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投资论文篇1
我国外汇储备汇率风险现状
截止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实际上我国已经以94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榜首。
在我国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大约在60%-80%。在这样一种“美元独大”的币种结构下,美元汇率的变动成为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最主要汇率风险。从2002年到2004年,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已下跌了25%左右。由于美国严重的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局面短期内无法改善,很多国际专家认为美元贬值的局面目前仍难以扭转。美国经济学家罗高夫和奥伯斯特菲尔德认为,美国要消除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至少需要贬值20%-30%,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000亿-150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我国GDP的10%,如此之高的损失对于我国是很难承受的。如何有效地防范与管理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本文尝试通过在外汇储备管理中运用现资组合理论来化解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以1999年-2005年我国外汇市场的实际汇率为依据,进行均值-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进行不同储备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汇率风险。
防范汇率风险的投资组合实证研究
样本币种和样本指标选择
本文主要选取了美元、日元、欧元、英镑、澳元、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这七种主要的世界货币,研究的指标是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之间的实际外汇汇率。本文选择这七种货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根据投资组合理论,一个投资组合中选取的风险资产越多,投资组合的风险则越小。因此,在这里选择了七种世界主要货币进行投资组合,可以在提高投资收益的情况下,降低投资组合的汇率风险。第二,本文选择的七种货币是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比重的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七种货币之间的相互变动基本上能够反映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变动趋势。第三,所选择的货币也主要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选择这些国家货币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的效率和质量,完善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提高我国外汇管理水平。
本文选择的样本是七种货币在外汇交易市场实际的季度收盘价,选择的期间从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数据来源是中国工商银行外汇交易系统。选取季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第一,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不是以追求和赚取短期价格波动收益为目的,而是强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便更好的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不宜参与外汇市场的投机炒作,以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可以更好地反映汇率变化的长期趋势,为国家进行外汇储备的管理提供依据。第二,在选择数据时,更强调外汇汇率的最新变化,即欧元的启动。因此选择的起点是从1999年年底为起点,如果选择的数据时间过早,虽然可以反映汇率之间的长期变化特征,但不能很好地描述外汇市场的最新变化。同时,选择的时期过早也会降低投资组合对现实情况的指导作用,因为按照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是对投资组合起点的反映,而不是对投资组合终点的反映。第三,本文选择季度数据而不是年度数据,一方面是因为年度数据量过小,不能反映出外汇汇率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外汇市场的波动增大,年度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外汇汇率变动的真正趋势。此外,年度数据时效性较差,国家根据年度数据进行外汇储备的阶段性调整,容易跟不上外汇市场变化的趋势而增加调整风险。
汇率风险防范的投资组合分析
计算平均收益本文在计算外汇收益率时,采用的是连续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即:ri=ln(Pt/Pt-1),存款投资风险我们用标准差来表示。通过对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可得以下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计算不同货币的收益时加入了不同货币的存款收益,存款收益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外汇存款利率表中三个月的存款利率。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币种的存款收益对不同币种的总收益影响较大,同时也基于投资组合可以进行季度调整的考虑,如果进行调整可以获得适当的存款收益,如果不进行调整则可以进行自动转存而收益不变。
第二,外汇收益风险情况基本上反映了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美国经济长期低迷,经济增长缓慢,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开始下降,美元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现象,美元的平均收益率降低,仅为-0.3809%,欧洲经济出现全面复苏,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投资者对欧元、英镑和瑞郎的信心逐渐增强,导致这三种货币的汇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平均收益均比较高。此外,澳元和加元也表现良好,平均收益较高,其中澳元的收益是所有币种中最高的,达到了1.2681%。
第三,外汇市场汇率波动幅度增大,市场风险增加。虽然澳元的平均收益最高,但其汇率风险也最大,其平均收益的标准差最高为6.4472%。同时,近段时间,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趋势,美元的汇率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导致美元收益一定程度的上涨,这也说明外汇市场汇率波动更加频繁,需要及时关注和防范,通过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的调整来规避风险。
第四,从整体上看,英镑和加元成为良好的避险货币。英镑和加元的平均收益都比较高,而其风险水平相对较低,季均标准差分别为3.6795%和3.6913%,是所有七种货币中最低的两种货币,这也反映出这两国的经济比较平稳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少,其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好。
第五,单一投资美元汇率风险巨大,需要进行投资组合化解汇率风险。通过投资组合可以防范非系统风险而不能化解系统风险,因为外汇市场不存在系统风险,所以通过不同币种的投资组合可以分散资产的非系统风险,从理论上讲只要组合中包括所有的币种就可以完全化解非系统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非系统风险只存在于少数几种主要储备货币上,因此通过适当的投资组合是可以化解单一币种的汇率风险。
计算协方差矩阵协方差是度量两种资产收益之间线性关联程度的统计指标,正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同向变动;负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反向变动。本文根据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四种货币的协方差矩阵(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
第一,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存在负相关。这是由计算公式所决定的,因为美元的升值(贬值)则意味着其他货币的贬值(升值),美元与欧元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99,与加元的相关程度最低,相关系数为-0.58。美元与欧洲区的三种货币相关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和-0.87。
第二,其他六种货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欧元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程度较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95和0.82,这也反映了三种欧洲货币的一致性,也反映出欧洲经济发展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第三,按照投资组合理论,在风险资产中加入与资产负相关的资产可以降低组合的风险,其中负相关越大,降低风险的程度越高。因此,在美元资产中加入上述六种货币的资产都会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而其中应该加大欧元在组合中的投资比例。
计算有卖空限制下的投资组合有效前沿根据投资组合理论的均值-方差模型计算出七种货币进行组合的有效前沿(见图1),从图1中可以得出:
第一,通过进行不同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外汇市场中存在的汇率风险。如果不进行投资组合而单一的持有美元,则平均收益将为-0.3809%,投资风险为4.7046%,通过进行投资组合后,在相同投资风险4.7046%的情况下,平均收益将达到1.1737%,远远高于单一持有美元的投资收益。
第二,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日元在组合中的比例极低,在风险为0.2044%和收益为0.3983%前,日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这说明日元在投资组合中,在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的作用有限。这与日元投资收益低风险有一定的关系,日元的平均收益为-0.3618%,投资风险为4.9854%。
第三,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欧元在组合中的比例很低,在风险为0.3067%和收益为0.4409%前,欧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欧元与美元的负相关系数最高几乎是完全负相关,应该能够充分的分散风险和提高收益,原因主要是欧元的风险程度比较高,其风险为5.6370%,仅次于澳元,导致了欧元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较低,而与其风险和收益相近的瑞郎在投资组合比例中则较高。
第四,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要想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并能承受较高的投资风险时,组合中所需的澳元投资比重则较高,而当要求的投资收益和风险较低时,则组合中的澳元的投资比重为0,即当投资收益和风险低于1.0754%和3.2378%时,投资比重为0,这与澳元投资收益高和风险高相关,澳元的投资收益和风险分别为1.2681%和6.4472%,是组合中投资收益和风险最高的一种货币。
第五,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英镑和加元在组合中的比例一直较高,成为投资组合中主要的货币。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货币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合理,在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投资组合的收益。
外汇储备资产属于风险资产,可以针对各种储备资产的不同风险收益情况进行投资组合,这样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这种做法符合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中坚持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原则。我国是一个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外汇储备资金运用管理上应该有长期的战略性的规划和创新。
本文实证证明,单一币种的外汇储备风险相当大。因此,多币种的外汇储备组合将是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一个创新选择。
