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1

图1展示了2012年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对于日本人口的现状和将来的预测。2007年日本总人口为12 777万人，达到峰值之后进入人口减少的阶段。预计在2060年，总人口8674万人。由于日本移民很少，总人口的减少应归结为出生人口的减少。而出生人口的减少与女性进入社会，以及孩子教育费用过高有关。其结果是，19岁以下的人口在不断减少，20？64岁的人口也在不断减少。

另一方面，一些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支持的制度，如年金、医疗保险、照护保险等的实施，以及老年人自身健康意识的提高，使得近年来日本老年人的健康状态明显有所改善。其结果是老年人越来越长寿，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老龄化比例（65岁以上人口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2013年为25.1%，预计在2060年上升到39.9%。

综上所述，日本的老龄化是伴随着少子化而发生的，具有少子老龄化的特点。

而少子老龄化引发了社会，以及医疗、照护上的诸多问题。

现在日本的年金制度作为保险制度维持着，虽然65岁以上、支付了一定期限以上年金保金的全部国民都有接受资格，但财源来自于劳动人口所支付的保金。然而，随着日本老年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劳动人口在减少，老年人口与年轻的劳动人口比例在逐年增高，可以预想今后这种倾向会愈加明显。更严峻的是，现在年轻的劳动人口中，有1/3为非正规雇佣人口，收入较低，不支付保金的人越来越多，像这样的就业状况也是原因之一。从现状来看，今后是否能维持现行的年金制度是一大问题。

日本施行所有国民必须加入某种医疗保险的“国民皆保险”制度。老年人口的医疗，包括75岁以上的老年人参加的后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以及65？74岁的前期老年人口参加的国民医疗保险或职工保险。为了不增加在前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下由于前期老年人口参加而产生的对各个健康保险组合的负担，这种医疗制度正在调整。不论是前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还是后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都是在财政上减少老年人口的负担，转而依靠劳动人口支撑的制度。特别是后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中，老年人仅支付保金的10%，剩下40%由劳动人口负担，50%由公费支出。因此，老年人口增加、劳动人口减少的态势使得维持这种制度十分困难。

支撑老年人口照护的照护保险制度的财源，50%来自公费，50%来自保金。虽然日本40岁以上全体国民都具有支付保金的义务，但利用照护保险服务的，除了一部分例外，几乎都是65岁以上人口。40？64岁的人支付的保金达到了现在照护保险财源的32%，即使加上公费的50%也不够，可以说照护保险制度也落在了劳动人口头上。因此，今后制度的维持是个大问题。

少子老龄化对策

在少子化的对策上，日本虽然已经采取了充实保育院，让女性更容易得到产假和育儿假，以及实行多种工作形式等措施，但还未收到良好的效果。今后有必要强化少子化对策。

在老年人口的对策上，日本分别于2000年创立了照护保险制度，2008年创设了后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以及前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照护保险制度是以老年人口的增加以及照护力的低下为背景，将照护从医疗中剥离出来以达到抑制医疗费的增加，用更低的费用支撑老年人口，以及更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同时将家庭从照护中解放出来为目的。照护保险制度的设立，在让老年人口安心、将照护从医疗中分离、抑制医疗费用、减轻家庭的照护负担等几点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的设立，则创建了能够减轻后期老年人口医疗费用负担，让后期老年人口安心在医疗机构就诊的体制。

但是，如上所述，现行的面向老年人口的年金以及医疗照护保险制度给劳动人口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主要对老年人口有利的制度。另外，财源不足的情况下，还不得不发行会成为年轻一代将来债务的国债。因此，为让全年龄段的居民都有受益的感觉，并减轻年轻一代现在以及将来的负担，改革制度势在必行，如为此社会保障和税一体改革正在计划中。这里仅就医疗领域探讨改革的方向性。

作为少子老龄化的对策之一，日本医疗方面的改革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探索。首先是针对高度急性期医疗的住院医疗强化，例如进行医疗资源的集中投入。其次是充实家庭医疗，构建地区综合医护。住院医疗强化，即推进医院的功能细化，承担高度急性期医疗的医院与一般急性期医院、康复医院、疗养型医院一同分担职能。

地区综合医护的理念与其构筑要点如图2所示。为让老年人在居住习惯的自家住宅中安享晚年，需要无障碍地享受照护服务，因此需要加强医疗照护设施的联合。为此，那种一直以来由一家医院负责从急性期到慢性期全部诊疗过程的思考方式，将裂变为功能细化后的医院。它是指医院与地方诊疗所，医院与地方照护保险机构，地方诊疗所与照护保险机构相互联合在一起负责一位老年人诊疗的体制。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8-0057-03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到1996年提前全国4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来的最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一、辽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主要特点

1　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高龄化趋势日渐显现。2007年，辽宁省0-14岁人口约为544.99万人，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2.68％，比2006年增加了6.42万人，所占人口的比重增加了0.07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为3296.1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6.69％，比2006年减少了13.88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比重下降了0.1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456.88万人，比2006年增加了6.7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63％，比2006提高了0.09个百分点。

伴随人口老龄化过程的是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日渐显现。从“四普”和“五普”的统计数据看，分年龄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如65-69岁，70-74岁，75-79岁，80-84岁和85岁以上的年龄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五普”比“四普”分别上升了0.73，0.86，0.39，0.11和0.11个百分点。

2　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辽宁省0-14岁人口比重逐年下降，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并呈进一步加快的趋势。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看，在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间，全国提高1.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了0.14个百分点，同期全省提高了2.1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21个百分点；2001年至2007年间全国提高1.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16个百分点。同期我省提高了2.7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39个百分点。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辽宁人口的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我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由5.68％(1990年)提高到7.88％(2000年)只用了10年的时间，这一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3　有三成左右的老年家庭是空巢家庭。辽宁省约有30％左右的老年家庭是空巢家庭(1人独居或与老伴同住)，有超过四成的老年人口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因此，在目前我国社会养老制度尚未健全，居家养老仍作为主要养老形式的情况下，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特别是精神赡养问题亟待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广泛重视。

4　老年人口收入水平普遍不高，需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随着辽宁省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和人口的日益老龄化，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成为我们长期面临的重要问题。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对老年人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根据抽样调查的情况。辽宁城市老年人口的收入主要来源包括：靠养老金的约占68％，靠配偶的占6％，靠子女赡养占12％，“低保”、“特困”占4％，其他占10％，而在农村，约有近60％以上的老年人口需要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或帮助。

分城乡看，城镇与乡村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差别。城镇中约有60％以上的老年人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其次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农村老年人口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超过60％，其次为劳动收入，约占1／3。可见，农村的家庭养老负担比城镇更重。

分性别看，男性与女性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差别。有60％以上的老年男性人口靠离(退)休金生活，而靠劳动收入、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比例相近。各占1／5左右。而女性老年人中约有近60％需要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这说明在主要生活来源方面，女性老年人比男性更多的依赖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

二、人口老龄化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辽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的省份之一。多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了制度建设，使全省老龄化事业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辽宁老龄化事业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象征。

1　人口老龄化给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目前，辽宁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后期，“人口红利”主要从三个方面获得：(1)劳动力供应较充分，价格较低廉，但这种优势已逐年减弱；(2)劳动力年龄结构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3)老、少抚(扶)养比较为合理，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目前我省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仍处于上升阶段，少年和老年抚(扶)养比仍较为合理，社会保障的负担还不十分沉重。尽管辽宁的就业压力很大，但只要处理得当，仍可成为辽宁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对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夯实必要的物质基础。

2　人口老龄化给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主要通过劳动力的供给和消费需求方面体现出来。

在社会关系中，人不仅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更是社会需求的主体，人口老龄化使得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同年龄的人在提供劳动力和消费需求方面存在极大差异。从深层次看，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加快，预计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仍会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对辽宁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现实的，又有潜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经济发展的压力不断增大。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产生深刻影响。一是人口老龄化会增加消费基金、使投资减少，加重总人口的消费负担。这是因为，在国民收入为一定的条件下，积累和消费基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将促使消费基金的扩大和积累基金的缩小，从而加重总人口的消费负担。而积累缩小就意味着投资的减少，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二是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的供给关系发生变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必然要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这就需要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间

进行转移和流动。而劳动力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安于现有工作和生活环境。而不愿改变现状，会给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压力。国有企业改革，造成大量中老年下岗职工转岗。会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压力。同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导致新增劳动力减少。而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培养原有的中老年劳动力相对较困难。其后果就是失业率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由此，人口老龄化将造成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不利影响。三是人口老龄化使消费需求相对减少，影响产业结构调整。

其次，人口老龄化挑战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辽宁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越来越大。已从2005年的37.2亿元扩大到2007年的73.9亿元。如果说全国是3个在职职工养1个退休职工，而在辽宁就是2个在职职工养1个退休职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长期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城乡之间老人的收入差距明显。城市离退休老人由国家养老，农村老人是活到老、干到老。改革以来，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使社会福利需求增加，给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使老龄事业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速解决三农问题，把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障事业向农村、农民倾斜。

第三，人口老龄化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随着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我国家庭规模正在缩小，供养老人的能力在减弱。同时，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加剧，导致空巢家庭增加，使得高龄老人生活照料模式面临困境。

第四，社会养老面临许多新困难。一是社会养老机构不足，养老的供需矛盾突出。据统计，2007年辽宁有各类养老机构1093个，养老床位仅75700多张，根本无法满足老年人口的养老需求。二是社会养老机构存在着支付能力低与服务价格高的问题。目前，大多数社会养老机构是按商业模式运营，收费较高。而老年人口收入水平较低，难以支付养老机构的费用。因此，使经费本来就不足的养老机构，床位大量闲置或亏本经营。调查显示，仅有6％的老年人表示愿意在养老机构安度晚年。我们认为，这一方面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受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较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养老资源与现实需求，服务价格与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但无论哪方面的原因，都会使养老事业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辽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的省份之一。据估算，到2016年前后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580万，首次高于14岁以下人口的数量。到2039年前后，辽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可能达到1300万人以上，约占总人口比重的30％左右。

未雨绸缪，应对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提高认识，明确政府对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老龄工作作为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明确政府在老龄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要把老龄化问题列入辽宁中、长期发展规划之中，把它作为全省整体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使我省的老龄事业、老龄工作能够沿着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2　加快经济发展，切实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没有发达国家高，但老龄问题却如此突出，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养老的基础不够扎实。因此，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为解决人口老龄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也只有发展经济才能逐步缩小并彻底消除城乡、地区和居民的收入差别，促进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才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医。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乐问题。也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使他们有可能谋划自己未来的养老和医疗问题。

