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基础篇1
一、重农学派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重农学派在继承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自由和重视发展农业的经济学说，把对财富源泉的认识，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在经济史上率先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一次试图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为把农业作为基础来改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其中关于如何重视农业，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扶植农业发展，如何使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思想，在当时是有着积极和进步意义的。
第一，“自然秩序”思想。重农学派吸取了启蒙思想家“自然秩序”的观念，并作了新的解释，用以观察社会经济生活现象，提出了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存在着不以人们一直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他们所说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所有的人，以及一切人类的权利”必须遵守的，是“坚定不移的、不可破坏的，而且一般说来是最优良”的规律。重农学派通过标举“自然秩序”的经济哲学理念，指出农业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不是真正的财富，对外贸易并不是强国富民的出路，而工业也只是“非生产的”劳动部门，它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这些观点虽然偏颇，但在当时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二，“纯产品”学说。魁奈认为，财富是由土地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农业，农业在一国的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君主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因为财富的增加能保证人口的增加，有了人和财富，就能使农业繁荣，商业扩大，工业活跃，财富永久持续地增加。国家行政的成功，都依靠这个丰富的源泉。”其思想很明确：农业部门明显地区别于仅仅将已有的使用价值进行重新组合的其他部门，它是真正创造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部门，如果没有不断从土地里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没有一切财富。工业加工只不过是是农产品具有新的使用价值形态，没有创造新的财富；而自然秩序条件下的对外贸易实行的是等价交换，也不可能创造新的财富。
第三，社会上的其它行业都有赖于农业的发展。“实际上，如果没有土地生产物，没有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收入和支付，哪里还有商业的利润和手工业者的工资呢？如果把商业和农业分离开来，认为它能够独立存在则不过是一个抽象”。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决定性的位置，而商业同工业都只是农业派生出来的分支。农业为其它部门的生产提供原材料，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他们所需的社会财富，商业和工业都必须依靠农业才能存续和发展，这两种职业所需的原材料和生活材料都必须依靠农业来提供。他们认为商业只是互有相对价值的物品之间的交换。必须有交换的物品，还有交换的需求才产生交换和商业，商业既只是在先已存在的物品之间进行交换，就不能使交换的物品有所增加。工业劳动也不会增加财富，在工业制造品的生产中，并没有财富的增加，因为制造工业品所增加的价值，只等于劳动着所消费掉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人的工资。
综上所述，重农学派继承了其先驱者重视农业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他们认为社会财富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只有农业才是国家致富的源泉，才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
二、重农学派思想对巩固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启示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重农学派经济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科学甚至庸俗的成分。但它关于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对我国现今巩固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及发展现代农业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也是最需要强化的产业。视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进而构建和谐社会。农业的基础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一）加强国家对农业的保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带来较高的社会效益，但自身效益偏低。由于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季节性，使得农业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信息风险等。所以，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综观世界各国的农业政策，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因此我们在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既要加强宏观调控，又要注意完善市场调节机制。
（二）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一是加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力度，尤其是增加预算内农业基本投资。二是建立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和引导商业性信贷资金投入农业。三是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农业投入，继续实行乡镇企业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四是开辟多种投资渠道，鼓励城市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规模和领域。
（三）推动体制创新
要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在收入、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差距。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使我国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同时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现代经济结构。
（四）推动观念创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一方面，要推动广大农民的观念创新。长期以来，广大农民对自身培训认识不足，缺乏长远眼光。农民个人很难看到培训投资带来的外显效益，所以不愿意进行培训投资。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用发生在农民身边的例子使之看到培训明显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素质和就业能力，使其具有更广泛的就业空间和选择余地，这对提高劳动力的收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要推动政府管理者的观念创新。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实行农科教结合，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注重人才，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使政府支持农业的重点真正由政策兴农转移到科教兴农上来。
（五）有计划地推动农村产业升级
首先，应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尤其是乡村工业，改变不利于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选择适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发展乡村实用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大力发展一些乡村小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使之走向规模化经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区域比较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生产应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优势、高档、适应性强的农业产品，这种调整必然要求更多的资金、技术和资源的投入，同时带来更多的劳动力需求，为农业内部就业提供较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田静.浅析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对“三农”问题的启示[J].法国研究，2006，（3）：96
国民经济学基础篇2
一、发展西部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建国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从1949年到1985年基础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突出特征是“统一财政与分级管理”。这一投资管理体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给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统一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但全国实行的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管理僵化的分配格局，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强求统一反而压抑了地方和学校的积极性和自主权。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后，供给教育资源的财政新体制迫使基础教育必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地方财政将发挥主渠道作用。 二、我国西部基础教育的现状分析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既有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自然优势，同时又由于受地理以及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当然，这一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西部经济的制约造成的。经济制约教育，教育又反过来影响经济。西部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典型的具有共同症状的“贫困综合症”——越是贫困的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对现代科学技术需求不迫切，吸收不了科技人才，越不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有限的资金只能顾及生存，无法投资教育以求发展；反过来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导致贫困。西部要走出贫困，治理“贫困综合症”是一个历史话题。西部地区“贫困综合症”的治理，不仅影响着本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认识西部基础教育的现状，分析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对治理西部的“贫困综合症”，促进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教育投资少，劳动者素质低。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西部9省区6岁以上人口为22699.54万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为281.08万人，占总人口的1.2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6个百分点，其中贵州、云南、西藏还不到1％。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却远远高于20.61％的全国平均水平，达26.51％，不识字人口占30％以上的就有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宁夏6个省区，只有四川和新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落后教育投资少是一个主要因素。1990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地方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377.52亿元，而西部8省区只有66.5亿元，仅占投资总数的17.7％，地方财政用于教育的投资显然太少。其结果是许多适龄儿童被拒之门外。青海省的适龄儿童入学率81.48％，牧区仅为36.4％；另外就是办学条件和教师工资得不到保障。②基础教育发展滞后。在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着重“学历”高等教育的现象，从西部地区1982—1986年的统计资料看，在此期间全区范围内的高等院校在校生数由21万增加到36万人，增长了70％；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仅由909万人增加到1048万人，增长率为15％，特别应注意的是小学在校学生数则由3404万人减少到3277万人，减少了5％，出现了萎缩现象。1992年统计资料表明，这种不正常现象的结果是：在9省区中每千人中拥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除陕西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除四川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若不能得到尽早扭转，必将对国家“战略西移”造成障碍，给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治愈的疾患，影响到全国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③民族教育落后。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9个省区中有44个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这里。民族自治区总人口达6569.6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3905.11万人，占民族自治地总人口的56.03％。少数民族人口占9省区总人口的14.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里的民族教育却十分落后，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各民族中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全国平均为698.12人，而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回族584.89人，维吾尔族613.22人，藏族264.7人。民族教育落后导致民族人才匮乏。西北地区的甘、" 宁、青、新四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30％以上，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却只有9万多人，仅占四省区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10.2％，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0.3％，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西部地区必须加强少数民族教育，以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④女童教育出现“三低一高”。即入学率低、巩固率低、在校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低，辍学率高。四川昭觉县的女童入学率只有10—30％，青海循化县女童入学率是30％。由于受家庭经济状况、社会文化观念、家长受教育水平、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西部贫困地区女童往往不能上学或中途辍学。这就导致西部贫困地区妇女文盲率很高，严重影响西部人口的总体素质。
