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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1
一、中国近代广告的形式
中国近代广告在形式上更为丰富，其中尤以月份牌广告、报纸广告、路牌广告最引人注意。
月份牌广告在19世纪末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30年展到鼎盛时期。辛亥革命以后，月份牌广告更是逐渐兴盛起来，中外企业都乐于将其赠送给经销商和顾客，使得月份牌广告变成了一种文化，成为社会潮流。月份牌广告既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又传播了西方先进文化，成为中国近代广告的重要形式之一。
报纸广告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广告发展的最显著标志之一。19世纪新出现的报纸是以商业利益为宗旨的，目的在于推销商品，广告多以黑白色调为主。后来，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自己办报纸，并将报纸的宗旨转化为传播信息、普及知识、内外交流等，商品宣传处于次要地位，少有的广告版面大多是为了宣传国货。后来随着商品的不断丰富以及报纸竞争的激烈，官方报纸也开始有限度地刊登一些广告，同时，报纸广告的发展也支持和促进了报业本身的发展。
上海的路牌广告最为发达。20世纪20年代在南京路和黄浦江边最早出现了用油漆绘画的广告牌。随后，上海市政府又设置了几十块路牌广告。后来，联合广告公司与荣昌祥广告社合并成了荣昌祥广告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在上海地区占据主要地位的路牌广告经营公司。上海解放后，政府对路牌广告进行了重新规划，成立了上海市广告商业同业公会路牌组，设计并制作了大量的路牌广告，其l广告的内容和形式更为丰富，位置也更为合理，既达到了宣传效果又美化了城市。
二、中国近代广告的创意
1.借助名人形象提高广告关注度
中国近代广告已经开始注意借助名人形象来提高消费者对广告的关注度了，一方面使消费者对名人的喜爱延伸到了对产品的喜爱上，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兴趣；另一方面通过名人的魅力强化了产品的魅力，提升了产品形象。商家聘请的名人主要是电影和戏曲明星，有的商家还利用政治名人的题词、文学界名人的文章来大作广告。很多香烟公司为了使自己的香烟畅销，直接将某著名人物的名字注册成香烟名称。
2.融入传统文化提升广告内涵
近代广告发展初期，西洋商人投放的广告也注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而被融入最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即为小说戏曲和民间故事。许多广告作品将传统的小说戏曲与民间故事相结合，既大力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体现了中国市民独特的道德标准与审美情趣，倍受当时中国市民的欢迎，鲜明的体现了当时中国市民重情义、爱自由的心理特征。
3.弘扬爱国情感体现审美情趣
中国近代广告作品中对于爱国情节和民族特色的体现十分突出。广告设计师以中国市民熟悉且喜爱的历史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这些广告作品符合了当时中国民众的爱国情绪和审美需求，起到了突出的引导、教育和鼓舞作用。将广告信息、爱国意识与审美情趣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广告作品内涵，深受中国广大民众的喜爱，传播效果极为明显。
三、中国近代广告的管理
1.中国近代广告管理的方法
政府管理。1914年开始，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依据广告发展状况把对广告的管理写进了国家法规中，为广告行业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当时的民法、出版法、交通法等法令中都出现了与广告相关的条文，对广告内容、广告市场、广告收费等方面做出了规定。这些管理条例既肯定了广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又为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规范了广告市场活动，推动了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行业自律。i919年开始，在上海和北京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媒介和广告公司自发成立了行业组织，如“中国广告公会…全国报界联合会”等，并依据地区实际情况出台了如《上海市广告商业同业公会章程》、《劝告禁载有恶影响与社会之广告案》等自律文件，对一些不良广告进行了有效约束和纠正，广告的监督和管理方式更为灵活，广告市场得到了有效净化。
2.中国近代广告管理的不足
立法滞后于行业发展是中国近代广告管理的首要问题。广告在近代的中国属于新兴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较小，受重视程度也无法同其他行业相比，这直接导致了国家一直没有出台专门的独立大法。而此时英美等广告行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相关法律已经比较全面，相比之下，中国的广告业立法愈加显得迟缓。
行业管理不平衡也是近代中国广告管理方面的一个不足。在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行业管理相对严格，广告管理方式和依据较为先进，其它如广州、天津、长沙、重庆等经济和商业发达的城市也先后出台了有关广告行业的管理规则，行业管理制度初步建立，地区管理初具规模。但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广告业自身发展缓慢，地方政府也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这必然造成了各地区广告管理水平的不平衡，全国性的行业管理制度难以建立。
综上，中国近代广告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相结合，既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服务，同时又受到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的影响。中国近代广告在传播形式、创意技巧和行业管理等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中国广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陈培爱.中外广告史.[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
[2]王丽萍.中国近代广告之特色[J].时代经贸，2006(49)：53-56.
[3]沈月娥.中国近代广告创意策略研究[J].作家杂志，2009(8)：255-256.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2
我叫庞XX，现任XX镇XXX村支部书记，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及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村集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根据会议要求，现就本村的集体经济情况与大家交流如下：
一、XXX村集体经济发展简要历程
（一）村情简介
XX镇XXX村位于万源市XX镇东北部，平均海拔900米，幅员面积1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556亩，辖8个村民小组，共909户3364人。全村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66户544人，2018年整村预脱贫，被评为达州市“四好村”。村党群服务中心距万源市城区约35公里，距XX镇场镇约3.5公里，距包茂高速入口约8公里，城万快速路约1.5公里，硬化道路已覆盖各村民小组，交通便捷，方便农资运输、农耕作业和农产品运销。
（二）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1.端正发展理念
要想富“口袋”，先要富“脑袋”。我村集体经济起步于2017年，村支两委与帮扶单位驻村干部多次协商，立足本村实际，确立了“稳步探索、提升收益、多元发展”的集体经济发展原则，树立了“众建众享、利村立人”集体经济经营要求。只有端正发展理念、找准方向，才能少走弯路、错路，实现集体经济稳步发展。
2.找准发展路子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选准、选好主导产业及发展模式是关键。通过仔细摸排村中情况，立足我村为XX黑鸡种源保护地且养殖业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实际，联合帮扶单位，通过扶持致富带头人创业项目、带动创业项目顺利发展，培育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帮扶力度，以“致富带头人创业、拉动就业、助推贫困村摘帽、壮大集体经济发展”为思路，稳步推进村集体经济经营。
一是与XX黑鸡养殖大户合作开展代养殖。采取“村集体经济组织供鸡+专业合作社代养+定期监督检查+利润按约定比例分成+周期结算”的黑鸡代养模式，村集体与养殖大户签订代养合作协议，村集体提供合格鸡苗，合作方提供符合村集体要求的栏舍、场地及足够的养鸡设施和人力等，代养黑鸡的所有权归属村集体，除去合作方养殖成本、人工工资等费用，集体经济与代养户按约定比例分润，通过该项合作为村集体创收15000元，预计还将为村集体创收30000元。
二是扩展代养殖合作范围。在成功实施XX黑鸡代养殖基础上，村集体积极探索扩大代养殖合作范围，按照XX黑鸡代养模式，与村中养殖大户合作开展肉牛代养殖项目，采取“村集体经济组织供牛+专业合作社代养+定期监督检查+利润按约定比例分成+周期结算”方式与肉牛养殖大户签订代养合作协议，通过该项合作为集体经济创收20000元，预计还将为村集体创收86000元。
三是整合资源开展代采购合作。充分发挥村支两委及驻村干部能动性，挖掘黑鸡采购需求。在了解到兄弟村有大额黑鸡采购需求后，村支两委及驻村干部利用我村XX黑鸡养殖量大、品质好及村集体队伍服务能力强等优势，与采购方签订了3000多只XX黑鸡销售供应合同，由XXX村集体组织货源，采购方按每只超过农户收购价3元的标准支付村集体报酬，通过该项合作为集体经济创收9000多元。
3.完善发展模式
我村在近年的村集体发展中，不断探索完善合作发展模式，规范合作监督管理要求，提升合作水平，降低村集体投入风险。
一是明确监督检查要求。对村集体合作的代养方，村集体委托村支两委、驻村干部定期前往查看养殖、销售及配套保障情况，并协调做好技术指导。
二是努力降低养殖技术风险。对村集体委托养殖大户代养的黑鸡或肉牛，要求代养方必须购买商业保险，防范养殖大户因养殖技术等原因造成集体经济无法收回投入成本问题，有效保证投入本金安全。
三是前瞻性做好养殖销售。村支两委及驻村干部积极支持养殖大户在村中搭建电商平台，努力使全村XX黑鸡、黑鸡蛋等农产品快速走向全国市场，为后续扩大养殖规模奠定基础。今年以来平台销售额已达60多万元，销售黑鸡近3000只，黑鸡蛋近5万枚。
4.注重发展成效
通过近年的集体经济发展，我村取得了明显的综合成效：
一是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成效明显。通过开展代养合作，扶持致富带头人带动我村贫困户8户脱贫、带动贫困户20多户增收（养殖厂务工、销售玉米、种植牧草等）；通过开展代采购合作，为50多户村民（贫困户20余户）销售黑鸡3000多只增收20多万元。
二是扶持致富带头人创业项目明显。通过村集体的合作项目，开展黑鸡代养殖的致富带头人XX黑鸡养殖规模由最初的1000余只发展到现在的近5000只，开展肉牛代养殖的致富带头人肉牛养殖规模由最初的40余头发展到现在的130余头，养殖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养殖效益明显增强，创业信心显著提升。
三是村集体经济增收及资产规模扩大效果明显。村集体经济收益由2017年的0增长为2018年的3万元，2019年的10万元。村集体可支配的现金由2017年的30万元增长为目前的115万元。
二、存在的困难
通过近年来我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实践，主要存在以下困难：
一是亟需对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政策进行相关培训。近期，根据上级党委政府安排，万源市各村重新规范了集体经济赋码工作。更换后的证照据了解可不再前往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注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管理部门对此次赋码后的集体经济组织与普通公司管理有无区别？希望上级党委政府能尽快针对新赋码后的集体经济组织相关管理要求进行政策培训，规范后续经营管理。
二是村干部集体经济发展精力保证存在困难。近年来，我市在逐步推行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肩挑”，工作内容、工作压力等已达到饱和状态，短期内村集体经济独立聘请专门经营人才经济又无法负担，仍需由村支部书记（主任）承担经营管理责任，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谋划、管理等方面投入的工作精力越来越难以保证，对后续发展不利。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深化与XX黑鸡养殖大户的合作。加大扶持致富带头人力度，积极探索村集体入股村中黑鸡养殖大户，扩大完善村级电商销售平台，丰富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加快致富带头人发展速度，共享发展成果。
二是进一步扩大代养殖规模。在前期探索的肉牛代养殖合作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合作管理机制，积极争取发展资金进一步扩大村集体肉牛代养规模，加快培育规模养殖户，增强致富带头人的就业拉动、增收带动、集体经济壮大作用。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3
「内容提要对近代传统民法体系局限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法调整的结果进行再度调整，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传统法律体系，局限性，经济法，产生，概念 一、近代法律体系的思想渊源及其基本特征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法产生于这个时代，有它的理论背景和特定的社会背景。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就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经济法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传统法律体系的局限，使法律与已经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已经改变的社会道德观念重新吻合起来。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因此，要把握现代经济法的本质，我们必须对近代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基本特点进行考察： （一）启蒙哲学、古典经济学与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 一般认为，近代法律体系由公法和私法两大法域构成。这一法律体系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哲学思想，例如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自由是天赋的人权. “人人是平等和独立的，因此，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所有权”。在此前提下，“没有本人的同意， 最高权力不能从任何人那里取走财产的任何一部分”。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 没有全体人民的同意，它不可做任何有害于任何人的事情，每一个国民都有权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财富和幸福。 这些思想无疑是现代法学思想的哲学源泉，并且，它促成了以建立在人人绝对平等、以保护私权为中心的权利本位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 从经济理论上看，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对商品经济内在规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自由经济是自然秩序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是最能实现人类福利的经济形态。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以其劳动及资本，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在没有任何君主权力作用的情况下，必定会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带来的利益。斯密奠定的自由经济理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奉行的信条。 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同时，这两大理论支柱，也决定了近代法律体系的局限性以及20世纪以后的一系列法律改革运动。 （二）近代法律体系的特点 建立在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基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将法律分为公法、 私法两大法域。其中，以调整私人关系，保护私权为目的的，为私法；规范国家行为限制公权力扩展的法律，为公法。 在公法领域，在建立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上， 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3）在私法领域，基于人人平等、同质的假设， 对民事主体进行高度的抽象，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权利义务体系。 受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其形成后， 对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主要原因在 于这种法律体系是随着当时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它的产生和施行具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当时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作坊和小农产主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社会。近代法律体系正是在这种社会模型的假设上设计的。然而，两个多世纪过去后，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立在这种社会模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已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 二、近代私法体系的局限与经济法 深受启蒙哲学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近代私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性假设就是一切民事主体绝对的平等。近代民法通过对民事主体的高度抽象，清除了各类民事主体的任何具体的特征，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彼此完全相同，完全一样的同质的人。在这个基础上，构筑了其庞大的规则体系。一切人都是相同的，法律必须对每一个人都赋予相同的权利，设置同样的义务，法律不对具体人格进行几乎任何程度的识别，仅以行为能力制度和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作为近代民法支柱的三大原则，即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或私法自治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无不来源于它对民事主体同质、平等的抽象假设。