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历史论文篇1
传统观念将历史知识结构分为具体知识和规律性知识两大类。具体知识，指的是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影响；规律性知识指的是历史概念、规律之类。从“具体”与“规律”的视角去分析历史知识的结构，很难反映历史学科的特质，因为其他许多学科的知识构件中也有“具体的”和“规律性的”两类。另外，这种框定也存在着概念上的模糊。如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均具有弹性，其“具体”可繁可简，可深可浅；而许多具体规律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其具体性质要胜于“具体”知识，且规律又有总体的、阶段的、方面的等等。
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中学历史知识的结构应建立在“史料”与“史论”的框架上。从“史料”与“史论”的视角去构建中学历史知识的结构，反映了历史学科的特质，然而它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又存在着距离。因为中学历史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而不是引导学生去研究历史。学生所涉及的是前人所研究的成果，即教材；而不是历史现象的本身，即史料。虽然“史料”与“史论”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从掌握史料到引出史论，从掌握的史论去分析史料是学生思维质的升华，这个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重要所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学生首先对“具体”的历史史实及历史概念的理解与掌握基础之上的。
因此，根据中学历史知识的抽象概括程度，将其划分为基本史实、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原理）三个层次更为合理。
基本史实是指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基本过程，它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等要素，是一些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史实。基本史实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浅层次。
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反映了相应历史内容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是对基本史实实质的抽象概括。基本概念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中间层次。
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规律不仅反映历史事物当时具有的内部本质联系，而且也反映历史事物的发展趋势。历史规律是高度抽象的，它是若干基本概念的概括与组合。基本规律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最高层次。
在以上三个层次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学生通过对基本知识的分析、归纳、综合、概括形成历史的基本概念。历史概念的产生，是历史认识过程中的质变，表明人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学生再通过对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深刻分析及系统综合，进而把握历史知识体系，认识历史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基本概念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概念是基本知识认识上的升华，又是基本规律形成的基础，所以，帮助学生形成历史概念是历史教学的中心环节。
二、历史学科基本概念的分类
从史与论区别的角度，可将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划分为史实概念与理论概念两类。
史实概念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概括和评价。如“九•一八事变”，包括对该事件基本史实的概括：历史背景、爆发时间、地点、基本过程；还包括对这一史实的评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阶段，中日矛盾上升，中国局部抗战开始。
史实概念依其所反映的内容又可分为事件概念和人物概念。前述“九•一八事变”为事件概念。人物概念主要包括：所处的时代、类别、事迹、作用等。
从教学实践出发，每一个历史名词都可以视为一个事件概念，如“一条鞭法”“《资治通鉴》”“中国同盟会”“七七事变”“”等，每一个具体人物都可以为一个人物概念，如李白、杜甫、洪秀全、等。不少事件概念与人物概念是互相包容的，因为“事中有人，人中有事”，如“太平天国运动”与“洪秀全”，“《新青年》”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论事，后者侧重论人。
理论概念是对众多事件概念，主要是同类事件概念共同特征的进一步理论概括。如“封建专制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事件概念与理论概念的关系，是后者包容前者，它们的内容构成都是有史有论，前者以史为主，后者以论为主。
理论概念在历史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掌握了理论概念，才算把握了历史现象的本质，才能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掌握基本规律，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历史学科的基本结构。
三、历史学科概念教学的现状分析
通过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得知，概念教学在历史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如果从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的角度来审视，概念教学的意义则更为显现。
我们知道，不同的知识具有不同的智力价值，即不同的知识对人的智力发展有不同的促进作用。我们常说，学习这种知识有助于记忆的增强，学习那种知识有助于思维的提高，就是这个道理。历史知识中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其中的理论概念抽象概括程度较高，其智力价值也就较高。在我们的学习实践中，往往有这样的体会，曾经学过的基本事实可能会在记忆中很快消失，但基本概念则可保持长久。不仅如此，它还为我们继续学习历史知识提供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指导，借助它形成的对基本规律的认识更可以受益终生。
在历史教学中，一些有经验的教师往往也能注意从具体史实中概括出史实概念并向理论概念推进，如向学生指出“农奴”与“奴隶”的区别，“市民阶级”与“城市平民”的不同与演进；要求学生对史实概念进行归类，如将一系列人物归纳为“地主阶级改革家”“资产阶级革命家”；指导学生根据一般的史实概念进一步概括出高层次的概念，如根据历次农民战争概括出“农民战争”的共同特点，根据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概括“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概念。但就整个中学历史教学的情况看，对基本概念教学，尤其是理论概念教学，尚重视得不够。
第一，对史实概念缺乏理论分析。教师在讲课中一般都能注意涉及史实概念，并能向学生提出掌握史实概念的要求，如要求学生在概括中注意时间、地点、背景、过程、性质、影响几大要素的完备、准确。但对几大要素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则缺乏理论上的分析。由此造成一种现象，即从表面看，学生对某一史实概念几大具体要素的掌握毫无问题，而把这一概念作为整体来看，在学生的头脑里仍然是不清晰的。下面以1997年高考历史单项选择题第23题为例说明。
日本明治维新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最突出的表现是：A.掌握政权的人是原属统治阶级的武士；B.不少垄断资本家由旧式特权商人脱胎而来；C.垄断集团与军阀集团相勾结，推行军国主义政策；D.天皇是国家元首兼军队最高统帅，拥护专制权力。
这是一道最佳选择题，正确选项为A。本题旨在考查考生对“明治维新”这一史实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全面分析。明治维新中，由原属统治阶级的武士掌握国家政权，这是封建残余在近代日本国家根本制度上的表现，决定着日本的政体，影响着日本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以及后来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历史特点的形成。从全国抽样情况看，这道题答卷的错误率最高。
“明治维新”是教学中的重点，对此内容学生一般都“耳熟能详”。此题的理论要求高，干扰项的干扰性强，所以造成了考生大面积的失误，这就比较典型地说明了，史实概念教学中史、论分家现象普遍存在。
第二，理论概念教学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极其薄弱。教师在向学生提出掌握概念要求时，一般都只落实到史实概念，很少提出掌握理论概念的具体要求；很少对学生掌握理论概念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也很少要求学生运用理论概念来判定新的历史材料。以1997年高考历史第19题为例说明。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下列各项中最能够表明这一性质的是：A.采取武装斗争方式打败了王军；B.没收、出卖王室土地、废除地主对国王的封建义务；C.处死国王查理一世；D.1649年5月英国宣布为共和国。
此题的正确选项为B。这道题的测试结果不够理想。这道题要求史论结合地论证“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概念。此题的关键是找到最能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正确标准，即摧毁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统治地位，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而非革命的手段、方式或政权的构成形式。
理论概念由于适用范围广，抽象概括程度高，其他学科也常常涉及（如上述“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科中就已讲过），教师往往以为学生已经理解，这是造成忽视理论概念的原因之一。如1998年历史高考第12、21、23、28等题，涉及“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战争”等理论概念，而这些正是学生学习中的薄弱环节，所以学生失误较多。另外，不少历史教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理解与思考，因此，在教学中就难以对基本史实作出较深刻的理论分析，也就不能指导学生形成科学的理论概念。
第三，目前反映历史教学要求的国家文件，如教学大纲、会考说明、高考说明等，主要从史的角度列出学生应掌握的教学内容，很少列出理论概念掌握的要求。即使在教学目标中有所涉及，其对历史概念的要求和对运用史论抽象概括能力的要求，也大多是宏观的，缺乏具体的、详细的条目，这不能不是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教学，主要是其中的理论概念教学盲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加强概念教学的建议
加强历史学科的概念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着手。
第一，针对当前中学历史学科理论概念盲目的情况，建议首先应确定构成中学历史学科基本结构的理论概念。这一点应在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教师参考用书中反映出来。在这方面，原苏联的普通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值得借鉴。原苏联在1986年8月颁布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要求六年级学生应掌握的主要理论概念是：历史、历史文献、原始公社制度及其主要特点、原始人、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劳动工具、劳动生产率、民族、部落；奴隶制及其主要特点、私有制、剥削、阶级、奴隶、奴隶主、平民、奴隶制社会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奴隶制国家、掠夺战争和正义战争、文化、宗教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相反映；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的进步性。
学科历史论文篇2
传统观念将历史知识结构分为具体知识和规律性知识两大类。具体知识，指的是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影响；规律性知识指的是历史概念、规律之类。从“具体”与“规律”的视角去分析历史知识的结构，很难反映历史学科的特质，因为其他许多学科的知识构件中也有“具体的”和“规律性的”两类。另外，这种框定也存在着概念上的模糊。如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均具有弹性，其“具体”可繁可简，可深可浅；而许多具体规律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其具体性质要胜于“具体”知识，且规律又有总体的、阶段的、方面的等等。
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中学历史知识的结构应建立在“史料”与“史论”的框架上。从“史料”与“史论”的视角去构建中学历史知识的结构，反映了历史学科的特质，然而它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又存在着距离。因为中学历史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而不是引导学生去研究历史。学生所涉及的是前人所研究的成果，即教材；而不是历史现象的本身，即史料。虽然“史料”与“史论”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从掌握史料到引出史论，从掌握的史论去分析史料是学生思维质的升华，这个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重要所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学生首先对“具体”的历史史实及历史概念的理解与掌握基础之上的。
因此，根据中学历史知识的抽象概括程度，将其划分为基本史实、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原理）三个层次更为合理。
基本史实是指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基本过程，它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等要素，是一些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史实。基本史实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浅层次。
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反映了相应历史内容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是对基本史实实质的抽象概括。基本概念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中间层次。
