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篇1

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课堂上的运用

2.1女性主义教学法三大核心在英美文学的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教学时，教师应注重女性主义的三大核心讲解，让学生对女性主义观点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便于其进一步学习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第一核心是学生。就目前英美文学作品课堂的教学现状而言，教师仍然是课堂的中心，对于文学具有较好的鉴赏与理解能力的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而英语程度较差，口语表达不够流畅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却容易受到教师的忽视，无法在课堂上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兴趣。而在英语专业中，英美文学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学生如果没有在课堂上获得应有的教学知识，就容易拖拉后续的知识点学习，难以跟上教师的教学进度，并产生抗拒和厌学心理。因此，教师应当适当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全面的关照和教授每一位学生，使课堂形成互相尊重与合作的学习氛围，削弱学生自我态度，共同进步。第二核心是增加学生课堂权利。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过分强调学术的权威性，学生被动的吸取知识往往难以取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而英美文学课堂上，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作品的鉴赏与分析能力，如果单纯的采用教师讲解的方式是无法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也会一直学生的思维活跃性与创造能力。而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则能够改变课堂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的主体角色得到了强化，教师将课堂还给了学生，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进教学活动当中，从而促进其个人能力的激发。第三核心是培养学生领导能力，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采用女权主义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认真聆听自身的想法，同时培养学习经验的独立性。尤其是在英美文学课堂上，教师对于作品的讲解除了进行一些基本方法的传授以外，还应当充分鼓励学生自己去寻找和解开作品赏析的规律，对于一些较为内向的学生，应当利用女性主义理念积极鼓励其走上讲台，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从而锻炼其领导与学习能力。

2.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在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中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是对传统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创新和颠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更为注重课堂中师生的平等，强调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作用。对于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中的应用，笔者将以教材《新编英语教程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例进行应用说明。在教材第一单元中有两篇课文和互动练习、角色扮演以及写作部分四大板块，对于写作部分教师可以进行单独的教学，其余教材内容则在课堂上分为八课时进行教学。在课文的教学中，教师首先进行导入，并以课文题目为主要内容要求学生展开讨论，同时派出代表讲述论点。然后在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鼓励学生对教学中的重难点进行提问，教师重点讲解文中的语法和段落讲解。关于课文内容的讲解，教师可以采用对话方式进行，并要求学生对文章进行细读，自主翻译。教师在此环节应当充分鼓励处于英语弱势的学生进行发言，使其能够学会主动表达自身见解。课文讲解完毕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回顾，仍旧采用师生对话讨论的方式进行课文赏析，并在课后布置基础词汇练习。角色扮演板块部分，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分组进行练习，对话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以内。学生小组可与教师进行互动问答，从而完成课文问题部分，教师布置练习内容之外，可让学生进行自由提议，并就学生的建议进行部分内容的再次讲解。这样一来，既能够保证课堂氛围的活跃性，同时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上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也能够促进学生进行群体合作，从而使其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逐步培养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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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论文篇3

一

夏洛特・勃朗特在《简・爱》中塑造了伯莎・梅森这个“疯女人”形象，而在小说结尾作者又亲手毁灭了她，从创造到毁灭的过程里反映出作者内心的诸多疑虑和焦虑。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认为“疯女人”的形象是作者夏洛特・勃朗特愤怒情绪和分裂思维的一个投射对象，“疯女人”是作为作者的替身而存在的。简・里斯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了被喻为《简・爱》前篇的小说《藻海无边》，她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简・爱》中人物形象命运的不满，集中表现在对伯莎・梅森的重新正名上，将其被迫害致疯、致死的前因后果条分缕析地逐一肃清。从表面上看，这是对《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另一角度重释，也体现出两位不同年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女作家之间的写作方式及观念上的分歧，也在象征层面上，代表了女性文学中自身性别内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现实中反映自诸如种族/国家、阶级/阶层、性取向的差异而形成的另一种主流/边缘、压迫/被压迫关系的存在当中。西方女权运动从一开始时其主流群体便是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阵营，而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断充实发展，个中问题才逐渐凸显出来，由于西方种族问题的特殊性，黑人女性的种种现实困境得以暴露，并由此派生出黑人女性主义等支流。

二

带着对这些问题和观点的思考，对《简・爱》与《藻海无边》的文本进行重新细读后，我们便会发出很多疑问，比如两位女作家的写作策略究竟目的何在？将夏洛特・勃朗特和简・里斯放在对立位置上进行探讨是否是一种误读？她们二人的和解能否达成？

首先，在《简・爱》中，夏洛特・勃朗特如果明显对女性阵营中成员的个体复杂性拥有自觉而敏感的体察，并十分介意，同时甚至能够做出无意识下的某种刻意区分、排斥或歧视的话，那么，伯莎・梅森这个角色就不该也不会死去，她应当作为简・爱的攻击目标而成为一种显性存在，而不是被隐匿与囚禁起来。夏洛特・勃朗特显然没有那个“恶意”，她的书写是在无意识当中流露出策略性的。“疯女人”形象的塑造或许只应当是写作者内心焦虑的一个象征符号，她的存在目的非但不是将女性阵营隔离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恰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融合，因为从这个层面上看，“疯女人”伯莎・梅森即夏洛特・勃朗特自己的影子、替身。