3　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是解决老龄化的关键，也是解决老有所养的关键。必须按照“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工作目标，不断健全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应开辟各种商业性保险，以满足全社会各种收入水平人群的养老需求。形成公平、高效、稳定和规范的现代社会保障的多支柱体系。

针对目前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大的问题，应建立“全民参保”的社会保障机制，变“缴费”为“征税”。这样做一是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二是有利于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将大多数的民营、“三资”、乡镇企业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同时也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社会财富再分配功能薄弱的现状。

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体现国家财政一体化与区域财政适度差异相结合，以社区为依托，坚持国家、集体、家庭等多元投资，积极提高农村养老的社会化程度，做到分类指导，分阶段运作，逐步消除城乡差异。特别要注重建立有利于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阶段，可先将独生子女、双女户和有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逐步向其他计划生育户和全部农户扩展。

4　建立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体系，走中国特色的养老道路。一是要大力发展居家养老。为此要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培训大批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老年服务者队伍，提高高龄养老的社会化水平。因此，建议建立具有一定社会公益性的家庭服务员制度，但应遵循市场经济原则，收取一定的费用。以维持其良性循环：建立老年志愿者制度，由社区组织年纪较轻的老人为年纪大的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要加强对老年人的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及社会活动等的管理，以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二是要加快构建社区养老服务平台。要采取多元化的方针发展社会养老机构。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民营养老企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以弥补国家福利资金投入的不足。三是建设多层次的养老机构。兴建一批高档次养老机构，满足高端服务需求；发展一批中低价位的养老机构，以适应大多数老人的养老需求；整合乡镇敬老院，集中财力建设较高档次的综合性农村区域性的中心(养)敬老院，让更多的“五保”老人能够在这里安度晚年。

5　加大投入，全面把握老年人口需求，努力实现健康老龄化。要力争把更多的健康人群带人老年型社会。延长健康期，缩短带病期和伤残期，并尽可能提高老年人的自理能力，是一项长期奋斗的目标。为此，要把促进人群健康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人手，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开展重点人群预防和疾病的监测。要整合现有卫生资源，调整预防和医疗投入比例，重视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投入，开展农村贫困地区的医疗救助工作。要加强对老年期健康生活的指导，推进各项有益老年期健康的文体活动，发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体育运动项目。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在有条件的社区，可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或窗口)，倾听和排解老年人的苦闷，增强其自我心理调适能力。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3

一、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按照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2008年最新上海人口生命表测算，未来10-巧年上海市步人老龄人口的数量会急剧增多，即将进人人口老龄化高峰时代。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短缺矛盾、等待领取养老金养老的老年人口与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矛盾以及外来新增劳动力人口与上海市现行户籍政策等矛盾，都将给政府现行社会政策带来巨大挑战。

从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人口检测统计数据来看，在上海城市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近年来已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1.从老龄人口总数来看，上海市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年增高

从已有数据来看，近年来上海市老龄人口呈递增趋势，平均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数已超过10万人。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万人，占总人口的20.1 %，比上年增加9.25万人，增长3.5% ; 2006年到2007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11.21万人，增长4.1%;占总人口比重从20.1%增至20.8 % ; 2007年末到2008年末，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增加了13.74万人，增长4.8% ;占总人口比重从20.8%增至21.6%，达到300.57万人。据预测，到2010年上海老年人口总数将达312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3%。这一比例直向世界第一长寿大国日本的老龄化水平看齐。2020年，上海老年人口数字将攀升至500万，而上海老龄化发展的趋势要到2025-2030年间才会达到高峰。

就其原因而言，从世界范围来看，上海市这一老龄化符合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讲，现在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大多出尝于1949年前二战结束世界人口出生高峰期所生人口，上海解放前与解放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一直保持着劳动力的充足状态，由于二战结束后短期的和平以及解放后发展大上海而迁入上海市的青壮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极高状态，使得当时出生的人口极多，呈现出一个高峰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60年后的今天正好进人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时期。

2.从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上海市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城市独居女性老人越来越多

从上海城市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老龄人口，并且呈现出随着年龄的递增，女性老龄人口所占整个城市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高龄女性人口越来越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6.9%，女性占53.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3%，女性占54.7 % ;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3.6%，女性占56.4% ; 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38.9%，女性占61.1%;10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20.9%，女性占79.1%。由此我们可以很显著的看出，由于男女性别人口总数的不对等以及男性实际生命比女性短等现实因素的考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市进人老龄化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的现状仍然要维续一段时间，未来上海市的城市独居女性老人数将越来越多。

3.从人口抚养系数来看，上海城市老龄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总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

人口抚养系数是指人口中处于被供养年龄(一般指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也被称为年龄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巧岁以下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少儿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64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老年抚养系数。相关数据显示，200(〕年人口普查上海市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的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为26.1 % ， 2005年老年抚养系数为27.2% ，2006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到28.1%，比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2007年末，老年抚养系数再次上升到29.4%，比上年增加1.3个百分点，2008年末，上海市老年抚养系数为30.8%，比上年又增加了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8年开始，平均3.33个上海劳动适龄人口就要养活1个上海老龄人口，加上人口生殖过程中的少儿抚养系数的存在，上海城市总人口抚养系数一直在增加。

4.从城市人口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纯老家庭”日渐增多，高龄人口显著增加

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发达以及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上海全市“纯老家庭”越来越多，也即意味着老年人总数在上升，2004年上海市“纯老家庭”总人数为70.%万人，时隔2年后2006年上升到78.72万人，2007增加到84.37万人，2008年上海市“纯老家庭”人数为86.38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了15.42万，其中80岁及以上“纯老家庭”人数达24.26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15.06万人。从已有数据以及上海市人口生命表推测来看，由于家庭养老习惯的变更，未来上海市纯老家庭总数还将有个上升的趋势，同时高龄人口也会进一步增加，这部分“纯老家庭”老人的生活照顾问题也将是研究与解决城市人口老龄化政策必须要考虑的现实性问题。

5.从老龄人口地区分布来看，城市不同地域间老龄人口差异显著

从上海市老龄人口分布来看，截至2008年末根据已有数据，老龄人口最多的依次为浦东新区40.6万人、杨浦区22.9万人、徐汇区20.74万人、普陀区19.21万人、阂行区18.82万人、虹口区18.26万人、宝山区17.72万人、崇明县16.82万人、闸北区15.17万人、南汇区14.41万人、黄浦区13.5万人、长宁区13.33万人、嘉定区12.3万人、松江区10.88万人、奉贤区10.59万人、金山区10.51万人、青浦区9.46万人、静安区7.72万人、卢湾区7.57万人。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数据，"2008年末各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崇明县，分别为24.9%，24.4%和24.3%;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金山区、宝山区和普陀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1.0，0.9和0.9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黄浦区，分别为5.5% ，5.5%和5.1%;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普陀区、长宁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均增加0.3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黄浦区、卢湾区和静安区，分别为22.9% ，22.3%和22.2%;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长宁区、普陀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0.7，0.7和0.6个百分点。

二、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从上海来看，人口结构中的日益老龄化现象已经给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

1.老年人增多，上海市社会保障体系面临重新调整，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上海市现在户籍人口1391.04万，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来说已经发展的比较健全，但从上海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社会保险方面来看，现在上海的社会保险分为:①城市社会保险;这部分大约缴纳的人数为450万人，主要是针对上海市城市在籍人口缴纳的。②城镇社会保险;这部分人群主要有180万，主要是上海城市郊区大量农转非的失地农村人口。③农村社会综合保险;大约为200万人左右，主要是原来是农村户口的人群缴纳的农村保险，大多集中在区县郊区地域。④综合保险;这部分保险主要针对的是在上海市的流动人口而开设缴纳的，大约为350万人。⑤医疗保险;自愿参加，即在上海工作的人群都可以成为医疗保险的对象。

而现在上海的城市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06.51万，占老年人口的68.7%、全市户籍人口的巧%。根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显示，2008年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领取小城镇社会保险人数为33.38万人，领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为30.96万人，领取征地养老的人数为19.21万人;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从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养老保障中获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0.77万人，获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5.20万人，获得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养老保障金人数为5.71万人，农村无保障老年人获得老年农民养老金补贴的人数为32.52万人，农村五保老人获保障人数为0.29万人。初步测算一下，上海现在单就户籍人口来说，用①中城市社会保险450万人群缴纳的部分保险金来养这206.51万人，差不多就是2.18个城市人养1个退休老龄人口，仅依靠征收社会保险金的形式返还社会保障已经“失灵”，政府不得不财政补贴兜底补偿社保基金的不足，加上财政在②③④⑤上的投人，上海市目前在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负担已相当严重，已经出现了社保基金严重穿底的现象，“社保基金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占到了市级财政收人的17%-18%左右，而预计今年还需要增加60-70亿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补上。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靠并提高财政支出比例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的情况将长期存在，甚至会越来越严重，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上海的老龄化问题。”(上海市市长韩正，2009卢由此来看，目前上海社会保险资金不足，社保基金中用于养老、助老、护老医疗费用支出的严重不足，现实社会养老问题的不到位，未来养老金缺口长期存在已是不争事实，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过程中面临着重新调整的挑战。 2.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上海市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年轻人负担将越来越重

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直接一个后果是家庭抚养负担的加大，一方面，国家在老年人养老保障、养老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社区为老服务以及社区其他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都使得老年人养老服务再一次回到了家庭养老的层面。而由于医疗技术带来的人口寿命的延长，居家养老模式必然会带来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居于中下层的劳动适龄人口抚养负担未来将越来越重。

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未来上海市人口抚养系数将越来越高，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实施20多年后政策效应的显现，以及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带来的人口寿命延长，未来独生子女A和B结婚，处于劳动适龄人口的他们将要抚养其下面的小孩C以及可能4-8个其上面的老人(A和B各自的父母以及各自父母的父母)，由此，上海市未来劳动适龄人口家庭结构将发生变化，家庭总抚养系数也将越来越高，年轻人负担越来越重。

