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量化投资篇1
一、金融衍生品与量化投资概念阐述以及其发展
（一）金融衍生品
金融衍生品在我国经济中运用范围不断扩宽，它是基于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且对于全球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加剧世界经济一体化、促使金融一体化的逐步形成，金融衍生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带动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所谓金融衍生品，它是与金融相关，并由其引发的派生物，属于一种金融交易工具。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提升，我国金融市场逐渐趋向完善，这也为金融衍生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其发展日益壮大并成为金融市场的主力军，并且与信贷以及货币市场联系日益密切，最终促进了金融资产配置的逐渐完善，即风险管理的复杂链条。从目前情况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前景，相对应的工业以及房地产发展相对较好，在此基础之上，依据高杠杆原理，金融产品自身的优势性彻底被展现出来，并为投资者带来相对较好的经济效益值。但是金融产品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谓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可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但如果运用不当将会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发生了多起由于金融产品运用不当而引发的经济损失，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CDS等金融产品，其在美国金融市场运作中出现风险管理不当的现象，也就是风险失控，继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金融衍生品主要是基于与金融有关产品的通过不同方式衍生而来，主要包含四种基本形式，分别是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其价格的变动规律主要是由基础标的物所决定的，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的，而金融衍生品的价值主要与基础工具的相关因素有关，比如利率、汇率、市场价格、指数、信用等级等等，从本质上分析，它属于虚拟的有价证券，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权利证书，给予投资者基础性的权利，且与实物资本有着很大的区别，能够使投资者获得投资收益。与一般金融产品相比，金融产品有了极大的改良与进步，产品结构更为复杂，其定价模式基本比较单一，主要是以复杂数学模型为主，将多种风险以及因子，如Beta、Delta、Rho、久期等，通过多种方式的映射、组合、分解复合等，继而形成金融衍生品，结构层次多样。金融产品虽然为投资者提供了发展契机，但是也存在极大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形成与交易与结算有着直接的关联，上述两种交易形式基本发生在将来，基于高杠杆的影响，市场风险难以有效控制，预测就更难以估计。
（二）量化投资
量化投资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推广，相较于定性投资，量化投资科学性更强，并且具备相应的理论依据。在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可以利用数学、统计学，还可以借助数据挖掘等方法，以此构建投资策略，管理投资组合，继而实现风险管理，利用数据模型，借助系统交易信号，系统会自动完成相关交易。从本质上分析，量化投资属于工具，投资者可以通过经验累加，然后利用数学模型的功能性，继而实现信息化的表达。量化投资形式具有自身的优势特点，这也是传统投资形式不可比拟的，它主要将投资者经验累积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即数学模型，继而转化至计算机中，运用相对科学的计算方式，实现产品投资，随着金融市场的日益完善，数学模型也得以不断优化。无论是数量化的投资，还是依靠计算机程序的投资，对于技术的要求极为苛刻，在业界誉为“黑箱交易”，从某种角度分析，量化投资基本不依赖大脑，而是依据交易系统，继而实施具体的决策，上述交易系统是之前确定的，且形式非常复杂的，这样的系统往往具备较高的精准度。与此同时，交易系统开发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即程序算法设计，部分开发者通常会采取相应措施，加密交易系统，以此保障知识产权不受侵害。外界投资者对此并不清楚，具体运行机制也存在极大的疑问。量化投资者基于交易系统的前提下，收集市场最新的数据变化，同时采集与之相关的信息，将其输送至交易模型里，然后通过科学的计算，数据的挖掘，加密信息的处理，最终敲定资产配置方案，确定交易的最佳时机。按照相关公式进行量化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投资，其自身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分析策略这一环节，突出明晰性以及一致性，与此同时，运用信息与公式，由此获得的结果基本相同，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交易者非常有利，避免由于其客观性以及随意性而引发的交易失误。
针对量化投资而言，其涵盖多个方面：就现状而言，主要包括量化资产配置、量化投资交易、风险管理。以资产配置为例，必须要基于行业选择的前提下，以此实施有效配置，然后依据策略组合，在行业内开展相关工作，实行资产优化。量化资产投资，它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总体投资方向，确定发展前景最好的行业、风格和产品。换言之，投资者需要根据市场行情变化规律，选择市场以及产品，然后给予最佳资金分配方案。相较于传统的投资形式，量化投资更具一定的优势，更具科学以及合理性，同时兼具高信度。投资者可以依据数据模型，对整个市场进行有效分析，继而给予相对准确的判断，以此进行理性投资决策。
二、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金融衍生品与量化投资的有效结合能够起到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投资者能够选择相对发展较好的金融产品进行量化投资，由此收获了相对丰富的投资收益，因而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有效融合具有划时代意义。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形势良好，也因此带动了金融衍生品的迅速扩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增值。但是以我国现有金融衍生品现状来说，无论是从行业总量、规模，还是参与范围及层次方面来看，金融衍生品都还属于小众市场，仍需不断创新与改革。从目前情况分析，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对于金融衍生品的了解还不够透彻，这也导致了民主对于金融衍生品的了解甚少，基本都停留在电视或是报纸上对于金融衍生品的看法，这于金融衍生品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多实体企业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比如参与期货市场，实施套期保值，以此降低生产经营风险，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宽市场发展。
金融市场发展速度的加快，股指期货得以大面积扩散，指数期权也扩大了应用范围，这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而言是极为有利的因素，为量化投资提供良好的发展契机，迎来发展机遇。借助量化投资原理，运用相关实践方法，通过计算机程序实施投资交易，这将是之后金融衍生品投资的主流方向。
金融衍生品的诞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功能性集中体现在投资风险规避，它形成的主要动因与投资者关系密切，满足其转移风险的需求，同时实现其套期保值实际需求，这一过程又被称为风险对冲，这样可以使投资者运用相对较少的低成本，基于现货价格变动，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从目前形势分析，量化投资在我国金融衍生品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对冲实践需要借助相关载体，也就是具备一定的期货市场方可实现，但是基于交易品种单一的现状，这使得量化投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股指期权的诞生，个股期权的逐步实施，扩大了金融市场的投资发展，让更多的投资者增加了风险规避渠道，推动了量化投资范围的不断扩大。量化交易策略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更具创造性，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衍生品的诞生以及投入使用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交易的逐步完善，这其中金融衍生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即价格发现。所谓价格发现功能，主要从参与者角度出发，他们通过获得信息，且基于价格预期，利用公开拍卖形式，或是借助电脑进行撮合交易，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获取市场真实需求，供求关系，并且极具竞争性以及预期性的体系。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世界金融市场不断扩大，与之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应用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金融交易所的相关交易实现跨越式的进步，通过这种形式形成的价格权威性更强。上述价格通过不同的传播工具不断扩散，如报纸、电视、网络等，范围波及全球，俨然成为市场价格的引领者，这为大众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让其透过相关经济信息了解经济动态，以便帮助投资者给予正确的决策，借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量化投资相较于传统投资形式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速度与规则，从某种角度分析，我们可以预期，量化交易应用范围，促使市场报价更为紧密，成交更为频繁，从而增强市场流动性。与此同时，基于量化交易策略而言，其中部分交易存在策略的相似性，这对于未来的金融市场影响颇大，集中体现在市场价格波动这一方面，具体表现为高波动性以及规律性，上述改变与量化投资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
金融衍生品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量化投资是基于传统投资形式基础上的创新与变革，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就好比人和人之间的合作，通过量化投资，金融衍生品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受益，彰显其风险规避功能，量化投资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巨大的福音，使其更理性地进行投资，从而避免由于自身主观原因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能够有效消除非预期损失。针对金融衍生品而言，其不断发展对量化投资而言也是非常有益的，为其提供应用平台，借助不同领域资源整合，从总体角度分析，优化金融市场，交易环境不断完善，并且对投资者影响极大，使其投资理念不断升华，投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看提高，继而促使投资者通过结合金融衍生品与量化投资获取丰厚的投资收益。总的来说，金融衍生品与量化投资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彼此相互促进又相互影响，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对金融市场发展益处多多。
三、结语
总体来说，金融衍生品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广泛运用极大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量化投资是一种相对理想的投资理念，将金融衍生品与量化投资有效融合能够获得良好的成效，这于金融市场经济发展而言也是极为有利的因素，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应用平台，促使其获得比较丰富的投资收益。文章主要介绍了金融衍生品以及量化投资的发展，重点阐述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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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量化投资篇2
伴随我国投资率的不断攀升，近年来我国宏观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已经对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形成制约。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呈现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投资率从1978年的38.22%攀升至2014年的46.04%，36年间提高了7.82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00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增长更快，15年间攀升了10.76个百分点。但从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看，近年来却有明显下降。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1，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从1994的0.65开始下降，最低点为1999年的0.14，次低点为2014年的0.18，其间虽有上升，但总体呈现下行趋势。随着宏观投资效率进入波动下行期，我国投资增速显著放缓，特别是2011年后进入持续的下降通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1年的27.9%降至2014年的15.7%。随着投资增速的放缓，经济增速也随之持续放缓，GDP增速从2010年的9.6%放缓至2014年的7.4%。可见，资本产出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并拉低经济增速。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密切，而宏观投资效率又是目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探寻金融发展促进投资效率提升的路径，从而为金融引导我国投资效率的提升和促进投资稳步增长提供参考。
二、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理论框架
(一)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经典理论
金融发展是指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效率的提高及金融制度的完善。随着金融的发展，以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为依托，金融系统将充分发挥其信息收集、风险分担、金融创新等功能，并通过利率、汇率等杠杆使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转化，从而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从投资转化的角度看，金融发展对其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一是通过改变居民的储蓄水平影响一国的潜在资本供给。二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改善资本投资的质量和效率。由此，在金融发展视角下，宏观投资效率的内涵囊括了储蓄率、储蓄转化投资比率、资本配置效率、资本利用率及产出效率等方面内容，这些也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从理论研究方面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
(二)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关系的相关论述
西方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投资效率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持不同看法。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赵振全、薛丰慧，2004)。如熊彼特认为，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对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Schumpeter，1911)。又如，希克斯发现技术革命本身不足以推动18世纪英国的长期持续增长，金融创新对工业革命的作用与技术进步同等重要(Hicks，1969)。自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s，1973)创立了金融发展理论，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金融发展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同时它也受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为金融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以赫尔曼、穆尔多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出发，提出“金融约束理论”。他们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主张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实行“温和的金融抑制”，但也没有否定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在投资效率方面，斯蒂格利茨和韦斯以信息不完全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Stigliz和Weiss，1987)。他们认为，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存在使信贷资金只能被低效率地分配，进而主张应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信贷市场的不足，并与信贷市场共同成为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金和莱文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出金融中介的规模和功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King和Levine，1993)。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
研究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为了通过发展金融来提升宏观投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发展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国际比较。最后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结论，并给出以金融市场化推动投资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三、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在我国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并由此带来融资结构的变化。因此，我国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可以转化为研究金融市场化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本文在构建金融市场化指数和宏观投资效率指标的基础上，分析金融市场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一)金融市场化指数构建
金融市场化指数，是反映金融市场化的综合性指数，能够全面、准确反映金融市场化的内部结构与发展状况。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化指数的构建需要全面、准确反映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在构建金融市场化指数时，需要重点做好两个方面，一是要构建全面反映我国金融市场化发展的指标体系。二是要科学选择金融市场化指数合成的权重。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金融市场化分解为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市场化、金融对外开放和政府行为市场化四个方面，并参照冯梅等(2014)的做法，围绕这四个方面建立金融市场化指标体系。在对各个指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选择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并分别计算相应的市场化指数。
