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的定义篇1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媒介技术在分化，而文化在融合。新旧媒介融合发展是当下媒介现状的主旋律，随着融合进入纵深阶段，探索媒介融合的深层规律已成为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脉络，挖掘其在新旧媒介融合传播中的新价值，并将媒介间性视为重新理解和诠释媒介融合的一个理论维度，探讨其在当下重新获得新概念内涵的可能。
对于媒介间性概念的来源，学术界说法不一、争论颇多，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它经常被当做一个新发明的概念。实际上，作为一个术语，媒介间性在西方学术界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在人文艺术多个领域形成丰富的理论传统，但其在传播学领域尚属新兴概念。《英汉大词典》对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的前缀“inter-”的解释为：1.表示相互；2.表示“在…中间”，“在…之间”，“在…内”，因此中文文献中的intermediality有两种译法：“互媒体性”和“媒介间性”，本文采用第二种译法。在概念内涵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重合之处，两者都关注新旧媒介之间关系。不同的是，媒介融合侧重媒介技术维度的关系，而媒介间性则侧重媒介文化维度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nner Wolf）认为，广义的媒介间性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狭义的媒介间性则聚焦人类艺术作品中一种以上媒介参与的现象。
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两个概念发生联系是一个新现象。自2010年始，为了更为清晰地阐释媒介间性的内涵，研究者们常常将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回应了数字技术引发的媒介边界消解现象：一方面产生了融合的数字终端，另一方面则是同样的信息或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穿梭游移。媒介融合关注前者，而媒介间性关注后者。在理论前提上，媒介融合被视为具有浓厚的技术中心论色彩，而媒介间性则被视为具有文化中心论背景，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的关系浅析
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媒介间性是媒介融合的补充，即“补充说”；有人认为媒介间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且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其解释力在传播研究中超越后者，即“超越说”。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的理论倾向，还分别存在“技术中心论”与“文化中心论”的说法。
“补充说”认为，媒介融合关注的是传统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自身进化，而媒介间性关注媒体间相互作用力所产生的传播效应，可以与媒介融合形成补充关系。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具有各种媒体在震荡的媒体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的特点。而“超越说”则认为，媒介融合理论充满技术乌托邦色彩，在当下新旧媒介并存的环境中存在局限，其根本缺陷在于掩盖了媒介数字化变革中内在的结构性变化与社会性变化，通过强化同质性的过程，媒介融合模糊了媒介变革中的区隔性，所有的现象被同一个概念覆盖。而媒介间性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传播环境的特殊性中，因此能够超越媒介融合的缺陷。芬兰学者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比媒介融合提供了更为有用和有效的方法，用以分析媒介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与后果。媒介间性的概念更加注重于变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媒介形式的持续性和媒介的结合与再结合（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由于历史背景与理论传统的差异，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代表着不同的媒介观。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提出，媒介融合是技术中心论，而媒介间性是文化中心论（表1）。
媒介融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媒介数字化而兴起的概念，一般被认为由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提出。此后，媒介融合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概念，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传播学与媒介产业研究中的热门术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索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技术驱动的整合一直是媒介融合概念的主要面向。由此，媒介融合披上了技术决定论色彩。不同于前者，媒介间性发端于人文艺术领域，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文学、文化、戏剧电影等研究领域的热门术语，因此披上了文化决定论色彩。
在历史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过多重交叉，但其重心与媒体融合倒是恰恰相反：媒介融合强调的是技术视野下的媒介共性，媒介间性强调的是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边界。而在宏观意义上，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并不矛盾，可以共同指向未来“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由此，媒介间性可以成为重新理解与诠释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维度。
二、媒介间性概念起源与发展
（一）媒介间性的起源
媒介间性的源头曾被视作一种艺术创作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媒介间性起源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源于激浪艺术家迪克・黑根斯（Dick Higgins）的跨媒介（intermedia）创作理念及相关论著。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集中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中，聚焦于文本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作为学术术语，媒介间性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其跨学科之旅中，媒介间性首先受到电影研究热烈拥抱，戏剧研究也对其展开正式讨论，由于其概念背景原因，文学研究是否已全面接受此概念则尚不明确。
在文学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二十世纪末期英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跨媒介转向（intermedialturn），在这个范式中，研究者倡导于以文学为中心，用媒介间性概念探讨文学与多种媒介之间的多重交叉关系。而文化研究对于媒介间性的系统性分析始于对数字化和互联网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它对于文本的影响。通过媒介间性概念，文本间性的概念被扩展，应用到数字互联网文本形式的分析中。而在艺术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艺术与媒介研究的主流，其概念历史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学者倾向于将媒介间性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思潮，所有后现代艺术和媒介均席卷其中。
对媒介间性的讨论是二十世纪末期欧美人文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理论转型现象，其背景是媒介数字化浪潮对文学和艺术生产领域形成全面影响，是学术界对于媒介技术变迁驱动文学艺术生产转型的回应。而现在，以往对于媒介间性的定义开始面临挑战，越演越烈的“后媒介”环境将为媒介间性带来新的理论空间，同时媒介的商业化、全球化、数字化趋势，更使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愈发凸显出来。
（二）本体与融合：作为艺术（文本）生产方式的媒介间性
媒介间性与戏剧电影研究颇有渊源，许多研究者推崇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在艺术（或文本）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媒介，这种媒介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克里斯托弗.B.巴姆（Christopher B.Balme）曾总结三种“媒介间性”研究的范畴：1.一个创作主题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媒介；2.媒介间性作为文本间性的一种特殊形态；3.在不同的媒介中，对某一种特定媒介的美学传统进行再创造（re-creation）。另外，研究者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充满本体论色彩，延斯・施勒特（Jens SchrOter）认为，媒介间性意味着对媒介的重新界定，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发生联系时才能界定此媒介的本体，单独对一个特定的媒介下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拿它与其他媒介相比较。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定义模糊是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通过媒介相互之间的作用和联系来界定某种特定的媒介，“预设不同媒介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媒介间性，笔者注），媒介身份才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可和被阐释。对媒介身份的重要思考是媒介间性研究方法的关键所在。”对某种媒介进行界定时，媒介间性会将媒介置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媒介的定义来自于媒介与其他媒介作为比较研究时产生的意义，有利于研究者沿着历史脉络梳理某种媒介在不同社会情境或媒介环境中与其他媒介的关系，进而探索媒介身份及价值回归。例如，在对电视媒介的阐释中，学者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曾通过电视与其他媒介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电视是电影、戏剧、广播等媒介的融合形式。“电视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了现有的媒介形式（戏剧、电影、广播），而是改变和融合它们，把它们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在此范式中，媒介“边界”（boundary/border）的穿透是媒介间性概念的基本范畴，而近十年间，随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媒介与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以往媒介间性概念中的媒介“边界”穿透的标准不再适用。在2010左右，媒介间性研究出现新的趋势，媒介“边界”讨论再次出现热潮。尤尔根.E.米勒（J n rgenE.M ti ller）论述认为，媒介间性是对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杂交”（media hybridity）的延展，麦克卢汉暗示媒介之间有固定的边界，而媒介“杂交”概念对于跨媒介研究来说非常狭隘，而媒介间性包含了跨媒介过程的社会功能层面，该层面与媒介地图中的文化技术互动相联系。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 EllestrOm）认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而非相互隔绝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媒介间性是已经建立的媒介边界被穿透的结果，实际上，媒介边界并不天然存在，但是为了解释媒介间性，我们需要讨论边界。”上述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媒介边界的讨论丰富了媒介间性的内涵，对于如何解释融合背景下新旧媒介之间边界消失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或许暗示着，媒介间性研究的重心将是技术融合之后新旧媒介在内容生产与传播领域的新现象。
（三）意义与融合：作为文本间性延展的媒介间性
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文本间性在媒介范畴内的延展或创新。在这个范式之中，研究者首先反对抛弃文本、或背离以文本为中心去研究“文本一媒介”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认为，媒介间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物，而是来自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在历史上和当代现实中有实质上的根基，上千年来被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与其他媒介发生了多重交叉关系。”其次，研究者还将媒介间性视为一个可与文本间性相对应、相比较的概念。“文本间性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于媒介间性来说，媒介来也是如此。”“（媒介间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是我们这里所认可的，是文本间性之与媒介的对等概念，它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
文本间性概念指向媒介维度，最早可见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对文本间性的阐释，他将大众文化文本的文本间性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纬度。文化学者米克・莱赫托宁（MikkoLehtonen）认为，垂直文本间性因文本与传播媒介发生联系，因而与媒介间性概念联系更为紧密。“在文本间性的概念中，所有的文本在阅读中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发生联系，文本知识被读者所拥有。媒介间性的概念转而表明，这些其他的文本、以及文本知识，并非一定或必须来自于相同的媒介。”因此，他将媒介间性定义为“超越媒介边界的文本间性”（图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文本间性的讨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都在试图阐释跨媒介理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媒介间性实际上顺着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克斯提娃的文本间性理论，为这两者提供了基础条件（Irina 0.Rajewsky，2005）。在国内，媒介间性亦被认为源自巴赫金或克里斯提娃，也是因为其与文本间性长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说法遭遇到广泛批评，克里斯托弗.B.巴姆批评文本间性限制了媒介间性的空间，或者使得媒介间性泛化。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批评这种思路是特定领域的学者为保持学科纯粹性的思路，媒介间性应与文本间性这些概念区别开来，如果可以被作为一种不同媒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被广泛理解，它将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杨霜也认为，媒介间性与文本间性有着共通的思维角度，同样具有反权威、反逻辑、去除中心、消融界限的特征，但如果涉及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互媒体性（媒介间性的另外一种译法，笔者注）比文本间性涵盖的内容与形式更为多样，影响力也更为强大。
（四）融合与文化：作为媒介认同机制的媒介间性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媒介间性研究开始关注新旧媒介边界消失之后发生的文化融合现象，如信息的穿梭游移、意见的冲突协商，意义的逐渐趋同。亨利・詹金斯曾提出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概念，将媒介融合视为一个文化转向、一个消费者驱动的机制。消费者移民式穿梭于各种媒介，通过互动与集体智慧建构自己的神话，构成媒介文化的新面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每一个人知道一点，如果我们能倾泻我们的信息、合并我们的技能，我们就可以将碎片放在一起。”媒介融合中的文化转向促使我们思考，在一个重大媒介事件中，哪些媒介或传播主体能起到沟通、协调和整合的作用？
传播学领域中的媒介间性研究往往聚焦于此。例如，尤哈・海尔克曼曾研究2006-2008年芬兰政治选举，结论是芬兰政治传播领域传统媒体仍占主导地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隔阂依旧，以至于无法形成融合文化。“并非像融合概念所说的‘走到一起’，传播与媒介在格式、标准等方面的多样性甚于以往，更有历史、社会、美学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使得对单个媒介的认同顽固持续着。”杨霜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事件为例，分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渠道互补、内容分享和内容对立”的关系，认为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安全倾向”，网络媒体具有“危险倾向”，而“第三方机构”（研究机构的学者群体、民间社团组织）“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效结合的‘互媒体’实践的重要平台，成为借助网络媒体互动优势提升传统媒体信息质量的有效手段，最终为促进科学传播与民意和谐互动做出贡献。”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每一种媒介均被视为独特的媒介形式或内容生产方式，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传播领域的角色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力。如在关于芬兰政治选举的研究中，尤哈・海尔克曼采用访谈法界定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在竞选中的角色与特征，并根据四种媒介的特性推论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与此类似，杨霜也在媒介间性研究中提及四种媒介的不同功能，借此推断新旧媒介危机事件传播中优势互补的状态。