3.本地劳动力就业人口减少、外地劳动力的引入，上海市社会政策体系面临重新调整

由上海市15-64岁人口抚养比30.8% ，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万人，可以测算出来，15-64岁之间的劳动适龄人口为696.43万人，剔除一部分高学历尚在就学以及失业人口来说，也就是讲目前上海市真正在籍适龄劳动力就业人数不足650万人口，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地适龄劳动力不足将成为上海市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制约因素，目前来看，外来劳动力的流人可能会为此缓解一部分压力，但是外来人口的流人又会要求上海市现行社会政策进行新的一系列调整，例如，外来人口人沪户籍问题、外来人口会保障以及其未来养老服务养老金问题、外来人口子女人学问题、外来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问题、外来人口的住房、道路交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等等，都使得未来上海保持经济发展强劲势头，弥补劳动力不足必须要进行解决的政策调整问题。

4.城市人口的日益老龄化，未来可能阻滞上海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越来越多的超过总人口1/5人口老龄化问题，使得上海市人口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来就业人数的变化，就业人数变化将会引起链锁反应。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经济的来临，高端产业在上海的发展，改造和淘汰传统产业都会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而这一时刻恰恰在当家庭收人出现危机时又面临大量家庭养老问题的出现，政府又无力去全部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此时的人口日益老龄化将会影响到上海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目前的社会投资结构、产业结构面临着重新变更的现实，“鉴于目前我国的产业发展都是着眼于近期的人口状况和国内外的需求而建立发展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一些产业将不再需要甚至大量缩减，而原来没有的或者很薄弱的一些产业，却需要大量发展。”因而，在社会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发生变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必将会表现得进一步明显起来，典型的就是上海市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三、应对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由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如何应对老龄化趋势，尤其是在为老服务方面已是各国都在积极探讨的话题。然而对于上海而言，提前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挥上海目前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事业，可能是应对上海目前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可行性办法。

1.完善现有老龄人口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

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全市养老机构共计582家，其中，政府办287家，社会办295家，床位数共计80554张，平均每千位老人占有床位26张;全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共计229家，平均13125人享受1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社区助老服务社共计234个，平均12844人享受1家社区养老服务社提供服务;老年活动室全市共计5547家，平均542人使用1家老年活动室;全市老年医疗机构(老年护理院、老年医院)共计71所，平均每所为42334位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全市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开设的家庭病床达41300张，平均每73人享有1张家庭病床数;全市共有老年学术组织、老年协会、老年文艺团队、老年体育团队、老年体协共计19706个，平均每153位老年人占有1个社团。因此，从总体上看，目前上海市养老、为老、助老服务体系严重不健全，为老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也严重不健全，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还难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因此，从长远来看，要在社区兴办社会化养老机构，发展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社区养老，社区助老为老服务，在满足各个层次老年人需要的基础上，发展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建立以社区养老为主，鼓励个人、家庭自助养老，实施社区助老、帮老，国家与社会资助养老等四级养老服务体系。

2.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就上海而言，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构建和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和资金的管理方式，就目前来说，上海急需要尽快拓展和完善现有养老保障金资金的来源渠道，上海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比如为了缓解养老金的压力，西欧各国养老保险体系实施的职业养老保障基金机制很好的解决了一部分资金的来源问题。“所谓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又被称为企业补充退休金，一般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缴费费用，在西欧国家，通常该基金是从出资企业中独立出来，由企业的雇主组织和工会协商建立，通过储蓄、政府债券等多种投资渠道，提高基金的收益率，使职业养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近几年，西欧各国更是通过财政激励和与有关合作方达成协议来提高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英国，职业养老基金的覆盖面就极广，达到75%，资产规模超大，超过GDP的80% 。上海也应该从制度方面完善制度设计、加强制度创新、鼓励支持发展企业年金缴纳制度、配套实施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机制，形成国家、企业和个人相结合的多维养老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3.延长退休年龄，实施柔性退休制度，延缓老龄化高峰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4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总体中，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的比重逐渐增加的过程，特别是指在年龄结构类型已属年老型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继续上升的过程。按照人口转变理论，人口再生产必然经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类型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类型，再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20世纪70年代前后，一些欧洲国家率先进入了人口“零增长”，由此开始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点及成因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中国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中国经历了一个出生率急剧下降的时期，1969―1979年间出生率从34.11‰降至17.82‰，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基本上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种变化趋势直接导致了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群体数量庞大。

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9 400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并正以每年3.2%的速度急剧增长[1]。全国老龄委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以下阶段特征：从2001年至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到2020年，老龄化水平为17.17%；2021年至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30%；2051年至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规模稳定在3亿～4亿，老龄化水平为31%左右。2010年2月23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中指出：“2030年到2050年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拥有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老龄人口约1.1亿，约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5，占亚洲老龄人口的1/2。自80年代以来，老龄人口平均以3.2%的速度增长，现在大多数省市已进入老年型人口的行列。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中国人口老龄化来势凶猛。根据相关统计，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需要的时间是：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美国为66年，英国为45年。中国老龄人口达到这一比例大约只需要25年。由于严格的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老年人口突然相对增加，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猝不及防。

2.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发生的，而中国人口老龄化是控制人口的结果，老龄化的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因此社会对老龄化的承受力较弱，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也是长期的。

3.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地区差异。根据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上海、北京、天津人口老龄化进程较早，上海市是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新疆、海南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基本呈现标准形态。

4.人口老龄化有不规则性和阶段性。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状况经历了多次转折，两次生育高峰期的人口猛增和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使老龄化过程缺少渐进的规律性，而呈现出一种不规则性。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一种阶段性，1982―2000年是人口老龄化的前期阶段，接近老年型的标准。2000―2030年为高速老龄化阶段，老龄化速度加快。2030―2050年为高水平人口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幅度有所减缓，但老年人口比例仍然很高。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1.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进行控制，使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直接导致绝对出生人口减少，老年人口绝对数字增大，老年人口比重逐渐增加，中国社会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

2.人口寿命延长是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寿命普遍提高。这也是老龄化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人口老龄化状况下的养老危机

在猝不及防的人口老龄化下，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

（一）老年抚养比例增大

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愈演愈烈，养老问题便不可回避。这表现为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总抚养比的不断增大。我国目前的老年抚养比为0.11左右。在中、低死亡率方案下，我国2050年总抚养比分别比2000年增加22%与38%。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要用更少的劳动力来抚养更多的人口，即社会总抚养比上升。使抚养人个人压力更大，国家和社会经济负担加重的同时，又影响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传统家庭养老的基础正在改变，支持家庭养老的约束力量逐渐衰弱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员流动的加剧，老年人对于资源的控制力已相当微弱。一方面，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已大大增多，学校、网络等大大取代了老年人作为唯一知识来源的作用。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得年轻人对老年人积累的知识等需求量的锐减。第三，孝道观念逐步淡化。

（三）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

我国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而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目前主要的养老保障形式主要是养老保险。但是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却是分割、封闭的。现行的养老保险正酝酿出几种危机。第一，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人口的绝对人数增多，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的数额增大，使现行养老保险金制度不堪重负。第二，社会养老保险金收缴困难。第三，社会养老保险金管理制度不善，且增值困难。

三、解决养老危机的相关对策

（一）建立、健全完善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1.改革城镇养老保障资金的筹措机制。一是调整财政结构，制定和实施养老保障政策，促进养老公平，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之一。二是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填补养老保险金缺口。三是调整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针对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应该适当降低企业的缴费比例，提高职工的缴费比例。

2.出台社会保障法，强化征收社会养老保险。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曾说：“过去20多年的社保制度实施过程中，确实经常出现社会保险费征缴困难的问题。”针对欠缴社保费的现象，法律也规定了极有操作性的刚性应对措施：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划拨；同时，未提供担保的，还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扣押、查封、拍卖措施，抵缴社会保险费。

3.调整各级财政的支出结构，监管社会保险支出。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严格监管；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投资运营，以及监督检查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等，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二）老年人口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自我养老能力

1.鼓励老年人口的再就业，消除“老年歧视”现象。目前，社会上对老年人口就业存在歧视。一方面认为老年人再就业会与青年人争夺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则过低估计老年人的思维和工作能力，把他们视为社会的负担，由此导致比较严重的“老年歧视”现象。我们要通过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给予其充分的政策保障，合理科学地统筹安排，促使老年人为社会继续做出可能的贡献，而不应把他们看作是社会或家庭的负担，从而最终消除“老年歧视”。

2.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适应老年人从事的产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增加国民收入、扩大需求、创造更多的新的就业机会，这是促进老年人就业、把老龄化的压力变为动力的良策。为适应人口老龄化，同时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要适当发展适应老年人从事劳动的有关产业，如老年家政服务业、养殖业、种植业、饮食业、咨询服务业，以及教育业等产业。

（三）政府、家庭、社区及相关部门各方协调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个人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强化养老机制、缓和养老危机。

1.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应制定好养老事业的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成立专门的养老管理机构，全面统筹和推进养老事业，提高对养老服务业的投入力度，向群众宣传养老的政策和法规，调解家庭养老纠纷。

2.构建合理的家庭养老机制。家庭养老是以家庭为养老平台，以相对固定的社区环境为养老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家庭成员为老人提供照料和服务直至养老送终。我国政府应通过制度伦理建构，以各种积极的措施宣传、奖励那些敬老养老家庭，在全社会积极弘扬尊老敬老精神，大力扶持家庭养老，以确保绝大多数老人老有所养。

3.建立城市社区助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制定好社区养老事业的政策和发展规划，营造市场运行机制，走社会化、产业化相结合的道路，切实加强社区养老的基础设施建设，开辟锻炼场所，组织联谊活动，提供娱乐设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解决社区养老服务所需医疗卫生设施问题，加紧培训社区养老专业人员，针对不同类型老年人群提供不同层次的社区养老服务。

参考文献：

[1]刘渝琳.养老质量测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0.