从上面的现状可见，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致使教育尤其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伴随地方经济的贫困而走入困境，成为“贫困综合症”的重病区。对于治理“贫困综合症”古今都有实践和经验。目前，国内流行的观点是：贫困地区教育与经济能否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已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程度。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似乎无错误，但却忽视了贫困地区的当前问题是“生存还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发展问题。在“生存”的层面上侈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显然是苍白无力的。笔者认为：在“生存”层面上，“资金是第一推动力”。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要求与当地经济协调发展是永远走不出贫困的。国家必须实施教育扶贫战略，为贫困地区的教育注入教育资金，推动贫困地区的教育优先发展，这才是治理西部“贫困综合症”的一个突破口。
三、国家的教育扶贫战略
国家已认识到西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是西部贫困地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由国家注入发展资金，这也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到目前为止，国家以及由国家组织的（基础）教育扶贫工程主要有：①政府扶贫—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②基金扶贫—社会捐资，以“希望工程”为代表；③国际组织扶贫—引进外资，以世界银行为代表。 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它的宗旨是：根据政府关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方针，以民间的方式，广泛动员海内外财力资源，建立希望工程基金，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继续学业，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希望工程自1989年10月30日开始实施，截止1996年底，全国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额978287526元人民币，累计支出为686977179元人民币。全国希望工程捐款暂存（待拨）291310347元人民币。 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范围内的三种教育扶贫主要形式，从扶贫的规模和力度上看，政府是教育扶贫的主体。教育资源应由政府来配置，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基础教育是政府行为，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必须由政府来配置，也只能由政府来配置。“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实践证明，政府作为教育扶贫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认为，国家以扶贫的形式，集中财力在一段里间内扶持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做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能解决基础教育继续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问题。基础教育既然是政府行为，政府就应从教育财政制度、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和投资方式上，有一个长期的、全面的规划，对基础教育实施非均衡投资战略，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对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经常性投资比例，使基础教育的非均衡投资体制走上法制化轨道。通过非均衡投资体制，保证全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四、实施基础教育“非均衡投资战略”的内容、方式及方法 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有利于中央（省）级政府集中财力采取非均衡投资战略，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经常性的、稳定的经费保障。这里我们是站在全国的立场，从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非均衡投资的角度提些建议，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可以仿此办理。
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应将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列入教育财政经常性投资规划和计划，并以专款形式直接下达到县。这笔专款应包括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贫困地区民办基础教育补偿专项等。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
为推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贫困省区的基础教育实行经常性的专项拨款制度，在基础教育经费中，设立“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按照一定的标准，以专款的形式直接拨给贫困地区的贫困县，专门用于这些地区设置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培训师资，从而保证贫困地区儿童入学和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财政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低，可用于发展教育的资金极少。所以这项专款还要用于免收义务教育儿童的一切学费，并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助，以降低他们入学的教育成本，减轻贫困地区人民的负担。
国民经济学基础篇3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居民消费需求；分位数回归
1引言与文献回顾
消费、投资、净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居民消费不足是困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方式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依靠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近年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采取相关措施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胡瑶，2009；杨文芳、方齐云，2010；杨智峰，等，2013；储德银，等，2013；吴海红，等，2014）[1-5]，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城乡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需求有显著性影响，但对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比较匮乏。以往对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作用研究的文献大多是把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通过生产过程来促进经济增长（Munnell，1990；Charles，2006；刘生龙、胡鞍钢，2010；刘勇，2010）[6-9]，如果一个地区的主导性经济活动只是向外界提供自然资源，尽管该地区的经济也会增长很快，但本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却无法同步提升（曲创、李曦萌，2015）[10],因此本文参照曲创和李曦萌的做法，选取居民消费需求这一更能反映实际生活水平的指标进行研究。根据2006-2013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从公路交通基础设施、铁路交通基础设施两个方面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2）对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相关研究；（3）采用分位数回归对不同消费水平下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研究。
2模型建立与数据描述
2.1实证模型的建立与变量说明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主要由铁路、公路、民航和水运构成，但我国交通运输主要由铁路和公路完成，铁路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所共同负担的全社会货运和客运量分别占到85.7%和86.9%以上，水运和民航运输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8]，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公路和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同时考虑到财政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可能存在挤入（出）效应以及对外贸易带来的商品多样化都会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其中cons表示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用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表示；road表示我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用地区公路密度，即公路里程/土地面积衡量；rail表示我国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用地区铁路密度，即铁路里程/土地面积衡量；gov和trade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和对外贸易，其中政府财政支出用地区财政支出/GDP衡量，对外贸易用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GDP衡量。各变量汇总结果见表1。
2.2样本和数据说明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的地区数据，由于我国地区的数据缺失较多，同时公路里程等统计数据从2005年起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本文选择2006-2013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地区数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由表2可知，我国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和对外贸易水平要高于东部和中西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差不大；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各地区的公路交通密度要远高于铁路交通密度，东部地区的交通密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但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西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3实证结果分析
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异较大，本文分别对各地区进行回归分析。同时考虑到当居民消费水平不同时，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本文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估计，选择的分位点为20%、40%、50%、60%和80%，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
（1）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的整体影响不显著，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较为显著。对东部地区而言，通过观察不同分位点上的系数变化趋势和显著性可知，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即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高消费群体和低消费群体的影响较大，对中等消费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西部地区而言，通过观察不同分位点上的变化系数趋势和显著性可知，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大体是上升的趋势，即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通过地区之间的比较发现，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最大，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次之，对中部地区的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在60%分位点上有一定影响，且该影响较小，在其他分位点上的影响不显著。
（2）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较为显著。对中部地区而言，通过观察不同分位点上的系数变化趋势和显著性可知，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即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对低消费群体和高消费群体影响较为显著，对中等消费群体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通过观察不同分位点上的系数变化趋势和显著性可知，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大致为下降的趋势，即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减小。通过对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和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比较发现，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路交通基础设施，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较小；西部地区公路和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都有显著性影响，但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随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减小，但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仍然远大于公路交通基础设施。
（3）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系数均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但对东部地区而言，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挤入效应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对中部地区而言，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挤入效应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对西部地区而言，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挤入效应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通过地区间的比较可知，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要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4）对外贸易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整体上不显著。对东部地区而言对外贸易对居民消费需求拉动作用不显著，甚至对高消费水平群体有一定的负作用；对中部地区而言，对外贸易对中等消费群体消费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对低消费群体和高消费群体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对外贸易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不显著。
4结论与建议
