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教育的关系实用13篇

首页 > 精选范文 >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实用13篇

时间：2023-08-21 16:58:51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1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2

一、农村劳动力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很大的相关性。根据对相关农业调查结果的分析显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农民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较高的农业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也较高，在文盲较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很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影响收入水平的高低，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劳动力收入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地区农民收入是保障教育发展的前提，收入低的地区无法保证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而收入高的地区则可以较好的保证受教育的程度和时限，使农村劳动力有一个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也影响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从而对农民收入造成影响，受教育程度高、文化素养好的农村劳动力很少从事农业生产，占农业生产比重较低，大多进入第二、三产业发展，收入较高；而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事较低级的农业生产，影响了收入的增加。

二、农村劳动力培训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很大的相关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是农村劳动力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技术与经营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而极大地影响着农民的收入。目前我国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程度不是很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相关资料显示，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收入一般要高过未接受过培训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无论从事的是否为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都有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没有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在生产经营理念和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限制，从而制约着收入的增加。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更加倾向于在企业和服务业等非农领域创收，而没有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只能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培训与否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的就业，从而影响着农民收入。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上更有优势，在就业方向的选择上表现明显，他们大多有能力选择规范严格素质较高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自主选择性较强，不用依赖通过各种关系来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有能力选择就业地区，可以选择经济发展环境好、交通便利的中心发达地区就业。培训使他们增强的就业能力、提升了自身素质，有着广泛的就业选择空间，这就更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会有力的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经济发展的越好，农民收入越高，就会更加重视培训工作，就能通过劳动力培训持续地提升劳动生产经营的效率，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步伐。所以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有利于农村经济长期繁荣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应当加大培训的力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培训的能力和水平，使农村劳动力的整体培训水平产生质的飞跃。

三、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与农业发展其他关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在经济学的视域下，农民收入主要决定于农业的劳动生产效率，进而对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的水平产生影响，在其他因素（如土地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以增加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否和提升程度，有赖于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培训程度，所以，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就可以积累农村农业的人力资本，提高农村农业人力资源的效率，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保障农民收入增加的基础。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加快调整农业经济结构，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也不稳定，农民收入有下滑的趋势，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这其中既有农业自身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培训程度较低、农民自身素养水平偏低造成的，这是因为没有必要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就不能准确的分析判断市场需求，市场预见能力差，同时缺乏组织对应市场生产农产品的能力，更加没有运用优质农产品生产所需技术与知识的能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而又艰难。所以，我们要不断加大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的投资力度，为提升农民文化科技水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后的就业是农村劳动力的双向选择，这样的机制造就了不管是城镇就业还是农业内部的就业都需要有必备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相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能力越高、素质越强，越倾向转移，就业机会和空间越大，收入也越高。同时，城镇化进程也需要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转化为市民，关键在就业，这要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的程度，农村劳动力整体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是决定由农民变为市民的关键。素质提高了，能力增强了，既容易就业，有了生存基础，又可以融入城镇，有了发展空间。所以，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3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考文献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4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年3月20日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1]。劳动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备受关注，这对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能力提出新要求。职业师范院校是培养一线学前教师的摇篮，职业师范教育中对劳动教育的重视可以提高幼儿园教师开展劳动教育的职业能力，增加劳动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比重，推动我国开展劳动教育的质量。但劳动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未获得独立地位，在职业师范教育中对此也关注不足，这些不足导致幼儿园教师对劳动教育的弱化，进而导致幼儿出现劳动意识淡薄、动手能力差等问题。因此，分析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的现存问题并提出可实施的解决路径，是提高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地位的必然要求。

一、劳动教育对幼儿园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的新要求

（一）劳动教育的内涵与价值

1.劳动教育的本质内涵

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对劳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是对年轻一代参加社会生产的实际训练，同时也是德育、智育和美育的重要因素，能培养人的道德品格和智力品格。”[2]另有学者强调：“劳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形成劳动价值观和养成劳动素养为目的的教育活动。”[3]本文认为劳动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能有效提升受教育者德智体美等方面素质，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劳动思想观念和劳动技术能力，并使学生养成良好劳动行为习惯。

2.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

《意见》中强调：“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4]劳动教育的具体价值包含以下两点。

第一，劳动教育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古至今，很多教育都是单一地从思想意识层面来增强人的知识，遵循身心二元论的思想，这完全割裂了身体和心理之间的联系。全面和谐发展则意味着要达成一种身心的和谐，劳动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劳动中可以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智育、体育、美育也都能以实际体验为基础，在劳动实践中不断渗透。

第二，劳动教育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劳动价值观。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当前有很多学生出现不想劳动、不会劳动、不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情况，这表明当今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学生没有对劳动形成正确的认识，进而影响其人生观、劳动价值观的形成。所以，要通过劳动育人，通过劳动教育感化人，促进学生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

（二）劳动教育对幼儿园教师职业能力的诉求

1.从单一走向全面

劳动教育对幼儿园教师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单一方面的，而是整体意义上的，即对其能力的要求更加全面，不仅要有环境创设与利用、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等能力，更要具有卓越的激励与评价、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发展的能力。教师不仅是教育的实践者、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是教育的研究者。在不断的“实践—沟通—评价—反思—实践”循环中，实现劳动教育效果的不断提升。

2.从感知走向实践

劳动教育需要基于儿童的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得直接经验，因此更加需要教师具备实施劳动教育的能力，在入职前学习劳动教育的相关知识、课程，在入职后给儿童提供“做中学”的机会，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善于利用生活中的教育机会，适时开展劳动教育。

3.從预成走向生成

过往教育过程中更强调幼儿园教师在活动之前的预成能力，提前设计好了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甚至是教育情境。预成能力重视教师的教而忽视儿童的学，忽视了教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使教学变得僵化，很容易造成教师的“一言堂”，儿童不易对教育内容形成深刻认识。而新时期劳动教育更强调教师的生成能力，教师要在实际互动的教学过程中形成有意义的对话教学，要具有教育机智，能够及时捕捉到教育机会，对教育内容作出灵活适宜的调整，充分发挥儿童的主体性，促进儿童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究，达到深度学习。

二、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开展现状

（一）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偏差

劳动思想观念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观，是对劳动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它决定着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对于劳动技术知识的态度及能否形成正确的劳动行为习惯。当前很多学前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存在偏差，学生轻视劳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学生成长过程中缺少劳动。从社会背景来看，新生代大学生从小物质生活优越，大多没有劳动体验，因此没有对劳动形成正确认识，对劳动教育不理解、不认同。第二，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影响。目前社会上有些贪图享乐、急功近利、好逸恶劳的人，很多学生由于没有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不足，就会盲目跟从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严重影响学生的日后发展。第三，社会普遍重视应试教育，忽视劳动教育。在“唯分数至上”的社会观念里，一切不量化成分数进行评价的或与考试等无关的教育内容都是无用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学生都更重视专业文化课程的学习，对于劳动教育的观念较为淡薄。第四，很多教师将劳动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如学生犯了错误，老师罚他负责值日、搬东西等。惩罚的目的是对学生的某个错误行为的控制和抑制，惩罚给人带来的往往是负面的情绪体验，是对劳动教育的消极强化，这样会使学生不能感悟到劳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学生就会逐渐地反感劳动、厌恶劳动、逃避劳动，那么学生自然地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判断。总之，当前学生对劳动教育存在不理解、理解偏差甚至理解错误的情况。