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规律不仅反映历史事物当时具有的内部本质联系，而且也反映历史事物的发展趋势。历史规律是高度抽象的，它是若干基本概念的概括与组合。基本规律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最高层次。
在以上三个层次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学生通过对基本知识的分析、归纳、综合、概括形成历史的基本概念。历史概念的产生，是历史认识过程中的质变，表明人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学生再通过对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深刻分析及系统综合，进而把握历史知识体系，认识历史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基本概念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概念是基本知识认识上的升华，又是基本规律形成的基础，所以，帮助学生形成历史概念是历史教学的中心环节。
二、历史学科基本概念的分类
从史与论区别的角度，可将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划分为史实概念与理论概念两类。
史实概念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概括和评价。如“九·一八事变”，包括对该事件基本史实的概括：历史背景、爆发时间、地点、基本过程；还包括对这一史实的评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阶段，中日矛盾上升，中国局部抗战开始。
史实概念依其所反映的内容又可分为事件概念和人物概念。前述“九·一八事变”为事件概念。人物概念主要包括：所处的时代、类别、事迹、作用等。
从教学实践出发，每一个历史名词都可以视为一个事件概念，如“一条鞭法”“《资治通鉴》”“中国同盟会”“七七事变”“”等，每一个具体人物都可以为一个人物概念，如李白、杜甫、洪秀全、等。不少事件概念与人物概念是互相包容的，因为“事中有人，人中有事”，如“太平天国运动”与“洪秀全”，“《新青年》”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论事，后者侧重论人。
理论概念是对众多事件概念，主要是同类事件概念共同特征的进一步理论概括。如“封建专制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事件概念与理论概念的关系，是后者包容前者，它们的内容构成都是有史有论，前者以史为主，后者以论为主。
理论概念在历史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掌握了理论概念，才算把握了历史现象的本质，才能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掌握基本规律，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历史学科的基本结构。
三、历史学科概念教学的现状分析
通过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得知，概念教学在历史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如果从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的角度来审视，概念教学的意义则更为显现。
我们知道，不同的知识具有不同的智力价值，即不同的知识对人的智力发展有不同的促进作用。我们常说，学习这种知识有助于记忆的增强，学习那种知识有助于思维的提高，就是这个道理。历史知识中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其中的理论概念抽象概括程度较高，其智力价值也就较高。在我们的学习实践中，往往有这样的体会，曾经学过的基本事实可能会在记忆中很快消失，但基本概念则可保持长久。不仅如此，它还为我们继续学习历史知识提供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指导，借助它形成的对基本规律的认识更可以受益终生。
在历史教学中，一些有经验的教师往往也能注意从具体史实中概括出史实概念并向理论概念推进，如向学生指出“农奴”与“奴隶”的区别，“市民阶级”与“城市平民”的不同与演进；要求学生对史实概念进行归类，如将一系列人物归纳为“地主阶级改革家”“资产阶级革命家”；指导学生根据一般的史实概念进一步概括出高层次的概念，如根据历次农民战争概括出“农民战争”的共同特点，根据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概括“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概念。但就整个中学历史教学的情况看，对基本概念教学，尤其是理论概念教学，尚重视得不够。
第一，对史实概念缺乏理论分析。教师在讲课中一般都能注意涉及史实概念，并能向学生提出掌握史实概念的要求，如要求学生在概括中注意时间、地点、背景、过程、性质、影响几大要素的完备、准确。但对几大要素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则缺乏理论上的分析。由此造成一种现象，即从表面看，学生对某一史实概念几大具体要素的掌握毫无问题，而把这一概念作为整体来看，在学生的头脑里仍然是不清晰的。下面以1997年高考历史单项选择题第23题为例说明。
日本明治维新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最突出的表现是：A.掌握政权的人是原属统治阶级的武士；B.不少垄断资本家由旧式特权商人脱胎而来；C.垄断集团与军阀集团相勾结，推行军国主义政策；D.天皇是国家元首兼军队最高统帅，拥护专制权力。
这是一道最佳选择题，正确选项为A。本题旨在考查考生对“明治维新”这一史实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全面分析。明治维新中，由原属统治阶级的武士掌握国家政权，这是封建残余在近代日本国家根本制度上的表现，决定着日本的政体，影响着日本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以及后来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历史特点的形成。从全国抽样情况看，这道题答卷的错误率最高。
“明治维新”是教学中的重点，对此内容学生一般都“耳熟能详”。此题的理论要求高，干扰项的干扰性强，所以造成了考生大面积的失误，这就比较典型地说明了，史实概念教学中史、论分家现象普遍存在。
第二，理论概念教学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极其薄弱。教师在向学生提出掌握概念要求时，一般都只落实到史实概念，很少提出掌握理论概念的具体要求；很少对学生掌握理论概念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也很少要求学生运用理论概念来判定新的历史材料。以1997年高考历史第19题为例说明。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下列各项中最能够表明这一性质的是：A.采取武装斗争方式打败了王军；B.没收、出卖王室土地、废除地主对国王的封建义务；C.处死国王查理一世；D.1649年5月英国宣布为共和国。
此题的正确选项为B。这道题的测试结果不够理想。这道题要求史论结合地论证“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概念。此题的关键是找到最能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正确标准，即摧毁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统治地位，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而非革命的手段、方式或政权的构成形式。
理论概念由于适用范围广，抽象概括程度高，其他学科也常常涉及（如上述“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科中就已讲过），教师往往以为学生已经理解，这是造成忽视理论概念的原因之一。如1998年历史高考第12、21、23、28等题，涉及“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战争”等理论概念，而这些正是学生学习中的薄弱环节，所以学生失误较多。另外，不少历史教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理解与思考，因此，在教学中就难以对基本史实作出较深刻的理论分析，也就不能指导学生形成科学的理论概念。
第三，目前反映历史教学要求的国家文件，如教学大纲、会考说明、高考说明等，主要从史的角度列出学生应掌握的教学内容，很少列出理论概念掌握的要求。即使在教学目标中有所涉及，其对历史概念的要求和对运用史论抽象概括能力的要求，也大多是宏观的，缺乏具体的、详细的条目，这不能不是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教学，主要是其中的理论概念教学盲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加强概念教学的建议
加强历史学科的概念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着手。
第一，针对当前中学历史学科理论概念盲目的情况，建议首先应确定构成中学历史学科基本结构的理论概念。这一点应在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教师参考用书中反映出来。在这方面，原苏联的普通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值得借鉴。原苏联在1986年8月颁布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要求六年级学生应掌握的主要理论概念是：历史、历史文献、原始公社制度及其主要特点、原始人、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劳动工具、劳动生产率、民族、部落；奴隶制及其主要特点、私有制、剥削、阶级、奴隶、奴隶主、平民、奴隶制社会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奴隶制国家、掠夺战争和正义战争、文化、宗教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相反映；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的进步性。
在这个大纲中，随着学生年级的上升，对理论概念掌握的要求也随之增多、提高。这种明确的要求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以及学科体系结构的把握。
第二，认真进行历史学科概念教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根据各年级学生思维的特点，确定各年级掌握的基本概念（史实概念、理论概念），并提出不同要求。如初一学生抽象思维能力较弱，主要要求他们对比较简单的史实概念进行概括，如司马迁、四大发明、赤壁之战等。初二学生的思维开始向抽象思维过渡，可以要求他们对比较复杂的史实概念进行概括，如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同时指导他们学习概括一些抽象程度较低的理论概念，如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抽象能力渐趋形成，并不断提高，应该要求学生自己概括理论概念，并运用理论概念及其相关的基本规律（原理）去理解、分析新的历史材料，并作出评价。如运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概念来评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具体史实，这在1997年、1998年高考历史试题中均有所体现。
其二，研究不同层次的史实概念、理论概念的特点及其教学方法。如一般史实概念的概括要求简明、全面；理论概念是在基本史实和史实概念基础上的深化和升华，要注意归纳、总结、分析、评价。
学科历史论文篇3
教育要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那么它的指导思想就应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头，需要有一些超前性或前瞻性。鉴于目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偏重于教学知识量的多少，没有发挥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等问题，笔者在前人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提出一点设想：把以讲授法为主的方法逐步过渡到引导、讨论法。
二
引导、讨论法的具体步骤是：课前，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有意义的主题或带有争论性的问题，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阅读教科书有关部分，并到图书馆利用各种资料，如百科全书、小册子以及研究资料等，作好上课前的知识准备；然后有目的地阅读，将注意力集中于与论题有关的内容；最后准备一个提纲或报告。教师在认真钻研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也要准备一份计划；设计如何开始讨论、讨论的方法、预计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可能提出的问题、希望学生回答到什么程度……。课上，可由教师作简短的发言，帮助学生了解讨论的性质、内容和步骤；也可由学生提出问题，其他学生发表见解，教师可随时补充。教师在讨论完毕时，从中发现疑难或者有意义的见解，阐明自己的看法，指出讨论中的优缺点。对某些仍有争议的地方，允许保留意见，而不强迫学生接受。
这种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能否适用于初中教学？回答是肯定的。初中学生年龄一般介于十一、二岁——十四、五岁之间。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证明这个阶段的儿童可以处理各种可能性和假设，进行抽象的、创新型的逻辑思维，〔5〕“他们的思维水平开始接近并达到成年人的水平”。〔6〕皮亚杰的研究说明：儿童的头脑不是“白板”一块，他们是有思维能力的人，经过培养，逐步发展，接近成人。而且，由于儿童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凡事有疑必问，常常能提出种种天真却不失哲理的问题。特别在大众传媒发达、普及的今天，儿童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通过多种信息渠道，还能获得大量的知识经验。在这种背景下，给学生大脑以足够的、合理的、丰富的、能激起他们兴趣的刺激，完全有可能把他们的创造性发挥到最大限度。上海市实验学校经十多年的实验，充分证明了儿童创造潜力是很大的。〔7〕对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潜力，教师应充分估计并积极采取引导措施。
上述讨论法是由学生独立参与探究的学习活动，使课堂教学成为师生多向信息传递、获得创造性认识的过程，而非学生单方面接受教师提供的知识。它具有以下优点。
首先，以学生活动为主，可培养学生学习的独立性。课前准备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教科书，查阅参考书，可养成他们从小读书的习惯和查找、搜集文献资料的能力，学会如何获得知识远比教给学生知识重要，而且能使学生从被动地回答问题发展为主动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人的思维发展中至为关键，“思维从疑问开始”。李政道博士也认为：“学习怎样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应在学习答案的前面。”〔8〕而独立提出问题的能力能通过这种课型慢慢培养出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学生因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思维活动会大大加快，经过思考、提炼，依逻辑关系排列、组合，使松散的知识通过学生加工成为系统并建构成自己的思维方式。总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会大大增强，并从中品尝到学习的乐趣，不断积极探求进而推动学习进一步深入发展。这种能力不仅在学校教育阶段需要，从长远来看，对人的一生发展作用甚大。
