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1
Key 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city；rural area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9-0063-04
0 引言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突出强调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使得从政府管理职能分离出的许多社会职能将由社区来承担。社区作为居民活动的基本单位，将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将有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城乡社区治理对我国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社区及社区治理
社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滕尼斯在他的著名作品《社区与社会》中提出的。滕尼斯在其书中指出，社区是具有一致价值观、关系密切、富有人情味的相互依存的同质性社会群体组织。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各种学科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开始研究社区，使得社区的内涵和实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比如，在社区发展价值理念的引导下，英国发起了邻里复兴战略、社区战略、社区照顾计划等，使得社区服务实践得到了持续发展。[1]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授权区和事业社区”的法案，希望以重新界定政府和社区的关系为突破口，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一体化的发展。[2]在政府的指导下，依赖社区居民、町内会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日本社区治理呈现出了民主化、治理化、组织化以及权利多元化的特征，承担了许多原来由政府的提供的服务，减轻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压力。
就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将英语“community”意译成“社区”一词。社区就是由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一定数量的人口、心理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及社区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3]改革开放以来，社区治理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陈伟东认为社区自治应是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4]政府下放管理权利代社区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社区治理体系，主要包括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会自治相结合型的治理模式以及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的治理模式。
随着社区这一概念的广泛传播和发展，社区治理问题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所谓社区治理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5]从这一概念出发理解，社区治理要求以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为社区治理的主体，管理着社区的公共日常生活事务活动。
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央全面规划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七大正式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列，社会体制改革正式提上日程；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和政府突出强调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这些国家政策的相继提出，使得社区治理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有：利用社区各种资源建设文化设施如敬老院、幼儿园、福利院等等，对老年人、儿童等实行社区照顾，组织社区居民保护社区环境，维护社区治安等。这些社区管理职能的实施对促进社区的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能提高社区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2 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现状
2.1 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在城市社区治理工作中，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获得了不小的成绩。一是城市社区组织体系发展的较为完善；大部分城市社区都建立了居委会基层自治组织、志愿者组织、残疾人组织和老年人组织，为社区居民服务。此外，为了更好地为居民群众生活服务，也加大了对城市社区委员会资源投入，优化了办公环境。二是构建了较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社区治安、社区养老保障、社区文化活动建设等服务已在有效开展，社区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和安全需求等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三是城市社区工作者数量正在逐步增加；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人们普遍受教育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城市社区工作的人员的质量也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到社区基层单位积累经验，这些变化都在整体上提高了社区工作质量。
虽然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也突显出来，主要表现为：
一是城市基层政府组织在社区管理中定位不准，承担着过多的行政职能，对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有着过分的干预，结果城市基层政府包揽了大量本应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管理职能，而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这都不利于改善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也不利于发动民间力量去开展社区治理工作。政府职能常常包办了社区的事务，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职能弱化，导致了政府常常越位，政社不分。具体而言，现有的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应该是监督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具体工作，现在倒是变成了相关职能部门直接命令街道办事处落实工作并监督。”[6]这样街道办事处的工作量过大，该办的事没办好。
二是城市社区民间组织发展慢。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在社区利益协调、矛盾化解、服务供给、拓宽就业等方面可发挥独特的功能。[7]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够对政府作用的发挥起到一种补充作用，节省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要。但由于我国城市社区民间组织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总体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资金来源不稳，还有部分处于自发状态，没有形成规范化管理，无法承担从政府和企业分化出来的社会管理职能。
三是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缺乏。社区治理的目的是通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协商和讨论，使政府能够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并进而制定出符合人们利益要求的公共政策，最终达到改善民生和稳定社会的目标。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里，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不高，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社区治理的主体，甚至还有部分居民认为城市社区治理是政府部门的责任，与自己无关。即使有些居民愿意参加社区活动，但因其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只是从事卫生打扫、文体活动等一般性事务，未能参加较正式的社区事务如社区选举。
四是城市社区工作人员队伍质量不高。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社区大部分工作人员文化水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大，不能够有效率地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和提供服务。虽然近年来基层政府已经认识到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素质达不到要求这一问题，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改变这一状况，但是其效果不是很理想。
2.2 农村社区治理现状
农村社区治理是以优化配置农村社区资源，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为目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和政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思路，使得农村社区治理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农村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起来，有社区图书馆、社区体育社会等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需求。此外，农村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在逐步完善，让村民参与基层管理中来实现农村的有序化管理。比如，村民可以通过参与村委会实现对本村公共事务的有效监督和管理，通过协商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
虽然农村社区在逐步发展，但是农村社区治理也存在一些困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政社关系不清。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乡政府和村委会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基层政府利用自身的权力直接干预社区服务事务，而村委会无法真正的行使自治权利，而是听取乡镇政府的指挥和领导，完成上级政府交代的各种指标，导致社区组织对社区事务管理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更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村民的权利。
二是村民缺乏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农村社区治理必须让广大的农民有效地参与农村的选举、决策、监督和管理。[8]正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等途径才能使村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维护自身的权益。但由于大多数村民的文化素质不高加上深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对社区的政治民主建设参与度和热情并不高，尤其是在选举时村民投票缺乏主见，受人左右，使得选举的意义不能落到实处。
三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政府不够重视，资金投入不够，各种体育文化设施缺乏，使得社区村民对社区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都不高，再加上一些低俗的文化产品进入农村市场造成农村的文化活动出现畸形发展。
四是农村社区治理资金不足。与城市社区治理相比，农村社区治理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资金来源单一，再加上政府的资金主要以城市优先，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就相对不足，不能满足村民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需要，制约了农村社区的进一步的发展。
之所以将城市和农村的社区治理进行比较，是因为针对不同的地区的社区治理，需要因地制宜的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而不是盲目的采取同样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治理的效果。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城乡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城市社区的发展较之农村相对较好，农村的治理情况有点落后，需要政府加重对其的重视和投入。
3 改善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对策
3.1 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制度
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社区自身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承担管理职能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因此要完善社区治理，需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将社区自治的权力真正交由社区居民行使，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那样，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政府的管理方式从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变为间接的宏观管理，减少政府对社区的直接干预。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规章政策等方式为社区自治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此外，政府还要在社区治理中定好位，将从自身分离出的社会管理职能交由社区承担，增强社区管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完善社区自治等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市场和法制环境来促进社区的发展。
与此同时，社区居民是社区自治的主体，必须要依靠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才能促进社区建设的完善。通过开辟多渠道让居民有机会参与社区事务的协商和讨论，建立维护居民权益的体制和机制，使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的权利落到实处。
3.2 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社区治理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发挥社会各种力量来提高社区的服务水平，以真正实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目的。由于城市社区的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只需要利用社区闲置的资源来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而农村由于经济较城市落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相对而言不够完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因此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的基础服务设施的财政投入，同时乡村社区也要完善自己的财政管理制度，提高乡村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此外，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要根据对村民的需求调查来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服务的满意度，从实质上做到为人民服务。除了提高物质服务水平之外，城市和乡村社区还需要提供精神服务，如多开展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志愿者服务活动等等，在提高居民参与主动性之外，还联系了人们之间的感情，促使社区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符合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3.3 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社区居民对精神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要建立健全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使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进而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居民的参与热情，从而促进社区治理能力的提高。而当前我国农民缺乏系统性的公民意识教育，公民意识不成体系，处于“碎片化”状态，原有的农民意识虽日益“边缘化”，但现代公民意识还不够强，同时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9]针对这样的问题，首先，通过宣传教育使农民意识到参与社区治理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主人翁的思想。其次，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尊重需求、社交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且一般而言，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们才会追求高层次的需求。因此，要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必须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只有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才会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才会有参与社区民主建设的欲望。
3.4 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的本质是实现公共权力从政府向社区的回归，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因此，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应包括各种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0]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模式，有效地实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而对于政府办不好或办不了的事务转由社会组织承担，因此需要培育社会公益性组织和中介性组织来举办社区的公益性活动。为了更好完善社区服务，在政府的政策法规的引导下，各种社会组织按照市场机制充分地利用社会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使人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农村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要明确界定乡政府和村委会的职责范围。在政府部门的指引下，健全村委会的规章制度和程序，保障农村社区居民的合法权利能够在制度化的环境中得到保障和实现。
3.5 加强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建设
社区治理离不开人的参与，社区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当前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偏大和数量不足等问题都限制了社区的发展。因此，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必须建立起社区人才培养制度体系，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吸引外来人才，并且通过培训体系的建设来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此外，还可以鼓励社区居民自愿组成志愿组织，组织本社会的社区活动。也可以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来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如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等等，充实基层队伍。更重要的是，社区的领导人员需要加强自身素质的建设，首先要从思想上给予重视，将社区治理看成社区的首要任务，利用各种资源促进社区建设。其次，要构建合理的领导班子，如年龄结构要老中青结合，气质结构要互补，知识结构要科学等。最后，基层社区组织领导要协调好政府组织、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社区发展。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治理研究越来越多的得到重视。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相互协调配合的情况下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我国通过这些年的建设在城市社区建设方面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社区经验，而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相对而言比较缓慢，农村社区治理可以借鉴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来促进自身的建设，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通过对城市和农村社区治理现状的比较研究分析发现，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城市和农村社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成果，改善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社区建设中城市和农村也存在一些问题，既有相同，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城市和农村社区的完善，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维护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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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2