立法者深信，惟有如此，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才能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并在自由的逐利过程中，实现人类的最大福利。 然而，随着自由经济的发展，建立在传统哲学和自由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近代私法体系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自由经济发展过程中弱肉强食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处于强者地位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夺。依传统民法的观念，资本家与工人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通过充分体现契约自由的契约法来调整。然而，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出现和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剥夺，在城市中生活的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便无法生存。而法律却并未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雇主出卖商品获得的收入首先由他自己获得，然后，再发给工人工资，这是商品经济的交易规则，对于掌握分配权，同时也决定着工人生存命运的资本家来说，他以各种理由扣减工人工资，工人除了忍气吞声之外，别无它法，对此，法律也未进行考虑。建立在抽象人格假设基础上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局限性首先在社会劳动领域充分的暴露出来。绵延不断，愈演愈烈的工人运动，无疑是促使人们对近代法律体系的合理性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动因。 第二、处于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剥夺。经济活动的企业化，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财力雄厚、各种专业人员齐备、触角遍布全球的大企业，与这些大企业相比，作为社会个体的普通消费者根本不可能与之匹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普遍化，消费者的境况更加恶化，信息的不适当分布，更加剧了消费者的“无知”以及基于这种无知而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而近代民法理论认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只能通过契约来调整。“契约的当事人被认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裁判者，如果他们自由自愿地缔结了契约，那么，法律的唯一作用就是使之发生效力。至于当事人一方在经济上占有强大的讨价还价地位，那是无关紧要的”。显然，面对现实的经济社会， 对传统民法原则的固守，只能使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遭受经营者的任意宰割。消费者正当利益的被侵害开始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消费者境况的恶化与消费者问题的普遍 化，终于引发了席卷全球、愈演愈烈的消费者运动。 近代民法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肯定，梅因说，近代私法体系的建立实现了法律发展“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依照启蒙法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思想建立起来的私 法体系，为保障人权，彻底根除封建等级制度，维护自由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抽象人格的假设，仅仅是一个假设而已。将每一个人视为同质的、完全相同的人，并在此基础上设立的近代私法体系的正义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而不可能是实质意义上的正义。由于近代民法的这种局限，故而对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再次调整就成为必然。在经济生活中，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自由资本主义初期，这些关系完全通过合同法，根据契约自由的原则进行调整。进入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劳动者地位的日益恶化，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民法中基于资本者与劳动者平等的假设而以契约自由为原则调整劳动关系的规则首先暴露出其与现实的矛盾，对民法调整的结果进行矫治的行动首先在这一领域发生，其结果是导致基于对劳动者与雇佣者具体人格识别，并在对劳动者弱者地位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从保护劳动者一方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劳动法的出现。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市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垄断者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一手遮天，公平自由竞争并通过这种竞争将人类引入天堂的梦想已经破灭。为了弥补传统民法的不足，从而导致了现代反垄断法的形成。自本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类生活的高度城市化，人们对商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而技术的发展又使人们对商品越来越陌生，加上经济势力、交易能力以及商品生产本身所固有的经营者最大化利益追逐动机和信息天然地偏向于经营者一方等等，这些均使消费者的地位日益恶化，消费者的弱者地位同样使传统民法陷入困境。故而再次发生对近代民法的修正，其结果便是，基于经营者与消费者具体人格识别而制定的消费者保护规范的大量出现。这些法律规范无疑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经济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见，对传统民法局限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法调整的结果进行再度调整，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公法体系中国家职能的变化与现代经济法 （一）从消极国家到积极国家 在启蒙哲学及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看来，国家是一种恶的存在，是不得己之恶，是实现人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以自己的存在为目的，而以他人为手段。 每一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自发地实现社会最大的福利。因此，任何形式和程度的国家干预，对人的自由的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对人类的公共福利的实现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仅仅在于最低程度的维护秩序的需要，通过它可以避免原始野蛮状态下的互相惨杀和无休止的争斗，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实现理性的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国家本身不得以任何借口限制人们正常的权利行使和理性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在此前提下形成的国家，完全是一种消极的国家，是独立于市民社会和市民生活之外的存在。市民社会中的一切皆属于市民（包括法人）自由意志的空间，国家公权无任何活动的余地，仅当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权才得以发动，以消除对自由的威胁。国家的基本角色是充当市民的“夜警”和“仲裁人”。所谓夜警国家，警察国家，治安国家等等，虽然表述不同，但其最基本的内涵都是强调国家的基本职能在于维护社会最低程度的秩序与安全；同时，对人们在实现自由、行使权利过程中发生的冲突进行调停和裁断。司法过程本质上仍然是权利和自由的界定和实现过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经济活动的“溢出”，导致社会环境的日益恶化，无休止的掠夺性开发，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类面临毁灭性的危险；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分配不公现象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失业、通货膨胀使已经混乱不堪的社会雪上加霜；经济危机频繁地发生并日益加重，更使人们频于绝望。这一切使人们对自由经济的消极面有了新的认识。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人们再次将求援的目光投向了国家，对国家提出了更多 的要求，产生出更多的期待，认为国家不应该总是对社会及经济生活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应该为实现公共福利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其外部引导力量，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国家观念的转化，引起了由夜警国家向福利国家，由消极国家向职能国家的过渡。正如英国著名的法学家L？D？韦德所言，在200年前， 人们希望国家不要压迫它们，在100年前，人们希望国家给他们更多的自由， 而在今天，人们则期待国家为他们多作些事情。在人们的普遍期待中，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介入逐渐成为普遍的现象。 （二）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 随着国家观念的转变，现代国家的职能得到充分的扩展。除了传统治安国家的职能外，其产生的新的职能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管理职能 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相关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公共管理是国家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在夜警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仅仅在于维持必要的治安的水平上，而在职能国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它不仅从公共安全的需要出发对社会进行管理，而且从实现公共福利和经济的宏观效率角度对经济事务进行管理。与经济有关的公共管理职能最重要的具体体现在于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以及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而对与环境影响有关的经济活动的限制，为实现土地的合理利用，而对土地进行的管理等。 2.调控职能 即通过国家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宏观层次上的结构合理和高效率运行。调控的手段既包括刚性的直接调控，也包括柔性的间接调控。前者通常是指对具体经济活动主体直接实施的行政指令和行政安排，后者则通常包括对一般经济主体的政策性劝导和通过经济杠杆而做出的利益诱导。其中，经济杠杆的运用是最常见的调控手段。 3.经济参与 即国家以经济主体的身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国家的参与并不是直接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国家的参与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必要的：第一，通过国家参与经济，为一般大众提供其必要的但是又不能或不宜由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第二，为一般民众的利益，通过经济参与实现对市场的有效调节，如，为平抑物价而参与某种商品的进口、出口订购和销售等。 4.公共服务 即由国家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这里所谓的服务，不是国家作为市场主体而提供的商业性服务，而是国家作为公权者而提供的职能性公共服务。如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提供商品服务信息，进行商品质量检验，进行消费教育；为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组织就业培训，提供就业中介服务；为引导经济活动而提供市场供求信息；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开展科技咨询等等。 （三）国家经济职能的实现方式与经济法 国家经济职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其一，通过抽象的国家行为； 其二，通过具体的国家行为。前者，通过一定的法律规范而实现，一方面，国家通过立法，界定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动空间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当经济主体活动越出法定的范围或采用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经济活动时，国家公权发动，通过公法责任的追究而迫使其就范。在这里国家的意志通过法律对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的作用而实现；而后者，则是国家对特定经济主体的特定事务做出处理的行为。 实现国家经济职能的两种方式是互相依赖，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但在实现国家职能方面，二者的适用范围却是不同的。在上述各种经济职能中，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可以通 过抽象行为而直接实现。在公共管理领域，通过有关法律的颁布可以为被管理者提供行为依据，并以法律上的强制力保证其按照法律要求进行经济活动。在宏观调控领域，通过在法律中对各种经济杠杆的确定和利用，使经济活动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对其利益风险进行重新估计，以做出符合公共利益和有利于经济总体结构和宏观总体运行与发展的行为选择。同时，在公共管理领域，抽象的法律规制与具体的行政行为并不排斥，一方面，抽象行为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具体行为有其独立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抽象行为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具体行为的保障。在宏观调控领域，也不排斥具体行为。如，为实现国家政策而对某一经济主体进行劝导和在特定情况下的行政指令。 与此相反，经济参与和经济服务的职能一般只通过具体行为实现。作为实现国家职能另一种形式的抽象行为，几乎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由于国家经济职能不可能通过法律这种抽象形式而得到全面的实现，故具体行为的运用便显得必要，但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具体行为本身也需要约束，惟有如此，国家权力运用才能取得合法的形式，权利滥用现象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由此，便产生了对另一种法律的需要，这种法律就是规范行使经济方面的权力的法律。它以国家公权（主要是行政权力）的运用为主要规范对象，故所谓经济行政法，从真正意义上说，只能包括这一类法律。我们认为，对国家职能实现形式的混淆，乃是经济法与行政法之争的根源。 综合上述，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从而导致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产生，经济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一种形式，夜警国家向职能国家的转换，应是经济法产生的又一原因。 四、对现代经济法概念的再认识 基于以上对经济法的观念形成的原因分析，我们认为，对经济法概念，应从以下角度来认识： 现有的经济法理论大多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与某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他们将国家作为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的一方，将其他主体作为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另一方。目前，影响较大的几类经济法理论，如经济管理法论，经济行政法论，经济协调法论，宏观调控法论，等等，都是从这一角度对经济法进行界定的。其后果便是经济法无法从理论上廓清与行政法的界限。 我们认为，经济法是规制和调控经济的法律。经济法本身就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制和调控，将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家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实际上根源于对国家经济职能实现形式的片面理解。如前所述，国家干预经济可以通过其实施具体行为来实现，亦可以通过立法这种抽象的行为来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性”不应理解为它是调整国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与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而应理解为它是国家实现对社会经济干预的法律，国家制定经济法本身就是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经济法的实施，干预的目的也因此而得到实现。 因此，两种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的区分，是划清经济法与行政法界限的基本前提。规范国家通过其具体行为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为行政法（经济行政法）；而国家直接用来规制调控经济的法律便属于经济法。前者调整国家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以规范国家行政权的行使为内容；而后者调整经济活动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已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承认经济法调整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引起经济法与民法的再度争论呢？我们认为，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很明显，民法是私法，是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它通过财产权的界定，主体资格的确定，基本活动方式的提供和基本活动规则的订立等等来促进市场的形成，维护市场主体的高度自治，保护私权。民法基于人人平等同质的前提而制定，民法的主体是高度抽象的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特征的“人”（包括法人），在民法中，不存在享有特殊权利和承担特别义务的主体。基于这种假设而制定的民法 ，构成市场经济中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则。民法领域是自治的领域，一方面，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思排除法律的适用，另一方面，法律责任的追究要以当事人主动行使诉权才能实现，实际上，民法规则如何发挥作用，完全要依赖当事人的意思。而与此相反，经济法则属于社会法，它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交易公平、宏观效率公共福利。经济法是在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具体人格进行识别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因此它可以根据不同主体而做出不同的权利义务设定，以实现相互关系中的实质正义。经济法是强制法，任何主体不得通过协议排除其法律规则的适用。违反经济法，将受到国家的制裁，这种制裁由国家依职权进行（通常为行政处罚）。由此可见，民法与经济法在价值取向，法律性质和调整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是市场内部的法律，经济法则是市场外部的法律。国家通过经济法作用于市场，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保护市场交易的公正合理，保障宏观经济效益的实现。 「参考文献 卢梭。社会契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9。 洛克。政府论［下］［M］。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1—52。 同上。 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6。 韩世远。免责条款研究。民商法丛论第二卷［C］。45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 西南政法大学·李东方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4
