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论文篇1

女性话语的建构

“话语”一词除通常认为的言语形式之外，还有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的意思，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后殖民话语理论都是从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入手，从这两个层面来看，话语属于文化领域的范畴。在当前已有的文化传统结构中，男性操纵了话语权，制定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女性生活和存在于男性所创造的菲逻格斯中心主义文化陷阱中，处在话语的边缘地带。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女性要从男性文化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必须解构和颠覆男性话语，取得自己的话语权。过去，我国女性文化一度缺失就是由于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被男性统治的语言所压迫，随着我国女性媒介的兴起，它主动承担起了建构女性话语的使命，为构筑女性文化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供了建构女性话语的场所。在主流媒介中，媒介话语是以男性话语为主，女性话语在男性话语的霸权下处于弱势地位，受到普遍压抑，女性媒介的到来，为构建我国女性话语提供了条件。在女性媒介中，它不同于以往媒介，它把目光转移到对女性这一群体的关注，报道内容以女性为主，反映女性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这在客观上为女性营造了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目前，我国女性媒介种类繁多，它满足了不同年龄、职业、文化层次的女性的叙事要求，为她们提供了多样的话语空间，就女性时尚类杂志而言，它的分类很明显，根据女性受众不同的兴趣和爱好对媒介市场进行细分，满足她们不同的需求，从年龄段上分为花季少女、25岁以下、25岁到30岁，如少女杂志的有《青春一族》、《微微少女服饰》、《希望》、《潇洒》等，25岁到30岁的有《妈咪宝贝》；从角色上分学生、职业女性、家庭主妇、孕妇等，如职业女性杂志的有《职业女性》，家庭主妇的有《好管家》、《好主妇》等，从内容上分，有时装、化妆、健美、家居等，如《世界服装之苑》、《中国化妆品》、《健美女性》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女性时尚类杂志为我国不同层次的女性群体提供了话语场所。女性媒体的出现，让我国女性话语突破男性话语的包围圈，再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再者，解构了男权话语的体系。目前，从我国主流媒介的内容上分析，男权话语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将女性物化、对象化，约翰•伯格在《看的方法》一书中针对广告中的女性提出了“被看的女人”这一观点，①“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女性自身的鉴定者是男性，这样她就成为了一个对象，主要是一个视觉对象：‘一道风景’。”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男本位视觉文化中，它的特质是把男性和女性置于“看/被看”的模式中，女性成为男性目光中的审美对象、观赏对象，甚至成为男望的投射对象，在男性目光的审视下，女性不再是完整的个体，只是作为被切割的“零件”，活在男性文化所主宰的审美活动中。第二种是将女性边缘化，在主流媒介中，它往往以或暴露、或隐晦的方式复制着男女角色的陈规定型，构建“贤妻良母”的社会性别话语，把女性置于边缘地带。在报道中女性常以传统角色的形象出现，要么是善解人意的妻子，要么是勤劳的母亲，或是作为男人的和附属品出现在报道中，用词也带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把女性特征归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性型的”，把男性特征归为“精神的，理智的，勇敢的，独立型的”，女性总是作为一个需要男性保护的弱者在媒介中登场，把女性看成依附于男性的“第二性”，这是对女性群体的歪曲性理解。

这两种类型的话语是通过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来实现的，女性媒介从建构女性主体性这一关键口入手，传播女性话语，解构男权的话语体系。第一，报道主体以女性为主。在从事女性传媒业的工作人员中，女性占主流，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都以女性为主，这颠覆了以往传媒业中以男性为报道主体的传统，确立了女性在女性媒介中的主体地位，让她们拥有了媒介定位、选题、报道风格等一系列的自。女性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去观察和理解事物，确立媒介的主旨和风格，服务于女性，使一度被压抑的女性话语再度释放。②肖瓦尔特说过，体验是女性生活中和艺术中的价值源泉，因为她们是女性，她们才经历了那些特别的女性生活，让她们有其特别的观察问题的方式和特别的体验事物的情感方式。女性媒介因报道主体以女性为主，它在报道角度、报道内容、报道风格等不同于以往的媒介，呈现出女性特色，以女性视角去观察世界，并出现了“女人散文”这样具有女性特质的文体，女性以一种自语独白的方式述说对社会的知觉、对生命的感悟以及对宇宙的思索等，如“不要刻意做女人”、“你自己是不是一棵树”、“离婚没有什么不好”等这些类似的话语在现代女性媒介中经常可以看见，这些话语无不折射出一些现代女性的观念。

第二，报道内容以女性为主。在女性媒介中，女性出现的频率、被引用的频率和被拍摄的频率远远高于以往媒介，女性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女性报道占据了大部分版面。女性媒介以女性为中心设置了一系列女性栏目，反映女性生活和女性存在的问题，如《中国妇女报》开设的“女性与社会”、“今日女性”、“妇女论坛”等栏目，《新女报》设置的一些“大视角”、“女赢家”、“开眼界”等版块都是围绕女性主题展开的，让人们了解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生存状态以及女性自身。再从报道女性的内容来看，女性不再

[page_break]是以男性附属品的形象出现，报道的内容也不再局限在婚姻、家庭、美容、娱乐等方面。女性媒介不仅报道女性在私人领域中作为妻子、母亲等角色的形象，还报道女性在公共领域中作为多种社会角色的形象，展现了女性的社会、家庭、个人的三维立体人生，解构了以往媒介中的“贤妻良母”的社会性别话语，重建了女性话语，让人们对女性有一个完整的解图。“贤妻良母”作为男权话语的一部分，是对女性形象、性别角色的塑造过程，它让女性模仿这个形象创造自己，使之永远成为“第二性”，在这一话语中，女性的主体性丧失殆尽。女性媒介在报道女性过程中，女性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出现在媒介中，即使是在报道美容、家庭、娱乐等方面同样的题材时，也与以往媒介不同，力图表现女性的自主意识，传达女人是自己主人的观念。如时尚杂志在表现女性美时，是以主体的姿态认识自我最原初的构造和特质，从各个方位大胆的展现并挖掘女性美，使女性成为自己的审美主体。

女性文化的重建

女性文化在男性话语的霸权下一度失落，随着女性媒介的兴起，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无疑为重建女性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女性媒介从关注女性那份独有的经验入手，构筑了女性的文化空间，本文将从生命文化、情感文化以及审美文化等三方面来论述女性媒介对女性文化的重建。

首先，女性媒介宣扬了生命文化。女性是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生命的生产和养育在女性的生存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使女性对生命有着本能的热爱，从而形成了女性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心态，因此，生命文化是一种女性文化。在主流媒介中，女性位于边缘地带，从女性的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以至精神存在，都处在“被人用”和“被人看”的角色地位，女性主体生命的涌动、生命的体验以及内心的情感得不到应有的表现，女性文化一度成为片面的生殖文化和性役文化。女性媒介作为女性的话语空间，它用大量的报道和摄影镜头去表现出女性对生命的热爱和追求，对抗男性文化对生命的机械化、工具化以及形形的物化，如《中国妇女报》对唐胜利为捍卫跳楼这一事件的报道，它呈现与其他媒介不同的视角，一般媒介对这一事件持肯定态度，大力赞扬唐胜利这一举动，而《中国妇女报》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男性文化中这种性役文化进行批判，呼唤女性珍惜自己的生命。生活时尚女性杂志却从女性自身生命体验的角度，以“小女人”散文的形式去表现女性对生命的感悟，或表现为传统观念下女性所承受的职业、家庭双重压力的痛苦、烦恼和愤怒，或表现为人妻母的自豪和快乐，或表现为个体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心情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女性对自身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的追寻和重新确定。

再者，女性媒介表现了一种的情感文化。③“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女性最早体验了人类最原始的情感——母性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刻痕作为女性文化的一种原型，经过世世代代女性的重复和遗传被保存下来，并且衍变出不同的情感形态，从而构成了女性文化的情感性特征。”，情感文化是女性文化的一种，女性的自然潜质是崇尚情感的，但由于长期以来男性话语的强大覆盖，作为女性文化主体的女性本身无法言说自己，无法真实而深刻地表露内心丰富的情感和体验。女性媒介从满足女性的情感需求出发，把触角深入到女性内心，报道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拥有的各种体验、喜怒哀乐，反映女性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情感话题”成为女性媒介永恒的话题。各类女性媒介从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反映女性的情感生活，并与其进行情感沟通和交流，引导女性健康的情感生活，宣扬一种女性的情感文化。如《中国妇女报》设置的“婚姻与家庭”栏目是通过报道现实婚姻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来引导女性正确对待自己的情感生活；生活时尚类杂志则以“心灵密友”的身份给女性开辟了一个真诚而自由的世界，让女性在其中倾诉衷肠、洞悉生命、关怀自我、体验生存等，使女性那种崇尚情感的特性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填补了过去文化中的情感空区，使女性文化中的情感潜质得到张扬。

最后，女性媒介重建了审美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父权制控制之下的女性，其主体身份的被剥夺与女性的客体化趋势是同时进行的。从美学意义上而言，处于这样一种境遇的女性，既是审美主体又是审美客体，深深地渗透在女性的审美意识之中，使之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美仅表现为一种男性文化视角的审美观感，女性对美的主观感受被完全忽略了。当前，在主流媒介中，它宣扬了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以男性的审美尺度对女性身体各部位进行塑造，并为此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标准，让女性按照这一标准对自身进行改造，使之再度沦为男性被看的对象。在男性眼中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标准是：腿要修长、丰富而健美，手腕要纤细而柔软，前胸要丰满而隆起，肌肤要白皙而光华，男性在对女性容貌和身体的期待中形成了对女性的一种控制，女性失去了自己的审美主张，女性的审美文化一度沉寂。女性媒介，尤其是现代女性媒介对女性审美文化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在版面设计上独巨匠心，与其他媒介区分开来，展现女性媒介的特色，体现女性的审美视角。如女性时尚类杂志在图片处理时一个重大的特色就是采用了“出血版面”，即将一张图片或插图占满全版，四周不留空白边，或占有部分边白位置的版面，这样美术设计的理由是为了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获取读者的注意或产生美感。此外，女性时尚类杂志在色彩运用方面也非常出色，它是女性审美文化的具体表现，通过色彩的搭配，使媒介的版面变得鲜艳生动，富有美感。④研究表明，颜色细胞是由x染色体所决定，女人有两个X染色体，因此有比男人更多的视锥细胞，女人能更细致的描述和分辨颜色，在色彩运用方面比男性更丰富多彩。如《世界时装之苑》杂志的封面以红色为主要色调，突出女性的热烈奔放，《瑞丽》杂志的封面以天蓝色为主要色调，突出女性的纯真可爱，不同类型的女性时尚杂志通过对色调的运用来强调媒介的定位，吸引女性的目光，这也是女性媒介的特色之一。再者，在报道内容方面，女性媒介以女性的身体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女性既作为审美主体又作为审美客体，以女性的视角去塑造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展示女性美，张扬女性的审美文化。如在女性时尚类杂志中，把对女性身体的表述推向了极至，它突破了传统文化对身体采取的压抑态度，用大胆的手法对女性身体进行了大力的开发，通过服饰、美容等方面来装点女性的身体，展现了不同气质美的女性，而且还帮助女性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完美的自我，展示不同的个性美，时尚杂志在引导女性美的同时，张扬了女性的审美文化。

注释：

①陈阳《性别与传播》，载于《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1期

女性文化论文篇2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理学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认为“清初龙眠闺阁多才，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尤杰出。”阎探方氏家学之源流，则多以心学为宗．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学渐属心学的重要学派——泰州学派的继承者：“泰州学派是一个强调以身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派，以个人为中心来重新审视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妇女问题上认为：妇人、女人在本质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逊色，夫权也不是绝对的，族权主要是用来通财济贫的……”。学渐育三子，长大镇，次大铉，皆进士，季大钦，郡廪生，孟式、维仪乃大镇女，吴令仪乃大镇媳，维则乃大铉女。陈济生《方大镇传》记载大镇躬亲政务，好尚心学，曾与当时名流聚集京师，建首善书院，讲学其中，可以说，正是方学渐父子两代道德学术滋养，至第三代才出现一门名媛彬彬盛况。