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城乡经济的增长，使中国的城镇化向外延式发展，城市空间迅速向周围城郊农村扩张，使得城乡接合部――城市与农村的接合地带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处于城乡接合部的“村改居”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2007年至2011年间，全国的村委会数量由61.3万个减至54.3万个，而社区居委会由8.2万个增至10.4万个。但由于缺乏对城乡接合部实施有效的规划与管理，城乡接合部社区出现管理体制交错、环境卫生脏乱差、治安混乱、流动人口复杂、违章建筑多、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城市的发展产生着极大不利影响和制约，甚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阻碍。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治理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所谓社区，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构成一般包括地域、人口、社会心理、社会组织和公共设施五个基本要素。安全是指某一主体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一般以主体面临的“危险源”来定义、评估安全状况。社区安全可以认为是社区内各个组成部分（即主体）的具有普遍性的安全利益的集合。
第一，快速城镇化引发不确定管理全球化与城镇化双重效应下，安全治理就是如何将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条理出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再实施管理。这种不确定性可依决策者察觉上的不同，具体又分为三种：一是反应的不确定，指决策者知道要对外在环境的变迁或具威胁性的事件采取回应，但却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一备选方案，或对选项的可能结果无法做预测；二是状态的不确定，即组织的决策者对外在环境的真实状态并不了解，因而无法去预测未来的变迁情形如何；三是影响的不确定，指决策者对环境状况有所了解，但对于未来环境中的将会对组织造成何种影响，则无法去做明确的预测。
第二，高速的经济发展滋生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经济高速发展的城镇化时期，也是各类问题、矛盾集中产生、相互交织的时期，在城市的规划改变、征地拆迁、建筑施工等过程中，人财物高度集聚，频繁流动，都全面、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治安形势。人员的日趋复杂，以及相关管理的滞后，使得城乡接合部地区成为滋生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温床。有的城乡接合部已成为色情业的积聚区，、吸毒、贩毒活动也日渐增多。另外，在部分城乡接合部地区，黑恶势力有所抬头。
第三，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各种违法犯罪的叠加。根据犯罪热点与犯罪区位学的理论，大多数的犯罪在地理空间上有聚集的情况，如城乡接合部地区吸引无业游民、黑恶势力、制假售假小商小贩等聚集的状况，导致诸多适合犯罪的标的物曝露在缺乏监控的开放场域中。邻近交通要道的，成为车匪路霸，对来往车辆实施敲诈勒索、拦路抢劫的场所；处于商业集聚区的，欺行霸市、控制市场，收取“保护费”；毗邻厂矿企业的，敲诈勒索、偷盗、抢夺行为泛滥。使此地成为治安问题的核心区域。此外，城乡接合部人财物大流动，社会控制功能相对薄弱，犯罪风险小，成本低，客观上给各种违法犯罪人员以一定刺激和可乘之机，使得犯罪分子作案范围进一步扩大，侵害目标不断增多。
第四，各种复杂群体的集中带来多发性、反复性的频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恶势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恶势力和以个体形式出现、触犯众怒的地方恶势力，酿成了强抢强要型；因农民负担过重和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引发的；违法强拆和城管执法不当引发的执法冲突性；地权、水权、林权争议和重点工程的承建、移民的迁徒和补偿引发的维权性。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构建
（一）安全社区及认证指标
安全社区始于1970年北欧国家瑞典的社区实践，后经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持续推动而发展成为全球运动。安全社区是指一个社区可以在社区民众得以安全健康的工作与生活之共识下，结合社区内所有资源，共同为减少各种意外或故意性的伤害、营造更安全的环境，建立社区安全文化，除区内每个人以身作则外，透过个社区领袖、社会服务机构从业员、企业雇主与雇员、警察、消防与安全人员等，自发性组织、结合社区内所有资源，共同为减少各种意外或故意性的伤害、营造更安全的环境、促进人际和谐、增进每个人身体、心里与社会全面的和谐而不断努力的运动。
所谓社区安全认证，是建立在社区安全调查和社区安全问题统计基础之上，遵循科学原则，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运用一定的数理统计方法，对某一特定地域范围、某一特定时期/时点的社区安全状况与安全工作的客观状况进行的主观性定量与定性评价。截至2012年底，全世界获得安全社区认证的社区共有293个，其中，中国大陆有64个。
依照WHO规定，安全社区必须符合长期、永续经营，并对社区内任何年龄、性别及环境状况，推广全面安全计划及建立社区合作伙伴等六大指标。各项指标包括以下：
一是基础架构：安全社区必须具备一个基于伙伴和合作关系的基础架构，由负责推动社区安全促进工作的跨部门团体共同指挥运作。二是长期规划：安全社区必须有长期性和永续性的计划，并且能涵盖所有性别、年龄层、环境和情况。三是目标对象：安全社区计划中必须要有以高危险人群和高危险环境为目标对象的计划，还要有对弱势群体做安全促进的计划。四是正式记录：安全社区计划必须能提供伤害的频率和受伤原因的记录。五是过程结果评估：安全社区必须有对计划内容执行过程及改善效果的评估。六是持续性参与：安全社区必须能持续性的参与国内和国际的安全社区组织。
（二）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必须重视的三个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使用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指标体系的本地化。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在具有共性的理论指标体系基础上，通过公众与专家调查对重要性、敏感性指标进行筛选，从而确定适合当地实际的最终认证指标体系尤为重要，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地区存在先天性的劣势，认证指标可以考虑相应的放宽。二是指标体系的差异化。不同社区安全评估指标体系虽然具有共性，但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安状况、社区建设水平的不同，必然导致公众或专家对当地社区安全状况认证指标体系认识上的差异。因此，无论是原始数据还是原始分值，都要经过标准化，才能开展认证工作。三是指标体系的动态化。就某一个城市而言，从时间跨度上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变化，同一城市的不同时期（年度），公众或专家对于安全社区认证的指标体系也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因此，不同年度之间通过公众与专家调查对指标体系进行一定的微调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打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盾
所谓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盾”（community security shield），即旨在经由建构城乡接合部社区自我防护网络与自助及互助机制，让社区发挥安全盾牌般“预防式”安全管理功能。由于城乡接合部地处非核心区域，基层、一线警力不足，需运用警民合作关系策略及蜘蛛织网联防机制等群防群治策略机制综合治理。
（一）策略层面：运用网络化安全治理策略
社会治安之政治策略，包括预防性、打击性、矫治性、惩罚性、教育性、管理性与建设性等方面，各自均可形成个别的网络，实现其个别功能：如预防性、打击性、矫治性、教育性网络等。但也必须从整体安全治理概念。以标本兼治、多元思考的系统整合策略，建构侦防并重，执法与服务并施，因地制宜地安全治理网络。警民同伙关系（partnership）建立，警察与治安机关固然需要为治安的成败负起政策责任，却不是安全治理的唯一选择，只是重要选项之一。特别是在非核心区域的城乡接合部，接合部社区安全的变迁与需求，需要透过多元的机关、社会安全防护体系的建构与连接治理，选择合理有效的公共安全风险互动治理策略。以往由警察机关完全掌控城市社区安全管理改善社区治安的模式，应该调整为由城乡接合部社区内既有组织网络，来从事社区安全治理的工作更能具体明确。
（二）机制层面：建立蜘蛛织网联防机制
蜘蛛织网联防机制，即网格化治理在城乡接合部社区治安中的应用。通过整合警力资源，将刑事执法、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服务群众四大职能有机结合，并建立基于GIS.GPS.RS的应急决策支持系统，构筑数字化城乡接合部社区公共安全体系，基本实现能应对接合部突发事件的较为完善的公共安全应急服务。完善城乡接合部社区公共安全的监管网络，要形成“横到边、纵到底、无缝隙、全覆盖”的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管理网络体系。合理配置资源、统筹社区力量，通过居民自家安分守己、城乡接合部社区守望互助巡守、公共部门发起跨域联防最终建立自助、共助、共助有机融合的蜘蛛织网联防机制，这一机制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脱离原始，改变粗放，走向动态警务运行模式的显著标志，必将产生强大的司法制衡力、社会治安的驾驭力、打击犯罪的冲击力。
效率着力于城乡接合部安全协力网络的互动模式建构及实验观察，笔者相信改善个人的生活固然很重要，但是改善整个社会形态更重要；虽然我们无法创造一个平等、互惠的世界，但是若能让彼此有差异的人，有共同面对彼此差异的平台就有可能形成相互帮助，让民众改变民众、社区帮助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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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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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4
为切实落实以社区防控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指导社区科学有序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及早发现病例，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现就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充分发挥社区动员能力，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群防群控，稳防稳控，有效落实综合性防控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防止疫情输入、蔓延、输出，控制疾病传播。
二、具体任务
（一）县（区）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
1．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辖区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参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发现与报告、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院感防控、个人防护等内容的培训，提高防控和诊疗能力。公告，对辖区内来自武汉的人员进行警示，要求到社区卫生机构登记并实行居家医学观察14天。
2.
医疗机构加强预检分诊工作，根据患者症状体征和流行病学史，引导病例至专门的发热呼吸道门诊就诊。为就诊病人提供一次性口罩等防护用品，减少通过医院传播机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转诊至定点医院诊治收治，加强院内感染防控工作。
3.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强化病例个案和聚集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处置，详细调查病例的感染来源，确定疫情波及范围，评估疫情影响及可能发展趋势，掌握病例发病至被隔离期间的接触人员，判定密切接触者。指导一般公共场所、交通工具、集体单位落实以环境清洁和开窗通风为主的卫生措施，必要时进行适度的消毒处理。
（二）街道（乡镇）和社区（村）。
1.实行网格化、地毯式管理。社区要建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织体系，建设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责任到人、联系到户，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得到切实落实、不留死角。鼓励社区居民参与防控活动。
2．加强人员追踪。以社区为网格，加强人员健康监测，摸排人员往来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控措施。重点追踪、督促来自疫情发生地区武汉市的人员居家医学观察14天，监测其健康状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防止疫情输入。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手段，精准管理来自武汉的人员，确保追踪到位，实施医学观察，发挥街道（社区）干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和家庭医生队伍的合力，提高追踪的敏感性和精细化程度。
3．做好密切接触者管理。发动社区网格员、家庭签约医生、预防保健医生对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规范管理，配合疾控机构规范开展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落实密切接触者居家医学观察措施，及时按程序启动排查、诊断、隔离治疗等程序。
4.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力度，严格对社区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清洁、消毒和通风，特别要加强对农贸市场的环境治理，把环境卫生治理措施落实到每个社区、单位和家庭，防止疾病传播。
5.加强健康宣教。要通过“一封信”等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健康提示和就医指南，科学指导公众正确认识和预防疾病，引导公众规范防控行为，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活动，出现症状及时就诊。
三、工作保障
（一）各县（区）党委政府应当加强对辖区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属地责任，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或防控指挥部，及时调整防控策略，提供专项经费和物资保障，督导检查各项社区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建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加强与社区的配合，指导社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发现、防控和应急处置，有效落实密切接触者的排查管理等措施，做到无缝衔接。
（三）街道（乡镇）和社区（村）要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强化责任意识、勇于担当作为，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和网格化工作体系，主动开展病例监测追踪、科普宣教、健康提示、信息报告、爱国卫生运动等综合防控工作，有效控制疫情扩散和传播。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
为落实以社区防控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指导社区科学有序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及早发现病例，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减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监测方案》等相关文件规定，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要求
（一）党政牵头、社区动员，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二）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原则，做好社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现、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
二、相关定义
（一）社区。本方案中“社区”是指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所辖的城乡社区（即城市社区和村）。
（二）社区疫情划分。
1.社区未发现病例。指在社区居民中，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2.社区出现病例或暴发疫情。
社区出现病例，是指在社区居民中，出现1例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尚未出现续发病例。
暴发疫情是指14天内在小范围（如一个家庭、一个工地、一栋楼同一单元等）发现2例及以上确诊病例，病例间可能存在因密切接触导致的人际传播或因共同暴露感染的可能性。
3.社区传播疫情。指在社区居民中，14天内出现2例及以上感染来源不清楚的散发病例，或暴发疫情起数较多且规模较大，呈持续传播态势。
（三）疫点、疫区的划分。
1.疫点。如果社区出现病例或暴发疫情，将病例可能污染的范围确定为疫点。原则上，病人发病前3天至隔离治疗前所到过的场所，病人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空间较小且通风不良的场所，应列为疫点进行管理。疫点一般以一个或若干个住户、一个或若干个办公室、列车或汽车车厢、同一航班、同一病区、同一栋楼等为单位。
2.疫区。如果出现了社区传播疫情，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将该社区确定为疫区。
（四）密切接触者。
与病例发病后有如下接触情形之一，但未采取有效防护者：
1.与病例共同居住、学习、工作，或其他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如与病例近距离工作或共用同一教室或与病例在同一所房屋中生活；
2.诊疗、护理、探视病例的医护人员、家属或其他与病例有类似近距离接触的人员，如直接治疗及护理病例、到病例所在的密闭环境中探视病人或停留，病例同病室的其他患者及其陪护人员；
3.与病例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人员，包括在交通工具上照料护理过病人的人员，该病人的同行人员（家人、同事、朋友等），经调查评估后发现有可能近距离接触病人的其他乘客和乘务人员；
4.现场调查人员调查后经评估认为符合其他与密切接触者接触的人员。
三、社区防控策略及措施
（一）社区未发现病例。
实施“外防输入”的策略，具体措施包括组织动员、健康教育、信息告知、疫区返回人员管理、环境卫生治理、物资准备等。
1.组织动员：社区要建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织体系，以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干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医生为主，鼓励居民和志愿者参与，组成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对社区（村）、楼栋（自然村）、家庭进行全覆盖，落实防控措施。
2.健康教育：充分利用多种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宣传，积极倡导讲卫生、除陋习，摒弃乱扔、乱吐等不文明行为，营造“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我的健康我做主
”的良好氛围。使群众充分了解健康知识，掌握防护要点，养成手卫生、多通风、保持清洁的良好习惯，减少出行，避免参加集会、聚会，乘坐公共交通或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时做好防护，戴口罩，避免接触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禽类或其粪便。
3.信息告知：向公众就诊信息，出现呼吸道症状无发热者到社区卫生防护中心（乡镇卫生院）就诊，发热患者到发热门诊就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到定点医院就诊。每日本地及本社区疫情信息，提示出行、旅行风险。
4.疫区返回人员管理：社区要告示，要求从疫区返回人员应立即到所在村支部或社区进行登记，并到本地卫生院或村医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体检，每天两次体检，同时主动自行隔离14天。所有疫区返乡的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者，及时就近就医排查，根据要求居家隔离或到政府指定地点或医院隔离；其密切接触者应也立即居家自我隔离或到当地指定地点隔离。隔离期间请与本地医务人员或疾控中心保持联系，以便跟踪观察。
5.环境卫生治理：社区开展以环境整治为主、药物消杀为辅的病媒生物综合防制，对居民小区、垃圾中转站、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进行卫生清理，处理垃圾污物，消除鼠、蟑、蚊、蝇等病媒生物孳生环境。及时组织开展全面的病媒生物防制与消杀，有效降低病媒生物密度。
6.物资准备：社区和家庭备置必需的防控物品和物资，如体温计、口罩、消毒用品等。
（二）社区出现病例或暴发疫情。
采取“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策略，具体包括上述6项措施，以及密切接触者管理、加强消毒。
7.密切接触者管理：充分发挥社区预防保健医生、家庭签约医生、社区干部等网格管理员的作用，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开展排查并实施居家或集中医学观察，有条件的应明确集中观察场所。每日随访密切接触者的健康状况，指导观察对象更加灵敏的监测自身情况的变化，并随时做好记录。做好病人的隔离控制和转送定点医院等准备工作。
8.消毒：社区要协助疾控机构，做好病例家庭、楼栋单元、单位办公室、会议室等疫点的消毒，以及公共场所清洁消毒。
（三）社区传播疫情。
采取“内防蔓延、外防输出”的策略，具体包括上述8项措施，以及疫区封锁、限制人员聚集等2项措施。
9.疫区封锁：对划为疫区的社区，必要时可采取疫区封锁措施，限制人员进出，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等。
10.限制人员聚集：社区内限制或停止集市、集会等人群聚集的活动，关闭公共浴池、温泉、影院、网吧、KTV、商场等公共场所。必要时停工、停业、停课。
四、不同社区疫情的防控策略及措施
疫情情形
防控策略
防控措施
社区未发现病例
外防输入
1.组织动员；
2.健康教育；
3.信息告知；
4.疫区返回人员管理；
5.环境卫生治理；
6.物资准备；
社区出现病例或暴发疫情
内防扩散、外防输出
上述1-6措施；
7.密切接触者管理；
8.消毒；
社区传播疫情
内防蔓延、外防输出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5
关键词：市民参与、社区治理
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社区作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内核，加强社区治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总之，在新的时代和发展背景下，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必由之路，其中社区治理的加强和创新是社会管理的切入点。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区治理的问题日渐突出。现代意义上的社区虽然在我国经历的时间尚短，传统的垂直单一体制的社区治理模式逐渐被多元扁平体制的社区治理模式所代替，随着社区居民的对社区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需要处理越来越烦杂的社区事务，协调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关系，于是多余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社区治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最基本单元的社会重构。于是，按照社会治理的主体划分，我国社区治理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一是行政主导型模式。也有学者称为行政引导型或是侧重型模式，指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区治理中对政府的行政力量的依赖度较高，行政管理手段是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这也是我国目前很多城市绝大多数社区采取的社区治理模式，主要以政府的派出机构如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或是工作服务站作为社区治理的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政府组织。
二是自治型模式。通过设置社区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政府授权社区拥有社区管理的职责，以社区组织和社区公民为主体，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方法规范社区运行机制，通过协商的方式管理社区公共事务。