其次，课上师生间群体性的、自由的交谈讨论，可促进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寻求交流，既是学生的本能，又是现代生活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他人思想上交流与合作，个体思维才能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还可帮助学生摆脱心理的“自我中心状态”〔9〕而且从别人那里获得丰富的信息，要经常改变思维角度，能促进思维的灵活性。所以课堂的自由交流，能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得到全面训练。
第三，这种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个性心理特征。探究问题需要学生经过动手搜集整理和动脑冥思苦想，脑力和体力高度紧张，这就要求学生有坚强的自信心、耐心和恒心。这种积极的个性心理（非智力因素）可以通过长期训练形成。
第四，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能大大提高学习效果。根据学习心理学原则，学生自愿参与的学习过程，会进展迅速且学习内容保持率高。“因为学生将知识组织起来，并能随时得心应手地检索知识。”〔10〕在课前准备和讨论过程中，大脑中已有的储存信息，在定向思维不停地刺激下被激活了，沉睡多时的知识被唤醒了，而且以学生活动为主，方法灵活多变，使其大脑皮层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不易疲劳，学习效果好。此外，学生在非被动情况下更易于记忆学习内容。如果学生每堂课都能在理解中学习，记忆将不再是问题，也不再成为负担，反过来又为能力培养提供源泉。
第五，课堂上师生平等对话，在和谐、自由的氛围下，相互交流甚至相互影响，使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真实思想成为可能，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发现学生幼稚、可笑甚至错误的看法，正是教师帮助学生形成正确认识、价值观念和人生观，进行思想教育的良好契机，使课堂不但成为能力培养，也是切实进行德育的场所。而有时学生积累的课外知识或突发奇想也会启发教师，使教学更趋完美。
可见，讨论法不但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还对学生智力、思想品德、个性心理特征的培养和形成发挥很大作用。从实践角度讲，这也是可行的。
北京三级教师朱尔澄数年的教改实践充分证明了启发讨论式教学方法是卓有成效且大有可为的。朱老师于1989—1990和1990—1991学年度在三中和幸福村中学初一做了学年初和学年末的问卷调查：入学时90％以上的学生希望老师课上讲生动的历史故事；而经过一年的启发讨论教学，到学年末，两校都有70％以上的学生选择“师生讨论问题”的课型。短短时间内，学生的学习方法由被动接受灌输到主动讨论学习，发生了质的变化，学习兴趣有了较大提高。而八中超常班学生对她的教学能“启发引导积极活跃”一项的评价高达87.9％，说明对这种教学方法的高度认可〔11〕。需要指出的是，朱老师主要的教学学校三中是一所非重点学校，学生并非高智商的尖子，有些甚至是差生。但在她的启发、引导、信任和鼓励下，学生们热情参与，积极思考，历史思维水平普遍有了较大提高。
朱老师总能设计些带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放手让学生思考，鼓励其创新思维，课上常会出现令人惊喜的情况。比如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她一改过去的讲法，而是出示《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出中国水系特点：东部河流多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需要开凿一条南北的河，然后提出“开凿大运河怎样最省力？”在学生回答“选择经过测量的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之后，她继续启发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子？”在“全班学生思路不通的情况下，由一个学习较差而且是十分顽皮的借读生打开了同学的思路，认为沟通近于南北流向的天然河流，会大大节省劳力。”〔12〕再如比较“都江堰与郑国渠哪项对秦国利益可能更大？”的问题，许多学生都从水利工程的功能来考虑。这时朱老师启发学生换个角度，看战国示意图，在学生的沉默中，一个学生意识到郑国渠位于秦国都城一带，地处关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而解决了问题〔13〕。类似的教学实例在课堂上几乎随处可见。像这样的学生，我们不能低估他的智力潜能，如果不能被教师发现并引导发展，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由于朱老师引导有方，讲究教学民主，能充分调动各类学生的积极性，促进了他们思维水平的提高。《评价唐玄宗》讨论课的成功即是一例。在学生学完唐朝全部历史、具备足够知识的基础上，老师做必要的引发、讲述，学生通过综合分析，自己得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看他对历史发展起的作用”，“看他的作为是否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14〕，进而能辩证地、一分为二地认识唐玄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得出了封建王朝盛衰兴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这节讨论课，训练了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达到了教学目的，充分显示了学生的思维水平和潜能。她的实践也证明了“学生在认识道路上能否取得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相信每个学生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的可信。如果教师们都能尊重每一个学生，正确估计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潜力，多多提供他们主动学习的机会，不剥夺任何学生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且能适时、有效地引导、培养学生的思维，有难度、看似高深的问题学生也能迎刃而解，教学目标也就水到渠成。那样，学生能力的培养就真正落到了实处。
三
不可否认，这种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学方法的实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逐步实践、摸索和研究。即使在现今从幼儿园—中小学—大学—研究院都以充分发挥创造性为目的的美国也走过一个过渡阶段〔15〕。更何况目前在我国历史教学还受到相当多因素的限制，传统教学观念影响仍根深蒂固，教师能力素质亟待提高，教科书编写尚需改进等等。但培养学生能力是历史教学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为迁就目前的客观条件和学生表现出的实际水平而放弃追求，降低标准，实乃对下一代不负责任。原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坚信：学生的现有水平与最近发展区之间的动力状态是由教学决定的。只有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才是良好的教学。在现有条件下可考虑在一节课教学中采用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课前让学生预习教材，阅读教师印发的有关材料和课外读物，课上教师只需讲重点知识，但要精心设计适合学生水平、层次的问题或情境，启发、点拨、引导学生思维。在这里，教师不仅仍处于教育、教学的主导地位，还要求具备更全面的能力。一个好的教师除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外，还应“促进学生自由的、有创造性的人格发展，激励他们热情关注人生的意义以及他们自己生活的质量”〔16〕，而不是那些讲得或背得最好的老师。理论上如此，实际上学生也喜欢能引发讨论的课堂教学。学生的这一转变和需要应成为教师不断探索提高、改进教学的动力。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种讨论课要花费师生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比起讲授法它很不经济。不错，可殊不知使相当多学生不用多动脑子就能学会一些知识的教学，会使他们的智力处于停顿状态，不仅不利于学生智力发展，而且还会压抑一部分智力发展较好的学生。如果一学期只搞一、二次讨论课，它的“费时费力”比较很明显，可经常不断地采用这种课型，学生的阅读、查阅工具书、发现问题、组织材料、撰写报告及课上表达能力会不断进步，随着各种能力运用越来越熟练，花费时间会越来越少，各项学习任务的完成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从长远来看，讨论法不论从时间和效果来看都是很经济的。因为它能在有限时间里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
这种方法会不会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平心而论，学生负担重主要是因为要做太多的重复性的、枯燥的、搬运工似的作业。他们不感兴趣，心理负担就重，记忆负担也重。而且现在有不少学生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消磨在电视和游戏机上，却把读书、功课挤入有限的时间中。以上原因相互作用，导致了课业负担沉重的结果。而讨论法这种主动探索、创造性地学习，充满乐趣，能极大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成功欲和表现欲；况且历史课每周只有两次，只要拿出一个小时用于读书，从中能获取大量有用的信息，为自己的学习打通道路，读书之乐自然而生，读书就会成为一种爱好，一种生活需要，而非强制和压力，也就不再成为负担。
如果每位历史教师从初一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打破思维惰性和定势，久而久之，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加，范围的扩大，特别是接触到世界史后，视野会更广阔，学生就会提出更丰富更深刻的问题；学会正确分析、思考问题，就能够积极面对现实生活和未来社会，无论将来从事何种工作，都会对社会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讲，历史学科在提高全民族素质方面具有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长处，这正是历史教育重在培养能力特别是思维能力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应该承认，这种讨论式教学法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学生在学习各阶段之间妥善衔接，推动能力不断向高层次发展，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学生思维水平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等，这些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测试。但无论有什么困难，采用何种方法，培养学生能力，提高思维水平是历史教学的当务之急，希望这一目标能在教学实践中切实落实。
注：
〔1〕杨振宁博士说：泰勒几乎每天都有10个新想法，其中9个半是错的，但每天半个新想法积累起来，足以使泰勒获得巨大的成功。见《长江日报·下午版》1995年6月13日。
〔2〕《计算机世界·教育专版167》1995年5月10日。
〔3〕笔者在中学实践及听课、调查所得。
〔4〕（日）山内光哉编著《学习与教学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
〔5〕（瑞士）皮亚杰著《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2页。
〔6〕俞吾金著《问题域外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7〕见恽昭世主编《走向未来的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8〕李政道博士北京答记者问，《科技日报》1995年6月25日。
〔9〕〔10〕皮亚杰著《皮亚杰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12页。
〔11〕朱尔澄《从情理交融到历史思维》，北京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140页，143页，48页。
〔12〕同注〔11〕。
学科历史论文篇4
一、挖掘学科优势，落实人文教育
历史是过往的事实，是人类进步的脚印，更是文化的遗产。历史学科自身丰富的人文元素正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天然素材。教师需要充分发挥学科的天然优势，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历史事件的深刻内涵，并以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情感和人格品质。比如，利用历史事件我们可以领略每一个历史人物的人物魅力，不仅理解屈原的“以身报国”的忠孝情怀、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也能体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情怀、革命先烈的“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进取精神等等，引导学生见贤思齐和有选择地借鉴吸收，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学生自身的人文素质。
二、关注专业成长，促进人文教育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自身的人文素质对学生的教育作用非常巨大。初中历史教师要加强自身的专业发展，不断地进行历史专业知识的进修和培训，要熟练地掌握信息技术教学手段，拓展教学资源为己所用，用自己的“一桶水”滋润学生的“一碗水”，用自己的独特人文个性和良好师德素养感召学生引导学生。比如，教学“鸦片战争”时，教师熟练地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剪辑影片《林则徐》的精彩片段，配合相关图片等，形成多媒体课件，再配上音乐插曲等表现手法，让学生直观感知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并用自己富有感情的解读讲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让学生了解不平等外交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史实，有效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让学生强烈意识到“弱国无外交”的无奈，进而树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爱国情怀。
三、激发参与意识，创新人文教育
学生的积极参与是历史人文教育有效性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落实好学习主体的生本地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和成长需求，使之真正成为历史课堂的主人。教师首先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让课堂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促进学生个性学习自主学习，并真正构建好新型师生关系。如在教授《垄断的资本主义时代》时，课前布置学生利用网络搜集与教材有关的文字、影像资料，初步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基本知识。新授过程中，我们利用课件将有关资本积累和社会变化的重大政策、发展状态和改革措施列成表格加以展示，引导学生就这些问题进行模拟演讲和辩论，发表自己的见解看法。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自觉地将知识内化为行动，增强学生的历史感受，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孕育出各种深厚而高尚的情感。
四、整合教学内容，强化人文教育
