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务监管篇1

各国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没有任何保险机构逃避监管。在注意避免重复监管的同时，每一个监管机构都有义务确保其辖区内所有的外国保险机构均受到有效监管。对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监管是有不同之处的，子公司一般应由东道国辖区监管，并受到东道国对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的规章约束。分支机构通常由东道国辖区实施日常监管，但分支机构的偿付能力既可由母国辖区，也可由东道国辖区适用的条款来评估，东道国辖区的监管当局也可以借助母国辖区监管当局的评估结果得出自己的判断。

（二）所有国际保险集团和国际保险机构都应受到有效监管

在决定是否给辖区内外国保险机构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授予许可证或延长许可证时，东道国辖区监管当局需要对国外保险机构在母国辖区被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仔细评估，必要时须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这种评估应考虑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般监管原则和标准，以及母国监管当局应用处罚条款限制与有效监管冲突的保险机构的能力。传统的保险监管方式一般把重点放在对每个保险公司的单独监管上，因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保险机构不那么容易受到传染性连锁风险的危害，它们也不那么容易对大范围的金融体系造成系统风险。保险监管当局尽量对其辖区内设立的单个保险公司筑起一道“篱笆”，以便把它与同一集团的其它机构隔离开来。然而，当保险机构的母公司对其他保险机构或金融机构有实质性的参股时，在评估母公司和整个集团的财务能力时，把由于集团的存在而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考虑进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设立跨国界保险机构应由东道国和母国国监管者协商决定

东道国监管当局需要就许可证申请的某些方面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它在授予许可证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核实工作，以确保申请者的总部或母公司所在国的监管当局没；有不同意见。这一过程为母国监管当局提供一个机会，使它能够把不同意其所监管的保险机构跨境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理由告知东道国监管当局，并可以建议东道国监管当局拒绝颁发许可证。东道国监管当局在没有得到母国监管当局的肯定答复，或在收到有保留的答复时，应考虑选择拒绝许可证申请、加大监管力度或对授予许可证提出附加条件等，并且应该将自己所采取的措施通报给母国监管当局。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对那些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没有受到谨慎管理的国外保险机构，或者没有明确的母公司对其负责的合资公司进行许可审查时，应特别谨慎。是否授予许可证的最终决定，应由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非歧视性标准作出。同时，母国监管当局也应当掌握它们的保险机构所属的所有跨境机构的情况。

（四）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国外保险机构应该受到有效监管

是否允许国外保险机构在某一辖区提供跨境保险服务，通常涉及该辖区的法律问题。当消费者能不受任何约束，自愿、寻求国外保险服务时，一般认为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当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时，东道国监管当局通常需要了解该国外保险机构在其辖区内推销保险产品的真实动机，并进行核实，以确保该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受到了谨慎的监管。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专门的许可证审核程序，或采用具体的安全措施，来保护本国投保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母国监。管当局对确保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负有主要责任，而东道国监管当局则应非常认真地考虑母国监管当局对保险机构拟开展的跨境经营活动提出的保留或反对意见。母国监管当局如果认为其辖区内的保险机构没有充足的财务能力、或者没有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管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它就应该阻止该保险机构到境外推销其保险产品。

二、关于跨境保险活动相关国家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交流问题

（一）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母国监管当局的主要希望是能够及时、充分地得到保险机构总部或母公司的有关信息。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而又可以核实的报告体系，要求任何一个境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都应向其总部或母公司报告，并且还必须有满足特别信息需求的可行办法。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要求保险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设在国外的机构应向总部或母公司定期提交综合性的报告，以便母国监管当局能够对该保险机构的总体财务状况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如果东道国监管当局有理由怀疑某一外国保险机构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应主动通报母国监管当局。因为东道国监管者通常处于发现问题的最佳位置，所以应该主动采取措施。母国监管当局有可能希望对其国外保险机构上报的资料进行独立核实，当母国监管当局需要跨境检查时，东道国监管当局应当允许。如果母国监管当局暂时不能进行跨境检查或者不拟启动跨境检查程序，它可以向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咨询，请求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该保险机构跨境活动的情况进行核实或做出评价。当东道国监管当局决定撤消某国外保险机构的许可证或采取类似行动时，它应在可能的和适当的时候事先向该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发出预警。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向母国监管当局通报任何由于提供跨境保险业务活动引起的问题。

（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如果母国监管当局对母公司或整个集团的审慎监管能力和政策措施有充分了解，那么东道国在对国外保险机构实施监管的效果就会更好。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向东道国监管当局通报对其保险机构跨境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监管措施，让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各种信息要求，如当地机构的业务活动范围、在集团内的作用和内部控制情况，以及东道国监管当局进行有效监管的其他相关信息要求。当母国监管当局对某一特定辖区的监管标准有疑问，并因此而准备采取可能对该辖区国外保险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措施时，它应事先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沟通和协商。一般来讲，母国监管当局应尽可能地让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境保险机构保持信心。即使在敏感时期，如某一保险机构将发生产权变化或面临问题时，母国监管当局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充分沟通也会对双方都有利。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有关在东道国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保险机构的各种信息要求。

（三）信息交流的保密问题

进行监管信息的自由交流可以增强监管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当然，这种自由要受到一些旨在保护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的条件限制。不同辖区有不同程度的保密规则，这对监管信息的传递可能造成一定障碍。如果辖区的保密要求限制了不同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共享，或者有的监管当局不能对其他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予以保密，那么这些辖区的监管当局则应考虑着手审查其保密要求，总的原则是获得的信息只能用于与监管金融机构有关的目的；应允许信息双向流动，但不能要求信息的形式和详细特点严格对等；所传递信息的秘密性应受到法律保护。当然，所有保险监管当局都应该遵守职业保密制度，对其活动过程中，包括进行现场检查时所获得的信息保密。获得信息的监管当局如果准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提供信息的监管当局协商。至于被监管机构的信息被监管当局之间交流以后，是否应把监管当局之间沟通的情况通报给被监管机构，目前仍是讨论的问题，实践中往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关于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问题

在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在于确保金融集团内部有关机构的监管当局能够有效行使他们的职责，对这些机构是否得到审慎的监督和指导，以及主要股东是否对这些实体构成损害等问题做出评估。同时也可以促进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磋商和信息交流，从而实现有效监管。

（一）对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保险业务监管篇2

当前,全球保险市场每年的保费收入约为2.941万亿美元,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金融服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保险业因其自身的特点导致洗钱风险不断增加,风险主要集中在人身保险业务中。2006年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公布的保险业洗钱类型研究项目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犯罪分子主要利用人寿保险产品洗钱的案例占总案例65%以上, 人身保险业务中的保全业务更是洗钱风险的高发领域。因此,认识人身保险保全的洗钱风险和危害,分析其潜在的洗钱风险点,可以帮助监管机构提高保险业反洗钱监管的有效性,有利于防范保险业务洗钱风险。

一、保全业务的概念及特点

保险客户购买保险之后,由于身体情况的变化、经济状况的变化等许多因素都会导致客户投保意愿的改变,或客观上需要更改保单内容,保险公司为了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以维持保单的持续有效,就必须提供各种服务,即通常所说的售后服务,寿险公司的售后服务就称为契约保全,简称保全。狭义保全指围绕契约变更、年金或满期金给付等服务项目而开展的工作,即通常意义上的保全。广义的保全指保全服务、续期收费、理赔服务、咨询投诉及附加价值服务等保险公司为已经生效保单提供的所有服务内容。本文探讨的对象仅限于寿险公司狭义上的保全业务,其主要特点有:

1.保全业务范围广泛,时间跨度大。有些时间跨度长达二、三十年甚至更久,且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操作流程,即每个保全项目都有相对独立性。

2.保全业务可能导致客户权益的变更及利益流向的变化。按照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及人身保险合同的可变更性,在人身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均可能发生变更投保人或受益人的情况,产生相关人权益的变化,同时客户还可通过保全服务改变资金的流向,从而使利益分配发生变化,为洗钱提供了可能。

3.保全各个环节之间的相关性很强。如住址改变,可能会引起职业、经济收入、资金来源、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变更,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则需要从一系列的变化中判断出交易是否蕴含风险。

4.保全业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人身保险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新险种不断推出,保全服务也日趋多样化,因此保全业务不断在扩张。

二、保全业务的洗钱风险及手法

不法分子通常是在保全环节中利用保险公司进行洗钱活动的,其主要手法包括:

1.通过“团险个做”方法洗钱。即以企业的名义为员工购买团体保险,然后过一段时间要求退保,保险公司将资金退回企业或者其指定的个人账户中。企业通过团体保险套取资金的目的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避税,退回去的钱分给单位职工做了福利,相当于变相逃税;另一类是为了私分公款,一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经常通过此种方式私分国有财产,退费直接成为私人财产。

2.通过“长险短做”方法洗钱。即通过购买高额长期人身保险,先一次性缴纳全部保费,保险合同成立后很短时间内就要求退保,按保单的现金价值拿回资金,完成洗钱过程。由于我国规定一个人可同时购买多份保单,洗钱者可以通过这种方法一次性“漂白”大量“黑钱”,并可要求保险公司将退保金汇到与投保时不同的账户,甚至直接现金退保。

3.利用保单质押业务洗钱。目前,我国不少商业银行已开办保单质押业务,对于持有银行指定保险公司开具的、具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保单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经团体投保人授权的被保险人,均可申请人寿保险保单质押贷款。通过保单质押一般可以获得保单现金价值的80%,这为洗钱者套现打开了方便之门。

4.利用新型保险产品洗钱。主要指投资型保险,是保险和证券的混业产品,投资功能强,资金易于灵活转移和提取。洗钱者将资金反复进出这些产品,掩盖资金来源,达到洗钱目的的同时还可获得投资收益。

5.利用保全服务创新洗钱。如网上保全业务,是保险服务的新形式,该业务由于无须与客户接触,由客户自行完成业务变更,因此保险公司更难获得客户的真实信息,较传统保全业务蕴含更大的洗钱风险。

6.通过“地下保单”洗钱。“地下保单”的流程为:境外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在内地向内地居民进行推销,多以人民币缴款美元理赔等许诺招揽业务。内地居民在内地签署投保单、缴纳保费,然后由推销人员将投保单、保费携带到境外,由境外保险公司在当地签发保单。洗钱分子只要将“地下保单”在境外退保或者质押,就可拿到“洗好”的钱,地下保单为黑钱出境提供了便利通道。2005年5月,浙江保监局对温州地区的地下保单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的地下保单保费至少在3000万美元以上,而地下保单不仅在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泛滥成灾,目前已有向北京等城市蔓延之势。

除上述手段外,保险洗钱还包括混乱、保险欺诈等形式,而上述洗钱手段往往又与隐匿真实身份、虚报个人材料结合使用。

三、保全业务反洗钱监管原则

目前保险公司反洗钱工作已成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监管对象,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作为监管依据。但由于我国反洗钱工作开展较晚,基础相对薄弱,前期虽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以后的监管方向仍是有待破解的难题。因此,应明确监管原则,在此原则下探寻有效的监管模式。

1.风险为本的监管原则。指反洗钱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应是对监管对象的分析评估,根据监管对象报送和日常监管获取的反洗钱信息,评估监管对象的洗钱风险程度,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的行为。同时应引导监管对象在内部建立“风险为本的方法”原则,反洗钱义务主体应当科学准确地评估本行业、本单位、本部门面临的洗钱风险,有轻重、有主次地履行反洗钱合规职责,以有效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实现将最多的反洗钱合规资源投入到洗钱风险大的业务领域,从而提高反洗钱的效果。

2.监管有效性原则。该原则应包含三项内容:一是监管制度切合实际,指制定的制度应与监管对象的实际情况、反洗钱现状等相适应,应有针对性;二是监管及时,洗钱行为往往具有迅速、隐蔽的特点,及时发现处理洗钱线索对打击洗钱极为重要,应强调金融机构发现线索和报告的及时性;三是处罚与过错相适应,目前我国对未履行反洗钱义务而致洗钱行为发生的金融机构规定了严厉的处罚,但由于对违反反洗钱义务行为的危害性缺乏权威的评估,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论证还有待加强,处罚与过错相适应仍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3.降低监管成本原则。指反洗钱监管过程中,应尽量采用高科技手段,加强监管信息的自动化收集和处理。另外,应加强非现场监管力度,主要的反洗钱信息应来自于常规化的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应当是建立在非现场监管提供的信息基础上的强化监管措施。

4.平衡原则。保险机构的反洗钱活动也会影响其“经营的效率与效果”的目标实现,要处理好监管与保险业务发展的关系,既要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同时也要将对保险业务发展的影响降低至最小。