“女性个体存在是丰富多彩的，既有种族、国家的区分，又有身份、经济、阶级的界限；其精神世界因此呈现出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承认女性异质多样性，是女性避免空洞的和抽象的概念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充实和完善女性生存空间的理论方式，也是颠覆和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统治的策略，是抵达女性生存真实性的必由之路。”[1] 244-245

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出，对女性僵化的文学形象（父权制文化中非天使即魔鬼的两极化女性形象）塑造局面的打破、抛弃和背离，以及对女性不同类型的文学形象的多角度创造，对其不拘一格（反复无常）的性情的充分发掘、想象和烘托，都是走向女性存在真实性的通道，从而避免了由于过度简单化、单一化和样板化所带来的“失真”写作。“疯女人”如果被认为是一种女性文学形象的类型，她的出现就会生发以上诸种效应，成为作者刻意地或无意地反抗文学菲勒斯中心主义和父性特征的另类方式。从这一点来看，制造“疯女人”的写作“策略”，非但没有分裂女性阵营，或者将其划为三六九等，从而人为地制造出隔膜感，反而恰恰充实、重整、激活了女性阵营内部的氛围，使其发展成一个具体而真实的活生生的存在。

因此从策略层面而言，“疯女人”形象是一种带有使命感的存在，她的出现从一开始便是和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男性群体极端对立的，这种“极端”，是区别于简・爱对待罗切斯特的方式的。“疯女人”/罗切斯特这组关系可看做是二元对立模式下带有对抗性质的话语方式的现实表现和发挥，二者无法共存，“疯女人”希望一把火烧死罗切斯特，这种女性对于男权的愤怒已是文学化的极致表达，而罗切斯特更是用一种规训与惩罚的“文明”方式禁闭着“疯女人”，让其生不如死地一直充当着象征秩序里男性的悲惨他者。女作家夏洛特・勃朗特用她来投射自己无处抒发，甚至连书写的过程都不能明确宣泄出来的，那种强烈而隐秘地来自第二性的愤怒。但最终她用消解简和“疯女人”伯莎・梅森的差异这种方式成就了男性c女性作为个体化存在相互间对话的可能，这就使得《简・爱》中三角关系里的主人公们成为了超性别的存在，最终以一种平和对话的方式达成了简与罗切斯特之间的沟通，从象征层面上实现了具有独立精神的奋斗女性对于自身权利和地位的争夺，女性与男性完成了理想化的和解过程。这是作家夏洛特・勃朗特对于两性关系出路问题所做的一次探究，甚至对女性文学批评寻找贴合后现代文化语境的话语方式也贡献了一定力量。

“既然女性的异质多样性注重的是个体，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个体与类本位之间的矛盾，即作为个体的女性与作为类整体的女性之间的矛盾，这给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带来了两难的选择。” [1] 245

同样，出于建构两性平和对话方式的目的，并站在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方式探寻的思路上，对《藻海无边》这个文本进行重新阐释后会发现，作家简・里斯所表达的真实内容也包含着对女性阵营中自身性别个体之间高度融合的深沉盼望。首先，简・里斯在小说中并未设置简・爱这个人物形象，而是从“疯女人”与罗切斯特的关系中追溯并重新阐释“疯女人”的疯狂来由，她并未构建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格局，恰是设置了男性/女性这组明显的父权制二元对立关系，用这组关系来代表女性备受压抑的反男权精神综合体去谴责性别压迫，因此反而反映出她对简的形象并非怀有深刻的愤怒之情，而正是有着一种深沉的“姐妹情谊”。其次，在《藻海无边》中，简・里斯的实践潜意识地延续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于话语方式探索的思路，伯莎・梅森用简的方式与罗切斯特沟通，她有清晰的身世背景，她能够自主言说，她有分明的偏好喜恶，她有弱点也有优势，总之，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这些特点和简完全不能归属为同一类别，但不能否认，这里的伯莎・梅森和简・爱极其神似。我们可以将这种“神似”看作是对一种话语方式的效仿，但这种“效仿”本身并没有带来雷同的结局，伯莎・梅森和罗切斯特都成为这段悲剧关系中的失败者，没有大团圆的结局，取而代之的是破碎关系的建立，没有两性之间的融合，如果将对此种结局的打造过程看作是关于两性关系走向的又一次试探，那么同以失败告终。罗切斯特在伯莎・梅森的世界中濒于疯狂，而伯莎・梅森也再度成为“疯女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破碎”是具有双重意味的，首先从象征性角度而言，这种决裂的对立状态正表征了最基本的作为理论的原则性“威力”和“气焰”。其次，从现实实践角度而言，这种单一而决绝的冲突绝不该成为最终对于两性关系问题的解决方式。

