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原理篇1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许多学者和教师转入国民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国内各高校也设立了国民经济学专业，但对国民经济学这个学科专业如何建设认识不一，人才培养模式差异也很大。在国民经济学科建设持续升温的同时面临着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和专业同行不同语的尴尬，有的高校甚至还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塞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内，使得国民经济学学科像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
一、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来由
西方经济学者对国民经济一词用的较少，但对国民经济学一词则用的较多，最早使用该词是18世纪的意大利人奥特斯，当时是指研究一国国内经济现象的学问。其后在19世纪才出现许多以“国民经济学”命名或以其为主题的名著，主要集中于德国、奥地利，现有中译本文献中可以查到的有：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14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傅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38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51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恩格斯所著《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958年翻译出版的奥地利学者门格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81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罗雪尔所著《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原著是1843年出版）、1962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卢森堡所著《国民经济学入门》（原著是1951年出版）、1970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李斯特所著《国民经济学体系》（原著是1841年出版）、1983年出版的瑞典学者维克塞尔所著《国民经济学讲义》（原著是1893年出版）和1987年出版的德国学者欧肯所著《国民经济学基础》（原著是1940年出版）。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所说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的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所以，这段时期的“国民经济学”与更早出现和更为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是两个并存的概念，阐述的内容和方法也大体一致，只是德国、瑞典和奥地利等国家习惯采用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相对说来，国民经济学学科在新中国的早期发展与其在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国的发展并无直接联系，相反而与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要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而国民经济计划则是以部门为基础，企业仅相当于生产车间。所以，中国 “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定位客观上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结果。
二、国民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
国民经济学是在中国经历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后形成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国民经济学的前身是国民经济计划学。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大工厂”的基础上，这种模式下的企业只是其中的一个车间或某个零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指令性计划无疑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相适应，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前苏联计划经济理论在全国率先创建国民经济计划学科，设立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和统计专业，并聘请前苏联计划专家布列耶夫给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讲授国民经济计划学。其后北京大学、辽宁大学等一些高等学校也相继开设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钟契夫教授等一批学者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国民经济计划学》教材，后被全国各高校广泛采用直至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李震中教授结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的深入，主编的《计划经济学》引领国民经济计划学科的学术水平达到历史巅峰。
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我国高等学校适应时展的要求，将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以顺应历史潮流。1982年初，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等12所高等院校的学者编著了国内第一本《国民经济管理概论》教材。1986年辽宁大学在全国率先将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本科专业更名为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从而推动着这一学科的转型和发展。同年，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出版了《国民经济学（上下卷）》，并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多次修订出版，为国民经济学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学科基础。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方向转变，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市场取向使得许多高校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纷纷转行或下马，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使国民经济计划学科的方向得以彻底校正，本科专业国民经济计划更名国民经济管理，价格专业取消，生产力布局专业从学科内部分离出去。1998年国家教育部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进行调整归并和规范化改革时，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第一个二级学科，本科专业国民经济管理被列入教育部本科招生专业目录的编外专业，全国高校中只有7所院校获准继续招生；同时，研究生专业由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更名为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学科正式建立才14年，但在一些学科基础较好的地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具有标志性成果的有三套丛书系列：第一套是由全国7所保留了本科专业的院校教师集体编著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高等学校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主干教材》，全套共4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分别是：李华、刘瑞主编《国民经济管理学》（2001年第1版，2006年第2版）；刘起运主编《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和模型》（2002年）；赵丽芬、江勇主编《可持续发展战略学》（2003年）；杜肯堂主编《区域经济管理学》（2004年）。第二套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师联合部分院校教师集体编著的《21世纪国民经济管理学系列教材》，全套共8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别是：刘瑞主编《国民经济管理学概论》（2004年第1版，2010年第2版）；金月琴、李健美主编《国民经济管理案例》（2004年）；苏汝劼、夏明主编《国民经济核算概论》（2005年）；刘瑞、武少俊、王玉清编著《社会发展中的宏观管理》（2005年）；顾海兵编著《实用经济预警方法》（2005年）；蒋选、杨万东、杨天宇主编《产业经济管理》（2006年）；刘起运、夏明、张红霞编著《宏观经济数量分析》（2006年）；茶洪旺、李健美主编《区域经济管理》（2006年）。第三套是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师集体编著的《国民经济学系列丛书》，全套共7本，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分别是：马树才主编《宏观经济数量分析》（2005年）；陈瑾玫编著《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理论与实践》（2005年）；马树才等编著《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分析》（2005年）；张今声等主编《国民经济规划学》（2005年）；韩云虹等著《国民经济核算分析》（2005年）；崔日明等主编《宏观经济调控与对外经济政策》（2005年）；林木西等主编《科学发展观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2007年）。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一方面继承了国民经济计划学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养分。
周期性的国家规划和计划管理工作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而废止，而是相继发挥引导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作用，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宏观调控越来越热，使得一届届国民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因宽泛的知识层面、突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全面的综合素质给政府和企事业用人单位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地方将专业限制到二级学科的国民经济学作为继续引进的专门人才，作为极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经济学科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广泛又特殊的价值，得到了政府教育部门的认同和支持。目前，教育部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四所高校建立了国民经济学部级重点学科，多数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也都选择省市内至少一所高校扶持其作为国民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全国有国民经济学硕士点的高等院校将近60个，博士点超过20个。
三、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特点和内核
在国民经济学科建设持续升温的同时面临着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和专业同行不同语的尴尬，有的高校甚至还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塞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内，使得国民经济学像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使得有学者对于国民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或认为国民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一回事，这些都要我们进一步弄清楚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内涵、特点、研究对象和内容。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的。国民经济这一概念突出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突破了将国民经济局限于国家各经济部门的构成总称的限制，在内涵上大大扩展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域，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经济环节；宏观、中观、微观各层次经济；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通讯、文化、教育、科研等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国内不同经济区域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区域和国际性区域，较为全面而翔实地阐述了国民经济涵盖的内容。所以，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综合性较强的应用经济类专业，是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预测与规划，与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相比具有宏观性、综合性、战略性、对策性和前瞻性等独特的学科特点。
国民经济学是研究一个国家范围内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和循环，各种生产和资源要素之间的配置与组合，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各个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所以，其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运行及管理的规律，包括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涉及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市场结构、资源结构、政府职能、宏观调控、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与计划等等。只有搞清楚国民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才能在科学范式的基础上进行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才能防止国民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被同化或边缘化的趋势，才能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刘瑞.国民经济管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马昊.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几个问题的探讨[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3]顾海兵，齐心.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经济学动态，2005.4.
国民经济学原理篇2
一、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选择
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解决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增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本途径。“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学界高度关注的热门论题。
张卓元认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主要有：一是它同追求经济的短期高速增长是有矛盾的。二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难启动。三是政策调整阻力重重。因此，要真正着力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不能继续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就不能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应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适当调整，以免经济过快扩张和出现中位通货膨胀，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
杨承训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次深刻变革，必然触及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需要用改革精神予以正确处理，并澄清一些流行的悖论。论述了四个关系：一是速度和质量的关系，以质量带动GDP增长，二是推进生产力强进弱退与优化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全面推进生产方式的优化；三是扩大内需与分配公平的关系，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四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加快城市化的关系，必须善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卫兴华、武靖州认为，总需求结构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反映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则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的非均衡、不可持续与低效率。这些问题存在并积累的体制原因主要有：分配机制不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型滞后、现行财税体制不尽合理等。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着力深化体制改革，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程恩富、侯为民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立足国内，还要在全球发展战略上树立新思维。当务之急是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基础上，适当控制对外资、外贸、外技、外源和外汇的依存度，积极提升引进对国际资本、技术、资源能源、贸易市场和外汇储备的综合利用效益。从长远看，我国必须建立“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
简新华、李延东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模式是科学发展方式，是集约型、协调平衡型、内外向结合型、可持续发展型、高效型发展方式的综合。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有20多年了，至今还没有根本转变，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难转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技术、劳动力素质、资本、管理等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二是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主要发展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三是市场机制、企业制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缺陷的约束；四是受追求数量扩张和高速度、忽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主要途径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创造发展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阶段的转换，建立和完善制度。
胡乐明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中国道路。一是必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完善市场与政府的调节功能。强化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提升政府微观规制和宏观驾驭能力，有效节制资本，发挥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积极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统筹国际和国内，提升政府应对国际形势变幻的能力。
姜国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失衡的周境，需求结构、国民收入分配、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等都处于非均衡状态。经济结构的失衡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要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必须调整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同时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结构摩擦，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孙咏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要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单纯依靠技术进步，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而是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优势，从全局上加强国家经济政策对经济主体的影响，推动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由于市场体制是以分散独立的经济人独立决策为主，它在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天然具有其局限性。即在总体上，市场体制不易实现国民经济的合理比例关系，从而易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
二、关于收入差距过大形成的原因和引发的问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两个比重”既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也是增加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更是发展国民经济全局，解决当前经济社会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大举措。对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的状况，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吴敬琏认为，造成中国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另一个原因是增长的缺陷。由于我国主要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即“白领工人”)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提倡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社会后果。
茅于轼认为，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可是如果我们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
事件和突发冲突，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别，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别。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做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改革前收入都很低，相差几块钱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别很大。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证，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
蔡继明认为，分析收入分配公平与否，首先要把公平与平等区分开来。平等是指收入均等，这是一个实证概念，可以用基尼系数等指标来衡量；公平是对收入平等或不平等状况所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从初次分配的角度看，市场经济通行的公平分配原则是报酬与贡献相一致。这里所说的贡献并非单指劳动贡献，而是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成因在于产品市场不完善、要素市场不健全、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二次分配负福利效应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错位。
李炳炎、袁灏认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严重削弱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过度膨胀，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此外，导致我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因素还有：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长期偏低，资本剥削劳动问题严重；由于制度缺失和管理失范，垄断和腐败等非市场因素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体系脆弱，未能有效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
刘国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大幅增长的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这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突出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不能得到发挥，转变发展方式和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也不可能完成。可以说，当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中心议题。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从深层次理论上来讲，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我国宪法对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对分配制度规定了按劳分配为主。这些规定就是为了节制私有经济和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过度发展，使其不至于超过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地位，并演变为私有化、两极分化和社会变质。
郭飞认为，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持续显著扩大，全国的基尼系数逼近(或进入)危险区。我国目前畸高收入群体与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非常悬殊，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特别是部分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悬殊的程度是超乎寻常的。其所以超乎寻常，主要源于权钱交易、侵吞公有资产、非法经营、偷漏骗税等违法行为和经济体制转轨中的缝隙、漏洞与摩擦。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在世界上已高居前列。如果不从根本上理顺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扭转或遏制个人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势头，则必然会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第三步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构成巨大威胁。
谷亚光认为，中国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为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居前列的国家，这种收入分配现状不能不说是对我们的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偏离。有以下几种理论已经影响了我们对收入差距悬殊问题的及时治理。一是认为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可以提高效率；二是认为完善市场就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三是认为经济增长最终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四是认为劳动工资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上述这些非常流行的观点仔细从理论上推敲，认真从实践中求证，总体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它们不能作为认识和解决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的理性工具。