本文根据2006-2013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中部地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不显著；东部地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高消费群体和低消费群体的影响较大，对中等消费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小；西部地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且西部地区公路交通基础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2）东部地区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即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对低消费群体和高消费群体影响较为显著，对中等消费群体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减小。（3）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铁路交通基础设施；西部地区公路和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都有显著性影响，且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大于公路交通基础设施。（4）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要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整体上不显著。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东部地区应重点完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地区应重点完善铁路交通基础设施；西部地区应加强对公路和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以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应扩大民生财政支出，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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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基础篇4
关键词 一带一路；新疆；民间资本
【作者简介】王梦，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经济与管理；王建新，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经济与管理。
一、引言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之一，有利于我国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格局，加快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和国际物流大通道的建设。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而且在改革开放前期强调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长期相对不足。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2010年提出的全国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等一系列战略部署，促进了新疆的基础设施发展。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十分落后，建设基础设施的投资资金严重短缺。怎样缓和或者解决新疆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短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是我们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首先分析了新疆民间资本的现状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本情况，接着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民间资本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建议，为新疆能够把握“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为民间资本进入新疆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
二、民间资本对新疆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一）引入民间资本可以使新疆经济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速
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专家指出，当一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后，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迅速增大。新疆在2013年的人均GDP为37181元，按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新疆人均GDP约为5994.71美元，大于4000美元。另外，新疆位于我国西部，是欠发达地区之一，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提升。当前新疆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但是，长期以来，新疆的基础设施一直在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对不足，必然造成基础设施缺乏，成为制约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新疆处于严重缺水地区，2013年，新疆水资源总需求量为956.07亿立方米，供水总量为588.04亿立方米，供不应求，应当把雨水充分利用起来，但是受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影响，无法建设先进的雨水处理设备，新疆雨水利用率很低，从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此外，高速公路的缺乏，高铁、动车、铁路、港口、民航设施的严重不足，电信、通讯设施的发展滞后，都在现实中制约着新疆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结合不仅可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问题，还可以缓解民间资本集聚在制造业所造成的压力，并且能够带动基础工业和支柱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新疆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证。
（二）新疆建立基础设施需要民间资本的支持
新疆近年来GDP增速分别为2011年的12%，2012年的12%，2013年的11%，2014年的10%。
新疆已经逐渐进入良性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更加大了新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假如排除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新疆的这种经济增长势头仍会持续一段时间。按照保守估计，假如未来每年保持经济8%的增速，从2012到未来2017年新疆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大概在1600亿到3500亿元之间（表1）。
表1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保守估计，将经济增速假定为8%的情况，如果不出现其他大的事件的影响，新疆未来几年用于基础设施投资额应该大于本文的保守估计值。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量，仅仅靠银行或者财政显然难以满足，需要拉动民间资本来弥补政府投入之外的资金缺口。如今民营企业通过过去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很多财富，并且已经具备承担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因此，让民营企业参与新疆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可行性。
（三）“一带一路”为民间资本带来新的机遇《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之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作为核心区的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对落后和薄弱，新疆必然会抓住这个重要的机遇，提升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必然会给民间资本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新疆发改委最近透露，刚刚获得批复的库格铁路在新疆境内有711.9公里，新疆境内工程投资为233.37亿元。库格铁路只是“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一个部分，但其需要的资金已经上百亿，未来陆续还会有更多基础设施项目，这些必然给民间资本带来很多投资机遇。新疆近年来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不断发展，这些都会产生对环卫、道路等基础设施产生新的需求。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的基础设施投资明显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即使如此，新疆在基础设施的投资缺口仍然较大，并且存在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影响新疆基础设施建设进程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府的债务风险。因此，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有一定现实意义。过去，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动范围往往受到限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该降低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规范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这样新疆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核心区的作用。
三、民间资本与基础设施投资绩效评价
为了验证新疆的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的绩效，本部分参考当前已有的研究和新疆的具体区情，选择1993年到2013年新疆的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这3个变量的数据进行比较来对比分析国有投资、集体投资、个体投资的绩效。
本文基于索罗模型和科普道格拉斯函数，通过分析1993～2013年的国有经济投资、集体经济投资和个体经济投资对GDP的贡献效率，来证明引入民间资本的必要性。由于相关统计年鉴没有对基础设施总投资的数据，只有各个具体项目的投资额，加上统计口径也发生改变，为了数据的可靠性和收集数据的便利性，本文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基础设施投资额，分别选取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见(1)式。
GDP=f(X,Y,Z)（1）
其中GDP代表新疆国民生产总值，X、Y、Z分别代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现将（1）式写成Cobb-Douglas函数形式,变为（2）式。
GDP=AXαYβZε（2）
式中GDP表示新疆国内生产总值；X、Y、Z分别表示国有、集体和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入，A表示余值贡献。指数α、β、ε分别表示各因素对GDP的弹性系数，即该因素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百分比。为了便于回归分析，对指数函数式（2）两边取对数,将其转化为线性函数，见（3）式。
LN(GDP)=C+αLN(X)+βLN(Y)+εLN(Z)+λLN(W)（3）
根据表1的数据，运用spss19.0软件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LN(G)=2.724135+0.450122LN(X)-0.120826LN（Y）+0.541291LN（Z）
se=(4.831307)(3.413845)(-1.900738)(4.874362)
t=(4.831307)(3.413845)(-1.900738)(4.874362)
p=(0.0002)(0.0033)(0.0744)（0.0001）
R2=0.976901
D-W值为1.698083
从统计检验的结果来看,调整的R2值(0.972824)、t统计值、D-W值(1.698083)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总体显著性检验——F检验(值为239.6500)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
国有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450，个体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541，相对较高。而集体经济投资的产出弹性很低，甚至有轻微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新疆的集体经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提高不利于新疆资本产出率的提高。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国有经济投资对新疆GDP的贡献较大。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个体投资具有逐利性和灵活性，这部分投资对新疆GDP贡献也较大。而集体经济由于体制改革滞后，存在管理体制缺位、改革不配套等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新疆集体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国有投资主要用于维护社会安定、提供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这些方面在短时间内是很难看到其对新疆GDP的贡献的。但是，总体来讲，国有投资的绩效相对个体投资较低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我们需要更大力度地将民间资本引入到新疆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中。
四、结论与讨论
“一带一路”战略给新疆带来了新的机遇，新疆要把握这个机会需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的支持。
而当前新疆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存在总体规模显著不足，基础设施技术等级比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当前新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较大，仅靠政府投资很难解决，而进一步引入民间资本可以提高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新疆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民间资本的发展。但是，新疆在把民间资本引入基础设施投资中还存在观念陈旧、审批复杂以及寻租行为等一系列问题。应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完善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要给民间资本创造一个宽松的市场准入规制，让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上不仅能发挥其提供资金的功能，更能发挥其创新的活力。其次，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在保护民间资本产权的同时要加强对其的监管。民营企业的产权有保护，才有利于他们放心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更重要的是要规范政府行为，深化民间资本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组织信用，完善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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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基础篇5
基础测绘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成果就是测绘基准、基础航空摄影等工作内容，但是我国人们对于基础测绘工作了解有限，造成人们通常情况下认为基础测绘工作就是传统的地图测绘。地图测绘虽然是基础测绘的内容之一，但是仅仅是基础测绘中的一小面积内容。基础测绘就是通过各种工具对于地理位置进行测量及绘制地图，主要工作内容是对于模拟性资料的绘制及数据的测量。对于模拟性资料绘制主要包括对于地形图及航空图片进行绘制，可以说基础测绘后的图纸就是我国山河的迷你版，将山河中各种地理位置及社会信息在图纸上体现，让工作人员在不去具体地点的情况下就能够对该地区详细了解。数据测量主要就是建立数学性模型，让资料以数学化的形式呈现出来[1]。