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思路
（一）以近代企业中具有代表性的派系或事件为核心的研究思路
当前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中，以历史学或近现代史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居多，这些内容都可以归结为个案研究方法。他们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基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派别或历史事件，立足于基本史料和相关文献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之上经过规范分析和定性分析提炼出自己的观点。现结合一些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此进行分析：
1.对洋务派的研究。洋务派企业主要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其指导思想是主张“经世致用”、“自强求富”、“师夷长技以制夷”。对洋务派进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张国辉（1979）探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及特点；宋建民（2003）结合洋务企业的历史轨迹，分析了洋务企业的制度、经营、营销、生产、技术、人力资源、财务以及外部环境；此外，李锋（2004）、杨在军（2006）、陈佳琪（2007）、徐维佳（2008）还分别探讨了洋务企业失败的微观原因、企业家群体特征、技术引进及资本收支等问题。
2.对实业派的研究.清末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控制的放松诞生了民族实业家阶层，代表人物有：郑观应、荣氏兄弟、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等，他们注重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以研究历史人物为切入点研究近代企业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方向：
徐开峦（2009）就郑观应的近代企业管理体制及成本思想和商办企业思想进行了论述；李桂荣（2006）结合近代企业的投资环境、市场竞争、人才使用、内部管理、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对刘鸿生的经营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高静（2008）和孙昭辉（2008）分别结合组织管理、人事管理、企业文化三方面对卢作孚的经营管理思想进行了探讨。
3.对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研究。维新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其管理思想的理论本源是是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革命派则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在引进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同时，又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管理思想，同时与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相融合，从而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行政管理思想，代表人物有孙中山、廖仲恺和朱执信等。研究成果主要有：
章开沅等（2000）在对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中对革命派和维新派相关代表思想的阐述；王圆圆等（2006）在近代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对革命派和维新派思想的精彩论述；王忠伟等（2007）在近代中国管理思想的融合中对维新派和革命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的经营思想的分别描述等。
4.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研究。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也许更能够反映出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的民族企业状况，特定的历史事件往往能从深层次暴露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的问题和当时国内外的矛盾焦点：
凌弓（1996）结合1883年上海金融风暴这一特定事件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对中国的第一次冲击对于近代企业的影响；汤可可（1994）结合无锡民族资本企业发展历程中的变革性转折论述了近代企业管理体制的演进；针对与外企的商战，秦其文（2005）研究了近代中国企业的广告促销技巧。
（二）与西方管理思想相融合的研究思路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入的资本主义生产理念逐步为民族企业家所认同，并在民族企业内部加以推广。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以管理学或相关专业出身的学者居多。这些学者以现代企业管理的思维模式为框架，选取一些特定的视角为切入点：
1.以管理方式或管理模式为切入点。文昭（2002）系统论证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历程；林德发（2006）通过回顾20世纪初中国民族企业界对当时新兴的科学管理思想的探究和实践，论述了如何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来有效地引进、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孙玉杰（2005）通过研究近代企业管理形式从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的演变，得出了其内在继承性和不可逆转性的结论。
2.以近代企业组织为切入点。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较少并且很不系统，许多文献反映的只是一个侧面，但也产生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成果：
王玉茹（2010）和柯华（2012）将新制度经济学引入近代企业的研究；朱以清（1994）从宏观层次总结了中国资本主义最繁盛时期我国近代民族企业集团化发展的经验；刘德强等（2003）研究了近代企业生产战略、营销战略、多元化战略、虚拟经营战略的演变历程；朱荫贵（2005）以资本运行为中心考察了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张秀芬（2007）阐述了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创新及局限性；龚敏等（2011）阐述了近代企业集团的标准化管理特征。
3.以公共关系为切入点。这主要是指学术界对于企业、政府、社会关系的探讨，如：美籍学者陈锦江（1979）阐述了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对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章开沅（1999）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的研究论述了近代民族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朱英（1998）就经由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晚清经济政策的研究，进而以商会为中轴探索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马敏（1998）通过对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的描述阐述了这些群体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层关系；张忠民（2008）以历史视角系统地阐述了近代中国的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等。
未来学术界对于近代企业研究的批判性分析框架
当前的近代企业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以定性研究为主，着眼于对历史事实的阐述，试图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总结和归纳来支撑研究的框架。这一部分主要是以历史学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但由于这些研究群体缺乏企业管理专业的视角，使得这些论述脱离了我们所要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论点：近代企业管理思想对于我国当代企业管理的启示。第二，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以管理学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这有助于我们从局部企业或局部管理思想来理解和把握整个中国近代企业的经营思想发展脉络，但是这种思维模式并没有很好的在目前的文献资料中体现出来。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近代民族企业研究的出发点还混沌不清，没有形成统一的历史学和管理学相结合的框架。
图1是根据近代企业发展实际所建立的近代企业分析框架，该框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由于当代社会的可包容性，该框架以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为核心；第二，管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分析视角：将产业和竞争者分析技巧与近代企业跌宕起伏的成败史相结合，试图提炼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第三，学术创新研究应更多地从事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第四，分析框架的延展。该框架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环状模式，为了使提炼出的分析框架更具灵活性，该框架至少还可以进行递进式拓展，如图2所示。
综合图1和图2，对涉及的四个重要因素进行批判性分析：
（一）近代全球化的国际背景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能局限在中国或者在中国的部分外来资本主义工业，单纯地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片面的，资本主义国家或称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工业更大程度上立足于对落后国家资源的掠夺，其与该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所偏差的。中国晚清政府在法律名义上还是合法的政府，有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再加上国内涌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潮流，决定了帝国主义掠夺资源的同时不得不依赖于一些以“买办”形式存在的资产阶级。因此帝国主义在华输出方式也有别于其它国家，这是分析整个中国近代企业史的核心。
（二）国内产业和竞争者思维模式
学术界对近代企业的分析还局限于特定的个案，其选择的行业研究视角很随意，只是粗糙地描述了某些人物在某个时间段经营什么，规模多大，体现了什么管理思想等，这种很肤浅的认识不具科学性和系统性，应该通过历史或现实中的现象看到隐藏在其后的本质问题。近代民族企业是在夹缝中生存的，这种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决定了近代企业只能从事一些特定的产业—这才是研究的关键点。另外，不少研究者提出了近代民族企业的“商战”思想，但仅处于初步论述阶段，还没有建立基于竞争者的分析框架，在这一点上，可尝试将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竞争理论应用于中国近代企业的分析。
（三）必要的定量和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近代企业的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几乎为零，这一方面取决于年代的久远导致一些数据不能加以证实，另一方面在于将一些影响近代企业发展的因素转化为量化指标的确非常困难。但是，一旦建立了定量化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具有可证伪性，从而使得出的观点或结论更具权威和不容挑战。特别的，如果将一些关键人物的经营思想按照一定的量化指标进行归纳和类比，不仅可以得出意想不到的结论，更能从宏观层面上把握近代企业家全体的整个管理思维模式，而这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四）近代企业的成败对当代企业的启示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在当前学术界对于近代企业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都暴露出来之后，就有必要重申一下研究近代企业的根本任务，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关乎整个学术界对于近代企业的研究价值。我们研究近代企业的发展并不是要解决近代企业的问题—近代企业已经成为历史，也不是要抱怨清政府的腐败、民族资产阶级的懦弱和帝国主义的嚣张—但目前学术界中这种研究方式却屡见不鲜。因为研究近代企业的历史并不是要患得患失，而是要在系统地研究近代企业的基础之上，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提炼出一些有益于当前企业管理理论界或者实践界的基本方法，以更好地促进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应用。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近代企业成败经验的阐述很少，提炼出的对当前企业有所借鉴意义的观点或者管理模式更少。在这方面的突破也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趋势，毕竟理论研究还是要服务于当前的企业实践的。
1.白吉尔.张富强，许世芬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吴丽娜.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管理成功经验研究[D]，2008
3.章开沅，马敏，朱英.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1860-1919）[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5
2.缺少长效机制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集中开展管理提升活动等是现代企业经常采用的经济管理能力提升措施。在实际中，往往在开始的时候效果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效力迅速下滑，甚至带来新的问题。如何保证各项管理举措的持续效力，是制约现代企业推行各项经济管理能力提升举措能否取得卓越成效的瓶颈问题。
二、现代企业经济管理能力提升策略
现代企业经济管理能力的提升是一项全面的、发展的、系统的工作，可以通过科学规划、完善组织结构和制度、强化市场应变能力和绩效考核、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等措施，解决短板效应，建立长效机制，实现经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1.科学制定企业的近远景规划
企业的远景规划是基于企业长远发展的全局性谋划，如五年发展规划等。一个科学合理的远景规划不仅绘制了一个生动的发展蓝图，更决定了企业管理的核心经营理念，是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基础。坚持远景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企业才能够准确定位未来一段时期内经营管理的重点方向和任务，正确认识自身发展的优势条件，准确把握企业发展与行业、产业等外部环境变化的关系。企业的近景规划是对远景规划的分解落实，是企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如三年滚动规划、年度经营计划等。近景规划的各项指标更具体，任务分解的操作性更强，同时与企业的实时运行状态紧密联系。近景规划目标的实现，对企业远景规划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近景规划的制定要注重目标制定的可实现性、重点举措的可操作性以及与远景规划的可连续性。