[2]张敏杰.新中国60年人口老龄化与养老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9.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5

快速的高龄化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是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加之疾病谱的不断改变，导致老年人死亡的疾病有心脑血管、恶性肿瘤等。老年人患有的这种疾病均有发展相对缓慢的过程，导致很多老年人在疾病和痛苦中徘徊。而现代社会独生子女家庭占绝大部分，这些老年人在临终之际只有一个子女照顾，致使老年人照料成为一个大难题。二是伴随着快速的老龄化使劳动力数量减少，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劳动生产效率。而且，通过社会或者市场商业化养老机构来供养和照料他们难度很大，现阶段我国社保基金缺口较大，给目前老年人照料造成很大的困难。

2.能够有效节约卫生资源。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严重不足，而且这种局面在短时期内也不会有较大改变。因此，要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要坚持最有效的原则，从人道主义观念出发，关注生命质量。对那些身患不治之症的病患来说，除了自身承受巨大的病痛折磨，甚至还会花费巨额的医疗费用。尽管临终关怀需要社会支付较多的服务费用，但相比临终病患的医疗费用而言，它将会使这些节约的费用转移到其他人有结果的治疗上，使医疗保险费用发挥最大的价值。临终关怀改变了过去医疗机构对任何病人都进行医治的做法，而是承认对某些患不治之症的病患无法救治的客观事实。通过设立临终关怀机构对他们提供舒适的照料，而不是消耗无谓的卫生资源，这才是真正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的精神。

二、我国临终关怀面临的问题

临终关怀在我国发展了近20年，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差很远，这也与我国老龄化规模和速度不成正比。目前，我国临终关怀面临以下问题:

1.总体水平低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相继创办的临终关怀机构大约有200多家，基本能维持运营的有100家，从业人员在4-5万人。而随着老龄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上疾病谱的变化，老年人医疗保健和照料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与此相关的临终照护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我国目前的临终关怀机构数量少、规模小、覆盖率低，总体水平低下。具体表现为:一是临终关怀覆盖率低，从业人员缺乏。目前人口老龄化规模不断扩大，癌症患者逐年增加，这就导致我国居民对临终关怀需求日益强烈。而现在临终关怀机构覆盖率还很低，供需矛盾加剧。二是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待提高。

2.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首先，我国传统的生死观过分强调生的问题，缺乏对死亡本体性研究，因而造成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从而避谈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生死观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必然导致人们对死亡缺乏理性的认识，面临终关怀必然要和病人及家属谈论死亡问题，因此，临终关怀和我国传统死亡观存在着内在冲突。其次，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强调百善孝为先，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些表明孝是评价人们行为准则的最高标准。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不管父母亲人患有何种绝症，儿女及家属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去治疗，而不能放弃，否则就会背上不孝的罪名。在这种观念下，人们忽视了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感受，更忽视了老人的生命质量和死亡尊严。在这种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我国临终关怀机构受到冷落，往往出现空床的现象。

3.缺乏社会资源的支持。我国临终关怀的发展不仅需要精神的支持，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在资金和医疗政策方面的扶持。凡是接受临终关怀的病人，一般都是采用姑息治疗，使用药品一般也都是比较便宜的，因此，临终关怀机构的收入相较一般医院收入相对较少。但是临终关怀机构对病房设施等投入相对较高，这就导致一般临终关怀机构入不敷出。而且，临终关怀机构人员需要进行培训，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如果没有国家财政和社会资金的支持，这些机构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目前，政府财政对临终关怀机构支持比较少，阻碍了这些机构的发展。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医疗保险覆盖面还不够大，导致临终关怀机构发展受到了很大制约。

三、发展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对策

1.加强宣传教育，积极推进临终关怀理念的形成。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命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更加关注死亡的过程。身患绝症的病患在后期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和心理痛苦，通过临终关怀能消除他们对死亡的恐惧，能够安详、舒适、有尊严的离开人世。发展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必须要进行大力宣传教育，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接受这种临终关怀文化。一是开展死亡教育，树立正确的死亡观。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束缚，绝大部分人不能正确认识死亡过程。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是对传统死亡观念的巨大冲击，人们需要加强死亡教育，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这样能帮助病患亲人缩短病痛过程，提高生命质量。在很多发达国家，死亡教育已经是学校教育的一门学科，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医疗机构，都能接受这种教育。而我国开展死亡教育的学校或医疗机构都很少，这就需要我们在医学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中，尽快增加相关死亡教育课程，使医护员工正确对待病患的死亡，并能指导病患家属树立正确的死亡观。二是对传统观念的重新理解和认识。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其中孝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种观念要求善始善终。而当今对孝和善终的认识异化，对临终病人的过度治疗，不关心病患的临终感受，病人死后大操大办，这都不是孝的真正表现。孝敬父母，要估计父母生理和心理上的感受，使他们得到关心和尊重。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6

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七及以上或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以上时，标志着国家进入老龄化。近年来，中国人口在年龄结构上逐步发生变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年升高，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本世纪中老龄人口所占比例增高趋势迅猛，人口老龄化日益显现，在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为，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数高达一亿七千多万，占总人口数的13.26%，标志着我国如今已进入老龄化的高峰期。并且经专家研究表明，倘若不采取有效的政策进行抑制，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愈演愈烈，变成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巨大影响。在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引起专家学者的巨大关注，其解决政策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争议，并且如今人口老龄化问题被和人口发展策略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人口老龄化即将成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与社会经济体制相矛盾，对社会的发展带来挑战。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

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与众多发达国家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相同的。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在政策实行的短期时间内大幅度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迅速生成，这点和发达国家由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同时较低导致的缓慢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不同的，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来势汹汹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更加严峻。随着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的少儿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并且增长缓慢，从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低生育率。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条件更好了，老年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进行养老，使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并且随着医疗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大量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新型高效的针对性医疗药品也不断地开发，为老年人生病的治疗和康复进行保障，导致死亡率大大下降。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老龄人口的人数不减少反而增加，同时面对的是低生育率，青壮年的人口数由于低新生儿率的影响逐渐减少，结合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呈现的便是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大大升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趋严峻。

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逐步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以及所占比例的较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等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3.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的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与经济基础相考虑，具有充裕的社会经济资源，则对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以轻松面对。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据研究表明，以AECI指数来对老龄化经济压力进行判断的话，中国以2.4的指数远高于按美国的-5.1，并且经专家学者研究，我国在未来40年会达到老龄化经济压力的高峰，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空前的压力。

3.2 人口老龄化对政治的影响

老年人口数量以及所占比例的变化对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国家的政策对于不同年龄层的群体之间的利益会产生巨大冲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导致老年群体在我国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导致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党等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势力争夺战中，老年群体成为了争取的对象。由于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步，老年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其参政意识也随之不断地增强，这导致老年人参加政治事务成为政治团体中的一部分具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导致政治团队中的年龄群体有了重新的格局，因此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利益有了更多的争取力量和机会，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可能以牺牲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潜力作为求得政治上稳定的代价，给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带来威胁。

3.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的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都对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带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地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中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并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4 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目前社会中对于老年人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对于老年人的生存意义有了越来越偏激的看法，认为老年人的需求只是生存，对于老年人情感上的投入十分吝啬，子女对于探望老人这一基本的家庭交往都往往难以做到，甚至需要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加以规范，甚至由于老年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子女对老人产生厌恶感，出现了漠视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的发生，导致“孝道”的严重缺失，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太过猛烈到达一定阶段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社会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并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整。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了一系列上述老龄化问题的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4.1 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

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中，因此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来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者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4.2 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

人口老龄化并非只是老年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需要协调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对老年人的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人生在各个年龄段的状态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从各个阶段着手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行调整才能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影响。人的晚年的生活能力和其早年的状态和继续是息息相关的，必须让青年一代们开始重视起健康方面，并且在社会生活和自身行为上进行相应的改变，注重经济条件的创造，有所积蓄，为老年时期做好储备。

5 总结

人口老龄化只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趋势，其本身并不可怕，但是若没有进行很好的控制在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产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国家和社会必须予以相应的重视，积极采取有效的政策减少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7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表示老年人在总人口数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属于一种社会现象。一般情况下，当一个国家60岁或65岁人口，所占比重在总人口中分别为10%和7%时，则可以将其称作人口老龄化，此次研究中，是以65岁的标准来界定我国人口老?g化现象的。据相关数据显示，1964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5.5%，1999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近些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截止到2015年老龄化人口比重已经上升至16.14%，同时，这种趋势仍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突出[1]。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成因

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原因较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快速增长情况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医疗卫生、健康保健也进步明显，人口寿命随之得到有效延长，老龄化人口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第二，人口出生率下降。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人口激增现象，但同时也降低了社会的生育水平，新生儿数量大大减少，变相加大了老年人所占人口比例。第三，人口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的延长，以及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人口死亡率，老年人数量越来越多，且老龄化加重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都是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的原因。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影响

所谓劳动年龄人口是指具有劳动能力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我国在对其进行界定时，男性和女性年龄范围分别为16―60岁和16―55岁[2]。此次研究中，将15―64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其结构所造成的影响。

（一） 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最高

相关数据显示，自1990年―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趋势走向呈倒“v”形，1990年―2000年呈上升趋势，到2000年所占比例达到最高，2000年―2015年呈下降趋势，所占比重不断减小，截止到2015年年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仅为73%[3]。如果不及时从政策层面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加强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控制和调整，则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二次腾飞”。

（二）2011年之后总抚养比呈上升趋势

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减缓人口增长速率，缓解人口压力，但是该项政策在几十年后也暴露出了其弊端。在计划生育实施阶段，每个家庭一般都是一个孩子，以独生子女居多，几十年后，老龄化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并且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每个年轻人平均需要抚养两名甚至更多老人，使得抚养比也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在2011年之后表现尤为明显。在这种形势下，也加重了对社会的负担，不利于经济的良好发展与社会的进步[4]。

（三）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不断老化

根据调查可知，从2000年―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老化特征越来越明显，高年龄劳动力所占比重持续增加。虽然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15―40岁年龄段的人仍占据绝大多数，但同时40―64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45―64岁年龄范围的高龄劳动人口，比重增长速度更为明显，从2000年―2015年便由原来的19.06%上升至27.87%，比例增加了近1/3，使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其重心逐渐转移至高年龄劳动人口[5]。同时，这种现象也预示着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仍然比较严峻，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仍会呈升高趋势。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合理建议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状，要想确保劳动力的正常供给，便需要出台相关政策，以便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做出科学合理的调整。

（一）完善“全面二孩”相关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对此，应推广落实“全面二孩”相关政策，适度鼓励民众生育，提高出生率，以此来增加年轻劳动力，实现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调整。但是受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家庭并愿意生育二孩，“全面二孩”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影响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所以，国家应出台相关配套政策，获取社会各界的支持。首先，国家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从物质和经济上给予支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其次，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新生婴儿数量激增，对儿科医生数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国家应加大对儿科医护人员的培训力度，并提高其薪资待援，以吸引、留住更多专业人才。同时，针对女性受隐性歧视问题，应加大对生育二孩女性劳动权的保障力度，保护其生育权和就业权，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消除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另外，国家还需充分考虑二胎户籍及上学问题，加快户籍政策的完善，加快学前教育配套设置建设，解决二胎落户难、上学难问题，免除二胎家庭的后顾之忧。