孟建提出，媒介融合的“数字终端”转向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媒介边界的消解。“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传统界限化为乌有，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内容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共享，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融合，不再只是必要，而成为了必然。”在边界消失之后，媒介间性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在不同媒介间逐渐调适、实现受众认同的过程与机制，其核心为新旧媒介融合传播可以推动媒介向心力，强调媒介的凝聚力与社会整合功能。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对新旧媒介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入到信息聚合、意义整合、文化融合的层次，尤其关注集体意识的凝聚和群体身份认同。
三、媒介间性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理论维度
尽管同时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却在数字化浪潮中形成了不同路径。媒介融合一词在大众视野中频频出现，而媒介间性则稍显冷僻。当下，两者殊途同归，共同指向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媒介间性既非媒介融合理论的补充也非超越，而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另外一个维度。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发展，三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介关系的主流方向，而文化融合是新旧媒介之间融合关系进入复杂阶段的时候发生的。随着新旧媒介融合走向纵深阶段，以技术决定论为导向的媒介融合在解释新现象时难免乏力，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未来媒介将在内容生产、传播结构、价值观念领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这并非媒介融合一词所能完全解释，而媒介间性作为另外一种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媒介融合带来的变化。
媒介融合的定义篇2
(一）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于1983年由美国学者I?浦尔首次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戈登归纳了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等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
陶喜红进一步指出，“融合”这一概念与大众传播真正意义上的联姻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郑保卫、樊亚平、彭艳萍研究发现，“媒介融合”属于互联网兴起之初所产生的取代论和共存共荣论相互争论时期。这里所说的融合，是指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和平共处,联合发展，显然它与现在舶来意义上的媒体融合属于不同的概念。
(二）认识的深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新闻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学术界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已不再停留于表面上的理解。吴海荣从研究个案出发，认为媒介融合既可指宏观的产业、人力层面的相对集中，又可指微观的新闻制作的各个环节的资源共享。⑴李红祥认为媒介融合的界定要从技术/软件融合、产业/市场融合、内容/服务三个层面加以界定。m蔡雯则认为媒介融合的深层次含义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推动下的通过新介质形成的各类型媒介的汇聚融合。
在表现形式上，媒介融合应该既包括硬的新闻实体的融合,又表现为软的媒介技术、管理体制的融合。王闻俊从动态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媒介融合包括组织结合、收购合并、传播手段、媒介形态等四个阶段，孟建、赵元珂认为，媒介融合既包括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并购，并借此组建大型的跨媒介传媒集团;媒介技术的融合,将新的媒介技术与旧的媒介技术联合起来形成新的传播手段，甚至是全新的媒介形态。
二、高校媒体融合研究现状
相比之下，学界对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相当薄弱。当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宏观媒介融合研究、报网融合研究、媒介管理研究。
(一)宏观高校媒体融合研究
张文莉研究指出，高校媒体的媒介融合主要体现在内容、终端、组织和管理方式等方面。作者认为,高校校园媒体应该从内容重整和组织重构两方面人手。在内容重整上，重视整体策划，注重互动。在组织重构上，组建全校统一的新闻管理机构，建设一支专业化、全能型的采编队伍。娄雷认为，高校的校园媒体资源融合，既包括不同新闻主体、经营主体的融合,也包括不同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在组织构成、人员配备、职责分工等方面相互协调，优势互补。
°高校传媒整合既符合高校媒体的发展诉求，又是当代高校宣传工作的发展需要。梁燕燕认为,高校传媒可探索构建“新闻中心——实训基地”模式，将新闻中心开放为高校新闻学科的实践教学平台，将校园宣传任务分解为高校新闻学课程的实训作业。此举既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传媒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同时又极大改善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困境。
(二）高校报网融合研究
高校“报网融合”是不同新闻主体、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以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实现立体化的新闻报道、捆绑化的客户服务和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李秀芹认为，高校报网互动有利于校报与网络的“快”与“慢”、“容量大”与“容量小”、“交互性”与“单向性”的优势互补，是高校校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工作理念上，张碧红认为应该实现媒体的重心从报纸转移到网络，搭建读者网友的互动社区,通过打造“新式在线编辑部”、注重校园网事“深加工”、整合校园宣传资源等方面，推进高校“报网融合”创新发展。
赵立兵，杨宝珠研究了高校校报与微博的融合发展,认为微博等新媒体的及时性、现场性、互动性等优势，能够与高校平面媒体的权威性、深度性、全面性进行有效互补。在具体融合路径上,主要表现为“微新闻”、“微专题”、“微采访”、“微活动”、“微服务”等形态，推动高校校报的新发展。"
(°三）媒介管理融合研究
在媒介经营管理层面,高校校园媒介融合，有利于实现新闻业务上的资源共享,增强校园新闻的舆论引导能力。赵明认为，高校校园媒体的融合应该从新闻媒体从业者及新闻工作体制人手,在新闻工作体制方面，整合校园媒体,实现资源共享，学校宣传部门在体制上保证组织运作。
王世华认为，从传播内容、组织架构与人员构成来看，高校的媒体融合远没有成功,作者指出,应明确现有媒体的主从关系，不同媒体形成优势互补，避免同质化,同时还要实现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与从业人员的有机融合,从理念、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从业人员等多方面全力打造多媒体融合的髙校“全媒体”。
三、结语
媒介融合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从一开始被引人的舶来品，到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本土化研究，学界都有较为深人的分析，研究视角也十分丰富多元。相比较而言,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过于薄弱,这与高校新闻媒体及其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匹配，而且与高校新闻媒体的实际发展状况不符。媒介融合是包括高校新闻媒体在内的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所以有必要加大对该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媒介融合的定义篇3
政府规制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媒介生态环境的变迁，“媒介融合”成为全球传媒业发展的重大现实和重要趋势，并被视为国际性的热点与前沿课题。我国业界和学术界也对其给予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和探讨。作为思维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对“媒介融合”这一核心概念的清晰界定及其内涵的充分理解是极为必要的，这是一切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的基石。然而，尽管对“媒介融合”概念及内涵的探究早已不鲜见，但至今仍未形成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认可的共识。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演化与界定
“融合”，即Convergence一词，最初源于科学领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该词才被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纵观“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历史演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是最早提出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的人。1978年，他用三个相互交叉的圆圈（分别代表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来演示和描述其技术边界趋于重叠的聚合过程，并认为三者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在此基础上，他将媒介融合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媒介形式都在汇集到一起”。这给新闻传播学界众多的后继研究者带来了启发。
20世纪80年代，Convergence一词得到了推广和普及。1983年，美国传播学者、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随后，美国哈佛大学的安瑟尼?G?欧廷格（Anthony G?Oettinger）及法国的西蒙?诺拉（Simón Nora）和阿兰?孟克（Alain Minc）还分别创造了“Compunication”（计算机通信）和“Telelmatiqu”（电信技术）两个新词来试图反映数字融合的发展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融合伴随着计算机数字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发展起来，它在为媒介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也给信息传播带来了重大变革。因此，大批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随之出现。1997年，葛林斯丁（Greenstein）和迦拿（Khanna）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赋予“融合”以新的理解，“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尤弗亚（Yoffie）则以计算机和电话为例将“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后原本各自独立的产品的整合”。同年，欧洲委员会还根据马丁?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和马塞利诺?奥雷（Marcelino Oreja）的提议，将其关于电信业、媒体业及信息技术产业相融合的概念采纳到绿皮书中，并将“融合”定义为“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等三个角度的融合”。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已开始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和界定“媒介融合”。
技术进步促进了两种转换的产生，这两种转换即代表了融合的实质和方向：
第一种转换是发生在低带宽一侧的、从专用平台到非专用平台的转变。最能说明这种现象的例子是IP电视。传统电视是基于专用的电视网传送的，而IP电视则可以绕开传统电视网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传送。图书、报刊和音像资料的发行过去都要依靠专门的发行渠道，而电子出版物同样也可以绕开原来固有的专门渠道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发行。
第二种转换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的从低带宽需求向高带宽需求的转换。如果说非实时的文本信息对带宽的需求还不是很高的话，图像型信息对带宽的需求就已经提高了，而从专用平台上转换过来的实时型业务，如IP电视业务对带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然，这种向高带宽的转换也发生在专用平台一侧，但更多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
2003年，美国学者李奇?高登（Rich Gordon）在《融合一词的意义与内涵》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媒介融合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6类含义，即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这使人们对媒介融合的内涵有了更为全面而具体的认识。
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研究初期，相关研究成果极少且视野狭窄，直至2006年，相关研究才拓展开来。而此前的2005年，被视为媒介融合概念的引入之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对此功不可没。这一年，她发表了多篇有关“媒介融合”与“融合媒介”的文章，并引入了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Andrew Nachison）对“融合媒介”的定义——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2009年，蔡雯教授又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王学文共同展开研究，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大传媒业四个角度将国内外关于“媒介融合”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这对弄清媒介融合概念的发展演进及界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两人还进一步提出了对媒介融合的概括性认识，他们认为“媒介融合”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并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
此外，我国其他研究者也曾提出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如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熊澄宇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种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中国人民大学高钢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在于“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赵元珂则提出，“媒介融合”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与并购，二是媒介技术的融合；关于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把握，西安外国语大学黄建友认为，关键是要抓住媒介融合的数字技术推动前提和动态过程属性；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戴元初则从电视从业者角度对媒介融合概念加以界定，并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资源共享，是电视媒体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有效策略”。
综上，通览国内外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不难发现，由于语境、研究视角、视野和研究层次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研究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表述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媒介融合的现有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媒介融合是缘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而导致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和过程。
二、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
基于我们对媒介融合的上述理解和界定，我们可进一步厘清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并将其概括为四个层面，即媒介技术的融合、媒介业务的融合、媒介所有权的融合以及媒介政府规制的融合。
1. 媒介技术融合（Convergence in Media Technology）
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为支撑的技术融合是“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所有内涵中最为本质的一点，是媒介融合的依据，它可细分为三方面：