三是混合型模式。或称之为合作型模式，这种模式是将政府与社区自治系统博弈之后的机制，政府干预少，主要通过指导、引导的方式，社区自治系统负责具体实施，二者互为主体，目的是兼顾行政主导型模式和自治型模式的优势，最终的目的是政府逐渐将管理让位于社区自治系统。
四是企业主导型模式。指的是物业管理公司为主导，社区居民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是一种法律契约关系，借助物业管理公司的商业模式有一定收益的负责社区的管理与服务，社区居民有偿享受这些服务并参与其中。
实际上，前三种模式是有时间逻辑顺序关系的，从行政主导型到混合型再到最后的自治型模式，这是
二、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真正意义上的我国城市社区存在时间尚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率的大幅提高，城市社区结合各个城市的特点，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概括地说，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以下三大主要问题：
一是社区治理行政化太强，社区治理主体欠缺多元化。在目前的绝大多数城市社区中，政府的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仍然是社区治理的最重要的主体，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由于各种社会发展现状处于弱势主体的地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关系还没有形成，这不仅仅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还需要企业、社会中介组织、自治组织、、公益组织和社区居民等的共同参与，在相互博弈中共同治理社区。由于各项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引导除政府以外的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以及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做好沟通协调工作，提高共同治理效率，理顺多元主体关系方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二是社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差，这与社会组织发展缓慢有关。社区治理的好坏与否，关键在与社区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的状况。做好供给工作，仅仅依靠政府从资金、人力、物力、长期性来看是不切合实际的，这就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而当前各项针对社会组织的法律政策还存在阻碍其发展的现状，需要简化相关程序，提供各项鼓励政策和便利条件，允许合理合法的盈利。最主要的是，借助社会组织打造社区“公共服务链”，形成良性循环，才是解决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性问题的关键。
三是社区综合治理程度低，公众参与程度低。对于社区工作，往往是各个政府部门管理各自的事务，居委会虽然承接具体社区事务，但是综合治理程度低的现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治理的效率和力度，造成了治理的浪费和无效；同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够，这种“社区冷漠症”的出现与缺乏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缺少社区激励机制有关。
三、市民参与语境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1、理论支撑——市民参与的梯子
根据谢莉·R·安斯汀（Sherry R. Arnstein）在1969年提出的“市民参与的梯子”（“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公民参与的观点[ Sherry R Aronstein．＂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AIP．Vol.35．No.4．July 1969，p216-224]。她将公民参与比作一个梯子，认为参与的梯子有八级，归纳为三类。梯子最下的一段叫“不是参与的参与”，有两级。最底的一级梯子是“操纵”，指邀请活跃的市民代言人作无实权的顾问。梯子的第二级是“治疗”，指不求改善导致市民不满的各种社会与经济因素，而求改变市民对政府的反应。梯子的中段是“象征性的参与”，共三级。从下到上先是“通知”，指向市民报告既成事实。接下来一级是“咨询”，指民意调查、公共聆听等。再上一级是“安抚”，指设市民委员会，但只有参议的权力，没有决策的权力。梯子的最上面一段是“有实权的参与”，共三级。从下到上先是“伙伴”，指市民与市政府分享权力和职责。再上一级是“权”，指市民可代政府行使批准权。最后最高一级是“市民控制”，指市民直接管理、规划和批准，如图1所示。
将社区作为公民参与的依托单元，使公民“不是参与的参与”到“象征性的参与”，再到“有实权的参与”成为了可能，公民从只是被动的聆听、诉求到参与权力的实施、职责的发挥再到直接管理，也就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实现了公民有序自治，也就达到了善治的目的。
图1市民参与的梯子理论
根据市民参与的梯子理论，在政府服务创新过程中，公民有实权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目标。对于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现状来说发展到第六个阶梯“伙伴”是比较符合我国现实的，表现在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的构建过程中，在社区居住的市民、政府、社会中介组织、企业、公益组织等共同治理社区，并实际分享社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至于上一级的“权”和“市民控制”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不适应，还不符合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的现状。
从本质上说，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中，市民参与属于政治参与。按照学者王维国（2007）的观点，政治参与体现了平等思想、对自由的渴求，也是人民大众自身的需要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就当前来说，市民主要是通过政治表达这一常态政治参与形式成为新模式的要素之一。市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来表达其政治观点、意见、意愿，可以通过社区作为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这也是现实中市民参与的最基础、最便捷的路径，这种“有实权的参与”上升到了“伙伴”阶段甚至能达到最高级的“市民控制”。
2、对策建议
按照市民参与的梯子理论，为了使社区里的市民由通知、咨询、安抚的象征性的参与，逐渐扩大参与范围和途径，提高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否则，没有市民参与或是参与度不够的社区治理，其他多元主体治理社区就没有长期的动力，提供的公共服务成了摆设，最终会导致社区治理的失败，也就是说市民参与的程度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成败。因此，强调城市社区治理，必须在市民参与的语境下去构建。具体的对策建议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准确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把握政府的社区职能。在城市社区的治理，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之一，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政府分清其社区职能，厘清行政事务、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等的边界，从社区的“大政府”转变为社区的“小政府”，主要做好“掌舵”职能，并辅助、引导“划桨”；要给其他多元主体在社区从政策上、制度上、机制上以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积极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和市民参与社区的治理，合理分配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并允许企业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盈利，促进不同主题之间的良性互动，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营造共同治理社区的良好氛围和空间。
二是努力构建社区市民参与“梯子”，激励市民的广泛参与。由于社区精神的核心是积极参与、主动承担、成果共享、良性循环等。应努力构建社区市民参与“梯子”，从政策上、机制上激励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拓宽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努力营造共同参与的社区文化和氛围；可以通过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联合措施，从物质上、精神上奖励积极参与的市民，树立参与市民榜样，形成一种积极参与的市民可优先或是换取更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社区环境，从而鼓励市民的参与，逐渐形成“伙伴”关系的有实权的参与。
三是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各类社会组织包括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政府应完善扶持社会组织的各项政策，简化对社会组织的审批等手续，推动某些事业单位积极向社会组织转型，允许社会组织进入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给社会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积极引导社会组织进入社区为社区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
四是善于发挥新兴媒体的作用，做好社区事务的宣传沟通。要善于发挥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新兴媒体形式，如电子社区管理与服务、网络社区、社区微博等，借助这些媒介做好社区事务的宣传工作，丰富社区工作方式，拉近与社区居民的距离，更好地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做好协调和沟通工作。
参考文献：
[1] Sherry R Aronstein．＂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AIP．Vol.35．No.4．July 1969．
[2]张引，孙泉．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及对策：兼论“两委一站”模式．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2（2）：68-72．
[3]崔应令．回顾、反思与重构：近百年来中国社区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2（2）：98-105．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6
高血压是目前我国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与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预防和治疗难以分割，难以在短时间内见到明显预防与控制效果。社区卫生人员与居民易于沟通，便于开展各类工作，能够群策群力，共同参与。因此，只有以社区为基础，以健康促进和行为危险因素干预为主要手段和工作内容，才能提高预防与控制效果和成本效益，实现慢性病综合预防与控制的目标。社区是高血压防治的主要阵地。社区开展高血压防治是控制高血压日益增长趋势的关键，如何在社区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治，采取什么样的综合防治路径，与高血压患者本身息息相关，下面就高血压患者社区综合防治的体会分析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纳入社区管理的高血压患者272人，其中男性174人，女性98人，年龄44至76岁，平均60岁。所有病例根据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高血压的最新诊断标准确立。
1.2社区高血压防治现状
我国高血压患病率持续增长，有资料统计表明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达到19.2%，估计高血压患者接近2亿人。目前社区高血压管理存在宣传率低、治疗不规范、未全面评估等缺点，随着当前医改的推进以及社区卫生服务的不断完善，为高血压的防治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1.3方法
我社区卫生服务站对辖区高血压患者进行社区综合防治措施，以防治结合为主要路径，从多渠道进行管理，具体如下：
1.3.1政策与宣传 动员全社区参与社区高血压防治的计划，实施，提高人群高血压疾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根据文化、经济、环境和地理的差异，针对不同的目标人群采用多种形式进行信息的传播，着重于宣传高血压的特点、原因和并发症的有关知识，宣传其可预防性和可治疗性，以及生活方式在高血压的预防和治疗中的作用，对来门诊高血压患者指导要具体化，行为改变从小量开始。
1.3.2药物治疗 采取规范化与差异化相结合的治疗模式，结合社区现状，选取高血压一线治疗药物如卡托普利、尼群地平、美托洛尔等进行规范治疗，同时根据血压监测情况、患者病情进行差异化指导用药，督促患者按时按量服药，对于血压控制不理想患者适时调整。
1.3.3社区管理模式 将社区依据各居委会分布进行划片，组建家庭医生团队，深入社区、家庭对患者进行随访与评价，提供健康咨询服务，普及健康知识，进行用药观察与康复促进，同时嘱患者低钠、低脂、低胆固醇、低糖饮食，从社会环境、躯体状态和心理因素同时着手，进行心理疏导等其它治疗。
3讨论
高血压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慢性疾病，随着社区卫生服务医疗机构成为防治高血压的主体，如何进行高血压患者社区综合防治，选择什么样的路径进行管理成为社区医疗的服务重点。近几年的实践中，我们采取的一种综合性的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路径，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行为方式干预、分级随访、药物管理以及督促自我管理等工作，从效果来看，这种模式一方面提高了居民的高血压防治意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合理用药，从而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我们体会到，社区医疗发挥的是网底作用，接触面广，能够为患者多渠道的提供诊治信息，因此在路径选择上应能更好的利用社区这个平台，进行规范管理，要运用健康促进的理论将全人群策略和高危人群策略相结合，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与三级预防相结合，开展一体化的综合防治。在选择降压药时，要考虑到社区医疗与患者实际情况，进行选择用药，可以在基本药物里选如尼群地平，硝苯地平，复方降压片等，也可选用一些价格适中，疗效较好的国产氨氯地平，非洛地平等。进行教育宣传时要注意形式方法，可组织健康教育俱乐部、健康讲座、文字宣传材料发放等等。
综上，采取综合性的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多渠道的规范管理路径，有利于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进行综合防治，控制病情，延续病程，值得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1] 罗义，沈潞华等.高血压病的合理用药[J].中国临床医生，2005，33（7）：393―399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7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专题研究”（立项号：［2006］012）。
作者简介：杨永，女，河南洛阳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三农问题；朱春雷，男，河南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公民参与，通常又称为公共参与、公众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1］。公民参与最主要的是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因此，在公众的所有参与中，政治参与尤其重要，最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但严格地说，公民参与不仅包括政治参与，而且还包括在公共的文化生活、组织生活和社会事务等领域的参与。特别是在社会利益分化日益剧烈、公民社会越来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参与的范围正在日益扩大，已经从国家的正式公共领域，扩大到社会的非正式领域。
一般而言，公民参与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参与的主体，公民参与的主体是拥有参与需求的公民，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民，也包括由个体公民组成的各种民间组织；二是参与的领域，社会中存在一个公民可以合法参与的公共领域，这一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的存在；三是参与的渠道，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渠道，公民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2］
公民参与对于公民权利的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公共权力的合法化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公民参与状况除了受社会环境影响外，也与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身素质和政治心理有关。因此，不同的社会阶层或团体，其公民参与状况也各不相同。据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的估计，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将达到2亿人左右。［3］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公民参与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影响到我国政治民主的发展以及城市和谐社会的构建。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公民参与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政治参与方面，而对其在公共文化生活、公共组织以及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社会参与则鲜有触及。农民工离开乡村社会以后，他们在城市社会的公民参与状况如何，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学界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对武汉市农民工调查的基础上，从政治参与、社会参与两个纬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公民参与状况和特点，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并就提高农民工的公民参与水平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此次调查范围覆盖武汉市下辖的武昌、洪山、汉口、青山等七个行政区，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深入建筑工地、厂矿车间、社区、棚户、车站码头和农民工市场等不同场合，对建筑工人、家政人员、装修工、码头工人等各个职业群体就他们的公共生活和思想状况等直接与农民工面对面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932份。在发放问卷进行大范围调查的同时，我们还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结构性的深度访谈。本文所用资料主要出自此次调查。
一、武汉市农民工的公民参与
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公民参与概念，不仅包含政治参与，而且还包括社会参与。在传统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的关系日趋解体、公民社会不断发育、社会不同群体利益日益分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准确地认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公民参与状况。
（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公民参与中处于核心地位。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4］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仅是农民工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而且也反映着农民工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在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过程中，我们着重考察了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在城市的政治参与认知和政治参与行为状况。
城市社会的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人大代表选举、社区居委会选举以及参与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农民工是一种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非工非农、非城非乡的事实身份，他们受到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由于当前的人大代表的选举资格是按照户籍确定，所以农民工的人大代表选举权在很多的城市被剥夺了。对于城市社会而言，政治参与还体现在周期更替的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之中仅有10.6%的人表示参加过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高达89.4%的人则表示从来未参加过。在被调查者之中，有52.4%的人表示自己不认识城市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有28.4%的人表示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见过几面，仅有15.2%和4%的人表示和居委会的人很熟悉或非常熟悉。从社区参与的角度来说，农民工群体和城市社区处于隔离状态。
不仅农民工在人大代表选举和城市社区选举方面的参与度较低，而且他们也很少参与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当我们问及“针对武汉市的发展，您给政府提过建议吗”这一问题时，有60.4%的人表示从未提过，有9.0%的人表示偶尔提过，仅有1.4%的人表示经常提，同时还有29.2%的人表示想提但是没有机会。
在进城后对农村社会的政治参与方面，仅有27.8%的人表示进城务工以后返乡参加过老家的村委会选举，有72.2%的人表示从未参加过。可见这些农民工离开家乡进城务工以后很少关注和参加家乡的人大代表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根据2001年夏对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的专项调查，仅有19.3%的人表示回乡参加过最近的一次村委会选举，高达79.5%的人表示从未回乡参加过村委会选举。［5］两次的调查结论大致相当。可见，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绝大部分进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不仅无法在农村社会实现，而且在城市社会也处于缺失状态，成为城乡的双重边缘人。
（二）农民工的社会参与
尽管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社会组织、公共文化生活以及其他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社会参与日益重要。在传统封闭的农村社区，农民的流动性较弱，农民是农村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主体。当他们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以后就成为信息的无知者和利益不相关者，对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缺乏有效的动力，从而处于参与的冷漠状态。当他们进入城市以后，他们的城市社会参与状况如何呢?