经过这样的辩证解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简・里斯是在与夏洛特・勃朗特进行跨时空对话，她想要证明夏洛特・勃朗特曾选择的方式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完美，不值得牺牲女性阵营的总体利益去换来最终和男性之间的大团圆结局。简里・斯还试图说明，在没有解决好女性内部的种种复杂问题之前，直接与男性握手言和是不合逻辑的，是很难发生的，因而也是荒诞的，这违背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即反抗男权制文化的压迫，实现女性自身的解放，而这一点恰是不能动摇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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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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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思潮和女性思潮的组成部分，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之上的。其理论基础在于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理论的进步及女性主体意识是其发展的理论源泉。生态女性主义在继承传统的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文学批评及其他文化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投身生态环保运动并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而现实基础。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森发表了作品《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农药的广泛使用引发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从而唤醒了美国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文学界，作家们特别是女性作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将女性和自然作为主题写进文学作品中去，将“自然歧视”和“女性歧视”裸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引发读者深思。如朱晓光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渊源与流变》一文中提到，1978年，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雷芬的《妇女与自然:她内心的吼叫》一书出版;1979年，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学与科学革命》发表。这两部专著的发表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结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在借鉴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融合，其理论意义看似等于其实大于二者的结合。生态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而女性主义批评则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伍尔夫在她的女权主义批评奠基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书中深刻指责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对女性身处的困境表示同情，她主张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高贵的尊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于1949年发表了《第二性》，该书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在书中，波伏娃认为女性要从这种家族式的社会中摆脱出来，撕去“他者”的标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正是在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参照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和背景。它通过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途径，从女性与自然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文学与女性、自然的关系，将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作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

(三)将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选择性地进行文本批评，将有针对性的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其中包括女性和男性的自然写作和其他经典之作。如在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作品中，周红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分析指出，以宗教为代表的父权制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不但造成了诸多如海斯特这类女性命运的悲剧，也扭曲了男性生命状态，而回归自然、人性，于母性中汲取力量，是摆脱异化、重获生命和谐的希望与路径。吴晓梅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揭示出苔丝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权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压迫。又如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和自然一样，都是受害者，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压迫和歧视。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反抗父权制观念才能解放妇女和自然，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男人与女人的和谐平等。

(四)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贯穿文学批评的始终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更贴近自然。在她们看来，男性中心主义和环境破坏行为共同构成对女性—自然联合体的威胁。女性与自然在本质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女人孕育生命就像大自然创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样，正如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家斯普瑞特奈克所描述的那样，“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以劳伦斯的作品为例，在他的作品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密切，钟情于自然，亲近自然。小说《虹》中的女主角厄秀拉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每当发现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她就非常开心。她的心好像也随着小溪奔跑着，歌唱着”。《恋爱中的女人》厄秀拉姐妹俩也喜欢畅游于大自然之中，享受着自然所给予她们的欢乐。在劳伦斯看来，自然和女性是同一的，女性是热爱自然，自然是女性的生命源泉，她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在狄金森的诗歌中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完整地呈现。所以说，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两大主题，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聚焦点，贯穿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

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足之处

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支新锐，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无疑给西方文学界带来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推动学术界从生态和女性双重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重新审视经典和传统著作，从而再次定位人类文化观、价值观以及生态观。然而，这一文学理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因而在指导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只是有针对性地选取部分具有解析力的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过错。生态女权主义者在选择文本进行批评的时候往往选择以女性为主角的自然写作或是以自然为背景的“反女性”文本，而忽略了两者的硬性结合只会导致这两个视角之间出现悖论的严重后果。再者，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在进行文本批评时有时比较感性，从主观意念出发，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根基。因此，对文本进行细读和深入研究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必然要求，同时切忌对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批评“套帽子”，力图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不同文本甚至同一文本之间不同人物的生态观、价值观、文化观以及伦理观的差异，本着公平正义的心态批判性地进行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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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指涉的文学功能

在文学观念上安妮宝贝的创作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要“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文论，认为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有着孤独、遗忘，有着漂泊、死亡，有着爱与伤害，有着爱尔兰的风笛与岩井俊二的《情书》。她的文学创作中很多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她的往事。她说“往事是人最大的财富，我们保留它们，然后让其他的人分享它的痛苦与欢乐。”瞄这使她的创作带有鲜明的自叙传式的写作风格。自叙传的写法，很重要的就是要求有一个固定的自我形象，这包括人物的名字、肖像、职业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因素。安妮宝贝小说里的乔、安，她们的打扮都比较固定，安妮宝贝曾对此有过概括，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候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她是“任性得像孩子”，“需要人照顾”，网热爱自由、特立独行的女人，这些都是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欲的特质．是海德格尔笔下的诗意的栖居者。

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种解构策略。女性不再作为“符号”出现，而是对于世界感受的主体存在着。它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内容向男性话语发出挑战，并进／而完成对它的消解。同时，这种经验内容又是生成女性话语的基质。于是安妮宝贝开始了对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神秘声音的倾听，对自己身体、癖好和情感，对自己意识深处比较隐蔽的角落的偏爱、迷恋和抚摸。