5.激励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由于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也需投入成本,且洗钱行为缺乏特定的受害人,导致缺乏反洗钱动力。因此对监管对象不仅有处罚,还应有相应的激励措施,既减轻监管对象的负担,同时也为其提供精神上的动力。

四、加强保全业务反洗钱监督措施的建议

1.完善目前的监管制度。细化客户尽职调查义务:一是解决保险公司识别客户身份手段不足的问题,如推动保险公司与公安部的身份信息系统联网,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客户配合保险公司开展客户身份识别的强制性义务;二是按照风险为本的原则,从法规层面明确保险公司在高风险保全业务中应履行的反洗钱义务,如采取更严格的保全审批制度,采取更深入的措施了解客户信息。对提前退保的团体险,尤其是国企和国企控股的公司,保险公司要建立专门档案,保管全部信息,对限额以上付款,保险公司要建立专门档案,保留线索等;三是监管机构要了解保险公司是否尽职调查,主要通过其对客户的信息记录,当遇到保险公司无法获得客户有关信息时,应有调查的过程及结果记录,以此证明保险公司确实履行了该职责。

提高可疑交易类型的客观性,进一步完善现有制度中保险业可疑交易类型,特征定义应准确、清晰且易于操作。制订的制度应尽可能避免包含“合理解释、合理理由”等主观判断的内容。同时,应注重总结保险业洗钱手法和案例,提炼新的可疑交易特征,指导保险从业人员分析识别可疑交易。[1]

加强非现场监管信息的针对性,对保险业的非现场监管不能完全套用银行的监管内容,应更具有针对性,如非现场监管报表中客户身份识别的统计口径适合银行,但不完全适合保险机构。[2]

2.将保险中介机构及从事保险中介业务的人员纳入监管范围。首先应从制度上将保险中介机构及人员确定为反洗钱义务主体,明确其与保险公司的职责分工;其次确定保险中介机构及人员的义务内容,如身份识别义务、资料保存义务、大额和可疑交易的报告义务,并对其不履行义务导致洗钱行为发生应负的责任等;最后应建立一套针对非金融机构的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及时收集有关反洗钱信息。

3.建立保险业反洗钱利益补偿和惩戒制度。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出台一系列政策重奖提供保险洗钱重要线索的人员,同时对合伙造假进行洗钱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业务员实行严惩。实行收缴黑钱利益部分返还制度,对国内而言,将收缴的黑钱作为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向参与反洗钱的保险公司投保,使反洗钱外部效应内在化;对国外而言,双方可签定“追回款项分割协议”,以增强国际反洗钱合作的积极性。

以瑞士对违反反洗钱法的惩戒制度为例,对不按《反洗钱法》规定履行审慎义务的金融中介机构和个人,自我监督组织可根据组织规章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如警告、罚款、开除。一旦经融中介机构和个人被自我监督组织开除,政府监管机构便可对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情节严重的将被暂停甚至取消营业许可。对不按《反洗钱法》及其相关规定履行监管义务的行业自我监督组织,政府监管机构也可随时取消认可。

4.加强对保险产品的管理。一是针对保险产品中存在易于被洗钱分子利用的缺陷,完善保险产品设计,杜绝洗钱漏洞;二是推出新的保险产品时要进行洗钱风险评估,从源头加强管理。

保险业务监管篇3

各国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没有任何保险机构逃避监管。在注意避免重复监管的同时，每一个监管机构都有义务确保其辖区内所有的外国保险机构均受到有效监管。对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监管是有不同之处的，子公司一般应由东道国辖区监管，并受到东道国对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的规章约束。分支机构通常由东道国辖区实施日常监管，但分支机构的偿付能力既可由母国辖区，也可由东道国辖区适用的条款来评估，东道国辖区的监管当局也可以借助母国辖区监管当局的评估结果得出自己的判断。

（二）所有国际保险集团和国际保险机构都应受到有效监管

在决定是否给辖区内外国保险机构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授予许可证或延长许可证时，东道国辖区监管当局需要对国外保险机构在母国辖区被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仔细评估，必要时须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这种评估应考虑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般监管原则和标准，以及母国监管当局应用处罚条款限制与有效监管冲突的保险机构的能力。传统的保险监管方式一般把重点放在对每个保险公司的单独监管上，因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保险机构不那么容易受到传染性连锁风险的危害，它们也不那么容易对大范围的金融体系造成系统风险。保险监管当局尽量对其辖区内设立的单个保险公司筑起一道“篱笆”，以便把它与同一集团的其它机构隔离开来。然而，当保险机构的母公司对其他保险机构或金融机构有实质性的参股时，在评估母公司和整个集团的财务能力时，把由于集团的存在而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考虑进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设立跨国界保险机构应由东道国和母国国监管者协商决定

东道国监管当局需要就许可证申请的某些方面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它在授予许可证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核实工作，以确保申请者的总部或母公司所在国的监管当局没；有不同意见。这一过程为母国监管当局提供一个机会，使它能够把不同意其所监管的保险机构跨境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理由告知东道国监管当局，并可以建议东道国监管当局拒绝颁发许可证。东道国监管当局在没有得到母国监管当局的肯定答复，或在收到有保留的答复时，应考虑选择拒绝许可证申请、加大监管力度或对授予许可证提出附加条件等，并且应该将自己所采取的措施通报给母国监管当局。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对那些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没有受到谨慎管理的国外保险机构，或者没有明确的母公司对其负责的合资公司进行许可审查时，应特别谨慎。是否授予许可证的最终决定，应由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非歧视性标准作出。同时，母国监管当局也应当掌握它们的保险机构所属的所有跨境机构的情况。

（四）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国外保险机构应该受到有效监管

是否允许国外保险机构在某一辖区提供跨境保险服务，通常涉及该辖区的法律问题。当消费者能不受任何约束，自愿、寻求国外保险服务时，一般认为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当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时，东道国监管当局通常需要了解该国外保险机构在其辖区内推销保险产品的真实动机，并进行核实，以确保该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受到了谨慎的监管。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专门的许可证审核程序，或采用具体的安全措施，来保护本国投保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母国监。管当局对确保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负有主要责任，而东道国监管当局则应非常认真地考虑母国监管当局对保险机构拟开展的跨境经营活动提出的保留或反对意见。母国监管当局如果认为其辖区内的保险机构没有充足的财务能力、或者没有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管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它就应该阻止该保险机构到境外推销其保险产品。

二、关于跨境保险活动相关国家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交流问题

（一）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母国监管当局的主要希望是能够及时、充分地得到保险机构总部或母公司的有关信息。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而又可以核实的报告体系，要求任何一个境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都应向其总部或母公司报告，并且还必须有满足特别信息需求的可行办法。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要求保险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设在国外的机构应向总部或母公司定期提交综合性的报告，以便母国监管当局能够对该保险机构的总体财务状况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如果东道国监管当局有理由怀疑某一外国保险机构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应主动通报母国监管当局。因为东道国监管者通常处于发现问题的最佳位置，所以应该主动采取措施。母国监管当局有可能希望对其国外保险机构上报的资料进行独立核实，当母国监管当局需要跨境检查时，东道国监管当局应当允许。如果母国监管当局暂时不能进行跨境检查或者不拟启动跨境检查程序，它可以向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咨询，请求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该保险机构跨境活动的情况进行核实或做出评价。当东道国监管当局决定撤消某国外保险机构的许可证或采取类似行动时，它应在可能的和适当的时候事先向该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发出预警。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向母国监管当局通报任何由于提供跨境保险业务活动引起的问题。

（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如果母国监管当局对母公司或整个集团的审慎监管能力和政策措施有充分了解，那么东道国在对国外保险机构实施监管的效果就会更好。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向东道国监管当局通报对其保险机构跨境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监管措施，让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各种信息要求，如当地机构的业务活动范围、在集团内的作用和内部控制情况，以及东道国监管当局进行有效监管的其他相关信息要求。当母国监管当局对某一特定辖区的监管标准有疑问，并因此而准备采取可能对该辖区国外保险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措施时，它应事先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沟通和协商。一般来讲，母国监管当局应尽可能地让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境保险机构保持信心。即使在敏感时期，如某一保险机构将发生产权变化或面临问题时，母国监管当局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充分沟通也会对双方都有利。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有关在东道国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保险机构的各种信息要求。

（三）信息交流的保密问题

进行监管信息的自由交流可以增强监管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当然，这种自由要受到一些旨在保护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的条件限制。不同辖区有不同程度的保密规则，这对监管信息的传递可能造成一定障碍。如果辖区的保密要求限制了不同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共享，或者有的监管当局不能对其他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予以保密，那么这些辖区的监管当局则应考虑着手审查其保密要求，总的原则是获得的信息只能用于与监管金融机构有关的目的；应允许信息双向流动，但不能要求信息的形式和详细特点严格对等；所传递信息的秘密性应受到法律保护。当然，所有保险监管当局都应该遵守职业保密制度，对其活动过程中，包括进行现场检查时所获得的信息保密。获得信息的监管当局如果准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提供信息的监管当局协商。至于被监管机构的信息被监管当局之间交流以后，是否应把监管当局之间沟通的情况通报给被监管机构，目前仍是讨论的问题，实践中往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关于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问题

在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在于确保金融集团内部有关机构的监管当局能够有效行使他们的职责，对这些机构是否得到审慎的监督和指导，以及主要股东是否对这些实体构成损害等问题做出评估。同时也可以促进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磋商和信息交流，从而实现有效监管。

（一）对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保险业务监管篇4

为了指导各国保险监管当局在监管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的国外业务经营时进行有效合作，以增强保险监管的有效性，让投保人和潜在投保人了解保险机构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于1999年12月颁布了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跨国业务的监管原则。

（一）任何外国保险机构都不得逃避监管。各国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没有任何保险机构逃避监管。在注意避免重复监管的同时，每一个监管机构都有义务确保其辖区内所有的外国保险机构均受到有效监管。

对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监管是有不同之处的，子公司一般应由东道国辖区监管，并受到东道国对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规章的约束。分支机构通常也由东道国辖区实施日常监管，但分支机构的偿付能力既可由母国辖区，也可由东道国辖区适用的条款来评估，东道国辖区的监管当局也可以借助母国辖区监管当局的评估结果得出自己的判断。

（二）所有国际保险集团和国际保险机构都应受到有效监管。在决定是否给辖区内外国保险机构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授予许可证或延长许可证时，东道国辖区监管当局需要对国外保险机构在母国辖区被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仔细评估，必要时须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这种评估应考虑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般监管原则和标准以及母国监管当局处罚条款限制与有效监管冲突的保险机构的能力。

传统的保险监管方式一般把重点放在对每个保险公司的单独监管上，因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保险机构不那么容易受到传染性连锁风险的危害，它们也不那么容易对大范围的金融体系造成系统风险，保险监管当局尽量对其辖区内设立的单个保险公司筑起一道“篱笆”，以便把它与同一集团的其它机构隔离开来。然而，当保险机构的母公司对其他保险机构或金融机构有实质性的参股时，在评估母公司和整个集团的财务能力时，把由于集团的存在而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考虑进去显得非常重要，如对偿付能力的可能、集团内关联交易、以及大额风险等。关于如何谨慎对待这种情况的讨论一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以及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论坛上进行着。

（三）设立跨国界保险机构应由东道国和母国监管者协商决定。当某一保险机构提出在国外建立新机构的申请时，东道国和母国监管当局之间进行的最初合作就开始了。批准许可证的过程为东道国和母国国监管当局提供了良好的合作机会，也为他们未来进一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东道国监管当局需要就许可证申请的某些方面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它在授予许可证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核实工作，以确保申请者的总部或母公司所在国的监管当局没有不同意见。这一过程为母国监管当局提供一个机会，使它能够把不同意其所监管的保险机构跨境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理由告知东道国监管当局，并可以建议东道国监管当局拒绝颁发许可证。东道国监管当局在没有得到母国监管当局的肯定答复，或在收到有保留的答复时，应考虑选择拒绝许可证申请、加大监管力度、或对授予许可证提出附加条件等，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将自己所采取的措施通报给母国监管当局。

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对那些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没有受到谨慎管理的国外保险机构，或者没有明确的母公司对其负责的合资公司进行许可审查时，应特别谨慎。是否授予许可证的最终决定，应由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非歧视性标准作出。同时，母国监管当局也应当掌握它们的保险机构所属的所有跨境机构的情况。