三、基础测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基础测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工作
目前，基础测绘工作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因为基础测绘工作能够将基础性建设、公益性建设、预期性建设都包含在内，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内可以广泛使用。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基础测绘工作人员的共同建设中，我国基础测绘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现阶段，基础测绘工作已经在城市化建设、土地资源、经济规划、生态环境、教育等多个领域内普遍使用，为这些领域的建设进行服务，在领域建设中占据着关键性作用。政府部门也能够通过基础测绘出成果进行整体上的调控，也可以说基础测绘工作在政府部门科学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础测绘取得成果
基础测绘工作的开始以来，由于政府和人民的支撑，基础测绘工作人员在艰苦的环境中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已经拥有统一性的基础测绘标准，动态卫星定位导航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使用；创建基础测绘航空检测部门，通过航空技术将我国国土进行研究，目前已经能够将我国82%的国土覆盖；对于国土进行遥感监控，已经获得了94%的影响资源；已经拥有不同比例的全国地图。政府部门在制定重大决策过程中都会将基础测绘的成果作为参考文献，人们已经从基础测绘成果中享受到了更好的社会福利。
我国基础测绘部门在多年的工作中都是将社会经济建设作为工作核心，努力为政府部门测绘与社会经济建设相吻合的测绘成果，因此对于基础测绘技术在不断完善中，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基础测绘中的开始使用，例如全球定位系统已经在数字化测绘体系中使用，为我国基础测绘工作的发展带来充足动力。基础测绘工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中都发挥重要作用[2]。
（三）基础测绘对人们经济生活密切联系
基础测绘工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十分紧密，小到人们房屋的测绘，大到国民经济发展趋势的测绘，基础测绘工作已经在社会经济建设的各各方面使用。我国经济格局在快速建设中，政府部门相继推出建设西部大开发及可持续发展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需要西部政府部门在实际发展中应该严格准守党中央的经济发展思路，在实际建设中将经济建设与环境间矛盾有限缓解，因此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基础测绘工作就需要为西部政府部门提供大量的地形方面的资料，让西部在经济建设中降低对于环境的影响。
四、基础测绘成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得到广泛使用
基础测绘工作的成果已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领域广泛性使用，并且在各领域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在2002年的过程中，基础测绘部门就为内蒙古政府部门绘制了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趋势示意图，示意图中对于内蒙古铁路干线详细标注，示意图内容对于内蒙古政府部门在经济建设政策调整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保证了内蒙古政府部门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的科学性[3]。
国民经济学基础篇6
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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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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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基础篇7
名称
7月4日（星期六）
7月5日（星期日）
课程 代号
上午
课程 代号
下午
课程
代号
上午
课程代号
下午
（9：00-11：30）
（14：30-17：00）
（9：00-11：30）
（14：30-17：00）
020103 财税 00064 纳税检查 00061 国家税收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999 政府预算管理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62 税收管理 020105 金融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55 企业会计学 020109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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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00107 现代管理学 040119 基础教育（中文方向） 07824 语文教育学导论 04576 文学评论与鉴赏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598 外国文学 050102 秘书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50303
公共
关系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07 现代管理学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642 传播学概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50405 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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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基础篇8
二、宪法经济制度的内涵
关于宪法经济制度的概念，国内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它们所构成的经济成分，是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与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法学上所说的经济制度是指“国家确认并保护的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原则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直接调整经济基础的社会规范是经济制度，而被规定在宪法中的经济制度即宪法经济制度。宪法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起调整作用”。
对于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从宪法学角度对经济制度的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表述，既强调了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又强调了经济制度的主观成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所调整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与国家经济发展有重大关系的经济关系、经济原则，是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应作为概念的必备因素，没有它们，概念就缺乏其主观成分，不能显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作用。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第三种观点主要强调了宪法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忽视了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经济学中所描述的经济制度属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宪法学所述的经济制度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了制宪者或修宪者对不同经济关系所持的态度。经济制度一旦表现为宪法规范或法律规范，便进入上层建筑体系之中。宪法学所研究的经济制度正是作为上层建筑体系中制度范畴之一的经济制度，而不是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
笔者认为，所谓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及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社会主义宪法中的经济制度既要反映客观经济基础，又要体现人们的意志因素，是主客观的统一，它不是现实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现。这样定义既说明经济制度是个法定的、历史的概念，同时又说明经济制度包含客观的和主观的成分，即生产关系、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至于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由于政策的变化很大，不宜用宪法来规范，否则会影响宪法的稳定性，以至权威性。
三、我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变迁
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中宪法变革的历史轨迹，可知经济制度的每次重大突破都需要宪法作出相应的变革，从而推动了宪法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要求生产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此循环互动。
宪法与其相依赖的经济基础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为宪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宪法对经济制度的确定与实现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宪法以其根本法的地位，通过规定国家的经济制度，确定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宪法通过制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完善宪法的内容与结构。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求生产关系相应地变化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要求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发生相应变化，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在宪法中确立和巩固下来。
国民经济学基础篇9
名称
4月18日（星期六）
4月19日（星期日）
课程
代号
上午（9：00-11：30）
课程 代号
下午（14:30-17:00）
课程
代号
上午（9:00-11:30）
课程代号
下午（14:30-17:00）
020103 财税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066 货币银行学 00060 财政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20105 金融 00073 银行信贷管理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075 证券投资与管理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066 货币银行学 00060 财政学 00072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00074 中央银行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109 国际
贸易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088 基础英语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90 国际贸易实务（一） 00092 中国对外贸易 00091 国际商法 00076 国际金融 00094 外贸函电 00093 国际技术贸易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89 国际贸易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1 工商企业管理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45 生产与作业管理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46 中国税制 04729 大学语文 00148 国际企业管理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3 会计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70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46 中国税制 00156 成本会计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7 市场
营销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179 谈判与推销技巧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180 企业定价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81 广告学（一）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178 市场调查与预测 00182 公共关系学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9 旅游
管理 00190 中国旅游地理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015 英语（二） 00191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87 旅游经济学 00188 旅游心理学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20212 企业财务管理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204 企业投资学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30104 经济
法学 00230 合同法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67 劳动法 00226 知识产权法 00242 民法学 00227 公司法 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00233 税法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245 刑法学 00244 经济法概论 05679 宪法学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677 法理学 030112 法律 00242 民法学 00223 中国法制史 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00244 经济法概论 00247 国际法 00245 刑法学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04729 大学语文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261 行政法学 05677 法理学 05679 宪法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301 行政
管理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277 行政管理学 00040 法学概论 00163 管理心理学 00107 现代管理学 03350 社会研究方法 00108 工商行政管理学概论 00292 市政学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00312 政治学概论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349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0101 学前