二、孤独漂泊的思想主题

自叙传的写法，要写的是生命的孤独感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恋、自卑与自怜。都市的“游离者”的孤独是她作品的思想主题。安妮宝贝的作品大多以高度物质化的上海为情景，她喜欢城市的繁华，“我喜欢抚摸物质，感受物质，从不厌倦。我喜欢它像水流一样占据感受的每一条缝隙。用它的气味、色彩、触觉，抵达我的灵魂。”她喜爱城市的特质，为这城市而写作，她说“文字像苍白迷离的花朵，扎根在这城市的阴湿的泥土里面。透过摩天大楼之间的狭窄缝隙的阳光，淡淡地倾洒过来。走在大街上的人，永远都是淡淡的神情，匆促的脚步。他们是我文字里出现过的人物。”但她并没有极力展示上海物质文明的累累硕果，也没有描写蓬勃向上的社会生活，而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生活在上海的土壤中，却无法与上海的物质化主潮真正融合在一起的“另类”人物的沧桑，或者说是一群“游离者”的困惑，描写了她们的异类视角和异类思维。在命运的旷野里，它们没有生命的线索，只能随风流离，像飘零的种子。“林立的大厦，沉溺在夜色和霓虹之中。无法依靠。”“在某个时刻，我们是身份不明的路人，不知道自己停留的时间。也没有方向。” “这种孤独感有时候驱逐着我们无处可逃，陷入沉沦，并寻求着挣脱。”嘲即便是如此，安妮宝贝还是喜欢玩味这种漂泊和孤独，她极尽所能的放逐灵魂，因为她认为灵魂是需要漂泊的。“这是一种我喜欢的状态。流动的前行中的生命状态。”

安妮宝贝的作品多是围绕男女爱情展开，但常常以“破碎、离开、死亡、告别”为收束，其中“爱情”和“死亡”可以成为理解她孤独、游离思想主题的关键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因为性格怪异的母亲、不和睦的家庭、不幸的童年等原因失去了爱的能力，“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有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爱情。”

“也许有爱情，但没有未来。”她不需要也不信任正常人的爱情婚姻，认为即使是缠绵也是痛彻心府的，因为男人始终“是模糊不清的陪衬，就像一片浓重的阴影。”对于男人只是物质世界里让她清晰体验孤独的符号而已，“大抵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一边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感情陪衬，一边心猿意马地眺望远方。就像先吃饱了，然后暗自打算挑选哪一份甜点。何其自私而本能的做法。”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欲望”便被生冷的凸显出来，欲望非理性的迷醉与内心孤独的绝望，让主人公在焦躁、空虚中一路探索，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三、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

自叙传写法伴随的往往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而抒情小说在情节上相对弱化，对于网络文学是不利的。网络文学要求有一定的可读性，而情节是保证可读性的重要因素。作者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增加了情节的比重。单纯的抒情在文学发展进入新的时代之后早已不是文学表现的重点，人们需要文学对生命、死亡、宿命等命题进行思想，文学的表现领域也早超越单纯抒情的阶段。安妮宝贝的创作亦如此，她对宿命、死亡等命题的思考，也的确需要加强情节变化，抒情在表现这些命题上相对较弱，所以她作了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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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既有传统女性之美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叛逆色彩和抗争精神。而她追求肉体与灵魂自由结合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封建社会和家庭所不容许的，男女自由爱情、婚姻要服从于传宗接代、继承香火的现实需求。从深层含义说，曹雪芹想借黛玉的形象表达他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的思索和对人性的探讨，表达形而上的哲理思考与追问:美是什么?美在哪里?为什么美的毁灭令人震撼呢?再如《聊斋志异》中《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婴宁》“有女郎携婢，撚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阿宝》“有女阿宝，绝色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极其节俭的笔墨传达出不同女性外貌的丰情神韵，使得中国古代文学中对女性外貌描写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得以真正实现，这也是他对外表美丽，内在气质优雅女性的喜爱和赞美。他用大手笔写小女子，其间蕴含着他对女性生命价值与个性尊严的尊重与肯定。因此，女性外貌特征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学现象。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作家关注女性的外貌、心理、思想、精神等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的方面，他们在女性身上发现了美与善。拙作《白娘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探析》一文说:“要想了解一个民族，要先了解这个民族的女性，因为是她们生养和哺育了这个民族。”如果说男性展现的是阳刚之美，女性展现的则是阴柔之美。关注女性外貌外在美与内在美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尊重与对中华民族的负责。

二、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

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体的变异，“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文体的变化受内外因的制约，内因起着主导的、根本性的作用，外因是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这里可以借来分析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首先，女性外貌描写特征的变化和女性地位的历史变化紧密相连。大体而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上世:男女平等，中世:贵男贱女，近世:要求男女平等。中西皆然。旧石器时代，男女关系民主平等而自由和谐，“原始人认为孩子是祖先亡灵化身的再现，女人的生育就像土地生产一样，由于崇拜生殖，女性受到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逐渐取代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母权制的被，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里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西方“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家长是一夫多妻，对女人的管辖十分严格;东方民族中可以看到＇叔接嫂制＇。”在西方的中世纪，女性绝对要从属于父亲或丈夫;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严格限制和束缚着女子之言行，她们在生活、现实、社会中由中心、重心不断转到了边缘、从属的位置。做人是不幸的，身为女子是不幸中的不幸，因此，其外貌描写也经常被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与忽视。但是一些“另类”作家还是发现了真实状态下存在着的女性外貌之美，他们用手中的生花妙笔写尽女性的各种美:自然美与社会美;现实美与理想美;个性美与群体美。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追求，这使得关注女性外貌描写成为可能。李泽厚说:“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以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特征。”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重视氏族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更重视实践理性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改造。因此，早期作家对于女性外貌描写追求的是具体、细致、全面，这与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求知、探索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求知欲、好奇心与冒险精神使得他们主动、积极的去关注周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当然也包括身边的各种不同女性。当他们用审美性的眼光观察女性时，他们惊奇地发现美的多种表现形式，不仅外界的花草树木是美的，而且女性也拥有自然化的社会美和人性美。于是，他们用文学的、艺术的形式表现女性的不同之美，当然，外貌美是最容易、最直接表现的。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留下女性美丽的倩影。最后，女性外貌之美的存在的被遮蔽导致理想中的女性外貌描写多于现实，但是，这也使得女性外貌描写具有超越性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形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如此的，是男人和社会使她成了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女人从属于男人。“她是附庸的人，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或绝对，而她则是他者，他者是指那些没有、丧失了自我意识，处于他人或环境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被异化的人”这一段话指出女性处于被压抑、消极的地位主要是男性造成的，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有失偏颇与公允。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现实生活中，女性次要的、服从的地位的形成具有历史原因，更与中国古代文化审美心理相关，这就决定了女性个体与群体只能长期处于匿名、无名的状态。因此，要发现她们的外貌美、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是困难重重的，这就注定多数可爱的女性只能默默地出生，无可奈何地死去。能够被作家关注到的女性只是少数幸运儿而已。客观而言女性美的存在是合理的、正常的，这需要若干年后的“文明历史”为“野蛮存在”而证明，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吗?女性外貌特征审美意蕴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立体的，需要我们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待，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足够的关注，挖掘其外貌特征描写背后隐含着的深层民族文化精神与审美旨趣。那么其审美意蕴又有哪些呢?