在社会参与的认知上，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利参加城市社区事务管理的占32.5%，认为自己基本有权参加城市社区事务管理的占21.4%，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参加城市社区管理的占22.5%，还有23.7%的人处于无意识的“不清楚”状态。当问及“您是否参加城市社区的公共事务”，仅有12.1%的人表示参加过,高达61.9%的人表示从未参加过，还有26.0%的农民工表示“想参加但没有机会”。根据有关学者于2006年对武汉市农民工的社区生活状况的调查，仅有2.8%的人表示自己是城市社区的一员，有77%的人对城市社区没有归属感；有10.8%的人表示自己愿意参加社区里的活动，20.2%的人表示参不参加都行，高达73.8%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所在社区里的活动。［6］这两次调查的结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对城市社区公共事务的认知和参与上，农民工都比较消极。
就农民工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参与状况，姚华平等曾在武汉市进行了相关调查。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有85.05%的人表示“没有参加”或“很少参加”，只有14.95%的人表示“经常参加”。［7］而社区居委会的判断和对农民工的调查结果较为一致：居委会认为农民工“很少”或“没有”参加社区文体活动的占82.91%。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的自主性较低。在现行制度下农民工作为身份特殊的外来群体，他们不是社区的主人，不能和社区居民一样享受市民待遇。农民工能否参加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生活不仅取决于他们的参与意愿，而且还取决于农民工是否受到了社区组织的吸纳和邀请。根据对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调查，有59.83%的被调查人员表示曾邀请过农民工参与社区的公共文体活动，有42.74%的人表示未邀请农民工参与公共文化活动。
就农民工在社会民间组织领域的参与状况,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有75.1%的人表示在城市务工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在参加社会组织的人中，有8.3%的人参加了工会，有12.3%的人参加了同乡会，有3.1%的人参加了教会，还有2.2%的人参加了其他各种帮会。可见，进城农民工在民间组织方面的参与度较低。
二、影响农民工公民参与的相关因素分析
斯科克波与菲奥里纳主编的《美国民主的公民参与》一书概括了公民参与的三种理论模式，即社会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针对公民参与的条件，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个人之间通过合作、互惠、参与集体社会行动，个体公民关心公共事务并形成互惠合作的规范网络是公民参与的前提条件与基本特征；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通过理性算计决定是否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着重分析制度和组织如何为个人的公民参与提供激励；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公民参与的双向性，一方面公民参与需要公民具有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与能力，另一方面，公民参与需要有利于提高参与的制度设置，这是公民参与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尽管这三种理论都有失偏颇，但总体来说却指出了影响公民参与的三个重要因素。
从社会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综合的角度出发，农民工的公民参与状况不仅与农民工的构成、居住空间分布、职业特点、能力素质以及对城市的融入程度和认同程度等有关，而且还与宏观政治社会体制、组织化程度以及动员机制有关。
（一）农民工的自身特质限制了农民工的公民参与
从调查情况来看，这群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以青壮年为主，20～55岁的占总数的72.1%；男性务工人员较多,占总数的68%；文化程度较低，主要在初中以下；职业主要分布在建筑业、服务业、零工等低技能的“体力型”职业领域；个人的收入和消费状况都较低；居住期限较短，流动性较强，入住工地和租房的人较多。农民工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较为艰苦，职业流动性较大，闲暇时间较少。在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很少返乡参与家乡的政治选举和社区公共事务。而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很难享受到体制内的资源，他们的需求也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挣钱满足生存的需要是他们进城的主要动机。相对而言，城市公共事务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较为遥远。
（二）在政治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农民工遭受城市社会的排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度较低
农民工的公民参与状况不仅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等社会资本有关，而且与整个宏观政治社会管理体制有关。根据我们的调查，愿意住进城里的农民工占到调查总数的64.1%，但事实上，他们不仅不能享受到城市社会的各种公共资源，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受到户籍制度等方方面面的限制。在此背景下，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而非现实利益相关者和诉求者。在没有利益驱动的情况下，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理性农民工很难有参与城市政治社会公共事务的动力。
同时，农民工的亦农亦工、亦城亦乡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受到城市社会体制和文化上的种种排斥。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根据李景治和熊光清的研究，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受经济、政治、公共服务以及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社会排斥。［8］当前，相当多的农民工实际上已经从户籍所在地的政治系统中脱离出去，而在城市中又没有正式户口和市民身份，在中国城市现行政治体制之下，他们就成为从不或者极少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治边缘人”和“社会边缘人”。比如选举权是公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最重要、最直接、最广泛的政治权利，选举活动也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但农民工很少参与选举活动。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大部分时间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中，他们已经脱离了农村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城市“合法”的选民身份，他们也不能参加城市的选举活动。这样，作为合法公民，他们却无法享受到合法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出于同样的原因，农民工参与其他相关社会事务的渠道也不畅通。
就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来说，在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方方面面，农民工几乎都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公民参与的根本动力来自参与者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在没有利益激励的情况下，农民工不可能具有较高的公民参与意愿。同时，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交往多限于本群体内部，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受到很大限制，遭受城市社会网络的排斥非常明显。他们遇到困难时往往求助的是亲缘、地缘、血缘以及业缘等各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在遭到城市社会的各种排斥的情况下，他们对城市社会缺乏基本的认同感，自然也就对城市社会的政治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三）农民工的组织化水平较低，而且缺乏有效的公民参与动员
根据调查，农民工很少参加政党组织、工会组织和城市社会的各种民间组织。在缺乏各种组织的有效整合以及各种组织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城市社会参与将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良好的公民参与不仅来自自身、组织以及各种社会关系资源和制度的有效支持，而且来自于较强的公民参与动员。总体而言，我国的参与动员机制主要有国家动员模式、庇护主义模式以及精英动员模式。［9］显然，在当前城市社会不仅缺少改革前政治和社会参与的国家动员体制、以利益为纽带的庇护主义动员体制，而且也没有当前普遍存在的精英动员。各种动员机制的缺乏也大大消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公民参与。
三、小结及建议
本文以武汉市农民工为个案，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两个纬度考察了农民工进城后在城市社会场域的公民参与状况。总体而言，农民工进城后在城市社会中的公民参与状况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农民工进城后在城市社会场域中的公民参与度较低，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状态；其次，农民工公民参与现状是城乡二元体制和结构在农民工政治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体现，农民工公民参与的边缘化，反映了他们进城后在城市中各种权利实现和资源占有上的边缘地位。没有城乡二元体制的改变，没有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和谐融入，就不会有他们对城市政治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需求、权力、机会和能力的扩展；再次，农民工在城市公民参与的边缘化地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有心理因素，也有社会体制因素；既有环境因素，也有组织动员因素。具体而言，农民工的低参与状况不仅与农民工的职业特点、居住状况、经济收入有关，而且与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社会排斥和对城市社会缺乏足够认同有关。同时农民工的参与状况还与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各级政府和组织的有效动员有较大关系。
因此，提高农民工的公民参与水平不能只从参与本身入手，更主要的是从农民工参与的各种条件和制度基础着手。
第一，从根本上说，必须加快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为农民工的公民参与提供各种制度条件和利益激励。一方面，要加快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出台的各种不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以及废除限制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各种政策；另一方面，着眼于城市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城市社会承受力的范围内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使农民工享受到城市的各种社会资源以及对政治、社会领域公共事务的参与机会。
第二，强化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本。一方面，要从政府的角度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地位，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逐步地让他们享受到城市社会的体制内资源和机会；另一方面，鼓励农民工参加党团组织、工会组织以及其他民间组织。农民工进城后力量较为分散和弱小，所占有的资源极其有限。在此情况下，把农民工纳入各种组织中，不仅有利于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善和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且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维权意识，从而提高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比如北京成立的首家农民工工会不仅为农民工的维权提供了一个畅通的渠道，而且还选出了自己的人大代表来反映自己的呼声，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三，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公民参与创造有利的心理条件。城市的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要切实把农民工看做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农民工纳入到城市政府管理、社区管理以及社会组织中来，切实改善他们在城市社会的生存状况，使他们真正体验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加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融合，提高他们的城市认同感，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公民参与建立良好的心理基础。
第四，加强对农民工公民参与的动员和组织，鼓励和引导农民工群体参与城市社会政治选举、公共政策制定和各种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来。在重大政治社会活动中加强对农民工的动员，把他们作为利益相关者组织进来，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意愿，在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上兼顾他们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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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增阳、黄辉祥.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2（6）.