教育 00384 学前心理学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387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00383 学前教育学 00386 幼儿文学 00385 学前卫生学 00393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00390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00389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 00388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00396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00395 科学.技术.社会 00394 幼儿园课程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0103 小学
教育 00405 教育原理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408 小学科学教育 00395 科学.技术.社会 00409 美育基础 00406 小学教育科学研究 00411 小学数学教学论 00412 小学班主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407 小学教育心理学 00415 中外文学作品导读（选考） 00416 汉语基础（选考） 00410 小学语文教学论 00417 高等数学基础（选考） 00418 数论初步（选考）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40106 教育
管理 00442 教育学（二）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31 心理学 00446 现代教育管理技术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107 现代管理学 00445 中外教育管理史 04729 大学语文 00443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 19034 教育评价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0119 基础教育（中文方向） 00405 教育原理 00536 古代汉语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598 外国文学 00506 写作（一） 00535 现代汉语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7341 简明中国古代文学史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576 文学评论与鉴赏 040201 思想政治教育 00024 普通逻辑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31 心理学 00040 法学概论 00442 教育学（二）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32 伦理学 00475 社会发展史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50102 秘书 00163 管理心理学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345 秘书学概论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00510 秘书实务 00040 法学概论 00854 现代汉语基础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509 机关管理 04729 大学语文 050114 汉语言文学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506 写作（一）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5 现代汉语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536 古代汉语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128 汉语言文学教育 00405 教育原理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35 现代汉语 00536 古代汉语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207 英语 00595 英语阅读（一）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00795 综合英语（二） 00596 英语阅读（二） 00794 综合英语（一）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303 公共
关系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647 公关语言 00642 传播学概论 00107 现代管理学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00643 公关心理学 00644 公关礼仪 00645 公共关系策划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646 公共关系写作 00853 广告学（二）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308 新闻学 00633 新闻学概论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653 中国新闻事业史 00040 法学概论 00655 报纸编辑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853 广告学（二） 00656 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654 新闻采访写作 04729 大学语文 00657 新闻心理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405 室内
设计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708 装饰材料与构造 00688 设计概论 00712 建筑工程定额预算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706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 04729 大学语文 080306 机电一体化工程 02183 机械制图（一） 02159 工程力学（一） 02185 机械设计基础 00012 英语（一） 02230 机械制造 02195 数控技术及应用 02236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00022 高等数学（工专）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2234 电子技术基础（一） 02205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232 电工技术基础 02237 自动控制系统及应用 04729 大学语文 080701 计算机及应用 02142 数据结构导论 00342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02141 计算机网络技术 00012 英语（一） 02316 计算机应用技术 02198 线性代数 04732 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 00022 高等数学（工专） 02318 计算机组成原理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120 数据库及其应用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30 电子技术基础（三） 02323 操作系统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080704 电子
国民经济学基础篇10
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夯实中国梦实现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生产力基础始终是根本。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美好的理想，如果没有物质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最后也只能沦为空想。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现有国情情况下，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夯实其经济基础。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
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夯实中国梦实现的经济基础呢？答案是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和扩大开放。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然要进行商品生产，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已经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活力。同时，还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证非公有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能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完善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努力把国民经济的蛋糕做大做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物质基础。
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夯实中国梦实现的政治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全和完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实现的政治基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也为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制度保障。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夯实其政治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要健全和完善各种民主制度。首先，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其次，还应当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不断拓宽基层民主的范围和途径，保障人民享有更多的民利。此外，还应当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一些不合理或有弊端的体制应当进行改革或废止，确立新的符合社会实际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梦实现的政治基础，我们应当充分保障人民的民利，为中国梦实现提供民主政治保障。
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夯实中国梦实现的文化基础
文化构成了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中国梦实现的文化基础。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科学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方针，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方针。倡导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如果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学派和风格，禁止另一种学派和风格，不利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既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又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注重吸收借鉴国外文化成果。此外，还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带动和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文化建设的事业中来，不断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还要在全社会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引导人们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只有努力增强中华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中国梦实现的社会基础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和谐是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有序发展状态，狭义的社会和谐是指社会管理方面的和谐。在这里，主要是指狭义层面的社会和谐建设。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邓小平曾说过，中国人多底子薄，如果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那就什么也做不成，稳定压倒一切。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加强社会建设以维护社会的稳定状态，尤其是要注重社会民生领域的建设，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所在。没有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空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毫无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解决好人民群众当前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教育问题、住房问题、收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卫生等问题。只有努力解决好民生领域的这些问题，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住有所居、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才能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才能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
六、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夯实中国梦实现的生态基础
国民经济学基础篇11
一、发展西部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建国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从1949年到1985年基础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突出特征是“统一财政与分级管理”。这一投资管理体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给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统一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但全国实行的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管理僵化的分配格局，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强求统一反而压抑了地方和学校的积极性和自。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后，供给教育资源的财政新体制迫使基础教育必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地方财政将发挥主渠道作用。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形势。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时间由1985年至今，基础教育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以分散管理为主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学校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其突出特征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关键一环”。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加强学校自、实行校长负责制”的基础教育管理新体制已日趋完善，其积极作用也日益突出，尤其对发达地区的效益更为显著。但这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分散为主的管理体制，会因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全国基础教育的非均衡发展。1993年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测评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小学的及格率：语文差15个百分点，数学差12个百分点；初中的及格率：语文差25个百分点，数学差20个百分点，英语差38个百分点。