物力等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益。如利用有限的资金按当时的市场最低价取得了某项教学资源，但取得以后没有有效使用，或是使用数量和质量很低，这也属于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的范畴。为此，本文对资金使用效益的分析是建立在广义基础上的。
二、我国高校资金使用效益存在的问题
1.资金使用注重传统的节约，而不重视决策节约
资金使用的传统节约是指资金使用过程的细节节约，如在办公室或教室应“人走灯灭”，用水时“人走水关”等。高校资金规模日益扩大，传统的节约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但从影响资金使用效益提高的因素分析，更应注重决策的节约。可以说在目前的高校，决策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高校有限的资金用于配置何种教学资源，其流向、流量的科学、合理直接决定着资金的使用效益。
2.资金使用存在明显的攀比效应
不同的高校由于其管理模式、学科特点等差异，相应会导致资金使用的结构性差异，但比较不同高校的财务支出结构与方向，则存在着明显的趋同倾向，趋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攀比效应的存在。从高校层面看，高校需要配置何种资源受其他高校目前已有资源的影响，高校决策层面在决策时，甚至会超过参照高校。从部门层面看，相关部门在申请资源使用时，参照的是相关高校的现存情况，比如目前该部门有几个人、配备了什么样的设施与设备，而不会比较其背后因管理模式的不同而存在的任务差异。资源配置不是受制于承担的任务，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攀比效应的结果，资金使用效益不可能很高。
3.重视资金的使用效益远胜于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
高校作为一个人力资本高度聚集的单位，具有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所必需的管理素质，但在高校的财务资金的运作过程中，一般较为重视狭义范围的资金使用效益，即重视以最少资金投入获得更多教学资源的问题，而对通过资金媒介所取得的教学资源的有效使用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这是目前高校教学资源使用的有效性相对较低，闲置、浪费现象较为严重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说对高校在人力资源使用方面是否存在冗员还不太好定性，那么在物力资源使用方面就表现得较为明显，资产有效使用低、财产管理不清甚至混乱并非个别现象。
4.财务部门的相对重视与使用部门相对轻视并存
高校财务资金使用过程中又一普遍的问题就是财务部门相对重视资金的使用效益，而使用部门相对轻视。受于国有单位产权虚置下管理不到位的影响，国有高校在资源使用过程中存在着资源使用效益与部门和个人利益呈逆向调节的利益机制，即部门占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有助于其更好、更快完成承担的工作任务、获得激励的同时，也可以减轻每人承担的工作量，而资源的占用成本并不需要其承担。受此影响，相关的资金使用部门和个人会首先考虑争取更多的人力或物力资源，以减轻其工作量或更方便地完成其承担的工作任务，争抢有限的资源，而不管资源的使用效益，这也就使其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三、对高校资金使用效益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
1.建立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制度
学校教育资金开支项目繁多,最基本的有招生经费开支、教学经费开支、德育经费开支、教学管理(服务)经费开支、推荐就业经费开支、科研经费开支等。要对学校教育资金使用效益做出评价,最好的方法就是构建指标进行评价。评价的方法,通常使用比较法。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方法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纵向比较法，就是将评价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益与本校以前开展过的相同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益作比较,看比以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横向比较法，就是将被评价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益与其他学校(最好是相同类型的学校)开展过的相同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益作比较,看本单位的效益是处于较高水平、中间水平还是较低水平。
2.构建信息披露平台
教育经费信息的披露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信息披露可以增加高校经费使用的责任感和社会感,提高高校自身的约束力。高校之间可以通过比较发现自身的薄弱环节加以改进。因此教育主管部门或高校经费的投入部门需要建立一个信息披露机制,建立信息披露平台,定期向社会披露高校经费投入和各个高校经费使用情况,做到公开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