其一，信息源融合。这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任何媒介类型的任何内容及表现形态均可转换为符号化的“0”、“1”来进行存储和传输，这意味着作为信息源的符码是相对一致的。这为媒介边界的模糊甚至消解提供了可能，为不同媒体的信息内容在同一网络平台上的传输与分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其二，传输渠道融合。它指的是基于网络化技术的普遍运用，以往不同媒介类型、不同形态信息内容的传输信道由单一性、差异化走向互动联合，从而形成具有共通性、兼容性的多媒体网络传输平台，对媒介内容进行集成和分销。从目前来看，信息传输渠道主要有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电信网三种，而且三网融合也在逐步推进，进而形成多媒体、多渠道融合传输的模式。
其三，接收终端融合。这是指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下，媒介消费者所使用的信息接收终端设备，即信宿，呈现出多种功能融于一体的特征，并“以一种开放的终端平台将信息和服务传递给使用者”。具体的终端类型，如数字电视一体机、互联网电视机、个人电脑、手持多媒体终端等。
2. 媒介业务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Business）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与融合，各类传播媒介在行为、目标等业务实践层面的交叉愈加频繁，这使得媒介业务也逐步走向融合。具体而言，媒介业务融合可细分为以下四方面：
其一，业务形态融合。承载着媒介信息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为多媒体形态，从而使信息内容的叙事形式实现融合。
其二，业务技能融合。业务形态的融合要求传媒从业者所掌握的技能也趋于多方位甚至全方位发展。学者奎恩（Stephen Quinn）就曾针对媒介融合对记者业务实践的影响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剖析，并指出“媒介融合对于媒介组织的内部运作尤其是对记者间的合作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可见，职业技能的融合是传媒从业者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其三，业务战术融合。除业务形态与从业者业务技能的融合外，战术上的融合同样是媒介业务融合的重要内容。根据李奇?高登的阐释，所谓战术融合，通常指不同所有制下的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体之间在具体内容和营销管理等领域的通力合作，如在业务经营方面的联合营销战术等。
其四，业务战略融合。与业务战术融合不同，战略融合通常是不同的媒介机构在更高层次、更长远意义上的发展战略层面的互动与联合。它并不要求参与战略融合的各机构都处于相同体制下，也不要求以媒介所有权的合并为前提。
3. 媒介所有权融合（Convergence of Ownership）业务的融合，尤其是媒介机构在战略、战术层面的通力合作，往往会对其在所有权层面的融合起到进一步的催化作用。顾名思义，媒介所有权融合，即指不同媒介在融合、兼并过程中实现的所有权的集中，并在此基础上组建相对较大型的传媒集团，从而充分整合媒介资源，降低媒介运营成本，增强信息传播效益，打造媒介整体与核心竞争力，以此来应对国内外媒介市场的激烈竞争。所有权的融合，是媒介行为主体的融合，是媒介融合的内涵中层次最高的一点。
从广义上讲，媒介所有权的融合，既包括传媒领域内部各媒介机构之间的所有权融合，也包括传媒机构通过跨行业、跨领域发展，与其他领域内的相关机构所形成的所有权融合，如传媒业与电子产业、电信业等领域的所有权融合。这一理解，恰与美国学者雪莉?贝尔吉（Shirley Biagi）对“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解相契合，她认为“融合是指由于技术的进步，出版、传播、消费者电子和计算机产业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的现象。”
4. 媒介政府规制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Regulation）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积极的、面向媒介融合的政府规制会有助于媒介融合的顺利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首先是规制法律融合。这是媒介融合时代政府规制的根本依据。融合媒介的大量涌现，必然需要有新的融合性法律法规与之相匹配，以使其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其次是规制机构融合。面向媒介融合的规制需要融合的规制机构。英国将原来的电信规制局（OFTEL）、独立电视委员会（ ITC）、广播管制局（RA）、广播标准委员会（BSC）和无线通信管制局（RCA）等5家规制机构合并成一家新的规制机构——通信办公室（OFCOM），即是为了满足面向融合的规制需要。
第三是规制行为融合。有了面向融合的规制法律和规制机构，面向融合的规制行为就顺理成章了，这将改变过去多头规制的混乱和冲突，大大加快媒介融合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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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的定义篇4
随着媒介融合的日益发展，特别是2014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将媒介融合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因此，国内学界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再次兴起。由此，可以预见到，在媒介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媒介融合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一、对媒介融合概念和内涵的界定
对于媒介融合这个概念的由来，学界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郭毅、于翠玲对国外的媒介融合进行研究，认为“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依梯尔·索勒·普尔于1983 年提出的，其含义为“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①
而对于媒介融合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学界、业界的看法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实质就是媒介形态的融合，把媒介融合的内涵聚焦在媒介形态上。如黄斐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内涵在于“建立在介质融合上的各种媒介形态的聚合”，但这种媒介形态的聚合并不是取消各媒介形态的差异。②而有些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外延应该更宏观，不能只是媒介形态的融合。在首届“中国媒体融合与发展论坛”的报告中，将媒体融合的概念界定为：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一切传播信息的载体相互之间在技术、产业、组织、规制等方面的融合。③
在媒介融合与媒介分化的理解上，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看法。丁柏铨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在诸方面相交融的状态，包括物质层面的融合，操作层面的融合，理念层面的融合。同时，他也认为对媒介融合的理解不能只将它理解成媒介形态和媒介业务的融合，也不能太过强调媒介融合而排斥媒介的细化和细分。④
对于媒介融合的定义，学者的看法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内涵应该更宏观，包括媒介产业的融合，媒介所有权的融合，而部分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只是各媒体内部组织结构、采编流程、媒介产品、传播渠道的融合。因此，对于媒介融合的内涵、实质以及外延，学者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
二、对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认识
虽然学界和业界对于媒介融合的趋势都是认同的，但对媒介融合的模式和过程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对于媒介融合的模式，陈映在充分考量媒介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后认为，媒介融合可以并且至少包括技术、经济、组织以及社会文化这四个理论分析维度。⑤她认为，技术层面的融合体现在生产融合、网络融合以及终端融合三个方面；经济层面的融合可以分为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组织层面的融合主要是公司架构、媒体运作方式和媒体成员工作方式的改变；社会文化层面的融合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的融合以及法律和规制的融合两个方面。邓瑜认为，媒介融合既涵盖由技术基础的技术融合到产业高度的业务和产业融合，也可以把信息生产流通过程看作为内容加网络加终端的融合。⑥庞亮、郭之恩总结了不同国家媒介融合的策略和路径，并归为三类：服务融合、网络融合、公司融合。⑦
在媒介融合的实践中，学者都认同媒介融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对于这个过程的看法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兰在2010年提出，媒介融合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跨媒体产品扩张、关系再造、信息终端变革。⑧从现阶段来看，媒介融合在近5 年的发展，不论前两个阶段的变革完成得彻不彻底，至少是走到了“信息终端变革”这一步。而栾庆明、陈一雷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过程，他们认为，就国内媒介融合的发展来看，媒介融合最初表现为媒介集中，随着融合的发展日益走向资本、技术和产业三个层面的融合。⑨
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把媒介融合分成媒体形态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合作、媒体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等几个方面，丰富了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研究。
三、对媒介融合规制和政策的探索国内目前研究媒介融合规制的学者主要是肖赞军，他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媒介融合过程中的规制融合，总结了很多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媒介融合具有启发意义，并探讨了我国应该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肖赞军、李玉婷、陈子燕认为，媒介融合过程中，传统规制面临根本性挑战，主要是传统媒体、电信等产业日益聚合形成横向市场，而在融合性的横向市场实施传统纵向规制，必然导致很多问题。在最近的研究当中，肖赞军还对媒介融合引致的规制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规制的不一致性、不确定性、不合理性、不恰当性”四个方面。⑩规制不一致性主要是，相同或类似业务适用不一致的规制，造成竞争扭曲；规制不确定性主要是，同一业务可适应不同行业的规制，滋生规制套利；规制不合理主要是，已有规制政策不再适合当前新情况，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规制不恰当主要是，原有规制虽仍需要，但施行的方法需要改变，以实现规制目标。
在传统规制面临挑战的时候，肖赞军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规制，把世界上走在媒介融合前沿国家的规制变革模式概括为三种模式：美国模式，欧盟模式，日本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媒介规制融合的策略，他认为我国媒介规制融合的改革不能简单照搬国际模式，要按照我国的情况分阶段、按步骤调整规制框架，坚持“对传输实施分离规制，对内容实施分类规制”的原则。⑾
从学界开始研究媒介融合规制的问题来看，媒介融合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学者不再把精力放在对媒介融合的定义、概念等方面的探讨上，而是越来越关注媒介融合在现实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四、对媒介融合现状与问题的反思虽然大多数人对于媒介融合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也有部分学者对媒介融合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分析了当前媒介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对媒介融合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
早在媒介融合势头正猛的时候，就有不少学者对于媒介融合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丁柏铨认为，媒介融合使得“新闻从业者的业务精专不被强调、个性特点趋于弱化，对传播活动的人文底蕴有所忽视”。⑿靖鸣和臧诚则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和反思媒介融合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媒介融合和融媒的出现，使信息进一步泛滥和超载；媒介融合的结果必然是媒介市场的垄断；媒介融合助推媒介化社会加速到来，“媒介人”和“媒介依存症”现象出现；文化帝国主义在媒介融合时代进一步扩张。⒀王亮则主要从市场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媒介融合，在他看来，媒介融合的驱动力是商业利润，新闻文化有可能被商业文化压倒，新闻报道的独立性、报道质量将受到影响；媒介融合时代全媒体记者的出现，使得记者的同一声音在不同媒体传播，媒介多元化受到威胁；媒介融合要求记者熟悉各种数字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过于强调技术可能会削弱新闻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⒁
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业界人士在实践中也发现很多现实问题。李燕认为中国媒介融合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缺位，政府职能不清晰，管理机构属性不明确，技术层面融合速度与其他要素融合速度不协调。⒂这些问题制约了媒介融合的发展。
对媒介融合的反思以及再认识，也是对媒介融合理论进行了辩证思考，总结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对媒介融合的一种深入研究。
结语
近5 年来，媒介融合研究在中国成为热点和前沿问题，不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媒介融合都给予高度关注，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在媒介融合的概念和内涵研究上，国内的学者已经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是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进行研究，所持的观点也不同。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媒介融合的实践没有明确的理论作指导，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媒介融合的进程。
对于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研究主要是结合业界的媒介融合实践进行的，由于媒介融合实践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并且各家媒体的具体融合路径也是各有差异，这样的媒介融合实践现状也不利于媒介融合模式研究。
在媒介融合的规制研究方面，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始深入了，但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国外关于媒介融合规制方面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媒介融合的规制研究需要根据国内目前媒介融合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使规制研究符合国情。
对于媒介融合的反思，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有些观点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①郭毅、于翠玲，《国外“媒介融合”概念及相关问题综述》[J]《. 现代出版》，2013（1）
媒介融合的定义篇5
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融合，并不是谁替代谁的问题，也不是二者合二为一、不分彼此的问题。它们的融合，主要是相互借鉴对方的某些特点。当前，在媒介领域内出现的各种融合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报纸同照相技术的融合弥补了报纸只是文字表述的不足；电台和电视台将报纸融合进来也没有消除它们之间的区别，它们依然各自存在；即便是网络将电台、电视台的音频和视频融合进来后，电台和电视台也没有因为网络的出现而消亡。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媒介在融合的过程中，是在继承自身特点的基础之上，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又不会对自己产生冲击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融合进来。融合不能消除区别这一点，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对后视镜理论的解读能证明。“对后视镜和暗喻进行分析之难，尽人皆知。镜子令人目眩，常常使我们看不到新媒介和旧媒介在某些方面是不可比的。我们把网络当做图书馆使用的时候，一遇到死机、一遇到视窗崩溃，就不能读下去，一点办法也没有。手里捧着书看时，根本就不可能‘死机’，除非我们突然眼睛失明。”[1]网络不可能代替图书馆，图书馆也不能代替网络的事实也是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关系的事实。
对另类媒介概念界定的实质为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前提
根据所掌握的材料，目前对另类媒介的研究都是将它放在主流媒介的对立面来思考的。英国学者认为，“这个涵盖面很广泛的词用来指称各种由主流媒体集团之外的个人或是小型非层级性团体所制作的，包括新闻、一般信息和专题”。[2]美国学者认为，“它们也指‘激进’（radical）媒介或‘地下’（underground）媒介，这些媒介由于表达了超越议会共识与议会辩论之确定范围的政治与社会主张，从而与主流媒介的产品相对立”。[3]欧美学者无一例外地都将“另类媒介”置于“主流媒介”的对立面。