（二）加快落实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物质生活水平及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人们越来越重视保健养生，都大大延长了人均寿命。在此背景下，原有的规定退休年龄已经无法适应现状，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的出现，同时，大量劳动力的过早退休，也会加重政府在养老保险和退休金方面的财政压力，对此，便需要加快落实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定该项该项政策时应谨慎对待，根据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对中老年劳动力的退出速率做出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同时应制定配套政策，采取激励措施，使仍具备劳动能力且身体状况良好的老龄人口继续参加经济活动。利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实现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控。

（三）加大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

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对其未来?势进行预测，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仍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并且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越来越深，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升高。基于此，可以通过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加大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使其能够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一方面，应针对老年劳动力群体特征，出台完善的法律法规及社会经济保障政策，保护其各项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提高对老年劳动力综合能力培养的重视力度，建立健全完善的培训机制，全面推行再教育和终身教育，强化老年人力资源的终身学习意识，使其能够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以适应产业和职业结构发展变化。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大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构建合理的机制使得劳动力的投资和回报相匹配，从而激励老年人力资源发挥作用。

（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8

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与众多发达国家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相同的。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在政策实行的短期时间内大幅度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迅速生成，这点和发达国家由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同时较低导致的缓慢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不同的，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来势汹汹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更加严峻。随着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的少儿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并且增长缓慢，从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低生育率。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条件更好了，老年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进行养老，使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并且随着医疗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大量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新型高效的针对性医疗药品也不断地开发，为老年人生病的治疗和康复进行保障，导致死亡率大大下降。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老龄人口的人数不减少反而增加，同时面对的是低生育率，青壮年的人口数由于低新生儿率的影响逐渐减少，结合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呈现的便是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大大升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趋严峻。

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逐步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以及所占比例的较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等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3.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的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与经济基础相考虑，具有充裕的社会经济资源，则对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以轻松面对。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据研究表明，以AECI指数来对老龄化经济压力进行判断的话，中国以2.4的指数远高于按美国的-5.1，并且经专家学者研究，我国在未来40年会达到老龄化经济压力的高峰，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空前的压力。

3.2 人口老龄化对政治的影响

老年人口数量以及所占比例的变化对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国家的政策对于不同年龄层的群体之间的利益会产生巨大冲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导致老年群体在我国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导致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党等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势力争夺战中，老年群体成为了争取的对象。由于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步，老年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其参政意识也随之不断地增强，这导致老年人参加政治事务成为政治团体中的一部分具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导致政治团队中的年龄群体有了重新的格局，因此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利益有了更多的争取力量和机会，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可能以牺牲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潜力作为求得政治上稳定的代价，给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带来威胁。

3.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的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都对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带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地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中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并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4 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目前社会中对于老年人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对于老年人的生存意义有了越来越偏激的看法，认为老年人的需求只是生存，对于老年人情感上的投入十分吝啬，子女对于探望老人这一基本的家庭交往都往往难以做到，甚至需要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加以规范，甚至由于老年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子女对老人产生厌恶感，出现了漠视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的发生，导致“孝道”的严重缺失，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太过猛烈到达一定阶段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社会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并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整。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了一系列上述老龄化问题的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4.1 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

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中，因此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来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者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4.2 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9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养老问题作为人口老龄化的产物之一，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农村是我国养老问题的重点，这是由于我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比城镇老年人辛苦，经济收入低，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同时也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被长期忽视等因素造成的。解决好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相应地就解决了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养老问题。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它反映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一种动态变迁过程。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那么就称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76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居世界第一位。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有关专家预计今后中国老年人口将长期居世界首位，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老龄人口的数量将急剧增加，将以每年3%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1000万，占总人口的25.8%。需要养老的老年人的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我国现有1000万的高龄老人（80岁以上者）需要照顾。这些体现了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巨大、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以及高龄化趋势明显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增加、寿命的延长给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给我们以新的警示：当前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这就是说，原来那种对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的认识，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人口的流动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的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口，越来越多地移居到了城市。这在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给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促动。农村人口相对于城市老年人口，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储蓄，要靠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一旦农村老年人因病丧失劳动能力，也就意味着这个老年人丧失经济来源。这给农村老年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困难，从而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更为严重。

（三）陕西省老龄人口的基本状况

第一，陕西省已进入老龄化行列。2010年陕西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318.3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重的8.53%，据此判断陕西省已进入老年省份行列。第二，陕西省人口老龄化速度正逐步加快。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陕西省老年人口分别为133万、170万、214万和318万人，老年系数依次为4.57%、5.15%、5.94%和8.53%。目前陕西省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318.38万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陕西省总人口数将于2020年进入人口高峰平台，老年人口将于204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

二、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东南坊村养老问题调查

（一）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选取60岁以上的东南坊村老年人为对象，采用与老年人面对面交谈并带老年人填写问卷的方式完成调查过程。问卷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农村老龄人口基本情况的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年龄、现常年居住地、原职业等情况。第二部分是对农村老龄人口健康医疗方面的若干问题，分别涉及身体状况、医疗保险、体检、就医以及医疗费用等情况。第三部分是老龄人口精神文化状况的相关问题调查，主要包含主要倾诉对象、是否有孤独感、日常生活以及老年人文化活动情况方面。第四部分是针对老龄人口的养老方式的部分，主要涉及居住方式、养老方式、经济来源、养老金等。

（二）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92份，有效问卷184份，有效回收率为92%。

1.老龄人口基本状况：从性别构成上看，男性和女性分别占到39.13%和60.86%。被调查的老龄人口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由此可见，农村老龄人口的构成中女性多于男性；农村老龄人口中33.60%的人年龄在60-64岁，35.56%在65-69岁之间，这也就是说将近七成的老年人口在60-69岁，这表明被调查的老年人中老龄人口的年龄相对较为年轻。

2.医疗状况调查结果：根据调查的数据，对医疗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可得出84.8%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同时，绝大数人都参加了医疗保险。尽管人们参加了医保，但是看病难的问题还是存在，人们普遍觉得就医费用过高，不太能承担医疗费用。与此同时，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年龄分布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得出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年龄分布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年龄分布进行细化分析得出：年龄在60-69岁人的健康状况比较好，年龄在70-79岁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年龄在80岁以上的健康状况普遍不好。

3.精神文化状况调查结果：农村老年人主要的精神慰藉依次来源于子女、配偶、朋友、其他亲戚和其他五个方面， 其中大多数依靠配偶和子女的慰藉；从这一层面上也说明农村老年人还是以传统子女养老方式为主。同时，78%左右的老人不参加老年活动。日常生活主要是带小孩、聊天和做家务，老年娱乐生活不丰富。

4.养老方式的调查结果：在被调查的农村老人中， 子女数量两个到三个及以上的比较多，老年人所希望的养老方式也是传统的与子女一起住，不愿意去养老院。该调查的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由子女提供。对养老方式数据做交叉分析得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经济来源有着很大的相关性。经济来源由退休工资和子女提供时，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低保收入和其他的情况。其中，由子女所提供的经济来源的满意度又占半数以上。

（三）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分析，对农村老年人在生活上出现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来源方面，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供养。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变化，使老年人越来越难以依赖成年子女的经济供养生活，子女因工作的流动很可能不与老年父母住在一起，而置身于现代劳动的子女很难有足够的收入同时来维持自己和老年父母的开支。因此传统社会中“养儿防老”的观念和做法在这里受到现代化的极大挑战。

第二，医疗保健和生活照顾方面，老年医疗保健的问题是晚年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老年人身体方面的变化出现了各种疾病，在寻求医疗保健服务的过程中时常遇到以下问题：（1）医疗费用高，长期的医疗费用是一般老年人经济状况能力所无法承受的；（2）医疗保健设施和服务缺乏，使得老年人在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

第三，精神文化方面，农村老年人在农村的娱乐生活有些单调，村上很少组织活动，即使组织老年活动也因为各种原因使得老年人积极性不强，参与率不高。因此，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状况和总体生活质量。

三、对策建议

第一，发挥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的作用。从调查来看，家庭养老在目前农村养老中仍占主导作用。我们将从道德教化和加强法律实施两个方面加强子女对赡养父母义务的履行。

第二，加强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的实施，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免费定期体检。首先，实现新农合在农村老年人中的覆盖率；其次，提高老年人常见病的报销比率；最后，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免费定期体检。

第三，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娱乐文化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关注。应加强农村娱乐文化和健身设施的建设，确保每一行政村建有一处“老年人活动室”和建设设施，供老年人使用。定期组织一些老年人喜欢的剧团等下乡演出，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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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2] 谢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变化趋势及特点[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9，（08）.

[3] 沈芬娟.我国农村养老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06）.

[4] 刘洋.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 （11） .