二、婚姻的需要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荣的背后还体现出社会对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员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数有闲阶级的男子们把兴趣转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买姬妾、蓄家乐，有些便以与妻妾们酬和为乐事，文学毕竟是比较风雅的一种消遣，于是士大夫们争相效尤，蔚成风气。对于妇女自身来说，文学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为不仅她们被束缚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某种施展的机会，而且还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进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谢肇制，《五杂俎》的作者，在一段关于女子之才与色的论述中曾说：“妇人以色举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几于木偶也。”他说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着长相，也意味着文学才华。清代王相母亲作《女范捷录》，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这段话即明确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确立。为女性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机。

《桐城续修县志》卷之三风俗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女家重择婿．男家亦重择妇。”誊三虽然文章中没有详细列出“男家择妇”的标准，但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女子的才学应该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桐城名嫒诗钞》一书中记录了不少闺房之内，夫唱妇和，举案齐眉的和谐画面，可见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为“闺中良伴”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张莹，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读书，于归后，即屏弃纷华，从夫学诗，以写起意，多见道语，不类世俗女子香奁之音。著有《友阁集》；

张姒谊，与莹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诗，随夫宦游蒲亭皇华，而不废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为乐。著有《保艾阁集》；

姚苑，幼读史书，好吟咏，年十五归茂稷，闺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凤翔，幼博经史，既归云旅，分题梧阁，此唱彼和，积稿盈尺：

左如芬，阶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俪甚笃，文熊远客，如芬思念，辄赋诗遣闷；

姚德耀，中城指挥同邑马占鳌室，素娴内则，性喜为诗，闺阁中倡随歌咏，互相诗友，不减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母教”是儒家伦理传统的一个长久信条。刘向的《列女传》以十四位模范母亲的故事为开篇，是女性训诫文学的开山之作。到了明代，通过给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誉头衔，明政府从官方正式承认了女性对男性的教育贡献。桐城一县，明清两代，男子外出做官或远游者不计其数，母亲就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教育后辈的职责。正如《桐城民俗风情》一书中所录地方民谣：“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书中且有后记说明：“吾乡宦游与远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张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训，恭俭人慈，深明大义，虽膝下仅不肖一人，而教诲之严与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则竭蹶延师，夜则篝灯课读，每同志过谈时，必于厅事后侦之，或援经道古，语语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谈其兴，倘稍涉戏谑，则呵逐立加。”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有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有个共同的特点：全是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刘大抛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虽无见，而操作不辍。樾五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统奴皆睡去，独大家偎炉火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日：‘若书熟否?先生曾扑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扑责。’乃喜”。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桐城的一代文学宗师姚鼐也曾竭力赞扬妇女的才学过人。尤其认为母教对持家、教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中，他赞扬“侯官林君母氏郑太孺人，少善文辞。”在其丈夫死后，他说：“上事姑，下抚两幼子，辛苦劳瘁，以其学教二子，同一年得乡荐，季者成进士，为编修。余每与两林君言论，非世俗浅学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誉最为登峰造极的是桐城龙泉学博孙森之女，张文端公张英之妻姚氏。据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所载，姚氏性好简朴，虽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态，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上之书，而尤好禅学。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时，康熙帝尝顾左右日：“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围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桐城以一县之地．产生出如此纷繁的女性文学。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文化之乡浓郁的文化风气。一是读书风，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的人数多，“通衢曲巷，夜半诵读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学子不仅在本乡本县读书。还到外县外省读书，许多人几岁就学，二十出头就读遍经史百家，学问渊博，在科举考试中蟾宫折桂，名列前茅。“穷不丢猪，富不丢书”这是桐城世代相传，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民间谚语。

《安徽名嫒诗词征略》中便有许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览群书的记载：吴令则，……博通经史，小从父学诗，声调婉丽；吴令仪，……自幼勤学不倦；章有湘，……幼时人塾，常背诵《捣衣篇》《长恨歌》，一字无讹，与姊瑞麟、妹玉璜、回谰、掌珠，并善才名；吴坤元，……幼奇慧，从从祖应宾受书，辄成诵，十岁知属文；姚宛，……幼读史书，好吟咏；姚凤翔，……幼博经史，善吟咏；吴氏，……诸生询女，幼读书时，父以“自古以来天气好”诗句命对，即应声日：“放怀之处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书史，幼从祖姑读，及笄，学益进，……弟自塾中归，必与讨论诗文，一日，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父大喜，谓工致蕴。

二是尊师重教风。明清两代，桐城县内私塾遍布，教师颇受尊重，文人从教者多。“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地方官宦士绅亦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熏染，书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续修县志》指出：“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稍长，教以针黹尤必习于井臼，虽巨室不娇惯。”％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女性文化论文篇3

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女性主义思潮，是在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后结构主义的宏大背景中展开的。一般认为，西方女性电影和理论大致可以划分为社会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文化研究三个阶段。1971年发行放映的四部纪录片《成长中的女性》、《珍妮之珍妮》、《三生命》和《女性的电影》，标志着女性电影实践的开始。马乔里·罗森在《爆谷女神》通过对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发现，好莱坞塑造的女性只有“妖女”和“天使”两种类型，她们实质只是男性社会对女性世界的一种臆想，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女性的现实生活。因此，为了响应20世纪60年代末风靡欧美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提出的“个人即政治”的女权运动口号，这些纪录片采用直接电影[1]的拍摄手法，让女性直接对着镜头述说她们的生命体验和感受，拉开了西方女性电影躯体化写作的序幕。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闭关自守的格局被打破，西方女性电影及其理论，开始为国人所借鉴和参照，但是，每一历史话语的产生，都离不开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西方女性电影及其理论所赖以产生的文化机制，与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中国相比，客观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对西方女性电影理论的借鉴和参照，不但没有取代国内电影理论界的运作，反而意味着我们必须以更为丰富的视野，来理解和透视新时期中国女性电影的文化意义。

一

恩格斯指出：“母权制的被，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弥尔顿的《失乐园》，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女性这种世界历史意义失败的寓言。《失乐园》开篇，便奠定了男人亚当和女人夏娃的基本关系：“他只为上帝，她只为他的上帝。”“上帝/男人”相对于“肋骨/女人”而获得性别的权威关系，上帝依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亚当，亚当却没有依照自己的模样来创造夏娃，二者是一种不可逆的关系，女性的创造由此被决定为二次性的、派生的亚类品种。这样。人类被上帝放逐而失去了天堂的乐园之后，女人又被男人所放逐而失去了人间的家园。因此，如果说踏上天堂之路，成为但丁、弥尔顿等诗作的全部光荣与梦想，那么，重归人间的家园，则成为古今中外一切女性题材的母题。新时期中国男性导演所执导的女性电影，在演绎这一母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了对新时期历史转型期的社会文化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永刚、吴贻弓执导的《巴山夜雨》，通过一页扁舟载着被囚禁的诗人秋石沈浮于腥风恶雨的巴山蜀水这一能指，成功地喻示了秋石所处时代的险恶，表明了这一时代的终结与作为历史转型的新时期到来的必然与合理。但是，如果以女性主义的方式来解读，则不难发现，象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样被囚禁的诗人秋石，显然仍是某种真理的化身而具有父亲的权威。影片中一本《蒲公英》诗集、一幅小女孩吹蒲公英种子的水印木刻画和一曲主题歌：“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欢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无不以略带忧伤的语调告诉人们，如蒲公英般无助地飘荡的女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便只有寻找父亲的庇护。乍一看来，这一意义只表现于离散多年的小娟子寻找生父秋石和最后父女团聚的情节中，然而，当押解秋石的刘文英为秋石的高风亮节所感动而意识到自己“才是真正的囚犯，是精神的囚犯”，刘文英便同样把秋石视为自己的父亲——精神上的父亲。

格尔哈斯·伦斯基指出：“在农业社会中，几乎每一个妇女的生存权力、特权和希望，都是由她们所依赖的男子的地位，以及她们同该男子的关系所决定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妇女的情况变化很快，不能再把她们说成仅仅是某个男人的附属了……长期以来将分层系统中的女性系统和男性分离开来，并使前者依附后者的传统壁垒正在明显地消失。”[2]新时期的历史转型，提供了对曾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盘踞了数千年的封建父权神话质疑的可能。北影厂和八一厂分别拍摄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或由四姑娘许秀云唱主角，着力渲染四姑娘与许茂的性格冲突，以四姑娘跳水寻死为剧情的高潮；或让许老汉挑大梁，侧重塑造养育着一群不同性格命运女儿的许老汉的形象，删掉小说中四姑娘跳河寻死的情节而改为许老汉因内心痛苦而悬梁自尽，殊途同归地宣告这样一个事实：作为父权社会象征的父亲，已不再具有庇护被逐女性的力量。

新时期的谢晋，将全部热情倾注于再银幕上塑造具有母亲般质量的女性形象。《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与罗群的关系，具有多重的语义：当冯晴岚发现罗群“纯得象水晶一样的人”，“有一种令人震惊的美，而这种美只有在情操高尚的人才会出现”而仰慕罗群时，冯晴岚无疑把罗群视为具有父亲般权威的人；当冯晴岚作为一个少女而爱恋罗群时，他们的关系又是恋人式的。但是，影片却出现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风雪弥漫的路上，罗群无助地病卧在板车上，车上堆放着几本厚厚的书，依稀象征着破碎的父亲的权威，冯晴岚则艰难地将板车拉回自己的家。冯晴岚对因错划而被放逐的罗群的这种关怀，客观上已具有母爱的性质。此后，诸如《牧马人》中的李秀芝、《芙蓉镇》里的胡玉音、《高山下花环》中的梁大娘，谢晋无一不赋予她们以拯救男性于苦海之中的圣母般的伟大品德。

马克·赫特尔认为：“父权制不仅意味着妇女从属于男子，同样意味着年轻人对年长者的臣服。”[3]妇女从属于男子，意味着被逐的女性在回归家园的历程中寻找着父亲权威的庇护；年轻人对年长者的臣服，则承诺着女性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另一方式就是充当母亲角色。表面看来，女性充当母亲似乎获得了相对的人格独立，但是，父权制度之所以允许乃至鼓励女性充当母亲角色，不仅是由于女孩的生物历程将使女性成为一个母亲，更重要的，还是基于“人类种族得以幸存下来是依靠着妇女的凝固家庭的功能。”[4]所以，父权制度下的母亲神话，实质上仍是为父权制度服务的，男性，而非女性，成为母亲意义确立的唯一的参照系，女性的真实生命体验，也因此而再次被“榨干”和“抽空”。鲁迅曾有过十分深刻的论断：“（中国）妇女有母性，有女儿性，没有妻性。”父权制度，或强迫女性寻找父亲而附庸于男人，或诱惑女性充当母亲而献祭于男人，就是不能容忍与男人分庭抗礼的作为妻子的女人。

《乡情》、《乡音》和《乡思》的编剧王一民在谈及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曾经指出：“在追踪农村妇女历史足迹的旅途中，我研究了她们的心理层次，发现这三代有个共同的特点，即思想性格的双重性。在她们每个人身上，既具有我国民族传统的美德：善良、温顺、勤劳、纯朴、舍己待人，一种以母性为主体的高尚情操；又存在祖先遗留下来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贤’与‘贞’，在社会家庭中甘当附庸的自卑感。”[5]建构着母亲神话的女性，终因维系了父权制度而没有逃脱依附于男人的命运，这使得上述三部曲在叙述牧歌般的田园生活时，总给人一种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沉重。白沈把执导《秋天里的春天》的意图定位为“爱的觉醒与爱的权力”，将镜头对准父权制度下母亲神话这一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丈夫死后，周良蕙对曾共度患难的罗立平产生了爱情，却遭到包括儿子在内的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娘不能嫁人，成为维护母亲圣洁形象的代价。黄健中执导的《良家妇女》和谢飞执导的《湘女萧萧》，则以“大媳妇小丈夫”的婚姻模式，将囚禁于母亲神话的女性推至前台，置于聚光灯下，从而揭示出母亲神话下下妇女被压抑的痛苦与愤怒。大媳妇杏仙和萧萧对小丈夫们母亲般的关爱，所潜含的语义却是妻性的被剥夺。女性生命，被定格为跪女子、执帚女子、育婴女子、求子、生殖、裹足、碾米、推磨、出嫁、沈塘、和哭寿等11幅仿汉砖雕刻画。因此，父权社会以母亲神话这一美丽庄严的话语而举行的被逐女性社会的接纳仪式，实质乃是父权社会实施的一种控制和驯服心灵的慎密温柔型的权力技术，它不仅将女性的生命囚禁于父权社会所指定的位置，而且把对女性感性生命的践踏圣洁化了。