(二)宏观投资效率和衡量
在构建了金融市场化指数后，还需要对宏观投资效率进行量化，进而研究金融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衡量宏观投资效益的指标，通常有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2，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和资本回报率(ROC3，Return On Capita1)两种。由于边际资本产出比计算方便，而且在宏观投资效率研究中也得到广泛使用，因此本文以边际资本产出比指标来衡量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变化情况。从ICOR的变化情况看，1978年以来，我国的增量投资产出比大致呈现“两升两降”四个阶段。第一个上升阶段(1980-1994)，这一时期的投资效率呈现波动上升，ICOR指数从1980年的0.31升至1994年的0.65，在此期间1989年和1990年两个年份有显著下降。第一个下降阶段(1995-1999)，受经济体制转型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这一时期的投资效率呈现快速直线下降，ICOR指数从1995年0.51降至1999年的0.14。第二个上升阶段(2000-2007)，我国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发展期，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投资效率逐步回升，ICOR指数从2000年的0.22升至2007年的0.40。第二个下降阶段(2008-2014)，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结构转型影响，投资效率呈现波动下降，ICOR指数从2008年的0.36降至2014年的0.18。
(三)实证分析
进一步比较发现，在金融市场化的各类指数中，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在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中主要研究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
1、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相关性分析
从不同阶段来看，两者的关系又不尽相同。本文将1978年至2014年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分别计算各个阶段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指标的相关系数，结果如下：
分阶段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多数年份中，我国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在四个阶段中，在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两者呈现绝对负相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两者呈现弱负相关;其他时间较长的两个阶段中，两者均呈现正相关。
2、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
对于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关系。二是研究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在不同时期的因果关系。
协整模型结果显示，剔除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之前融资市场化发展对于投资效率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1978年至1996年，融资市场化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这一时期融资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推动投资效率提升2.360个百分点;1999年至2008年，融资市场化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有所减弱，这一时期融资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推动投资效率提升0.343个百分点。2009年之后，融资市场化对投资效率存在负效应，但这种数量关系并不显著。
为进一步研究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对不同阶段的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1978年至1996年以及2009年至2014年，融资市场化是宏观投资效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在1999年至2008年，融资市场化和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四、融资市场化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国际比较
直接融资占比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的融资市场化发展程度。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对于融资市场化的定量描述，主要是通过增量法和存量法计算的直接融资占比来反映。增量法主要是从融资增量角度出发，计算一定时期内新增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存量法选取股市市值、债券余额和银行贷款余额等几个数据进行计算，得到直接融资比重或资本市场规模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是目前国际上研究金融结构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通过比较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认为存量法更适合进行国际间的比较。
(一)从国际范围看，我国的融资市场化发展缓慢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融资的市场化程度上升，直接融资占比均呈现上升趋势。我国的融资市场化发展较快，但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并一直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直接融资占比。另外，从直接融资占比的稳定性看，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逐渐稳定在60%附近，而我国的直接融资占比波动性较大，与上述国家的差距呈扩大趋势。
一是高收入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逐渐趋于稳定。按照存量法计算，在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就达到了60%的水平，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金融体系结构趋于稳定。此后，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最高达到64%的水平。二是中等收入国家融资市场化发展加快，相比高收入国家波动性较大。中等收入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按照存量法计算，直接融资比重处于40-50%之间，这既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其中一些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历史较短有关。但此后稳步攀升，近年也达到了60-70%的水平，一度超过高收入国家水平。三是中国融资呈现快速发展，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持续下降，与中等收入国家融资市场化发展过程类似。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融资市场化高速发展。按照存量法计算，直接融资占比从不足10%攀升至2000年的30%附近。此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融资市场化发展停滞不前。2005年，经历一系列改革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快速攀升至2007年的58.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至2012年的36.9%。
(二)通过国别比较，各国宏观投资效率普遍下降
一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都呈现回落趋势，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均值也在下移。美国和日本的宏观投资效率从20世纪70年代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的宏观投资效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稳定在20%附近，而日本的宏观投资效率则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低于10%，而且一度还出现负值。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而且与美国投资效率的关联性增强。
(三)从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看，融资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宏观投资效率逐步趋于稳定
从美国和日本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看，在直接融资占比超过60%后，宏观投资逐渐趋于稳定。1990年至2012年，美国的直接融资占比超过76%，相应的宏观投资效率表现较为稳定，剔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这一时期的宏观投资效率稳定在20%-25%之间的水平上。同期，日本的宏观投资效率则表现为先下降，而后逐渐趋于平稳。数据显示，2001年之前，日本的直接融资占比均在60%以下，宏观投资效率呈现持续下降，2002年之后日本的直接融资占比超过60%，剔除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投资效率稳定在1%的水平上。同期，我国的直接融资占比均没有超过60%。按照存量法计算的直接融资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2000年之后的波动性明显增大。图像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直接融资占比提高，宏观投资效率也出现大幅提升，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两者出现了明显背离。2000年之后，我国的直接融资占比超过20%，直接融资占比与宏观投资效率的走势更为接近，这一时期的直接融资占比和宏观投资效率的峰值均出现在2007年，从2008年开始两者均呈现下降趋势。
五、我国金融发展促进投资效率提升的建议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通过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投资效率的提升，增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推动力。鉴于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升金融发展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改善融资结构，协同发展场内和场外、公募和私募、股票、债券和期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一是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加大对于创新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投融资支持，充分发挥股票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二是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融资，强化债券市场的市场化约束机制，促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三是发展信贷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从而实现增加直接融资、有效盘活存量、改善金融结构和分散金融风险。
积极推进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发挥多方力量共同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很多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普遍提高，金融结构得以改善，宏观投资效率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提升。建议我国紧抓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协同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放松资本管制、资本市场审批简化等一系列金融改革，实现市场化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发展直接融资业务，提高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并实现风险的分散。
金融量化投资篇3
金融自由化是指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运行从主要由政府管制转变为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过程，而提高金融效率、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实现所谓的金融深化则是金融自由化这一手段的主要目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金融管制能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对金融市场设置了严格的管制，包括利率上限、行政信贷分配以及控制外国资本的流入、禁止本国资本的流出等。伴随着金融管制，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负的实际利率以及外国资本的逃逸现象。金融管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一些发展中国家迫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事实及金融全球化的压力，在20世纪80年代后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热潮。
支持金融自由化的文献大多是从新古典主义角度出发的，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的论文都支持金融自由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存在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不可能出现新古典投资模型假设里的完全资本市场，因此许多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一般都会高于其内部资金成本，表现出来就是内部资金的多寡对厂商的投资有重要影响，即低成本的内部资金数量越多，厂商的投资越多。这说明融资约束的存在将使企业的投资支出对盈利状况的变动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近年来，大量的文献研究了金融自由化所引起的融资约束的变化与企业投资对现金流量敏感度的关系。这类研究的通常做法是按融资约束的差别将企业分类，进而考察各类企业与现金流量的关系，从而分析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量敏感度的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Fazzari，Hubbard and Petersen（1988）通过选取股利支付率作为判断企业是否面临较高的外部融资成本的依据，将企业分为受融资约束和不受融资约束的企业，进而比较分析了不同组别的企业投资对现金流量的敏感度，发现受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对现金流量的敏感度更高，从而得出投资函数现金流量的估计系数随着厂商的融资限制程度增加而提高的结论。
Fazzari等人关于企业投资对现金流量的敏感度反映了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观点主要是利用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验证的，目前学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05年至2010年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资料建立厂商的动态面板数据。投资函数类似强调内部与外部资金不完全替代性；现金流量为说明金融自由化影响厂商投资的主要解释变数。本文将选用国有股比例作为分类标准，所要检定的假说是，金融自由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投资，并且厂商投资—现金流量敏感度会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二、估计模型与实证结果
1、估计模型
对于模型的选择，在Fazzari（1988）等所发展的衡量公司现金流量与其投资决策间关系的实证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的模型：
Iit=?茁0+?茁1Iit-1+?茁2CFit+?茁3DSit+?茁4DLit+?茁5WKit-1+?茁6Qit-1+?琢i+?琢t+?着it
（1）
在本文的模型中，由于自变量之一是因变量落后一期，即自变量与残差相关，因此（1）式是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为了避免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还将利用GMM方法进行估计。GMM模型适用于“small T，large N”的面板数据，即数据具有较短时期和较多个体的特点，这也与我国金融自由化时间不长、数据选取的时期不宜过长相吻合。另外，由于自变量与残差存在着相关关系，如果采用普通的LSDV法来估计系数，将得不到它的一致估计量。因此，我们采用了Arellano与Bond（1991）提出的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并使用滞后二期（及以上）期因变量及落后一期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2、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包括沪深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至201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搜狐网和巨潮资讯网。最终得到5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各变量数据的平均值如表1—表3所示。
对表1—表3进行分析，从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的数据可以看出，短期借款的平均数额比长期借款要大得多，说明在中国企业的外部融资中，短期借款相对于长期借款而言对企业投资的支持作用更大。投资比率的波动幅度在2008年以后较小，2008年以前较大，这可能与2007年的投资热潮有关。另外，净流动资产的数额普遍很小，或者为负，说明我国企业对于净流动资产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实证结果
金融量化投资篇4
随着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银行、保险和证券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向逐渐明显，考虑到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的非凡地位，因此，有必要将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领域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纳入探究视野。
一、金融业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非凡形态，适应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需要、其母国和潜在东道国政策、制度的变化，为实现其整体战略而从事跨国投资经营。金融业跨国投资一般也是出于节约成本费用、分散经营风险、追逐更多的利润；同时还有为客户跨国经营服务、减少市场不完全的影响和对不完全市场结构的寡占反应等动机。