曾国安、洪丽认为，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分配不公既会严重损害生产力的发展、危害社会公平、危害社会稳定与和谐。也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当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是由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管制制度及调节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必须将促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作为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基本原则，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的管制制度和调节制度。
三、对于“国进民退”及其相关的所有制问题的争论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些地方的部分私营企业由于受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等原因，被合并重组，引起了社会热议。“国进民退论”成为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门的话题。支持及谴责“国进民退”的言论在2010年形成了新的交锋，“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随之而来。一些学者指责“国进民退”是“一股逆流”，是“一场新的国有化运动”，是“改革的倒退”，将会带来垄断和权钱交易。而另一派学者认为不存在“国进民退”，而是国与民共进。这场讨论既有冷静的分析和思考，也存在指责和批判。有人指出，“国进民退”的论战已经上升为“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纪之争，并认为其辩论的结果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这场争论也触及到了我国所有制的核心问题。
1.对于“国进民退”的不同意见
一些学者尖锐批评和谴责“国进民退”。
张维迎认为，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唯有国退民进，健全产权保护，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人民币升值，才有可能开发好国内市场。
许小年认为，“国进民退”与改革背道而驰，背离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市场化方向，甚至出现了倒退。“国进民退”只是一个方面，其他如行政指令干预市场运行，政府对经济的影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增强。这种趋势既不正常，也不健康。“国进民退”会制造社会不公平，表明“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抬头。
高尚全认为，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关键都不在于进和退。市场经济就是有进有退、有生有死，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问题是有没有垄断、是不是有竞争、是不是有歧视。国有的是社会主义的，非国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现在还存在。不能对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偏好，也不能对非公有制经济歧视。他认为，“公降私升”已成大势所趋。
陈志武认为，如果“国进民退”的格局形成，最严重的非经济后果是破坏政府权力和民间权利间的平衡点，・让权力掌握更多可以任意支配的财富资源，继而使权力毫无顾忌地扩张；与此同时，这必然意味着民间老百姓伸张自己权利的经济基础会越来越弱，迫使权利退让、萎缩。在国富即政府富但民众的生活却没国家上升快的情况下，老百姓只会被迫更加依赖政府才能生存，只好更加有求于政府才能过日子，民间的权利就更没有经济底气。
国进民退从本质上是强化国富但弱化国民收入的局面，难以保证法治所必要的民间经济基础。
杜光认为，我国2009年加快了“国进民退”的步伐，扩大了国民经济中的垄断成分，削弱了民有经济，损害了市场经济，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倒退。“国进民退”的危害，在于它是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破坏了公平竞争，损害了市场机制；“国进民退”削弱了民有经济，也就削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国进民退”说明有利于民有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条件，已经遭到严熏的破坏，对民有经济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国进民退”导致垄断扩大，市场经济缩小，正是经济体制改革大倒退的直接表现。为什么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呢?主要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方针，把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要扭转“国进民退”的趋势，掌握政治权力的指导思想上就必须抛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观念，树立经济市场化的方针，大力扶植民营企业的发展。
不过，多数学者对批评“国进民退”持否定态度，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驳。
季晓楠运用大量系统的经济资料和通过经济理论的分析，反驳了对“国进民退”的批评。他指出，在讨论中听到一种声音，要求将国有资产的大部分分给全国人民。按照这种观点，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将不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将不复存在，必然走向私有化。有人脱离中国实际，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理论，指责“国进民退”正是这种不正确的认识的一种反映。
杨承训、冷元元认为，“国进民退”等于“倒退”、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观点是错误的。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应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整体优势；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完善优化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壮大国有经济，全面创新集体经济，着力提升私营经济，正确利用外资经济，广阔发展个体经济；化解新矛盾制止私有化，提升多种成分。要从深层次上发挥社会主义整体优势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李政认为，“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其在概念上是模糊的，在总体上是不存在的，在个案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局部的国有企业扩张现象，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泛泛而论。评判国有企业“进退”的利弊和正当性，关键要看其向何处进、何处退，为何进、为何退，如何进、如何退。“国进”并不意味着“民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是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关系。应该基于有效发挥国有经济功能，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评价国有企业的绩效与行为，并致力于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创新与管理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对其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
卫兴华、张福军对“国进民退”之说提出质疑，认为“国进民退”之说难以成立。有人根据错误的引证和论据，得出错误的论断，认为我国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非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以此否定国有经济存在与发展的作用，主张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多年来，一些人大力宣传“国退民进”，直到近年来还有人强调“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用以高调批判“国进民退”。其实，“国退民进”也好，“国进民退”也好。都是战略性和总体性的提法或口号，都是不科学的。“国退民进”的口号本是某些学者提出和倡导的，中央并不赞同，但起了广泛的和深远的消极作用。还有人理直气壮地宣扬“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并以此反对国企的发展，称之为“逆改革方向而动”。把“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宣扬为我国改革的方向，是不正确的。忽视和否定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忽视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刘瑞、王岳认为，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并不存在，所有制改革继续朝着既定目标前进。而部分学者和媒体对这一虚构命题热炒的背后，存在着三种倾向性态度：用“国企低垄断”论来否定国企；用“球员裁判兼任”论来否定宏观调控；用“好坏市场经济”论来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观点都不符合实情。国企在行为目标上具有经营与公共属性，在产权组织结构上坚持全民所有和政府主导，在决策激励机制和监控评价机制上严格执行相关程序和规定，在经营决策管理上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这些都有效保障了国企在宏观调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次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手段之一就是“国有化”，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国进民退”并非是一种倒退。因此，应当保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继续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而不是消灭国有企业。
2.对于“国进民退”涉及到的所有制问题的讨论
刘国光认为，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如果趋于零，那还算是什么社会主义。我国国有经济比重一直不停地不断下降，宏观上并不存在精英攻击的所谓“国进民退”；我国经济这些年来一赢是公降私升，“国退民进”究竟要退到什么地步，才算合适?私有化的主张者不仅要求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领域，他们还要求国有经济退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他们动不动就把国有经济在这些行业领域的控制和优势地位冠以“垄断行业”“、垄断企业”，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国有企业利用政府行政权力进行垄断，把国有资本一概污蔑为官僚垄断资本。有人主张垄断行业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创造条件鼓励私有企业进入这些“垄断行业”，这正是私有化主张者梦寐以求的。在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及自然垄断产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控制和垄断，而在于谁来控制和垄断。一般说来，这些特殊部门和行业，由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私有制企业能更好地体现和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周新城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不是主观的想象，也不是人为地设计出来的。而是具有客观的规律性，也就是说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这一点，正是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决不搞私有化，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不搞单一公有制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的依据。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有人还在谴责“国进民退”，还在强调“国退民进”，还要进一步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真不知道他们想把我国引向何方!
张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而不能局限于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纠正包括国有企业低效论、国有企业垄断论、国有企业非竞争论、国有企业退出论、国有民营对立论等在内的种种片面观点，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的实
际出发，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结构、体制和机制，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国有经济的优势。
丁冰认为，一些学者指责的所谓“国进民退”从总体来看，实际是一个伪命题。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属全民所有的企业，是公有制经济最主要的部分，是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为宗旨的，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健康有序地进行，它在国民经济别是在战略行业中，理所当然地应处于主导或“垄断”地位。反对或取消国有企业及其主导或垄断地位，就无异于从根本上颠覆社会主义，这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目前出现一点“国进民退”的迹象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进步。一些学者以反垄断、反权贵资本主义、反贫富悬殊为借口反对国有企业是没有道理的。
丁任重、王继翔认为，不管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我国的国企改革都应客观地以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和生产力提高为标准，而不是一概而论地赶时髦去改制。没有必要担心民营经济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会变质；也没有必要担心国有经济多了会使经济倒退。只要把握好改革方向，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树立科学发展观，取发达国家之精华，走一条改革成本最低的路径就是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标。
谢富胜认为，将国有企业限制在非竞争性领域的主张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不具有可操作性，违背了我国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目标，并且缺少政策依据。企业史研究表明，大企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发展国有大企业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建设
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西方经济学暴露出了其自身的缺陷，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行了深层次的思索与研究，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更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并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体现中国特色。
刘国光认为，过去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一般采用规范方法，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怎样”，从给定的前提中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我们要注意经济学教学中的一个现实，即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要比规范原理的说教更能够唤起学习热情和探索兴趣。为什么某些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教材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大行其道，吸引了不少学生，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在课堂里被边缘化，甚至被学生嘲笑?这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上存在的缺点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希望有关教材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比如说增加一些定量分析，用具体事例解说一些经济原理，等等。以达到更有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程恩富、王朝科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不仅对社会经济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深陷学术殖民的应用经济学创新具有引领导向价值。如何实现用现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基本的思路是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层次的科学体系，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元理论，认清不同的应用经济学科的性质、对象和任务，梳理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元理论与应用经济学的耦合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接点，进而确立各应用经济学逻辑展开的路径，构建应用经济学的内容体系。
洪远朋认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思维有以下要点：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位；以商品(形式)一劳动(实质)为出发点；以广义生产关系为对象和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以生产关系四环节为框架的新体系和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吸收新方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要坚持、二要澄清、三要发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一要学习、二要批判、三要吸取；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一要挖掘、二要继承、三要扬弃；中国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逢锦聚认为。建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只靠别国的经济理论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当前建设中国经济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可能。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最丰富生动的实践，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营养；二是中国经济理论的进展。诸如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和宏观调控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等等，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三是中国经济学将是开放的经济学，吸收别国研究取得的积极成果也将拓宽中国经济学的视野，丰富中国经济学的内容，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意识，走向世界，在比较鉴别、借鉴吸收中得以迅速发展。
胡培兆认为，把“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是不妥当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实际都属政治经济学。战后因部门经济学分蘖发展快，政治经菏学的名称就淡化了。但要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完全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西方至今还有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家的称谓，美国还有权威的《政治经济学杂志》。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大，一直以来名声欠佳，社会上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政治说教课。于是其主张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学作为正名更好。现在有人要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区分开来，实际上也是出自对政治经济学的轻蔑。
邱海平认为，各种事实表明，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政治经济学已经被严重边缘化。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我们在充分认识各种外部原因的同时。更应该着力反思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和问题是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学术上的不规范。因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摈弃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努力建立学术研究规范。
马怀礼认为，目前不少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把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压缩到50学时以下。甚至停开；有的高校考研只考西方经济学；一些经济类专业的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有些用人单位在招聘经济人才时，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搞“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弱化和被“架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和研究者感到痛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被“架空”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对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研究来看，还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出了问题。这里出现了两种偏向：一是有些人教条主义地使用和研究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了错，则归结于马克思；二是有些人对政治经济学不自信，试图用西方经济学代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要为这种代替找理由了。
国民经济学原理篇3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4.007
工程经济学是经济学原理在投资问题上的应用，主要是与工程相关的投资问题上的应用[12]。为了保证工程技术很好地服务于经济，使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就要考虑如何根据资金情况正确建立可供选择的工程技术方案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用什么经济指标体系对各种方案进行正确的计算、比较和评价，从中选出最优方案的问题。要想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工程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的应用。工程经济学是融汇了工程学和经济学各自特点和内在联系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34]。虽然工程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在不断地发展，但一些基本原则却始终构成了该学科发展、研究和应用的基础[56]。然而在工程经济学众多的基本原则中，立脚点（或称着眼点）原则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此，本文深入分析立脚点原则，并对其应用加以具体说明，无论对于工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设还是实践应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立脚点原则
立脚点是指分析者在项目研究中的组织立场。这里的“组织”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的，它是指分析者所在的社会实体。
根据工程经济分析中涉及到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划分出常见的两大类六个社会实体。这些不同的社会实体间既可能是横向并列的关系，也可能是纵向包含的关系。见图1。
图1 工程经济学中的组织类型
同样的工作从不同组织的立脚点来看，将会有不同的收益和成本。一方面，立脚点的不同将导致不同的收益和成本内容；另一方面，即使相同的收益或成本内容，其价值也会因立脚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工程技术方案有利和不利结果的出现会依赖于分析者所采取的立脚点，因此，立脚点原则要求分析者明确在经济分析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特定决策的立脚点应当具有一贯性。一般决策的观点都是把项目所有者作为立脚点，然而，某些情况下关于项目经济分析的决策，也会要求使用债权人和项目全部投资人，甚至国家与社会等其他类型的社会实体作为立脚点。当给定了特定立脚点，备选方案未来产生的效果，无论是经济的或是其他方面的，都将被确定下来。因此，在项目的可行性评价或经济分析过程中，明确的与一贯的立脚点原则是十分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方案比较与选择等科学决策的前提与保障。
明确的与一贯的立脚点原则并不排斥基于多个立脚点对项目的全面考察与评价，只是要求在每个特定决策或从每个特定角度考察项目时，要明确并使用唯一立脚点，以保证特定立脚点下项目收益与成本的清晰明确，避免由此带来的争议和不正确评价。
同时，应当认识到，多立脚点的全面考察，会有多个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项目的决策程序中，这有可能导致不同利益主体对工程项目或方案进行评价、选择及设计时，会出现某些或某种程度的冲突。因此，立脚点原则在应用过程中，需要解决项目评价指标设置的系统性与客观性，需要实现决策权在不同利益主体间分配的合理性与公正性。
二、立脚点原则的应用
（一）财务现金流量表的结构
财务现金流量表能够反映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的现金收支情况，用以计算各项动态和静态经济评价指标，从而进行项目财务盈利能力分析。现金流量表可分为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和项目资本金现金流量表等不同报表，要正确得出不同现金流量表的结构内容，必须依据立脚点原则，区分不同的投资计算基础。基于项目全部投资人和项目所有者两种不同的立脚点进行项目现金流量的分析，见图2。
图2 项目全部投资人和项目所有者的现金流量
通过对基于项目全部投资人和项目所有者两种立脚点的现金流量的分析，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不同财务现金流量报表的结构，见表1。
（二）项目收益率与资本金收益率
考察项目收益率时，如果站在全部投资人的立场上来评价，那么股东是投资人，债权人也是投资人。债权人从项目中得到的收益是利息，正如股东从项目中得到股息是一样的。可见，利息不构成基于全部投资人立场的现金流出科目。如果站在项目所有者的立场上来评价，那么利息将成为现金流出科目。由于建设期利息计入固定资产原值，从而计提折旧；经营期利息计算期间费用，虽然两者都不抵扣调整所得税，但却都具有抵扣所得税的作用，从而影响到基于项目所有者立场的净现金流量，导致项目收益率与资本金收益率出现差异。如，某工程项目投资100万元，其中自有资金50万元，贷款50万元，贷款利率15%，预计年营业收入100万元，经营成本54万元，年折旧费为10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6万元，所得税率为25%，其项目收益率与资本金收益率的计算及结果见表2。
资本金收益率明显高于项目收益率，其产生源于项目收益率与贷款利率的不一致。设项目投资为K，项目资本金为K0，贷款为KL，项目收益率为R，项目资本金收益率为R0，贷款利率为RL，由投资收益率的公式知R0=R+（KL/K0）（R-RL）。可见，当R>RL时，R0>R；当R
（三）财务评价与国民经济分析