二

“种族和民族的过去即传统，以超自我的意识形态存续下来，它只是缓慢地向现实的影响和新的变化让步的。”[6]《巴山夜雨》中小娟子对父亲的寻找，《牧马人》中弃儿许灵均拒绝父亲的认领而在草原这一母亲的怀抱中被重新洗礼，《乡情》中田桂对养母田秋月的眷恋……说明了旧的价值业已崩溃。新的价值正在形成的新时期，人们自觉不自觉中还与习惯于权威的年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潜意识中还把自己当成弃儿弃女而渴望“新”的父亲的认领。因此，要对父亲神话和母亲神话进行全面颠覆与重估，客观上就必须具有敢于与过去的权威彻底决裂的勇气。中国青年一代的电影导演，自信具备这种勇气！他们宣称：“在艺术上，儿子不必像老子，一代应有一代的想法。”执着于这一代人想法的陈凯歌，在其执导的《黄土地》中，试图以新的历史眼光来审视被逐的女性命运。影片中的背景，不再是风光秀丽的江南，而是沈积一个古老民族历史纵深的粗旷荒凉的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两次重复的迎亲场面和永无变化的繁琐仪式，宿命般地征兆着女主人公翠巧将同样成为红袄、红裤、红盖头等构成的大红祭坛的牺牲品。“你定的是娃娃亲，定钱，一半发送了你娘，一半凑数给你弟定婆姨了！”翠巧爹对女儿这一番不容置疑的话语，诠释的正是父权制度下女性的被逐命运。反抗这一命运的翠巧，不愿坐等顾青请求组织上的批准而独自逃离夫家，翠巧的出走，不再是在男性的新的庇护下的出走而成为对整个父权社会的逃亡。虽然执着于历史滞重感的陈凯歌，最后还是以含蓄乃至晦涩的语言，暗示了这种逃亡的悲剧性命运。

如果说曾断送了两个女儿性命的翠巧爹，其愚昧与质朴、呆滞与忠厚、野蛮与温情的双重性格，还具有一种经典意义上的悲剧力量；那么在张艺谋所执导的《红高粱》中，父权制度的象征——九儿的瘦小干枯的曾祖父和患有麻风病的丈夫酒坊老板，则被剥夺了道貌岸然的假面而暴露出喜剧的本质。九儿的野合，不再负荷着沈积了数千年的父权制度文明的负疚犯罪感，而成为辉煌生命的礼赞。“我就要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活得不扭曲，没有那么多得道德礼教得束缚，发于自然，合乎情性，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生命本来就应该是壮丽的，生得壮丽，死得壮丽，那叫真畅快，那叫真风流。”在张艺谋这一热烈的喝彩声中，九儿完成了弑父的壮举，在人间的高粱地里，纵情于女性生命的本真体验。

但是，张艺谋却保留了小说家莫言原著中借助童年视角而实以历史老人的眼光来叙述生活的男性视角；同时，在野合一场戏中，当九儿仰面躺在用高粱铺成的圆台上时，俨然仍是一幅女性向男性献祭的情景，附拍的全景镜头，所潜在的依旧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随着《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秋菊打官司》相继在西方获奖，人们终于意识到：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艺术，要赢得西方世界的认可，往往扮演着“在结构上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另一个自我指涉机制的形式”[7]的角色，西方资本主义帝国，成为试图挣脱封建残余势力的第三世界的新权威。面对后殖民语境，张艺谋只能让他影片中的女性再度自我放逐。《菊豆》的，褪却了《红高粱》的鲜活璀璨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颂莲，甘当小老婆而陷身于妻妾争宠的苦斗；《秋菊打官司》的秋菊，虽然竭力要讨个说法，但这个说法的缘起，却是由于秋菊的丈夫骂村长“有儿无女”，村长一脚所踢的竟是秋菊丈夫“要命的地方”，而影片中挺起大肚子的秋菊的造型，也正是父权制度下观者所熟悉的女性形象。

因此，新时期中国男性导演，确实力图以封建父权文化的反叛者或逆子的姿态出现的。其影片中女性寻找父亲、充当母亲和弑父等命运的嬗变，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父权文化的阴暗面丑陋面而探索着被逐女性回归人间家园的可能性。但是，当他们试图通过女性命运而赋予现实社会以新的秩序意义时，自觉不自觉中又为父权话语语法所操纵，女性，永远只是这套语法体系意义的承当者，而非制造者。这样，新时期中国男性导演对被逐女性命运的关注，实质上还是体现着父权意识形态的询唤，被钉死在历史和叙事的十字架上的，仍然是女性主体的历史性的缺席。

三

朱莉娅·斯温迪斯认为：“当妇女作为作家进入创作表现过程时，她们也就进入了一个用特殊方法铭刻妇女神话的历史。”[8]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任何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叙述，客观上都不能超越其男性的视角，“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9]因此，女性只有自己从事创作，才能改变女性被控制在奴隶般缄默无语的地位，以女性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真实历史境况，最终实现对父权文化的突围。

新中国成立后，就致力于摧毁封建父权文化而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在法律上，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反对家庭成员对当事人择偶的干涉，废除包办婚姻，禁止一夫多妻、纳妾、童婚、和买卖婚姻等；在经济上，主张男女同工同酬，强调妇女只有加强自己的经济独立意识，才能结束男子作为一家之长的统治家庭的格局。但是，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种劳动，并且它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这样，倡导妇女解放的新中国，基本上还停留在小农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就显得严重地滞后。新时期女性导演，不再满足于《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昆仑山上一棵草》那种对优秀女性的简单的平面式的热情讴歌，也不愿盲目追随西方女性主义的嬗变踪迹，而是以无可避讳的勇气，直面先进的思想和滞后的经济这一矛盾下新中国女性解放的所有希望、困惑乃至痛苦。

张暖忻执导的《沙鸥》中女主人公沙鸥“不打世界冠军决不结婚”的誓言表明，“世界冠军”这一沙鸥事业的最高象征，竟与“结婚”这一女性生活中最庄严的仪式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由此构成了整部影片的叙述张力：冠军丢了，结婚；丈夫死了，重返球场。沙鸥这一人生历程，说明了在滞后的经济面前，事业和生活竟成了女性的两难选择：或牺牲生活的幸福以追求事业而获得人格的独立；或放弃事业的进取而重新作为男人的附庸的贤妻良母。对此，女作家谌容在《人到中年》中曾以文学语言作了极为深刻的表现。陆文婷“作为一个称职的医生”，却深深内疚于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妻子，也是个不称职的妈妈。”以至于深深挚爱着自己丈夫、儿子并同样为丈夫、儿子所挚爱的心地善良的陆文婷，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或许，一生的错误就在于结婚……如果当时就慎重考虑一下，我们究竟有没有结婚的权力，我们的肩膀能不能承担起组成一个家庭的重担，也许就不会背起这沉重的十字架，在生活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艰难。”

继《沙鸥》之后，张暖忻在执导《青春祭》时，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置于现代文明与原始生态相互冲突的语境之中。在近乎蛮荒的傣族山寨，女知青立纯的身份是双重的。当她反对寨里人的驱鬼方式而凭着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救活了寨里的小男孩的生命时，李纯扮演的是文明启蒙者的角色。但是，远离现代文明的傣族山寨，却保留着与自然和谐的一面：坐在竹楼里的伢，在阳光下一遍遍地抚摸她的衬衫；成群结对的少男少女，热烈地对唱，充满野性的情歌；放牛的哑巴，采摘一朵洁白的荷花送给李纯……李纯那因进入文明象征秩序而被压抑的女性意识开始复活，她卸下了抹去性别差异的灰布衣服，穿上流溢着女性青春艳丽的傣族筒裙。在这个层面上，李纯无疑又是被启蒙者。影片最终让李纯考上大学告别傣族而重新回归现代文明的怀抱，意味着女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就不能满足于蛮荒状态的朦胧自发的女性生命意识，而必须执着于现代文明的追求。然而现代文明给予女性以理性的烛照时，却又使女性生命处于某种失落的境况。于是，业已成为大学生的李纯，满怀着一种难言的困惑与伤感，祭奠“一切都已离我而去”的那一段为历史的泥石流所湮没的傣族的青春岁月。

新时期女性导演在清醒地意识到文明社会中女性的缺憾之后，开始了探索女性自我意识的历程。《失踪的女中学生》曾被称为“第一部青春片”，该片导演史蜀君的心态，却也因此而显得格外复杂。史蜀君坦承，她是“以一个中年女导演和母亲的双重身份来执导《失踪的女中学生》，影片也因此而断裂为”秘密“和”忧虑“两个部分。“秘密”叙述的是女中学生王佳邂逅某音乐学院大学生而陷入初恋的冲动和遐想：草坪上繁花如锦，挥舞着鲜红纱巾的王佳，跑向一棵参天大树，当她紧紧抱着大树时，大树却幻变成英俊的小伙子……诗一般的镜头语言，潜含了作为中年女性的史蜀君对被文明压抑的女中学生早恋的同情。但是，史蜀君无法忘记自己作为“母亲”这一文明代言人的使命，影片也由此将对“秘密”的同情置换成社会的“忧虑”，失踪于文明社会的王佳，在父亲的感召下，终究还是以悔过的姿态而重新回到文明所指定的位置。

因此，探索着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的新时期女性导演，一方面因不满于文明社会中女性的缺憾而试图偏离主流意识形态，寻找属于女性的生命视野；另一方面又因为她们对现代文明的执着，往往把女性的生命缺憾看成是历史的一种必然，是历史演进历程中女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最终将女性生命视野纳入、依附乃至消融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并因此赢得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励、支持或默许。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中的疯女人》一书中，曾对女性创作中这种矛盾性歧义性，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男性作者所创作出的文化传统，是知识女性精神上的“父亲”，她们不能不受其影响，并向之表示依恋和忠诚。但是，作为女性的她们，又深切感到这种传统的异己性而很难全盘接受男性作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因此，女性作者大抵都是有意的或无意的“两面派”，她们一方面在模仿，一方面在篡改，在修正喂育了女性的文化传统时，又直接或间接地拖着那个传统的影子。

执导了《当代人》、《青春万岁》和《童年的朋友》等影片之后而日趋成熟的黄蜀芹，决意挣脱父权文化的消极影响。黄蜀芹毫不掩饰她对中国男性导演所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的失望：“中国男性导演的电影塑造出来的女性，要么是男人们的附属或起抚慰作用的，是幻想主义的，要么是等待编导指出一条出路的……影片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台词：我们女人的命真苦呀！这种影片都是男导演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男性导演塑造的女性形象所填充的，全是父权社会所首肯的虔诚与温顺、欲望与恐惧。对此黄蜀芹认为积极的抗争方式，便是“选取那些在男权社会里最能触犯女性痛楚的事件”，[9]从而抛弃对文明社会“他塑”的一切幻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自塑”。《人·鬼·情》的女戏曲演员秋芸，之所以将整个生命倾注于舞台上的“鬼情”的建构，根本原因就在于秋芸现实生活中“人情”的匮乏。童年时作为一个私生女的小秋芸，不仅失去了孩提时代的天真无邪，反而因无意中目睹了母亲于有着秃瓢似的后脑勺的生父在草垛上的私通而留下巨大的精神创伤。随后母亲与生父的私奔，更把秋芸抛到了绝缘于家庭亲情的困境。青年时与自己启蒙教师的无望爱情，则使得秋芸的初恋只是一个苦涩的回忆。最终与秋芸结成婚姻关系的丈夫，却心胸狭窄，嗜酒如命，夫妻之情名存实亡。这种父不父、母不母、师不师、夫不夫的现实，注定了秋芸只能在父权社会的边缘上挣扎而饱尝被放逐的酸楚和悲凉。黄蜀芹在真实地表现女性被逐命运的历史境况的同时，还以罕见的勇气，冲破历史和现实的幽禁寻找着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秋芸在舞台上“我演男人”，不仅意味着秋芸决心挣脱现实中他塑对女性自塑的羁绊，而且表明秋芸试图将“他塑”置换为“她塑”，以女性的视角来诠释男性应有的指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是以一种“镜像”的方式，表现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影片开头身穿白大衣的秋芸坐在镜子前，用红、白、黑三种油彩，在自己的脸上描摹出鬼魅脸谱后，穿上大红袍，戴盔挂须装扮成男性钟馗后，再度来到镜子前，却在镜子里发现一个穿白大衣女子的背影。镜头迭映着，“他”看她与她看“他”的对视，构成了影片的叙述动力。它颇类似于拉康所谓的儿童对自我形象早期认识的“镜像阶段”，虽然此时儿童的生理心理尚处于分裂的状态，但是，“站在镜前，能指在他自己的映射的所指中看到了完美，即一个完整无缺的个性。”[10]因此，镜像实质是一种虚构的误视。通过镜像，有所匮乏的主体能够在想象中体验占有镜像中那个丰满的视像，并以此来支撑虚构的统一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不甘于现实被逐命运的女主人公在舞台上或绘画中建构女性的精神家园时，由于舞台和绘画在本质上只是一种镜中花水中月的虚幻镜像，它们所给予的，也就只是一种虚构的想象性的解放，理想和现实之间，仍然缺乏必要的整合而处于分裂状态，女性的家园，也由于未获得现实的基础而仅仅表现为“精神”的建构。如前所述，以父权语言体系来表述女性生命体验的女性创作，其语义本来就充满了间断和歧义，新中国先进的妇女解放思想和滞后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系，加剧了新时期女性导演所执导的女性电影叙述的断裂，黄蜀芹虽然试图消解父权文化的影响而实现女性的自塑，但影片《人·鬼·情》镜像隐喻，却把其内在的分裂暴露得更为惊心触目。女性创作得这种文本乃至人格的分裂，客观上决定了执着于女性自我拯救的先驱者们，往往因牺牲了苟安于现实的幸福而具有一种自赎的悲壮，宛如当年殉身于十字架的耶稣——只不过她们所要传达的，不是所谓天国的宗教福音，而是女性精神家园的美学憧憬。