另类媒介有时也被称为另类媒体，它们都是“alternativemedia”的中文表述形式。尽管对“media”的翻译有所不同，但人们无一例外地将“alternative”译成了“另类”。由于受到汉语词义系统的影响，“alternative”的中文表述形式——“另类”在感彩上趋向于贬义。因此，当人们看到“另类媒介”或“另类新闻”这些词组的时候，就往往戴上了有色眼镜。
既然对另类媒介的认识受到了对“alternative”译作何种表达形式的影响，那么再来看看“alternative”是否还有其他的意思，由于词义间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各种联系，从其他意思中或许能够还“alternative”的本来面目。“alternative，adj，随便一个，二者选一的。”[4]外研社对该词条的解释中并没有出现“另类”的说法。“随便一个”、“二者选一的”都具有中性的色彩。从这些解释中不难看出，“alternative”相较于它所比较的对象具有差异性。从系统的角度看，系统内部的组成要素都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所以从这一基础出发，如果将“主流媒介”和“alternative media”看做是一个系统，那么二者彼此的价值则建立在它们的差异性基础之上。
鉴于此，无论将“alternative media”翻译成“另类媒介”还是什么其他的形式，其实质是因为它与“主流媒介”因差异而产生对立，因对立而有了各自的价值。然而千万不能将系统内组成要素的对立看做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关系，系统内的对立与其说是对立关系，不如说是互补关系，因为差异在功能上产生互补。因此，我们在对“另类媒介”进行理解的时候，不要总是一看到“另类”就产生抵触，要抓住它与主流媒介互补的实质，这样方能避免将“另类媒介”归入真正“另类”的境遇，从而开展对“另类媒介”的深入研究。
另类媒介关注的内容为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融合提供了内容上的准备
弄清楚“另类媒介”并非“另类”这个问题可以说为研究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间的融合扫清了理论认识上的障碍，为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从系统上讲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差异，并不是立足于二者所依托的介质不同。无论是主流媒介还是另类媒介，都不是依照信息传播的载体划分出来的，而是以它们所关注内容不同的标准所做的分类。如果按照信息载体的不同来划分，就会重蹈类似“语言具有阶级性”观点的覆辙。载体具有工具的属性，主流媒介可以用，另类媒介也可以用。如果从介质角度划分，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将会混同在一起，根本无法将它们的界限厘清。
既然是按照传播内容不同的标准来分类，就不得不对这两类媒介的传播主体或传播者的不同进行区分。因为传播主体决定了什么内容可以进入其传播内容的结构中来。“其实，任何感觉者的感觉方式都可以表明包含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它极大地影响着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因此，对个别实体的完全客观的感觉是不可能的：任何观察者必定从他的观察中创造出某种东西。因此，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成了唯一能被观察到的东西。它成了现实本身的材料。……因此可以说，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5]从这一理论出发，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的传播主体对于所要传播的对象——信息认识有所不同，或者说创造出了不同信息之间的关系，该传播什么，不该传播什么。而这种关系是由传播者创造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认清另类媒介传播者的属性有助于认识另类媒介所传播的内容。上面的引文对另类媒介传播者的属性做了描述或者说定性。“非主流媒体集团”、“个人性”、“小型非层级性团体”、“激进”、“地下”，这些描述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来展开的。前三者揭示出了另类媒介传播者要么具有个体性，不属于任何团体和组织，要么属于小型的团体和组织，具有独立性和非隶属性。后两者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是对另类媒介传播主体属性的界定，因为“激进”侧重的是信息或内容层面，而“地下”则揭示了另类媒介的存在状态。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另类媒介传播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不代表任何团体和组织的个人，另一类是只代表某一小团体或组织的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团体或组织。
另类媒介传播主体的这些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相关的个人或群体的愿望、利益和话语权等在主流媒介上表达得不充分，有时甚至得不到表达。“它们并不渴求利润，但却代表着某些利益集团，例如社区和亚文化或政治团体。这些利益团体感到它们的意见、问题和立场被主流职业记者们制度化了的新闻议程所忽视，或是遭到了边缘化和压制。”[2]“社区媒介有时也可以归入另类媒介之列，它们经常代表那些感觉自己的观点与考虑在现有的地方媒介与全国媒介上没有得到足够体现的群体。”[3]此种语境就为另类媒介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主流媒介对隶属于另类媒介的个体或群体的愿望和声音表达得不充分，甚至没有表达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主流媒体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从事主流媒介传播的传播者们头脑中的知识结构所决定的。结构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因此，我们不应该对主流媒介的表现过分地苛责。
当然，另类媒介传播者并不包括那些挑战主流媒介价值观的个人和群体。前面所说的这些另类媒介的传播者从大的范围讲，主体依然属于人民，上面的“不渴求利润”、“社区”、“亚文化”和“社区媒介”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根本利益上与主流媒介是统一的。而挑战主流媒介价值观、对主流价值观进行诋毁和攻击的个人和群体是敌我矛盾。这种性质的另类媒介不在讨论范围，因为它与隶属于人民内部的另类媒介的性质截然不同。所以我们所谈的融合专指同属人民的个体和群体的融合。
对于该种另类媒介的融合，并不是要将另类媒介的传播者纳入主流媒介传播者的队伍中来，而是尝试将它们所关注的内容融合到主流媒介中来。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人的世界观并非一下子就能转变过来。但随着人们对另类媒介认识的不断深入，随着新闻传播理论的不断丰富，主流媒介传播者的知识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另类媒介的内容就有可能被融合进来。
前面从系统角度对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关系的梳理揭示了二者的互补性。互补并不意味着不相互融合。从另类媒介存在的语境看，当前，二者之间的融合也可能只是主流媒介将另类媒介的内容融合进来。因为主流媒介融合另类媒介，二者就会形成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另类媒介的内容会成为主流媒介内容的一个子集。反之，则不能成立。
对于另类媒介内容的融合，主要从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另类媒介传播的而主流媒介没有关注的，但是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主流媒介可以将之融合进来，二是主流媒介尽可能地将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见进行充分地表现。当然，这需要进一步探讨传播的方法与策略。
新媒介成为另类媒介的依托，新媒介为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融合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主流媒介没有表达或没有充分表达另类媒介传播者所代表的个人或群体的利益、愿望等催生了另类媒介的产生。如果从对媒介的使用权角度看，则是另类媒介的个体或群体传播者因无法通过对主流媒介的使用转而寻求自身能够驾驭使用的媒介形式来体现自身的话语权。
报纸、广播和电视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介，进入这样的主流媒介有着严格的规定，人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便拥有并使用这些主流媒介。拥有主流媒介和使用主流媒介具有很高的门槛，即便是偶尔能够进入到主流媒介当中，这些具有另类媒介精神实质的内容也会因为主流媒介的那种垂直式把关过程被排斥在议程设置之外。
用媒介环境学来审视这种现象，主流媒介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所关注内容的大众性，而不是另类媒介所关注的个体性或局部性。正是主流媒介这种技术上的要求，使得主流媒介不可能为另类媒介的传播者所使用。
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技术上的不同还体现在：从传播主体看，前者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后者更多地为兼职，即从事另类媒介的传播不是其主业，他们还有其他的用于养家糊口的工作；前者的传播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而后者的传播者往往是传播者与受众的合二为一；前者的受众群数量非常之大；后者只是局限在相对较小的传播圈之内。
也正是从技术角度出发，正如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对媒介即讯息的阐述一样，在报纸、广播、电视占主导的媒介技术时代，另类媒介的存在相对来说困难重重。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则改变了另类媒介的传播状态，互联网为诸多个体和群体提供了表达个人意愿的平台。从理论上讲，那些自认为被主流媒介所忽视的个体和群体可以不受限制地尽情表达他们对事件的看法，显现他们对事件和诸多现象的话语权。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与其说改变了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的存在状态，不如说给另类媒介提供了延伸的技术支持，是另类媒介的延伸。“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是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6]
如果说在报纸、广播和电视技术面前，主流媒介拥有者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与优势，另类媒介无法接近并使用它们，可是在新技术面前，另类媒介与主流媒介之间在使用新媒介上大体具有相当的权利，另类媒介的劣势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
也正是由于新技术给另类媒介带来的这种延伸，使得另类媒介的触角延伸到了同主流媒介相当的地位，即都能够使用新媒介，这本身就是使用权的扩大与延伸。也正是新技术促成的延伸，使没有被表达出来的意见和表达不充分的意见得以充分表现，意见的范围和强度得到了延伸。新技术带来的延伸，还体现在另类媒介受众范围的延伸，受众不再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新媒介将另类媒介的受众无限地放大、冲破了地域的限制、冲破了国家的限制、冲破了民族的限制等。
另类媒介的延伸，也使另类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得以更大可能地被主流媒介所关注。对于那些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的内容，主流媒介甚至也会跟进报道，从而成为主流媒介的议题。发生在河北大学的李启铭驾车撞人案中的“我爸是李刚”就是一个另类媒介的内容成为主流媒介议题的典型。
对于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融合，从技术上看，目前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为将另类媒介作为消息来源，比如电台、电视台对属于个人性质的微博的使用；第二种为将另类媒介传播的内容作为报道的选题，主流媒介再跟进，不是原始平移，而是独立报道。
综上所述，非敌我矛盾的另类媒介不仅不会威胁主流媒介的地位，反而从内容上能够丰富主流媒介的报道内容。在新媒介背景下，主流媒介对另类媒介融合的事实已经开始，这些事实和现象值得研究。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确认项目，项目批准号：HB2011QR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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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的定义篇6
2媒介融合下的现状与问题
2.1虚假新闻泛滥新媒体的涌现，媒体形态的丰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飞跃。但是，在其拥有积极意义之时，也存在着各种问题，有部分媒体总喜欢从“网友曝”当中“找新闻”，这也是导致假新闻产生的一个原因，一样是不容忽视的。比如2014年出现的朱自清《背影》因“违反交规”被逐出教材、香蕉得艾滋病濒临灭绝等假新闻，便是某些网络媒体相互转发而发酵起来的。像上述的假新闻，没有进行深入调查便已经被进行，容易导致严重的影响，更严重者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繁荣。
2.2新闻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媒介的融合，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交流机会与空间，然而同样会存在着不足，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包括其侵害了一般人的私隐，直到最后不得不走司法途径的情况也经常出现。例如：“人肉搜索”便是典型的案例。如此不但需要受众拥有较高的判断能力，而且也要求政府有关机构必须要加强管治力度，例如实施上网实名制等工作。
2.3信息的同质化在媒介融合形势下，信息的同质化是不可避免的，媒介融合使得信息量急剧提升、传播速度逐渐加快的同时，也让新闻原创性逐渐下降，致使新闻同质化问题不断提温。常常会发生相同的一条信息，于不同媒体上被报道其报道方式与形式均是相类似的，甚至有些报道更是从标题、内容乃至结构均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却来源于不一样的媒体以及记者，如此的同质化现状不但大大浪费了媒介资源，而且更使得媒体的公信力下降，钝化媒体工作者的创新能力以及深度加工能力。
3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
3.1政府规范法制，防范虚假新闻、网络暴力的发生目前，虚假新闻泛滥，网络暴力事件经常有之，导致其出现的原因除了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社会各界具备了更多新闻传播的渠道、而且受众自身素质普遍较低等因素外，还因为现今我国政府法律法规存在空白以及漏洞所致的。只要政府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规范，并实施大力的宣传与普及，才可以让大众明判是非，明白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在当今，准则缺乏的形势下，常常让大众感到力不从心，无所适从；只不过是无心的一个动作便有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安，所以，政府需要尽快地有针对性的明确法律法规的限制，避免虚假新闻、网络暴力事件的频发。
3.2对社会及受众实行媒介素养教育在当今信息泛滥的媒介环境下，社会受众必须要具备正确的是非观以及判断能力，能够科学地判断信息是否有用，这便需要对社会及受众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具体措施：可以通过各社区的宣传栏，政府官方网站，各大媒体等定期对于信息泛滥时代，公民应该培养的素质以及信息筛选方法，网络防毒等相关知识，以让大众能够对存在的不正当的信息实施科学的判断，并规范好个人行为，从本质上实现尽可能的降低虚假、垃圾信息泛滥、信息同质化等带来的负面作用。
3.3重视内容创新在媒介融合环境下避免新闻内容的同质化，应该要重视内容的创新。懂得依照目标受众的价值定位以及社会立场以决定媒体在信息采集、处理以及话语表达上面的差异性，在新闻策划、采访、产品制作以及广告营销等环节当中做好统筹规划工作，让采集到的信息资源于不同媒体上实现合理分配，以适应不同媒体特质的新闻产品。
媒介融合的定义篇7
在全球化媒介融合形势的催逼下，大规模的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兴起则直接加速了国内媒介融合的步伐。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其最大特点是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消融了媒体介质之间，地域、行政之间，甚至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边界。数字技术为不同的传媒提供了资源整合的平台和基础，为不同传媒形态提供了新的基础。传统媒介之间、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之间是一个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包容、转化整合、共生共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与特点
媒介融合是新闻传播界正在探索的一个前沿性课题。根据最早提出此概念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的本意，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近几年，不断有西方学者尝试对融合媒介做出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他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媒介融合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一是对于技术手段的依赖，媒介融合的基础就是网络与数字技术的出现；二是与受众的互动性增强，全面反映新闻事件全貌，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三是各媒体之间的合作与渗透，这包含了内容和技术的合作与渗透。
二、培养媒介融合下新闻从业者的必要性
不同媒介的融合，必然打破过去单一媒体对于媒介生产的限制，而要求在跨媒介介质的平台上整合不同媒介的新闻，这也必然催生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新的媒介生产流程。媒介的融合促进了新闻传播业务的变革，出现了“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主要特点是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新闻传播活动。融合新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同媒介之间的合作，而是将同一内容的新闻素材制成不同的新闻产品，以适应不同媒介不同受众群的需要。因此，对媒介从业者的要求不再是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通才记者”，而是要培养跨媒体记者。记者需要具有全新的头脑，全新的思维方式，能在网络上自由穿梭于文字、音频、视频之间，不仅会使用采访本、照相机，而且会使用录音机、摄像机、互联网等多种手段，根据采访内容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采访手段。