对外投资最具说服力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1)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Paradigm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认为一国企业能跨国投资经营的关键，在于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和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三种优势的综合功能。这一理论现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并被誉为一个广泛接受的国际生产模式（裴长洪，1995）。其中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非凡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主要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是指潜在的东道国存在着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用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吸引外资的政策等）。邓宁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动力，而区位优势则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
金融机构也是一种非凡的企业，其跨国投资经营也符合这一理论。跨国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优势和不完全的市场相联系，包括商标或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企业组织优势、管理和创新优势等产权或无形资产优势，货币资金、对国际市场信息来源及处理规模优势，提供灵活、方便、多样化的服务特征、差异性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优势，技术性人才等人力资本优势。对金融业来说，由于套汇、分保、投资组合、证券、债券上市的复杂性、随机性和风险性，内部化将在实现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战略中发挥重要功能。区位优势包括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优势(如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时间区在金融活动尤其是证券和外汇交易中能体现出它的优越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保险事业的拓展提供了便利等)以及东道国的政治体制、税收等政策优惠所形成的优势。对于以消费者的需求为首要原则的金融服务业来说，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商业中心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远较其他地区要多得多。
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银行业中的适用性被众多文献所验证(FariborzMoshirian，2001；DarioFacarelli和FrancoPozzolo，2001)。根据对制造业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探究，该理论也能解释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有很多，上述分析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具体到每一家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原因甚至同一家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投资的原因及战略也会不同。依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可能反映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事实的全部，其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或理论的一部分也可以用来解释金融机构跨国投资这种现象。
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摘要：来自美国的实践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以国家来分析，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美国都是站绝对优势地位。就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来说，美国也是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其中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比例逐步提高。1992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020.63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618.39亿美元，占32.23%；1994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6121.09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045.74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的33.42%；2000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12556.54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为5344.22亿美元，占42.94%（王燕辉，王凯涛，陈金贤，2004）。可见，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部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逐渐提高。
依据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假定以以下经济指标来近似表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摘要：（1）在东道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度量金融机构在东道国所有权优势。可以预期，在一国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越多，在该国金融业追加投资量越多，这项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在该东道国专有资产的所有权优势。（2）以非金融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额来衡量东道国对母国的开放程度和双边经济一体化程度。这两个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内部化优势的可利用程度。（3）以东道国GDP、金融发达水平（以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来度量）等经济指标以及有无国际金融中心来反映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GDP总量越大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多的市场机会；东道国金融越发达，表明该国对金融业的依靠程度越高，从而对其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低的风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跨国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东道国有无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便捷的同业市场和专业的金融人才都将吸引跨国金融机构的直接投资，众多跨国金融机构之间地域接近，彼此接触的机会很多，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中心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受益。东道国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将吸引更多的跨国金融机构直接投资。
对美国1995年—2000年金融业对各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投向的地域分布进行实证探究结果表明摘要：美国金融业对各东道国投资流量流向和1994年美国在各东道国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95年—2000年美国对各东道国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双边贸易水平、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有无国际金融中心等正相关，进而说明1995年—2000年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制造业跨国投资一样也符合邓宁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三、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大多从制造业角度进行，很少有人从服务业角度来分析少。随着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日益增长，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显得日益重要。和制造业跨国公司一样，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的经济增长效应、就业创造效应、资源转移效应、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贸易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等经济效应，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和制造业相比，由于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居于核心的非凡地位，其效应也有自己的特性。
1、货币金融效应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货币资金的投入，可带来生产、管理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创造就业、转移配置资源、促进贸易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效应，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基本上已形成共识。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效果大小、效率高低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实现这一经济效应等的探究不多。LauraAfaro、AreendamChanda、SebnemKalemli-Ozcan和SelinSayek(2002)算是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探究了。他们依据1975—1995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模型来验证有较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是否使对外直接投资高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了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71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中金融市场功能的大小。结果表明，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明显改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功能效果，即具有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更多，而不具备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则不能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甚至会获得负效益。这里LauraAfaro等人是从一种静态的模型考虑，把金融市场视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发生功能时的一种或粗或细的管道。他没有考察长期动态的效应会如何。任永菊和张岩贵（2003）根据中国1985-200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验证了摘要：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的信贷规模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和货币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也是货币化程度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业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功能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主体、带来更为充分的竞争、先进的市场交易技术、分析理论，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反过来，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率。
2、市场结构效应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市场结构效应较为复杂。从静态来看，由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功能，发展中国家对外来金融资本的进人十分敏感，总是尽可能地保护本国脆弱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这种保护实际上是对本国既有的政府垄断性市场结构的维护，这种状况假如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是不轻易改变的。因此，当这一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终于被打破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市场竞争机制的引人在短期内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打破东道国的市场垄断结构，产生正效应；在长期情况下，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实力强劲，在他们站稳脚跟后会挤出东道国原有的弱小的金融机构，形成一种新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者，对后来者形成市场进人壁垒，产生一种负效应，从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原先的正效应。引人动态分析的话则情况又有所不同，面对竞争国内金融机构不可能坐以待毙，为了生存也会作出积极反映，而政府也会因为种种关系对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有利的政策导向(比如制定较为严厉的反托拉斯法)，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让位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发展中国家可获得部分的正效应。
3、人力资本形成效应
这一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显著。因为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发展金融业需要有先进的分析理论、精确熟练的操作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网络的运用。因此，从普通交易员、行情分析师和精算师到金融业的高级管理人才都应把握现代金融理论知识、操作技术，同时，也需要现代化的金融交易服务设施，这就需要安装、调试和维护这些设施的技术人员。而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不足，各种金融设施的配套也比较落后，通过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其直接投资可一段室内改变这种局面。无论投资以独资、合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固有的对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培训、可提供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和国际金融市场新信息的渠道都为当地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吸引了大量外流人才的回流，遏制了长期以来的脑力外流，突破了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智力外流的“卢卡斯模式”，促进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技术含量的提高，这是正效应。当然，本地的中高级人才在高薪高福利的影响下从本国金融机构向外资金融机构转移，这种人才的流失是负效应。一般来说，由于先进理论和技术分析手段的带入，这种效应总体上还是正的。
4、经济一体化效应
由于金融业自身的特征和对金融制度规范的要求。和制造业相比，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一体化效应较大。一方面，电子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普及应用，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全球范围内24小时的金融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而金融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通过各分支机构之间网络终端的联结，促进了同一金融机构之间的异地交易，还方便了不同金融机构之间资金的划转，使信息的传递几乎在瞬间完成，金融服务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如无纸化交易被券商广泛使用，一张信用卡可以在全球通存通兑，分保险和再保险通过计算机网络而简便易行。同时，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不仅加强了同类市场之间的国际联系，而且强化了不同市场如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共振效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国际证券市场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有关规定，《巴塞尔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的签订，使得金融服务在统一规则下执行，这种制度的规范统一从更高层次上促进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一体化效应的形成既离不开金融机构的跨国化又反过来刺激了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效应直接给消费者得到了更高质量和更方便的服务，也会通过市场交投活跃而产生投资乘数效应进而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但在经济一体化联动共振效应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则会带来外部的负效应了（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这种化效应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5、东道国经济自和平安效应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无论是制造业跨国公司还是和金融业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决策中心在母国（多是发达国家），它本身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但其背后有一个国家（发达国家），它有很高的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执行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削弱东道国的自。同时因为它拥有资金、技术、品牌、信誉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而在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引进的外国跨国公司越多，东道国的和自就受到越多的限制，这是一个纯粹的负效应。就金融业投资而言，由于该行业直接把握着资金融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外资金融机构进人后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证券承销和财产保险等投资渠道和东道国的各行各业发生联系，涉及行业的分布面厂，影响力强；而且外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业务多样化程度高，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地，不易进行金融监管，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大受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联动和共振效应功能下，甚至会危及其经济和金融的平安。