（四）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国外保险机构应该受到有效监管。是否允许国外保险机构在某一辖区提供跨境保险服务，通常涉及该辖区的。当消费者能不受任何约束，自愿寻求国外保险服务时，一般认为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当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时，东道国监管当局通常需要了解该国外保险机构在其辖区内推销保险产品的真实动机，并进行核实，以确保该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受到了谨慎的监管。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专门的许可证审核程序，或采用具体的安全措施，来保护本国投保人的利益。

如果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母国监管当局对确保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负有主要责任，而东道国监管当局则应非常认真地考虑母国监管当局对保险机构拟开展的跨境经营活动提出的保留或反对意见。母国监管当局如果认为其辖区内的保险机构没有充足的财务能力、或者没有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管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它就应该阻止该保险机构到境外推销其保险产品。

二、跨境保险活动相关国家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交流

如果监管当局之间相互信任，监管信息就可以在大致对等的基础上实现双向流动。在不断改进对国际保险机构和国际保险集团的监管的同时，还必须加强保险机构和监管当局之间、以及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交流。这样做的目的是针对实质性的监管措施，而不仅仅是交流一般的日常信息，所以母国和东道国监管当局对监管信息的需求也是各有侧重的。

（一）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母国监管当局主要希望能够及时、充分地得到保险机构总部或母公司的有关信息。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而又可以核实的报告体系，要求任何一个境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都应向其总部或母公司报告，而且还必须有满足特别信息需求的可行办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母国监管当局应要求保险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设在国外的机构应向总部或母公司定期提交综合性的报告，从而使得母国监管当局能够对该保险机构的总体财务状况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

如果东道国监管当局有理由怀疑某一外国保险机构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应主动通报母国监管当局，母国监管当局也应向东道国监管当局通报这些问题严重程度的详细情况，以引起它们必要的关注。然而，东道国监管者通常处于发现问题的最佳位置，因此应该主动采取措施。母国监管当局有可能希望对其国外保险机构上报的资料进行独立核实，当母国监管当局需要跨境检查时，东道国监管当局应当允许，并持欢迎态度。如果母国监管当局暂时不能进行跨境检查或者不拟启动跨境检查程序，它可以向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咨询，请求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该保险机构跨境活动的情况进行核实或做出评价。东道国和母国监管当局最好都能得到彼此所获得的信息。

一旦国外保险机构出现严重问题，东道国监管当局可以向其总部或母公司查询，也可以寻求母国监管当局的支持，以便提出可行的补救方案。当东道国监管当局决定撤消某国外保险机构的许可证或采取类似行动时，它应在可能的和适当的时候事先向该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发出预警。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征得母国监管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双方可以分担监管责任，并协调各自的监管活动。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向母国监管当局通报任何由于提供跨境保险业务活动引起的问题。

（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如果对母国监管当局对母公司或整个集团的审慎监管能力和政策措施有充分了解，那么东道国在对国外保险机构实施监管的效果就会更好。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向东道国监管当局通报对其保险机构跨境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监管措施，让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各种信息要求，如当地机构的业务活动范围、在集团内的作用和内部控制情况，以及东道国监管当局进行有效监管的其他相关信息要求。

当母国监管当局对某一特定辖区的监管标准有疑问，并因此而准备采取可能对该辖区国外保险机构产生重要的措施时，它应事先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沟通和协商。一般来讲，母国监管当局应尽可能地让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境保险机构保持信心。即使在敏感时期，如某一保险机构将发生产权变化或面临时，母国监管当局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充分沟通也会对双方都有利。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有关在东道国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保险机构的各种信息要求。

（三）信息交流的保密。能自由地进行监管信息的交流可以增强监管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当然，这种自由要受到一些旨在保护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的条件限制。不同辖区有不同程度的保密规则，这对监管信息的传递可能造成一定障碍。如果辖区的保密要求限制了不同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共享，或者有的监管当局不能对其他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予以保密，那么这些辖区的监管当局则应考虑着手审查其保密要求，总的原则是获得的信息只能用于与监管机构有关的目的；应允许信息双向流动，但不能要求信息的形式和详细特点严格对等；所传递信息的秘密性应受到保护。当然，所有保险监管当局都应该遵守职业保密制度，对其活动过程中，包括进行现场检查时所获得的信息保密。

获得信息的监管当局如果准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提供信息的监管当局协商。至于被监管机构的信息被监管当局之间交流以后，是否应把监管当局之间沟通的情况通报给被监管机构，仍是讨论之中的问题，在监管实践中往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

在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在于确保金融集团内部有关机构的监管当局能够有效行使他们的职责，对这些机构是否得到审慎的监督和指导，以及主要股东是否对这些实体构成损害等问题做出评估。同时也可以促进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磋商和信息交流，从而实现有效监管。

（一）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和主要

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是审慎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确保被监管机构得到审慎稳妥的管理和指导的责任根本上属于被监管机构自身，监管当局期望这些机构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经理、董事以及持股超过一定数额或者对业务有重大影响的股东能够达到监管当局提出的称职、适当以及其它要求。

一个有效和完整的机构运作机制应包括各种控制措施，以促进这些机构持续满足监管当局提出的称职、适当和其它方面的要求，并使得监管当局在必要情况下进行干预。对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在这些方面进行考察是监管当局为了确保被监管机构能够以稳妥和审慎的方式进行经营的常用监管机制。如果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不能达到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标准，监管当局一般可以动用各种制裁手段，促使其采取补救措施。

金融集团所属的不同机构，往往要分别接受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各监管机构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规定对管辖范围内的机构进行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考察。在行使他们的法律职责时，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应当进行积极的协调与沟通。监管当局在试图考察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时，金融集团不同的组织和管理结构可能会给他们的工作增加复杂因素，特别是当这些机构受监管范围之外的实体或个人影响较大时，问题更为突出。

称职性考察通常要评估经理和董事的才能以及他们完成岗位职责的能力，而适当性考察则主要是评估他们的品行操守。在确认能力方面，监管机构通常审核其正式的资格证书、以往经历和一贯表现。在评估品行和操守时，重点是犯罪记录、状况、因债务引起的民事诉讼、拒绝加入专业组织或被专业组织开除，其它相似行业监管当局的处罚，以及过去的不良商业行为。有关评估主要股东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的因素包括商誉、财务状况，以及他们的权益是否会对被监管机构构成负面影响。金融集团内处于监管范围之外的机构（通常处在被监管机构的上层）的经理和董事可以对被监管机构的许多方面造成重大影响，而且可以在控制整个集团内不同机构的风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上述因素导致了监管权限的一些问题，因为某一监管当局的权限往往不能延伸到集团内受其它监管机构监管的范围，或者集团内不受监管的机构。这个因素还引起了不同监管者之间分享有关某些个人的信息的困难，而且涉及到监管当局通常应该遵守的职业保密规定。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监管机构之间自由交换信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二）对金融集团中有关机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重要股东的称职和适当性考察的基本原则

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有关监管当局可以：

1.为了确保金融集团内的被监管机构能够审慎稳妥地经营，如果集团内其它机构的经理和董事能够对被监管机构的经营活动行使重大或控制性的影响，就应该对他们进行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的考察。

2.持股超过规定数额，并可能对被监管机构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应该满足监管当局提出的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要求。

3.称职及适当或其它资格考察应该在委任阶段进行，以后发生变化还需要重新考察。

4.监管当局期望被监管机构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持续达到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要求。根据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对被监管机构的影响程度和他们职责的不同，对他们的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的考察也有所不同。

5.如果一个经理或董事被认为对一个被监管机构经营能够实施重大影响，而且他曾经在集团内部另外一个被监管机构担任过经理或董事，那么监管当局应该在评估过程中咨询另外一个机构的监管者。

保险业务监管篇5

一、我国再保险业务偿付能力监管的趋势分析

从目前来看，我国再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趋势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引入重大保险风险判断标准判别再保险业务类型

我国再保险偿付能力监管重要趋势之一就是利用重大保险风险判断标准将创新再保险业务纳入监管。未来再保险业务偿付能力监管将以是否转移重大保险风险为标准，将再保险业务分为转移重大保险风险的再保险业务和未转移重大保险风险的再保险业务，又以再保险业务所转移的风险是否已经发生为依据将转移重大保险风险的再保险业务进一步区分为预期再保险业务和追溯再保险业务。由于这三类再保险业务转移的风险截然不同，因此，对这三类业务采用不同的监管措施，即允许按照会计准则中规定的原则正常认可预期再保险业务的损益、递延认可追溯再保险业务产生的收益和不认可未转移保险风险业务的损益。

2.差异化再保险业务偿付能力评估标准

再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另一重要趋势是考虑账龄、偿付能力和境内外等风险因素差异化制定再保险业务偿付能力评估标准。其中，考虑到境内外不同公司而制定不同的标准，主要是由于对境内保险公司监管的难度要低于对境外保险公司的监管，而对境内保险公司监管的充分性要高于境外保险公司，这就使得两类公司的再保险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化监管的发展趋势符合国际惯例，并可鼓励境外再保险公司在国内成立机构，增加我国再保险市场的主体。

3.加强再保险业务信息披露要求

再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重要趋势还体现在加强对再保险业务信息披露的要求。围绕再保险业务的重要决策、重大合同信息、重要交易对手风险信息及重大关联方交易等几个关键控制点，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加强再保险业务信息披露是实现再保险业务偿付能力监管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对我国再保险业务偿付能力监管趋势的评价

总体上，我国再保险业务偿付能力监管的趋势是加强了对再保险业务的风险防范。无论是细化再保险业务的判断标准、差异化再保险业务偿付能力评估标准，还是加强再保险业务信息披露的要求，都是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加强再保险业务监管。以再保险业务判别标准的细化而言，这一措施就可以更好地防范相关风险，保障保单持有人利益。纵观世界保险业，在曾经出现过的破产及指控质疑案件中，我们经常与财务再保险、有限风险再保险等创新再保险业务不期而遇。通常，带来风险隐患的创新再保险业务往往是以再保险合同的形式出现，但其所转移与承担的保险风险十分有限甚至为零，监管当局将此类产品作为传统再保险合同进行监管，掩盖了问题保险公司真实的经营成果和偿付能力状况，进而损害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因此，细化判断标准，辨别再保险业务转移风险的程度，进而实现对再保险业务的分类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考虑到创新再保险业务在中国发展的现状及可能前景，细化标准之后还可以及时将创新业务纳入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之中，对于防范此类再保险业务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从再保险偿付能力监管趋势的影响来看，毋庸置疑，监管新规势必改变现行监管行为，但不仅如此，此新规还会对保险会计实务产生重要影响。2006年2月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保险合同》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为“保险合同准则”）中初次引入了对保险合同及再保险合同所承担保险风险的判断。此次再保险征求意见稿所用重大保险风险的判断标准与保险合同准则中保险风险的判断标准之间存在“量”的区别，这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再保险合同的会计确认与计量，即，一些再保险合同可能是转移了少量保险风险，但这些保险风险不足以称之为重大，那么，依据现行会计准则这些合同的收益可以正常确认，而按照新的监管规定，这些合同的收益不被认可。显然，采用重大保险风险的判断标准细分再保险业务更符合国际惯例，因此，新的监管趋势将会对我国保险会计准则形成有益的补充，也势必对我国保险会计实务产生积极的影响。

保险业务监管篇6

会议审议通过并决定由国务院批转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一五”发展纲要。会议指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五”计划纲要实施5年来，残疾人事业取得了明显成绩，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更加和谐，残疾人状况得到改善，残疾人事业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会议要求，“十一五”期间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着力推进残疾人事业的发展。重点抓好以下工惟一是全面推进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工作。建立和完善社会化康复服务体系，实施康复救助工程，使更多的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二是切实保障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完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级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残疾人特殊教育体系，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保障符合国家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接受高级中等以上教育。三是切实做好残疾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全面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兴办福利企业，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扩大残疾人社会保险覆盖面。四是做好农村残疾人扶贫工作。加大扶贫力度，使1000万农村贫困残疾人基本解决温饱，并稳定提高经济收入。五是丰富和活跃残疾人文化、体育生活，加强残疾人事业的法制建设及无障碍环境建设，完善综合服务设施，提高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六是大力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充分开发社会资源，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残疾人事业。

5月31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保险业改革发展问题，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会议认为，近几年来，我国保险业改革发展取得了明显成绩，保险业务快速增长，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监管水平不断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也要看到，我国保险业起步晚，基础薄弱，覆盖面不宽，整体水平不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

会议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对保险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保险需求日益增强，保险的作用更加突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努力建设市场体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现代保险业。