[5] 朱钰、杨殿学.统计学[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6] 朱胜、冯亮能.市场调查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7] 刘欣玲.我国养老方式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经济纵横，2007， （01） .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10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一）未备先老。2005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快跑进入了老龄化国家。原来我们讲中国人口问题时，总强调：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特点，而人口老龄化则是发达国家的人口特点。人口老龄化这种发达国家的人口特点几乎是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

（二）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2005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三）基数庞大。2005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总数约1亿人，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2023年将增加到2.7亿；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

这三个特点，使我们国度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比任何国度都显得严峻，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人口老龄化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众多发达国家也面临着这一现状。之所以我们国家会提早进入老龄化阶段，更多的是人为的产物。

人均寿命的延长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产生老龄化的一个普遍原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和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多年来一直在稳步增长之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我国八十年代所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八十年代随着国家人口突破10亿，按当时的人口增长的速度，世纪末中国人口会达到14-15亿。处于这种人口总量下所带来的经济、资源、就业等压力的考虑，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08年的12 ‰左右 。中国迅速由一个重视繁衍子嗣，多子多福的国度，转变成一个低生育率的国度。可想而知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面临的现阶段的养老问题，更多的是由独生子女来负担，这无疑增加了养老问题的严峻性。

因此，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完全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产物，而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产品。

三、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

第一，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基本国策。7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态势要求我们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人口形势出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惯性增长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因此，有必要为注重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应着重从三个方面着手，生育数量的增加、生育间隔的取消及生育年龄的调整。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我国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仍无法改变我国低生育率的现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多子女观念更加淡化，越发达地区，生育率越低。“四二一”不合理的代际结构，独生子女存在的成长中的问题以及老龄化的危机，众多压力下需要国家下更大力度来挽回人口危局。

第二，调整和规范法定退休年龄。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平均寿命逐步延长。原有条件下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现时段面临严重老龄化问题的状况下，调整和规范法定退休年龄显得尤为重要。波斯纳在《衰老与老林》一书中提到：“随着寿命的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相应地提高”。我国平均寿命已超过70岁，退休年龄仍然按照建国初期的政策执行，因此，“中国未来延长退休年龄是可以肯定的，但由于受到目前的就业压力，才没有做出修改”。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就业压力也会得到相应的缓解。在未富先老的状况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资金匮乏。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解决资金问题的直接途径。

第三，建立覆盖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除了资金作为基本保障外，另一个就是需要相应养老服务的支撑。我国传统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养儿防老成为中国人心目中不争的事实。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对于大部分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居家养老越来越无法实现。

目前，我国的机构养老中，主要涉及民办和国办两种形式的养老院。这些机构层次不齐，并且从数量上也无法解决绝大部分人的养老问题。因此，机构养老只能作为辅助。社区养老服务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结合起来。通过政府扶持和监督、民间组织参与、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居家养老的社会化。老人在家中居住，社区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的程度，为老人分层次提供相应的服务。这不仅解决了老人居家养老的愿望，也为社会节约大量资金。同时，也保障了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生活质量，不影响子女的正常工作于生活。

因此，解决中国养老服务问题的关键，在于以社区为依托，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

参考文献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11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书中测算，我国在本世纪前老年人口达到4亿多，占那时全世界老年人口的1/4.届时，我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高达30%，两个劳动力要供养一个老年人。

二、我国老龄化发展迅速的原因

我国老龄化发展迅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减轻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带来的经济压力，我国一直坚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国策使得我国人口增速迅速减慢，自然生育率不断下降，由此带来了人口新问题：人口老龄化。其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人均寿命延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水平也逐步得到改善，社会福利也比从前得到了完善，这使得人类在健康状况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改进，人口寿命也大大延长。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2000年的71.4岁提高了3.43岁。而2010年全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6岁，可见，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老龄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1）谈到老龄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就不得不提“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这是老龄化带来的一个有利的经济现象。

（2）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老年人群体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财富，有更多医疗陪护的需要。在这个就业问题严重的情况下，针对老年人可以创生出更多的产业，比如专门的养老机构，养老设施的设计，陪护人员的专业培训等

（3）老年人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日趋老龄化的现状下，不少退休的老年人被返聘到工作岗位。从他们工作的表现看，虽然他们的体力不及年轻人，但在对工作的态度和工作效率上，他们比一般的技术生疏的新人员能更好地胜任工作。

2.老龄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1）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保障的压力日益增大。社会上对老年人口的费用的支出要比儿童的多，家庭对儿童费用的支出往往高于老年人，但从总体上看，老年人口的费用要大大高于儿童的费用的支出。

（2）青壮年劳动比例下降，影响我国社会生产能力。老龄化的到来使得劳动无限供给状态趋于终结，有些人将老龄化到来认为是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劳动力不足会导致生产资料和设备的闲置，影响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少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就是劳动力的短缺。

四、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影响的对策

谈到对策，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即看到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发展它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推动力，以扭转老龄化愈加严重的现状，使中国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1）顺应发展趋势，推进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老龄化带来的过剩消费能力可以拉动夕阳产业的发展。当局人应该对一些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开发生产适用对路的各种老年用品，鼓励和引导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经济管理部门应运用市场机制，制定一些必要的优惠政策，扶持具有福利性质的夕阳产业的发展。

（2）改革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稳定健全的国民生活环境作为基础。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应对老龄化措施，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了以出善养老制度的政策来应对老龄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则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社会保障退休金计划与私人退休金计划相结合的措施。我国也要尽快出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老年人福利等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使老年人的生活获得切实保障。

（3）引导部分老年人重返社会参与就业。老年人队伍中不乏一些仍然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他们不需要社会去供养，而且愿意为社会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微薄力量。他们的再次加入会是整个社会重要的后继力量，引导他们就业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还可以拉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这是一种双赢。

五、结语

通过对老龄化的分析与探讨，我们会发现老龄化是一把双刃剑，只要利用的好，便可以充分发挥它对于经济的推动力。中国的老龄化有自己的特点如速度快，来势猛；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时间和空间上有差异性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有拉动消费经济的有利影响和增加养老负担的消极影响，这种双面性要求我们要正确应对中国的老龄化发展进程，完善养老体系，利用它给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最后使老龄化和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人口学辞典编写委员会：《多种文字人口学词典》

【2】（法）罗兰普列萨主编，高元祥译：《人口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3】杨道兵，陆杰华：《我国劳动力老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1（5）：7-12.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12

“生育率降低以及寿命增长”产生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体现为老龄人口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显著增加，劳动力供给人口规模数量相对萎缩的现象（United Nations，2014）[1]。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15》报告显示，198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85%，2015年上升为123%，据预测2050年将会有215%老龄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冲击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恤金、收、财富转移等，也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Peter Uhlenberg（1992）认为老年群体的财富分配提高会恶化年轻一代的社会公平状况，产生经济压力以及关怀负担[2]。

中国是全球人口大国，在人炸过程中享受到“人口红利”的正外部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力供给短缺以及社保资金供应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于是中国不断放开人口政策，从 “独生子女”的严格计划生育状态逐渐转向宽松的“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胎”政策。20世纪70年代伊始，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由稳定型逐渐演化为倒金字塔型，老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年轻劳动力剧烈减少，2010年左右日本人口达到峰值，至此日本总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自从20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人口老龄化加剧迫使其进行人口政策与经济政策调整，以抵抗劳动供给冲击与养老财政冲击。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演进与社会发展阶段具有相似性，中国也可能会经历日本老龄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因此通过对比分析两国老龄化进程与政策，可以为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经验。

一、中日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的对比

（一）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差异

本部分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口老龄化情况，所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发展部①①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DVD Edition[DB/OL]. http：///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2016-10-19。，其中2015年以前数据为现实的统计数据，2015年以后数据为预测数据。本部分主要从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方面分析。

通过对比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两国人口都经历过相似的增长高峰，但80年代后日本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10年后开始为负，并将经历漫长的负增长过程。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在1995年经历了第二个增长高峰，但总体来看两国人口增长率在时间上的演进趋势具有趋同性，特别是两国都进入减速增长的通道过程中，趋同性现象比较明显。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来看，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比日本迟来20年，2050年两国人口增长率出现动态平衡，随后日本人口增长率回升速度要快于中国。

（二）中日人口的年龄结构

本部分将人口数量按照年龄分为4组构建人口结构的环状图。按照时间段从内环到外环排序，最内层是1955年的情况，最外层是2100年。通过环状图可以发现，1955年中国20岁以下年龄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7%，日本为46%，2015年则分别变为23%与17%，而从预测数据来看，2100年则分别为18%和18%；20到40岁的年龄组中，中国与日本分别从1955年的28%和29%变化到2015年的31%和23%，2100年则为20%和20%；40岁到60岁年龄组中，中日人口结构变化类似。将60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老龄人口来看，中日老龄人口比重在1955年分别为7%和8%，2015年分别为15%和33%，预测数据显示2100年将提高到40%和41%。显然日本如今正在经历严重的老龄化过程，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老龄状态，未来两国老龄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趋同性。1990年之后，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更为显著地上升，中国这一时期的该段人口也加速增大。

进一步将总体人口分为4个年龄组：0―19岁、20到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4组，并以2000年、2020年、2040年和2050年分别作为四组年龄变动的拐点。通过方差分析发现，2015年前两国19岁以下以及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20到39岁之间的人口比重不存在显著差异。2015年后的预测数据中，19岁以下、60岁及以上的两组差异最为显著，20到39岁之间比重也开始呈现出差异性，40岁到59岁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弱；2050年之后中日之间20―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差异性凸显出来；2090年的预测数据显示差异又开始减弱，19岁以下的差异几乎消失。

（三）中日预期寿命结构差异

表2分析了五个类型的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中日女性预期寿命、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中国人口内部性别、日本人口内部性别。按照2015以前、2015年以后、2050年以后、2090年以后以及所有年限作为五个阶段进行方差分析，本文发现2015年前中日两国预期寿命差异显著性依次为：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的差异、中日女性预期寿命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差异、日本人口内部性别差异，最不显著的是中国人口内部性别年龄差异。从2015年后预测数据分析发现，中日女性预期寿命、日本人口内部性别、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显著，而中日男性预期寿命的差异性开始减弱，中国人口内部性别预期寿命没有显著差异性；使用2050年后的预测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异性消失。总体来看，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国别内部来看日本国内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更大，中国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较小。

图3显示了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趋势，进一步验证了方差分析中的结论。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都显著增加，其中女性人口预期勖比男性要高，尤其是日本人口内部的男女预期寿命差别更大。从图2中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变化与图3中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趋势对比发现，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与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具有相同的趋势。

（四）小结

通过对比中日人口演进数据发现，两国均正在经历人口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等过程，但从速度、时间以及程度上，中日两国的人口特征则有较大的差异。日本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2010年之后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而联合国预测值显示中国的人口高峰比日本迟来20年，在调整过程中除人口增长率存在差异之外，各阶段年龄水平人口比重与预期寿命也存在差异，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两国人口结构会出现趋同现象。因此，中日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造成了中日社会老龄化过程加剧。

二、老龄化对中日两国产生的影响相同吗？

（一）老龄化加剧增大了两国养老金体系压力

1.中国养老金体系构成

1995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正式提出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建立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个人缴费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2005年《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将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建立深受经济制度改革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的雏形，随后经过社会统筹模式初探、“统账结合”+“部分基金”改革以及破除“双轨制”等，中国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转向“现收现付”+“部分积累”制（雷根强，苏晓春，2010）[3]。2015年《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进一步规定“单位缴费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由单位代扣；按本人缴费工资8%的数额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