总的来看，金融业跨国投资产生的效应很复杂，有正有负。总体效应是正是负取决于东道国的经济整体实力、调控能力和对外资吸收能力结构（Porter，1990），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定要制定不同的吸引外资投入政策（杨先明，2000），对开放金融业更应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一定要慎之又慎。
四、结论和启示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摘要：
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制造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在理论依据、影响因素和效应等方面多有雷同，但由于金融业的独特性质，居于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在具体动因和效应方面有其特征。
根据对金融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规模及双边贸易的发展前景广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增长必将吸引更多的资金直接投资于中国金融业。
金融量化投资篇5
一、引言
Keynes提出了投资过程存在的两种关系：其一是低利率能够鼓励高投资，其二是高投资又促进高产出。当金融压抑存在时就会产生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的因素，引发对贷款的过度需求并导致信贷资源的无偿配置，从而使高投资促进高产出的效果发挥不出来(Mc Kinnon和Shaw，1973)。因为低利率的推行，减少了金融资源的机会成本，对于不具备一定产出能力的投资项目起不到“筛除”(screen out)的作用(Liu和Li，2001)。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金融市场化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进程能够完善市场制度，减轻金融压抑，从而带来资金成本的降低和投资水平的增加(Henry，2000)。同时金融市场化形成的金融开放引来了境外资本的流入，提高了国内的投资率，弥补了国内资本的不足，避免了“挤出效应”的产生(Berkaret et.al，2001)。但是，前苏联东欧等转型经济国家推行以纯粹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市场化也带来金融波动甚至危机(Tornell，Westermann和Martinez，2003)。因此，从理论上有必要明晰投资与金融制度安排间的关系，以有利于发挥制度设计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快速健康的增长，同时金融市场化进程也呈稳步推进状态。根据作者(陈邦强等，2007)的研究，从1978至2004年期间，中国金融市场化相对水平由1978年的0.02提高到了2004年的8.84，由此带来的变革是金融资源由过去的计划经济的配置模式逐渐转向市场化配置模式。作为能够反映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状况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同一时期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从1978年的18.5％上升到2004的51.49％，因此，对于中国投资增长原因的探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Liu和Li(2001)利用分省数据对四种不同来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经验性判断：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财政部的相关财政项目的支出成为投资资金的唯一来源，国有银行在所有货币交换中扮演着“出纳”角色。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国有投资逐渐减少，而非国有来源的投资逐渐增加。由于中国沿海与内陆地区间存在巨大的地理差异，内陆地区缺乏其他的投资来源，国有资金仍然是投资的主要的来源，而非国有资金则成为沿海地区的主要投资来源。周立(2005)的研究认为，形成金融资源配置的地区差异两方面的“分割”，其一，中央政府推行的纵向分割式金融改革；其二，地方政府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拨改贷)后形成的横向分割式金融控制。康继军等(2005)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考查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
尽管如此，迄今为止所检索的文献鲜有从金融制度变迁角度深入对影响投资增长的因素进行的研究，已有的定性分析和判断也缺乏有说服力的支持。为此本文针对中国转型期这一特定制度转型时期的金融市场化进程，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深入考查投资增长以及形成地区差异的制度原因。在计量方法上，本文根据已建立的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陈邦强等，2007；陈邦强，2008)和各地区统计数据构建了1995-2004年中国金融市场化、金融发展与投资增长的Panel Data数据集，并运用了Panel Data分析方法，在模型构建、指标选择及相关分析方法上均有创新。力求通过对金融市场化与投资间关系进行实证验证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金融市场化进程以及相关方面与投资增长间存在的理论联系与相互影响。
二、模型、数据与指标说明
(一)模型、指标说明
Ndikumana(2000，2005)在进行跨国数据的实证中，在Anderson和Hsiao(1981，1982，1986)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国或地区的国内投资与其金融发展、金融结构、经济增长及对外开放水平相联系的经验假设，同时构建了由一组金融发展指标作解释变量加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经济增长、进出口等)组成的投资方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陈邦强等，2006，2007)，沿用与Ndikumana(2005)的跨国研究相类似的投资模型并引入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以考查金融市场化进程与投资的关系：
lnIit=φ0+φ11nFLIit+φ2git+φ31nTradeit+uit (1)
其中，地区i=1，…，N；年份t=1，…，T；Iit为地区投资；其中，FLIit表示分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git为地区经济增长指标；Tradeiit为地区对外开放指标；uit为误差项。
本文构造了中国金融市场化、金融发展与投资增长的Panel Data数据集并对中国金融市场化及其四个相关方面(金融中介市场化、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化自由化、金融对外开放)与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首先分别使用随机效用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式(1)进行估计，然后对二者的估计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最终模型形式。其次，针对东、中、西部的不同区域，考察金融市场化与投资间关系存在的地区差异。
针对式(1)，本文采用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分别作为以下5个解释变量：
1、FLIAit为地区金融中介市场化相对指数，反映金融市场化进程中作为金融结构组成部分的金融中介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相对水平及其呈现出的特征。
2、FLIBit为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指数，反
映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理模式由计划经济方式向市场经济转轨程度的相对水平。
3、FLICit为金融市场自由化相对指数，该指标反映了作为金融结构的另一组成部分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的相对水平与特征。
4、FLIDit为金融对外开放相对指数，反映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中，地区间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相对水平。
5、AFLIit为地区金融市场化总指数，反映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中，地区金融市场化综合水平在这一市场化进程中所处的相对位置。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考虑到我国金融机构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实际情况，本文以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的原因，按惯例本文未包括海南、、重庆)为研究对象，建立样本区间为1995-2004年的Panel Data数据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新疆10个省区。按照以上地区标准划分出同一样本区间的地区Panel Data数据集。
数据来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口总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来源于作者已有的部分研究工作。各地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分别按当地GDP、人口总数计算得到。进出口数据的美元价按《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1995-2004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将美元价换算为人民币。GDP及进出口数据最后均按相应地区的GDP平减指数修正为实际价。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STATA9.2软件包，对式(1)分别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Hausman检验的结果证实，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首先针对全国总体水平，其次比较东中西部地区间差异。
表1显示的模型(1)对中国金融市场化与投资的实证结果如下：
首先，除FLIB外(10％显著水平)，FLIA，FLIC，FLID，AFLI均在1％的显著水平通过t检验，说明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与投资增长存在极为显著的关系。
其次，金融市场化(AFLI)及其四个方面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从大到小的次序为：金融市场化(AFLI)、金融中介市场化(FLIA)、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FLIB)、金融对外开放(FLID)、金融市场自由化(FLIC)(固定效应模型的φ1依次为1.31，0.83，0.53，0.28，0.17)。金融市场化总体水平影响投资的程度均大于金融市场化的四个方面，由此反映出金融市场化进程的综合作用大于单一方面的政策措施。
其三、金融结构对投资的影响也存在差异，金融中介市场化影响大于金融市场(固定效应模型φ1分别为0.83和0.17)。
其四，金融市场化进程下，除在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方面外，经济增长与投资间的关系均显著，说明地区金融市场化(AFLI)和相关方面的金融中介市场化(FLIA)、金融市场自由化(FLIC)、金融对外开放(FLID)，能够促进投资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这一结果与作者(陈邦强等，2006)在考查金融发展与投资增长关系出现的g均不显著完全不同。由此可以认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下，制度变迁有助于增强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联系，而地区间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相对水平仍然较低。样本期间的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存在数量型的扩张而质量型发展不足的特点。
其五，lnTrade均显著，说明在对样本的整个考察期间，对外开放始终是促进投资增长的显著因素。
表2为采用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基于式(1)对金融市场化与投资增长间关系的实证，其结果显示：
第一，东、中、西部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对地区投资的影响显著并呈现地区性差异。东、中、西部的投资增长与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高度相关，而且西部和中部对地区投资增长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φ1依次为2.06、2.02、0.62)，西部与中部相近。
第二，除东部的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外，东、中、西部的金融市场化进程方面对投资影响显著且地区差异明显。西部的政府行为市场化(φ1为4.15)、金融中介市场化(φl为1.38)对投资的影响依次明显高于中部、东部；中部的金融对外开放(φ1为0.52)、金融市场自由化(φ1为0.22)依次高于西部、东部；东部除金融对外开放外(φ1为0.28)高于西部外，金融中介、金融市场方面对投资的影响均低于中、西部，而且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与投资的关系不显著。
第三，经济增长指标git与投资的关系不稳健。从地区金融市场化整个进程考察，仅东部地区显著；在金融中介市场化方面，依次有东部、西部显著；在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方面仅有西部显著；在金融市场自由化方面，仅有东部显著；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仅有中部地区显著。由此反映出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中，金融制度变迁在地区间对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是不一致的。
第四，lnTrade对投资的影响均显著，说明金融市场化进程中，对外开放与东、中、西部的投资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强。这一结论与表1的结果相同。
四、结论
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引入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后，用作跨国研究的Ndikumana(2005)模型能够较好反映中国金融市场化与投资增长间的关系以及地区差异。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式(1)的固定效应模型是最适合的形式。
(二)对样本期间的中国金融市场化与投资增长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的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市场化与投资增长间具有显著影响，并呈现以下趋势：
金融量化投资篇6
作者：张世晓 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我们认为环境金融创新将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模式、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制度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创新活动，如“碳金融”创新交易实践就包括了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合作等多领域的创新。此外，除了在银行信贷、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领域里进行环境金融创新以外，还可以运用包括环境产权交易市场、中小环境科技企业融资、环境知识产权抵押融资以及环境基金、风险投资、海外资本市场、中小企业集团债券等环境金融创新形式。[10][14][15]另外，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会导致一项企业或项目因为忽视环境、资源和生态因素而遭受谴责、处罚、成本增长甚至失败，如小火电、小造纸、小化工等企业因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被关停，这一过程会给金融机构融资资金带来风险。因此，在一般传统融资项目中，金融机构也需要针对环境需求、环境影响和环境监管的变化进行项目评估和业务操作层次上的创新。金融机构的环境金融声誉理论模型Tadelis（1999）的研究指出，声誉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其形成需要长期积累并付出艰辛努力，是具有价值的企业最主要的无形资产类型。DunbarandSchualbacb（2001）的研究认为，声誉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声誉源于客户、供应商、投资人和政府等各利益关联者对企业的综合评价，一般来讲，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收益状况、诚信状况对企业声誉有着重要影响。随着环境保护与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因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形成其声誉的重要影响因素。Fombrun（1990）的研究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意识与能力已经构成对其声誉形成的重要影响。BrownandDacin（1997）的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影响企业声誉，并因此影响消费者对企业形象和企业产品、服务的认同与选择。SenandBhat-tacharya（2001）、MohrandWebb（2005）等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影响企业声誉，从而影响消费者的市场选择行为及价格定位。[16]与一般企业比较，品牌和声誉等无形资产对于从事信用业务的金融机构而言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利用一切机会树立客户信心和政府监管信任，除了保持经验安全、防范风险意外，随着人们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要求的提高，充分履行社会责任也是金融机构树立品牌形象、积累良好声誉的重要方面。金融机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属于金融机构的重要社会责任，金融机构的环境意识与行为除了影响其金融创新市场选择之外，一项重要的影响是其企业品牌声誉，并潜在地影响其市场地位、产品定价和长期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践中，“赤道原则”为金融机构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制定了基本原则。履行环保社会责任的金融机构必然能够树立负责任企业的形象，从而提升企业声誉，取得消费者市场选择和政府监管的充分信任，提高金融机构的品牌价值，间接为企业创造收益积累基础条件。因此，金融机构的环境金融业务一方面需要从市场角度进行金融创新，另一方面也应从社会责任和企业声誉角度形成环境行为的自我道德约束。政府的公共环境金融理论模型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税收等行政渠道，但税收等形式的政府财政收入受到税法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各个区域政府年度财政收入是有限的，在需要增加开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金融渠道筹集资金，以获得政府资金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再配置，我们可以将政府这种通过金融渠道筹集资金并用于公共支出的方式称为公共金融。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环境属于公共品的范畴，需要通过政府财政形式的公共支出来保障供给。但是，我们认为政府公共财政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便是完全需要由政府负责提供的环境公共品，也可以通过金融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以政府和金融的共同力量结合使环境产品与服务获得更充足的供给，在时间与空间上提高资源在环境领域里的配置效率。政府可以通过向公众或商业银行发行环境治理债券等金融形式筹集资金以保障环境投入，我们将这种由政府以金融方式进行的环境投入称为公共环境金融。我们认为政府尤其是区域政府可以运用公共环境金融并按照各区域的环境需求进行投入，通过区域环境质量的提高吸引各方面投资并使本区域各项要素增值，增强区域的要素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从而带动财政收入增长，偿还环境金融融资资金。[18]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并结合区域性视角，我们下面的实证分析将基于以下假设：假设1：区域金融发展状况与区域环境质量具有关联性，即区域金融发展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负面或积极的影响。