因此，新时期中国的女性电影，虽然男性导演侧重于通过对女性命运的垂询而捕捉其历史信息的嬗变，而女性导演则力图透过历史文化层面来表现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体验。但是，女性的现实家园的建筑，都同样悬而未决。后现代西方文化景观之一的女性电影，也存在着类似的困境。这或许昭示着，铭刻了女性新历史的女性电影，终究还将为历史所解构和超越。毕竟，失去了传统的宗教寄居地而被抛到这个世界的人类，无论男人和女人，同样都是被放逐的，都只有地球这个唯一的家园。因此，女性和男性，有可能也有必要走出性的迷障而共同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社会。只有当女性和男性处于同一地平在线而实现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人的形象才不至于如海边沙滩上的图画那样可以被完全抹掉，人类才有可能真正结束被放逐的历史而筑居着美丽的人间家园。

[作者簡介]]国家社科基金項目（04BZW013），范志忠，浙江大學廣播電視藝術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主要爲影視藝術批評。

[参考文献]

[1]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第49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透视》，第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E·安·卡普兰：《母亲行为、女权主义和再现》，《当代电影》1988年第6期。

[4]王一民：《我的认识与追求：谈谈乡土三部曲的创作》，《电影艺术》1985年12期。

[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第7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6]弗雷克里德·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当代电影》1989年4期。

[7]朱丽亚·斯温蒂斯：《维多利亚时代中写作和工作妇女》，剑桥大学1985年版，第35页。

女性文化论文篇4

。主要是当地人民群众和民间歌手进行传播，这两大主体是“开花调”流传至今的主要传播力量。从实际调研和考证的情况来看，“开花调”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当地人人都会唱“开花”，人人都能“开出花”，可见其普及率之高，群众的满意度之高，就连同我们去实地考察和外来的人们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感染。只要你来此地，不出几日，“开花调”便能够从你的口中“开出花”来。果不其然，在哪里住了几日，我们也习惯性地唱了几嗓子“开花调”。由于它不受时间、地点、季节、节日之限制，无论你在田间、地头、街巷、炕头、会场、学校、工厂、闲聊等都会听到人们在一边哼着“开花调”，一边工作、学习、写作等。足见，“开花调”在当地的流传之广，大部分是即兴之作、灵感所动、放声而歌。时下，一曲曲“开花调”环绕在各行各业的追梦途中，看到什么、什么开花，想到什么、什么开花，这便是“开花调”进行传播的主体风格。二是传播方式。“开花调”主要通过“口传”“网络”“电视”“擂台赛”“艺术节”“社火节”“盲艺人”“中小学课堂”“音乐剧”等方式进行传播。“口传”主要是指在民间街头、田地、山坡、广场等地方进行生产劳动和生活叙事时，由普通老百姓自发进行的歌唱，如《高高山上一篓油》、《打酸枣》、《摘花椒》、《二婶婶》等。“擂台赛”主要是由官方组织、民间积极参与通过“开花调”比赛，推选民歌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一种方式。其中，较具影响力的就是民间歌手或者民歌手，如刘改鱼、石占明、冀爱芳等。他们虽是不同时期涌现出来的传承人，代表着不同时期人们的精神期望；但他们唱出的风格却始终将“开花调”的思维特征、语言特征、音乐特征凝练其中，不断完善。还有“艺术节”和“社火节”是当地的一种文艺大游行，文艺大比拼，原先主要是民间庆祝丰收和成功的一种方式，现在逐渐演变为人们调试心情、享受生活的一种社会心态。“社火节”是当地的一种风俗，在山西晋中一带比较盛行，每年的元宵节前后进行，男女结对成形，花灯齐放、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进行“社火”表演。

还有“盲艺人”也是其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盲艺人”是当地一些遭遇不幸所致，身残志坚者由政府组织，政府和社会共同相助的团队，由早起的“村村”巡回唱到今天走进各类大都市、各类大讲堂。他们在抗战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战政策，为抗战服务，这就有了以以抗战为主题的“开花调”。如《拥护八路军》、《参军歌》、《逃难》等。此外，“音乐剧”“电视”和“网络”，还有当地上百个“艺术团”（民间自发组织的团体或者组织），都是近年来逐渐产生的一种传播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主要消遣方式，迎合了老、中、青的口味。三是“开花调”进课堂工程和同各类研究机构进行合作，推成出新。“中小学课堂”是就讲“开花调”和“小花戏”编著成教材，培养年轻一代能舞会唱的能力和本领，让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当前已经同中央音乐学院、山西省歌剧院等研究机构合作，不断对“开花调”“小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同时培育更多的民歌手，为“开花调”注入新的血液，更具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开花调”中反映的女性特征

音乐和其他活动一样，无论从表现内容，还是从表现形式来看，都是源自于人的活动本能的一种创造，处理的依然是人与人、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这些关系的核心的人的特征和活动依然是音乐承载的主要符号。一是直率而含情“桃花来你就红来，杏花来你就白，爬山越岭我寻你来呀，啊格呀呀呆；榆树树你就开花，圪枝枝你就多，你的心眼比俺多呀，啊格呀呀呆……”简单直率，清脆含情，在这委婉动听的旋律中，眼前仿佛再现出对对青年同志在追求美好，向往甜蜜，兴奋不已的那种场面。这就是传承千年的《桃花红杏花白》。从歌词的大意来看，主要是突出女性的直率，尤其将青年男女的真情实感演绎的生动活泼，形象逼真，一句“不想旁人光想你”，给人一种特别亲近的视觉，就像有两个人在偷偷说着悄悄话一样的神行俱佳。还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青年的含情，一句句“啊格呀呀呆”、“你的心眼比俺多呀”和“爬山越岭找你来呀”等等，将一个含情默默、既害羞又轻巧的少女，形容的如此别致。这是歌声中所唱到的情形，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幸福、面对人性所映射到的映像。“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经典民歌———《桃花红，杏花白》。整首歌曲朴实无华，情真意切，将男女相恋的真情实感演绎得十分到位，完全民间情人口语式的悄悄话，特别是“你的心眼比俺多”“不想旁人光想你”，把那种既含羞又欣喜，对情人既爱恋又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它被许多中外音乐家称为“民间音乐的圣经”，良心深处的良心，声音之上的声音。”

二是质朴而欢快。“亲呀亲呀格，呆呀个呆……”是“开花调”演唱的主要特征，然而，要想唱好开花调，要想深入理解开花调质朴而欢快的特征，就要深入体会“开花调”中所反映的女性形象，这些欢快活泼的女性个性集中体现在其所蕴含着的复杂情感其中。例如在《会哥哥》中就非常鲜明“，门搭搭开花呀不来来，门外走进俺哥哥来，亲呀亲呀个呆呀个呆。每日里想你你不在，这些日期你在哪里，亲呀亲呀个呆呀个呆。并头莲花开花离不开，今日你走了啥时间来，亲呀亲呀个呆呀个呆。杨桃蔓花开白奶奶，衣服破了你捎回来，亲呀亲呀个呆呀个呆。韭菜花开一大片，亲哥哥是俺心肝瓣，亲呀亲呀个呆呀个呆。”①从歌词中可以看出其方言土语的语言特征和欢快的音乐特征，这些特征与女性的年轻心理和美丽梦想巧妙衔接，欢快的“旋律，既充满不舍的爱恋又怀揣着起伏明快的节奏，自始至终都跃动着生命的活力；3/4拍的节奏，更加贴切的勾勒出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对心中依久的情哥哥越发浓烈的爱与不舍，然而，曲调短小、流畅、婉转，增加了忧郁的感觉，表现的是一种饱受单相思之苦的情绪，有不甘却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怀。”[2]这是开花调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三是细腻中带着羞涩。“开花调”的上句与下句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从其中歌词内涵上，集中显现出细腻、羞涩的女性特征。经常感到羞答答的女性，将重重的情感凝聚在心中，嫣然一片片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瞬间绽放。比如《苦相思》“：山药蛋开花结疙瘩，疙瘩亲是俺心肝巴，白日里想你不敢吭，黑夜里想你吹不熄灯；我给我哥哥纳鞋帮，泪点儿滴在鞋尖儿上，屋里头点灯窗外明，远远就照见我疙瘩瘩亲；白日里想你盼黄昏，黑夜里想你等不着明，满天星宿月不明，白白等了你一黄昏，双扇扇门儿单扇扇开，俺把那亲哥哥接进来，小亲亲小爱爱，今日里走了什时来。”

②再如，《樱桃好吃树难栽》“：樱桃好吃树难栽，有那些心思口难开。山丹丹开花背洼洼开，有了心思慢慢来。青石板开花光溜溜，俺要比你没一头。谷地里带高梁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就数你好！沙地里栽葱扎不下根，因为俺家穷不敢吭。烟锅锅点灯一点点明，小酒盅量米不嫌你穷。樱桃（那个）好吃树难栽，有了那些心思（妹妹呀）口难开。山沟沟山洼洼金针针菜，单为目毛你（妹妹呀）磨烂我一对鞋。黑油油的头发白灵灵的牙，毛呼噜噜的眼眼（妹妹呀）你叫哥哥咋。”①这是一首男女对唱形式的开花调，表达了男女内心自由浓烈的爱情火花。“开花”是对与爱情相关的物体形态与形状的比喻和表达。细腻中带着羞涩，是“开花调”中女性经常夹杂着的形象特征，字词间充满了浓浓的情怀和质朴委婉的乐感，我们依稀看到细腻羞涩的女性形象历经几个世纪的洗礼而代代相传，声声不息。这是什么？这就是“开花调”蕴含着的美。生活是平凡的，歌词也是平面的。美好的歌声，传承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希冀和向往。只有把“开花调”的特征全面深入地演绎出来，生动活泼的女性形象才会细腻多姿。千百年来，“无论它是舒缓的，还是激越的，无不渗透着人们丰富的内心反映和精神寄托”[3]，无不蕴含着女性对个性解放和情感压抑的奔放，这是一种完美的传承与统一，这是美的创造与文化延续的推成出新，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开出的一朵绚丽之花。