2.合理选择和完善企业组织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企业的组织结构是影响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企业组织机构的选择需要根据企业的经营性质、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来确定，切不可生搬硬套。同时，企业的组织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和调整。例如职能型组织结构中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能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适时调整，最终要向服务型、高效能的职能部门转变，才能更大程度的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3.逐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提高经济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企业是否建立有完备的管理制度并能够规范化运行，尤其是财会制度的建立和帐务处理的规范化操作，是考量一个现代企业经济管理能力的重要标准。财务指标是企业运行情况的晴雨表，财会操作的规范化直接影响到财务指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此外，企业可通过内部审计以及委托独立机构进行外部审计等风险控制手段来促进经济管理规范化水平的提升。
4.深化市场危机意识，提升市场应变能力
市场风险是现代企业经常遇到的重要风险。企业主导产品的市场竞争态势、价格变动趋势等市场因素对企业的经济运行有着直接影响。遵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经营发展的普遍规律，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必须要突破原有思维定式和传统观念的束缚，要深化市场危机意识，主动贴近市场，密切关注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和技术革新方向，及时调整市场策略，从源头上抓起，提升市场应变能力。
5.强化绩效考核，建立激励机制，激发发展活力
激励机制是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平合理的绩效考核，可以有效的带动员工热忱，促进部门或单位目标的实现，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此外，在合适的条件下，企业可以开展员工持股等来获得更大的激励效果。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6
在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表现令世界瞩目，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也在全世界倍受关注。探素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构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无疑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创建基础
特定的环境下衍生出特定的管理理论，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变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与之相适应的产生和发展出种种的管理理论。诸多的管理学派彼此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基于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群的需求提出对于管理的理解，是一个阶段或一个视角的总结。在目前主流的管理学派发展中，以美国的管理理论体系为主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中国与西方的管理环境存在差别却是不容置疑的，大量的西方经典管理理论在中国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管理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相应的对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理论的需求也越发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管理理论和管理学派的发展也显得尤为迫切。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者都逐渐地发现在中国的管理科学研究中，需要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同时，继承中国的古代管理思想和近代管理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特有问题。中国的古代管理思想是在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环境下孕育产生的，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的管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以安邦定国为主，以人为核心，强调整体的协同，尤以诸子百家中的道家、儒家、墨家、孙子、韩非子等为代表。道家讲求运用自然之道，认为管理本质是一种遵守自然之道，运用自然之道来达到管理目的行为。儒家以天道观为基础，认为管理本质是一种以道德为引导，借助相应礼节来加以规范的行为。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交利是他们的管理思想，认为管理本质是博爱，是为人谋利的行为。孙子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通过计策、决策等实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以取得上下齐心、国家太平，并保证在战争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认为法治是政治管理思想的核心，认为管理本质是以“法”治民。在我国古代的管理实践中，“重道”、“明德”、“修权”、“知止”、“行法”、“谋略”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都能够得到体现。在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也蕴涵有丰富的管理思想，如唐代韩愈的《杂说》、柳宗元的《种树郭聚驼传》、宋代范祖禹的《帝学))、明代张居正的《帝鉴》、洪应明的《菜根谭》等。在中国历代史书(如二十四史)和兵书(特别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也包含了精湛的管理思想，中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以及明清笔记中，也有不少管理智慧和用人之道。
从管理实践层面看，中国历代的儒商如先秦的范蠢、子贡和白圭，明清的十大商帮特别是徽商和晋商，近百年成功的老字号如北京的同仁堂等，20世纪海外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如台湾的王永庆、香港的李嘉诚和霍英东等都有其成功的管理之道。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管理实践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60年《鞍钢宪法》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企业管理试行条例。20世纪80年代初，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试点，使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心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实行是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重大改变。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的推行，推动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促进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这一时期，蒋一苇提出了“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以及“两制四全”管理体系。“两制”即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高度集中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四全”即在企业建立全企业、全过程、全员性的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人事劳动管理，是我国管理理论的重要代表。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首钢的“投入产出总承包”，海尔的‘旧清日高管理法”，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法”等，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
2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现状
中国的国情具有自身的独有特点，我国的改革开放自身就是中国式的管理变革，在经济制度、产业制度、社会制度、生产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独有性，西方的管理科学和理论并不能直接套用。目前从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现状来看，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和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应该是源自于中国本土管理的历史思想和现实实践的科学理论，是当前时展的必然要求。
对于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研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而出现的必然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20年，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对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阐释方面。21世纪以来，则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探索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成思危提出从中国企业、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看，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是非常必要的。李京文院士认为创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已成为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创新，应该是在对于传统文化的挖掘中提炼一种共性的管理理念，总结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等单位对于创建中国学派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力倡导和支持，在课题研究方面一直将我国管理科学问题当成重点问题，其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奠定在未来l0-20年中逐步建立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学科基础，对中国管理学相关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后相关研究成果显著增多，由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管理学报》自创刊之日起，就设立了“中国管理论坛”等栏目，刊发了一些研究成果，推动了关于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2008年3月在西安召开的第一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管理学在中国”的概念与研究意义、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脉络、中国文化情景的管理问题及中国管理学派的创建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2008年11月召开的中国管理学年会中也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进行了深人研究和广泛探讨。
关于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国内外学者专家都进行了深人系统的研究。一部分的研究集中于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研究和现实应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内开始有相关的文章发表，如《“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中国古代行为学研究》、《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等，但总体上数量甚少。国外学者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运用于经营管理并且进行管理方面研究的，以日本、韩国、新加坡、欧美较为突出。中国古代典籍如《论语》、《老子》、(孙子》、《三国演义》等，受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企业界的高度重视，有些企业甚至将它们用作培训经营管理人员的教材。欧美学者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同样也给予高度关注，如美国的丹尼乐?雷恩于1979年写成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就论及了中国古代孔子在管理思想方面所作的主要贡献。另外一些研究则集中于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有的研究注重于对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注释和介绍，希望作为在中国实践的指导;或者是加卜中国的现实情况做验证.其结果还是说明了所引进的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功用，体现全盘西化的特征。有的研究则主张本土创新，按照西方理论模式，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具体特点，演绎出解释力更强的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有的研究比照现代西方管理概念试图构造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具体侧重于管理哲学和管理科学。这些理论都把贯通中西管理理论、能够指导中国管理实践作为重要目标。
在实践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台湾学者曾仕强从实践应用角度出发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总结为一系列管理原则，典型代表是提出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曾仕强，2003。该理论不仅尝试性的进行了理论体系的概括，其实用性导向原则也具有很大的实践指导意义。除此之外，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自发的形成的中国管理模式也备受关注，如海尔管理模式、白沙管理经验等。2007年11月30日，金蝶公司联合中欧国际T商管理学院主办的“2007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超过巧。名企业家、企业管理者、资深管理学者，他们就“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企业管理模式”这个议题进行了深人探讨。
3从管理实践的角度创建中国学派
现代管理科学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从现代管理科学发展规律可以看出，不同学科、不同技术领域相互渗透、结合、交叉以至融合，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推动了现代管理科学向实践应用问题的转化。
管理科学与管理理论必须基于特定的管理实践，与特定环境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结合。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国的特有国情和发展环境，中国的管理实践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现实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千头万绪，互有联系，呈现出系统复杂性的特征。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国情之下产生出现了大量的实际管理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实践条件之下，古代的管理思想和西方的管理理论都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解决。现代管理科学是扎根于一个国家、地区特有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基础上的科学，21世纪的新中国与孕育出大量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西方国家不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所推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创新和变革也是之前从未尝试过的发展过程，因此，西方现代管理科学不能生搬硬套来使用，也不能简单的加以改动，更不能削足适履，改变中国的管理实践来迎合西方管理科学的需要。
管理科学是学以致用的科学，其研究需要透过实践现象的表面，把握管理问题的本质，从丰富的中国管理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深层次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科学理论，完成从实践到理论的转变和升华。中国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是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应当基于中国的管理实践，融合古今中外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将管理科学与中国管理实践相结合，通过深人全面的实践性研究，指导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管理问题，并在解决过程中提炼出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从管理实践的角度，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人系统的研究下去，这是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一条有效途径。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7
一、科技革命是推动会计学发展的源动力
自近代科技产生以来的3次科技革命，每次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组织的成长壮大，促进了会计由簿记向近代会计的转变，并由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产生了质的飞跃，最终使会计从生产的附带职能中解放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管理科学。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企业产生与发展壮大，我们所看到的会计必然还是地主家那鼻梁上架副老花镜、头戴瓜皮帽的账房先生。当然，也不会有今天会计学科长足、完善的发展，因此科技革命是会计学科发展的源动力。