这一假设暗示，如果在区域金融发展中金融机构与金融活动的各个环节没有环境因素的关注，则会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如果通过金融视角和金融环节关注环境、制约环境损害行为、激励环境改善，则有利于区域经济、社会关注环境问题，有利于环境事业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假设2：区域环境金融投资能够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即通过金融方式筹集资金对环境领域的投资能够对改善环境质量产生影响。传统理论认为环境治理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责任，财政投入是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资金来源，尽管已经存在金融来源的环境资金投入，但是环境金融投资对环境改善的作用程度必然受到其规模和方式的制约。因此，这一假设事实上暗示如果环境金融尚未对环境质量改善发挥明显的促进作用，需要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使环境事业能够更多地利用金融这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融资渠道获得更充足的资源配置。假设3：环境金融具有区域性特征，即处于不同经济区的省、区、市环境金融规模与形式存在区域差异性。环境金融应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知程度、市场化水平、公共服务能力等因素相关，中国不同经济区域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而环境金融在不同经济区域的发展水平应存在差异性。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报以及国家环保局的环境统计年报对于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状况的统计主要包括气体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和固体污染物产生与排放量等指标，我们认为其中空气污染影响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涉及范围最广，是最具综合性的环境质量指标。空气质量指标中“二氧化氮含量”的来源既包括工业源又包括生活源，主要由广泛使用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燃烧产生，而且是国家统计局城市空气质量指标中的氮氧化物含量指标，能够较为综合地反映区域环境质量。因此，我们选取“二氧化氮含量”指标表示各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需要说明的是，“二氧化氮含量”指标表明的是环境受污染的状况，因而其为负向指标，即该指标越低表明环境状况越优，反之亦然。“人均区域金融业产值”综合反映了各类金融产业、各类金融业务的发展水平，较能综合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因此我们选择这一指标作为代表区域金融的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为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包括内地29个省、区、市（由于数据缺少而没有包括青海、2省、区，以下相同）的相关数据，未加特别说明的数据时间均为2007年度。我们建立如下式（1）的计量分析模型：（式略）其中：Q代表以“二氧化氮含量”表示的区域环境质量水平；F代表以“人均区域金融业产值”表示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从实证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发现，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5%水平上对区域环境质量水平有较为显著的解释作用，对于我们的基本假设1，实证检验结果首先表明区域金融发展状况与区域环境质量有着较为显著的关联性；其次，我们发现解释变量“区域金融业产值”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值，由于环境质量指标“二氧化氮含量”为负向指标，因此说明区域金融发展尚未将环境问题作为重点考虑的因素，目前的金融活动没有重视环境因素，金融机构尚未在其业务活动中将环境作为关注目标，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无论通过自身的直接作用或是通过其融资业务的间接作用都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检验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目前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提示我们可以从金融角度关注环境问题。环境金融的区域环境质量效应实证分析中国目前各区域针对环境治理的各项投资来源中，来源于金融方面的投资是否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做出了显著性贡献是我们关注金融影响环境问题的又一个主要方面。因此我们将进一步对中国区域环境金融投资状况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将以区域环境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仍然采用空气“二氧化氮含量”表示区域环境质量；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各区域2006年度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数据，以“排污费补助”、“政府其他补助”、“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等形式的环境投资，各投资来源指标均采用各区域的人均数据，“银行贷款”即环境金融形式。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采用的区域环境质量水平指标为2007年度数据，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指标为2006年度数据。我们认为，区域环境金融投资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相应的影响存在1年的时滞是合理的。我们建立如下式（2）的计量分析模型：（式略）其中：Q代表以“二氧化氮含量”表示的区域环境质量水平；Fj（j=1,2,3,4）分别代表“排污费补助”、“政府其他补助”、“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等形式的环境投资，F4即为我们要检验的环境金融投资。数据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所显示的实证检验结果中，我们发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4项指标中，“排污费补助”和“政府其他补助”两项来源于政府公共支出的项目，分别在10%和5%水平上对区域环境质量水平具有较为显著的解释作用，而“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来源的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表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投资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环境金融尚未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做出显著性贡献。同时，由于我们所采用的表示环境质量水平的指标空气“二氧化氮含量”为负向指标，而政府投入中发挥最显著作用的“政府其他补助”对环境污染程度指标的影响为正，说明各区域政府的环境投资仍为被动模式，是迫于环境压力而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公共环境影响行为处于起步阶段；同时，这一检验结果也暗示中国各区域未来需要向统一环境投资规划、环境风险防范、预先环境投入、优化环境质量主导的环境投资主动模式转变，以提高环境投资及环境影响行为的效率，降低环境投资和环境影响行为的成本。环境金融的区域效应实证分析尽管我们的上述实证检验显示中国各区域环境金融投资尚未对各区域环境质量改善产生显著性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不同区域间经济、社会、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我们仍然关心各区域间环境金融投资水平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即发达区域是否已经先于欠发达区域开始重视环境金融的投入，从而检验我们基于基本理论分析对于环境金融区域性特征的认识和假设。实证分析将以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表明各经济区域性特征的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以上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中的“银行贷款”指标各区域人均额表示；区域虚拟变量则包括表示东部、中西部区域的虚拟变量等反映区域性特征的相应指标设定。我们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来表示不同的经济区域特征，将青海、外的中国内地29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西部2个区域①，分别以RGi（i=1，2）表示东部和中西部虚拟变量，则有：（式略）依据前述理论分析和基本假设，我们建立环境金融区域效应分析的计量模型以对理论分析、模型和基本假设进行检验。我们基于年度时点水平建立基本计量分析模型如下式：（式略）区域环境金融投资的东部效应和中西部效应均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东部经济区域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中西部经济区域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东部区域的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普遍明显高于中西部区域。尽管实证分析第二部分的检验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区域环境金融尚不能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显著性影响，但是环境金融区域效应的实证检验仍然表明环境金融具有显著的东部、中西部区域效应，即东部省市区域的人均环境金融投资额普遍显著性高于中西部省、区、市。一方面，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仍属以制造业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对环境和资源的消耗也带来了对环境治理投资的相应需求；另一方面，东部区域随着经济、社会的领先发展已开始更多地运用金融方式增加对环境的投资，改善和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
中国当前阶段环境金融总体未对环境质量改善发挥显著性作用。根据理论分析，我们认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可以通过环境金融创新、金融机构环境金融声誉、政府公共环境金融等多个方面、多种形式对区域环境建设和区域环境改善产生影响。首先，对于能够私人化的环境需求，可以进行环境金融的商业模式创新，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使企业、个人的环境需求以一般商业金融方式得到满足，并形成正常的商业金融循环模式，类似实践中《京都议定书》配额项下的碳金融交易形式等在形成环保新机制的同时也在促进金融创新和开辟金融业务新领域。其次，对于正常的融资活动，基于市场声誉的考虑，尤其是在未来中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国际化过程中，金融机构需要增强其环境领域里的社会责任意识，遵循国际间已经达成一致的环境保护共识，形成系统的环境风险评估体系，金融监管部门也可以对金融机构的环境影响做出评估并制定相应的强制性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环境影响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公共监管以及激励。再次，对于政府财政所承担的公共环境供给，可以通过政策性环境建设金融或商业性环境建设金融补充政府财政在环境投入方面的资金不足，也可以采用发行环境建设公债等融资方式，利用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未来公共收益偿还融资。
金融量化投资篇7
②家庭金融投资质量不高，高低收入家庭投资差异大。在当前市场经济背景下，许多家庭金融投资者受教育培养程度的限制，对各种金融工具深层次的经济活动缺乏合理的判断，个人经验性投资、跟风性投资更是随处可见，使家庭金融投资活动带有很强烈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直接造成了投资质量低下。另外，高低收入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结构性矛盾突出，高收入家庭金融资产积累丰厚，除利息收入外，还通过投资股票、有价证券和入股实体等多种投资途径获得收益，而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90%，可用于投资的资金非常有限，少量的财产收入主要来自于利息收入和房屋出租收入。
③居民金融投资渠道狭窄，金融资产管理能力有限。目前我国家庭金融投资渠道狭窄，金融市场提供的金融工具和投资种类有限，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管理能力受户主受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状况和收人高低的因素的影响，虽然有专业的理财机构，然而因投资起点高（大多数银行理财产品将投资起点确定在5万元以上）将大部分中低收入者挡在门外，使居民潜意识中还是偏向于看得见、摸得着、投资风险相对较低的投资产品。
④投机行为明显，投资风险系数大。在2006年股票市场还处于牛市时期，我国金融资金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大量的储蓄资金向股市中转移，然而2008年股指大幅下跌后，大量资金又转变为储蓄资金。这一事实反映出家庭投资者在投资中带有明显短期投机行为。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投资思维无疑是不利于金融市场中各种小市场的均衡发展的，且会间接给经济稳定造成了隐患。此外，还有一些投机分子利用金融投资环节上的漏洞，恶意操纵经济活动的走向，更是加大了金融市场中家庭投资的风险系数。
二、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及因素分析投资风险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主要由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引起，如国家政策的大调整、经济周期的变化等；非系统风险主要由企业或单个资产自身因素导致。
1．家庭金融投资的主要风险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资本风险、价格风险、市场风险、利率和汇率风险等。在金融投资管理中，人们经常以这些风险的金融变量来区分和概括金融风险的类别。
①违约风险。是指债务人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的风险。如一个发行股票或债券的企业发生破产倒闭或缺乏偿还能力，这样引发的风险就是违约风险。金融投资资本风险、固定利率债券的收益风险最主要地取决于发行者和承销者的经济金融状况可信用程度。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些进出口企业受出口订单下降的影响，偿债能力降低，家庭企业债投资的违约风险加大。
②利率风险。是指与利率变动相联系的金融投资风险。实质上，所有的金融投资活动及其收益都与现行的利率水平和未来利率变动趋势息息相关。金融商品价格风险的诱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率风险。
③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是指经济主体持有或运用外汇的经济活动中，因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随着金融市场的国际一体化和跨国经营的发展，不同币种间的汇率风险在金融风险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④市场风险。这是金融投资活动中最普遍、最常见的风险。当投资者决定投入一些资金去获取某一时期的收益时，实际上是根据他们的期望收益做出的投资决策，并以此作为衡量投资效益的参照。但市场由买卖双方构成，这种供求关系及市场周期的转换和其它诸多因素的变化共同决定了市场的走向及其幅度，使其未必能如投资者的意愿发展。这种潜在的变化就是市场风险。当投资者的期望值与市场的实际值发生逆向偏差时，市场风险就演变成效益的下降乃至投资的损失。
⑤投资者个人风险。这种风险是指对于个人投资而言，由于不熟悉证券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盲目买卖股票而遭受的套牢风险或资产损失风险。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投资者在入市之前，或在日常的股票买卖中，不知道或不熟悉证券价格波动的基本规律，不了解股票投资的基本理论，不知道特定时期内整个市场或单个股票价格历史状况，而盲目投资。
⑥专业理财机构运作风险。机构运作风险是指专业理财机构的投资运作对投资人带来的风险。例如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能力决定基金的收益状况、商业银行理财机构运作水平直接影响投资者收益等。
2．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因素
①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单一。家庭金融投资的根本来源是家庭成员在满足其消费需求后所余留的那部分资金，因此家庭金融投资的规模、层次以及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收入水平。目前，我国多数家庭手中可支配的收入非常有限，收入结构单一，所以许多家庭在满足家庭成员日常开销后，出于对预期不确定因素的考虑，更习惯在金融投资中选择一些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方案，但是多数家庭在此需求上的一致性便直接导致了我国金融资产结构排列的不合理。
②政策环境机制不健全。各类投资得到回报的最终方式便是产品在市场中卖出。但是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受供求关系、市场周期、内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它还受政府的干预程度，以及市场发育程度、技术体系、管理体制、预警功能等条件的限制，这都导致任何涉及到市场投资的行为都具有风险性。
③经济主体信用程度低。在市场环境中，金融投资的风险无疑还来源于利率、汇率、企业等方面的影响，利率、汇率这类风险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产物，是难以控制和把握的，但作为市场主体要素———企业，其所带来违约风险在很大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监管不力人为所致的。投资者投资企业证券是否能获取收益，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用程度。
④中介机构违规操作。家庭金融投资者作为单个投资主体，由于受信息渠道、交易成本及专业化程度等条件的限制，所以更愿意通过专业的金融投资中介机构来进行金融投资。从理论上来讲，单个投资主体通过专业机构来进行投资确实是最优选择，符合金融投资理性化的要求，甚至对市场效率的提高也有所帮助。但是在事实上，金融中介组织追求的目标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并非委托人财富的最大化。为避免受委托人的指责及业绩低于市场指数的现象发生，更多金融中介在投资组合的选择上互相模仿，这种由“羊群效应”（HerdBehaviors）而产生的投资趋于一致性，无疑向单个投资者转嫁了风险，从而导致家庭金融投资质量低下。
⑤个人非理性投资动机。著名学者卡尼曼在其“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中指出：“人们在面临获得的时候规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偏爱风险。”事实上在金融市场里，大量的短期投资动机也来自于此。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处于改革发展阶段，对市场机制的配置和政策上的建设还处于摸索时期，频繁变化的政策法规及不健全的市场机制都导致了大量的风险和机遇并存。面对这一情况，众多勇于尝试风险的家庭投资者，在面临客观或者主观所带来的损失时，无疑更加偏爱风险，寄望通过短期投机行为来获得额外收益。此外，投资者自身能力限制也是导致非理性投资频繁出现的一大原因。多数投资者对证券投资的知识来自于书籍、报刊和网络，对投资对象的选择依赖于媒体、中介机构的推荐，缺乏自身主观判断，经常使投资发生偏差。
三、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思路
控制金融投资风险不仅是国家推动金融市场有序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家庭进行金融投资应当首先考虑的问题。完善金融投资体系的途径，控制家庭投资风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量。
①加快经济发展，健全居民收入增长机制。马斯洛在其需求理论中将人的需求划分为5个层次，这一理论说明了人的需求具有条件性。而居民收入的提高直接导致居民手中可支配收入的增多，为居民积极参与到金融投资中创造了先决条件。因此，国家应该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增加居民收入，规范垄断性和体制外高收入，通过完善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差距来扩大内需，积极地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促进居民消费和实物投资增长，从而间接引导居民金融投资行为。