三、女性外貌特征描写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

女性文学论文篇8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女性文学论文篇9

黑人作家威廉•威尔斯•布朗的小说《克罗泰尔和总统的女儿》讲述了混血儿克罗泰尔不幸的生活经历。聪明美丽的克罗泰尔是政客格林的情妇，并为格林生了两个女儿。但格林的妻子却想尽办法虐待克罗泰尔母女，并将克罗泰尔卖到外地。为了女儿克罗泰尔费尽种种艰辛从魔窟中逃离出来，却又被抓回监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投河自尽。作品表达了作家对“黑人种族是低劣的”这种社会偏见的抗议。

二、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特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批评得到长足发展，女性主义批评是以确立女性自我形象、建构女性文学史为目的，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开展的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权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体现，对提高女性参政、议政地位，维护女性尊严有着重要意义。初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反对父权文化，启蒙女性的自主意识，重新树立女性形象，也被称为女性形象批评；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女性中心”批评阶段，致力于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80年代以来，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建构，使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多元文化身份批评”阶段。

（一）“女性形象”批评

在传统文学中，女性常是家庭的、社交的、被征服的对象，而不是作为职业的、独立的、社会的女性形象出现，或是完美的天使，或是祸害人间的妖女。在《思考女性》中，作家玛丽•艾尔曼就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全面论述。女性形象批评是通过对传统文学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读来建构女性形象，以达到男女平等目的的。女性形象批评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早在18世纪英国就出现了《女权辩护》《女性的屈从地位》两部女性主义著作。英国作家伍尔夫是女性形象批评的先驱，她提出女性要独立就需要毁掉维多利亚式的女性形象；伏波娃的《第二性》从哲学、生物学等角度揭示了女性问题的深层原因。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杰作，它们为“女性形象”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女性中心”批评

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批评开始进行文学理论建构，挖掘被历史掩埋的女性文学作品，女性主义评论家致力于挖掘和重新解读被人们忽略的女性主义作品。如蒂莉•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小说中单身母亲因繁重的生活压力而未照顾好女儿的学业，母亲为此感到内疚与惭愧，体现了作家对普通女性生活的关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瓶》等也都是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埃伦•莫尔斯的《女性文学：伟大的作家》分析了西方近代史上的多位女作家，解读了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在女性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论略分析了近代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时代局限性，并提出女性主义美学的概念。通过对文学史上女性主义作品的挖掘，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使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思想和学术领域争夺主流话语权。

（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文坛上出现了保拉•马歇尔、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黑人女作家，她们用文学表达了对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芭芭拉•史密斯是黑人女作家的典型代表，其作品《迈向黑人女性主义的批评》是黑人女性文学的奠基之作。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锋人物，其小说《紫色》描述了黑人女性的情感历程、生活经历、理想破灭，并深刻揭示了种族歧视、宗教问题、同性恋等社会问题，以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

（四）“多元文化身份”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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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学诞生之自我画像

17世纪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将非洲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当前的女性状况为蓝本,对非洲女性被贩卖、被奴役的状况进行“复述”。这种“复述”只具有初步的文学主义灵魂,但整体上较为空洞,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学作品。该时期的初级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通过歌谣、圣歌等对黑人群体的内心状况进行剖析,达到对黑人群体的鼓舞和安抚。