三“、开花调”对女性个性的张扬

女性文化论文篇5

一、爱情表达上从“要爱我”到“我要爱”：爱的自由表达权

传统儒家思想中，男女不但“授受不亲”，而且婚姻对象的选择也要依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中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践之。”在古代中国，男女在爱情表达上也注重含蓄内敛，委婉细腻。《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互诉爱慕之情时，只是通过一方旧的丝帕来表达，用物的谐音双关来倾诉衷肠：“丝”通“思”，暗喻思念之情，而“旧”帕，则表明思念的由来已久，双方在“你证我证，心证意证”中互猜心思。而女性由于有“三从四德”的限制，言行上更多了一层束缚。“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似乎一生中从未有过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对爱情婚姻的追求当然也只能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而“四德”乃是对女性“德、言、容、功”的要求。妇女要“婉娩听从”，恭顺柔和。在四德中，“妇德”是核心。《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中对“妇德”的解释是：“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意思是，行为优雅闲适，保持贞洁，衣装整齐，行为有度懂得廉耻，行动与静止都有法度。这就是所谓的妇德。“三从四德”的要求形塑了中国传统女性的顺从、缄默和牺牲。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自由、民主新思想的倡导下，自由婚姻被众多知识分子推上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后，新婚姻法的颁布更使自由婚姻的理念深入人心，对爱情的追求也越来越大胆。但毕竟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表达只限于“男追女”，女性则基本处于被动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自由平等的理念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也使人们的婚恋观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世界范围内性别理论的发展。妇女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由来已久，最初的女权主义反对男性中心和男权，争取男女平等，并认为男女都一样，给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环境和机遇，女性也完全可以做相同的事。女性以男性为参照系要求获得权力和利益，妇女的解放也以男性为标准。但存在的问题依然是用男性中心的视角来看待女性。20世纪七八十年代，性别理论发展到女性研究阶段。女性人类学强调妇女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要求建立自己的主体，而不仅仅是要求和男性一样。但它依然没有摆脱男性主体的思维方式，在主流意识中把女人划分为有别于男性的他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研究进入性别理论阶段。性别人类学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认为女性与男性并非绝对对立，男女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应在充分尊重个体差异的前提下，重建更合乎自然天性、更和谐平等的男女伙伴关系。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在其作品《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中说：“多一分强调性别，就是少一分共同的人性。”这种真正体现男女平等的思维方式或认知框架，使男女在爱情表达上也更自由和平等。女性不是强调要与男性一样，而是认为对爱情的追求是基于一个人的权利。因此女性逐渐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社会对这种变化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和接纳。这一点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也有所表现。自2010年开播以来，《非诚勿扰》就有“心动女生”的选择，这是“男选女”的一个关键环节。2012年10月，节目推出“动心女生”环节，开启了爱情表达上的“双向选择”。女嘉宾只要特别中意哪位男嘉宾，就可按下爆灯键，表明自己的心意，大屏幕上也会出现心跳动画，提醒大家有女嘉宾心动了，第一个爆灯的女嘉宾将成为“动心女生”。这种表达场面对女嘉宾来说的确是一种考验。从争做“心动女生”的“要爱我”，到力求“动心女生”的“我要爱”，体现了女性对爱的自由表达权。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在女性展示自我意识的觉醒、追求自由平等、表达话语主动权的背后，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和传统性别观念在女性内心仍然根深蒂固。田娜通过对“非诚勿扰”90位女嘉宾的职业、年龄、气质和受教育程度的分析得出，尽管今天的女性在家庭角色、职业平等、政治参与等各方面皆有进步，但中国传统性别文化里，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男才女貌的性别意识和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儒家文化的“父权制”传统仍然影响着中国社会性别结构和中国女性的地位，女性依然置于被观赏、被消费、被支配的附庸位置[2]。王芳等人对《非诚勿扰》344位男嘉宾的研究也表明，男性择偶中对女性在学历、经济条件、年龄等方面虽出现松动，但“男高女低”的模式依然存在，男性依然希望女性能够事业、家庭兼顾[3]。

二、择偶条件上从财富的一枝独秀到多元因素的综合考虑儒家讲求

“男尊女卑”“内外有别”，女性的职责就是操持家务,侍奉丈夫,为祭祀活动做好准备等，因此中国有句古话叫“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句谚语很好地表现了古代男女之间的经济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一方面，女性婚姻的目的似乎是要从男性方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另一方面，男性结婚的条件是要义不容辞地成为女性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支柱，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社会学来看，婚姻既是一个生活实体，又是一个社会设置。这表明婚姻既是一个私人问题，又与整个社会相联系。在爱情婚姻的选择中，人们并不能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还要受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受儒家思想熏染，儒家的财富观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对富与贵的追求是被整个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也被看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价值追求。当然，孔子也提到必须以正当的手段来取得财富：“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4]但是在实际追求富贵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手段的正当与否。有人说，20个世纪的中国大陆女性对于婚姻对象的追求是：50年代嫁劳模，60年代嫁农民，70年代嫁军人，80年代嫁大学生，90年代嫁大款。这种择偶观的转变是社会价值观在婚恋上的反映，也是社会政治、经济等变迁的结果。21世纪的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有逐渐加大的趋势，社会阶层也呈现出越来越固化的态势，出现了英国社会学家弗朗克•帕金所说的“社会闭关”现象：稀缺社会或物质资源及社会性的向上流动机会，总是被少数人牢牢把控，形成了一个“社会闭关”格局，由此奠基着社会的分层[5]。在这个无论买房还是找工作都需要“拼爹”的年代，“官二代”“富二代”的流行和“高富帅”的受热捧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的《2010年中国城市婚恋观念与方式调查报告》，高达70%的受访者明确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七成受访女性认为男性要有房、有稳定收入和一定积蓄才能结婚。这些结果引起人们的热议不足为奇，对女性婚恋观的探讨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通过婚姻二次投胎”的思想在女性中的蔓延，使我们看到了《非诚勿扰》中“宁愿在宝马车中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马诺，“握一次手至少20万”的“宁选豪宅不选男友”的开心果朱真芳。她们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群体，或说是这个浮躁喧嚣社会的一种价值反映。经济在女性们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毕竟我们看到，财富并不再是一枝独秀，外貌气质、性格品味、兴趣爱好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的异同等都成为女性择偶的考虑条件。孙晓培通过对《非诚勿扰》97位女嘉宾的分析得出，女嘉宾对男嘉宾要求的前五位是：生理因素、气质素养、性格脾气、人品道德和能力才干[6]。对“人”本身关注超过了外在的经济条件。女嘉宾孟雪在2013年1月6号的美国西部专场中，毫不犹豫地给和自己有相近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男嘉宾李茂鼎留灯，二人最终牵手成功。这并非因为改版后的《非诚勿扰》承担了更多宣传主流价值观的责任，而是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经济并非不是选择的要素，但已不再是唯一要素。还以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的《2010年中国城市婚恋观念与方式调查报告》为例，3万多个家庭的调查显示，人们择偶的首要条件依然是真心相爱和个人品德。《论语•公冶长》中说：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门人记孔子曾说：“人伦莫重于婚姻，匹配莫先于择德。吾门弟子，若公冶长者，可以女配之而为妻也。他平日素有德行，虽曾为事拘于狱中，乃是被人连累，而非其自致之罪，既非其罪，则固无害其为贤矣！”此可见圣人之于婚嫁，不论门族，而惟其人；不拘形迹，而惟其行[4]55-56。此外，对爱情的追求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中国的历史亦如此。无论是神话中的牛郎织女，还是传说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抑或确有其人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元代文学家元好问在其《雁丘词》中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物欲的社会并没有使人们放弃对爱情的向往，门第的观念也并不能泯灭爱情，真心相爱、生死相守的爱情始终是人们不懈的追求。徐安琪认为，生存环境越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7]。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条件的普遍提高是人们追求浪漫爱情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三、婚姻选择上传统家族力量的影响依然存在在

《非诚勿扰》的舞台上，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女嘉宾在对未来婚姻的居住模式选择上，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不与公婆居住，或尽量不与公婆居住，或希望是单独住等。措辞虽不尽相同，但意思表达是一样的：不愿与公婆同住。而男嘉宾对“孝顺”则非常看重。孙晓培对130位男嘉宾的研究表明，有13.1%的男性对“孝顺”有要求[6]。王芳等人对344位男嘉宾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有3.2%的男性提出婚后要和父母同住，“孝顺”超过“善良”，成为男性对女性思想品德方面的第一要求[3]。21世纪的今日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强烈冲击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制度也在迅速瓦解，但我们还是看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影响力依然存在，传统家族的力量就是一个例证。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说文解字》中说“妇家为婚，婿家为姻”。婚是女方的父母，姻是男方的父母。“约为婚姻”的意思就是“结为儿女亲家”。这说明，男女婚姻并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事，它是男女两个家庭的事情，因此要受到许多的限制和束缚。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族”是社会运作的基础。家、家族和宗族三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费孝通认为，“家”这个用字，在乡土中国是可大可小，最能伸缩自如了。与西方以夫妇为主轴的家庭不同，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而夫妇则成了配轴[8]。这种传统婚姻家族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虽然有所改变，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影响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国“百善孝为先”的道德伦理之下，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力更是不可低估。所谓“孝顺”是以“顺”为前提的。从“父母呼、应勿缓”的儿童时期，一直到“丧尽礼、祭尽诚”的父母过世，对父母的“孝”实际上贯穿了一个人的一生。张杰等人的研究表明，全国自杀率在1987年至2008年间呈明显下降趋势，而全国自杀率的下降主要来自农村居民自杀率的下降，特别是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的下降[9]。而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却往往与家庭矛盾缠绕在一起，焦点之一就是婆媳关系[10]。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的下降则和她们离开农村，离开原有的乡土环境，来到城市打工有关。费孝通把西方的家庭模式总结为“接力模式”，而把中国的家庭模式总结为“反馈模式”。在接力模式下，上一代有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下一代却无赡养上一代的义务，一代代都只向下承担责任，就像接力跑步一样；而在反馈模式下，每一代在抚育下一代的同时，都承担赡养上一代的义务[11]。“养儿才知父母恩”“养儿防老”等俗语都反映了中国社会这种亲子关系的特点。所谓鸦有反哺之义，羊用跪乳报恩，中国儒家文化中这种对“孝”的宣扬和强调，传至几千年而不衰，它是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内涵的组成部分。

女性文化论文篇6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佳·C.斯皮瓦克，挪 威的陶丽·莫依(Toril 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 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 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 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 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

鉴于上述种种分歧，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指斥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存在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将之视为父权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的否定、对局部、多元、特殊性的强调，对于深受本质主义困扰的女性主义文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女性主义又要摒弃其虚无主义的反政治化倾向，而坚持自己学术的立足点，以免自身也为其解构。女性主义可以吸收后现代文化的精华以为自身所用，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相反，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框架中来。

21世纪已经迈入了第2个年头。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文论究竟向何处去？总体上来看，作为崛起于20世纪后期、并有望在新世纪获得继续发展的两大重要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流派，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势必还是要在相互对话、取长补短中生存与发展下去。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潮，势必而且已然在观念与视角上给予女性主义以重大启示。同时，从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主义文论，又必然在新世纪两性关系格局呈现出新特征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自身的活力，强化自身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宗旨。

因此，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学者需要探索的首要问题将是，如何使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怀疑与对本质主义的解构获得与女性主义社会批判力量的完美结合，形成一套非哲学化的理论，它将既能从性别立场对历史文化与现实中的性别歧视达成有力的批判，又能强大到足以对性别内部的差异性与变动性加以分析和覆盖。在这一过程当中，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依然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女性主义学者论述大型政治问题、研究文学现象必备的理论工具，同时，女性主义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对象又应当包容不同社会、时代、地域、种族与性倾向的群体的文化特色。正如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指出的，“当它涉及跨文化的问题时，它的模式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不是适用于‘总体规律’的。”[13](P148-149)它还应当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并应当把性别当作其他许多概念中的一种，同时关注阶级、种族、民族、年龄和性倾向等问题。

而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由于国情的差异，启蒙时代以来的人道主义、科学与理性精神并没有真正到位，因此也不能面对西方五光十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一味盲从，根据一些浅表的现象就以为中国也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大呼解构与颠覆，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一切大叙事挥手作别。中国性别意识的启蒙还处于一个非常低下的层次，在这样的处境下，尤其需要踏踏实实地从事包括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内的文化启蒙与批判工作，而不是如陶丽·莫依所批评的那样，在泼洗澡水的同时，将其中的婴儿也泼掉了。当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我们对于任何大叙事之缺陷亦应有充分的认识，如中国学者周建漳所云：“抛弃对各种宏大叙事的浪漫情怀，如凭借某种宏观总体方案一举建成人间天堂之类的幻想，在‘主义’与‘问题’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15](P336)，在无数切实的微观研究的积累基础上，实现完美和谐的性别关系理想。

收稿日期：2002-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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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J901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2-0054-05

"Violence" in Female Movies and Meaning of Culture

MAO Qi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Keywords: violence model, gender, women"s narratives, anti-hero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Movie, as a communication medium and a type of art that has profound influence, can expose violent and discriminative treatment women have received in social rea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a series of movies on women"s issues and attempts to explain how the mainstream use of "heroic" and "sacred" action styles to design violence can be gendered and transformed for female story-telling as opposed to "male" movie scripts. It also explor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styles of narration as well as their side effects.