②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民投资主体意识。目前国内理财市场还刚刚起步。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应积极创造条件，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组织经常性的居民投资知识培训宣传，营造全社会重视理财的大环境，通过各种媒体和中介机构举办各种公益性的理财知识讲座和培训，或者通过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直接深入社区为广大居民讲授投资股票、基金、黄金、保险、期货、债券等金融产品的投资知识，提供投资顾问服务，增强居民投资能力和防范投资风险能力，引导居民多渠道理性投资。
③创新金融产品，拓宽居民投资渠道。金融产品创新的本质在于突破和规避现有的金融制度，针对交易和市场上出现的金融问题，通过对金融风险进行分解，重组和定价，创造性地开发和设计出满足市场要求的金融产品。金融产品的创新过程本身就是金融风险的度量、管理和控制过程。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使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产品创新成了过街老鼠，但是，危机中也蕴含着机遇的因素。尽管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金融创新产品市场面临巨大的压力，并暴露出在市场环境、市场管理、法律制度规范等诸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不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设计促使金融产品创新真实的建立在注重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全面改革金融监管体系。通过监管的手段去限制金融创新的投机性，通过制定规则来防止它的消极作用，而不是限制金融创新的发展。因为通过各种金融产品创新工具的应用，既可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更可以适时借助金融工具的对冲作用，减少金融债权风险。
④加强风险管理，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管理能力。风险管理是金融投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内容，选择合适的居民家庭风险管理方法，关键要做到“对症下药”和节约成本，从风险预防入手，构建优化的投资组合，有效进行风险规避，如果风险不可避免或不愿避免，可采取风险控制的方法将可能形成的损害限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并通过风险转移、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等办法，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的管理能力。
金融量化投资篇8
量化投资的鼻祖是美国数学家西蒙斯（James Simons）教授，从1989年到2006年间，他管理的大奖章基金平均年收益率高达38.5%，净回报率超越巴菲特。
对冲基金（hedge fund）是指运用金融衍生工具，以高风险投机为手段并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基金，采用各种交易手段（卖空、杠杆操作、程序交易、互换交易、套利交易、衍生品种等）进行对冲、换位、套头、套期来赚取巨额利润。
犹抱琵琶半遮面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陈工孟教授表示，2010年股指期货推出后，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渐成热门话题，并正在逐步萌芽和发展，但因为是新事物，社会各界还不是很了解。
目前国内约有12只公募量化基金，而深圳和上海也已有不少对冲基金；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离中国投资者如此之近，但又是如此神秘。
长期以来，国内投资者一直存在着一些疑问，例如，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是不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对金融安全问题会产生什么影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为何能取得超额收益？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如何进行规范和监管？对冲基金如何募集、运作和壮大？如何开发策略、如何进行交易如何控制风险？
对于上述问题，国内缺乏进行深度探讨和专业研究的有效途径。近日，国内领先的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专业研究机构，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主办了2011第一届中国量化投资高峰论坛。众多国际投资家、知名学者、优秀对冲基金经理、量化投资领军人物、交易所研究代表等，与300多位来自于证券、基金、私募、信托、银行、保险界的专业人士、信息技术服务商和民间资本代表，共同分享最新的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的宏观视点及微观技术，以解决金融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办机构表示：“我们相信此次高峰论坛的召开，将开创中国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的新纪元。”
无限风光在险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在论坛致辞时表示：“通过引进各种各样的产品、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特别是量化投资的方法，逐渐把过去的投资艺术转化到投资科学，这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周林认为，在中国开展量化投资、设立对冲基金将来有可能的空间，当然，可能也会有问题和风险。即使像美国、英国这样的成熟市场也会产生风波，比如金融危机，不能归咎于量化投资、对冲基金，但一些投资手段、金融工具运用不好，也可能对市场带来一些风险。“对于一系列未来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做非常好的分析。”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胡政博士谈到，由于量化投资导致程序化交易和国外流行的算法交易等，这些新的交易方式是市场发展的基本趋势。通过研究后他认为，有四方面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是对市场公平性的冲击。有人用“大刀长矛“，有人用“导弹、机关枪”，有专家理财，有一般的投机炒家，各种各样的风格构成了市场，投资手段的不平衡，有可能会带来市场交易的不公平。
第二，对市场本身运行的冲击。量化投资的产品，有可能会对市场价格造成冲击。当采用类似的风险止损点或者类似理念时，市场发生某个方向的变动，有可能加剧这种变化。
第三，对市场价格信息的冲击。很多量化投资工具需要收集信息，需要有很多试探性的报价去测市场的深度。大量的试探性报价，不以成交为目的的报价信息，会对市场产生冲击和影响。
第四，对交易系统的冲击。量化投资快速发展的核心因素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有交易系统都基于计算机系统，各种各样的工具会对交易系统造成冲击。
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宇东建议，希望媒体把目前机构、专家学者、管理层正在研究的成果报道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还呼吁更快地完善有关对冲基金方面的监管政策和法规，并给予量化投资更多的扶持和技术支持。
上海银监局副局长张光平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话题。湘财证券副总裁兼首席风险官李康的观点鲜明生动，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在演讲时则激情四溢。
韶华休笑本无根
量化投资把资本市场的投资行为从以往定性化的“艺术”升华为数量化的“科学”，运用到高深的数量工具。国外从事量化投资的研究人员和基金经理大多是学金融、计算机和统计学出身，很多物理、数学专业等理工科背景的优秀人才也加入这一行列。野村证券亚太区执行总监周鸿松就是哈佛大学空间物理博士，曾获2011亚洲银行家峰会最佳算法交易系统团队奖。
在美国留学获计算机硕士的刘震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1995年进入华尔街工作，在与国内父母通电话时，他感到很难解释清楚自己的职业性质，便说跟“投资倒把”差不多，这可把他父母给弄晕了。
金融量化投资篇9
一、引言
过去几十年，金融市场唯一最显著的发展也许就是信贷与资产价格“繁荣萧条周期性”的增强。尤其是近年来，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已越来越引起政策制定者、学者等的广泛关注。在2009年4月伦敦峰会上，二十国的领导人也一致强调需要采取措施减缓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传统的对于金融顺周期性的分析主要是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但金融加速器机制难以充分说明近几十年来经常发生的，由于金融市场不稳定所引发的巨大冲击，更不能解释为什么近几十年来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要深层次研讨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对近几十年全球金融体系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有所认识。从金融发展的路径来看，经济货币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是金融证券化的蓬勃发展，即通过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借款的比重相对下降，而利用发行可对第三者转让的金融工具的比重相对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直接或间接地进入有价证券市场。通过发行各种证券筹集和融通资金。金融证券化导致了各种流动性强的可交易的金融工具不断被开发出来并推向市场，金融资产规模急剧膨胀，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即金融相关率越来越高。巨量金融资产在金融市场上流动，对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金融证券化的不断发展，从微观角度看。对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便成为投资者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从宏观角度看，随着金融证券化的不断发展，流动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进而使得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和系统性风险增大。本文将着重从以上两个角度，研究金融证券化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影响。
二、证券化、风险管理与金融的顺周期性
(一)证券价格的运动刻画
理论上，证券的价值取决于未来收益流量的贴现值，但由于未来收益流量和利率水平都是不可观察的，因此在实践当中，投资者主要还是根据证券价格的运动走势作出投资决策。根据著名的伊藤公式，证券价格的变化过程遵循几何布朗运动，可表示为：
dS/S=μ(S，t)dt+δ(S，t)dB (1)
其中S代表证券的价格；μ(S，t)代表证券价格运动的漂移率，一般以证券的平均收益率来表示；δ(S，t)为证券价格运动的波动率，一般以证券收益率的标准差来表示。它是衡量和评估证券风险的主要指标。
(二)风险估测的下半方差法与投资行为的顺周期性
金融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或方差是衡量金融资产风险的最常用指标。但根据Kahneman D.andTversky等对风险管理的研究，损失和盈利对风险估测的贡献度是不同的，即风险的方差度量对正离差和负离差的平等处理不符合投资者对风险的真实感受。方差法在某种意义上将投资风险与总体波动性等同对待，也就是说，高于平均收益率的收益也同样增大了该资产的风险，很显然，这有悖于人们对风险的客观感受，因为任何投资者都不会将高收益看作风险。Markowitz在1959年便阐述了一般均值一方差方法的局限性，指出投资者会对下半方差更感兴趣。因此，Markowitz提出可用下半方差来衡量资产风险。即仅仅计算低于平均收益的收益率的方差。
作为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他们主要是根据金融资产收益和风险的情况决定投资选择。当某段时间内资产价格向上的趋势比较明显时，根据风险估测的下半方差理论，此时投资者的风险感受大为减弱，其“理性”的投资选择便是“追涨”；而当价格下跌趋势比较明显时，此时投资者的风险感受大为增强，为了规避价格下跌的风险，理性的投资选择则是“杀跌”。因此，在金融市场投资中，投资者对风险估测的这种顺周期性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在投资行为上的这种顺周期性。尤其是当资产价格上涨或下跌的趋势非常明显时。投资者对价格上涨或下跌会表现出一种对价格变动的过度反应，从而使得这种正反馈效应更加明显。
(三)风险分散、市场组合与投资的顺周期性
按照Markowim的资产组合理论，通过有效资产组合能够降低甚至消除其中的非系统风险。理论上，市场证券组合是由所有证券构成的组合，在这个证券组合中，投资在每种证券上的比例等于它的相对市场价值。在实践中，一般是用某种有代表性的市场指标(如证券市场指数)及其回报率来近似替代市场证券组合及其回报率。
随着资产组合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指数化投资策略在投资基金风险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市场指数基金主要盯住一些著名的基准指数，如75％的美国指数基金都将SP500作为基准指数。当“被动”的投资经理们努力复制市场指标的业绩时，他们就不能偏离市场基准指数太多。这种投资策略提高了投资经理们在投资行为上的同质性，进而放大了资产价格变化的顺周期性，即当指数上升时他们买入其中的成份股票，而当指数下跌时他们卖出其中的成份股票。
(四)相关风险管理措施的顺周期性
1、在险价值的衡量与资产价格变化的顺周期性。
在险价值(Value-at-risk)和逐日风险收益(dailvearings-at-risk)已成为风险管理中的基本方法。但当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都采取同样的风险评估方法时，微观上的理有时会在宏观上产生非常有害的结果，即个体采取的风险敏感性措施却增加了宏观整体的风险。当投资者的风险评估方法趋于一致时，他们在同一时间往往会采取同样的投资行动。市场繁荣时，在险价值降低，趋于买进，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而当危机发生时，同方向的卖出选择又会进一步放大最初的负向冲击。
2、资产公允价值计量与价格变化的顺周期性。
金融资产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价格波动频繁，如果采用历史成本会计计量，则难以预防和化解相应的金融风险。
然而公允价值计量也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和衰退时放大资产价格变动的效应。即市场高涨时，账面利润的增加会刺激投资者进一步扩大投资；而市场低落时，由于信心缺失市场低迷，往往造成相关产品价值被低估。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就很容易陷入交易价格下跌――提取拨备、核减权益――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继续加大拨备计
提和继续核减权益的恶性循环。
3、金融资产保证金(margin)交易及银行拨备(provisioning)制度的顺周期效应。
保证金是金融资产交易中所采取的常用风险防范措施，它常常以VAR风险作为保证金计算的基础，因此同样具有顺周期效应。即资产繁荣时期所要求的交易保证金少，进一步促进金融资产交易；而在萧条时期所要求的保证金高，进一步抑制金融资产交易。
对于银行拨备制度的顺周期效应，以往主要是从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但随着银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金融市场业务与交易当中，为应对潜在金融市场业务风险的准备金也同样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效应，因为它同样依据对风险的事后估计，经济扩张，风险溢价降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小于潜在风险；经济衰退，不良证券类资产比例上升，专项准备可能不足以覆盖相关损失。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一些银行由于损失惨重，很多时候能够超出标准模型所预测的好几倍。人们普遍认为，在危机之前，银行没有计提充足的资本以应对证券账户的风险。
三、证券化、流动性与金融的顺周期性
(一)金融证券化对流动性的影响
对于流动性虽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流动性基本可以用资金的可获得性来衡量。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市场流动性主要表现为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的变化，但在金融证券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流动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因为，在多样化的金融体系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发行证券来获得资金；另一方面，经济主体可以通过抵押或交易转让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来获取资金。当各种期限金融工具的发行、抵押、交易转让都较顺畅时，金融市场能够根据需要内生地创造出相应的流动性。
从流动性的具体形态来说，流动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票据)、短期债权、黄金、外汇和其他各种流动资产。但对于总的流动性，并不能简单地将各项相加，因为流动性不只是一个存量概念，它还与各项资产的周转效率密切相关。简化起见，对于现金与银行存款。可用各层次货币供应量M来表示，以Z表示有价证券，T表示其他所有流动资产，以n表示各项资产的周转效率，则总的流动性L可近似表示为：
L=∑nkMk+∑niZi+∑nJTj (2)
由(2)式可知，当金融证券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价证券市场规模大于货币银行市场规模以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对于金融运行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对于各项资产的周转效率，理论上有：0≤n
(二)证券化、流动性与金融周期
对于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资产繁荣时期，预期前景乐观，风险溢价降低；另一方面，资产价格上升，投资收益增加；两方面因素促进金融投资的增加，又会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的上升。资产泡沫破灭时期情况则刚好相反，甚至出现流动性黑洞，即金融资产的大量抛售引发恐慌性情绪蔓延，整个市场只有卖方，没有买方，市场流动性骤然消失，被抛售金融资产的价格急速下跌与卖盘持续增加并存，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性状况，最终出现金融市场和机构的流动性好像瞬间被吸收殆尽的现象，形象地称之为流动性黑洞。因此，在金融证券化时代，金融投资的这种顺周期性进一步放大了金融运行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性，即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不足的这种周期性。
四、减缓金融顺周期性的对策分析
(一)促进投资行为的多样化
投资者及投资策略的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资产的均衡价格是带有不同要求的投资者互相作用的结果。投资者的行为越趋于多样化，均衡价格的形成则越公允，市场也越有深度。短期投资行为、羊群效应等都与投资行为的趋同性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为了促进投资行为的多样化，根据Excerpt(2001)、Jean-claude Trichet(2002)的分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1、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性。
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是导致投资模范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缺乏相应的信息，对很多投资者来说，跟随模仿其他投资者尤其是一些信息更加完备的大投资者是一种更加理性的选择。因此，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性总是至关重要的。
2、促进长期投资行为。
一些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从本质上说，他们的投资周期是中长期的，但从当今现实来看，由于同样面临短期投资业绩的压力。他们也被动地趋向短期投资策略。为了鼓励或重新恢复这些特殊投资者的中长期投资策略，监管部门可考虑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如专门的会计标准等以减轻他们所面临的短期压力。
3、多样化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工具。