18世纪4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口头文学逐渐向书面文学转变,逐渐形成基本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体系。该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以诗歌和女奴的自述体小说为基础,对女奴的形象和地位进行纠正。该时期的代表作为露西·特力的《监狱斗争》。《监狱斗争》主要描述了印第安人对白人居住地袭击的场面,这部作品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的新纪元,成为最早收录到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诗歌作品。1861年,哈丽特·雅各布斯发表的《一位女奴生活的事件》以第一人称对奴隶母亲为了自由和尊严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对黑人女性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精神进行歌颂,被称为是“美国黑人妇女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1.2文艺复兴之不断追寻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在1865年的内战中得到充分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美国内战爆发前,法律虽然对奴隶制进行了废除,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美国黑人还是在被压迫的环境中挣扎,还是受到种族歧视和种族打压。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黑人的生活质量,导致美国黑人妇女的生活日益艰难。随着种族关系的不断恶化,大批黑人开始逐渐追求新的“自由”,开始追求真的“自我”,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也开始逐渐由对黑人境况的感慨开始逐渐转变为对黑人精神和黑人文化的传播。这一时期的美国黑人妇女作家开始从黑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进行分析,对黑人方言进行运用,刻画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新黑人”形象,将黑人的内心世界和黑人的感受真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该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对美国妇女追求自我的心理路程进行描写和称颂。该时期卓拉·尼尔·赫斯顿的《她们的眼睛望着上帝》通过对注重种族平等和对社会间黑人种族歧视的抗议,开创了该时期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新风向,成为了该时期文学的“第一人”。

1.3黄金时期之完善定义400

随着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逐渐发展和丰富,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意识也逐渐出现转变。美国黑人妇女在该时期已经逐渐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开始明白妇女并不弱小,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该时期,赖特、鲍德温等他们对黑人男性主义文学进行研究,以出色的社会洞察力及艺术描法,将男性主义复兴发展到了新的高潮。而以莫里森为代表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家则对黑人女性发展进行研究,对黑人妇女的感情和感受进行全面诠释。她们通过对黑人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分析,对黑人社会进行研究,将黑人妇女受到的种族歧视和社会歧视充分暴露在人们的眼前。她们倡议为广大黑人妇女建立良好的生活空间,实现黑人妇女的自我,争取自我独立和自由。黄金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自由进行了充分完善,指出黑人女性要发展一种良好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帮助,这样才能实现黑人女性的真正自由,摆脱传统社会和男性的双重枷锁。

2.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

2.1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的界定及评论特点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包含较多的矛盾释义,但是当前的学术界并没有对其进行完善的界定,具有不同的定义标准。严格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人员一般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当前的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观点为:“黑人女性主义”主要指女性主义提出的观点和主张,“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主要指黑人女性批判主义方法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价结果。

在进行性文学批判的过程中,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文学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上。

认识论基础主要指在进行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的过程中,女性主义批判人员开始对认识进行深化,对黑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进行分析,保证了黑人文学的精神领域的平衡和持久发展。方法论基础通过对黑人妇女的文化属性进行研究,对文化成分、方法进行分析。在该种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均具有“对立双方”相互作用的范式,实现了对对立思想和对立主体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对立双方”明确指出:对立双方要形成相互依存的、相互作用的力量,保证形成现实生活中必要的力量和现实生活中必要的条件。这种对立认识论和方法论实现了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视野的开拓,有效提高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进展效果。

2.2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的核心及发展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的核心主要为对构件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和批判传统的研究。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早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发展初期的责任理论进行拓展,在中后期对黑人女性文化特色进行美学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效果。美国批判学家戴博娜·麦克道威尔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中明确指出,黑人女性主义应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女性的政治主义思维和政治主义视角对黑人女性作家作品进行解读和批判。在对这些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称在评论的过程中,评论人员要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环境和实际效果进行分析,以不同的视角批判主体和批判结果进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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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澄子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者，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并对野上弥生子等近代女性文学家进行研究，是日本著名的女性文学批评家。著有《野上弥生子研究》、《青踏的女性—尾竹红吉转》、女性作家评论系列的《与谢野晶子》等。渡边澄子所著的《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是通过对樋口一叶、清水紫琴、野上弥生子、平林泰子、佐多稻子、岸田俊子、与谢野晶子、宫本百合子八位日本当代著名女性文学家以及其主要作品的进行研究分析，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深入探究日本女性主义文学。这些勇敢的女性作家们不甘于受到不平等社会制度的束缚、生存的价值受到的否定，她们勇敢的追求自我的实现，通过笔端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激励女性们自我崛起、勇敢地与生活抗争，这是日本近代女性文学的重要意义。