（二）开展劳动教育的措施不足

在师范教学质量评估、学前专业学生就业需求强劲的背景下，如何达到质量评估的量化结果以及如何提升学前职业师范学生的实践能力，成为各职业师范院校关注的焦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教育，职业师范院校鲜少关注劳动教育，劳动教育处在被边缘化的位置。

第一，培养标准中少有关于劳动教育的内容。培养标准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目前职业师范院校培养标准大多涉及职业道德、学科知识、实践能力等方面，但很少体现劳动教育方面的内容。如果说课程设置是弓箭，那培养标准就是靶子，没有明确的靶子作为目标，箭就会射偏。没有明确的劳动教育的培养标准，那么要培养学前职业师范学生的劳动思想观念、技术知识、行为习惯就更无从谈起。

第二，课程教学体系中较少设置与劳动教育相关的课程内容、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其一，关于课程内容。目前学前职业师范院校的课程内容设置中鲜有单独将劳动教育作为一门课程。现有的劳动教育课程内容基本分为三种：一是基于学校统一安排的劳动实践活动，但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二是在其他课程中有所涉及，但时间短、内容少、效果差，而且有些劳动教育内容已经变得陈旧，背离了时代要求，但教师却没有对其及时更新和创新，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三是专业性实践课程，例如幼儿园实习、见习等。其二，关于教学过程。现有的劳动教学过程缺乏难度适宜性和可操作性，形式主义比较严重，教师设置的教学过程没有难度、不够深入，就会导致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在劳动学习中并没有获得思想、知识、行为方面的提高。久而久之，学生自然认为劳动教育没有用，总是处于“应付”劳动教育的状态，进而影响其正确劳动思想观念的形成。其三，关于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是对教学质量的判断。在教学评价方面少有针对劳动教育的评价，缺乏劳动教育相应的评价标准与考核机制。现有的劳动教育评价还存在论断主观、形式单一等问题。不适宜的劳动教育评价势必会影响学前专业学生参与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影响其劳动素养的形成。据此可以看出，当前职业师范院校课程教学体系比较固定，劳动教育相关的教学内容不系统不连贯且缺少时代性，缺少关于劳动教育的适宜的且具有操作性的过程安排以及灵活、多元的评价方式。

（三）缺乏劳动教育实践

目前学前职业师范学生普遍缺乏劳动实践的时间和机会，教师在劳动实践过程中缺乏对学生劳动教育技能的培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课时安排来看，缺少劳动教育实践课时。目前职业师范院校培养方案整体上缺少实践课程的课时安排，已有劳动教育课程中也呈现出理论课多、实践课少的态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劳动教育中缺少了实践，就会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它应有的效果。

从实践时间来看，劳动实践时间短，无法将内容深入内化。时间是进行深度学习的有力保障。深度学习，就是指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着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5]。深度学习要求在实践中逐步加深理解，再通过反思以发现新旧经验、知识间的联系，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但由于目前的劳动教育实践时间较短，大多数学生对于劳动教育内容还停留在浅层的学习阶段，不足以深入提升劳动技能。

从教学方式来看，缺少对学生实践过程中的技能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主，忽视了“做中学”的独特价值。技能是一个在教师指导和不断刻意练习下，通过同化、顺应，从“不平衡”慢慢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建构过程。由于学生就业需要，很多院校把职业教育技能作为培养的重点，没有凸显出学生实践劳动技能的培养。

综上所述，职业师范教育作为培养未来优秀教师的教育，开展劳动教育就更为必要和急迫，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其劳动教育仍亟待加强。

三、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开展策略

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当前，针对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所存在的不足，可以从強化理论、提升标准、系统培养、重视实践等方面促进劳动教育和学前职业教育的相互融合。

（一）强化理论，提升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

当前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存在理解与认识的偏差。针对观念上的问题，重点是要强化理论。学前职业师范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学前职业师范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让劳动教育观念在学生心中扎根，引导学生理解劳动教育的真正内涵，进一步认识到劳动教育对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只有学前教育师范学生形成了对劳动教育的正确认识，才能在入职后的幼儿园教育中将劳动教育落到实处。提升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充分利用社会舆论引导学生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微博、企业号等学生热衷的社交媒体在学校范围内宣传劳动教育，报道相关劳动模范人物事迹，开展朋辈交流会，组织“劳动月”“劳动日”等活动，为有劳动经验的学生提供交流平台，发挥榜样的力量，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劳动，感悟劳动的意义，提高学生内心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功能，让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发自内心地接受劳动教育。

其次，积极支持学生参加教育实习、勤工助学等社会劳动。新时代倡导的劳动教育不仅仅是学习农民、学习工人等，更重要的是树立爱劳动、崇尚劳动的理念与认识。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只有将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层面反思劳动教育理论，才能将其反馈到对劳动的认识上。

最后，教师应该时刻注重对学生劳动教育观念的指导。部分学生之所以没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就是因为受“重结果、轻过程”的传统教育观念影响。教师要引导学生将职业启蒙教育与劳动教育联系在一起，让学生重视劳动与实践的地位，扭转关于劳动教育的错误观念，认识到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取得高分和成就，而是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作出贡献。

（二）提升标准，构建专业劳动教育培养体系

当前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没有构建专门的劳动教育培养体系。针对开展形式上的问题，重点是要制定标准。在学前职业师范教育过程中确立专业的劳动教育培养目标，不僅能让教师和学生都更明确劳动教育的目的，还能有更充足的教育依据，为后续开展的劳动教育提供方向。学前职业师范教育构建专业的劳动教育培养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要将劳动教育纳入学前教育师范生人才培养计划。职业师范学校要从政策、培养计划等方面保障劳动教育的开展，制定可实施的教学计划，并设置劳动教师岗位，聘请专业的劳动教育教师，为学生提供劳动教育的场地。劳动教育培养体系应在劳动教育理论指导下，涵盖特定的培养目标，具备相对稳定的教学体系、管理体系、课程体系等，应是一项涉及多项工作的系统工程。

其次，要形成完备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通过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将劳动教育与教学实习、社会志愿服务等充分结合，建立一套合理高效的劳动教育评价方案。评价的内容包括对劳动教育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具体劳动两方面。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包括对教师开展劳动教育课程的情况、教师的教学态度与方法手段等的评价，以保证劳动教育教学的质量。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主要是对师范生参与劳动的态度、行为等。多元主体评价，既能保证评价的结果公平，也增强了评价的深度和广度。