在运用投资组合理论时,本文认为不仅需要对不同货币的汇率变化的历史数据给予充分重视,更重要的是要对外汇市场变化作出合理的市场预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使用投资组合理论,为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服务。
外汇投资论文篇2
挪威的组合管理主要是根据自身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各种需求，将外汇储备分为：货币市场组合、投资组合以及缓冲组合。货币市场组合是高流动性组合，用以满易性和预防性需求，由挪威央行下设的货币政策部门NBMP放在国内外汇市场管理；投资组合和缓冲组合则属于长期资产组合，由挪威央行下设的专业投资管理部门NBIM投资到全球的42个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新加坡的公司管理则是依据自身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各种需求，对交易性和预防性需求，建立高流动性组合交由货币当局新加坡金管局MAS管理；对盈利性和发展性需求分别建立专业化的投资管理公司GIC和淡马锡对外汇储备进行管理运作，投资有价证券、房地产甚至直接投资等领域。
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明确的是，两种外汇储备投资管理的思路和方法虽然不同，但是无论哪种运作方式都将高流动性资产和长期资产区分开来，交由不同的机构或部门进行管理。一般来说，用以满足不同需求的外汇储备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管理和运作上需要区别对待。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对储备资产的流动性要求很高，并且大多和一国的货币政策密切联系。对于满足这一需求的外汇储备，就需要建立高流动性的资产组合，放在国内外汇市场上随时准备供货币当局使用，一般由货币当局或其下设部门管理和运作。而投机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虽然对于流动性要求较前两种需求要低，但是出于盈利和安全的要求，一般需要由专门的投资管理机构或部门运作，投资海外高收益的长期资产。
国际实践证明，只有用于满足盈利性和发展性需求的外汇储备资产才适合进行长期投资。对于这部分资产的管理，世界上主流的发展趋势是成立专业化的投资管理部门或机构进行管理，例如，挪威的NBIM就是央行的下设专业投资部门，新加坡的GIC和淡马锡则是财政部门出资建立的独立公司。实践证明，这两种模式在各自的国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具体到一国外汇储备管理究竟应该使用哪种模式，则要和该国外汇储备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面临的挑战
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引人瞩目，增大了投资管理的难度。我国外汇储备规模2006年底达到10663万亿美元，粗略估计用于长期资产投资的部分规模将会达到数千亿美元，这一数字比挪威和新加坡两国外汇储备的总量可能还多（挪、新两国外汇储备合计不超过2000亿美元）。
如何把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与国家的战略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的结合？外汇储备的投资，下一步需要将投资领域延伸到有价证券以外，注意对国家资源战略、能源战略，以及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配合，既分散了风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国买什么涨什么”的情况。从国际范围内看，新加坡的GIC和淡马锡在资产的选择上都涉及到很多关系本国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如金融、房地产甚至直接投资等。而日本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制造业、房地产、金融、保险和运输业等部门。另一方面，实现区域和货币的多元化，参考贸易伙伴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进行适当配置。外汇储备在最终使用时的意义在于其具有的国际支付能力，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流动性、安全性也在于保障随时可用的国际支付能力。国际上，挪威央行根据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额，将满足盈利性和发展性的外汇储备长期资产配置到42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31种货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未来投资管理外汇储备长期资产时，完全可以根据各主要贸易伙伴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建立动态的币种结构体系。
外汇储备的投资不应出现“二次结汇”的要求，而是应当要求以外汇运用为直接目标，以免重新增大外汇储备增大的压力。中央汇金公司在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注资中，实际上就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被注资的机构往往需要对这些注入的外汇进行结汇来进行运用，否则会承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风险。下一步的外汇储备的运用，应当重点强调外汇的直接对外运用。
面对急剧增长的中国外汇储备，各方都在寻找良策。笔者认为，成立一个新的外汇储备运作机构不难，但是真正改变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外汇储备3600亿美元足矣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应付外部流动性的资金需求。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外汇储备以每年两千亿的速度暴涨，其中最大的因素是中国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是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工厂，很大程度上它的贸易顺差是这种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与此同时，中国在资本项目上虽然有所开放，但总体来讲仍是封闭的。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仍然非常庞大，而如果把与政府相关联的资本项目扣除，资本项目也呈结构性顺差。此外，还有海外投机资金的流入。近年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加，人民币资产价格不断上扬，但是，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政策方面仍实施控制，不希望人民币有大幅度升值，其结果是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大规模地买入外币，释放人民币。近年外汇储备的暴涨已经超出了外汇储备本身的概念，而是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运行架构的一个结果。
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只为应付不虞之时短期外债和进口的需要，中国的外汇储备其实有3600亿美元就足矣。一万亿美元，与其说是外汇储备，不如说大部分是超额储备。
外汇收益回报有待提高
在认识到我国外汇储备来源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看到，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回报并不理想：一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需要，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并且为之提供了高达双位数的回报）；而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又放在回报不超过5%的外国政府债券之中。
对于一国来说，外汇储备的本意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和偿还对外借款需要，通常来说，正常情况下的外储管理应该符合三个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以及效益性（也有称作“盈利性”），这三性原则一直是外汇储备的金科玉律，必须得到贯彻和满足。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便是主要放在流动性极强的外国国债上。
但是对于超额储备的部分，笔者认为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的遵守上述三性。部分外汇储备完全可以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采取比较进取的投资策略，提高回报。1万亿美元的外储中，扣除3600亿的正常储备需要，剩下有近6400亿美元的超额储备，而这部分储备目前由于大量投资于外国国债，回报不足5%，如果通过有效的投资策略，将这部分外储投资回报提高两个百分点，达到7%的水平，中国每年将多获得128亿美元的收益��这还只是最保守的估计。过去十年，海外基金的平均回报是9%。
根据官方公告，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为8418.84亿元人民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不包括城市教育费附加）为4665.6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仅349.85亿元）。换言之，如果超额外汇储备得到有效管理，即使其收益率只提高两个百分点，每年各级政府的教育拨款便可以增加21%。
谁执外储牛耳
要让外汇储备得到有效的管理，使其“有所作为”，理所当然地涉及到由谁来协调管理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外汇储备的性质和国库资金不同，这笔钱理论上属于全国人民，而不是属于政府。
第二，这笔外汇是人民银行通过发行人民币而买入的，在人民银行的账本上，它既拥有这部分外汇资产，同时也要承担与此相关的人民币负债，因此这笔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资产。当资金外流的时候，人民银行需要收回人民币，同时将这些储备释放出去，所以不能把这笔钱简单地纳为国家资产。
究竟超额外汇储备由谁掌管？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未来真的成立国家外汇资产管理公司，它可以隶属国务院，但是应该由人民银行来牵头，因为这笔钱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另一种做法是，由财政部牵头，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今后吸纳外汇的资金来源由央票发行改为国债发行。
投资策略须慎重
关于这笔资产如何投资，时下争论相当激烈。毫无疑问，资金需要分散风险，同时提高回报。但是从资本市场的运作特点来看，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其流动性将成为第一障碍。举个例子，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黄金储备在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非常小，将一部分外汇分散成持有黄金是理所应当的。但从实际操作过程来说，在价格敏感的黄金市场上，买卖10亿美元的黄金根本做不到，何况中国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黄金持有，就是上百亿美元。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运作，在现货市场上买进卖出实际上很困难，散户买卖根本无须顾及价格，而超大资金运作本身便对价格构成重大影响。许多目前所讨论的投资策略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一旦中国开始进行资产投资分配，相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会出现一批以猜测和跟随中国政府投资而动来牟利的对冲基金。中国购买海外账户必须涉及政治敏感性。中国在2006年到处谈判，但并购成交项目少之又少。新加坡是政治中立国，淡马锡在收购海外资产上，比中国公司有利。
外汇投资论文篇3
（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体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境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呈现多头管理。现行体制下，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负责管理，各管一块，各司其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这种多头分散的管理体制，增加了企业负担，还容易造成管理资源浪费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由于针对同一主体的不同业务内容与环节的管理资源与数据信息分散在上述多个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数据交换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当前跨境资金流动全口径监测的需要。
（三）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机制不完善统计监测手段单一。境外投资企业在完成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出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其唯一的监测手段是每年一次的外汇年检，年检数据由企业自主申报，年检数据较为简单不够深入，其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从年检数据中难以挖掘境外投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资产和权益具体情况，统计监测和调控难度较大。