三、高校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学专业设置的整体框架是按照传统媒体的特点与人才需求为基础的，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以及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和融合，这种按照媒介种类来设置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媒介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媒介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已经有一批新闻传播学院开始了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的改革，为了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我们也必须抓紧改革现有的新闻专业培养和课程设置体系，以适应新型人才需要。
1.师资结构重整。改革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在于能够胜任媒介融合教育的教师极度匮乏。媒介融合的特点首先要求教师必须拥有丰富的业界实践经历，其次在专业技能方面，要求教师必须能够熟练使用多种媒介工具，例如懂得摄像、摄影，会创建网站、管理网站、使用图片编辑软件、音频视频编辑软件。纵观现有的新闻传播专业师资，大多都是新闻相关专业科班出生，理论功底深厚，但是实践方面难免欠缺，更遑论熟练的多媒体技能。针对此种情况，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请进来”，即直接从媒体中引进优秀资深从业人员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专兼职俱可。来自媒体前线的从业人员能够将从业经验和业务技能这些“一手货”直接传授给学生，对学生来说也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吸引力。不过这种“请进来”的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高校在师资方面缺乏变通机制，有的硬性要求授课教师必须具备教师资格证，否则不能授课，这对于媒体从业人员进课堂可以说是一个不甚合理的规定，因此，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上也应更加人性化，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第二种措施，就是“送出去”，为那些有意到媒体单位实习、提高的教师创造条件，积极鼓励和引导教师参与到媒体实践中，这样，教师就可以改变以往空谈理论，把最新的媒介技术、动态和趋势带到课堂上来，将自身的理论优势和实践经验相结合，达到教学的完美境界。
2.课程体系的革新。首先，针对媒介融合的要求设立新的课程，例如媒介融合理论课程、融合新闻学、数字新闻学等；其次，更新传统课程，例如，新闻编辑学要加入网络数字编辑，新闻采访学应加入网络在线采访等，新闻写作学要加大多媒体写作的训练。再次，按照“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模式，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宽广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深厚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各类媒介技术操作能力教育。高校可以尝试增加选修课的比重，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自主选择，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助于拓宽包括新闻专业在内的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复合型人才。
3.培养环节的变革。长期以来，高校的新闻类专业的毕业生真正从事新闻业工作的较少，主要原因还在于学生不能把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充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借鉴世界知名新闻学府——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经验，其教学核心理念是：新闻实践，是培养新闻人才最有效途径。“密苏里模式”所倡导的注重实践的理念，对于我们革新新闻培养模式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高校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相结合，改变以理论考试评定成绩，重视实践操作环节，将实践操作纳入学分考核指标中，督促学生从实践中获取经验。通过课外讨论、媒体参观、专业讲座和实践作业等途径，实现“知行”合一。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开设媒体融合的实验室，把实践和实习结合起来，把平面、影像、网络等在数码技术平台上融合到一起，形成多元化交互式的新媒体传播形式。这样既可以实现报纸、电视和网站的多种媒体内容的和共享，节省资源，又能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在学中做，做中学。
高校还可以加强与地方媒体和企业的合作，建立实习实践基地或联合办学，一方面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传媒工作实践实习基地，利于学生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为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孟建赵，元珂：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J].国际新闻界，2006，（7）.
[2]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J].中国记者，2005，（6）.
[3]彭兰.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媒介融合的定义篇8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 ithiel de solapool） 提出的。他在专著《自由的科技》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的概念，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最初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 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赢得广泛认同。他认为，媒介融合就是 “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并认为“媒介融合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集中了各种媒介的操作平台，而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
二、国内外媒介融合研究综述
1.西方国家最早开始研究媒介融合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最早是从本世纪初一些西方国家开始的。他们从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各个角度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研究。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rich gordon）便根据不同传播语境下所表达的含义归纳了美国当时存在的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 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
之后，lori demo 等几位在美国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 任教的学者提出了“融合连续统一体”这个新概念， 界定了“融合新闻”的几种模式，分别是交互推广、克隆、合竞、内容分享和融合。这五种模式，也是媒体之间通力合作、信息内容上实现了共享过程的佐证。
2.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媒介融合
在我国，有关媒介融合的最新概念是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的过程中引入的。2005年，蔡雯发表了《培养具有媒体融合技能的新闻人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的对话》后，又接连发表了几篇与媒介融合相关文章，此后，国内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迅速增多。2007年，我国媒介融合的研究向着系统、深入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菲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出版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媒介大融合》。
三、媒介融合的基本模式
媒介融合不仅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等传播内容的融合，还包括报纸、电视、网络、手机等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融合的最高层次是打破产业壁垒、技术壁垒的全方位的大融合。媒介融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裂变与聚合不断开展，最终形成新的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1.媒介内容的融合主要表现为打破各媒介壁垒，实现形态整合，内容共享。在操作层面上呈现了初级形式的融合， 如信息采集、制作等信息共享层面上。目前比较受欢迎的电视读报节目就是媒介融合初级形式的产物。凤凰卫视的 “有报天天读”，短短半年时间栏目收视率挺进凤凰前三名；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媒体广场”，集萃各类媒体，每天清晨滚动播出两遍；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第一时间”的“马斌读报”；上海卫视“看东方”的“早报早知道”和“读家新闻”等等都是电视和报纸信息共享，互动推广，这些都是初级融合。
2.媒介渠道的融合主要表现为不同媒体日益融合。一方面，新媒介在不断加盟新闻传播阵营，从商业门户网站到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纷纷借助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力，通过汇聚新闻信息，在新闻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搜狐与巧家报社组建的“奥运媒体报道联盟”、腾讯与多家重量级都市报组建“捷报奥运媒体联盟”，这些报网互动项目都将极大推动报道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传统媒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对新媒介的借助和运用已成习惯，如用借助网络新闻、通过手机短信获取线索、利用手机和网站搭建受众参与直播节目的平台、将博客内容转载到传统媒介上等。目前出现的报纸网站、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等，都可看做是渠道融合的结果。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务的变化
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推动下，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的发展趋势。媒介融合是不同媒介之间的整合与重组、交融与互动，是不同媒介形式在信息采集、制作、传播过程中的全方位合作。媒介融合带来了传播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影响着新闻业务形态的全部过程。它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采集与制作的流程，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运行、流程完整、操作规范的新闻生产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新闻业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工作流程一体化
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单一媒体形态和技术手段为基础，形成单一的新闻采集、单一的新闻加工、单一的新闻产品和单一的传播方式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流程。融合新闻以多媒体集中采集新闻，根据所属媒体介质和受众特点分类加工、生产多样化新闻产品，提供给所属媒体选择和传播。
媒介融合的定义篇9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 Ithiel De SolaPool） 提出的。他在专著《自由的科技》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的概念，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最初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 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赢得广泛认同。他认为，媒介融合就是 “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并认为“媒介融合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集中了各种媒介的操作平台，而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
二、国内外媒介融合研究综述
1.西方国家最早开始研究媒介融合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最早是从本世纪初一些西方国家开始的。他们从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各个角度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研究。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Rich Gordon）便根据不同传播语境下所表达的含义归纳了美国当时存在的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 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
之后，Lori Demo 等几位在美国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 任教的学者提出了“融合连续统一体”这个新概念， 界定了“融合新闻”的几种模式，分别是交互推广、克隆、合竞、内容分享和融合。这五种模式，也是媒体之间通力合作、信息内容上实现了共享过程的佐证。
2.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媒介融合
在我国，有关媒介融合的最新概念是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的过程中引入的。2005年，蔡雯发表了《培养具有媒体融合技能的新闻人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的对话》后，又接连发表了几篇与媒介融合相关文章，此后，国内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迅速增多。2007年，我国媒介融合的研究向着系统、深入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菲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出版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媒介大融合》。
三、媒介融合的基本模式
媒介融合不仅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等传播内容的融合，还包括报纸、电视、网络、手机等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融合的最高层次是打破产业壁垒、技术壁垒的全方位的大融合。媒介融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裂变与聚合不断开展，最终形成新的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1.媒介内容的融合主要表现为打破各媒介壁垒，实现形态整合，内容共享。在操作层面上呈现了初级形式的融合， 如信息采集、制作等信息共享层面上。目前比较受欢迎的电视读报节目就是媒介融合初级形式的产物。凤凰卫视的 “有报天天读”，短短半年时间栏目收视率挺进凤凰前三名；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媒体广场”，集萃各类媒体，每天清晨滚动播出两遍；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第一时间”的“马斌读报”；上海卫视“看东方”的“早报早知道”和“读家新闻”等等都是电视和报纸信息共享，互动推广，这些都是初级融合。
2.媒介渠道的融合主要表现为不同媒体日益融合。一方面，新媒介在不断加盟新闻传播阵营，从商业门户网站到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纷纷借助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力，通过汇聚新闻信息，在新闻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搜狐与巧家报社组建的“奥运媒体报道联盟”、腾讯与多家重量级都市报组建“捷报奥运媒体联盟”，这些报网互动项目都将极大推动报道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传统媒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对新媒介的借助和运用已成习惯，如用借助网络新闻、通过手机短信获取线索、利用手机和网站搭建受众参与直播节目的平台、将博客内容转载到传统媒介上等。目前出现的报纸网站、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等，都可看做是渠道融合的结果。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务的变化
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推动下，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的发展趋势。媒介融合是不同媒介之间的整合与重组、交融与互动，是不同媒介形式在信息采集、制作、传播过程中的全方位合作。媒介融合带来了传播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影响着新闻业务形态的全部过程。它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采集与制作的流程，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运行、流程完整、操作规范的新闻生产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新闻业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工作流程一体化