（三）系统培养，构建劳动教育相关的课程教学体系

当前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没有构建劳动教育相关的课程教学体系。针对这一问题，重点是形成课程教学体系，落实系统培养。课程是开展教学的载体，传统意义上的课程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并规定学时与学分及具体的学习内容和相应的学习模式。但对于劳动教育来说，不仅仅要设置专门的课程，还应该让劳动教育贯穿到课程体系的每一个过程，让劳动教育课程既有理论根基，又能落地生根。

首先，根据学前职业师范学生的特点和幼儿园教师的岗位需求设置基础性劳动课程。课程实施可以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也可利用“互联网+”为学生提供在线课程，如建立虚拟仿真平台，这种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参与课程的兴趣，并从仿真实验中体验到劳动与实践的意义。

其次，多为学前职业师范学生设置专业性劳动课程。专业性劳动课程具体包括学前专业启蒙课程及幼儿园见习、幼儿园实习、幼儿园顶岗培训实习等课外实践环节。只有将劳动教育与专业性劳动素养培训课程结合起来，才能使学生将劳动教育放在与其他专业课同等的位置。开展专业劳动课程可以让学生直接体验到职业的兴趣，磨练职业意志力与责任感，增强对未来即将从事职业的信念。

最后，为学前职业师范学生设置拓展性劳动课程。拓展性劳动课程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和劳动文明程度，主要包括道德修养、创新创业、艺术文化、志愿者服务活动等。该类课程可以与“第二课堂”结合，如可将个人文明行为、参与志愿活动的次数及寝室卫生情况等纳入到评价考核中，达到考核目的的同时提升学生的自我修养。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5

一、引言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定的就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必由之路。为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华东区域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在内的江苏苏北地区、安徽、山东是华东的经济洼地，也是华东农村劳动力转移任务最重的地区。职业教育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紧密，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人力资本配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化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的研究，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策略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职业教育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杜睿云、安树伟（2012）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在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方面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了比较，归纳出职业教育具备应用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提出了“契合农村劳动力成长特点、降低受教育者成本与风险、满足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需要等方面都具有很大比较优势”的理论观点，并据此指出职业教育可以成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教育补偿的有效方法[1]。李敏（2015）分析了苏北职业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三个保障”“四项建设”“五个统筹”等相关策略[2]。阚大学，吕连菊（2014）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职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城镇化建设，推动中国城镇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升级[3]。

另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提升路径方面。唐瑾（2014）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就业压力出发，分析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机理，并从宏观制度和具体策略两个层面提出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4]。马建富（2014）从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困境的角度提出了职业教育制度配置和政策创新的培训策略[5]。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多基于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方面进行理论突破，多基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方面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华东六省一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数据为样本，整理和收集2003―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给予实证分析，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判断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平稳时间序列中，如果变量（A，B）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则需要判定是变量A的变化引起了变量B的变化，还是变量B的变化引起了变量A的变化，或者是两个变量A、B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统计学意义上可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定因果关系的方向，从而判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变量是果，或者互为因果关系。

从上述对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对一个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有一个前提条件，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所以首先要对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可看出本文中的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这时需要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判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数据来源和说明

采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招生人数这两个变量表示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成人中专几类学校的数量之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也为这几种院校的招生人数之和；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数据从华东六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中获得。其中，职业教育规模用职业教育部门费用支出代表，收录于我国华东六省市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的教育统计，职业教育及培训人数的数据获得于华东各省市教育部门和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来源于华东各省市农业部门。

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取自然对数（Lsc：代表职业学校的数量，Lst代表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Lmp代表劳动力转移人数）。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实证检验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先对统计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和Lmp的水平值都没有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对三个变量取一阶差分后，各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判断三个变量皆为一阶单整变量。这样变量之间就可能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为进行下一步检验提供了可能性。

2.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从表2的Johanson 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 和Lmp 在1%显著水平和5%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和最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而在1%显著水平下接受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存在协整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确认。首先，对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3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数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不是职业学校的数量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数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其次，对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4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也是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规模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促进作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积极影响；反过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也会促进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首先，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扩大，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增加，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好地获得就业准备知识。这些就业准备知识包括相关工作岗位的基本知识、专业知识和必要的安全知识等，就业准备知识对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职业学校的数量增加，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相关知识更全面，可以更好地适应各种职I需求，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从而转变为市民。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市民这一过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会增加需要获得相关知识的需求，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需要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这时主要是促进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于获得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更好地融入市民生活。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更多种类的职业学校就会发展起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就促进了职业学校数量的增加。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促进了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三、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水平策略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了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便捷、准确的方式，同时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对于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进程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考虑到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华东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进程中，要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作用。

首先，各地政府要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体制的投入。在思想上要有前瞻性，通过政策的及时跟进，对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实施严格的监管与评价体制，“完善和推广第三方监管机制，切实将监管政策落到实处，加强对培训资金使用、培训内容及培训满意度、培训师资等多方面的监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制度，加大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落实力度，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培训和取得技能证书的积极性。第三，各地政府还要积极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宣传工作，提高他们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与意愿。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渠道，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培训以及创业培训的相关政策；大力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和创业的典型案例，报道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好处，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氛围。

（二）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各地政府要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软硬件投入。在硬件方面，要加强教育与培训基地建设，提供强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硬件设施。各地要利用现有的职业院校、各街道社区、工会、妇联等各类培训资源，改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各地政府要主动承担培训任务，购买培训需要的各类设施设备，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软件方面，要开发适合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内容，根据转移劳动力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开展多形式、多样化的培训。坚持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等形式，通过课堂教学、电视广播教学、网络课程、移动端微课等教育方式，全方位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6

二、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我国劳动法治进程的基本要求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企业发展、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证。我国目前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增加了劳资矛盾。《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为保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劳动者劳动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的欠缺，许多用人单位公然实施违法用工行为，甚至在有些领域成为一种常态，劳动法的立法宗旨在现实生活中未能真正实现。法律意识是决定法律制度能否得到有效运作的内在动因。在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之后，法治精神能不能得到弘扬，人的素质是最关键的。我国每年有几百万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大学生作为劳动者的主力军，应该成为实践法律的楷模。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宣传劳动法律；通过大学生的劳动维权意识和行为，使违法的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既维护了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和扼制。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规范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障，双方才可能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可见，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制教育直接影响我国劳动法治的进程。

（二）是培养学生法制观念和法律素养的重要切入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使学生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学生能否在就业及工作过程中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是检验大学生在校期间法制教育效果的重要依据。高校法制教育可以从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入手，引导学生提高法律认知水平，关注公民权利，强化法律意识，不断提升综合素质。