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评价中，政府或国家也往往需要知道项目投资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这就需要基于政府或国家的立脚点对项目进行经济评价，这一工作通常被称为国民经济评价或经济分析。国民经济评价的方法是在西方国家随着兴建公共事业项目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经济评价方法，也被称为社会成本效益分析，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理论和方法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方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的方法（又称LM法）等。目前，我国对拟建投资项目或方案进行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已经成为整个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核心[7]。从项目财务评价到国民经济分析，立脚点的转换使得两种评价工作代表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分析的视角存在较大差异。
如果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那么就需要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项目的建设作为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从而分析项目从国民经济中所吸取的投入以及项目产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由于国家的资源，包括资金、外汇、土地、劳动力以及其他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基于国家或全社会立脚点的国民经济评价，在考察项目时应当关注资源的变动[8]，而项目全部投资人立脚点的财务评价则是重点关注货币的流动。关注资源的变动，应当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国民收入的最大增长。因此，笔者认为，凡是减少某国社会有益资源的项目投入都是该国的国民经济费用；凡是增加某国社会有益资源的项目产出都是该国的国民经济收益；凡是增加某国社会有害物质的项目产出都是该国的国民经济费用；凡是减少某国社会有害物质的项目投入都是该国的国民经济收益。社会有益资源作为项目投入，其价值应以机会成本衡量；社会有益资源作为项目产出，其价值应以支付意愿衡量。增加社会有害物质，其费用应以带来的有害物质的危害结果衡量；减少了社会有害物质，其收益也应以消除有害物质的危害结果来衡量。
从一国国民经济的角度看，企业向国家缴纳税金，向国内银行支付利息，或企业从国家得到某种形式的补贴，都未造成资源的实际耗费或增加，它们只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转移支付，因此，不能作为基于该国国家或社会立脚点的费用或收益。如果同时考虑他国国民经济，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那么向国外银行支付利息，也未造成资源的实际耗费或增加，向国外银行支付利息也成为基于新的立脚点的转移支付。
总之，国民经济评价应该按照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从国家整体角度考察项目的效益和费用，用货物影子价格、影子工资、影子汇率和社会折现率等经济参数分析、计算项目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来评价项目的经济合理性[910]。国民经济评价与财务评价的区别在于二者所站的评价角度和立场不同，所考察的对象不同，所跟踪的对象不同。财务评价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考察项目自身的财务生存能力，跟踪的是货币流动；国民经济评价是站在国家和该国社会的角度来考察项目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跟踪的是资源流动。可见，只有依据立脚点原则，才能正确把握项目财务评价与国民经济评价的异同，才能准确识别国民经济评价的效益和费用，从而实现国民经济评价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可靠性。
三、结 语
工程经济学致力于系统评价针对工程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经济绩效。而系统评价与分析必须把相关的实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研究，因此，系统评价与分析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立脚点相联系――所有与立脚点有关的影响因素都应给予考察。在工程经济学的应用实践中，如果忽视了立脚点原则，就容易掉入仅就问题某部分进行分析的陷阱，虽然达到局部优化，却往往达不到整体最优。本文指出立脚点是工程经济学中的基本原则，划分了工程经济学中立脚点涉及到的两大类六种社会实体，指出了应当坚持明确的和一贯的立脚点原则，并且明确的和一贯的立脚点原则不应排斥从多个立脚点对项目的全面考察；通过财务现金流量表结构、项目收益率与资本金收益率以及财务评价与国民经济评价三个方面阐述了立脚点原则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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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原理篇4
陈安教授积30年之功蔚为大观的《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五卷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南北问题为主线，站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深刻论证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充分反映了作者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理念和追求。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论述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问题
如所周知，中国特色法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尽管具有“国际性”，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同样是马克思主义。
早在20世纪40年代，作者在厦门大学求学时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熏陶，在50至70年代，曾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民族殖民地及理论学养深厚，是其致力于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重要思想和理论优势。在80年代以来的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中，陈安教授援引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精辟论述，分析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以殖民掠夺史揭示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及阐释马克思主义观。
（一）分析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
国际经济关系既是国际经济法借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依据，又是国际经济法调整的主要对象。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详细分析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三大主要阶段（即早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初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众多弱小民族的独立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变化），并深刻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进程客观事实的科学总结”，“是对各国社会进行解剖的利器，也是对国际社会实行科学分析的指南”［1］。
（二）以殖民掠夺史揭示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
基于历史事实，作者以激扬的文字历数15世纪以来列强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殖民主义的十大罪恶行径，称为“殖民十恶”（即“欺蒙诈骗，以贱易贵”、“明火执仗，杀人越货”、“践踏，霸占领土”、“横征暴敛，榨取脂膏”、“强制劳役，敲骨吸髓”、“猎取活人，贩卖奴隶”、“垄断贸易，单一经济”、“种毒贩毒，戕民攫利”、“毁灭文化，精神侵略”和“血腥屠杀，种族灭绝”）［1］46-54，进而总结认为，“漫漫数百年，一部殖民史，就是一部弱肉强食史，也就是欧美列强和全世界众多弱小民族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史的主要内容。”［1］53“15世纪以来的数百年间，欧洲列强在亚、非、美广大地区实行殖民掠夺的历史，是一部火与剑的历史，也是一部血与泪的历史。”［1］46
在中外国际经济法学论著中，居于道义制高点，以如此犀利的笔触历数殖民之恶，似为仅见。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政治学或史学的内容，但笔者以为，殖民掠夺史在西方国际经济法学论著中讳莫如深，却是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应有的立论根基。正本清源，温故知新。只有回顾和铭记历史，才能深刻理解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认清西方列强罄竹难书的罪恶“发家史”及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欠下的巨大“历史债务”，也才能深刻理解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当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在法理上，殖民掠夺史是经济、公平互利和全球合作等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必要铺陈。
（三）阐释马克思主义观
陈安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和论述，重点强调民族自决权和批判民族虚无主义。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作者研讨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主张，即十分强调尊重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等形形的霸权主义。
在专著《列宁对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1981年）中，陈安教授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理论及列宁1895到1924年期间关于弱小民族国家问题的学说，重点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长期论战，研究国际公法上有关弱小民族国家学说的争鸣辩论，侧重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国家——民族自决权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论战过程及其发展历史。陈安.列宁对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该书已辑入《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一编第VII部分，题为“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弱小民族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第136-342页。
在专论《论社会帝国主义观的一大思想渊源：民族虚无主义的今昔》 （1981年）中，作者回顾和缕述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与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形形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多次论战的历史事实，追本溯源，探讨曾经猖獗一时的社会帝国主义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揭露它既是对国际法原则的粗暴践踏，又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的彻底背离［2］。
应当指出, 马克思主义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殖民地学说和国际法上的弱小民族国家学说，有助于理解当展中国家的历史来由、现实地位和发展趋向及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研究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及相关学说，有助于认清当前全球化趋势下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及西方学者否定或淡化的“理论先导”与前者的一脉相承或异曲同工。不难看出，作者在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中强调经济原则，深刻批判美国经济霸权及西方学者否定或淡化的谬论，源于对马克思主义观的深刻理解和研究积淀。
二、站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提出南北矛盾发展的“6C律”
不容否认，作为法学学科之一，国际经济法学具有普世价值，各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当有共同的立场、价值取向和追求。基于此，各国国际经济法学者需要加强学术交流，增强共识，求同存异，共同促进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
同样不容否认，作为法律规范之一，国际经济法既是发达国家巩固国际经济旧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工具。换言之，国际经济法规范体现了新旧法律规则并存、冲突的状况。在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相应地，各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并非居于同一的、纯粹的、超脱的法的立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国家利益、历史传统、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特别是南北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学者各有其不同的立场、价值取向和追求。西方国家国际经济法学者对其立场，或直言不讳，或犹抱琵琶。在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中，陈安教授一向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体现了“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和胸怀。
（一）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
20世纪90年代剧变、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安教授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从而使全球划分为三个世界：首先，美国、前苏联是第一世界，前苏联在1991年瓦解之后，美国遂成为第一世界中惟一的超级大国；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在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经有过共同的经历，当前又面临着共同的斗争。过去、现在和将来长时间共同的处境和共同的利害，决定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59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在世纪之交，国际经济秩序破旧立新的争斗进入新的回合。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冷战已告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二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各种新“包装”下有新的发展，“新干涉主义”和“新炮舰政策”不时肆虐；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南北矛盾日益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面临严峻挑战［1］60-61。
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西方学界有不同的解读，诸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和“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但他们在总体上都不提“三个世界”、南北问题和新旧国际经济秩序，而是另辟蹊径，以所谓“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理论淡化或否定国家。陈安教授针对上述各说，逐一辨析，言简意赅，切中肯綮。
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陈安教授指出，“宣扬全面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的本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服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说教及其实践，实质上乃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位一体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在当代的更新和翻版，充其量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或‘换汤不换药’罢了。”
针对“WTO秩序”论，陈安教授指出，“WTO秩序”论的先天性缺陷和致命性弱点在于，它忽略了当代WTO体制及其规则缺乏坚实的、真正的民主基础；WTO体制虽然素来被称为摆脱了“权力导向”，转而实行“规则导向”，但其“立法”完全是“权力导向”之下的产物，带着先天的不公胎记，其“司法”和“执法”实践也出现过“财大者力大气粗”、霸权或强权国家不受约束或规避制裁的弊端，实际上体现了“规则导向”向“权力导向”的异化、转化；“WTO秩序”论要求将贸易自由宪法化、最高化、绝对化的主张是不可取的。关于WTO体制的进一步剖析，参见:陈安.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J］.现代法学,2010,(6):10-36.
针对“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陈安教授指出，其实质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力图迫使国际弱势群体离开原定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奋斗目标。他认为，把“经济民族主义”理解为全球各民族、特别是各弱小民族坚持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坚持国际经济，是基本正确的。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一编第VII部分，第120-134页。
笔者以为，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是正确认识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的“立场”和“战略定位”问题的必要前提。基于“三个世界”理论，才能深入分析当前西方国家强势主导的形形的“国际经济秩序新论”，也才能坚持和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鉴于南北问题仍然是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寻求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和真正的“全球治理体系”近年以来，西方学者除上述“国际经济秩序”论外，还提出了所谓“全球治理”论。例如，在国际投资法领域，提出了所谓“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治理体系”（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for FDI）的概念，并指出这一体系主要是由BITs构成的。（参见：Axel Berger. China’s New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Programme: Substance, Rational and Implications for Investment Law Making［R］.Paper for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Group(ASIL IELIG) 2008 Biennial Conferenc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The Next Four Years”,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14-15, 2008.） ，不能回避南北问题，更不能回避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性问题。
（二）提出南北矛盾发展的“6C律”
早在《国际经济法总论》（1991年）中，陈安教授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出：“在国际经济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强权国家保持和扩大既得经济利益、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贫弱国家争取和确保经济平权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这些斗争，往往以双方的妥协和合作而告终，妥协合作之后又因新的利害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产生新的争斗，如此循环往复不已，每一次循环往复，均是螺旋式上升，都把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国际经济法规范，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
在专论《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2006年）和专著《国际经济法学专论》（2007年）中，陈安教授总结万隆会议以来的南北斗争史，进一步提出了南北矛盾发展的“6C律”及其特点，强调南南联合自强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大意义。其主要观点可概要如下：
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和国际经济法的破旧立新是在南北矛盾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南北国家之间既有互相矛盾、互相斗争的一面，又有互相依存、互相合作的一面。因此，南北矛盾斗争的每一个回合，往往以双方的妥协和国际经济秩序在某种程度上的除旧布新而告终。妥协之后经过一段期间，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新的矛盾斗争。南北矛盾上述规律性的发展进程，可概括称为螺旋式的“6C轨迹”或“6C律”，即Contradiction（矛盾）Conflict（冲突或交锋）Consultation（磋商）Compromise（妥协）Cooperation（合作）Coordination（协调）New Contradiction（新的矛盾）……当代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也就是在此种“6C律”的基础上和支配下，不断经历着新旧交替、吐故纳新、弃旧图新和破旧立新的进程。 参见：陈安.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500-502;陈安.国际经济法学专论：上编（总论）［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46,324-326.南北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取决于南北国家基于经济、公平互利和全球合作等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真诚合作。发展中国家要在南北经济关系中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只有依靠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才能提高和增强在南北合作中的谈判地位和能力。与此同时，要大力加强南南合作，以求联合自强和共同发展。关于南南合作问题的系统论述，参见:An Chen.Weak versus Strong at the WTO, The South-South Coalition from Bandung to Hong Kong［J］.The Geneva Post Quarterly: The Journal of World Affaires, 2006,(1):55-107.
“6C律”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指明发展中国家“斗争中求生存，合作中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南北国家之间在矛盾、冲突之后是磋商、妥协、合作和协调，张弛有度，循环往复，反映了南北双方既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合作的客观现实和南北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第二，揭示发展中国家的持续斗争是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和国际经济法破旧立新的原动力。发达国家为保持和发展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优势地位，自然会固守和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为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劣势地位，必然成为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第三，强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长远来看，在上述“6C律”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和国际经济法的破旧立新总体上处于上升态势。但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南北国家在矛盾、斗争中此强彼弱，此消彼长，在发达国家占上风的情况下，则可能出现下行态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同逆水行舟，每一个进步，都需要艰辛的斗争和努力，稍有懈怠，已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或名存实亡。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发展中国家应有战略眼光和充分准备。
（三）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
关于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特别是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外学者见仁见智。近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某些西方学者热衷于强调中国的“领导作用”和“大国责任”，甚至提出“中国威胁”论，其用意发人深思。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历史考察，参见:陈安.“黄祸”论的本源、本质及其最新霸权“变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的主流及其法理原则的视角［J］.现代法学,2011,(6)：10-36；An Chen. On the Source, Essence of “Yellow Peril” Doctrine and Its Latest Hegemony “Variant” – the “China Threat” Doctr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instream of Sino-Foreign Economic Interactions and Their Inherent Jurisprudential Principles［J］.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2012,13,(1):1-58.中国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惠者、维护者、改良者、改革者，抑或革命者？众说纷纭。陈安教授在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相关视角和论述富有启迪意义。
首先，陈安教授研究国际经济法问题的角度具有启迪意义。在论述“我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可否规定对外资绝不实行国有化”问题时，陈安教授指出：“从中国国情与国际舆情的结合上来考虑问题，从南北矛盾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考虑问题，从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兴替上来考虑问题，作为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三世界的一个中坚成员，中国在本国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涉外经济立法中，显然不宜、不必、不应、不容明文规定对外资绝对不实行征用或国有化。”［4］由此可见，陈安教授所主张的研究国际经济法问题的三个角度分别是中国国情与国际舆情的结合、南北矛盾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和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兴替，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第三世界中坚成员”。
其次，鉴于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延续，有必要考察新中国对外交往的一贯立场。陈安教授指出：“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乃是新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贯坚持的最基本的法理原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健康发展的两大基石。”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陈安.论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98.