［6］张玉.武汉市社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J］.学习与实践.2006（3）.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8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利益不同，阶级层次划分更为明显。随着我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在逐步完善的法治条件下，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主体，已经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成为政治发展过程中追求公平、正义等价值的体现。因参与人员的广泛性，参与方法的多样性，公民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慌乱局面。国家制度下放政治参与的权力，昭示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不断成熟，作为新时期下的表现形式，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推进政治制度改革，深掘政治资源，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系统化和有序化，发挥好相应的政策导向作用。我们要通过把握公民政治参与的必然性，现今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客观因素，在充分了解的前提下，制定相关的措施和改革建议，推动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成熟化发展，实现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再完善。
二、公民政治参与形式存在的必然性
政治参与一词兴起于20世纪，在不同的政治环境、思维方式下，其含义与内容有所差别。政治参与就字面上的解释为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府部门政策决定。通过深入把握其内涵，可以得出：其一，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公民或公民团体，即我国存在的合法的中国公民及社会团体拥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其二，政治参与的客体是政府政策及相关的政治活动;其三，政治参与的目的是实现对政府部门重大决策的影响或推动政府部门实行某些重要决策，即政治导向作用;其四，政治参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行为。以上对政治参与内涵的把握，将为下面我国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提供切入角度。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要求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参与政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公民参与政治的内容不尽相同，在我国，在相关法律制度规定的前提下，公民参与政治大致有以下几项内容：一是我国法律规定，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通过实行这样的权利，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选举和罢免，同时在国家进行重大决策决定时，通过投赞成和反对票，以实现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二是公民或团体通过对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对政府部门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提出相应看法，以监督国家机关和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反映基层观点;三是通过一些社会活动直接参与政治，这种形式使人民可以直接参与一些政治事务。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息息相关，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参与的物质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参与政治的经济阶层，同时因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使得国民更好地接受教育，使得政治参与人群更广。第二，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我国现如今制定了较为完善的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和政党制度，这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使得公民参与政治更具体化，能够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第三，公民自发形成的民间团体组织。在我国，实行以共产党为主，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共同管理国家事务，除了一些政党，类似于教会、工会等一些非政府组织成为了公民个体和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使得公民表达个人意见和看法时，不至于无处可诉，更好地带动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
三、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虽然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在相关法律条例的支持和经济、人文发展的支持下，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公民政治参与越来越积极，但总体来说，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仍处在萌芽状态，表现的情况多为无序参与，杂乱状态，因此，必须深入了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深刻把握影响其发展的制约因素，才能及时找到解决的方法，对症下药，从而促进公民政治参与走向成熟。
1、经济物资储备是客观制约因素
政治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条件在公民政治参与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势如破竹，但因为地域、政策等条件的不同，经济成长态势在各地有很大差别。伴随经济发展，经济地位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利益冲突也日渐凸显。经济基础直接决定了当地的物质条件，尤其是教育条件。只有解决了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人们才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方面，因此，经济条件发达的地区，人们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反之则较低。另外，经济发达地区物资储备丰富，教育体系等也较为完善，人均受教育程度较高，这就使得公民参与政治的活跃度更高，在参与方式上更加合理化、合法化，对政治参与的渠道认识更深刻。相反，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就会有更多问题存在，甚至因对政治参与的渠道认识不清，出现非法的参与方式。
2、政治文化厚度的制约
当地的政治文化背景对公民政治参与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同群体对政治要求不同，自身的文化程度不同，政治参与意识也深浅不一。总体来看：大中型城市、党政机关工作者以及高等教育工作者，因有较厚的文化底蕴，对政治事件的敏感度相对较高，参与意识也较强，参与更积极，相较而言，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山区等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政治消息较为闭塞，甚至没有人会想到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中来。由此可见，文化层次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潜意识息息相关，受教育程度高，文化底蕴厚，势必推进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和成熟。同时，拥有一定的知识文化后，才能对自身认识更加全面，对自身利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才能对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更好的定位，对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实施后的利弊认识更加透彻，以便更好地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3、社会条件的制约
随着经济、政治发展出现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要求，迫使原有的政治体制进行改变，以适应公民利益对政治生活的需求。除此之外，在当今社会风云变换的政治局势下，政治体制的改变无法及时适应社会的新变化，就容易产生政策失误。不能及时得到社会各方面需求的及时反馈，就容易在制定政策时产生偏差，因此，社会背景的不稳定性，社会心理、政治条件的不确定性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的难度增大，进而影响民主政治发展的速度。
四、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
公民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成熟化的必经之路，也将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因此，针对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力求相应的解决方法，以及时清除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障碍，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1、推进各地经济共同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态势迅猛，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意地域经济的差距，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利用带动或设试验点等方法，尽最大可能促进各地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经济落后地区，应格外注意当地物质状况，尽一切可能，解决不发达地区的物资匮乏的状况。只有当经济储备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时，人们才可能将注意力放到民主政治上来，才能更好的维护民主制度，避免因物质需求产生的与国家发展相背离的冲突发生，人民利益也才能更好地得到维护。
2、推进各地受教育程度全面发展
教育是国之根本，通过发展教育来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积极性，是最具可行性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容易产生效用的方法。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老师通过潜移默化的教导，将政治参与意识根植在学生的心中，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未来做好铺垫，这也是能够让政治参与源远流长的长远之计。文化知识影响人的认知、判断等能力，而深厚的文化影响着公民对政治问题的理解和处理能力，也影响着政策实施后的成效。知识使人强大，推进各地受教育程度，使公民对政治决策的出台和施行行使着导向作用，通过提前对政策施行后可能带来的利弊分析，支持或反对相应政策，同时在政策实施后及时监督其效果，对实施过程进行反馈，将更好的完善某项政策。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可以让意见反馈表达更准确，更有利于政策制度等的及时修改，更及时的适应人们变化的需求。
3、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参与体制和途径
政治体制无论如何改动，都不能偏离国情，任何时候，发展适合国情的体制才能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对于我国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民为主，以当前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方向，推动公民政治参与不断进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蓬勃发展。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基于国情之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基于国情，发展出我国的特色。在政治参与途径方面，应当将合法的形式切实推行到广大基层群众当中，详细具体的呈现各种途径，不断宣扬政治文化，提高基层人民对政治的关注度和积极性。
五、结语
推动公民政治参与必须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相关的体系和制度，及时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可行性。公民政治参与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不仅仅是公民实践权利，维护利益的重要途径，还影响着政治民主和稳定;同时，在政治参与主体中，社会团体组织还影响着社会自治，社会各阶层的流动也深受政治参与的影响。因此，在合法的前提下，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加强合理的引导，才能更好地发展政治文明，完善我国的公民参与机制，更好地发挥公民政治参与的政策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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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9
二、以促进改善民生，保证专款专用为目的，增强重点专项资金审计。重点检查各项专项资金运转和治理近况，提醒资金运用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相关政策具体落实，促进提高资金运用效益。
3、社保资金审计；
4、计生事业费及计生政策落实状况审计；
5、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审计；
6、工业园区及生物产业园征地拆迁资金审计；
三、以促进提高项目建设治理程度和资金运用效益为目的，增重点建设项目审计。重点关注项目建设顺序治理、工程概预算治理、资金治理；关注工程建设质量和效益，关注严重违法违纪、严厉损掉浪费和经济犯罪问题。
7、旭光村村民安顿小区工程决算审计；
8、联丰村村民安顿小区工程决算审计；
9、小学教育楼完工决算审计；
10、安居工程建设项目审计；
四、以防备金融风险、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为目的，增强金融企业审计。关注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坚苦和问题，提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推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
11、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办法落实状况审计查询；
五、以规范粮食储藏治理，保证粮食安全为目的，关注粮食风险基金及粮食收买借款的运用治理状况，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实时提出整改和增强治理的建议。
12、开展当地粮食储藏治理状况审计；
六、以促进指导干部依法履职为目的，增强指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关注当地区、本部分、本单位财务进出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正当和效益状况；贯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状况；恪守有关经济司法法律、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计划部署状况等。
13、区商务和旅行局原负责人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10
二、增强反省，多方监视，实在做到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一）对落实支农惠农政策状况进行监视反省
一体局为仔细贯彻中心、省、市2012相关“三农”文件精力，狠抓支农惠农各项政策落实，详细从“两早”、“四查”着手。
“两早”：一是“早”抓进修。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进修中心、省、市一号文件及相关政策，具体把握文件方法，促进抓好落实。二是“早”方案宣传。一体局制订出“财政公开状况、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落实状况、农人担负反弹状况和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状况”任务年度方案，三月份具体反省落实状况；还应用科技三下乡时进行“三农”政策宣传。
“四查”：汇同区纪委监察局等协办单元，着手对等四个涉农街道做事处所属社区进行年的财政公开状况、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落实状况、农人担负反弹状况和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状况一一反省监视。一查居务、财政公开状况。对同乐等社区的居务、财政公开状况一一检查和核实。二查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落实状况。在安全社区李志林家检查综合直补和粮食直补银行卡时，年的直补已到农户的乡村信誉社帐上；街办对11768户农户予以108余万元全额直补。三查农人担负反弹状况。圣灯建北社区年收入301余万元，开支173余万元，余款一一分派到各农户，农人无担负。四查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状况。集体经济组织开展优越，同乐社区积极探究“3+1”社区开展治理形式。
（二）增强对村务公开任务的监管
我区非常注重村务公开任务，盲目将村务公开任务摆上党委、当局的主要议事日程，并依照有关文件精力，成立了农人担负监管小组，担任指点、监视我区农人担负及村务公开；各社区村委会也响应成立村务公开指导和监视机构，为村务公开任务的顺畅展开供应组织包管。在村务公开任务中，做到严厉把关；在公开局限上，做到全公开；除公开村级财政进出、公益建立、计生目标、水电费收缴、专项资金和物资的运用分派、上级有关社会经济开展的优惠政策等内容外，还把群众关怀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村里决议计划的严重事项做为必需内容进行公开;在公开顺序上，做到有序公开；对确定公开的事项，先由村民监视小组审议，再经村“两委”会议核定后，对触及村内严重事务的公开，要求必需提交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定定;在公开方式上，做到灵敏公开；经过设立固定的村务公开栏，将有关事项和账目按期张榜，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面临面向群众公开等多种方式扩展公开面;在公开工夫上，做到常公开；依据公开内容的性质和群众关怀的水平，分为月、季度、半年、随时公开四品种型。在第一季度组织按期反省1次。第二季度布置人员参与区财务局牵头的关于财政公开大反省任务；9月8日一体局对我区同乐社区、建立社区的村务公开状况进行抽查，并请成华电视台宣传报道。
（三）对落实涉农收费公示制，制止“三乱”景象落实状况进行反省
依据中心、省市有关文件要求，对触及“三乱”收费进行仔细反省，对中小学收费、农人用电收费、报刊征订以及其他涉农收费都依照规则公示上墙，普遍承受群众监视。
1、实在做好粮食直补任务
依据有关文件精力，我区接纳发放误工费方法将粮食直补发到每个农户和生齿，严厉做到“五个到户、六个禁绝”，让农人群众亲身感触到党的乡村政策的暖和。本年，我区共发放粮食直补款19万、农资综合直补资金94万。