（三）是维护学生自身权益，提高综合就业能力的现实需要当前大学生普遍劳动法律知识匮乏，法律维权意识淡薄，主要表现为对平等就业权如何保障，创业优惠政策如何落实，订立劳动合同注意的问题，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劳动争议发生后如何处理等问题知之甚少。在法律实践中，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求职及履职过程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大学生劳动法制意识现状及劳动维权水平决定了必须加强在校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的实效性。通过劳动法制教育，使学生提高法律维权意识及能力，有效降低就业风险，避免权利侵害，以增强学生的综合就业能力。

三、加强大学生劳动法制教育实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教学内容，提高劳动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劳动法律教育只有反映最新的劳动法律规范的内容，才具有实践指导意义。2008年以来，我国陆续制定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多部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并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制教育，应当加大劳动法制内容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就业指导课程中的比重，同时以劳动法律制度及劳动关系现状为依据，结合大学生的实际需要，优化教学内容。应保证劳动法制教育涵盖学生在校期间勤工助学、实习实践劳动权益保障、就业权益保障、劳动合同订立、履行中的权益保障及相应法律救济途径等内容，提高劳动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二）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满足实际需求劳动法制教育涉及的内容较多，与大学生在校期间及毕业后的劳动权益息息相关。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制教育，应该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全程指导。这就要求劳动法制教育教学模式不能仅限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就业指导两门公共课程的教学，应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可以开设大学生劳动维权、大学生创业讲堂、以案学法等以劳动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选修课程，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全面系统地进行劳动法制教育，弥补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7

“劳务关系说”认为，实习教师并不符合《劳动法》的调整范围，1995年原劳动部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顶岗实习教师与实习学校之间的关系只能用民法调整，应当为劳务关系（雇佣关系）。

“劳动合同关系说”将顶岗实习教师与实习学校的法律关系定位为事实劳动关系或者准劳动合同关系。事实劳动关系说认为，顶岗实习教师依照三方签订的实习协议，为实习学校提供劳动并接受管理，接受一定的报酬，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因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准劳动关系说认为，为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应在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间寻找平衡点，将实习教师与实习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为准劳动法律关系，把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劳动纪律、社会保险等纳入劳动关系进行保护。

“培训性质的学习关系说”认为，顶岗实习教师的身份仍为在校学生，其到实习学校顶岗实习的目的不是为实习学校提供劳动或劳务，而是为了获得从事教师职业所必需的实践经验，是要将学习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因此顶岗实习只不过是实习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学校学习活动的延伸，顶岗实习教师与实习学校之间应为培训性质的学习关系。

目前，培训性质的学习关系说是通说。顶岗实习教师的身份为学生，其与实习学校之间不是不愿签订劳动合同，而是双方根本不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的条件，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无从建立。劳务关系说很难保护实习教师的合法权益，明显对实习教师不利。准劳动合同关系说只不过是学界对立法的呼吁，再说保护实习教师的合法权益也不一定非要采用准劳动合同关系的方式。综合考虑，将顶岗实习教师与实习学校的法律关系定性为培训性质的学习关系较为妥当。

二、顶岗实习教师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在企业的顶岗实习中，实习生的权益经常受到侵害，因此社会上对企业顶岗实习问题特别关注。顶岗实习教师法律关系既有与一般顶岗实习法律关系相同的地方，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准确定位顶岗实习教师法律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其特殊性，有助于解决顶岗实习教师法律问题。

（一）强制性

由于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各高校曾经对毕业生实习有所放松，因而造成社会各界甚至毕业生本人都认为毕业实习可有可无的错觉。其实，根据有关规定，毕业实习是强制性的。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或毕业时的课程考核不及格的课程未达到留级门数者，先发给结业证书。在分配工作后一年内向学校申请补考（补作）一次，及格者换发毕业证书。经补考（补作）仍不及格的课程以后不再补考（补作）。从师范类学生来看，师范毕业生教育实习的强制性更强，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教师补充工作的通知》将教育实习与教师资格的获得挂钩，要求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掌握教师资格申请条件和认定程序。要将申请人修学教师资格课程、通过教育教学能力测试、进行教育实习和具备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等作为申请教师资格的前提条件。因此，顶岗实习作为实习的一种类型，实习教师可选择的余地不大，必须接受学习学校的安排，这与劳务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要求相抵触。顶岗实习教师无法与实习学校建立劳务关系。

（二）教师岗位的特殊性

与其他类别的顶岗实习相比，师范生的顶岗实习具有特殊性。教师岗位有自身的特殊要求，《教师资格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应当依法取得教师资格。顶岗实习教师尚未取得教师资格，严格意义上是不能从事教师职业的。基本的资格尚不具备，实习教师只能是“有名无分”，无法与实习学校建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

（三）学习性

教师职业是经验性的职业，对实践经验的要求比较高，而顶岗实习教师缺乏的恰恰是实践经验，其顶岗实习的目的也正在于获得实践经验。与其他类别的顶岗实习相比，师范生顶岗实习的学习性更强，其他职业顶岗实习的劳务性更强。

（四）政策性

顶岗实习不但是解决师范生的实践技能问题，而且还承担一定的实现教育均衡的重任。《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幼儿教师部级培训计划的通知》指出：组织高年级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城镇幼儿园教师到农村幼儿园顶岗实习支教，置换出农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到高水平院校、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和城市优质幼儿园进行为期3个月左右的脱产研修。各地在组织师范生顶岗实习时，地方政府经常出台一定的文件对顶岗实习加以规范，划拨一定的经费对顶岗实习进行支持。因此，师范生顶岗实习的政策性更强。

三、顶岗实习教师法律问题的解决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8

一、代课教师问题令人堪忧

数量庞大。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学校，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学校，存在着大量的代课教师。2009年年底，我国普通中学有代课教师100671人，小学有代课教师234502人，幼儿园有代课教师105004人，特殊教育学校有代课教师1024人（资料来源于教育部网站2009年教育统计数据），总数达441201人。

工作环境异常艰苦。我国之所以存在大量的代课教师，除了基层财政困难等原因，偏远、落后山区的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异常艰苦也是重要原因。《凤凰琴》《一个也不能少》等影视作品就是代课教师工作环境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公办教师调不进，即使调进来，也稳不住。因此，繁重的工作只有依靠大量的代课教师承担。

待遇低。代课教师从事的是与公办教师同样繁重甚至比公办教师还要繁重的工作，但其工资待遇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更是远远低于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一部分代课教师长期只拿每月不到百元的工资，还不到正式教师工资的1/10。

现在社会关心的是代课教师的去留问题。虽然我国政策规定要全部清退代课教师，并且不允许产生新的代课教师，但实际上，只要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只要基层财政还存在困难，代课教师就有存在的空间，这不是靠一纸文件就可以解决的。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也都存在代课教师问题。事实上，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代课教师 “是否转正”，而在于如何利用相关法律保障代课教师的合法权益。因此，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必须正确定性代课教师的法律属性，完善法律法规，最大可能地维护代课教师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代课教师法律关系的分歧