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单一媒体形态和技术手段为基础，形成单一的新闻采集、单一的新闻加工、单一的新闻产品和单一的传播方式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流程。融合新闻以多媒体集中采集新闻，根据所属媒体介质和受众特点分类加工、生产多样化新闻产品，提供给所属媒体选择和传播。
媒介融合的定义篇10
依据国务院《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时间表，我国历时三年的三网融合试点阶段目前已接近尾声。2013年，三网融合推广阶段的工作将全面铺开。然而网络融合仅仅为我国未来媒介行业发展提供了硬件平台，拆除了部分壁垒，如何更有效地满足广大消费者不断增长的对于信息的即时即地需求，如何使媒体机构在渠道无限增多的新媒介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则是将网络融合向更高层次推进需考虑的问题，亦是耗时多年、投资巨大的三网融合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一方面依赖于网络融合在深度与广度上进一步推进，进一步打破行业壁垒，另一方面则依靠探索更为合理的媒介内容融合形式，使媒介内容能更有效地服务目标受众，提高内容的传播力，将所谓“内容为王”真正落到实处。
说到媒介的内容融合，一般来讲融合的实施主体本身也是内容的生产者，多为报社、电视台、音乐与影视制作公司、游戏公司等依靠媒介产品生产实现盈利的媒介机构与内容生产企业，其实施内容融合的目的在于保护其原有存量市场进而开拓增量市场。然而除了传统的媒体行业、媒介内容生产企业主导下的内容融合，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自身是否会带动媒介内容自行走向融合？是否存在“第三方”独立市场主体主导的内容融合形式？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话题。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界定
讨论媒介的内容融合，首先不能脱离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大理论体系。之所以称之为理论体系，是因为媒介融合作为一个较为前沿的理论问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内涵，目前对其在学理上的概念界定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统一的认识。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教授用三个交叉的圆环展示了计算机产业、出版印刷产业和广播电影产业趋于重迭的聚合过程[1]。这一图示第一次昭示了包括传媒业在内的不同产业间的融合趋势。最早将融合（Convergence）这一名词应用于传播学领域，并提出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概念的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I·浦尔（I.Pool）教授，他曾将各种媒体的多功能一体化趋势阐释为媒介融合[2]。
之后随着融合（Convergence）概念的不断泛化，其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里的具体所指也越来越模糊，开始有学者系统梳理媒介融合的理论内涵与概念边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里奇·高登曾在2003年将融合概念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主要界定为如下几个方面：媒体科技融合（Convergence in Media Technology）、媒体所有权融合（Convergence of Ownership）、媒体间战术性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Tactics）、媒介组织结构性融合（Structural Convergence of Media Organization）、信息采集融合（Convergence of Information Gathering）以及新闻叙事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News Story-telling）[3]。按照高登的分类，其媒体间战术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和新闻叙事形态融合三方面属于本文讨论的内容融合的范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迈克尔·麦金（Mike McKean）教授则认为：“媒介融合的定义至少要有三条线索：第一个是经济和运营目的。传媒组织融合不同的媒介平台来传播新闻，主要是试图赚取更多利润。第二个是新闻报道方式。媒介组织融合不同的报道方式制作新闻产品，是为了追求最佳传播效果。第三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公众与媒介之间新的社会关系——要加强专业记者与公众的互动，使二者的报道相结合。[4]”本文讨论的媒介内容融合的概念涵盖了麦金教授论述中第二点的全部和第三点的部分论述。国内对于媒介融合理论较早进行系统梳理研究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菲，在其专著《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中将媒介融合的系统形态归纳为基于数字化“技术融合”推动而产生的“内容融合”、“网络融合”、“终端融合”三个基本领域的纵向、横向、交叉融合，以及这三个基本领域与“生产融合”、“应用融合”的互为作用[5]。这里明确提出了内容融合属于媒介融合系统形态的三个基本领域之一。另一位为廓清媒介融合概念作出贡献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蔡雯教授，她曾在2009年以文献综述的形式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了自媒介融合概念产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通过将已有研究的立足点和研究旨趣归纳为微观、中观、宏观、大传媒业四种类型，总结指出媒介融合概念必然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即“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 [6]。蔡雯教授在全面综合各种不同视角的媒介融合研究之后，认为媒介内容融合是任何研究视角都无法回避的核心讨论内容。无论依据哪种概念阐释，内容融合都是目前已成型的媒介融合形态中较为上游且十分重要的一环。按照王菲副教授给出的定义，内容融合是指“由内容融合性生产所带来的内容生产融合、内容形态融合和内容应用融合所构成的内容生产形态。[5]”这一定义强调内容融合是一种以内容生产为导向的生产形态，内容融合得以产生的必备条件是内容的融合性生产。同样，对内容生产的强调在蔡雯教授对媒介内容融合的定义中同样得到体现，蔡教授认为所谓内容融合，是指“分属于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生产，依托数字技术形成了跨平台和跨媒体的使用，利用数字化终端，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内容融合产品。[6]”该定义更加清晰明确地指出了媒介内容融合的实施主体是分属不同形态的内容生产。
二、传统内容融合的实现模式
媒介内容融合现象得以出现的初始逻辑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使得原本属于稀缺资源的传播渠道变得极为丰富，以前依靠把持相对独立的信息传播渠道盈利的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因此不得不充分开发自身的内容优势，通过将自己生产的信息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尽可能多地填充各种传播渠道以获取更多受众。最早打破渠道藩篱、进行内容多渠道传播的案例来自报业的数字化实践。
早在1987年，美国《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便将报纸的内容上传互联网，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所谓网络报纸。之后，报业、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机构纷纷开始了自己数字化进程；而宽带技术和IPTV等新技术的发展，又将影视制作公司、游戏制作公司等内容生产企业拉进了这一进程中。渠道束缚的打破，使得文字、声音、影像、动画、游戏等原先分属不同媒介生产机构的内容形式得以逐渐融合，内容融合的大幕真正得以拉开。传统媒介机构的内容生产能力无法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市场信息需求，即使通过与行业间其它媒介组织进行内容融合，亦难以应付新媒介环境下“内容为王”的市场要求，而拥有更多差异化的精品内容又成了各媒介机构与媒介集团间竞争的关键所在，于是出现了一些专事内容生产的企业组织，形成了所谓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这些与传统媒介机构分离开来的内容生产组织目前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为数众多的民营电视内容制作公司，如光线传媒、海润影视等等。由于内容产业本身不拥有传播渠道，而其内容产品又可以供任何形式的渠道使用，因此在形式层面，其可以生产出融合度更高的内容产品，以光线传媒为例，该公司不仅生产制作娱乐资讯类电视节目，还承办演艺活动、承接广告业务、制作发行影视剧等。目前这类所谓“传媒公司”生产的内容产品涵盖范围仍在不断扩大、融合程度不断提高。
三、非内容生产主体推动下的内容融合
除了媒介组织与独立内容产业在不断推动着媒介的内容融合以外，科学技术发展与市场需求扩大这两股社会进步的根本驱动力量还使得媒介本身正在按照自身的某种结构性逻辑不断走向融合，而这一融合过程是不需要内容的生产性主体参与的。具体来说，就是存在着各色各样的“第三方”力量正在推动着媒介内容继续朝着更深入、更广泛、更无限、更具想象力的方向走向融合。
所谓“第三方”，是相对于两个直接进行媒介内容生产的市场主体之间的融合而言的，是媒介融合大趋势下促进内容走向整合与统一的独立力量。这种独立力量不属于媒介机构，也不属于内容产业，不进行任何面向受众的媒介产品生产，如果将其参与市场活动并盈利视作是某种广义服务性生产的话，那么其生产的产品就是两个字——融合。
（一）“第三方”1.0：终端环节的媒体内容整合软件
目前各种形式的媒介内容在技术层面皆可实现数字化观赏阅读，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媒体，无论是各类报纸、杂志，还是广播、电视，其内容大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取。统一了的数字化媒介形式，也就为不直接进行内容生产的“第三方”软件制作者进行媒介内容整合提供了可能。而信息获取终端操作系统的寡头化趋势，更为内容整合软件的开发进一步提供了便利——同一品牌的软件，只需开发出iOS，Android以及Windows三个系统版本，即可大体覆盖各类终端设备的内容使用需要。现存的媒体内容整合软件种类繁多，相比于PC，其更为广泛地应用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例如集成报纸杂志内容的World Newspapers，ZinioReader等，集成音频播客内容的Stitcher，BeyondPod等，集成新闻图片内容的iDaily等，以及抓取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内容并逐渐模糊内容呈现形式的新一代内容整合软件Flipboard和ZAKER等等。
媒体内容整合软件得以出现并逐渐获得人们青睐主要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是随着传播渠道的剧增，人们的信息需求也大大增加，原先一份报纸、一本杂志式的单源信息获取模式显然无法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掌握信息资源的热切需要，而通过Web浏览器逐家浏览各媒体网站则又费时费力，因此把各家媒体内容整合在一起供受众一站式取用，就成了解决信息需求问题的绝佳方案；其次，传播渠道的增多随之带来信息冗余的问题，虽然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不断增大，但每一个单独个人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总是有限的，整合软件在集成媒体内容的同时，大多还附带对内容进行分类以及有关内容概况介绍的元数据信息等，这就为受众在庞大的信息海洋中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提供了极大便利；再次，虽然目前在PC端也存在Pulse等软件的Web版以及微软推出的Montage等内容整合网站，但内容整合的主要应用领域还是移动终端，在移动状态下获取信息是这类软件另一大卖点，通过移动终端的内容整合软件，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大量媒介内容。
（二）“第三方”2.0：开放式内容平台
如果说终端环节的内容整合软件还只是针对单一内容形态（文本、音频、视频……）进行的内容源集成，那么开放式的内容平台就彻底消除了媒介内容形态方面的限制，将人类制造出的一切数字化媒介内容融合于同一空间。所谓开放式内容平台，其前身是各硬件或操作系统生产厂商提供的内容与下载渠道，例如苹果公司的App Store、iTunes Music Store（现已更名）、谷歌公司早先的Android Market（已更名）以及亚马逊公司的Appstore、Kindle Singles服务、Instant Video服务等等。这些提供不同形态媒介内容（软件、音乐、图书、电影、电视剧……）的商店式渠道一方面为媒介内容的与传播提供了一个开放且平等的空间，使得个人和内容生产企业不用单独拥有自己的渠道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内容产品提供给社会公众，并且平台方一般都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版权保护与收益模式；另一方面，对于内容使用者而言，其内容获取过程变得更为简单——直接将书店、音像店、报刊亭等分布于城市不同位置的内容集散场所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但上述的种种内容服务，都还只不过是根据媒介内容的不同形态，提供了相互独立的多条传输渠道，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2.0版“第三方”内容融合形式。随着近两年媒介融合概念在技术与学理层面的发展成熟，苹果、谷歌等内容商店提供商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开始将自己旗下原本相互独立的内容商店互相融合，于是真正意义的开放式内容平台初始形成。苹果公司早已将音乐、电影、书籍、游戏、软件等内容集成于其iTunes Store；谷歌也于2012年3月将其Android Market升级为Google Play，将原先的Google音乐，Google Ebookstore等服务都集成到了全新的Google Play内容平台。Google Play等开放式内容平台的出现，第一次真正实现了非内容生产企业推动下的媒介内容融合，至此，一切个人和企业生产制造的媒介内容，都可以忽略其具体媒介形态，统一以“媒介内容”这一融合形态呈现于同一平台。相比于媒介信息的传输渠道和形式形态，受众第一次完全彻底地消费信息内容本身——开放式内容平台的出现使得今后受众的内容消费可以跳过买报纸、买书、买光盘等“形态”一级购买，直接进行信息内容本身的购买与消费；同样，媒介内容的生产者因为拥有了统一的内容平台，可以不再考虑自己生产的究竟是图书，是报纸，是电影还是电视，这就消除了产业链中的形态壁垒，生产者无需考虑内容产品的呈现形态与传播渠道问题，只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提高信息内容质量本身即可。
（三）未来“第三方”3.0：兼容性更强的内容融合形式
截至目前，开放式内容平台产生的时间还并不长，其在欧美等国对内容生产与消费的影响虽已初见端倪，但同时业已暴露了自身发展的问题与壁垒。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平台与多样化终端设备的兼容性问题。既然以内容平台的形式存在，其推广普及势必要以对各种功能不同设备（电视机、机顶盒、个人电脑、游戏机……）的支持为基础。否则即使平台拥有再多的音乐、电影、书籍、游戏等内容资源，如果仅仅能够在手机、平板电脑或特定品牌型号的大屏幕设备上呈现，也是绝难满足受众的使用需要的。以苹果iTunes Store为例，iTunes Store中的内容仅仅支持苹果公司自己的产品，即iPhone、iPodTouch、iPad、苹果电脑、苹果电视等；Google Play的内容使用同样离不开安卓系统设备的支持。很显然，这样的硬件专营化策略是不符合媒介内容融合趋势的，因为市场需要的是内容使用渠道藩篱的打破，人们要以尽可能简便的方式满足尽可能多样的内容使用需要，这是内容融合平台得以形成的逻辑条件。证明硬件专营化策略不可行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谷歌Nexus Q产品的失败，这款被谷歌命名为“全球第一款社交流媒体播放器”的产品，因其仅支持Google Play单一内容源而广受批评，很快便停止售卖。
未来的3.0版内容融合形式，可能还将拥有更多目前尚难预测的功能与特点，但至少有一项功能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对各类不同类型终端设备的普遍支持。现存的几家内容平台寡头中，亚马逊公司提供的内容对各类设备的兼容性相对较好，但因其Kindle系列移动终端相对于苹果和其它各类安卓产品，毕竟属于小众，其内容平台在移动终端领域的应用远没有iTunes Store和Google Play广泛，因此严格意义上讲，现在还没有一家内容平台能够为受众提供各类设备、各种屏幕的“无缝”使用体验。
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目前正在研发一项名为“UICreator”的项目，根据其网站对于该项目的概括介绍，该项目“是一个以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信息者为中心的信息服务支撑技术平台，它支持信息机构面向包括智能电视机、双向互动机顶盒、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公共触摸屏、个人电脑与办公计算机、以及各类户外屏幕与环境媒体终端在内的各类信息服务终端的交互信息，以及基于广告和用户付费的互动业务运营”[7]。根据此段描述，UICreator似乎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广泛支持各类设备与屏幕的信息内容平台，并且加入了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等功能应用，具备了3.0版内容融合形式的某些特征。但由于该项目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缺少实际应用与足够文献介绍，因此能否成为经得起市场考验的新一代“第三方”内容融合形式尚未可知。
媒介内容融合的推动主体与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融合理念的推广普及，主体与形式还将进一步呈现多样化趋势。多样化的推动主体中，以媒介机构和内容产业为代表的内容生产主体，将遵循市场与资本逻辑继续相互之间的内容融合，而不直接进行内容生产的所谓“第三方”力量也将沿着为人们带来更好使用体验这一媒介发展自身的规律与逻辑，推动着媒介内容融合演进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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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晓燕.媒介融合下的美国新闻业和新闻教育变革——访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媒介融合项目创始人迈克·麦金教授[J].新闻与写作，2009（8）.