历史教学最忌讳的做法就是照本宣科，那样的教学没有毫无吸引力，更不谈人文教育效果了。因此，优化教学内容，整合知识元素就成为提升教学质量强化人文教育的首选做法。由于历史知识点散乱地编排在不同单元中，学生难以形成整体感受，把握不住重难点，人文教育的效果也比较差，教师需要对知识点进行取舍整合，按照不同的主题和中心进行归类、切割、链接，体现教育内容的整体性和层级感，便于学生轻松习得。例如，教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教师应该围绕“革命道路探索”教学主线，将“秋收起义、文家市起义、三湾改编、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等知识串联起来，形成知识链和要点群进行展示，学生便能一目了然地掌握了知识。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轻松形成理性认识，并正确评价工农武装割据的作用，进而感知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总之，历史教学中的人文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初中历史教师必须正确认识其内涵和形成原因，提升自己对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并从四个方面开展历史学科中的人文教育，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和升华。真正把《课标》的三维培养目标落到实处收到实效，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增光添彩。
作者:佘虹德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学科历史论文篇5
一、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一过程，实质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的过程。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所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品质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个“发展点”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
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3]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百废待兴、百业重建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用“向自然界开战”的语言表达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需要转移的思想；提出要以苏为鉴，要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安排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初步探索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后来在发展方向上走了弯路，但它毕竟是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并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适应时代要求和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基本规律，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内容，主要包括：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发展；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出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等；指出要充分利用“和平与发展”国际条件加快发展现代化等重要思想。这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使我们党的发展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飞跃，而且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展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面探索，主要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思想，从而把我们党的发展观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对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站在时代高度，既坚持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了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更加突出地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强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宏观调控、注重统筹兼顾、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邓小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发展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今天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是：它们都必须以中国工人阶级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只能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而实现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4]就会变形走样。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紧紧抓住“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高度凝炼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发展认识的思想理论成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注入了体现时代特点、符合中国需要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结论，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它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走向新阶段。二、科学发展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宝贵经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重新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我们坚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世界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困难的考验面前，继续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辉煌成就。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其实质是用新的发展思路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快更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了发展的核心理念、发展的重要原则、发展的根本途径，使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转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指明了发展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包含着对“人”和对“本”两方面的理解。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这里的“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为了谁”发展，就是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承认并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的价值观念，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依靠谁”发展，承认并尊重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去促进发展，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创新精神。总而言之，以人为本，包含了“人是根本目的”和“人是基本动力”双重意义，解决的是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动力问题。可见，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理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指明了发展的重要原则。发展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必须充分考虑发展要素空间上的全面性、系统结构上的协调性与时间上的可持续性。因此，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全面发展，是指在经济增长基础上实现的量和质、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协调发展，就是构成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在发展过程中要互相适应、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就是各子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动态平衡，从而实现社会系统在整体上的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之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之间，城乡、区域、内外、上下之间，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利益性结构和社会功能性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5]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当前，只有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才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指明了发展的根本途径。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经验，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统筹兼顾，就是指在工作中要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谋划、兼顾全面，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现阶段，按照统筹兼顾的思想，就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积极发挥政府作用，适当运用行政手段，又要尊重和遵循市场规律，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发展的活力和效率；要始终站在战略高度，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可见，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统筹兼顾，已经不是某个局部、某个方面、某个环节的方法和策略，而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根本方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三、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波澜壮阔、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甚为剧烈，代价无比昂贵，同时也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彻底觉醒。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到底该走什么路，社会主义运动的突破方向到底应该如何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始终成为关注和实践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有近16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了三次历史性飞跃。第一个阶段，是从1848年到1917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个阶段，是从1917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主要任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形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辟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成果，特别是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由此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而且又是在一个国家单独举行革命，巨大的历史飞跃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由此引起的争论贯穿于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毅然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变，继续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想，其实质在于探索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这一探索没有能够在俄国结出应有的果实。
在第二阶段，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斯大林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次转变的结果，是建立起了斯大林模式，即后来持续存在了半个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大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尽管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但基本框架是一致的，都是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等。