目前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关于代课教师法律关系的认定，存在着人事关系说、劳动关系说、劳务关系说这三种观点。

代课教师人事关系说，主要是从《教师法》之角度来考察代课教师的法律关系。从教师的职责与使命看，我国《教师法》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从教师的传统身份看，我国长期以来对教师实行的是人事制，教师具有干部身份。从教师的流动方式看，教师交流主要是采用人事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调动的形式，落后地区的师范毕业生实质上仍然采取行政分配形式。基于教师与学校的这种关系，代课教师既然也是教师，其与学校之间也应当是人事关系。

代课教师劳动关系说认为，无论从代课教师与学校的实际关系，还是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看，代课教师与学校之间都应当是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代课教师被聘用后即成为学校的一分子，需服从学校的管理与工作安排，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因此，其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构成要件。

代课教师劳务关系说认为，代课教师的身份毕竟不同于在编的公办教师，其身份定性应当为劳务关系。劳务关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通过劳务合同建立的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劳务关系实质上就是民法的雇佣关系。我国《合同法》虽然没有规定雇佣关系，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明确了雇佣关系。这种定位对代课教师非常不利，因为将代课教师的关系定性为劳务关系，代课教师自然就不能获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特殊保护。

三、代课教师法律关系定性产生分歧的原因

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存在对代课教师法律定性的诸多分歧，主要的原因在于：学界对代课教师的内涵界定不一致，讨论问题时混淆了代课教师应然法律地位与实然法律地位的区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关于教师的政策也对代课教师的法律定性造成干扰。

（一）代课教师内涵界定的分歧

定性代课教师的法律属性，首先必须界定代课教师的内涵。我国学界对代课教师之内涵有不同的界定。广义的代课教师，是指不在教育行政部门编制之列却临时或长期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专业性人员或非专业性人员。狭义的代课教师，是指学校教师缺编或因病、因事请假，学校征得上级教育部门的同意，请具有相应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并热爱教育工作的人代替缺编或因病、因事不能上课的专职教师上课的教师。狭义的代课教师包括顶编代课教师和短期代课教师。最为狭义的代课教师，仅指顶编代课教师，即长期以代课为业、以教师为主要身份的代课教师。对代课教师内涵界定的不同，自然会导致对代课教师法律关系定性的偏差。兼职教师与兼职学校之间、短期代课教师与学校之间一般形成劳务关系，如果将兼职教师、短期代课教师与其他代课教师混为一谈，就很难定性整体代课教师。再如，代课教师到底应不应该具备教师资格证和学历条件，就成为代课教师究竟应该适用《劳动法》，还是适用《教师法》的分歧所在。

（二）代课教师实然法律地位与应然法律地位的分歧

目前关于代课教师法律关系的分歧还在于学界对于教师实然法律地位与应然法律地位的分歧。从教师专业性的角度看，代课教师应当属于教师的范畴，应当按照《教师法》来调整；从教师与学校未来关系的发展趋势看，教师与学校之间应当逐步实行聘任制，要按照劳动合同关系处理。但这都是从应然角度来分析的。从现实角度看，代课教师有县教育局聘的，也有乡政府聘的，还有学校聘的；代课教师有符合《教师法》规定条件的，也有不符合《教师法》规定条件的；代课教师中有采取聘任制、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签订合同、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但大部分并没有纳入《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按照劳动合同关系，更难按照人事关系来规范代课教师与学校的关系。

（三）《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不断扩大

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反复强调代课教师应当按照劳动合同关系来进行规范，但问题在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一直在逐渐扩大。比较《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比《劳动合同法》的范围要宽。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一，在传统意义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单位内部的正式人员只有干部和工人两类，正式人员意义上的工人是按照《劳动法》管理的。代课教师被排斥在学校正式人员之外，无法适用《劳动法》进行保护。如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一款将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范围限定为：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学校不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自然不属于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对象。其二，我国事业单位特别是学校，教师与学校之间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关系。教师的工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学校缺乏用人自。因此，代课教师（包括教师）名义上是学校聘任的，但是学校受制于编制等问题，无法完全兑现《劳动法》规定的待遇。

（四）我国政策的影响

我国关于教师特别是代课教师的待遇问题，受政策的影响非常大。因此，代课教师如果按照《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障、缴纳社会保险费”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请求，让单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费，得到的最常见的答复是“不予受理”。理由很简单：代课教师如果是教师，应当归人事部门管；但因为不是正式教师，又不属于人事部门管。本文开头所举案例就是对目前代课教师尴尬处境的最好阐释：政府对代课教师的管理处于真空状态。为解决代课教师问题，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的确，看不到政策对代课教师法律地位的影响，势必会造成定性的偏差。

四、代课教师的法律定性

代课教师的法律定性首先要看实然法律地位，然后从发展趋势角度对其作出正确定性。本文首先将代课教师定位在最狭义的角度，这是由于兼职教师、短期代课教师按照劳务关系处理，对代课教师本人并没有实质影响。

（一）代课教师实然法律地位

从实然角度看，我国代课教师的身份应当是民法上的受雇者，其与学校之间建立的应当是劳务关系。不可否认，农村相当一部分代课教师直接由学校随意聘任，许多人只有初中学历，而且没有任何聘用合同和手续，没有受过教育教学培训就直接进入教学领域。代课教师教学权利的取得、教师的身份和地位与《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的规定不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劳动合同来处理，实现“同教同酬”，就会造成与《教师法》等的冲突。

（二）代课教师应然法律地位

从应然角度看，代课教师应当定位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教师法》第十七条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从聘任制改革的角度分析，教师与学校之间正在向劳动合同关系演变。正式教师的法律定位在向劳动合同关系发展，代课教师当然也不例外。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9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简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作为规范劳动关系的两部重要法律，提出了立法的价值目标是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作为调整民事关系的重要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2]。其中调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包括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从价值观角度看，劳动关系表现为三位一体的价值关系，即劳动者自身的价值关系、用人单位的价值关系，以及二者共同体现的社会价值关系。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不仅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条件。对于非劳动者和组织而言，这种价值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和谐的社会价值关系。对于高校而言，与教职员工（劳动者）构建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不仅在于劳动关系价值本身，更重要的在于对受教育者（非劳动者）进行教化并达到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关系所导向的目标。