（四）个人境外投资管理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财富的日益增长，以及境外资源、环境和投资回报等因素吸引，境内个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增强。但是，目前发改委、商务部等境外投资管理部门出台的法规均为境内机构对外投资设计，外汇管理部门制定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虽然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预留了政策空间，但至今仍未出台相应的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操作规程。政策限制和制度空白使大量的境内个人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海外投资。大量的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游离于外汇管理部门监管视线之外，不仅使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失真，无法监测境内个人非法财产转移等跨境资本违规流动规模，也使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二、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国际比较
中国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起步较晚，在管理上积累经验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总结归纳其他国家在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指导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国际比较1.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很早就取消了外汇和资本管制，只要对外投资符合国家经济政策，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美国一般都允许和支持。在法律保障方面，美国基本上已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尤其是二战以来，在对外投资方面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断加大对本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在行政审批权限上，美国实行各州政府管理。一方面美国能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新经济兴起的不断变化，来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保证和占领境外投资市场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1999年美国政府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短时间内促使美国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兼并和境外直接投资手段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公司；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充分掌握企业运行状况。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美国是鼓励私人资本境外直接投资的。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时，就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用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与利益。在1969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作为主管美国私人境外直接投资保证和保险的专门机构，帮助美国个人企业及个人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投资。2.日本：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政策经历了“由紧到松”的重大调整，实行分类监管模式。在法律保障方面，日本政府始终坚持把支持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方针，先后制定和修订《外汇法》《外资法》和《境外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等法律，利用外汇储备通过购买海外战略资源和海外企业股权等形式，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大国，达到消化巨额外汇储备和“资源立国”的双重战略目标。在行政审批方面，日本对境外直接投资不再采用海外投资审批制度，实行海外投资自由化制度和资本交易项目备案制度，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模式，一类政策一个部门主管，不搞重复管理和审查。资本出境管理政策由财务省主管，“外向型”对外经济政策由主管工商贸易政策的经产省管理。财务省受理对外投资者相关备案文件后，转交经产省做出对该事项的备案意见，最终由财务省做出决定。在危机管理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严格的特许、事先备案和事后报告制度，并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为掌握日本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现状、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调整提供依据。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日本政府在1998年日本国内的外汇兑换和交易完全放开后，个人境外投资基本放开，不受管制。3.印度：在法律保障方面，印度是金砖国家中最早以法律形式来建立投资保障机制的。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先后制订和颁布了《对外直接投资法》《国际投资法》《海外投资保护法》等，以法律形式来保障本国的对外投资。在行政审批方面，印度政府不断放宽境外直接投资限制，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1978年，设立海外合资企业委员会，由商业部、外交部、财政部、工业部、技术发展总局和公司事务部等机构派员组成，负责批准、管理和审查一切有关境外投资的事宜。在危机管理方面，印度政府专门设立经济司，隶属外交部，来全面负责监管境外投资企业。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由于印度私人企业较为活跃和发达，印度政府对于个人境外投资管制方面也比中国较为宽松，例如允许个人汇出不超过100万美元在国外购买房地产、允许个人在海外承认的交易所上市等。
（二）启示综合比较上述几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以下几点值得借鉴：一是国家都非常重视立法的作用。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有法可依，减少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保障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安全和利益。二是发达国家都设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如美国对外投资由各州政府负责管理、日本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分类监管模式。这种行政管理资源高度整合的管理模式值得我国借鉴。三是在对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上都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监管模式，比如美国设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日本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印度设立专门部门负责监管。四是越发达的国家对个人境外投资管理就越宽松。例如美国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大于日本，日本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又高于印度。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海外投资法》，完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对我国现行境外直接投资行政法规认真梳理，实现顶层设计，提高法律保护层次，制定出台适用于所有投资主体、投资区域、投资性质的《海外投资法》作为境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从宏观上把握境外直接投资法律规范，内容涉及鼓励促进、审批管理、宏观调控、监测预警、政府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在《海外投资法》的基础上，涉及各管理部门具体分工的，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和行政服务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性和规范性文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逻辑化的、体系化的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
（二）完善部门分工管理和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管理资源一是将境外直接投资项目核准和开办核准业务合并，归口一个部门管理，形成主管部门负责事前审批备案，外汇局负责事中监测、事后核查的管理体制。这样既提高了境外直接投资便利性，避免了投资主体在多个部门奔波，节省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又使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框架变得清晰明朗。二是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逐步放松境外投资管制，逐渐向自动许可制或登记备案制过渡，对符合条件的海外投资免除政府事先批准，落实企业投资自，实现跨境资金流动均衡管理的目标。三是搭建跨部门的境外投资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开发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商务部、发改委、外汇局、税务部、海关等多个部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备案、登记、资金汇兑、纳税、非货币出资等多项信息的共享，为国家宏观调控和构建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信息支撑，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管缺失。
外汇投资论文篇4
目前企业在境外投资前期投入及境外利润自我滚动发展两方面，对外汇管理的政策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同时，如果境内企业希望通过增资扩大境外中资企业的投资规模，在用汇政策上也没有障碍。
同时，为了解决境外投资企业后续经营过程中融资难的问题，外管局批准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直接使用国内总行对海外中资企业母公司的授信额度为海外中资企业提供贷款。下一步，外管局将进一步提高外汇管理部门地方分支机构资金来源审查和项目核准权力，逐步允许人民币资金充裕的境内母公司通过购汇，对境外子公司提供金融支持。
二、境外投融资行政审批概述
（一）国内企业走出去流程简图（略）
（二）流程说明
1、投资部分：我国目前境外投资逐渐出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目标多元化、投资方式多元化的趋势，但对于“走出去”战略而言，在境外开办企业是境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具体而言，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是指我国企业通过新设（独资、合资、合作等）、收购、兼并、参股、注资、股权置换等方式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所有权或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现行外汇政策已经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汇回利润保证金两项行政审批，至于境内机构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来源，国内企业应首先使用其自有外汇，自有外汇不足的，可以使用国内外汇贷款、政策性外汇贷款、境外外汇贷款，或者购汇解决。
2、增资部分：虽然现行的外汇政策对于境外企业产生的利润，不再强制要求调回境内，企业可以自主决定保留用于境外企业的增资或者在境外再投资，但是境内企业的境外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仍然会遇到资金困难，因此可能需要境内母公司对其进行增资。现行外汇政策对于已设立的境外企业增资有明确规定。另外，如果是跨国公司，且达到法定标准，则成员公司之间可以相互拆放外汇资金。