在第三阶段，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甚至跌入谷底，经历一个重新分化组合之后，社会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缓缓回升，结束了“震荡期”，进入“调整期”，并在总体低潮中出现了局部复兴。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领导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自1978年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就是不断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科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外交往、祖国统一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和新方略。这些新思路和新方略，既承载着浓浓的历史厚重感，也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这是对社会主义实践规律认识的深化，又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不垮”、“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6]“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7]我们应当站在这种政治高度，来看待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吸取国际发展经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增强了自身的示范效应和吸引力。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是和世界范围内时代的发展趋势和进步潮流相吻合的，它反映并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
从世界范围来说，自从195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易斯提出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GDP增长的发展观以来，半个世纪内的人类发展观大致朝着三个方向发展着：一个方向朝横向扩展发展观念，如法国社会学家佩鲁在1983年提出的“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观；一个方向是朝纵向扩展发展观念，如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个方向是从内涵上扩展发展观念，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开发署以及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等人提出的人类自身的发展观、实现社会转型的发展观、以及作为自由、人权的发展的发展观等等。
科学发展观既借鉴和吸取了发展观在这三个方向上发展中所包含的人类文明成果，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个成果。例如，在朝横向扩展发展观方面，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朝纵向扩展发展观方面，我们党提出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等；在从内涵上扩展发展观念方面，我们党阐明了发展要以人为本，就是说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国际上则提出和平、开放、合作的发展，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
当前，党中央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注重扩大民主，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注重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际地位和影响也显著提高。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对世界劳动人民的鼓舞作用、对世界人类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自明、难以估量的。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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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历史论文篇6
二、高中历史课本中的图片及表格的功能作用
2.1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要使得学生专心听课，就是靠着常规的课堂约束或者是教师时不时的提醒，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当学生对话题感兴趣的时候，他才会积极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来。因此，教师以生动活泼的讲述、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来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是让学生集中注意力的最好的办法。对高中学生来说，他们对图片及表格的兴趣远远高于对文字的兴趣，借助图片及表格生动、具体的形象，将知识传达由静态转化为动态，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丰富他们的想象力，自然而然地就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比如，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中的《“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以及《“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时候，涉及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思想时，就可以运用一些孔子的图片及当年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这以口号的刘邦来加深学生的印象，同时，还可以联系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及例子，将一些不道德、不礼貌的行为运用图片的形式来凡反衬何为儒、道、法、墨的精髓思想。让他们在观看这些图片集表单的时候能感受到来自这些思想精髓。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把电视热播的电视节目《汉武帝》的形象向学生展示出来，采用截图的形式告诉学生汉武帝当年提出这“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再比如，《历史2（必修）》的第三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的第九课“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一节的内容的时候，如何向学生讲述当年国统区通货膨胀的情况呢？就可以运用人们在购买物品的时候是拿着一堆的纸币前往的，学生对国统区的那段历史就更加深入。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网络来搜集更多当年人们生活的状况图片展示给学生，让他们理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艰难发展的环境状况，以图片的形式会让学生在文字理解的基础之上能更加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现状。
2.2帮助学生理解历史知识
历史知识相对来说比较抽象，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运用图片及表格这些形象化的教学工作，会有助于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教师利用图片及表格来辅助教学，将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形成比较清晰的历史概念。图片及表格包含这图片、表单、图示等形式，无论哪种形式都会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有功效。以图片来说，它有助于学生形成具体的历史给概念。我们认识历史，总结历史规律，总是离不开图片及文字的综合，文字史料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而图片可以给学生以更深入理解当时历史发生的现状，更加形象地告之学生，让学生在头脑中能形象、鲜活地再现当时的场景，在头脑中通过图片的形式来创设历史学习的情境，增强历史感，增强学习的兴趣。比如在在讲述《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这一课中，讲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神速，被很多人呢成为“繁荣时代”。当时，家用电器丰富，美国的汽车工业、电器业和建筑业等工业部门现实出蓬勃生机。但是，这些繁荣的背后是一片虚假的信息，1929年10月24日，美国华尔街股票是擦汗那个急转直下，股价狂跌，股票持有者疯狂地抛售股票，股市崩溃。从美国爆发的文集迅速扩展到其他主要资本主义股价，演变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经济衰退和萧条。如何让学生来理解这些概念呢？对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1929年的经济危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时候教师就可以运用图片的形式来向学生展示，加深他们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理解。1929年的经济危机可以运用美国往河流中倾倒牛奶的图片形象地告诉学生当时经济危机的影响，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用美国空置的房子来告之学生由于次贷危机而导致的全球金融包机的爆发，如此以来，学生就会更好地理解这些危机的内涵。此外，在历史教学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就是教师口头上的讲解，学生会难理解，这个时候就可以借助图表的形式来辅助说明，来帮助学生厘清历史、理解抽象的概念。
2.3帮助学生融会贯通
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具有开放性,文字精练，叙述流畅，重视探究性活动的设计。教材从“导言”开始，就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在课文中间，还有学思之窗；每一本教材都有一些“探究活动课”等。从中可以看出课改的一种取向即是将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培养学生的探究式学习相结合，重视给学生提供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尽可能发散思维思考问题，解决遇到的各类问题。在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图表有助于将复杂的历史知识系统化、量化，帮助学生融会贯通。例子历史年表可以将散见于教材中的历史大事件，有目的性的集中起来，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组合编排，使得学生理解时间与历史的因果关系，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的概况。历史比较表可以帮助学生整理历史知识，借助比较、分析、归纳方法来把教材中分散复杂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清晰化。
2.4增加教学活力，提高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几率
学科历史论文篇7
中学历史学科素养来源于历史学
历史学科高考选择——
新课程版历史考试大纲在考试内容（要求）中增添了这样的表述：
“考查对基本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查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注重考查在学科历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在考查基本历史知识的同时，要注重考查历史的“学科素养”“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等，比“文科综合”考查目标的共性要求更贴近了历史学科一步。
历史学科研究就应该“靠近历史学科特点 考查历史学科素养。
历史课堂的选择：教教材还是教历史？
以下是我区历史老师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1.历史教师专业知识积累不足。
虽然大部分历史教师在高等学院受过历史专业教育，满足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在专业方面的底线，符合初中历史教学的入门条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很多教师的专业知识没有增加和更新，反而是在减退。历史学科专业持续学习能力急需加强。
2.重视教学技能的提高，忽视知识的提高和更新。
我觉得从课改开始实施后，几年来，历史教师的素质应该说有一定程度提高，但是我认为在教学技能方面提高，可能要好于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提高。很长一段时间来，关于专业知识提高的问题没有被提到一个必要的高度。很多教师热衷于“术”的研究和实践，看书学习也是首选提高教学技能、提高教学成绩方面的书籍，听报告也是希望听到切实可操作的做法，“你就告诉我怎么做”，不善于研究“道”，在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方面太过于功利了。
3重视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研究，忽视对知识的把握和研究。
重视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研究，忽视对知识的把握和研究。
4.教教材而不是教历史。
教师大多是为了考试成绩而教，努力达成眼前的功利性的目标，忽视课程本身的目标，目标中有的是知识，有的是效果，而忽视育人目标。忽视了历史学科的人文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这其实是反映出教师对历史教育理解的偏颇。
历史课堂教学设计：当诗歌遇上历史，文学的还是历史的？
长期以来举办过多次初中历史比赛活动，看到很多历史老师把诗歌，文学艺术音乐等在历史学科教学设计中频频出现，是点缀还是需要，是历史课还是语文课？是历史还是文学？是诗歌还是历史？其实，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问题已经不可回避。当诗歌 音乐 艺术 文学遇到历史，我们需要再次重访，回归，回到各种论述的起点去重加审视，了解是不是有获得一笔新学术资源的可能。解答历史课堂中有关诗歌与历史，文学与历史之间纠缠不清的疑惑，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早已将诗与史区别开来，“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能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歌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虽然如此，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与历史责任之间的争端从未停止过，但是我们任然不 回避诗与史之间的相互纠缠以及混淆，并试图找到历史与诗的某种宿命的关系。
歌德在名叫《诗与真》的回忆录中说：生活的真实是真，而今天他的回忆是诗。历史和历史学不能混淆在一起。李白说：“白发三千丈”，这在“真”的意义上是不对的，不过，换个角度来说，也对，那就是在“诗”（艺术）的意义上。历史学呢，除了“真”之外，大概还有“诗”的成分。 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二是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史学；史学不仅要涉及历史的客观事件，而且也要涵盖到历史人物的心灵活动，还包含着史家的心灵容量和境界或者说灵魂能力