关于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陈安教授在论述古代中国的自我定位和近现代中国历史形成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独特内涵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应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手，应致力于成为南南联合自强的中流砥柱之一，中国与全球弱势群体共同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目标，应当坚定不移，韧性斗争，百折不挠，既应当坚持战略原则的坚定性，又坚持策略战术的灵活性。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该文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一编第VII部分，第109-120页。在该文发表之后，作者相继发表有关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战略定位的专论，包括：陈安.再论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兼论与时俱进，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外28字方针”［G］//陈安.国际经济法学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陈安.三论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匹兹堡发韧之路”走向何方——G20南北合作新平台的待解之谜以及“守法”与“变法”等理念碰撞［G］//陈安.国际经济法学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陈安.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 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J］.现代法学,2010,(6)：10-36；An Chen. What Should Be China’s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With Comments on Neo-liberalistic Economic Order, Constitutional Order of the WTO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s Disturbance of Globalization［J］.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009,10(3); An Chen.Some Jurisprudential Thoughts upon WTO’s Law-governing, Law-making, Law-enforcing, Law-abiding and Law-reforming［J］.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010,11(2).
概言之，历史已然成就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坚成员”的地位。作为“第三世界中坚成员”，中国的基本立场理应是：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原则，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手，致力于成为南南联合自强的中流砥柱之一，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目标。无论将来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发生怎样的改变，应该有始终如一的、坚定的立场和目标。以国际投资关系为例，中国必须坚持和强调经济、公平互利和全球合作原则，不能因为居于资本输出国地位就片面强调资本输出国的权益，要求资本输入国限制其。中国一向反对发达国家“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同样，也要引以为戒，严格自律。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改变，对外经济政策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但立场要坚定，不因经济地位的转变而变化，不因利益的诱导而变化。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应有“第三世界中坚成员”的“立场”意识，政府主管部门在国际经济实践中也应有“第三世界中坚成员”的坚定立场。
三、论证南北矛盾中形成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一般而言，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法律原则。陈安教授认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5］；“在当代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或基本原则更新发展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强权国家保护既得利益、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贫弱国家争取平权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斗争，乃是当代世界性‘南北矛盾’斗争的主要内容。”［5］346陈安教授强调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在南北矛盾中形成的，旨在强调其“发展性”和“动态性”，强调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反映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特色。以下概述陈安教授有关经济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的部分重要观点。
（一）经济原则
如所周知，是国际法的基石。当前，为推进经济全球化，西方国家以理论为先导，提出了否定或淡化的种种理论［6］。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和维护《联合国》确立的国家原则［7］。
关于经济原则，陈安教授重点研究经济原则的形成原因及其基本内容、世纪之交的经济“攻防战”及中国坚持经济原则的实践。
1. 经济原则的形成原因及其基本内容
发展中国家强调和坚持经济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都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二战结束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相继挣脱殖民枷锁，取得政治独立，但经济上仍然遭受原宗主国的控制，不同程度地处于从属或附庸地位。政治是经济的前提，经济是政治的保障。发展中国家强调经济实质上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必要继续和必然发展［5］347-348。
根据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规定，陈安教授概括国家经济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国对本国内部以及本国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自利，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各国对境内的外国资产有权收归国有或征用；各国对世界性经贸大政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5］351-359。
2. 世纪之交的经济“攻防战”
近年以来，陈安教授以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导，针对当前全球化趋势下西方国家否定或淡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以WTO体制运作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作为中心，综合评析美国“1994年大辩论”、1998-2000年“301条款”争端案及2002-2003年“201条款”争端案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指出这三次交锋的实质，都是美国经济“”（经济霸权）与各国群体经济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争斗，植根于美国早在1994年“入世”之初就确立的其单边主义政策高于其WTO义务的既定方针。这场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激烈论战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启迪是：增强忧患意识，珍惜经济；力争对全球经贸大政决策权实行公平的国际再分配；善用经济保护民族权益，抵御霸权欺凌和其他风险；警惕理论陷阱，摒除经济“淡化”论［8］。
“过时”论、“废弃”论的主旨在于彻底解除弱小民族的思想武装，好让当代霸权主义在全球通行无阻；“淡化”论和“弱化”论的“发展方向”，正是归宿于“过时”论和“废弃”论。这种归宿绝不是弱小民族之福，而是善良的人们不能预见其后果的理论陷阱［8］420。
3. 中国坚持经济原则的实践
不言而喻，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持经济原则。无论是在国内立法实践方面，或是国际条约实践方面，中国都要坚持经济原则。
针对我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可否规定对外资绝不实行国有化问题，陈安教授主张，在我国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涉外经济立法中，不应明文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外资实行征用或国有化。其主要理由是：从外资国有化问题的论战史、中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西方国家对“国有化”的理解及中国的宪法精神和现有政策等方面看，不适宜、不必要、不应当、不容许作此规定。鉴于东道国在必要时有权依法征收境内外资，并且给予适当补偿，乃是当代国家经济权利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的立法惯例，中国不应通过立法自行“弃权”；“务必留权在手，但决不任意滥用！”［9］
在国际实践方面，陈安教授主张，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应坚持经济原则：“中国是牢牢在握的独立国家，中国人民十分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不易的权利……尽管‘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旷日持久，难关重重，中国坚持经济原则，有关加入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立场和方针不变。”［10］
当前，国际投资法发展迅速，其趋向值得密切关注。传统国际投资法本来就是发达国家为保护其海外投资者的产物，带有与生俱来的片面维护资本输出国权益的烙印，其新近发展并未起到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和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权利和利益关系的作用，而是更加片面地强调保护发达国家和外国投资者的权益，进一步限制东道国的。通过此类规范的不断强化，发达国家推动投资自由化，以实现其国家利益。近来，双边投资条约普遍规定接受“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的管辖，甚至规定投资者可以单方面启动ICSID程序。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的某些国际实践顺应了西方国家主导和推波助澜的所谓“时代潮流”。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双边投资协定的“争端解决”条款的新发展，陈安教授明确提出，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实践中的“逐案审批同意”、“当地救济优先”、“东道国法律适用”和“重大安全例外”等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拆除［11］；进而主张，区分南、北两类国家，实行差别互惠，明文排除最惠国条款对争端程序的普遍适用，切实维护中国的应有权益［12］ 。
（二）公平互利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是在“公平”这一传统法律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互利”概念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强调实质上的平等，进一步明确了平等互利的含义，是平等互利原则的新发展。
关于公平互利原则，陈安教授重点研究公平互利原则是平等互利原则的发展及公平互利原则的主旨。
1. 公平互利原则是平等互利原则的发展
陈安教授在分析公平互利原则的形成过程中指出，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仅仅从或主要从政治角度强调平等原则，往往只能实现形式上的平等，难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在某些场合，发达国家往往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应从经济角度、从实质角度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的平等原则，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互利原则由此产生。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互利；只有真正地实行互利，才算是贯彻了平等的原则，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13］。
把传统国际法上分立的平等原则与互利原则结合成调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标志着国际法上平等原则的新发展［14］。陈安教授特别指出中国有关平等互利原则的实践对公平互利原则形成的贡献。在国内法实践方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把平等互利规定为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及对外经济交往、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国际法实践方面，1954年4至6月，中国与印度、缅甸一起，率先把平等互利原则与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逐渐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13］444。
2. 公平互利原则的主旨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强调公平互利，究其主要宗旨，端在于树立和贯彻新的平等观。对于经济实力相当、实际地位基本平等的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平等关系的维持；对于经济实力悬殊、实际地位不平等的不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形式平等关系或虚假平等关系的纠正以及新的实质平等关系的创设［13］449 。
在论证公平互利原则时，陈安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新的平等观，是切合客观实际需要的，是科学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早在百余年前，马克思在剖析平等权利时，就曾经指出：用同一尺度去衡量和要求先天禀赋各异、后天负担不同的劳动者，势必造成各种不平等的弊病，并且断言：‘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马克思的这种精辟见解，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展中国家提出的关于贯彻公平互利原则、实行非互惠普惠制等正义要求，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3］449-450对经济实力悬殊的国家，“平等”地用同一尺度去衡量，用同一标准去要求，实行绝对的、无差别的“平等待遇”的实际效果，“有如要求先天不足、大病初愈的弱女与体魄强健、训练有素的壮汉，在同一起跑点上‘平等’地赛跑，从而以‘平等’的假象掩盖不平等的实质。”［13］448-449
（三）全球合作原则
全球合作原则是1974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倡导的一项富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基于南北问题的实际情况，要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必须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实践全球合作原则。
关于全球合作原则，陈安教授重点论证如下两点：南北合作是全球合作原则的中心环节；南南联合自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惟一路径。
1. 南北合作是全球合作原则的中心环节
南北合作是全球合作原则的中心环节，是国际经济关系中众多弱者与少数强者之间在不同阶段的互相妥协和互相让步；就其内在实质而言，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妥协，也是对弱肉强食规则缓慢的逐步否定［15］。
南北合作的依据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极其密切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补益关系。这决定了南北国家“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南北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斗争中终究要相互妥协，并作出“南北合作”的选择，从而解决各个相应阶段的南北矛盾。
南北合作的阻力来自发达国家，特别是来自第一世界的美国。相对而言，在第二世界的政界、法界中，出现了一些能较冷静地正视南北互相依存现实的明智人士。
关于南北合作的成效，基于对《洛美协定》和《科托努协定》的研究，陈安教授在肯定南北合作生命力之后，深刻指出：“《洛美协定》式的南北合作，仍然远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南北双方之间很不平等、很不公平的经济关系”；“距离实现彻底公平互利的南北合作从而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总目标，还有相当漫长、艰辛的路程”［16］。
2. 南南联合自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惟一路径
南南合作是国际经济关系中众多弱者之间的互济互助，以共同应对或联合反抗来自强者或霸者的弱肉强食。在论述南南合作的战略意义时，陈安教授指出：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是在经济实力基础上形成的。要改变它，首先也要靠实力；在经济上过分依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加强南南合作，走弱者联合自强的道路，才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可靠途径；南南合作把各个分散的、在经济上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可望提高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和能力；南南合作建立在弱者互助互济、公平互利的基础上，是全球合作的新兴模式和强大趋势，本身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体现［15］463。
在专论《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2006年）中，陈安教授回顾近50年来南北矛盾与南北合作的史实，总结贯穿全程并将长期存在的发展轨迹，深刻指出：南北矛盾和冲突，南北力量对比上的“南弱北强”，势必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持续存在，鉴此，在南北角力的进程中，南南联合自强者务必树立起“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逐步更新国际经济立法、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惟一路径是南南联合自强［17］。
四、知识报国、兼济天下，发出中国和南方学者的时代强音
从陈安教授的治学立场、理念和追求以及对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杰出贡献，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如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更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历史责任感、宽广襟怀、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陈安教授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研究方法及学术成果“国际化”的不懈努力，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一）强烈的学术使命感
“当今发达国家国际经济法诸多论著的共同基本特点，是重点研究发达国家对外经济交往中产生的法律问题，作出符合发达国家权益的分析和论证。反观中国，作为积弱积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员，这样的研究工作还处在幼弱阶段，远未能适应我国对外交往的迫切需要和对外开放的崭新格局。”［18］陈安教授正是怀着强烈的学术使命感，30多年如一日，身体力行，殚精竭虑，致力于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创建。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主要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国际经济法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法学的概念、术语、原则、规则等大多来自西方。汲取和借鉴西方国际经济法学理论，首先要有“扬弃”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陈安教授之所以能取得独树一帜的国际经济法研究成果，成就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一家之言”，最重要的是坚持“扬弃”精神，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具有破旧立新的历史责任感、决心和勇气，不迷信权威，不附和所谓“主流理论”，既能深入钻研西方国际经济法理论，又能摆脱西方学者立场、视野所决定的法律观念或思维定式，特别是摆脱阻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西方法律观念的羁绊，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创建和发展新的法律概念、观念和理论。
（二）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研究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服务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在吸收西方国家有关研究成果的同时，应有符合本国国情和目标的研究方法。在种种研究方法中，对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尤为重要的，当是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方法。
如前所述，陈安教授对南北问题、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论述，无不采取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老一辈学者与中青年学者的关注点、敏感度和立场或有不同。老一辈学者曾经历过“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社会，对西方列强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中青年学者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更多的机会接受西方的法学教育或理论成果，更容易接受西方主导建构的所谓“主流理论”。对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南北矛盾、国家等的认识以及对西方理论的“扬弃”精神，中青年学者与老一辈学者尚有一定差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和现实结合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国际经济法的缘起、发展及其实质，从中探求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
（三）学术成果“国际化”的不懈努力
鉴于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特色，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应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对国际经济法学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中国学者的见解，表明中国的立场，为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陈安教授大学期间专攻法学，外语主修俄语，自学英语、日语，1981年以“知天命”之年负笈于美国哈佛大学，即与国际学术同行开展平等交流和对话，受到该校东亚法学研究所所长A. von Mehren教授、副所长F. K. Upham教授的高度评价。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斯托利讲座教授、东亚法学研究所所长A. von Mehren教授致陈安教授函（1982年10月25日）”， “（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哈佛大学东亚法学研究所前所长F. K. Upham教授致陈安教授函（1982年11月29日）”，载《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五卷第八编第III、二（二十六）、（二十五）部分，第2613-2614页。一直以来，陈安教授力倡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的学术成果“走出国门”。自1981年在美国《国际法与比较法学报》首次发表英文论文以来，陈安教授持续发表和出版英文论著，成果丰硕。。特别是2006-2010年间，在享誉国际经济法学界的《世界投资与贸易学刊》（瑞士日内瓦出版）发表6篇重要论文，创该期刊同期数的最高记录［19］。其英文论著立场坚定，论证严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学术影响。发展中国家智库“南方中心”秘书长Branislav Gosovic先生认为，有关南南联合自强的论述“能给人以清晰鲜明的方针政策性的启示，会使‘南方中心’公报的读者们很感兴趣，特别因为这是您从一个正在崛起的举足轻重的大国发出的大声呐喊！” “南方中心秘书长Branislav Gosovic致陈安教授函（2006年2月1日）”，载《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五卷第八编第III、二（十二）部分，第2591-2592页。更为难得的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首席法律顾问L. Weisenfeld先生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法律顾问A. Parra先生等同样对陈安教授的学术主张和水平表示由衷赞赏和信服。“‘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首席法律顾问L. Weisenfeld致陈安教授函（2004年5月12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法律顾问A. Parra致陈安教授函（1990年3月22日，1990年8月22日）”，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五卷第八编第III、二（十七）、（二十）部分，第2599-2602页、第2599-2602页。
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是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也不能缺少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参与和奉献。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使命，是站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紧密联系中国和国际实践，汲取具有普世价值的国际经济法学精华，维护和发展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国际经济法原则，积极影响和促进国际经济法实践的健康发展。
这是一项长期的、宏大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人矢志不移、坚持不懈的努力。陈安教授等老一辈国际经济法学者筚路蓝缕，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亦成为后学之师范。近年以来，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学术团队的青年教师积极向国外学术刊物投稿，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显示出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自2002年以来，厦门大学法学院辩论队连续参加Willem C.Vis 国际商事模拟辩论赛、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英文）和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辩论赛（英文）等国际性专业大赛，形成优良传统，屡获佳绩，如荣获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Hardy C. Dillard最佳书状奖第一名”（2006年）和“反方诉状第一名”（2011年），为我国的法学教育赢得了国际声誉，也给国人莫大的启示和鼓舞。需要明确的是，上述辩论赛均是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的西式“游戏规则”的演练和竞争。鉴此，在研究和掌握这些规则以求“知彼”的同时，更需要独立思考，明确“己方”的信念、追求和使命，力求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增强专业能力和创新精神，担负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重任。相比老一辈国际经济法学者和我们这一代“老三届”学者，青年学者和学生后来居上，具有更好的基础、更高的起点、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机会；他们若能专心致志，自强不息，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方面当有更大的作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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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安.论社会帝国主义观的一大思想渊源：民族虚无主义的今昔［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21-443.