会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险业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一)拓宽保险服务领域，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统筹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健全安全生产保障和突发事件应急保险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农业保险试点，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水平，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二)深化保险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三)加强和改善监管，防范化解风险。加快保险信用体系建设，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四)进一步完善保险法规政策，宣传普及保险知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会议认为，为了预防和减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是十分必要的。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6月7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研究改革和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问题。

会议认为，反垄断法是保护市场竞争，防止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目前，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的一些反垄断规定，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有必要制定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反垄断法，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持我国经济活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提供法律保障。草案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际有益经验，规定了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对垄断行为的调查处理等内容。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在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防治动植物病虫害、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适应加快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形势，要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的要求，加大改革力度，逐步建立起以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农业科研、教育等单位和涉农企业广泛参与、分工协作、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此，要改革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明确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承担的公益性职能，合理设置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理顺管理体制。要发展社会化农业技术服务组织，积

极稳妥地将可交由市场来办的一般技术推广和经营分离出来，鼓励其他经济实体依法进入农业技术服务行业和领域，参与基层经营性推广服务实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要加大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支持力度，保证履行公益性职能所需资金的供给。

会议强调，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事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全局，各地区要切实加强领导，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指导，完善措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6月14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近期经济工作。

会议认为，当前经济情况总体是好的，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工业持续快速增长，煤电运供需状况好转，企业效益继续提高，财政收支良好，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增长加快，消费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特别是结构性矛盾突出，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

保险业务监管篇7

随着国有企业重组兼并、倒闭，职工下岗、中断劳动关系、中断缴费情况大量出现，如何记录、保存每一位参保人员的缴费资料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及时开展社保业务档案管理工作，就会形成一种被动的工作局面。

1980年参加工作的李桂兰，今年已经46岁。1980年11月，李桂兰成为保定市水泥厂的一名正式职工。按照有关规定，1987年1月李桂兰参加了当地的养老保险。1998年李桂兰离开保定去了新疆打工。2009年，李桂兰从新疆特地赶回到保定市社保所查询以往的养老保险缴费情况。离开企业十几年，社保资料会不会遗失？社保所这里是否完整保留自己过去的参保记录？李桂兰的心里忐忑不安。来到保定社保所，档案员根据李桂兰的身份证输入名字后，几秒钟就查到记载李桂兰详细缴费情况的职工养老保险卡。李桂兰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下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保定市社保所依据李桂兰的养老保险卡，重新为她补办了养老保险手册，恢复了缴费情况。

2社会保险业务规范化管理

在保定市，类似李桂兰的情况非常的多，在养老保险手册丢失的情况下，保定市社保所通过历史资料的查询，为他们补办养老保险手册，保证其继续参保。

社保业务档案对参保人员十分重要，但是业务档案管理工作对社保经办机构来说还十分陌生。没有现成的样板，保定市社保经办机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抓库房建设、文件材料收集、归类、整理、立卷，使业务档案整理和立卷从不规范到规范，社保档案库房从无到有；业务档案内容由简单到丰富；并把业务档案管理工作列入长远规划、年度计划及有关人员的岗位职责中，把业务档案工作作为社保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年度目标，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组织、同考核。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档案目录全部实现电子化管理，从而使社保业务档案管理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规范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维护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真实、完整和安全，发挥档案的服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档案局》第3号令和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档案局《冀人社发2009（11号文件）》要求，我市社保所出台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办法》，同时对业务档案进行规范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推动社保业务档案管理工作进一步开展。

社保业务档案的规范化管理，不仅确定了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基础，而且有力地维护了参保人员的权益。保定市纺织厂等7家企业，由于在改制前欠缴职工养老保险费多。改制时，职工强烈要求其补缴历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通过查阅历年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分解表，社保机构为职工提供了这些企业历年欠缴的准确数字。企业补缴了历年欠缴的养老保险，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

3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的统一与标准化

社保业务档案是全面系统记录参保单位和参保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计发社会保险待遇的重要凭据。实现社保业务档案的规范化管理，保证社保业务档案的完整、安全和有效使用，直接关系到参保单位和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社保业务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关键在于实现管理的统一与标准化。

3.1统一业务档案管理工作制度。根据我市社保所下发的《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等七项业务档案管理工作制度，结合我所业务情况的实际需要，业务档案主要采取分级管理、便于查询、集中保管、确保安全的原则，做到有章可循、有制可依、有底可查，统一了业务档案管理工作制度。

3.2统一档案室标准。档案室是社保业务档案的“家”，统一档案室的标准至关重要。为此，保定市社保所建立了一个具有防火、防光、防尘、防盗、防潮、防高温、防污染、防有害生物等“八防”功能的档案室，基本实现档案库房、档案查阅、办公三分开，并配置与档案数量相适应的档案柜和档案密集柜、灭火器、温湿度计、空调、计算机等专用设备。

3.3统一规范整档。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档案局》第3号令，结合本所业务职责，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共分六类三十八项，以此规范全市社保经办机构业务档案的收集、积累、整理、保管、应用、查询服务工作。

保险业务监管篇8

当今世界是一个科技进步、经济管理方式不断革新的时代，保险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也在不断调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纷纷相互融合，业务相互渗透，逐步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但是就我国而言，完备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才得以确立不久.需要探索如何使国内目前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与国际的混业经营混业监管体制相协调一致，这正是研究我国保险监管战略调整的意义之三。

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保险经营方式的转变.需要探讨与此相伴的监管思路、法律体系、规章制度及监管机构体系等保险监管理念和内容能否适应形势的变化，这是研究我国保险监管战略调整的意义之四。

二、美、英、日三国保险业监管之比较

美国、英国、日本是当今世界保险业最为发达的三个国家。其保险监管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对美英日三国保险业监管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国保险业监管的转型与世界接轨。

(一)相似之处

1.都拥有较为独立健全的保险业监管体系。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日本，都建立了以政府监管机构牵头。社会中介机构监管和行业自律为辅、保险公司内控为基础的一整套完备的保险业监管体系。如美国联邦保险局州保险署、保险监管协会、保险评级机构组织控制委员会的coso模型，英国的贸工部、财政部。金融服务局、劳合社董事会，日本的大藏省，金融厅等组织。

2.保险监管法制化。三国保险监管均以完备立法的形式实行。美国务州有自己的保险法，备州保险局在州管辖范围内行使保险监管权，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保险投保人利益为主要监管内容，且各州保险法对承保过程的各环节都有严格的规定，充分体现了美国保险监管的广泛性和严格性。虽然美国各州的保险法多达55部，但在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努力下，内容上已无多大差别，各州法院通过对保险法的司法审查也发挥着一定的监管作用。英国现行保险立法是《保险经纪人法》、《1982年保险公司法》和与之有关的保险条例：《1983保险公司财务条例》、《1981保险公司条例》、《1983年劳合社保险条例》以及贸工部关于收费标准的法律文件《1990年保险公司法律费用保险条例》和《保险公司修改条例》，日本的保险立法主要是《保险业法》，包括对保险业的监督法规和有关经营者的组织及行为的规定。

3.保险监管的内容及方式大体相同。三国保险监管内容包括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保险合同、财务检查市场行为，其中核心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监管的方式大多采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方式。

(二)差异之处

1.监管体制不尽相同。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两级多头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都有权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美国联邦政府成立联邦保险局，，只负责联邦政府法定保险，如联邦洪水保险、联邦农作物保险等。根据《麦克云 佛戈森法案》。每个州都成立保险署并被赋予监管本州保险业的权力。美国联邦保险局与各州保险署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平行关系。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必须获得州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后方可在该州营业。为了对各州的监管进行协调，美国成立了全国保险监管协会，其主要职责是讨论保险立法和有关问题，并拟定样板法律和条例提供各州保险立法参考。英国采取的是一级监管体制。1997年以前金融业的监管由九个机构分别承担，其中的贸工部负责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其下属保险局负责对保险机构的监管。1998年金融服务管理局成立，将英国原有的八个金融机构合为一体，集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于一体。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再承担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责r”。日本属于集中单一的监管体制。大藏省是日本保险业的监管部门。大藏大臣是保险监管的最高管理者。大藏省下设银行局，银行局下设保险部，具体负责保险监管工作。由于日本金融危机加剧，金融机构倒闭频繁，为了加强金融监管，日本成立金融监管厅，接管了大藏省对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工作。后金融监管厅更名为金融厅，将金融行政计划和立案权限从大藏省分离出来。金融厅长由首相直接任命以确保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独立性。

2.保险监管基于的理念不同。美国的监管以严格的法律为基础。美国的两级多元、分权制衡的保险监管模式现实决定了美国对保险业的监管是建立在严格而完备的法律基础之上的。美国的联邦政府及州政府都有权制订相关的法律。全美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4个托管区均有自己的保险署.都有权通过立法调整州内的保险业。这些立法包括对保险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准备金率、保费率、保险资金运用、市场退出等监管范围都有严格的规定，各州保险公司都必须在严格遵守各州保险法律基础上实施日常运营。联邦保险公司按照联邦保险法律实施运营。英国的保险监管以高度自律为基础。英国的保险业发展历史悠久，自律管理的理念已深入保险行业。正是因为英国一贯存在高度的自律管理，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则采取了较为温和、宽松的方式，即政府监管部门只通过立法规定保险人偿付能力的最低标准和计算方法、保险人必须公开接受监督，其他则依靠行业自律。日本对保险业的监管则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实施。日本是保险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其保险监管却量具行政色彩。长期以来，日本的大藏省对国内保险行业实行严格的行政管制，保险业长期严格的市场准入约束.使得保险市场一直控制在少数保险公司手中，外资保险公司很难进入日本市场开展保险业务。

3.保险混业经营趋势下的混业监管体系不同。保险混业经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产、人寿险业采用子公司的形式相互渗透；二是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投资之间相互渗透。美国在1999年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美国进入了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的新时代。同时《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对新的监管模式作了如下规范：规定美联储为银行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人(umbrella regulator)，负责银行控股公司的综合监管.同时银行控股公司附属各类金融机构由功能监管人分头监管。即证券、保险，货币监理署等监管部门按业务功能分别负责监管银行控股公司的特定子公司。银行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也为实现混业监管定了基础，这样既可以适应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相互渗透、交叉的发展趋势，又可以避免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合理利用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r41。英国1997年10月以前.英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是按照分业模式进行的，其中保险监管是由当时的贸工部负责的，之后过渡到财政部。1999年1月1日再由财政部委托给新成立的金融服务局(fsa)，金融服务局由过去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等。8个行业的监管机构合并组成。现在fsa一共监管着全英国550多家银行，70家住房协会，650家信用合作社、270家友好合作社、820家保险机构、4100个财务顾问、1300家投资银行，1100家基金管理公司、8个市场及证券交易所等各类金融机构”，。至此，英国金融监管体系前后经过3年的调整期从分业走向了统一。英国统一监管模式强调用最节约和有效地使用资源的方式实行监管，减少了监管成本。日本在1996年11月以后也逐步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其金融业的监管一直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现在的金融厅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实行全面监管。

三、我国保险业监管的国际借鉴及战略调整思路

每个国家的保险监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保险业的发展历史长短有关。现代意义的保险业在我国是一种新兴产业，保险业监管历史较短，但是目前我国的保险业却面临着市场经济转型、加入世贸、国际化接轨等新的形势和背景，过去的保险监管在理念、目标、思路以及监管实践等方面与国际化、市场化格格不入甚至；中突。因此，当务之急应是借鉴一些国家保险监管的先进做法以灵活应对我国国情。

(一)保险监管理念应从依重行政监管转变为依靠法律来实施监管。从前述三国的保险监管理念来看，英国高度保险自律的传统在我国这样一个保险业新兴国家暂时还不存在，日本浓厚的行政监管却是我国正在所扬弃的。在实践中，美国的相关保险法规已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完善，日趋成熟，无论是在监管机制，监管内容，监管方式，监管责任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保证了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以完备的法律作为实施监管基础的理念，依靠完备的法律制度来加强保险业监管。但就我国目前实际情况而言，保险立法还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即将加入wto，外资保险机构的大量涌入将对我国保险业提出严峻挑战：其一，如何对外资保险机构进行监管?我国目前对外资保险机构监管的专门法规只有1992年《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缺乏全国性的、专门性针对外资保险机构监管的法规。并且《办法》的有些规定明显和wto规则与我国入世的承诺不相符合，还有一些条文与其后制定的保险法不相协调，造成内外资保险监管法规的不统一，其二，保险法的一些规定，如偿付能力监管、再保险监管、保险投资监管、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和保险违规的处罚等如何落实。对此，保险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又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或实施细则，在保险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这些都表明，我国的保险监管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我国要加快制订保险业法的步伐，把所有的业务都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如制定有关保险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的法律，以免造成法律的空白；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全方位地对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进行规范；完善保险监管责任制，进一步量化保险监管工作目标，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促进保险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增强责任意识，提高监管水平，避免无作为和越权行为的发生；保险监管机构要与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建立稳定的磋商制度，把保险执法逐步纳入国家法律体系。