胡适之的一句话很有名，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料本身是不变的，但史家对史料的理解永远在变，因此史学也是在变动着的。历史学包含两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二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使它认同于科学（真），体验能力使它认同于艺术（诗），从而有别于科学，或者是某种有似于直觉的能力。因此，历史学是科学与艺术的联姻。要真正地进入史学，历史教师需要以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正有如诗人是以自己的心灵去拥抱世界。——如果说第一层次是科学的层次，那么第二层次则进入了艺术（哲学）的境界。对历史的理解，其深度和广度，大抵就取决于历史教师人生体验的深度和广度了。
任何历史教师，都必须在自己的无知和无能面前低下头来，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才能帮助他提高自己的历史理解。因为，历史理解的深度是以理解者的思想境界为转移的。所以，未经批判的决定论，就是对克里奥女神（古希腊神话中的九位缪斯之一，为掌管历史的女神）的最大僭越和不敬。
新史学至今，从梁启超、王国维一辈奠基人算起，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国历史学的主导，也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对自身的史学先进行一番反思。
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是哲学，前者是其形体，后者才是其灵魂。灵魂，只有灵魂，才能让史学的躯体鲜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史家的哲学思想就远比史料的积累更为重要，而且重要得多。史学和史家之境界的高下，主要不取决于其占有史料的多寡，而取决于其思想的境界。说到底，是史家的境界决定了史学的品位。科学以求“真”为要义，人文以“诗”意为鹄的。史家王国维最大的隐痛之一，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可信”属于“真”的、科学的范畴，“可爱”属于审美的、人文的范畴，也就是“诗”的范畴。如果我们能够将“诗”情与“真”意结合起来，或许就能让史学既“可信”又“可爱”。这应该成为新史学的目标。而所谓新“史学”，不仅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进入史学，而且更多的是文学本身进入史学。文本的解读、文学想象的介入，这都是新史学的特征。所以，“史家司马迁”同时也是“文学家司马迁”。一个真正的史家，应当用生命去拥抱学问，生命不息，学问不止。学问是我们终身的修为。学无中西，学无新旧，世间所有的学问，都是相通的，其区别只在于高下、精粗和对错，而不在其他。“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要有真的史学，首先要心灵的自由。
史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历史本身没有意义，关键看你赋给它什么意义；生活本身也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取决于你自己。
总之，诗与真、科学与人文，是史学的两个维度。我们的思想就是诗与真的二重奏，我们的史学是诗与真的交响曲。优秀的指挥家，应该能演奏出美好的乐章。（摘自：何兆武——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文献。
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语言或文字没有文采，是不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令人永久记忆。廿四史的前四史，编年史里头的《左传》与《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
最早提到史与文的关系的，似乎也还是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面这半句明明是在说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史，否则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就只是鄙野之人的谈资而已。对于文与质的解释大抵有两种，一是指文字的华美与质直，另一是指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方面，都说明史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或文字比较华美，或形式超过内容。质是质朴自然，保持事实原貌，文则是进行人为的加工。质的解释可以是实事、事件，而文胜质则是故事了。甚至可以说文与史是相同的，区别不大的。但太过文学化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
对于史与文的关系，有人是不主张过分的“文”的，如刘知几认为“史”应当以“叙事”为主，“夫国史之美备以叙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就是不要过分描写。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与其空泛地评述一个人物，不如直接写他的言语和行为。宋代郑樵也有这种观点。他在《通志序》中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唐代以后诸史，均无“论”、“赞”，大约是受《史通》主张的影响。
西方历史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
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
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他著的《文史通义》里提出过一个问题，他说史学家能不能为文章之士这一特殊的群体写出一种特别的历史，就像司马迁、班固曾经在司马相如、扬雄“列传”中做过的，记述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同时也展示他们的赋作，使“文苑必致文采之迹”。章学诚谈到的如何从历史的角度记载“文章之士”的著作，其实是在思考如何记载文学史，即史学和文学的关系问题。
文学与历史的分合际遇 就发生而言 ， 文学与历史有着共同的 源头 —— — 上古神话与传说 。这是我们今天 可以知道的人类最早的叙事形式 ， 对于这种人类早期的神话与传说 ， 后人的 认识往往大相径庭 ， 有人视之为真实的历 史记录 ，有人则把它们当作基于图腾崇拜 的想象与虚构 。例如对于中国上古传说 （ 三皇五帝之类 ） ， 我们的祖先一直是当作 历史来看待的 ， 而到了顾颉刚先生为代表 的 “古史辨” ， 这些关于尧 、 派 舜 禹的传说 一概被理解为古人想象的产物 。而当史学 界早已 “走出疑古时代” 的今天 ， 人们又相 信那些传说并非古人的向壁虚构 ， 而是一 种历史叙事的原始形式 。孔子修订过并且 后来成为儒家典籍的 《春秋》 和它所代表的 那个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 ， 代表着中国古 人历史意识的觉醒 。，清人章学诚有 “六经皆史” 之谓 ，如此则 《尚书》 《周易》 等保存了西周初期文献的古籍亦可以史书观之 。但无论 是从传统史学 （ 秦汉乃至清季） ，还是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 ，在现存先秦文献中唯有 《春秋》 可以归为史书之类。显然 ，孟 子之推重 《春秋》 ， 首要之点并非其对人 者 物和事件的真实记录 ， 而是在历史叙事中 所蕴涵的价值判断 。孟子是将这部史书作 为儒家价值观念的承担者来看待的 。二者的文本差异 与文化功能被忽视了。变化出现在魏晋六朝时期。先是曹丕提出 “四科八体” 之说 ， 随后陆机标举 “诗缘情” 之论， 都明确表达 了对文学以及各类文体之独特性的清醒理 解。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曹丕的 “八体” 说 ，还是陆机的“十体”，都没有涉及说“史” 这一文类 ，这说明在当时文人心目中，作为文化文本类型的历史与文学已经完全分开了。嗣后， 宋文帝时立儒玄史文四学，，标志着文学与史学作为并立的文化门类而受到官方的认可。20 世纪后半叶 以来，在人文科学领域那种科学主义倾向 受到普遍质疑，人们越来越不满于19 世纪 和 20 世纪之交确立起来的那些学科规范。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一股反学科的潮流 蔓延开来。就文学与历史而言， 不是文学 首先宣布自己有资格成为历史， 而是历史 宣布自己原本与文学并无根本区别 ， 大家 本来是一家。（摘自：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学和历史从来就 处于相互影响之中 ， 我们先看历史对文学的影响。历史叙事在中国古代可谓源远流长，据说唐尧、虞舜时期就已经有了专门的史官， 史官文化 已经十分发达。甚至许多学者都认为， 影 响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周文化， 其核心就是 所谓 “巫史文化” 。至少， 就我们今天看到 的古代典籍而言， 中国古代的史学的确是 非常发达的。中国古人因受 儒家文化影响， 对于虚假言说一直抱有深深的戒心 ，始终不肯给予合法地位， 这也 是长期以来文学叙事的虚构性不被承认的 重要原因。
西方思想史上关于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高下评判与中国古人有很大不同。
西方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 形成了一种 “追问真相” 的恒久冲动 ，在古希腊那种本 体论知识模式影响下，西方学者总认为文 学、 历史 哲学等人文学科与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 ，都肩负着揭示真相的伟大任务 ， 它们的区别仅仅是对象不 同而已。例如亚里士多德关于文学比历史 更有哲学意味的著名论断就十分清晰地体 现了这样一种知识模式 。他说 ： 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 散文，一用韵文 ； 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 改写为 “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 有韵律都是一样 ； 两者的差别在于一 叙述已发生的事， 一描述可能发生的 事 。因此 ， 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 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 因为诗 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 ， 历史则叙述 个别的事。在观念层 面，中国古代史家似乎从来不肯承认接受 来自文学方面的任何影响。西方学界也只是从 20 世纪以来 ，随着对现代性话语建构 的反思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 史学 界才开始承认文学性始终是影响着历史叙事的重要因素。这种观点从克罗齐到柯林 伍德 ，再到今天依然活跃的海登怀特， 呈现出越演越烈之势。
而自从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文学”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唯物史观创始人马克思曾经说过：“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 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 史。 黑格尔则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 传统历史观把历史看 做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故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就把文学 文本看作是对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是对业已发生的事 实的连续而线性地描述。 于是旧历史主义把正史、大历史事件和 伟大人物的事迹等作为分析对象，历史的记录者以趋近客观事实 为标准。由此，传统上认为历史是“记时”，而文学是“叙述”，历史 的真实性远远大于文学的虚构性。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也被看作是 简单地、机械地反映被反映关系。这种传统的观念在《新科学》出 版后开始受到置疑和挑战。维柯在《新科学》中指出，历史“逻辑”的“诗学”性质绝不亚于 它的“语法”性质。 弗莱则更明确地提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 是神话的对立面。”“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规则达到一种全面综合性 时，他的规则就在形式上变成神话，因此接近结构上的诗歌。”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 海登 怀特认为人们不可能找到原生态“历史”，因为那已经是逝去的，不可重现和复原，找到的仅仅是被阐释或编织过的历史，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真实的历史，历史只是一堆“素材”，通过“诗性的”理解和连缀即加工出的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无疑把文学和历史划上了等号，即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言的虚构”，历史学本质上即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叙事的”，有“文学性”的文本。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则更加突出历史的文本性，认为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是哲学家们的历史，是一种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
真正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分析透彻的是一批新历史主义者。新历史主 义先趋福克斯 吉诺韦塞直接提出“历史是一种本文”，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与历史同时用虚构、想象或隐喻的方式构造文本。“历史是 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这里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是据信真正发生过的，但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有人说，历史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有客观性、连续性；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堆“素材”，经过历史哲学家们主观化的阐释后成为了诗意化的历史，是偶然的、零散的，而所谓 的“真实”也是虚构的“真实”。历史究竟是怎样的？是简单地、机械地客观重现和还原还是想象的主观阐释和编织呢？
作为普通的历史教师，我们也尝试着运用“风”的诗性获得历史教师在学科素养建构中的有效途径。重访，回归，回到各种论述的起点去重加审视，或许成为我们不二的选择，哈佛大学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无疑成为历史老师最好的选择 。
历史教育的选择：
正如叶芝写给他爱人的这首小诗——
他正在为事实痛苦，他很穷，他不能真的给他认为她想要的，他说：我有一些另外的东西，但它并不是给你的，他说“天堂已经在衣服上刺绣了，用金色，和银色的灯光，蓝色的，暗淡的和黑色的衣服，用夜色的灯光和半灯光，我延伸衣服到你脚下，但是我非常穷，只有我的梦想，我延伸我的梦想到你脚下，轻轻的踩，因为你正在踩我的梦想，每天，每处。
只要我们还能理性的思考，我们的未来就不会没有收获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HAO）题诗在上头”