在众多针对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分析模式中，“暴力”被认为是与“情色”相并列的两种基本叙事母题，它们为男性观众们提供了窥视的载体，也充当了渲泄人类情感欲求的工具。电影塑造的男性英雄们高举正义、高尚和惩恶扬善的旗号对世界肆意破坏，并因此得到无上的荣誉和尊严。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昆廷・塔兰蒂诺的“血腥杀戮”，以及阿诺・施瓦辛格与汤姆・克鲁斯的强健肌肉和矫健身手，都由于他们在为世界打造充满阳刚气质的男性神话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而得到主流价值观念的推崇。

如果说，暴力是社会强权的极端表现方式，那么，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则是性别强权最残酷的呈现手段。在由朱迪・福斯特主演的影片《被告》片尾时曾出现这样一行字幕：“美国每六分钟发生一宗强暴案件，其中四分之一受害者遭受轮暴。”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机制以及特定的性别差异，使得女性容易在不同的处境下沦为各种男性暴力的牺牲品，充斥银幕各式各样的性暴力与语言暴力也成为彰显两性不平等关系的负面催化剂。

悉尼一位女心理治疗师纳迪亚・赞科曾经分析说，有些男人会受到银幕上宣扬的性别暴力的影响，“而这取决于受害者在银幕上如何表演，如果她看上去是完全顺从的，并且不打算进行任何形式的报复或寻求法律救助，这就使一些男人觉得性别暴力的行为是可以尝试的。”[1](P56)也就是说，当女性在银幕上以各种理由被侵害时，如何在接下来的叙事中表现她们的反应和动作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女性主义电影创作者们必定要在自己所主导的作品里将妇女的反抗行为抬升到一个重要位置的原因。男性观众从中可以看到，如果男人们的暴力会导致如此可怕的后果，那么他们在实施暴力之前一定会再多考虑几分钟；女性观众从中则可以看到，如果面对强权时不是以懦弱、求饶和哭泣来缓解痛苦的话，那么她有可能减少相当数量的损害，或者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尊严。

一、以暴易暴的女性反抗

根据女编剧凯莉・库里拍摄的美国影片《末路狂花》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一桩轰动世界的电影事件，这一事件的缘由与女性主义有关。塞尔玛是家庭主妇，没什么主见，在性格乖张的丈夫面前常常无所适从；露易丝是餐厅侍应，性格刚强，但厌倦平凡的生活，于是她们决定周末结伴出去旅行散心。两人在一家酒吧消遣时，塞尔玛险些遭到邂逅男子的强暴，露易丝及时赶到并将其击毙。两人惊惶失措地逃离现场，并与步步紧逼的警方展开周旋。

影片借用了一种类似于公路片的叙事模式，两人的休闲之旅却在一系列“意外”事件中逐渐演变成女性主义的英雄之路。她们先后遭遇过酒吧的共舞者、搭车的英俊小生、卡车司机、粗暴的丈夫、追捕犯人的警察，其中一部分男性是女主角过往生活里的悲剧元素制造者，还有一部分则是导致她们性格和行为变化的催动者，他们与看似公正的权力机制共同组成了对女性施加暴力的社会机器。

凯莉・库里曾经说：“一路上，女主人公们遇到各种各样的男人――丈夫、情人、警察、暴徒、骗子、卡车司机。起初他们看上去都非常友好，但只要进一步接触之后，他们对妇女们的友善态度便无影无踪。”①的确如此，在酒吧里，看似行为很绅士的男人与塞尔玛共舞并对之大献殷勤，在她微有醉意时将她带进寂静无人的酒吧停车场企图实施侵犯。即便在露易丝用枪指着他命令马上停手的时候，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女性的辱骂与贬损（需要指出的是，促使露易丝开枪的根本动因并不是男性的施暴行为，而是在他被迫停止暴力行为之后所表露出的对女性人格和尊严的语言贬损）；路上碰见的卡车司机，则无端冲着塞尔玛和露易丝说出侮辱和挑逗性语言，甚至做出各种极其下流的举动；露易丝从男友那里搞来一笔钱充当逃亡路上的费用，意外邂逅一位英俊的年轻人，为偷窃钱财假装与塞尔玛一见钟情，两人共度良宵之后，路费不翼而飞，年轻人也无影无踪；露易丝发现从前粗鲁的丈夫在这次通话时突然变得异常温柔，立刻意识到他身边必有警察在窃听，所以立刻警觉地挂上电话……可以说，影片中出现的几乎所有男性或者怀有不良动机，或者怀有不端行为，暂时表现出来的温柔、体贴与关怀都是飘浮在种种男性欲望表面的假象。

一家很喜欢这部影片的妇女书店女老板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位女顾客告诉我，她们都认识这些男人，每个女人都认识塞尔玛的丈夫，其中有些人还嫁给了他们那种类型的男人。”[2](P46)塞尔玛与露易丝从身穿制服、循规蹈矩的传统女性变成胆敢用手枪对男性进行还击的女性主义者，不是她们自主选择的，而是男性暴力逼迫的后果，在任何退让与妥协都无法保全自己的状况下选择武力对抗，这与同一时期许多主流电影依靠制造“女性暴力”形象来适应受众口味的“女英雄”影片（如《特工狂花》、《猫女》、《艾莉卡》）有着本质区别。

同时我们也在影片中见证了两位女性的成长过程，塞尔玛渐渐由胆怯服从的妻子变成勇敢坚强的女性，露易丝则以比男人还更强的意志与判断力解决了所有棘手问题。两人最后逃往已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严阵以待的大峡谷，影片在飞出悬崖的汽车上定格、淡出，正如编剧所期望的那样：“我不想让她俩的车子往下落。”①“在告别生命之前，塞尔玛和露易丝握着手，高高举过头顶。这个手势不仅是她们经受住严峻考验的友谊的象征，也是战胜不断侵犯她们人性尊严的丑恶社会的象征。只有对自己主人公坚定不移的导演才能够完成这样的结尾。”[3](P187)事实也正如编导所愿，《末路狂花》成为上世纪90年代标志性的女性主义电影文本之一。

2002年，轰动法国的影片《悲情城市》为导演维吉妮・德彭特招来无数立场迥异的评论。支持的一方认为，这是一部将男性彻底驱逐的女性主义杰作，指责的一方则认为，这是一部令人作呕的女性暴力文本，影片讲述两位先后遭到社会唾弃的女性逐渐以虐待杀人的方式报复男性的故事。而捷克著名导演薇拉・齐捷洛娃在1998年拍摄的对抗性影片《陷阱》则比她那部交织着先锋意象与实验色彩的《雏菊》走得更远、更极端。片中主人公是位兽医，因汽车抛锚搭乘两位陌生男人的车，谁知却被他们强暴，在身心遭受创痛之时，她将两人诱骗回家将其灌醉后加以伤害。影片从两个男人清醒后面对自身伤口的情节开始真正展开。女性“兽医”身份的象征涵义深刻，而男性的遭遇则让人们开始反思，与女性所受到的心灵创痛相比，他们的疼痛是否更加“罪有应得”。

与上述表现男性对女性实施性侵害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是，1996年由美国导演玛莉・哈伦拍摄的影片《枪击安迪・华哥》则以偏向政治化的角度讲述了一位自发的激进女权主义运动者的精神历程。女主人公苏莲娜身上似乎综合了美国六七十年代青年所有的问题与特点：她童年不幸，过早开始性行为，进感化院时成为同性恋，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公然在街头乞讨拉客，勤于思考且行为冲动。苏莲娜受当时先锋艺术家安迪・华哥的影响，撰写出表达个人思想和情感的剧本并送给安迪审阅，安迪只对她敷衍似的夸奖了几句，把她看成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小丑。被抛弃的苏莲娜开始自己在街头贩卖《泡沫声明》，之后随手拿走朋友的手枪，来到安迪办公室对着他和他的同事连开数枪。安迪遇刺后一直没有康复，苏莲娜则被判处三年徒刑。《泡沫声明》多次再版，成为女权主义经典，这一刺杀行为也成为美国通俗艺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影片从一开始就以纪实性的手法再现了美国特定时代的社会氛围，展现出在那样一个相对混乱、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流派、主义和社会运动的时代，女性在社会所处的真实地位。生活潦倒的苏莲娜受过正规教育、才华横溢，却无法找到任何得以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影片在常规的叙事流程中数次穿插苏莲娜面对镜头时长篇大论般的倾诉与演说，唯有在一个假想的摄影机面前，她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立场，以及她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深刻剖析。

在那些掌控了社会主流话语权的男性们眼里，苏莲娜或者是可以被轻轻抹去的蛛丝，或者是可以被随意践踏和侮辱的底层边缘人物，他们从不将其放在眼里。曾经被苏莲娜尊崇为艺术偶像的安迪，是一个善于利用艺术手段为自己牟取名利的社会投机分子，他烫着标新立异的灰白头发，是当时前卫艺术界的宠儿，但却有着极为保守的性别观念，女性如同在他工作室里悬挂的大幅玛丽莲・梦露的头像一样，只是一种被戏耍、用来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片中女友就曾经对他毫不尊重女性的艺术创作手段非常愤怒，甚至破口大骂；看似对苏莲娜颇感兴趣的出版商，信誓旦旦地说要帮她出版小说，但在自己遇上财务危机的时候，便用一张无法兑现的支票将其轻松打发，在苏莲娜因枪击事件被媒体追踪时，他迅速出版小说借此发了一笔横财；而作为媒体象征的电视台男性主持人则代表了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苏莲娜的作品引起人们关注，电视台找她出镜座谈，但男性主持人常常以侮辱性的言辞打断苏莲娜的讲话，甚至直指苏莲娜向电视机前的观众狂笑着说：“你看过比她更堕落的女人么？”被惹恼的苏莲娜于是大闹演播室。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苏莲娜举着枪直指安迪的那一刻，在场的男人们竟然还都没有谁注意到她，甚至抬头看他一眼，于是她终于向自己曾经的崇拜偶像，也向她所痛斥的男权社会射出了仇恨的子弹。

导演并没有将叙事重心放在安迪・华哥这位在美国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经以商业绢印法打破了一般人对“画家亲笔绘制才算艺术”的传统观念，从而声名大噪）身上，而是通过各个方面揭示了苏莲娜实施刺杀的内在动机与社会根源。这部充满着反叛情绪和时代精神的影片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对男权机制的深刻怀疑。女性主义运动曾经有这样一个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政治”作为描述女性现实处境的重要概念，被赋予深刻而复杂的象征意义，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性别歧视不仅存在于私人空间和家庭环境里，而且广泛存在于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公众领域等几乎所有涉及到权利运作关系的环境当中，正因为如此，任何与女性争取权利有关的行为都是一种“政治”方式。苏莲娜所交往的男性角色，包括安迪・华哥、出版商以及电视台主持人，共同组成了对女性施加性别压迫的象征机制。（2）影片通过苏莲娜的评述展现了独立女性真实的情绪与面貌。苏莲娜认为，（社会观念规定的）女性天职是忍耐和抚养孩子，“但事实上，女性的天职是赶时髦、发牢骚、被爱、自尊、发现、探索、发明、解决问题、哈哈大笑、创造音乐、全身心地爱，换句话说，创造神奇的世界。”②她们需要得到来自所有性别的尊重与认同，而不应当被男性置于漠视地位。（3）导演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能否真正代表女性利益也提出一定质疑。片中展示出在电视里姿态高雅、缓缓就座的女性，女性反对电视媒体选举美国小姐的示威游行，以及妇女们焚烧女性饰物和身体象征时的愉快表情，这些类似于做秀的镜头与苏莲娜的现实命运构成一种反讽和对比关系。

在这些女性主义影片当中，“暴力”被当成是妇女们愤怒到极点，无路可退时所能采取的唯一手段，由此产生的两性关系激烈冲突令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西班牙1995年出品的电影《我们死后，就无人议论我们了》当中，女主人公格罗丽娅在生活的重压下不断酗酒，将家产挥霍一空，之后又卷入黑帮仇杀，持枪抢劫。然而在把威胁生命的杀手杀死后，她却选择放弃暴力，当上卡车司机开始了新的生活，一直在旁边用无私的关爱默默守护着她的婆婆在看到格罗丽亚放弃暴力的时候，终于安详地离开人世。影片似乎在诉说，暴力并非女性与生俱来的特质，当强权彻底被击溃时，它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暴力对抗的消极意义