［3］ 陈安.论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64.
［4］ 陈安.我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可否规定对外资绝不实行国有化［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209.
［5］ 陈安.论经济原则是当代国际经济法首要的基本规范［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44.
［6］ John H. Jackson.Sovereignty, the WTO, and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B. B. Ghali, B. Gosovic. Global Leadership and Global Systemic Issues: South, North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a 21st Century World［M］.Transcend University Press Popular, 2011.
［8］ 陈安.世纪之交在经济上的新争议与“攻防战”：综合评析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66-420.
［9］ 陈安.我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可否规定对外资绝不实行国有化［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197-1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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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安.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拆除——美、加型BITs谈判范本关键性“争端解决”条款剖析［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07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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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周鲠生.国际法：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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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原理篇5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
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
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转引自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刘瑞复著：《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参见前引[16]，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16—17页。
[4]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
[5]参见乔新生：《法律分类，费力不讨好？》，千龙新闻网
社会·警法速递·法制争鸣，2002-1-6。
[6]参见前引[2]，刘瑞复书，《经济法原理（第二版）》，第88—92页。
[7]参见《法律部门的划分》，网址：/lawpart.htm。
[8]参见洪恩在线：《法律硕士复习指南·综合课·法学基础理论辅导》，
[9]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0—432页。
[10]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2—433页。
[11]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2]参见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3]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3页。
[14]转引自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5页。
[15]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6—17页。
[16]参见范健等主编：《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7]参见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11页。
[18]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9页。
[19]参见前引[7]，《法律部门的划分》。
[20]参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21]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7—19页。
[22]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3]参见曹平：《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法律图书馆（网址：law－）·法律论文资料库。
[24]参见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25]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6页。
[26]前引[23]，曹平文，《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国民经济学原理篇6
【中图分类】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46-005
The Thinking of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Ethnoeconomic Research
WangJianhong
Abstrac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ethno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it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iculties in development of ethnoeconomics root in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asons. However, the essential reasons are those that there are no research model, no widely accepted distinctiv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Therefore, the basic approach of developing ethnoeconomics lies in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and then the form of its own research model.
Key words: ethnoeconomics; research mode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re concepts
自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学规划会议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列为当时经济科学的第27个分支学科算起,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已逾三十年。从最早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一门学科构想的提出到现在,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较大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早就指出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陷(王文长,1999)。有人甚至担心地指出,如果不能完成系统的理论架构,不能在宏观上把握现实世界,在微观上又无所作为,那么,这门学科离消逝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李忠斌,2004)。回顾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审视民族经济学中的“冷”与“热”,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民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理清思路。
一、民族经济学发展史中的“冷”与“热”
1979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召开的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施正一先生正式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新学科,并在会后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教材,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从那时开始,民族经济学就开始了其艰难的成长历程。施琳把民族经济学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截止2002年):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初步探索和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91年起至2002年,是向广义发展和理论深化时期(施琳,2002)。也有人把类似的时期,以五年为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王燕祥,1998;古玲,2001)。但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历史不长的学科而言,过细的历史阶段划分不但没必要,而且其阶段特征注定是不明显的。因此,承接施琳的阶段划分,我们把2002年至今的民族经济学的历史称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民族经济学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并且一批新研究思路主导下的民族经济学新著陆续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龙远蔚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李忠斌著《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王文长著《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相对于一些成熟的学科,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时间不长,并且一直处于成长时期,严格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冷”、“热”时期。但是,梳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在民族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有人认为,在80年代的中期民族经济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这一高潮主要是因为初期的探索引起的兴奋导致的(王文长,1999)。初期的以调查资料整理研究为主要内容的高潮之后是一个理论酝酿期,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小低潮。之后,伴随着国家对西部开发的重视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1999年底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社科院系统,在高校主要是民族高校系统和民委系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和教学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周兴维,2005)。在既有的理论体系受到质疑时,民族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研究思路的反思期,反思过后,便会有学者开始依据新的思路展开新一轮的大量研究。目前的民族经济学应该说尚处于新研究思路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有些新思路探索的成果已经出版,但是尚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只有当某一个新思路得到多数人认同后,广大民族经济学研究者才有可能集聚在同一思路下,迎来民族经济学发展的新高潮。
二、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新学科被最初提出时,是列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的,但几年后,在另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却将这一新学科调整为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现行研究生教育学科分类中,民族学作为法学类一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如果说,这种学科划分让人费解的话,更让人费解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竟然没有自己的本科教育。虽然,从1982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即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招生和培养工作,并于1994年开始进行博士生的招生与培养工作,但是至今也仍旧没有自己的本科生教育。教育部1998年7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就根本没有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在硕士、博士教育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也有自己的困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1997年6月联署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被归属为“法学”门类下“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最后授予的是“法学学位”。这种安排使得以经济学为学习目标和主要内容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就业中,要求法学背景的工作不承认你的法学文凭,要求经济学背景的工作也不承认你的经济学学历。
基于上述原因,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冷”、“热”不均的现象。冷的是,本科教育中竟没有相应的专业招生,缺少学科发展基础和后劲;热的是,由于现实对少数民族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在民族相关专业中出现了较“热”的现象。初步统计,目前开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大学和机构有5家,而开设相应硕士生教育的多达23家。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面对西部民族地区紧迫的实际经济问题表现出热切的学习热情时,却要面对就业时的冷遇。
虽然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有着天然的“可民族学,可经济学”的归属问题,但是,在民族经济学发展多年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乃至民族经济学归为经济学实属应当(沈道权,2004;黄健英,2005;孙秀君,2006),但是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归为民族学的现状目前看来似乎没有丝毫改动的迹象。有人认为,之所以如此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掌握着规制权的官方管理层并不认为有一个“民族经济学”;二是控制着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也不承认有一个“民族经济学”(周兴维,2005)。不过,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中,已把“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济学分支学科专门设置了类目。表明民族经济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已经作为一门拥有大量著述与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以建立自身独立图书类目的学科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民族经济学从民族学中分离出来,纳入经济学范围之内将是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
三、民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冷”与“热”
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是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主流,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占多数(龙远蔚,1998)。王文长在总结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时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基本上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学科基础性研究。二是专题性研究。他进一步指出,与学科基础性研究相比,专题性研究更加活跃和广泛,并且认为,专题性研究基本上构成了民族经济学前20年研究的主导地位,所取得的成果也较基础性研究更为显著(王文长,1999)。邓艾和李辉在统计了1994至2002年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民族经济方面的论文情况后发现,在总共6200多篇相关论文中,应用性研究成果占论文总数80%以上,而主要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问题的论文仅有50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不足1%,而且应用性研究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几乎不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邓艾,李辉,2005)。这些分析说明,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基础性研究较“冷”,应用性研究较“热”。虽然说“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龙远蔚,1998)是对的,但基础理论的缺乏不能不说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共同根源,是民族经济学始终遭人诟病的根源。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直接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受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刺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到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自然与此有关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族经济学的初创性和交叉性,使得学科研究队伍具有严重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都是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等领域转战而来,很多高校的民族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大多是嫁接在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等“大树”上(周兴维,2005),因此,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往往是来自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从而忽视了本学科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此外,民族经济学创设的初衷――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就决定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更侧重于应用性研究,而且推动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相关专门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经常就少数民族经济的某些方面开展专题研究(龙远蔚,1998)。
但是上述原因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民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主导不是错误,这是其学科发展的根基,错误在于其研究者不应该在重视应用性研究的同时,忽略掉基础理论的研究。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伴随着民族经济学的创立,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研究和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从早期施正一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到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的《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这些论著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结构,都对民族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正如王文长指出的,民族经济学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王文长,2008),也即没有完善的学科理论所致。换句话说,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乏根本原因在于其基础理论没有找到根本的突破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口?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周兴维,2005),或者说,民族经济学也必须以一个基本出发点为依据(庄万禄,陈敏,马秀琴,2005);也有人认为,成熟的学科 “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的,其中要有一个核心概念”(刘永佶,2008)。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说,整个民族经济学理论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其应有的核心概念,从而不能形成以核心概念为基础的概念体系和概念运动。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找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有助于我们找到民族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助于探索正确的逻辑起点。只要找到民族经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才会有一个根本的突破。
四、民族经济学体系建构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一节已经提到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会涉及到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但二者还不完全就是一回事。基础理论的研究可以是就某一理论点的研究,而体系的构建则是对某一学科理论的系统研究。体系的构建对于新生的民族经济学而言是很重要的,正如李忠斌所说:“体系对于学科而言犹如大厦之骨,没有骨架则大厦难立,没有体系则学科不存,……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民族经济学较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李忠斌,2004)也许正因为如此,民族经济学从其诞生不久就开始了其体系的构建。前面已经提到,施正一先生在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不久即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体系性教材――《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随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多是围绕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展开的,这就使得民族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从一开始就主要侧重了体系的完整性。此后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经济学导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应该说都构筑了自己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形成了一股完整体系的构建“热”潮。
然而,从人类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已存在的各学科的理论在没有做出清晰的分野的之前,人们一直注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为创建一门学科而研究,因此往往在一开始并不注重所谓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只是当关于某一领域的主要理论问题得到了系统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性的综合研究,这时就往往产生出一门系统的理论著作,从而标志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诞生。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的分散研究,最终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即是如此。据此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虽然从其现实状况来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黄健英,2005),但这并不能说是建立在了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上的,因为,正如前一节所述,民族经济学的很多基础理论在研究上没有突破,离其作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瓜熟蒂落”的时机还很远。但是,现在很多理论体系的构建者似乎在热衷于理论框架的构建之时,却“冷”落了促使体系成熟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以各种版本的民族经济学的教材为主要代表,现有的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绝不是“瓜熟蒂落”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体系构建方法主要就是演绎法。这里的演绎法并不是指在理论上的演绎。这里的演绎法主要是指,我们为了构建民族经济学的体系而从其它学科和一般学科通用的理论体系中,抽出其理论框架,设定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各影响要素、各要素的特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依次设定章节目,将研究内容拓展开来,构成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民族经济学来看,具体而言,往往是把已经存在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体系直接,或拼接之后稍作修改再套用过来构建自己的体系。而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就是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嫁接。如此一来的结果是,一些学术界的人们认为民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存在着大面积的交叉,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学或者是仅仅加上了“民族”字眼的经济学,“给人的印象就是经济学理论加民族地区数据资料”(李忠斌,2004),从而对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持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
当然,对于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过多的苛求并不是爱护的态度”(王文长,1999),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基础理论和体系不完善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说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短,就应该如此”(黄健英,2005)。解决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问题的根本思路和上一节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民族经济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思路下的研究成果,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和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都注意了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注意了对逻辑起点的探讨,只是对其核心概念的关注和研究有待加强。
结语
通过对民族经济学发展的简略回顾和其中的诸多“冷”、“热”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基本勾画出目前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了。纵观这些分析,简单来说,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的成因,既有发展历史短和外部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更有内部的研究者主观方面的不足。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在无力改变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应该主动“自我否定自我退出……冷静、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学’遭遇的尴尬”(周兴维,2005),加强对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有了自己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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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原理篇7
一、教学内容坚持适用性和系统性原则
相比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式、图表数量大大减少，理论难度相对较低。所以，《宏观经济学》授课相对容易。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教学应该坚持“理论知识够用，强调技能，提高素质”原则，让学生入门即可。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教学重点。《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按照由浅入深的逻辑顺序，先后几章分别阐述NI-AE模型、IS-LM模型、AS-AD模型，以此构成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最简单的模型：NI-AE模型，I=S，一个方程，一个未知数国民收入Y；IS-LM模型，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Y、r[在NI-AE模型基础之上，引入利率r可以得到IS曲线；再给出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和利率r有关），得到货币市场均衡的LM曲线]；AS-AD模型：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Y、P（AD曲线可由IS曲线和LM曲线推导得到，在前面模型基础之上，引入一般物价水平P，通过总量生产函数得到AS曲线）。
二、教学案例坚持实用性原则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政府行为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主要通过两方面工作体现应用性原则：一是数据，二是案例。数据方面，在介绍国民收入核算时，加入2012年中国GDP数据，并和同时期外国GDP数据进行比较，让学生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PPT中加入国内各地区的GDP数据，了解浙江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PPT罗列中国经济增长四架马车（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数据，让学生认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和出口的现状，掌握用支出法核算我国GDP的方法；在PPT中罗列中国近20年的CPI数据、中国失业率、中国大学生就业率、科艺学院就业率和就业单位等数据，更加深刻掌握中国物价波动的原因、就业市场现状等相关内容；通过人民币汇率波动等数据，让学生更好学习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等。西方经济学理论性强的学科特性决定了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应用性强的学科特性决定了案例教学的可能性，而案例教学的特点又为其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教学中以苏州工业区中合资企业芭比娃娃和罗技鼠标（罗技鼠标美国售价40美元，中国只能赚3美元）、肯德基汉堡和翠苑电影票的利润分成为例，让学生了解GDP/GNP的区别，延伸到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以及微笑曲线相关理论，引导学生更加深刻认识所处的世界；在劳动力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结合数学公式讲述中国出口企业为什么会面临汇率风险、订单减少，深刻体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瓶颈和弊端；通过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分析、资本外逃和热钱流入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索罗斯的卖空操作赚取12亿美元、美元国际霸权、以汽车产业为例反思中国利用外资的利弊等案例学习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
三、强调课堂练习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特别强调案例和习题的作用，多进行课堂练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比如在介绍完“NI-AE模型”后，布置课堂练习，然学生通过“I=S”方法，计算均衡国民收入；然后再增加投资的金额，再计算均衡国民收入后会发现投资增加，国民收入成倍增加。通过该计算过程，可以切身体会乘数理论。
四、鼓励学生参与，加强师生互动
围绕中国案例展开讨论，让学生做等PPT（内容包括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经济增长的源泉等）在课堂上讲授。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融合到课堂与实践教学环节中。
五、通过试题库抽题进行考试
考试试卷由教师自主命题而不是试题库抽题。自主命题时，试卷的标准化程度、难易程度、题量大小等各方面难以控制。利用计算机进行试卷的自动生成，通过试题库抽题能够真正实现考、教分离，规范同门课程所有教师的教学活动，克服个人命题中容易出现的片面性、随意性。而且保证了命题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试题和试卷的保密管理将变得高效而便捷。
国民经济学原理篇8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转引自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刘瑞复著：《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参见前引[16]，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16—17页。
[4]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
[5]参见乔新生：《法律分类，费力不讨好？》，千龙新闻网（网址：www.beijingnews.com.cn）。社会。警法速递。法制争鸣，2002-1-6.