然而，在“统账结合”建立之前退休的“老人”没有建立个人账户，“统账结合”方案实施之前参加工作并于实施之后退休的“中人”部分缴纳了养老金，纯粹在“统账结合”之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完全缴纳了养老金。由于养老基金账户需要支付这三类人员的退休金，但由于养老金处于混合运作模式，所以出现了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之间基金的挪用，即产生了“养老金空账”的现象。根据李扬与殷剑锋（2013）的预测，2029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将会耗尽，2050年累计缺口为802亿元[4]。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老龄人口增加与年轻劳动力减少的局面并行，收入方面意味着个人账户供给面临约束，支出方面上升的老龄人口比重增大了养老金体系的支取压力。

2.日本养老金体系构成

2015年《日本统计年鉴》（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显示日本保险金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中，所有劳动年龄人口均要接受基本的国民年金（National Pension）保险，在劳动者老年之后会收到一个基本养老金，该类人员2013年总共为6736万人。其中第一层级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按固定总量收取保费的20岁到59岁的自我雇佣者、农民以及非工作人员等，该保费2013年每月为15250日元，并在每个财政年度按工资和物价水平相应调整，该层级2013年为1864万人；第二类是按报酬固定比例收取保费的私营企业家和公职人员，2004年开始该账户年度增长率为0354%，2013年该层级为3912万人；第三类是第二类人员的配偶，由其配偶所在公司负担保险，该层级2013年为960万人。

3.老龄化对中日养老金体系的影响

本部分选取日本人口统计局1987年到2012年数据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1989年到2012年数据，将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老龄化率”，使用年度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变量，养老金领取人数与参保人数比作为“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变量，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值作为“养老金支出占GDP比”变量，研究了老龄化率、经济增长率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压力的影响。

表3中的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以及异方差影响，从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来看，两国老龄化率增加都会加大养老金人数压力比，但是日本所受老龄化率的影响程度更大，约为中国老龄化率影响的32倍；从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来看，老龄化率增加都会使得养老金支出占比加大，但是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比日本大，养老金人数比增大对中国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的影响也更大。日本经济增长有利于显著缓解其养老金人数比压力，但由于中国目前的养老金问题还没有彻底暴露，GDP增长对中国养老金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因此，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影响程度来看，日本养老金体系受到老龄化的冲击程度更大，中国所受冲击问题还未完全显露出来。

（二）老龄化加剧冲击了两国的社会生产力

1.老龄化对中日两国资本市场的冲击

一国的储蓄水映了该国的资本供给能力，表4中，通过构建人口老龄化率对储蓄率的影响模型，分析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储蓄水平的冲击。所选样本来源于日本人口统计局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样本区间为1970年到2013年，因变量为社会中储蓄占GDP的比例，自变量为经济增长率（GDP年度实际增长率）以及老龄化率，表中结果消除了自相关并通过了异方差检验。研究发现老龄化加剧对中日两国的资本供给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日本而言，老龄化加剧显著降低了社会储蓄率比重，而中国则相反，即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中国储蓄率相应增加。

2.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从另一方面来看，老龄化也冲击劳动力供给，从而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冲击[5]。表5使用中日两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以及经济增长率作为因变量，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作为自变量，研究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状况，样本区间选自1990年到2014年。实证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与异方差：

从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来看，随着老龄化加剧，日本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显著为负，而中国劳动力市场并未受到严重的负向冲击。尽管老龄化的加深冲击了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但支撑中国三十多年发展的人口红利并未完全消失殆尽，而是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增加而缓慢减少。1991年到2014年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从538%连续上升到588%，意味着不断加剧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负向冲击还未完全暴露出来，老龄化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还未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冲击来看，老龄化加剧会抑制两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但两者都不显著。

（三）小结

本部分用中国与日本人口相关数据，研究了老龄化率对晒的养老金体系、资本供给、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社会所受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社会所受影响还未完全显露出来，具体体现在：老龄化加大了日本养老金人数支出的压力，而中国养老金系统所受影响比较小；老龄化加大了日本资本市场供给压力，而对中国来说，老龄化率会提高储蓄资本的供给；老龄化造成日本劳动力显著减少，而中国现阶段还未受到显著负向冲击的影响。

三、中日两国政府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对比

（一）人口政策调整

1.提高人口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提升人口生育率、增加新增人口比重才能缓解老龄化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潜在冲击。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经历了鼓励、紧缩、严控、放松等四个主要阶段。建国初期中国鼓励计划生育，但随后人口激增导致1962年《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计划生育措施，1970年开始实施“晚、稀、少”的紧缩人口政策，1980年调整为“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提出“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政策逐渐收紧。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将人口政策法律化（马小红，孙超，2011）[6]。随后，中国政府注意到逐渐显现出来的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与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现象，逐渐放开严控的人口政策。2013年十二届人大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启动 “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直接调整为“二胎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又开始转向为宽松状态。长期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促使孩子抚养成本竞争性提升，据2016年腾讯新闻向客户端投放的10万份“中国人‘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①①数据来源：http：///zt2016/2children/。，如果没有开放二胎政策，667%的80后不愿生育二孩，518%的90后不愿生育二孩，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中219%的受访者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允许”，24%的受访者是因为“在抚育一个孩子的时间精力不足”、153%的受访者因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完善”，104%的受访者因为“基础教育设施不健全”。中国政府不仅要通过积极放开二胎人口政策提升人们生育意愿，更需要通过生育、医疗、社保等多项配套政策来提升人们的生育信心（黄文政，2015）[7]。如果一再延迟政策调整，老龄化加剧不仅会增加年轻一代的养老压力，也会迫使政府增加养老与医疗财政支出，中国还可能会陷入“低生育陷阱”（沈可等，2012）[8]，从而使老龄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

相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谨慎性人口政策，日本为应对老龄化和“低生育陷阱”提出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通过提高生育、抚育的经济补贴，改善抚育条件以及育儿设施提高生育率。具体措施包括直接薪酬假期补贴：提高育儿津贴、延长育儿津贴领取年限、推出育儿假、提高育儿假薪酬、对抚育3岁以下孩子家庭采取税收优惠；提供社会照料设施，如成立保育园、幼儿园、配备育儿师、育儿中心、提供放学托管服务；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如政府负担50%幼儿园费用、超过部分按照家庭收入比例收取；文化倡导，提出女性的“姓氏选择权”，破除传统观念鼓励年轻女性结婚（Patricia Boling，1998）[9] 。

因此，中日两国政府在对待生育率的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政府的行动相对滞后和消极，日本政府在提高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上反应更为主动积极。当前中国政府更多地集中在放宽人口生育条件，鼓励人们生育等措施，对幼儿出生后的医疗、社保、教育等各项公共服务的配套措施准备还比较迟缓，而日本政府则是通过比较积极和完善的配套社会政策来鼓励人们提高生育率。

2.引进外国劳动力

面临劳动力紧缺，日本配以优厚的就业政策以及福利措施吸引优秀外来者[10]。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数据，2012年日本境内登记外国人有9172146人，占日本2012年总人口的718%。其中，韩国人2315238人，占比252%；中国大陆人1626265人，占比177%；中国台湾人1503183人，占比164%；美国人747809人，占比82%；中国香港人462920人，占比50%。2012年日本中长期留日人员中比重较大的为：永久居住者307%、留学89%、定住者81%、日本人配偶8%、技能实习生74%。

中国的移民政策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198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将在华境内外国人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规定拥有“定居签证”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永久居住，《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将永久移民政策限于四个大类别的人员：一是满足特定的中国投资数额与纳税条件，分为四种类型：鼓励型产业50万美元以上、西部及贫困县50万美元以上、中部地区100万美元、投资总计200万美元以上；二是在中国担任一定年限的高管或者研究员，三是突出贡献者与国家需要的人才；四是夫妻、亲子或亲属团聚人员。

与中国的移民政策相比，日本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1952年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Immigration Control and Refugee Recognition Act）参照美国移民制度，期初弱化外籍人员作为社会成员参与日本社会的观念。由于跨境人口流动与签证逾期人员数量增加，日本1989年进一步修改法案以利于“技术”移民，通过“研修生”以及Nikkeijin（日本移民后裔）通道提供“非技术”移民（Chikako Kashiwazaki，Tsuneo Akaha，2006）[11]。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有关永住许可的审批标准》规定，除一般道德法律、经济等基本原则上的规定，规定了与日本社会的公共利益、亲属团聚、难民庇护以及突出贡献人员等的入国标准，《有关“对我国的贡献”的标准》对“突出贡献人员”的范畴进行详细定义，包括公共外交、经济产业、教育文化、科学研究、体育事业等方面。

（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从生命历程来看，劳动者在青年时期会集中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在中年时期会通^工作积累财富并承担家庭、社会责任，在老年时期会颐养天年。然而劳动能力的衰减是因人而异的，部分劳动者老年之后，精力仍然充沛，身体还很健康，他们或许更愿意享受较高的工作薪资以及熟悉的工作环境，并不愿意直接退休。因此，需要积极调整老龄人口的认定标准，尽管不能改变生理上的老年认定，但可以配合薪酬政策以及社保政策，通过延迟退休政策、弹性退休政策，减少老年抚养比和减轻年轻劳动力的赡养压力，更高效地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1.日本的退休政策

为抵御老龄化冲击，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提高退休年龄，并实施一系列老龄资源开发计划。1971年，日本通过企业补贴鼓励退休年龄从55岁延迟到60岁，1976年日本政府要求企业把55岁以上人员就业率提高到60%，1986年正式确定60岁退休目标，1990年政府鼓励从业人员延迟到65岁退休；1998年政府将社保基金支付最低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2000年实施一系列老年再就业计划，2004年政府规定雇主有义务告知老年求职者设定年龄限制的原因以及将退休年龄提到65岁以上的条件，同时向65岁以下劳动者提供连续就业计划。2013年日本修正《日本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计划将退休年龄每三年提高一岁，直到2025年达到65岁。

2.中国的退休政策

1978年法律文件规定的中国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一直保持到现今状态。1978年《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规定，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中男性最高为60岁，女性最高为55岁，通过将干部、工人以及自由职业者的退休年龄进行平均计算得到中国男性退休年龄为5556岁，女性退休年龄为4778岁。而根据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Trading Economics①①数据来源于：http：///israel/retirement-age-women。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早。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以及养老金支付缺口等压力的暴露，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首提渐进式退休，并提出“提前预告、分步渐进、迈小步伐”的实施方式，2015年中组部、人社部联合发文，将正、副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于2016年3月表示通过“小步徐趋、渐进到位”的方式延后法定退休年龄②②数据来源：http：///a/20160301/14242151_0.shtml。，“小步徐趋”意味着每年小幅度延长退休年龄，给劳动者充分的心理缓冲，“逐渐到位”意味着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的目标年龄。