早期的会计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对财物的收支进行计算和记录。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会计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发展过程。它从简单的计算、记录财物收支，逐渐发展成为用货币单位来综合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的过程，直到参与企业预测、决策、控制、考核等各个方面。会计的技术和方法经过长期的实践，以及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也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它的发展过程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
15世纪航海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发现了地球，从此掀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其中，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的商业和金融业特别繁荣。日益发展的商业和金融业要求不断改进和提高已经流行于这三个城市的复式记账方法。复式记账技术首先来自银行的存款转账业务。为适应实际需要，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巴其阿勒（Luca.Paciolo）出版了他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威尼斯的复式记账法，并给予了理论上的阐述。可以认为，此书是会计理论和方法的最早的著作。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版，复式簿记方法才在欧洲和全世界得到推广，开始了近代会计的历史。18世纪，蒸汽技术的发明实现了社会的工业革命，使得会计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英国进行了产业革命，成为工业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在英国，由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首先产生了适应大生产需要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公司，于是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引起了会计内容的变化。会计服务的对象扩大了，过去只服务于单个企业，现在通过职业会计师的活动发展为所有企业服务，使会计成为一种社会活动。会计的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发展，过去，会计主要是记账和算账，现在还要编制和审查报表，而且，为满足编制财务报表的需要，还要求研究资产的估价方法和有关理论等。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了现代会计学科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无论是生产上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此，会计学的发展中心也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对标准成本会计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这一时期，会计方法已经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已经比较成熟。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会计管理范式国际化，其间的IT革命，使会计管理范式虚拟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快速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那些不参与企业管理的所有者的利益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另一方面，企业面临着更为剧烈的市场竞争和瞬息万变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了在这种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得以生存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就要求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方法，以便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和预见能力。为此，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管理当局的这一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对独立的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信息科技革命发生，使得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高科技新材料技术、能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以及生物工程技术等获得突破性进展，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具备了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等特征。它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
二、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对会计学科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IT信息技术革命使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彻底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运行方式，使人类进入到一个数字化的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现实和网络空间的形成已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网络已经把整个世界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会计作为国际商业通用语言的功能将得以完全实施。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产生了电算化会计，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使传统会计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会计思想和理论逐渐确立，推动了会计的自身发展和变革。
信息技术和网络带来了诸如电子市场、虚拟商店、网上购物、网络贸易以至商业互动模式等新兴事物的崛起，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会计角度看，开展电子商务活动主要包括：电子商务会计和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其中，电子商务会计=传统会计+会计数据信息服务+其他；而网络信息自由流动是会计信息供给方、寻求方、认证中心（CA）之间发生的信息自由流动。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乃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一）会计目标将会多元化
会计目标主要明确为什么要提供会计信息，向谁提供会计信息，提供哪些会计信息等问题。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础。现在财务会计把会计信息使用者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一种通用的会计报表。在网络经济时代，会计信息需求者与作为会计信息提供者的企业之间可以利用网络及时双向交流；企业在了解会计信息需求者的决策模型后，可以针对其需要，向其提供专门的财务报告。因此，在网络经济时代，可能发展出提供适用于不同决策模型的专用财务报告。
（二）会计基本假设将面临挑战
会计主体的外延不断变化，“网络公司”、“虚拟公司”使得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不仅仅是传统会计主体假设下的实实在在的企业，进而使会计主体假设面临着挑战。随着虚拟公司与网上银行的发展，企业之间的交易不再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钞票和单证作交易媒体，而采用“电子货币”支付的网络贸易将成为信息时代的商务主流。电子货币的出现，引发了货币革命与支付革命，使货币真正成为观念上的产物，弱化了记账本位币的假设。
（三）会计核算的重点将有新的变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决定一个公司生存发展的不再是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赖以生存发展的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而是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专有技术、信息资产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由于无形资产在企业中地位的显著提高，会计核算的重点将从有形资产转移到无形资产上。知识产品中无形资产的计价、金融衍生产品的计量、人力资源会计的构建、新经济运行会计模式的建立等也会对会计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四）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企业的会计人员不仅是会计数据的加工者、会计信息的输出者，而且是对接收到的会计信息进行分析的参与决策者。网络经济同时也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挑战。1.会计人员不仅要有深厚的业务知识，而且要懂得如何使用计算机、如何利用网络；会计人员不仅要对从网络上得到的会计信息进行“过滤”，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而且要注意对本企业财务机密的保管，防止黑客和竞争对手非法获取。2.在网络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频繁，这就要求会计人员不仅必须懂得国际上通行的财务会计、审计等知识，而且要具备相关的经济法律知识。
三、会计学的创新会促进科技进一步发展
为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会计学必须不断地创新。这不仅是对科技发展的被动反应，同时，对科技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一）会计学的创新能够科学地反映经济运行状况，协调各种经济关系，促使资源配置优化，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协调一致，经济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经济水平决定了科技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会计的创新水平。例如，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崛起，成为科技大国、经济大国，动摇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后一直执世界科技、经济发展之牛耳，会计自然而然处于领导地位。现代会计就起源、发展于美国，美国会计的水平代表了当今世界会计的水平，美国的会计准则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蓝本。我国在2007年1月1 日实施的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就主要参照了美国的模式。
（二）会计学的创新促成了新的科技发展动机
会计学的创新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物资基础，而且形成了科技创新的动机。因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许多新的科技需求和其他需要。需求产生动机，动机产生行为，这两种新的需求，必然又形成科技创新动机，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形成经济科技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孙铮，韦华宁.试论信息时代会计假设受到的冲击与影响.财经研究，2000（3）.
[2] 陈海清.试论网络经济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上海会计，2000（3）.
[3] 胡玉明.21世纪管理会计主题的转变.外国经济与管理，2001（1）.
[4] 王开田.科技革命与会计管理范式创新.江苏财会，2003（1）.
[5] 张东莉.信息时代对传统会计假设的挑战.财经问题研究，2001（2）.
[6] 秦志敏.环境的变化与会计未来的发展.财经问题研究，2001（7）.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8
1 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率先在全国推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GDP年均增长13.7%，2009年，全省实现GDP39081.59亿元，占全国的1/8。
经济发展机制从粗放投入式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当前，广东正在大力推进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组织实施“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发展战略，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正逐渐丧失原有的成本优势，落后产能不断被淘汰和转移。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29.8∶46.6∶23.6演变到1997年的12.6∶47.6∶39.8，2007年进一步调整为5.7∶52.0：42.3，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一三”格局转变为“二三一”格局。第二产业企业众多，已形成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石油化工、森工造纸、医药、汽车九大支柱产业。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2008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6833亿美元，占全国的1/4，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经贸关系，前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100多个，世界500强企业有近200家在广东设立了近700家企业，外商驻粤代表机构3000多家。
人口和经济要素高度聚集。形成了一批富有时代气息又具岭南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我国三大城镇密集地区之一。
2 广东省工商管理类人才现状
工商管理类人才具备工商管理前沿理论和专业实用技能，能通过运用现代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经营决策和有效管理。近年来，为适应社会对工商管理人才的需要，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从输入学校培养到输出社会供应，以及在社会中的工作现状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1 人才培养现状
人才培养规模形成大专本科占绝对规模、中专逐步缩减、研究生人才不足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目前，工商管理类本科专业点不仅分布在财经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理工类、农医类院校也设有工商管理类专业。1998年以来，全国大中专院校扩招，学生规模大幅度增长，但不同学历人才培养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中专规模逐渐缩减，大专和本科教育规模大幅度增加，占人才培养的绝对比例，博士、硕士因专才和个性化的培养目标，规模远小于社会需求。
人才培养质量呈现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现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跨越式的发展，专任教师队伍数量逐年增加，且增速不断加快。但是，相对学生规模增长，专任教师数量相对不足，并且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师在实践经历、国际交流经历、学位层次等方面存在不足。从学生自身来说，学生专业实习经历严重不足，且在专业实习中的实践能力提升方面缺乏主动性和有效性。
2.2 社会输出规模
随着大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工商管理类人才不断输入社会，总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但由于工商管理专业在我国开始招生培养时间较短，以全日制培养的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工商管理类人才规模总量较少，且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20~30岁，以企业基层和中层占据绝大部分，企业中高层工商管理类人才较多以在职进修获得工商管理类专业毕业学历，高层次专业人才明显不足。
然而，同我国其他省份相比，由于广东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全国工商管理类人才涌进广东逐年增加，形成人力资源大省，但是，这还够不上人力资源强省。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学历方面来看，广东企业的情况并不佳，只有40%的董事长具有本科学历，硕士层次仅为8%；总经理本科学历占52%，硕士层次仅为9%，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比例更小。
2.3 人才结构和分布
随着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经济要素的集中，近年，广东工商管理学历结构不断优化，大专以上学历人才占人才总量的比例明显提高，人才分布呈现区域集中、产业合理、行业广泛的现状。
从人才分布区域来看，广东近年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人才市场为龙头，珠三角、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人才市场为支撑的人才市场网络体系。工商管理类高层次人才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二级城市较缺乏，县域、城镇更是难以吸引、留住人才。
从人才分布产业来看，人才在产业中的分布结构日趋合理，各类人才有序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转移；不同所有制的人才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非公有经济工商管理人才占全省人才总量比重约50%，与非公有经济对GDP总量的贡献呈对应关系；本科以上工商管理类人才主要在大型企业中，中小企业和工厂工商管理类人才比例较低。