[6]参见前引[2]，刘瑞复书，《经济法原理（第二版）》，第88—92页。
[7]参见《法律部门的划分》，网址：ycan.com.cn/lawpart.htm.
[8]参见洪恩在线：《法律硕士复习指南。综合课。法学基础理论辅导》，网址：www.hongen.com/proedu/flxy/flss/fd/zhk/fl060102.htm.
[9]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0—432页。
[10]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2—433页。
[11]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2]参见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3]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3页。
[14]转引自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5页。
[15]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6—17页。
[16]参见范健等主编：《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7]参见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11页。
[18]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9页。
[19]参见前引[7]，《法律部门的划分》。
[20]参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21]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7—19页。
[22]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3]参见曹平：《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法律图书馆（网址：law－lib.com）。法律论文资料库。
[24]参见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25]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6页。
[26]前引[23]，曹平文，《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国民经济学原理篇9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 ，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 。
这一学说的立论基础在于，对某一涉外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既要涉及调整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又要涉及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法律渊源既包括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国际习惯、国际惯例等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经济管制法以及冲突规范等国内法。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由此得出结论：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本身极其错综复杂的忠实反映；也是科学地调整这种复杂关系，对其中的法律症结加以‘综合诊断’和‘辨证施治’的现实需要。”
由此可见，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认为凡与此相关的法律规范便足以独立地形成一个法学门类。这一学说立足于实用主义，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广义说的观点将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整，将不同性质、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杂糅在一起，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 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因而在立论基础上存在严重缺陷。
诚然，国际经济关系涉及的主体繁多，错综复杂，的确需要对其中存在的各种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但这是法律运用层面的问题，而不是部门法学分科层面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由法律运用上的综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论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不同法律部门的综合运用并不等于相关的法学分支就应杂糅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事实上，在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中所述及的各种法律规范，相关国家的刑法规范（如一国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适用。如果按照广义说的论证逻辑，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刑法规范岂不是也应纳入广义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当中。
以此类推，内国经济关系虽不如涉外经济关系复杂，但同样有必要对其中的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对内国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同时涉及内国民商法、内国经济行政法和内国经济刑法等法律规范。试问，按照广义说的理论逻辑，这些相关的内国法律规范是否也应混合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再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从深层次来探讨如下一个问题，即法律运用的综合性能否替代法学分科的必要性和严整性呢？也就是说从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学分科的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层出不穷的新情形下，传统的法学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笔者认为，某一部门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内部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通过法学分科可以形成一种严整的知识体系，便于认识、分析、运用和预测。学理通说上以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部门法学的标准 ，“独立调整对象”不仅要求以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且要求这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必须具有质上的共同性。试以民法为例：平等主体之间物权法律关系、债权法律关系、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和家庭法律关系虽然相对独立，但上述各种法律关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质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形成民法总则中的各项内容。不仅如此，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则。析微而知著，一个严整的法学分支必须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我们并不是为了刻意追求逻辑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因为只有这种“从抽象到具象”、“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们便捷地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和预测发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人类创设各种各样的学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其以跨国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似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但事实上，诚如广义说自己所承认，跨国经济关系既包括跨国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跨国经济管制关系，而这两类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广义说将经济流转关系和经济管制关系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进行调整，既无法进一步抽象出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无法形成学科的总论，也无法真正提出学科的基本原则，难免带有人为拼凑的色彩。由此可见，我们决不可因为法律运用中的综合性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这或许并不是学术领域纷争的问题，而是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本质要求。
诚然，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等趋势的出现，传统法学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科界线周边出现了许多“灰色区域”。但我们认为，决不可因为灰色区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学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新的角度上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是清一色的，泾渭分明；但是社会关系却是模糊的，黑白之间存在诸多灰色的过渡。学科分类时必须在这一灰色区域中厘定临界点，因此种种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难免，不足为奇。对于灰色区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个案处理，也可以作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萘李、骡子等杂交品种后便否定门、纲、目、科、属、种等生物学分类；同样道理，我们亦不能因为法学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贴近现实，也不可能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完全正确的结论；科学的作用只是通过初略的分类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基本正确的结论。
综上而言，部门法学的分科应当是严整的，但在部门法学的运用上却应当是综合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虽注重了法律运用的综合性，却忽略了法学分科的严谨性，将法律运用和法学分科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广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犹如一个水果拼盘：从营养结构和口味搭配出发，人们食用时需要的是各种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盘；但我们却难以承认水果拼盘是另成一类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认水果分类的价值。
二、 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那么，如何对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进行学科分类呢？笔者认为，如下两点论断是我们分析的出发点：
（1） 国际经济关系当中既包括横向的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纵向的经济管制关系；
（2） 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既涉及各国的国内法规范，也要涉及各种形式的国际法规范。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所有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经济流转关系 经济管制关系
国内法规范 （1）冲突规范/民商法 （3）经济行政法
国际法规范 （2）国际商法 （4）国际经济法
表：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类示意图
（1）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是各国的冲突规范（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及其指引的内国民商法（如我国的新《合同法》）；
（2）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是作为统一实体规范的国际商法（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3）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内法规范为各国的经济行政法（如我国的《对外贸易法》）；
（4）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构成国际经济法（如《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
上述四个部分配合在一起，共同对跨国经济关系中涉及的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整和规范。在这四个部分中，国际商法可以通过优先直接适用成为成员国国内国民商法的组成部分；而国际经济法规范则通过间接适用，转化为成员国的内国经济行政法。
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将上述四个部分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水果拼盘，貌似完整，却忽视了每一部分各自的特点，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严整的独立法学学科进行研究和学习。
同时，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学说 。本文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与狭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有如下两点区别：
（1） 部分学者主张，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是狭义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但是，经济流转关系与经济管制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笔者认为，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应独立地构成国际商法体系，与内国民商法对应，而不宜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之中；
（2） 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是建立在对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汲取了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关于法律运用综合性的观点。
因此，至多而言，我们只能说本文对国际经济法所做的学科界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新的视角上对狭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回归。或许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有的学者在批判广义说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间经济协调关系以及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体系”， 认为国际经济法包括“经济的国际法”（本文上表中第（4）部分）和“涉外经济法”（本文上表中第（3）部分）两大部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调整对象的同质性出发将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作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其在调整对象、制定、效力、实施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因此，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仍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内国涉外民商法与国际商法在性质上也有共同性，是否也应把各国的涉外民商法纳入国际商法的范畴当中呢？
综上，笔者认为，应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跨国经济管理关系的国际法规范”较为妥当。同时我们亦主张，在解决一个具体的跨国经济问题时，不仅要运用国际经济法，还要综合运用内国冲突规范、内国涉外民商法、国际商法、内国涉外经济管理法等不同法律部门或不同法律部门的分支。 三、 国际经济法学科基本原则的重塑
诚如前文所论及，一个真正的法学部门应当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换言之，无法提出学科基本原则，这一“法学部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学分支学科。
从法理学的角度而言，“原则”是相对于“概念”和“规范”而言的法的三种要素之一。与一般原则相区别，基本原则应当贯穿于其调整对象内的各个领域，贯穿于其法律关系的始终，用于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串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
持广义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学者提出了“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等作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基本原则。 如果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理论是严谨的，这些基本原则就都应贯串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国际经济法分支领域，都应当既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也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事实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这些原则都难以真正满足作为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也难以发挥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学科的指导作用。试举一例说明：甲、乙是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两个公司，双方签定某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并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试问，甲乙双方的这一跨国经济关系与一国的经济主权有何直接关系？与不同国家间的公平互利有何直接关系？与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又有何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目前“公认”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基本原则似乎无法满足作为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广义说理论无法提出大一统的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由此亦可佐证，广义国际经济法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门类。
以下，笔者将就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即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提出指导这一学科的三大基本原则：
（1） 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自由化原则要求各国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应当逐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为外国资本、技术和服务提供市场准入；应当逐步扩大外国资本的准入；应当逐步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经济自由化原则的经济学基础是大卫李嘉图在国际贸易领域提出的“比较利益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一理论主张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且得出国际贸易将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这一重要结论。
（2） 经济公正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有四重内涵：其一，一般情形下，要求各国在管制国际经济交往时应当符合“非歧视（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各国要平等对待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最惠国待遇”，另一方面还要求一国应平等对待本国人与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国民待遇”。其二，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对他国政府和企业的扭曲自由经济的措施采取对应措施（counter-measure），例如允许一国针对他国企业的倾销行为或他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等。其三，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针对危及本国根本利益的事项，临时采取一些限制经济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wto协定中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关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等。其四，由于历史上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由于各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要求发达国家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单方地给予发展中国家更为优惠的措施，例如发达国家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
（3） 经济便利化原则：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随着运输与通讯方式的不断改善，随着关税壁垒的大幅度消除，国际经贸的快速发展对各国经济管理便利化形成日益强烈的诉求。经济便利化与自由化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经济便利化不仅要求在执行非关税措施措施时程序应简化和协调，不应有过多的文件要求；而且各国有关涉外经济管理的各种程序应当具有透明度，政府应当采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设备，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当有效配合。
综上而言，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成为三股重要的潮流，推动和指导各国的跨国经济管理行为。之所以将上述三项原则确定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1） 上述三项原则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为背景所提出的。虽然存在种种质疑和批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这已无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全球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3%，而全球贸易额年增长率却达到7%，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已达到全球gdp总额的29%。 与此同时，跨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从1990年的2,06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0万亿美元。据统计，在2001年，全球6.3万家跨国公司，其年销售额超过14万亿美元，几乎控制了近50%的全球产出、60％的世界贸易、70％的技术转让和90％的国际直接投资。 经济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发展背景中提出的，旨在协调各国外经贸管理行为，使其顺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
（2） 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体现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内在诉求。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提出，应当从其调整对象出发，应当体现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诉求。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之所以成为民商法的基本原则，根本缘由在于它们都体现了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本质，是市民社会健康运作的内在诉求。经济的本质是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管制跨国经济交往的行为必须在维护基本的经济公正的基础上，促进经济自由而便捷地开展。由此，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和经济便利化原则应运而生。
（3） 上述三项原则是真正从法的价值层面提出的法律原则。笔者认为，部门法学的基本原则必须从法价值学的层面来概括，才能真正发挥对具体规范的统率和指导作用。部门法学在逻辑体系上总是从调整对象中汲取其价值层面的精神实质，并将其法律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再由这些基本原则来统率具体的法律规范。以目前研究最为成熟的部门法学——民商法为例，前述平等、公正、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其实都是自由、正义、效率等法价值在部门法学的具体体现。将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确立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其实也正是自由、正义和效率这三个层面的法价值诉求在这一学科的体现。