二.渡边澄子对樋口一叶及其代表作品《自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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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楚这一问题，就需要追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通过对其来龙去脉的把握，揭示概念差异和演变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及变化规律。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于1870年在法国出现(法语为f6minisem)，用来表述患上肺病并呈现出女性特征的男性少年，但很快就成为“妇女解放”、“女权主义”的同义词。19世纪80年代，这个词首次在英语中出现(英语为femi—nism)，1910年后在美国流行，其内涵就是追求男女在法律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但之后，它的意义就一直处于演变之中。20世纪初，英文feminism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有的音译为“飞米尼斯主义”的，称其意是“女权主义或男女同权主义”，有的译为“男女平等主义”、“争取男女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但最具代表性的译法还是“女权主义”。从外文词本身来看，feminism原指女性，ism则被译为“主义”。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2年版)序言中指出，汉译文“女权主义”中的“权”一字是根据feminism的政治主张和要求而译出来的，尤其是根据西方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汉语中“女权”的含义比较明确，用朱刚先生的话说是“指历史上女性为了获得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努力，其目标明确，颇有声势，涌现过不少知名的女权活动家和积极分子”。确切地说，女权主义真正兴起于l9世纪的欧美，也称“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初随着女性权益的逐渐落实，女权运动也基本完成了使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feminism”要求的已经不是传统的女性权益，其涵盖面更广，意义更深，影响也更大。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曾提出过妇女文学发展“三阶段论”，把19世纪以来的女性创作分为“女子气的”(feminine)、“女权的”(feminist)、“女性的”(female)三个阶段。有鉴于此，学界一般也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归结为三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是法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以及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欧美政治斗争的风起云涌，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也直接带来了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涨，从而引发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时期的主题是文学与社会的性别迫害，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女性主义者渴望在历史的线性时间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要求在象征秩序(即男性话语)中得到同男人平等的机会和权力，并通过剖析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和揭示男性支配女性的方式，达到抨击父权制观念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尚处于初级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打破长久以来的菲勒斯中心文化价值体系和父权统治的社会格局，争取男女平等尤其是女性独立自主的权益，其核心目标应该是“女权”，其基本根本使命在于“解构”，在于“破”。可以说，女权主义所标榜的是一种政治立场，所以这个阶段在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称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探讨的重点不再限于男女平等待遇等权益的论争，而是更倾心于对语言、文学的论述和批评。女性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一个转向，一反初期注重争取男女平等等权益的策略，转而强调性别差异与独特性，并以差异性为名否定男性象征秩序。她们重新解读女性作家的经典作品，通过对各国和各历史期的妇女文学的大规模重新挖掘和重新解读，来追溯和建构女性文学传统。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在这一阶段逐步发展壮大，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在英美传播，开始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多元化时期。这一时期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是“建构”或“立”的时期，女性主义的概念和内涵在此真正确立和明确，至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真正进入名副其实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本身，而是把性别区分和女性心理置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中深入探讨，发展成为一种跨学科、跨性别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和研究。一方面把文学研究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等相结合，并引进人文科学的新思潮、新方法，不断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则把视野从经典作家、作品扩展到大众作家和大众文化媒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转向跨学科、全方位的文化批评，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开放性体系。这一时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超越前期女权主义阶段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更加注重当今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通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内在逻辑的考察，从总体上看来，可以说，“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代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所反映的是历史语境的变迁，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变，以及女性理论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的变化。从“女权”到“女性”，概念的变化意味着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被赋予了新的丰富内涵。由此，我认为国内理论界应该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不应将其作为同一层次的概念加以混用，翻译界也应该逐渐把“女权主义批评”改译为“女性主义批评”，这样一来避免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混淆，同时也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

女性文学论文篇13

“动作片又称为惊险动作片，是以强烈紧张的惊险动作和视听张力为核心的好莱坞影片类型。”[1]作为类型片的一种，动作片通常都具备有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的高效动能、一系列外在的惊险动作和事件，常常涉及追逐、营救、战斗、毁灭性灾难，比如大自然带来的洪水、大火等灾害。其一系列核心动作段落的设置，如搏斗、逃亡、激烈的动作，惊人的节奏速度和历险的英雄等，都是为观众提供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此，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也往往被设置成视觉观看的对象。当然，从纯粹花瓶式的存在到“男性化”角色的设置，再到近年来隐约显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动作片中的女性也有着丰富而多变的角色内涵。

一

在早期经典“历险”动作片（20世纪20至50年代）中，女性大多只是男性的附庸品和相互争夺的战利品，她们的存在更多地是为了突出男性地位的高尚、体现他们拥有浪漫情怀的见证。如《人猿泰山》中的女主角简，虽然有女主角的身份，但她从头至尾都只是扮演着被坏人抓住等待英雄来搭救因而凸显英雄超凡能力的有力证明。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高文学艺术论文，表现英雄主义、美国梦等好莱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动作片逐渐增多并形成主流，其代表就是持续到今天还在继续拍摄的赫赫有名的“007詹姆斯?邦德系列”。这个时期的好莱坞动作片中，主角永远被设置成一个白人男性，他足智多谋、沉着冷静、身手敏捷、勇往直前、帅气风流并且有着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感与责任感，他代表了西方世界“白人至上”和男权主义，而第三世界和非主流种族以及女性永远都只能成为陪衬。因此，女性在此类动作片中一般都是花瓶，最典型的就是“007詹姆斯?邦德系列”。最早第一部是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其中乌苏拉?安德丝饰演Honey Rider饰演了第一代邦女郎，在电影后半段以当时认为性感尺度的泳装现身，从此奠定了邦德女郎性感花瓶的地位论文格式模板。詹姆斯?邦德是永远的詹姆斯?邦德，而邦女郎却是走马观花地不断变化着，其中包括雪莉?伊顿、霍纳尔?布莱克曼、戴安娜?瑞格、郎伊莎贝拉?斯科露波、苏菲?玛索、哈里?贝瑞，甚至包括中国的杨紫琼。“邦女郎”的变化，既能用固定的詹姆斯?邦德的魅力来满足观众对类型电影的模式需求，也能用不断变化的新鲜女性面孔来满足观众对创新元素的需求。

劳拉?穆尔维曾经分析过好莱坞电影中的三种“窥视”模式，按照她的观点，女性在好莱坞电影中或者被影片中的男性窥视、或者被站在摄影机位置的观众为了满足其“窥淫癖”而窥视、或者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而被窥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好莱坞动作片中，尤其严重。所以，此时期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总是以“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出现，而且性情柔弱，完全符合男性的传统审美观。