一、劳动关系的内涵及发展

劳动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主体在实现集体劳动过程中彼此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狭义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实现集体劳动过程中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的关系。狭义的劳动关系按实现劳动过程的方式分为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和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两类，前者是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照法律规范缔结劳动法律关系后，由用人单位直接组织劳动者进行生产劳动的形式；后者是在劳动法律关系缔结后，通过劳务输出或借调等方式由劳动者为其他单位服务实现劳动过程的形式。劳动关系的内涵，通常包括劳动者参加社会劳动的方式、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组织形式，以及他们因参加社会劳动所取得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3]。从这个意义而言，劳动关系既是一种价值关系，又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结成的互为目的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中，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不再是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而是两者直接结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不再作为生产的工具，而是作为生产的目的。劳动关系最直接地联系着一定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包括国有经济劳动关系、集体经济劳动关系、合作经济劳动关系、股份制企业劳动关系、合资企业劳动关系、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和个体经济中劳动关系七种类型。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以及在一些股份制企业中，已没有实现按劳分配的条件。那里通行的原则，是按照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决定劳动者收入，基本上是一种契约型或雇佣的劳动关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公有制企业在向“产权明晰”的方向进行改革的同时，劳动关系也向契约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关系契约化的基本形式是劳动合同[4]。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契约型劳动关系有两种形式，即由劳动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和由劳务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在法律上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所规范；劳务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在法律上不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所规范，而只由中国民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所规范。

从立法上讲，《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把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而《民法通则》把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作为其重要的一个目标。这三部法律在于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正确认识和处理劳动关系，在劳动权和单位责任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能够较充分地结合，实现较充分的就业，并使劳动者的收入及社会保障水平与其贡献、绩效相适应，以实现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目标，确保劳动关系的和谐。

从中国目前实际存在的劳动关系看，按照社会和谐的要求来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会面临着两方面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全面推进经济市场化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关系契约化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把目前市场经济及其所规定的劳动关系纳入到“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所指导的和谐劳动关系中去，不仅涉及到政府对承担社会责任和劳动者保护的能力，民主与法治的完善，整个社会对社会公正价值的接受，也必然涉及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调整。这不仅是一种新的劳动关系的构建，而且是一场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

笔者认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不仅能激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潜在的劳动能量，而且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全体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这不仅对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有借鉴意义，而且对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社会愿景

对高校而言，依照中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劳动关系涉及高校与高校教师、教学管理者、教学辅助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共同维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高校根据宪法和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切实履行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四大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5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校以培养人才为中心，高校共同体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和核心价值。人才培养贯穿于其他三个职能之中。高校通过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这四个职能，辐射和影响社会思想和物质关系，进而推动和促进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

高校作为社会期望和国家赋予的办学机构和价值系统，在办学过程中，涉及人才培养、办学方向、教师态度、学生就业、管理水平和评价考核等诸多关系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不断解决，逐步实现高校价值目标的最大化。高校作为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其价值活动所达到的社会愿景来自于高校内外价值系统的相互作用。

在外部方面，社会期望高校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智力服务、产出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和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社会各家庭期望自己的子孙万代能进入更好的高校，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享受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相比，更能立身成人、立事立家，对家庭和社会有更多的贡献。国家希望高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就是希望高校大力“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在内部方面，高校劳动关系处于众多关系中，然而国家法律明确指出，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始终是高校劳动关系调整的重要价值指向，这是高校劳动关系有别于其他劳动关系的典型标志。高校与其劳动者和高等教育的智力及人财物资源充分结合开展一系列育人活动。在高校的整个育人活动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科技是先导，设施是基础，管理是保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伟大实践中，高校承担着更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的劳动关系更具有促进社会价值关系和国家价值关系和谐的意义。

然而，在高校实际办学过程中，高校并非是独立的不受外部影响的价值系统，高校劳动关系也并非是不受社会影响的独立关系。在众多外部社会关系的强烈作用下，高校劳动关系常常发生变异，疏离自身价值目标的轨道。一方面，社会和国家需要更好的高等教育和相关优秀成果（包括人才、智力成果和科技服务等），而高校心有余而力不足，虽尽全力却无法达到外部期望的目标；另一方面，高校的价值提升需要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社会却无法与高校形成紧密结合、运行良好的成长共同体，高校时常会被社会主流力量边缘化，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与之相对应，不同社会系统的劳动者不能和高校系统的劳动者形成高度一致的社会共同理想，不能在不同利益角逐中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导致对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认同的多元化，影响和制约着高等教育机构形成办学的正确目标指向，影响国家教育方针的有效贯彻和国家教育目标的有效实现。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面临的重大现实难题。

三、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

2005年3月7日，总书记在政协社科界联组会上向社科界同仁提出了“提炼共同价值观”的任务[5]。虽然这是对社科界的期望和要求，然而这对于构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警示。根据前面关于对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社会愿景的探讨，笔者认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包括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四大方面。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不仅在于劳动者自身的需要，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价值。其社会价值源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是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以高校育人目标为本位，以培养输送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为中心，在充分实现育人价值的同时，充分发挥教职员工潜在的社会价值，实现高校与高校教师、教学管理者、教学辅助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成员和谐的劳动关系，形成强有力的由高校劳动关系所维系的价值共同体。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内容，构成了社会生产关系中科技和人文价值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创造一流的科技文化成果、提供优质高水平的社会服务，是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社会价值的根本使命。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民族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社会价值的凝结。它以社会发展为基石（基础），以民族振兴为方向，涉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农林、水利、医疗、卫生、军事、国防、外交等领域。高校劳动关系的民族价值通过众多高校与千百万教职员工的辛勤劳动所体现出来。他们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使大学生成为推动各民族不断前进的优秀分子，成为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和发展的坚强捍卫者。在民族价值中，责任、爱心、关怀、真诚、勇敢、正义是中华民族价值的特有表现，“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友爱互助、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表达。民族价值是数千年来中华炎黄儿女在长期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凝结，是中华民族前赴后继、不断超越的精神支柱。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正是在这种不断追求与升华的民族价值中达到深度的统一。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国家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价值中民族价值的升华。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针，以民族、国家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方向，以民族、国家的命运为命运，把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使高校劳动关系价值得以实现从社会价值向民族价值的转变，从民族价值向国家价值的转变，最终实现高校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向国家价值的转型，达到国家教育方针所指向的目标，从而实现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与国家价值高度的统一。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普世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价值的广延化和人本化。它以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为依托，通过高校与教职员工之间独特的劳动关系，将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拓展为物质关系之上的仁爱、责任、关怀、智慧、正义、奉献等精神单元，使之产生更高层次的价值运动。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同一社会虽然可以有多层次多元并存的行为价值，但在民族和国家层面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意识形态方面应当是共同的、一元的。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保持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保证，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大灾大难面前不屈不挠的根本价值要求[6]。中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说过，“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之间如何共处。”高校劳动关系的这种普世价值，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大众的生活中，也体现于人类劳动的普遍价值关系中。高校劳动关系作为以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特定对象）的独特生产关系，通过千百万劳动者的不懈努力、真诚奉献，从而实现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与普世价值广度的统一。