保险业务监管篇9

美国、加拿大对保险业监管模式的转变体现在：1.从分业监管模式向混业监管模式转变。1999年美国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取消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之间的界限，美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代结束，金融监管也开始向混业监管转变。加拿大的保险业监管也走上了综合化的道路。2.从市场行为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转变。传统的保险监管主要是市场行为监管，也就是对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监管，重点是对市场行为准入、业务行为、保单设计等经营实务的监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加两国开始从市场行为监管转向偿付能力监管，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为监管的目的。3.从严格监管向松散监管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监管，从严格走向松散。传统的严格监管以稳定作为保险监管的唯一目标，但现在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明显，市场竞争激烈，业务扩张和效率提升成为保险业发展的关键。因此，保险监管的单一稳定性目标受到挑战，开始向多维目标，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和扩张性目标转变。

三、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发展趋势

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未来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方向。近年来，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偿付能力监管。美国将偿付能力作为保险业监管的主要任务。通过综合性的实际评估，判断保险机构实际偿付债务的能力，从根本上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2.加强保险业信息化建设。美国、加拿大保险业都拥有十分先进和发达的保险信息系统和庞大的数据库。美国保险信息化系统主要由市场信息系统和监管信息系统两大系统组成。市场信息系统主要对保险公司的市场数据进行收集、转送和处理以及保险市场的监测，为保险监管提供必要信息。监管信息系统通过对财务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为保险监管机构提供有关保险机构偿付能力等方面的依据。3.金融混业经营发展趋势明显。美国于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公司混业经营。金融混业经营正在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但美国、加拿大在金融混业经营的监管机构上存在差异：美国设置的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双重的监管机构，而加拿大成立了单一的联邦政府监管机构。尽管如此，但他们都履行混业经营条件下的金融监管职责。

四、动态财务分析在美国、加拿大保险监管中的应用

动态财务分析在美国、加拿大保险监管中不仅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1.动态财务分析在美国保险监管中的应用。自1995年，美国财产和意外险精算协会(CAS)了《动态财务分析手册》，鼓励财产和意外险公司进行动态财务分析。这一手册为指导性质，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但考虑到动态财务分析的前瞻性和全面性以及保险监管动态化趋势，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也正在考虑要求保险公司实施动态财务分析。

2.动态财务分析在加拿大保险监管中的应用。加拿大精算协会(CanadianInstituteofActuaries)率先提出寿险公司的动态偿付能力测试指导文件。1992年的保险公司法要求各保险公司以动态偿付能力测试的结果为基础编制保险公司的财务前景报告。1998年，加拿大金融监管机构要求所有保险公司从1999年开始按照加拿大精算协会的《动态资本充足测试手册》进行动态资本充足性测试，将动态财务分析的应用扩展到非寿险公司。

五、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发展对中国保险业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比较，可以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就越需要保险业有相适应的发展。目前，中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险业对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改革和稳定有着极大的作用空间。但现阶段中国的保险业还处在初级阶段，整体规模小、发展水平低，无法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为国家和人民分忧解难。因此，中国的保险业应立足于国情，吸收和借鉴美国和加拿大保险业发展的经验，尽快将保险业做大做强，为建设和谐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加强中国保险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开放金融市场，意味着中国保险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应该与国际惯例接轨，使中国保险市场向规范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2.注重发展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全面发展和谐社会服务。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由政府保障、雇主保障和雇员保障三个支柱共同构成。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和提供担保等方式支持第二和第三支柱的快速发展，避免了由政府承担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进，需要构筑多层次、立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商业保险完全可以在健康、医疗和长寿险等方面为公众提供更高层次的保险保障。加快研究商业保险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程中的角色定位。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保障、医疗保险政策措施，发挥保险业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3.发挥保险业在应对社会突发性事件中的作用，使保险业成为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加拿大对重大灾害事故的经济补偿主要是由商业保险提供，保险业支付的赔款与灾害造成损失的比例为：1∶5；在中国该比率为：1∶100，其重大灾害的损失基本是由政府财政来承担，保险业在分担政府社会管理责任和减轻财政负担方面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应加快研究将商业保险纳入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中，建立起洪水、地震等巨灾保险制度，从制度和机制中推动保险业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4.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根据美国、加拿大的经验，它们都是根据本国发展经验和具体国情来确立各自的监管模式，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目前，中国的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分业监管模式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金融业发展的水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强监管机构间的交流合作与协调，对金融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信息交流与政策沟通，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推进中国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

5.政府给予保险业必要的政策支持，促进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美国保险业的发展经验表明，保险业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在其发展初期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是必要的。中国现阶段国民的保险意识不强，保险业基础薄弱，在保险业发展初期，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更显得尤为重要。

6.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解决保险费收入快速增长与保险资金不能有效利用的矛盾。美国、加拿大保险业的资金运用较为宽松，保险业的经营主要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摊其经营风险。保险公司以投资收益弥补承保业务的亏损，进而实现国内公司的盈利。目前，中国保险业出现保险费收入快速增长与保险资金不能有效利用的矛盾，已成为制约保险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利于化解和防范保险公司存在的经营风险。建议考虑在遵循《保险法》的前提下，有序放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允许保险资金参与国家重点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放开保险资金的外汇交易和投资渠道，以活跃外汇市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7.重视信息技术在保险业的运用，提高保险业信息化建设水平。美国、加拿大保险监管的信息化程度很高，通过市场信息系统和监管信息系统，将整个保险市场的运行情况快速地反映在监管信息系统平台上，并将保险公司运行、被保险人信用状况等数据信息及时公布，促进了保险公司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协调，提高了保险信息的透明度、偿付能力和监管效率。目前，中国保险业信息化建设正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保险数据传递和分析的通用平台、健全网络，保险信息透明度不高，缺乏保险信用体系和相关的制度建设。因此，建议中国保险业应积极致力于统一保险业信息化平台，完善保险业信息披露机制，健全保险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努力提高保险业监管的信息化水平，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促进保险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8.建立偿付能力监管机制。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的保险业发展趋势来看，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所谓偿付能力就是指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保险责任的经济补偿能力。由于保险双方权利义务在时间上存在不对称性，倘若保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甚至破产，而保险合同尚未到期，被保险人将失去保险保障，蒙受经济损失，那么保险监管的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的目标就不能实现。因此，必须强调偿付能力监管，这已经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行为标准，当今许多国家都将偿付能力作为其监管的目标和理念。中国保险监管也应遵循国际原则，适应世界潮流，确立偿付能力监管的新理念，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9.完善市场行为监管。在强调偿付能力监管的同时，需要完善市场行为监管。虽然中国的保险事业在最近20多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毕竟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较大差距。在现阶段完全放弃市场行为监管是不现实的，必然会造成保险市场的混乱，导致无序竞争。因此，还应该完善市场行为监管，但要转换思想，应着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信息传导机制，逐步放开对保险费率和条款的管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民族资本进入保险市场，为保险监管从严格监管向松散监管创造条件。

10.加强中国保险监管委员会、证监会和银监会的合作。混业监管是国际金融业监管的大趋势。中国在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的情况下，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必要的。但目前证券、银行和保险之间联系紧密，相互之间有资金流动，这就要求三家监管机构进行协调与合作，共同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11.重视行业自律，起到监管辅助作用。国际上十分重视行业自律，这是保险监管的重要辅助力量。中国虽然已经成立了保险行业协会，但是自律机制尚不健全，还没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如制定行业规章、经验交流等，使其更好地起到监管辅助的作用。

12.中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美国国会通过《1999年金融服务法案》，世界上经历时间最长的分业模式被解除了。而我们看到，在其法案通过之前，美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还是相当紧密的，资本市场成为银行、货币市场及保险市场的核心和在一定管制约束下的联结纽带，其分业经营仅指金融机构的分业。美国金融业管理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完全可以成为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借鉴。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潮流下，美国在21世纪来临之前采取了顺应潮流、增强本国金融竞争力和改善客户服务的金融混业模式。而在中国加入世界经济金融大竞争、大循环之际，增强本国金融业的竞争及服务能力、培育强大的资本市场也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由于中国实行的是较美国更全面的分业经营，不仅是金融机构分业经营，而且是金融市场分割而治。因此，中国金融要深化改革，先应逐步打通金融市场间隔的现状，建立起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然后再建立起综合金融服务的混业模式是切合国际及中国金融发展需要的。

13.进行监管制度的创新，把更多的监管力量放在监控保险业的风险上。引进最低偿付能力标准制度，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实行预先警戒。借鉴银行业风险资本管理方式，对保险市场实行风险基础监管(RBA)，以适应一体化的金融监管形势。各国都在进行监管制度的创新：美国采用了风险资本金(RBC)、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财务分析偿付能力跟踪系统(FAST)及现金流量测试等手段，加大对保险市场的监控。加拿大开发出一套以风险评估、分级对待的动态监管体系。

14.完善保险业监管财务报告报送制度。财务报表是监管部门对保险业实施监管的信息基础，通过提高财务报表的分析质量，利用设计科学的报表指标体系，对保险业进行全面的及时的风险监管。要达到利用财务报表实施监管的目的，必须做到：(1)培养专业的分析人才，适时、有效地设计评估指标体系，并对保险业财务报表进行评估。(2)充分利用网络和IT技术，开发财务报告评估系统，对报表进行适时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将风险抑制在萌芽时期。

[摘要]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保险业将面临来自全球的竞争，传统的以市场行为合规性为核心的严格监管模式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偿付能力的监管则是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美国、加拿大是保险业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研究和借鉴美国、加拿大保险业发展中的可取之处，有利于促进中国保险业的国际化进程，同时对加速中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和中国保险业监管模式的改革也有所启示。

[关键词]美国、加拿大保险业；发展；启示

参考文献：

[1]TrieschmannCustavson.RiskManagementandInsur-ance，South-WesternCollegePublishing，Tenthedition，1998.

[2]林宝清，施建祥.论西方保险监管模式变革与我国保险监管模式选择[J].金融研究，2003，(6).

保险业务监管篇10

1.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以19四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标志，全球金融业务日益向混业经营方向转变，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保险监管模式也日益朝着混业监管的方向演变，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如英国已经通过改革建立起统一的监管框架，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包括保险公司为主干企业的金融服务公司，统一由金融监管局的一个集团公司部监管，而对单一保险公司，则仍然由保险监管部监管；日本的金融大爆炸改革也维持原有的统一监管结构，只是成立新的金融监督厅行使统一监管职能而已。

2.从市场行为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转变。传统的保险监管主要是市场行为监管，即对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监管，重点是对市场准入、业务行为、费率厘定、保单设计等经营实务的监管。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步从市场行为监管转向偿付能力监管，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为监管目的。所谓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在发生超出正常出险概率的赔偿和给付时所具有的经济补偿能力。保险监管部门通过对保险企业偿付能力的有效监管，可以及时了解保险公司的财务情况，及时提醒偿付能力不够充分的保险公司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以切实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如英国于1982年颁布了新的《保险公司法》，特别强调了偿付能力监管问题，并规定经营不同业务的保险公司有不同的偿付能力额度；美国的NAIC于1994年提出了以风险资本为基础（RBC）的偿付能力监管要求，并制定了一套量化监管指标；日本于1996年颁布了《新保险业法》，明确将保险监管工作重点由市场准入的严格审批转向对保险人偿付能力的管理，注重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

3.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机构监管是指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监管机构拥有各自职责范围，无权干预其它类别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功能性监管是指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无论这个活动由谁从事，其目的是提高流程的秩序和效率（美前财长RobeaRubin）。功能监管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裴光，2002）。在金融混业经营越来越流行的今天，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传统业务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金融机构功能的一体化和业务交叉使传统的机构监管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因此，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已是现实的客观要求。从保险监管角度来看，采取功能监管方式对处于混业经营中的保险业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4.从严格监管向松散监管转变。从西方国家来看，150多年前，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朝着正向强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出现了改革势头，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其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刘友芝，2001）。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严格监管是以稳定性作为保险监管的惟一目标，但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的不断深入，导致金融保险业务的相互交叉，使得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务扩张与效率提升成为保险业发展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保险监管的稳定性目标，并对保险监管目标加以修正，由单一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目标，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和扩张性目标。其中，效率目标是第一性的，它是实现保险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目标和长远扩张性目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放松保险管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的必然选择。