反观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亦是从法价值层面提出的原则，其在同一调整对象范围内可以纳入本文提出的经济公正化原则当中；但全球合作原则则是从手段上提出的，无论南北合作还是南南合作其实都是实现经济自由化、公正化和便利化的方式，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似乎有所不妥。学者在研究wto规则时，提出将非歧视、互惠、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公平贸易、透明度等作为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其实均可以经过整合，纳入贸易自由化、贸易公正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框架之中。
国民经济学原理篇10
[内容摘要]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将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杂糅成一个学科进行调整，其症结在于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用法律运用的综合性替代了法学分科的严整性。本文将国际经济法重新界定为“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并从新的视角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梳理，以此佐证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关键词] 国际经济法 学科界定 基本原则
一、 广义国际经济法的“水果拼盘说”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 ，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 。
这一学说的立论基础在于，对某一涉外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既要涉及调整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又要涉及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法律渊源既包括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国际习惯、国际惯例等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经济管制法以及冲突规范等国内法。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由此得出结论：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本身极其错综复杂的忠实反映；也是科学地调整这种复杂关系，对其中的法律症结加以‘综合诊断’和‘辨证施治’的现实需要。”
由此可见，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认为凡与此相关的法律规范便足以独立地形成一个法学门类。这一学说立足于实用主义，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广义说的观点将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整，将不同性质、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杂糅在一起，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 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因而在立论基础上存在严重缺陷。
诚然，国际经济关系涉及的主体繁多，错综复杂，的确需要对其中存在的各种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但这是法律运用层面的问题，而不是部门法学分科层面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由法律运用上的综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论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不同法律部门的综合运用并不等于相关的法学分支就应杂糅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事实上，在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中所述及的各种法律规范，相关国家的刑法规范（如一国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适用。如果按照广义说的论证逻辑，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刑法规范岂不是也应纳入广义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当中。
以此类推，内国经济关系虽不如涉外经济关系复杂，但同样有必要对其中的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对内国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同时涉及内国民商法、内国经济行政法和内国经济刑法等法律规范。试问，按照广义说的理论逻辑，这些相关的内国法律规范是否也应混合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再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从深层次来探讨如下一个问题，即法律运用的综合性能否替代法学分科的必要性和严整性呢？也就是说从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学分科的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层出不穷的新情形下，传统的法学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笔者认为，某一部门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内部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通过法学分科可以形成一种严整的知识体系，便于认识、分析、运用和预测。学理通说上以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部门法学的标准 ，“独立调整对象”不仅要求以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且要求这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必须具有质上的共同性。试以民法为例：平等主体之间物权法律关系、债权法律关系、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和家庭法律关系虽然相对独立，但上述各种法律关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质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形成民法总则中的各项内容。不仅如此，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则。析微而知著，一个严整的法学分支必须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我们并不是为了刻意追求逻辑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因为只有这种“从抽象到具象”、“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们便捷地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和预测发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人类创设各种各样的学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其以跨国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似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但事实上，诚如广义说自己所承认，跨国经济关系既包括跨国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跨国经济管制关系，而这两类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广义说将经济流转关系和经济管制关系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进行调整，既无法进一步抽象出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无法形成学科的总论，也无法真正提出学科的基本原则，难免带有人为拼凑的色彩。由此可见，我们决不可因为法律运用中的综合性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这或许并不是学术领域纷争的问题，而是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本质要求。
诚然，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等趋势的出现，传统法学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科界线周边出现了许多“灰色区域”。但我们认为，决不可因为灰色区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学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新的角度上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是清一色的，泾渭分明；但是社会关系却是模糊的，黑白之间存在诸多灰色的过渡。学科分类时必须在这一灰色区域中厘定临界点，因此种种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难免，不足为奇。对于灰色区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个案处理，也可以作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萘李、骡子等杂交品种后便否定门、纲、目、科、属、种等生物学分类；同样道理，我们亦不能因为法学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贴近现实，也不可能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完全正确的结论；科学的作用只是通过初略的分类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基本正确的结论。
综上而言，部门法学的分科应当是严整的，但在部门法学的运用上却应当是综合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虽注重了法律运用的综合性，却忽略了法学分科的严谨性，将法律运用和法学分科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广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犹如一个水果拼盘：从营养结构和口味搭配出发，人们食用时需要的是各种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盘；但我们却难以承认水果拼盘是另成一类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认水果分类的价值。
二、 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那么，如何对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进行学科分类呢？笔者认为，如下两点论断是我们分析的出发点：
（1） 国际经济关系当中既包括横向的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纵向的经济管制关系；
（2） 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既涉及各国的国内法规范，也要涉及各种形式的国际法规范。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所有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经济流转关系 经济管制关系
国内法规范 （1）冲突规范/民商法 （3）经济行政法
国际法规范 （2）国际商法 （4）国际经济法
表：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类示意图
（1）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是各国的冲突规范（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及其指引的内国民商法（如我国的新《合同法》）；
（2）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是作为统一实体规范的国际商法（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3）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内法规范为各国的经济行政法（如我国的《对外贸易法》）；
（4）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构成国际经济法（如《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
上述四个部分配合在一起，共同对跨国经济关系中涉及的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整和规范。在这四个部分中，国际商法可以通过优先直接适用成为成员国国内国民商法的组成部分；而国际经济法规范则通过间接适用，转化为成员国的内国经济行政法。
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将上述四个部分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水果拼盘，貌似完整，却忽视了每一部分各自的特点，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严整的独立法学学科进行研究和学习。
同时，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学说 。本文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与狭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有如下两点区别：
（1） 部分学者主张，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是狭义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但是，经济流转关系与经济管制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笔者认为，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应独立地构成国际商法体系，与内国民商法对应，而不宜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之中；
（2） 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是建立在对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汲取了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关于法律运用综合性的观点。
因此，至多而言，我们只能说本文对国际经济法所做的学科界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新的视角上对狭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回归。或许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有的学者在批判广义说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间经济协调关系以及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体系”， 认为国际经济法包括“经济的国际法”（本文上表中第（4）部分）和“涉外经济法”（本文上表中第（3）部分）两大部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调整对象的同质性出发将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作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其在调整对象、制定、效力、实施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因此，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仍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内国涉外民商法与国际商法在性质上也有共同性，是否也应把各国的涉外民商法纳入国际商法的范畴当中呢？
综上，笔者认为，应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跨国经济管理关系的国际法规范”较为妥当。同时我们亦主张，在解决一个具体的跨国经济问题时，不仅要运用国际经济法，还要综合运用内国冲突规范、内国涉外民商法、国际商法、内国涉外经济管理法等不同法律部门或不同法律部门的分支。
三、 国际经济法学科基本原则的重塑
诚如前文所论及，一个真正的法学部门应当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换言之，无法提出学科基本原则，这一“法学部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学分支学科。
从法理学的角度而言，“原则”是相对于“概念”和“规范”而言的法的三种要素之一。与一般原则相区别，基本原则应当贯穿于其调整对象内的各个领域，贯穿于其法律关系的始终，用于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串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
持广义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学者提出了“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等作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基本原则。 如果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理论是严谨的，这些基本原则就都应贯串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国际经济法分支领域，都应当既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也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事实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这些原则都难以真正满足作为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也难以发挥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学科的指导作用。试举一例说明：甲、乙是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两个公司，双方签定某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并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试问，甲乙双方的这一跨国经济关系与一国的经济主权有何直接关系？与不同国家间的公平互利有何直接关系？与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又有何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目前“公认”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基本原则似乎无法满足作为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广义说理论无法提出大一统的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由此亦可佐证，广义国际经济法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门类。
以下，笔者将就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即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提出指导这一学科的三大基本原则：
（1） 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自由化原则要求各国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应当逐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为外国资本、技术和服务提供市场准入；应当逐步扩大外国资本的准入；应当逐步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经济自由化原则的经济学基础是大卫李嘉图在国际贸易领域提出的“比较利益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一理论主张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且得出国际贸易将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这一重要结论。
（2） 经济公正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有四重内涵：其一，一般情形下，要求各国在管制国际经济交往时应当符合“非歧视（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各国要平等对待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最惠国待遇”，另一方面还要求一国应平等对待本国人与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国民待遇”。其二，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对他国政府和企业的扭曲自由经济的措施采取对应措施（counter-measure），例如允许一国针对他国企业的倾销行为或他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等。其三，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针对危及本国根本利益的事项，临时采取一些限制经济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wto协定中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关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等。其四，由于历史上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由于各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
强烈的诉求。经济便利化与自由化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经济便利化不仅要求在执行非关税措施措施时程序应简化和协调，不应有过多的文件要求；而且各国有关涉外经济管理的各种程序应当具有透明度，政府应当采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设备，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当有效配合。
综上而言，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成为三股重要的潮流，推动和指导各国的跨国经济管理行为。之所以将上述三项原则确定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1） 上述三项原则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为背景所提出的。虽然存在种种质疑和批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这已无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全球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3%，而全球贸易额年增长率却达到7%，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已达到全球gdp总额的29%。 与此同时，跨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从1990年的2,06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0万亿美元。据统计，在2001年，全球6.3万家跨国公司，其年销售额超过14万亿美元，几乎控制了近50%的全球产出、60％的世界贸易、70％的技术转让和90％的国际直接投资。 经济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发展背景中提出的，旨在协调各国外经贸管理行为，使其顺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
（2） 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体现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内在诉求。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提出，应当从其调整对象出发，应当体现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诉求。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之所以成为民商法的基本原则，根本缘由在于它们都体现了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本质，是市民社会健康运作的内在诉求。经济的本质是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管制跨国经济交往的行为必须在维护基本的经济公正的基础上，促进经济自由而便捷地开展。由此，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和经济便利化原则应运而生。
（3） 上述三项原则是真正从法的价值层面提出的法律原则。笔者认为，部门法学的基本原则必须从法价值学的层面来概括，才能真正发挥对具体规范的统率和指导作用。部门法学在逻辑体系上总是从调整对象中汲取其价值层面的精神实质，并将其法律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再由这些基本原则来统率具体的法律规范。以目前研究最为成熟的部门法学——民商法为例，前述平等、公正、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其实都是自由、正义、效率等法价值在部门法学的具体体现。将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确立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其实也正是自由、正义和效率这三个层面的法价值诉求在这一学科的体现。
反观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亦是从法价值层面提出的原则，其在同一调整对象范围内可以纳入本文提出的经济公正化原则当中；但全球合作原则则是从手段上提出的，无论南北合作还是南南合作其实都是实现经济自由化、公正化和便利化的方式，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似乎有所不妥。学者在研究wto规则时，提出将非歧视、互惠、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公平贸易、透明度等作为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其实均可以经过整合，纳入贸易自由化、贸易公正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框架之中。
国民经济学原理篇11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转引自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刘瑞复著：《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参见前引[16]，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16—17页。
[4]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
[5]参见乔新生：《法律分类，费力不讨好？》，千龙新闻网（网址：）。社会。警法速递。法制争鸣，2002-1-6.
[6]参见前引[2]，刘瑞复书，《经济法原理（第二版）》，第88—92页。
[7]参见《法律部门的划分》，网址：/lawpart.htm.
[8]参见洪恩在线：《法律硕士复习指南。综合课。法学基础理论辅导》，网址：/proedu/flxy/flss/fd/zhk/fl060102.htm.