3、融资部分：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的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境外子公司可以通过上市、向商业银行贷款等方式获得资金。但目前中国的境外投资企业在国外融资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融资渠道也较为狭窄，存在融资难的问题。会计
（三）具体操作规程（开办企业、前期投资、增资、融资方面）
1、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程序：
（1）中央企业径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其他企业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2）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予以受理。（3）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征求我驻外使（领）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室）的意见。中央企业径向我驻外经济商务参赞处（室）征求意见。我驻外经济商务参赞处（室）自收到征求意见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4）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按照委托核准的权限，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需报商务部核准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同意后上报商务部。（5）商务部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6）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予以核准的，应出具书面核准决定；不予核准的，出具不予核准决定书。
这其中，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1）申请书（主要内容包括开办企业的名称、注册资本、投资金额、经营范围、经营期限、组织形式、股权结构等）；（2）境外企业章程及相关协议或合同；（3）外汇主管部门出具的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意见（需购汇或从境内汇出外汇的）；我驻外经济商务参赞处（室）的意见（仅对中央企业）；（4）国内企业营业执照以及法律法规要求具备的相关资格或资质证明；（5）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要求的其他文件。
其中，投资主体申报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时，需提供下列材料：①填写《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申请表》②境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③经工商管理部门年审合格的营业执照（复印件）④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上年度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⑤外汇资金来源证明，包括：使用自有外汇资金的，应提供有关外汇账户的开户批准文件和最近一期的余额对账单；使用国内商业外汇贷款的，应提供投资主体与贷款行签定的贷款意向书、贷款行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使用援外合资合作基金外汇贷款、外贸发展基金外汇贷款等国内政策性外汇贷款的，应提供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使用该项政策性资金的批准文件⑥视情况要求的其他材料。对于收购境外资产或股权的项目，另须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拟收购资产或股权的说明文件、收购协议、中介机构对拟收购标的的评估报告等证明材料。
中央企业的申请获得核准后，由商务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投资批准证书》（以下简称《批准证书》）。其他企业，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批准证书》。国内企业凭《批准证书》办理外汇、银行、海关、外事等相关事宜。
2、境外投资前期资金汇出的操作规程：
前期资金分为两部分：筹建境外企业所需的开办费项下的前期资金和为收购境外企业资产或股权所支付的履约保证金项下的前期资金。
（1）开办费项下的前期资金：对于开办费项下的前期资金，投资主体应当直接支付给境外机构或个人，无须开立境外专用账户存放。投资主体应当持下列材料向所在地试点分局申请办理开办费项下的资金汇出手续：①书面申请（包括支付事由、收款人名称、开户银行、账号、币别、支付金额、开办费使用清单等内容）②外汇局出具的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意见③项目审批部门关于该境外投资项目的批复和批准证书④境外有关机构出具的对确需支付开办费的证明材料⑤试点分局视情况要求的其他材料。应当注意：①项目前期资金的汇出须逐笔经外汇局核准。②项目前期资金纳入中方外汇投资额总的额度之中进行管理。③投资主体应当及时将前期资金使用及划转情况报原核准汇出的外汇局备案。
（2）履约保证金项下的前期资金：对于履约保证金项下的前期资金，投资主体应当在境外开立专用账户存放，不得直接支付给境外的机构或个人。投资主体应当申请开立境外专用帐户和资金购付汇。
投资主体应当持下列材料向所在地试点分局申请开立境外专用户：①书面申请（包括开户事由、拟开户银行、币别、金额、使用期限、用途说明等内容）②投资主体经工商管理部门年审合格的营业执照③境外专用账户开户地的账户管理有关规定④对拟收购资产或股权的情况说明、专业中介机构对拟收购资产或股权的评估报告、境外有关机构出具的确需缴纳履约保证金的证明等材料⑤试点分局视情况要求的其他材料。会计
投资主体应当持下列材料向所在地试点分局申请资金购付汇：①试点分局出具的境外开户核准件②境外专用账户的开户证明材料③试点分局出具的购付汇核准件。
应当注意：
①境外专用账户应当以境内投资主体的名义开立，并优先选择中资银行境外分行开户。
②项目前期资金的汇出须逐笔经外汇局批准。
③项目前期资金纳入中方外汇投资额总的额度之中进行管理。
④经核准在境外开立的专用账户内资金使用完毕后，或者划转到设立成功的境外企业账户后，或者境外企业未设立成功、专用账户内资金按要求调回境内后，投资主体应当及时关闭该账户，并将有关情况报原核准开户的外汇局备案。
3、增资部分操作规程：
（1）对已设立境外企业增资的，须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项目主管部门关于设立境外企业的批复以及该境外企业设立时外汇局出具的资金来源审查意见、外汇资金汇出核准件、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证、境外企业注册登记证书和营业执照等合规性材料。
（2）跨过公司境内成员公司向境外成员公司进行外汇资金境外放款，应当符合以下条件：①委托放款人和借款人均依法注册成立，且注册资本均已按期足额到位②委托放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已进行的上一笔境内成员公司间外汇委托放款已在约定的期限内收回本金和收益③中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公司不少于3家④外资跨国公司的境内成员公司不少于3家⑤中资跨国公司在境内的行使全球或区域（含中国）投资管理职能的成员公司，对境外借款成员公司投资总额不少于500万美元，且境外借款成员公司在最近一次境外投资联合年检中评级为二级以上⑥外资跨国公司提供放款资金的境内成员公司，上一年度外汇应收款占外汇总资产的比例低于所在行业外商投资企业上一年度的正常、平均水平；上一年度公司在银行结汇金额大于购汇金额，或购汇大于结汇的金额低于所在行业外商投资企业上一年度该金额的正常、平均水平；所有者权益不低于3000万美元，净资产与总资产之比不低于20％⑦已经批准从事境外放款的，已进行的上一笔境外放款已在约定的期限内收回本金和收益。
跨国公司拟从事外汇资金境外放款的，应在放款协议签订后，由提供放款资金的境内成员公司通过所在地外汇局，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交以下材料供审核：①申请书②放款人与境外借款人签订的放款协议，或者放款人、境外借款人与境内受托金融机构签订的放款协议；境外借款人将所拆借外汇资金进一步用于对境外成员公司的股票、债券、期权等投资运作的，还应当在放款协议中列明放款人对境外借款人的投资委托条款③放款人最近一年含外汇收支情况表的财务审计报告④放款人最近一期的验资报告⑤已进行的境外放款及其偿还情况的说明⑥中资跨国公司另须提供其境外成员公司的名单、各境外成员公司的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证书复印件，以及境外借款人最近一年的财务报表、与境外借款人直接相关的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报告书⑦外资跨国公司另须提供其境内成员公司的名单、各境内成员公司的外汇登记证复印件，以及其境外控股母公司出具的放款资金安全性保证函（保证境内放款人提供的该项境外放款及其进一步的投资运作能够足额回收本金）。
放款人所在地外汇局收到放款人提交的材料后，应于10个工作日内初审完毕并上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自收到上述完整的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经审查无误后向放款人作出该项境外放款的批复，并抄送放款人及参与放款企业所在地外汇局。放款人所在地外汇局及参与放款企业所在地外汇局以该批复文件为依据，分别向放款人及参与放款企业出具相应的批准开户、境内划转或境外付汇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
4、融资部分操作规程：
（1）企业境外上市：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上市前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①书面申请（企业基本情况及境外发股和上市的基本情况等）②境内股权持有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验原件，留复印件）③境内股权持有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验原件，留复印件）④中国证监会批准文件⑤初步招股说明书⑥资金调回的计划⑦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应当注意：①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单位境外发股和上市实行逐笔登记②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获证监会关于境外发股和上市的批准后30个工作日内办理上市前登记，填写《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表（上市前登记）》。
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上市后登记）（补登记）应提交下列材料：发行上市基本情况总结②《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表（发股后登记）》③正式招股说明书④支付境外上市费用有关的合同、及付款凭证等⑤无逃汇行为的书面承诺（境外上市费用的支付项目超出规定范围的、或境外上市费用超出募股收入15%的提供）⑥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77号文前（2002）经批准已上市的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办理补登记时除需提供以上3-6项材料外还应提供以下材料：①书面申请（企业基本情况及境外上市、募集外汇资金使用及调回的基本情况等）②境内股权持有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验原件，留复印件）③境内股权持有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验原件，留复印件）④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的批准文件。
应当注意：①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应在上市活动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办理上市后登记，填写《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表（发股后登记）》②77号文前经批准已上市的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填写《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表（补登记）》
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临时境外股票账户的开立、使用和注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开立和注销：①书面申请②《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表（发股后登记[补登记]）》③境外开户银行的书面承诺④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资金调回备案：①资金调回境内凭证②《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表（发股后登记）（补登记）》③开立境外账户的批准文件（77号文前经批准已上市的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提供）