二、严格监管和松散监管：西方实践

1.美国为代表的严格监管模式。

严格监管模式是一种传统的监管模式，在这种监管模式下，所有保险活动的过去和现在都受到全面监管，包括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保险条款、费率条件、保单利率、红利分配、一般保险条件等均有明文规定，并在投放到市场前受到监管部门严格和系统的监管。美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美国的保险监管职责主要是由各州的保险监督局承担，其最高领导是保险监督官，由所在州的州长任命，对州长负责，全国共有保险监管人员1.4万名左右。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保险监管机构，相对独立的各州对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和条款费率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和方式不尽相同，随着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地跨州经营业务，各州不同的规定和监管方式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加强各州保险监管协调的呼声越来越高，成立于1871年的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在协调各州监管行为方面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NAIC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各州的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市场进行监管，协调各州的保险监管方式，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高效率的监管。

美国各州的保险监管内容虽有差异，但归纳起来通常有四个方面：偿付能力监管、保险合同（保单和费率）监管、财务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了做好偿付能力监管工作，NAIC于1994年提出了以风险资本为基础（BBC）的偿付能力监管要求，代替了原来各州实行的最低资本要求的监管制度，并制定了一系列监测指标，目前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基本采用了这套指标。在保险合同的监管上，对于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可以自行设计保单和厘定费率，但前提是公司采用的保单和费率必须符合所在州的有关规定；而对人寿和健康保险公司，他们必须按照规定将其要出售的新保单报经本州保险监督局批准或备案才能实施。而且，如果这种产品含有证券特性，还应当报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在财务和市场行为监管方面，监管部门通常实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两种，现场检查主要是监管者亲自光临保险公司，检查公司财务状况是否健全，会计账簿是否完整，内部管理是否完善，是否公正对待其客户，能否遵守各项有关承保、销售、广告和理赔方面的法规。非现场检查是监管机构的日常工作，要求所有在美国注册登记的国内外保险公司均要向NAIC报送季度和年度财务报表，以供NAIC不断扩充各个保险公司的财务数据库，并将格式化后的数据反馈给各州保险监督官，以便各州保险监管机构运用标准化程序分析本州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并提早发现问题，采取适当措施，处理有问题的公司。

除美国外，德国和欧洲一些大陆国家也实行这一模式。德国的监管内容主要有：（1）统一保险契约和危险分类，对契约实行标准化管理。（2）费率控制，所有保险公司都必须按监管部门规定，确定各自费率，其中风险保费由行业平均损失率确定，预计管理费用由前年的结果来确定，佣金不得超过保费的11%.（3）利润控制，保险企业利润率不得超过总保费的3%，超过部分要返还给被保险人。（4）偿付能力控制，做法与英国基本相同。

2.英国为代表的松散监管模式。

松散监管模式是一种强调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而相应地放松对保险产品、保险费率、保险业务甚至市场准入条件的约束。英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1997年10月以前，英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是按照分业模式进行的，其中保险监管是由英国贸工部负责的，但从1998的1月起，保险监管职能由英国贸工部临时过渡到财政部，然后由财政部采取签署合同方式，将保险监管职能从1999年1月1日起委托给新成立的英国金融服务局（FSA），金融服务局是由过去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等9个行业的监管机构组成。

英国的保险监管是以偿付能力为中、b的。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业的管理强调保险公司的自律性，除保证偿付能力外，保险监管机构不对保险公司的具体经营、费率制定和业务状况作特别规定。1982年通过的《保险公司法》规定，所有在英国营业的保险公司均应保持足够的偿付能力，必须定期向监管机构提交和向公众公布其详尽的财务信息。英国对最低偿付能力的要求是：对于非寿险业务，不得低于公司每年净保费收入的16%或当年保险赔款额的23%；对于寿险公司来讲，最低偿付能力为公司负债额的4%加上风险资本额（即保额与责任准备金之差）的0.3%.对于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英国保险监管部门处罚时从不手软的。如果保险公司发生偿付能力不足或财务不健全的情况，FSA会要求保险公司提供更详尽的信息，包括按季度送报表和随时提供投资、业务活动情况、精算报告等项内容，甚至停止承保新业务。这种监管机制有效地保证了保险监管的及时、准确、到位，而且便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英国保险监管机构重视对保险公司信息的披露，他们认为，向社会公开的保险公司信息越多，越能帮助投保人正确选择保险公司以转嫁风险，越能减少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保险监管部门每年都向社会公开保险公司报送的保险监管报表，凡是需要了解保险公司信息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自行查阅。

从英美保险监管模式来看，无论是美国的严格监管模式还是英国的松散监管模式，都强调了偿付能力监管的重要性。相对于松散监管模式而言，严格监管在市场准入、产品质量和经营行为方面有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保证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健和保险业的声誉。但松散监管在一定条件下更有利于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因此，各国保险监管模式的选择是要根据本国的国情传统和现实变革需要来确定。

三、我国保险监管模式选择：折衷模式

我国的保险监管历史较为短暂，1995年保险法的颁布使我国保险监管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与西方宽松的保险监管相比，我国现阶段的保险监管从整体上看仍然属于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但又不同于美国的严格监管模式，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1）强调分业监管，忽视混业监管。我国于1995年开始形成的金融分业经营体制，与之相适应，我国金融监管就形成了证监会、保监会和新近成立的银监会三足鼎立之势，各司其职，这虽然有利于防范我国金融业管理水平不高情况下因混业经营而产生的金融风险，但由于相互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在银行、证券、保险之间业务往来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这种忽视混业的监管体制显然是一种低效率的监管。（2）重视市场行为监管，忽视偿付能力监管。长期以来，我国的保险监管基本上是市场行为的监管，重点监管费率厘定、险种设计等经营实务，偿付能力监管十分薄弱，缺少相应的监管技术和能力。由此造成许多保险公司忽视业务质量的提高，疏于成本费用的控制，偿付能力隐患很大。（3）追求稳定性目标，忽视效率目标。我们现行的保险监管模式是建立在稳定性目标之上的，对保险企业的监管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广，而且限制性很强，如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产寿险不得兼营，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和费率由保监会统一制定，保险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和金融债券等等。虽然表面上看，保险企业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但由于严格的市场准入而缺乏竞争，条款费率的统一制定而缺乏创新，严格的投资范围限制导致资金运用低效率，这都使得我国保险业的效率极其低下。而且，在缺乏效率情况下，内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长此以往，保险体系的稳定性也会遭到严重威胁。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竞争加剧，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日益明显，传统的保险监管模式难以满足开放条件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必然要向国际通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过渡，但在一系列约束条件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我国现阶段的保险监管模式应该采取：以偿付能力监管为主、兼顾市场行为监管的折衷监管模式。

保险业务监管篇11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是对美国保险业执行监管职能的部门。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由美国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4个美国属地的保险监管官员组成。该协会成立于1871年，其目的是协调各州对跨州保险公司的监管，尤其着重于对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监管。同时，该协会也提供咨询和其他服务。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重监管制度有其历史渊源。1869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保罗诉弗吉尼亚州”案件的判决认定了各州享有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的权力。1944年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诉东南保险者协会”一案中在事实上了它先前在1868年的判例，意味着联邦权力可以介入对保险业的监管。1945年的“麦克兰—富格森”法案一方面宣布国会承认各州对保险业监管的现行体制和法律，另一方面宣布某些联邦法律将介入对保险业的监管。

美国保险监管体系有其独特之处，州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各州都设一名保险专员，具体负责对州内经营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费率和市场行为进行监管。根据有关规定，所有美国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必须在至少一个州登记注册，并接受所在州和有营销业务的州的监管。

偿付能力监管是核心

美国保险监管主要包括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偿付能力监管的目的是确保保险公司有财力兑现自己的保险承诺；而市场行为监管是为了保证价格、产品和交易情况合理公正。美国主要通过资本充足性监管来间接控制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传统的监管方式是由各州保险法规定设立保险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和盈余标准，当保险公司的资本和盈余达不到本州规定的最低标准时，监管机构就会进行干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保险公司破产案例的不断增加，使有效预防和及时识别保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成为保险监管者的首要目标。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针对人寿／健康保险公司和财产／意外保险公司实施了风险资本标准（Risk-BasedCapitalStandards），即根据公司规模和风险状况来评估资本和盈余的充足性。

风险资本比率是总调整后资本与授权控制水平对应的资本数额之比。风险资本比率的计算公式为：

总调整后资本

风险资本(RBC)比率＝─────────

θ×风险资本总额

监管机构一般根据风险资本比率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根据RBC比率的具体值，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确定了四个不同层次，要求有关监管者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授权控制水平”是一个主要的参考标准，它等于系数θ与风险资本总额之积。干预层次分别为：

1）保险公司行动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200%时，保险公司必须向保险监督官提交一份方案，对其财务状况作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

2）监管部门行动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150%时，保险监督官必须对其进行审查，如有需要，还可以提出改进措施。

3）监管部门授权控制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即100%时，保险监督官可以依法对其进行整顿或清算。

4）强监管部门强制接管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70%时，保险监督官必须对其进行接管。

对保险费率的监管

保险费率通常是通过自由竞争的机制确定的，自由竞争在保险种类费率的确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9世纪以来，某些保险种类的费率已经或多或少受到政府的管制，成为政府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的重要领域。1944年以后到上世纪60年代以前，保险费率受到普遍的管制，主要的管制方式是事前审查和批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年代以后，对保险的监管进入重新评估阶段。这个阶段，由于利率的波动，保险人对保险费率的严格监管表示不满。特别是70年代末，由于利率较高，保险人的投资收益可观，保险人通常订立较低的保险费率，只收取很少一部分保险费，就可以满足赔偿的要求，获得利润。但是80年代以后，随着利率的回落，原先低的保险费率无法满足赔偿的要求，保险人要求提高保险费率以保证赔偿，而以往的法律对保险费率的限制使保险人无法自由确定保险费率。在这种情况下，对保险费率的监管出现了分歧。

保险业内人士以及部分的保险监管机构认为，保险人应该不用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只需要向监管机构提出报告备案，就可以自行决定保险费率。纽约等州从60年代末开始放开管制。几乎同时，这些公布新的法律（这些新的法律被称为“公开竞争”的法律）的州，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议案，要求对保险费率进行严格的监管。这种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完善的保险信息系统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建立和维护一个全国范围的、关于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数据库，各州的保险监管部门以及其他的数据使用者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获取信息。数据库信息包括近5000家保险公司最近10年的年度财务信息以及最近两年的季度财务信息，其中某些年度信息数据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期。

每个州保险监管部门的计算机都与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网络相连。协会的财务数据库在帮助各州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控和进行其他金融分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各州保险监管者及协会官员可通过各类应用系统取得数据，并制成规范报告或税务状况报告，以满足特定的要求。此外，协会还拥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监管信息追溯系统”（RegulatoryInformationRetrievalSystem，RIRS）和“特别行动数据库”（SpecialActivitiesDatabase，SAD），这两个数据库使监管者掌握个人或保险公司因涉嫌违法或违规交易而受到检查的信息。作为“监管信息追溯系统”和“特别行动数据库”的补充，协会还开发了全国客户投诉数据库、关于保险公司职员及经理的数据库以及一个总系统。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监管目的是尽早发现出现财务问题的保险公司，并及时采取措施，将其迅速地从财务困境中解救出来，以保证投保人和股东的权益。统一财务报告制度、审计制度和制订财务标准是协会执行监管的前提。

[NextPage]

各州的保险监管机关在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的工具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评析，以避免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发生。这些工具主要包括：保险监管信息系统、财务分析与偿付能力跟踪系统、基于风险的资本监控系统以及各种常规、非常规的现场稽核。

每年，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用保险公司提供的法定年度财务报表计算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指标，应用IRIS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使监管者从被监管对象中发现需要重点监控的目标。依据财务报表信息对指标进行计算的过程被称为IRIS统计阶段。所有的美国寿险公司每年的财务报表都要经过IBIS统计阶段。如果对某一特定的保险公司，其IRIS结果显示极为异常，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首先会将此结果通报该公司注册地所在州的主管机关，以及该公司开展业务活动的其他各州。因此，如果IRIS结果不佳，通常意味着要受到所在州保险监督机关的进一步调查，但协会并不建议公司所在州将IRIS结果作为评估该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的惟一依据。协会通过确定IRIS指标体系，达到了对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定量监管和预警的目的。