[9]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0—432页。
[10]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2—433页。
[11]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2]参见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3]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3页。
[14]转引自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5页。
[15]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6—17页。
[16]参见范健等主编：《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7]参见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11页。
[18]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9页。
[19]参见前引[7]，《法律部门的划分》。
国民经济学原理篇12
[内容摘要]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将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杂糅成一个学科进行调整，其症结在于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用法律运用的综合性替代了法学分科的严整性。本文将国际经济法重新界定为“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并从新的视角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梳理，以此佐证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关键词] 国际经济法 学科界定 基本原则
一、 广义国际经济法的“水果拼盘说”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 ，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 。
这一学说的立论基础在于，对某一涉外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既要涉及调整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又要涉及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法律渊源既包括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国际习惯、国际惯例等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经济管制法以及冲突规范等国内法。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由此得出结论：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本身极其错综复杂的忠实反映；也是科学地调整这种复杂关系，对其中的法律症结加以‘综合诊断’和‘辨证施治’的现实需要。”
由此可见，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认为凡与此相关的法律规范便足以独立地形成一个法学门类。这一学说立足于实用主义，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广义说的观点将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整，将不同性质、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杂糅在一起，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 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因而在立论基础上存在严重缺陷。
诚然，国际经济关系涉及的主体繁多，错综复杂，的确需要对其中存在的各种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但这是法律运用层面的问题，而不是部门法学分科层面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由法律运用上的综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论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不同法律部门的综合运用并不等于相关的法学分支就应杂糅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事实上，在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中所述及的各种法律规范，相关国家的刑法规范（如一国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适用。如果按照广义说的论证逻辑，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刑法规范岂不是也应纳入广义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当中。
以此类推，内国经济关系虽不如涉外经济关系复杂，但同样有必要对其中的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对内国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同时涉及内国民商法、内国经济行政法和内国经济刑法等法律规范。试问，按照广义说的理论逻辑，这些相关的内国法律规范是否也应混合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再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从深层次来探讨如下一个问题，即法律运用的综合性能否替代法学分科的必要性和严整性呢？也就是说从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学分科的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层出不穷的新情形下，传统的法学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笔者认为，某一部门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内部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通过法学分科可以形成一种严整的知识体系，便于认识、分析、运用和预测。学理通说上以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部门法学的标准 ，“独立调整对象”不仅要求以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且要求这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必须具有质上的共同性。试以民法为例：平等主体之间物权法律关系、债权法律关系、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和家庭法律关系虽然相对独立，但上述各种法律关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质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形成民法总则中的各项内容。不仅如此，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则。析微而知著，一个严整的法学分支必须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我们并不是为了刻意追求逻辑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因为只有这种“从抽象到具象”、“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们便捷地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和预测发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人类创设各种各样的学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其以跨国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似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但事实上，诚如广义说自己所承认，跨国经济关系既包括跨国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跨国经济管制关系，而这两类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广义说将经济流转关系和经济管制关系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进行调整，既无法进一步抽象出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无法形成学科的总论，也无法真正提出学科的基本原则，难免带有人为拼凑的色彩。由此可见，我们决不可因为法律运用中的综合性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这或许并不是学术领域纷争的问题，而是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本质要求。
诚然，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等趋势的出现，传统法学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科界线周边出现了许多“灰色区域”。但我们认为，决不可因为灰色区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学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新的角度上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是清一色的，泾渭分明；但是社会关系却是模糊的，黑白之间存在诸多灰色的过渡。学科分类时必须在这一灰色区域中厘定临界点，因此种种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难免，不足为奇。对于灰色区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个案处理，也可以作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萘李、骡子等杂交品种后便否定门、纲、目、科、属、种等生物学分类；同样道理，我们亦不能因为法学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贴近现实，也不可能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完全正确的结论；科学的作用只是通过初略的分类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基本正确的结论。
综上而言，部门法学的分科应当是严整的，但在部门法学的运用上却应当是综合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虽注重了法律运用的综合性，却忽略了法学分科的严谨性，将法律运用和法学分科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广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犹如一个水果拼盘：从营养结构和口味搭配出发，人们食用时需要的是各种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盘；但我们却难以承认水果拼盘是另成一类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认水果分类的价值。
二、 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那么，如何对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进行学科分类呢？笔者认为，如下两点论断是我们分析的出发点：
（1） 国际经济关系当中既包括横向的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纵向的经济管制关系；
（2） 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既涉及各国的国内法规范，也要涉及各种形式的国际法规范。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所有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经济流转关系 经济管制关系
国内法规范 （1）冲突规范/民商法 （3）经济行政法
国际法规范 （2）国际商法 （4）国际经济法
表：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类示意图
（1）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是各国的冲突规范（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及其指引的内国民商法（如我国的新《合同法》）；
（2）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是作为统一实体规范的国际商法（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3）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内法规范为各国的经济行政法（如我国的《对外贸易法》）；
（4）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构成国际经济法（如《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
上述四个部分配合在一起，共同对跨国经济关系中涉及的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整和规范。在这四个部分中，国际商法可以通过优先直接适用成为成员国国内国民商法的组成部分；而国际经济法规范则通过间接适用，转化为成员国的内国经济行政法。
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将上述四个部分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水果拼盘，貌似完整，却忽视了每一部分各自的特点，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严整的独立法学学科进行研究和学习。
同时，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学说 。本文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与狭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有如下两点区别：
（1） 部分学者主张，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是狭义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但是，经济流转关系与经济管制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笔者认为，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应独立地构成国际商法体系，与内国民商法对应，而不宜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之中；
（2） 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是建立在对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汲取了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关于法律运用综合性的观点。
因此，至多而言，我们只能说本文对国际经济法所做的学科界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新的视角上对狭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回归。或许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有的学者在批判广义说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间经济协调关系以及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体系”， 认为国际经济法包括“经济的国际法”（本文上表中第（4）部分）和“涉外经济法”（本文上表中第（3）部分）两大部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调整对象的同质性出发将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作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其在调整对象、制定、效力、实施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因此，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仍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内国涉外民商法与国际商法在性质上也有共同性，是否也应把各国的涉外民商法纳入国际商法的范畴当中呢？
综上，笔者认为，应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跨国经济管理关系的国际法规范”较为妥当。同时我们亦主张，在解决一个具体的跨国经济问题时，不仅要运用国际经济法，还要综合运用内国冲突规范、内国涉外民商法、国际商法、内国涉外经济管理法等不同法律部门或不同法律部门的分支。
三、 国际经济法学科基本原则的重塑
诚如前文所论及，一个真正的法学部门应当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换言之，无法提出学科基本原则，这一“法学部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学分支学科。
从法理学的角度而言，“原则”是相对于“概念”和“规范”而言的法的三种要素之一。与一般原则相区别，基本原则应当贯穿于其调整对象内的各个领域，贯穿于其法律关系的始终，用于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串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
持广义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学者提出了“经济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等作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基本原则。 如果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理论是严谨的，这些基本原则就都应贯串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国际经济法分支领域，都应当既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也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事实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这些原则都难以真正满足作为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也难以发挥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学科的指导作用。试举一例说明：甲、乙是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两个公司，双方签定某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并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试问，甲乙双方的这一跨国经济关系与一国的经济有何直接关系？与不同国家间的公平互利有何直接关系？与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又有何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目前“公认”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基本原则似乎无法满足作为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广义说理论无法提出大一统的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由此亦可佐证，广义国际经济法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门类。
以下，笔者将就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即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提出指导这一学科的三大基本原则：
（1） 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自由化原则要求各国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应当逐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为外国资本、技术和服务提供市场准入；应当逐步扩大外国资本的准入；应当逐步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经济自由化原则的经济学基础是大卫李嘉图在国际贸易领域提出的“比较利益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一理论主张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且得出国际贸易将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这一重要结论。
（2） 经济公正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有四重内涵：其一，一般情形下，要求各国在管制国际经济交往时应当符合“非歧视（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各国要平等对待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最惠国待遇”，另一方面还要求一国应平等对待本国人与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国民待遇”。其二，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对他国政府和企业的扭曲自由经济的措施采取对应措施（counter-measure），例如允许一国针对他国企业的倾销行为或他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等。其三，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针对危及本国根本利益的事项，临时采取一些限制经济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wto协定中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关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等。其四，由于历史上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由于各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
强烈的诉求。经济便利化与自由化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经济便利化不仅要求在执行非关税措施措施时程序应简化和协调，不应有过多的文件要求；而且各国有关涉外经济管理的各种程序应当具有透明度，政府应当采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设备，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当有效配合。
综上而言，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成为三股重要的潮流，推动和指导各国的跨国经济管理行为。之所以将上述三项原则确定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1） 上述三项原则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为背景所提出的。虽然存在种种质疑和批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这已无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全球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3%，而全球贸易额年增长率却达到7%，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已达到全球gdp总额的29%。 与此同时，跨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从1990年的2,06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0万亿美元。据统计，在2001年，全球6.3万家跨国公司，其年销售额超过14万亿美元，几乎控制了近50%的全球产出、60％的世界贸易、70％的技术转让和90％的国际直接投资。 经济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发展背景中提出的，旨在协调各国外经贸管理行为，使其顺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
（2） 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体现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内在诉求。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提出，应当从其调整对象出发，应当体现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诉求。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之所以成为民商法的基本原则，根本缘由在于它们都体现了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本质，是市民社会健康运作的内在诉求。经济的本质是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管制跨国经济交往的行为必须在维护基本的经济公正的基础上，促进经济自由而便捷地开展。由此，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和经济便利化原则应运而生。
（3） 上述三项原则是真正从法的价值层面提出的法律原则。笔者认为，部门法学的基本原则必须从法价值学的层面来概括，才能真正发挥对具体规范的统率和指导作用。部门法学在逻辑体系上总是从调整对象中汲取其价值层面的精神实质，并将其法律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再由这些基本原则来统率具体的法律规范。以目前研究最为成熟的部门法学——民商法为例，前述平等、公正、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其实都是自由、正义、效率等法价值在部门法学的具体体现。将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确立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其实也正是自由、正义和效率这三个层面的法价值诉求在这一学科的体现。
反观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亦是从法价值层面提出的原则，其在同一调整对象范围内可以纳入本文提出的经济公正化原则当中；但全球合作原则则是从手段上提出的，无论南北合作还是南南合作其实都是实现经济自由化、公正化和便利化的方式，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似乎有所不妥。学者在研究wto规则时，提出将非歧视、互惠、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公平贸易、透明度等作为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其实均可以经过整合，纳入贸易自由化、贸易公正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框架之中。
国民经济学原理篇13
从法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就本质而言，私人自治原则可理解为每一个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在遵循强行法的前提下，国家与其他个人不得对他的这种自由意愿加强干涉。在价值层面上，本文认为私人自治原则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增进全球范围内法律的趋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私人自治原则的本质和理论基础
私人自治是一种法哲学的理论，即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根据。在物权法体系中，合同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部分，而个人意志则是合同的核心，亦即在合同的范围内，一切债权债务关系只有依当事人的意志而成立时，才具有合理性；否则，便是法律上的专横暴虐。
在西方国家，私人自治原则的阐释从来都是仅仅存在于法学理论之中，各国民法典及物权法对之并未予以明文规定。然而，作为对民事法律关系准则的一种高度概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私人自治原则包含了一种最普遍适用的理论，是对各种具体的法律现象和问题所作的最科学的解释，对于西方各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过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在合同制度中，私人自治原则获得了最为充分的表现：作为资本主义民主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是建立在私人自治基础之上的一个原则。除合同制度以外，私人自治原则在西方整个私法体系中都占有支配地位，所谓“私法自治”，不过是私人自治原则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私人自治集中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哲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哲学上讲，私人自治首先是建立于人“生而自由”的信念基础之上。从经济学讲，私人自治原则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根据自由经济理论，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自发性地保护了私人所有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平衡。建筑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的规律，不仅使商品的价值与其价值直适应，而且使生产与需求相适应。此外，自由主义者们还认为，整体利益表现为个别利益的总和。很显然，从根本上讲，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信念之上：在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人们实际上也在不自觉地为社会服务。
总而言之，贯穿于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人自治一直是某种哲学及经济学理论的直接表现。在这一时期，像“法律应当尊重人们的天生的自由”，“只有自由主义才是一种最好的经济制度”这样一些命题的正确性，为当时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所深信不疑。
三、私人自治原则在我国物权法中的价值地位
对于私人自治原则在我国物权法中的地位问题，笔者认为；
1、私人自治原则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对民事关系（尤其是合同关系）一般法律准则的高度概括，故其应当成为我国民事立法的一项基本指导原则。如前所述，私人自治原则之所以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物权法中得以确立，其政治思想上的根源，是“个人权利”的强化；其经济上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但是，如果抛开这一原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某些属性，例如，这一原则在当时被赋予“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原则的实质，是对民事主体的独立意志在民事活动中的支配地位的一种法律确认。多根本上说，这一原则所表现的，不过是商品经济社会人们从事商品交换活动时依照 “平等”的规则所发和的相互关系而已。因此，私人自治原则和商品经济之间，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由于商品经济的本质属性并不因经济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我们可以说，凡存在商品经济的地方，即必然存在法律上的私人自治。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政治哲学上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衰落所必然导致的私人自治原则的衰落，其本质含义，并非这一原则本身的内容和性质的改变或修正，而只是其适用范围的缩小和在物权法上的“至尊”地位的削弱和否定。由此可见，只要承认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就必须承认私人自治原则对于我国民事立法所应具有的指导作用。
笔者认为，将私人自治确认为我国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法律制度上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所享有的意志独立和意志自由，有助于清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本位”、“官本位”的法律观念，弘扬尊重民事主体合法权利之风，促进我国具有充分的开放度和自由度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2、私人自治原则只是我国民事立法诸原则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必须反对将私人自治原则绝对化、神圣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确实需要赋予民事主体以更多的自由和独立性，在一定时期，甚至需要特别强调民事主体的“私人自治”。然而，我们却不能夸大或神化私人自治的功能和作用，以至于认为“私人自治的功能空间就是市场的生存空间”，从而在我国物权法中将私人自治重又推回其至高无上的“宝座”。这是因为：
首先，在任何立法者眼中，社会利益从来都是高于个人利益，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人自治也从未在法律上被绝对化。例如在法国，即使在1804年，当对私人自治的哲理上的论证被运用于法国民法典中时，也不能不受到各种限制。这表现为，契约自由也要被法律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规定所制约。[！]在我国法学理论中，“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的命题其实首先就包含了社会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即主体的一切市场行为均需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亦即只有当主体的个人意志与法律所体现的社会意志相吻合时，才能获得法律上的效力。
其次，我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国家不能处于放任的、无所作为的状态。与此相反，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克服和避免市场自身所具有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亦即实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适度干预，以保障市场秩序，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如果没有私人自治，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但是，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得以健康地存在和发展。很显然，在物权法中，私人自治原则与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既相对立，又相统一，不可偏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