从人才分布行业来看，行政机关，农、林、牧、渔、水利，工业，地质普查和勘探，建筑机构，交通运输，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金融保险等均有分布。
3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对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及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资源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国家2010—2020年中长期人才规划提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必须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以提高现代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以战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为重点，加快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和一支高水平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根据这一规划，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人才规划进一步提出经营管理类人才的需求规模，即到2015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3500万人。到2020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4200万人，培养造就100名左右能够引领中国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战略企业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际化人才总量达到4万人左右；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通过竞争性方式选聘比例达到50%。
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一直领先国内各省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广东对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数量不断增多，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然而，传统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传承轻创新、重单一型轻复合型与研究型，已落后于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逐渐显现出众多新的矛盾和问题。
3.1 需求数量
近年来，在实际招聘的各科类大学本科毕业生中，招收工商管理类专业本科毕业生比例相对较高，招聘企业数和招聘职位数每年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今后发展中，社会需求意愿仍然较强，91%的单位表示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会有招聘意愿。
但是，从各层次人才供应数量来看，低学历、低技能人才数量供大于求，高学历人才供不应求，据南方人才网数据统计，本科、专科层次人才的培养规模远远大于需求规模。2010年1月到6月，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才供求比分别为3.07∶1、2.47∶1、3.69∶1、2.00∶1、2.80∶1、2.44∶1，人才总体呈现供过于求局面。其中，行政、人事类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才供过于求的现象，财务类、贸易类人才供过于求现象也较为凸显。然而，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规模均小于需求规模。
3.2 需求范围
从不同性质单位看，广东省近年对工商管理类人才的需求以企业招聘比例较高；从不同规模单位看，大型用人单位招聘比例相对较高；从区域来看，珠三角对高层次人才需求较大，粤东、粤西、粤北等经济较落后地区对大中专人才需求巨大。
近年来，随着珠三角经济圈的迅猛发展，人才竞争激烈、流动频繁。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工商管理类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发达地区人才多，边远山区人才稀少，广东省70%以上产业人才集中在珠三角，而占全省土地面积65%的山区产业人才比例很低。
3.3 需求层次和方向
从层次和院校看，本科人才仍是需求主体，重点院校毕业生更受欢迎，用人单位较重视人才的综合素质、实际能力和专业知识。从需求方向看，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等管理方向需求较多，但由于近年来各大中专院校的不断扩招，供大于求的现象明显存在。
根据需求层次和方向，工商管理类人才的需求更加注重的是综合型人才，包括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工商管理类人才的培养缺少个性化，同时，缺少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各类毕业生共性趋同，特色优势不足，人才类型单一，尤其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4 广东工商管理类人才资源开发的建议
当前，广东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加快传统优势主导产业改造升级步伐，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提升产业层次，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是这一时期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打破产业发展的传统路径，坚持高端发展的战略取向，突出国际化优势，在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改善自己的分工地位，最终提升广东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这对广东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1 工商管理类人才的培育向高端转变
高等和职业教育学校需要密切关注广东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广东的产业发展为导向，适应经济转型前后对不同人才的需求，培养能够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围绕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专业链，建立一个开放性的专业调整系统，形成与支柱产业、优势产业相适应的特色专业体系。
4.2 以创新教育模式培育高端工商管理类人才
广东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不断创新，这需要有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高等和职业教育必须打破僵化的发展模式，走持续发展、创新发展的道路，即创新工商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市场化战略、品牌化战略和内涵化战略进行人才的培养教育，才能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对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
4.3 走特色教育之路培育高端区域性工商管理类人才
广东具有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工商管理类人才必须体现区域经济支柱产业发展的需要，体现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体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素质的综合要求。因此，要遵循“发展需要驱动”规则，以市场为导向，针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创新专业设置，培养企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实施市场化战略。
参考文献：
［1］张仁寿，覃梓盛.产业结构演变与高技能人才供求关系研究——高技能人才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评价［J］.经济理论研究，2009(12)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9
一、科技革命是推动会计学发展的源动力
自近代科技产生以来的3次科技革命，每次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组织的成长壮大，促进了会计由簿记向近代会计的转变，并由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产生了质的飞跃，最终使会计从生产的附带职能中解放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管理科学。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企业产生与发展壮大，我们所看到的会计必然还是地主家那鼻梁上架副老花镜、头戴瓜皮帽的账房先生。当然，也不会有今天会计学科长足、完善的发展，因此科技革命是会计学科发展的源动力。
早期的会计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对财物的收支进行计算和记录。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会计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发展过程。它从简单的计算、记录财物收支，逐渐发展成为用货币单位来综合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的过程，直到参与企业预测、决策、控制、考核等各个方面。会计的技术和方法经过长期的实践，以及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也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它的发展过程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
15世纪航海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发现了地球，从此掀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其中，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的商业和金融业特别繁荣。日益发展的商业和金融业要求不断改进和提高已经流行于这三个城市的复式记账方法。复式记账技术首先来自银行的存款转账业务。为适应实际需要，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巴其阿勒（luca.paciolo）出版了他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威尼斯的复式记账法，并给予了理论上的阐述。可以认为，此书是会计理论和方法的最早的著作。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版，复式簿记方法才在欧洲和全世界得到推广，开始了近代会计的历史。18世纪，蒸汽技术的发明实现了社会的工业革命，使得会计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英国进行了产业革命，成为工业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在英国，由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首先产生了适应大生产需要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公司，于是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引起了会计内容的变化。会计服务的对象扩大了，过去只服务于单个企业，现在通过职业会计师的活动发展为所有企业服务，使会计成为一种社会活动。会计的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发展，过去，会计主要是记账和算账，现在还要编制和审查报表，而且，为满足编制财务报表的需要，还要求研究资产的估价方法和有关理论等。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了现代会计学科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无论是生产上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此，会计学的发展中心也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对标准成本会计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这一时期，会计方法已经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已经比较成熟。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会计管理范式国际化，其间的it革命，使会计管理范式虚拟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快速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那些不参与企业管理的所有者的利益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另一方面，企业面临着更为剧烈的市场竞争和瞬息万变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了在这种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得以生存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就要求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方法，以便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和预见能力。为此，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管理当局的这一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对独立的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信息科技革命发生，使得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高科技新材料技术、能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以及生物工程技术等获得突破性进展，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具备了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等特征。它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
二、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对会计学科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it信息技术革命使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彻底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运行方式，使人类进入到一个数字化的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现实和网络空间的形成已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网络已经把整个世界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会计作为国际商业通用语言的功能将得以完全实施。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产生了电算化会计，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使传统会计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会计思想和理论逐渐确立，推动了会计的自身发展和变革。
信息技术和网络带来了诸如电子市场、虚拟商店、网上购物、网络贸易以至商业互动模式等新兴事物的崛起，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会计角度看，开展电子商务活动主要包括：电子商务会计和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其中，电子商务会计=传统会计+会计数据信息服务+其他；而网络信息自由流动是会计信息供给方、寻求方、认证中心（ca）之间发生的信息自由流动。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乃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一）会计目标将会多元化
会计目标主要明确为什么要提供会计信息，向谁提供会计信息，提供哪些会计信息等问题。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础。现在财务会计把会计信息使用者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一种通用的会计报表。在网络经济时代，会计信息需求者与作为会计信息提供者的企业之间可以利用网络及时双向交流；企业在了解会计信息需求者的决策模型后，可以针对其需要，向其提供专门的财务报告。因此，在网络经济时代，可能发展出提供适用于不同决策模型的专用财务报告。
（二）会计基本假设将面临挑战
会计主体的外延不断变化，“网络公司”、“虚拟公司”使得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不仅仅是传统会计主体假设下的实实在在的企业，进而使会计主体假设面临着挑战。随着虚拟公司与网上银行的发展，企业之间的交易不再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钞票和单证作交易媒体，而采用“电子货币”支付的网络贸易将成为信息时代的商务主流。电子货币的出现，引发了货币革命与支付革命，使货币真正成为观念上的产物，弱化了记账本位币的假设。
（三）会计核算的重点将有新的变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决定一个公司生存发展的不再是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赖以生存发展的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而是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专有技术、信息资产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由于无形资产在企业中地位的显著提高，会计核算的重点将从有形资产转移到无形资产上。知识产品中无形资产的计价、金融衍生产品的计量、人力资源会计的构建、新经济运行会计模式的建立等也会对会计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四）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企业的会计人员不仅是会计数据的加工者、会计信息的输出者，而且是对接收到的会计信息进行分析的参与决策者。网络经济同时也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挑战。1.会计人员不仅要有深厚的业务知识，而且要懂得如何使用计算机、如何利用网络；会计人员不仅要对从网络上得到的会计信息进行“过滤”，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而且要注意对本企业财务机密的保管，防止黑客和竞争对手非法获取。2.在网络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频繁，这就要求会计人员不仅必须懂得国际上通行的财务会计、审计等知识，而且要具备相关的经济法律知识。