应当注意：①境外临时股票账户开立后10个工作日内境外开户银行应将开立证明报外汇局②账户有效期满后境外开户银行应关闭账户并在关闭账户后1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账户使用情况及销户证明报外汇局③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所得资金调回境内后5个工作日内到汇局备案④临时境外股票账户使用期满后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应将账户余额调回境内，注销账户，并将有关账户使用情况报外汇局备案⑤77号文前经批准已上市的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其所得外汇资金按规定应调回境内还未调回的，应在办理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调回境内，注销账户，并将有关情况报外汇局备案。⑥外汇局应以正式批文形式核准开立临时境外股票账户⑦外汇局应将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有关资金调回情况填入《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表（上市后登记）（补登记）》⑧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的募股收入是分批调回境内的、或临时境外股票账户的使用期限超过1个月的外汇局应建立合账并汇总。会计
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募集外汇资金结汇的审批应提交下列材料：①书面申请②招股说明书③《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表（上市后登记）（补登记）》④股票减持应得资金的测算说明（涉及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减持上市公司股票提供）⑤资产（或权益）的转让合同（涉及境内股权持有单位通过上市公司出售资产或权益提供）⑥资金调回境内的凭证⑦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2）发行境外债券借款资格的审核应提交以下材料：①关于办理外债登记的申请报告，包括主承销商、主受托行和其他承销商的情况②有关债券发行市场、发行方式的情况，债券发行金额、币别、期限、利率及发行费用情况，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③与债务有关的汇率、利率风险管理措施④国家主管部门关于融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文件⑤外汇局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如发行可转换债券的，需提供主管部门关于转股的批复文件。
（3）外汇贷款：对外直接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非金融企业法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①最近3年连续盈利，有进出口业务许可，并属国家鼓励行业②具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③贸易型非金融企业法人的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15％非贸易型的非金融企业法人的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30％④借用国际商业贷款与对外担保余额之和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等值外汇的50％⑤外汇借款与外汇担保余额之和不超过其上年度的创汇额。
中资机构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借款资格的审核材料包括：①关于办理外债登记的申请②该借款项目已纳入国家外资计划的证明文件③借款合同（合同如为外文，除借款合同正本外，还应提供经债务人单位盖章的主要合同条款中文翻译件）④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的上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⑤如项目单位委托金融机构转贷，金融机构还需提供项目单位签署的借款委托书⑥外汇局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
境内机构向外汇局申请短贷指标，应当提交以下全部或者部分资料：①申请文件（包括资金需求、资信状况、资金用途等内容）②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的上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③信贷机构出具的贷款承诺意向书④上年度外汇收支情况⑤外汇局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三、主要依据的政策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2.《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
3.《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4.关于《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5.《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境内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的通知》
7.《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
8.《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9.《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简化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
10.《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清理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1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12.《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
1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取消部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行政审批后过渡政策措施的通知》
外汇投资论文篇5
我国外汇储备汇率风险现状
截止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实际上我国已经以94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榜首。
在我国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大约在60%-80%。在这样一种“美元独大”的币种结构下,美元汇率的变动成为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最主要汇率风险。从2002年到2004年,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已下跌了25%左右。由于美国严重的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局面短期内无法改善,很多国际专家认为美元贬值的局面目前仍难以扭转。美国经济学家罗高夫和奥伯斯特菲尔德认为,美国要消除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至少需要贬值20%-30%,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000亿-150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我国GDP的10%,如此之高的损失对于我国是很难承受的。如何有效地防范与管理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本文尝试通过在外汇储备管理中运用现资组合理论来化解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以1999年-2005年我国外汇市场的实际汇率为依据,进行均值-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进行不同储备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汇率风险。
防范汇率风险的投资组合实证研究
样本币种和样本指标选择
本文主要选取了美元、日元、欧元、英镑、澳元、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这七种主要的世界货币,研究的指标是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之间的实际外汇汇率。本文选择这七种货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根据投资组合理论,一个投资组合中选取的风险资产越多,投资组合的风险则越小。因此,在这里选择了七种世界主要货币进行投资组合,可以在提高投资收益的情况下,降低投资组合的汇率风险。第二,本文选择的七种货币是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比重的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七种货币之间的相互变动基本上能够反映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变动趋势。第三,所选择的货币也主要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选择这些国家货币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的效率和质量,完善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提高我国外汇管理水平。
本文选择的样本是七种货币在外汇交易市场实际的季度收盘价,选择的期间从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数据来源是中国工商银行外汇交易系统。选取季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第一,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不是以追求和赚取短期价格波动收益为目的,而是强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便更好的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不宜参与外汇市场的投机炒作,以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可以更好地反映汇率变化的长期趋势,为国家进行外汇储备的管理提供依据。第二,在选择数据时,更强调外汇汇率的最新变化,即欧元的启动。因此选择的起点是从1999年年底为起点,如果选择的数据时间过早,虽然可以反映汇率之间的长期变化特征,但不能很好地描述外汇市场的最新变化。同时,选择的时期过早也会降低投资组合对现实情况的指导作用,因为按照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是对投资组合起点的反映,而不是对投资组合终点的反映。第三,本文选择季度数据而不是年度数据,一方面是因为年度数据量过小,不能反映出外汇汇率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外汇市场的波动增大,年度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外汇汇率变动的真正趋势。此外,年度数据时效性较差,国家根据年度数据进行外汇储备的阶段性调整,容易跟不上外汇市场变化的趋势而增加调整风险。
汇率风险防范的投资组合分析
计算平均收益本文在计算外汇收益率时,采用的是连续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即:ri=ln(Pt/Pt-1),存款投资风险我们用标准差来表示。通过对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可得以下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计算不同货币的收益时加入了不同货币的存款收益,存款收益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外汇存款利率表中三个月的存款利率。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币种的存款收益对不同币种的总收益影响较大,同时也基于投资组合可以进行季度调整的考虑,如果进行调整可以获得适当的存款收益,如果不进行调整则可以进行自动转存而收益不变。
第二,外汇收益风险情况基本上反映了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美国经济长期低迷,经济增长缓慢,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开始下降,美元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现象,美元的平均收益率降低,仅为-0.3809%,欧洲经济出现全面复苏,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投资者对欧元、英镑和瑞郎的信心逐渐增强,导致这三种货币的汇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平均收益均比较高。此外,澳元和加元也表现良好,平均收益较高,其中澳元的收益是所有币种中最高的,达到了1.2681%。
第三,外汇市场汇率波动幅度增大,市场风险增加。虽然澳元的平均收益最高,但其汇率风险也最大,其平均收益的标准差最高为6.4472%。同时,近段时间,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趋势,美元的汇率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导致美元收益一定程度的上涨,这也说明外汇市场汇率波动更加频繁,需要及时关注和防范,通过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的调整来规避风险。
第四,从整体上看,英镑和加元成为良好的避险货币。英镑和加元的平均收益都比较高,而其风险水平相对较低,季均标准差分别为3.6795%和3.6913%,是所有七种货币中最低的两种货币,这也反映出这两国的经济比较平稳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少,其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好。