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采用同样的风险管理办法，即使是最好的风险管理策略，有时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对于一般的投资者，受各种因素制约，他们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使用一些比较标准化的风险管理策略。但对于一些大的、业务比较复杂的金融机构，则应当鼓励和促成他们使用更加复杂或更加贴近他们实际的风险管理方法。
(二)加强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并完善对系统性风险的早期预警机制
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来看，对于银行和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的表外机构(SIVs、SPVs等)所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监管者和分析人士都没有意识到或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即使对于表内风险，包括对银行所参与的证券交易风险也都低估了。这部分是由于一些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同时也是由于相关的信息披露缺乏连贯性。这反映出对于风险敞口和集中度以及不同市场之间的关联性都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数据披露。
(三)发挥好货币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
虽然中央银行对于维护金融稳定是责无旁贷的，但识别泡沫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资产泡沫的累积是一个过程，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累积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表现可以加以判定的，关键是如何对待之。资产价格的膨胀是不可连续的，即使通胀压力还不明显，也应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以防患于未然。
(四)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作出更严格的监控
由于表外工具的广泛应用、一些大的系统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杠杆率的增加以及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复杂金融产品敞口的增加，使得对于系统性杠杆率的监控和管理非常困难。这次危机中所暴露出的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过高杠杆率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应对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证券投资类机构的资本金作出更严格的监控和管理，以避免过高杠杆率所可能引发的顺周期冲击。此外，从这次危机来看，中央银行也应注意对利
率调控政策的把握，以避免过低利率水平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促进金融机构杠杆率水平的提高。
(五)完善对风险管理的相关措施
无论是在险价值的衡量、金融资产交易中的保证金要求，还是银行的拨备制度，一般都是依据较短时间的历史数据，并且是后顾性的。这样一般是等到风险已发生时才能认识到风险，并且在经济上行周期会鼓励过度的风险资产投资。因此，需要在充分反映近期风险与减少顺周期之间寻求一种最佳平衡。可考虑实行全周期的(through-the-cycle)或前瞻性的风险评估，这样的动态评估能够适当减缓形势发生转折时的波动程度。动态评估的原理是基于风险形成于经济扩张时期，而显现在经济衰退时期。Femandez etal(2000)的研究表明，银行动态准备金制度的引入有助于校正风险管理中的市场失灵，从而有助于事前识别风险，降低损失准备的波动性，更好地匹配整个经济周期内的收入和支出。
(六)完善对意外流动性冲击的防范计划
在日常的风险管理中应考虑意外冲击所可能带来的损失，做好整个周期内的风险防范。尤其在压力测试及远景分析中，对于潜在的意外冲击应有战略性考虑，并制定更加完善的意外融资计划。按照Jochen Andritzky etal.(2009)的建议，可考虑设立对于高流动性资产的最低比例要求，这样在繁荣时期可抑制所持有流动性资产比例的下降，进而在面临意外冲击时可更好应对流动性风险。
五、对我国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启示
(一)中国金融证券化的发展
金融证券化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我国的实际流动性已经超出传统的银行信贷与货币供应量的定义，同时，也加大了流动性波动的周期性。如2004～2008年，我国的M2／GDP水平分别为1.59、1.64、1.65、1.57、1.58，无论是M2的绝对水平变化还是相对水平变化，都没有明显的波动，但实际流动性已发生了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萎缩的变化。
从结构来看，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虽然规模仍比不上存、贷款类金融资产，但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金融格局。此外，随着我国金融证券化的发展，如何对待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也将是我国中央银行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我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显示，当金融资产价格膨胀造成金融投资的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收益率时，大量资金就会流入金融市场，不仅容易形成资产价格泡沫，也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对我国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启示
1、加强对整个社会流动性的监测。
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货币供应量可以大致代表全部金融活动。但随着金融证券化的发展，真正起作用的是流动性或总的流动性状况，它不仅包括货币和各种金融资产的存量，有时更取决于其流量的变化。从流动性角度考察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它要求中央银行不仅要关注货币供应量，同时还要加强对其他各种流动性形式的监测。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时，不仅要调控货币供应量，还要注意掌握其他各种形式的金融资产或负债。
2、鼓励金融创新，但谨慎对待复杂金融衍生产品。
对于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我们应该持审慎态度。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是一个薄弱市场，我们在吸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的同时，还需要适度发展那些在交易所交易、标准化、便于有效监管的基础性期货期权类金融衍生产品。
3、建立健全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预警体系。
可进一步完善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统一、权威的金融业监管机构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网络，强化对跨机构、跨市场的金融风险的监测和分析，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和预警体系。
4、加强对资产价格变化的监测。尤其要注重对资产价格泡沫的预防。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发展来消化资产价格泡沫。
5、提高金融机构的信息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
金融量化投资篇10
一、引言
城市基础设施是维持现代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物质载体。城市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已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地位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性融资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基础设施产品、服务需求。因此，进一步深化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多元化的投筹资主体、多方位筹集建设资金，已经成为今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必由之路。
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与融资方式研究方面，国外学者莱米・普鲁霍梅和马斯・安德森等进行了定性分析。莱米・普鲁霍梅从项目区分的视角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进行研究，得出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主要分为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性项目两大项目，从而造成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多元化。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而言，马斯・安德森等认为其主要途径可以分为五种，包括以政府为主体的租金收取、财产税的征收以及政府间支付转移、银行借贷、政府债券。国内学者对金融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金融促进城市化的研究，饶华春等（2009）采取量化的方法研究发现在促进城市化的进程，我国金融融资方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夏芳等（2012）研究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而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很难满足，因此解决金融支持问题显得急迫且重要。
二是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研究，代淑萍等（2010）分析当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现状和问题，建议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改革政府投资的决策和管理方式、积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周黎悦等（2013）通过明确当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提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是筹集巨额建设资金的必由之路。
三是对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渠道以及风险的研究，针对目前我国中小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单一、效率低等问题，姚远等（2014）指出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政府主导，遵循市场规律，实现融资方式多元化。林子江等（2014）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具体实践为脉络，比较各类创新型融资模式的特点，针对项目融资中存在的各类风险，提出项目融资风险管理措施。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比较少，对各种融资方式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中贡献度大小，很少进行深入量化地探讨。因此，对金融支持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贡献度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本文利用莱米・普鲁霍梅与马斯・安德森对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主体与融资方式的定性分析，分析当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与方式，并对各种融资方式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中贡献度大小，进行量化地探讨。
二、当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与方式分析
（一）当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分析
分析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需要依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性质，不同性质的项目分别由各自主体进行投资运营。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一般被划分为经营性项目与非经营性项目两种。一般情况下，经营性项目还可以分为纯经营性项目和准经营性项目，这造成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多元化（参见表1）。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准经营性投资项目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均属准公共产品，尽管可以回收部分投资、保本或微利经营，但是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多、风险大、回收期长等特点，单靠市场机制难以维持供求平衡，需要政府以控股和参股等方式参与投资经营。因此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对于地铁、轻轨以及收费不到位的高速公路等准经营性项目，需要吸纳各方投资，政府予以适当补贴。与经营性项目相比，非经营性项目的特点是为社会提供服务功能而不收取费用或只收取少量费用，属于非营利性投资项目，因此对于城市基础设施中的敞开式城市道路等非经营性项目需要政府进行全面投资。政府垄断的城市基础实施格局已经被打破，现已形成政府、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多元化投融资主体。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环境不是封闭的，决定其融资方式是多样的。
长期以来，由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自身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政府几乎包揽了基础设施项目的全部投资和收益分配。一些地方政府困事权繁重但财力不足与财权有限矛盾导致融资出现过度负债或资不抵债的情况。近年来，政府进行全方位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经营与管理方面的改革，鼓励除通过财政预算、银行信贷、股权投资外，可适度采用信托融资、BT、BOT、PPP、资产证券化等融资创新形式。
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方式多元化。现在我国资本运营环境不完善，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仍然是国家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融资。随着金融创新融资模式不断发展，不仅有效地弥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短缺问题，而且减轻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负担。
如今，股权融资迅速发展已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通过信托机构以信托股权融资方式进行筹集资金，采取这种方式融资有利于项目公司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立项与投资，同时还可以利用本身在资本运营、财务管理以及项目投融资分析方面的独特优势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另外，在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项目融资现已成为大中型城市均可以采取的融资措施。BT是Build-Transfer的英文缩写。BT模式是项目发起人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投资承包人负责项目资金的筹措和工程项目的建设，在项目建成竣工并且验收合格后，向投资承包人支付价款进行回购的一种融资建设方式。
在BT模式基础之上，BOT模式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及运营三位合为一体，在双方达成协议后，地方政府向签订协议的民营资本在特定期限内筹集资金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颁布特许，允许其负责经营管理该设施，获得合理回报。政府对该基础设施具有监督权和调控权，等到特许期满，签约方有义务将该基础设施无偿或有偿移交给政府部门。
由政府部门与私人资本双方进行合作的PPP模式在公路、铁路以及地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起到着十分重要的作用。PPP模式一般由政府部门与中标单位组成联合体负责融资、建设及运营，通常政府与金融机构达成书面协议，方便联合体比较顺利地进行融资获得贷款。资产证券化与上述融资创新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多的是通过整合、盘活已有的存量资产筹措资金，不属于新增资产的融资路径。
TOT融资是指在特定的期限内政府一次性收取大额转让费将基础设施经营权有偿转移给民间资本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期满后，投资者再将经营权无偿移交给政府。
ABS融资是指通过发行债券为基础设施项目集资。债务偿还依赖项目经营期内的现金流。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依托项目所属资产收费权，发行证券实现证券化融资。该模式是资本市场比较重要的融资创新，有其独特的优势，诸如享有收费与财政补贴的收费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存量资产，现金流十分稳定，通过资产证券化变现、盘活存量资产，有利于项目建设融资，但一般仅限于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
三、研究设计
构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相关模型，分析出各个主要资金来源的投入对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度，需要运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主要资金来源的相关数据。但是在收集统计数据时，比较完整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的数据无法找到，所以借鉴张兴国《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研究》（2010）中的研究方法，依托1995-2013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情况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构建一个多元回归模型，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现行我国金融在支持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的贡献度。
（一）变量与模型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主要融资来源有以下几种：财政预算、国内银行信贷、国外贷款、债权与股权融资及其他资金（主要包括信托融资和项目融资）。根据融资理论，本文提出金融支持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1：财政预算、国内银行信贷、国外贷款、债权与股权融资、其他资金（主要包括信托融资和项目融资）等对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呈显著的正相关。
研究假设2：相比财政预算与国外贷款融资，国内银行信贷、债权与股权融资以及其他资金（主要包括信托融资和项目融资）对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正向影响更大。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用以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其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实际到位的资金总额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总额的自然对数（lnYt）来衡量；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中的国家预算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家预算的自然对数 来衡量；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中基础设施融资中的国内银行信贷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内银行贷款自然对数 来衡量；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中的国外贷款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利用外资的自然对数 来衡量；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中的债券与股权融资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自筹资金的自然对数 来衡量；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中的其他资金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其他资金的自然对数 来衡量； 是随机误差项。