二

当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不管是影视制作者、影视评论者还是观众，都慢慢注意到这种“花瓶式”女星的局限性，开始对动作片中的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渐渐发现，邦女郎开始有头脑、有肌肉了。风情万种兼阴险冷酷的苏菲?玛索出现在银幕上，成为公认的“最成功的邦德女郎”，这从某种意义上给传统的007时代划上了句号。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杨紫琼，这位用枪和肌肉说话的女性出现在007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而这些文学艺术论文，也只是个开始。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明星朝着武打女星的方向奋斗，除了要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如男性一般勇猛的凶狠打斗也成了众多女星的追求。

女星男性化的角色设置意味着女性地位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抹杀了女性性别特征的设置仍然是对真正的女性精神的背离。当吉娜?戴维斯站在海盗船上手执利剑、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狂野的河》中疾速迎击对手、莎朗?斯通一副《你准备死吧》的气势、辛迪?克劳福特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上跳下……我们发现，往昔只对动作男星要求的“无限放大自己的肌肉和力量、永不言累的精力和一板一眼的打斗”，现在同样也适应于这些想要进军动作片的女星身上，她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练得和那些大块头一样，在银幕上要会狠会打，而她们的女性特征却荡然无存。在这些动作片中，女性代替男性成为拯救世界的主导，但遗憾的是，她们走的却是在模仿那些男性英雄同样的道路，在这个以男性规则为最高准则的世界中，女性的“自我”在不断迷失。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影坛兴起一股“暴力”动作片的浪潮，这一美学思潮不仅赋予好莱坞动作片更刺激的视觉效果，更为动作片中的女性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女性暴力动作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研究对象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应该是从90年代初的《末路狂花》说起，在这部女性动作电影的经典中，两个女人以纯粹的暴力方式自我表达，她们结伴抢劫、杀人，一路逃亡，直到最后毅然驱车冲下悬崖，最为对社会最后的抗议，而引发这一连串暴力行为的是男性对她们的强暴，这也成为了女性暴力的一个成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伟大女性就提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蛛网一样轻轻地附在人生之上的生活。”[2]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预言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女性在动作片中终于也可以真正凭借自己的优势来控制男性、战胜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和男性的对抗中，动作片中的女性展示了自己性别的特点和优势：《黑客帝国》系列打造出的崔妮蒂，将多伦多的顶级模特凯丽?安妮?摩斯调教成一位外形冷酷到了极点的女战士文学艺术论文，相对于她的骁勇善战而言，观众更认可的，是她作为女性的柔韧和坚持。《霹雳娇娃》中，男性被摆在了一个需要天使来营救的弱小地位，影片中那位年过四十的堕落天使既能在关键时刻一袭黑衣黑裤、手持双枪从屋顶一跃而下，完成“美女救英雄”的使命；也会在闲暇时开着跑车去海滩冲浪、或是穿着裘皮在家中评品红酒。而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系列中，冷艳性感的好莱坞女星乌玛?瑟曼饰演一个不远千里执行复仇计划的血腥新娘，本片的成功，不仅让乌玛?瑟曼咸鱼翻身，再尝走红滋味，同时也让她成为影迷心目中最冷艳最冷酷的银幕女英雄。然而即使是这位最冷酷的杀手，就在面对自己一直寻找的仇敌比尔的时候，一声女儿的喊叫“妈妈”，让这位冷酷的杀手顷刻扔下了手里的刀，重归了一位温柔的母亲论文格式模板。女性不但是女性，同时，女性还兼有母亲这一伟大的角色，而这一点是最能体现女性自我的身份。所以说，真正的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只是可以替代男人的女人，同时也更应该是女人自己。“成为自己”，越来越成为动作片中女性的追求，她们不但要具有能与男性相对抗的外在，更要坚持的是女性的自我真实。

四

女性主义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现在的女人主义”的发展，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地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纯粹的血腥与暴力已经不能成其为动作片占领电影市场的制胜法宝，女性的加入无疑是给动作片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在女性动作片中，女性独有的温柔和人性暴戾的矛盾将会是一个不同的亮点，如果能在动作片中很好的将这一矛盾结合起来，让女性既能拥有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超凡能力又能不失女性独有的温柔、体贴、品味生活，这样兴许是动作片中的女性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21世纪的女性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女性解放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自由、独立和幸福感，而不是为了把男性贬为“第二性”，更不是为了给自己戴上一个虽然闪烁着光环却是枷锁的“女权主义”的笼头。同样，在动作片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要追求的并不是要练就与男性一样的发达肌肉和不死的健身文学艺术论文，在充分运用自己智慧的同时，女人还是要做回到女人自己。女人有懂得享受的权利，也有用自己双手去为自己打拼的义务。现代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歧视、更为公正、更富于人性的理想社会，建立起更为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开创一个适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争取建设一个平等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新世界。所以，动作片要继续发展，必须得在结合女性意识的发展前提下，赋予动作片中的女性不一样的性格和魅力，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具有人性。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视听艺术的代表，电影永远不能抹杀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对“视觉享受”的追求，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说，“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在电影中的存在首先就要满足观众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在特别看重视觉刺激的动作片中，女性很难改变自己“被观看”的属性，这就使动作片中的女性主义追求永远成为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

[1]蔡卫，游飞.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美国电影研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