在基础教育中，逐步解决地区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是实施教育公平原则的重要内容。基础教育关系着一个民族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的提高，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体国民的；每一个适龄的儿童和少年，无论其种族、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享有接受法定年限基础教育的权利。只有实施了基础（义务）教育平等原则，才能促使全民都成为有文化知识的生产工作者和有政治头脑的好公民，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和社会的政治稳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在全国范围内为适龄儿童和少年创造一个平等的接受基础（义务）教育的环境和条件，使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享受基本的教育。这就是说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不应明显地体现在基础（义务）教育中，中央政府应承担相应的投资责任和义务，保证各地区基础（义务）教育能够相对均衡的发展。因此说，发展西部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二、我国西部基础教育的现状分析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既有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自然优势，同时又由于受地理以及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当然，这一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西部经济的制约造成的。经济制约教育，教育又反过来影响经济。西部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典型的具有共同症状的“贫困综合症”——越是贫困的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对现代科学技术需求不迫切，吸收不了科技人才，越不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有限的资金只能顾及生存，无法投资教育以求发展；反过来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导致贫困。西部要走出贫困，治理“贫困综合症”是一个历史话题。西部地区“贫困综合症”的治理，不仅影响着本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认识西部基础教育的现状，分析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对治理西部的“贫困综合症”，促进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据1989年统计数据反映，我国贫困人口有45.7％在西部，从贫困发生率来看，东部地区为5％，中部地区为7.8％，西部地区则高达16.8％。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贫困县中，有307个在西部地区，约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51.9％。西部宁、云、川、陕、甘等地财政补贴县分别占本省总县数的90％、81％、51％、76％、69％。1993年，全国人均纯收入前10名的省市中，东部占9名，平均收入水平比西部高出近1倍。同年，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46.04元，比东部的1398.69元低46.6％，比全国低25％。诸多的数字都向我们诉说着同一个问题：西部＝贫困。因为贫困，投射到基础教育又会出现一组令人心酸的数据。
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教育投资少，劳动者素质低。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西部9省区6岁以上人口为22699.54万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为281.08万人，占总人口的1.2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6个百分点，其中贵州、云南、还不到1％。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却远远高于20.61％的全国平均水平，达26.51％，不识字人口占30％以上的就有、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宁夏6个省区，只有四川和新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落后教育投资少是一个主要因素。1990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地方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377.52亿元，而西部8省区只有66.5亿元，仅占投资总数的17.7％，地方财政用于教育的投资显然太少。其结果是许多适龄儿童被拒之门外。青海省的适龄儿童入学率81.48％，牧区仅为36.4％；另外就是办学条件和教师工资得不到保障。②基础教育发展滞后。在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着重“学历”高等教育的现象，从西部地区1982—1986年的统计资料看，在此期间全区范围内的高等院校在校生数由21万增加到36万人，增长了70％；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仅由909万人增加到1048万人，增长率为15％，特别应注意的是小学在校学生数则由3404万人减少到3277万人，减少了5％，出现了萎缩现象。1992年统计资料表明，这种不正常现象的结果是：在9省区中每千人中拥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除陕西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除四川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若不能得到尽早扭转，必将对国家“战略西移”造成障碍，给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治愈的疾患，影响到全国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③民族教育落后。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9个省区中有44个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这里。民族自治区总人口达6569.6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3905.11万人，占民族自治地总人口的56.03％。少数民族人口占9省区总人口的14.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里的民族教育却十分落后，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各民族中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全国平均为698.12人，而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回族584.89人，维吾尔族613.22人，藏族264.7人。民族教育落后导致民族人才匮乏。西北地区的甘、宁、青、新四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30％以上，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却只有9万多人，仅占四省区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10.2％，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0.3％，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西部地区必须加强少数民族教育，以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④女童教育出现“三低一高”。即入学率低、巩固率低、在校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低，辍学率高。四川昭觉县的女童入学率只有10—30％，青海循化县女童入学率是30％。由于受家庭经济状况、社会文化观念、家长受教育水平、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西部贫困地区女童往往不能上学或中途辍学。这就导致西部贫困地区妇女文盲率很高，严重影响西部人口的总体素质。
从上面的现状可见，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致使教育尤其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伴随地方经济的贫困而走入困境，成为“贫困综合症”的重病区。对于治理“贫困综合症”古今都有实践和经验。目前，国内流行的观点是：贫困地区教育与经济能否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已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程度。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似乎无错误，但却忽视了贫困地区的当前问题是“生存还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发展问题。在“生存”的层面上侈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显然是苍白无力的。笔者认为：在“生存”层面上，“资金是第一推动力”。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要求与当地经济协调发展是永远走不出贫困的。国家必须实施教育扶贫战略，为贫困地区的教育注入教育资金，推动贫困地区的教育优先发展，这才是治理西部“贫困综合症”的一个突破口。
三、国家的教育扶贫战略
国家已认识到西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是西部贫困地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由国家注入发展资金，这也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到目前为止，国家以及由国家组织的（基础）教育扶贫工程主要有：①政府扶贫—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②基金扶贫—社会捐资，以“希望工程”为代表；③国际组织扶贫—引进外资，以世界银行为代表。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是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决定从1995年到2000年，利用中央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预计总投入200多亿元，重点投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592个贫困县等老少边穷地区，改善这些地区小学、初中学校的办学条件。整个工程由政府为主投资，政府组织，并动员全社会力量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基础教育事业，融化政府在完成本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它的宗旨是：根据政府关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方针，以民间的方式，广泛动员海内外财力资源，建立希望工程基金，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继续学业，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希望工程自1989年10月30日开始实施，截止1996年底，全国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额978287526元人民币，累计支出为686977179元人民币。全国希望工程捐款暂存（待拨）291310347元人民币。
为了重点扶持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尽快赶上全国“普九”步伐，国家教委决定进一步引进外资，将世行贷款作为我国教育投资的一个有力补充，推动我国教育事业更快地发展。1992年国家教委出面，从世行借贷1.3亿美元，启动了“贫困Ⅰ”，世行贷款与国内配套资金之比为4:6，云南、贵州、湖南、陕西、湖北、山西6个省114个县因此而受益。1995年“贫困Ⅱ”启动，世行贷款1亿美元，国内配套资金为1.2个美元。江西、四川、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6个省区的111个县因此受益。
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范围内的三种教育扶贫主要形式，从扶贫的规模和力度上看，政府是教育扶贫的主体。教育资源应由政府来配置，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基础教育是政府行为，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必须由政府来配置，也只能由政府来配置。“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实践证明，政府作为教育扶贫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认为，国家以扶贫的形式，集中财力在一段里间内扶持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做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能解决基础教育继续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问题。基础教育既然是政府行为，政府就应从教育财政制度、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和投资方式上，有一个长期的、全面的规划，对基础教育实施非均衡投资战略，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对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经常性投资比例，使基础教育的非均衡投资体制走上法制化轨道。通过非均衡投资体制，保证全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四、实施基础教育“非均衡投资战略”的内容、方式及方法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分析了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两种形式—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高度分散的管理体制。这两种管理体制经过多年的实践都反映出一些固有的缺陷和不足，也难以保障我国基础教育的正常发展。基础教育究竟如何管理，许多学者进行过探讨。笔者同意有些学者提出的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所谓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指基础教育的投资应由中央（省）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央（省）政府应在整个基础教育投资中承担较大的比例和义务。我们其所以支持这种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是因为第一，有国际成功的经验和普遍的做法。如日本1881年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占教育投资的10.2％，1960年上升到48.4％。第二，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可以避免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统得过死，难以调动各级政府和社会对教育投资积极性的缺陷，又可以消除高度分散投资管理体制不具有有效保障和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弊端，从而有利于基础教育投资的动态管理与分配，有利于基础教育持续稳定均衡的发展。
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有利于中央（省）级政府集中财力采取非均衡投资战略，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经常性的、稳定的经费保障。这里我们是站在全国的立场，从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非均衡投资的角度提些建议，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可以仿此办理。
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应将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列入教育财政经常性投资规划和计划，并以专款形式直接下达到县。这笔专款应包括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贫困地区民办基础教育补偿专项等。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