公司内部控制、行业合作组织与保险评级机构

美国各大保险公司都实行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由美国几家大的保险公司首先接受的组织控制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s，COSO）模型，已成为美国保险业进行内部控制的基准。COSO模型描述了环境控制、风险估计、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以及监控等五种相互关联的控制因素，它们植根于企业控制的经营管理过程中。

在美国保险市场上不仅有费率厘定、公共关系、职业教育方面的行业合作组织，而且还有很多业务上的合作组织。这些合作组织的存在不仅提高了保险业的总体技术水平，促进了保险保障质量的提高，而且是保险监管的有益补充。

美国的保险评级机构在为保险客户和保险公司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完善保险市场和监管，促进保险业的公平竞争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保险评级机构把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转换成易于理解的各种等级以反映保险公司的实力。对于保险消费者来说，保险评级机构为他们选择保险公司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服务。企业和政府机构决定与哪家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也同样要参照和使用这些评级结果。保险评级机构除了评级之外，还对保险业的一些相关问题（如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保险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等）进行调查研究，为保险监管机构提供相关资料和政策建议，为其客户提供相关的保险咨询和顾问服务。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功能对保险市场的监督，为保证保险业的有序运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金融混业经营下保险监管的新变化

1999年美国颁布了Gramm-Leach-BlileyAct（GLB）法案，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银行业与保险业、证券业之间的壁垒，允许组建“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控股公司内部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向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相应地，美联储被赋予伞型监管者（UmbrellaSupervisor）的职能，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监管者。在伞型监管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类分支机构和非银行分支机构仍分别保持原有的监管模式，即前者仍接受原有银行监管者的监管，而后者中的证券部分仍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保险部分仍由州保险监管署（SIC）监管，SEC和SIC被统称为功能监管者。

GLB法案对美国保险监管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法案规定联邦储备委员会是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最高监管部门，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采取监管行动。但法案同时又规定各类金融子公司在实质上仍然受原来的监管部门监管，如证券子公司和保险子公司仍分别由美国证监会和各州保险监管局进行实质性监管。

法案的这一规定冲击了美国长期实行的分业监管体制，使联邦银行体系监管机构介入到保险和证券监管当中，从而使监管冲突成为可能。尽管GLB法案中包含解决监管冲突章节，因各自保护的对象不一样，出现监管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成为金融控股公司中的一员，美国各州保险监管局的独立监管地位将发生动摇。

法案出台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立刻意识到相互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为了避免重复监管，减轻被监管者负担，美联储的部分大区行开始加强与功能监管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如成立论坛、签订合作备忘录等，保险监管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加强了沟通，以强化对控股公司和关联交易的监管。

在法案颁布前，保险业与证券业已经开始了混业经营，法案的颁布更刺激了银行业与保险业的资本融合。曾经实行专业化经营的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金融服务业兼业经营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这种融合趋势必将导致新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经营行为创新，使以保险监管为主业的美国的保险监管部门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和监管对象，不得不将监管的视野扩大到保险公司以外的整个金融市场。

美国保险监管的借鉴意义

保险业务监管篇12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是对美国保险业执行监管职能的部门。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由美国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4个美国属地的保险监管官员组成。该协会成立于1871年，其目的是协调各州对跨州保险公司的监管，尤其着重于对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监管。同时，该协会也提供咨询和其他服务。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重监管制度有其历史渊源。1869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保罗诉弗吉尼亚州”案件的判决认定了各州享有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的权力。1944年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诉东南保险者协会”一案中在事实上了它先前在1868年的判例，意味着联邦权力可以介入对保险业的监管。1945年的“麦克兰—富格森”法案一方面宣布国会承认各州对保险业监管的现行体制和法律，另一方面宣布某些联邦法律将介入对保险业的监管。

美国保险监管体系有其独特之处，州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各州都设一名保险专员，具体负责对州内经营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费率和市场行为进行监管。根据有关规定，所有美国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必须在至少一个州登记注册，并接受所在州和有营销业务的州的监管。

偿付能力监管是核心

美国保险监管主要包括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偿付能力监管的目的是确保保险公司有财力兑现自己的保险承诺；而市场行为监管是为了保证价格、产品和交易情况合理公正。美国主要通过资本充足性监管来间接控制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传统的监管方式是由各州保险法规定设立保险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和盈余标准，当保险公司的资本和盈余达不到本州规定的最低标准时，监管机构就会进行干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保险公司破产案例的不断增加，使有效预防和及时识别保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成为保险监管者的首要目标。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针对人寿／健康保险公司和财产／意外保险公司实施了风险资本标准（Risk-BasedCapitalStandards），即根据公司规模和风险状况来评估资本和盈余的充足性。

风险资本比率是总调整后资本与授权控制水平对应的资本数额之比。风险资本比率的计算公式为：

总调整后资本

风险资本(RBC)比率＝─────────

θ×风险资本总额

监管机构一般根据风险资本比率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根据RBC比率的具体值，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确定了四个不同层次，要求有关监管者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授权控制水平”是一个主要的参考标准，它等于系数θ与风险资本总额之积。干预层次分别为：

1）保险公司行动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200%时，保险公司必须向保险监督官提交一份方案，对其财务状况作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

2）监管部门行动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150%时，保险监督官必须对其进行审查，如有需要，还可以提出改进措施。

3）监管部门授权控制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即100%时，保险监督官可以依法对其进行整顿或清算。

4）强监管部门强制接管水平。当保险公司的资本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70%时，保险监督官必须对其进行接管。

对保险费率的监管

保险费率通常是通过自由竞争的机制确定的，自由竞争在保险种类费率的确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9世纪以来，某些保险种类的费率已经或多或少受到政府的管制，成为政府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的重要领域。1944年以后到上世纪60年代以前，保险费率受到普遍的管制，主要的管制方式是事前审查和批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年代以后，对保险的监管进入重新评估阶段。这个阶段，由于利率的波动，保险人对保险费率的严格监管表示不满。特别是70年代末，由于利率较高，保险人的投资收益可观，保险人通常订立较低的保险费率，只收取很少一部分保险费，就可以满足赔偿的要求，获得利润。但是80年代以后，随着利率的回落，原先低的保险费率无法满足赔偿的要求，保险人要求提高保险费率以保证赔偿，而以往的法律对保险费率的限制使保险人无法自由确定保险费率。在这种情况下，对保险费率的监管出现了分歧。

保险业内人士以及部分的保险监管机构认为，保险人应该不用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只需要向监管机构提出报告备案，就可以自行决定保险费率。纽约等州从60年代末开始放开管制。几乎同时，这些公布新的法律（这些新的法律被称为“公开竞争”的法律）的州，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议案，要求对保险费率进行严格的监管。这种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完善的保险信息系统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建立和维护一个全国范围的、关于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数据库，各州的保险监管部门以及其他的数据使用者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获取信息。数据库信息包括近5000家保险公司最近10年的年度财务信息以及最近两年的季度财务信息，其中某些年度信息数据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期。

每个州保险监管部门的计算机都与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网络相连。协会的财务数据库在帮助各州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控和进行其他金融分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各州保险监管者及协会官员可通过各类应用系统取得数据，并制成规范报告或税务状况报告，以满足特定的要求。此外，协会还拥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监管信息追溯系统”（RegulatoryInformationRetrievalSystem，RIRS）和“特别行动数据库”（SpecialActivitiesDatabase，SAD），这两个数据库使监管者掌握个人或保险公司因涉嫌违法或违规交易而受到检查的信息。作为“监管信息追溯系统”和“特别行动数据库”的补充，协会还开发了全国客户投诉数据库、关于保险公司职员及经理的数据库以及一个总系统。

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监管目的是尽早发现出现财务问题的保险公司，并及时采取措施，将其迅速地从财务困境中解救出来，以保证投保人和股东的权益。统一财务报告制度、审计制度和制订财务标准是协会执行监管的前提。

各州的保险监管机关在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的工具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评析，以避免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发生。这些工具主要包括：保险监管信息系统、财务分析与偿付能力跟踪系统、基于风险的资本监控系统以及各种常规、非常规的现场稽核。

每年，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用保险公司提供的法定年度财务报表计算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指标，应用IRIS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使监管者从被监管对象中发现需要重点监控的目标。依据财务报表信息对指标进行计算的过程被称为IRIS统计阶段。所有的美国寿险公司每年的财务报表都要经过IBIS统计阶段。如果对某一特定的保险公司，其IRIS结果显示极为异常，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首先会将此结果通报该公司注册地所在州的主管机关，以及该公司开展业务活动的其他各州。因此，如果IRIS结果不佳，通常意味着要受到所在州保险监督机关的进一步调查，但协会并不建议公司所在州将IRIS结果作为评估该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的惟一依据。协会通过确定IRIS指标体系，达到了对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定量监管和预警的目的。

公司内部控制、行业合作组织与保险评级机构

美国各大保险公司都实行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由美国几家大的保险公司首先接受的组织控制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s，COSO）模型，已成为美国保险业进行内部控制的基准。COSO模型描述了环境控制、风险估计、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以及监控等五种相互关联的控制因素，它们植根于企业控制的经营管理过程中。

在美国保险市场上不仅有费率厘定、公共关系、职业教育方面的行业合作组织，而且还有很多业务上的合作组织。这些合作组织的存在不仅提高了保险业的总体技术水平，促进了保险保障质量的提高，而且是保险监管的有益补充。

美国的保险评级机构在为保险客户和保险公司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完善保险市场和监管，促进保险业的公平竞争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保险评级机构把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转换成易于理解的各种等级以反映保险公司的实力。对于保险消费者来说，保险评级机构为他们选择保险公司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服务。企业和政府机构决定与哪家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也同样要参照和使用这些评级结果。保险评级机构除了评级之外，还对保险业的一些相关问题（如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保险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等）进行调查研究，为保险监管机构提供相关资料和政策建议，为其客户提供相关的保险咨询和顾问服务。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功能对保险市场的监督，为保证保险业的有序运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金融混业经营下保险监管的新变化

1999年美国颁布了Gramm-Leach-BlileyAct（GLB）法案，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银行业与保险业、证券业之间的壁垒，允许组建“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控股公司内部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向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相应地，美联储被赋予伞型监管者（UmbrellaSupervisor）的职能，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监管者。在伞型监管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类分支机构和非银行分支机构仍分别保持原有的监管模式，即前者仍接受原有银行监管者的监管，而后者中的证券部分仍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保险部分仍由州保险监管署（SIC）监管，SEC和SIC被统称为功能监管者。

GLB法案对美国保险监管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法案规定联邦储备委员会是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最高监管部门，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采取监管行动。但法案同时又规定各类金融子公司在实质上仍然受原来的监管部门监管，如证券子公司和保险子公司仍分别由美国证监会和各州保险监管局进行实质性监管。

法案的这一规定冲击了美国长期实行的分业监管体制，使联邦银行体系监管机构介入到保险和证券监管当中，从而使监管冲突成为可能。尽管GLB法案中包含解决监管冲突章节，因各自保护的对象不一样，出现监管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成为金融控股公司中的一员，美国各州保险监管局的独立监管地位将发生动摇。

法案出台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立刻意识到相互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为了避免重复监管，减轻被监管者负担，美联储的部分大区行开始加强与功能监管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如成立论坛、签订合作备忘录等，保险监管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加强了沟通，以强化对控股公司和关联交易的监管。

在法案颁布前，保险业与证券业已经开始了混业经营，法案的颁布更刺激了银行业与保险业的资本融合。曾经实行专业化经营的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金融服务业兼业经营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这种融合趋势必将导致新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经营行为创新，使以保险监管为主业的美国的保险监管部门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和监管对象，不得不将监管的视野扩大到保险公司以外的整个金融市场。

美国保险监管的借鉴意义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保险业最发达、保险市场最健全的国家，但就其监管体制而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不断地改革完善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保险业务监管篇13

中国保监会2000年8月4日颁布《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以来，海南省保险兼业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兼业机构逐年增加、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保险兼业在促进保险产品销售、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提高保险行业社会认知度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海南省保险业销售的重要渠道之一。但由于起步晚、基础差，兼业业务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需要还很不适应，一方面，保险公司的管理责任不到位，兼业机构自身经营不规范；另一方面，监管力量薄弱，监管制度存在一定缺陷。本文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海南省保险兼业市场的经营情况，结合目前的监管现状，就如何规范发展保险兼业，进一步推动保险兼业业务健康发展提出相关监管建议。

图12001-2008年海南省兼业机构数增长情况表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2001-2008年监管数据。

一、海南省保险兼业市场发展概况

（一）保险兼业机构的现状

2001年2月海南省保监局成立以来，海南省保险兼业机构迅速增加，机构数量已从2001年的85家迅速发展为2008年的1503家，机构主体以年均200%的速度增长。[1]

在1503家保险兼业机构中，银行、车行、航空类机构由于在依托主业开展保险中介业务上有着其他机构不可比拟的优势，其网点分布广、从业人员数量多、客户资源优质丰富、为投保人提供便利服务，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申请兼业资格的机构数量增长迅猛。

图2截至2008年底海南省保险兼业机构情况图

数据来源：海南省保监局.关于2008年度海南省保险中介市场运行情况的报告[R].海南省保监局，2009.