媒介融合的定义篇11
媒介融合是近年在媒介领域热门的词语。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其中影响较大的如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RichGordon)，他对媒介融合方式和涵义做了如下分类：科技融合、所有权融合、战术性融合、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新闻叙事形态融合。再如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杰金斯(Henry Jenkins)，他称媒介融合是一场数字文艺复兴变革，是一十发生在媒介各个领域的持续不断的过程，人们通常所说的媒介融合至少包含五个层面：技术融合、经济融合、社会或组织融合、文化融合、全球融合。在我国。人大教授蔡雯于2006年在《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资源开发》一文从媒介融合角度分析了“融合新闻”带给新闻传播业的影响和挑战。较早地提出了“融合媒介”这一概念。同年，彭兰教授在《从新一代报刊看媒介融合走向》一文中，从电子报纸与电子杂志的发展研究媒介融合过程所带来的业务形态融合、市场融合、载体融合以及机构融合等各个层面的变革。研究的多元化并未给媒介融合明确的解释和界定，本文借用杰金斯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and nnw media Collide》中，媒介融合的定义：“跨越多种媒体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体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迁移性，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搜索他们想要的娱乐体验。融合可以用于描述科技、产业、文化和社会变化。这取决于谁在谈论，以及他们认为自己谈的是什么。”
一、媒体使用者研究的变化
关于媒体使用者的研究，最早是从强调媒介的巨大效果角度出发的，提出了魔弹理论，此理论认为媒体使用者是被动的、缺乏抵抗力的。后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了制码――解码理论，他指出媒体使用者在解码上具有自主性。他还列出了解码的三种模式：完全接受、协商、批判。强调经验经验研究的接受分析。从此，研究视野逐渐从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转向人们如何使用媒介。1974年，卡茨提出使用满足理论，他认为媒体使用者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使用媒介的过程就是他们用于满足自己需求动机的过程。媒体使用者的研究过程是一个从使用者的被动性到主动性演变的过程。南于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偏好，媒体之间通过竞争以博取他们的满足，显示了他们在使用媒介时具有主动性、差异性和群体性。英国政治传播学者布鲁姆勒(Blumler)于1979年就提出了主动阅读者的概念，他指出“主动”的内涵有四个方面，一是功利性，即对受众会去阅读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二是意向，以往的动机会引导人们使用媒介；三是选择性，以往的兴趣和爱好会影响媒介使用行为；四是不轻易受影响，类似鲍尔所说的“顽固”的受众。英国传播学大师约翰・费斯克(JohnFiske)将媒体使用者的主动性地位凸显到极致，他提出媒介信息具有多义性，解释权在使用者手上，使用者可以在获取愉悦的基础上，自己建构意义。尽管他的理论也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和反对，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媒介科技的发展，以及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使用者的主动性地位得以巩固并不断加强，并逐渐发展了使用者参与媒介内容的机会。
媒介融合不仅改变了传媒世界。也具有强大的文化整合力，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人们的梦寐以求的传播理想得以实现，媒体使用者能够控制自己消费的媒体和内容，无论何时、何地、均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双向沟通，获得想要的资讯。从这个角度看，媒介融合是以媒体使用者为中心的变革。在此环境下，媒体使用者必然呈现新的使用特点。
三、媒体使用者信息需求的变化
1.从被动到主动
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使用者由自主解读再转向主动制造，这是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权利。
对于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使用，使用者尽管可以对其进行主动解读，但不能即时、便捷地参与，依然处于较被动地位。直到新媒体的出现，使用者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得到进一步“延伸”，人人都可以快速行驶在信息“超级高速公路”上，在媒体海洋里如鱼得水，自由欢畅。加之新媒体具有匿名性，加大了使用者参与的自由性。
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媒体使用者有了更大的自由。这种自由首先表现在选择性上，可以选择传播通道，还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获取资讯的终端设备。如果你在路上，你可以选择收听车载收音机或者通过车载电视、手机获取资讯；如果你在家里，你可以通过网络或者电视获得资讯。在哪里获取、怎样获取、何时获取的权利都在使用者手上，而不再是定点供应。同时，使用者还可以随时随地上载信息，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生产者。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的克莱・台基在其著作《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受众的力量――“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伊凡娜掉了一部手机，她在虚拟空间召集了一大批志愿者将其夺回。此过程招来了律师、警察和大量主流媒体卷入其中。这是一场“人肉搜索”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媒介旧有的限制被极大地削减了，权利一点点地向‘原本的受众’汇聚。一则新闻可以在刹那间由一个地方扩散到全球。而一个群体也可以轻易而迅速地为了合宜的事业而被动员起来。”正是由于使用者的主动性需求推进了媒介融合，手中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成为媒介信息的控制者和生产者。
2.从有限到无限
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广播、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网络、手机等媒体正在走向联合，联合的过程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得传播途径日益多样，传播范围日益广泛，传播内容日益丰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以方便的方式获取自己想得到的信息。信息的容量和时空边界都由有限变为无限。
传统媒体的信息容量受版面或时段的限制，使用者只能是媒体呈现什么就观看什么。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网络取代了传统媒体的传输方式，网络版面自由，容量不受限制，信息无限量递增，使用者想获得什么就可以获得什么。一个媒体对一件事情的报道经由网络上载后，将迅速与其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汇合在一起。同时到达使用者的终端，使用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对事件作全方位、立体化的信息获取，信息在使用者和终端设备之间形成了一个可以互动的网络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你想知道多少，便可知道多少。
传统媒体的传播和使用是线性的，受时空的限制，稍纵即逝。如今。媒体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通过多样的终端设备选择节目内容，控制节目播放时间。使用者还可以下载、储存节目，在“碎片时间”里自由享用。使用者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取得同样的服务。各种终端接收设备可以让使用者将网络装入口袋，即使他们远在天涯亦若比邻，共享系统资讯。在一个没有时间的时间、流动的空间组成的虚拟世界里，可以实现全球性覆盖，扩大了传播效果。
3.从大众到分众
如今，媒体选择更多、使用更为多元，受众获取信息的形式与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常常跨媒体使用，如使用者通过网络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视。也常常媒体共用。如上网时看电视。或者看电视时打电话，听广播时翻阅杂志等。亦即媒体的类型界限已经被打破，决定使用者共用与选择的主要是内容。
从这个角度看。媒介融合在走向“大媒体”的同时。也在走向“小受众”。法国人类学教授弗朗索瓦・萨巴(francoise sabbsh)于1985年针对新媒体的新趋势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新式媒体决定了区隔化的、分化的观众……新媒体已不再是传统定义下的大众媒体。传送有限的信息给同质的视听大众。由于信息和来源的多样性，观众本身变得更会选择。目标观众群倾向于选择信息，因而强化了多区隔化。促进了传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个人关系。”日本学者伊藤优一经过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提出大众社会逐渐演变为“区隔社会”。受众日渐因意识形态、价值、品味与生活风格的不同而分化。尼葛洛庞帝也就此谈到：“在信息时代中。大众传媒的覆盖面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小……针对特定读者群的杂志、录像带的销售和有线电视服务则是窄播的例子。所迎合的是特定的较小人群的口味。所以大众传媒在这段时间内变得既大又小。在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有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媒介融合与分众化相互依赖，融合并非由单一的网络系统提供垄断性的内容，而是同样的内容可由不同的通道传播，不同媒体的内容可以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自由组合。“市场中的产品将出现更为多样化的版本。以满足更个性化的需求。各种产品汇入一个大的市场，再根据受众的需求进行组合与分装。”这种组合与分装可以满足使用者的个体差异。使用者接受信息的不同兴趣、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推动产生不同的媒体产品。为了满足区隔化使用者的需要，一方面使用者可以共用不同的网络，使用多样化的设备，来获得更好或更多的创新服务；另一方面内容产品的生产者要尽可能寻找目标人群，考量使用者的需求，满足他们的诉求。如果一群使用者的需求被满足，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媒体共用让“我就是我”。信息与使用者默契交互，融为一体，使用者由一般接受者转变为特殊兴趣接受者。
4.从消费到生产
当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寻内容时。使用者却被鼓励参与生产内容，他们拥有生产和的权利，如博客、公民新闻方兴未艾。美国研究者瑟尔斯(DocSearls)博士称这种趋势为消费主义向参与性“生产主义”的转变。他认为：“消费者经济是一种由生产者控制的系统，其中消费者只不过是将内容转化为金钱的能量源，这是一种绝对败坏的恶果，根源在于生产者对消费者绝对的优势。”随着科技的发展，“工具”广泛普及，媒体使用者手中有了工具。他们便用工具改变被控制的命运。
传统媒体以“把关人”的意愿为主体、使用者消极观看的历史已经一去不返。使用者可以自己动手整合创造出自己的报纸、自已的电视等产品。还可以参与成为内容的提供者，通过草根化的媒介生产工具和融合的媒介传输通道，交换资讯。共享逸闻趣事，媒介的发展趋势便是向个人参与式发展。内容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问的界限逐渐模糊，使用者由被动接受到主动生产。对媒体的参与式成就集中体现在集体智慧上。在开放的公共空间里，智慧在这里集合。如维基百科利用大众智慧创建权威知识库，其创作者不是专家也不是经过精选的智者，人人都可以参与编写。在开放、分散的自组织中，你可以和“隐形的团队”在协同中完善、分享，创造你理想中的百科全书。正在勃兴的“自媒体”影响正在不断壮大，已经对主流媒体造成较大的冲击。
媒介融合的定义篇12
其二，促进媒体融合的全媒体实验不是一个简单的媒体形态的变化，它涵盖了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略性联合、媒体组织机构融合等多个层面，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政策上的支持？
比如，我国媒介条块分割，形成了森严的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封锁，媒介融资管理仍然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媒介资源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再比如，绝大多数的网络媒体没有采访报道权，同时也不允许兴办电视台、报纸杂志；而报纸虽然有采访报道权，但原则上却不允许办电视台和广播台。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融合所需要的多媒体平台往往搭建不起来，至多成为报纸加网络或电视加网络的简单模式，这就抑制了我国新闻媒介融合向纵深化和多样化的尝试和发展。可见，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体融合的必要前提，扩大新媒体在我国新闻采制和传播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是其中的必要步骤。
其三，全媒体时代需要全能型记者编辑，新闻教育如何满足这一需求是我们要应对的问题，但媒体融合不应被单纯视为技能教育，对于新闻教育来说，“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应当两不偏废，如何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生产和传播有用的信息才是更大的挑战。