第五,单一投资美元汇率风险巨大,需要进行投资组合化解汇率风险。通过投资组合可以防范非系统风险而不能化解系统风险,因为外汇市场不存在系统风险,所以通过不同币种的投资组合可以分散资产的非系统风险,从理论上讲只要组合中包括所有的币种就可以完全化解非系统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非系统风险只存在于少数几种主要储备货币上,因此通过适当的投资组合是可以化解单一币种的汇率风险。
计算协方差矩阵协方差是度量两种资产收益之间线性关联程度的统计指标,正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同向变动;负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反向变动。本文根据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四种货币的协方差矩阵(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
第一,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存在负相关。这是由计算公式所决定的,因为美元的升值(贬值)则意味着其他货币的贬值(升值),美元与欧元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99,与加元的相关程度最低,相关系数为-0.58。美元与欧洲区的三种货币相关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和-0.87。
第二,其他六种货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欧元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程度较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95和0.82,这也反映了三种欧洲货币的一致性,也反映出欧洲经济发展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第三,按照投资组合理论,在风险资产中加入与资产负相关的资产可以降低组合的风险,其中负相关越大,降低风险的程度越高。因此,在美元资产中加入上述六种货币的资产都会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而其中应该加大欧元在组合中的投资比例。
计算有卖空限制下的投资组合有效前沿根据投资组合理论的均值-方差模型计算出七种货币进行组合的有效前沿(见图1),从图1中可以得出:
第一,通过进行不同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外汇市场中存在的汇率风险。如果不进行投资组合而单一的持有美元,则平均收益将为-0.3809%,投资风险为4.7046%,通过进行投资组合后,在相同投资风险4.7046%的情况下,平均收益将达到1.1737%,远远高于单一持有美元的投资收益。
第二,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日元在组合中的比例极低,在风险为0.2044%和收益为0.3983%前,日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这说明日元在投资组合中,在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的作用有限。这与日元投资收益低风险有一定的关系,日元的平均收益为-0.3618%,投资风险为4.9854%。
第三,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欧元在组合中的比例很低,在风险为0.3067%和收益为0.4409%前,欧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欧元与美元的负相关系数最高几乎是完全负相关,应该能够充分的分散风险和提高收益,原因主要是欧元的风险程度比较高,其风险为5.6370%,仅次于澳元,导致了欧元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较低,而与其风险和收益相近的瑞郎在投资组合比例中则较高。
第四,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要想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并能承受较高的投资风险时,组合中所需的澳元投资比重则较高,而当要求的投资收益和风险较低时,则组合中的澳元的投资比重为0,即当投资收益和风险低于1.0754%和3.2378%时,投资比重为0,这与澳元投资收益高和风险高相关,澳元的投资收益和风险分别为1.2681%和6.4472%,是组合中投资收益和风险最高的一种货币。
第五,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英镑和加元在组合中的比例一直较高,成为投资组合中主要的货币。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货币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合理,在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投资组合的收益。
外汇投资论文篇6
一般认为汇率对fdi的影响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汇率水平的变动(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二是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汇率的稳定性)。汇率变动的这两个层面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两个层面的汇率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
有关第一个问题,cushman（1985) 考虑了一个两期的动态模型。模型不仅考虑了汇率的水平而且考虑了预期汇率波动的影响。通过分析生产地和销售地不同的四个对外直接投资模型,cushman推断预期母国货币升值将会降低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投资对象国本地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沉淀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cushman的理论被称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理论。邢予青(2003)以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背景分析了汇率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从1981—2000年日本在中国9个制造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日元对人民币的双边真实汇率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
对于汇率波动幅度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一般认为:汇率波动越剧烈,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因此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对风险回避型投资主体是不利的。早期的wilhborg（1978)认为汇率的波动程度等价于投资者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汇率频繁或剧烈地波动对于风险厌恶的对外直接投资者往往具有负面效应。campa(1993)等学者采用期权定价模型得出汇率的频繁波动带来了很高的不确定性,汇率变动得越剧烈,就越需要更高水平的汇率来诱使企业执行fdi决策。汇率的频繁波动使得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多地考虑投资的不可逆性。换句话说,大的汇率波动将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风险,而风险增大时投资者将要求更高的投资溢价以抵消可能出现的损失,于是放弃部分项目。
2 实证分析
2.1 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所选变量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的是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1。
在adf单位根检验的过程中,分别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di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量exr进行水平和一阶差分的检验,临界值取的是5％的显着性水平,从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两个变量在水平序列上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上都是平稳的,即两个变量都是?i(1)。
2.2 协整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exr和odi都是一阶单整,因此有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了johansen极大似然法对时间序列exr和odi进行协整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确定var模型滞后的阶数。如果滞后阶数太小,则误差项的自相关会很严重,但滞后阶数也不宜过大,滞后阶数过大会导致自由度的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按照最小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当r=0时,似然率统计量的值是20.05,大于显着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15.41,表明应拒绝零假设,接受r=1的被择假设。而在假设r=1时,似然率的统计量是3.03,小于显着性水平是5％的临界值3.76,因而接受r=1的假设。也就是汇率时间序列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估计得出的协整关系对应的方程是：
方程下面括号内的数是对应的t统计量。由此可以看出,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民币的汇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因为本文的人民币的汇率采用的人民币对美元的直接表示方法,因此exr和odi的负相关表达的是当人民币升值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相应增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就会相应变动34.06个百分点。
2.3 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从表3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p值分别是0.0048和0.00098,说明变量lnodi对lnexr在1％显着性水
平上都是具有明显先导作用,即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我国汇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同理lnexr对于lnodi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也说明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同样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变化的granger原因。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两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和人民币的汇率exr本身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的关系(这里人民币的汇率的表示方法是直接表示法),人民币汇率每变动34.0586个百分点,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变动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日元升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币的逐渐升值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人民币的汇率的ganger原因,同时人民币的汇率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granger原因。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又是一种必然,这样就会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企业也应该抓住这种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的跨越式的发展。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人民币的汇率也具有先导作用。现阶段,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缓解我国来自这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利于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邢予青.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文汇，2003(8)：12-20.
［2］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问题，2008（3）：5-12.
［3］夏坤，陈巍巍.对外直接投资和汇率关系的理论分析［j］.时代经贸，2008（7）：3-18.