塑造充满幻想和自主性、同时具有积极行动力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电影试图颠覆广泛存在于主流电影中“清纯淑女”、“永恒母亲”以及“神秘妖妇”形象的主要手段。让女性从沉默、缺席的被动位置转化为自由、鲜活的生命主体，则是女性主义电影的基本目标。不幸的是，在所有反传统的女性形象模式中，似乎只有“末路狂花”式的“疯癫女性”最为公众所关注，她们遭受了来自男性社会最残酷的对待，因此试图“以暴易暴”，用同样暴力的方式回馈男性，以便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但如果说《碧波女贼》《枪击安迪・华哥》当中的女性暴力行为还能找到足够社会根源的话，那么在《悲情城市》里，莎汀与玛纽后来的报复行为则显得过于放纵和肆意――她们将男性个体对女性的侮辱转嫁到所有具备男性特征的对象身上，并且以此发泄对男性的刻骨仇恨。两人在男性俱乐部里滥意屠杀的场景虽然并不能代表所有女性主义电影的立场，但这一极富象征性的叙事段落的确暗含了女性主义者们偏执的一面。

由男权操控的主流媒体对这些“暴力女性”的刻意放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刻板的女性主义者形象做出了贡献。在它们似乎有理有据的讨论中，女性主义者们被描述成为一群“仇视男人、丑陋、好斗、神经质的、秘密活动的女人”，[4]她们整天叼着长长的香烟，毫无顾忌地公开谈论性、政治以及其他一些禁忌问题，她们抛弃家庭，不修边幅，昼伏夜出，拒绝生育。与此同时，“女性主义”也被看成是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贬损字眼，专门用来形容那些不被男性喜爱，甚至也不让女人们同情的女性边缘角色，许多即使对女性主义观点有所接受的女性也不愿在公开场合对此加以承认。

1914年3月10日，一位激进的女性主义运动者玛丽・理察森化名波莉，拿起斧头来到伦敦国立美术馆将委拉斯开兹的《维纳斯》画像毁坏，意在表现女性对传统艺术的坚决抵抗。理察森的野蛮行为在当时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他们无法容忍一个女人在神圣的艺术宫殿里挥舞着斧头任意毁坏艺术作品。“为她认为值得奋斗的政治理念去从事一项犯罪行为，试图破坏一件她认为是颂扬她这个激进的扩大妇女参政运动分子厌恶之物的作品，显然她是错了。她错了，因为她的行为正好落实了邪恶的疯女人的行径。”[5](P37)这段话如果挪用到某些女性主义电影身上也是适用的，因为与解构主义只图拆解不求建设的思想观念相类似，简单的暴力行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安东尼娅家族》的主演维莱凯曾经说：“在欧洲，女权主义运动比在美国开始得晚一些。在我眼里，它有一点荒唐可笑，这是因为它走得太远了。例如，人们将代表男性的木偶绑到树上然后‘惩罚’它们。在一开始，一些欧洲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想将所有的男人都送进厨房。但我相信男人和女人应该都有权利发展他们各自的特长，而且做对他们最合适的工作。”[6](P57)

虽然社会上大多数暴力都是由男性或者男性所属的权力机构发起的，但如果将针对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暴力行为都归结于男性的客观存在，则是偏颇的和唯心主义的。在贝尔・胡克斯看来，“所有暴力的根源来自于西方哲学体系中的等级制度和强迫性权力。”[7](P137)因此她提出，性别歧视和和其他群体压迫的思想体系都是以这一信仰为基础的，只有消除这一基础它们才得以消除。同理，只有通过有效的叙事理念和影像表达，将反抗和揭示社会整体的权力运作与专制问题作为创作实践的根本出发点，才是女性主义电影的最终任务。

三、结语

令人欣慰的是，并不是所有女性主义电影都愿意将“暴力”和“对抗”作为解决性别问题的唯一手段，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电影进行了一系列自我调整和理论完善之后，对于从前被女性主义者们拒绝的、温柔、善良、宽容和悲悯等曾经被她们视为男权压迫下用以代表女性刻板性格象征的一些概念，重新回到了女性电影创作的视野当中。如果说，早期女性主义者认为“感性”是男性对女性能力的贬低，而“理性”则是男人自封的力量象征的话，那么在如今的某些女性影像表述中，男人的“理性”往往成为冷漠、利己、保守和机械主义的代名词，而女人的“感性”常常也不是只能意味着善变、怯弱和妥协。

像在《钢琴课》里，看似不可理喻的艾达对音乐有着超乎寻常的感受能力，她用沉默来表达对荒诞世界的拒绝；在《安东尼娅家族》里，母亲安东尼娅以坚强的生存意识和博大的宽容之心，保护着自己的家族顺利繁衍；而在《哭泣的人》当中，苏茜不仅拥有其他男性所不具备的优秀品德（对名利默然而坚定的拒绝；无论在何种困境下都以正当的方式积存金钱；将对种族、对文化的依恋深藏在内心不轻易改变；以悲悯和谅解之心看待那些自己并不认可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而且最终以自身的毅力和韧性，在艰难的环境里化蛹为蝶，变成了独立而成熟的女性。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女性主义电影（尤其是在剧情片和纪录片当中）所出现的这种对女性精神的重新探讨和理性回归，不仅为女性群体在传媒文化盛行的时代提供了另一种自我观照的方式，同时也为性别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实践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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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化论文篇8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女性文化论文篇9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 理学 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 政治 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 自然 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

三、母教的要求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母教”是儒家伦理传统的一个长久信条。刘向的《列女传》以十四位模范母亲的故事为开篇，是女性训诫文学的开山之作。到了明代，通过给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誉头衔，明政府从官方正式承认了女性对男性的 教育 贡献。桐城一县，明清两代，男子外出做官或远游者不计其数，母亲就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教育后辈的职责。正如《桐城民俗风情》一书中所录地方民谣：“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书中且有后记说明：“吾乡宦游与远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张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训，恭俭人慈，深明大义，虽膝下仅不肖一人，而教诲之严与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则竭蹶延师，夜则篝灯课读，每同志过谈时，必于厅事后侦之，或援经道古，语语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谈其兴，倘稍涉戏谑，则呵逐立加。”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有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有个共同的特点：全是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刘大抛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虽无见，而操作不辍。樾五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统奴皆睡去，独大家偎炉火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日：‘若书熟否?先生曾扑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扑责。’乃喜”。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桐城的一代文学宗师姚鼐也曾竭力赞扬妇女的才学过人。尤其认为母教对持家、教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中，他赞扬“侯官林君母氏郑太孺人，少善文辞。”在其丈夫死后，他说：“上事姑，下抚两幼子，辛苦劳瘁，以其学教二子，同一年得乡荐，季者成进士，为编修。余每与两林君言论，非世俗浅学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誉最为登峰造极的是桐城龙泉学博孙森之女，张文端公张英之妻姚氏。据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所载，姚氏性好简朴，虽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态，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上之书，而尤好禅学。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时，康熙帝尝顾左右日：“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围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桐城以一县之地．产生出如此纷繁的女性文学。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文化之乡浓郁的文化风气。一是读书风，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的人数多，“通衢曲巷，夜半诵读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学子不仅在本乡本县读书。还到外县外省读书，许多人几岁就学，二十出头就读遍经史百家，学问渊博，在科举 考试 中蟾宫折桂，名列前茅。“穷不丢猪，富不丢书”这是桐城世代相传，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民间谚语。

《安徽名嫒诗词征略》中便有许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览群书的记载：吴令则，……博通经史，小从父学诗，声调婉丽；吴令仪，……自幼勤学不倦；章有湘，……幼时人塾，常背诵《捣衣篇》《长恨歌》，一字无讹，与姊瑞麟、妹玉璜、回谰、掌珠，并善才名；吴坤元，……幼奇慧，从从祖应宾受书，辄成诵，十岁知属文；姚宛，……幼读史书，好吟咏；姚凤翔，……幼博经史，善吟咏；吴氏，……诸生询女，幼读书时，父以“自古以来天气好”诗句命对，即应声日：“放怀之处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书史，幼从祖姑读，及笄，学益进，……弟自塾中归，必与讨论诗文，一日，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父大喜，谓工致蕴。

二是尊师重教风。明清两代，桐城县内私塾遍布，教师颇受尊重，文人从教者多。“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地方官宦士绅亦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熏染，书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续修县志》指出：“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稍长，教以针黹尤必习于井臼，虽巨室不娇惯。”％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女性文化论文篇10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理学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认为“清初龙眠闺阁多才，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尤杰出。”阎探方氏家学之源流，则多以心学为宗．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学渐属心学的重要学派——泰州学派的继承者：“泰州学派是一个强调以身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派，以个人为中心来重新审视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妇女问题上认为：妇人、女人在本质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逊色，夫权也不是绝对的，族权主要是用来通财济贫的……”。学渐育三子，长大镇，次大铉，皆进士，季大钦，郡廪生，孟式、维仪乃大镇女，吴令仪乃大镇媳，维则乃大铉女。陈济生《方大镇传》记载大镇躬亲政务，好尚心学，曾与当时名流聚集京师，建首善书院，讲学其中，可以说，正是方学渐父子两代道德学术滋养，至第三代才出现一门名媛彬彬盛况。

二、婚姻的需要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荣的背后还体现出社会对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员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数有闲阶级的男子们把兴趣转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买姬妾、蓄家乐，有些便以与妻妾们酬和为乐事，文学毕竟是比较风雅的一种消遣，于是士大夫们争相效尤，蔚成风气。对于妇女自身来说，文学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为不仅她们被束缚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某种施展的机会，而且还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进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谢肇制，《五杂俎》的作者，在一段关于女子之才与色的论述中曾说：“妇人以色举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几于木偶也。”他说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着长相，也意味着文学才华。清代王相母亲作《女范捷录》，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这段话即明确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确立。为女性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机。

《桐城续修县志》卷之三风俗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女家重择婿．男家亦重择妇。”誊三虽然文章中没有详细列出“男家择妇”的标准，但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女子的才学应该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桐城名嫒诗钞》一书中记录了不少闺房之内，夫唱妇和，举案齐眉的和谐画面，可见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为“闺中良伴”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张莹，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读书，于归后，即屏弃纷华，从夫学诗，以写起意，多见道语，不类世俗女子香奁之音。著有《友阁集》；

张姒谊，与莹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诗，随夫宦游蒲亭皇华，而不废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为乐。著有《保艾阁集》；

姚苑，幼读史书，好吟咏，年十五归茂稷，闺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凤翔，幼博经史，既归云旅，分题梧阁，此唱彼和，积稿盈尺：

左如芬，阶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俪甚笃，文熊远客，如芬思念，辄赋诗遣闷；

姚德耀，中城指挥同邑马占鳌室，素娴内则，性喜为诗，闺阁中倡随歌咏，互相诗友，不减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母教”是儒家伦理传统的一个长久信条。刘向的《列女传》以十四位模范母亲的故事为开篇，是女性训诫文学的开山之作。到了明代，通过给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誉头衔，明政府从官方正式承认了女性对男性的教育贡献。桐城一县，明清两代，男子外出做官或远游者不计其数，母亲就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教育后辈的职责。正如《桐城民俗风情》一书中所录地方民谣：“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书中且有后记说明：“吾乡宦游与远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张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训，恭俭人慈，深明大义，虽膝下仅不肖一人，而教诲之严与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则竭蹶延师，夜则篝灯课读，每同志过谈时，必于厅事后侦之，或援经道古，语语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谈其兴，倘稍涉戏谑，则呵逐立加。”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有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有个共同的特点：全是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刘大抛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虽无见，而操作不辍。樾五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统奴皆睡去，独大家偎炉火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日：‘若书熟否?先生曾扑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扑责。’乃喜”。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桐城的一代文学宗师姚鼐也曾竭力赞扬妇女的才学过人。尤其认为母教对持家、教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中，他赞扬“侯官林君母氏郑太孺人，少善文辞。”在其丈夫死后，他说：“上事姑，下抚两幼子，辛苦劳瘁，以其学教二子，同一年得乡荐，季者成进士，为编修。余每与两林君言论，非世俗浅学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誉最为登峰造极的是桐城龙泉学博孙森之女，张文端公张英之妻姚氏。据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所载，姚氏性好简朴，虽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态，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上之书，而尤好禅学。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时，康熙帝尝顾左右日：“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围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桐城以一县之地．产生出如此纷繁的女性文学。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文化之乡浓郁的文化风气。一是读书风，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的人数多，“通衢曲巷，夜半诵读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学子不仅在本乡本县读书。还到外县外省读书，许多人几岁就学，二十出头就读遍经史百家，学问渊博，在科举考试中蟾宫折桂，名列前茅。“穷不丢猪，富不丢书”这是桐城世代相传，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民间谚语。