2、树立委派管帐核算中间
各涉农街道均树立委派管帐核算中间，对各社区资产一致治理、集中核算；树立健全了民主办财准则和民主办财小组，制订规矩，连系村务公开任务，按要乞降顺序进行财政公开，严重事项随时公开，承受群众监视；树立健全财政治理准则，树立资产台账，标准财政运动顺序；树立健全审计监视准则，轮番对村社财政状况进行审计。每一笔开支都要交理财小组审核,年关分派方案须报经所属街道审批。
三、增强宣传，实在把党的政策宣传到社区、农户
一是仔细挑选。经由重复推敲，仔细挑选了中心、省、市触及农业乡村方面的政策文件5个，应用保和街办的有利前提，将5个乡村政策精力依托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和触摸屏查阅等方法向农人进行宣传。其他几个涉农街办待前提成熟后再以电子屏幕等方法宣传农业乡村方面的各项政策；二是抓好政策宣传。以纸质文件和科技三下乡进行宣传。三是抓好监视反省。依据义务分工，一体局年头实时制订全年反省任务方案，按期或不按期到街道、社区反省催促政策宣传落实状况。四是宣传内容普遍。1、《2012年四川省委1号文件》；2、会劳动和社会保证局《关于促进进城务工乡村劳动者不变就业的施行方法》；3、《会农人身份证实治理方法.》；4、《会人事局关于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开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供应人事人才效劳的定见》；5、《关于应对当时经济情势做好不变就业任务的定见的施行细则》成劳社发（2012）21号。
四、增强治理，避免集体资产流掉，强化对社区集体资金、资产、资本的治理
（一）增强指导，机构健全
为实在抓好社区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本治理，由区一体局牵头成立乡村集体资产治理指点小组，还制订出台《关于树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指点定见》；相关部分依据职责分工，各施其责，亲密共同，一起做好社区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本治理任务。各涉农街道做事处确定专人担任此项任务。
（二）清产核资，清楚产权
按市委年一致布置摆设，我区在全区局限内展开了乡村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任务。清算对象包罗集体运营性资产和资本性资产，处理了原集体资产权属不清的问题。经过这项任务的展开，进一步清楚了集体资产产权主体，还也维护了农人的好处。乡村承包运营权确权注销任务，截止当前，同乐社区6-11组乡村承包运营权数据摸底查询任务已根本完成。下一步社区将对《6-11组乡村承包运营权确权任务注销方案》进行表决。
（三）完美准则，增强监管
树立健全了民主办财准则，树立民主办财小组，制订规矩，并连系村务公开任务，按要乞降顺序进行财政公开，严重事项随时公开，承受群众监视；树立健全财政治理准则，树立资产台账，标准财政运动顺序；树立建全审计监视准则，轮番对村社财政状况进行审计。
五、统筹开展，立异机制，按股份化运作要求树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一）全区集体经济组织创立状况
为促进集体资产开展强大，我区积极探究集体资产治理新体系体例、新机制。将运营性资产量化到每一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逐渐完成公司化治理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有用保证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截止当前，全区已立异和树立乡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35个。个中：18个、青龙6个、圣灯6个、保和5个。资产总量在50万上的集体经济组织比例达100%；资产总量在100万上的集体经济组织比例达89%，资产总量超越1万万的集体经济组织有3个，辨别为会成华区乐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会成华区西联实业公司和站东实业有限公司。全区已组建的35个乡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悉数是以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为根本单元，由农人以现金或地盘承包运营权入股的方式组建而成。
（二）立异树立同乐股份制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在我局任务组牵头指点下，同乐社区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设置方案和人员身份界定方法进行了重复评论和研讨，在充沛寻求社区居民定见后，连系本身实践制订了《同乐社区6-11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大同乐祥资产治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设置方案》和《同乐社区6-11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方案》。6月6日，社区将两个方案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两个方案都取得全票经过。大会应到34人，实到27人，表决赞同人数27人。
六、圣灯“农转非”地域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指点任务状况
依据会农委等九委局《关于我市乡村村组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任务施行定见》（成农办〔2006〕51号）文件要求、区委常委会三个触及乡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任务会议纪要以及有关会议精力，区一体局担任对乡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指点和协调任务。
（一）任务办法
依照区委何立斌书记就处理圣灯农转非地域清产核资问题提出的“尊敬前史、统筹实际、保证权益、尊敬开展”四项总体准则和五点任务要求，我局进一步加大指点力度，搞好效劳和协调，并积极接纳办法，力促矛盾化解。
1.落实包案指导、承办科室，树立预警机制。
为妥帖处理农转非地域集体资产遗留问题，我局高度注重，一是成立了由一把手亲身包案指导的内部任务小组，经济科和局办公室两个科室详细承办；二是树立了清产核资信拜访题的预警机制，提早制订预案。按期和不按期与圣灯街办勾结，仔细剖析、研讨有关问题，针对性制订措置方案。
2.热情耐性招待上访群众，不变上访群众心情。
对所反映的问题，依据有关司法律例和清产核资政策耐性做好分析和疏导任务，并增强有关司法律例和政策宣传力度，指导群众依法进行运动。
3.进修借鉴其它区集体资产措置任务成功经历，积极探究展开清产核资任务方法、做法。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11
从公务员的级别来看，分为基层和中层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而对于省部级副职以上公务员则没有专门的研究，一方面可能是研究样本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政治敏感性等因素，研究可行性不大。本文所指的基层公务员是县（市）、乡（镇）两级政府的公务员队伍，他们是保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的核心力量，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的先行者，担负着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使命。中层公务员则主要指科级、县处级和司局级公务员队伍，他们是公务员干部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也是提高整个公务员队伍领导力和执行力的关键。
1.基层公务员
对基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分为对人格特点、心态变化的研究、对公共服务精神的调查和分析。《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与行为类型》一文采用中国人人格量表对1237名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和419名对照组被试的人格特点所作比较，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及其与行为风格的关系。《由“催粮纳税”到“服务群众”——关于基层公务员心态的调查》一文是在我国基层公务员经历着由“催粮纳税”到“服务群众”的角色转变的背景下，试图全面了解和把握基层公务员的心态变化而调查的研究成果。课题组先后深入张家口市具有代表性的4个县的14个乡镇，分别以座谈会、个别走访、问卷等形式展开调研，分析基层公务员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理想信念淡化，公仆意识不强；思想落后保守，支农能力较差；经济待遇低、政治进步慢；且受到乡镇机构改革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层公务员心态良性调整的对策，包括：树立乡镇人民公仆高大形象，开展真正适合基层公务员的思想教育；建立“留得住心”的用人机制，强化基层公务员“执政”能力；体现优先原则，提高基层公务员经济收入等。《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现状分析与对策》一文认为提升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支撑和重要保障。文章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缺失现状进行的分析，指出应加强基层政府的制度构建来塑造公务员精神。总的来说，基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比较丰富，能够紧抓基层公共事务和政策变化的新特点，调查在基层政府任职的公务员的心理的变化，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提高基层公务员执政能力的方法。
2.中层公务员
中层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集中于对政治成熟度、权力心理、决策心理和改革创新意识的考察。《我国司局级公务员的心理素质分析》对司局级公务员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考察，表明司局级公务员心理的特征是权力动机较强，对失败有较强的承受力，但成功进取心不够，风险决策意识较弱，亲和动机中等；政治上比较成熟，情绪稳定，现实感较强，但不够活泼，过于冷静，缺少热情。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司局级公务员政治心理的成熟度和趋于保守的政治心态。《对县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的思考》一文，作者通过对曲靖市33个市直机关、9个县（市）区县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状况的调查，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治意识有所淡化；理论功底比较薄弱；受不良思想侵蚀。分析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从内因上看，没有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从客观上看，既有社会因素和组织因素，也有体制因素。《贵州省厅局级公务员心理素质调研》通过设计问卷对省直机关厅局级255名公务员进行创造能力、自信心、预见能力和意志力的考察，发现在被调查的公务员中创造力非常强的人为零，较强的占9%，超过50%的人创造力非常低，说明贵州省厅局级公务员比较缺乏勇于开拓，锐意改革的创造型人才，自信心和预见能力的考查情况也不乐观。综上研究表明：中层公务员的政治成熟度相对较高，权力动机比较强，但是在预见能力和决策判断力上有所欠缺，而改革创新意识则明显缺乏，不能适应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比较基层公务员和中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可以发现研究的内容和结论都有较大差别，而关于两者的共性和差异的对比研究则少有人涉足。
二、对某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
由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公务员的政治心理不尽相同，因此关注某一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广东省领导干部人格特征状况研究》通过采用16PF量表对随机抽取的有代表性的588名领导干部进行测试，以探求广东省在岗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状况。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总体的人格特征显著，在乐群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怀疑性、忧虑性、实验性、聪慧性、恃强性、敏感性、世故性这些人格因素与全国常模比较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心理健康者占67.10%，创造力强者仅占19.17%，有成功的希望者仅占7.15%，生活适应满意者仅占22.13%。”《杭州市中青年领导干部人格特征研究》采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对杭州市213名中青年领导干部作了测量，并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结果：中青年领导干部人格特征表现为情绪稳定成熟、开朗热情、自信沉着、理智现实、自律严谨、敢做敢为、适应良好等特点，但果断性、刚毅性、创造性并不突出。男性更内向独立、自信现实、情绪稳定，女性更外向、乐群、敏感。《成都市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调查研究》则侧重于探讨如何提高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水平，以使成都市适应加入WTO要求，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调查结果认为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总体是好的，搞好制度与法规建设，建立合理的高薪养廉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监督环境，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是成都市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关键。
上述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广东省和杭州市与西部城市成都市的公务员政治心理有着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虽然经济发达，但公务员在创造力和满意度上并不比西部地区公务员更高，在行政伦理道德方面，西部地区公务员总体较好。但由于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相对较少，难以进一步得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公务员之间的区别。
三、以性别为区分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
由于两性的差异，使得女性公务员的政治心理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其中的研究包括女性公务员的人格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对待政府机构改革的态度等。《浅析当今女性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状况》一文采用16PF量表对随机抽取的女性领导干部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女性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显著，大部分表现为外倾、开朗乐观、心理基本健康，但为数不少的女性领导干部的创造能力不强，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和困扰。还有针对某一地区的女性公务员政治心理状况的研究，如《上海市级女公务员发展状况调查》是上海市市级机关妇女委员会于2004年8月至10月对市级机关女公务员进行的专题调查，结果表明：上海市级女公务员政治素质过硬、信仰坚定、对社会发展、工作现状和生活态度都充满着信心，追求卓越，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女公务员认同度比较高，因此建立“廉政、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女公务员的作用，提升女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能力。《精兵简政应体现男女平等原则——辽宁省直机关部分女干部心态调查与建议》一文通过对辽宁省直机关20个涉及撤并及女干部较为集中的委办局女性的心态进行了调查，发现90%以上的女干部对机构改革持赞成、支持态度，认为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存在焦虑的心态占45%；表示无所谓的约占25%；思想压力大、意见大、心理不平衡的占60%。作者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对机构改革的反映尤为强烈，因此应当将性别意识纳入机构改革的决策之中。
综上研究表明，大部分女性公务员政治素质较高，信仰坚定，心理健康；但与男性公务员一样，女性公务员的创造能力也不强，对机构改革女性公务员的心态更加复杂，明确支持但又深感焦虑。但关于女性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范畴和深度都有所欠缺，比如女性公务员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认知问题，权力心理、决策心理和腐败心理有无特殊性的问题都缺乏深入研究。
四、对公务员政治心理某一方面的研究
针对公务员政治心理某一方面研究主要包括公务员的认知结构、人格特点、政治心态和鉴别能力等。总结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和人格特点客观要求很高，而实际上当前公务员还存在着腐败、守旧等与客观要求不符合的地方，因此探讨如何塑造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和人格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于政治心理的其他方面探讨相对较少，政治鉴别能力和政党认同是比较有创新性的研究。
《试论公务员的认知结构》一文将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分为三个层面：政治认知要求公务员从治理和政治责任的角度维护政治社会的正常运转，职业认知强调公务员对公众负责和其本身所具有的临界状态以及社会要求转化为公务员的职业伦理，社会文化认知在于公务员以平等的精神体现于社会公众之中，以公正处理社会中的人和事物以及公务员的自身和社会的双重身份如何对待文化的传承。《国家公务员的人格特征》总结道：良好的政治素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和现代心理素质与知识架构是构成国家公务员的人格特征的四大基本要素。
《论新时期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塑造》指出当前我国公务员存在着腐败人格、中庸人格、守旧人格及其官僚人格等不良现象，并探索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塑造的新途径。《论新时期公务员的政治鉴别能力》一文阐述了公务员政治鉴别能力的内容及要求，以及从加强理论学习和提高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方式来加强公务员政治鉴别能力。《当代中国群体政党认同的实证分析——以公务员群体为对象》探讨公务员群体作为执政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党、党的政策、党政关系、党群关系的认知情况。研究表明：公务员对执政党态度总体呈理性信任，大部分公务员认为执政党总体和谐，但是在提高和谐度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
五、问题导向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
问题导向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腐败问题，政府机构改革问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上。
1.腐败问题