外汇投资论文篇7
一、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方法
由于前提假设汇率、外汇储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单一方程又不能完整地描述这种关系，故而本研究拟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从实证研究角度分析汇率、外汇储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相互依赖的双向因果关系。VAR模型的优势就是用来估计联合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根据由Johansen(1995)提出的估计方法，如果VAR模型的内生变量都含有单位根，当这些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时则该模型系统可以改写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VEC)。
本文的实证模型中定义内生变量序列为：r=(FER，FDI，ER)。其中，FER为外汇储备量，FDI表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ER为名义汇率。
（二）选取变量、数据来源
因为要分析汇率、外汇储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故分别选取我国外汇储备量、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中间价、对外直接投资额来代表三个变量。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选取1990至2001年摘自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2至2009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名义汇率选取的是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汇率中间价的平均值，外汇储备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
（三）三者之间的协整分析
1、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为了研究的方便，对这些时序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后，得到的变量分别记为：lnFER，lnFDI，lnER。做ADF单位根检验，变量分别为lnFER、ΔlnFER、lnFDI、ΔlnFDI、lnER、ΔlnER，ADF值分别为-0.760、-4.531、-0.691、-5.229、-1.061、-3.154，在5%上值都为-3.0000，其结论分别为不稳定、稳定、不稳定、稳定、不稳定、稳定。
由此得出，FER、FDI、ER的原对数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存在单位根，即都是非平稳的。而经过差分后，三个序列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平稳性检验。
2、Johansen协整检验
要建立经济变量的关系模型，还要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协整(Co-integration)方法是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有力工具。以下用Johansen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FER，FDI，ER进行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得出变量lnFER，lnFDI，lnER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并且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基于5%水平临界值只有1个协整关系。
由于三组变量FER，FDI，ER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包含一个协整方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并且得出相应的协整关系式。
估计出的三变量的协整（长期）关系为：
ER=765.0527-0.1645FER+0.4927FDI
根据回归结果得出，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量都会是汇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外汇储备的降低都会增加汇率数值(人民币贬值)。
3、三者的动态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的结果反映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汇率、外汇储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三者之间又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模式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因此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利用该模型进行三因素的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做格兰杰（Granger）短期因果关系检验，当关系为lnFER与lnER时，原假设分别为lnFER不是lnER的Granger的原因、LnER不是lnFER的Granger的原因，F统计量分别为1.157、1.183，概率值分别为0.006、0.361，结论分别为拒绝Ho、接受Ho；当关系为LnFDI与lnER时，原假设分别为LnFDI不是lnER的Granger的原因、lnER不是lnFDI的Granger的原因，F统计量分别为7.481、0.585，概率值分别为0.018、0.582，结论分别为拒绝Ho、接受Ho；当关系为LnFDI与lnFER时，原假设分别为LnFDI不是lnFER的Granger的原因、LnFER不是lnFDI的Granger的原因，F统计量分别为1.713、1.374，概率值分别为0.248、0.313，结论分别为接受Ho、接受Ho。
以上为格兰杰（Granger）短期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由上述可以看出，在以上因果关系分析中，只有外汇储备对于人民币汇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汇率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二、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基于前述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从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外汇储备变化的内生变量。长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减少和人民币的升值都能起到减缓外汇储备增加的作用。
（2）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储备都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外生变量。不能够显著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二）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放宽对资本账户的限制。
第二，增加新措施促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第三，建立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与外汇管理体制，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金融工具。
第四，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立法进程。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刚刚起步，急需国家立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规范，保证外汇储备的有效利用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五，明确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职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离不开母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我国政府应明确自身的任务，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对外应加强与各国的外交活动，签订投资协议，维护我国企业在国外的资产，为其提供有效的支持和保护；在内应放松管制，简化审批，而不是用加强管制的方法防止资本外逃。政府应放宽投资购汇管理政策，减少干预，对于企业的自身投资活动，由其根据自身利益进行管理运作，往往比政府的严格管理更有效率。
参考文献
外汇投资论文篇8
一般认为汇率对FDI的影响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汇率水平的变动(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二是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汇率的稳定性)。汇率变动的这两个层面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两个层面的汇率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
有关第一个问题，Cushman（1985) 考虑了一个两期的动态模型。模型不仅考虑了汇率的水平而且考虑了预期汇率波动的影响。通过分析生产地和销售地不同的四个对外直接投资模型，Cushman推断预期母国货币升值将会降低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投资对象国本地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沉淀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Cushman的理论被称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理论。邢予青(2003)以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背景分析了汇率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从1981—2000年日本在中国9个制造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日元对人民币的双边真实汇率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
对于汇率波动幅度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一般认为:汇率波动越剧烈，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因此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对风险回避型投资主体是不利的。早期的Wilhborg（1978)认为汇率的波动程度等价于投资者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汇率频繁或剧烈地波动对于风险厌恶的对外直接投资者往往具有负面效应。Campa(1993)等学者采用期权定价模型得出汇率的频繁波动带来了很高的不确定性，汇率变动得越剧烈，就越需要更高水平的汇率来诱使企业执行FDI决策。汇率的频繁波动使得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多地考虑投资的不可逆性。换句话说，大的汇率波动将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风险，而风险增大时投资者将要求更高的投资溢价以抵消可能出现的损失，于是放弃部分项目。
2 实证分析
2.1 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所选变量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的是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1。
在ADF单位根检验的过程中，分别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DI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量EXR进行水平和一阶差分的检验，临界值取的是5％的显着性水平，从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两个变量在水平序列上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上都是平稳的，即两个变量都是I(1)。
2.2 协整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EXR和ODI都是一阶单整，因此有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了Johansen极大似然法对时间序列EXR和ODI进行协整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确定VaR模型滞后的阶数。如果滞后阶数太小，则误差项的自相关会很严重，但滞后阶数也不宜过大，滞后阶数过大会导致自由度的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按照最小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当r=0时，似然率统计量的值是20.05，大于显着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15.41，表明应拒绝零假设，接受r=1的被择假设。而在假设r=1时，似然率的统计量是3.03，小于显着性水平是5％的临界值3.76，因而接受r=1的假设。也就是汇率时间序列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估计得出的协整关系对应的方程是：
方程下面括号内的数是对应的t统计量。由此可以看出，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民币的汇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因为本文的人民币的汇率采用的人民币对美元的直接表示方法，因此EXR和ODI的负相关表达的是当人民币升值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相应增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就会相应变动34.06个百分点。
2.3 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从表3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P值分别是0.0048和0.00098，说明变量lnODI对lnEXR在1％显着性水平上都是具有明显先导作用，即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我国汇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同理lnEXR对于lnODI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也说明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同样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变化的Granger原因。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两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和人民币的汇率EXR本身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的关系(这里人民币的汇率的表示方法是直接表示法)，人民币汇率每变动34.0586个百分点，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变动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日元升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币的逐渐升值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人民币的汇率的Ganger原因，同时人民币的汇率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Granger原因。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又是一种必然，这样就会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企业也应该抓住这种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的跨越式的发展。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人民币的汇率也具有先导作用。现阶段，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缓解我国来自这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利于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邢予青.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文汇，2003(8)：12-20.
［2］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问题，2008（3）：5-12.