为推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贫困省区的基础教育实行经常性的专项拨款制度，在基础教育经费中，设立“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按照一定的标准，以专款的形式直接拨给贫困地区的贫困县，专门用于这些地区设置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培训师资，从而保证贫困地区儿童入学和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财政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低，可用于发展教育的资金极少。所以这项专款还要用于免收义务教育儿童的一切学费，并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助，以降低他们入学的教育成本，减轻贫困地区人民的负担。
我们建议，把现在实施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经常化、制度化，逐步转化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
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
国民经济学基础篇12
一、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经费的来源
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的经费来源中得到中央政府拨给的一部分义务教育经费，绝大部分还是靠地方政府拨发及社会力量筹集。主持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雷沛鸿认为“我们对于教育经费的筹措，有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使人民认为这种教育是为自己而办的，所有学校为自己而设的，大家自动来参加，自动去筹款，按家产派款也可，抽积谷仓也可，都要从需要与自动作出发点”。这个原则既是出于广西是个穷省，政府财政紧张的考虑，也是出于“用最少的经济，办最有效的教育”的主张。过去许多地方以举办教育为号召借以开辟财源，“到了筹款告成，混入地方财政统收统支之后，教育却沾不了光”，这样的利益未到，捐税先行，使“人们已负担了义务教育的税捐，却没有享受真正的义务教育”。所以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经费的解决主要依靠发动民众力量，为自身的教育添财出力，筹备基金。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中拟定的经费来源包括:拨发各县原有粮赋附加二成义务教育经费;拨用各县粮赋附加三成教育经费;将来各县中改组经费由省库支给后，原有县中经费全数拨充;拨用其他地方公有资产及经费。1934年，广西各县国民基础教育费共2,785,189元[cs]，其中粮赋附加二成义务教育经费共495,824元，粮赋附加三成教育经费共745,359元，这两项中来源于粮赋的教育款项占国民基础教育总经费的44. 6%，其余占大半的55. 4%除少量由中央及省财政补助外，大多则是主要依靠地方自筹。1935年各县基础教育经费收入总计5,249,309元，其中中央补助费143,083元，省款补助费47, 747元，县款3, 429, 035元，各校自筹经费1,629,444元，由地方自筹(各县及学校自筹)的经费高达9600。可见国民基础教育经费虽分为中央补助款、省款、县款及学校基金四部分，但实际上尤以地方自行筹集学校基金为主。
国民基础教育经费采取“统筹分配，因地为粮”政策，以政府酌量补助为过渡，鼓励各学校逐渐筹足基金，务求达到自给自足之要求。最初，中心国民基础学校以县款设立为原则;村街国民基础学校，教职员薪傣以县款支给为原则，其他经费应由各村街自行筹集。第一次修正《广西国民基础学校办理通则》(下文简称《办理通则》)后，中心国民基础学校经费，仍以县款支给为原则，县款不敷时应由地方自行筹集;村街国民基础学校之经费，除校长生活费由县款支给外，其余概由各村街自行筹集，但未筹足以前，应由县款补足之。第二次修正《办理通则》，则进一步规定村街国民基础学校之经费，以由村街进行筹集为原则，在未筹足以前，则由县款补助之;中心国民基础学校之经费，除校长教师薪给由县款开支外，其余均由地方自行筹集。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基础教育经费来源的趋势:地方政府款项的支持渐少，各地方自行筹集成为国民基础教育经费来源的主要组成。
二、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经费的筹集方法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经费的筹集“以全县范围，应统筹全局，按时支配，如有不足，再由村户捐集款项或谷米，或由村民出力造林，种农作物，如芋蔗凌子之类，以供给之”。学校基金之筹集，以举办公共造产为主，在《办理通则》中，曾规定筹集的主要方法有:拨用农仓收益，或按照私人财产(包括蒸尝)多寡，分别派捐;移用原有学款.、庙产、公款、公产及其他公有产业;由乡镇村街长征民工，借用土地，举行公共耕作，以其收入拨充基金;乡镇村街所有荒地荒山，由基础学校乡镇村街公所，主持垦荒造林工作，以其收益拨充基金;志愿捐助之财产;参照筹建村街公产办法大纲，办理其他公共造产事业。此外还有提充各村街内之寺庙神会及其他无正当用途之公共产业，提充祀产之一部分，征收义务教育捐，筹设学仓等。基础学校筹集基金之最低数额，村(街)基础学校暂定为每年能出息国币一百元以上，乡(镇)中心基础学校暂定为每年能出息国币四百元以上。依1941年((广西教育概况》统计，当年已经筹获之基金数目，计中心学校当年可出息470,682元，国民学校当年可出息国币947,781元。
国民基础教育的经费一方面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有的地方造产，比如学校校舍，可因地制宜，就当地无用的公所、寺庙，或借用民房、祖祠，加以修理，或征用义务劳力特别建造，而不是另盖华而不实的校舍以充门面;另一方面开辟新的公共产业，既可为当地村民创造经济利益，又可为学校积累基金，既进行了生产教育，又使民众对支持教育事业有了新的认识。如桂北各县，“好多乡村学校，校舍的建筑，基金的筹集都不差。如灵川、兴安、全县一带……有的教师每月尚能有三担以至五担的谷子，大家的生活还相当安定，至于学校的修缮办公设备等费，以其基金有着落，也在都不发生问题”。
筹集经费，单靠政治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需地方人士的协助，充分发动社会的力量。省政府有鉴于此，于1938年4月，颁布《广西各县乡(镇)村(街)国民基础教育协进会简章》，在各县乡(镇)村(街)成立“国民基础教育协进会”(后改称“国民教育协进会”)，将过去仅负担片面而消极的工作的各校基金保管委员会取消。国民基础教育协进会是为协助推进国民基础教育的主要组织和社会力量，以扩大地方人士参赞和推动国民教育的责任。协进会对国民基础教育积极辅导和善为运用，有效地解决了国民基础学校的一些问题。如强迫教育，筹集学校基金、设备、建筑、办公费、教师生活费米津谷津等。国民教育协进会还曾负责办理国民教师慰助工作，由于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是个规模庞大的工程，所需的基础教师数量必然也巨大，教师的薪金待遇也就成了经费支出的一个大头，加上物价增长和战争的影响，教师待遇得不到保障对国民基础教育的推进也是一个障碍，所以国民教育协进会协助政府“广泛地展开国民教师慰助运动，从治标方面说，大家献米捐钱或出土地;从治本方面说，大家切实限期筹足学校基金”。
国民基础学校还会动员当地群众进行临时的募捐。一位指导专员到各地指导归来后曾记录:“往各县各乡镇辅导国民教育，在灵川县的仪舞镇住了两夜，知道该镇中心学校，以短短的时间，筹办了一个成绩展会及恳亲会，发动了一个募捐运动，一募就达法币一万八千元左右”。可见，只要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去引导和教育民众，发动民力，群众对于国民基础教育的支持是可能的，这种组织社会力量，运用社会力量来改进及充实学校，协助并响应政府推行各种抗战建国设施的办法可以临时解决国民基础教育的部分经费问题。
三、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经费存在的问题及其检讨
尽管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对于经费筹划的设计考虑得比较多，一些地方也确实实行得比较好，但在有些县份，实际操作上仍存在很多间题:“第一，贫痔县份，经费支细;第二，是学校基金与乡村公产，不得不能达到规定的程度，而且一时未能积极筹集;第三，是省库因各种建设事业，开支浩繁，无力补助各县经费”，也就是说国民基础教育经费的学校基金、县款、省款三方面来源均存在问题，因此国民基础教育的经费一直“捉襟见肘，未稍减其严重性”。据1937年上半年的统计，全省村街基础学校已筹足基金者，仅7,139校，占全省36. 5%。;乡镇中心基础学校已筹足基金者，仅582校，占全省25.300。而未筹基金者，则乡(镇)中心基础学校为548校，占全省2300;村(街)基础学校为3,574校，占全省18. 2 %。可见国民基础教育的经费筹集问题面临的难度甚大。
从省的方面说，省库收入不丰富，加上历年来致力于各项建设，岁出甚大，省政府不能尽量补助基础教育经费，尤不能特别补助各边远贫瘩县份的基础教育经费。从县方面说，有些县份对于基础教育经费未能使之完全趋于正轨，最显著的缺点:一是基础教育经费的筹措未定有具体有效的办法，同时未能督导各乡(镇)村(街)，筹足学校基金;二是基础教育经费没有相应的数额，全县教育经费占全县经费总数百分比不高;三是基础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平衡，每有重城市而轻乡村，形成偏枯的现状;四是教育经费不能确保独立，基础教育经费仍不免挪作别用。从乡(镇)村(街)方面说，有些地方对于基础学校经费尚有很多缺点:公共造产进行不力，学校没有足额的基金，仍有向学生收费者;学校与乡(镇)村(街)公所混合编造预算，经费互为流用，基础学校经费每受影响;学校基金管理不善，每有侵蚀情弊。就拿金桥基础学校来说，指导专员反映:“学校经费，据说虽有田数亩，鱼塘一口，充作学校基金，但我们自到此以来，尚未见到分文，移交时也没有提及，现在只由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每月津贴国币二十元作经费而已，至于县政府之补助费，已呈请立案，久未见批准，故县补助费至今尚未领到。
由上述所列的问题看来，国民基础教育的经费问题在“六年计划”实施的时期并不十分尽如人意，总的来说表现为经费来源不稳、分配不均、管理不善，教师待遇不良，学校经费短细等。
四、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经费的矛盾困境
首先，是以不增加民众赋税负担为原则来筹集教育经费的良好愿望与国民基础教育需要投入的客观要求的矛盾。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总设计师雷沛鸿本着一颗“教育的同情心”，在国民基础教育经费的筹划上，他始终认为“假若为了教育经费不够而去增加民众负担，那是不可以的”，“教师的薪傣是不能从增加赋税去提高的”。但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目的在于在六年中使全省儿童及成年都能受到基本的教育，国民基础教育未实施前的1933年，全省的基础学校(包括初等教育学校及民众学校)共21,031所，学生684,861人，而按计划全省应于1936年7月以前普遍设立村(街)国民基础学校至少23,981所，1937年7月以前普遍设立乡(镇)中心国民基础学校2,313所。在短短的六年内解决如此庞大人数的基础教育问题，必然在设校、师资等教育投入上增加巨大的经费开支，如果按雷沛鸿的想法，不从增加赋税入手，在省、县财政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显然是满足不了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速度的。据1935年的统计，国民基础教育的县款及各校自筹之款合计5,058,479元，是皆出地方者，平均每人每年负担0. 37元，从这个数字看来民众承担国民基础教育款项的负担是很轻的，但肯定的是，这样的投入明显满足不了规模庞大的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发展国民基础教育，肯定需要相应的经济支持，无论是依靠增加赋税或依靠民众自行筹集，最原始的来源总还是人民创造的财富，负担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看这种负担是否在民众承担得起的范围内。假如民众生产得到了发展，经济收入得到了增加，负担一定教育赋税或筹集资金不成问题，那么教育经费的解决自然顺利，反之，民众的收入没有增加，而各种捐税先行，对民众来说便是累赘，从而使教育的发展受到阻碍。
这就引发其次的一个矛盾:究竟是要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再来图谋教育的投资，还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以促进国民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这是关于教育究竟是社会变革的因变量还是自变量的问题。“在复杂的社会变迁中，教育究竟是社会进步的自变力量，是社会变革的推进剂、加速器;还是社会变革的因变量，只能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后，获得生长和发展的空间，一直令人们莫衷一是。……在普遍的情况下，就像功能主义者指出的那样，教育更主要的是局部对整体的‘适应’。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将教育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同时进行，既为教育建立一定的社会基础，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更使教育发挥自变力量的作用，并不以经济条件落后为借口使教育停滞，在一个人贫地脊的省份因地制宜地探索一场教育改造运动。“他们想用教育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的力量，助成广西新政治、新经济、新社会、新文化的建设，与一般为教育而教育的办法根本不同”。但要提高民众的生产技能和生活水平，让他们对教育经费筹集有一定的经济承担能力，让他们从认识上理解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就要依靠对他们进行生产教育、生活教育和各种知识的教育来实现;而只要发展教育又必须依靠相应的资金投入。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没有因为广西是个地脊人贫的地区，资金缺乏就放弃教育的发展，而是希望找到一条教育与地方建设同时进行而又相互促进的发展道路。的确，在一些地区通过节俭经费、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解决了基础学校的一些硬件设施间题，通过教育、宣传、发动民众筹集部分基金，使国民基础教育能够顺利地进行，但也有不少地方因为资金筹集困难进展缓慢，甚至随着国民基础教育不断增长的学校数和就学人数的要求更显窘迫。因而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经费的筹集面临着在国民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与地方各项建设的规模、速度之间找到相对平衡的方法的挑战。
国民经济学基础篇13
一、发展西部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建国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从1949年到1985年基础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突出特征是“统一财政与分级管理”。这一投资管理体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给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统一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但全国实行的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管理僵化的分配格局，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强求统一反而压抑了地方和学校的积极性和自。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后，供给教育资源的财政新体制迫使基础教育必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地方财政将发挥主渠道作用。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形势。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时间由1985年至今，基础教育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以分散管理为主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学校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其突出特征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关键一环”。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加强学校自、实行校长负责制”的基础教育管理新体制已日趋完善，其积极作用也日益突出，尤其对发达地区的效益更为显著。但这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分散为主的管理体制，会因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全国基础教育的非均衡发展。1993年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测评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小学的及格率：语文差15个百分点，数学差12个百分点；初中的及格率：语文差25个百分点，数学差20个百分点，英语差38个百分点。在基础教育中，逐步解决地区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是实施教育公平原则的重要内容。基础教育关系着一个民族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的提高，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体国民的；每一个适龄的儿童和少年，无论其种族、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享有接受法定年限基础教育的权利。只有实施了基础（义务）教育平等原则，才能促使全民都成为有文化知识的生产工作者和有政治头脑的好公民，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和社会的政治稳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在全国范围内为适龄儿童和少年创造一个平等的接受基础（义务）教育的环境和条件，使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享受基本的教育。