关于公务员腐败的心理原因探讨相对较多。有学者认为公务员腐败是由于存在侥幸心理、失衡心理、攀比心理、补偿心理、从众心理等；也有学者认为腐败形态分为不自觉腐败和自觉腐败两种，不自觉腐败是由于公务员受到社会环境中不良价值观的消极影响而偶然产生的，自觉腐败是公务员不自觉地对于腐败由“模糊”转向肯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腐败政治心理，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在从事腐败活动，但由于私欲的不断膨胀已无法控制自己。对于反腐败问题，《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一文强调要高度重视廉政心理建设，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切实有效地防治腐败心理演变，从源头上建设廉政文化体系和反腐败体系。也有学者认为应当用改革的精神反腐败，通过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和体制环境。
2.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关于公务员对政府机构改革心态的研究、关注公务员对改革的态度及各种表现，并探讨对其不良心态进行矫正的措施。《机构改革中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针对吉林省长春市的公务员对机构改革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公务员希望改革的心理非常强烈，大部分人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不少公务员在看待人员分流时担心受“关系”和“人情”因素的影响，接受“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观念仍较为困难。这一调查反映出公务员期望改革、提高效率、公平竞争的积极政治心态，也能反映公务员群体中的人情和关系等政治亚文化根深蒂固。《政府机构改革前公务员的心态及调适》认为改革要达到预期目的，必须关注改革前公务员心态的各种表现，并在此基础上、从自我的调适、行政组织调适和社会调适三个方面阐述了对政府机构改革前公务员中存有不良心态矫治的对策和措施。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12
从公务员的级别来看，分为基层和中层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而对于省部级副职以上公务员则没有专门的研究，一方面可能是研究样本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政治敏感性等因素，研究可行性不大。本文所指的基层公务员是县（市）、乡（镇）两级政府的公务员队伍，他们是保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的核心力量，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的先行者，担负着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使命。中层公务员则主要指科级、县处级和司局级公务员队伍，他们是公务员干部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也是提高整个公务员队伍领导力和执行力的关键。
1.基层公务员
对基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分为对人格特点、心态变化的研究、对公共服务精神的调查和分析。《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与行为类型》一文采用中国人人格量表对1237名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和419名对照组被试的人格特点所作比较，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及其与行为风格的关系。《由“催粮纳税”到“服务群众”——关于基层公务员心态的调查》一文是在我国基层公务员经历着由“催粮纳税”到“服务群众”的角色转变的背景下，试图全面了解和把握基层公务员的心态变化而调查的研究成果。课题组先后深入张家口市具有代表性的4个县的14个乡镇，分别以座谈会、个别走访、问卷等形式展开调研，分析基层公务员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理想信念淡化，公仆意识不强；思想落后保守，支农能力较差；经济待遇低、政治进步慢；且受到乡镇机构改革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层公务员心态良性调整的对策，包括：树立乡镇人民公仆高大形象，开展真正适合基层公务员的思想教育；建立“留得住心”的用人机制，强化基层公务员“执政”能力；体现优先原则，提高基层公务员经济收入等。《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现状分析与对策》一文认为提升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支撑和重要保障。文章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缺失现状进行的分析，指出应加强基层政府的制度构建来塑造公务员精神。总的来说，基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比较丰富，能够紧抓基层公共事务和政策变化的新特点，调查在基层政府任职的公务员的心理的变化，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提高基层公务员执政能力的方法。
2.中层公务员
中层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集中于对政治成熟度、权力心理、决策心理和改革创新意识的考察。《我国司局级公务员的心理素质分析》对司局级公务员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考察，表明司局级公务员心理的特征是权力动机较强，对失败有较强的承受力，但成功进取心不够，风险决策意识较弱，亲和动机中等；政治上比较成熟，情绪稳定，现实感较强，但不够活泼，过于冷静，缺少热情。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司局级公务员政治心理的成熟度和趋于保守的政治心态。《对县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的思考》一文，作者通过对曲靖市33个市直机关、9个县（市）区县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状况的调查，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治意识有所淡化；理论功底比较薄弱；受不良思想侵蚀。分析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从内因上看，没有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从客观上看，既有社会因素和组织因素，也有体制因素。《贵州省厅局级公务员心理素质调研》通过设计问卷对省直机关厅局级255名公务员进行创造能力、自信心、预见能力和意志力的考察，发现在被调查的公务员中创造力非常强的人为零，较强的占9%，超过50%的人创造力非常低，说明贵州省厅局级公务员比较缺乏勇于开拓，锐意改革的创造型人才，自信心和预见能力的考查情况也不乐观。综上研究表明：中层公务员的政治成熟度相对较高，权力动机比较强，但是在预见能力和决策判断力上有所欠缺，而改革创新意识则明显缺乏，不能适应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比较基层公务员和中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可以发现研究的内容和结论都有较大差别，而关于两者的共性和差异的对比研究则少有人涉足。
二、对某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
由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公务员的政治心理不尽相同，因此关注某一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广东省领导干部人格特征状况研究》通过采用16PF量表对随机抽取的有代表性的588名领导干部进行测试，以探求广东省在岗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状况。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总体的人格特征显著，在乐群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怀疑性、忧虑性、实验性、聪慧性、恃强性、敏感性、世故性这些人格因素与全国常模比较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心理健康者占67.10%，创造力强者仅占19.17%，有成功的希望者仅占7.15%，生活适应满意者仅占22.13%。”《杭州市中青年领导干部人格特征研究》采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对杭州市213名中青年领导干部作了测量，并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结果：中青年领导干部人格特征表现为情绪稳定成熟、开朗热情、自信沉着、理智现实、自律严谨、敢做敢为、适应良好等特点，但果断性、刚毅性、创造性并不突出。男性更内向独立、自信现实、情绪稳定，女性更外向、乐群、敏感。《成都市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调查研究》则侧重于探讨如何提高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水平，以使成都市适应加入WTO要求，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调查结果认为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总体是好的，搞好制度与法规建设，建立合理的高薪养廉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监督环境，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是成都市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关键。
上述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广东省和杭州市与西部城市成都市的公务员政治心理有着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虽然经济发达，但公务员在创造力和满意度上并不比西部地区公务员更高，在行政伦理道德方面，西部地区公务员总体较好。但由于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相对较少，难以进一步得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公务员之间的区别。
三、以性别为区分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
由于两性的差异，使得女性公务员的政治心理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其中的研究包括女性公务员的人格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对待政府机构改革的态度等。《浅析当今女性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状况》一文采用16PF量表对随机抽取的女性领导干部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女性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显著，大部分表现为外倾、开朗乐观、心理基本健康，但为数不少的女性领导干部的创造能力不强，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和困扰。还有针对某一地区的女性公务员政治心理状况的研究，如《上海市级女公务员发展状况调查》是上海市市级机关妇女委员会于2004年8月至10月对市级机关女公务员进行的专题调查，结果表明：上海市级女公务员政治素质过硬、信仰坚定、对社会发展、工作现状和生活态度都充满着信心，追求卓越，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女公务员认同度比较高，因此建立“廉政、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女公务员的作用，提升女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能力。《精兵简政应体现男女平等原则——辽宁省直机关部分女干部心态调查与建议》一文通过对辽宁省直机关20个涉及撤并及女干部较为集中的委办局女性的心态进行了调查，发现90%以上的女干部对机构改革持赞成、支持态度，认为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存在焦虑的心态占45%；表示无所谓的约占25%；思想压力大、意见大、心理不平衡的占60%。作者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对机构改革的反映尤为强烈，因此应当将性别意识纳入机构改革的决策之中。
综上研究表明，大部分女性公务员政治素质较高，信仰坚定，心理健康；但与男性公务员一样，女性公务员的创造能力也不强，对机构改革女性公务员的心态更加复杂，明确支持但又深感焦虑。但关于女性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范畴和深度都有所欠缺，比如女性公务员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认知问题，权力心理、决策心理和腐败心理有无特殊性的问题都缺乏深入研究。
四、对公务员政治心理某一方面的研究
针对公务员政治心理某一方面研究主要包括公务员的认知结构、人格特点、政治心态和鉴别能力等。总结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和人格特点客观要求很高，而实际上当前公务员还存在着腐败、守旧等与客观要求不符合的地方，因此探讨如何塑造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和人格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于政治心理的其他方面探讨相对较少，政治鉴别能力和政党认同是比较有创新性的研究。《试论公务员的认知结构》一文将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分为三个层面：政治认知要求公务员从治理和政治责任的角度维护政治社会的正常运转，职业认知强调公务员对公众负责和其本身所具有的临界状态以及社会要求转化为公务员的职业伦理，社会文化认知在于公务员以平等的精神体现于社会公众之中，以公正处理社会中的人和事物以及公务员的自身和社会的双重身份如何对待文化的传承。《国家公务员的人格特征》总结道：良好的政治素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和现代心理素质与知识架构是构成国家公务员的人格特征的四大基本要素。
《论新时期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塑造》指出当前我国公务员存在着腐败人格、中庸人格、守旧人格及其官僚人格等不良现象，并探索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塑造的新途径。《论新时期公务员的政治鉴别能力》一文阐述了公务员政治鉴别能力的内容及要求，以及从加强理论学习和提高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方式来加强公务员政治鉴别能力。《当代中国群体政党认同的实证分析——以公务员群体为对象》探讨公务员群体作为执政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党、党的政策、党政关系、党群关系的认知情况。研究表明：公务员对执政党态度总体呈理性信任，大部分公务员认为执政党总体和谐，但是在提高和谐度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
五、问题导向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
问题导向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腐败问题，政府机构改革问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上。
1.腐败问题
关于公务员腐败的心理原因探讨相对较多。有学者认为公务员腐败是由于存在侥幸心理、失衡心理、攀比心理、补偿心理、从众心理等；也有学者认为腐败形态分为不自觉腐败和自觉腐败两种，不自觉腐败是由于公务员受到社会环境中不良价值观的消极影响而偶然产生的，自觉腐败是公务员不自觉地对于腐败由“模糊”转向肯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腐败政治心理，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在从事腐败活动，但由于私欲的不断膨胀已无法控制自己。对于反腐败问题，《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一文强调要高度重视廉政心理建设，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切实有效地防治腐败心理演变，从源头上建设廉政文化体系和反腐败体系。也有学者认为应当用改革的精神反腐败，通过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和体制环境。
2.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关于公务员对政府机构改革心态的研究、关注公务员对改革的态度及各种表现，并探讨对其不良心态进行矫正的措施。《机构改革中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针对吉林省长春市的公务员对机构改革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公务员希望改革的心理非常强烈，大部分人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不少公务员在看待人员分流时担心受“关系”和“人情”因素的影响，接受“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观念仍较为困难。这一调查反映出公务员期望改革、提高效率、公平竞争的积极政治心态，也能反映公务员群体中的人情和关系等政治亚文化根深蒂固。《政府机构改革前公务员的心态及调适》认为改革要达到预期目的，必须关注改革前公务员心态的各种表现，并在此基础上、从自我的调适、行政组织调适和社会调适三个方面阐述了对政府机构改革前公务员中存有不良心态矫治的对策和措施。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13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actor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OTS strategy in Guangxi，and to provide the detailed scientific basis on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DOTS strategy.Methods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 of implementation on tuberculosis DOTS strategy in Guangxi were analyzed by consulting the related recent literature on researche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TS strategy and looking ove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TS strategy.Resul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TS strategy is still far from optimistic even though the implementation work of the DOTS strategy have been developed comprehensively and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TS strategy have to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 pulmonary tuberculosis/prevention and control;the DOTS strategy;influence factor;countermeasure