全媒体实验对从业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媒介需要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在美国，媒介综合集团所融合的媒介都是同处一地的地方媒体，派往异地采访的记者都是多面手，他们能够同时为报纸写文字稿件、为电视拍摄新闻节目、为网站写稿。这种全能型的新闻人才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而需要与时俱进，及时掌握各种先进技术。因此，在新闻教育中设置包含一些媒体融合方面课程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但是，我们也要强调，媒体融合不应该导致新闻教育被单纯视为一种专业技术教育。归根结底，新闻记者和编辑的培养，有赖于内容生产的技能，有赖于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观念，更有赖于专业主义新闻理念和道德操守的养成。正如高钢所言：“我们可能难以让他们掌握新闻传播各个环节的应用性技术；但是我们要让他们信守新闻信息传播的职业责任、掌握控制信息传播效果的技术原则。”①
此外，对于全媒体实验这样一个新事物来说，该注意的问题决不限于以上。例如：全媒体流程再造的核心应是内容流程再造，这也是基于泛媒体时代受众对内容的丰富要求，但要注意的是，这一丰富要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更多信息”，而应该是“更多有效的异质信息”。此外，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受众角色将由单一线性到多重交叉演变，受众或将扮演起“草根记者”的角色，那么，公众素养是否能够跟上全媒体实验的要求？再例如：全媒体不是指媒体类型的“应有尽有”，而是指不同媒介类型之间的嫁接、转化、融合。假设，某传媒集团的产业架构包括纸质报、手机报、多媒体数字报、电子纸移动报、户外视屏等比较完备的全媒体产品方阵，能否就可以自称是全媒体了呢？不然，是否达到了全媒体的要求必须在其资源系统内部的协调、生产组织和整合水平上来考核。
总体而言，目前的全媒体实验仍处在一个发展和尝试的阶段，由于技术发展及媒介融合自身的不可预测性，它最终会是怎么样的局面、它的发展速度如何、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仍需实践的进一步证实。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既是受众需求推动下的媒介创新之举，也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表现，同时，政策法规的推动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以及国际化潮流的驱动是促进媒介在产业层面实现融合的重要的驱动力量。在未来的媒介竞争中，传媒机构甚至整个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都必然依赖于媒介融合所提供的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竞争环境，任何希望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媒体企业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点：在这个融合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中，不管它们是否想要进行媒介融合，媒介融合确实已经来到了，而且已是大势所趋。正是在这个席卷时代的大浪潮中，我们恰恰需要更冷静的头脑、更理性的实践；在任何尝试“全媒体化”的实践中，要有效预防操之过急、简单片面的理念错误及战略性失误，对于单一媒体来说是如此，对于行业发展战略是如此，对于当下的教育、文化、社会等各相关领域的管理和政策制定来说，亦复如此。
媒介融合的定义篇13
“媒介融合”是指将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综合目前学界的研究文章和观点，大致可以将“媒介融合”区别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广义上的媒介融合是指媒介一体化，具体包括以技术为基础实现的媒介形式和内容的融合以及媒介经营和管理、媒介功能、传播手段的融合。狭义的媒介融合则指的是媒介基于某一特定目的的合作和联盟。
早在2003年，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戈登归纳了美国当时存在的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前三种是从“媒介组织行为”来划分的，后两种则是以从业人员的角度进行划分的：
1、所有权融合：大型的传媒集团拥有不同类型的媒介，因此能够实施这些媒介之间的内容相互推销和资源共享，如美国佛罗尼达坦帕市的媒介综合集团（the Media General company），美国俄亥俄州的新闻电讯集团（Dispatch Media Group）,都是将各自在同一地区所拥有的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网站进行了融合。
2、策略性融合：指所有权不同的媒介之间在内容上共享，如分属不同媒介集团的报社与电视台之间进行合作，相互推介内容与共享一些新闻资源。
3、结构性融合：这种融合与新闻采集和分配方式有关，如美国《奥兰多哨兵报》决定雇用一个团队做多媒体的新闻产品，使报纸新闻能够加工打包后出售给电视台。在这种合作模式中，报纸的编辑记者可能作为专家到合作方电视台去做节目，对新闻进行深入报道与解释。
4、信息采集融合：主要指新闻报道层面上一部分新闻从业者需要以多媒体融合的新闻技能完成新闻信息采集。
5、新闻表达融合：主要指记者和编辑需要综合运用多媒体的、与公众互动的工具与技能完成对新闻事实的表达。①
相比之下，我国的媒介融合趋势的发展同中存异，已经出现的融合形式有：内容融合、网络融合和终端融合等形式。有调查显示，有近40%的受众要同时接触5种媒体或者更多的媒介，58%的受众同时接触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这说明受众对媒介消费的重叠度在提高，跨媒介融合发展是适合受众消费习惯变化的必然趋势。总而言之，媒体走向融合已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电视经营管理制度的变迁
中国广播电视制度的变迁过程，本质上就是使广播电视媒介从以意识形态宣传为主旨逐渐向意识形态宣传与经济发展并重的双重责任转变的过程，从单一的事业属性转型为事业与产业属性共有的演变过程，是在国家整个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实现的。
广告经营的出现是促使电视媒体转向市场化经营的关键因素。这种趋势始自1979年，改革开放后工商企业的市场化导向影响了电视媒介的经营方式，给电视广告的产生提供了发展契机。当年的春节，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广告。由于电视具有覆盖广、受众多、清晰易懂等诸多优点，因此成为各类企业做广告的重要途径和优先选择。同年，中央电视台开办《商业信息》节目，这是国内第一档集中展播各类商业广告的节目。从此，中国电视台陆续开始系统地进行广告经营活动，形成了电视媒介最初的经营内容和盈利模式，而广告业务经营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广播电视媒介市场化的先导。在经济因素的拉动下，电视媒介开始由单纯靠拨款生存的事业性单位逐渐变革为差额拨款、自收自支的企业化管理。这样一种为适应市场环境而形成的管理体制被形象地概括为“双轨制”，即事业管理、企业经营。
市场化向产业化转变是电视经营管理的第二次转型。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广播电视被正式列为第三产业。这就使电视在新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具有明确的产业属性。国家政策强力推动以及自身根据市场需求变革的双重动力推动着电视媒介开始了进一步产业化的进程。上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的电视媒介迎来了发展的高潮，各种专业台、系列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多，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批电视媒体迅速实现了扩大规模，发展自己，从市场中直接获取经济效益。自此，电视媒介的产业化发展步入正轨。
但近年来，在新的互联网技术以及媒介技术不断发展和更新的形势下，电视媒体面临新一轮的转型考验。2006年，CCTV利用多哈亚运会契机，联手两大移动运营商开通了手机电视业务。每天提供八套直播节目，观众可在线播放（直播、点播或轮播），也可个性化定制并下载播放。CCTV负责内容集成审核、管理平台的开发，移动运营商负责网络设备、业务平台、营销、技术、客服等。尽管早就拿到了牌照，央视IPTV发展步伐相对谨慎。2006年，CCTV与中国网通达成了IPTV业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随后在长春搭建了IPTV集成运营平台和播控中心。当年，包头和南京也被作为首批试点城市。北京奥运前夕，央视在北京正式开通IPTV，向用户提供直播、点播、回看、定制等服务。在CCTV这一行业航母的带领下，媒介融合的潮流迅速席卷电视界，使得电视媒介经营管理再次面对改制的问题。
三、电视媒介经营管理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各个国家中，电视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体。首先从受众规模来看，在中国，目前4岁以上的电视人口12.52亿，占总人数的97%，是网民的3倍；从接触的时长来看，电视的收看量保持在每人每天150分钟以上；从效益来看，电视的广告收入去年是679亿元，是行业翘楚。另外，根据国外的统计，欧美家庭平均每个月有156个小时是花在看电视上面的，收看电视的时间是上网的6倍。而2009年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0230名受访者中，82%的人将国家电视台视为值得信任的新闻来源。在媒介融合已是既存现实的情况下，作为老大哥的电视媒介如今也面临着融合的考验，如何保证自己的地位，巩固已有的成就是每个电视人难以逃避的问题。媒介融合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扬长避短，防止内容缺口和产业渗透对于电视媒体来说是一种挑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将“品牌”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做好“品牌”经营。
“品牌”（Brand）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象征，它是品牌的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历史、声誉、广告风格的无形组合，品牌同时也因消费者对其使用的印象及自身的经验而有所界定”。②关于媒介品牌，黄升民教授认为，它是媒体所提供的精神产品在受众心目中的品质评价以及这种品质评价所具有的潜在的商业价值。也有学者认为媒介品牌是个大概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内容，比如报纸媒介的版面品牌；电视媒介的频道品牌、栏目品牌、节目品牌等。“从文化的角度看，电视栏目的品牌是电视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从市场的角度看，它是电视产业的拳头产品；从观众的角度看，它是观众心目中值得信赖、能给自己带来较大收益的消费对象”。③
媒介品牌经营，已经进入了注重战略管理和整合营销的时代，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时尚》杂志社等是这方面的领先者，也为此提供了典型的个案例证。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媒介产业的品牌经营还没有完成从战术主导型向战略主导型转变。在当今媒介生态环境中，品牌经营必须具有战略意识，必须通过对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分析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并针对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实行动态管理，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品牌和品牌系统的“协同效应”，打造出真正的强势品牌。
电视传媒实施品牌传播策略，是为了顺应时代变化的要求，是为了能在优胜劣汰的电视传媒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品牌传播可以提高电视传媒的地位，增加其媒介产品的价值，使其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优势，从而较为稳定地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情形下，品牌是电视传媒树立自己的形象，增加辨识度的重要措施。同时，还可以借助富有魅力的品牌传播方式，扩大品牌对电视传媒效益的贡献，提高电视传媒品牌传播的整体效果，确保电视传媒品牌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从操作层面上看，在电视品牌经营中，媒体首先要对自身的品牌做出整体规划：正确地把握媒介发展的趋势，分析自己的品牌资源，优化并制定经营的策略，深入研究媒介市场，从电视台的每一部门每一个环节入手，协同作战，创造优势品牌。其次，对于品牌的经营应从长远目标着手，提高节目在市场的占有率，确定忠实的受众群体，销售优质节目，把对目标定位的承诺和忠诚当作品牌发展的重要战略战术。
有了明确的品牌定位，就可以围绕品牌来展开具体的选题和节目设定。从具体的操作上来看，这等于是给电视解决了合理定位的问题，有利于集中优势力量更快取得效果。对于电视媒体来说，找准自身的定位，就事半功倍了。只要牢牢把握自身定位，不断地丰富节目形式和内容，树立起频道的独特风格，就能够获得长足发展。国内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湖南卫视，“快乐”这一定位让频道充满活力，且辨识度极高。湖南卫视通过打造《快乐大本营》等一批王牌节目，举办“快男”、“超女”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选秀活动，逐渐在观众的心目中形成了清楚、明晰、稳固的年轻时尚的频道形象，成功获取稳定的观众群，进而俘获了众多意在年轻消费群体的广告主的心，成为当代电视媒体的表率。
因此，在媒介融合大潮中，电视媒体要想稳稳地立足，就必须贯彻以品牌化经营管理为轴心的策略，主动出击，争取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导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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