由此可见，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不仅关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也关乎社会价值、民族价值，更关乎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它是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四者的统一。在众多价值关系中，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源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立足于社会关系价值，是劳动关系价值深度、高度和广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

[3] 刘庆唐.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N].人民日报，2007-05-08（15）.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10

一

自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学校教育又开始被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改良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谋生、糊口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突破古代学校教育对原始社会广义职业教育的异化，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成为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wwW.133229.cOm因此，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为基础。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以机器生产形式代替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使单个人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而使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生产经验，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经验，即间接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劳动者再也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直接在生产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主要依靠间接经验。因此，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和训练，授以劳动者各种间接经验，就成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国家和有为政府就必须重视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

其次，近代大机器生产和学校职业教育是同社会分工细化、专门技能技巧深化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后，现代生产体系和技术分工基本形成，并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生产中的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革命，于是就对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熟悉机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技术。这同时也就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同现代生产活动相结合，传授生产中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培养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这就说明，现代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分工和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

职业教育打破了古代社会以来学校教育仅服务于统治阶级治国治民需要的局限，使教育重新回归于本初状态，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服务。同时它也冲破了正规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时间和空间，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就当时的职业教育具体形式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18世纪末出现的技术工人讲习所(mechanicsinstitutes)，如1799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厂中开设的科学和数学夜校讲习班，对象是技术工人；二是政府强力推进建立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批准开办的公共工程中心学校(1794)、综合技术学校(1795，即后来著名的巴黎理工学校)、德国虔信派牧师开设的“实科学校”(1708、1747)等。但马克思并不推崇这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而是从工厂教育的实践中发现了未来教育的方向，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历史上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人是托马斯·莫尔，他在《乌托邦》一书中阐述了教育与农业、手工业劳动结合的思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提出建立“劳动学校”的想法，首次明确提出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张。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劳动是儿童教育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适当的体力劳动能够促进人的智慧和道德发展。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并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

二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工厂生产中使用童工是普遍现象，童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其体力、智力及道德备受摧残。1800年1月，29岁的欧文从岳父大卫·戴尔手里接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一职，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学说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工厂中实施了“通过改变环境来塑造人的性格，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的改革计划。他将每天劳动时问缩短为10小时半，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工人子女开办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为6～10岁的儿童开办初等学校，为11～17岁的童工开办夜校，教授适合儿童年龄并且对未来生活有用的知识。1816年1月，欧文将他的工厂教育机构命名为“性格陶冶馆”。

由于欧文的示范作用，加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英国议会先后三次通过工厂法，规定若干保护童工的措施，并附有童工教育条款。例如，《1802年工厂法》规定，工厂主应对童工进行读、写、算的教育；《1833年工厂法》规定，纺织厂14岁以下童工每天必须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1844年工厂法》规定，8～13岁童工每周须在学校学习6个半天或3天，否则不得受雇。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他发现工厂教育制度中实践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改造旧教育、促使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的个性、才能和世界观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劳动同教育的早期结合，必然发展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的结合。

三是马克思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上。他们通过对现代工业生产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了现代工业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物质条件。提出了客观的需求。

四是马克思直接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的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优秀思想成果，确立了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并且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工厂教育制度，从《工厂法》中看到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萌芽。

马克思十分推崇欧文在自己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活动。他在《资本论》中说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的基本原意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是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客观发展规律中预见到了未来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

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亦即现代工业性质的生产劳动；所说的教育是家庭以外的教育，主要是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学校形态教育。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第三，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包括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同生产劳动结合，也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专门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

在以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出现之前，职业与教育是分离的：从事谋生糊口的职业劳动者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而从事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者也是一生一世都远离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颠覆了之前以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它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建立在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既可以使学校教育获得社会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高教育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指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之间的互相作用问题。现代生产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生产使教育在体系结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教育第一次在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有了完整的体系，既“劳心”又“劳力”，并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合二为一。但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十分强调治“学”的正统观念，长期以培养治国的“接班人”为目的。不屑培养治“事”的“建设者”，所以，职业教育的地位十分尴尬，既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边缘位置。

21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对提高生产力，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以及对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作用，都得到各个国家的一致认可，都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马克思这句话的重点是强调教育的作用，强调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那么，职业教育对现代生产都有哪些作用呢?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起着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作用。科学是一种一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没有物化的生产力。把科学物化在生产中就可以变为直接生产力。这种物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把科学变为生产技术，物化在生产工具中，改革工具，革新技术；其二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劳动者，使劳动者具有生产技术和能力，提高智力水平。职业教育是实施这两种物化的重要措施，是这种物化的最有效的形式。在现代职业教育中，人类长期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是经过有目的的选择、提炼和概括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学生的学习又是在教师科学传授方法引导下进行的，因此具有较高的效率。这对于现代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现代教育所传授的某些部门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运用于生产中，转化为生产的一个条件，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短期训练在这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另一方面，现代学校教育还起着促进科学知识的联系、积累和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如各类学校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学科，都不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的知识结晶。在这一积累和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11

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制度的本质属性是教育矫治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这也是劳教工作的任务和目的。2008年，中央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确定为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凸显了劳教工作的价值追求—“教育为魂”。为实现劳教工作社会效果和矫治效果的和谐统一，为促进教育矫治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与最大化整合，必须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

一、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内涵界定

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是建立与“首要标准”相适应、与劳教人员再社会化相适应的劳教工作新秩序的需要，是劳教工作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是劳教工作的一种组织、运行模式，以劳教人员成功实现再社会化为目标，突出劳教工作各参与主体职能定位的相互关联，强化一切工作以教育为中心。

劳教工作的核心目标“教育矫治”需要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构建。根据教育学理论，“凡是以一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和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过程，同可归之于教育活动”[1]。教育的本质是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矫治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核心目标是使被矫正者顺利回归社会，成功实现再社会化。

劳教工作的执行效率取决于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构建。经济学认为，工作效率指“工作投入与产出之比，是评定工作效能的重要指标，是一种普遍承认的社会价值追求”[2]。劳教工作必须围绕教育矫治这一核心目标统筹安排各个层面的工作，优化配置各类资源，理顺各项工作机制，确保劳教的执行效率。

劳教工作社会化矫治的实践需要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构建。社会学认为，“人类必须通过相对较长的生活依赖期才能使得社会化成为可能，而我们在本能方面的缺陷使得延长社会学习的时间至关重要。”[3]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劳教人员解教后的安置和就业问题，为实现解教人员的有效社会化，劳教机关必须对外延伸职能，积极联系社会各类矫正机构，利用所有可利用的力量，服务于劳教机关的核心目标。

二、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障碍

综合分析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原因及劳教人员的矫治需求，不难看出，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障碍主要表现如下。