三、会计学的创新会促进科技进一步发展
为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会计学必须不断地创新。这不仅是对科技发展的被动反应，同时，对科技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一）会计学的创新能够科学地反映经济运行状况，协调各种经济关系，促使资源配置优化，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协调一致，经济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经济水平决定了科技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会计的创新水平。例如，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崛起，成为科技大国、经济大国，动摇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后一直执世界科技、经济发展之牛耳，会计自然而然处于领导地位。现代会计就起源、发展于美国，美国会计的水平代表了当今世界会计的水平，美国的会计准则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蓝本。我国在2007年1月1 日实施的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就主要参照了美国的模式。
（二）会计学的创新促成了新的科技发展动机
会计学的创新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物资基础，而且形成了科技创新的动机。因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许多新的科技需求和其他需要。需求产生动机，动机产生行为，这两种新的需求，必然又形成科技创新动机，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形成经济科技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孙铮，韦华宁.试论信息时代会计假设受到的冲击与影响.财经研究，2000（3）.
[2] 陈海清.试论网络经济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上海会计，2000（3）.
[3] 胡玉明.21世纪管理会计主题的转变.外国经济与管理，2001（1）.
[4] 王开田.科技革命与会计管理范式创新.江苏财会，2003（1）.
[5] 张东莉.信息时代对传统会计假设的挑战.财经问题研究，2001（2）.
[6] 秦志敏.环境的变化与会计未来的发展.财经问题研究，2001（7）.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10
抛开分歧不论，近代化与世界体系理论都将世界史一分为二：认为西方与非西方历史具有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它们都提出为何非西方地区缺乏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疑问。“缺失”这一语汇蔓延整个近代史研究和社会理论界。尤其中国历史学家，首先强调的问题即中国为何未能完成工业革命。他们不断追问中国为何偏离了马克思所定义的英国资本主义的“正常”轨道。原因或许来自多方面，包括儒家对商业的轻视态度，政府的抑商政策，反对战争的文人精英对军事技术的不屑一顾，乡村经济中专业化分工的不足，根深蒂固的小农传统阻碍工业劳动
力的增长，等等。正如黄宗智所说，“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型式，当然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模式……西方的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于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中国则是在小农经济内部的进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
近年来，清代经济史学家们，不断揭示中国经济社会“停滞论”的缺陷。整个18世纪的帝国政权并非一成不变地压制商业，文化精英与商人出现合流，农村市场取得长足发展，先进地区的农业产量保持增长，同时农业经济的技术创新也在持续。他们比较了18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和英格兰之间的相似性，进而得出前者并不逊色于后者的论断。这种比较告诉我们，欧洲以外的地区存在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世界经济是各地经济相互影响的结果，并非欧洲简单地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
奥斯曼帝国案例：突破西欧模式
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史研究，同样试图摆脱那种与西欧比较、彰显自身不足的视角。比如，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史的权威学者法洛希（Suraiya Faroqhi）就说：“反对众多本质化的东西方比较，强调东西方相对靠后时期的差异、引发断裂的历史偶然性因素以及两大社会经济体内部经济、社会和文化矛盾的重要性……”她认为，从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中都能发现生机与衰败，我们并不能把西方绝对等同于进步，而把东方绝对等同于落后。与研究中国史的同行一样，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关注奥斯曼帝国复杂而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环境，对西方生机勃勃、东方颓败没落这一简单的“传统”-“近代”二分法提出挑战。天普大学历史系的格兰（Peter Gran）教授同样批评了“西方上升意味着其他地区衰落”的观念，认为“非西方地区基于它们自身的近代资本主义本土文化，从而在18世纪后期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有这些学者都拒绝西欧式的单纯连贯模式，他们反对整体性，强调平等一致性。他们认为，社会形成过程中存在多元矛盾，不同文明之间进行着多元互动。工业化和近代化是转变所有文明单元的全球化进程，并非一种文明输入给另一种文明的特权。
最终某些欧洲史专家也承认多条道路通向资本主义，并非只能选择英国或马克思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摒弃了只有英国的先进技术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的“扩散说”。比如，法国的工业化道路确实与众不同，但并不能说它落后，低人一等。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奥尔德教授在研究法国军事工程师在改进可更换部件所起的作用时，证明了技术革新存在多重路径的说法，以及众多前近代国家尤其在军事活动方面所起的重要积极作用。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布鲁尔教授，则证明英国也存在大量的类似情况。这些事例表明，研究上述地区的经济和技术史学家们讨论相关问题时，已开始将多元性、模糊性、跨地区相似性作为理论预设，而不采纳西方与其他地区这样的二分法。
然而，虽然最近史学界注意到了这些历史发展的不同道路，但绝大多数研究仍然拿欧洲发展的模式来衡量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包括一方面运用诸如农业生产率、人口增长率等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以代
aa议制和中央集权官僚制来衡量政治水平。“非欧洲地区亦存在”的论调，不过是将欧洲作为参照点的世界历史二元观念的翻版。
毫无疑问，在这种二元观念下比照出的某些相似性，需要被置入更广阔的视野之中来理解，从而超越东方与西方的狭隘分野。史学家们越来越对这样一些概念感兴趣，它们“既非来自西方经验，又不能自称专属欧洲，必须显而易见地适用于两大帝国背景，却还须超越各自的地方特殊性”。通过两个非西方帝国的比较，或许能够得出两个不同的概念：制定与欧洲经验大相径庭的方法以研究非欧洲地区；尽可能找到跨越欧洲与非欧洲经验的历史解释方法。两者将世界历史分为欧洲与非欧洲两种截然不同的轨迹，不过后一种方法旨在寻求东西方共享的普世近代性。此处的近代性是指多元化的制度形式或社会现实秩序，起源于16世纪以来不同政治实体的商业扩张和竞争。由此可见，近代性不仅仅是19世纪的制度建构，其前期的历史发展早已植根于16～18世纪。
“协商”：令现代国家尴尬的前现代因素
国家建构是近代性的核心杰作。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是15世纪以来整个欧亚地区最显著的共同历史经验。这些国家时战时和，统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彼此交融。奥斯曼帝国是欧洲人知识体系中共同的背景，当时认为，它的统治术或治国方略体现出文艺复兴观念。奥斯曼统治者比欧亚大陆西部的任何君主，都更接近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所描述的理想形象。而后来的认识则恰恰相反，当欧洲的中央集权国家，呈现出“法制国家”的特征，或出现法律监督下的有序政府时，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中央帝国就成为了专制主义的象征：批评欧洲君主专制统治的一面镜子。18、19世纪倾心于商业和殖民扩张的欧洲人认为，“东方专制主义”是亚洲政治、经济不发展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原因。“东方专制主义”的标签也证明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合法性。西方所宣称的，通过霸权以消除东方停滞的说法，为20世纪的现代化视角奠定了基础。
这样的讨论，助长了“国家回归”的研究。过去30年中，清史和奥斯曼帝国史的研究者，往往将国家制度同东方主义的理想类型分析、现代化视角联系在一起。如今，他们则转向社会经济结构、长期趋势以及区域分析等方面。这一新的“重回国家”的方法，包含了对社会经济历史的考察，侧重于考察前近代社会的分化、多元和差异性质等，同时侧重考察其国家操控的灵活性、流动性和适应性等。我们摒弃欧洲人所认为的奥斯曼政权乃东方专制主义的观念后，就会发现前近代国家是妥协产物这一有趣现象。旧有的认识被颠覆后，就会发现妥协性的前近代国家与“专制”而强权的现代国家形成鲜明对照，正如20世纪初年两大帝国的继任者坦志麦特（Tanzimat）改革后的奥斯曼帝国或中华民国。
国家的主题与帝国之概念不免有所重叠。我们与诸多理论家不同，并不能泾渭分明地指出帝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分别。（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74，1，57～63）我们对帝国的理解包括关注其权威及其补选机制，这种机制保障了帝国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与合作。早期帝国的长寿秘诀在于这些国家政策；而逆向推论则得出，国家统治的合理性、一致性及日趋增长的普世性，或许能够解释19～20世纪欧洲帝国为何相对短命。之所以延续到20世纪，是基于清朝统治者持续通过多方面协商沟通，团结了省级精英。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政权在19世纪头25年终结了与省级精英的谈判体制。而当省级精英受制于标准划一的规则之后，帝国就在他们眼中丧失了合法性，最终不得不使用高压手段来维持权威。与省级精英协商沟通的不畅或无效，才是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核心所在。
从西方化或近代化视角出发，能否实现中央集权制国家，是成功的关键标准，比如，中国长期延续的公共官僚体系，常被视作近代化努力失败的因素，因其在19世纪史无前例地被分权力量所挫败。然而，作为协商机制的前近代国家观念，却对这一预设提出质疑，因为显然，18世纪清朝和奥斯曼帝国政府管理边疆地区的策略，适应了内部极其复杂的、多元化的地方特殊性。
清朝的整套创新管理制度包括边疆划定、人口分化以及值得信赖的地方领导人的任命。这些政策以直接领导代替了不稳定结盟和多重效忠方式。清朝边疆地区运用了多元化的管理方式，这与内地的管理方式并不相同。帝国之统一通过内地移民实边政策，创造并维持了这种族群的多样性，反之亦然。而在17～18世纪，奥斯曼政权也试图通过颁布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府的代议协商法规，重新定位伊拉克省的管理机制。伊斯兰的地方法理学家从宗教法出发，挑战了国家法律某些内容的合法性，却并不拒绝国家法律的存在。司法概念对应地嵌入国家法律体系，使其能够被地方的法理学家和民众普遍接受。
“协商”一词概括出前近代时期，清朝和奥斯曼政权的调适弹性本质。尽管协商破裂时两大政权都不得不诉诸武力，但它们绝非以理想未来的名义压制所有反抗。与此相反，现代国家则力图构建以国家统一、科学管理和阶级团结为理想基础的现实政治。
也有学者并不同意“协商”概念的某些运用，认为协商是询问的产物，不属于解释的范畴。我们并不应该将现代国家的严苛性与前近代国家的松散型极端化，而是寻求“协商”在这两个时期历史情境的差别。因此，19世纪奥斯曼政权的统治拒绝任何协商形式或仅在专制政府行将解体时才进行协商的观点值得商榷。19世纪以来的国家变迁，只不过标志着从省级精英和军队的协商转移到同中央政府的协商。
原先的管理规则和制度，是政府官员与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带有地方性、个人色彩的特殊处理。比如，前近代时期的土地清丈与查勘，就被视作确定税源为了征税的行为，但通过不同的土地分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部分土地使用者逃避国家税和服兵役，从而达到调和各方利益的目的。国家借助确保社会和谐的能力，演绎了君主的公正性。而19世纪的管理活动、规则及制度，力图表明它的普遍性与一致性。国家也力图摆脱从前协商领域中的强权角色，令所有阶层平等地承受国家税收与兵役负担。此时的规则和制度重新定义了个人所有者、纳税人和佃户，从而成为新利益阶层调和的产物。1858年的土地法案及土地清丈法规，成为社会不同角色博弈的中心舞台。这些冲突以特别条规的形式被详细说明。不过这种详尽的列举只对一般性法律有效，同与君主所协商的公正或社会和谐并无关联。
协商所具有的弹性，有助于让私人和特殊利益者远离中央政府，从而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同时，这一新式国家的自我界定，也依赖于其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多利益的能力，即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能力。实际上，它也是现代中央政府职能的部分体现。但现代居间调停各方利益的官员们，则奉其所宣称的加强统一管理为圭臬。
通向现代性的多元路径
有关清朝和奥斯曼政权的讨论必须考虑到法律的角色。这包括诸如法律适用范围的解释自由度，不同类型法律之间的相互影响，法律在统治中的作用、管理活动以及法庭作为协商场所的调解行为。学者们注意到正式法律（即成文法）与非正式调解之间的模糊分野。清代法律相对来说几乎没有商业往来的专门性法规，然而类似宗族联系的非正式体制中却有商业活动的规定。欧洲模式则与此相反，现代国家之建立意味着非正式体制被成文法所替代。成文法制定和执行了普世的标准与规范，而非正式的做法却存在很大的歧义性。欧洲国家从非正式向正式制度化的变迁同时也与权力的集中化有关，而农业帝国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替代运用则不需要集中划一的规定。官员们被赋予同非官方组织打交道的大量权力，从而回应了将清代政权视作“专制主义”、干涉主义、无端侵入的看法。
成文法作为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界定源自韦伯模式，曾被看作是合理化的官方规范与标准，适用于欧洲和非欧洲地区。这种简化模式需要具备下列条件。首先，前近代的欧洲和奥斯曼的成文法常常是各种协商妥协的结果。因此，协调机制从正式到非正式有个延续性过程。中国的衙门和奥斯曼的法庭同样处于争端调节和成文法判定的中心位置。奥斯曼史研究者提到法庭之上存在法律文化的缺失。19世纪的法官由于没有管辖权，因此也失去了地方上的影响力。当国立学校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取代地方法官时，法律又重新代表了政府的意志。同时，职业律师的出现改变了审判程序。这一新的辩论系统使法官远离了诉讼当事人，因此也避免了直接解决冲突，而面对的是律师所做的法庭辩护。这种变化表明，以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为基础的分配公正，转变为以法庭辩论形式呈现的统一模式。然而我们并不能过分强调这一观点。这一法律实践变迁难道意味着调停机制从法律领域中彻底消失，或达到完全“形式化”的程度么？协商空间的存在是19世纪奥斯曼帝国各级议会、法院的显著特征，而这种协商也是政府颁布法令的另外一种形式。
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经验比较，意味着18、19世纪通向现代性的多元路径。它们的历史经验表明，两大帝国通过帝国自身权力配置的紧迫性，借助惯例的历史语汇而走入近代社会，并非主要源自欧洲模式的模仿。这种比较史学对“衰落”理论提出质疑，不同意19世纪的中国和17、18世纪以来的奥斯曼帝国，遇到战争与内乱时无力改变其制度的说法。“衰落”理论者以缺乏制度创新或统治变革的能力，来解释1911年清朝灭亡和整个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衰弱直至1918年最终解体。其实，两大帝国在统治期间始终进行着制度变迁。18世纪清朝的国家建构既不是中央集权，也不是普遍地整齐划一。清政权强调的内容与近代国家建设有关，包括边疆的稳定、征税效率的最大化以及为应付战争和内乱而扩充军队。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11
引发了一个“电磁波”振荡， 一个全球化互连网络运动蓬勃兴起。加拿大、英国、法国
、欧共体、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宣布了雄心勃勃的实现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新加坡宣布
要建立智能岛，韩国要建成通往信息高速公路的第一批国家。根据西方七国政府首脑会
议决定，1995年2月25～26 日由欧洲委员会负责组织召开了“七国信息社会部长级会议
”，专门讨论实现全球信息社会宏伟计划的有关问题，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一致表示，
“决心合作促进全球信息社会的发展。”我国政府亦采取积极对策，1995年12月在清华
大学正式建成中国科技教育网CERNET与Internet连网，并及时提出代号为CHINA 的《中
国人的高速信息网络行动计划》。目前全球Internet用户以每年160 ％的增长速度迅速
发展，1995年已有4600个子网络。480万台计算机与170多个国家相连，6000多万用户，
有人估计到本世纪末将有1亿多用户， 其中发展最快的是中国，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新
的信息网络革命，它将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带来
的冲击更为巨大，它将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及治理国家的方
式。为了探讨这场革命的深远影响，我们把研究的初步认识发表出来，抛砖引玉。
1 信息高速公路改变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 加速社会产业结构的更大规
模变革
信息高速公路改变了人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生产方式，加速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
。
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基本上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工具改变劳动对象的物质形态，生产
出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产品和商品。从古代经过近代和现代，已发生了很大变革