（三）“银色计划”对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

1.日本积极推进老龄资源再开发

日本于1974年创建了“银色人力资源中心”（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ers），最初目的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临时或者短期工作，90年代向老年人职业中介和直接提供工作的角色过渡，2004 年将其定位为服务于高龄劳动者的综合性职业介绍中心（张士斌，2014）[12]。“银色人力资源中心”缔结成员包括公司、家庭以及公共组织等，通过免费对老年退休者提供就业安置、技能培训课程、临时性工作以及相关服务来丰富老年群体的生活方式。该中心提供的工作为七大类：一般性工作、设备管理、特别知识、技术技能、办公室工作、门对门工作（Door-to-door）以及其他服务，比如汽车清洗、婚礼协助、门卫、产品控制、自行车管理员、翻译、编辑、木工、一般办公室工作、复印员、销售员、家政援助等。

2.中国“银色计划”反应迟缓

尽管中国政府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老龄劳动力服务标准与相关制度化的“银色人力资源中心”。中国部分地方社保局、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等机构提出建立“银色平台”、“银色数据库”、“银色人才网”等，比如福建、浙江、江苏、四川等部分地区开始实施相应项目，但他们只是作为辅助工作机构，缺少具体的法律文件以及其他核心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从人口基数来看，中国“银色人力资源中心”计划比日本更具有可开发的潜力，因此人保部应当以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为依托，推进老年继续教育项目，构建标准化的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平台，激活老年人才供求市场，完善老龄劳动力的法律制度建设，消除年龄歧视并积极调整薪酬制度，加强老龄劳动力的工作健康监护。通过提倡终生教育机制、培育多元化的技能培训机构、创新用工模式以及工作类型，对部分已退休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劳动者进行返聘，配合社保法律、劳动法等规章制度，为那些愿意再就业的老年人口提供就业平台。

（四）通过产业调整适应老龄社会发展

按照《日本统计年鉴》的行业统计方式，日本产值比重最大的制造业占比呈现收缩趋势，2005年占比224%，2012年为201%；产值第二大的社会服务业，从2005年的198%上升到2012年的2256%，产值第三大的批发零售业保持产值稳定，金融业和保险业逐渐下降，房地产业逐渐上升。产值比重最低的是农业，2005年到2012年保持在137%左右。如果按照中国的产业统计方式，日本第三产业比重从2005年的67%上升到2012年70%，第二产业从32%下降到29%，第一产业保持13%左右的相对稳定状态。而从中国全国人口就业的产业构成来看，2014年中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295%、第二产业就业为299%、第三产业为406%，可见服务业是中国当前劳动力就业最大的行业。

研究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第二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一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中国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二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

老龄化对日本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体现在二、三产业上，即影响第二产业年轻劳动力供应，但是日本积极的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政策对第三产业吸收老龄劳动力起到了良好作用。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的结构影响显著体现在第一、第三产业上，而吸纳中国年轻劳动力的第二产业没有受到显著冲击。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冲击到中国年轻劳动力的供应，从而冲击到中国的制造业。

因此，我国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实现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转型，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积极培育适合中老年人就业的工作岗位，发挥服务业对老龄劳动力资源的承接作用，注重年轻劳动力向非老龄劳动行业转移，盘活劳动资源存量，并配套改革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等，提升增量劳动资源的质量。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积极培育服务老年人的相关产业，如医疗养护产业、生活关怀产业、日用品消费产业等，推进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升老年劳动力的生活质量以及精神需求。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年龄结构以及预期寿命差异，发现两国老龄化过程在趋势上存在着相同的路径，日本社会的人口形态改变比中国提早约20年。人口出生率降低与预期寿命增加都加剧了两国的老龄化压力，体现在养老金压力增大、资本供应比重减小、劳动力市场受到负向冲击等，因此两国都面临着人口政策调整、劳动力引进以及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的问题。

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却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比中国早，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更大，老龄化加剧增大了日本养老金体系的压力，而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所受的影响还比较小，但由于中国社保体系成熟较晚，劳动者的投保结构与老龄化共同增大了中国养老基金的空缺。其次，从以储蓄比重衡量的资本供给来看，日本资本供给显著受到了老龄化的负向冲击，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与日本相反，老龄人口比重越多储蓄率越高，中国社会呈现出了更多的老龄风险防御的心态。再次，从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来看，日本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比中国更大，原因在于日本较早出现人口结构变迁，而中国当前的老龄化程度还尚未真正威胁到劳动力市场。最后，从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层面，中国目前的政策还相对迟缓，精力主要放在“该不该生”、“生几个”等问题上，而日本则是从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方面综合为人口增长率的提升保驾护航；在人口政策方面，日本对海外人才的吸引政策更加多元化和更具有弹性，中国相关的劳动力引进措施还比较保守；在老龄人力资源再开发方面，日本1970年左右就开始老龄人口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文件，而中国官方的提法还处于雏形阶段，尚需进一步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日本已经进入高度服务型社会，产业结构与当前的人口结构匹配程度较高，而中国则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迎接未来的老龄人口高峰冲击。

参考文献：

[1]United Nations.Population Age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Population Facts，2014（4）：1-4.

[2]Peter Uhlenberg. Population Aging and Social Polic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2（18）：449-474.

[3]雷根强，苏晓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56-61.

[4]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6）：15-26.

[5]金京淑，马学礼.人口老龄化困境中的“安倍经济学”――兼评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J].现代日本经济，2015（3）：83-94.

[6]马小红，孙超.中国人口生育政策60年[J].北京社会科学，2011（2）：46-52.

[7]黄文政.中国人口政策需要重大逆转[J].中国发展观察，2015（8）：38-43.

[8]沈可，王丰，蔡泳.国际人口政策转向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2012（1）：112-131.

[9]Patricia Boling. Family Policy in Japan [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998，27（2）：173-190.

[10]张豪，张向前.日本适应驱动创新科技人才发展机制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6（1）：76-85

[11]Chikako Kashiwazaki， Tsuneo Akaha.Japanese Immigration Policy：Responding to Conflicting Pressures [EB/OL]].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http：///article/japanese-immigration-policy-responding-conflicting-pressures，2016-10-19.

[12]士斌.退休年龄政策调整：日本经验与中国借鉴[J].现代日本经济，2014（1）：66-75.

老龄化现状及对策篇13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红利测算方法主要有数据分析和模型计量这两种，分别以人口抚养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测算依据，其中以人口抚养比最为常用，指计算非?诙?人口数占劳动人口数比例描述社会劳动人口的人均抚养负担。[3]笔者将根据已有文献资料，说明现存老龄人口红利的规模并对其现状做简要分析。

11我国人口红利现状简述

国家统计局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式转变成老年型，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0%②。在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08年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占总人口比重的1243%和846%，标志着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1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047%。

12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测算及结论

本项目成员袁婧怡、林艳?F采用人口抚养比分析法构建模型，选取2015年静态人口结构作为基础数据，分别计算四个劳动年龄上限下我国未来二十年的人口结构，并通过改变劳动年龄上限后我国老龄人口红利释放的状况得出具体结论。根据测算结果，2015年劳动年龄上限为女50岁、男60岁时，人口抚养比为644%，老年抚养比为372%，若退休年龄延迟到男女皆为65岁，人口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下降到37%和143%，逐次提高劳动人口年龄上限可有效降低人口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达到释放老龄人口红利作用。若我国将劳动年龄上限由目前女50岁、男60岁逐步提高至女55岁、男60岁，男女皆为60岁和男女皆为65岁，到2035年，以上三个延迟退休阶段将分别释放465286万人、445925万人和1177074万人的劳动人口，释放出总共将近2亿的劳动人口。

综上所述，我国潜在劳动人口数量巨大，合理进行释放势必将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由此，本文将对释放老龄人口红利的路径和措施进行充分研究，建立相关的法律政策，以便充分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

2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21人性化原则

由于需要对新角色和新生活进行适应，大多数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龄人口无法立即适应当前生活。并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许多老龄人口已然保持着较高的身体素质水平。政府应在尊重人、满足人的前提下，根据老龄人口特有的能力、特长、兴趣、心理状况等综合情况，科学地安排最合适的工作和岗位，以充分挖掘老龄人口身上的智力上、经验上的潜能。可通过开展老年心理健康课程鼓励老龄人口充分认识自身条件，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促进经济增长。

22政府诱导性原则

我国的退休政策已实施多年，且大多数劳动人口已经适应原有退休政策，不愿在达到规定劳动年龄上限后继续工作。因此，国家需对群众思维循循善诱，改变其现有思维模式，同时实施优惠政策，增加其延迟退休意愿。可以通过如规定养老保险的最低交纳年限，给予延迟退休时间长的员工较高的养老金标准；在延迟退休期间进行税收激励，对自愿延迟退休年龄退休的员工的收入减少或免征个人所得税；对自愿延迟退休的劳动人口基于医疗、交通等方面的社会福利等政策诱导劳动人口进行思维上的转变，逐步接受劳动年龄上限的提高。

3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主要路径

31渐进式推进

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将释放大量劳动力，同时还将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减轻社会经济负担。据研究分析，有更高的学历背景的男性更加不愿意延迟退休。[4]此外深度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大，因此，轻度延迟退休更有利于解决养老金亏空、弥补人口红利缺失。[5]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应适应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人民意愿和国家社会实际情况，走循序渐进的道路，一是在制定政策前多听取民众意见，制定出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二是逐步推进，不能着急；三是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以应对不同情况。[6]

32分阶段改革

推行过程中在时间上要逐步推行，在空间上要优先实行于发达地区；同时不断完善政策措施，保证推进改革的同时保证社会稳定。为了有效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需建立和完善新型退休政策，鼓励具有劳动力能力的老龄人口继续工作。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制定于20世纪70年代，即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退休。而我国当前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83岁，女性为524岁③，低于规定退休年限。从全球角度看，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许多国家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如美国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7][8]考虑到我国现有退休年龄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因此，推行政策应该与时俱进，分阶段进行延迟，避免产生就业压力，以便更好开发老龄人口资源，减缓社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9]

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