（一）思想观念障碍

目前，劳教机关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是：不能充分认清劳教工作的中心任务，不能准确把握“教育矫治”在劳教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不能适应“首要标准”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两个认识误区：一是片面的安全稳定观，把安全稳定当做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以致偏离了劳教工作的中心目标--教育矫治；二是片面的劳教生产观，视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圭臬，忽略了生产为教育、社会化服务的功能。以上两种认识误区的共性在于割裂了教育、管理、生产三者的关系，削弱了教育功能的发挥。

（二）执行机制障碍

“劳动教养制度能否实现其社会价值，最终取决于执行工作的质量”[4]。目前，劳教工作教育矫治的现状是教育部门单枪匹马、独自奋战，其他职能部门本位思想严重、缺乏全局性的战略思维，因此各部门协调沟通不畅是劳教场所内部工作运行机制的主要障碍。导致不能有效整合所内教育资源，不能强力落实教育制度，严重影响了教育矫治的工作效能。

（三）考核评估体系障碍

科学考核评估教育矫治的质量是全世界面对的难题，因为重新违法犯罪的数据库、数据模型还没有建立，重新违法犯罪率与监管场所的工作质量关联度缺乏科学界定，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的跟踪考察机制尚不健全。虽然“首要标准”为教育矫治的考核评估指明了方向，但教育矫治成效的考核标准不易量化，实际操作很难，无法避免形式化的倾向。

（四）专业化队伍建设障碍

劳教人民警察是决定教育矫治工作质量的核心要素，而目前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影响了教育矫治功能的发挥。一是人力资源的配置缺乏科学性，没有实行专业化分工，通常情况下，警察“哪里需要哪里搬”，仿佛是全才，实则无效率、无特长；二是人才培训激励机制不完善，缺乏规划性、系统性、前瞻性。一线警察在相对高压封闭的环境中工作，时间久了，必然产生职业倦怠感，不能培养职业认同感，缺乏职业成就感，有些警察甚至面临“本领恐慌”、技能匮乏的尴尬境地。

（五）社会支持系统缺失障碍

劳教场所内部的教育矫治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与社会帮教部门的沟通缺乏长效机制，社会化矫治程度不到位；解教人员因为就业技能缺乏、挫败自卑感严重、文化水平不高，不能成功再社会化；“三无”人员（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和生活无助的解教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更无从谈起。就国家而言，制定了安置帮教工作的法规，但是具体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落实帮教工作的可操作性不大，致使劳教场所的教育矫治成效无法得到延伸与巩固。

三、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路径

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格局应当遵循服务大局、以人为本、科学统筹的原则，充分认识和把握教育矫治工作规律，对劳教机关工作实践经验进行提炼和总结。

（一）更新教育理念

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必须树立全面施教、全程施教、全员施教的现代教育矫治理念。全面施教就是充分挖掘场所内外一切具备教育潜能的工作主体，发挥所内管理、教育、习艺劳动、公正执法和场所建设的职能优势，打造所内全警参与的教育主力军和教育主阵地，搭建所内外多层次、高质量的教育矫治网络平台。全程施教就是劳教人员从入所到解教，要接受阶段式、流程式、系统化的教育矫治措施，使警察施教与劳教人员自我教育相互结合、集中教育和个别化教育相结合，使教育矫治工作贯穿于劳教人员服教全过程。全员施教就是施教的覆盖面是每一个劳教人员，更加注重个案化矫治，针对每一个劳教人员的生理心理特征、违法动因、需求差异、社会环境因素和在服教期间的危险性程度及改造表现，实现测试排摸全员建档、矫治方案一人一策，对每一个劳教人员进行科学矫治，重新违法犯罪率降至最低。

（二）完善执行机制

首先要强化制度执行，从劳教机关党委、各职能部门、大中队到基层劳教人民警察，都要形成一个落实制度的统一体，相互联系、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将教育矫治制度的目标和职责层层分解，层层推向深入，形成自上而下的制度落实体系。其次要健全监督机制，发挥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教育部门要成立督查小组，定期深入到基层中队进行督导，定期通报制度执行情况，及时反馈存在问题，使制度不断调整完善，使劳教场所内部的管理层级、部门间的工作流程和协调机制能够确保教育矫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实现工作效益的最优化和最大化。

（三）强化考核评估

从规范考核入手，对可以数据量化的工作成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考核时段，按季度、按月份或者随时进行考核，对不宜分解考核的教育工作实践创新部分，可在年终进行集中量化或者定性考核；从严密考核程序入手，按照一级考核一级的原则，采取日常考核、随机抽查考核、集中考核的形式，随时考核，即时公布；从兑现奖惩入手，将教育目标考核评估作为衡量各单位、部门及个人工作质量的基本尺度，作为衡量教育矫治工作成效和考核领导干部任期目标的主要依据，与评先评优、提拔任用等紧密挂钩，形成对教育矫治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良好氛围。

（四）建设专业化的警察队伍

从战略高度规划人力资源，建立一支具有人本管理理念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制定科学规范的岗位任职标准和选拔考核管理流程，合理引进教育矫治岗位急需的专业人才，探索复合型人才、专家型人才培养相结合的队伍建设新机制。要确定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长期目标，建立正规化的多级教育培训体系，通过重点加强与矫正能力素质相关的教育学、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知识的专业培训，重点培养警察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能力，运用教育心理学原理疏导矫治对象不良心理的个案矫治能力，基于矫治对象再社会化需要的技能培训与创业辅导能力。同时，应落实从优待警措施，在从严治警的基础上，从政治上、职业发展上和生活待遇上落实从优待警的各项措施，让那些具有丰富管理和教育经验的专家型警察产生于基层、沉淀在基层、扎根在基层，奠定教育矫治人才基础，从警力资源上保障基层教育矫治工作的需要。

（五）优化社会支持系统

教育矫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劳教人员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教育工作的社会化方向。对于被教育者而言，教育是使其恢复尊严的权利，是其再社会化的成长需要和成为合格公民的途径[5]。因此，教育矫治工作需要着眼于社会效果、立足于社会支持，依靠于各部门的共同配合。

实现所内外教育矫治资源对接。利用亲情会见、亲情电话以及场所开放日，加强与劳教人员家庭之间的联系沟通，积极搭建亲情帮教平台，修复和再造其社会支持系统；开展菜单式、订单式、自选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辅导培训，与相关企业进行沟通联系，建立回归实践基地，有条件的将劳教人员派遣到技能培训基地进行实习，铺设就业绿色通道，让优秀的劳教人员搭上“就业直通车”。在保证场所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向社会公益部门、机构和爱心志愿者开放，使更多的社会资源加入到支持、参与教育矫治工作的队伍中来，利用教育、心理、医疗、科研、职培等专业机构和力量，获得他们的专业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1]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7.

[2]曾宪义.产权与增长：论法律制度的效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篇12

一

自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学校教育又开始被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改良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谋生、糊口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突破古代学校教育对原始社会广义职业教育的异化，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成为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