外汇投资论文篇9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低迷、萧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与一些发达国家情况正好相反的是，
（二）内因
1.实际有效汇率。据imf估算,2002年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下降了6%,而根据胡祖六(2003)的测算,从2002年2月美元从其汇率的最高点贬值到2003年6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下降了11%。自1994年
2.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汇率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购买力平价(ppp),指一定时期内两种货币的汇率是由两种货币在本国国内所能购买的商品与劳务的数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交换,实质上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购买力的交换,长期均衡汇率是由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对比决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
外汇投资论文篇10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论文下载。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 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 发达国家研发企业随汇率冲击预期幅度
调整生产决策(ωσ1+σlnω)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 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此时的决策阀值点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后置(外包),前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后置(一体化)。由于篇幅所限,相应图形表述省略。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着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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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投资论文篇11
二、中国外汇储备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中国外汇储备的现状
（1）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为顺应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要求，我国建立了多元化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依据来自于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路透社的报道，以及外汇储备余额的变动与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变动的相关关系推算，目前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70%左右，日元约为10%，欧元和英镑约为20%。
（2）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以美元为主，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的年度报告显示，近5年来，我国投资于美国证券的资产约占当期外汇储备总额的60%-70%。其中购买债券的资产占到总投资的95%以上，且以长期债券为主，短期债券投资不足8%；用于投资股权的外汇很少，只占投资总额的1%-3%，尽管该比例在上升，但与世界30%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二）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美元比例过高带来汇率风险。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在币种结构方面美元比例较高，储备资产的价值受美元价值变动的影响较大。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2006年6月15日跌破1：8整数大关后再于2008年4月10日跌破1：7。可见，我国外汇储备若不进行调整，一旦美元发生大幅贬值，我国必然会面临巨大的账面损失。
（2）期限错配带来流动性风险。如果仅以满足进口需求与短期偿债能力来衡量，我国外汇储备已经满足了流动性需求。但虑到较大的资本顺差，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仍然存在着期限错配问题。近几年来，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引入了大量国外短期资本投资。而我国投资于美国短期债券总额大大低于外国对我国间接投资，在这种错配的期限结构下，一旦出现资本外逃，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3）资产配置单一带来收益偏低。长期以来，我国半数以上的外汇储备是美元资产，并主要以长期债券形式持有。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我国投资于美国长期债券的金额为11290亿美元，占全部证券投资的94.76%。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外汇储备偏重于安全性高而收益率低的政府债券，对机构债和企业债投资不足。同时，我国投资于美国股权的年增长率不仅远远低于外汇储备总额的增长率，而且低于世界其他国家股权投资的平均水平，这种资产结构进一步降低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
三、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优化分析及对策
（一）币种选择的参考因素
各国在确定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时通常遵循三个原则：经济实力原则、币值稳定原则、交易匹配原则。还要及时了解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总体状况，包括该国的金融实力、货币供应量、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政治稳定程度等，并且要选择硬通货作为储备货币，以避免储备货币贬值的损失。
（二）币种结构优化方法
外汇储备金融资产结构的优化配置，应首先考虑世界经济形势，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后，高风险的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偏低。可对同一币种资产进行内部调整，加大对机构、企业债券和股票的投资，减少政府债券的持有比重，进而提高收益率降低储备资产损失。增加通货膨胀保值债券比重，避免通货膨胀损失。同时，外汇储备问题涉及政治智慧。
（三）我国外汇储备优化配置对策
（1）增加海外股权投资。通过海外股权投资我们可以优化外汇储备的资产组合，获得较高的回报率，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外汇储备缩水，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此外也可以通过海外股权投资，向在海外即将上市的中国优质企业投资获得收益。
（2）提高黄金储备比例。从市场风险和避免外汇储备损失的角度看，黄金的保值功能可以提高国家的金融安全性。根据IMF Annual Report 2008统计结果显示，黄金储备在全球国际储备中的份额仅为8%左右，其中82%的黄金储备由发达国家持有。受美元贬值，美元储备整体缩水以及美元债券收益率连续下降的影响，我国开始减少对美国政府债券的持有，黄金储备近2年增长明显。
（3）外汇储备非金融资产优化。非金融资产是发展性储备的主要形式。首先，考虑设立专项外汇资金，满足中国经济建设的资金需求，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现生产力。例如，设立进口外汇资金、公共建设资金、投资外汇资金等。其次，设立能源储备基金，保障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最后，加强中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包括适当投资国外房地产市场和各种实业产业等。加强对外国的直接投资不仅能够提高外汇储备的收益，降低储备持有成本，而且还可以提高中国企业的海外竞争力。
四、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规避汇率风险的角度，根据投资组合理论和外汇储备资产配置的原则，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论述了优化我国外汇储备资产配置的思路和方法。得出结论：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和比例需要进行调整；适当改变外汇储备资产持有形式；拓宽外汇储备用途；增持黄金储备，以完善我国国际储备结构。
参考文献：
外汇投资论文篇12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社会成本会更大。字串6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attack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Obstfeld、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捻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字串4
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这个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ofCurrrencyCriseswithSelf-Fulfilling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动态博奔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表现出其“多重均衡”性质。
外汇投资论文篇13
近几年人民币迅速升值,汇率已经成为热点话题。汇率是联结国内外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一条重要纽带,汇率的变动将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对外贸易乃至整个国际经济。国际直接投资(FDI)指由居住在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对居住在另一个经济体的企业进行管理控制的投资,它反映了一种投资者在某个外国的持久利益的长期关系。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就业等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深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将有助于调整和制定我国的引资政策,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一、文献综述
1、本币升值促进FDI
Cushman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对美国和五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水平进行分析,得出实际汇率的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效应。Campa(1993)认为一国货币越坚挺,进入该国市场未来收益的期望值就越高,也就会吸引越多的FDI流入。Benassy-Quere(2001)等指出如果投资者以东道国市场为目标,东道国的货币升值扩大了东道国的相对市场规模,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
2、本币贬值促进FDI
Froot和Stein(1991)的“相对财富假说”理论认为东道国货币贬值能够提高外国投资者相对财富,从而更有利于他们并购东道国国内的企业。Bruce和Blonigen(1997),Takatoshi和Peter(1997),Xing和Wan(2006)也得出类似结论。陈泓洲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相对贬值)能够带来财富效应和生产成本效应,促进FDI流入我国。张文、杨泽文(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汇率上升会增加FDI流入。黄志勇认为人民币汇率每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带来FDI增加3.25个百分点。崔远淼认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出口导向型FDI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可能减少FDI流入规模。
3、汇率水平与外商投资无影响关系
Hymer(1960)认为,在资本市场完全的情况下,汇率水平波动将不会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只是企业从其自身角度出发的一种战略考虑。Jeanneret(2005)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汇率波动有碍外商直接投资,但随着金融工具的发展,它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已经不再显著。龚秀国(2003)、陈帮能(2006)、荀青等人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没有多少关联性。
二、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吸收FDI的实际情况
2000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8.2781元人民币。2001年基本保持在1美元兑换8.2762至8.2786元人民币之间小幅波动,全年平均汇率为8.2770。2002年末为1美元兑8.2773元人民币。2003年起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人民币升值。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6年5月15日达到1美元兑7.9982元人民币。2007年1月11日人民币达到7.7977元。2007年5月21日央行宣布放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波幅,幅度从±0.3%扩大到±0.5%。2008年4月10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9920元,人民币升值进入了“6时代”。2008年5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次突破7.00,并于6月17日突破了6.90,人民币进入了6.8时代。
1979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之重要内容的利用外资工作开始起步。1979年9月中国签订了第一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协议,1980年5月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版图上诞生,这一切标志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式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一,萌芽阶段(1979—1984年),主要特征是外资来源以港澳台为主,投资规模也偏小。第二,初步投资阶段(1985—1991年),外资来源仍以港澳台为主,但已有欧美日公司来华投资。第三,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年)。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国内掀起了经济发展新高潮。以全球500强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自此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第四,稳定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外商对华投资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年来,中国每年新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都在三四万个左右,年均实际投资金额超过600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流入中国的FDI将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月均FDI流入估计维持在50—60亿美元左右,而且这一趋势可能延续至2010年。
三、人民币汇率对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和IMF网站。
建立模型:
LnFDI=c+?琢1lne+?琢2lnVOL+?琢3lnGDP+?琢4lnw+?琢5lnIM+
?琢6lnEX+?着
式中FDI代表我国实际外商投资额,c为常数,e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VOL为汇率波动幅度,GDP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w为我国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IM为进口额,EX为出口额,?琢i为系数,?着为随机扰动项。
协整关系反映了所研究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经济意义上讲,这种关系的存在可以通过其他变量的变化来影响另一变量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在1%(或5%)的临界值下,变量LnFDI与Lne存在协整关系,表明汇率变化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产生积极影响。人民币汇率每贬值1个百分点将带来FDI增加3.25个百分点。如果包含在VAR模型中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我们可以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EC)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此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特征,误差修正项的大小表明了从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
考察实际利用外资与汇率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上,P值大于0.05,就接受零假设,P值小于0.05,则拒绝零假设。由计量结果可知,Lne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影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流量水平。
四、结论
本文采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分析我国利用外资金额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研究了人民币汇率
对FDI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人民币的贬值将促进我国的FDI吸收。
【参考文献】
[1]Cushman,D.O.RealExchangeRateRisk,ExpectationsandtheLevelofDirectInvestment[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85,Vo.l67(2).
[2]Campa,J.M.EntrybyForeignFirmsintheUnitedStateunderExchangeRateUncertainty[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3,Vo.lLXXV.