——李 白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诗歌也是令李白自叹不如的诗歌最能体现历史学科诗的韵味：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妻妻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唐代诗人崔颢
历史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
通过思和诗去作好一种准备，即为上帝的出现或者为没落
时代上帝的缺席作好准备。
附：上文引自下面相关文章
学科历史论文篇8
(一)科研立项进入新世纪， 教研室抓住机遇， 以教学科研究立项为切入点， 积极申报自治区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教学研究项目， 加大教学研究的力度，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部级期刊从2000∀ 2006年， 我们获准 高师教学手段改革与探索!、 历史教育学教学研究!、 历史教育学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研究!、 历史教育学(蒙文教材) !、 历史教育学课件研制!、 #历史教育学∃主干课程建设!、 比较历史教育学研究(教材) !、 历史新课程课堂教学技能(教材) !、 中学历史教材分析!、 新世纪高师历史教育学系列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等涉及课程体系、教材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的10项教学研究课题立项， 并获得研究经费数万元。
(二)教学研究
在课程设置方面， 根据历史教育学学科特点开设了3个层面的课程: 第一层面为历史教育教学理论课程(包括学科研究动态、课程标准研究、教材研究、方法手段模式研究等)， 第二层面课程为教师职业技能强化训练的实践课程( 包括教师职业应具备的各种教学技能、中学教材分析及活动课设计、现
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等)， 第三层面课程为深化扩大教育视野的选修课程(历史比较教育学)， 形成了合理的课程结构。
在教学内容方面， 重新修订了所开设课程的大纲， 更新了教材， 以专题讲座的形式授课， 深化了教学内容， 把教师的科研成果渗透到教学内容之中。同时鼓励有条件的教师编写教
材， 2005年编写了蒙古文#历史教育学∃教材， 使蒙语授课生有了蒙文教材划。#中学历史教学技能训练∃、#中学历史教材分析∃两部教材也列入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二学位教材建
设研究项目， #比较历史教育学∃列入了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教材建设项目。
在教学方法上， 以精讲为主， 注重教学过程，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培养学生思考探究性学习的能力和动口、动手能力及解决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采取 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
法， 请中学历史教师传经， 组织学生观摩中学历史课和教学能手评比活动， 让学生在比较学习中领悟教与学的道理; 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 给学生上台讲授的机会。在教师指导下、
采用学生自讲、自查， 同学间互学的微格教学方式， 在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中， 开阔学生思维， 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提高运用所学的教育理论来观察、分析、研究、评价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能力。在教学手段方面， 教研室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将90%课程制作了课件。随着蒙古文软件的开发， 从2002级蒙语授课班学生开始， 学习制作蒙古文历史课件， 不但提高了学
生制作教学课件的能力， 教学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在制度建设方面， 加强了教育实习的科学管理力度、制定了科学的监管措施， 形成了制度化管理的工作， 尤其是在学生学业考核方面， 比较早地探索过程考核模式。( 1)建立了标准化试卷库。根据大纲的修订， 2004年编制了6套试题和标准答案。( 2)根据学科特点， 期末考试实施闭卷、开卷各占50%制度。( 3)从2005∀ 2006学年的第三学期开始， 将出勤、平时讨论、提问、演讲、作业等成绩列入期末考试， 实习2: 4: 4分数段， 平时成绩占20%， 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占40% (闭卷考试)，编写教案、教材分析、板书设计、教学设计、案例分析等能力考核占40% (开卷)， 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出勤率和学习的积极性。( 4)对于中学教学技能训练的考核采取单项训练成绩与综合训练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5)对于中学教学技能训
练严格把关。由指导教师和院领导组成5- 7人参加的评价小组， 每个学生的课堂教学都要经过评价小组的集体评价， 不合格的学生不许参加教育实习。( 6)教育实习的总成绩由在校技能训练成绩、中学教学实习成绩、班主任成绩和教育调查成绩组成。教学实习成绩取决于平时表现、编写教案、课件制作、听课、评议、课堂教学效果、批改作业、点评等的综合考查，使考核更公平， 杜绝了给印象分的片面性。
(三)科研成果
教学科研立项推动了教研室的教学研究。最近5 年， 教研室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 围绕本科教学， 编写和修订了历史教学论!、 比较历史教育学!、 中学历史多媒体课件制
作!、 中学历史教材分析!等4门课程的教学大纲; 编写、出版了#历史教育学∃蒙文教材; 根据新课程标准撰写并出版了全区中小学使用的地方课程教材#内蒙古历史∃; 发表了#课
程认识: 从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改革谈起∃、#1999年高考试题答卷分高中历史如何适应了3+ X高考改革的需要∃、#高考答题技巧: 从2006年高考文综38题考生答卷谈起∃等
文章， 为我区高考文科考生和高中一线历史教师提供了指导。同时， 还以教育硕士% 历史专业研究生教育为平台， 指导中学一线历史教师撰写并发表了#问题探究式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初中历史探究性学习的实践与反思∃、#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的认识与思考∃等论文。
二、强化技能训练力度、积极探索新型的教育实习模式教育实习是高师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必不可少
的教学实践环节， 也是教师职业教育的特色。面对学生人数大量增加， 学生素质下滑的新形势， 为了保证培养的质量， 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 以教学论教研室的专业教师为核心， 组建一支稳定的中学教学实习的指导教师队伍。在学院领导的支持下， 教学论教研室教师的4名教师和10名有指导中学教学经验的专业课教师， 形成了团结合作、优势互补的指导技能训练和实
习的团队， 每位指导教师指导技能训练和中学实习的学生人
数在15人左右， 有效地保证了技能训练和实习工作的质量。
第二， 加强了教育实习的科学管理力度， 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的工作流程。每年实习前做好实习前的一切准备
工作， 联系好实习学校; 指导教师的确定， 学生的分组; 实习计划的拟定; 经费预算; 实习前的动员大会、进入学校的见面会
等等环节上都作了较详细的部署。规定指导实习的院方教师最少听实习生2节课， 中学教师2节课， 由院系教师与中学指
导教师(专业课、班主任教师) 最后商定实习成绩。
第三， 以 信誉!建立了长期， 较稳定的实习基地。实习基地的选择与巩固， 为教育实习提供了有利的保障。在实习
基地的选择上， 我们首先考虑初中历史教学， 因为初中年级容量大， 实习生上台讲课机会相对多; 其次考虑中学学校领导的重视与中学历史教师的指导水平和热情; 再次选择离学校近、对实习学生安全的学校。因此， 除了附属中学外， 学院还与呼和浩特三十六中、三十五中、十八中、蒙古族中学和乌审旗蒙中、杭锦旗蒙中先后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2001∀2005年， 我们为3所中学培养了4名教育硕士% 历史专业研究生。我们指导教师的辛勤劳动、责任心， 直接影响着我们一届又一届毕业生。所以我们在实习中对实习生的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为人师表等方面高标准严要求， 赢得了实习学校的信赖。
学科历史论文篇9
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所有这些高贵的品质都是哺育青年的沃土。如古代就有郑成功，康熙保卫黑龙江流域等，这些都可成为教育学生对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极好素材。又如，陈玉成面对敌人的刺刀，高呼“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表现了他为了理想、为了革命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再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为了变法的成功而率先垂范，笑对死亡。还有胸挡枪口，牺牲生命；舍身炸碉堡，为国捐躯等。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都会使学生为之动情，利用好这些生动、感人的素材，必将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激励广大中学生为振兴中华而努力拼搏。
三、利用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史实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历史是绚丽多彩的，既颂扬英雄人物，又贬斥丑陋角色。在讲到反面教材时，我们不妨用对比教育法，使丑的更丑，美的更美，也让学生在对比中分清美丑，明辨是非，从而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如讲到岳飞抗金时，引导学生把岳飞和秦桧这对正反人物活动进行对比，岳飞的精忠、英勇和秦桧的卖国、可耻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学生从对比中受到岳飞精神的感染，从而抛弃秦桧那种千夫所指的价值取向。又如，讲到《南京条约》中清政府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时，联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现实，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分析出现相反结果的原因，从而使学生看到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利用历史中“法”的演变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历史教材中多处明显提到法制，我们要善于捕捉，让学生对法的沿革及其实质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从而受到法制教育。在历史教材中，中国史部分最早提到“法”的是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此后，有更严酷的秦法。汉朝的刘邦更是主动守法，与民“约法三章”。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了巩固革命成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领导了后来的护法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法”更加重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为建立民主法治社会而奋斗。世界历史教材中，也不乏“法”的例子，如《汉谟拉比法典》，成为奴隶社会法制的典范。通过学习，让学生懂得法的作用、法的本质，帮助学生形成法制观念，并最终自觉守法，这对于降低青少年违法犯罪率是大有裨益的。
学科历史论文篇10
1.加强学科之间知识的结合与渗透
众所周知，文史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尤其是古典文学与历史学科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一点在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古代诗歌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一面镜子，诗人经常通过诗歌来吟咏王朝的更替、兴衰与世事的变迁。如杜甫的诗歌表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语文课文中的《木兰诗》表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一段历史。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加强与语文学科的联系，引导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探讨问题，不仅可以提高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文字的驾驭能力。
2.加强历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历史与政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许多史料、现象都需要用政治原理来解读，所以初中历史教学应重视与政治的结合。如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更包含了政治因素，秦孝公要加强自己的权力，使国家富强起来，就不得不推行新政。因此，教师应向学生渗透政治方面的知识，以便学生更好地了解历史的演变，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3.加强与地理学科的联系
人类的社会活动是在一定空间中进行的，所以历史与地理这两个学科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挖掘历史教学中隐藏的地理信息，使学生认识到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在教学《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中，诺曼底登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重要意义时，教师可以通过分析英吉利海峡的气候条件，如盟军为什么选择在诺曼底登陆而不选择其他地方？是否受到当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英吉利海峡的气候条件如何？通过联系地理知识，教师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登陆的困难和意义。除此之外，初中历史教学还要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如在教学某一历史知识点时，教师可以找出其与当代社会中的相似之处，进而提出问题，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如在讲述历史上的改革时，教师可以与当前我国积极推进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对比历史与现实改革的异同点。
学科历史论文篇11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学科历史论文篇12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学科历史论文篇13