（二）平稳性检验
上述模型中所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对于时间序列数据，要求序列是平稳的，需要对原解释变量取对数，再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再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各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的ADF检验结果表明，在二阶差分情况下，时间序列数据为平稳序列，可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在利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过程中，为克服模型中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自相关性问题，引入AR.虚拟变量，设立模型如式（2）：
对模型进行拟合，回归结果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除国外贷款解释变量系数的T统计量未通过系数显著检验，其余各解释变量系数都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表4各指标检验结果表明，调整后的R-squared值为0.9999，非常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D.W的值为1.867903，说明不存在序列自相关；F的值为64523.88且Prob（F-statistic）为0，说明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
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都为正，说明财政预算、国内银行信贷、国外贷款、债权与股权融资、其他资金（主要包括信托融资和项目融资）等对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呈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样的实证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1。
当国家预算增加1%时，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增加0.0409%；银行信贷增加1%时，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增加0.1166%；当债权与股权融资增加1%时，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增加0.6197%；当其他资金（包括信托融资和项目融资）融资增加1%，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增加0.1977%。从中可以发现银行信贷、股权与债权融资、信托融资和项目融资贡献度要明显高于政府财政投资，实证结果分析支持了研究假设2。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银行信贷融资、股权与债权融资、信托融资和项目融资在深化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中具有重大意义。
五、结论及建议
研究发现我国金融支持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不是特别到位。我国需要加大金融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支持力度，着眼点在于改变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这个现实问题，特别是重视发行股票、债券、信托产品、项目融资等手段去积极构建市场化的城建投融资模式。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对强化金融支持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提出几点建议：
金融量化投资篇11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范围界定的不确定性分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企业没有将其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记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准则》中将企业的金融资产在初始计量时划分为四类（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并规定上述分类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从表1可以看出，企业投资初始计量时：
其一，若投资目的为赚取差价而短期持有时，应当划分为第一类――交易性金融资产（短期投资）。如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债券、基金等，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账户核算。
其二，若投资目的为长期并有能力持有到期，应当划分为第二类――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债券投资）。虽然《准则》将这类划分条件限定于一般一年内，但从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核算内容看，是指企业的长期债券投资。
其三，企业常规经营业务的金融资产应当划分为第三类――贷款和应收款项。投资初始计量时没有划分为以上三类，即投资初始计量时目的不明确或持有能力不确定的投资，应当划分为第四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实际上影响企业投资目的和能力的因素如市场利率变化、投资收益变化、企业流动资金需求量变化、外汇风险变化、可利用的财务资源发生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变化等是企业无法控制、无法预料的。可以肯定地说，企业初始投资时所划分的长期或短期只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因此，在长期持有与短期范围已界定的情况下，再出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就显得累赘。例如企业债券投资在这种分类下就需要根据其投资目的、能力等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短期）、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或短期不确定）三类中进行定位，使金融资产的分类增加了难度。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企业净资产影响的分析
资本公积是企业净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股东投入企业，所有权归属于投资者，但不构成注册资本的部分。资本公积的增减直接影响企业净资产的规模。近年，随着各项新法规制度的颁布和实施，在企业创立、合并、增资、投资、组建或经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业务涉及到“资本公积”，使其核算内容日趋复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于一般金额较大，对企业资本公积产生的影响也较大，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重分类日公允价值与账面余额差额。
其二，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
其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应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原计入资本公积的累计损失金额。
其四，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应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等。
资本公积金的性质是企业的资本储备，其用途主要为转增资本，金额应该为实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会随着活跃市场的变化或未来现金流量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变化，显出很强的不确定性，将由于公允价值变动而增减的价值计入资本公积，使其对企业的净资产影响在每个时点都会发生变化，最终造成企业净资产的金额中掺杂未实现金额。可以说，市场泡沫越大，企业净资产泡沫程度越严重，对企业净资产影响也越大。同时，净资产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企业一系列财务数据及国民经济相关统计数据。
三、相关建议
（一）简化金融资产的分类与相关核算
在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与核算中：
1.企业金融资产初始计量时：若对该项投资有长期持有的目的，可以通过“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核算；若对该项投资没有长期持有的目的，可以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账户核算。
2.企业金融资产后续计量时：当企业对该项投资长期持有的目的改变时，若直接处置，则从“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贷方直接予以冲减；若不直接处置，则其余额若保留在该账户直到处置。因此，建议取消分类中的第四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相关核算。这样处理的优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需要在初始计量时对原本不确定的问题，一定要作出绝对准确的选择，投资作太复杂的选择而增加分类的难度。第二，债券存续期间后续计量时不需要重分类而简化金融资产的核算程序与核算内容。第三，减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净资产的影响程度。
（二）细化“资本公积”明细科目
将现行准则“其他资本公积”明细科目中未实现的资本公积分离出来计入“待转资本公积”明细科目。这样做，“资本公积”总账下的“资本（股本）溢价”与“其他资本公积”都可以转增资本，而“待转资本公积”账户中留存的金额，会随着市场变化而增减变动，直至实现后从“待转资本公积”转入“其他资本公积”后方可转增资本。这样处理的优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剔除资本公积的虚有成分，保障企业资本储备的实有性。虽然资本公积作为资本的储备，按法定程序可以转增资本，但在现行核算体系中所有的资本公积都可以转增资本会虚增企业的净资产。这样处理，实际上将企业的资本储备中未实现部分单独列示，在计算净资产构成时应予以剔除，以保证企业净资产的稳定性。第二，从现行核算内容看资本公积的构成，大部分项目都涉及到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这种差额会随着市场的变动而随时变动，其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给企业这种未实现、不稳定的资金来源（损失）的内容通过“待转资本公积”留出空间，在净化企业净资产的同时可以满足准则规定与核算要求的需要。
金融量化投资篇12
在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势不可挡、扑面而来的趋势下，以上问题的解决已刻不容缓。作为结果，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也必然催生庞大的金融消费前服务市场――为大量新生资理财用户提供理财教育、风险计量、财务规划、投资决策、个性化产品设计、法律与维权等方方面面的服务，涉及的行业包括在线教育、电子商务、产品评级、市场调研、数据分析、智能理财、行业研究、知识分享与法律服务等。
考察国外发达金融国家的情况，可以发现上述问题不乏现成的解决方案，但是金融消费前服务市场具有中国独特的内涵，根源于中国居民投资理财以个人散户单打独斗为主，在可以预见的较长时间段（例如10年）内仍然不可能扭转为专业投资或机构投资这一事实，因而需要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我们预测：该方案的核心在于“互联网+”，即以互联网为核心，借助于互联网的连接优势和社交能量整合相关服务方，形成金融消费前服务的基础设施。
以智能理财为例，美国的Motif Investing公司于2010年推出了创新性的投资组合服务，它的投资组合被称为Motif。一个Motif包含一组具有相似主题或理念的多支证券，例如云计算、移动互联网、3D打印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理念从平台上选择已有的Motif直接使用，也可修改后使用，更可以创建自己的全新Motif。该平台还引入社交机制，用户可以把自己的Motif分享给好友或者选定的圈子，大家共同对Motif进行讨论和优化。
从2014年开始，Motif的理念被引入中国，一些网站开始提供类似的投资组合服务，这种服务与社交网络相结合，通过“把碎片化的文本信息结构化，形成可操作的交易策略，实现从信息到交易的转化，从而提升信息的有效性和可用性”，或者主打跟随交易的策略，借助于专业投资人的示范，为普通投资者提供可参考的投资信息。由于近期股市的向好，这一模式呈现出巨大的爆发力，已成为“网络券商”的重要发力体裁。
专注于个人投资用户的美国SigFig可以自动同步用户分散在各个投资账号上的数据，在网站上予以集中展示。通过对这些投资数据进行分析，SigFig每周都会自动诊断用户的投资组合，给出个性化的建议，例如，定位收益不佳的投资、推荐收益更高的股票、基金等等。另外，SigFig还提供简洁、易读的图表帮助用户评估风险、比较收益。SigFig所做的就是一般投资顾问要做的事情，但是它完全依靠算法，而且对个人用户完全免费。
同样，在日常消费理财方面，美国的Mint把用户的多个账户信息（例如支票、储蓄、投资和退休金等）全部与用户账户连接起来，自动更新用户的财务信息并自动把各种收支信息划归入不同的类别（例如餐饮、娱乐、购物等）。更重要的是，Mint可利用数据统计功能帮助用户分析各项开支的比重、制订个性化的省钱方案和理财计划，例如根据你常去的饭馆推荐与该饭馆合作的信用卡。
金融量化投资篇13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范围界定的不确定性分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企业没有将其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记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准则》中将企业的金融资产在初始计量时划分为四类（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并规定上述分类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从表1可以看出，企业投资初始计量时：
其一，若投资目的为赚取差价而短期持有时，应当划分为第一类——交易性金融资产（短期投资）。如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债券、基金等，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账户核算。
其二，若投资目的为长期并有能力持有到期，应当划分为第二类——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债券投资）。虽然《准则》将这类划分条件限定于一般一年内，但从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核算内容看，是指企业的长期债券投资。
其三，企业常规经营业务的金融资产应当划分为第三类——贷款和应收款项。投资初始计量时没有划分为以上三类，即投资初始计量时目的不明确或持有能力不确定的投资，应当划分为第四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实际上影响企业投资目的和能力的因素如市场利率变化、投资收益变化、企业流动资金需求量变化、外汇风险变化、可利用的财务资源发生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变化等是企业无法控制、无法预料的。可以肯定地说，企业初始投资时所划分的长期或短期只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因此，在长期持有与短期范围已界定的情况下，再出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就显得累赘。例如企业债券投资在这种分类下就需要根据其投资目的、能力等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短期）、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或短期不确定）三类中进行定位，使金融资产的分类增加了难度。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企业净资产影响的分析
资本公积是企业净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股东投入企业，所有权归属于投资者，但不构成注册资本的部分。资本公积的增减直接影响企业净资产的规模。近年，随着各项新法规制度的颁布和实施，在企业创立、合并、增资、投资、组建或经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业务涉及到“资本公积”，使其核算内容日趋复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于一般金额较大，对企业资本公积产生的影响也较大，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重分类日公允价值与账面余额差额。
其二，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
其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应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原计入资本公积的累计损失金额。
其四，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应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等。
资本公积金的性质是企业的资本储备，其用途主要为转增资本，金额应该为实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会随着活跃市场的变化或未来现金流量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变化，显出很强的不确定性，将由于公允价值变动而增减的价值计入资本公积，使其对企业的净资产影响在每个时点都会发生变化，最终造成企业净资产的金额中掺杂未实现金额。可以说，市场泡沫越大，企业净资产泡沫程度越严重，对企业净资产影响也越大。同时，净资产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企业一系列财务数据及国民经济相关统计数据。
三、相关建议
（一）简化金融资产的分类与相关核算
在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与核算中：
1.企业金融资产初始计量时：若对该项投资有长期持有的目的，可以通过“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核算；若对该项投资没有长期持有的目的，可以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账户核算。
2.企业金融资产后续计量时：当企业对该项投资长期持有的目的改变时，若直接处置，则从“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贷方直接予以冲减；若不直接处置，则其余额若保留在该账户直到处置。因此，建议取消分类中的第四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相关核算。这样处理的优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需要在初始计量时对原本不确定的问题，一定要作出绝对准确的选择，投资作太复杂的选择而增加分类的难度。第二，债券存续期间后续计量时不需要重分类而简化金融资产的核算程序与核算内容。第三，减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净资产的影响程度。
（二）细化“资本公积”明细科目
将现行准则“其他资本公积”明细科目中未实现的资本公积分离出来计入“待转资本公积”明细科目。这样做，“资本公积”总账下的“资本（股本）溢价”与“其他资本公积”都可以转增资本，而“待转资本公积”账户中留存的金额，会随着市场变化而增减变动，直至实现后从“待转资本公积”转入“其他资本公积”后方可转增资本。这样处理的优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剔除资本公积的虚有成分，保障企业资本储备的实有性。虽然资本公积作为资本的储备，按法定程序可以转增资本，但在现行核算体系中所有的资本公积都可以转增资本会虚增企业的净资产。这样处理，实际上将企业的资本储备中未实现部分单独列示，在计算净资产构成时应予以剔除，以保证企业净资产的稳定性。第二，从现行核算内容看资本公积的构成，大部分项目都涉及到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这种差额会随着市场的变动而随时变动，其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给企业这种未实现、不稳定的资金来源（损失）的内容通过“待转资本公积”留出空间，在净化企业净资产的同时可以满足准则规定与核算要求的需要。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