DOTS策略具有提高结核病治愈率；阻断结核菌传播，防止新的感染；阻断多耐药结核病例的产生和耐药菌的传播；节省治疗经费；恢复劳动生产力；产生巨大的投资效益等优势［1］。DOTS策略目前被认为是结核病控制中效果最好的策略［2］。世界卫生组织已向全球推行DOTS策略。我国的广西结核病疫情相当严重，疫情报告居于26种甲乙传染病的首位。虽然广西已经全面开展了DOTS策略实施工作，并且2004年以县为单位的DOTS覆盖率为100％，人口覆盖100％。但由于经济、技术、人员和机构等的因素，使DOTS策略实施受到很大的影响，导致了DOTS策略不能很好的实施和推广。本文主要就广西结核病DOTS策略实施的基本情况及影响因素做一综述，旨在为政府制定结核病防治工作策略提供技术依据。
1 DOTS策略的由来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初，WHO即已大力提倡“全程督导下的家庭化学治疗”来代替传统的住院治疗。随着短程化疗的逐步推广应用，医务人员督导病人服药更成为取得最高治愈率（痰菌阴转率）的保证手段。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WHO改用DOTS（DirectlyObserved Treatment，Short-course）的名词并将它作为控制结核病的主要手段。国内将DOTS译为直接督导下短程化疗。近几年来，WHO将DOTS发展为控制结核病的全面策略。这个策略包含5项主要因素，即政府对国家防治结核病规划的政治承诺；通过痰涂片检查发现传染性肺结核作为发现病人的主要手段；在直接观察督导下，给予病人免费、标准短程化疗方案治疗；定期不间断地供应抗结核药物；以及建立和维持结核病防治规划的监测系统［3］。
从1991年开始实施DOTS策略至今，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300万的病人接受了DOTS策略下的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所有国家推荐全面实施DOTS策略，并且要求在耐药性结核发生率高或HIV感染率高的地区，将其作为更复杂的结核病控制策略（如DOTS Plus策略）的基础［4］。自从1992年中国实施世界银行贷款的结核病控制项目以来，各项目地区的结核病控制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实现了DOTS策略的高覆盖率、初治和复治涂阳病人的高治愈率等［5］。目前DOTS策略在我国的覆盖率已达95％。
2 广西DOTS策略的实施
2.1 DOTS策略的实施背景
2.1.1 自然状况 广西地处祖国的南疆，南临北部湾，与海南省隔海相望，东连广东，东北接湖南，西北靠贵州，西与云南接壤，西南与越南毗邻，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广西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四周被山地围绕，呈盆地状，有“广西盆地”之称，境内中山、低山、丘陵和石山面积约占自治区陆地总面积的70.8％。境内石灰岩地层分布广、岩层厚，加上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形成典型的岩溶地貌，属喀斯特地形。
2.1.2 社会经济状况 近年来，广西的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及财政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卫生支出绝对额逐年上升，但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下降。同时，广西经济底子薄，贫困面大，有50个贫困县，其中28个国家贫困县，22个省级贫困县。贫困人口大都分布在交通不便的喀斯特大石山区，缺水、缺土、缺路、缺电。截止2000年底，广西50个贫困县人均收入低于800元的帮扶对象共有850万，其中150万尚未解决温饱。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集中性，全区农村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由国家和自治区政府分别确定的部级和省级贫困县中。二是零星，位于贫困县之外的农村贫困人口零星地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
2.1.3 结核病流行现状 2000年第四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广西的患病率为650/10万，比1990年第三次流行病学调查的466/10万增加了39.49％，年递增3.38％，传染性肺结核患病率127/10万，比1990年的144/10万，增加了11.40％，年递增1.09％。据估计，广西现有结核病人30万人，其中传染性肺结核病人6万人，超过1/3的人口已被结核菌感染。现有的传染性肺结核病人若不予以治疗每年可感染10～15人，结核病将继续在人群中广泛传播，严重危害社会安定，成为新的严重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2.1.4 结核病防治机构现状 至2005年底，广西区内遍布城乡的结核病防治网络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专业人员数量逐年增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结核病专业人员从2001年的148人增加到2005年的642人。平均每个市级有专职人员12人，县级6人，乡、村一级也设立了兼职人员，负责结核病人的转诊和治疗管理等工作。2002～2005年先后有113人次参加了部级的各类培训，全区各级也举办了各类培训班3207期，培训结核病防治人员13.7万人次，人员素质得到逐步提高。
2.2 广西DOTS策略实施的基本情况
2.2.1 政府重视，加大投入 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并纳入广西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结核病防治规划（2001-2010年）》，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各市、县人民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制定了本地区的结核病防治规划，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贯彻落实，初步形成“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机制。并且，在经费投入上，这几年来，全区累计投入21220.25万元，其中世行贷款卫十项目总经费16534万元，全球基金项目经费758万元，中央补助广西公共卫生结核病专项1675万元，自治区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累计落实资金2253.25万元（自治区级累计投入1257万元，市级累计投入320.54万元，县级累计投入675.71万元）。组织保证和经费的支持，有力地推进了我区的结核病控制进程，为DOTS策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2 加强督导管理 我区对免费治疗的肺结核病人实行全程督导治疗，病人在医护人员或经过培训的督导员的直接观察下，吞服每剂药物，直至完成疗程。高质量、高频度、有重点、有针对性的督导，有力促进了机构建设、经费投入、归口管理、人员配置、病人发现、规范治疗等工作的落实。2001～2005年，我区先后接受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部的督导49次；自治区对市级督导118次；市级对县级督导981次；县级对乡级督导20341次，访视病人71730人。
2.2.3 建立结核病监控体系 我区的结核病患者网络报告、转诊与追踪等工作从无到有，不断加强。通过应用现代网络信息传输技术，建立和完善结核病统计、报告、监测、评价系统。同时，各级结防机构有专人负责结核病报告、登记、治疗和管理等信息资料的综合与分析，将结核病防治信息逐级报到省级结防机构，以便各级及时掌握结核病疫情动态，不断改进防治措施。至2005年，全区结核病防治管理信息系统启动率达100％，初诊病人信息录入率为96.69％，结核病人信息录入率为94.32％，形成了覆盖全区的结核病监控体系和病人个案信息库，强化了对病人的科学管理。2005年后，病人发现率、治愈率超过了国家的目标要求。
2.2.4 定期不间断地供应抗结核药物 卫生部项目的药品以项目周期为单位，滚动发展，每个周期根据病人发现情况和需要由省级制订药品采购计划，由卫生部统一采购供应，由省级分发到各县。2002～2005年，我区免费抗结核药品由日本援助项目提供，按病人发现给予分配。共提供HREZ组合药2004180板，HR组合药2600235板，HRE组合药1496760板。药品的管理严格按《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药品管理手册》要求进行管理。
3 广西DOTS策略实施的影响因素
3.1 配套经费不能全部落实 广西是西部贫困省份，人均GDP居全国倒数第四位。影响DOTS策略实施的效果评价表明：代表政府参与力度的人均财政拨款额度对实施效果影响最大［6］。由于财政收入有限，尽管近年来我区在结核病防治经费投入上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由于结核病疫情严重，防治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目前我区投入的结核病防治经费与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因而市、县级投入结核病防治经费仍然较少，配套经费落实情况不好。而DOTS策略的实施和运作，每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支持［7］。防痨网络的建设、防痨人员的发展和提高以及归口管理的实施和加强等都需要足够的资金来保证运行，而且结核病的宣传教育这个长期而深远的措施也是几乎与资金支持分不开的。因而配套经费不能全部落实直接影响DOTS策略各个环节的顺利实施与运作。
3.2 结防机构力量薄弱
3.2.1 人力资源匮乏 由于结防工作比较艰苦，而且待遇也相对较低，加之体制经常变动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县级及乡级结防人员长期不能落实或多为兼职，甚至是长期空缺。虽然成立结防机构，但很多工作人员以前没有从事过结核病防治工作，没有工作经验，靠在工作实践中逐渐摸索，许多地方的结核病防治机构缺乏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全国调查表明，医生的利用效率非常低［8］。匮乏的人力资源使广西的结防工作更加困难，阻碍DOTS策略的实施。
3.2.2 设备陈旧 我区结防机构设备的投入除省结防所及地（市）结防所有少量经费外，大部分县（市）基本上无专项经费。因此我区许多结防机构的设备陈旧、老化，已经远远不能适应DOTS策略的顺利实施。同时当前我们所用的软件系统也并非十全十美，也是需要不断地修改和完善的，以适应实际工作的要求，从而进一步完善基层防痨网络的建设。
3.3 行政领导及病人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认识不到位
3.3.1 行政领导对结核病控制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一些执行单位的领导对DOTS策略的认识不到位，对结核病控制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因而没能使DOTS策略及时步入正轨，阻碍了DOTS策略的实施进程。
3.3.2 结核病人防病意识差 我区的贫困县（区）防疫站大多无健康教育专业人员，每年仅围绕“3·24”结核病宣传日，做一些表面宣传，宣传形式单一，不能深入贫困人群做科普宣传，致使结核病健康教育流于形式，效果不明显，结核病防治知识普及率低。使得贫困人群结核病防病意识差，许多隐匿病例难以发现。加之贫困地区的人群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结核病防治知识了解甚少，更不知道该病的发生和发展，结核患者隐匿在人群中成为隐匿传染源，对接触者构成威胁。从而影响DOTS策略的实施。
3.4 我区结核病归口管理工作落实不力
3.4.1 部分地市对结核病归口管理工作仅停留在文件 调查发现，广西许多地市对结核病的归口管理工作基本停留在文件上，尚未真抓实干实施结核病归口管理，也谈不上落实结核病归口管理工作［9］。而且各地市间结核病归口管理工作发展也不平衡，仅有少数地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比较重视，而大部分地市结核病归口管理工作处于一种瘫痪状态，仅临时制定一些文件制度以应付上级对口检查、停留在做表面文章并未真正落实。
3.4.2 一些综合医院有截留结核病患者现象 今年1～4月份，广西结核病网络直报人数一直排在全国前3～4位，但是发现率却处于全国倒数第五位，网络直报病人数与发现率极不相称，表明一些病人被截留在各级医疗机构。一些综合医院负责人由于认识的原因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产生了许多糊涂认识，提出许多错误观点，如：“市场经济嘛，病人愿意到哪看医生，那是他自己的事”。“三统一，我们医院也能做到”，“论学历、职称结构、设备，医院无论在哪方面都比结防所强，为什么要强行转诊呢?”这些错误观点，导致一些综合医院出现截留结核病患者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使结核病患者的转诊率，到位率降低，将最终会使归口管理中途夭折［10］。
3.5 交通不便使督导管理实施困难 广西境内中山、低山、丘陵和石山面积约占陆地总面积的70.8％。而贫困人口大都散居在交通不便的喀斯特大石山区，那里缺水、缺土、缺路、缺电。这致使医务人员对结核病患者实施直接面试下的短程督导化疗造成困难。
3.6 病人经济困难导致正规治疗疗程得不到保证 结核病是一贫困病，越是贫困的地方，结核病发病人数越多。我区有50个困县，其中28个部级贫困县，22个省级贫困县。结核病患者以青壮年为主，结核病患者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绝大多数结核病患者的家庭属于中、下户。而国家对于结核病实行免费治疗是有范围的，而这个范围以外的结核病患者有相当一部分就因为经济困难的原因而被迫终止抗结核的治疗。比如，因抗结核药物有一定的副作用，经济困难的病人，没钱做肝、肾功能检查和服用护肝药物，这就对门诊医生治疗病人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DOTS策略的实施。
3.7 流动人口增加了DOTS策略实施的难度 广西地理位置特殊，既属沿海、沿边地区，又属西部地区。广西是我国西南出海通道，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唯一沿海的，也是西部12个省区中，唯一一个沿海、沿边的省区，并与东南亚国家毗邻。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深入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广西，经商、旅游、打工等人数剧增。我区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急剧增加给DOTS策略的实施带来了复杂和负面的影响，农村人口原来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与外界接触较少，通常对结核病免疫力低下，当他们来到人口密集的城市，由于生活、居住、工作环境相对比较恶劣，使抵抗力低下而易患结核病。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结核病疫情回潮与这一情况有关，据部分地区统计，流动人口发病率远高于本地居民。
3.8 多种耐药结核菌的增多为结核病治疗带来很大困难 长期以来，我区由于治疗不当或经济困难，引起的耐药病人高达41％，给DOTS策略的实施带来的影响是严重的。结核病人一旦产生耐药，将大大增加再治疗的难度，且病程长、死亡率高、患者易转为慢性传染源，长期排菌会感染更多人引起新病人的耐药率增高。而且，治疗耐药结核病费用昂贵，有研究表明社会疾病经济总负担耐药患者治疗为14655.30元，敏感患者为5740.68元，耐药是敏感的2.6倍。而且结核病常发生在青壮年，据统计75％的结核病患者是15～54岁最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群，耐药结核病的产生导致青壮年结核病患病率和死亡率比例大大增高，造成他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不及时设法制止结核分枝杆菌耐药这一趋势，结核菌耐药病人将会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也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在群众中产生恐慌心理。我们现有的高效抗结核药是有限的，二线药物昂贵而且副作用多，抗菌活性较低。一旦对一线药物产生耐药，将会对治疗和预后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3.9 艾滋病与结核病的双重感染 研究发现，HIV阳性者感染结核菌后，结核病发病率较HIV阴性者高30倍，一年里会有10％的机会发生结核病［11］。结核病是艾滋病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30%～40％的艾滋病最终死于结核病。广西地处祖国的南疆，面向东南亚，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重点省份之一，国际和地区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疫情更易受周边国家、周围地区的影响。周边国家HIV/AIDS的流行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我国，而广西则首当其冲，属于全国HIV/AIDS的高发地区，艾滋病感染人数居全国第三位。因而，不可否认，艾滋病高发对于广西实施DOTS策略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
3.10 乙肝与结核病的双重感染 有关专家认为，抗结核药物对乙肝病毒感染者，特别是“三阳”患者的肝脏容易发生损害［12］，研究表明，抗结核药物一旦出现严重肝损害，就会给下一步治疗方案的制订带来难以解决的矛盾，继续治疗，不仅疗效低，而且易继续加重肝损害。若停止抗结核药物治疗转向保肝治疗，则结核病又容易恶化［13］。而有些慢性乙肝患者可以完全无症状，这些则显然加重了抗结核药所致肝损害的程度。广西乙型肝炎的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部分资料显示，自然人群中HBsAg阳性率为11%～16％，每100名广西人中，就有15个感染HBVM。因此，毫无疑问，乙肝的高发病率加大了在广西实施DOTS策略的难度。
4 对影响DOTS策略实施因素的相关对策
4.1 落实结核病防治经费 广西各级政府一定要对结核病防治经费的落实进行专题研究，按照本地区结核病防治规划的实际工作需要，设立结核病防治专项经费，并将其列入财政预算，保证及时足额到位，保证所有的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都能得到全程督导治疗和严格管理。同时，我区可向国家申请，希望国家能继续从经费、政策、技术上向广西倾斜。
4.2 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领导 广西各级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控制结核病的传播和流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且要充分认识到实施DOTS策略对于结核病防治的重大意义。各级领导要及时发现和解决策略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制定出实施计划和工作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减轻结核病的危害，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保驾护航。
4.3 加大对结防人员的培训力度 加强结防人员，特别是乡（镇）、村的结防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和及时更新他们有关结核病的知识，加强对乡村两级结防人员的管理与监督。使其早期识别可疑症状者，及时转至县结防机构就诊，从而充分发挥结防人员在治疗与管理病人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病人的发现率［14］。
4.4 加强督导，真正落实归口管理 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社区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卫生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发现结核病患者的第一道防线，这些单位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及时发现患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结核病专科医院和其他医院机构相互间要密切配合，及时沟通信息，充分利用传染病网络直报结核病登记信息，发挥结核病防治服务网络的作用，对所掌握的结核病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都要进行追踪，切实做到发现一例，登记一例，报告一例，归口管理一例。
4.5 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 尽量控制使用辅助药物，同时制定部分基本辅助药物的免费计划。同时在各地可选择质量好的几所乡镇卫生院作为结核病防治的分支机构，以减少病人食宿的间接费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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