。近代，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使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
在生产工具中增加了新的成分，即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由此而引起了许多人所共
知的新兴产业的产生，引起了社会生产结构的巨大变革，使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了
工业社会。到本世纪中叶由于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到九十年代
出现的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生产工具中增加了新的成
份——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计算机控制系统，即它与信息高速公路互连的信息控
制机，作为新的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由此必然要引起社会产业结构的更巨
大的变革，促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见表1）据统计，新兴
的信息产业已占实用劳动力总数的2/3 以上， 还有1/3的劳动力分布在与信息技术应用
密切相关的企业之中。 预计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可在一系列工业领域中每年
创造3000亿美元的销售额，到2001年可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210亿美元，生产效
率可提高20～24％，可以带动许多其他产业的发展，其中包括与半导体技术、通讯技术
、感测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高级显示器、人工智能、医疗保健
等技术有关的产业，以及为了与信息高速公路发展相适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类生活需
要的高新技术产业。据预测到2020年美国只要用2％的劳动力作为工人， 仍可保持世界
第一大工业国的地位。我国的863计划正积极组织研制、推广CIMS 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
，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它体现了这种新生产方式。
2 信息高速公路促使社会经济形态由物质型向信息型更快转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见表1）， 人类最先认识和开发的重点是物质材料的发
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取决于人对物质材料的认识和利用程度
，是它决定了人类的社会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再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在古代这三种社
会形态基本上属于农业社会，主要产出是农产品，它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物质型经济。到
了近代，由于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以及后来的电机等动力机械的发明和应用，使人类
社会走进了工业社会，其主要产品是工业品，人类认识和开发的重点转向了能量、动力
，并使能量与物质资源很好的结合起来，但其经济形态仍然是物质型。只有到本世纪中
叶，人类才对信息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计算机发明和应用开始深入的开发信息
资源，并利用信息资源与物质、能量资源相结合，创造出各种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
的信息控制生产工具，与动力机械工具相结合形成了强大生产能力的复合生产工具，生
产出越来越多的信息产品和工业产品，而在工业产品中则占有越来越多的信息成份。目
前，社会经济形态正从物质型向信息型转变。
表1
时间 社会形态 生产力方式 特征性
资源类型
古代 农业社会 劳动者简单生产工具劳动对象 物质材料
近代 工业社会 动力机械工具
劳 劳
动 动 传 工 动 能量动力
者 力 动 作 对
机 机 机 象
现代 信息社会 ───────────
│ │
劳 信 息──动力 ── 劳
动 控 制──机械 ── 动 信息知识
者 工 具 工具 对
│ │ 象
│ │ │
─ ─────────
时间 特征性 特征性 特征性 特征性 特征性
生产工具 产品形式 经济形态 基础结构 文化时期
古代 铁器工具 农产品 物质经济 道路、仓库 采集、农业
文化
近代 动力机 工业品 物质经济 交通运输网 物质 工业文化
电力输运网 文化
现代 计算机 信息产品 信息经济 信息高速公 意识 信息网络
信息控制 (知识经济)(知识经济)路网(信息 文化 文化
机 基础设施)
注
信息控制工具
智能系统──通讯系统──控制系统
通讯系统感测系统
＊
本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信息产品和商品在整个产品和商品中占有很大比重，特
别是在美国已形成庞大的信息产业，它可以分为两大部门。第一部门：信息技术和设备
制造业。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视听技术
、缩微复印技术、电子出版技术，以及与其相关的信息设备和器件。第二部门：信息服
务业。既包括传统的信息服务业，如以文本式的科学信息、图书、文献、档案、标准、
专利、公共服务信息为主体的信息服务和咨询活动；又包括新兴的信息服务业，如计算
机信息处理、数据库的开发与应用、软件生产、电子出版物、通信和网络系统、办公自
动化以及依靠计算机、通讯网络所进行的各种公共信息服务与咨询活动等。〔1〕在美国
1990 年信息产业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64％，目前信息产值约占GNP的一半以上。西
欧信息处理与服务产业年增长率20％以上，日本1980～1990年信息服务市场规模增长9倍
，年增长率高达24.3％，1990 年信息服务业营业额增至5.9万亿日元，比上年猛增35％
。〔2〕1990年全世界电子工业产值已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超过了汽车工业，预计到20
00 年全球电子和信息行业硬件产值将达到25650亿美元，软件市场规模将接近10000亿美
元。〔3〕21世纪信息产业将成为最大的支柱产业， 而且有人预测：下个世纪的第一个
十年中，随着实行自动化，所需的蓝领工人和服务人员的项目减少，在美国可能出现“
知识型经济”，信息业将规划如何改变地球和星球的面貌，对人体和人的精神作出解释
。
据预测，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将使美国高速公路、航运的工作量减少40％，能源
消耗减少40％，劳动生产率提高20～40％，而且还要带动电话、电信、电视、电脑软硬
件、电缆、光缆、出版、音像、文化娱乐业等信息经济更大的发展。它的产生和应用将
促使经济形态由物质型向信息型以更快的速度转变。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蓝领工人将
从1995年占美国劳动力的20％缩减到10％，同时，由于办公室工作自动化，非专业白领
工人人数很可能从现在的40％减少到20～30％，其余60～70％的劳动大军可能由知识人
员组成，同时，生产力、生活标准以及生活质量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3 信息高速公路必将引起管理思想、管理方式、 管理方法的变革
众所周知，信息是继材料和能源之后的第三大资源，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赖
以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相应于这三大资源的基础设施是运输物质和人员的交通运输网
络和输送能量的电力传输网络。科技史证明交通运输网络和电力网络的产生和发展，都
与当时材料和能源的技术革命分不开，这些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改变了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亦引起了管理行为方式、管理方法、管理思想、管
理组织和理论的相应变革。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就没有近代交通事业和交通网络，
没有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就没有现代高速公路网络和空中交通网络；没有电力革命就没
有电力事业和电力运输网络的产业和发展，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技术革命息息相关
，从科学技术革命的观点来看，最早亚当·斯密等人的管理思想产生是与近代第一次技
术革命分不开的；没有电气技术的发展就没有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没有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就不会有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系统管理等管理科学的产生和
发展。同理，没有当今信息技术（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就不可能有
信息高速公路的产生。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当代信息处理自动化、信息服务网络化
、信息应用全民化的发展浪潮中，亦将会产生出新的管理方式、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
如果说以往的技术革命中心任务是解放人的体力，其管理理论着重探讨如何充分有效开
发利用材料和能源资源，而今天的新技术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解放人的脑力，扩大人的智
力。那么今天我们的管理理论应着重探讨如何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并借助
信息技术更好开发利用材料和能源的资源，及由此引起的管理行为、管理思想、管理方
式、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组织、理论的变革。
国外已出版了信息经济学与经济信息论、信息经济的定义、计量，知识及其创造、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12
二、坚持职业化定位，提升企业家整体素质
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篇13
农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和我国经济水平不断发展和提高的保障，是解决我国居民温饱问题的钥匙。而目前在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缺乏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当前我国必须要基于农业现代化建设来加快对农村经济管理人才的开发与培养，不断培养理论型人才，更好地进行农业经济体制与政策研究，促进农业的发展。
2 农村经济创新型管理人才建设的重要性
创新型人才主要是指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很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在某个领域拥有广博而扎实的知识和较高的专业水平，并且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心理素质，能够与他人和平共处和良好合作，能够承担任务艰巨的工作，能够为社会发展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才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需要管理人才。对于农业经济管理者的工作而言，首先是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覆盖面广、涉及面宽，既包括农村生产也包括农村生活方方面面，涉及到农业、农村工业、农村商业、农村运输业、农村金融信贷等，这就对农村经济管理人员提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要求，包括农业知识、商业管理知识、法律法规常识、金融信贷知识等。可见，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需要既专业又综合发展的人才。第二是农村经济管理人才的工作能力直接关系着农村经济管理水平，管理水平上不去，管理人才能力上不去，就会影响农民生产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间接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近年来，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进入农村经济管理队伍，使得农村经济管理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其中任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加强建设。
3 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由于各级政府有利政策和措施的引В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人才队伍不断扩大，融入了很多新生力量，但总体上仍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其中最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基层经济管理人才即村级经济管理人才较为缺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大多数学校对于农村经济管理的培养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大多数学校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于“通过系统地学习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熟练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成为符合农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单一的培养目标不能满足我国农业发展的需求，我们需要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培养具备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质较高的农村经济管理人才，而实际上，当前农村经济管理人才队伍中有许多人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经济管理，无法在特定时期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农村常常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本地经济管理人才大多数了解农村、了解农业，但不了解管理、不了解商业，大学生村官则多是了解经济管理、了解金融知识，却不了解农村。尤其是前者中多数，本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既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长期的业务培训，文化素质较弱，缺乏比较系统的经济基础理论和现代管理知识，导致创新能力不足、创造力不够。同时，在高校之中，长期存在着课程体系结构不合理、实践教学环节欠缺、教学方法不科学等问题，限制了人才的发展。大学中课程设置综合化程度较低，课程内容相互脱节，能够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课程较少，不利于学生扩大知识面，也不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中还存在着“轻实践、重理论”的教育理念，最明显的就是农业试验课程只是理论课程的从属地位，农业经管类专业的实习基地少，实践教学难落实，如生产实习、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等难以有效落实这些都不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
4 如何加强农村经济管理人才开发与培养
4.1 加强应用型农村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开发
应用型人才不仅具有专业知识水平，还有一定的实践能力。由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容易忽略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要逐步创建以实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实践应用型培养模式。鼓励农业管理人才深入农村基层经济组织，积极投身农村基层机构管理工作中，不断从实践工作中获得新的体会，提高实际管理能力，为今后全身心投入其中做好理论与实践准备。一是政府应鼓励更多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转型中的三本民办高校积极开设和整合农村经济管理专业。使之能够实现校门与农村的直接对接。二是高校还可以与各地政府合作进行定向培养。三是政府和高校应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青年大学生到农村去就业，特别是鼓励应用型农村经济管理人才服务于农村，这能大大提升农村经济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
4.2 改进农村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方式
高校与社会应该配合，反复探索和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使教师和学院领导更加明确教学目标和任务，更加契合社会的需求。可以按照不同层次进行阶段性目标教学，在明确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增强教学的趣味性，运用网络信息资料，采用最新型的视频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并多开展实践教学，全面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学校也需要通过完善教学管理体制，增强实践课程教学，加强人才培养交流和构建发展平台、完善教材建设和教学建设等方式提高学生的素养。
除了通过高校和各地政府以外，还可以利用新媒体及网络平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培养方式。一是利用网络教育平台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二是利用网络举办各种电视讲座。三是利用考察交流活动进行学习实践。四是不定期邀请有关学术团体或高校教师进行科普讲座等。农村经济管理人才的开发与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确时是刻不容缓之事，只有农村经济管理人才整体素质得以提升，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更好地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我国优秀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数量已经供不应求，而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迫切的需要我们进行改革和发展。加强农业经济专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将人才培养模式投入实践中是我们迫切的任务和要求。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中，我们要不断探索、研究和实践，逐步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使人才早日为农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