在这方面，近年已有许多论者阐发了观点，[1]本文着眼于与科学史学科性相关的开放性问题。认为从实践到理论、从方法到内容等等方面看，科学史都具有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看，科学史又不是普通的历史学科，具有强烈的交叉和跨学科性质。这些都说明科学史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但对历史学开放，而且应该对其他的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放，加强彼此间观念和方法等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沟通。这不但有利于科学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本身意义和正当性的辩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加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并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
一、忽视科学史的史学学科性及其后果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物理等的研究。早期因为研究人员的数目极少且基本处于单兵作战和零散资料整理的状态，未形成建制性的学科，因而也基本不存在所谓学科的定性问题，至少这种问题还不是当时紧迫的和重要的问题。到了1997年这个定性就开始成为此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自然科学技术史被中国政府部门作为科学中的理学一级学科而确定了。不论其初衷如何，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学科性质的认定倒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史毕竟跟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对其历史的逻辑或简单追溯。但从科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门类的角度，即从学理的角度看，很有必要对其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厘清。这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发表了看法。总体而言，大家基本上肯定了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应当主要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因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2]
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又是游离于一般的历史学之外，科学史研究者更愿意接近科学界和其他关于科学的“元研究”领域而不是史学界，导致了科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间的相互隔膜。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史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在科学或哲学领域的院所系里进行，而与一般史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瓜葛。科学史研究共同体除了在文物考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非常有限的领域或少数研究活动中与历史学界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般几乎互不往来。例如历史学界的学术会议，科学史界鲜有人参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虽然可能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要很有意义，但在科学史领域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反响。这种与历史学相互分离的局面，使科学史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难以汲取作为自身一个重要来源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和最新进展，导致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一定的滞后和贫乏；同时也带来了科学史自身一些目的功能上的混乱。关于后一点，已有论者指出：“作为理学学科而非史学学科，科学史的二级学科很自然地按照理学一级学科来分科的设置（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这样，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科学史就不能发挥它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因此未来科学史学位设置应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3]
当然，与此同时，可能是出于科学史界本身自外于历史学领域的封闭性和异类性，或是出于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那种近乎真理地位的敬畏心理，我国史学界实际上也基本无人问津科学史的研究，或很少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即便偶尔在其历史通史著作中提及有关科学史的内容，也常常犯下常识性的错误。（如国内史学界在许多通用中国古代教科书中论及“甘石星经”时所出的错误[4]）这与国际史学界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且不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作《自然的观念》、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等科学（思想）史专著，就是当今许多流行的历史学通史著作中就包括了对科学史的描述，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都有专章叙述科学的历史。由此可见，一般的历史学家并未对科学史见外，而是顺理成章地把它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二、从史学界可能得到的教益
浏览一下国内史学界的现状，可以明显看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已成为介绍和研究的热点，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等。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和理论基本囊括在内。西学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等等方面气象为之一新。毫无疑问，我国史学界这些研究介绍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理论建设应该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实际上，欧美史学界的思潮和理论对科学史的研究导向素来就有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20世纪初的乔治·萨顿。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最有价值的文化，并把科学史的目的确定为所谓通向“新人文主义的桥梁”。但萨顿在用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史的正当性辩护的同时，在研究纲领上，却并未脱出由德国的兰克所开创的统治了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孔德实证主义引领下的“兰克学派”编年史方法论的巢臼。
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奠基者布洛赫却激烈地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及其用科学的正当性来为历史学正名的模式。他认为，孔德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追寻自然现象的法则，不应该套用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因为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许多方面都难以套用数理上的规范量度。
年鉴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观点。年鉴派观点的引入为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极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年鉴学派史家们提出的所谓“整体历史”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再看看历史哲学的研究状况。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积累，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 转变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包括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奠定了这种观念的基础。他们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并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诞生到衰亡的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具体建构中国科学文明的“整体历史”方面，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论密不可分。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柯林伍德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等论点，不但在一般史学界而且在科学史界也有巨大的反响。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阶段，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对历史实在论加以批判。他们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实在性，观点偏颇但有启发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思潮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贝尔纳的两部科学史名著《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是这个思潮的结晶。
科学史界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一些抗鼎之作，包括默顿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柯瓦雷1939年发表的《伽利略研究》、巴特菲尔德1949年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甚至库恩的《哥白尼革命》、科恩的《牛顿革命》也无不带有从年鉴学派到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印记（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
三、科学史的交叉学科性
但科学史毕竟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看，也应该分属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所以都有跨学科研究的色彩。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学科实际上主要是聚集在自然辩证法这面大旗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科学史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或交叉性。所以，除了从历史学中接受教益外，科学史无疑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发展的营养，向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科学元研究学科讨教或切磋自不待言，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包括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相关学科。
因为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的确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也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养分。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研究自然亦应当紧扣自然科学的所谓“人文主义价值”，积极开展与其他相关人文社科类学科间的交流与沟通。
目前，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以丰富科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已具备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学一流学者的代表作十之七、八已有了汉语译本，研究者可以不必再费力地阅读原著了。即便是国际学界近二十年来风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汉译本。这为中国学者，包括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作为理学的一级学科，可以说已经从职业建制的角度上确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如果不认定为历史学的分支，就不能说已从学理的正当性上完全建构起来。所以，有必要明确其历史学科性。同时，这种学科性的建构，也有利于明确科学史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就看科学史界是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以接纳别人之所长了。让我们引用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最后一章“行动中的历史学家”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5]
主要参考文献
[1] 如：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刘兵、曹南燕：“科学史与女性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魏屹东：“科学史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袁江洋：“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袁江洋：“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2期；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3期；江晓原：“科学史外史研究初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2]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members/liu/doc/func.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