这就是说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不应明显地体现在基础（义务）教育中，中央政府应承担相应的投资责任和义务，保证各地区基础（义务）教育能够相对均衡的发展。因此说，发展西部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二、我国西部基础教育的现状分析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既有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自然优势，同时又由于受地理以及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当然，这一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西部经济的制约造成的。经济制约教育，教育又反过来影响经济。西部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典型的具有共同症状的“贫困综合症”——越是贫困的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对现代科学技术需求不迫切，吸收不了科技人才，越不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有限的资金只能顾及生存，无法投资教育以求发展；反过来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导致贫困。西部要走出贫困，治理“贫困综合症”是一个历史话题。西部地区“贫困综合症”的治理，不仅影响着本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认识西部基础教育的现状，分析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对治理西部的“贫困综合症”，促进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据1989年统计数据反映，我国贫困人口有45.7％在西部，从贫困发生率来看，东部地区为5％，中部地区为7.8％，西部地区则高达16.8％。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贫困县中，有307个在西部地区，约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51.9％。西部宁、云、川、陕、甘等地财政补贴县分别占本省总县数的90％、81％、51％、76％、69％。1993年，全国人均纯收入前10名的省市中，东部占9名，平均收入水平比西部高出近1倍。同年，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46.04元，比东部的1398.69元低46.6％，比全国低25％。诸多的数字都向我们诉说着同一个问题：西部＝贫困。因为贫困，投射到基础教育又会出现一组令人心酸的数据。
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教育投资少，劳动者素质低。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西部9省区6岁以上人口为22699.54万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为281.08万人，占总人口的1.2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6个百分点，其中贵州、云南、还不到1％。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却远远高于20.61％的全国平均水平，达26.51％，不识字人口占30％以上的就有、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宁夏6个省区，只有四川和新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落后教育投资少是一个主要因素。1990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地方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377.52亿元，而西部8省区只有66.5亿元，仅占投资总数的17.7％，地方财政用于教育的投资显然太少。其结果是许多适龄儿童被拒之门外。青海省的适龄儿童入学率81.48％，牧区仅为36.4％；另外就是办学条件和教师工资得不到保障。②基础教育发展滞后。在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着重“学历”高等教育的现象，从西部地区1982—1986年的统计资料看，在此期间全区范围内的高等院校在校生数由21万增加到36万人，增长了70％；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仅由909万人增加到1048万人，增长率为15％，特别应注意的是小学在校学生数则由3404万人减少到3277万人，减少了5％，出现了萎缩现象。1992年统计资料表明，这种不正常现象的结果是：在9省区中每千人中拥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除陕西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除四川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若不能得到尽早扭转，必将对国家“战略西移”造成障碍，给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治愈的疾患，影响到全国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③民族教育落后。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9个省区中有44个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这里。民族自治区总人口达6569.6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3905.11万人，占民族自治地总人口的56.03％。少数民族人口占9省区总人口的14.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里的民族教育却十分落后，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各民族中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全国平均为698.12人，而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回族584.89人，维吾尔族613.22人，藏族264.7人。民族教育落后导致民族人才匮乏。西北地区的甘、宁、青、新四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30％以上，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却只有9万多人，仅占四省区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10.2％，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0.3％，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西部地区必须加强少数民族教育，以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④女童教育出现“三低一高”。即入学率低、巩固率低、在校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低，辍学率高。四川昭觉县的女童入学率只有10—30％，青海循化县女童入学率是30％。由于受家庭经济状况、社会文化观念、家长受教育水平、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西部贫困地区女童往往不能上学或中途辍学。这就导致西部贫困地区妇女文盲率很高，严重影响西部人口的总体素质。
从上面的现状可见，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致使教育尤其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伴随地方经济的贫困而走入困境，成为“贫困综合症”的重病区。对于治理“贫困综合症”古今都有实践和经验。目前，国内流行的观点是：贫困地区教育与经济能否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已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程度。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似乎无错误，但却忽视了贫困地区的当前问题是“生存还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发展问题。在“生存”的层面上侈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显然是苍白无力的。笔者认为：在“生存”层面上，“资金是第一推动力”。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要求与当地经济协调发展是永远走不出贫困的。国家必须实施教育扶贫战略，为贫困地区的教育注入教育资金，推动贫困地区的教育优先发展，这才是治理西部“贫困综合症”的一个突破口。
三、国家的教育扶贫战略
国家已认识到西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是西部贫困地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由国家注入发展资金，这也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到目前为止，国家以及由国家组织的（基础）教育扶贫工程主要有：①政府扶贫—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②基金扶贫—社会捐资，以“希望工程”为代表；③国际组织扶贫—引进外资，以世界银行为代表。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是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决定从1995年到2000年，利用中央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预计总投入200多亿元，重点投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592个贫困县等老少边穷地区，改善这些地区小学、初中学校的办学条件。整个工程由政府为主投资，政府组织，并动员全社会力量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基础教育事业，融化政府在完成本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它的宗旨是：根据政府关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方针，以民间的方式，广泛动员海内外财力资源，建立希望工程基金，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继续学业，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希望工程自1989年10月30日开始实施，截止1996年底，全国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额978287526元人民币，累计支出为686977179元人民币。全国希望工程捐款暂存（待拨）291310347元人民币。
为了重点扶持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尽快赶上全国“普九”步伐，国家教委决定进一步引进外资，将世行贷款作为我国教育投资的一个有力补充，推动我国教育事业更快地发展。1992年国家教委出面，从世行借贷1.3亿美元，启动了“贫困Ⅰ”，世行贷款与国内配套资金之比为4:6，云南、贵州、湖南、陕西、湖北、山西6个省114个县因此而受益。1995年“贫困Ⅱ”启动，世行贷款1亿美元，国内配套资金为1.2个美元。江西、四川、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6个省区的111个县因此受益。
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范围内的三种教育扶贫主要形式，从扶贫的规模和力度上看，政府是教育扶贫的主体。教育资源应由政府来配置，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基础教育是政府行为，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必须由政府来配置，也只能由政府来配置。“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实践证明，政府作为教育扶贫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认为，国家以扶贫的形式，集中财力在一段里间内扶持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做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能解决基础教育继续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问题。基础教育既然是政府行为，政府就应从教育财政制度、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和投资方式上，有一个长期的、全面的规划，对基础教育实施非均衡投资战略，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对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经常性投资比例，使基础教育的非均衡投资体制走上法制化轨道。通过非均衡投资体制，保证全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四、实施基础教育“非均衡投资战略”的内容、方式及方法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分析了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两种形式—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高度分散的管理体制。这两种管理体制经过多年的实践都反映出一些固有的缺陷和不足，也难以保障我国基础教育的正常发展。基础教育究竟如何管理，许多学者进行过探讨。笔者同意有些学者提出的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所谓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指基础教育的投资应由中央（省）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央（省）政府应在整个基础教育投资中承担较大的比例和义务。我们其所以支持这种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是因为第一，有国际成功的经验和普遍的做法。如日本1881年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占教育投资的10.2％，1960年上升到48.4％。第二，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可以避免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统得过死，难以调动各级政府和社会对教育投资积极性的缺陷，又可以消除高度分散投资管理体制不具有有效保障和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弊端，从而有利于基础教育投资的动态管理与分配，有利于基础教育持续稳定均衡的发展。
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有利于中央（省）级政府集中财力采取非均衡投资战略，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经常性的、稳定的经费保障。这里我们是站在全国的立场，从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非均衡投资的角度提些建议，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可以仿此办理。
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应将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列入教育财政经常性投资规划和计划，并以专款形式直接下达到县。这笔专款应包括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贫困地区民办基础教育补偿专项等。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
为推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贫困省区的基础教育实行经常性的专项拨款制度，在基础教育经费中，设立“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按照一定的标准，以专款的形式直接拨给贫困地区的贫困县，专门用于这些地区设置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培训师资，从而保证贫困地区儿童入学和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财政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低，可用于发展教育的资金极少。所以这项专款还要用于免收义务教育儿童的一切学费，并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助，以降低他们入学的教育成本，减轻贫困地区人民的负担。
我们建议，把现在实施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经常化、制度化，逐步转化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
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