2005年至2008年，车行类机构增长率达68%，银行、航空类机构次之，邮政类机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

（二）兼业业务发展情况

图32005-2008年海南省各中介渠道机构家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2001-2008年监管数据。

近几年来，海南省保险兼业机构保费收入增长迅速。2005-2008年，兼业保费年增长幅度超过全省总保费年增长幅度15个百分点。从2006年开始，保险兼业机构的保费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60%。截至2008年底，全省实现保费收入300664.80万元，其中兼业机构实现的保费收入达99720.49万元，占到了总保费的33%，成为推动海南省总保费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是仅次于保险营销员的第二大保险中介业务渠道。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2001-2008年监管数据。

在各类兼业机构中，银邮类机构的地位日益突出，其所实现的保费支撑着兼业渠道保费总量的半壁江山。截至2008年底，银邮类兼业机构实现的保费收入达67788.47万元，占兼业渠道保费的67.98%，占海南省总保费收入的22.55%。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2001-2008年监管数据。

二、海南省保险兼业机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兼业机构经营不规范

由于保险业务不是兼业机构的主业,大部分兼业机构存在对保险业务重视不够、保险专业知识不足、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我们在现场检查中发现，有些兼业机构从业人员根本没有学习或者无视《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违规现象屡见不鲜。[2]一是没有设立独立的代收保费银行账户，将代收保费放在用于核算主营业务收入的银行账户中进行结算；二是不建立业务台账，或虽建立了业务台账但管理混乱,数据真实性、完整性较差；三是不按合同约定及时向保险公司结算保费或挪用保费,拖欠或挪用保费时间长达1年多；四是以现金形式收受手续费，收取手续费后不开具保险中介服务发票；五是保险公司将兼业机构作为违规套取现金费用的渠道。

从其它省市兼业市场情况看，经营行为不规范是当前我国保险兼业业务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一些地方的个别保险兼业机构打着保险中介的幌子做着保险公司的业务;部分商贸企业、咨询公司或“皮包公司”通过保险公司向监管部门申报保险兼业资格，在无任何主营业务的情况下专门开展保险业务,以“兼业专做”的方式逃避保险监管;少数保险兼业机构与保险公司沆瀣一气，为保险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便利，通过虚开发票、虚假批退、编制假赔案以协助保险公司套取资金。这些风险性苗头的共同特点是涉及面广、对保险行业潜在冲击大、影响恶劣、危害性大，如不及时遏制，不仅影响了兼业队伍的健康发展，还将影响到专业公司、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的规范经营，导致保险市场秩序混乱，经营环境恶化。

（二）保险公司对兼业机构管理比较松散

一是业务管理不力。在业务管理过程中,不按要求与取得《保险兼业许可证》的单位签发《保险兼业委托书》开展保险业务，不按合约结算保费和交接有关单证、手续费标准不明确等问题普遍存在。二是业务指导不到位。保险公司对兼业机构业务指导较少,甚至默许一些违规行为,比如委托险种超出保险兼业许可证允许的范围、坐扣保费、现金支付手续费等，纵容了兼业机构业务的不规范运作。三是对经办人员培训和继续教育不严。除银邮类机构平均每个营业网点有超过1人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外，车行、其他类兼业机构的保险业务经办人员均为无证上岗。另外，保险公司对经办人员培训也不到位。根据《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规定，保险兼业机构的继续教育工作具体由保险公司负责，但从目前执行的情况看，海南省的保险公司还没有组织兼业机构的持证人员开展继续教育。

（三）保险监管力量相对薄弱

由于兼业是在开展主业过程中以兼业身份进行保险销售,监管机关无法像对保险公司、专业中介机构一样进行机构核准、高管人员审核、现场检查等全过程严格监管，对兼业市场的监管成为保险监管相对薄弱的领域。

1.市场化的准入退出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兼业机构市场准入门槛过低,使得对兼业机构的执业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约束。在实务操作中，领取了工商营业执照的单位几乎都能申请兼业，因为对保险兼业机构没有资本金的限制，而且机构在保险业务时所产生的法律责任都由保险公司承担，使得兼业市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2.监管机关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对兼业机构进行后续管理。海南省目前的兼业数量多，分布广，行业复杂，而中介监管干部不到5人，以这么小的监管队伍去管理这么大的市场，没有合理的监管体制机制和现代的监管手段是难以做到的。目前，监管部门对保险兼业的监管仅限于许可环节，对取得资格后的兼业机构不进行直接的市场监管，既不了解已许可的兼业机构的业务情况，也无法收集不良业务记录，更无力实施经常性、覆盖面广的现场检查。在1503家保险兼业机构中，长期没有业务发生或者业务规模很小的机构大量存在，但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管手段和必要的监管措施对此类机构进行及时清理，使得这类机构虽名存实亡但却无法退出市场。

3.监管部门对兼业机构的兼营业务难以实施独立监管。兼业机构行业分布广泛,对其主业经营的管理隶属于不同的监管部门,而现有的保险监管制度规定保险监管部门只能对兼业机构的兼营业务实施监管，而兼业机构的许多违规问题依附于主业的财务、业务档案记录，因此对涉及主业的保险业务形成了监管真空。此外，在现场检查过程中，碰到问题还需要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协调，存在着协调成本较高、协调时间较长、对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标准难以统一等问题，监管效率亟待提高。比如保险监管部门独立开展对银行类保险机构的现场检查时，需要翻阅银行财务凭证、业务凭证，工作难度比较大：一是银行主业业务量大，要从合并装订的会计凭证中找到保险业务收入凭证工作量很大；二是行业监管壁垒限制查找，由于银行对主营业务收入的会计凭证与中间业务收入的会计凭证合并装订，如果不借阅与主营业务收入凭证装订在一起的所有收入凭证，兼业业务收入存在的问题就很难查出。

三、加强对保险兼业市场监管的几点建议

保险越发达，保险中介越重要。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未来保险中介机构发展空间更为广阔。然而，目前我国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加强对保险兼业市场的监管，完善监管法规、规范市场监管对保险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目前，保险兼业市场监管的主要依据是保监会2000年颁布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以及环境的变化，这个规定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监管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市场发展的新特点、新形势，适时出台新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显得尤为重要。改变对兼业机构“重审批、轻监管”的现状，进一步规范保险兼业机构经营行为，提高保险兼业机构监管效率，应该是保险业监管部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3]

（一）严把准入关，疏通兼业机构退出渠道

1．强化许可证管理。监管的内容之一是市场准入监管。许可证不仅是进入市场准入的通行证，执业的资格证，同时也是接受管理的登记证。因此，发放许可证是整个兼业管理的前提与基础、是整个监管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必须严把“入口”关，选择适宜的机构进入市场，做到“持证经营、接受管理和进出有序”。

目前，全国市场上有近14万家保险兼业机构，海南省也有千余家。这些机构中既有分支庞大的银行、邮政类机构，也有销售票点和汽车修理厂等中小机构，各个兼业机构间的经营模式、管理制度和人员素质差别很大，新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应充分考虑我国保险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保险兼业机构自身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做到区别对待，分类、分区域监管。

一方面，通过分类监管，做到各有分工。保监会主要负责监管经营规模较大、保费来源集中的全国性大机构的经营情况，比如银行、邮储类兼业机构；各地保监局负责监管规模较小、管理松散的其他类机构，比如车行、航空售票点等。

另一方面，保监会要允许和鼓励各地保监局根据本地市场实际，探索保险兼业机构市场准入监管的有效手段。一是在申请机构申报保险兼业资格时，保监局可以到申请机构营业场所实地考察，鼓励发展业务良好依托主营业务开展保险兼业业务的“坐商”。二是进一步明确或细化准入资格条件。如对申请条件之一“有经营主业直接相关的一定规模的保险业务来源”的具体含义进行细化，明确进入门槛的标准。三是统一规范险种。鼓励兼业机构开展机动车辆险、人身意外险等简易型险种，不鼓励兼业机构开展涉及企财险等其他复杂型险种，而应由专业中介机构开展，避免恶性竞争。四是对从事兼业业务的人员明确资格要求，至少有1人通过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从而达到督促具体从业人员加强保险专业和法律法规的学习。五是切实抓好兼业机构的内部管理，申报机构要明确兼业合同、兼业业务台帐、保费代收账户、手续费收取等方面的规定。六是实行监管提示制度，促使其完善保险业务的制度和操作规程，明确监管高压线，在从业之初就树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

2．疏通退出渠道。要净化兼业机构主体，扶优限劣，必须有完善的退出机制予以保障。对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机构和对许可证有效期内没有开展业务的机构，监管部门要通过随时监测许可证的情况，坚决让其退出市场；对继续申请资格的机构，要求其提供前三年的兼业业务台帐，并结合市场违规情况决定该机构是否可以继续获得资格。

（二）积极发挥保险公司的管理作用，强化保险公司责任

除了加强兼业市场准入监管，还要强化市场行为监管。面对这么庞大的保险兼业队伍，如何进一步规范机构经营行为，找准监管的着力点是理顺兼业监管的关键环节。通过积极发挥保险公司的管控责任，从而提高兼业监管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已经在保险监管系统内部基本达成共识。

1.明确保险公司责任。在对兼业人管理中，保险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各负什么责任，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管理部门领导各负什么责任，都应明确界定。作为保监局，目前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落实分支机构的责任，将兼业业务的规范性作为考核高管和公司经营的主要方面，对保险公司进行年检年审时，兼业业务的管理情况作为年检的重要内容，督促公司重视兼业业务。

2.敦促保险公司建立健全针对兼业机构的各项管理制度。重点是委托授权制度、财务制度、台帐制度、信息报送制度、培训制度等，让保险公司能够切实负起管理的责任，规范兼业的实务操作。

3.建立健全严密的内控制衡机制，防范市场风险。如建立业务部门、办公室、财务部门对合同签订与履行的制衡机制，确保合同关系的正确履行；建立业务员、业务核保部门、财务部门对业务来源属性确认的制衡机制，确保业务属性的真实性,减少后期通过模糊业务渠道属性套取费用的可能性；逐步实现保险公司与兼业机构业务数据的连接等。

（三）改善监管方式，增强监管的有效性

1.加快信息化建设，改善市场主体内部、市场主体与监管机关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状。现代信息化的管理离不开信息化管理手段，目前监管部门使用的保险兼业管理系统严重滞后于监管政策的调整。保险公司兼业机构信息不能共享，涉及基本事项变更、许可证换发等事项的申请时，出现系统不支持的情况，不能满足监管需求。当前重要的是加紧研发兼业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各个兼业机构保险业务基本信息、业务数据、财务数据的全过程动态监控,提高监管信息化水平。[4]

2.建立业务台帐集中制度及严格实行代收保费及手续费独立账户制度。要求兼业机构每月向保险公司报送业务要素完整的台帐，对兼业机构的业务情况，监管部门实行定期的非现场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并实施现场检查。严格实行代收保费及手续费独立账户制度，将兼业机构开具独立的代收保费及手续费银行账户作为行政审批的一项环节，夯实“财务收支两条线”制度的运行基础，进一步提高现场检查的工作效率。

3.加强社会监督力度。提示保险消费者通过兼业渠道购买保险产品必须首先核实该机构是否具备合法的兼业资格，开通兼业机构网络或短信查询平台，为消费者查询提供便利条件。

4.严厉打击兼业业务违规行为。通过加强现场检查力度，对违反规定进行相应处罚，提高监管的权威性，对那些不规范展业的兼业机构是一种震慑。重点关注和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侵害消费者利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如销售误导、假冒保险名义进行非法集资或诈骗活动、伪造或者变造保单、挪用侵占保险费、参与制造假退费或假赔案等方式为保险公司套取费用等违规行为。■

参考文献：

[1]海南省保监局.关于2008年度海南省保险中介市场运行情况的报告[R].海南省保监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