《安徽名嫒诗词征略》中便有许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览群书的记载：吴令则，……博通经史，小从父学诗，声调婉丽；吴令仪，……自幼勤学不倦；章有湘，……幼时人塾，常背诵《捣衣篇》《长恨歌》，一字无讹，与姊瑞麟、妹玉璜、回谰、掌珠，并善才名；吴坤元，……幼奇慧，从从祖应宾受书，辄成诵，十岁知属文；姚宛，……幼读史书，好吟咏；姚凤翔，……幼博经史，善吟咏；吴氏，……诸生询女，幼读书时，父以“自古以来天气好”诗句命对，即应声日：“放怀之处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书史，幼从祖姑读，及笄，学益进，……弟自塾中归，必与讨论诗文，一日，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父大喜，谓工致蕴。

二是尊师重教风。明清两代，桐城县内私塾遍布，教师颇受尊重，文人从教者多。“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地方官宦士绅亦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熏染，书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续修县志》指出：“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稍长，教以针黹尤必习于井臼，虽巨室不娇惯。”％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女性文化论文篇11

一、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及苏珊・格里芬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步入第二次浪潮，她们不仅主张在经济、政治、地位等方面和男性平等，也希望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将个人解放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从社会中寻求受压迫的根源，力求解放女性和实现有差别基础上的平等。随着环境危机的日益严重，各种环保运动也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女性思想与生态思想协调发展的必然性，也认识到女性运动和环境运动合流的重要性，于是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应运而生。生态女性主义随后衍生出了多元的文化思潮和理论，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为男性统治者把女性和自然放在被压抑和贬低的从属地位，压迫着“自然化”的女性和“女性化”的自然，他们把二者排斥在男权主流文化之外，并将二者都纳入在男权统治之中。

因此，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等被男权所贬低的客体，建构一个新的生态女性主义世界观，并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解放女性和自然。可以说，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具有激进的女性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文学批评性。

苏珊・格里芬就是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尽管她把自己定义为诗人，但她也是著名的剧作家和哲学家。20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地发表作品，代表作主要有：《女性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色情与沉默》《石头之歌》《她身体的思想：进入黑暗的旅程》等。

二、《女性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中的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苏珊・格里芬的《女性与自然》这部著作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被誉为生态女性主义的里程碑，为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该书取材广泛，包括礼仪、诗歌、西方早期神学乃至妇科学，几乎对万事万物都做出了女性主义角度的探索和修订。自1978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美国乃至欧洲读书届的普遍好评，评论界公认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互文体”佳作。

在这本书中，苏珊・格里芬以诗歌和散文式的文体、复调的方法批判父权制文化下的二元论和等级价值论，揭示女性与自然的一致性。从关怀伦理学的角度提倡妇女解放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探究女性与自然的联系

从父权制社会开始以后，男性经常用驴、乳牛、骡子等被驯服的动物形象来描述女性，还用歧视女性的词汇来污秽自然，比如“地”等。男性认为自己是拥有上帝所赐予的理智，是一种可以预料的逻辑，是文化的结盟者。而女性是非理性的、不可预料的、感性的具体，具有被动的、惰性的、情绪化的、虚幻的等消极的特点。男性按照自己的视野去逻辑、规定、命名、限制、利用女性和自然。女性与自然被视为与主体对立的他者，为主体所服务的被异化到边缘的他者，是服从主体需要的工具和手段。针对以上错误的观点，格里芬希望通过认同女性与自然的亲和性，探究女性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来给予驳斥。

在《女性与自然》中，格里芬意图用动物来指称女性，经常用描绘母牛的词汇来描述女性，母牛的形象主要是健壮的、丰满的、能生育的，然而也是动作和思维迟缓的、呆滞的、慵懒的，像一个不被男人尊重的“懒汉”。母牛的形象就是对女人最形象化最真实的写照。她还认为，母牛和女性在孕育生命的行为职责方面是相似的，母牛在生育小牛之后便没有了饲养价值，只能被人类任意宰割，它们的最大价值就是生育。在男性眼中，女人亦如此，女性的最大的价值仿佛只是体现在生育后代这一方面，一旦孩子出生，女性的价值便不复存在。

格里芬还把女性比作其他自然物，比如把女性的子宫比作“岩洞”，把女性的阴道比作“迷宫”，把女性比作大地、羚羊、小鸟、玫瑰、百合等。由此可见，她认为女性与自然是密切相关的，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是“自然化”的女性。

格里芬认为女性与自然联系的根源并非是生物学意义上或者生理结构上的，而是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一些历史经验使女性比男性更能意识到自己是自然中的一部分，更能意识到人类的存在是沉浸在自然中的，是依赖于自然并与之不可分离的。男性的“分离”哲学无非是设想女性与自然更接近，从而使自己离自然更远，离文化更近，已达到征服自然和女性的目的。

（二）批判父权制世界观

在《女性与自然》中，格里芬也探究了女性与自然共同受压制的根源――父权制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包括男性认同、男性支配、男性中心。其二元式思维模式把男性至于女性与自然之上，男性是“前景”、女性和自然是“背景”。极端地排斥、疏远、敌对女性与自然，把男性与女性以及男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描述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世界观认为女性与自然相类似，男性则与文化相类似，女性与自然都是被男性利用的工具而已。

在《女性与自然》中，格里芬用大量的篇幅批判了父权制思想把女性视为低级的、顺从的、卑贱的等观念。揭露了二元式思维模式妄想达到既征服女性的肉体又控制女性的灵魂的双重统治。女性被当作一个“容器”，他们不断地向女人灌输着他们才是权威的领导者、女人必须服从他们的指令的思想。

格里芬还将女性暗指为自然界中的野马，讲述了在骑手驾驭它、征服她的过程中，野马却爱上了驯养它的男人的故事。她发现男性驯养野马和他们“驯养”女人相类似。指出男性像利用和剥削自然一样地压迫女性，而女性却主动参与了或被动的接受了这样被利用和压迫的处境，她鼓励女性养成自我规训的习惯，摆脱被男人“驯养”的境地。

格里芬还运用大量比喻如黑暗、深渊等表现女性渴望摆脱男权阴影，而又找不到出路之前的彷徨与痛苦。她呼吁女性要发出内心的呼号，坚信女性能够找到战胜父权制压迫的武器。她坚称我们要以“这个地球”代替他的“土地”；以“可能性”代替“他的必然性”；以女人的的情感取代男性的理智。只有女性对现在的不利形势进行大胆的改革，甚至是革命，敢于对当前已经存在的不公平的现状说“不”，才能不再让自己和自然遭受这样那样的利用和侵害，才能寻求到未来更有利的生存环境。

（三）弘扬女性与自然的价值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倡导从脱离父权制的道路和视角来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的等一切被男权所贬低的客体。建构一个新的生态女性主义世界观，弘扬女性女性的思维、精神、原则、劳动等具有女性气质和价值的东西。认为女性更加的尊重了生命的神圣性，更看重她和自然的联系，因而女性具有更少的侵略性，从而能持续的发展下去。在改善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上，女性文化更优于男性文化，更能敏锐的捕捉到女性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正视和高度评价女性和自然的价值。

格里芬所提倡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带有一种关怀伦理学取向，在批判父权制的世界观时又以女性的视角把自然界中的任何形式都给予关怀、责任和爱，并且指出女性并非出于义务关怀自然，而是处于一种情感：“她复活的气象会一次次给我洗礼，她的伤感会给予我；我能意识到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一切……我了解她的感情；大地是我的妹妹；我爱她日常的优雅，爱她沉默的胆识……我不会忘记她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对她又意味着什么……”〔1〕在格里芬看来，女性具有一种母性的胸怀，她是柔情的、韧性的、博爱的、比男性更有爱心，更有恻隐之心。男性理性主义的传统思维模式使他们看不到女性与自然真正的价值，更不能以温情的眼光看待女性和自然。因此，格里芬强烈批判父权男人的狭隘的价值观，把女性与自然的价值看成是女性走出男权藩篱的力量的源泉，肯定了女性与自然的价值。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妇女能获得生育、思考、感知和道德的自由，而且在人类社会中，生物、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使她们具有了选择和建构他们所希望居住的社会的能力。”〔2〕

其他流派的学者也肯定了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宣扬女性的传统美德，肯定女性的能力，赞赏自然和女性的价值，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同样具有革命意义。

三、 对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评价

许多批判者对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产生了一些质疑，一些学者对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中存在的本质主义进行批评，本质主义的特征体现在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对比中，虽然二者都强调“女性不是天生的，是被建构的”（波伏娃），都认同女性是因为被视为与自然、物质等同所以被排除为他者而受到压迫这一观点。但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主张“超越”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和所谓的“女性气质”，他们认为这都是男性文化强加的，根本不存在女性与自然的接近，也不存在什么“女性气质”，这无非是为了利益和统治而塑造的“意识形态”。但文化生态女性主义都相信女性与自然具有本质联系，希望加强女性与自然的联盟，相信“存在”优于男性文化的“女性气质”，并希望加强女性气质的塑造。

许多学者认为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并不是革命的，相反，它是一种幼稚的、倒退的思想观。一味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会让父权统治者有机可乘，因为，从父系社会以来，男性统治者正是利用了女性与自然共同具备的弱势来强化他们的统治。重新强调自然与女性的之间的关系并不能拆除父权制的违建，女性与自然被辖制的困境依然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

女性文化论文篇12

纵观中国艺术发展史，可以看到，作为民族文化精髓的“和合”文化在不同阶段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但是，现代以来人性遭遇到零散化、空洞化、幽暗化甚至游戏化，问题多多，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一种掠夺、占有，在艺术接受方面人们忽视了经典文本所体现的“和合”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倡导和建构生态女性文化批评，不仅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在目前的形势下，建构“生态女性文化批评”，既有中国几千年丰富深厚的本土思想资源可以挖掘，又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可以引进，其学派建构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下面从三个方面对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华民族丰富的本土生态资源加以厘定。

一、深刻的本土生态哲学资源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产生了朴素的辩证自然观，这就是“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所谓阴阳，就是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由相互对立、消长的因素构成的。这种阴阳和谐观念在《周易》、《老子》和《国语》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尤其在《周易》中对这种“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进行了详细表述。比如《周易·系辞上传》上就有记载，“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这种“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家的生态观是一种自然生态观。老子在《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说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推崇的“道”就是自然界自身的规律。儒家学说则是一种伦理生态观。《中庸》主张“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孟子·尽心上》进一步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提倡把人类之爱扩展到对自然物之爱。

二、丰富的本土生态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有生态意识，中国文化重生、贵和富有诗意。所谓重生，就是指“以生命为重，不仅注重人生，也珍惜自然界的生命。”荀子就指出，人不仅要珍视自己的生命，还应推已及人，珍视他人、他物及天地间的一切生命。他在《荀子·礼论》中明确提出，“礼有三本：大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贵和是指以和为贵。“贵和,以和为贵,不仅注重人伦和谐,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里的‘和’,也就是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的生命化成为的“和合”文化。”孔子就倡导“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精神，就是中和的人格精神——直道中行、刚柔相济、外圆内方等等。《论语》中较为直接说到中和的人格精神的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等。

老子在《老子》（第42章）中提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和”，就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管子曾直接提出过“和合”的概念，“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集校》第12章）。除此之外，墨子、荀子等人也曾提出过“和合”的概念。

三、精辟的本土生态经济资源

尽管在经济方面，中国古代没有像在哲学和文化方面提出那么多观点，但是还是有学者很早就深入到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阐述了一些精辟的见解，丰富了本土生态经济资源。早在春秋时候，管子、孟子等就提出了生态经济的思想。管子在《管子·八观》中曾说，“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结果将“闭货之门”。孟子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不同时段的人们都在关注着生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孙兰明确提出要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观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如果人们破坏了生态系统平衡，那么，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其结果是“鲜不为患”。

课题来源：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视阈下河北女性艺术研究”（项目编号：HB11YS035）

女性文化论文篇13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人手，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这其中，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日。这表明，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

2．2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从妇女的既是总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的双重文化身分出发，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文化网络”。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2)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